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三

译鲁僖公三年，纪季把酅地献给了齐国。鲁僖公四年三月，纪伯姬去世。夏季，纪侯彻底离开了他的国家。六月乙丑日，齐侯安葬了纪伯姬。鲁僖公十二年，纪叔姬回到酅地。鲁庄公二十九年，纪叔姬去世，八月安葬了纪叔姬。圣人详细记载关于纪国的事，难道没有深意吗？纪国是个小国，夹在齐国和郑国之间，这两个国家图谋它已经很久了。起初，齐侯和郑伯前往纪国，谋划偷袭它，所以《春秋》记载“齐郑如纪”，这是表示厌恶他们。郑国没能实施偷袭，而齐国却志在灭掉纪国。前一年在黄地设防，次年迁移了纪国的三个城邑，所以《春秋·庄公元年》记载“齐师迁纪郱、鄫、郚”，这是表示谴责。纪国终究不能保全自己。它的弟弟先把酅地献给齐国，四年后记载“纪侯大去其国”，这是表示怜悯。然而，鲁国与纪国是通婚的国家，伯姬和叔姬都是鲁国的女子。周天子与纪国是姻亲关系，桓王后的母亲季姜就是纪国人。齐侯依仗其强暴，图谋兼并纪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纪侯考虑到自己微弱，寻求援助，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鲁僖公六年记载“公与纪侯在成地会盟”，冬季又记载“纪侯来朝见”，希望鲁国能够救援。鲁僖公八年记载“在纪国迎接王后”，鲁僖公九年记载“季姜回到京师”，希望周天子足以依靠。然而鲁国不能救援，周天子也不足以依靠，齐襄公因此得以实现他的志向而毫无顾忌。圣人详细记载纪国之事，深意或许就在这里，而谈论《春秋》的人未曾提及，所以接着论述它。

译城中丘

有人问：“修筑一座城邑，新建一座马厩，建造一座城门，修筑一座苑囿，无论是否合乎时令，都详细地记录下来，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对于土木工程之事，必定谨慎地记载，这是为了重视民力。然而它所记载的意义有两方面：一是记载那些不合时令的，二是记载那些不合制度的。按照周代的制度，五等诸侯国的宫室，都有命数等级的差别，城墙的高低大小，都有限制。就像左氏所说：‘大国的城墙是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五分之一，小的九分之一’，这是为了谨慎地维护王室的法度。凡是土木工程，‘龙星’出现时就要告诫准备，‘大火’出现时就要动用民力，‘水’昏时正位时就要栽种，冬至时就要完工，这是为了谨慎地顺应时令。《春秋》所记载的，有超越礼制而逾越制度的，也有没有逾越制度但违背时令的，因此圣人都谨慎地记载下来。至于记载修筑城墙的有二十九次，其中主要涉及内部工程的有二十二次。大概内部的土木工程，无论大小必定记载，而外部的工程，没有特殊原因就不记载。”

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有人问诸侯之间互相聘问，合乎礼制吗？回答说：诸侯对于天子，每隔一年进行小聘，每三年进行大聘，这是为了表达他们的恭敬；对于邦交国家，每年互相问候，每隔几年互相聘问，这是为了表达他们的友爱。诸侯之间互相聘问，是合乎礼制的。虽然如此，在春秋时期，朝见聘问不进入京师，互相结交欢好、延续友好的，只有几个大国而已，再也没有仰慕贤德、考察礼制、统一法度、尊崇天王的实际意义了。所以虽然玉帛互相聘问，遵循邦交的常礼，但实质上却是诸侯横行恣意，连横结盟以自固，互相勾结罢了。所以大国聘问而不朝见，小国朝见而不聘问。聘问而不朝见的，是因为他们强大而足以役使弱小；朝见而不聘问的，是因为他们弱小而用来侍奉强大。所以有的派遣卿大夫，有的派遣弟弟，圣人都揭示其实际情形而记载下来。这一年齐国来聘问，是为了结交鲁国，这是私心；派遣他的弟弟来，也是私心。然而《春秋》记载兄弟的例子有两种：记载结盟、率领军队而称兄弟的，是为了显示他们厚待宠爱的私心；记载出奔、归来而称兄弟的，是为了显示他们淡薄友爱的道义。所以这一年派遣他的弟弟年来聘问，桓公三年派遣他的弟弟年来聘问，郑伯派遣他的弟弟语来结盟，以及黑背率领军队之类，都是私心；盗贼杀害卫絷、秦鍼、宋辰出奔，都是淡薄。仁人对于兄弟，断绝偏私的私心，笃厚友爱的道义，人伦端正而天理存留了。

公伐邾

有人问讨伐邾国的战役，为什么说是取悦？宋人说：隐公元年曾经与邾国结盟了，现在没听说邾国有罪就讨伐它，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鲁国为宋国讨伐邾国。五年，邾国、郑国讨伐宋国，这是宋国与邾国有仇怨了。四年，鲁公在清地会见宋公，翚率领军队防备宋国讨伐郑国，这是鲁国与宋国有好意了。去年，郑国人来输送和平，这是鲁国又与郑国亲近了。鲁国正与郑国亲近，而宋国正与邾国、郑国有仇怨，鲁国刚得到郑国的城邑，又忧虑宋国不取悦自己，所以借故辞令来讨伐邾国，将以求取宋国的欢心罢了。鲁公坚持道义不坚定，可以知道了。元年结盟，今年讨伐，结盟难道是《春秋》所看重的吗？

凡伯来聘

有人问天王聘问诸侯，合乎礼制吗？回答说：上位者对待下位者，有用来表达爱意的；下位者侍奉上位者，有用来表达敬意的。在周朝兴盛时，诸侯遵循轨道，四季述职，朝见宗庙觐见相遇，未曾稍微懈怠。不是朝见的年份，每三年大夫聘问，每五年卿聘问，这都是用来表达敬意罢了。王者在这个时候聘问以结交诸侯的好意，间或问候以晓谕诸侯的心志，归还祭肉以交流福气，庆贺以赞美他们的喜悦，致送赙赠以补充他们的灾祸，这都是用来表达爱意。到了春秋时期，诸侯侍奉天子更加懈怠，而天子聘问诸侯为什么不怕麻烦呢？十二位鲁公之中，鲁国的臣子前往京师的才六次，而周王的臣子来聘问的有八次，周王作为天子的状况可以知道了。隐公即位已经七年，他的臣子没有一人前往京师，而天子派遣使者聘问他，为什么呢？虽然如此，春秋自宣公十年，定王派遣王季子来聘问之后，鲁国历经五位国君，周朝更替四位君王，都没有来聘问的记载，为什么呢？大概文公、宣公以前，周朝固然微弱，但王命还足以显得重要；文公、宣公以后，周室的衰败尤其严重于前，大概也不足以显得重要了。所以《春秋》记载来聘问的有八次，就止于宣公；记载来求取的有三次，就止于文公；记载来赐命的有三次，就止于成公。来聘问止于宣公的，自宣公以后，虽然有礼文，不足以结交诸侯；来求取止于文公的，自文公以后，天王虽然向诸侯求取，也不给予；来赐命止于成公的，自成公以后，虽然有爵位任命，不足以宠幸诸侯。唉！这能不让人为世道感慨叹息吗！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

有人问：“凡伯只是一人，为什么说伐？”回答说：“凡伯，是周朝的卿大夫，奉命出境，必定有副使、介士、徒众护卫。戎人将要害他，必定使用军队。使用军队而不说伐，叫它什么呢？”回答说：“在楚丘，就可以看出卫国不救援王臣的祸患。”回答说：“以归，就可以看出凡伯不能死守职位。”胡氏说：“周朝的秩官，敌国宾客到来，关尹报告，候人引导，司徒准备徒众，司寇查问奸邪，佃人堆积柴薪，火师监督燎祭。其贵国之

译宾客到来，就按等级增加一等，加强防备。至于王室的官员，都由官长亲自处理事务。如今凡伯奉承王命，作为过境的宾客来到卫国，而戎人得以攻打他并把他带回去，这是蔑视先王的官制，没有君主和父亲的样子。所以《旄丘》被收录在《国风》中，显示出卫国不能履行方伯的职责。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并将他带回去，显示出卫国不救助王室臣子的祸患。被狄人所灭，是有原因的。

译宋公与卫侯在垂地相会。

有人问：“不期而遇却加以防备，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如果是‘遇公及宋公’，‘遇于清’，那么是为了防备讨伐郑国。宋公、卫侯在垂地相会，那么是为了进行瓦屋之盟。哪里是不期而遇却加以防备呢？这不过是借相遇之礼来行其私事罢了。”因此《春秋》对此记载得很详细。

郑国归还祊地，鲁国接纳祊地。

有人问：“左氏传记载郑国用祊地交换许田，而《春秋》特意记载‘来归’，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根据经文考察，只见有‘来归祊’的文字，未见有交换许田的事情。桓公即位后，郑伯用璧玉借许田，那么借田大概是在桓公时代，而不是在隐公时代。左氏传将这两件事并列叙述，称之为交换，这不是经文的本意。许田是鲁国的城邑，靠近郑国；祊地是郑国的城邑，靠近鲁国。周朝制度规定六年五次朝见天子一次，所以在天子京郊有朝见和住宿的地方。成王因为周公有大功劳，所以特别赐给他许田，作为朝见住宿之地。周朝制度又规定六年天子按时巡狩，诸侯各自朝见四方岳庙，所以在泰山旁边有汤沐邑。宣王因为郑伯是母弟而封郑，特别赐给他祊田，作为汤沐邑。周朝衰微，天子不再实行巡狩之礼，诸侯不再讲究朝觐之仪，所以郑国看待祊地，鲁国看待许田，也都近乎无用了。但是当时，郑国想要结交鲁国，而不是鲁国想要结交郑国。所以前年来输送平地的赋税，是用言语约定；今年来归还祊地，是用利益引诱。他们难道真的认为祊地远离郑国而无用，所以归还给鲁国以示友好吗？赠送恩惠以结交鲁国的友好，将以此作为纠合诸侯的地方。虽然如此，当郑国归还祊地时，他们心中本来已有觊觎许田的念头。只是因为我们正寻求与鲁国结交，所以暂且延缓，以此作为纠合诸侯的地方。如果他们的威势逐渐壮大，那么许田之地，一句话鲁国也会归还给郑国。后来桓公篡位自立，郑伯于是索要许田，编造借口，说是借璧玉，郑国于是开始有理由向鲁国索取补偿。后来的人看到祊地靠近鲁国而进入鲁国，许田靠近郑国而进入郑国，就认为是双方互相交换，这就错了。有人说：“不是自己的所有物而得到，叫取；原本是自己的所有物而归还，叫归。现在说‘归祊’，难道祊地不是鲁国的旧邑吗？”回答说：“归字有两个含义，有归还其所有物称为归的，有以交换而言归的。如‘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是齐国归还给鲁国，而不是鲁国从齐国夺取。郑人来归祊，是郑国归还给鲁国，而不是鲁国从郑国夺取。石氏说：说‘来归祊’，好像祊地是鲁国自己所有的，这种说法是对的。问：说‘入’是什么意思？回答说：郑国归还给我们，我们接纳它。‘入’意味着占有那块土地，并派遣官吏治理那里的人，与‘入’表示不接受的言辞，其含义是不同的。虽然如此，来归郓、讙、龟阴之田不说‘入’，为什么呢？因为郓、讙、龟阴是我们原有的东西，所以不说‘入’。这里说‘入’，则不是我们原有的东西。

在瓦屋结盟。

有人问：“根据左氏传，齐侯平息宋、卫对郑的怨恨，那么瓦屋之盟大概是齐国的意愿，为什么把宋国列在首位？”公说：“《春秋》的法则是，会盟以主持者为先，征伐以主兵者为先。从隐公元年到庄公十四年，诸侯的会盟，中原的政治没有霸主主持，凡是经文中记载的十六个国家，只有主持会盟者列在先。从庄公十五年到僖公十七年，诸侯的会盟，中原的政治都由齐桓公主持，凡是会盟的十四个国家，而会盟以齐桓公为首。从僖公十八年到二十七年，诸侯的会盟，中原的政治都由宋、楚争夺，凡是会盟的二十一个国家，而会盟以宋国为先。从僖公二十九年到哀公十三年，诸侯的会盟，中原的政治都由晋、楚争夺，凡是会盟的二十个国家，有的以楚国为先，有的以晋国为先，这就是会盟以主持者为先的原因。至于瓦屋之盟，则没有主持者。想要平息宋、卫对郑的怨恨，虽然是齐侯的意愿，但齐国实际上未能主持。没有人主持，那么就按王爵顺序排列，这就是为什么宋国列在首位的原因。虽然如此，有参与盟约就必有主持盟约者。进入春秋时代至此八年，内部的盟约如蔑、宿，外部的盟约如石门、密，都不是所谓善举。两方都不安心，彼此之情不能没有嫌疑，因此有众人共同怀疑，而参与盟约之事至此。瓦屋之盟，是共同相互怀疑而为此盟。当还未结盟时，宋、卫在垂地相会来谋划，本来已有不信任齐侯的意思了。他们结盟后，齐人、郑人讨伐宋国，信任在哪里呢？齐国能拉拢三国以求消除对郑国的怨恨，却不能避免第二年齐、郑讨伐宋国的军队，齐国的罪过也可以知道了。瓦屋是周朝的土地，三国在此会盟，既不朝见天子，又杀牲歃血，私下相互约定，其蔑视王室的罪过岂能尽数惩罚？虽然如此，这个盟约，其关乎世道升降的关键尤其不小。石门之盟，圣人为此隐忧，何况瓦屋呢？诸侯参与盟约，大概从此开始，由此而下降，不止于北杏，不止于幽，也不止于此。”

在浮来结盟。

有人问：“与大夫结盟，隐去公；与莒人结盟，在浮来，为什么不隐去公？”回答说：“与大夫结盟，隐去公，是正理。不隐去公的，是《春秋》的变文。《春秋》记载内部的盟约，不说‘会’，就说‘及’。‘会’没有没有主名的，‘及’也没有没有主名的。其不

译发布主事者名义的，都是鲁公。“与宋人在宿地结盟”，“与荀庚结盟”，“与孙良夫结盟”，“与郤犨结盟”，“与孙林父结盟”，都不提及鲁公，是不让大夫与鲁公对等。“与苏子在女栗结盟”，也不提及鲁公，是因为外诸侯不宜与内诸侯结盟。只有“鲁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鲁公与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因为是鲁公所希望的，所以《春秋》也不避讳。在幽地诸侯同盟，不提及鲁公，圣人认为这是《春秋》的变文。避讳它，“在齐地防邑结盟”，不提及鲁公，是因为楚国开始与中原诸侯结盟。避讳它，“在翟泉结盟”，不提及鲁公，是因为晋国初次以大夫身份与王子结盟。避讳它，只有“鲁公在蜀地防邑结盟”，提及鲁公，是因为楚国非常强大，凭借势力欺凌中原，所以也不避讳。所以说：“与大夫结盟，隐去鲁公，是正统的。”那些不隐去鲁公的，是《春秋》的变文。那么《春秋》的写作，为什么如此不同呢？鲁国所避讳的，圣人就避讳；鲁国所不避讳的，圣人也不避讳。《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圣人有什么增减呢？

译无骇去世。有人问：无骇为什么不称氏？有人说：因为他没有被任命。有人说：因为他没有被赐族。应该遵从哪一种说法呢？回答说：所谓没有被任命，是指他没有被天子任命。在春秋时期，大夫都是由他们的国君任命的，本来就没有听说过由天子任命卿的情况，为什么唯独无骇是这样呢？所谓没有被赐族，大概是出自《左传》中羽父请求赐族的说法。然而宋万、宋督没有称氏，《左传》仍然称他们为华督、南宫万，这说明他们并非没有族。那么，大夫不称氏，才是正确的。称氏的，是《春秋》中的变文。春秋初期，大夫都只写名，鲁国内的无骇、翚、挟、柔、溺都只写名，国外的郑、宛、詹、纪、裂繻也都只写名，没有听说过用氏来称呼的。从僖公以后，鲁国内的大夫没有不写氏的，像臧孙、叔孙、季孙、仲孙之类就是如此。更甚的，有生下来就用字来书写的，季友、仲遂之类就是如此。国外的大夫也没有不称氏的，盟书中齐国的高傒、晋国的赵盾、卫国的〇速、宋国的华孙比比皆是。征伐中晋国的阳处父、宋国的华元、卫国的孙良夫也常常出现。这是当时的变通，不是圣人的私意。春秋初期，只有鲁国内大夫去世而书写“公子”的有两位，公子益师、公子彄就是。这是因为他们尊贵，所以郑重地书写。这两位公子，是隐公的叔父，所以因为尊贵而郑重地书写，并不是因为“公子”这个身份尊贵，否则也就只写名了。所以无骇、挟都不称氏。然而无骇、挟不称氏，又不同于翚、柔、溺不写“卒”的情况。因为无骇、挟是世袭俸禄的，翚、柔、溺不是世袭俸禄的。不是世袭俸禄的，也就不写“卒”了。

鲁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有人问：鲁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合乎礼吗？回答说：“程子说：古代治理有序的时候，诸侯服从天子的命令，守护疆土，治理人民，朝见聘问有定时，出入有法度，没有不合礼的。世道混乱时，王纲不振，诸侯没有法度来保护自己，强的欺凌弱的，多的暴虐少的，大国就纠合党羽来逞私欲，小国则忙于依附来挽救灭亡，所以列国之间的会合纷纷扰扰地遍布天下。圣人一概用王法来匡正，凡是书写‘会’的都是不正当的。至于彼此善恶的比较，罪恶的轻重，则各自取决于具体事件。《春秋》的法则，国君与诸侯会合，就写‘公与某侯在某地会合’，防地和中丘的会合就是如此。国内大臣与诸侯会合，就写‘某人与某侯在某地会合’，鄄地和戚地的会合就是如此。国外诸侯相互会合，就写‘某侯某伯在某地会合’，蔡侯郑伯在邓地会合，齐侯宋公在洮地会合就是如此。只是按照国家的大小强弱、爵位的高低来排序，凡是都不是为了王事而会合聚集的。”胡氏说：“《左传》记载宋公不尊奉周王，郑伯以王命讨伐他，派人来报告命令，在防地会合，谋划讨伐宋国。在中丘确定出兵日期，这也可以说是非王事吗？回答说：以王命讨伐宋国，却听从王都关于征讨禁令的约束，即使是召陵的举动，也比不上这样。起初私自会合谋划，在防地和中丘私自结盟确定出兵日期，最后在邓地趁敌人败退而深入图利，夺取两座城邑，归为己有，这真的是奉行王命讨伐不臣服的人吗？”

鲁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郑伯。在防地会合谋划讨伐宋国，打败宋军，夺取郜地，夺取防地。有人问：“将要讨伐宋国的是郑伯，而在中丘的会合，却把齐国排在首位，为什么呢？”回答说：“齐僖公、郑庄公图谋称霸，已经很久了。大概从石门之盟开始，从此以后，齐国和郑国成为一党，鲁国、宋国、卫国、陈国、蔡国成为一党，而宋国、卫国是其中的首领。自从郑人来求和，以离间鲁国、宋国的联盟，又献纳祊地，以结交鲁国。齐国也举行了艾地之盟，又派其弟年聘问鲁国。于是鲁国背弃宋国而追随齐国。齐国、郑国既然得到了鲁国，又想安抚宋国、卫国以称霸诸侯，于是举行了瓦屋之盟。但不知道宋国、卫国能否俯首听命于齐国、郑国。宋国、卫国未能俯首听命于齐国、郑国，于是又在防地会合，在中丘会合，谋划讨伐宋国。那么讨伐宋国的军队，是齐国、郑国相互谋划的结果，不只是郑伯的罪过。以国家的大小来说，齐国排在前面。问：‘率领军队的是翚，而打败宋军，却称公，为什么呢？’回答说：‘翚率领军队，会合讨伐，是正规的军队。公打败宋军，是奇袭的军队。臣子会合讨伐而君主率领轻装部队去打败敌人，是欺诈。不到十天就夺取了两座城邑，是贪婪。隐公德行浅薄却立大功，考虑浅陋却屡次得志，这就是他遭受钟巫之祸的原因吧？况且公哪里真的能打败宋国呢？有齐国的力量，有郑国的谋略。齐国、郑国正想与宋国交战，宋国正忙于防备齐国、郑国都来不及，所以公侥幸成功了。”

宋国、卫国军队进入郑国。宋国、卫国、蔡国军队讨伐戴国，郑伯讨伐并夺取了戴国。齐国、郑国军队进入郕国。有人问：“齐国、郑国正讨伐宋国，而宋国人、卫国人却进入郑国，这是奇兵，是袭击空虚之地的战役。宋国、卫国已经进入郑国，又转移兵力去讨伐戴国，三国虽然人多，但军队已经疲惫，这是困兽犹斗。四国交战，郑伯趁其疲弊而讨伐夺取戴国，这是卞庄子的战术。这就是能夺取三国军队的原因吗？”有人怀疑三国军队不是郑国所能夺取的，认为郑国夺取戴国的说法不对。《春秋》书写“取”有三种情况：凡是城邑田地叫取，像莒人夺取牟娄就是如此；军队叫取，郑罕达夺取宋军

译“于嵓”就是这样；内部有大恶需要避讳，凡是灭掉别国不称“灭”而称“取”，就像取鄟、取邿、取鄫这类情况一样。只有灭掉项国时称“灭”，这是因为鲁公不在国内，所以不予避讳。从来没有对外讨伐别国而称“取”的。况且三国正在讨伐戴国，而郑伯却去夺取戴国，也没有这样的道理。郑国对三国的忧患，与戴国没有不同，因为忧患相同，所仇恨的、厌恶的也就相同，所痛恨的也就相同。郑庄公虽然不算接近古时的贤君，难道会舍弃所痛恨的而利用所危难的吗？他进入郕国，是因为往年卫国军队进入郕国，大概从此郕国就顺从卫国了。齐国、郑国进入郕国，大概是为了孤立卫国的党羽吧？

译滕侯、薛侯前来朝见。

有人问：“诸侯朝见诸侯，符合礼制吗？”回答说：“我听说陆象山说过：古代诸侯对于天子，每年进行一次小聘问，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聘问，每五年进行一次朝见。天子每五年进行一次巡狩，周朝的制度是每六年五服诸侯朝见一次，又过六年天子便按时巡行，在四岳考察制度。诸侯各自朝见方岳，朝见是为了考察制度，尊崇天子。所以说：天子没有特殊原因与诸侯相见叫做朝见，考察礼制、端正刑罚、统一德行，以此来尊崇天子。谷梁子认为天子没有事时诸侯互相朝见，这是错误的。礼制中所说的两位君主相见，只是不能没有这样的事罢了，并非固定的制度。每年小聘问，每三年大聘问，诸侯互相聘问则有固定的制度了。所以说：朝觐的礼制是用来明确君臣之义的，聘问的礼制是用来使诸侯互相尊敬的。因此，一次不朝见就贬低他的爵位，两次不朝见就削减他的土地，三次不朝见就派军队去讨伐他，这是先王的通行制度。道义所在，不是从外部强加的，根植于人心，通达于天下，先王为之制定节度文饰，著录为典章制度。如果不狂乱迷惑，谁能改变它呢？周朝衰微，典礼大大败坏，诸侯不侍奉天子，朝见聘问不进入京师，有的每年互相朝见，有的每五年互相聘问，自恃强弱互相制约，大小互相欺凌，哪里还有考察礼制、修养德行以尊崇天子的意思呢？鲁国所去朝见的，都是齐国、晋国。严重的甚至朝见蛮荆的君主，而齐、晋、楚从未朝见过鲁国。鲁国所接受朝见的，是滕、邾、薛、杞、曹，否则就是外国的附庸。而滕、薛、邾、曹从未接受过鲁国的朝见。大概齐、晋是霸主，而楚国是所畏惧的。邾、滕、薛、曹则土地狭隘，兵少民弱，不能与鲁国抗衡。僖公即位三十二年，朝见天子所在之地两次，而前往齐国三次。成公即位十八年，前往京师一次，而前往晋国四次。此后虽然前往齐、晋、楚不常，但终究没有朝见天子所在之地或前往京师的记录了。《春秋》依据事实直书，善恶自然显现。

隐公去世。

有人问：“隐公、闵公不记载葬礼，左氏说是不完成丧礼。二氏说君主被弑，贼人未讨伐，就不记载葬礼。应该遵从谁的说法？”回答说：“二氏的话确实有道理，但我考察《春秋》却不符合。外国的诸侯说君主被弑，贼人未讨伐，就不记载葬礼，但蔡景公、许悼公的情况不符合。内国的君主也说君主被弑，贼人未讨伐，就不记载葬礼，但桓公的情况不符合。有人说隐公、闵公不记载葬礼，是因为贼人在内，鲁国的臣子可以讨伐，所以不记载葬礼。桓公记载葬礼，是因为贼人在外，鲁国的臣子不能讨伐，所以记载葬礼，这样也可以吗？”回答说：“贼人未讨伐就不记载葬礼，是说仇人未报复就不安葬。不安葬则丧服不除，睡在草垫上枕着兵器，以此来表明作为臣子的身份。安葬是臣子的最后事务，道义未完结，所以不敢急于安葬。这是贼人未讨伐就不记载葬礼的说法。至于桓公被弑，贼人虽然在外，但作为鲁国的臣子有不共戴天的仇敌，怎么能一日忘记呢？不共戴天的仇敌未报复，则臣子的职责终究未尽。臣子的职责未尽，可以急于安葬吗？可以除去丧服吗？至于隐公、闵公，是因为认为臣子的事务未完结而不敢急于安葬，至于桓公，臣子的道义难道可以算是忠诚吗？这些都有互相矛盾的地方，所以我说是隐公被弑、桓公即位，国内多故，不能具备礼制来安葬，所以也不记载罢了。《春秋》的法则是依据事实直书，善恶自然显现，只有对于鲁国的事则特别有所隐讳，这是臣子的道义。所以公去世不记载被弑，是为尊亲隐讳。不记载地点，也就没有掩盖事实了。

隐公十年没有“正”字。

有人问：“隐公十年没有‘正’字，为什么呢？”回答说：“隐公将要让位给桓公，所以不拥有正月，这是公羊的说法。有人说：隐公十年没有‘正’字，是隐公不自正。元年有‘正’字，是用来正隐公的，这是谷梁的说法。这都是求《春秋》太过之失罢了。事情发生在正月，就记载正月；事情发生在二月，就记载二月；事情发生在三月，就记载三月；事情不系于月而特别系于时的，就记载春。这自然是《春秋》的书法罢了。隐公的《春秋》，也有事情发生在正月而不记载的吗？大概没有吧。没有，那么不记载就适宜了。何必用这些支离破碎的说法呢！”

春秋或问卷四

<经部,春秋类,吕氏春秋或问》>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五 宋 吕大圭 撰

桓公在垂地会见郑伯，郑伯用璧玉借许田，在越地结盟【元年】有人问：“左氏认为是交换祊田，经文认为是借璧玉，为什么呢？”回答说：“说借就不是交换，说交换就不是借。先前祊地归鲁，是郑国以此来结交鲁国；现在用璧玉借许田，是郑国以此来要挟鲁国。郑庄公真是奸雄啊！不直接要挟，却找借口说‘借’。借有归还的时候，桓公不是不知道郑国借了必定不还，但不得不答应。既然答应借了，然后才能在越地结盟。郑庄公真是奸雄啊！起初桓公在垂地会见郑伯，那么想要这次会见的，是郑国；后来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那么想要这次结盟的，是鲁国。郑伯为什么想要这次会见呢？将要要挟许田所以进行这次会见。鲁国为什么想要这次结盟呢？将要借郑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