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七

译管仲本是和齐国的大夫谋划，想要拥立公子纠回国。随后攻打齐国，想让他回国，但公子小白已经先入主齐国了。鲁庄公仍然不停止，于是与齐国交战。由此看来，他攻打齐国的原因，原本是想拥立那位流亡的公子，以此作为恩德，这哪里还有复仇的心思呢？却有人认为“即使战败也是光荣的”，这是错误的。

译齐国军队灭掉了谭国，谭子逃奔到莒国。

有人问：“诸侯失去国家，通常要称其名，谭子为什么不称其名？”有人回答：“谭国本来没有罪过，齐国却灭掉了它，罪责不在谭子身上，所以不称其名。”然而我曾考证《春秋》经文，发现这种说法有不通畅的地方。查考经文，诸侯被俘带回去的，没有不称其名的：楚国打败蔡国军队，把蔡侯献舞带回去；晋国灭掉潞氏，把潞子婴儿带回去；蔡国公孙姓灭掉沈国，把沈子嘉带回去；郑国游速灭掉许国，把许男斯带回去；楚国公子结、陈国公孙佗人灭掉顿国，把顿子牂带回去；晋国人抓住戎蛮子赤带回去给楚国，都称其名。而楚国人灭掉防国，把防子带回去，却不称其名。外国诸侯去世，没有不称其名的：宋公和去世，蔡侯封人去世，齐侯小白去世，晋侯周去世，都称其名。其余没有不称其名的，而秦伯、薛伯、滕子、〇子去世，却有时不称其名。被灭而逃奔的也称其名，大概是失去国土的君主，称其名，是想让后人知道他是某国的君主。比如吴国灭掉徐国，徐子章羽逃奔到楚国就是这样；而齐国灭掉谭国，谭子逃奔到莒国却不称其名；楚国人灭掉〇国，〇子逃奔到黄国不称其名；狄人灭掉温国，温子逃奔到卫国不称其名。由此看来，被俘带回去而称其名，逃奔而称其名，与去世而称其名，道理都是一样的。那些不称其名的，是史官记载的疏漏，圣人也不能凭空增加。大概〇、温、谭、夔都是小国，国家小那么其记载可能有不完备的地方。至于中原的诸侯，他们逃奔时有时称其名有时不称其名，不能用这个例子来类推。抓获曹伯带回去，就称曹伯襄；抓获卫侯带回去，就称卫侯；郑卫侯出逃到楚国不称其名，而回到卫国就称其名；卫侯衎出逃到齐国称其名，而卫侯进入夷仪却不称其名。这不是记载的不完备，而有时称其名有时不称其名，是有深意的。大概不称其名那么他的君位没有断绝，称其名是为了显示他是失去国土的君主；不称其名是为了端正他的君位，而称其名是为了区别于两位君主。这又与小国记载不完备的情况不同了。有人问：“谭、〇、温的君主难道不是被强国灭掉而君位没有断绝吗？”回答说：“徐子章羽也是被强国灭掉的，难道他的君位就立刻断绝了吗？”所以我说道：失去国家的君主必定称其名，那些不称其名的，都是史官的疏漏。

宋国发生大水灾。

有人问：“《春秋》记载灾异，唯独对宋国特别详细，为什么呢？”回答说：“《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因为波及到我鲁国了’，况且宋国离鲁国很远，即使发生大水，怎么能波及到鲁国？如果波及到鲁国，鲁国应当自己记载，肯记载宋国吗？”《谷梁传》说：“因为宋国是王者的后裔，记载灾异，那么〇国也是王者的后裔，为什么不记载呢？”庄公二十一年记载‘齐国大灾’，齐国难道是王者的后裔吗？杜预说：“鲁国去吊唁就记载。”昭公九年记载‘陈国灾’，当时陈国已经被楚国灭掉，那么鲁国吊唁谁而记载呢？”黎氏认为《春秋》对内详略对外，所以内国的灾异必定详细记载，而外国的灾异则在宋、郑、陈、卫等国，各举出一两条，以显示列国的灾异。这种说法是对的。然而《春秋》对于列国的灾异，偶尔一两条出现，而对宋国的事特别详细，如雨、螽、陨石、退鹢之类，无不详细记载，不仅仅是大水而已。大概孔子虽然依据鲁国史书来作经，也必定广泛采录，而孔子的祖先来自宋国，得到宋国的事实特别详细，所以全部记录。其他则是依据史书所记载，或者得到实情后才记载，没有听到的就不记载。

纪叔姬回到酅地。

有人问：“纪叔姬回到酅地，有人认为娣没有回归母家的道理，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大概是不考证经文的原因。查考经文，内女出现在经文中，因为遭遇人伦变故而记载的，纪叔姬、宋共姬的事最为详细。娣不记载回归，而叔姬得以记载回归；内女不记载安葬，而叔姬得以记载安葬，与宋共姬同样详细。宋共姬的事，是因为宋共姬有贤德；详细记载纪叔姬的事，也是因为纪叔姬有贤德。宋共姬、纪叔姬都是我们鲁国的女子，遭遇人伦变故，而她们的贤德值得称道，所以她们的去世、安葬都得以记载。观察圣人所记载的，她们的贤德就可以知道了。纪国已经灭亡，鲁国是宗国，妇女有回归母家的道理。叔姬不回鲁国而回酅地，因为纪国的五座宗庙在酅地，不因纪国灭亡而亏缺妇道。鲁国人推崇她的节义，所以她的回到酅地，她的去世、安葬史册全部记载。孔子保留而没有删削。庄公三年，纪侯大大地离开他的国家，到这时叔姬才回到酅地，难道纪侯到这时才去世吗？

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在北杏会盟。

有人问：“查考《春秋》只有主兵的才把主兵者排在首位，如果是会盟则按爵位排序，如宋、齐、卫在瓦屋会盟，宋、陈、蔡在折地会盟，就是这样。至于北杏的会盟，却把齐国排在宋国之上，为什么呢？”回答说：“大概是给予齐国霸主的地位。城濮之战，把晋侯排在齐师、宋师之上，大概是给予晋国霸主的地位。曹南之盟，记载说：‘宋公、曹人、邾人在曹南会盟’，那么齐桓公死后霸主的权力转移到宋国。辰陵之盟，记载说：‘楚子、陈侯、郑伯’，那么晋文公死后霸主的权力转移到楚国。黄池之会，记载说：‘公在黄池会见晋侯和吴子’，那么是两位霸主的说法。所以北杏以前，诸侯的会盟都按爵位排序；北杏以后，那么诸侯的会盟按

译霸主为首领。在北杏会盟之前，诸侯之间彼此互相防备；北杏会盟之后，诸侯便不再互相防备，而是只防备霸主了。北杏会盟时，前来参加的不过是宋、陈、蔡、邾等国的大夫罢了；到了幽地会盟，则是宋、陈、卫、郑、许、滑、滕等国的国君亲自前来。再到葵丘会盟，连宰周公也来参加了。然而这还不够，到了温地会盟，周天子竟然亲自巡狩前来，霸主的威势达到了极点。有了北杏的会盟，才有幽地的会盟；有了幽地的会盟，才有葵丘的会盟；有了葵丘的会盟，才有温地的会盟。在霸主图谋尚未兴起的时候，各国诸侯互相吞并，其间虽有像郑庄公、齐僖公这样的人，虽然能在一时称雄，但最终未能掌握霸主的权柄，天下纷乱，无人能够统一，实在令人叹息。尽管如此，人们心中还知道有周天子。等到霸主图谋已经兴起，各国诸侯以前那种纷乱无统的局面，如今便一致听从霸主的号令，霸主向下向诸侯发号施令，向上则招致周天子的巡狩，一时之间气势声威显赫耀眼，中原地区因此得以稍得安宁。然而从此以后，周天子的命令逐渐衰微了。圣人对于《春秋》，固然不曾不肯定霸主的功绩，但也未曾喜好霸主的强盛，只是根据事实如实记载，善恶自然显现。看齐桓公图谋霸业之初，前来参加的各国只有宋、陈、蔡、邾，而且宋、陈、蔡、邾派来的仅仅是大夫而已，由此可见霸主图谋的兴起，虽然是天下的幸运，但在此之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举动。如今齐桓公突然一下子这样做，各国诸侯终究心存疑虑，并不完全信任他，假使在这个时候有王者兴起，他们难道不会一致归附吗？

译鲁桓公在柯地与齐侯会盟。

有人问：柯地的会盟，是齐国与鲁国讲和，世代仇敌而讲和可以吗？回答说：“胡氏说：‘起初与齐国讲和，世代仇敌而讲和可以吗？’《礼记》中有这样的话：‘对于敌对者的恩惠与怨恨，不应由后代继承。’鲁国对于齐襄公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在齐襄公在世时，鲁国就释怀怨恨不再报复，反而主持王姬的婚事，在禚地狩猎，在防地讨伐卫国，共同围攻郕国，接纳公子纠。所以圣人详细加以讥讽贬斥，以彰显其遗忘亲仇的罪过。现在改朝换代了，而齐桓公开始会合诸侯，安定中原，抵御荆楚，尊崇周天子，如果还要修旧怨、怒邻邦，从而危害自己的宗庙社稷，这能叫孝吗？所以长勺之战，专门用来责备鲁国；而柯地之盟，鲁桓公与齐侯都书写其爵位，这就认为释怀怨恨而讲和是可以的。有人说齐襄公报了九世之仇，而《春秋》认为他贤德，是真的吗？根据孔子所记载的柯地之盟，其辞句中并无贬义，那么说报了九世之仇而《春秋》认为他贤德的说法，就是妄言了。或许《春秋》是借齐襄公的事，来深深罪责鲁庄公，在仇敌在世时就释怀怨恨吗？苏氏说：‘起初与齐国讲和。’《公羊传》在这里说：‘曹沫手持利剑劫持齐桓公，要求归还汶阳的田地，管仲答应了。’胁迫下的盟约可以违背，而桓公不欺骗；曹沫是仇敌，而桓公不怨恨，桓公的诚信由此昭著于天下。我认为这是《春秋》之后好事者编造的浮言，并非事实。鲁桓公的怨恨不在齐桓公身上，曹沫没有理由激怒他，这是第一。假如曹沫真的通过劫持达成了盟约，像华元、子反那样，那么《春秋》对于胁迫下的盟约是不记载的，楚宋之盟，记载为‘宋人及楚人平’，而不记载‘盟’。现在记载‘公防齐侯盟于柯’，这是第二。由此可见《公羊传》不足为信。鲁仲连称曹沫为鲁国将领，三次作战三次败北，丢失五百里土地，等到桓公会合诸侯，曹沫凭着一把剑的力量，在坛坫之上拔出了桓公的心，三次作战所丢失的土地，一朝之间就恢复了。考察长勺之战，庄公起初任用曹刿打败了齐国，从此鲁国未曾敢再作战，哪里有所谓的三次作战三次败北，用武力劫持桓公，索取侵夺的土地呢？所以鲁仲连也不足为信。”

齐国、陈国、曹国人讨伐宋国，夏天，单伯会合军队讨伐宋国。

有人问：齐桓公将要图谋霸业时，在郎地驻扎，实际上是挟持诸侯以胁迫宋国。在北杏会盟，宋国确实参加了。才过了一年，就会合诸侯讨伐宋国，为什么呢？回答说：左氏认为宋国违背了北杏的会盟，齐国向周天子请求出兵讨伐它，从情理上或许是这样。《春秋》的道义，是被召来会盟而后到的，就称作‘防盟’，如僖公十九年鄫子会盟于邾就是这样。被召来讨伐而后到的，就称作‘防伐’，如隐公四年翚率领军队会合讨伐郑国，以及这一年单伯会合讨伐宋国就是这样。那么单伯之所以会合讨伐，大概是齐国请求的。齐国之所以向周天子请求出兵，是借重王命的威严来威慑诸侯。齐桓公的兴起，名义上是尊崇王室，而北杏的会盟还未结束，宋国就已经违背了。齐国于是向周天子请求出兵讨伐它。会合诸侯而名义上是尊崇王室，并非真心尊崇王室，如果不这样就没有名义来会合诸侯。讨伐诸侯而一定要向周天子请求出兵，并非真心尊崇周天子，如果不这样就没有名义来威慑诸侯。《春秋》记载说：“齐人、陈人、曹人讨伐宋国。”夏天，单伯会合讨伐宋国。三国在春天讨伐宋国，而单伯在夏天会合讨伐，由此可以看出单伯的会合讨伐，只是出于齐侯的请求，勉强顺从，所以迟迟才到罢了。当霸业尚未完成时，所以一定要假借王命而行事。等到霸者的命令已经施行，那么天下就不知道有天子了。虽然如此，齐国率领诸侯挟持王命讨伐宋国，难道真的得到了宋国的罪过吗？宋国有弑君的贼人，而齐国不能讨伐；陈国接纳弑君的贼人，而齐国不能纠正。北杏的会盟，只是想诸侯顺从自己罢了。大义所在，已经失去了，那么他所谓的尊崇周王室、抵御夷狄、安定中原，不过是张扬其虚名，以窃取诸侯的权力罢了，实际内容在哪里呢？前年的会盟，放纵贼人而不讨伐；今年的讨伐，没有名义。不假借王命的威严，就不足以威慑天下，这是齐桓公的志向。这一役，如果发生在北杏会盟之前，那么弑君的贼人就不会在天下接连出现了。可惜啊。

楚国进入蔡国。

有人问：楚国进入《春秋》记载的首次入侵蔡国，为什么呢？回答说：蔡国是邻近楚国的国家。每当看到荆楚正强盛，而蔡国首先遭受其祸害，未尝不感叹中原的不振，姬姓诸侯几乎灭绝，而没有谁过问。《春秋》以来，蔡国曾经跟随天子讨伐郑国，这还是履行勤王的职责；在邓地会盟，在折地结盟，在曹地会合，这还是交往诸侯玉帛之好；讨伐郑国，讨伐卫国，讨伐戴国，这还是同诸侯兵车之会。自从莘地战败以来，五年间两次遭受楚国讨伐，哀侯蒙受耻辱没有返回，而蔡国的臣子甘愿做楚国的向导。齐桓公称霸，蔡国仅仅一次跟随北杏的会盟。从此以后，讨伐宋国，讨伐郑国，两次在鄄地会盟，两次在幽地结盟，在柽地会合，蔡国都不参与。大概从此折服而顺从楚国了。所以召陵加兵，仅仅足以使楚国人屈服，而不能改变蔡国人顺从楚国的心。齐桓公终究不能把蔡国置于盟会之中。齐桓公死后，晋文公尚未兴起，楚成王与北方抗衡，那么蔡国必定参与。十九年，楚国与齐国会盟，那么与蔡国都到了；二十一年，楚国在盂地会合，那么蔡国又一同到了；二十七年，楚国围攻宋国，那么蔡国又一同到了。至于城濮之战，楚国已经遭受重创，

译蔡国开始改变图谋。晋国的三次盟防，蔡国勉强周旋应付。践土盟会的载书说：“晋国的重耳，在甲午日将盟书藏在周王室。”各国都能称道这件事。温地的盟防，翟泉的盟会，都遵循以前的志向。晋文公死后，中原各国的盟防，蔡国再次不参与。到了鲁文公十年，厥貉的盟会，蔡国于是拿着武器跟随楚穆王，策划窥伺宋国。鲁文公十五年，晋国的郤缺讨伐蔡国不参与新城之盟，但蔡国仍然没有归附晋国。鲁成公八年，晋国的栾书率领军队侵犯蔡国，楚国救援蔡国。晋悼公兴起，各国惊恐地听从命令，而蔡国却安于楚国的统治之下。鲁襄公八年，郑国想讨好晋国而侵犯蔡国，俘获了公子爕，楚国于是再次兴起子囊的军队，为蔡国报仇。郑国直到晋悼公去世，也不能在盟防中使蔡国归附。晋悼公死后，楚国的战事，蔡国常常跟随。鲁襄公二十四年，楚国攻打郑国，史书说：“楚子、蔡侯。”鲁襄公二十六年，楚国攻打郑国，史书又说：“楚子、蔡侯。”鲁襄公二十七年，宋国的盟防；鲁昭公元年，虢国的盟防，蔡国的公孙归生实际位列各国大夫之上。鲁昭公四年，申国的盟防，史书说：“楚子、蔡侯。”楚国再次攻打吴国时，史书又说：“楚子、蔡侯。”由此可见，中原诸侯中，最先折服跟随楚国的，没有比蔡国更早的；侍奉楚国最坚定的，没有比蔡国更甚的。鲁昭公十一年，楚灵王在申地诱杀蔡侯般。楚公子弃疾率领军队包围蔡国。那年冬天，楚国灭掉蔡国，俘获世子有，带回去任用他。楚灵王死后，蔡庐复国，那么蔡国的存亡兴废，都听命于楚国，中原各国怎么能拥有它呢？蔡国作为东方小国的废立，完全取决于费无极的一句话，废君立君，楚国的小臣得以控制它。蔡昭侯怀着累世的怨恨，因为一件皮裘、一件佩玉的小事，遭受三年被拘禁的耻辱，沉玉璧于江以断绝楚国的聘礼，爱子请求晋国援助，气愤而情绪激动，已经转而跟随中原诸侯了。然而召陵之战，晋国人索取财物，而推辞蔡国，诸侯侵犯楚国的军队没有出动，而楚国包围蔡国的军队反而到了。柏举之战，于是让蔡人借助吴国之手，来消除怨恨。楚国的祸患虽然深重，蔡国的忧患却没有停止。鲁哀公元年，楚国再次包围蔡国，让蔡人男女在江、汝之间划定疆界，蔡人害怕倾覆，谋划迁徙到州来，哭着迁离祖墓，君臣互相残害，以至于发生公孙翩的祸乱，直到春秋之后，蔡国最终被楚国兼并。因此，中原诸侯遭受楚国的祸患，也没有比蔡国更严重的了。所以蔡国的五次祸患，都是楚国造成的。楚文王俘获献舞，蔡国十年没有国君，这是蔡国的第一次祸患。楚灵王杀害蔡般，蔡国祭祀几乎断绝，这是蔡国的第二次祸患。楚国费无极驱逐蔡侯朱，这是蔡国的第三次祸患。楚子常在南郢拘禁蔡昭侯，这是蔡国的第四次祸患。楚昭王将蔡国迁到江、汝之间，这是蔡国的第五次祸患。凡此种种都是楚国造成的，蔡国跟随楚国最早，侍奉楚国最厚，而遭受楚国的祸患最严重。蔡国开始遭受楚国祸患时，史书记载说：“荆国打败蔡国军队，带着献舞回去。”蔡国最终遭受楚国祸患时，史书记载说：“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包围蔡国，蔡国迁徙到州来。”观察蔡人的祸福，春秋列国的盛衰就可以看出来了。假如当初荆国打败蔡国军队、荆国进入蔡国的时候，齐桓公能够救援弱小的蔡国以抵御强大的楚国，那么蔡国就不会折服而进入楚国的势力范围了。假如践土盟会之后，晋国的霸权常像文公时期那样强盛，那么蔡国必定不会舍弃中原盟会而跟随蛮荆了。假如当蔡昭侯断绝与楚国关系而跟随晋国的时候，晋国的国君能守住先辈的基业而不被索取财物的臣子所左右，那么蔡国就不会借助吴国来消除怨恨，最终导致迁徙到州来的结局了。所以它开始背离中原，在于荆国进入蔡国而齐桓公不能救援；它再次背离中原，在于晋文公死后而晋国霸权不能竞争；它最终背离中原而归附吴国，在于晋国霸权已经衰落而不能拥有蔡国。读《春秋》的人，难道不为这些而再三感叹吗！

译夫人姜氏前往齐国。

有人问：“夫人姜氏前往齐国，圣人详细地记载在史册上，是表示厌恶她。齐桓公是贤君，却也记载夫人前往齐国，为什么呢？”回答说：“按照礼制，夫人前往异国，如果父母健在，就回去省亲，《诗经·葛覃》中称‘归宁父母’就是这个意思。如果父母已经去世，就派遣卿大夫去省亲，哀公二年《左传》记载：‘楚司马子庚聘问秦国，为夫人省亲’就是这个例子。齐桓公对于文姜，是兄弟关系，此前已经防备齐襄公，他的贬抑不用讨论就能看出来。现在齐襄公已经去世，又前往齐国，夫人失礼太严重了。大概自从齐襄公被杀后，不再前往齐国和鲁国，齐国在柯地结盟不久，过了两年不反省以前的过错，又有前往齐国的举动。然而齐桓公是五霸中的贤君，一定能借鉴齐襄公的过失，用大义来纠正他，所以夫人到了这时不再前往齐国，而是前往莒国了。”

宋国人、齐国人、邾国人攻打郳国。

有人问：经文中庄公五年郳国的黎来朝见，公羊传说：“是小邾娄国。”杜预说：“是附庸国，后来多次跟随齐桓公尊崇周王室王命，被称为小邾子，那么郳大概出自邾国。”这一年三国攻打郳国，杜预注解说：“附庸国属于宋国却背叛，所以齐国替宋国攻打郳国。”汪氏说：“石氏认为郳国有两个，郳黎来是小邾国，而三国攻打郳国的是宋国的附庸，郳国有两个，不知道是否正确。”

宋国人、齐国人、卫国人攻打郑国。

有人问：北杏的会盟，先写齐国，而这一年攻打郑国和攻打郳国，却先写宋国，为什么呢？回答说：攻打郳国、攻打郑国，都是为了宋国。石氏说：春秋的法则，会盟先写主持者，征伐先写主持征伐者，这一年先写宋国与攻打郳国的道理相同。杜预在这里特别举例说：排列次序上下，以国家大小为顺序，范氏同意这个观点。大概春秋会盟，有以侯爵先于公爵的，有以男爵先于伯爵的，卫国排在陈国上面，而齐桓公称霸后却排在陈国后面；蔡国排在陈国下面，而昭公以前却排在卫国前面。郑国是大国，却排在纪、滑后面，滕国是小国，却排在郑国前面，考察这些记载，难道仅仅是以国家大小来排列次序吗？这也是为了显示周王室衰微、礼制典籍丧失，诸侯都以强弱相互制约，爵位上下不依据先王的旧法，而先后进退都出于主持会盟者的临时决定。隐公初年，滕国、薛国争长，鲁国人让滕国居长；黄池的会盟，吴国、晋国争先，诸侯让晋国居先；皋鼬的会盟，子鱼一句话，卫国又排在蔡国上面；澶渊的会盟，良霄先到，郑国排在宋国前面。像这类情况，都不是周朝的旧制，圣人一概根据实际记载，以显示诸侯的放纵恣意和王制的败坏。难道纯粹在于国家的大小吗？至于虞国、晋国灭下阳，先写虞国；在宋国的会盟，先写晋国，又都是为了显示大义。

在幽地结为同盟。

有人问：记载“同盟”的意义说：查考经文中记载“盟”的有一百一十二条，而记载“同盟”的有十六条：庄公十六年幽地，二十七年幽地，文公十四年新城，宣公十二年清丘，十七年断道，成公五年虫牢，七年马陵，九年蒲地，十五年戚地，十七年柯陵，十八年虚朾，襄公三年鸡泽，九年戏地，十一年亳城北，二十五年重丘，昭公十三年平丘，就是这些。公羊传问：同盟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共同的意愿。谷梁传说：共同抵御楚国。我曾经凭意思推测，私下认为盟约而记载“同”，固然出于诸侯的共同意愿，无可怀疑。用经文考察，齐桓公的盟约，只有两次在幽地结盟，都记载“同”。至于葵丘、牡丘的会盟，就不记载“同”。晋文公在践土、翟泉的盟约，也不记载“同”。到了赵盾在新城的盟约，才记载“同”。从此以后不记载“同”的很少了。大概齐桓公在幽地结盟，实在是在楚国入侵蔡国、攻打郑国之后，中原诸侯共同恐惧楚国，倚靠齐桓公作为依靠，所以两次在幽地结盟，都记载“同”。至于葵丘、践土的盟约，是齐桓公、晋文公的鼎盛时期，主持盟约的，大概出于齐桓公、晋文公的意愿，而诸侯跟随他们，所以不记载“同”。晋文公去世后楚国更加强大，新城的盟约，共同恐惧楚国。从此以后，楚国一天天强大，中原的霸业一天天不振，所以凡是中原诸侯相互结盟的，都倚靠晋国作为依靠，都是诸侯的共同意愿。只有澶渊的盟约不记载“同”，是因为平定齐国、晋国。皋鼬的盟约不记载“同”，是因为刘子没有参加盟约。所以有主持盟约的，就不记载“同”。这是齐桓公、晋文公主持霸业的鼎盛时期。两次在幽地结盟而记载“同”，是齐桓公霸业未盛的时候。新城以后都记载“同”，是晋国霸业渐衰的时候。凡是记载“同”的，是众人的意愿。众人意愿则还不完全专属于主持盟约者。解说的人认为必定曾经有分歧然后才记载“同”，如左传所说的郑国和解、陈国郑国服罪之类。然而两次在鄄地会盟也有服罪分歧，为什么不记载“同”呢？有人说：殷见说：同，是同盟的礼仪，大概是天子的礼仪，而齐桓公窃取它，所以记载为“同”。然而以新城的盟约，赵盾实际主持，那么以大夫身份僭越天子的礼仪，怀疑也未到这种地步。所以我说道：同盟，是共同的意愿。虽然如此，初次在幽地结盟不记载“公”，再次结盟才记载“公”，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春秋的变文。举天下而听命于一国，古代没有这样的事，而齐国首先这样做，鲁君因此，迟迟不前往，北杏的会盟，鲁国不跟随，齐国因此结盟于柯地，以安抚鲁国，讨伐宋国的军队。王臣确实来了，而鲁国不前往

译防地。再次在鄄地会盟，宋、卫、陈、郑等国都到了，而鲁国却没有去防地。鲁国是东方受瞩目的强国，又是周公的后裔。齐国如果不能得到鲁国的支持，终究无法会合诸侯。然而鲁国的君臣仍然恪守先王礼制的旧规，认为古代没有这样做过，因此迟迟不肯前往。到了在幽地会盟时，诸侯都来了，鲁国也就不能不去了。虽然如此，史书对此仍有避讳。到了再次在幽地会盟，史书也就不再避讳了。荆楚僭越称王，肆意横行而无人制约。如果没有齐桓公倡导正义，作为诸侯的首领，谁能治理这种局面呢？鲁国的君臣即使想不跟随，又怎么能不跟随呢？因此，挟持天子来命令诸侯，这是桓公、文公的道义，是《春秋》所不赞许的。主持华夏盟会来制约强大的楚国，这是桓公、文公的功绩，是《春秋》所不废弃的。两次在幽地会盟，史书都记载为“同”，这是为了褒奖齐桓公制约楚国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