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七　　　　　宋　吕大圭　撰

译古代的姓氏，有的以国名为氏，有的以字为氏，有的以地名为氏，有的以官职为氏，有的以谥号为氏，有的以职业为氏，有的以居住地为氏。齐鲁秦吴，是以国名为氏；孟仲叔季，是以字为氏；叫留、叫黄的，是以地名为氏；司马、司徒，是以官职为氏；文武成宣这些家族，是以谥号为氏；巫乙、匠陶这类，是以职业为氏；东门、北郭这类，是以居住地为氏。春秋时期，在鲁国有仲、叔、季、孙这类；在晋国有范、栾、狐、赵这类；在齐国有高国、鲍、晏这类；卫国的孙氏，宋国的华氏、乐氏，没听说过有在鲁国的人成为晋国的氏族，在齐国的人成为宋国、卫国的氏族。单伯，是周朝的世族。周朝有单襄公、单简公，难道会有单伯吗？诸侯大夫没有称“伯”的，像毛伯、召伯、凡伯，都是王朝的卿士，那么单伯是天子的卿士，就很明白了。有人怀疑鄄地会盟时，经文记载“单伯在鄄地会盟”，称“单伯会合诸侯”，那么单伯就是鲁国人，就像说“叔孙豹会合赵武、屈建”一样。如果单伯是周朝大夫，那么应该记载“单伯、齐侯在鄄地会盟”，不能把会盟的动词归属于单伯。又文公十四年，齐国人拘捕了单伯；十五年，单伯从齐国回来，与季孙意如从齐国回来，作为一例，不应该周朝大夫也记载从齐国回来。这种说法似乎有理，然而经文记载单伯会合伐宋，又记载单伯在鄄地会盟。说鄄地的会盟，不能把会盟的动词归属于单伯，那么单伯会合伐宋也不可以吗？如果单伯会合伐宋是可以的，那么单伯在鄄地会盟为什么不可以呢？况且宰周公、刘子的会盟，都是公侯会盟。既然记载公侯会盟，那么就不能不记载宰周公、刘子会盟了。这是文体自然如此。至于单伯从齐国回来，是因为鲁国的缘故。因为鲁国的缘故被齐国拘捕，那么他的回来，又怎么能不记载呢？这样看来，单伯是天子的卿士就很明白了。问：那么把王姬的馆舍建在外面，是为什么呢？答：这是鲁国的臣子认为合乎道义，不可以把馆舍建在里面。况且他们不知道也就罢了，既然知道了却建在外面，自己欺骗说：“我大概能合乎礼吧！”像这样还不如不知道为好。况且天王命令鲁国的人，如果不合适，鲁国的臣子可以推辞。推辞的理由可以是居丧。当时晋、郑、曹、卫都是同姓，难道只有鲁国吗？也可以申明诚意请求。胡氏说：有三年之丧，天王在道义上不应当让他主持；有不共戴天的仇敌，庄公在道义上不可以为他主持。建在外面虽然适宜，不如推辞而不主持更为正当。

译周王派荣叔来传达对桓公的任命。

有人问：周王为什么不书“天”字？回答说：《春秋》中记载“来锡命”的有两处，记载“赐命”的有一处。这一年以及文公元年，天王派毛伯来传达对鲁公的任命；成公八年，天子派召伯来赐予鲁公任命，就是这些。凡是说“来锡命”的，都不符合礼制。《谷梁传》说：礼制中有接受任命，没有“来锡命”的说法。“来锡命”是不正当的。“赐”比“锡”更有加恩的意思。然而有时称“王”，有时称“天王”，有时称“天子”。杜预、孙公都认为这是王的通称，这是不对的。有人认为是文字缺失，道理上或许是这样。解说者认为去掉“天”字以示贬斥，这就错了。他们以为《春秋》都书写“天王”，不应该只书写“王”字。《春秋》不书“天”字的，只有这一年和文公五年，周王派荣叔送含玉和赗礼；三月，周王派召伯防〇而已。按照先儒的说法，则是：《春秋》书写“王”，必定要称“天”。所居的是天位，所行的是天道，所赏的是天命，所刑的是天讨。现在桓公弑君篡国，而周王不能诛杀他，反而给他任命；僖公的成风，是妾母，而周王派人送含玉和赗礼，又派人防〇，成全她成为夫人，使妾与嫡妻并列。这两件事最大，所以都去掉“天”字以示贬斥，认为他们不能奉行天意。这种说法只是拘泥于《春秋》书写“天王”的体例，所以有此说法。《春秋》的写作是为了尊王而已。如果贬低天王，怎么责备别人呢？荣叔送含玉和赗礼，与宰咺来送仲子的赗礼，是同一类事情。为什么不去掉“天”字以示贬斥呢？如果以名冡宰为贬斥，那么荣叔为什么不贬斥呢？难道送仲子赗礼的罪责在冡宰而不在天王吗？又难道送成风含玉和赗礼的罪责在天王而不在荣叔吗？这种不通之处，很明显了。

齐国军队迁移了纪国的郱、鄑、郚三邑。

有人问“书写‘迁’字的含义”，回答说：“经文中书写‘迁’字的有十处，其含义有两种。有强迫别人迁移的，有自己愿意迁移的。像齐国迁移纪邑，宋人迁移宿邑，齐人迁移阳邑，这是强迫迁移的。邢国迁移到夷仪，卫国迁移到帝丘，许国迁移到叶，迁移到白羽，迁移到夷，迁移到容城，蔡国迁移到州来，这些是自己愿意迁移的。强迫迁移的有三处，这里唯独称‘师’，难道齐襄公倚仗其兵众，以胁迫小国而迁移其人民吗？所以圣人详细记录，以显示其强暴之甚吗？况且诸侯的国家，都是从天子那里受封的，其封域有定分，人民有定居。强者不可以武力兼并，诈者不可以欺诈夺取。像纪国，难道不是从天子那里受封的吗？如果从天子那里受封，那么齐国怎么能迁移它呢？现在到了迁移其三邑而无所顾忌的地步，这就是王法不存在，而诈力取胜，小国怎么能不日侵月削以至于灭亡呢？凡是书写‘迁’与书写‘取’不同，‘取’是取其土地罢了，不如迁移其人民那样残酷。迁移其人民，则父子兄弟离散，而人民失去其常居。倚仗众兵迁移纪国的人民，这是圣人所以书写‘师’以深恶痛绝的原因吗？”

夫人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

有人问：“姜氏会见齐侯，圣人详细记录在册，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为了〇夫人羞恶之心，作为后人的鉴戒。”根据经文考察，夫人姜氏自从在齐国避难之后，这一年冬天在禚地会见齐侯，禚，是齐国的地方。四年，在祝丘宴请齐侯，祝丘，是鲁国的地方。五年，前往齐军，军队则众人在那里。七年春天，在防地会见齐侯，防，是鲁国的地方。冬天，又在谷地会见，谷，是齐国的地方。起初是会见，接着是宴请，宴请则礼节有加。又接着前往齐军，前往齐军则在众人面前没有羞耻了。又一年而两次会见，其恶行更加深远了。《载驰》这首诗说：“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鲁道有荡，齐子游遨。”解说诗的人认为这是讽刺襄公无礼义。《敝笱》这首诗说：“敝笱在梁，其鱼唯唯，齐子归止，其从如水。”解说诗的人认为这是厌恶桓公不能防范文姜。《猗嗟》这首诗说：“猗嗟名兮，美目清兮，仪既成兮，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解说诗的人认为这是讽刺庄公有威仪技艺而不能防范其母。齐襄公的恶，人们都知道厌恶他，而其根源在于桓公不能防范其妻。桓公的过失，人们也都知道，而庄公不能以礼防范其母，则世人或许没有察觉。赵子的话说得好：“儿子可以制约母亲吗？丈夫死后妻子跟随儿子，通用于下位，何况国君呢？国君，是人臣的主宰，是风教的本源。不能正家，怎么正国呢？像庄公这样的人，哀痛以思念父亲，诚恭以侍奉母亲，威刑以笃定下属，车马仆从无不等待命令。夫人独自前往吗？夫人前往，则是公的威命不行而哀慼不至罢了。”

溺会见齐师伐卫。

有人问：“溺为什么不氏？”回答说：“石氏。”说：“溺之不氏，解说者说：‘大夫不可以专入邑，帅师入邑，从无骇开始；大夫不可以专伐国，帅师防诸侯伐郑，从翚开始；大夫不可以专防诸侯，盟防诸侯盟折，从柔开始。’春秋之时，大夫专防纷纷皆是，诛之则不可胜诛，诛其始〇而已。”

译这就是他们不被称述族氏的原因。至于溺、防、齐师讨伐卫国，并非一开始就僭越，而是认为他们不该勾结仇敌去讨伐同姓诸侯，因此去掉氏来贬斥他们。持这种说法的人，也算巧妙了。然而，挟之卒也不称氏，又不知是用什么理由来贬斥他的呢？难怪我说：“春秋初期，大夫都不以氏出现。”

译葬桓王

有人问：“周天子去世，史书有时记载下葬，有时不记载下葬，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不记载下葬的，是因为鲁国没有派人前往参加葬礼。”又有人说：“不记载下葬的，是鲁君亲自参加了葬礼；记载下葬的，是鲁君没有亲自参加葬礼。”不提及下葬，是常例；提及下葬，是不寻常的情况。事情哪有比安葬天子更重要的，却可以不记载呢？生死终始的关头，是人道中最大的变故，难道会因为这被视为常事而不记载吗？然而对比相关事件来看，安葬诸侯不记载，鲁君安葬周天子也不记载，文辞上没有不同的说法，那么这确实是鲁君没有亲自前往，就很明白了。鲁文公六年，派遣公子遂去安葬晋侯；九年，叔孙得臣去安葬周襄王，这都是周、晋的情况。昭公十一年，派遣叔弓去安葬宋公；三年，叔弓去安葬滕侯；二十二年，叔鞅去安葬周景王，这都是周、宋、滕的情况。安葬诸侯，派遣卿大夫；安葬周天子，也派遣卿大夫。鲁国把周天子等同于诸侯看待，也就可想而知了。大概还有更严重的事情：成公五年，周定王去世，不记载下葬；而十年，晋侯獳去世，鲁君前往晋国。襄公二十八年，周灵王去世，不记载下葬；而楚子昭去世，鲁君在楚国。对于周天子不亲自参加葬礼，对于诸侯却去参加葬礼；对于蛮夷荆楚也去参加葬礼，这是为什么呢？《春秋》忌讳鲁君参加晋侯的葬礼，所以记载为“鲁君前往晋国”；忌讳鲁君参加楚康王的葬礼，所以记载为“鲁君在楚国”。因此，《春秋》不仅仅是记载葬礼而已。

纪季带着酅地归附齐国

有人问关于纪季带着酅地归附齐国的事。有人说：大夫不能擅自割让土地，公子不能离开本国，君子不逃避外部的灾难。纪季都犯了这三条，他的恶行可想而知了。纪国作为一个国家，本来是从天子那里受封的，即使是诸侯也不能把国家割让给敌国，何况纪季作为弟弟，道义上应当与兄长同甘共苦，却割裂自己的封邑去侍奉仇敌，使得纪国的势力更加孤立而无法自存，这就是纪季所做的事。又有人说：齐国无道，纪侯侍奉它却未能免祸，本来不忍心让百姓争斗，于是犹豫间有了离去的念头。纪季因此带着酅地归附齐国，请求恢复五座宗庙以保存姑母和姐妹，姑且以此保存宗庙祭祀，这也是可以的。这两种说法该听从哪一种呢？回答说：通过考察《春秋》一书，就可以明白了。《春秋》的法则，凡是臣子窃取土地逃跑的，一定记载为“奔”，比如邾国的庶其带着漆闾丘来投奔，莒国的牟夷带着牟娄及防兹来投奔之类就是这样。现在纪季没有记载为“奔”，那就不是逃跑。凡是臣子窃取土地以放纵自己的，一定记载为“叛”，比如晋国的栾盈进入曲沃以叛乱就是这样。现在纪季没有记载为“叛”，那就不是叛乱。不记载为“奔”，不记载为“叛”，而是直接记载带着酅地归附齐国，那就是带着酅地归附齐国以求保存宗庙祭祀罢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问：那么把他与微子相比如何呢？回答说：不类似。微子的事，前人认为微子预料到商纣王必然灭亡，抱着祭器归顺周朝，大概是深刻洞察了存亡消长的关键，以求保存宗国。其实并非如此。微子是商纣王的庶兄，比干、箕子都是宗室重臣。比干既然安于道义应当赴死，箕子则认为我没有臣仆顺从人的道理，于是劝王子出走。所以微子离去，是为了保存宗庙祭祀。然而所谓离去，不是说商纣王的国家尚未灭亡而微子就先抱着祭器归顺周朝，而是出于自我审度、自我献身的本心，不忍心与比干一同赴死，又担心后世无人继承，所以离去。等到武王攻克商朝，然后面缚衔璧，穿着丧服拉着棺材归顺周朝，以求保存宗国。难道是在殷国尚未灭亡时就先抛弃宗国去顺从别人吗？至于纪季的事，则是纪侯不能屈服于齐国，又自己估量不能死守国家，所以把酅地交给纪季让他归附齐国，作为附庸。微子归顺周朝，是在商纣王已经灭亡之后，而纪季归附齐国，是在纪侯还在世的时候。微子归顺周朝，是出于理势不得不然，而纪季归附齐国，则是出于纪侯的命令。商纣王未亡而微子就归顺周朝，那么微子就是不仁；纪侯不能死守国家而纪季不带着酅地归附齐国，那么纪季就是不智。所以说：纪季的事，是出于不得已而这样做的。

鲁君驻扎在滑地

有人问记载“次”（驻扎）的法则，回答说：“有讨伐而记载驻扎的，有救援而记载驻扎的，有等待而记载驻扎的。讨伐而记载驻扎的，有整顿军队、谨慎作战的意思，比如讨伐楚国，驻扎在陉地，就是这样。救援而记载驻扎的，有延缓进军、畏惧敌人的意思，比如驻扎在匡地救援徐国，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就是这样。等待而记载驻扎的，有无名妄动的意思，比如军队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蔡，就是这样。这一年驻扎在滑地而不说明原因，那么驻扎的原因也就没有意义了。这是想要救援纪国却做不到。自从齐、郑两国攻打纪国之后，纪国所依赖的只有鲁国。纪国对齐国有多年的仇恨，鲁国与纪国有婚姻之好，纪国有难，鲁国应当救援，这是可以的。然而鲁君对齐国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却不能报复，又怎么能谋划已经危在旦夕的纪国而保存它呢？自己知道做不到，却想窃取救援弱国的名声，于是驻扎在滑地，这也只是没有意义罢了。记载这件事，不仅显示出鲁国不能救援纪国，也显示出鲁国不能怨恨齐国。”

纪侯大大地离开他的国家

有人问：“纪侯大大地离开他的国家，圣人这样记载，是谴责他呢？还是赞许他呢？”回答说：“春秋时期，小国夹在大国之间，日益被侵吞削弱，不幸像纪国这样的事，本来就很难为纪国了。”滕文公问孟子说：“滕

译纪国是个小国，夹在齐国和楚国之间，即使竭尽全力侍奉大国，也不能免于祸患，那该怎么办才好呢？”孟子说：“这种谋划，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如果一定要说，那就有一种办法：挖深护城河，加固城墙，与百姓共同守卫，拼死也不离开。”孟子又说：“从前太王居住在西邠，狄人侵犯他，他便离开西邠，迁居到岐山脚下。西邠的百姓跟随他，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滕君请在这两者之间选择。”孟子为滕文公谋划的，不过就是这两种说法罢了。纪国被齐国逼迫，如果纪侯有太王的德行，就不会用那些用来养育百姓的东西去伤害百姓，而是舍弃国家离开，这可以算是仁；如果纪侯明白世代守护国家的道理，那就应该筑城挖池，与百姓共同守卫，拼死也不离开，这可以算是义。如今纪侯没有看到他有勉强行善的实际行动，那么他的仁德就不值得称道；他也不能拼死守卫而不离开，那么他的义气就不值得谈论。与太王养育百姓的做法相比，他不相似；与孟子世代守护的说法相比，他有愧色。圣人记载这件事，并不是谴责他，也不是赞许他，只是哀伤他罢了。纪国值得哀伤，那么齐国就令人厌恶了。纪国被齐国憎恨已经很久了，纪国为了谋求免祸所做的努力也到了极点。起初在成地设防，两次前来朝见，打算依靠鲁国作为靠山，但鲁国不足以依靠；后来把女儿嫁给周天子，打算依靠周天子以求安宁，但周天子不足以依靠；再后来在黄地设防，企图消除齐国的怨恨，这也差不多了。但齐国的贪婪没有停止，到了齐襄公时，终于迁移了纪国三座城邑的百姓。纪国知道齐国绝对不可侍奉，因为先君的缘故，谋划将酅地献给齐国，也希望能稍微平息齐国的怒气。但齐国的欲望没有平息，三国在垂地遭遇，这是打算用军队压境了。纪侯因此，妻子死了都来不及安葬，就舍弃国家离开了。已经离开了国家，叔姬才回到酅地，真可悲啊！国家灭亡而自身不知存身何处，兄弟诀别而骨肉离散，死去的人因为齐国的缘故来不及安葬，活着的人因为齐国的缘故得不到归宿，纪国的不幸太严重了。圣人哀伤纪国的不幸，那么齐国的恶行就可以知道了，鲁国不足以依靠也可以知道了，周天子不足以依靠也可以知道了。所以史书说：“纪侯大大地离开了他的国家”，这是哀悼纪国，厌恶齐国，批评鲁国，又批评周天子。虽然如此，诸侯离开自己的国家，是不符合道义的。

译防国讨伐卫国，周王室的使者子突救援卫国，卫侯朔进入卫国。

有人问：“卫侯进入卫国，为什么不说‘复’？”回答说：“查考《春秋》，出奔的国君说‘复’的，都是恢复其本来地位的措辞。因此郑世子忽复归于郑，卫侯郑自楚复归于卫，卫侯衎复归于卫，曹伯襄复归于曹，都记载‘复’，以表明他们本来拥有君位，如今才恢复。那些归来却不记载‘复’的，是因为尚未得到国家。郑突进入栎地，不记载‘复’；卫侯进入夷仪，不记载‘复’，大概是因为未能恢复国家，所以不记载‘复’。并非没有获得国家，却不记载‘复’的，那就不是出奔的国君。蔡侯归蔡，陈侯归陈，就是这种情况。至于卫侯朔，曾经拥有过国家，后来出奔，如今他归来，不记载‘复’，只说‘入’罢了。凡是记载‘归’，都是容易的措辞；凡是记载‘入’，都是艰难的措辞。许叔进入许国，还有郑国的阻难；郑突进入栎地，还有忽在位；卫侯进入卫国，还有黔牟在位；卫侯进入夷仪，还有剽在位；否则就直接记载‘归’罢了。记载‘入’而不记载‘复’，是为了表明朔不应当拥有国家。”有人问：“朔的即位，出自先君的命令，为什么不应当拥有国家？”回答说：“从嫡庶来说，伋应当即位；其次，夀朔与宣姜在卫国构陷伋，宣公因此杀了伋和夀，卫国人为此作《二子乘舟》的诗，孔子选取了它。这是朔不应当即位的明显证据。朔不应当即位，而先君想要立他，当时如果让国人安于他，认为他是君是天命，也可以治理旧恶而废黜他，何况国人怨恨他而不拥护呢？周天王因为国人所不拥护，而任命黔牟，这本来就是正义的正确做法。五国不顾天王的命令，而想要接纳朔，天王以大义的正确来救援黔牟，五国也可以退而听从了；而五国联合出兵，一定要接纳朔才罢休。鲁国冬天讨伐卫国，而秋天才到达，那么五国联合出兵以对抗王室使者，是可以知道的。五国联合出兵以对抗王室使者，而朔才进入卫国，诸侯的罪过难道能尽数诛罚吗！《春秋》初期，只有桓公五年记载‘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这是周王还能行使征伐的权力。只有庄公五年记载‘鲁、齐、宋、陈、蔡讨伐卫国’，六年春天‘王室使者子突救援卫国’，这是周王还能执掌废置诸侯的权力。假使三国跟随周王讨伐郑国而郑国服从，那么诸侯没有不臣服的。正因为讨伐郑国而郑国不服从，然后王命不能行于天下。假使王室使者子突救援卫国而黔牟即位，那么诸侯没有敢不禀受命令而自立的。正因为救援卫国而朔最终得以自立，然后王命更加不能行于天下。春秋初期，周王能够行使政刑的，只有这两件事罢了。而最终只到此为止，那么郑寤生抗拒周王的罪过，五国联合出兵接纳朔的罪过，即使拔下头发也不够数了。

齐国人来归还卫国的俘虏

有人问左氏经文作俘，而三〇都认为是寳，为什么呢？回答说：胡氏说记载称俘获其寳玉，那么寳玉也可以称为俘。然而称为俘，必然是讨伐卫国所得；称为寳，必然是朔以此贿赂五国。然而先记载朔入卫，接着记载齐人来归卫寳，那么必然是接纳朔而得到贿赂无疑。四国在稷地会盟，取走郜国的大鼎；五国接纳朔，卫寳来归。当时诸侯的罪过可以知道了。有人说《说文》保字，后人从□省文作保，古字通用。宝或作〇，〇字与俘字相似，所以误作俘字罢了。

军队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国人、蔡国人。甲午日，整顿军队。夏天，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国投降。秋天，军队返回。

有人问：“记载驻扎，记载等待，记载军队返回，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记载用兵很多，没有像这样详细的。与陈、蔡约定，将对邻国有军事行动，陈、蔡没有确定出兵日期，而先出兵，就是轻举妄动。军队驻扎等待外援，等待而不到，然后整顿军队，就是有畏惧。到夏天才与齐国军队包围郕国，就是必定要夺取郕国。齐鲁共同包围郕国，而郕国不向鲁国投降而向齐国投降，就是没有道义而不足以使人信服。从正月出兵，到秋天然后军队返回，就是淹留时间之久。圣人详尽地记载，是重视用兵的道理。”查考《左氏传》：仲庆父请求讨伐齐国军队，庄公不同意，这是国君将要亲自参与包围郕国的战役。然而驻扎、到达、返回，都不称‘公’，是重视大众。《春秋》正例：国君将帅不称帅师，是以国君为重。如今这不称‘公’，又认为重视大众，为什么呢？轻率地动用大众，妄动久役，等待陈、蔡而陈、蔡不到，包围郕国而郕国不服，经过三个季节然后返回，就是无名黩武，非义害人，没有像这样严重的。至此军队为重了，道义系于军队，所以不称‘公’。经文没有说‘师还’的，如今这里独说‘师还’，为什么呢？回答说：“还，是开始班师。”根据经文凡是记载‘还’的，都是离开所去的地方而未到国都。文公十三年，公去晋国，已经结盟而返回，郑伯在棐地拦截公，记载说‘公还自晋’，是说公已经离开晋国而郑伯拦截他，所以第二年才记载‘公至自晋’。宣公十八年，公孙归父去晋国，返回

译军队还未到达国都，就听说国君去世而逃奔，因此《春秋》记载为“归父从晋国返回，到了笙地，于是逃奔齐国”。鲁襄公十九年，晋国的士匄率领军队侵犯齐国，还未到达齐国齐国的国君就去世了，于是没有继续侵犯，所以《春秋》记载为“听说齐侯去世才返回”，由此可知，“还”字都是指从那里返回这里但尚未到达的用语。秋季记载“军队返回”，是说开始撤军，以此表明军队在外暴露时间长久，没有战功就返回了。

译齐无知弑杀了他的国君诸儿。

有人问：“弑杀国君的是连称、管至父，却说‘无知弑其君’，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国君被弑而无知继承了君位，那么罪责就不在连称、管至父二人身上了。”因此，连称、管至父实际上是弑杀了齐襄公，无知是知情同谋的人；但既然无知继承了君位，那么无知就是叛逆的首犯。公子弃疾实际上是弑杀了楚灵王比，也是知情同谋的人；但既然比继承了君位，那么比就是叛逆的首犯。由此可以看出《春秋》的书写法则了。胡氏说：“齐僖公偏爱他的同母弟弟，与其他弟弟不同，施及他的儿子，在衣服礼制等级上如同嫡子一样，这是祸乱的根源。”所以在“年”来聘问时，特别用“弟”来记载；在“无知”弑君时，不称“公孙”，是为了彰显他受宠而当权的事实。垂示警戒的意义，非常明确了。古代亲爱亲属与尊重贤才并行而不相违背，所以尧亲爱九族，必须先彰明俊德，然后九族和睦；周朝分封同姓，必须先任用康叔、蔡叔，然后王室强盛。只知道宠爱亲属而不急于尊重贤才，让他们作为表率，以彰明亲爱亲属的道理，必定会有篡位弑君的祸患了【其余见解见胡氏注】。

齐国人杀死了无知。

有人问：“过了一年就称君，无知弑君而自立，已经过了一年，却不把他当作成君来记载，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是为了纠正他作为贼人的身份。纠正他作为贼人的身份，就是明确以讨伐贼人的名义来对待他。州吁、无知就是这样。弑君的贼人，被杀时如果称君称爵，就是不纠正他作为贼人的身份。不纠正他作为贼人的身份，就是明确不以讨伐贼人的名义来对待他。齐商人、蔡般就是这样。弑君的贼人，人人都可以讨伐他，然而国人以贼人的名义来称呼他，那么《春秋》也以贼人的名义来称呼他；国人不以贼人的名义来称呼他，那么《春秋》也不以贼人的名义来称呼他。依据事实直接记载，褒贬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蔡般被杀时称爵，是因为楚子诱骗而杀他，不是以讨伐贼人的名义来对待他。商人被杀时称君，是因为国人已经安于他作为国君，而又杀了他，也不是以讨伐贼人的名义来对待他。里克被杀时也称大夫，是因为晋国人已经把他看作大夫，然后才杀他，也不是以讨伐贼人的名义来对待他。讨伐他不以贼人的名义，那么圣人也不以讨伐贼人的言辞加在他身上，只是依据事实罢了。”

春秋或问卷七

钦定四库全言

春秋或问卷八 宋 吕大圭 撰

庄公攻打齐国，送纠回国即位。齐小白进入齐国【九年】

有人问记载“纳”字的意义，回答说：“《春秋》记载‘纳’字有六次：昭公十二年纳北燕伯，哀公二年纳蒯聩，宣公十一年纳公孙宁、仪行父，文公十四年纳捷菑，僖公二十五年纳顿子，以及这一年。这些都是对方不接受而强行送去的说法。大概两位公子各有党羽，小白的党羽在齐国内部，所以庄公攻打齐国来送纠回国。然而襄公被弑，小白逃到莒国，纠逃到鲁国。小白和纠都是庶子，而小白是哥哥，纠是弟弟，那么小白应当即位，纠不应当即位，这是很明显的。有人说：‘怎么知道纠是弟弟而小白是哥哥呢？’回答说：‘从《春秋》的记载可以知道。上面记载纳纠，下面记载‘齐小白入于齐’，把小白系于齐国，那么小白应当拥有齐国就很明白了。忽系于郑国，那么忽应当拥有郑国；突不系于郑国，突不应当即位；小白系于齐国，那么小白应当拥有齐国；纠不称子，纠不应当即位；羁系于曹国，羁应当拥有曹国；赤不系于曹国，赤不应当即位。圣人书写法则的严谨到了这种地步啊！’因此小白、纠的长幼，不必看其他书籍，看《春秋》就够了。孔子称赞管仲的功劳，就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头散发、衣襟向左开了！’难道像普通百姓那样拘泥于小信，在沟渠里自缢而死而无人知道吗？假如小白不应当即位而纠应当即位，那么管仲不死就是不义；假如纠不应当即位而小白应当即位，那么召忽的死就是伤害勇毅。圣人把召忽比作在沟渠自缢的小信，而认为管仲有可成就的功劳，那么小白、纠的长幼也就可知了。然而庄公攻打齐国送纠回国，虽然想送他回去，但实际上没能送进去。所谓‘纳’，虽然内部不接受，也必定有志于攻克进入。所以虽然没有进入国都，但到了那个国家，就记载国名，如楚人纳顿子于顿，晋人纳防菑于邾就是这样；虽然没有得到国都而进入了城邑，就记载邑名，如齐高偃纳北燕伯于阳晋，赵鞅纳卫世子蒯聩于戚就是这样。现在庄公送纠回国，以国家来说小白已经即位，以城邑来说纠不能进入，所以只说‘公伐齐纳纠’罢了。齐国，是仇敌的国家；纠，是仇敌的儿子。国家可以攻打，纠可以不送。攻打齐国不是为了报仇，志在送纠而送纠的道义又不能坚持到底，最终只是齐国人杀了他罢了。以攻打来说遭遇失败，以送归来说遭遇杀害，庄公的耻辱很深了。”

在干时作战，我军大败。

有人问：“干时之战，《春秋》记载它，不避讳失败，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有人说能与仇人作战，即使失败也是光荣的，所以不避讳。”然而根据经文考察，那么他攻打齐国的原因，不是为了报仇，而是为了送纠回国。假如干时之战出于报仇之心，那么这场战争就是正义之战，即使失败，圣人也不以为耻。如果是这样，说‘能与仇人作战，即使失败也是光荣的’，是可以的。现在他与齐国作战的原因，不是为了报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