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十五　　　　宋　吕大圭　撰

译鲁宣公十一年春天，夺取了济水西岸的土地，“我夺取它”，这是曹国；这一年，齐国人夺取了济水西岸的土地，“齐国夺取它”，这是我国；成公二年，夺取了汶水北岸的土地，是因为鞌地之战，齐国把它归还给我。这就不用动用武力而夺取，容易啊。凡是说“取”的，都是不属于自己所有的意思。如果齐国人夺取济水西岸的土地，称为不属于自己所有，是适宜的；如果成公夺取济水西岸的土地、夺取汶水北岸的土地，都说“取”，为什么呢？大概曾经在那里失去过，而现在夺取回来，这也是不属于自己所有罢了。”

译楚庄王和郑国人侵犯陈国，接着又侵犯宋国。

有人问：“侵犯陈国、侵犯宋国，却记载‘楚子’，难道是给予楚庄王霸主的地位吗？”回答说：“《春秋》在盟会防御时记载‘楚子’，是从盂地之盟开始的；在征伐时记载‘楚子’，是从侵犯陈国开始的。以前，楚军驻扎在厥貉，曾经记载过‘楚子’，然而还没有对中原各国动武；接着讨伐麇国，也记载了‘楚子’，然而不过是对它的盟国动武罢了。到了侵犯陈国，接着侵犯宋国，那就是直接对中原各国动武了。凡是征伐而写出爵位的，都是承认其霸主地位的措辞。‘侵犯蔡国’‘讨伐楚国’，记载‘齐侯’，是承认齐侯为霸主；‘侵犯曹国’‘讨伐卫国’，记载‘晋侯’，是承认晋侯为霸主；‘侵犯陈国’‘侵犯宋国’，记载‘楚子’，是承认楚子为霸主。那么《春秋》本来就承认楚子为霸主吗？”回答说：“楚子既然能够成为霸主，《春秋》怎么能不承认他呢？然而圣人这样记载，其中含有庆幸的意思，也有哀伤的意思。记载‘齐侯’‘晋侯’，是欣喜中原各国还有霸主；记载‘楚子’，是哀伤中原各国没有霸主，而蛮夷荆楚得以掌握霸权。赞美和贬斥不忌讳使用相同的措辞，说的就是这个吧？然而在这个时候，楚子侵犯陈国，而赵盾也率领军队去救援陈国，又防备四国国君讨伐郑国，这说明晋国还有意与楚国争夺霸权。然而晋军是因为救援陈国而出动，而楚子侵犯宋国，晋国却不能与之争夺，其不能胜任霸业，也就可想而知了。”

宋国的华元与郑国的公子归生在大棘交战。宋军大败，华元被俘。

有人问：“记载大夫率领军队，记载交战，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记载交战，从来没有记载大夫率领军队而交战的，记载大夫率领军队，是从这里开始的。从此以后，交战都记载大夫。所以宋国的华元、郑国的公子归生、晋国的荀林父、卫国的孙良夫、鲁国的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晋国的赵鞅、郑国的罕达、齐国的国书，凡此都是大夫率领军队而交战的。交战中不记载大夫率领军队的，只有吴国。大夫势力的强大，可以知道了。然而《春秋》记载交战三十四次，只有晋国赵鞅、郑国罕达在铁地交战，以及这一年的大棘之战，都称率领军队的，是因为双方兵力相当。《春秋》记载被俘的有七次，只有齐国的国书以及这一年的宋国华元，记载大败的，是因为本人被俘而军队又战败。大夫生死都记载为被俘：郑国俘获宋国华元是活着的，吴国俘获陈国的夏齧，吴国俘获齐国的国书是死去的。大概无论是保全性命还是杀死，都是在被俘之后罢了。”

秦国军队讨伐晋国。

有人问秦国军队讨伐晋国的含义，回答说：“晋文公称霸，秦国有功劳；晋国霸业衰落，秦国有罪责。城濮之战，秦国跟随晋国以削弱楚国，所以晋国称霸而楚国衰落。自从文公十六年，秦国结党楚国以灭掉庸国，而秦国成为楚国的附庸。楚国正凌驾于中原各国之上，而秦国又兴师讨伐晋国，所以楚国称霸而晋国衰落。虽然如此，这并不是秦国的罪过。晋文公想要与楚国争夺霸权，必定要得到秦国才敢交战，这本来就是霸主的考虑。殽山函谷关的事件，晋襄公的谋略已经浅薄，而先轸等人见利乘便，从来没有长远的图谋。从此以后，互相报复，没有穷尽。楚国正窥伺中原各国，而两虎相斗，哪有空闲议论其他事情呢？楚庄王的雄强，是沟通秦国以排挤晋国，而秦国成为楚国的附庸了。驻扎在厥貉之后，楚国正有凌驾中原各国之心；新城同盟之后，诸侯正有畏惧楚国的志向。大概到了现在，郑国又背弃晋国而跟随楚国，结党楚国以侵犯陈国。晋国正与楚国争夺，那么沟通秦国以排挤楚国是可以的；否则搁置秦国而不问也是可以的。而赵盾的族子赵穿，却兴起侵犯崇地的谋略。赵盾并非发狂，为什么听任他呢？这是挑起与秦国的争端。宋国刚刚在郑国战败，而晋国又在秦国劳师动众，这不是自找的吗？”

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侵犯郑国。

有人问：“晋国侵犯郑国，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新城之盟，郑国已经跟随晋国，这等同于损害楚国。不久，郑国却跟随楚国以侵犯宋国。晋国因此，率领诸侯军队讨伐郑国。又不久，郑国公子归生在大棘交战，打败了宋国。晋国又因此，率领诸侯军队侵犯郑国。况且同一个郑国，以前为什么损害楚国而现在跟随它？以前为什么跟随晋国而现在背叛它呢？大概是从文公十七年讨伐宋国那一役开始的。诸侯跟随晋国，是认为晋国可以依靠。率领诸侯讨伐宋国，本意是要讨伐贼人。等到接受贿赂，却立了公子鲍，这反而是立贼人。郑国因此认为晋国不值得交往，而跟随楚国侵犯宋国，大概是对宋国有说辞。晋国于是庇护宋国讨伐郑国，郑国又派公子归生讨伐宋国，大概也是对宋国有说辞。晋国又结党宋国侵犯郑国，一次行动不合道义，盟国就背叛它，敌国就侮辱它。对方得以拿着借口，而我方疲于奔命，一次两次还没有停止。那么霸主的举动，难道可以轻率吗！”

晋国赵盾杀死了他的国君夷皋。

有人问杀死夷皋的是赵盾吗？是赵穿吗？回答说：欧阳修、胡安国已经辨析过了。欧阳修说：弑君是大恶，其罪不可赎，对人不可宽容，在法律上不可赦免。法律施加于人，即使小罪也必须谨慎，何况举大法而加之大恶呢？既然已经加之，又随即赦免，那就是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惧。《春秋》用法，不像这样轻易。三子说：《春秋》记载赵盾不讨伐贼人，所以加之大恶，而因为赵盾并非实际弑君，所以又在经文中显现，以表明赵盾

译赵盾没有罪过，这是随意给他加上罪名又随意赦免他罢了。认为赵盾没有弑君之心吗？怎么能轻易把大恶加在他身上？认为赵盾不讨伐贼人，情理上可责备因而应当加罪吗？那么他后来顽固地不曾讨伐贼人，既然不改正过错来自我赎罪，为什么突然赦免他，让他等同于无罪之人？这无论进退都不合理，这不是《春秋》的本意。赵穿弑君，是大恶。赵盾不讨伐贼人，不能为君主报仇，而在下属中失于刑罚，这两者的轻重比较显而易见。即使赵盾值得责备，但赵穿怎么能免罪呢？现在免除首恶之罪而称赵盾为善人，让无辜者承受大恶，这断定知道必然不是这样。如果说赵盾不讨伐贼人，有侥幸弑君之心，与亲自弑君相同，所以宁可放过赵穿而怪罪赵盾，这是迎合欺诈、滥用私情的官吏，矫饰激切的做法，不是孔子用王道治理人的方法。孔子担忧旧史是非错乱，善恶不明，所以修订《春秋》。即使旧史如此，他肯不纠正吗？由此可知其错误。那么夷皋是谁杀的？回答说：孔子所记载的赵盾就是。胡氏说：正卿是当国执政的大臣。国家事务没有比君主更尊贵的，君主被杀，不在他身上追究，又该责备谁呢？出逃而越过国境，是说离开国家而不回来，然后君臣的道义断绝；返回而讨伐贼人，是说报仇而不放弃，然后臣子的道义终结。不然就是赵盾假装出逃而实际上参与了这件事？假如没有参与这件事，却放纵贼人不讨伐，这是有今将弑君之心，而意图让赵穿完成弑君之事。恶没有比意图更惨烈的，现在以此罪名加给赵盾，赵盾即使想推辞而不接受，可以吗？

译春季，鲁国国君在正月上旬郊祭天地，用于郊祭的牛口部受伤，于是重新占卜选牛，新选的牛又死了，因此没有举行郊祭，但仍然举行了对山川的三望之祭。

有人问：“不举行郊祭符合礼制吗？”回答说：“之所以不举行郊祭，是因为郊祭的牛口部受伤，重新占卜选牛而牛又死了。如果不是这样，本来是会举行郊祭的。”胡氏说：“按照礼制，应为周天子服斩衰之丧，周人向鲁国通报丧事，史官已经记载但天子尚未安葬。在这种情况下，在郊外祭祀天帝，难道合乎时宜吗？难道认为不应因天子之事而废天子的丧礼吗？”

安葬周匡王。

有人问：“安葬天子不记载具体执行人，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记载天子崩逝并安葬的有四次：安葬周桓王、安葬周匡王，都不记载执行人；安葬周襄王，记载的是叔孙得臣；安葬周景王，记载的是叔鞅。”有人问：“桓王、匡王的安葬，都是鲁君亲自前往，然而通过与其他条文对比来看，安葬诸侯而派遣卿大夫去的，就详细记载，其他不记载执行人的，都可以说是鲁君亲自前往吗？”

郑国公子归生杀害了他的国君郑灵公夷。

有人问公子归生为何承担弑君之名？回答说：公子宋想弑君但不敢单独行动，先告诉公子归生，那么公子归生必然有制约其行动与否的权势。行动与否的权势在公子归生手中，他却轻易顺从他人，他作为首恶是适宜的。胡氏说：首谋弑逆的是公子宋，畏惧谗言而跟随他的是公子归生，却把公子归生当作首恶，为什么呢？回答说：公子归生与公子宋同为大夫，是地位尊贵的戚属之卿，共同执掌国政，可以不听从公子宋，这是第一点。曾经统领大军与宋国作战，俘获其元帅，已经掌握兵权，可以不听从公子宋，这是第二点。听到公子宋的逆谋，当时就能察觉，在事情发生前诛杀他，易如反掌。手握生杀大权，仗着大义来制约他人，使他人听命于自己，就像犬羊伏于虎前一样，有什么可畏惧他人的呢？是害怕被杀才跟随他吗？计谋不出于此，反而以畜养老人、畏惧杀戮，来比拟对待君父，公子归生的心意悖逆了。所以《春秋》将弑君的罪责归于他。

楚子攻打郑国。

有人问：“楚国侵犯郑国，称‘人’的有三次，称‘子’的有四次，为什么呢？”回答说：“称‘子’的，大概是其国君亲自率领军队；如果不是，就只称‘人’罢了。”

晋国赵盾、卫国孙免侵犯陈国。

有人问公羊氏说：“赵盾弑君，这里再次出现，谁是亲自弑君的人？是赵穿。”公羊氏的说法，大概是认为弑君的贼人不应该再出现在经文中，再次出现在经文中，是为了表明赵盾并非弑君。是这样吗？回答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查考《春秋》，弑君的贼人不再出现的，只有华督、郑归生、齐崔杼、陈乞这四个人罢了。其他如商人、世子般、宋万、晋里克、卫州吁，都再次出现在经文中。还有因讨伐贼人而再次出现在经文中的，州吁、无知就是这样。其他国家的臣子，只有奉命来到鲁国以及参与防地盟会、侵伐时才被记载，没有事情就不记载。赵盾之所以被记载，是因为他率领军队侵犯陈国。如果事情应当记载，难道因为他是弑君的贼人就不记载吗？如果事情不应当记载，难道因为他不是弑君者就强行记载吗？况且他身为弑君的贼人，却参与国事，再次出现在经文中，这恰好足以显示该国没有忠臣孝子，难道能说因为他不是弑君者才再次出现吗？

卫国国君派遣孙良夫来结盟。

有人问：“来结盟称‘使’，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记载‘来盟’的有五次：桓公十四年，郑伯派遣弟弟语；闵公二年，齐高子；文公十五年，宋国司马华孙；宣公七年，卫国孙良夫；襄公二十九年，莒子来盟，就是这些。其中称‘使’的有两次，凡是记载‘来盟’，是从鲁国方面记录的。称‘使’，则是事先约定的言辞。大概曾经有过约定的言辞，又派遣其大夫来结盟，是为了巩固盟约。这年冬天，在防地结盟，而鲁君跟随前往，就可以知道了。查考《左传》，晋国人阻止鲁君前往，那么孙良夫来结盟，是因为鲁国有疑心而不信任吗？卫国已经来结盟，却又被阻止，由此可知结盟并非《春秋》所推崇的。”

辛巳日，在太庙举行祭祀。仲遂死在垂地。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入，去掉籥乐。

有人问：“万舞进入去掉籥乐，符合礼制吗？”回答说：“仲遂的罪过，宣公应当追究并纠正。不能纠正他的罪过，那么君臣之间的恩义就没有断绝。知道这样做不对，却仍然举行绎祭，就是错误的。”石氏说：“礼制有轻重、先后、大小之分，治国者应当考虑其是否相称。以祭祀来看绎祭，那么祭祀为重而绎祭为轻；以绎祭来看卿佐的丧事，那么绎祭为轻而卿佐的丧事为重。昭公十五年，在武宫举行祭祀，籥乐进入，叔弓去世，去掉音乐，完成祭祀。因为大夫去世而去掉祭祀音乐，这是用轻废重。在太庙举行祭祀，仲遂死在垂地，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因为卿佐的丧事而仍然举行绎祭，这是忽视重事而行轻事。宣公行轻事，昭公废重事，《春秋》讥讽他们是一样的。孔子记载‘在太庙举行祭祀’‘在武宫举行祭祀’，都在两位臣子去世之前；至于称‘万舞进入去掉籥乐’‘去掉音乐完成祭祀’，在叔弓、仲遂去世之后，明确表明仍然举行绎祭、去掉音乐是不恰当的。”

晋侯黑臀死在扈地。

有人问：“诸侯死在国内，不记载地点，这里记载地点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死在国都之外，就记载地点。身着甲胄而死，就记载死在军中。像曹伯负刍修好玉帛之礼而死，就记载死在防地。像许男成死在境外，就记载许男成死在楚国，吴子遏死在巢地。死在封疆之内，就像郑伯

译鬻顽在鄵地去世，宋公佐在曲棘去世。只有许男新臣在军中去世而没有记载地点，大概是因为许男已经参加了次陉的军队，而下面的文字没有不同的说法，那么他就是在次陉军中去世的，这是很明显的。所以虽然没有记载地点，但其含义自然显现。

译卫侯郑去世。

有人问：“晋成公为什么不举行葬礼？卫成公为什么不举行葬礼？”回答说：“是因为鲁国没有参加盟会。”胡氏说：“卫国侍奉晋国非常谨慎，而鲁宣公却特别亲近齐国，卫国想要为晋国招致鲁国，所以谋划在黒壤举行盟会，并特意派遣孙良夫前来结盟以定下此事。等到在黒壤盟会时，晋国人扣留了卫成公作为人质，后来才免祸。因此在扈地举行的盟会，都是以前的诸侯参加，唯独鲁国没有去。两国接连发生丧事，也都未能参加盟会。这就是所说的没有实际盟会之事，却省略了记载盟会之文的缘故。”

陈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泄冶。

有人问：“泄冶因进谏而死，经文记载他的名字，是为什么呢？”回答说：“石氏说：‘记载国家杀死大夫，都是指杀死无罪之人的措辞。’考察‘国家杀死他’这种文辞，那么泄冶无罪就显而易见了。何必等到泄冶不被称名呢？陈宣公君臣在朝廷上淫乱，泄冶进谏而死。《左传》引用《诗经》来归罪于他，这不是孔子的言论。后来的儒者附和这种说法。有人说：‘羡慕匹夫的刚直而死，却毫无益处。’有人说：‘身处淫乱的国家，进谏不能实行。’如果听从这两种说法，那就是忠义不可为、道义不可守了。那还怎么担任近臣呢？这是《谷梁传》的说法接近正道。大夫被杀，无论有罪无罪都记载名字。”

齐国人归还给我们济西的土地。

有人问：“夺取土地不称‘我’，而归还土地称‘我’，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夺取土地不称‘我’，是因为宣公即位名不正，想要贿赂齐国以求得盟会，所以不称‘我’，以显示国内没有吝惜土地的意思。而在归还土地时，则是因为国君连年前往齐国，情谊已经深厚，对外有邻国的礼节，对内有联姻的缘故，鲁国也想得到，而齐国归还了它，所以称‘我’，以显示国内有想要得到的意思。”师说：“经文中凡是说归还城邑的有三处：定公十年，齐国人来归还郓、讙、龟阴的土地；哀公八年，齐国人归还讙及阐，以及归还给我们济西的土地，就是这三处。然而有的说‘来’，有的不说‘来’。说‘来’的，不是鲁国所求取的，而是齐国自行归还的。为什么呢？夹谷的盟会，齐侯因无礼而自我屈服，因此归还土地以谢罪，并非鲁国求取的。至于济西的土地，则是国君连年朝见齐国，又与齐国联姻，又帮助齐国讨伐莱国，所以借此求取，而齐国归还了它。讙和阐的情况也是如此。起初，因为国君进入邾国的缘故，齐国夺取了这些土地；后来归还了邾子益，而与齐国讲和，于是请求归还所夺取的城邑，所以齐国因此归还了它们。那么说‘来’的，是无所吝惜的措辞；不说‘来’的，是有所吝惜的措辞。无所吝惜，是其所愿；有所吝惜，则是出于不得已。”

楚国人杀死了陈国的夏征舒，楚子进入陈国，把公孙宁、仪行父安置在陈国。

有人问：“楚庄王杀死陈国的夏征舒，不是霸主征讨吗？”回答说：“胡氏说：‘杀死夏征舒，讨伐他的贼臣，是义；进入陈国夺取其国，是贪。舜和跖相差很远，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善与利罢了。’楚庄王以义讨伐贼臣，勇于为善，是舜一类的人；以贪夺取国家，急于求利，是跖一类的人。为善为恶，仅仅在于一念须臾之间，而书法如此，所以《春秋》是洞察人心的重要典籍，不可不仔细考察。”有人说：“圣人看重改过，楚国虽然灭掉陈国，但能听从申叔时的建议而重新封立陈国，可以说是能改过了，仍然记载‘入陈’来贬斥他，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楚庄王意在灭掉陈国，虽然重新封立陈国，但先前取走一人带回，称为夏州，而又安置其乱臣，这是控制别人的上下，使他们不能遵循君臣之道。”晋国人带着礼物到郑国，询问驷乞即位的事，所以子产回答说：“如果我国君的二三臣子，而晋国大夫专断他们的职位，那是晋国的边邑，哪里还成什么国家呢？”推辞客人的礼物而回复使者，晋国人便罢休了。“其他国家是不应当干预的，而一定要安置其乱臣，存亡兴灭，难道是这样的吗？”

楚子包围郑国。荀林父率领军队与楚子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

有人问邲之战说：“这一战，是晋楚两国胜负的决定。在此之前，晋国与楚国争夺陈国，楚国和郑国侵犯陈国，晋国就救援陈国；陈国归附楚国，晋国就联合卫国侵犯陈国。陈国与晋国讲和，楚国就讨伐陈国。扈地的盟会，陈国没有到，晋国的荀林父就讨伐陈国。陈国还没有完全归附楚国。等到夏征舒弑杀其君时，晋国的君臣竟不能为陈国谋划。陈国于是归附楚国，举行辰陵之盟，晋国正忙于在攒函抵御狄人，而不谋划诸侯的危难。楚国作为南方服属的强国，能够执掌讨伐贼臣的权力，而灭陈封陈，都在其掌握之中。于是陈国为楚国所有，而晋国怎么能拥有它呢？”在此之前，晋国与楚国争夺郑国，郑国归附楚国侵犯宋国，晋国就讨伐郑国；晋国和宋国又讨伐郑国，郑国就接受楚国的命令来抵抗。郑国归附晋国，楚国就侵犯郑国，又讨伐郑国。黒壤的盟会，扈地的盟会，郑国在晋国的势力范围内，楚子就两次讨伐郑国。郑国不堪受楚国屡次讨伐，于是归附楚国举行辰陵之盟。然而其内心原本说：“与其来者可以。”是其心还没有完全归附楚国。所以又向晋国求取事奉的机会。楚子包围郑国，是为了争夺郑国。晋国既然不能拥有陈国了，那么邲地这一战，本是战胜楚国，获得郑伯及诸侯支持的一次决战。自从晋军大败，楚国得以讨伐宋国，横行于中原而没有人能制约它了。考察《左传》，则是晋军中军尚未列阵，而楚军战车奔驰、士卒奔跑，以冲击晋军，

译因此晋军大败罢了。然而根据《春秋》经文考察，可知当时是列阵作战。查考《左传》，邲之战时，六卿都在，大夫、司马等官职也都齐备。不想劳役百姓的，是三位统帅。违抗命令渡河增兵的，是先縠。却只记载荀林父，为什么呢？胡安国说：“古代将领持斧钺临阵指挥，在境外拥有专断之权，即使是君主的命令有时也不接受，何况他的下属呢？”栾书救援郑国时，军中想要作战的统帅有八人，武子于是撤军，众人不敢阻止；攻打偪阳时，荀罃、士偃两位将领都请求撤军，荀防下令说：“七天内攻不下，一定取它。”于是攻下了偪阳。荀林父既然知道来不及救援郑国，已经使用了他们。各位统帅也都信服，只有先縠作为中军副帅渡河，如果下令三军不得轻举妄动，按照军法执行刑罚，难道不可以吗？既然不能发号施令，却害怕失去下属、丧失军队的罪责，听从韩献子分担罪责的建议，明知困难却冒险进兵，这是把晋军丢弃给谁去责备呢？因此称“败绩”，特意归咎于荀林父主导。晋侯、卫侯、曹伯、邾子在断道结盟。

译有人问：“断道之盟，鲁国也参与了，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在此之前，鲁国专门侍奉齐国；到了这个时候，鲁国才开始跟随晋国。石氏说：‘断道之盟，《左传》认为是为了疏远齐国，《谷梁传》认为是为了排斥楚国。’现在采纳《谷梁传》的观点，为什么呢？自从宣公以来，凡是晋国防范诸侯，齐国没有不参与的。卫国曾经与晋国结盟。清丘之盟时，辞令说：‘讨伐有二心的人，而陈国对楚国有二心，宋国人攻打陈国，卫国于是救援陈国。’晋国因为卫国救援陈国，去讨伐它。卫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孔达来向晋国求和。那么断道之盟，卫国人也在其中，所以说‘共同排斥楚国’。《左传》看到第二年会同卫世子臧攻打齐国，成公二年有鞌之战，就认为这是为了疏远齐国，这也与经文相合了。”

鲁公的弟弟叔肸去世。

有人问：“记载‘弟’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按照《春秋》的原则，诸侯地位尊贵，兄弟不能通过亲属关系来通称。这里称‘弟’，是为了郑重地记载。然而有称‘弟’而记载字的，有称‘弟’而记载名的，这是因为他们是同母弟弟而尊贵。比照天子任命大夫而记载字的情况，那么叔肸、许叔、蔡叔之类就是如此。那些已经是大夫的人，就记载名：卫国的絷、宋国的辰、齐国的年、郑国的语之类就是如此。”

《春秋或问》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十六 宋 吕大圭 撰

成公 春二月无冰【元年】

有人问：“有人说‘开冰之后才记载‘无冰’吗？’回答说：“《春秋》记载‘无冰’，三桓十四年春正月无冰，这一年二月无冰，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无冰’是气候常暖的惩罚，都记载在春季。有人说开冰而没有冰，才记载‘无冰’，与‘大无麦禾’记载在年终是一个体例。然而以我的浅见来看，‘大无麦禾’记载在一年之终是可以的，至于‘无冰’，只应当在凿冰的时候没有冰可凿就记载，不一定非要等到已经开冰之后才知道没有冰。那么《春秋》用周正来记事，也可以知道了。”

周王的军队在茅戎那里大败。

有人问：“记载‘王师败绩于茅戎’，是什么意思？”回答说：“程氏说：‘王师对于诸侯不说败，诸侯不可以敌对王；对于外裔不说战，外裔不能抗拒王。不可以敌对，不能抗拒，这是道理；他们敌对，他们抗拒，这是王道的缺失。’桓王讨伐郑国，兵败身受重伤，而经文不记载败，是为了保存君臣之义，确立天下的界限。刘康公邀请戎人讨伐他们，在徐吾氏那里大败，而经文不记载战，是为了辨别内外之分，确立中原的界限。这都是圣人的笔削，不是鲁国史官的旧文。然而记载在经文中，虽然以尊崇君父、辨别内外为义，但君父之所以尊贵，内外之所以辨别，是有道理的。桓王不因为讨伐贼寇而兴师，却急于讨伐郑国；康公不因为诚信厚道而治国，却轻率地邀请戎人；这是失去了他们所以君临天下、抵御外侮的道理。‘记载败绩于茅戎’，是说自取败亡，其自我反省也到了极点。”

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率领军队会同晋国的郤克、卫国的孙良夫、曹国的公子首与齐侯在鞌作战。齐军大败。齐侯派国佐到军中，在袁娄与国佐结盟。

有人问：“如果推举上客，而文公末年记载公子遂、叔孙得臣到齐国，将要称元帅；而成公二年记载四位卿帅师会同作战，这是为什么？”回答说：“用来显示大夫们争强好胜。”当时卫国还没有大夫将帅，记载孙良夫；曹国没有大夫，记载公子首而奖赏鞌之战的功劳。晋国这时拥有六军，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都是卿，征伐都在大夫手中了。考察这一编与屈完来盟的意义大致相同，然而屈完之盟记载说：“屈完来盟于师”，那么来盟是屈完的意思；在召陵结盟，是因为他来盟而与他结盟。齐侯派国佐到军中，那么国佐来是向四国请求；在袁娄与国佐结盟，那么是四国的意愿。为什么以四国的意愿来说呢？国佐到军中，将要用贿赂来免除战祸，并不是服气。晋国大夫又不以德行命令使者，齐人尽东其亩，而以萧同叔子为人质，因此国子不可请求合纵，背城借一，作揖而离去。郤克让鲁、卫的使者以他们的辞令去请求，等到在袁娄与他结盟，那么急切想要结盟的是晋国，所以反而以晋国人为主。齐桓公联合九国之师以临楚国，屈完来盟于师，那么退到召陵而与他结盟，不敢以临楚国来盟屈完。晋国郤克联合四国的大夫以战齐，齐侯派国佐到军中，那么进军到袁娄而与他结盟，必定想要以逼迫齐国来盟国佐。齐桓公是有礼的，而四国是忿怒的。

夺取汶阳田。

有人问：“汶阳田，记载‘取’是什么意思？”回答说：“石氏说：‘内部夺取，外部城邑都叫取，如取鄟、取邿、取根牟，外部归还鲁国都叫归，如济西、〇隂及讙阐就是如此。’汶阳田，是鲁国的土地。齐人把它归还给我们，应当说‘归’，现在却说‘取’，大概是因为凭借晋国的力量而取得它容易。‘归’是他们的意思，‘取’是我方，不是他们的本意。后来齐国又侍奉晋国，所以八年派韩穿来说归还给齐国。然而这一年齐国归还我田，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