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八

译《春秋或问》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九 宋 吕大圭 撰

庄公：公子结送嫁女，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庄公十九年】。有人问：记载“遂”字的含义是什么？回答说：“《春秋》记载‘遂’，都是承接前事的措辞。然而有记载它而不表示讥讽的，有记载它以示讥讽的。比如诸侯于是包围许国，齐侯于是讨伐楚国之类，所讥讽的并不在于‘遂’。公子结送嫁女，于是与齐、宋结盟；公子遂接受命令前往京地，于是前往晋国；公孙归父尚未复命，于是逃奔齐国；仲孙蔑在戚地会盟，于是修筑虎牢城。这些都是记载‘遂’来讥讽他们的专断。又有记载‘遂’以为美事的，比如齐桓公率领诸侯军队侵犯蔡国，于是讨伐楚国；楚人讨伐许国，诸侯于是救援许国。那么圣人本来就已经认可了。由此说来，《春秋》记载‘遂’，并非专门用来讥讽，而是看事情的具体情况罢了。然而所谓‘遂’，大体上都是本来为此事而于是做了那事的措辞。《公羊传》认为大夫没有专断行事的事，出境就可以专断，这话太过分了。胡氏的话说得好：‘聘问之礼，大夫接受命令但不接受应对的言辞，出国境后如果能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就可以专断。意思是本来有此命令，得以根据情况灵活处理，只是不接受专断应对的言辞罢了。如果违背命令行私事，即使有有利于国家、安定社稷的功劳，使者应当以假托君命请罪，有关部门应当以擅自专命定罪。为什么呢？终究不能因为一时的利益扰乱万世的法度，这是《春秋》的深意。’

齐人、宋人、陈人讨伐我国西部边境。

有人问：“这是齐桓公图谋霸业的时候，齐国正寻求与我交好，为什么反而讨伐我国呢？”回答说：“经文没有说明原因。”孙先生说：“是因为接纳了郑詹的缘故。”或许有这个理由，然而称“伐”则是秉持正义之辞，称“人”则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讨伐我国西部边境，则不是大规模讨伐，不过是声讨罪过罢了。这也可见齐桓公图谋霸业之事并非轻易为之。然而公子结刚刚在秋天与齐、宋在鄄地结盟，而冬天两国就来讨伐，谁说公子结专断结盟是可以安定国家、有利于社稷的呢？假如公子结结盟后齐国不来讨伐，那么说是公子结的功劳也可以，这还应当以擅自专命的罪名治他，何况毫无益处呢？

齐人讨伐戎【庄公二十年】

有人问，有人说齐桓公的霸道达到这个程度，十年间讨伐郑国，讨伐宋国，灭掉谭国，灭掉遂国。他倚仗威力施加于中原国家就是这样，圣人都详细记录，而在这里才第一次见到他讨伐戎，又用“人”来贬低他，大抵是为了彰显他为自己培植势力而延缓救灾止乱。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戎的侵扰暴虐已经很久了，齐桓公称霸，难道没有意图去驱逐他们吗？只是缓图之，而不曾急切；逐步处理，而不曾仓促。中原诸侯有一个不安于我的，那么固然不能从事于远略。所以他急切地以会盟中原诸侯，是为了治理内部。十年之久，才有讨伐戎的行动，不使用大军，不动员大众，而声讨罪过、进行征讨的意义严肃，这是因为他平素规模已定。所以这一年讨伐戎记载“人”，三十年讨伐山戎也记载“人”，那么他不使用大军、不动员大众，也可以知道了。一次胜利之后，戎才开始不能成为列国的祸患；戎不能成为列国的祸患，然后齐国得以专心对付楚国。这是管仲的规模。这是诸葛亮五月渡过泸水，释放孟获以使其心服，然后得以专心对付曹魏的意思。他不使用大军、不动员大众，是节制之师。读《春秋》到庄公、僖公的篇章，应当知道圣人有深切关怀桓公、管仲的意思，不要一概以霸业而断绝他们就可以了。虽然如此，齐桓公未称霸之初，灭谭，灭遂，还倚仗武力逞强；自从柯地结盟之后，《春秋》记载齐国之事与灭谭、灭遂的不同了。或许管仲得志应当在柯地结盟之后吧？

郑伯突去世【庄公二十一年】

有人问：“陈侯、郑伯在垂地相遇的，是子仪吗？是突吗？”回答说：“查考《左传》桓公十七年，高渠弥杀世子忽，而立子亹；十八年，齐国杀子亹，而立子仪；庄公十四年，傅瑕杀子仪，而迎立厉公。那么庄公十四年六月以前，做郑国国君的，都是子仪。庄公四年，齐侯、郑伯在垂地相遇，这是子仪。庄公十四年，单伯会同齐侯、宋公、卫侯、郑伯在鄄地会盟；十五年，又在鄄地会盟；十六年，在幽地共同结盟，这是突。然而根据经文考证，子仪的名字不见于经文，而进入栎邑；那么记载‘郑伯突卒’，就记载‘郑伯突’。突记载‘郑伯’，那么所谓在垂地相遇的，也是突明白了。忽系以‘世子’，明确他应当做世子；突系以‘伯’，明确他实际上能做国君。忽虽然应当做世子，而实际上不能做国君；突虽然能做国君，而实际上是篡位。都要不掩盖他们的实际情况罢了。忽虽然回到郑国，而不能做国君，《春秋》尚且不称他为‘伯’，何况子仪呢？假如忽死了，而子仪趁机得以立为国君，他做国君的地位微弱，怎么能会同诸侯呢？所以知道在垂地相遇的，是厉公。突始终记载爵位，不掩盖他的实际情况罢了。”

安葬我国小君文姜

有人问：“文姜的行为太过分了，为什么能记载安葬？”回答说：“自从桓公在齐国去世之后，文姜作为国君的母亲二十年，庄公以小君之礼安葬她。圣人怎么能不记载呢？”

译记载桓公在齐国去世，夫人逃往齐国，以此彰显她的罪责；记载夫人前往齐国、前往莒国，以此彰显她的恶行；记载“薨”、记载“〇”，以此彰显事实真相。一并记录在史册上，那么是非褒贬自然显现了。”

译陈国人杀了御寇。

有人问：“《春秋》记载‘杀’字的含义是什么？”回答说：“《春秋》记载杀大夫的事有四十七次，都是厌恶专擅杀戮。古代诸侯的大夫都由天子任命，诸侯不能专擅任命。大夫有罪，诸侯要向天子请示，不能专擅杀害。葵丘之盟说：‘不要专擅杀害大夫’，大夫尚且不能专擅杀害，何况是世子、母弟呢？《春秋》详细记录这些，他们的罪过就显明了。然而杀害的罪名虽然相同，但轻重等级有三种：有称君主名字来杀的，如晋侯杀申生，宋公杀世子痤，天王杀佞夫，称君主就是君主的意志。有称国名来杀的，如郑国杀申侯，晋国杀阳处父，陈国杀泄冶，称国名就是该国君主和大臣都有罪。有称‘人’来杀的，如今年陈人杀御寇，晋人杀先都，晋人杀士縠、箕郑父，陈人杀公子过，称‘人’就是众人杀他。然而众人杀的含义有两种：有弑君的贼人，人人可以讨伐，那么称‘人’来杀，是讨伐其罪的措辞，如卫人杀州吁，郑人杀良霄，齐人杀无知之类就是这样。有国家动乱没有政令，众人擅自行事，命令不出自君主而众人杀他的，如陈人杀御寇之类就是这样。称‘人’虽然相同，但确立的道义不同。问：称‘人’来杀，有人认为杀的是有罪之人而儿子不跟随他，为什么？答：杀有罪之人，是说像州吁、良霄之类，其他情况不能这样说。考察文公七年，宋人杀其大夫，左氏记载昭公想除去众公子，而穆公、襄公的族人率领国人攻打昭公，杀了公孙固、公孙郑，就是众人杀他。八年，宋人杀其大夫司马，左氏记载宋襄夫人借助戴氏的族人杀了孔叔、公孙钟离和大司马公子卬，就是众人杀他。九年，晋人杀其大夫先都，晋人杀其大夫士縠及箕郑父，是因为灵公还年幼，国家动乱没有政令，而先都、士縠、箕郑父被杀都不是君主的意愿，就是众人擅自行事杀他们。昭公八年，陈人杀其大夫公子过，也是因为陈侯去世，国家动乱没有主事者，而杀他并非君主意愿。所以用众人杀来记事，比较同类事件来看，称‘人’就是众人杀的意思就很明白了。问：杀的时候，有时称公子，有时称大夫，有时称大夫公子，为什么？答：称公子的，是公子而不是大夫，如今年陈人杀其公子御寇，昭公十四年莒人杀其公子意恢就是这样。或者是公子而未被任命为大夫，就称公子。或者是公子而未被立为世子，也称公子。称大夫的，是大夫而不是公子。郑国杀申侯，晋国杀里克之类就是这样。称大夫公子的，是公子而又担任大夫。如成公十六年，楚国杀其大夫公子侧；襄公五年，楚国杀其大夫公子壬夫；二十年，蔡国杀其大夫公子燮；二十二年，楚国杀其大夫公子追舒；昭公八年，陈国杀其大夫公子过；哀公二年，蔡国杀其大夫公子驷，就是这样。至于公孙黑、公孙姓、公孙霍，就是公孙而担任大夫。又有记载杀其大夫而以官职举名的，是因为官职重要而记载。宋国杀其大夫司马就是这样。至于晋侯杀世子申生，是彰显嫡长继承的重要性；天王杀其弟佞夫，是彰显亲爱亲属的道义。观察圣人所记载的，褒贬之意已经寓含其中了。

鲁庄公到齐国纳币。

有人问：鲁庄公到齐国纳币，为什么记载？回答说：“鲁庄公到齐国纳币，有三处失礼：齐国是仇敌国家，而庄公却与他们谋划婚姻，这是第一；文姜的丧事刚过练祭，就纳币，这是第二；纳币是大夫的事，而庄公亲自去做，这是第三。”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三十岁娶妻；女子二十岁出嫁。超过或不及这个年龄，都不合礼。天子、诸侯十五岁行冠礼以便娶妻，必须先行冠礼，也是希望国家继承人早日确定。现在庄公生于桓公六年，到这时三十六岁，以嫡长继承的正统，诸侯的尊贵，却没有内主，大概是被文姜控制，让他必须娶母家的女子，而齐国女子等待年龄未到，所以从今年的纳币，越过明年才到齐国。观社，又在谷地相遇，在扈地结盟，都是为了婚姻而去。娶夫人，奉祭祀，作为宗庙的主祭，不用大义来裁断，却听从母亲的话，其过时失礼，竟到了这种地步。圣人一一记载，用来垂戒后世，意义深远啊。

祭叔来聘【二十三年】

有人问：“祭叔来聘，为什么不写‘使’？”回答说：“考察《春秋》，周王臣子来聘的有八次：凡伯、南季、渠伯、纠、仍叔之子、家父、宰周公、王季子，都说‘使’。晋国聘鲁的有十一次，齐国聘鲁的有五次，宋国聘四次，卫国聘四次，陈、郑各聘一次，楚国聘三次，秦国聘一次，吴国聘一次，共三十一聘，都说‘使’，而这里唯独不说‘使’。有人认为祭叔以私事而来，自己以聘礼行事。然而‘祭叔来’，是私自来，说‘来’而不说‘聘’，说‘聘’就不是自来。自来就不是聘。有人认为祭叔派人来聘罢了，不称‘使’，是不认可祭叔的派遣，也不对。这与武氏子来求赙、毛伯来求金是一例。大概不是王命而来求赙，所以武氏子不说‘使’；不是王命而来求金，所以

译毛伯的记载中不出现“使”字；因为他不是奉王命而来聘问，所以祭叔的记载中也不出现“使”字。大概当武氏子来的时候，继位的君王正处在丧期，事务繁多，无法供给周朝的大臣，于是武氏子便凭自己的心意来向鲁国请求助丧财物罢了。当毛伯来的时候，襄王尚未安葬，而且还没有用来安葬的财物，周朝的大臣便凭自己的心意来向鲁国请求金器罢了。当祭叔来的时候，是因为庄公十九年五大夫作乱，拥立子颓为王，周王出逃到温地，直到二十一年郑国和虢国护送他回国，才得以上周。在这个时候，周王的命令不能由自己掌握，而威权被臣下夺取已经很久了。所以祭叔来聘问，也是当时的大臣凭自己的心意行事，而不是出于王命罢了，难道一定是他们私自前来吗？”

有人问：“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财物，不称‘使’；毛伯来请求金器，不称‘使’。大概是因为当时丧期未满，新君尚未正式即位吧。继位者在初丧时就已经确定了，那么武氏子为什么不称‘使’？国君过了一年才即位，那么毛伯为什么不称‘使’？大概古代君主去世，政事听命于冢宰三年，又说‘已经即位了’，但还没有称王。没有称王，怎么知道他已经即位了呢？根据诸侯过了一年才即位的惯例，也可以推知天子也是过了一年才即位。根据天子三年后才称王的说法，也可以推知诸侯在三年丧期内称‘子’，过了一年就称‘公’了。为什么三年都称‘子’呢？顺从臣民的心意，不可以一天没有君主；顺从终始的道义，一年之内不有两个君主；顺从孝子的心意，则三年不忍心正式承担君位。这种说法，是很好的。然而我考察发现，《尚书》记载成王去世，在宫门之外迎接太子钊，那时确实称他为‘子’。进入翼室，主持宗庙祭祀，则记载说‘王戴着麻冕，穿着绣有斧形花纹的礼服’；接受诸侯朝见后，则记载说‘王脱下冕冠，恢复丧服’。那么‘三年后才称王’的说法，还有可以商量的余地。至于认为诸侯三年都称‘子’，根据经文考察。例如僖公九年春三月，宋公御说去世；夏天，在葵丘会盟，称宋子。二十五年夏，卫侯燬去世；冬天，在洮地结盟，称卫子。定公四年春二月，陈侯吴去世；三月，在召陵会盟，称陈子。这些都是没有过一年的。成公二年，宋公鲍去世；卫侯速去世。三年，在伐郑的会盟中，称宋公、卫侯。襄公四年，陈侯午去世；五年，在戚地会盟，称陈侯。这些都是已过一年的。那么‘三年称子’的说法，还有可疑之处。唯独成公四年，郑伯坚去世；冬天，郑伯攻打许国，那么他从事吉礼是明显的了。黎氏说：如果说天子必须守完丧期后才即位，那么匡王、恭王为什么才过一年就立刻称王呢？如果说安葬后才成为君主，考察天子的情况，景王已经安葬而太子猛却以‘子’的身份去世；考察诸侯的情况，庄公、僖公尚未安葬而闵公、文公已经先即位了。由此可知，天子和诸侯只要过了一年就改元即位，不限定于是否已经安葬。”

译丹桓宫楹，刻桓宫桷。

有人问：“查考《春秋》成公三年甲子日新宫发生火灾，因为桓公是亲近的祖先庙，不忍心直接称呼，所以称‘新宫’。桓宫就是亲近的祖先庙，直接说出‘桓宫’是为了憎恶庄公，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成公三年记载‘新宫灾’，大概是因为丧期刚刚结束，神主牌位刚进入宗庙就遇到火灾，所以记载为‘新宫’。如果是桓宫，那本来就已经很久了，应当称‘桓宫’。《春秋》记载‘武宫’、‘僖宫’、‘桓宫’、‘僖宫’，都是直接说出的。那么桓宫也是应当称的，并非直接说出以憎恶庄公。然而既然记载了‘丹桓宫楹’，又说‘刻桓宫桷’，接着说‘如齐逆女，夫人姜氏入’，那么桓宫就有不接受的地方了。将这几件事并列来看，得失就显而易见了。”

庄公到齐国迎娶夫人，夫人姜氏进入鲁国。

有人问为什么先记载庄公到达，后记载夫人进入，这是为什么？回答说：查考经文记载鲁国迎娶女子，派遣卿去，就说“公子如齐逆女”；回来就说“某以夫人至自某”。大概妇人没有自己到达的道理。桓公三年记载“公子翚如齐逆女”，接着记载“齐侯送姜氏于讙”，庄公在讙地防备齐侯，后来记载“夫人姜氏至自齐”，不记载“翚以夫人至”，大概是因为庄公在讙地接受了夫人；不记载“公以夫人至”，大概是因为庄公此行不是为了迎娶女子。由此推论，这一年庄公既然在夏天到齐国迎娶女子，秋天从齐国回来，然后记载“夫人姜氏入”，这是亲自迎娶却不与妇人一同到达。亲自迎娶却不与妇人一同到达，违背了丈夫的道义。妇人是跟随丈夫的，夫人不跟随丈夫进入，违背了妇人的道义。丈夫不像丈夫，妇人不像妇人，弑杀闵公、孙邾之乱的征兆就出现了。这时庄公出生三十七年，在位二十八年了。受制于他的母亲，一定要齐国女子，然后才娶齐国人，非常重视，为此亲自纳币并观看社祭，在谷地会盟，在扈地相遇，一年三次在齐国出现。齐国迟迟那样，而庄公急切这样。夫人没到时，为她丹漆桓宫楹柱，雕刻桓宫屋椽，崇饰宫庙，以此夸示；她到达后，加厚大夫和宗妇的礼节，以此尊崇她。然而夫人进入，实际上并不与庄公一同到达。庄公宠爱她那样，而夫人怠慢又这样。详细记载在史册上，是非的明镜就昭然若揭了。

陈侯派遣女叔来聘问。

有人问：“女叔二字，有人认为这是字，而您认为这是名，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刘敞的说法。”《谷梁传》认为受命的大夫不称名，不是受命的大夫则称名。如果把女叔当作天子受命的大夫，那么当时列国如晋、宋、齐、卫来聘问的卿，难道没有受命的大夫吗？而经文都称他们的名，为什么唯独对女叔称字呢？《左传》认为因为嘉奖他所以不称名。然而各国来聘问结好的多了，为什么唯独嘉奖女叔呢？那么女叔作为名是确凿的。查考经文记载“及其大夫孔父”，有人认为这是字，说这是赞赏他能与君主共存亡。只有刘敞认为：“君主面前臣子称名，既然在上面称了君的名，就不能在下面称臣的字。”所以“父”是名，不是字。宋人拘捕郑国祭仲，有人认为这是天子受命的大夫。只有苏氏认为：“况且正在称两位君主的名，可以称臣的字吗？”所以祭仲是名，不是字。陈侯派遣女叔来聘问，有人认为这是字。只有刘敞认为这是名。所以我也认为女叔是名，不是字。大概经文所记载的，有称字的，就是中原的附庸称字，如“公及邾仪父”、“公防邾仪父”、“萧叔朝公”就是这样。王朝的大夫称字，就是“王使荣叔来锡命”、“天王使南季来聘”就是这样。诸侯的弟弟称字，就是“蔡叔盟折”、“蔡季自陈归蔡”、“许叔入许”就是这样。谁说女叔可以和荣叔、南季等同呢？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有人问《春秋》记载“鼓用牲于社”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查考日食三十六次，“鼓用牲于社”的有三次：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就是这样。击鼓是可以的，击鼓并用牲于社是不可以的。声音属于阳类，击鼓是为了振奋阳气而辅助声音。《尚书》说：“于是季秋月朔，日月不在房宿，乐师击鼓，啬夫奔跑，庶人奔走。”而《周礼》中救日月，有鼓人宣告王击鼓，有太仆辅助王击鼓，详细记载用鼓，是因为急于辅助阳气。天子在社坛击鼓，社是阴神，日食就是阴胜阳。天子尊贵，诸侯卑贱，天子责罚神，诸侯只自责罢了。诸侯在社坛击鼓，就失去正道了。又用牲，不符合礼。凡是天灾有币帛没有牲，牲是祭祀的事。牛三个月在涤宫，三个月之后才成为牲。日食而用牲，是临时取具罢了。《左传》认为只有正月朔日邪气未作，然后才有击鼓的事，然而史书记载击鼓是在季秋，又何必是正阳之月呢？

公子友到陈国。

有人问：“公子和母弟，是一样的，有时称弟，有时称公子，为什么呢？”回答说：“石氏说：诸侯的尊贵，弟兄不能以亲属相通。在礼制上，诸侯断绝期年之丧而臣服伯父叔父和兄弟，君臣是分别的界限。兄弟是恩情的归属。礼制不可以没有分别，区分贵贱就

译礼法严正，臣子不可以与君主抗衡，如果申张私人恩惠，就会废弛公共道义。然而《春秋》记载“公子”，乃是常规；记载“弟”，则是变通中的正道。所以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只有来聘问、来结盟才记载，侵犯讨伐才记载，杀害出奔才记载。玉帛交好、牺牲歃血之事，是大夫的职分，不是天伦亲属所应当亲自去做的。所以来聘问、来结盟才记载，比如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就是这样。争怒违背道德，战争侵犯是危险的事情，臣子效命，不是亲属所应当亲自去做的。所以侵犯讨伐才记载，比如卫侯的弟弟黑背率领军队侵犯郑国，就是这样。逼迫穷困患难，不能互相救助，骨肉相残以至于互相征伐，不顾亲情也太严重了。所以杀害出奔才记载，比如天王杀了他的弟弟佞夫，秦伯的弟弟鍼出奔到晋国，就是这样。除此之外，都只称“公子”。这是《春秋》的法则。而《左氏传》《公羊传》的条例，认为母亲所生的弟弟称“弟”，庶出的弟弟不能称“弟”，而母亲所生的弟弟称“公子”，这也太乖谬了。这一年公子友出使陈国，是为了报答女叔的聘问，就是这样。然而他出使之后，直到庄公去世，都没有记载他回国。考察通行的条例，国内大夫出使不记载回国，被扣留后才记载，比如意如从晋国回来，叔孙婼从晋国回来，就是这样。

译鲁庄公讨伐戎族，鲁庄公从讨伐戎族之地返回。

有人问：“鲁庄公讨伐戎族，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戎族在隐公、桓公的时代，曾经参与会盟，三十年间，也没有侵犯过诸侯。到了庄公十八年，鲁庄公在济水以西追击戎族，一定是因为戎族趁间隙侵犯我国。二十年，齐国人讨伐戎族，一定是因为戎族违背法纪而施行暴虐。如今戎族又侵犯曹国，让曹羁出逃，趁着曹国混乱而拥立曹赤，其势力逐渐强盛了。”庄公怀着旧怨而讨伐戎族，过了很久才返回，这确实是很危险的。

曹国杀了它的大夫。

有人问：“杀了它的大夫却不记载他的姓名，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中记载国家杀大夫而不写大夫姓名的，这一年和僖公二十五年宋国杀它的大夫就是这样；记载‘人’杀大夫而不写大夫姓名的，文公七年宋国人杀它的大夫就是这样；记载‘人’杀大夫而不提及其官职的，晋国人杀栾盈就是这样；有的称国，有的称人，既写了官职，又写了姓名，像郑国杀它的大夫申侯、陈国人杀它的大夫公子过这类情况就是这样。凭意思推测，不写大夫姓名的，是大夫没有罪过的；特意写了姓名而不写‘大夫’，是用众人杀他的，是大夫有罪过的；既写了‘大夫’又写了姓名的，是大夫与国君分担罪责的。古代诸侯的卿大夫由天子任命，诸侯不敢擅自任命；如果有罪，就向天子请示，诸侯不敢擅自杀害。《春秋》时代，国家无论大小，卿大夫士都由诸侯擅自任命，而不向周王朝报告；无论有罪无罪都擅自杀害，而不交给司寇审理，无视王权到了极点。陈君举说：‘庄公去世，有戎族的祸难，曹羁出逃，曹赤于是篡夺曹国君位，篡位后杀了它的大夫，那一定是认为国君不义的人。’宋杵臼弑君时，起初不记载弑君者而记载宋国人，这是因为认为国君无道；国君无道而杀大夫，那也是认为国君不义的人。所以曹僖公的大夫不写姓名，宋昭公的大夫不写姓名。”

在幽地结盟。

有人问：“孔子称赞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而不使用武力，这是管仲的功劳。以前的儒者认为，统计桓公会盟，共有五十三年：北杏十四年，鄄十五年，鄄十六年，幽二十七年，幽僖公元年，柽二年，贯三年，阳谷五年，首止七年，母九年，葵丘九年。这些属于‘衣裳之会’，共十一次。僖公八年会盟于洮，十三年咸，十五年牡丘，十六年淮。这些属于‘兵车之会’，共四次。总共十五次会盟，而孔子说‘九合诸侯’，大概是因为十三年会盟北杏时，桓公刚开始称霸，功绩尚未显现；十四年会盟鄄地，又是讨伐宋国，诸侯参与；而洮、咸、牡丘、淮的会盟，又都有武力参与，所以只说其中盛大的九次。这是圣人崇尚礼义、轻视武功的深意吗？”回答说：“不对。古代的‘九’和‘纠’字通用，朱文公曾经根据‘纠合宗族以藩屏周’这句话作为证据。”

在洮地会盟。杞伯姬到来。

有人问：“《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这是为了躲避内难，而您认为这是庄公的女儿。如果是庄公的女儿，那么回娘家省亲不算过分，这是常事。经文应当不记载，如今记载‘公在洮地会见杞伯姬’，又记载‘杞伯姬来’。妇人既已出嫁，不越过国境；父母去世，就派卿大夫回娘家省亲，都不符合礼制。这位伯姬不能说是庄公的女儿。”伯姬不应当来，杞侯不应当听任，鲁公不应当会见。陆淳说这是参讥（多方讥讽），是对的。“莒庆来迎娶叔姬”，《左传》认为是庄公的女儿，然而根据宣公五年“子叔姬”来考察，当时国君的女儿，加“子”字以区别，说叔姬是庄公的女儿，也不对。

莒庆来迎娶叔姬。

有人问：“莒庆没有国君的命令，叔姬也不是嫁给诸侯，为什么能够被记载呢？”刘氏说：“因为公主自主。自主，就是地位对等；对等，就记载了。”凡是喜怒哀乐爱恶，是人情所不能避免的。人情所不能避免，而没有礼义的节制，就会放纵而不能回归。因此圣人制定礼法，使人放弃私心而依从礼制。礼制规定这样，就这样做，不凭私意在其中增减，没有私欲。每像这样，天下就信服了。

齐国人讨伐卫国，卫国人同齐国人交战，卫国人战败。

有人问：“交战而记载‘及’，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的道义，凡是交战而记载‘及’的，其含义有三种：有以主方及客方而记载‘及’的，有以内方及外方而记载‘及’的，有以华夏及夷狄而记载‘及’的。文公二年，晋国秦国在彭衙交战；七年，晋国秦国在令狐交战；昭公十七年，楚国吴国在长岸交战。这是以主方及客方。庄公九年，齐国鲁国在干时交战；成公二年，晋国齐国在鞌交战。这是以内方及外方。僖公二十八年，晋国楚国在城濮交战，内属晋国而外属楚国；定公四年，吴国楚国在柏举交战，内属蔡国而外属楚国。这是以华夏及夷狄。有不记载‘及’的，那么文公十二年，晋国秦国在河曲交战，不分内外，同等看待了。这一年，卫国人同齐国人交战，大概是卫国为主方而齐国为客方。根据经文考察，那么二十七年幽地的会盟，卫国没有参与，由此知道卫国对齐国有二心。根据《左传》，十九年，五大夫奉子颓讨伐周王，没有成功，出逃到卫国；卫国军队、燕国军队讨伐周朝，拥立子颓，周王住在栎地；郑伯迎回周王，杀了子颓。所以前一年秋天，周王派召伯廖赐给齐侯命令，并且请求讨伐卫国。由此说来，那么讨伐卫国的军队是奉周王命令的。然而经文只记载‘齐国人讨伐卫国’，而没有提及周王的命令，这是齐国人讨伐卫国不

译这是奉周天子的命令去讨伐。如果齐国不是奉周天子的命令去讨伐卫国，那么史书也就只记载“齐国人攻打卫国”罢了。齐桓公不奉周天子的命令去讨伐卫国，而后霸主的权势便兴盛起来；霸主的权势兴盛，而周天子的命令在天下就更加无法推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