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十四　　　　宋　吕大圭　撰

译记载使者，是因为有国君；记载名字，是因为有大夫。然而仍然不记载姓氏，大概到了防罢时才记载姓氏。这是为了彰显其势力逐渐强盛。

译秦国人来送还僖公夫人成风的丧礼赠衣。

有人问：“秦国人来送还丧礼赠衣，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成风去世在四年，安葬在五年，现在已经是五年了，秦国人才来送还丧礼赠衣，那么这不合礼制是显而易见的。大概是秦国借此名义来与中原各国交往吧？”

楚子、蔡侯驻扎在厥貉。

有人问楚子、蔡侯驻扎在那里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记载讨伐而写驻扎的，比如齐国率领诸侯讨伐楚国，驻扎在陉，就是这样。记载救援而写驻扎的，比如齐国军队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就是这样。记载军队而写驻扎的，比如军队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国人、蔡国人，就是这样。记载防备讨伐而写驻扎的，比如仲孙蔑防备齐国的崔杼、曹国人、邾国人、〇国人驻扎在鄫地，就是这样。凡是记载驻扎的，必定有军事行动。楚子、蔡侯驻扎在厥貉，大概也是军事驻扎，这是明显的。然而不记载讨伐，不记载军队，那么他们的军事行动还没有施加于中原各国。他们记载驻扎，则有窥伺中原各国的意图了。查考《左传》：陈侯、郑伯在息地防备楚子，冬天于是与蔡侯驻扎在厥貉，打算讨伐宋国。宋国于是迎接楚子，于是引导他在孟诸打猎。如果是这样，那么陈、郑应当也在驻扎之列了。又说厥貉的防备，麇子逃跑回国，那么麇子也在防备之列了。宋公迎接楚子并引导他打猎，那么宋公也在厥貉的防备之列了。如今经文中只记载楚子、蔡侯，而没有提及各国，怀疑《左氏》的说法，恐怕不符合事实。大概楚国自从城濮之战后，不敢萌生窥伺中原的念头。襄公去世，灵公年幼，之后楚国有讨伐郑国的举动、聘问鲁国的事。那么楚子、蔡侯驻扎在厥貉，正是他们窥伺中原的开始。《春秋》只记载蔡侯而没有提及其他国家，就可以知道了。有人说驻扎在厥貉是为了讨伐麇国，恐怕也不是这样。大概驻扎在厥貉蔡侯参与了，讨伐麇国则只记载楚子，那么他们驻扎在厥貉，不是为了讨伐麇国，也是明显的。

叔孙得臣在咸地打败狄人。

有人问：“《左氏》认为是长狄，而刘敞认为不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记载戎，就说山戎、姜戎、陆浑之戎；记载狄，就说赤狄、白狄，如果是长狄，《春秋》为什么不记载呢？况且记载在咸地打败狄人，在狄人侵犯齐国之下，那么它不是长狄，也是明显的。”

郕伯来投奔。

有人问郕伯为什么不称名呢？诸侯失去土地就称名，而卫侯出奔楚国不称名，那么卫侯没有失去国家。郕伯来投奔不称名，这也是没有失去国家的例子罢了。《左氏》却说郕伯去世，郕人立太子为君，带着夫钟和城邽来投奔，鲁公以诸侯之礼迎接他。查考经文并不符合。刘敞说：“大概郕伯去世，太子即位但不能自安，于是出奔，这才是真正的郕伯。因为他即位时间浅，有人称他为太子，而《左氏》误以为太子出奔。”《公羊传》说：“是失去土地的国君”，也不对。邢国迁到夷仪，这是自行迁徙；宋人迁宿，这是亡国的记载；郕国向齐国军队投降，这也是自行投降；齐人降鄣，这也是亡国的记载。这类情况分明，道理无可怀疑。那么郕国本来没有亡国。

子叔姬去世。

有人问《左氏》说：“〇桓公来朝见，并且请求断绝与叔姬的关系，而没有断绝与防公的关系，鲁公答应了。二月，叔姬去世，不说〇断绝了她。记载叔姬，说不是女儿，可信吗？”回答说：“刘敞已经说过了。刘敞的话说：‘这件事应当在成公九年，而《左氏》错误地放在这里。’陆淳已经说过了。查考成公九年：‘〇桓公来迎接叔姬的灵柩，是请求这样做。’那么：‘〇伯断绝叔姬的事，应当在成公八年之前，而经文在成公八年记载：‘〇叔姬去世’，在成公九年春记载‘迎接叔姬的灵柩回国’。如果今年：‘〇伯来朝见’与‘子叔姬去世’起初没有关系，而《左氏》强行合在一起说，那就错了。’

滕子来朝见。

有人问：“文公的德政没有什么可说的，而曹伯来朝见，〇伯来朝见，郕伯来投奔，滕子来朝见，不一一记载在经文中，为什么呢？”回答说：“鲁国本来就是东方令人敬仰的国家。当时，霸主之国是晋国，令人敬仰的国家是鲁国。鲁国的威令不如晋国强盛，只是凭借周公、伯禽的后代，诸侯敬仰并尊敬他们。承筐之礼，也只有晋、鲁两国的卿大夫参与。秦术、楚椒的聘问，也急切地前往。鲁国，那么曲阜之地，并非弱小。周公、伯禽的恩泽还在，礼乐制度的旧制依旧。诸侯尊敬鲁国，与外国敬仰鲁国，也不敢与其他诸侯相比。如果他们的国君能在政事上自强，那么他们纠合诸侯、辅佐周室的权力，不在晋国而在鲁国了。只是他们怠惰废弛，把国家的权柄移交给大夫手中，从此以后，逐渐衰微。那么这是谁的过错呢？”

季孙行父率领军队修筑诸地和郓地的城墙。

有人问：“率领军队而修筑城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石氏说：《春秋》记载修筑城邑二十四次，而率领军队修筑城墙的，都有危难。哀公三年，季孙斯、叔孙州仇率领军队修筑啓阳，当时大概惧怕晋国。这一年修筑城墙，大概是为了防备莒国罢了。役使百姓修筑城墙，尚且说不可；率领军队修筑城墙，难道不劳民伤财吗？这是详细记录以表示讥讽。鲁国有两个郓地，成公四年修筑郓地城墙，是这个郓地，大概是靠近晋国的城邑，所以杜预说：‘为了防备晋国。’这一年修筑郓地城墙，大概是靠近莒国的城邑，所以杜预说：‘为了防备莒

译（这是）鲁国所争夺的地方。”我私下曾推究前年的情况，七年时，徐国攻打莒国，莒国人向我们请求结盟，所以公孙敖前往莒国主持盟誓，那么莒国对我们，起初并没有怨恨。现在修筑两座城邑而担心莒国来犯，是因为公孙敖在那里缘故。“及”字，是表示先后次序的用语。“及”字，是不应当相及的意思。

译鲁襄公在新城与诸侯结盟。

有人问：“两次在防地结盟，第一次记载‘同’；自从幽地结盟之后不再记载‘同’，而新城之盟又记载‘同’，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幽地的防地结盟，正值齐桓公霸业尚未兴盛之时，那么那次的防地结盟，是出于诸侯共同的意愿，因共同畏惧楚国而结成此盟，所以记载‘同’。等到齐桓公霸业兴盛之时，天下诸侯都听从一个国家的命令，那么就有主持这次结盟的人了，所以不记载‘同’。齐桓公去世之后，晋文公兴起并继承霸业，诸侯忙于依附追随，那么也有主持这次结盟的人了，所以不记载‘同’。鲁襄公去世后，鲁灵公尚且年幼，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召集诸侯的力量懈怠了，楚国的势力正盛，诸侯共同畏惧，于是急切地为了新城之盟，而借重晋国作为主持者，并非晋国能够召集并联合他们，所以记载‘同’。因此，齐桓公、晋文公霸业未盛之时，是一个时期；齐桓公、晋文公霸业兴盛之时，是一个时期；晋国霸业已经衰微之后，是一个时期。那么这次结盟，是庆幸诸侯知道急切地跟随晋国而结成此盟呢？还是不幸因为晋国霸业不竞，然后诸侯才相继结成此盟呢？”

公孙敖在齐国去世，齐国人送还公孙敖的灵柩。

有人问：“公孙敖在齐国去世，却记载在防地，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石氏说：‘孔子说：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已经五代了，大概是从鲁文公以来开始的。’周襄王去世，公孙敖前往周王室吊唁，没有到达就返回，于是跟随已氏逃奔莒国，凭借厚重的贿赂请求回国，惠叔为他请求，鲁国允许了。他将要回来时在齐国去世，齐国人送还他的灵柩，惠叔又请求并接受了。史书记载：‘公孙敖在齐国去世。’第二年又记载：‘齐国人送还公孙敖的灵柩。’这说明鲁国人虽然想要断绝关系，却不能做到。家臣掌握国家命脉，由此可见。又说：‘出奔的大夫去世，都不记载。’比如公子庆父出奔莒国，臧孙纥出奔齐国，就是如此。国内大夫死在国外，都不记载，比如仲遂、公孙婴齐、公孙敖这些出奔的大夫，他们的去世应当像公子庆父、臧孙纥那样断绝而不记载。之所以记载，是因为齐国人送还了他的灵柩。灵柩到达，应当像仲遂、公孙婴齐那样缺漏而不记录，之所以记录，是因为鲁国人接受了他们的灵柩。况且俸禄权力离开公室，三家的子孙逐渐强盛。公孙敖虽然违抗命令逃奔莒国，但他的儿子文伯、惠叔相继在朝廷任职，襄仲又听从他们的请求，恢复了在莒国出生的两个儿子的身份。那么大夫的骄横可知了。单伯是天子的卿士；叔姬是鲁国的女子。齐国人因为鲁国的缘故，都拘捕并侮辱他们。那么齐人的狂妄可见了。凭借儿子的骄横，请求父亲的灵柩，虽然想要不允许，难道能够禁止吗？由此可以看出大夫的专权。凭借齐国的狂妄，送还我国臣子的灵柩，虽然想要不接受，难道能够推辞吗？由此可以看出鲁国的软弱。”

宋国的子哀来投奔鲁国。

有人问：“记载子哀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左氏认为高哀因为宋公不义而出逃，记载其字是表示尊重他。然而既然记载‘来奔’，那么有什么可尊重的呢？”孙氏认为：“子姓哀名，也不是正确的。”《春秋》记载诸侯同姓的臣子，没有另外记载姓氏的。只有黎氏认为：“子哀是子同、子纠的例子，这个解释稍微接近。”

曹伯来朝见。

有人问：“曹伯来朝见，合乎礼吗？”回答说：“十一年，曹伯来朝见，左氏认为是刚即位而来朝见。今年，曹伯来朝见，左氏认为是诸侯五年互相朝见两次，是古代的制度。考察《周官》，六年五服一朝，是指诸侯朝见天子，难道是指诸侯互相朝见的礼仪吗？况且以《春秋》时的情况来考察，曹国是小国，既应当朝见鲁国，又应当朝见宋国、卫国，而楚国、郑国、秦国、陈国、齐国、蔡国、滕国，也都应当朝见。如果是这样，奔波在道路上，朝见何时才能结束呢！”

齐国人送还子叔姬。

有人问：“本国女子回来，为什么记载？”回答说：“《春秋》记载‘内女来归’，宣公十六年，郯伯姬来归；成公五年，杞叔姬来归，都是被休弃而回娘家。”石氏说：“郯国人送还伯姬，杞国人送还叔姬，而这里唯独说‘齐国人送还子叔姬’，为什么呢？”那些说“来归”的，本来没有其他恶行，是因为不被礼待而自行请求断绝关系。至于子叔姬，则先记载被拘捕，接着记载来归，与郯、杞的情况不同。商人弑君而自立，又拘捕天子的使者，又虐待其国君的母亲，天子不能讨伐，诸侯不能征讨，季孙行父两次出使晋国，诸侯为此在扈地结盟，都无所作为而退兵，只得到单伯的到达、子叔姬的回归而已。而兴兵侵犯鲁国的行为并未停止。由此可以看出晋国霸业的不竞，由此可以看出诸侯中有弑君者却无人讨伐，由此可以看出齐国的蛮横和鲁国的软弱。

宋国人弑杀他们的国君杵臼。

有人问记载弑君的条例说：“《春秋》记载弑君的条例，有指出主谋名字的，那么罪责专在一人；如果不指出主谋名字而称国称人，那么罪责就不专在一人了。称国而弑的，那么其大臣贵戚都有罪：莒国弑杀他们的国君庶其，晋国弑杀他们的国君州蒲，吴国弑杀他们的国君僚，薛国弑杀他们的国君比，就是如此。称人而弑的，那么其国人都有罪：宋国人弑杀他们的国君杵臼，齐国人弑杀他们的国君商人，莒国人弑杀他们的国君密州，就是如此。为什么这样说呢？考察《

译公子鲍对国人施行礼遇，国人贪图公子鲍的恩惠，拥戴他并想立他为君。后来夫人让宋昭公去孟诸打猎，昭公说：“我不能去。”他的大夫们从国君祖母一直到国人、诸侯，谁肯接纳我？夫人于是派帅甸攻打并杀死了昭公。这是宋国人都想杀他的情况。商人（宋元公）即位后，拘捕了天子的使者，拘捕了国君的母亲，又对鲁国动武，肆意做不道义的事，却没有人禁止他。齐国的国人也一定对他所做的事感到不安。《春秋》记载邴歜、阎职谋划杀死懿公，把他塞进竹笼里，回到住处才放下酒器离开。那么齐国人厌恶商人，也可以知道了。这是齐国人都想杀他的情况。莒密州被杀，是因为莒子暴虐，国人攻打并杀死了他，于是展舆即位。这是莒国人都想杀他的情况。这就是称“人”来记载弑君的含义。至于莒国杀其君庶其，是太子仆借着国人的力量杀死的；晋国杀其君州蒲，是栾书、中行偃所为；吴国杀其君僚，是公子光、专诸所为；薛国杀其君比，也是执政大臣的罪责。这就是称“国”来记载弑君的含义。有人说：“《春秋》记载弑君之罪，必定要指出主谋的名字，那么太子仆、公子光、晋国的栾书为什么独独免于指名？”回答说：“罪责专属于一个人的，指出那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了；罪责不专属于一个人的，就称‘国’来记载弑君罢了。”有人说：“称‘人’的含义，怎么知道不是指地位卑贱的人呢？”回答说：“吴子余祭被杀，史书写作‘阍’；蔡侯申被杀，史书写作‘盗’。这些地位卑贱的人的名字没有记载在简册上。如果弑君出于卑贱之人，就应当像记载‘阍’、记载‘盗’那样，又怎么会再称‘人’呢？”有人说：“称‘人’来弑君，是因为君主无道，所以不追究那个人的罪责。”在《春秋》的时代，诸侯被杀，难道其中有道义的吗？圣人记载这种义例，是为了表明做君主的不能对人肆意妄为，是为了表明君臣的名分，是万世不可轻易改变的。

译公子遂、叔孙得臣出使齐国。冬季，十月，太子赤去世。

有人问：“两位大臣并列称呼，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胡安国说：‘派遣上介率领军队，称元帅，这是《春秋》立文的常规体例。如果有变文而书写介副的情况，是为了引起提问者的注意，从而显现事情的真相。’太子赤是夫人的儿子，如今死于被弑，如果不写明实情，就是为国家隐瞒罪恶，无法取信于后人，那么《春秋》的大义就隐没了。上文记载‘大夫同时出使’，下文记载‘夫人回到齐国’，中间记载‘太子去世’，就可以看出祸乱邪谋发生在奉命出使之日，而公子遂弑君立君的罪责就显明了。”

夫人姜氏回到齐国

有人问：“夫人回到齐国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胡安国说：‘记载夫人，就知道她是正妻；记载姜氏，就知道她并非正妻。被先君断绝关系，记载回到齐国，就知道她无罪。这与孙文子逃到邾国不同，而鲁国臣子杀嫡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侍奉君主。君主在世时嫡母的地位，其罪责虽然没有直接书写，但一并显现出来了。’”

春秋或问卷十四

<经部,春秋类,吕氏春秋或问》>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十五 宋 吕大圭 撰

宋国人与楚国人讲和

有人问：“宋国与楚国讲和，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一条记载，可以看见晋国霸主的无能，以及楚国在中国横行霸道，太严重了。从前，晋国与楚国争夺陈国，后来，陈国发生少西氏的动乱，晋国不能讨伐，而楚国讨伐了它，把陈国设为县，又封给陈国，陈国就在楚国的掌控之下了。从前，晋国与楚国争夺郑国，后来，郑国发生皇门之乱，晋国不能自救，于是发生了邲之战，晋军大败，郑国又在楚国的掌控之下了。从前，晋、宋、卫还属于同一阵营，等到宋军讨伐陈国，而卫国去救援陈国，那么卫国又对楚国怀有二心。从前，晋、楚相争，而中国所仰仗的像鲁国这样的国家，还没有投靠楚国。现在公孙归父在宋国会见楚子，鲁国又投靠了楚国。在这个时候，中国霸主的后裔，是晋国；先代后裔，是宋国，两国都是大国。郑国与楚国讲和，那么讨伐郑国的，是晋国和宋国；邲之战失败后，一同结成清丘之盟的，是晋国和宋国；清丘之盟，陈国人没有到来，那么替他们讨伐陈国的，又是宋国。现在，楚子围困宋国长达九个月，宋国国内的人到了交换孩子吃、劈开尸骨做饭的地步。楚国围困宋国，也是因为军粮耗尽将要撤军了，而宋国告急求援的使者，晋国不能出一分力去救援。一次在邲之战受挫，中国的气概就索然无存了。宋国与楚国讲和，难道是不得已的吗？记载说：‘宋国人与楚国人讲和’，以此显示中国没有霸主，显示蛮荆恣意横行，显示诸侯畏惧楚国而没有人能救援他们。那么宋、楚的讲和，难道是小事吗？”

晋军灭掉赤狄潞氏，把潞子婴儿俘虏回来。

有人问：“晋军灭掉赤狄，不是有志于安定中国吗？”回答说：“赤狄屡次肆意侵扰暴虐，晋景公灭掉它，似乎合理。然而楚国围困宋国，历经三个季节而不解围，晋国不能伸手去救援，却只能够对狄国用兵。今年记载‘晋军灭掉赤狄潞氏，把潞子婴儿俘虏回来’；明年记载‘晋人灭掉赤狄甲氏及留吁’。看宋人告急的时候，晋侯想要救援，而伯宗正以纳污藏疾、匿瑕含垢来自我辩解。等到晋侯想要讨伐狄国的时候，众大夫都认为不可，而伯宗却说：‘后来的人或许将恭敬地奉行德义来侍奉神人，而巩固他们的天命，怎么等待他们呢？’唉！这究竟是什么用心呢？他的谋略不过是欺善怕恶罢了。不能在楚国得志，就求得在狄国得志。晋侯因此赏赐桓子，又因此赏赐士伯，又让赵同向周王室献俘。君臣之间，矜持地摆出德色的样子，志得意满了，哪里有空闲谋划对付楚国呢？圣人详细记载在防地，而大义自然显现了。”

王札子杀召伯毛伯

有人问：“查考《左传》，王孙苏与召氏、毛氏争夺政权，派王子防杀召戴公及毛伯卫，是这样吗？”回答说：“果真如所说，那么经文应当书写王孙苏为首恶，这未必如此。”

公在平州会见齐侯

有人问：“公在平州会见齐侯，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与齐国会面而确定公的君位。弑君篡国的人，已经列入诸侯的会面之中，所以不再追究讨伐。”所以曹人因此向晋国请求接纳负刍。那篡杀的贼人，毁灭天理，在天地之间没有容身之处。无论生死，无论古今，其罪不得赦免。把他列入会面之中而不再讨伐，这是引导天下走向无父无君的结局。这是孔子所恐惧的，《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

齐人夺取济西田

有人问：“夺取济西田的含义？”回答说：“《春秋》记载‘取田邑’，有讨伐而记载‘取’的八次：如隐四年，莒人讨伐鲁国，夺取牟娄；十年，公打败宋军，夺取郜及防；僖二十二年，公讨伐邾国，夺取须句；二十六年，公率领楚军讨伐齐国，夺取谷；三十三年，公讨伐邾国，夺取訾娄；宣四年，公讨伐莒国，夺取向；九年，齐侯讨伐莱国，夺取根牟；十年，公孙归父讨伐邾国，夺取绎。这是用兵力来夺取的。有直接记载‘取’的，如僖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