春秋或问卷四

译这是为了求得安稳地保有他们的君位。在春秋时期，那些篡位弑君的国君，只要诸侯将他们列入“防”的名单中，那么天子就不会去讨伐他们，诸侯也不会去责问他们。这就是郑庄公违背周天子意愿而将“防”地给予鲁国的原因，这也是鲁桓公因为得到了“防”地，从而顺势借机索取许田的原因。仅有“防”地还不够，接着又举行盟誓，那么关系就更为牢固了。通过这一举动，可以看出郑伯善于要挟鲁国，可以看出鲁桓公急于倚仗郑国，可以看出鲁国不再朝见周天子而放弃了作为朝见时住宿的封邑，可以看出郑国不尊奉周天子而夺取了天子所赐予的土地，可以看出弑君的贼人，诸侯不仅不加以讨伐，反而借此谋取利益，可以看出世道衰微、王道微弱，即使是罪大恶极的人，也往往能够安然保有君位而不再有所畏惧。

译秋季发生大水灾。

有人问：“《洪范》中的庶征与《春秋》中的灾异，道理是一样的。这一年发生大水，解说者认为这是桓公弑杀隐公，百姓痛惜悲伤的心情，既已积蓄，又专擅改变朝宿的城邑，阴气逆乱与怨气并发所致，这难道不符合《洪范》庶征的意思吗？”回答说：“这是汉代儒者的说法。但我所论述的《洪范》并非如此。《洪范》的类别有九种：五行、五事、八政、五纪、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这八类条理分明、品类排列，而必定把‘皇极’置于其中，为什么呢？因为皇极之道确立，那么五行就顺遂，五事就端正，八政就施行，五纪就协调，三德就完备，卜筮就灵验，庶征就顺从，五福就应验。皇极之道不确立，那么五行就违逆，五事就乖舛，八政就亏损，五纪就失序，三德就失去适宜，卜筮就失去道理，庶征就失去时机，福极就失去应验。大概是用一个（皇极）统摄八个，而八者的作用实际上都主宰于这一个（皇极）。那么解说《洪范》的人，也就是论述皇极是否建立罢了。皇极建立，那么伦理有序而肃、乂、哲、谋、圣得以实现，就有理由招致雨、旸、寒、燠、风适时。皇极不建立，那么伦理败坏而狂、僭、豫、急、蒙得以滋生，就有理由招致雨、旸、寒、燠、风失常。天与人之间的交感如同回声相应，在防范细微之处，谁能识别呢？如果一定说某件事得当就有某种吉兆应验，某件事失当就有某种凶兆应验，那就僵化而不通达了。《春秋》时期，灾异频繁出现，这都是阴浊之气肆意横行，阳明之气不被采用，而天与人之间相互感应，所以人的行为颠倒悖谬，有以感通天道之变；天的运行乖戾错乱，有以极尽人道之灾。而山崩川竭、日食地震等异象，水旱蝗虫等灾害，没有一天不出现，这就是圣人之所以伤痛的原因。难道是指某一件事就对应某一异象吗？所以这一年的大水，认为是阴气逆乱与怨气并发所致，可以；但具体指实某件事来对应，就拘泥了。所以曾认为，推明五行的运行，以关联五事的得失，从而阐明天人感应的道理，这是《洪范》的说法；依据《洪范》的说法而必定要推寻其导致的原因，这是汉代儒者的说法；历记一时的灾异而不书写其原因，以表明天变不可忽视，这是《春秋》所书写的；依据《春秋》所书写的而附会一时之事，这是何休等儒者的说法。”

宋督弑杀了他的国君与夷，以及他的大夫孔父。

有人问《春秋》中弑君而书写“及”字的有三处，这是称赞他们吗？还是谴责他们？回答说：《春秋》依据事实直书，而大义自然显现。它之所以书写“及”字，正是因为他们与国君共存亡罢了。《春秋》中弑君的人很多，因此一并杀害大夫的也不少，而唯独在孔父、仇牧、荀息处得以书写，这必定是与国君共存亡的人。书写“弑其君”而说“及”，不说“杀”，而沿用“弑”的文辞，如果不是能与国君共存亡的人，怎么能加上这样的评价呢？大概孔父不死，那么与夷就不可能被轻易弑杀；仇牧不死，那么捷就不可能被轻易弑杀；荀息不死，那么卓就不可能被轻易弑杀。既然弑杀了国君，而必定波及他们所忌惮的人，那么孔父、仇牧、荀息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依据《左传》，孔父是穆公所属，是殇公的人；荀息是献公所属，是他的儿子卓的人。孔父、荀息存在，那么殇公、子卓就与他们一起存在；孔父、荀息死亡，那么殇公、子卓就与他们一起死亡。殇公、子卓已经被弑杀，而孔父、荀息还活着，那么督、里克就不能保全了。仇牧的事情，虽然不必像孔父、荀息那样受命于先君，但根据《左传》考察，仇牧听说国君被弑，快步赶到，在门口相遇，手持剑而死。由此说来，那么仇牧活着而存在，那么万就不可能活着；仇牧死了，然后万才得以逃奔到陈国。这也是能与国君共存亡的人。这是称赞他们吗？还是谴责他们？学者观察而自然明白了。

滕子来朝见。

有人问：隐公十一年滕国曾经来朝见，书写侯的爵位，到这里不到两年却书写子爵。有人认为这是被当时的周王贬黜，有人认为这是处于丧期称子。然而如果当时的周王能贬黜诸侯，那么天王就能掌握权柄了，《春秋》难道还会作吗？如果确实处于丧期，那么整个春秋时期滕国都书写子爵，这在道理上不通。胡安国说朝见弑逆之人，所以《春秋》贬低他，可信吗？回答说：《春秋》依据事实直书，而善恶自然显现，难道会升降诸侯的爵次而扰乱名实吗？考察《春秋》有时称侯，有时称子，有时称伯，称呼不一，只有滕、薛、邾而已。三国都是小国，所以邾称公，是正当的；称伯、称侯、称子，都是降等。滕称侯，是正当的；称子，是降等。薛称侯，是正当的；称伯，是降等。大概春秋时期，诸侯放纵，朝会不常，小国的诸侯介于大国之间，而无法自存，迫于号召的命令，而不敢不听从，所以自我贬低而称子、称伯。大概是害怕以公侯的爵位来朝见，那么其贡礼必定沉重所以如此。就像晋、郑争夺继承权，子产说：“郑伯是男爵，却让他跟随公侯的贡礼，害怕供给不上。”正是这个意思。当时的小国既然以这种礼仪来朝见，当时的诸侯也以这种礼仪接受，当时的史官也以这种爵位书写，圣人何必增减呢？

在稷地会盟，促成宋国的动乱。

有人问《春秋》的法度，对于

译尊者的名讳是礼，却用“促成宋国的祸乱”来指称他，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成”的意思是平定。大概华督弑杀了国君，而公子冯即位，一国之中，难道没有不顺从华督所作所为的人吗？四国在稷地会盟，以平定宋国的祸乱，公子冯这才安于君位，华督于是辅佐宋公，这就是所谓的“平定宋国的祸乱”。查考《春秋》中关于会盟的记载，未曾说明其目的，只有这一年记载“促成宋国的祸乱”，以及襄公三十年诸侯的大夫在澶渊会盟，也记载了“宋国发生火灾”，所以特别说明了他们的目的，这是圣人的深意，不可不仔细考察。华督刚刚弑杀国君，如果四国明白孔子沐浴斋戒请求讨伐的意思，那么在稷地会盟以讨伐他是可以的；如今他们会盟，只是为了平定宋国国内的祸乱罢了，谁说弑君的贼子可以不讨伐，反而让宋国人去平定他呢？蔡般刚刚弑杀国君，如果诸侯的大夫明白邾定公断案的法度，那么在澶渊会盟以讨伐他是可以的；如今他们会盟，只是为了宋国发生火灾的缘故而谋划重新分配财物罢了，谁说弑君的贼子可以不讨伐，反而去顾虑那个失火的国家呢？稷地的会盟如果不记载“以促成宋国的祸乱”，就会让人怀疑是在谋划讨伐华督；澶渊的会盟如果不记载“宋国发生火灾的缘故”，就会让人怀疑是在谋划讨伐蔡国；因此圣人直接记载他们的目的，而后是非善恶的真相就彰明了。先记载“以平定宋国的祸乱”，就可以看出四国不能讨伐贼子的罪过了；接着记载“从宋国取来郜国的大鼎”，就可以看出四国接受贿赂的罪过了；又记载“把它放进太庙”，就更可以看出桓公同流合污、互相助长，极其骄横放肆的心意了。

译蔡侯、郑伯在邓地设防。

有人问邓地设防的原因，左氏认为是开始畏惧楚国，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左氏认为楚国最终灭亡了邓国，攻入蔡国，而后来郑国最终也为楚国服役，所以他的说法是这样。然而根据《春秋》经文来考察，从桓公以来，楚国扰乱华夏的事并未见于经文，何况在此之前呢？这是蔡国实际上跟随宋国攻打郑国，又跟随宋国攻打戴国，那么蔡国大概是宋国的同党。现在宋国和郑国已经和好，那么蔡国与郑国相通，按理是没有可疑之处的。然而此后五年，蔡、卫、陈三国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这又是假借公义来消除私怨罢了。难道不是郑国虽然向三国求和，而三国仇视郑国的心到这时还没有停止吗？那么通过记载在邓地设防这件事来探究其始末，诸侯关系的离合无常，也就可知了。

鲁桓公在唐地与戎人结盟，鲁桓公从唐地回国。

有人问：“国君出行，有时记载回国，有时不记载回国，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向宗庙报告回国就记载，不报告就不记载，这是史册的常规。史官有的就记载，史官缺漏的就不记载，这也是孔子修订《春秋》的原则。记载回国，并非圣人的新创。考察《尚书》，商汤战胜夏桀后，仲虺的诰辞必定说：‘王从夏地归来。’成王东征淮夷，于是平定奄国，而《多方》的诰命也说：‘王从奄地归来。’大概国君出入，是重大的事情，难道可以不记录吗？《春秋》记载回国，大概是沿袭鲁国史官的旧例，而明确记载其返回国都的日期罢了。那些不记载的，是史官缺漏所致。不然的话，鲁君出行，有一百七十二次，从文公以前，国君出行八十次，而记载回国的有十九次；从文公以后，国君出行九十二次，而记载回国的却有六十四次。凭借使臣往来的距离，相差不大，而记载回国的多少，相差竟然如此之大，为什么呢？那么这也是因为时代有久远和近近的差别罢了。所以国君出行，必定告祭宗庙，返回必定告祭，这是到这时才有的礼制。有人说记载回国的含义，有的记载其离开国家时间之久，有的记录其盟会、设防、侵伐的危险，有的彰显其结党作恶、依附奸邪的罪过，这则是追求过度了。如果其离开国家时间之久，那么通过记载回国就可以看出来，学者比较事件来观察，就知道了，未必是圣人记载回国的本意。

三年春天正月。

有人问：“桓公为什么没有记载‘王’？”回答说：“是缺文。”怎么知道是缺文呢？回答说：“《春秋》没有大事必定记载首月，首月必定记载‘王’，这是《春秋》的书法。而桓公则有十四年不记载‘王’，四季虽然没有大事，首季过去就记载，这是《春秋》的书法。而桓公则有七年不记载秋冬。我由此知道桓公的《春秋》在这里有很多缺文。孔子之前史官有缺文，孔子之后经文有缺文。孔子作《春秋》，传授给弟子，那么其中的删削，难道能没有脱漏的文字吗？”有人说：“桓公没有‘王’，不是缺文。是桓公没有‘王’。元年有‘王’，是开始治理桓公。二年又有‘王’，是再次治理桓公。到了三年，诸侯的丧事完毕了，这是入朝觐见、接受天王命令的时候，而天子的讨伐没有施加，所以从此以后不再记载‘王’，表明桓公不尊王，而天王失政。十年有‘王’，是数目的终结。十八年有‘王’，是桓公的终结。不记载秋冬，也不是缺文，表明天子的讨伐没有施加。古代赏赐在春夏，刑罚在秋冬，顺应天道。桓公以弟弟杀害哥哥，以臣子杀害君主，而天子的讨伐没有施加，这是有阳而无阴，岁功不能完成。所以四年不记载秋冬，是因为天王下聘，而天王不再讨伐。七年不记载秋冬，是因为谷、邓来朝，而天下的诸侯也没有可指望的了。所以特意不记载秋冬两季，以记录当时失刑的过失。持这种说法的人，不也可以吗？”回答说：“持这种说法的人，确实巧妙。然而根据经文考察，桓公、宣公都是篡弑的主子，也都未受天子的讨伐。宣公不曾没有‘王’，而唯独桓公没有‘王’，那么圣人用法为什么如此不同呢？何况《春秋》记载‘王’，本来是为了匡正天下不尊王的行为，难道因为桓公不尊王就自己去掉‘王’吗？当时以篡弑得国的诸侯，又不只是桓公一个，又为什么不去掉‘王’呢？如果经文确实因为桓公不尊王而不记载‘王’，那么应当始终如此，又为什么元年、二年、十年、末年各记载‘王’呢？如果像这种说法，那么圣人的书法顿时自行改变，又怎么能让学者一定知道他的意思呢？至于不记载秋冬，确实像这种说法，那么桓公十七年五月，《公羊传》不记载夏；昭公十年十二月，三家皆不记载冬；僖公二十八年冬有日而无月，不知又将作何解释呢？至于二年有‘王’，就认为是正与夷之卒；十年有‘王’，就认为是正终生之卒，那么固然不必辩论，就知道其谬误了。

齐侯、卫侯在蒲地互相命令。

有人问：“互相命令，《公羊传》认为接近正道，《谷梁传》认为接近古法。荀卿也说：‘《春秋》称赞互相命令。’那么是称赞它吗？”回答说：“优于结盟可以，称为正道则不可以。那么他们互相命令的原因是什么呢？”回答说：“当时，王室的恩泽逐渐微弱，霸主的图谋尚未兴起，诸侯强力，大概还没有能够互相称霸的，所以说只是互相命令罢了。齐、卫两国都是大国。召康公命令太公说：‘五侯九伯，你实际征伐他们。’而狄人逼迫驱逐黎侯，黎

译臣子也认为方伯、连率有职责护卫诸侯，那么齐国、卫国受周天子之命担任侯伯，由来已久了。当时齐僖公自认为只是小霸，而卫国也有围困郕国、入侵郑国的威势，所以在这里以侯伯的职责互相命令。从前石门之盟，是齐国与郑国互相结好，打算谋取霸业。接着瓦屋之盟，齐国于是开始有了胁迫诸侯的心思，然而未能胁迫成功。如今在蒲地互相约定，又是以侯伯的事务互相命令，也是打算谋取霸业。后来，又举行恶曹之盟，又是互相结好以增强势力。霸业的图谋从此逐渐增长了。那么两国互相命令，难道是五霸专权、擅自发号施令的开端吗？所以说：“比盟誓要好是可以的，称之为正道则不可以。”

译日食全食

有人问：“日食三十六次，记载‘既’（全食）的只有三次，分别是桓公三年、宣公八年、襄公二十四年，是这样吗？”以前的儒者对于桓公三年的日食解释说：“这是楚国灭掉谷国、邓国，僭越称王的应验。”对于宣公八年的日食解释说：“这是楚国围攻宋国，讨伐郑国，战胜晋国，中原各国争夺屈服，强大的楚国崛起的应验。”对于襄公二十四年的日食解释说：“这是楚国灭掉舒鸠国，齐国崔氏作乱，卫国孙喜弑杀国君的应验。”这种说法可信吗？回答说：“日食是阳气微弱所导致的。《春秋》以来，阴浊之气肆意横行，阳气光明不能竞争。阳代表君主、父亲、丈夫、君子、中原；阴代表臣子、儿子、妇女、小人、四方边远民族。所以凡是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妾妇凌驾于丈夫之上，小人战胜君子，边远民族欺凌中原，这些都是阳气微弱的事情。何必一定要说是指某件具体的事情作为应验呢？日食虽然有固定的规律，至于记载‘既’（全食），则是变化特别巨大的。这难道不是阳气微弱所导致的吗？如果像何休的说法，认为先发生日食，后发生事情作为应验，这种说法也太拘泥了。”

有年

有人问：“《春秋》只有桓公记载‘有年’，宣公记载‘大有年’，而其他国君不记载，为什么呢？难道其他国君都没有这样好的收成吗？”回答说：“不是的。记载‘有年’，说明在此之前没有好收成。因为高兴，所以记载下来。《春秋》出现一次蝗灾，一次蝝灾，一次螟灾，一次没有麦禾，一次没有麦苗，就记载下来。这是重视民事，那么记载‘有年’、‘大有年’，也是重视民事。有人说桓公、宣公不应该有好收成，他们有好收成是异常现象。《春秋》平常的事情不记载，只记载异常现象。那么记载‘有年’、‘大有年’，也是记载异常现象。这是追求过度了。桓公、宣公确实不应该有好收成，但是圣人难道喜欢天下没有好收成吗？然而从桓公、宣公时期的《春秋》来看，特别有两年记载‘有年’，那么其他年份的歉收，也可以知道了。天理不会错乱，确实如此！”

公狩于郎

有人问：《周礼》冬天称为狩，周的正月，就是夏历的十一月。朱熹认为四季打猎，应当使用每季的第一个月，正月打猎，不合时宜，是这样吗？回答说：“在郎地打猎，也是说它不合地点。古代搜狩，一定在封地内的空隙处，比如秦国的原圃，郑国的具囿，就是这样。孟子说：‘郊关之内有苑囿，方圆四十里，那么苑囿有固定的地方，应当在郊关之内。’郎不是国内的地方，而国君在那里打猎，就超过了郊关，不是苑囿固定的地方了。这和国君在棠地射鱼之类，都是因为地点偏远。所以《公羊传》认为是偏远，何休认为诸侯打猎不超过郊关，杜预认为不是国内的地方，他们的说法是对的。”

宰渠伯纠来聘

有人问：“宰渠伯纠”，有人把“渠”当作姓氏，“伯”当作爵位，“纠”当作名字；有人把“渠伯”当作爵位，应该遵从哪种说法？回答说：“渠”是他的姓氏，“伯纠”是他的表字，和“南季”是一样的。天子的大夫称表字。

甲戌己丑

有人问：“《左传》认为是两次赴告，《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是甲戌日出，己丑日得到消息，可信吗？”回答说：“不。甲戌下面应当另有文字，而是竹简脱落了。”

齐侯郑伯如纪

有人问：齐侯、郑伯到纪国干什么？回答说：“这是揭示纪侯大大离开自己国家的原因。齐国和郑国结党已久，到这时挟持郑伯到纪国，不是因为纪国强大而礼遇它以躲避祸患，也不是为了重申旧好以安抚百姓、安定国家。他们积存的心思和谋划由来已久。依仗武力乘人之危，阴险地窥伺别人的空隙，齐国和郑国的罪过难道能尽数惩罚吗？到了庄公元年就迁走了纪国的三个城邑，三年酅地并入齐国，四年纪侯就大大离开自己的国家了。所以《春秋》详细记载。纪国大概是和鲁国通婚的国家，所以来告鲁国，史官记载在简策上。孔子保留而没有删削，那么齐国灭纪的罪过和纪侯离开国家的原因都可以看到了。”

仍叔之子来聘

有人问：仍叔的儿子，有人认为没有任命，没有任命就是平民，平民不应当奉天子之命，可信吗？回答说：“这和武氏子是一样的。既然说是天王派他去的，哪有不是王官而派他去的呢？这也是为了表明他是世袭的官职。然而称为‘子’，那么一定是他年幼体弱。正当周朝衰微，小人得志，把朝廷的官爵当作自己的私产，援引亲信党羽，分占重要职位，所以即使是年幼的儿子，而且让他参与国家大事。记载说：‘武氏子，说仍叔的儿子’，那么当时大臣徇私情而用他们弱小的子弟参与国家大事，也可以知道了。那说‘武氏子’，是父亲死了儿子世袭官职的说法；这里说‘仍叔的儿子’，是父亲在世儿子做官的说法。来聘问不合道义，派仍叔的儿子，不合礼制。”

蔡卫陈从王伐郑

有人问：“跟随周王讨伐郑国的只有三个国家，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为了记录周王室重新振兴的契机，也是周王室逐渐衰落的征兆。自从隐公以来，天子不能命令诸侯很久了，诸侯不能奉行王命去讨伐诸侯也很久了。郑国因为是王的至亲而且靠近王室，不仅朝聘的礼节不在王廷实行，而且专断盟约擅自讨伐，夺取城邑交换田地，毫无顾忌。周王讨伐它，本来就是应该的。假如周王能号召诸侯，声讨罪行进行讨伐，当时的诸侯又都闻命全部聚集，竭尽全力尽忠，那么郑国的寤生虽然狡猾，他敢不畏惧服从吗？郑国服从

译于是周王室得以中兴。如今，周王想要讨伐郑国，跟随他的只有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难道真的是尊崇周王吗？蔡、卫、陈三国怨恨郑国已经很久了。隐公二年，郑国攻打卫国；四年，宋、卫、陈、蔡四国攻打郑国；十年，卫国和宋国侵入郑国，又联合蔡国攻入戴国，而郑国再次攻打这三国的军队并俘获了他们。桓公二年，陈国和郑国虽然在稷地会盟，蔡国和郑国虽然在邓地会盟，但都没有达成和解。卫国的嫌隙尚未消除，卫国的嫌隙未消除，那么陈、蔡两国的同盟就不会解散，而怨恨郑国的心思也就不会停止。如今上天对郑国的责罚加重，而这三国跟随周王，这也是借公义来成全他们的私愤罢了。三国并没有真心顺从周王的心意，郑庄公也有敢于对抗周王的意图。郑国不服从而导致战争，战争不胜而导致失败，周王的威令从此在天下更加行不通了。天下的事情再也无法有所作为了。所以东周之所以不能强盛，是郑庄公造成的。

译大雩

有人问记载“大雩”的意义，回答说：“《春秋》记载‘大雩’共有二十次，而这是第一次。左氏认为，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指的是巳月，苍龙星宿在黄昏时出现在东方，万物开始茂盛，等待雨水而生长壮大，所以举行求雨的祭祀。如果超过这个时节才举行，就加以记载。公羊传说：‘这是旱灾时的祭祀。’既然称为旱祭，就不局限于龙星出现的时候。总之，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本是常规的祭祀；因旱灾而举行雩祭，则是因为旱灾才举行的。经文里没有记载在巳月举行雩祭的，由此可知雩祭是旱灾时的祭祀，并不是指错过了时节。记载雩祭是为了显示旱灾。《周礼》说‘国家大旱，就由司巫率领巫师举行舞雩’，就是这个意思。公羊传称之为记录灾异，确实如此。然而圣人不仅仅为了记录灾异而记载。记载为‘大’，那么其僭越礼制就可想而知了。圣人对鲁国僭越礼制的行为，都不直接书写，一定要通过具体事件来显现。比如记载‘禘’，是因为在庄公时举行吉禘而记载；比如‘郊’，是因为占卜郊祭不吉，于是免除牺牲，郊祭的牛口受伤，改卜另一头牛，牛死了才不举行郊祭而记载。圣人的用意是很微妙的。

螽

有人问记载“螽”的意义，回答说：“《春秋》记载螽灾有十一次，是记录灾异。螽这种生物，常常因为旱灾而产生。记载雩祭、记载螽灾，都是因为旱灾。”

寔来

有人问“寔来”的意义，回答说：解说的人认为州公是王畿内的诸侯，却去朝见曹国，王臣没有外交，所以记载为‘而寔来’；于是认为这是缺漏的文字。把‘寔来’当作缺漏的文字是可以的，然而州公去曹国，怀疑与鲁国没有什么大的关联，就像齐侯、郑伯去纪国，那是记录鲁国的姻亲，后来在成纪防守，又来朝见，最后在黄地结盟，都是为了纪国，所以《春秋》详细记载纪国的事情而记录它。如果州公去曹国，那是外国互相访问不记载的惯例。记载它一定是因为与我国有关而记载，所以在正月记载‘寔来’，那么‘寔’就是州公的名字。不记载爵位，就知道他是失去国土的君主；不记载来朝，就知道他不再回国了。这种说法似乎稍微通顺一些。

大阅

有人问记载“大阅”的意义，回答说：“经文记载‘大阅’的，一次，记载‘大搜’的，三次，都是僭越礼制。”胡氏说：“大阅，是检阅车马。周代的制度，大司马在仲冬举行大阅，教导众人修习战法，唯独在三个农闲时节详细举行，是因为农闲的缘故。”《尚书》说‘八月不合时宜了’，用鼓的话，天子执路鼓，诸侯执贲鼓；用旗的话，天子载太常，诸侯载旂；用杀伐的话，天子降大绥，诸侯降小绥。它们的礼仪本来也不同。《春秋》记载‘大阅’是不合礼制的。

蔡人杀陈佗

有人问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陈佗在外淫乱而孔子不赞同，为什么呢？回答说：根据左氏传，陈侯鲍去世，陈佗杀了太子免而取代他，那么陈佗就是弑君篡位的贼人。然而经文没有明文记载，公羊传认为陈佗在外淫乱，谷梁传也认为陈佗在蔡国淫乱。有的人又认为陈佗是陈国人，而蔡国人杀了他，那么他一定是有罪而逃到蔡国的。我认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春秋》一定不会记载它。大概《春秋》记载他国的事，如果不是有关重大变故的就不记载，这大概是卫人杀州吁、齐人杀无知、楚人杀夏征舒的意义。然而陈佗的弑君篡位，《春秋》不记载，那是史官缺漏罢了。考察经文，诸侯虽然篡位弑君，如果超过一年，都称他们为成君。齐商人弑君，等到他被杀时称他为君；蔡般弑父，等到他被杀时称他为侯。陈佗已经超过一年了，却不称他为君，为什么呢？齐无知也超过一年却不称他为君。大概当时，一国的人还知道他是弑君篡位的贼人，别国的人也知道他是弑君篡位的贼人，所以都用讨伐贼人的言辞称他的名字。至于孔子修订经文，只是记录事实罢了。

子同生

有人问《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只有这一年记载“子同生”，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解说的人寻求说法而不可得的。有人说鲁惠公没有嫡子，隐公、桓公都是庶子，所以开启了桓公篡夺的祸患，现在桓公确实生了嫡子，因为欢喜而记载。有人说庄公、文公、成公、襄公都是嫡嗣，而唯独记载“子同生”，这是圣人用来端正周公的后代，而决断后世的疑惑。有人说这大概是为庄公去齐国纳币做铺垫。古代天子诸侯十五岁行冠礼，二十岁娶妻。庄公生于桓公六年，到即位二十二年才纳币，二十四年才去齐国迎娶女子，那时年龄已经超过三十七八岁了。大概文姜一定要从母家娶妻，所以超过时节、违背礼制到了这种地步。后来嫡嗣没有确立，弑君篡位相继发生，鲁国不能自保，这就是所谓现象在这里而意义在那里。总之这些说法都不对。国家最重要的器物，没有比嫡嗣更重要的。嫡嗣不正，祸乱就产生了。古代嫡子出生，一定要用礼仪来举荐，用来端正国家根本、维系人心期望，而断绝庶孽觊觎之心。这是大事，经文怎么能不记载？后世配嫡夺正的事情纷纷兴起，正是因为名分不正而嫡子招致祸乱罢了。那么世子出生而一定要记载，正是《春秋》的本意。然而君主如果不以世子出生的礼仪来举荐，那么史官也就不能记载了。史官不能记载，那么圣人也就不能记载了。所以说“记载子同生”，是因为以嫡子的礼仪来举荐他。至于他受制于文姜，一定要娶齐女而后娶妻，以至于超过时节、违背礼制，就可以由此来考察了。

纪侯来朝

有人问：“纪

译侯朝鲁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这是纪国无法自我保全，而依托鲁国以求自存。桓公篡位弑君，自身尚且自保不暇，怎么能庇护他人呢？昭公依附齐国，最终客死他乡；郑伯依附楚国，最终乞求结盟；纪侯依附鲁国，最终离开故国。这些都不是可以依托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