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五
春秋或问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六 宋 吕大圭 撰
桓公 正月己卯烝【八年】
或问书烝之义何也？曰：「胡氏曰：案《周书·大司马》烝以中冬，今鲁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书》有周月以纪改，而其言曰：『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于敬授民时、廵守烝享，犹用夏焉。然则司马中冬教大阅献禽以享烝，所谓用夏，而鲁之烝祭在春正月，见《春秋》用周正纪鲁事也。而《谷梁》乃曰：『烝，冬事也。春兴之志，不时也。』是以闭蛰而烝，为是与周制异矣。《春秋》非以不时志也，为再烝见黩，书也。」
冬十月雨雪
或问：“十月雨雪，常事也，何以书？”或曰：“此《春秋》以周正纪事之一证也。”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纪季姜归于京师。
或问：“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而先书‘来’，何也？”曰：“此与‘祭伯来’一例尔，盖私来也。王臣无外交，祭公来，非礼也。其逆王后于纪何也？纪之于鲁，盖婚姻之国也。纪援齐难于鲁，而王娶后于纪，则鲁实为之谋也。天子之娶女于诸侯也，使同姓之诸侯为之主，太上无敌也。故纪季姜之归于京师，鲁实主之。鲁急于固纪，是以因祭公之来而使请于王，以逆后尔。当祭公之来，王固未有成命使之逆后，逆后之命，其殆出于祭公来鲁之后乎？因祭公之来鲁，而遂逆王后于纪，非端本之道也。然《春秋》书逆王后者二：桓八年，及襄十五年，刘夏逆王后于齐，是也。然惟纪季姜书归于京师，而刘夏之逆后不书归，则祭公之逆以鲁为之主而书之也，刘夏之逆以其过鲁而书之也。鲁为之主，故书归；不为之主，则亦不书归矣。刘敞以为刘夏之逆后，则士也；祭公之逆后，则公也。使公则已尊，使士则已卑，卿逆之，公监之，乃合于礼，其理或然。或以‘遂’为専行之辞，然以理度之，必无此事，岂有逆王命而不由天子之命乎？亦必不然矣。《春秋》书‘遂’，皆继事之辞，非必皆専行也。僖四年“侵蔡遂伐楚”，是盖先侵蔡而遂伐楚也。僖三十年书“如京遂如晋”，盖先如京而后如晋也。此年“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盖先来鲁而后遂逆王后于纪也。但其始来之初，不为逆后而来，而卒以逆后归耳。故夫‘遂’者，继事之辞也。
公防卫侯于桃丘弗遇
或问公与卫侯约防于桃丘而弗遇何也？曰：齐、郑之如纪，将以图纪也。而纪防公于成，又朝于我，纳后于周，又以鲁为主，皆将以固纪也。齐、郑急于图纪，故不得不急于谋鲁。伐郑之役，卫实从王，则郑与卫有隙矣，故鲁桓因而防之，将以为援也。然蒲之胥命，则齐与卫亦既修旧好矣。卫始以郑之怨而约与鲁防，终以齐之故背鲁而弗来。盖鲁之所以弗遇者，齐与郑实轧之也。是以有郎之战尔。书曰「弗遇，罪不在鲁也」。
来战于郎
或问：“桓公弑逆之人，天下之大恶也。齐、卫、郑之来伐，未为无辞，而《春秋》以来，战为文，何也？”曰：“桓弑逆之人，天下之大恶也。郑伯则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齐侯则继防于稷，以济其奸。则既与之为好矣。今之来战，非有名义之可仗，不过以私怨小忿，亲帅其师，而来战于鲁之近邑，举兵深入，而实未有辞也。《书》曰：‘来战于郎’，罪不在鲁也。”
齐卫郑盟于恶曹
或问：“此郎之诸侯也，曷为称人？”曰：“《春秋》书法，凡一役而再见者，人之隠。十年，公防齐侯、郑伯于中丘。夏，翚帅师防齐人、郑人伐宋。此其例也。三国既以不道兴师，而为郎之战，又结怨固党以为恶。曹之盟，使郑庄不死，则三国之党不分，而鲁之兵祸未有已也。书郎之战，而继以恶曹之盟，三国之恶稔矣。抑是盟也，又岂特以抗鲁而已哉？齐、郑自石门之盟而有志于伯，齐、卫自蒲之胥命而有志于伯。今也三国合而为恶，曹之盟，不特以抗鲁也，亦将以抗王也。郑既有败王师之罪矣，而其后齐亦灭后之
译春秋或问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六 宋 吕大圭 撰
桓公 正月己卯烝【八年】
有人问：记载“烝”祭的意义是什么？回答说：“胡氏说：查考《周书·大司马》篇，烝祭在仲冬举行，如今鲁国的烝祭在春季正月举行，为什么不同呢？《周书》有《周月》篇来记载历法改革，其中说：‘夏历符合天道，是历代帝王所共同采用的。’商、周两代革命时改正历法，以示不沿袭前朝，至于敬授民时、巡守烝享，仍然沿用夏历。那么，司马在仲冬教导大阅、献禽以享烝，所谓沿用夏历，而鲁国的烝祭在春季正月，可见《春秋》是用周正来记载鲁国事务的。而《谷梁传》却说：‘烝，是冬季的事。在春季举行，是志在不时。’这是以闭蛰而烝，是与周制不同了。《春秋》并非因为不时而志，而是因为再次举行烝祭显得亵渎，所以记载。”
冬十月雨雪
有人问：“十月下雪，是常事，为什么记载？”有人说：“这是《春秋》用周正记载事务的一个证据。”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纪季姜归于京师。
有人问：“祭公来，于是迎娶王后于纪，却先记载‘来’，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与‘祭伯来’是同一类，大概是私自前来。王臣没有外交，祭公前来，是不合礼的。他在纪国迎娶王后，为什么呢？纪国对于鲁国，大概是婚姻之国。纪国援引齐国的危难求助于鲁国，而周王在纪国娶后，那么鲁国实际上是为此谋划的。天子在诸侯那里娶女，让同姓的诸侯做主婚人，因为天子上无匹敌。所以纪季姜归于京师，鲁国实际上是主婚人。鲁国急于巩固纪国，因此趁着祭公前来而向周王请求，以迎娶王后罢了。当祭公前来时，周王本来没有成命让他迎娶王后，迎娶王后的命令，大概是在祭公来到鲁国之后发出的吧？趁着祭公来到鲁国，于是迎娶王后于纪，这不是端正根本的做法。然而《春秋》记载迎娶王后的有两处：桓公八年，以及襄公十五年，刘夏迎娶王后于齐，就是这两处。然而只有纪季姜记载归于京师，而刘夏迎娶王后不记载归，那么祭公迎娶是因为鲁国做主婚人而记载的，刘夏迎娶是因为路过鲁国而记载的。鲁国做主婚人，所以记载归；不做主婚人，那么也不记载归了。刘敞认为刘夏迎娶王后，是士；祭公迎娶王后，是公。如果派公则太尊贵，派士则太低微，由卿迎娶，公监临，才符合礼制，其道理或许如此。有人把‘遂’当作专行的辞语，然而以理度之，必定没有这种事，哪有迎娶王后而不遵从天子命令的呢？也必定不是这样。《春秋》记载‘遂’，都是继事的辞语，不一定都是专行。僖公四年‘侵蔡遂伐楚’，这是先侵蔡于是伐楚。僖公三十年记载‘如京遂如晋’，这是先如京而后如晋。这一年‘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这是先来到鲁国而后于是迎娶王后于纪。只是他起初前来，不是为了迎娶王后而来，而最终是以迎娶王后而归罢了。所以‘遂’，是继事的辞语。
公防卫侯于桃丘弗遇
有人问：鲁公与卫侯约定在桃丘会盟却没有遇到，为什么呢？回答说：齐、郑两国前往纪国，将要图谋纪国。而纪国在成地会盟鲁公，又朝见我国，在周王室纳后，又以鲁国为主婚人，这都是为了巩固纪国。齐、郑急于图谋纪国，所以不得不急于谋划鲁国。伐郑的战役，卫国实际上跟随周王，那么郑国与卫国有嫌隙，所以鲁桓公因此会盟他们，将要作为援助。然而蒲地的胥命，那么齐国与卫国也已经修好旧好了。卫国起初因为郑国的怨恨而约定与鲁国会盟，最终因为齐国的缘故背弃鲁国而不来。大概鲁国之所以没有遇到，是齐国与郑国实际上排挤他们。因此有郎之战。记载说“弗遇，罪不在鲁”。
来战于郎
有人问：“桓公是弑逆之人，是天下的最大恶人。齐、卫、郑前来讨伐，并非没有理由，而《春秋》用‘来战’作为文辞，为什么呢？”回答说：“桓公是弑逆之人，是天下的最大恶人。郑伯则在越地首先结盟，以安定他的地位；齐侯则在稷地继行会盟，以成就他的奸谋。那么已经与他们交好了。现在前来作战，没有名义可以倚仗，不过是因私怨小忿，亲自率领军队，来到鲁国的近邑作战，举兵深入，而实际上没有理由。《书》说：‘来战于郎’，罪不在鲁。”
齐卫郑盟于恶曹
有人问：“这是郎之战的诸侯，为什么称人？”回答说：“《春秋》书法，凡是一役而再次出现的，人的隐讳。十年，鲁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夏，翚率领军队会齐人、郑人伐宋。这是它的例子。三国既然以不道兴师，而进行郎之战，又结怨固党以作恶。曹地的盟约，如果郑庄公不死，那么三国的党羽不分，而鲁国的兵祸没有止境。记载郎之战，而继以恶曹之盟，三国的恶行成熟了。况且这盟约，又岂止是为了对抗鲁国而已呢？齐、郑自从石门之盟而有志于称霸，齐、卫自从蒲之胥命而有志于称霸。现在三国合而为恶，曹地的盟约，不仅是为了对抗鲁国，也将要对抗周王。郑国已经有败坏王师的罪行了，而后来齐国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