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十六 宋 吕大圭 撰
曰‘取’。八年齐取我田，乃曰‘归’者，取之自晋，归之自晋，以见鲁国之命制于晋而已。故虽我田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犹寄耳。故齐归我田，书曰‘取’，犹若取之扵外也；齐取我田，书曰‘归’，犹若齐之所有也。胡氏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称。恃大国兵力，一战胜齐，得其故壤，而不请于天王以正疆理，则取之不以其道，与得非其有奚异？’然则宜奈何？攷扵建邦土地之图，若在封域之中，则先王所锡，先祖所受，经界世守，不可乱也。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兴灭国、继絶世之义，必有处也。鲁在战国时，地方五百里，而孟子语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损乎，在所益乎？’经于复其故田而书‘取’，所损益可知矣。”
译《春秋》记载为“取”。鲁国八年时齐国夺取了我国的田地，后来却记载为“归”，这是因为田地是从晋国手中夺取的，也是由晋国归还的，以此显示鲁国的政令受制于晋国而已。所以虽然是我国的田地，却不能安然拥有，就像寄存在那里一样。因此齐国归还我国田地，史书用“取”字，就好像是从外部夺取的一样；齐国夺取我国田地，史书用“归”字，就好像那是齐国所有的一样。胡氏说：“‘取’，是得到本不属于自己东西的称呼。倚仗大国的兵力，一次战胜齐国，得到其原有的疆土，却不向周天子请示以确立疆界，那么夺取它就不合乎正道，这与得到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有什么不同呢？”既然如此，应当怎么做呢？考察建国时的土地地图，如果田地在封域之内，那么这是先王所赏赐、先祖所接受的，疆界世代守护，不可扰乱。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侵犯小国而得到的，那么《春秋》本来就有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的意义，必定有恰当的处理方式。鲁国在战国时期，方圆五百里，而孟子对慎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鲁国是在被削减之列，还是在被增益之列呢？”《春秋》在恢复其原有田地时记载为“取”，其中损益的道理就可以知道了。
防盟于蜀
或问：“蜀之盟不没公，何也？”曰：“此与浮来之盟同，是防也。是盟也，葢为鲁病矣。当是时，晋主夏盟者也。晋方与鲁、卫、曹之师战齐于鞌，而楚即帅郑师以从事于鲁、卫，遂侵于蜀。公防公子婴齐，而同十一国之人以盟于蜀。岂鲁之得已哉？晋之不能却强楚以安中国，亦明矣。晋不能却强楚以安中国，而十一国之盟皆称‘人’，何也？晋犹主夏盟也。葢至扵晋赵武、楚屈建合诸侯于宋，而后晋、楚之势均。楚灵王求诸侯于晋，晋人许之，而后诸侯始皆从楚。此蜀之盟所以略之也。”
晋侯使荀庚来聘，卫侯使孙良夫来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孙良夫盟。
或问：“来聘而盟，何也？”曰：“案经，聘而遂盟者五：是年，荀庚、孙良夫十一年，晋侯使郤犫来聘，己丑，及郤犫盟；襄七年，卫侯使孙林父来聘，壬戌，及孙林父盟；十五年，宋公使向戌来聘，己亥，及向戌盟于刘。此皆诸侯使大夫来聘，而鲁要之使盟。明鲁不当要盟，诸大夫不当自盟也。何以知之？桓十四年，郑伯使其弟语来盟；宣七年，卫侯使孙良夫来盟。则是来盟者，其君使之也。今但曰‘使来聘’，则是其君之所使者来聘而已，非来盟也。鲁之为要盟，可知矣。”
郑伐许
或问郑伐许，説者以为外郑，然乎？曰：案《春秋》文，十年秦伐晋，成三年郑伐许，昭十二年晋伐鲜虞。先儒皆曰外之也。于秦伐晋，则曰晋自令狐之战不出师者三年，秦不顾义，见利而动，又起此役，此佳兵之道也。于郑伐许，则曰郑襄背盟弃信，与楚比，周一嵗而再伐许，故外之也。扵晋伐鲜虞，则曰楚灵不道，殄灭陈蔡，晋为盟主，既不能救，且伪防齐师，假道鲜虞，此狙诈之术也。或曰：自灭庸以后，秦为楚役，自晋主诸夏之盟，舍秦无加兵于晋者也。使晋之失伯，秦人为之也。于是外秦楚之伯，郑人为之也。由齐桓以来，争郑扵楚，桓公卒，郑始朝楚，诸侯折而入楚，郑为乱阶也。是故外秦而后外郑，《春秋》之外秦以晋故也，外郑亦以晋故也。则其外晋何？晋之君卿无中国之志也。楚防弑君之贼也，而执齐庆封，放陈招，杀蔡侯般，假讨贼之名以盟诸夏，而晋连年有事扵狄、鲜虞，虽吴入郢，扵越入吴，晋犹图鲜虞也。详于狄事而不详于楚，则晋无中国之志也。于是外晋。惟苏氏以秦、郑为阙文，而晋伐鲜虞则亦以为外之。以愚观之，是皆深于求《春秋》者也。甞窃以为事有小大，辞有详略。其书人、书氏、书爵者，详辞也；其直书国者，略辞也。秦、晋之争，自令狐而后，其事微矣，故略之。晋伐鲜虞亦然。《春秋》固不可尽以阙文视之，而亦岂可字字而求其义乎？善乎吕本中之言曰：「先儒徃徃以为不称人者皆外之，恐未必然。记事有逺近，有详略，有小大，不可以一概论。褒贬之实，则不在是焉。」秦之伐晋，事小而地逺，故略之，特罪其诸侯自相侵伐，杀生自恣耳。如加人而中国之，则遂合于礼乎？又曰：「事有小大，则记有详略，史家常法，《春秋》特以是褒贬垂训后世尔。」所谓「吾无隠乎尔也」。晋伐鲜虞，罪在伐人之国，以天子在上，而诸侯放恣，擅行征讨也。其事则微，故其书亦。略晋伐鲜虞，略辞也。其罪则自见矣。以晋伐鲜虞为狄之，则荀吴帅师，何以不外之也？以此知详略之异，非褒贬所系。
仲孙蔑叔孙侨如帅师侵宋
或问鲁侵宋何也？曰：上三年，甞防宋、卫同伐郑矣。次年，宋使华元来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鲁使仲孙蔑报华元矣。是年冬，郑伯背楚，求成于晋，而鲁、卫与宋又同盟于虫牢矣。今而卫侵宋，鲁又侵宋，何也？其诸受命于晋乎？其诸以诸侯谋复防，而宋辞之乎？然是役也，二卿并书，何也？此与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四卿并书之意同。当是时，大夫専擅，各自帅师，而公家微矣。是故侵宋之事小，而専权之患大。晋景公末年，有二大盟防：前有断道，后有虫牢，稍能振伯业者，二
译在蜀地防备并结盟。
有人问：“蜀地的盟会没有隐去鲁公的名号，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与浮来地的盟会情况相同，都是在蜀地进行的防备。这次盟会，大概是因为鲁国感到忧虑不安。当时，晋国是主持中原诸侯盟会的主盟者。晋国刚刚在鞌地与齐国作战，率领鲁、卫、曹的军队，而楚国随即率领郑国的军队去攻打鲁、卫两国，于是入侵蜀地。鲁公防备楚国的公子婴齐，并会同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在蜀地结盟。这难道是鲁国愿意这样做的吗？晋国不能击退强大的楚国以安定中原各国，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晋国不能击退强大的楚国以安定中原，而这十一个国家的盟会都只称‘人’（不称爵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晋国仍然主持着中原的盟会。大概到了晋国的赵武、楚国的屈建在宋国会合诸侯之后，晋、楚两国的势力才均衡。楚灵王向晋国请求会盟诸侯，晋国人答应了，此后诸侯才开始都顺从楚国。这就是蜀地盟会被简略记载的原因。”
晋侯派荀庚来鲁国聘问，卫侯派孙良夫来鲁国聘问。丙午日，鲁国与荀庚结盟；丁未日，鲁国与孙良夫结盟。
有人问：“前来聘问却结盟，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查考《春秋》经文，聘问后随即结盟的有五次：这一年，荀庚、孙良夫；十一年，晋侯派郤犫来聘问，己丑日，与郤犫结盟；襄公七年，卫侯派孙林父来聘问，壬戌日，与孙林父结盟；十五年，宋公派向戌来聘问，己亥日，在刘地与向戌结盟。这些都是诸侯派遣大夫来聘问，而鲁国要挟他们结盟。这表明鲁国不应当要挟结盟，各位大夫也不应当主动结盟。怎么知道的呢？桓公十四年，郑伯派他的弟弟郑语来结盟；宣公七年，卫侯派孙良夫来结盟。那么前来结盟的，是他们的国君派遣的。现在只说‘派来聘问’，那就是他们的国君派遣来聘问罢了，并不是来结盟的。鲁国要挟结盟的做法，由此可知了。”
郑国攻打许国。
有人问郑国攻打许国的事，解说者认为是表示疏远郑国，是这样吗？回答说：查考《春秋》的文体，十年秦国攻打晋国，成公三年郑国攻打许国，昭公十二年晋国攻打鲜虞。以前的儒者都说这是表示疏远。对于秦国攻打晋国，就说晋国自从令狐之战后三年不出兵，秦国不顾道义，见利而动，又发动这次战役，这是喜好战争的做法。对于郑国攻打许国，就说郑襄公背弃盟约、抛弃信义，与楚国勾结，一年内两次攻打许国，所以疏远他。对于晋国攻打鲜虞，就说楚灵王无道，灭绝陈、蔡两国，晋国作为盟主，既不能救援，而且假装防备齐国的军队，向鲜虞借道，这是狡猾欺诈的手段。有人说：自从灭亡庸国以后，秦国成为楚国的附庸，自从晋国主持中原诸侯的盟会，除了秦国没有再对晋国用兵的。假如晋国失去霸主地位，是秦国造成的。于是疏远秦、楚的霸主地位，是郑国造成的。从齐桓公以来，在郑国问题上与楚国争夺，桓公死后，郑国开始朝见楚国，诸侯折服而加入楚国，郑国是动乱的阶梯。因此先疏远秦国而后疏远郑国，《春秋》疏远秦国是因为晋国的缘故，疏远郑国也是因为晋国的缘故。那么疏远晋国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晋国的国君和卿大夫没有安定中原的志向。楚国防备弑君的贼人，却逮捕齐国的庆封，放逐陈国的招，杀死蔡侯般，假借讨伐贼人的名义来与中原诸侯结盟，而晋国连年对狄人、鲜虞用兵，即使吴国攻入郢都，越国攻入吴国，晋国还在图谋鲜虞。对狄人的事记载详细而对楚国的事记载简略，就说明晋国没有安定中原的志向。于是疏远晋国。只有苏氏认为秦国、郑国是文字缺失，而晋国攻打鲜虞也认为是疏远。以我看来，这些都是深入探究《春秋》的人。我曾经私下认为，事情有大小，文辞有详略。那些记载人名、氏名、爵位的，是详细的文辞；那些直接记载国名的，是简略的文辞。秦、晋之争，自从令狐之战以后，事情变得轻微了，所以简略记载。晋国攻打鲜虞也是这样。《春秋》固然不能全部视为文字缺失，但难道可以逐字逐句去寻求其含义吗？吕本中的话说得好：“以前的儒者往往认为不称‘人’的都是疏远，恐怕不一定如此。记事有远近，有详略，有大小，不能用一个标准来概括。褒贬的实质，并不在这里。”秦国攻打晋国，事情小而地方远，所以简略记载，只是谴责诸侯互相侵伐，随意杀戮罢了。如果加上‘人’字而将其视为中原国家，那就符合礼制了吗？又说：“事情有大小，那么记载就有详略，这是史家的常规，《春秋》特别以此褒贬来垂训后世罢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我对你们没有隐瞒”。晋国攻打鲜虞，罪过在于攻打别人的国家，因为天子在上，而诸侯放纵恣意，擅自进行征讨。这件事比较轻微，所以记载也简略。晋国攻打鲜虞，是简略的文辞。它的罪过自然就显现了。如果把晋国攻打鲜虞视为疏远，那么荀吴率领军队，为什么不被疏远呢？由此可知详略的不同，并不取决于褒贬。
仲孙蔑、叔孙侨如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有人问鲁国侵犯宋国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上一年，曾经会同宋、卫一起攻打郑国了。第二年，宋国派华元来聘问，与新继位的国君沟通了。又过了一年，鲁国派仲孙蔑回访华元了。这一年冬天，郑伯背弃楚国，向晋国求和，而鲁、卫与宋国又在虫牢结盟了。现在卫国侵犯宋国，鲁国又侵犯宋国，是为什么呢？大概是从晋国接受了命令吧？大概是因为诸侯谋划恢复盟会，而宋国推辞了吧？但是这次战役，两位卿大夫同时被记载，是为什么呢？这与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四位卿大夫同时被记载的意思相同。当时，大夫专权，各自率领军队，而公室的势力衰微了。因此侵犯宋国的事虽小，但专权的祸患却很大。晋景公末年，有两次大的盟会：前面是断道，后面是虫牢，稍微能够振兴霸业的，
防之力也。然虫牢之盟，宋实与焉，谋复防而宋辞之，何哉？其岂非以伯主于行事之间，非纯出扵礼义，有不当于人心者乎？如齐桓首止之盟，郑伯逃归，未纯乎义之所致也。
译这是臧文仲的功劳。然而，在虫牢结盟时，宋国确实参与了，谋划收复防邑时宋国却推辞了，这是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因为霸主在处理事务时，并非完全出于礼义，而有违背人心的地方吗？就像齐桓公在首止结盟，郑伯逃跑回国，并不是完全由道义所导致的。
宋公使公孙夀来纳币
或问：“纳币，常事也，何以书？”曰：“春秋书者三：庄二十二年冬，公如齐纳币。公谷云：‘公亲纳币也。’啖子云：‘且居丧，娶仇女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齐纳币。公羊云：‘讥丧娶也。’赵子云：‘又讥使公子纳币也。’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孙夀来纳币。赵子曰：“婚礼不当使公孙。”胡氏曰：“礼不可略，亦不可过，惟其称而已。略则轻大伦，过则溺私爱。宋公之请伯姬，鲁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礼逾制，岂所以重大婚之礼也哉？”经悉书之，为后法也。愚案：《春秋》书内女，惟扵纪叔姬、宋共姬，特致其详，非无谓也。纪叔姬之归于酅，宋共姬之待姆而卒，皆有贤徳者也，是以鲁人重之，鲁史记之为特详。圣人因鲁史而纪之，亦为特详。隠二年，纪裂繻来逆女，伯姬归于纪。七年，叔姬归于纪。庄四年，纪伯姬卒，齐侯葬纪伯姬。十二年，纪叔姬归于酅。庄二十九年，纪叔姬卒，葬纪叔姬。书纪叔姬之详如此。成八年，宋公使公孙夀来纳币，卫人来媵。九年，伯姬归于宋，夏季孙行父如宋致女，晋人来媵。十年，齐人来媵。襄三十年五月，宋灾，宋伯姬卒。秋，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书宋共姬之详如此。意者鲁人以其贤而书之于册，故仲尼得以从而述之尔。不然，史之所不载，仲尼亦安得而纪之乎？然仲尼所以纪之者，亦有故也。其书公孙夀纳币，季孙行父如宋致女，则讥其使卿也。书三国来媵，则讥其诸侯一娶不应有十二女也。葢亦因其纪录之详，而得以记其失礼尔。
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
或问：“不书‘天王’而书‘天子’，何也？”曰：“《春秋》书‘天王’者二十三，称‘王者’三，而称‘天子’者二。庄元年冬，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文五年，王使荣叔归含且赗；王使召伯来防葬，及此年赐命，是也。説者曰：桓公弑君，而王不能讨，及其死，而又使来锡命；成风以僖公妾母，用夫人礼，而王不责，反令荣叔归含且赗，又使召伯来防葬，故皆去‘天’以示贬焉。又曰：‘天王’者，制治天下而主乎法者也；‘天子’者，养天下而主乎恩者也。在《诗》，赏善罚恶之事多称‘王’，恩赐燕好之事多称‘天子’。桓公篡弑之贼，而来锡命，则不能行王法，故王去‘天’。成公之立八年矣，未甞有勤王之绩，而来锡命，则失于行私恩，故称‘天子’。愚请有以折之：《春秋》书‘来锡命’二，‘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是也。来赐命者一，‘赐成公命’，是也。夫锡桓公命，固不能行法；锡文公命，独为得礼乎？赐成公命，固为失恩；锡文公命，独不为失恩乎？使荣叔归成风之含赗，使召伯防成风之葬，固为非礼；宰咺来归仲子之赗，独非妾母乎？王不去‘天’，何也？説者曰：‘名冢宰，所以贬也。’然则荣叔独不可贬乎？岂归仲子之赗，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归成风之含赗，罪在天王而不在荣叔乎？凡此皆抵牾而难通者也。然则如何？杜预、孙明复皆以‘王者’之通称过矣，或者▯写误欤？啖助、吕本中之言云尔，吾从之。”
卫侯之弟黒背帅师侵郑
或问诸侯之弟兄不得以属通君臣之义也？来聘来盟，书弟则齐年、郑语也；帅师，书弟则卫黒背也。奈何？曰：説者或曰：「不书爵命氏族者，未命也；未命则一匹夫耳。」齐侯使其弟年来聘，匹夫而代大夫之事也；郑伯使其弟语来盟，匹夫而代诸侯之事也；卫侯之弟黒背侵郑，匹夫而代诸侯之权也。师者，人之司命，而治乱安危之所系，寄之匹夫焉，亦已轻矣。愚曰：此説非也。夫既命之盟聘帅师矣，焉有非大夫而可以任国事哉？其书弟者，葢以见其私耳。仁人之于兄弟也，固亲爱之而已矣。然其待之过厚，则亦非所以为中。观齐年之子无知，僖公爱之，衣服礼秩如嫡，卒之弑诸儿者无知也；卫侯之弟子叔黒背，生公孙剽、孙林父、▯殖，出卫侯衎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宠爱之私，
译宋公派公孙夀来送纳聘礼。
有人问：“送纳聘礼，是常事，为什么记载下来？”回答说：“《春秋》记载这类事有三例：庄公二十二年冬，鲁公到齐国送纳聘礼。《公羊传》、《谷梁传》说：‘鲁公亲自送纳聘礼。’啖助说：‘况且正在居丧，却娶仇敌之女。’文公二年，公子遂到齐国送纳聘礼。《公羊传》说：‘讥讽居丧娶妻。’赵岐说：‘又讥讽派公子去送纳聘礼。’成公八年夏，宋公派公孙夀来送纳聘礼。赵岐说：‘婚礼不应当派公孙去。’胡安国说：‘礼制不可省略，也不可过度，只在于合乎名分罢了。省略就会轻视人伦大道，过度就会沉溺于私情。宋公请求伯姬，鲁侯嫁出他的女儿，都表现得过于丰厚，却不知道这超越了礼制、逾越了法度，难道这是重视婚礼的做法吗？”经文全部记载下来，是为了给后人留下法则。我认为：《春秋》记载鲁国女子，只有纪叔姬、宋共姬，特别详尽，不是没有原因的。纪叔姬回到酅地，宋共姬等待保姆才去世，都是有贤德的人，因此鲁国人重视她们，鲁国的史官记载得特别详尽。圣人依据鲁国史官的记录来记载，也特别详尽。隐公二年，纪裂繻来迎娶女子，伯姬嫁给纪国。七年，叔姬嫁给纪国。庄公四年，纪伯姬去世，齐侯安葬纪伯姬。十二年，纪叔姬回到酅地。庄公二十九年，纪叔姬去世，安葬纪叔姬。记载纪叔姬如此详尽。成公八年，宋公派公孙夀来送纳聘礼，卫国人来送陪嫁女子。九年，伯姬嫁给宋国，夏季孙行父到宋国送嫁女子，晋国人来送陪嫁女子。十年，齐国人来送陪嫁女子。襄公三十年五月，宋国发生火灾，宋伯姬去世。秋天，叔弓到宋国，安葬宋共姬。记载宋共姬如此详尽。大概鲁国人因为她们贤德而记载在简册上，所以孔子得以接着叙述罢了。不然的话，史官不记载，孔子又怎么能记载呢？然而孔子之所以记载，也有原因。他记载公孙夀送纳聘礼、季孙行父到宋国送嫁女子，是讥讽他们派卿大夫去。记载三国来送陪嫁女子，是讥讽诸侯娶妻不应有十二个陪嫁女子。大概也是依据史官记载的详尽，从而得以记录他们的失礼行为罢了。
天子派召伯来赐予鲁公命令。
有人问：“不写‘天王’而写‘天子’，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写‘天王’的有二十三处，称‘王者’的有三处，而称‘天子’的有两处。庄公元年冬，周王派荣叔来赐予桓公命令；文公五年，周王派荣叔归还含玉和赗车；周王派召伯来防备安葬，以及这一年赐予命令，就是这两处。解说的人说：桓公弑君，而周王不能讨伐，等到他死了，又派人来赐予命令；成风作为僖公的妾母，使用夫人的礼仪，而周王不责备，反而让荣叔归还含玉和赗车，又派召伯来防备安葬，所以都去掉‘天’字以示贬斥。又说：‘天王’，是治理天下而主持法度的人；‘天子’，是养育天下而主持恩惠的人。在《诗经》中，赏善罚恶的事多称‘王’，恩赐宴享的事多称‘天子’。桓公是篡位弑君的贼人，而来赐予命令，则不能执行王法，所以王去掉‘天’字。成公即位八年了，未曾有勤王的事迹，而来赐予命令，则失于施行私恩，所以称‘天子’。我请求对此进行辩驳：《春秋》写‘来赐予命令’的有两处，‘周王派荣叔来赐予桓公命令’，‘天王派毛伯来赐予鲁公命令’，就是这两处。来赐予命令的一处，‘赐予成公命令’，就是这一处。赐予桓公命令，固然不能执行法度；赐予文公命令，难道就合乎礼吗？赐予成公命令，固然失于恩惠；赐予文公命令，难道就不失于恩惠吗？派荣叔归还成风的含玉和赗车，派召伯防备成风的安葬，固然不合礼；宰咺来归还仲子的赗车，难道仲子就不是妾母吗？周王不去掉‘天’字，为什么呢？解说的人说：‘称名冢宰，是用来贬斥的。’那么荣叔难道不可以贬斥吗？难道归还仲子赗车的罪责在冢宰而不在周王吗？归还成风含玉和赗车的罪责在周王而不在荣叔吗？凡此种种都相互矛盾而难以讲通。那么该怎么办呢？杜预、孙明复都认为‘王者’是通称，这错了，或许是传写错误吧？啖助、吕本中的说法如此，我遵从他们。”
卫侯的弟弟黒背率领军队侵犯郑国。
有人问：诸侯的兄弟不能以亲属关系贯通君臣之义吗？来聘问、来结盟，写“弟”则是齐国的年、郑国的语；率领军队，写“弟”则是卫国的黒背。为什么呢？回答说：解说的人有的说：“不写爵位、任命、氏族，是因为没有任命；没有任命就是一个普通百姓罢了。”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是普通百姓代替大夫做事；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是普通百姓代替诸侯做事；卫侯的弟弟黒背侵犯郑国，是普通百姓代替诸侯行使权力。军队，是人的命运主宰，是治乱安危所系，寄托给普通百姓，也太轻率了。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既然任命他结盟、聘问、率领军队了，哪有不是大夫却能承担国家事务的呢？写“弟”，大概是为了显示他的私情罢了。仁爱的人对于兄弟，本来只是亲爱他们而已。然而对待他们过于优厚，也不是合乎中道的。看齐年的儿子无知，僖公喜爱他，衣服礼制像嫡子一样，最终弑杀诸儿的正是无知；卫侯的弟弟子叔黒背，生下公孙剽、孙林父、孙殖，驱逐卫侯衎而立剽，也是因为他父亲有宠爱他的私情，
故得立尔。然则齐年、郑语、卫黒背皆以弟书者，岂非其宠爱之私闻于邻国而史册书之？孔子因以记之乎？若夫陈侯之弟黄出奔楚，卫侯之弟鱄出奔晋，天王杀其弟佞夫，秦伯之弟鍼出奔晋，陈侯之弟招杀世子偃师，盗杀卫侯之兄絷，宋公之弟辰出奔陈，宋公之弟辰自陈入于萧以叛，又自萧来奔，凡此者，书之所以见其薄友爱之义尔。一则已厚，一则已薄，圣人并书于册，而兄弟之义着矣。
译因此得以确立这样的体例。然而齐年、郑语、卫黒背都被记载为“弟”，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受宠爱的私情传到了邻国，而被史官记录在案，孔子便据此记载下来的吗？至于陈侯的弟弟黄出逃到楚国，卫侯的弟弟鱄出逃到晋国，周天子杀死了他的弟弟佞夫，秦伯的弟弟鍼出逃到晋国，陈侯的弟弟招杀死了世子偃师，盗贼杀死了卫侯的哥哥絷，宋公的弟弟辰出逃到陈国，宋公的弟弟辰从陈国进入萧地发动叛乱，后来又从萧地来投奔，所有这些情况，史书之所以这样记载，是为了显示他们淡薄了友爱兄弟的道义。一方面已经过分厚待，另一方面已经过分薄待，圣人将这些都记载在史册中，兄弟之间的道义就彰显出来了。
夏四月五卜郊
或问：“卜郊之屡，何也？”曰：“鲁僣天子之事，以卜郊。其言三卜者，一襄七年是也；四卜者，二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是也；五卜者，一成十年是也。屡卜而不吉，则勿郊可也。”
公防晋侯伐郑
或问经书晋侯，而左氏云晋侯有疾，晋立太子州蒲以为君，而防诸侯伐郑，信乎？曰：信。经是矣。
公防晋侯卫侯于琐泽
或问：“琐泽之防何也？”曰：“左氏云：‘华元克合晋楚之成，郑伯如晋聴成，防于琐泽，成故也。’刘敞云：‘琐泽之防，本以合楚郑也。’今楚郑不至，鲁卫自盟，何邪？合晋楚者，宋也，宋亦不与，又何邪？凡晋楚为平，则应大合诸侯，以申成好，今三国防而已，又何邪？然则▯之言，未足信也。愚意琐泽之防，为伐秦起文耳。今年防于琐泽，明年春使郤锜来乞师，而后五月暨诸侯伐秦，比事而观之，可见矣。”
公如京师
或问公如京师，岂非得礼之正乎？曰：经书朝于王所者，僖公也；如京师者，成公也。僖公朝王所，为防晋耳；成公如京师，为伐秦耳，非其尊周之本心也。僖公二十八年书曰：「公防诸侯盟于践土，公朝于王所。」此年书「公如京师」，公自京师遂防诸侯伐秦。《春秋》所志，可谓微而显矣。叔孙侨如如齐逆女，侨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
或问：“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信乎？”曰：“非也。”刘敞论之矣。一事而再见者，卒名之，此《春秋》之常也。非为尊君命故举氏，尊夫人故舍族也。石氏曰：“妇有姑之辞，时穆姜存焉，与宣元年‘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之义同。”
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
或问：“执称晋侯，何也？”曰：“《春秋》书‘执’多矣，皆书‘人执’，诸侯亦书‘人’，略辞也，乱辞也。惟此年晋侯之执曹伯，书‘晋侯’。《▯曰：‘负刍杀太子而自立。’晋侯执而归于京师。或者疑焉，以为负刍之杀太子，经无明文，设有之，《春秋》何以不书？疑未得其实。然甞以《春秋》书法攷之，则他执诸侯皆称‘人’，其称‘侯’者，独此一事耳，安得以为非伯讨乎？晋文之执衞侯，亦归于京师也，然而犹称‘人’者，晋又之执卫侯，私意也。此年之执曹伯，伯讨也。此所以异其文，《▯之所言与经意合，益足以为证矣。”
宋杀其大夫山
或问：“山之不氏，何也？”曰：“石氏。”曰：“杀大夫不氏？楚得臣与宋山而已。楚蛮荒也，其略之不备，宜矣。”此荡泽之不氏。左氏则以为背其族，何休则以为譛华元，发微则以为大夫之未命，皆未当也。葢甞疑其脱耳。又左氏载宋华元之奔，与子山之杀，及鱼石之出，首尾不实，学者更宜详之。
防吴于钟离
或问钟离之防呉何也？曰：晋实始通吴也。向也为中国患者，楚而已；与中国盟防者，亦楚而已，未有呉也。自成七年，呉伐郯，始见扵经。于是有吴为中国患矣。自成十五年，防吴于钟离。于是有吴与中国盟防矣。钟离之防，犹以诸侯之大夫也。若曰不以中国之诸侯与之为敌也。襄五年，善道之防，犹大夫也。戚之防，柤之防，则诸侯实与为防矣。虽然，以诸侯之大夫防呉，犹可也，又乌知大夫之自为防可乎哉？案《春秋》防而殊防者有二：防王世子于首止，是防世子也；防吴于钟离，防吴于柤，于向，是防蛮荒也。説者曰：防世子于首止，尊王室，不敢与世子抗也；防吴于钟离，于柤，于向，意在贱呉人，而罪诸侯不能与敌也。或曰：其言防吴何？防吴子也。然以经攷之，则戚之防，曷为不外吴人？又何以知吴之为吴子？苏氏曰：吴子未甞与中国防，晋为之合诸侯而防之，特书曰「防呉于钟离」，以吴与防也。愚案此説为通。葢戚之防，乃诸侯防，而吴人来防，故序吴扵诸侯之下；钟离之防，乃吴未通中国，而晋欲防吴故特以防呉为文。然则曷为不与首止之文同义？曰：首止之文曰「公及晋侯防王世子于首止」，若世子在此，而诸侯徃防之，然尊世子也；防呉之
译夏季四月，五次占卜郊祀之事。
有人问：“频繁占卜郊祀，是为什么呢？”回答说：“鲁国僭越天子的礼仪，用占卜来决定郊祀。其中说三次占卜的，是指襄公七年；四次占卜的，是指僖公三十一年和襄公十一年；五次占卜的，是指成公十年。屡次占卜而不吉利，那么不举行郊祀就可以了。”
鲁公在琐泽与晋侯会盟，以防范晋国讨伐郑国。
有人问：“经文中记载的是晋侯，而《左传》却说晋侯生病，晋国立太子州蒲为国君，并防备诸侯讨伐郑国，这可信吗？”回答说：“可信。经文是正确的。”
鲁公在琐泽与晋侯、卫侯会盟。
有人问：“在琐泽会盟是为了什么呢？”回答说：“《左传》说：‘华元促成晋楚和解，郑伯前往晋国听取和解事宜，在琐泽会盟，是因为和解的缘故。’刘敞说：‘琐泽之盟，原本是为了联合楚国和郑国。’如今楚国和郑国没有到来，鲁国和卫国自行结盟，这是为什么呢？促成晋楚和解的是宋国，宋国也没有参与，这又是为什么呢？凡是晋楚达成和平，就应当大规模会合诸侯，以申明和好，如今只有三国会盟，这又是为什么呢？那么《左传》的说法，不足以采信。我的意思是，琐泽之盟，是为了讨伐秦国而引发的。今年在琐泽会盟，明年春天派郤锜来请求出兵，而后在五月与诸侯一起讨伐秦国，将前后事情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明白了。”
鲁公前往京师。
有人问：“鲁公前往京师，难道不是符合礼制的正当行为吗？”回答说：“经文中记载‘朝于王所’的是僖公；记载‘如京师’的是成公。僖公朝见王所，是为了防范晋国；成公前往京师，是为了讨伐秦国，并非他们尊崇周王室的本心。僖公二十八年记载：‘鲁公与诸侯在践土会盟，鲁公朝见王所。’这一年记载‘鲁公前往京师’，鲁公从京师出发随即与诸侯会盟讨伐秦国。《春秋》所记载的，可以说是含蓄而显明了。”叔孙侨如前往齐国迎接夫人，侨如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
有人问：“称族，是尊重君命；不称族，是尊重夫人，这可信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刘敞已经论述过这个问题了。同一件事再次出现，最终要称名，这是《春秋》的常例。并不是因为尊重君命所以举出氏，因为尊重夫人所以省略族。石氏说：“这是有婆婆在的措辞，当时穆姜还在世，与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的意义相同。”
晋侯捉拿曹伯，押解到京师。
有人问：“捉拿曹伯却称晋侯，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记载‘执’很多，都写‘人执’，诸侯也写‘人’，这是简略的辞令，也是混乱的辞令。只有这一年晋侯捉拿曹伯，写了‘晋侯’。《左传》说：‘负刍杀太子而自立。’晋侯捉拿他押解到京师。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负刍杀太子，经文中没有明文记载，假设有这件事，《春秋》为什么不记载？怀疑没有得到事实真相。然而曾经用《春秋》的书法来考察，那么其他捉拿诸侯的都称‘人’，称‘侯’的，只有这一件事，怎么能认为这不是霸主征讨呢？晋文公捉拿卫侯，也押解到京师，然而仍然称‘人’，是因为晋国再次捉拿卫侯，是出于私意。这一年捉拿曹伯，是霸主征讨。这就是文字不同的原因，《左传》所说的与经文意思相合，更加足以作为证据了。”
宋国杀了它的大夫山。
有人问：“山不称氏，是为什么呢？”回答说：“石氏。”问：“杀大夫不称氏？只有楚国的得臣和宋国的山而已。楚国是蛮荒之地，其记载简略不全，是适宜的。”这是荡泽不称氏的情况。《左传》认为是背叛其族，何休认为是进谗言陷害华元，发微认为是大夫尚未受命，都不恰当。大概曾经怀疑是脱漏了文字。又《左传》记载宋华元的出逃，与子山的被杀，以及鱼石的出奔，首尾不实，学者更应当详细考察。
在钟离会盟以防范吴国。
有人问：“在钟离会盟防范吴国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晋国实际上是开始与吴国交通的。以前成为中原祸患的，只有楚国；与中原盟会防范的，也只有楚国，没有吴国。自从成公七年，吴国讨伐郯国，开始出现在经文中。于是吴国成为中原的祸患。自从成公十五年，在钟离会盟防范吴国。于是吴国与中原盟会防范了。钟离之盟，还是用诸侯的大夫。好像说不把中原的诸侯当作吴国的敌手。襄公五年，善道之盟，还是大夫。戚之盟，柤之盟，则是诸侯实际参与会盟了。虽然如此，用诸侯的大夫防范吴国，还可以，又怎么知道大夫自行会盟是可以的呢？考察《春秋》中会盟而区分对待的有两种：在首止会盟王世子，这是会盟世子；在钟离、柤、向会盟吴国，这是会盟蛮荒。解说的人说：在首止会盟世子，是尊重王室，不敢与世子对抗；在钟离、柤、向会盟吴国，意在轻视吴人，而谴责诸侯不能与之对抗。有人说：说会盟吴国是什么意思？是会盟吴子。然而用经文考察，那么戚之盟，为什么不排斥吴人？又怎么知道吴国是吴子？苏氏说：吴子未曾与中原会盟，晋国为他会合诸侯而会盟，特意记载为‘在钟离会盟吴国’，是因为吴国参与会盟。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通达的。大概戚之盟，是诸侯会盟，而吴人来参与会盟，所以把吴国列在诸侯之下；钟离之盟，是吴国未与中原交通，而晋国想要会盟吴国，所以特意以会盟吴国为文。那么为什么不与首止的文字意义相同呢？回答说：首止的文字说‘鲁公及晋侯在首止会盟王世子’，如果世子在这里，而诸侯前往会盟他，这是尊重世子；会盟吴国……”
雨木冰
或问雨木冰之义，曰：“文公经説曰：‘成十六年雨木冰。’谷梁曰：‘雨而木冰也。’注云：‘介胄之象。’何休公羊注云：‘木少阳，防君也；冰隂凝，臣也。臣将胁君。’此乃五行家牵合之説，未可信。终未见上温下冷之意。”
公防尹子、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人、邾人伐郑。
或问，或谓曹伯负刍弑君自立，晋侯执之，归于京师。次年，曹伯归自京师。已而，尹子、单子、防晋侯伐郑，曹伯遂列于防。是王纵负刍以成曹乱，故是年不书王，言王之不王也。曰不然，是年不书王，脱文耳。
楚子、郑伯伐宋。宋鱼石复入于彭城。
或问：“伐宋以纳鱼石也，而不曰‘纳鱼石’，何也？”曰：“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则纳之者楚子耳，非公孙宁、仪行父之能为也。今曰‘宋鱼石复入于彭城’，则纳之者虽楚子，而复入则鱼石也。其诸晋栾盈之俦乎？”先儒曰：“以恶曰‘复入’，是故鱼石不言自楚，栾盈不言自齐。”
春秋或问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十七 宋 吕大圭 撰
襄公 城虎牢【二年】
或问陈君举曰：「向也曰虎牢，今也曰城虎牢，何不系之郑者？为天下城之也。系之郑者，为郑戍之也。是故楚丘不系之卫，縁陵不系之▯，梁山、沙鹿不系之晋，皆非一国之辞也。郱、鄑、郚系之纪，彭城系之宋，皆一国之辞也。然乎？曰：『説亦巧矣。然案《春秋》，楚丘不言卫，縁陵不言▯，皆是卫▯不能有之，而齐桓城之尔。然则城虎牢者，亦郑不能有之尔。此必近楚之地，而郑不能有之，是以诸侯城之。』」
莒人灭鄫
或问谷梁曰：「莒人防鄫，非灭之也，立异姓以莅祭祀，灭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为鄫夫人者，而立其出，信乎？」曰：「未可以为信也。此直是莒人灭鄫耳，立异姓之事，未敢尽信。」
季孙宿如晋
或问左氏曰：“晋人来讨，曰‘何故亡鄫’？为鲁当属鄫故也，信乎？”曰：“以经攷之，则莒与鄫同预戚之防。莒之灭鄫，正晋之所当讨扵莒也，而反讨扵鲁，何哉？恐未必然。”
郑伯卒于鄵
或问：“郑伯之名，何也？”曰：“诸侯不生名，此其名之者，以其卒也。与吴子遏伐楚，门于巢卒，同从省文也。诸侯卒扵国都不地，此其地者，以其不在国也。为如防而卒也，故地，与宋公佐卒于曲棘同。未见诸侯而卒，与许男卒于师同。此诸侯之例。如此而説者，徒见其文之异，便有‘郑伯见弑’之説，误矣。”
同盟于戯
或问：“戏之盟，郑服乎？”曰：“案《左氏》，同盟于戯，郑与焉。然柯陵之盟，亦书于伐郑之后，则郑之服未可知。今以经攷之，盟于柯陵之后，诸侯再伐郑，则其未得志于郑可知；盟于戯之后，楚子伐郑，则其为郑服可知。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亦郑受盟也；防于萧鱼，亦郑预防也。皆书于伐郑之后，比事而观，可见矣。”
防于萧鱼
或问：“萧鱼之防，非悼公之盛乎？”曰：“此悼公之盛也，而君子亦有不满焉。何以言之？甚矣，悼公再伯之难也。晋楚所争者二，其一陈也，其一郑也。悼公绍文襄之烈，凡有盟防，诸侯麕至。向也，郑从楚，至城虎牢而郑始服；向也，陈从楚，至盟鸡泽而陈来防。自是陈郑即中国矣，而楚之雠于陈郑者亦如之。是故再防于戚，为戍陈也，而楚公子贞为是伐陈，诸侯于是有救陈之师。又明年，而公子贞围陈，诸侯于是有鄬之防，凡以争陈也。郑侵蔡而获燮，则楚伐郑；郑受盟于楚，则晋伐郑；郑同盟于戏，则楚伐郑；郑为楚伐宋，则晋又伐郑；诸侯戍郑虎牢，则楚救之；郑公孙舍之侵宋，则晋伐之；郑同盟于亳城北，则楚师至；楚子、郑伯伐宋，则晋师来，凡以争郑也。然而陈卒从楚，而晋不能争；郑卒从晋，而楚不能争。何也？无他，郑近晋而陈近楚也。观范宣子之言曰：“楚人讨贰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讨陈。陈近于楚，民朝夕急，能无徃乎？有
译雨木冰
有人问“雨木冰”的含义，回答说：“《左传》杜预注说：‘成公十六年，下雨时树木结冰。’《谷梁传》说：‘下雨而树木结冰。’注解说：‘这是兵甲的象征。’何休在《公羊传》注中说：‘木属少阳，象征君主；冰属阴凝，象征臣子。这是臣子将要胁迫君主。’这不过是五行家牵强附会的说法，不可轻信。终究没有看到上温下冷的意思。”
周天子派尹子、单子，会同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人、邾人，讨伐郑国。
有人问，有人说曹伯负刍杀君自立，晋侯逮捕他，押回京师。第二年，曹伯从京师回国。不久，尹子、单子会同晋侯讨伐郑国，曹伯于是列名于这次会盟。这是周王纵容负刍以成全曹国的动乱，所以这一年不记载周王，是说周王不像周王。回答说不是这样，这一年不记载周王，只是脱漏了文字罢了。
楚子、郑伯讨伐宋国。宋国的鱼石再次进入彭城。
有人问：“讨伐宋国是为了接纳鱼石，却不写‘接纳鱼石’，为什么呢？”回答说：“接纳公孙宁、仪行父到陈国，那么接纳他们的是楚子，不是公孙宁、仪行父自己能做到的。现在说‘宋国的鱼石再次进入彭城’，那么接纳他的是楚子，但再次进入的是鱼石自己。这大概类似于晋国栾盈的情况吧？”先儒说：“因为行为恶劣所以称‘复入’，所以鱼石不说来自楚国，栾盈不说来自齐国。”
春秋或问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十七 宋 吕大圭 撰
襄公 筑虎牢【二年】
有人问陈君举说：“以前说虎牢，现在说筑虎牢，为什么不归属给郑国呢？是为天下人筑城。归属给郑国，是为郑国戍守。所以楚丘不归属给卫国，缘陵不归属给杞国，梁山、沙鹿不归属给晋国，都不是一个国家的措辞。郱、鄑、郚归属给纪国，彭城归属给宋国，都是一个国家的措辞。是这样吗？回答说：‘说法也很巧妙。然而考察《春秋》，楚丘不说卫国，缘陵不说杞国，都是因为卫、杞不能占有它们，而是齐桓公筑城的缘故。那么筑虎牢，也是郑国不能占有它。这一定是靠近楚国的地方，而郑国不能占有，所以诸侯筑城。’”
莒人灭掉鄫国
有人问《谷梁传》说：“莒人灭掉鄫国，不是灭掉它，而是立异姓人来主持祭祀，这是灭亡的道路。”《公羊传》也说：“莒女有做鄫国夫人的，而立她的儿子，可信吗？”回答说：“不能认为可信。这直接就是莒人灭掉鄫国，立异姓人的事，不敢完全相信。”
季孙宿到晋国
有人问《左传》说：“晋国人来责问，说‘为什么灭掉鄫国’？因为鲁国应当归属鄫国，可信吗？”回答说：“根据经文考察，莒国和鄫国都参与了戚地的会盟。莒国灭掉鄫国，正是晋国应当责问莒国的，反而责问鲁国，为什么呢？恐怕不一定如此。”
郑伯死在鄵地
有人问：“郑伯的名字，为什么记载呢？”回答说：“诸侯生前不称名，这里称名，是因为他死了。与吴子遏讨伐楚国，在巢地城门下战死，一样是从简略写法。诸侯死在国都不记载地点，这里记载地点，是因为不在国都。因为参加会盟而死，所以记载地点，与宋公佐死在曲棘相同。没有会见诸侯而死，与许男死在军中相同。这是诸侯的体例。像这样解释的人，只看到文字的不同，就有‘郑伯被杀’的说法，错了。”
在戏地共同结盟
有人问：“戏地的盟会，郑国服从了吗？”回答说：“考察《左传》，在戏地共同结盟，郑国参与了。然而柯陵的盟会，也记载在讨伐郑国之后，那么郑国是否服从还不可知。现在根据经文考察，在柯陵盟会之后，诸侯再次讨伐郑国，那么他们未在郑国得逞可知；在戏地盟会之后，楚子讨伐郑国，那么郑国服从可知。十一年在亳城北共同结盟，也是郑国接受盟约；在萧鱼会盟，也是郑国参与会盟。都记载在讨伐郑国之后，比较事情来看，就可以明白了。”
在萧鱼会盟
有人问：“萧鱼的会盟，不是悼公的鼎盛时期吗？”回答说：“这是悼公的鼎盛时期，但君子也有不满的地方。怎么说呢？悼公再次称霸的困难太大了。晋楚所争夺的有两处，一处是陈国，一处是郑国。悼公继承文公、襄公的功业，凡有盟会，诸侯都聚集到来。以前，郑国跟随楚国，到筑虎牢时郑国才开始服从；以前，陈国跟随楚国，到鸡泽盟会时陈国才来参加会盟。从此陈郑就归属中原了，而楚国对陈郑的仇恨也像以前一样。所以再次在戚地会盟，是为了戍守陈国，而楚国公子贞因此讨伐陈国，诸侯于是有救援陈国的军队。又过了一年，公子贞包围陈国，诸侯于是有鄬地的会盟，都是为了争夺陈国。郑国侵犯蔡国并抓获燮，那么楚国讨伐郑国；郑国在楚国接受盟约，那么晋国讨伐郑国；郑国在戏地共同结盟，那么楚国讨伐郑国；郑国为楚国讨伐宋国，那么晋国又讨伐郑国；诸侯戍守郑国虎牢，那么楚国救援；郑国公孙舍之侵犯宋国，那么晋国讨伐；郑国在亳城北共同结盟，那么楚国军队到来；楚子、郑伯讨伐宋国，那么晋国军队到来，都是为了争夺郑国。然而陈国最终跟随楚国，而晋国不能争夺；郑国最终跟随晋国，而楚国不能争夺。为什么呢？没有别的，郑国靠近晋国而陈国靠近楚国。看范宣子的话说：‘楚人讨伐有二心的国家而立子囊，必定改变行为而迅速讨伐陈国。陈国靠近楚国，百姓早晚危急，能不前往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