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二十

译《春秋或问》卷二十

《春秋或问》跋

《春秋》的学说有数百家，其说法大体以褒贬赏罚为主。这是由三家倡导，而各位儒者附和的。只有朱文公认为不是这样。现在记载在弟子记录中的，略见一二，只是遗憾未能完成著作罢了。广文吕先生惠赐潮州士人，各位士人中有拿《春秋》来请问的，先生拿出《五论》给他们看，大家都惊讶前所未闻，于是又请求全部稿本。先生又拿出《集说》和《或问》两本书，大概是依据朱文公的学说而加以阐发的。有《五论》来开其端绪，有《集说》来详述其义理，又有《或问》来穷尽辨析疑难的宗旨，这样《春秋》的大义就明白了。唉！孔夫子的心意，到朱文公时才明确；朱文公的论述，到吕先生时才完备。先生对世间的教化也有功劳啊。我何梦申预先听闻先生的指教，不敢私自秘藏，与朋友们商量后刻版印刷，希望以此广泛传播。时间是宝祐甲寅年正月，门人元公书院堂长何梦申恭敬地作跋。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五论》 宋 吕大圭 撰

论一

《春秋》的创作，是为了什么呢？回答说：《春秋》是扶持天理而遏制人欲的书。《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圣人从而加以修订，那么它所谓扶持天理而遏制人欲的地方，在哪里呢？回答说：伟大的上帝将善性降给下民，如果有恒常的本性，而安抚谋划的责任，则由君主实际承担。尧、舜、禹、汤、文、武，显达而在上位，所以树立人的准则，维持世道，使太极的本体常运而不息，天地生生不息的道理常发达而不稍受阻塞，是因为他们能明晓天理以端正人心。周朝的车辙东移，王政衰息，政教失序，风俗败坏，修道的教化不建立，而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几乎与之一起昏暗不明而不存在了。君臣之道不明，上下之分不辨，夷夏之辨未明，长幼之序未正，义利没有区别，真伪混杂，诸侯僭越天子，大夫僭越诸侯，而世人不知道这是错的；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强者兼并弱者，下级篡夺上级，而世人不知道这是乱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王制而失去人道的正道，而世人不知道这是不对的。孔子虽然是圣人，但没有得到职位，那么安抚谋划、修道的责任，谁实际承担呢？然而不忍心断绝，于是以明晓天理、端正人心的责任自任。六经的书，都是用来垂示世教的，而《春秋》一书尤为深切，所以说：“我想寄托于空泛的言论，不如记载在行事中那样深切明显。”鲁史所记载的，圣人也记载，其事未曾与鲁史不同，而其义则不同了。鲁史所记载的，对于君臣之义、上下之分，或许没有辨明，而我圣人则一概以君臣之义、上下之分来端正它；内外之辨有未明的，我明晓它；长幼之序有未正的，我端正它；义利没有区别的，我区别它；真伪混杂的，我明晓它。其大要则主要在于扶持天理于将萌之时，遏制人欲于方炽之际罢了，这是端正人心的道理。所以说：“禹抑制洪水而天下太平，周公惩治荆舒，驱赶猛兽而百姓安宁，孔子完成《春秋》而乱臣贼子畏惧。”孔子完成《春秋》不过是空言罢了，而他的功绩配得上大禹和周公，那么难道不是因为其端正人心的功绩尤其大于放逐龙蛇、驱赶虎豹的功绩吗？所以说：“《春秋》，是天子的事。”为什么呢？人性的发动，始于恻隐，而终于是非，恻隐发自我的心，而是非公之于天下。世道兴盛时，天理素来明晓，人心素来端正，那么天下的人以是非为荣辱；世道衰微时，天理不明，人心不正，那么天下的人以荣辱为是非。世上的所谓乱臣贼子，放纵恣肆，纵容人欲以灭天理者，难道他们完全没有是非之心吗？所以虽然肆意所为，没有人制约，而其心其实未曾不知道这是错的，而厌恶别人议论自己。这是其一发未亡的天理，不足以胜过其浸淫日滋的人欲，因此迷惑而不复归，做而不厌，而其所谓自知其非者，终究依然如故。那么他们的心未曾不想紊乱天下的是非，以将自己寄托于无人议论的地方。既庆幸上面没有明君为他们正王法，以定其罪，而又庆幸世教不明，人心不正，习熟见闻，以为当然，曾经没有人议论其非，那么作为乱臣贼子的人，又是何其幸运啊！所以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来明晓，人心素来端正，是非善恶的论断素来确定，那么人做不善之事，有不待刑罚加之，刀锯临之，而自然若无所托足于天地间。世衰道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恶的论断几乎倒置，然后乱臣贼子始得以自容于天地之间，而不特在于礼乐征伐之无所出而已。孔子作《春秋》，也要明是非之理，以诏示天下与来世而已。是非者，人心之公理，而圣人因而明之，则固自有犁然当乎人心者。那些乱臣贼子听到，固然将不惧于身，而惧于心；不惧于明，而惧于暗；不惧于刀锯斧钺之临，而惧于倏然自省之顷；不

译在担心人欲逐渐蔓延、日益滋长的时候，也担心天理刚刚萌发、尚未消亡的时刻。这种扶持天理、遏制人欲的功绩，难道不伟大吗？孟子果断地认为有治理天下的功效，大概正是洞察到了这一点。假使先王的纲纪法度已经荡然无存，天子的礼乐征伐已经不能自我节制，所依靠而仅仅没有泯灭的，只有人心中的是非公理罢了。如果这公理又颠倒错乱、昏暗不明，那么天地人三极究竟依靠什么来确立？人道究竟依靠什么来存续呢？这确实是《春秋》一书对万世有功的原因。自世俗儒生不明白孟子的说法，于是认为《春秋》的著作是圣人赏善罚恶的书，而所谓天子的事，认为只是能够掌握赏罚的权力罢了。如果说天子的事仅限于掌握赏罚的权力，而安抚谋划、修明道德的责任，却不暇过问，那么这就是刘汉以后的天子，而不是唐虞三代的天子了。持这种说法的人，不仅不了解《春秋》，也不了解所谓天子的事。他们只看到《春秋》一书，有时写名，有时写字，有时写人，有时写爵位，有时不写氏，有时写氏，于是解释说：“那些写字、写爵位、写氏的，是褒扬他们；那些写名、写人、不写氏的，是贬斥他们。”褒扬所以给予，贬斥所以剥夺。给予所以代替天子的赏赐，剥夺所以代替天子的惩罚。赏罚的权力，天王不能自己掌握，而由圣人掌握。所谓“彰明有德，讨伐有罪”的，圣人本来就自己承担。《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孔子是平民，凭借鲁国而想要僭越天王的权力，以平民身份而想要掌握天王的权柄。假使说道义所在，难道不说职位是不可得的吗？孔子本来厌恶天下诸侯僭越天子，大夫僭越诸侯，下级僭越上级，卑贱僭越尊贵。为此作《春秋》，以端正名分，而自己却蹈入其中，将用什么来规范天下呢？圣人应该不是这样的。是非是人心中的公理，不因为有没有职位而都可以议论，所以孔子得以凭借鲁史来明辨是非。赏罚是天王的权柄，没有得到那个职位就不敢专断。所以孔子不得不借助鲁史来寄托赏罚。是非是道义，赏罚是职位。孔子是道义所在，难道也是职位所在吗？有人说：孔子做这些，不是为了私利自己。孔子认为鲁国有可以变化而达到道义的素质，所以寄托在鲁国来规范天下的君大夫。他赏赐，不是说“我赏赐他”，而是鲁国赏赐他；他惩罚，不是说“我惩罚他”，而是鲁国惩罚他。鲁国是周公的后代，是圣人的继承者。赏罚的权力，天子不能自己掌握，推而给予鲁国；鲁国也不能自己拥有，推而本源于周。周的典礼，是周公制定的。以周公的后代而行周公的典礼，来规范天下的君大夫，或许差不多吧？这是圣人的心意。况且孔子是平民，本来不能擅自掌握天王的赏罚；鲁国是诸侯的国家，难道可以擅自掌握天王的赏罚吗？鲁国不可以擅自掌握天王赏罚的权力，而孔子却推而给予它，那么孔子是实际执行者，而鲁国只承受名义。孔子不敢自己僭越，却让鲁国僭越，圣人尤其不是这样的。大体上学者的失误，往往在于尊崇圣人太过而不明白义理的当然，于是过度议论，意图尊崇孔子而实际上违背了他。有人说兼采三代的制度，他的意思是夏历、商车、周冠、韶乐，圣人告诉颜渊的没有付诸使用，而寄托其说法于《春秋》。这都是一切荒谬虚妄的言论，其大意都主张把礼乐赏罚的权力作为圣人自私的工具。四代的礼乐，孔子告诉颜渊的，也是说如果得志行道就应当这样，难道没有那个职位而修当世的史书，就立刻用四代礼乐的制度来纠正吗？孔子是鲁国人，所以所修的是鲁史；当时是周朝，所以所用的是当时天王的制度。这是圣人的大法。说他在修《春秋》的时候，窃取礼乐赏罚的权力来自己承担，改变当时天王的法度，兼采三代的制度，不几乎诬蔑圣人吗？学者学习不知道道义，妄自沿袭，其对教化的伤害、对义理的损害，在这里最为严重。后来观看《春秋》的人，一定要知道孔子不曾以礼乐赏罚的权力自任，然后才可以破除诸儒的说法。诸儒的说法既已破除，然后我们孔子修《春秋》的深意，以及孟子所谓天子的事，都可以得以知道了。

译论二

六经之所以不被人们明白理解，是各种儒生穿凿附会造成的危害。而《春秋》尤其严重。《春秋》穿凿附会的祸患，其根源起于三传，后来的儒生又从而为之羽翼助长，横生各种意见，巧立各种义理。有一件事，有的认为是褒扬，有的认为是贬斥，彼此互相矛盾。有事情相同，先前认为是褒扬，后来认为是贬斥，前后自相抵触。纷纷聚集争辩，而圣人的本意反而更加不明。然而其大端不过有两点：一是以日月为褒贬的说法，二是以名称爵号为褒贬的说法。他们只看到盟约是一样的，有的记日，有的不记日。奔逃应当记日，却有的记时。入侵应当记日，却有的记月。像这样不同，于是就有了以日月为褒贬的说法。又看到国君是一样的，却有的称子，有的称侯，有的称伯。外族是一样的，却有的称州，有的称国，有的称人。有一个人，先前称氏，后来称名，又像这样不同，于是就有了以名称爵号为褒贬的说法。我请求有办法来折服他们。蔑地的盟约不记日，就说那是盟约被背弃了。柯地的盟约不记日，就说那是守信了。将背弃盟约的说法认为是正确的呢？还是将守信的说法认为是正确的呢？桓地的盟约不记日，而葵丘的盟约却记日。有人说那是危险，有人说那是赞美。将危险的说法认为是正确的呢？还是将赞美的说法认为是正确的呢？公子益师去世不记日，左氏说：“国君没有参加小敛。”然而公孙敖死在外面而国君在里面，叔孙婼死在里面而国君在外面，国君没有参加小敛，是明显的。又为什么记日呢？公羊说：“公子益师遥远。”然而公子彄也遥远，又为什么记日呢？谷梁说：“不记日，是厌恶。”然而公子牙、季孙意如也被厌恶，又为什么记日呢？安葬必定记月日，却有记月日不记的，就说：“不及时而记日，是急切。”“不及时而不记日，是怠慢。”“过时记日，是隐讳。”“过时不记日，叫做不能安葬。”“当时不记日，是正常。”“当时记日，是危险而不能安葬。”然而过时记日，直指齐桓公而言，当那时，公子争夺国家，隐讳危险是可以的。卫穆公、宋文公没有齐桓公的贤能，没有争夺国家的祸患，过时记日，有什么可以隐讳的呢？宋穆公的记日安葬，又有什么危险呢？凡此种种，都是疑惑错误而难以通达的。谁说《春秋》必定以日月为褒贬呢？至于来归仲子的赗赠，而宰夫署名，就说那是贬斥。让荣叔归成风的含赗，而天王不书“天”，也说：“是贬斥，难道归仲子的赗赠，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吗？归成风的含赗，咎在天王，而不在荣叔吗？”《春秋》书王，本来是为了正名分，而夫子却自己贬低天王而去其“天”，那么将以此作为正名分可以吗？谷伯、邓侯称名，解说的人说：“朝见弑逆之人，所以贬斥。”滕子、薛侯难道不是朝见弑逆之人吗？滕、薛来朝称侯，解说的人说：“滕、薛是小国，因为他们先朝见隐公，所以褒扬。”朝见隐公有什么可褒扬而褒扬的呢？如果以隐公为始受命的君主，那就更是谬妄之极了。有人说：“滕本来是侯爵，朝见弑逆之人，贬而称子，朝见桓公可以贬斥。终《春秋》之世不再称侯，难道都是因为朝见桓公的缘故而贬斥吗？”有人说：“是被当时的周王所废黜。”假如当时的周王能够升降诸侯的爵位，那么礼乐赏罚的权力，天王就能自己掌握了，怎么会是《春秋》的时代呢？先前书荆，后来书楚，不久书楚子，解说的人说：“是逐渐进升。”楚本来是鬻熊的后代，《春秋》因为他僭称王号、肆意暴虐而废黜他，况且已经列入南荒，圣人作经，本来是为了辨别内外之分，却反而进升楚国而退让中国吗？像这类的事情，不可以一二数。大都有疑惑错误而难以通达的，谁说《春秋》以名称爵号为褒贬呢？大抵《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事成于日的记日，事成于月的记月，事成于时的记时。所以凡是朝觐、搜狩、城筑、作毁，凡是像这样的，都是以时成的。防、遇、平、如、来、至、侵、伐、围、取、救、次、迁、成、袭、奔、叛、执、放、水、旱、雨、雹、冰、雪、彗、孛、螽、螟，凡是像这样的，有的以月成，有的以日成。崩、薨、卒、弑、葬、郊、庙之祭、盟、狩、败、入、灭、获、日食、星变、山崩、地震、水灾，凡是像这样的，都是以日成的。那些应当记月而不记月，应当记日而不记日的，都是史官的失误。假如某事应当记月，而鲁史只记其时，某事应当记日，而鲁史只记其月，圣人怎么能凭空增加甲子呢？这是《春秋》不以日月为例。《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名称爵号从其名称爵号，而是非善恶则系乎其文，不是书名的都贬斥，而书字的都褒扬。假令某人与某人在所褒扬之列，而旧史只记其名，某人与某人在所贬斥之列，而旧史只记其字，那么圣人将奔走列国以求其名与字，

译然后才把这些道理记载在经书中吗？这说明《春秋》并不凭借名称和爵号的差异来进行褒贬。至于根据所记载的月份、日期的先后顺序来了解是非，根据名称、爵号的异同来了解事实，这本来就是《春秋》固有的体例。并不是圣人特意借此来进行褒贬。例如庄公三十一年春季，在郎地筑防；夏季，在薛地筑防；秋季，在秦地筑防。三十二年春季，修筑小谷城墙。由此可以看出，仅仅过了三个季节，大型工程就屡次兴起。宣公十五年秋季，发生蝗灾；冬季，蝗虫的幼虫滋生。由此可以看出，连续经过两个季节，灾害接连发生。庄公八年春季，军队驻扎在郎地；夏季，军队与齐国军队包围郕国；秋季，军队回国。由此可以看出，经过三个季节，军队在外劳累奔波。像这类情况，大概是从记载的时间中看出来的。桓公二年秋季七月，〇侯来朝见；九月，军队进入〇国。由此可以看出，来朝见仅仅过了一个月，就急忙兴兵攻打并进入该国。昭公七年三月，鲁君前往楚国；九月，鲁君从楚国回来。由此可以看出，他朝见夷狄国家，历时七月之久，旅途劳顿。僖公二年冬季十月，不下雨；三年春季周历正月，不下雨；夏季四月，不下雨；六月，下雨。由此可以看出，经过九个月才下雨。像这类情况，大概是从记载的月份中看出来的。癸酉日，大雨伴随雷电；庚辰日，大雨伴随大雪。由此可以看出，八天之内再次出现天象变异。辛未日，夺取郜地；辛巳日，夺取防地。由此可以看出，十天之内夺取了两座城邑。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由此可以看出，在火灾余烬未熄时就举行尝祭，是不敬的行为。己丑日，安葬敬嬴；庚寅日才成功安葬。由此可以看出，第二天才安葬，是因为没有准备妥当。丙午日，与荀庚结盟；丁未日，与孙良夫结盟。由此可以看出，鲁国人先与晋国人结盟，后与卫国人结盟。己未日，在鸡泽共同结盟；戊寅日，与陈国的袁侨结盟。由此可以看出，晋国人先与诸侯结盟，后与大夫结盟。像这类情况，大概是从记载的日期中看出来的。然而因此认为圣人通过记载或不记载日月来寄托褒贬，那就错了。至于名称、爵号的异同，有的是根据事情的大小而用辞详略不同，有的是前文记日而后文记月，有的是承袭上文而简化用辞，本来难以用一种规则概括，而时势的升降、世道的盛衰，也有通过这种方式显现出来的。楚国是一个国家，起初记载为“荆”，后来记载为“楚”，再后来记载为“楚子”。吴国是一个国家，起初记载为“吴”，后来记载为“人”，再后来记载为“吴子”。由此可以看出吴、楚两国逐渐强盛。鲁国的翚、柔，郑国的宛、詹，起初大夫还不称氏，后来大夫没有不称氏的。郑国的段、陈国的陀、卫国的州吁，起初都只称名，后来即使弑君的贼臣，也有称氏的，由此可以看出大夫势力逐渐强大。起初，曹国、莒国没有大夫，后来曹国、莒国都有大夫，由此可以看出小国的大夫都参与政事。起初，吴、楚的国君和大夫都称“人”，后来吴、楚的臣子也称名，由此可以看出荆蛮的大夫都往来于中原各国。诸侯在丧期称“子”，有记载称“子”却预先防备、预先征伐的，由此可以看出居丧期间防备、征伐是不合礼制的。〇国是公爵，却记载为“伯”；滕国是侯爵，却记载为“子”，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不采用周朝的爵位制度，而是以国家的大小来决定强弱。在曹、蔡两地设防，先于卫国征伐郑国，那么卫国就排在蔡国之前，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诸侯都依据眼前的利害，不再遵循周朝的班次。幽地的盟会，男爵排在伯爵之前；淮地的会盟，男爵排在侯爵之前；戚地的会盟，子爵排在伯爵之前；萧鱼的会盟，世子排在小国国君之上，由此可以看出霸主执政，都凭私意决定轻重，不再有礼仪规范。垂陇的盟会，对内则是公孙敖防备诸侯；召陵侵楚的军队，对外则是齐国的国夏防备霸主，由此可以看出大夫与诸侯平起平坐，而没有人知道这是不对的。所有这些，无非是名称遵循其名称，爵号遵循其爵号，而善恶是非却因此显现出来。起初并不是圣人特意借此进行褒贬。学者一定要在名称、爵号之间寻求圣人褒贬的意图，就会遇到阻碍而不通。在遇到阻碍时，强行解释，就会追求新奇巧妙，无所不至，这非常不符合圣人明白正大的本心。学者阅读《春秋》，必须先破除以日月记载为例的说法，以及以名称爵号进行褒贬的说法，然后《春秋》的大义才可以讨论。

译论三

有人说：“您说《春秋》不通过日月名称、爵位称号来进行褒贬，这确实是对的。如果这样，那么《春秋》所记载的都只是依据旧史罢了。所谓门人高弟不能赞一辞，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回答说：“有《春秋》的通用体例，有圣人的特别笔法。有日期就记载日期，有月份就记载月份，名称依照其名称，爵号依照其爵号。至于结盟就记载结盟，会防就记载会防，死亡就记载死亡，安葬就记载安葬，交战就记载交战，征伐就记载征伐，弑君就记载弑君，杀害就记载杀害。完全依据事实而我没有增加或减损，这是通用体例。那些史书没有记载而笔写下来以示义理，史书有记载而删削以示警戒的，这是特别笔法。”“元年春，正月，这是史书的旧文。加上‘王’字，是圣人笔写的。中原的诸侯有安葬吴楚君主的，而吴楚的君主不记载‘卒’，是圣人删削的。晋侯召见周王，见于《左传》所载，而圣人记载为‘狩’，用来保存天下的防闲。宁殖驱逐他的国君，名字在诸侯的防闲中，而圣人记载为‘卫侯出奔’，用来显示人君的警戒。不只说‘仲子’，而说‘惠公仲子’；不只说‘成风’，而说‘僖公成风’；不说‘陈黄’，而说‘陈侯之弟黄’；不说‘卫絷’，而说‘卫侯之兄絷’。阳虎是陪臣，记载为‘盗’；吴楚僭越称号，记载为‘子纠’；不记载齐，而小白记载齐；突不记载郑，而忽记载郑；立晋而记载‘卫人立王子朝’，而记载‘尹氏’。凡这些，都是圣人的特别笔法。所以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大概使用通用体例而不增加减损的，是圣人的公心；有特别笔法以明辨是非的，是圣人的精义。通用体例所记载的，不一定非得圣人才能做到，即使门人高弟参与也可以。精义所在，哪里是门人高弟所能措辞的呢？不是圣人就不能参与于此。学者观看《春秋》，必须知道什么是《春秋》的通用体例，什么是圣人的特别笔法，然后才可以观看《春秋》。”“况且我曾深深思考《春秋》的义理，私下认为它的大防闲有三：一是明分义，二是正名实，三是着几防。所谓明分义是什么？每月记载‘正’，以明正朔的来源；王人虽然卑贱，必定排在诸侯之上，这都是用来序君臣。内齐而外楚，内晋而外吴。开始记载荆而后记载楚，开始记载吴而后记载子，这都是用来区别内外。记载陈黄、卫絷，用来明兄弟之义。记载晋申生、许止，用来明父子之恩，曹羁、郑忽，长幼之序也；成风仲子，嫡庶之别也。凡这类，都用来明分义。所谓正名实，是什么？传称隐公为摄政，而圣人记载为‘公’，就不是摄政了；《左传》称许止不尝药，而圣人记载为‘弑’，就不是不尝药了；卓之立未逾年，而圣人正其名曰‘君’，那么里克的罪不能逃脱；夷皋之弑既归狱于赵穿，而圣人记载为‘盾’，那么赵盾的情不能掩盖；齐无知、陈佗是逾年之君，而记载为‘杀’，正讨贼之名也；阳虎是陪臣，而记载为‘盗’，正贱者之罪也。凡这类，都用来正名实。所谓着几防，是什么？郑伯使宛来归祊，而圣人记载为‘入’，入是内弗受之辞也；天王狩于河阳，壬申，公朝于王所，明因狩而后朝也；公自京师，遂防诸侯伐秦，明因防伐而如京师也；公子结媵妇，遂及齐侯、宋公盟，着公子结之专也；公防齐侯、郑伯于中丘，翚帅师防齐人、郑人伐宋，着公子翚之擅也；葵丘之防，宰周公与焉，已而书曰‘戊辰诸侯盟于葵丘’，明宰周公之不与盟也；湨梁之防，诸侯咸在，已而书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这类，都用来着几防。其他书法，大概也不一而足，然而其大防闲也不出于三者之外了。圣人之笔，如化工，随物赋形，洪纤高下，各得其所，生生之意，常流行于其间。虽其所纪事实，不出于鲁史之旧，而其精神风采则异矣。学者之观《春秋》，要必知有《春秋》之达例，则日月名称，如后世诸学之穿凿者，必不同也；要必知有圣人之特笔，则夫分义之间，名实之辨，几防之际，有关于理义之大者，不可不深察也。若曰《春秋》但约鲁史之文，使其文简事核而已，则夫人皆能之矣，何以为《春秋》？

论四

读《春秋》的人，先明大义，其次观世变。所谓世变是什么？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变也；春秋之终，是世道之一变也。刘知几却说：“孔子述史，始于尧典，终于获麟。”大概书的终结，是春秋的开始。孔子述书，至文侯之命而终者，文

译周平王任命文侯，是在平王即位之初。鲁隐公在位初期，正值平王晚年。平王即位之初，不共戴天的仇敌尚未报复，但他任命文侯的辞令却说：“你多次在艰难险患中护卫我，如今祸患已经平息。因此赏赐你黑黍香酒一壶，功劳已经报答了。你回去视察你的军队，安定你的邦国，不再有战事了。”仅从这一篇记载来看，已经没有了复兴周室的希望。然而圣人仍然不忍心彻底断绝这种期望。大概过了四十九年，却毫无振作之意。圣人于是彻底绝望了。由此往上，是西周时期；由此往下，就是春秋时期。这难道不是世道发生巨变的征兆吗？这就是《春秋》开始的原因。

进入春秋时期，楚国开始横行霸道，但当时仍有胜负之分。直到获麟的前一年，吴国凭借披发纹身的习俗，竟然与晋侯并列为两大霸主。进入春秋时期，大夫势力强大，但还未到窃取君位的程度。直到获麟的那一年，齐国的陈常杀害了国君，齐国从此成为田氏的天下。在鲁国，自从季孙驱逐国君之后，鲁国的政权完全掌握在三家手中，鲁君如同旗帜上的飘带一样毫无实权。在晋国，自从赵鞅进入绛都之后，晋国的政权完全掌握在六卿手中，赵籍、韩虔、魏斯成为诸侯的雏形已经具备。

以前南方蛮夷与中国交往的，最大的莫过于楚国；而现在，即使是东方望国的鲁国，也要奔走于偏远的越国以求自保。以前诸侯中还有霸主；而现在霸主无力竞争，诸侯之间争夺城池土地日益纷扰，没有片刻安宁。所以，从获麟之前，世道变为春秋；从获麟之后，世道变为战国。这难道又不是世道发生巨变的征兆吗？这是《春秋》终结的原因。

然而不仅如此。综合《春秋》整部经书来看，有所谓隐公、桓公、庄公、闵公时期的《春秋》；有所谓僖公、文公、宣公、成公时期的《春秋》；有所谓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时期的《春秋》。霸主尚未兴盛之时，庄公十三年在北杏会盟，二十七年在幽地共同结盟，于是天下听从一个国家的命令。天下听从一个国家的命令，古代是没有的。僖公元年齐国帮助邢国迁都，三年修筑卫城，四年讨伐楚国，五年会见世子，九年葵丘会盟安定中原，排斥强暴的权力，都在霸主手中。霸主未兴起时，诸侯没有统帅，但天下还知道有周王，所以隐公、桓公时期的《春秋》都记载周王。霸主兴起后，诸侯有了统帅，天下开始不知道有周王，所以僖公、文公以后的《春秋》记载周王的极少。霸主的兴起，固然是世道的一种幸运，但王道的衰微，难道不是世道的衰落吗？

僖公十七年，齐桓公去世。齐桓公去世后楚国开始横行，中原没有霸主十多年。二十八年，发生城濮之战，于是中原的霸主，从前在齐桓公手中，现在转归晋文公了。晋襄公继承他，还能继承文公的基业。灵公、成公、景公、厉公，不足以继承悼公再次称霸并夺取郑国、驾驭楚国的功业，尚且还差不多。从此以后，晋国霸主无力竞争，直到襄公二十七年，宋国会盟，晋国和楚国的随从相互见面。昭公元年，虢国会盟，再次诵读旧书，于是晋国和楚国地位平等。四年，楚灵王在申地大会诸侯，实际采用齐桓公召陵之盟的典故。晋国大概有十年不参与中原事务。平丘之盟，虽然说再次主持中原盟会，但晋国会合诸侯从此停止。鄢陵之战以后，三方结盟出现了。三方结盟出现后，诸侯就没有主盟者了。

天下有霸主，不是好事；天下没有霸主，也不是小事。天下没有霸主而《春秋》终结。所以，看隐公、桓公、庄公、闵公时期的《春秋》，固然已经哀伤王道的衰微；看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时期的《春秋》，尤其哀伤霸业的衰落。这只是大的方面罢了。其他如荆人来聘，荆蛮的臣子，起初没有名字，后来名字就显现在经书上了。无骇率领军队，诸侯的大夫，起初没有记载姓氏，后来就有活着时名字姓氏显现在经书上了。起初诸侯与诸侯结盟，后来大夫与诸侯结盟了。起初诸侯自己相互结盟，后来大夫自己相互结盟了。起初诸侯僭越天子，后来大夫僭越诸侯了。起初大夫窃取诸侯的权柄，后来陪臣占据大夫的封邑了。综合《春秋》整部经书来看，大体上越来越趋向低下，越久越淡薄。追溯而上，文武成康的盛世，可以接续尧舜的太平；推演而下，七雄分裂的极致，不到秦国统一就不会停止。后来编写编年通鉴的人，假托始于韩、赵、魏成为诸侯，这也是为了继承《春秋》之后吧？学习《春秋》的人，既能先明白大义，以探究道理的精华，又能其次观察世道的变化，以研究事实的真实，那么《春秋》这部经书，也就思考过半了。

译论五

研习《春秋》的人，如果舍弃三家传注便无处考证，而有志气的士人，大多想要全部束之高阁，独自怀抱遗留的经典，这难道不是因为三家传注互相抵触、彼此矛盾，而不能统一说法吗？我私下曾思考过，左氏熟悉史事，而《公羊》《谷梁》深于义理，大概是因为左氏曾经见过各国的史书，所以虽然熟悉史事，但义理却不明确；《公羊》《谷梁》出于经学之士的推演，所以虽然深于义理，但史事多有谬误。将二者结合起来观察，是可以的。然而左氏虽然号称完备史事，但其中有不符事实之处；《公羊》《谷梁》虽然号称阐述义理，但其中有损害义理正统之处，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大概左氏每叙述一件事，都必定追究事情的缘由，深谙人情真伪，熟于世故，往往评论事情的成败，而不评判是非，习惯于当时世风的趋向，而不明白大义所在。周平王与郑庄公交换人质，左氏却说“诚信不发自内心，人质没有益处”；评论宋宣公立穆公为君，却说“可以说是知人善任了”；鬻拳以兵胁迫楚子进谏，却称鬻拳是爱戴君主；赵盾逃亡没有越过国境，返回后没有讨伐贼人，却说“可惜啊，只要越过国境就可以免罪”。这些都是不明义理的缘故，而其叙事失实的地方，尤其多。比如楚国自从得志以来，汉水以东的诸侯接连侵食中原大国，齐桓公出来排斥楚国，晋文公再次排斥楚国，他们的功绩伟大啊，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彼善于此”的情况。然而他们之所以能排斥楚国，难道能突然一举而排斥它吗？必定先剪除其羽翼，破坏其党羽，然后排斥它，就容易了。所以齐桓公将要排斥楚国，必定先对蔡国用兵；晋文公将要排斥楚国，必定先对曹国、卫国用兵。这是史实，而左氏不明白其中的缘故，在侵蔡时却说“是为了蔡姬的缘故”，在侵曹伐卫时却说“是为了观浴与块（指晋文公在曹国受辱）的缘故”。左氏的弊病在于推寻事情缘由时，罗列细枝末节，而齐桓、晋文两位霸主攘除夷狄、安定华夏的功烈，都被遮蔽而不彰显。其他记载年代的地方，往往类似这样。那么左氏的记事，固然不可废弃，但也不能完全作为依据。尊崇左氏的人，认为左丘明从孔子那里接受《春秋》经文，所谓“好恶与圣人相同”，然而左氏的大原则多与经文相违背，怎么能认为他好恶与圣人相同呢？看孔子所说“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乃窃比老彭”的意思，那么这个人应当在孔子之前，而左氏撰写《春秋》，事情终结于智伯，却在孔子之后。解说的人认为与圣人好恶相同的是左丘明，而撰写《春秋》的是左氏，大概有证据了。有人认为他是战国六国时的人，有人认为他是楚国左史倚相的后代，大概是因为所载“虞不腊”等话语，秦人把十二月称为腊月，而左氏所述楚国事情极详细，大概有经文没有传注的地方，而没有传注没有经文的地方，这也是一个证据。至于《公羊》《谷梁》两家，固然不是亲自接受经文的人，他们所述史事多是采自传闻，又没有见过各国史书，所以史事多有谬误。略去史事而观察其义理，那么其中固然有精到的地方，而损害义理的地方也很多，这尤其是有求知之心的人所应当知道并深入辨析的。《公羊》论及隐公、桓公的贵贱，说：“儿子因母亲而尊贵，母亲因儿子而尊贵。”说儿子因母亲而尊贵可以，说母亲因儿子而尊贵可以吗？推演这种说法，所以导致后世妾母凌驾僭越的祸患，都是这种说法造成的根源。《谷梁》论及世子蒯聩的事情，说：“信任父亲而推辞祖父，就是不尊重祖父。不接受是为了尊重祖父。”尊重祖父可以，不接受父亲的命令可以吗？推演这种说法，所以开启后世父子争夺的祸患，未必不是以此说法为借口。晋国赵鞅进入晋阳叛乱，赵鞅回到晋国，《公羊》《谷梁》都说：“说‘归’为什么带地名？是为了正定国家。”后来的臣子有占据封邑叛乱，而以驱逐君主身边小人为借口的了。公子结送嫁媵妾并趁机结盟，《公羊》说：“大夫接受命令不接受言辞，出境后如果有可以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就可以专断。”后来的人臣有在国外办事，而以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自我推托的了。祭仲被执而郑忽出逃，罪责在祭仲，而《公羊》却认为符合反常合道的权变，后世大概有废立君主如玩棋子的人了。圣人作经，本来是为了阐明义理。自从传注者学习不知道根本，妄加解说，于是是非颠倒，义利不分，其极端发展到下位僭越上位，卑贱凌驾尊贵，父子互相残杀，兄弟成为仇敌，作为大臣却举兵指向朝廷，出境后假托诏令行事，国家改朝换代而其大臣，反而以盛德自居而毫无愧色。君主如汉武帝，臣子如隽不疑，都依据《春秋》来定国家大论，却不知道这是错误的。这种危害极大的情况，不正是由于叙事失实的过错吗？所以我认为三家传注都要失实，而失实最多的莫过于《公羊》。何休、范宁、杜预三家各自立说，而解说谬误的莫过于何休。《公羊》的失误已经略举其二，而何休的谬误尤其严重。“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过说：“这是君主的起始年。”何休却说：“《春秋》记载新王在鲁国接受天命。”“滕侯卒”不记日期，不过说：“滕国是侯爵，不嫌忌。”而何休却说：“《春秋》以鲁为王，寄托于隐公。”认为开始贬黜周王，鲁《公羊》没有明文，而何休却倡导这种说法，他诬蔑圣人太严重了。《公羊》说：“同母弟弟称弟，同母哥哥称兄。”这话已经有失误了，而何休又为之解说：“《春秋》改变周代的文

译遵循商代质朴的礼制，质朴的家风重视亲情，明确应当对众位公子亲厚，从而使后世有人对同母弟弟亲厚，而对父亲的旁系亲属淡薄，这种风气未必不是由这句话引发的。《公羊传》说：“立太子以年长为标准，不以贤能为标准；立太子以地位尊贵为标准，不以年长为标准。”这话本来是有依据的，但何休却为此解释说：“嫡长子有孙子却去世了，质朴的家风重视亲情，先立弟弟；文饰的家风尊崇尊长，先立孙子。”致使后世有人对质朴与文饰的区别产生困惑，导致嫡庶相互争夺，这种祸患未必不是由何休的这句话造成的。他在解释“防戎”的经文时，说：“这是王者所不治理的地方，记录戎人来则不拒绝，去则不追赶。”《春秋》的写作，本是为了端正内外的分别，却说是王者不治理，可以吗？他在解释“天王派使者来送赗赠”的含义时，说：“王者占据土地与诸侯分职，都面南而治，有不纯粹臣属的含义。”《春秋》的写作，本是为了端正君臣的分别，却说不纯粹臣属的含义，可以吗？隐公三年春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公羊传》不过说“这是记录异常现象”，而何休却说：“这是后来卫州吁弑杀其君，诸侯开始僭越的征兆。”桓公元年秋，发生大水，《公羊传》不过说“这是记录灾害”，而何休却说：“在此之前桓公篡夺隐公之位，擅自改变朝宿之地，这是阴逆与怨气所导致的。”至于凡是地震、山崩、星雹、雨雪、螽螟、彗孛之类，没有不推寻其导致变化的缘由，考验其为异常现象的应验，那些对不上的必定强行解释。《春秋》记载灾异，起初并不说明其应验，曾经如此琐碎分裂吗？像这类情况，不胜枚举，全都是何休的妄说。我观察这三位学者对《春秋》的解释，只有范宁过错稍少，他对《谷梁传》中意义不妥当的地方，就说“范宁未详”，大概是讥讽他，而何休却曲意解释，恰好增加了《公羊传》的过错。所以说：范宁是《谷梁传》的忠臣；何休是《公羊传》的罪人。

译春秋五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