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十一　　　　宋　吕大圭　撰

译卫国的楚丘；缘陵，是杞国的缘陵。按照筑城邢国的体例来看，应当记载为“筑城卫、筑城杞”，却记载为“筑城楚丘、筑城缘陵”。大概是因为邢国迁到夷仪之后才筑城，那么夷仪本来就是邢国的夷仪。救灾恤邻，是正道，所以详细记载而不贬抑，予以肯定。卫国已经灭亡，诸侯筑城楚丘来封立卫国，所以不称“筑城卫”，而称“楚丘”。杞国尚未灭亡，诸侯筑城缘陵来保全杞国，所以不称“筑城杞”，而称“筑城缘陵”。诸侯封立诸侯，不符合王法。楚丘的筑城，隐去诸侯之名而不列次序，是为了避讳。避讳，就是贬斥。温地的盟会，记载为“天王在河阳狩猎”，是因为天王不是诸侯所能召见的。卫国的封立，记载为“筑城楚丘”，是因为诸侯不是齐桓公所能封立的。至于缘陵的筑城，是因为淮夷侵害杞国而为之筑城，以便迁都，还不至于像卫国那样已经灭亡再重新封立。所以只记载“诸侯”而不列次序，那么其功劳也有不值得记载的地方了。所以狄人再次攻打邢国时，齐国救援它，迁都之后，齐国为之筑城，前有救援患难的军队，后无专擅封立的过失，这是《春秋》所肯定的。记载狄人攻入卫国却不记载救援，那么前无救援患难的军队了。记载筑城楚丘，却不记载卫国迁都，那么后有专擅封立的过失了。这是《春秋》所贬斥的。有人说：“《木瓜》这首诗，圣人是认可的。而楚丘的筑城，《春秋》却贬斥它，为什么呢？”回答说：“诗人表达的是情感，《春秋》阐明的是大义。国家已经灭亡又得以保全，在卫国人看来是深恩；国家已经灭亡却专擅封立，在齐桓公则是大罪。况且与其在国家灭亡后再保全它，何如在国家未亡时扶持它？与其在国家灭亡后再封立它，何如在国家未灭时救援它？婴儿爬行，将要掉进井里，急忙起身去救他，那么婴儿就没有坠没的危险，而救援者的功劳不显著。等到他已经掉进井里，然后解开衣服弄湿身体，把他从泥水中救出来，那么他的父母认为这是大德，乡邻认为这是大功，而救援者的名声就显赫了。唉！这就是霸者的功劳之所以不足以推崇，而孔子门徒之所以不谈齐桓公、晋文公事迹的原因啊！”

译虞国军队和晋国军队灭亡了下阳。

有人问，《春秋》在排列诸侯次序时，如果是会盟或防务，就按爵位高低排列；如果是征伐，就按发起战争的首领排列。如果不是按爵位，也不是按首兵，那就一定是霸主了。灭亡下阳的军队，以虞国为首，为什么呢？回答说：关于“首兵”的说法有两种。隐公五年伐宋的战役，邾国排在郑国前面，是因为邾国请求郑国然后才伐宋。庄公十五年伐郳的战役，宋国排在齐国前面，是因为郳国背叛了宋国，因此以宋国为首领是可以的。然而隐公四年伐郑的战役，排列宋国为首兵，实际上却是卫国州吁请求宋国，然后才伐郑。这一年灭亡下阳，排列虞国为首兵，实际上却是晋国请求虞国，然后才伐虢。大概听从州吁请求的是宋国，那么伐郑的战役，实际上是宋国主导的，卫国不能独自决定。听从晋国请求的是虞国，那么伐虢的军队，实际上是虞国主导的，晋国不能独自决定。观察这些，可以看出圣人书写历史的严谨。后来晋国攻打虞国，不写“伐”，不写“灭”，直接说“逮捕了虞公”罢了。大概下阳既已灭亡，那么虢国灭亡而虞国也随之灭亡了。虞公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罢了，跟着逮捕他而已。大概下阳是虞国和虢国的要塞，就像秦国有潼关，蜀国有剑阁，都是国家的门户。潼关和剑阁守不住，那么秦蜀就破败；下阳既已灭亡，那么虞虢就灭亡了。

在阳谷会盟。

有人问，阳谷的会盟，齐桓公结交江国和黄国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胡氏说：“荆楚，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江国和黄国，是它东方的盟友。两国来订立盟约，那么楚国人就失去了右臂了。”乐毅攻破齐国，先结交韩国和赵国；诸葛亮讨伐魏国，与江东修好。即使是周武王在牧野的军队，也向友邦宣誓，远及庸、蜀、彭、濮八国的人，共同形成犄角之势。有人说：“侵犯蔡国、驻扎在陉山的军队，诸侯都在，江国和黄国却没有参与，那么阳谷的会盟，怎么知道是谋划讨伐楚国呢？”回答说：“军队有聚集作为正兵，也有分散作为奇兵。诸侯的军队一同驻扎在陉山，这就是所说的聚集作为正兵。江国人、黄国人各自守卫自己的土地，这就是所说的分散作为奇兵。驻扎在陉山的大众厚集阵势，声讨罪过进行征讨，以振作中原的威风；江国人、黄国人各自守卫边境，按兵不动，作为八国的援助。这是克敌制胜的谋略。退到召陵而盟约礼制确定，沿着海边回国，而涛涂被逮捕，然后才到江国、黄国讨伐陈国，那么就知道侵犯蔡国、驻扎在陉山而两国不参与会盟，自然形成犄角之势是明显的。”我曾经因此思考，不曾不赞赏齐桓公能够取得江国、黄国的支持，又不曾不惋惜齐桓公急于结交江国、黄国。对内联合诸侯以壮大声势，对外结交江国、黄国作为援兵，这确实是克敌制胜的方法，他的谋略确实巧妙。只是他急于聚集众人，贪图建立功业，追求一时的制胜之功，而不为日后长远考虑，为齐国打算而不为江国、黄国打算。所以自从贯泽、阳谷的会盟之后，就知道日后有楚国灭亡江国、黄国的事了。况且江国、黄国依附齐国而疏远楚国，一定认为齐国是可以依靠的；齐国结交江国、黄国来攻打楚国，也一定对他们说：“我在，你们可以依靠而不必恐惧。”依靠别人而别人不足以依靠，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被别人依靠而自己不足以依靠，耻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桓公、管仲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而是认为将要急于制服楚国，那么固然庆幸江国、黄国为我们所用，而没有闲暇为日后考虑。王者的道，只因为不急于事功的成就，所以明白正大，周到缜密，而没有日后的忧患；霸者的道，只因为急于事功的成就，所以参用智谋，苟且急就，而遗留后来的祸患。这是王和霸不同的原因吧？看管仲对桓公说：“江国、黄国远离齐国而靠近楚国，楚国是追求利益的國家。如果讨伐而不能救援，那么就无法统领诸侯了。”管仲的智慧，本来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然而最终与他们结盟，是因为急于有所作为的心意夺取了理智。

侵犯蔡国，讨伐楚国，驻扎在陉山，在召陵会盟。

有人问：“《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召陵的军队也不是正义的战争吗？”回答说：“这就是所说的‘彼善于此’（那方比这方好一些）。”召陵的战役，齐桓公三十年，图谋楚国的计划，到这时才开始实现，而可以完全否定吗？楚国从庄公十年出现在经文中，十三年桓公就已经在北海举行会盟，以图谋诸侯，十六年又在幽地会盟，大会合八国，然而不敢轻易动用军队进行远略，二十年后才讨伐戎狄，开始在东方有事，三十年后才讨伐山戎，再次在北方有事，到僖公四年才向南讨伐，大概山戎强于戎狄，而楚国尤其强于山戎。刚开始时，军威没有很振作，所以只讨伐戎狄；接着，军威已经逐渐振作，就讨伐山戎了；再后来，军威已经大大振作，就讨伐楚国了。所以楚国打败蔡国军队，把蔡侯献舞带回去，这是桓公没有图谋霸业的时候，本来不必讨论。十四年，楚国入侵蔡国而不能救援；十六年，楚国讨伐郑国而不能救援，难道桓公顾念忘记楚国吗？力量不足以有所作为，就姑且隐忍而等待时机。二十八年，楚国讨伐郑国，才开始会合鲁国、宋国去救援，然而没有大战，难道赦免楚国吗？力量不足以大有作为，就姑且解除我们中原的急难，而大举进攻则等待他日。梁丘的相遇，谋划讨伐楚国了；柽地的会盟，谋划救援郑国了；贯泽的会盟，得到了江国、黄国，楚国的右臂断绝了；徐国人夺取舒国，楚国的部落分散了；阳谷的会盟，处置确定了。

译公子友前往齐国，主持诸侯大夫的盟会，各国都接受了约束。然而楚国两次入侵郑国，于是齐军轻装入侵蔡国，以摧毁楚国的党羽；重兵驻扎在陉地，以震慑楚国的气势，使得向来倔强的楚国屈服而自顾不暇。楚国即使想不让屈完来结盟，也是不可能的。那么，之前所表现的包容隐忍，原本就是为了今天的大举伸展吗？至于召陵的军队，又是多么整齐从容而有谋略，持重而不逼迫呢？先入侵蔡国，并不是欺凌弱小，而是因为蔡国是楚国的附属，如果不先入侵蔡国，那么楚国还不可讨伐，而它能集中力量来抵抗我们，胜负还难以预料。凭借我们兵力的强大，施加于蔡国，即使不等待大规模讨伐的军队，楚国也必然败退而无法支撑。然后尽其全力汇聚于楚国，可以成就大事，这是攻击敌人薄弱环节的策略。驻扎在陉地，并不是因为畏惧，而是因为我们正大规模集结八国的军队，以压迫敌国边境，如果它确实不衡量事势力量，出来与我们交战，那么我们就可以坐收胜利之功；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深入其地，让军队停滞在方城、汉水之下，那么胜负也难以预料。所以驻扎在陉地，以修撰文告的言辞，旨在使其屈服就停止，这是审慎进退的适宜做法。等到屈完来军中结盟，于是退兵到召陵，与他结盟，并不是显示怯懦。大概是因为背叛就讨伐，顺从就宽恕，这是霸主的道义。当它背叛时，就率领重兵压迫敌国边境，以此来显示武力；当它顺从时，就退兵到召陵，与他结盟，以此来显示仁德。用武力震慑它，用仁德安抚它，那么中原的道义就合乎规范，而蛮荆的心就信服了。这是兼用威势与恩惠的方法。这大概是齐桓公节制军队，而管仲教导他的结果。杨雄说：“《春秋》赞美召陵之盟，正是指这个。”有的人却为此解释说：“《春秋》记载屈完来结盟，而不称楚子派遣他，这是屈完的结盟，并非楚子的本意。”楚国侵扰中原，这时最为严重，必定要大有惩戒。纵然说不加兵而使其自行顺服，也应当让楚子在盟会上屈从才可以。现在楚子不到，而只听任屈完自行结盟，这是向楚国示弱。以堂堂八国的军队入侵蔡国，而蔡国在楚子屈服之余溃败，乘着余威，声讨罪过，它虽然有方城、汉水，果真值得倚仗吗？现在却向楚国示弱，最终盟誓的血迹未干，而围攻许国、灭国、讨伐徐国的军队相继出动，都是齐桓公示弱的过错。所以召陵的结盟，不如城濮的一战。持这种说法的人错了。我曾经考察过，屈完的结盟与齐国佐的结盟是一样的。然而成二年《春秋》记载齐国的事说：“齐侯派遣国佐到军中，己酉日，与国佐在袁娄结盟。”说“到军中”，是请求结盟的言辞，请求结盟则结盟与不结盟还难以预料。这一年记载楚国的事说：“楚国屈完来军中结盟。”说“来结盟”，是事先约定的言辞，事先约定则楚国来结盟本来就是它的本意。况且记载说“楚国屈完来军中结盟”，就像说“荆人来聘问”一样。来结盟不称派遣，来聘问也不称派遣，可以说来聘问，难道不是楚子派遣的吗？大概派遣屈完来结盟，是因为楚国不敢与齐国交战，而后屈完才来。屈完来则楚国顺服了。霸主用兵，旨在使人顺服就停止，难道一定要在两军阵前计较小小的胜负吗？看召陵的军队，又与城濮不同。城濮之战，当时，楚国人围攻宋国，楚国人救援卫国，楚军本来就在外面。楚军在外面，是出洞的老虎，与它一战而决胜负就容易。召陵的军队，当时，楚国虽然在前年冬天讨伐郑国，但未曾驻兵于中原，这是楚军本来就在国内。楚军在国内，是守在洞口的老虎。与它一战而决胜负，就困难。所以入侵蔡国以讨伐它的援助，使它左顾右盼而失去帮助；驻扎陉地以压迫它的边境，使它彷徨自救而恐惧灭亡。又不深入客地以自取危难，不急于逼迫穷途末路的狗以致反咬，这才是真正懂军事的人。城濮之战可以挫伤楚国的气势，召陵的军队可以顺服楚国的心。谁说召陵的功劳反而劣于城濮呢？何况先修撰文告的言辞而不急于交战，接着退兵到召陵而不逼迫结盟，大概又有王道的景象，不是诡诈以求功的人所能比拟的。这大概是管仲所为吧？孔子称赞他说：“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不靠武力，是管仲的力量。”又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披头散发、衣襟左开了。”圣人的称赞如此，而有的人却想轻视他的功劳，可以吗？《公羊传》说：“桓公拯救中原而排斥夷狄，最终使荆楚帖服。”这话说得对。虽然如此，后来，责备楚国贡品不进入王室，祭祀不供给，楚人服罪，军队出师有名。而孟子为什么说“春秋无义战”呢？胡安国说：“比如杀人，有人说人可以杀吗？回答说可以。说谁可以杀他？回答说做士师就可以杀他了。国家可以讨伐吗？回答说可以。说谁可以讨伐它？回答说做天吏就可以讨伐它了。”楚国虽然暴横于中原，齐国不请示周天子，擅自会合诸侯，难道就是所谓做天吏来讨伐它吗？邵雍也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功过不能互相掩盖。五霸中，是功劳之首，也是罪行之魁。《春秋》之间，有功的人没有大的……”

译在五霸之中，有过失的人也没有比五霸更大的了。”观察这两位先生的言论，就可以知道孟子的意思了。

译许男新臣去世。

有人问许男去世的情况，是死在军队中吗？还是死在国内吗？回答说：《春秋》记载诸侯死在军队中，就写“师”；死在防地，就写“防”。这是为了明确他们死在国外。死在军队中的情况，比如成公十三年，鲁公在防地伐秦，曹伯庐死在军队中；襄公十八年，围攻齐国，曹伯负刍死在军队中。大概经文只记载诸侯伐国、围国，而不记载驻扎的具体地点，所以写“卒于师”，不写“于师”，这样就没有办法知道他们是死在国外了。死在防地的情况，比如宣公九年，晋侯在扈地设防，晋国荀林父伐陈，辛酉日，晋侯黒臋死在扈地；襄公七年，晋侯在鄬地设防，郑伯髠顽来到防地，死在鄵地。凡是都记载地点的，都是为了明确他们死在国外。这一年许男去世，没有记载地点。刘氏认为他是离开军队和防地后又回到了国内，然而根据经文考证，晋侯死在扈地，先记载在扈地设防，接着记载晋国荀林父伐陈，所以下文不得不记载死在扈地。这一年许男先是跟随诸侯侵蔡，驻扎在陉地，下文又记载他来到军队中结盟，那么许男的去世，显然是死在驻扎在陉地的军队中，明白无疑，不能与其他条文一概而论。经文没有记载地点，大概是省略了文字罢了。

齐国人抓住了陈国的辕涛涂。

有人问：“记载‘执’（抓捕）的情况很多，但有的称‘侯’来抓捕，有的称‘人’来抓捕，为什么呢？”回答说：“称‘人’，是简略的措辞；称‘侯’，是郑重的措辞。称‘人’，是行文的常规；称‘侯’，是特意改变行文。《春秋》中诸侯抓捕别人，都是出于私心，所以都称‘人’。比如宋国人抓捕郑国的祭仲，齐国人抓捕陈国的辕涛涂，齐国人抓捕郑国的詹，齐国人抓捕子叔姬，晋国人抓捕卫国的石买，晋国人抓捕卫国的甯喜，楚国人抓捕陈国的于征师，晋国人抓捕季孙意如，晋国人抓捕叔孙婼，晋国人抓捕宋国的仲几，晋国人抓捕宋国的乐祁犁，齐国人抓捕卫国的北宫结，凡是这些都称‘人’。诸侯抓捕诸侯，也称‘人’。僖公五年，晋国人抓捕虞公；十九年，宋国人抓捕滕子婴齐；邾国人抓捕鄫子；二十八年，晋国人抓捕卫侯；成公九年，晋国人抓捕郑伯，以上也都称‘人’。只有僖公二十一年，记载‘宋公、楚子某某在盂地会盟，抓捕宋公以伐宋’；二十八年，晋侯进入曹国，抓捕曹伯，这是改变行文。大概因为‘抓捕宋公’写在‘盂地会盟’之下，‘抓捕曹伯’写在‘进入曹国’之下，所以不再写‘某人’了。昭公八年，楚国军队灭陈，抓捕陈公子招；十一年，楚国军队灭蔡，抓捕蔡世子有，这也是改变行文。大概因为‘抓捕陈公子招’写在‘灭陈’之下，‘抓捕蔡世子有’写在‘灭蔡’之下，所以也不再写‘某人’了。这都是为了避免与上文重复。只有成公十五年，晋侯抓捕曹伯，把他押送到京师，不写‘人’而写‘侯’。大概《春秋》中诸侯抓捕别人而合乎道义的，只有这一件事，所以特意记载。这也不同于不合道义而抓捕别人的情况。所以说：‘齐国人抓捕陈国的辕涛涂，是简略的措辞。’‘人’，是贯通上下等级的措辞。那么齐桓公抓捕辕涛涂，是因为他有罪吗？回答说：‘辕涛涂出此谋划，是考虑到这会严重成为国家的祸患。他不忠于齐国而忠于陈国，为什么要抓捕他？’申侯是郑国的奸佞之人，贪图取悦大国而不顾道义是否可行，这是君子非常厌恶的，为什么要奖赏他？齐桓公不考虑自己的军队是否有骚扰百姓，反而怪罪陈国人不忠诚，既抓捕了他的臣子，又攻打他的国家，凭借霸主的威势凌驾于各国之上，齐桓公的心到这里也稍微有些骄盈了。成汤征伐时，行路的人不停止，耕田的人不改变；宣王的军队不留驻也不驻扎，而三件事都就绪。古代善于用兵的人，本来就有进入别人的国境而秋毫无犯的。齐桓公的军队虽然有所节制，但看辕涛涂的话，认为从陈、郑之间经过，国家必定会深受其害，那么他在用兵行师之道上，本来就有愧于古人了。

晋侯杀死了他的世子申生。

有人问：‘〇记载世子在新城自缢，而经文直接写晋侯杀了他，为什么呢？’回答说：‘罪责在晋侯。凡是杀死世子、母弟，都直指国君，大概因为世子、母弟的亲近，如果不是国君杀他们，就没有人能杀他们了。献公宠爱骊姬，就并立正妻和宠妾；奚齐、卓子就等同于嫡子了。祸乱的根源已经形成。世子被杀，不是别人，就是晋侯罢了。然而申生进不能自我辩白，退不能逃避灾难，因为爱父亲而姑息迁就，从而把父亲陷于不义，使他父亲有了杀子的名声，这是申生造成的。像申生这样的人，可以说轻视死亡了，但说到孝道则还不够。董仲舒说：‘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前面有防备却看不见，后面有贼寇却不知道；做臣子的人不可以不通晓《春秋》，遵守常事却不知道适宜，遭遇变故却不知道权变。’那么像献公这样的人，大概就是所谓前面有防备却看不见的人吧？这就是防止首恶的名声。像申生这样的人，大概就是所谓遭遇变故却不知道权变的人吧？这就是把父亲陷于不义。

在首止会盟。

有人问首止会盟特别对待世子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葵丘会盟，把宰周公写在诸侯之上，以周公主持会盟为文，尊崇天子的三公。然而其行文也与王人排列在诸侯之上没有区别。首止会盟则特别对待世子而不让他与诸侯并列，大概因为世子的尊贵不

译这可以与宰周公相比拟。齐桓公因此不敢将王世子与诸侯同等对待。不把王世子与诸侯同等对待，本来就是用来确立王世子地位的做法。《春秋》中先记载“防”而后记载“盟”的情况，如果中间有其他事件发生，就记载为“诸侯在某地结盟”。例如襄公十八年冬天，鲁公与诸侯共同包围齐国，接着记载“曹伯负刍死在军中”、“楚公子午率领军队攻打郑国”。十九年春天，诸侯在祝柯结盟，那么在祝柯结盟的就是那些包围齐国的诸侯。二十五年，鲁公在夷仪与诸侯会合，接着记载“郑国公孙舍之率领军队进入陈国”。秋天，诸侯在重丘共同结盟，那么在重丘结盟的就是在夷仪会合的诸侯。在包围齐国和夷仪时，诸侯排列有序；而在祝柯和重丘时，只泛称“诸侯”，这是因为前面已经具体列举，后面就用总称。这一年，在首止会合之下没有其他事件，却记载“诸侯在首止结盟”，大概是因为王世子没有参与结盟。所以，会合中有周人参与结盟，没有周人参与却记载“在某月某日会合，诸侯结盟”，这体现的是齐桓公的谦让。这一年在首止的会合，就相当于九年葵丘的结盟。会合中有周人参与结盟，有周人参与却记载“在某地会合”，只说“某日结盟”，这体现的是晋厉公的傲慢。成公十七年柯陵的结盟就是如此。齐桓公的会合涉及天子的事务，在洮地三次会合时，将王人排在诸侯之上并共同结盟。王人地位卑微，即使共同结盟也没有嫌疑。在葵丘时，将宰周公排在诸侯之上，却不敢共同结盟。天子的宰相比地位卑微的人不同。在首止时，不仅不敢共同结盟，而且特别区分王世子，不敢将王世子与诸侯同等对待。因为王世子尊贵，不仅仅与天子的宰相比拟。齐桓公因此知道了应当有所节制。

译郑伯逃归不盟

有人问：“郑伯逃归，难道不是奉了周天子的命令吗？却用‘逃’字来记载，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前代的儒者已经说过了。”胡氏说：“‘逃’是普通百姓做的事。以诸侯的尊贵身份，却去做普通百姓的事，虽然最终后悔，生病后请求结盟，但对他所丧失的尊严有什么补救呢？史书记载‘逃归不盟’，是深深地贬斥他。”【全文见〇】石氏说：“晋悼公在鄬地会合诸侯，陈侯逃归，没有与齐桓公结盟；诸侯在首止会合，郑伯逃归，没有结盟。鄬地的会合，陈国畏惧楚国，背叛晋国；首止的会合，郑国听从周王，背叛齐国。这两个国家的君主，背离顺从，追随逆乱，抛弃信义，都记载‘逃’字来轻视他们。”王氏说：“郑伯不通晓大义，跟随周王陷入昏乱，因为惠后的谄媚，开启了子带的野心，成就了楚国的势力，这都是郑伯造成的。”

楚围许

有人问：“许男向楚国投降，楚子赦免了他，是这样吗？”回答说：“没有这件事。凭什么这么说呢？诸侯救援许国，许国的围困已经解除，何必辛苦向楚国投降呢？况且后来，许男曾经与诸侯会合，可知他起初并没有向楚国投降。”刘敞已经说过了。

小邾子来朝

有人问：“有邾子，又有小邾子，这是为什么呢？”石氏说：“这是郳国的黎来。周武王将帝颛顼的后代挟封在邾。挟的后代对周朝有功，又封他的儿子友在郳。邾，是鲁国的附庸；郳，又是邾的别封之地。庄公五年，黎来来朝见，史书记载了他的名字。附庸之君称字，而郳又是附庸的城邑罢了。现在来朝见称为‘小邾子’，何休认为这是齐桓公由天子提升他，于是爵位通行，这个说法或许是对的。”

禘于太庙用致夫人

有人问“用致夫人”的是谁？回答说：“考察‘用致夫人’不记载姓氏，说法不同。《左传》认为是哀姜，《公羊传》认为是齐国的媵妾，《谷梁传》认为是立妾的言辞。而刘向因此认为是成风。又有认为是文姜的，这是程氏的说法。有认为是声姜的，这是王氏的说法。大概因为经文不记载姓氏，导致众儒争论纷纷。以我的推测，怀疑成风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大概‘用’是不应该用的，‘致’是不应该致的。《春秋》常事不记载，非常事才记载。禘祭不合礼，但它的过失已经很久了。圣人虽然想讥讽它，能够全部记载吗？所以在它禘祭而又失礼的时候才开始记载。凡是禘祭是为了审定昭穆次序。圣人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表明鲁国的失礼。成风，是妾母。《春秋》中妾母的例子有三个：隐公的母亲，记载说‘君氏卒’，而不记载安葬，大概是因为隐公不用夫人的礼仪安葬他的母亲。改变文字称为‘君氏’，是为了表明她是国君的母亲。哀公的母亲，记载说‘姒氏卒’，而不记载薨，大概是因为哀公不用夫人的礼仪为他的母亲治丧。然而记载了安葬，记载安葬那么她是国君的母亲也就知道了。只是说‘葬定姒’而不称小君，那么虽然安葬但她的礼仪还是有所降低的。至于僖公的母亲，那么死称夫人，葬称小君，这就是用夫人的礼仪为他的母亲治丧，用小君的礼仪安葬他的母亲了。从此以后，宣公的敬嬴，襄公的定姒，昭公的齐归，都是这样。由此看来，那么妾母成为夫人，是从僖公开始的。在此之前有惠公的仲子，为什么说从僖公开始呢？回答说：圣人记载‘来归惠公仲子的赗’、‘僖公成风的襚’，大概是在谴责他们。然而仲子的宫室还立别庙来祭祀她，还存有疑虑。到了僖公，死葬都用了夫人的例子，所以说从僖公开始。难道让她成为夫人的，是从这一年的太庙禘祭开始的吗？到了宣公、襄公就有先例了，所以圣人在她‘用致夫人’的开始，谨慎地记载下来。如果认为是哀姜、文姜，那么死称夫人，葬称小君了，没有安葬称小君而不附祭宗庙，一直等到这个时候才附祭宗庙的。如果说僖公娶声姜在还没有即位之前，没有曾经庙见，于是趁着禘祭而庙见，那么在僖公即位的时候，又怎么能不举行这个礼仪，一直等到今天才致呢？如果是齐媵的说法，刘原父也已经辩驳过了。所以说‘致夫人’的是成风。范宁说‘庶子为后，为其母缌，妾母不得为夫人’的证明。他的话是对的。

十二月天王崩

有人问经文记载十二月，而《左传》说是闰月，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刘氏说：「《左传》前年〇说：『惠王崩，襄王厌恶太叔带的祸难，害怕不能即位，不〇丧，而向齐国报告祸难。』今年在洮地结盟，那么在洮地结盟的时候，诸侯已经知道王崩了，不应该练祭之后才告诉诸侯。《左传》说前年闰月王崩，而经文记载在今年十二月，那么说是襄王定位之后才〇丧，都不可信。那么七年〇所说的向齐国报告祸难，实际上是八年十二月的事。八年谋划王室的事，实际上是今年葵丘的事。古代记载不同，因此差错互相交错。」

伯姬卒

有人问：“伯姬的死，不系属国家，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还没有出嫁的人。”石氏说：“女子许配人家，加笄而取字，记载字就是许配人家了。”在礼制上，姑姊妹没有出嫁就服齐衰，已经出嫁就降低为大功九月，那么降低而服从薄礼。《檀弓》所说的“大概有接受我而厚待我的人”，认为丈夫既然接受而

译如果为她服一年的丧，那么我就应当降低丧服的等级，为她穿较薄的丧服。礼制中还有规定：“娶妻有吉日，如果新娘去世，女婿要穿齐衰去吊唁；安葬之后除去丧服，穿齐衰去吊唁，是为了表明有恩情；安葬之后除去丧服，是为了表明有制度的限制。”女婿既然没有接受丧服就除去了，那么兄弟就不应当为他降低丧服的等级。既然如此，那么没有出嫁的女子，也应当为她服一年的丧。《春秋》记载“伯姬卒”，是讥讽鲁国不给她服丧。我认为，鲁国宗室女子未出嫁而记载“卒”的，只有这一年以及文公十二年的“子叔姬卒”而已。或许是因为情感深厚而记载，像鄫季姬那样的情况，也未可知。

译里克杀奚齐

有人问：《春秋》记载杀害尚未满一年的国君共有四次，在国内的是子般、子赤，在国外的是奚齐、齐舍。其中三次对待他们如同正式即位的国君，只有这一次在文字表述上与众不同，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自有其中的道理。石氏说：诸侯在丧期称为“子”，杀害未满一年的国君等同于杀害正式即位的国君。子般记载为“子”，是因为他在丧期；齐舍记载为“君”，是把他等同于正式即位的国君。晋国里克杀害奚齐，则与此不同。称“子”必定要依附于其国君，以表明国人并不把他当作儿子看待；称“君”必定要说“其君之子”，以表明国人并不把他当作国君看待。国人并不把他当作儿子，而献公独自把他当作儿子；国人并不把他当作国君，而荀息独自把他当作国君。杀害其君之子奚齐，既不说他是“君”，也不说他是“子”，其中的意图也就显而易见了。道理没有比明确名分更大的了。所以《春秋》严格区分嫡庶的名分，并且曲折地表达这种严厉。晋侯听信骊姬的谗言，杀害世子申生，让荀息辅佐奚齐并立他为君，背离正道太严重了。《春秋》剥夺其君位并纠正名分，以表明名分不可混乱。

公如齐

有人问：鲁公前往齐国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十二位鲁公的记载中，前往京师的有一次，朝见天子所在地的有两次，前往齐国、晋国、楚国的屡次发生。其中的含义由此可见。”

晋里克弑其君卓

有人问：里克对于卓，用“弑君”来记载，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胡氏说：骊姬将要杀害世子，却忌惮里克，于是让优施给里克喝酒，并告诉他其中的缘故，里克听信了他们的阴谋，于是想以中立来自我保全，称病不上朝，过了三十天祸难发生，这就是所谓的贪恋禄位、苟且容身，加速了献公杀嫡立庶的祸患，所以《春秋》成全了他与君主的君臣名分，以纠正他弑君叛逆的罪行。里克虽然想推辞而不接受，难道可以吗？假如里克明白大臣的道义，依据经义在朝廷上直言规劝以打动君主，坚守节操不改变，稳固太子以牵制其党羽，多方制造事端以改变君主的意志。如果成功，那是国家的福气；如果不成功，而死于职守，也没有遗憾了。人臣所明白的是道义，对于成功不贵在侥幸而成；所树立的是节操，对于死亡不贵在侥幸而免。里克想以中立祈求免祸，自以为聪明，但最终也不能免祸。同样是死，不死于维护世子，却死于弑君，这也是不知道命运的限制啊！古语说：不知道命运，就不能成为君子。作为人臣而不懂《春秋》的，必定陷入篡位弑君、被诛杀的罪责，里克就是这样的人。刘氏说：里克如果能不听优施的阴谋，甯喜能不从孙林父的叛乱，陈乞能不随景公的迷惑，那么晋国就没有杀害世子的祸患，卫国就没有驱逐国君的恶行，齐国就没有立宠妾之子的变乱了。祸患在于苟且迎合、逢迎君主的恶行，所以《春秋》成全其君臣名分，彰显其篡弑之罪。所谓不懂其义，空受指责，不敢推辞。不然的话，卓与剽、荼，哪里有适宜做国君的道理呢？

齐侯许男伐北戎

有人问：北戎的族群，杜氏认为北戎是山戎、茅戎，属于西戎；泸戎属于南戎。他们的种类实在繁多，举出一个其余的就可见了。在济西遇到鲁庄公，于是讨伐戎人，就知道这是为鲁国讨伐；楚人讨伐郑国，而后讨伐楚国，就知道这是为郑国讨伐。北戎讨伐诸侯，鲁国不参与，而许男跟随，推测这是为许国讨伐吧？

季姬使鄫子来朝

有人问：“季姬，不是鲁国的女子吗？她让鄫子来朝见，是为什么呢？”回答说：“鲁国女子出嫁，说‘归于某’，如隐公二年伯姬归于纪，庄公二十五年伯姬归于某之类就是这样。被休弃回娘家说‘来归’，如宣公十六年郯伯姬，成公五年某叔姬之类就是这样。没有事情而来，就说‘来’，如庄公二十五年某伯姬，僖公二十八年某伯姬之类就是这样。季姬上面没有‘归鄫’的文字，那就是未出嫁的女子。这一年六月，与鄫子在防地相遇，第二年九月归于鄫，那就是先与鄫子相遇，而后嫁给鄫子。有人说季姬已经出嫁但中途断绝关系，然而季姬不依附于鄫，那就是未出嫁的说法。有人怀疑女子，却出防诸侯，让诸侯来请求自己，事情哪有到这种程度的？然而春秋时期，闺门不严，男女之别混乱，如姜氏出防，连年不断，即使是里巷中的普通妇女，尚且有时如此，那么季姬出防相遇，恐怕也有这种情况。然而女子许配人家，加笄取字，记载为‘季姬’，那就是取字。妇人记载字，是许配人家的说法。难道是她许配给鄫而尚未嫁给鄫吗？那么出防诸侯，让诸侯来请求自己，恐怕有这种事，不至于像有人所怀疑的那样。何休认为季姬许配给邾，而与鄫子相遇，让鄫子请求自己，不知道依据是什么。

沙鹿崩

有人问：“沙鹿不依附于国家，是为什么呢？”《春秋》记载地名，有不依附于国家的，如楚丘不依附于卫，缘陵不依附于某，大概是不把楚丘、缘陵依附于卫某。沙鹿、梁山不依附于晋，大概是天下的名山大川。古代名山大泽，不以其地分封，它们的名称本来就有固定的地方。下阳不依附于虢，虎牢不依附于郑，大概是天下的险要之地。下阳灭亡，那么虞虢灭亡；虎牢，是郑国的屏障。天下的险要之地，也有定数，所以也不依附于国家。

公如齐

有人问：鲁公前往齐国，杜预认为是五年一朝见，是这样吗？回答说：查考《左传》文公十一年，曹伯来朝见；十五年，又来朝见。《左传》说：“五年

译“一年一朝，是古代的制度。”这一年鲁公前往齐国，十年前鲁公也曾去过齐国，到现在正好是五年，所以杜预、何休都认为这符合古制。我考察陆象山的话说：“古代诸侯对于天子，每隔一年进行一次小聘，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聘，每五年进行一次朝见。天子每五年进行一次狩猎。周朝的制度是每六年五服诸侯朝见一次，又过六年天子才按时狩猎，在四岳考察制度。诸侯各自朝见方岳，朝见是为了考察制度，尊崇天子。所以说：‘天子没有战事时与诸侯相见称为朝，通过考察礼制、端正刑罚、统一德行来尊崇天子。’《谷梁传》认为天子没有战事时诸侯互相朝见，这是错误的。礼制中所说的两位君主相见，不过是难免会有这样的事罢了，并非固定的制度。每隔一年进行一次小聘，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聘，诸侯之间互相聘问是有固定制度的。所以说：朝觐的礼仪，是用来明确君臣之义的；聘问的礼仪，是用来使诸侯互相尊敬的。因此，一次不朝见就贬低他的爵位，两次不朝见就削减他的土地，三次不朝见就出动军队讨伐他，这是夏、商、周三代通行的制度。由此说来，诸侯之间没有朝见的礼仪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