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六 宋 吕大圭 撰
宋人执祭仲突归于郑。郑忽出奔卫。
或问祭仲之事，公羊以为知权，何也？曰：甚哉，公羊之谬也！愚尝摭其説而论之。公羊之言曰：「宋人执祭仲，谓之曰：『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少辽缓之，则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则病，然后有郑国。」古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舎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愚请反之曰：「祭仲不从其言，则身必死，国必不亡。祭仲死，则郑怒于宋，民知有义，宋必不能逞志于我。从其言，则身可以生易死，君必出，国必乱，少辽缓之，然后出突而反忽，是逐二君也。古人有权者，不如是也。」权者何？权者合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舎正理无所设。行权有道，必度义以行权，不背经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何者？若祭仲知权者，宜致死勿聴，使宋人知虽杀祭仲，犹不得郑国，乃可矣。且祭仲谓宋，诚能以力杀郑忽以灭郑国乎？则必不待执祭仲而刼之矣。如力不能，而▯大为言，何故聴之？且祭仲死焉足矣。若不能，是莫若强许焉，还至其国而背之，执突而杀之可矣。何故黜正而立不正，以为行权？乱臣贼子，孰不为此乎？故曰：甚哉，公羊之谬也！突不系以郑，何也？曰：「小白系以齐，明当有齐也。子纠不系以齐，不当有齐也。忽系以郑，明当有郑也。突不系以郑，则其不当有郑也，可知矣。」曰：「君在丧未逾年，称子，忽立三月矣，何以不称子而称名？」曰：「此争国之辞也。」曹羁虽立而未成君也，郑忽虽立亦未成君也。未成君者，盖其国人亦未之君也。未之君，则其与突何异焉？忽之名与突无异，而系忽于郑则有异矣。至于复归于郑，则称世子，何也？曰：「此正其为世子也。正其为世子则突之，不当立明矣。
柔防盟于折
或问：“柔何以名曰‘禄去公室，政在大夫’？其始于柔防宋、陈、蔡之盟乎？”先儒皆以为贬而称名，然谓之贬而称名，例也。公子结何以不贬？夫以大夫与诸侯盟，此不待贬絶而自见者也，而何必求之过哉？故尝谓：“内大夫帅师，自无骇始；内大夫与诸侯盟，自柔始。自其有无骇之帅师也，然后有翚、有庆父、有公子友、公孙兹、公孙敖、公子遂、公孙归父之帅师；甚则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四卿并帅师矣。自其有柔之盟也，然后有公子结、公孙敖、季孙行父、公子遂、臧孙许、仲孙蔑、仲孙貜、仲孙何忌之及诸侯盟；甚则叔孙州仇、仲孙何忌二卿及邾子盟于句绎矣。”然则折之盟何也？曰：“郑连齐、卫与鲁为雠，陈、蔡从王与郑为雠久矣。今郑庄已死，而宋有立突之功，折之盟其殆欲倚宋以平鲁、郑、陈、蔡，而将以定突之位乎？鲁桓以为郑突犹已匹也，是以汲汲而为此耳。”蔡叔何以称字？曰：“诸侯之母弟称字者，非大夫也。此年蔡叔、十五年许叔、十七年蔡季、庄三年纪季是也。其称名者，大夫也。
防于夫，钟于阚，于谷丘，于虚，于▯，于武父。
或问公与宋公四防一盟，春秋列书而不置，何也？曰：亦可以见春秋之防盟无一足恃者矣。突以弟簒兄，倚宋之力而得国，而突之赂于宋者未满其欲，也是以责赂于郑，公于是四防一盟以求之，而宋终不与之平也。然则宋之猜贰无厌可知，而鲁之强聒不舍亦已甚矣。始也为人谋事而欲解其雠，终也怒其辞平而复党其恶，鲁之罪可知矣。受人之惠而忘其徳，忿其小怨而至于用兵，郑之罪可知矣。执人之权臣而使之出其君，纳簒弑之人而多责其赂，宋之罪亦可知矣。皆罪也，而鲁尤甚。且不谋人之事则已，五反而不合，至于结党而交兵，谋人之事者固如是乎？或曰：突簒君也，武父之盟书曰“郑伯”，何也？曰：诸侯虽以簒得国，茍其大臣君之，其国人君
译宋国人拘捕了祭仲，把公子突送回郑国。郑忽出逃到卫国。
有人问起祭仲这件事，公羊学派认为他懂得权变，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公羊学派的错误太严重了！我曾经搜集他们的说法并加以论述。公羊学派说：“宋国人拘捕了祭仲，对他说：‘替我驱逐忽而立突为君。’祭仲如果不听从他的话，那么国君必定死，国家必定灭亡；如果听从他的话，那么国君可以由死变生，国家可以由亡变存。稍微拖延缓和一下，那么突可以再次被驱逐，而忽可以再次返回。如果做不到这样，那就生病，然后才有郑国。”古代懂得权变的人，祭仲的权变就是这样的。权变是什么呢？权变是违背常道，然后才能产生善果。权变所设立的，除了面临死亡之外没有别的场合。实行权变有原则，要自我贬损来实行权变，不伤害别人来实行权变，杀人来保全自己，亡人来保全自己，君子是不做的。我请求反过来这样说：“祭仲如果不听从他的话，那么自身必定死，国家必定不会灭亡。祭仲死了，那么郑国就会对宋国愤怒，百姓知道有义气，宋国必定不能在我国得逞。如果听从他的话，那么自身可以由死变生，国君必定出逃，国家必定混乱，稍微拖延缓和之后，然后驱逐突而召回忽，这是驱逐两位国君啊。古代懂得权变的人，不是这样的。”权变是什么呢？权变是符合常道，然后才能产生善果。权变所设立的，除了正理之外没有别的场合。实行权变有原则，必须衡量道义来实行权变，不违背常道来实行权变，杀人来保全自己，亡人来保全自己，君子是不做的。为什么呢？如果祭仲懂得权变，应当宁死也不听从，让宋国人知道即使杀了祭仲，还是得不到郑国，这才可以。况且祭仲对宋国说，宋国真的能凭武力杀死郑忽来灭亡郑国吗？那就必定不等待拘捕祭仲来胁迫他了。如果武力不能，却用大话来威胁，为什么要听从他呢？况且祭仲死了也就罢了。如果宋国不能灭亡郑国，那不如勉强答应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后违背约定，拘捕突并杀了他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废黜正统而立不正统，以此作为实行权变呢？乱臣贼子，谁不这样做呢？所以说：公羊学派的错误太严重了！突不加上郑国的国号，为什么呢？回答说：“小白加上齐国的国号，表明他应当拥有齐国。子纠不加上齐国的国号，表明他不应当拥有齐国。忽加上郑国的国号，表明他应当拥有郑国。突不加上郑国的国号，那么他不应当拥有郑国，就可以知道了。”问：“国君在丧期未满一年，称子，忽已经即位三个月了，为什么不称子而称名？”回答说：“这是争夺国家的措辞。”曹羁虽然即位但还没有成为国君，郑忽虽然即位也没有成为国君。没有成为国君的，大概他们的国人也没有把他当作国君。没有把他当作国君，那么他和突有什么区别呢？忽的名与突没有区别，而把忽系于郑国就有区别了。至于复归于郑，就称世子，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纠正他作为世子的身份。纠正他作为世子的身份，那么突不应当即位就明白了。
柔在折地结盟。
有人问：“柔为什么被称为‘禄去公室，政在大夫’？是从柔与宋、陈、蔡的盟会开始的吗？”先前的儒者都认为这是贬斥而称名，然而称为贬斥而称名，这是惯例。公子结为什么不贬斥呢？大夫与诸侯结盟，这不需要贬斥断绝就自然显现了，何必过分追究呢？所以曾经说：“国内大夫率领军队，从无骇开始；国内大夫与诸侯结盟，从柔开始。自从有了无骇率领军队，然后才有翚、庆父、公子友、公孙兹、公孙敖、公子遂、公孙归父率领军队；严重的话，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四位卿一起率领军队。自从有了柔的盟会，然后才有公子结、公孙敖、季孙行父、公子遂、臧孙许、仲孙蔑、仲孙貜、仲孙何忌与诸侯结盟；严重的话，叔孙州仇、仲孙何忌两位卿与邾子在句绎结盟。”那么折地的盟会是什么呢？回答说：“郑国联合齐、卫与鲁国为仇敌，陈、蔡跟随周王与郑国为仇敌很久了。现在郑庄公已经死了，而宋国有立突的功劳，折地的盟会大概是想要依靠宋国来平息鲁、郑、陈、蔡之间的仇怨，而将要安定突的地位吧？鲁桓公认为郑突还和自己相当，因此急切地做这件事。”蔡叔为什么称字？回答说：“诸侯的母弟称字的，不是大夫。这一年蔡叔、十五年许叔、十七年蔡季、庄公三年纪季就是这样。称名的，是大夫。
在夫地结盟，在阚地结盟，在谷丘结盟，在虚地结盟，在〇地结盟，在武父结盟。
有人问鲁公与宋公四次结盟一次会盟，春秋详细记载而不省略，为什么呢？回答说：也可以看出春秋的结盟没有一个是值得依靠的。突以弟弟的身份篡夺哥哥的君位，依靠宋国的力量而得到国家，而突贿赂宋国的东西没有满足宋国的欲望，因此宋国向郑国索取贿赂，鲁公于是四次结盟一次会盟来请求宋国，而宋国最终不与郑国和解。那么宋国的猜忌二心没有满足就可以知道了，而鲁国的强聒不舍也太严重了。开始为人谋划事情而想要解除仇怨，最终因为对方拒绝和解而再次参与恶行，鲁国的罪过就可以知道了。接受别人的恩惠而忘记他的德行，怨恨小的怨仇而至于用兵，郑国的罪过就可以知道了。拘捕别人的权臣而让他驱逐自己的国君，接纳篡弑的人而多索取贿赂，宋国的罪过也可以知道了。都是罪过，而鲁国尤其严重。况且不谋划别人的事情也就罢了，五次往返而不合，以至于结党而交战，谋划别人事情的人本来是这样吗？有人说：突是篡位的国君，武父的盟会记载说“郑伯”，为什么呢？回答说：诸侯虽然以篡位得到国家，如果他的大臣把他当作国君，他的国人把他当作国君
之，诸侯亦与之防盟以为彼国之君也，圣人亦从而君之，从其实也。武父之郑伯是也。茍其虽正适而未成君也，其大臣不之君，其国人不之君，列国之诸侯亦未以为彼国之君也，圣人亦从而名之，从其实也。曹羁、郑忽是也。圣人何加损焉？
译对于这种情况，诸侯也与他订立防盟，把他当作那个国家的国君，圣人也就顺从而称他为君，这是遵从实际状况。武父和郑伯就是这样。如果某人虽然是嫡子但尚未成为国君，他的大臣不把他当作国君，他的国人也不把他当作国君，其他诸侯国的诸侯也没有把他当作那个国家的国君，圣人也就顺从而称他为名（不称君），这也是遵从实际状况。曹羁和郑忽就是这样。圣人有什么增减呢？
及郑师伐宋战于宋
或问：“战而书及，何也？”曰：“战而书及，皆公也。此年战于宋，十七年及齐师战于奚庄，九年及齐师战于干时，皆公也。胡氏曰：‘既书伐宋，又书战于宋者，责赂于郑而无厌，屡盟于鲁而无信者，宋也。二国声其罪以致讨，故书曰伐。’夫宋人之罪则固可伐矣，然取其赂以立督者，鲁桓也；资其力以篡国者，郑突也。无诸已然后可以非诸人。用贤治不肖，不以乱易乱也。故又书曰‘战于宋’，来战者罪在彼，‘战于郎’是也；徃战者罪在内，‘战于宋’是也。”
公防纪侯郑伯战齐宋卫燕师败绩。
或问：“此一役宜可以固纪矣，而纪不免于亡，何也？”曰：“此所以速纪之亡也。向也，齐、郑如纪，将以袭纪也。纪倚鲁以为重，一防于成，再来朝，三纳后于王，皆将以固纪也。齐、卫、郑来战于郎矣，又盟于恶曹，皆将以抗鲁也。今者鲁、宋有隙，齐又挟宋、卫、燕以图纪，鲁、郑援纪而与战，而四国败绩焉。纪之亡，形成矣。夫以垂亡之国而获胜捷之功，此可喜也；以大国之势而蓄必报之憾，甚可惧也。公之所以为纪谋者，既无以为固纪之道，而徒挟郑以与人战，幸而胜齐，彼将谓可以固纪矣，而不知所以速纪之亡者，在是役也。迨夫纪惧亡之不给，复为黄之盟，求以安纪，亦晩矣。”胡氏曰：“齐为无道，恃强凌弱，此以纪为主，何也？彼为无道，加兵于已，必有引咎责躬之事，礼义辨谕之文，犹不得免焉，则亦固其封疆，効死以守，上讨诸天子，下告诸方伯，遂率与邻国之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愤然与战，岂已乱之道乎？同力度徳，动则相时，小国雠大国而幸胜焉，祸之始也。息伐郑而亡郑，胜蔡而惧蔡，败楚而灭今。纪人不度徳，不量力，不征辞，轻与齐战而为之援者，弑君之贼，簒国之人也，不能保其国，自此战始矣。”
公防郑伯于曹
或问陈氏曰：「凡君在丧称子。僖九年宋子，二十五年卫子，定四年陈子。卫宣未葬，则其称卫侯何？不以居丧之礼出也。卫朔、宋固【成三年】陈溺【襄五年】犹逾年也。郑费【成四年】未逾年，亦曰郑伯。甚矣！春秋之法，茍在丧未逾年不成君，是故卫成公不书卒，郑厉、曹羁之奔也，但书名。此亦未逾年也，而自称郑伯，吾从而志之，无改焉可也。以其不成君，则春秋不可以不辨。茍继世矣，则春秋弗辨也，从而志之，徒见其悖礼焉尔。」
春无冰
或问：“无冰何以书？”曰：“古者藏冰、▯冰，所以节阳气之盛也。夫阳气之在天地间，譬犹火之着于物也，故当有以解之。十二月阳气蕴伏，锢而未▯其盛在下，则纳冰于地中。至于二月，四阳作，蛰虫起，阳始用事，则亦始啓冰而庙荐之。至于四月，阳气毕达，隂气将絶则冰于是大▯食肉之禄，老病丧浴，冰无不及。是以冬无愆阳，夏无伏隂春无凄风，秋无苦雨，雷出不震，无灾霜雹厉疾不降，民不夭札。故夫藏冰、▯冰者，此燮调之一事也。”《春秋》之书“无冰”，不独志恒▯之异常、燠之罚，而亦以备暑之无其备也。
御廪灾乙亥尝
或问：“春秋”常事不书，礿祀烝尝，常事也，何以书？曰：“春秋”书烝尝者二，惟桓八年两书烝，与此年一书尝而已。盖“春秋”常祭，凡得时与合礼者皆不书，如有事于太庙，有事于武宫，皆不书祭名。所以书者，为事起也。惟桓两书烝尝，书烝则以其黩烝而书也，书尝则以灾之余而书也。夏五月而烝，秋八月而尝，皆黩祭也。
宋人以齐蔡卫陈伐郑
或问：“书‘以’之义曰：‘春秋书‘以’者三，此年及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师伐齐；定四年，蔡侯以吴子伐楚，是也。‘以’者，能左右之而行已意也。齐、蔡、卫、陈本无意于伐郑，而伐郑者，宋以之也。楚本无意于伐齐，而伐齐者，鲁以之也。吴子本无意于伐楚，而伐楚者，蔡侯以之也。春秋书擅征伐，皆恶之，而况于以人之兵而伐人之国哉？大乱之道也。刘单以王猛居于皇，
译等到郑国军队攻打宋国，在宋国交战。
有人问：“交战却记载‘及’，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交战而记载‘及’，都是因为国君亲自参战。这一年交战于宋国，十七年与齐国军队交战于奚庄，九年与齐国军队交战于干时，都是因为国君亲自参战。胡氏说：‘既然记载了攻打宋国，又记载在宋国交战，是因为宋国向郑国索取贿赂而不知满足，多次与鲁国结盟却不守信用。两国声讨宋国的罪过以进行征讨，所以记载为‘伐’。’宋人的罪过固然可以讨伐，然而接受贿赂而拥立公子督的，是鲁桓公；资助其势力以篡夺国家的，是郑突。没有这些行为在自己身上，然后才可以指责别人。任用贤人治理不贤之人，不应该用混乱去替代混乱。所以又记载为‘在宋国交战’，来战的一方罪责在对方，‘在郎交战’就是这样；前往交战的一方罪责在国内，‘在宋国交战’就是这样。”
鲁僖公在曹地会合郑伯，与齐、宋、卫、燕的军队交战，四国军队大败。
有人问：“这一战本可以稳固纪国，但纪国最终不免于灭亡，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正是加速纪国灭亡的原因。以前，齐国、郑国前往纪国，打算袭击纪国。纪国依靠鲁国作为倚重，第一次在成地会合，第二次来朝见，第三次向周王进献后妃，都是为了稳固纪国。齐国、卫国、郑国来在郎地交战，又在恶曹结盟，都是为了对抗鲁国。如今鲁国与宋国有嫌隙，齐国又挟持宋国、卫国、燕国来图谋纪国，鲁国、郑国援助纪国并与之交战，结果四国军队大败。纪国的灭亡，局势已经形成。凭借即将灭亡的国家而获得胜利的功劳，这固然可喜；凭借大国的势力而蓄积必定报复的怨恨，这非常可怕。鲁僖公为纪国谋划，既然没有稳固纪国的办法，却只是挟持郑国去与人交战，侥幸战胜了齐国，他们以为这样可以稳固纪国，却不知道加速纪国灭亡的，正是这一战。等到纪国害怕灭亡都来不及，又在黄地结盟，请求以此安定纪国，也已经晚了。”胡氏说：“齐国做无道之事，倚仗强权欺凌弱小，这次以纪国为主，是为什么呢？对方做无道之事，对己方施加武力，必定会有引咎自责的事情，有礼义辩驳晓谕的文辞，尚且不能免除灾祸，那么也应当巩固自己的边疆，效死力来守卫，向上向天子申诉，向下向方伯报告，于是率领与邻国的诸侯，一定会有伸张正义的人。不这样做而愤然与之交战，难道是治理混乱的方法吗？衡量力量，估量德行，行动要看时机，小国仇视大国而侥幸获胜，这是祸患的开始。息国攻打郑国而灭亡，战胜蔡国而蔡国恐惧，打败楚国而楚国灭亡。纪国人不估量德行，不衡量力量，不征引辞令，轻易与齐国交战，而为它提供援助的，是弑君的贼人、篡国的人，不能保全自己的国家，从这一战开始了。”
鲁僖公在曹地会合郑伯。
有人问陈氏说：“凡是国君在丧期称为‘子’。僖公九年称宋子，二十五年称卫子，定公四年称陈子。卫宣公尚未安葬，那么称卫侯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居丧之礼而出行。卫朔、宋固【成公三年】、陈溺【襄公五年】都超过了丧期。郑费【成公四年】没有超过丧期，也称郑伯。太严重了！《春秋》的法度，如果在丧期没有超过一年，就不算成君，所以卫成公不记载去世，郑厉公、曹羁出逃，只记载名字。这也还没有超过丧期，却自称郑伯，我顺从记载，不更改是可以的。因为他不算成君，那么《春秋》不可以不辨别。如果已经继位了，那么《春秋》就不辨别，顺从记载，只是显示他违背礼制罢了。”
春天没有结冰。
有人问：“没有结冰为什么要记载？”回答说：“古代储藏冰、取出冰，是用来节制阳气的盛极。阳气在天地间，好比火附着在物体上，所以应当有办法来化解它。十二月阳气蕴藏潜伏，禁锢而没有发散，其盛势在下面，就把冰埋入地中。到了二月，四阳发动，冬眠的虫子苏醒，阳气开始发挥作用，就开始取出冰在宗庙进献。到了四月，阳气完全通达，阴气将要断绝，冰就大量取出，有食肉俸禄的人、老病丧事沐浴，冰没有不供给的。因此冬天没有过盛的阳气，夏天没有潜伏的阴气，春天没有凄冷的风，秋天没有苦雨，雷声发出但不震动，没有灾害、霜雹、瘟疫降临，百姓不夭折。所以储藏冰、取出冰，这是调和阴阳的一件事。”《春秋》记载“无冰”，不仅是为了记录气候异常的灾异、温暖的惩罚，也是为了防备暑热没有做好准备。
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
有人问：“《春秋》常事不记载，礿、祀、烝、尝，是常事，为什么要记载？”回答说：“《春秋》记载烝、尝的只有两次，只有桓公八年两次记载烝，以及这一年一次记载尝而已。大概《春秋》的常规祭祀，凡是合乎时令和礼制的都不记载，比如‘有事于太庙’，‘有事于武宫’，都不记载祭祀的名称。之所以记载，是因为有事端发生。只有桓公两次记载烝、尝，记载烝是因为他滥行烝祭而记载，记载尝是因为灾祸之后而记载。五月举行烝祭，八月举行尝祭，都是滥行祭祀。”
宋国人率领齐国、蔡国、卫国、陈国攻打郑国。
有人问：“记载‘以’的意义是：‘《春秋》记载“以”的有三处，这一年以及僖公二十六年，鲁公率领楚国军队攻打齐国；定公四年，蔡侯率领吴子攻打楚国，就是这样。’‘以’，是能够左右他人而实行自己的意图。齐国、蔡国、卫国、陈国本无意于攻打郑国，而攻打郑国，是宋国率领他们。楚国本无意于攻打齐国，而攻打齐国，是鲁国率领他们。吴子本无意于攻打楚国，而攻打楚国，是蔡侯率领他们。《春秋》记载擅自征伐，都厌恶这种行为，何况是率领别人的军队去攻打别人的国家呢？这是大乱的途径。刘单率领王猛居住在皇，
则王猛之所以居于皇者，刘单以之也。尹氏以王子朝奔楚，则王子朝之所以奔楚者，尹氏以之也。此皆非其本意，而为人所以之称。或曰：齐桓、晋文之用诸侯，也不曰‘以’，何也？曰：桓、文倡尊周之义，而率诸侯以从之，用伯讨也。宋、鲁、蔡挟一已之忿，而乞师于他人以用之，报私怨也。用伯讨，犹出于人心之所乐从；报私怨，恃强而来耳。宋人之始，出忽而立突，也不智；其次，责赂而无厌，也不义；其卒，以四国之兵伐郑，也不仁。不仁！也不智！也不义也。宋之罪可逃哉？至于四国从之伐郑，则四国之罪亦可见矣。齐方有丧，而防伐，又其甚者也。”
译那么王猛之所以能够居于王位，是刘单促成的。尹氏让王子朝逃往楚国，那么王子朝之所以逃往楚国，是尹氏促成的。这些都不是他们本来的意愿，而是别人借他们来作为借口。有人问：齐桓公、晋文公使用诸侯的力量，却不说是“以”（借由/凭借），为什么呢？回答说：桓公、文公倡导尊崇周室的道义，并率领诸侯跟随他们，这是行使霸主的征讨。宋国、鲁国、蔡国挟持个人的愤恨，向他人请求军队来使用，这是报私仇。行使霸主的征讨，尚且出于人心乐于顺从；报私仇，则是倚仗强权而来罢了。宋国起初，废黜忽而拥立突，是不明智的；其次，索取贿赂而不知满足，是不义的；最后，凭借四国的军队讨伐郑国，是不仁的。不仁啊！不明智啊！不义啊！宋国的罪过难道可以逃避吗？至于四国跟随宋国讨伐郑国，那么四国的罪过也就显而易见了。齐国正逢丧事，却防备并发动讨伐，这更是过分了。
郑突出奔蔡，郑世子忽复归于郑。
或问：“君在丧，未逾年，称子；忽立三月矣，何以不称子而称名？”曰：“此争国之辞也。曹羁虽立而未成君也，郑忽虽立而未成君也。未成君者，盖其国人亦未之君也。未之君，则与突何异焉？忽之名与突无异，而系忽于郑则有异焉。至于复归于郑则称世子，何也？”曰：“此正其为世子，则突之不当立明矣。”或问：“诸侯不生名，失国则名。此年郑伯突出奔蔡，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二十三年莒子庚舆来奔，哀十年邾子益来奔，皆名之。然案左氏，则突之出奔，祭仲逐之也，没而不书，何也？”曰：“书曰‘郑伯突出奔蔡’，则突之自失国也。春秋之法，茍其道足以失国，虽有权臣，亦以自致之，文书之。是故郑祭仲杀雍纠而突出，卫孙林父杀子蟜、子伯、子皮而衎出，燕大夫杀外嬖而欵出，书奔而已矣。”曰：“郑忽之出奔卫，则见祭仲；突之出奔蔡，则不见蔡仲。何也？”忽之出，特祭仲之为耳，非忽罪也，是以见其故。突之出，非特其臣之罪也，突实有国，而出于其臣，乃其所自取耳，故以自奔为文。忽奔不书子，而突奔则书伯。突之君也久矣，而忽之复归于郑称世子，何也？突虽君，而忽世子之位终不絶也。忽世子之位不絶，则突之不当君明矣。忽之奔也名，以其未成君也；其复归也称世子，正其为世子也。春秋别嫌明微，是非若世子而不得正其名，则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矣。其书复归何也？曰：“复其位也。”郑世子忽复归于郑，曹伯襄复归于曹，卫侯郑复归于卫，皆复其位之称。刘子曰：“复归有二义，有诸侯之归，有大夫之归。诸侯归可言复，大夫归不可言复。诸侯世国可以言复，大夫不世官不可言复。谓可言复而不言复者，夺其国之意也；不可言复而言复者，致其窃取位之意也。”
郑伯突入于栎
或问厉公复国，削而不书，而独书入于栎，何也？曰：“胡氏曰：经于厉公复国，削而不书，独书入于栎，何也？夫制邑之死，虢君京城之叛，太叔皆庄公之所亲戒也。今又城栎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谋国之误也？卫有蒲戚而出献公，楚有陈蔡不羮而叛弃疾，末大必折，有国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孙曰：‘古者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遂堕三都，以张公室。’于厉公复国，削而不书者，若曰：既入于栎，则其国已复矣。于以明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以身使臂之义，为天下与来世之鉴也。”
公防宋公、卫侯、陈侯于袲，伐郑。公防宋公、蔡侯、卫侯于曹。公防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伐郑。
或问：“两防伐郑，何也？”曰：“《春秋》书‘防盟’‘防伐’‘防救’，皆前定之辞也。未前定，则书‘防于某’，而后伐‘防于某’，而后盟‘防于某’，而后救。前定，同欲也；未前定，继事也。袲之防，先防而后伐也。左氏以为谋纳厉公。或疑宋既以齐、蔡、卫、陈责赂于突，而伐郑，不宜今年又谋纳厉公，遂谓袲之防、曹之防，是皆伐突以救忽。然以鲁桓方与突伐宋，亦不宜防宋以伐突。《春秋》诸侯离合不常，可胜辩哉！今但据其‘伐郑’二字言之，则是时突在栎，忽在郑，则其为伐忽明矣。向也宋因责赂于突而伐之矣，今也忽入而突出，突出而复入。栎突，盖宋昔时所纳者也，又安得不助其昔时所纳之人哉？突之归于郑也，忽奔于卫，而袲之防则卫与焉；忽之复归于郑，突出奔蔡，而曹之防则蔡、卫与焉。卫不应伐忽以纳突，则蔡亦不应伐突以救忽。《春秋》诸侯离合之不常，可胜辩哉！但自是而后，忽之事《春秋》不载，亦未尝称其为君。意者自伐郑之后，而突遂有郑国乎？其入也称‘郑伯突’，其卒也称‘郑伯突’，则夫其后与齐侯遇于垂，从齐桓防于鄄，所谓‘郑伯’者，即突也。《左▯》载忽立二年，而高渠弥杀太子忽于桓十七年，而立子亹；十八年，齐杀子亹而立子仪；至庄十四年，傅瑕杀子仪而纳厉公，然皆不见于经，则未可尽信也。王氏曰：‘突
译郑突出逃到蔡国，郑国世子忽重新回到郑国。
有人问：“国君在守丧期间，未满一年，称为‘子’；忽已经即位三个月了，为什么不称‘子’而称他的名字？”回答说：“这是争夺国家的说法。曹羁虽然即位但未能成为真正的国君，郑忽虽然即位但未能成为真正的国君。未能成为真正国君的人，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国人也没有把他当作国君。既然不把他当作国君，那么他和突有什么区别呢？忽的名字与突没有区别，但将忽归属于郑国则有区别。至于他重新回到郑国时称为世子，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正是表明他是世子，那么突不应当即位就显而易见了。”
有人问：“诸侯在世时不称名字，失去国家才称名字。这一年郑伯突出逃到蔡国，昭公二十一年蔡侯朱出逃到楚国，二十三年莒子庚舆来投奔，哀公十年邾子益来投奔，都称了名字。然而考察《左传》，突的出逃，是祭仲驱逐他的，史书没有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史书记载‘郑伯突出逃到蔡国’，那么突是自己失去国家的。《春秋》的法则，如果他的行为足以导致失去国家，即使有权臣，也认为是他自己招致的，史书就记载。因此郑国祭仲杀害雍纠而突出逃，卫国孙林父杀害子蟜、子伯、子皮而衎出逃，燕国大夫杀害宠妾而欵出逃，只记载出逃罢了。”
有人说：“郑忽出逃到卫国，则提到了祭仲；突出逃到蔡国，则没有提到祭仲。为什么呢？”忽的出逃，只是祭仲的行为罢了，不是忽的罪过，所以提到了原因。突的出逃，不只是他臣下的罪过，突实际上拥有国家，却因臣下而出逃，这是他自找的，所以用“自奔”的文辞。忽出逃不称“子”，而突出逃则称“伯”。突做国君已经很久了，而忽重新回到郑国称为世子，为什么呢？突虽然是国君，但忽的世子之位始终没有断绝。忽的世子之位没有断绝，那么突不应当做国君就显而易见了。忽出逃时称名字，因为他未能成为真正的国君；他重新回到郑国时称世子，正是表明他是世子。《春秋》辨别嫌疑，阐明细微，如果是世子而不能正其名，那么乱臣贼子就会在天下得志了。记载“复归”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恢复他的位置。”郑世子忽重新回到郑国，曹伯襄重新回到曹国，卫侯郑重新回到卫国，都是恢复其位置的称呼。刘子说：“复归有两种含义，有诸侯的回归，有大夫的回归。诸侯回归可以说‘复’，大夫回归不可以说‘复’。诸侯世代拥有国家可以说‘复’，大夫不世代拥有官职不可以说‘复’。可以说‘复’而不说‘复’的，是剥夺其国家的意思；不可以说‘复’而说‘复’的，是表示其窃取位置的意思。”
郑伯突进入栎邑。
有人问厉公复国，史书削去不记载，而只记载进入栎邑，为什么呢？回答说：“胡氏说：经文对于厉公复国，削去不记载，只记载进入栎邑，为什么呢？夫制邑的死亡，虢君京城的叛乱，都是庄公所亲自告诫的。现在又修筑栎邑并安置子元在那里，使得昭公不能即位，谋划国家的错误有多大啊！卫国有蒲、戚而献公出逃，楚国有陈、蔡不羹而弃疾叛乱，末梢太大必然折断，这是拥有国家的祸害。所以孔子对季孙说：‘古代私家不藏兵器，城邑没有百雉的城墙，于是拆毁三都，以壮大公室。’对于厉公复国，削去不记载，好像是说：既然进入了栎邑，那么他的国家就已经恢复了。以此来阐明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以身体指挥手臂的道理，作为天下和后世的鉴戒。”
鲁公在袲地会合宋公、卫侯、陈侯，讨伐郑国。鲁公在曹地会合宋公、蔡侯、卫侯。鲁公会合宋公、卫侯、陈侯、蔡侯讨伐郑国。
有人问：“两次会合讨伐郑国，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记载‘防盟’‘防伐’‘防救’，都是预先约定的说法。如果没有预先约定，就记载‘在某某地方会合’，然后讨伐‘在某某地方会合’，然后结盟‘在某某地方会合’，然后救援。预先约定，是意愿相同；没有预先约定，是接着行事。袲地的会合，是先会合然后讨伐。《左传》认为是谋划拥立厉公。有人怀疑宋国既然已经联合齐、蔡、卫、陈向突索取贿赂而讨伐郑国，不应当今年又谋划拥立厉公，于是认为袲地的会合、曹地的会合，都是讨伐突以救援忽。然而鲁桓公正与突一起讨伐宋国，也不应当会合宋国以讨伐突。《春秋》诸侯的离合不常，哪里说得完呢！现在只根据‘伐郑’两个字来说，那时突在栎邑，忽在郑国，那么他们是讨伐忽就显而易见了。以前宋国因为向突索取贿赂而讨伐他，现在忽进入而突出逃，突出逃后又重新进入。栎邑的突，大概是宋国过去所拥立的，又怎么能不帮助他过去所拥立的人呢？突回到郑国时，忽出逃到卫国，而袲地的会合则有卫国参与；忽重新回到郑国，突出逃到蔡国，而曹地的会合则有蔡、卫参与。卫国不应当讨伐忽以拥立突，那么蔡国也不应当讨伐突以救援忽。《春秋》诸侯的离合不常，哪里说得完呢！但从这以后，忽的事情《春秋》不再记载，也没有称他为国君。大概自讨伐郑国之后，突就拥有了郑国吧？他进入时称‘郑伯突’，他去世时也称‘郑伯突’，那么后来与齐侯在垂地相遇，跟随齐桓公在鄄地会合，所谓‘郑伯’的，就是突。《左传》记载忽即位二年，而高渠弥在桓公十七年杀害太子忽，拥立子亹；十八年，齐国杀害子亹而拥立子仪；到庄公十四年，傅瑕杀害子仪而拥立厉公，但这些都没有记载在经文中，那么不能完全相信。王氏说：‘突
之未出也，宋方有所责，故尝伐之；突之既出也，宋惧无所得，故求纳之。’始宋不和而公以郑伐宋，及突已出，而公与宋伐郑。向者相戾之深，今也相周之固，岂无意而然哉？于戏悲夫！《春秋》之世，弑逆公行，固有自而然耶？盖以正继正，礼之常也；诸侯无所求，以乱易乱，国之衅也；诸侯有所责，故利其乱，则幸其危，贪其赂，则党其邪。圣人观其聚散而求其情，书其向背以见其故。故自突入栎，公及宋公三防诸侯，而再伐郑，无他，赂故也。”案《春秋》之初，蔡、卫凡同防皆序。卫上隠四年，蔡、卫防伐郑。十年，蔡、卫防伐戴。桓四年，蔡、卫从王伐郑。十四年，宋人以蔡、卫伐郑。今年春，蔡、卫防鲁、宋于曹，蔡皆序卫上。至于四月之防伐，则卫序陈上，蔡又在陈下。何也？曰：先儒以为后至也。夫王制，诸侯之爵先后，固有序矣。春秋之时，礼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为升降，诸国以势之强弱相上下，先后浸易其序，而名分乱矣。
译郑突未出逃时，宋国正有所求于郑，所以曾经攻打郑国；郑突出逃后，宋国害怕一无所获，所以请求接纳他。起初宋国与郑国不和，鲁公便联合郑国攻打宋国；等到郑突出逃后，鲁公又联合宋国攻打郑国。过去彼此矛盾极深，如今却相互扶持极固，难道是没有目的而这样的吗？唉，可悲啊！《春秋》时代，弑君篡位公然盛行，本来是有原因的。以正统继承正统，是礼制的常规；诸侯无所求时，以动乱取代动乱，是国家的祸患；诸侯有所求时，就利用对方的动乱，庆幸对方的危难，贪图对方的贿赂，就偏袒对方的邪僻。圣人观察诸侯的聚散来探求他们的实情，记载他们的向背来揭示其中的缘故。所以自从郑突进入栎邑，鲁公与宋公三次会合诸侯，两次攻打郑国，没有别的原因，都是因为贿赂的缘故。查考《春秋》初期，蔡、卫两国凡是共同会合防御，都按顺序排列。隐公四年，蔡、卫会合攻打郑国。隐公十年，蔡、卫会合攻打戴国。桓公四年，蔡、卫跟随周王攻打郑国。桓公十四年，宋人率领蔡、卫攻打郑国。今年春天，蔡、卫在曹地会合鲁、宋，蔡都排在卫的前面。至于四月的会合攻打，则卫排在陈的前面，蔡又在陈的后面。为什么呢？回答说：先儒认为是因为后到。按照周代的制度，诸侯爵位的高低先后，本来是有次序的。春秋时期，礼制已经消亡，霸主凭自己的意向决定升降，各国凭势力的强弱决定上下，先后次序逐渐改变，名分就混乱了。
卫侯朔出奔齐
或问：“奔君书名，以其尝失国也？”失国而名之者，盖志其某国君某云尔。卫侯朔名，郑伯突名，宜也。而僖二十八年，卫侯出奔楚，何以不名？襄十有四年，卫侯衎出奔齐，又何以名？曰：“奔而名者，国非其国矣；奔而不名者，国犹其国也。”郑伯突出，而世子忽入国，固忽之国也；卫侯朔出，而公子黔牟立，国非朔之国也。晋文有憾于卫侯，而立叔武，叔武辞立，而他人立，则恐卫侯之不得反也。于是已立乎其位而反卫侯，是则国犹郑之国也，故其奔也不书名。卫侯衎出奔齐，而剽已立，则是国有二君也，故其出奔也名之，不然则无以别二君也。郑之出也，而叔武立，其从防也，则称“卫子”，以见武之未尝为君也。武虽未君，而郑尝失国也，故其入于卫，书“卫侯郑”，以见其尝失国也。衎之出而剽立，其从防也，则称“卫侯”，以见剽之簒也。剽虽簒，而衎之位终未絶也，故其入于夷仪也，称“卫侯”，所以正其为侯也。圣人书法之严如此哉！若夫鲁昭在郓，内无簒立之君，则鲁昭之位未尝絶也；卫侯郑在楚，而叔武摄事，则卫侯郑之位亦未絶也；卫衎在夷仪，而剽犹在卫，则衎之位犹未正也。故剽之弑也，称“君”，而经书“衎复归于卫”。“郑伯突在栎，而忽浸弱，则郑突之位可以渐正也。”故忽但称“世子”，而突称“伯”，其复归于郑也，不书。圣人之书此也，纪其实而已矣。
蔡季自陈归于蔡
或问：“蔡季不名，何也？”曰：“突归于郑，则名之；赤归于曹，则名之。以其争国也，争国则名之，以别于二君也。蔡季归于蔡，则不名，以其非争国也，言不终于为君也。春秋之时，篡乱已甚，兄弟争国者有之，若突、忽之相攻；鲁桓之弑逆，父子之争国者有之，若卫辄之拒商，人之弑，人伦乱而礼义灭矣。蔡季之轻，已出外则不利之也，其归也，以国人之所嘉而已，亦无所利焉，卒之终不有其国。若季者，过人逺矣。”刘氏曰：“蔡季之去其国，与秦伯之弟鍼无以异，秦伯之弟鍼以富惧诛，蔡季以贤见疑，俱不能安其身，而季为显矣。太子申生知必不免，而终不去，以逞其父之欲；卫公子伋知必见杀，而终不忍逃，以遂其弟之求。行非不难也，而春秋不贵，是皆不明于权也。使申生、卫伋深见轻重之分，因负罪引慝，超然逺举，必母陷其父兄有不义之名，岂不为贤哉？上为吴太伯，下为蔡季，使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此闵子之所以称孝也。”
葬蔡桓侯
或问：“葬未有不称公者，而蔡桓独以侯称，何也？”曰：“称侯，正也；称公，非正也。”或谓：“臣子之于君，极其尊而称之，礼也。诸侯葬而鲁徃防，从其臣子而称之，亦可谓礼矣。”然则蔡之称侯，是▯之失也。然其实不然。周之盛时，诸侯薨，皆请諡于天子。案晋仇卒于平王之时，諡曰“文侯”，以諡加本爵，是以知请命于天子也。是后周益衰，诸侯薨不复请諡于王，五等之爵皆称曰“公”，乃臣下之自諡尔。而蔡侯称侯，则知其请諡于天子明矣。盖蔡季之贤，知请諡也。刘氏曰：“人多爱其君矣，莫能爱君以礼，而蔡季行之，此贤者之所以异于众人也。”胡氏曰：“孔子疾子路使门人为臣，子曰：‘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曾子疾草而易箦，曰：‘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故终而必安于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于父，是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于君，是为忠。极其尊而称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为礼哉！”
公防齐侯于泺。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公薨于齐。公之丧至自齐。葬我君桓公。
或问桓公书葬何也？曰：鲁桓弑兄而自立，隠有孙桓之志，而桓忍弑隠之心，偃然居位者十有八年，而见弑于姜氏，天理亦不僭矣。然其所以至此者，则夫不夫妇不妇也。古人制礼，尺寸不敢逾，毫髪不敢越者，夫岂强拂人之情性，而以繁文末节为尚哉？经国家，定祸乱，而杜未然者也。《泉水》载卫女思归而不得，《
译卫侯朔出逃到齐国。有人问：“出逃的国君书名，是因为他曾经失去国家吗？”失去国家而书名的，大概是为了记录某国国君某人罢了。卫侯朔书名，郑伯突书名，是适宜的。但是僖公二十八年，卫侯出逃到楚国，为什么不书名？襄公十四年，卫侯衎出逃到齐国，又为什么书名？回答说：“出逃而书名的，是因为国家已经不是他的国家了；出逃而不书名的，是因为国家还是他的国家。”郑伯突出逃，而世子忽进入国都，那本来就是忽的国家；卫侯朔出逃，而公子黔牟即位，国家就不再是朔的国家了。晋文公对卫侯有怨恨，于是立叔武，叔武推辞即位，而其他人即位，就担心卫侯不能返回。于是已经有人即位在他那个位置上，而又让卫侯返回，这就是国家还是郑伯的国家，所以他出逃时不书名。卫侯衎出逃到齐国，而剽已经即位，这就是国家有两个国君了，所以他出逃时书名，不然就无法区别两位国君。郑伯突出逃，而叔武即位，他跟随防邑时，就称“卫子”，以显示叔武不曾做过国君。叔武虽然没做过国君，但郑伯突曾经失去国家，所以他返回卫国时，书“卫侯郑”，以显示他曾经失去国家。衎出逃而剽即位，他跟随防邑时，就称“卫侯”，以显示剽是篡位。剽虽然篡位，但衎的君位终究没有断绝，所以他返回夷仪时，称“卫侯”，用来端正他是国君的身份。圣人书法的严谨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至于鲁昭公在郓地，国内没有篡位即位的国君，那么鲁昭公的君位不曾断绝；卫侯郑在楚国，而叔武代理国事，那么卫侯郑的君位也没有断绝；卫衎在夷仪，而剽还在卫国，那么衎的君位还没有得到匡正。所以剽被杀时，称“君”，而经文书写“衎复归于卫”。“郑伯突在栎地，而忽逐渐衰弱，那么郑突的君位可以逐渐得到匡正。”所以忽只称“世子”，而突称“伯”，他返回郑国时，不书写。圣人书写这些，只是记录实际情况罢了。
蔡季从陈国返回蔡国。有人问：“蔡季不书名，为什么呢？”回答说：“突返回郑国，就书名；赤返回曹国，就书名。因为他们争夺国家，争夺国家就书名，用来区别两位国君。蔡季返回蔡国，就不书名，因为他不是争夺国家，说他最终没有成为国君。春秋时期，篡位动乱已经很严重，兄弟争夺国家的有，像突、忽互相攻伐；鲁桓公弑君叛逆，父子争夺国家的有，像卫辄抗拒卫君，弑杀他人，人伦混乱而礼义灭绝了。蔡季的轻率，已经出逃在外就不利于他了，他返回，是因为国人所嘉许罢了，也没有所图利的，最终终究没有拥有国家。像季这样的人，超过别人很远了。”刘氏说：“蔡季离开他的国家，与秦伯的弟弟鍼没有什么不同，秦伯的弟弟鍼因为富有而害怕被诛杀，蔡季因为贤能而被怀疑，都不能安身，而季更为显赫。太子申生知道必定不能免祸，而最终不离开，来满足他父亲的欲望；卫公子伋知道必定会被杀，而最终不忍心逃跑，来成全他弟弟的请求。行为不是不难，而春秋不认为他们可贵，这都是不明达权变。假使申生、卫伋深明轻重的分别，于是背负罪责、引咎自责，超然远走，必定不让他的父兄有不义的名声，难道不是贤德吗？上比吴太伯，下比蔡季，使人们不非议他们的父母兄弟，这就是闵子骞之所以被称为孝子的原因。”
安葬蔡桓侯。有人问：“安葬没有不称公的，而蔡桓唯独以侯称，为什么呢？”回答说：“称侯，是正当的；称公，是不正当的。”有人说：“臣子对于国君，极其尊崇而称呼他，是礼。诸侯安葬而鲁国前往参加，跟随他的臣子而称呼他，也可以说是礼了。”那么蔡称侯，就是《春秋》的失误了。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周朝兴盛时，诸侯去世，都向天子请求谥号。考察晋仇卒于周平王时期，谥号为“文侯”，把谥号加在本爵位上，由此知道是向天子请求命令。此后周朝更加衰微，诸侯去世不再向天子请求谥号，五等爵位都称曰“公”，这是臣下自己定的谥号。而蔡侯称侯，就知道他向天子请求谥号是很明显的。大概蔡季的贤能，知道请求谥号。刘氏说：“人多爱戴他的国君，但不能以礼爱戴国君，而蔡季实行了，这就是贤者与众人不同的地方。”胡氏说：“孔子厌恶子路让门人做臣，孔子说：‘没有臣却装作有臣，我欺骗谁呢？欺骗天吗？’曾子厌恶草席而更换竹席，说：‘我得到正当而死，这就够了。’所以最终必定安于正当。人子不把不该得到的加在父亲身上，这是孝；人臣不把不该得到的加在国君身上，这是忠。极其尊崇而称呼他，是最大的不正当，而可以称为礼吗！”
鲁桓公在泺地会见齐侯。鲁桓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鲁桓公在齐国去世。鲁桓公的灵柩从齐国运回。安葬我们的国君桓公。有人问桓公书写安葬为什么呢？回答说：鲁桓公弑杀兄长而自立，隐公有孙桓的志向，而桓公怀有忍心弑杀隐公的心，安然在位十八年，而被姜氏弑杀，天理也没有错乱。然而他之所以达到这种地步，是因为夫不夫、妇不妇。古人制定礼制，尺寸不敢逾越，毫发不敢超越，难道是为了强行违背人的情性，而以繁文缛节为崇尚吗？是为了治理国家，平定祸乱，而杜绝未然之事。《泉水》记载卫女思念归家而不能，
载驰》载许穆夫人归唁其兄，而义不可。夫人之适其国，父母在则有归宁，既终则大夫行聘问而已。古人之于礼，所以别嫌明防者如此。《春秋》书鲁桓之▯，其亦深着其非礼也哉！
译《载驰》记载许穆夫人回国吊唁她的兄长，但按照礼义是不可以的。女子嫁到夫家后，如果父母健在，可以回娘家省亲；如果父母已经去世，那么只有大夫代表国家进行聘问而已。古人在礼制上，用来区别嫌疑、明确防范的措施就是这样的。《春秋》记载鲁桓公的〇，这也是深刻地指出其不合礼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