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十九 宋 吕大圭 撰
其极也，荆蛮横行于中国，而莫之制矣。故甞攷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为北杏以前是一时也，北杏以后是一时也，召陵以前是一时也，召陵以后是一时也。北杏以前，诸侯无伯，故有特相盟者，有参盟、参防者，有相攻伐者。北杏以后则异是矣。召陵以后，诸侯亦无伯，故亦有特相盟者，有参盟、参防者，有相攻伐者。召陵以前则异是矣。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无伯，非细故也。夫伯者，王之反也。有伯则无王矣。名曰尊周，而实夺其权。北杏以前，天下未知有伯也，而犹知有王。北杏以后，天下惟知有伯矣。此岂美事哉？虽然，有伯者在焉，则诸侯犹有所附，中国犹得以安，强暴犹知所畏，是犹幸其有伯也。伯衰而诸侯散，伯衰而中国扰，伯衰而呉、楚横，天下益不宁矣。是故晋侯、吴子防于黄池，而《春秋》终焉。
译到了极点时，荆蛮在中国境内横行无忌，没有人能够制约他们。所以我曾考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的事情，认为北杏会盟以前是一个时期，北杏会盟以后是一个时期，召陵会盟以前是一个时期，召陵会盟以后是一个时期。北杏会盟以前，诸侯中没有霸主，所以有单独结盟的，有三方结盟、三方设防的，有互相攻伐的。北杏会盟以后就不是这样了。召陵会盟以后，诸侯中也没有霸主，所以也有单独结盟的，有三方结盟、三方设防的，有互相攻伐的。召陵会盟以前就不是这样了。天下有霸主，不是好事；天下没有霸主，也不是小事。所谓霸主，是王权的反面。有了霸主就没有王权了。名义上是尊崇周王室，实际上是夺取它的权力。北杏会盟以前，天下人不知道有霸主，但还知道有周王。北杏会盟以后，天下人只知道有霸主了。这难道是好事吗？虽然如此，有霸主存在，诸侯还有所依附，中原地区还能得以安宁，强暴之徒还知道有所畏惧，这还可以庆幸有霸主存在。霸主衰落而诸侯离散，霸主衰落而中原动荡，霸主衰落而吴、楚横行，天下更加不安宁了。因此晋侯、吴子在黄池会盟防备，而《春秋》的记载也就到此结束了。
齐人归田 堕费堕郈
或问，或谓左氏、谷梁所载夹谷之防、孔子之辞，皆街谈巷议之説，以为知圣人也浅，其説然乎？曰：以愚观之，左氏所载似未可不信。▯子《法言》曰：“齐人章章，归其侵疆。”葢自汉儒相▯，皆有是説，似未可非之。要之，圣人举事，自是与常人别，所谓“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也。夹谷一防，而侵疆遽归，岂谓其一言之间，遂足以致此哉？意其动容周旋之间，有以深警其心矣。则夫齐人之来归，田宜也。堕三都之事，东坡苏氏为之论曰：“季氏亲逐昭公，客死扵外，从公者皆不敢入。孔子安能以是堕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攷于《春秋》，方是时三桓虽若不説，然终莫能违孔子。苏氏曰：“此孔子之所以圣也。”孔子以羁旅之臣得政，朞月而能以治世之礼律亡国之臣，堕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夫孔子之圣，见于行事至此，为无疑也。愚谓审如苏氏之説，则是孔子为政，能咈人情之所难而为之。要之，圣人举事，虽即诸天理之安，而亦未甞不顺人情之欲。夫使孔子咈三桓之欲，而强欲堕其都邑，此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克也。然则费、郈之所以堕者，何也？曰：三家之城，其邑者将以自利也，而家臣据其邑以叛，亦岂三家之利哉？南蒯叛，侯犯叛，公山不狃叛，叛者相踵，岂惟鲁国恶之，三家亦恶之矣。孔子顺天理而言之，而适有以动乎三家之心，故其堕郈、堕费者，二家之自堕也，于仲尼何与焉？乃若成邑不堕，而至于围，则孟孙之不欲堕耳。夫二家闻夫子之言而堕其邑者，是其天理之动也；孟氏闻公敛处父之言而不肯堕者，是其人欲之蔽也。天理之动不足以胜其人欲之蔽，然后不肯堕耳。然使孔子得志以行乎鲁国，则将有不待兵革而自堕者。如鲁之不终用孔子，何？胡氏以为围成之后，然后孔子摄相事，理或然也。或谓史记》所载，未必得其实。孔子为政，当在归田堕郈之时，而围成不克，则是女乐既归之后，此説未必然，姑记之以俟知者。
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晋赵鞅归于晋。
或问赵鞅书归何也？曰：案先儒之説，云出称叛，入称归。叛者逆辞，归者顺辞。则知鞅之叛，非叛也，以地正国也。所以逐君侧之恶人也。鞅取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人，而不免以叛书者，所以为后世人臣不请命扵君而擅用兵者之防也。至其入国，则书归，以见鞅之非逆也。或者又曰：《春秋》以法治人，而以情恕之。先书叛，叛恶辞，所以诛鞅也；后书归，归善辞，所以赦鞅也。鞅之出入于晋阳，将以御荀寅、士吉射之伐耳。其心本非叛君也。然邑，君之邑也，臣乌得而有之？故书叛以伸王法。及其归国，则是鞅知悔而反逆为顺，复于为善也。故书归以厚人情。先儒之为此论，不过惑于书归之一语耳。夫使以地正国而可，则是人主可得而胁，人臣擅兴无罪而以兵谏者，真爱其君也。使后世贼臣称兵向阙，以诛君侧为名，而实欲胁君取国者，则此説啓之也。《春秋》王法也，当诛则诛，当赦则赦，乌有既诛而又赦之之理？若使既诛而又赦之，则是非不白，善恶不明，而王法不行于天下矣，况《春秋》乎？愚故曰：归易辞也。乱臣以叛去，而其归也，无异于善复者，以是为晋国之无政刑也。
春秋或问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二十 宋 吕大圭 撰
哀公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二年】或问蒯瞆何以称世子？曰：左氏序蒯瞆之事，曰蒯瞆欲杀夫人，夫人啼而走。刘原父以为安有此事？葢蒯聩闻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则以谓夫人，夫人恶其斥己淫，则啼而走，言太子将杀予以诬之。灵公惑于南子，所言必聴，彼不耻召宋朝，固亦不难于逐蒯瞆矣。此其真也，不当如左氏所记。又蒯瞆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瞆负杀母之名，而又走入其家，岂真有此事哉？愚以春秋攷之，则知刘敞之言为得。若使蒯聩欲杀夫人，则是以子而欲杀母也。以子
译齐国人归还田地，堕毁费邑和郈邑。
有人问：有人说，《左氏传》和《谷梁传》所记载的夹谷之会上的防备、孔子的言辞，都是街谈巷议的说法，认为这样看待圣人太浅薄了，这种说法对吗？回答说：依我看，《左氏传》所记载的似乎不能不信。〇扬子《法言》说：“齐国人彰明昭著，归还了他们侵占的疆土。”大概自汉代儒者相互辩难以来，都有这种说法，似乎不能非议它。总之，圣人做事，自然与常人不同，所谓“安抚他们他们就归顺，触动他们他们就和谐”。夹谷一次会盟，侵占的疆土就立刻归还，难道是说孔子一句话之间，就足以达到这个效果吗？我想他在举止行动之间，有深深警醒齐人心意的地方。那么齐国人来归还田地，是适宜的。关于堕毁三都的事，东坡苏氏对此评论说：“季氏亲自驱逐昭公，昭公客死在外，跟随昭公的人都不敢回国。孔子怎么能借此堕毁季氏的名都，并拿出他们私藏的甲兵呢？”考察《春秋》，当时三桓虽然好像不高兴，但最终没有人能违背孔子。苏氏说：“这就是孔子之所以为圣人的原因。”孔子以寄居他国的臣子身份掌握政权，一年之内就能用治世的礼法来约束亡国之臣，堕毁名都，拿出私藏的甲兵，而三桓不怀疑他会害自己，这一定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的地方。孔子之圣，在行事上达到这种程度，是没有疑问的。我认为如果确实如苏氏所说，那么孔子执政，能够违背人情中难以做到的事而去做。总之，圣人做事，虽然都顺应天理之安，但也未曾不顺从人情之欲。假如孔子违背三桓的欲望，而强行要堕毁他们的城邑，这不待智者就知道是做不到的。那么费邑、郈邑之所以被堕毁，为什么呢？回答说：三家之城，那些邑是为了自利，而家臣占据那些邑来叛乱，这难道是三家之利吗？南蒯叛乱，侯犯叛乱，公山不狃叛乱，叛乱者接踵而至，这不仅鲁国厌恶，三家也厌恶。孔子顺应天理而言，恰好有打动三家心意的地方，所以堕毁郈邑、堕毁费邑，是这两家自己堕毁的，与仲尼有什么关系呢？至于成邑没有堕毁，以至于被围攻，那是孟孙不想堕毁罢了。两家听到孔子的话而堕毁他们的邑，是天理发动的结果；孟氏听到公敛处父的话而不肯堕毁，是人欲遮蔽的结果。天理的发动不足以战胜人欲的遮蔽，然后才不肯堕毁。然而假如孔子得志在鲁国推行，将有不用兵革而自己堕毁的。至于鲁国最终没有任用孔子，为什么呢？胡氏认为围攻成邑之后，孔子才代理相事，道理或许如此。有人说《史记》所记载的，未必符合事实。孔子执政，应当在归还田地、堕毁郈邑的时候，而围攻成邑没有成功，这是在女乐归来之后，这种说法不一定正确，暂且记录下来等待知情人。
晋赵鞅进入晋阳以叛乱。晋赵鞅回到晋国。
有人问赵鞅记载“归”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考察先儒的说法，说出去称为叛，回来称为归。叛是逆乱的言辞，归是顺服的言辞。那么知道赵鞅的叛，不是叛乱，是以地方纠正国家。是为了驱逐君主身边的恶人。赵鞅夺取晋阳的甲兵，来驱逐君主身边的恶人，而不免于被记载为叛乱，是为了防备后世臣子不请示君主而擅自用兵的人。等到他进入国家，就记载为归，以表明赵鞅不是逆乱。又有人说：《春秋》以法治人，而以情理宽恕。先记载叛，叛是恶的言辞，所以诛责赵鞅；后记载归，归是善的言辞，所以赦免赵鞅。赵鞅出入晋阳，是为了抵御荀寅、士吉射的讨伐罢了。他的本心不是叛君。然而邑，是君主的邑，臣子怎么能拥有它？所以记载叛以伸张王法。等到他回国，这是赵鞅知道悔改而由逆转为顺，回复到为善。所以记载归以厚待人情。先儒的这种议论，不过是迷惑于“归”这个字罢了。假如以地方纠正国家可以，那么君主就可以被胁迫，臣子擅自起兵无罪而以兵谏，真是爱他的君主。假如后世贼臣举兵指向朝廷，以诛杀君主身边恶人为名，而实际上想胁迫君主夺取国家，就是这种说法启发的。《春秋》是王法，应当诛就诛，应当赦就赦，哪有既诛又赦的道理？假如既诛又赦，那么是非不白，善恶不明，而王法不能行于天下，何况《春秋》呢？所以我所以说：归是容易的言辞。乱臣以叛乱离去，而他的归来，与善人回复没有区别，以此认为是晋国没有政令刑罚。
春秋或问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二十 宋 吕大圭 撰
哀公二年，晋赵鞅率领军队接纳卫世子蒯聩进入戚邑。有人问蒯聩为什么称世子？回答说：《左氏传》叙述蒯聩的事，说蒯聩想杀夫人，夫人哭着逃走。刘原父认为哪有这种事？大概蒯聩听到野人的歌，心里惭愧，就认为是夫人，夫人厌恶他指责自己的淫乱，就哭着逃走，说太子要杀我来诬陷她。灵公被南子迷惑，所说的话一定听从，他不以召宋朝为耻，固然也不难驱逐蒯聩。这是真相，不应当像《左氏传》所记载的那样。又蒯聩出逃，于是逃到宋国，宋是南子的娘家。蒯聩背负杀母的名声，而又逃入她的娘家，难道真有这种事吗？我用《春秋》考察，就知道刘敞的话是对的。假如蒯聩想杀夫人，那就是儿子想杀母亲。以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