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

译防备国家有大难，奉命出仕，对时局毫无补益，因荒废旧学而获罪。既然已经北行，平生所写的片纸只字，没有一件留存。忧患困顿已久，深思旧日见闻，十成中已遗失五六。随后从燕地来到瀛州，又遭暴徒抢劫。但因为靠近中原，士大夫懂得珍视经籍，才得以全面阅览《春秋》的文字，于是通过解答疑问来阐述自己的见解，最终完成了旧日的学业。书成之后，提炼出纲领，列在篇首：一是推原《春秋》之所以假托鲁隐公开始的原因；二是推究阐明孔子推行夏历的意图；三是辨析“五始”；四是评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五是阐明霸业；六是以经文校正条例。共十篇，使读者先在此处有所考证，或许能知道我这多年用心之所在。至于僭越冒犯的罪责，则是无法逃避的。眉山后学寓居古杭的〇翁谨书。

译钦定四库全书《春秋集传详说》纲领，由宋代家翁撰写。

探究《春秋》为何从隐公开始（上）

有人说：“《黍离》降入《国风》，《诗经》灭亡之后，《春秋》才作”，自从孟子以来就有这种说法了。然而周平王东迁，是在鲁孝公晚年，历经孝公、惠公，到了隐公时《春秋》才开始作，这是什么缘故呢？回答说：对此说法很多。杜预认为，平王东迁之初，隐公是位让国的贤君，考察其时代相承接，这是一种说法。近代的儒者先贤有人认为，周天子不应下葬诸侯的妾室，《春秋》因此开始；又有人认为《春秋》是为桓王而始，不是为平王。我根据当时的事来看，这几种说法都未能完全领会圣人的本意。虽然让国是美德，但隐公不该让国却让了，以致招致祸乱，这不是圣门所深取的；而赗妾只是一件事的过失，不是一部经书开始的原因；认为为桓王不为平王，尤其不是确切的论断。《春秋》的写作，是为了将王法垂范于后代，明确君臣的名分，纠正对乱臣贼子的诛讨，这是王法中最大的事。所以《春秋》以此开始。鲁国自隐公以后，臣子弑杀君主，弟弟弑杀兄长，妻子杀害丈夫，篡位弑君的事接连四代出现，圣人对此深感忧虑，所以依据鲁国史书修撰《春秋》，首先确立王法以讨伐乱臣贼子。孟子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说：“《春秋》完成，乱臣贼子就恐惧了”，这就是圣人从隐公开始的本意。虽然如此，《春秋》是天子的事业，阐明一统的王法以昭示后世，为鲁国而始，也是为周朝而始。周幽王死于犬戎之祸，固然有自取灭亡的原因，而平王是幽王的太子，母子被谗言所害遭到驱逐，逃奔到申国。申侯是他的外祖父，为他联合犬戎攻打周朝并杀死了君主，于是平王才得以即位。申侯、犬戎，都是平王不共戴天的仇敌。平王因为父仇而得到国家，不思量君位是天位，自己作为长子继承文武成康的基业，大概是上天所赐，与申侯有什么关系呢？却怀恨得到国家的恩情，废弃复仇的道义，按照《左传》的书法，平王何以能在天地之间自处？三纲沦丧，九法败坏，没有比这时更严重的了。圣人在平王初年，还希望他有志于复仇，以伸张天下的大义。大义明辨，根本端正，然后才能大服人心，振兴衰败的纲纪，号召海内。而平王因循苟且，最终不能以此自勉，反而戍守申国、甫国，忘却亲情，奖助仇敌，《黍离》的讽刺诗因此兴起。所以孔子在编排《诗经》时，将《黍离》降入《国风》；在《春秋》中，则从隐公元年、平王末年写起。从隐公开始，是为了诛讨鲁国的乱臣贼子；从平王开始，是因为他忘却亲情、奖助仇敌，灭绝天理，不孝不君，接近乱臣贼子的行为，圣人为万世确立王法，《春秋》由此作。《春秋》为诛讨乱臣贼子而始，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不仅如此，卫国州吁弑杀桓公，鲁国翚弑杀隐公，宋国华督弑杀殇公，郑国突篡位昭公，都是《春秋》初年的事。方伯连帅不能奉行王命讨伐乱臣贼子，而宋、鲁、齐、郑更会合诸侯兴兵以安定篡位贼子之位，违背正道，败坏常理，毫无顾忌。圣人对邻国的两次讨伐【陈国讨伐卫国的贼子，蔡国讨伐陈国的贼子】屡次记载以奖赏他们，对盟国的四次逆乱明确法度以诛讨他们【四逆指宋、鲁、齐、郑】，不但诛讨乱臣贼子，而且对其党附贼子、倚仗祸乱的人也加以斧钺之戮，将使天下后世作恶的人不再有党羽来成就其恶，这又是《春秋》拨乱反正，遏制人欲、保存天理，在初年体现出来的。孟子说：“禹抑制洪水而天下太平，周公驱除猛兽而百姓安宁，孔子完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恐惧”，真是知言啊！所以曾说，不是圣人不能修撰《春秋》，只有孟子能懂得《春秋》。

探究《春秋》为何从隐公开始（下）

有人说：“您说《春秋》从隐公开始，是为了讨伐乱臣贼子，而隐公、桓公被弑，《春秋》都避讳而不直书，这是什么缘故呢？”回答说：“史官避讳，而《春秋》为之辨明。弑君的贼子，如果不是该国的大臣世卿，就是贵介公子中掌权任事的人。他们弑杀君主而自立为君，或在国中执政，史官能尽职责而正其罪名的，能有几人呢？赵盾弑君，董狐记载；崔杼弑君，太史记载。董狐仅能自免，而太史死了三人，才得以记载，那么作为史官而正乱臣贼子之罪的，也很难了。鲁桓公弑杀隐公，是弑君而自立为君；文姜弑杀桓公、敬嬴弑杀赤，是弑君而立其子为君。又有贼臣为之羽翼，强国为之外援，史臣想正其罪，必定要以死力争才行。而鲁国没有董狐、南史那样的直笔，也就为之避讳，而以正常死亡记载了。所以隐公、桓公记载为薨，是鲁国史官为权臣避讳罢了。等到圣人作经，想直接正其罪，如果这样做，就会暴露鲁国先君的恶行，所以依据已记载的而显示微意。隐公之死不记地点、不记葬事，桓公之死说薨于齐，又说夫人姜氏逃到齐国，赤被弑说襄仲到齐国，太子去世，而隐公、桓公、赤被弑的情况就明白了，这是出自圣人的特笔。杜预说实际是弑君而记载为薨的，是史策所避讳，说鲁国史臣避讳，而《春秋》沿袭它，虽然沿袭但实际是正其罪的。《春秋》为万世立法，以诛讨乱臣贼子为首务，臣子弑杀君主，

译怎么能够全都为他们隐瞒呢？然而近代的儒者们却说：“鲁国的史官本来直接记载了事实，圣人为了回避他们的恶行，在修订时改写成‘君薨’。”唉！国君不幸被弑杀，史臣既然在史书中如实记载以匡正贼臣的罪责，而《春秋》却又跟着删削它，圣人又是什么心思这样做呢？每当看到近代的儒者，不用明白正大的态度去探求《春秋》，却致力于用迂回曲折的方式去探求《春秋》，明显的地方他们去探求隐晦的含义，直白的事情他们去揣测迂曲的意图，圣人修经的防微杜渐之意反而因此郁结而不通。大概《春秋》的书法，虽然确实有微言大义和深奥防微之处，但至于彰明德行、讨伐罪过、奖赏善行、惩罚恶行，《春秋》的心意，就如同帝王的心意一样，似乎不必专门用隐晦深奥、迂回曲折的方式来探求它。”有人又说：“子般、闵公被弑杀，贼人既然已经被讨伐，旧史书为什么还记载为没有被弑杀呢？”回答说：“子般、闵公被弑杀，是公子庆父和哀姜所为。前面的史官既然已经为鲁桓公和文姜隐瞒，后面的史官沿袭他们记载的方法，也有所忌惮而不敢直接匡正他们的罪责。庆父虽然死了，但他的子孙掌权，位列三家，世代在鲁国执政，史官不记载为弑君，本来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庆父出逃，哀姜被杀，那么圣人为他们辩白，以彰显他们参与弑君的罪责。难道只有鲁国是这样吗？当时诸侯国中有国君被弑杀，而贼人立即被讨伐并来告状的，像卫国州吁、齐国无知等人，不过寥寥数人，鲁国史官得以直接记载事实。那些没有来告状而史官失于记载的多了。像楚国商臣、齐国商人弑君自立为君，齐国崔杼、陈乞、陈恒弑君立君而把持国家政权，他们必定不会向世人宣告‘我确实弑杀了国君’，而邻国的史官得到传闻，也不敢立即记载，或者又畏惧他们强大，忌惮他们作为盟主，不敢直接记载事实，所以齐、晋、楚弑杀国君的人，旧史书大都不按实情记载。等到圣人作经，然后根据所闻所见裁断并匡正它，记载某弑杀其君某，这就是《春秋》书法用来加重惩处乱贼的原因。难道是旧史书记载了，圣人却为他们隐瞒吗？此外，又有国君被弑杀而死，而《春秋》记载为‘卒’，像郑伯髠顽之类，大概有深意存在，而不是所谓的隐瞒。又有旧史书得到传闻，不是弑杀却记载为弑杀，像许世子止之类，圣人借此垂示人子侍奉父母的法则，又为他举行葬礼以消除后代的疑惑，这就是《春秋》微言大义所在，学习《春秋》的人应当深入思考，各位儒者各自有各自的见解，没有必要感到困惑。”有人又说：“您说《春秋》以诛杀乱贼开始，我已经听到这个说法了，《春秋》所以结束，也可以说说吗？”回答说：“以诛杀乱贼开始，也以诛杀乱贼结束。田恒弑杀国君，孔子沐浴后上朝，告诉哀公请求讨伐他，哀公不能采纳。这一年，《春秋》因为获得麒麟而绝笔了。大概鲁国大乱，国君被弑杀死的有四代，《春秋》因此开始；齐国大乱，国君被弑杀死的也有三代，田氏因此篡夺齐国政权，而《春秋》结束了。所以说：以诛杀乱贼开始，也以诛杀乱贼结束。”

译探究夏历正月（上）

寅、卯、辰三个月为春季，寅月为岁首，这是百代君王都不改变的历法正朔。虞、夏及以前的时代，春季始于寅月，岁首也在寅月，天时与王政都符合正道。自从商人以建丑之月为岁首，周人又以建子之月为岁首，百代不变的历法正朔与商、周两代的岁首才开始分为两回事。孔子推行夏历，希望历法正朔与时令都以寅月为首，革除商、周两代的岁首而遵循百代不变的历法正朔，这是孔子平素的志向，所以记载在《春秋》中，说“元年春”，又说“王正月”。在“春”字之下注明“正”，是为了表明天时在此，王政的正朔也在此，为万世留下不可更改的法度。在此之前并非没有史书，但记事者不一定都在年份之下书写时令，也不一定都在时令之下书写月份。如今将时令系于年份之下，将月份系于时令之下，这是孔子修撰《春秋》特意确立的法度，以表明岁首必须始于寅月才算是春，春季必须始于寅月才算是正。春在此，正也在此，这才算是正，这就是孔子推行夏历的原因。有人问：“孔子没有君位却改变当时国君的历法正朔，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春秋》是王法。应当因循的就因循，应当变革的就变革，以此来为后代留下王法。然而《春秋》的法度，也不超出文王、武王、成王、周公的法度。周朝虽然以建子之月为岁首，不过是发号施令从此月开始，而周朝用来衡量时节、颁布农事命令的，依然是夏历、夏正。那些认为周朝以建子之月作为十一月岁首的，是左丘明的错误；认为周朝改变四季，以子、丑、寅为春，卯、辰、巳为夏，午、未、申为秋，酉、戌、亥为冬的，是孔安国、郑康成的大错。”自从伏羲确立人伦准则，仰观天体运行的常道，俯察气候变化的规律，划分阴阳以排列四季，春、秋、冬、夏的位置就确定了，十二个月的次序就确立了，这都是顺应自然的道理，并非圣人凭自己的私智去加以区分。如果把严冬当作春季，那不符合万物生长的节候；把夏季当作秋季，万物正在生长而尚未成熟；把秋季当作冬季，一年的农事尚未完成，想要闭藏却不可能。商、周圣人的心意，与虞、夏圣人的心意是一样的，他们恭敬地顺从天道、慎重地颁布农时，仅此而已。难道会改变四季、扰乱寒暑，然后说我用新历法来使百姓顺从吗？岁首，只是用来发号施令，而正月则是用来纪年、颁布时令的，岁首可以改变，正月不可以改变。这在《尚书》《伊训》中有记载：“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祗见厥祖。”《太甲》中篇记载：“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奉嗣王归于亳。”这十二月是商朝的岁首，但只称为十二月，这表明商朝虽然以建丑之月为岁首，未曾将十二月改为正月。又如《临》卦的《彖》辞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这是指《观》卦而言的。《临》卦是二阳四阴的卦，对应十二月；《观》卦是四阴二阳的卦，对应八月。这是从今年的十二月说到明年的八月，当二阳之气逐渐增长时，预先担忧四阴之气将要兴盛，以《临》、《观》两卦互为反对来说明罢了。这卦下的辞，是文王所作，当时商人以丑月为岁首，而文王的《彖》辞只遵循夏正，这是商朝月份次序没有改变的明显证据。《周书·泰誓》记载：“一月戊午，师渡孟津。”《武成》记载：“一月壬辰，旁死魄。”一月，是建寅之月的正月。在孟津举行春季大防，是夏历孟春建寅之月。不说正月而说一月，先儒认为商人以建丑为岁首，所以避用“正”的名称而称为一月，道理或许如此。孔氏却将一月当作建子之月，他的意思是认为三代改正朔，必定要改变月数；改变月数，必定以其正朔为四季之首。哪里知道改正朔，不过是更改岁首，春、秋、冬、夏可以改变吗？十二个月的次序可以扰乱吗？再考证《诗经》和两种《礼记》，其意义更加明白，传注不足以使人迷惑了。《诗经·豳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是夏历。《小雅》“六月北伐”、“四月维夏，六月徂暑”等诗，与《周颂·臣工》“维莫之春”，都是夏历。《臣工》这首诗，是诸侯助祭以及暮春时遣送他们回国时的告诫之辞。说“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意思是暮春时节应当治理耕作之事，牟麦将要成熟，可以接受上帝的明赐。牟麦将要成熟，那是建辰之月，即夏历的季春。而郑氏笺注《诗经》，却将周朝的暮春指为夏历的孟夏，那么四季就改变了位置，其错误难道不严重吗？《周官》记载冬至祭祀圜丘，夏至祭祀方泽，季春出火，季秋纳火，仲夏斩阴木，仲冬斩阳木，都是指夏历而言的。凌人掌管冰政，岁首十二月，命令取冰，传注说：“夏正十二月，是现在的季冬。”如果认为是周正十二月，即现在的孟冬，水刚开始结冰，冰还不够坚硬，冰可以储藏吗？内宰在仲春告诫内外命妇开始养蚕，是夏历的仲春。如果认为是周朝的仲春，即现在的十二月，可以养蚕吗？《天官》记载“正月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也是夏正

译正月，而《左传》却认为是周历建子之月，这是同一时期从周历、从夏历的不同之处。其实正月颁布政令，也是夏历。议论的人说周公将要实行夏历，所以《周官》中记载的如此，只是那书因为遭遇变故没能施行于当时罢了。又如《礼记·月令》一篇，纯粹使用夏历。王肃、蔡邕都认为这是周公遗留的书，吕不韦稍加附会流传于世，实际上周公的书，吕不韦哪里知道这些呢？汲冢书，不知从何而来，总之也是古书。其中《周月解》、《时解训》等篇，四时中节大致与《月令》相似。而且其中说：“夏历符合天道，百代君王所共同遵循。我周朝改正历法改变器械，以垂示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守祭祀，仍然沿用夏历。”又有《尝麦解》说：“成王四年，孟夏，初次谒见宗庙，便在太祖那里品尝麦子。”如果把卯月当作孟夏，哪里有麦子可以品尝呢？必定如郑玄、孔颖达所说，错乱四时，变更冬夏，那么所谓的分至启闭十二候、十二律，就不与天气物化相应，我知道商、周的圣人必定不会这样做【杂记载孟献子的话说：“正月冬至，可以祭祀天帝；七月夏至，可以祭祀祖先。”这一节是汉代儒者记录礼仪时传闻的错误罢了。我在中篇辨析二至二分，正是指此。大概古代有冬至、夏至，没听说过有春至、秋至的。现在把周历建子当作春、当作正月，这是春天而冬至，可以吗？又把周历建午当作秋、当作七月，这是秋天而夏至，可以吗？二至既然错乱，二分也随着错乱。必定要把夏历十二月半当作春分，六月半当作秋分，阴阳能得到中吗？寒暑能平衡吗？这不用智者就知道不对】又如《鲁论》曾皙舍瑟一章，所谓的暮春，也可以指为夏历的正月吗？现在的正月，寒意依然凛冽，既不是春服可以制成的时候，沐浴吹风，都不应当在这个时候，那么这暮春不是夏历又是什么？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的话，本来说修治桥梁必定在冬深水涸的时候，独木桥十一月可以建成，涧水先干涸；大桥必定十二月才建成，河水后干涸，到这个时候才可以施工罢了。传注者引用夏历为证，则不是本意，这又是《鲁论》、《孟子》中月份次序不可改变的证据。自从《左传》一错把“春王正月”当作周王正月，孔颖达、郑玄再错用周历解说《诗经》传注《尚书》，杜预三错编撰《长历》以追随《左传》的错误。从此以来，一千多年，众儒议论固执，没能辨明此事。等到河南程先生说“《春秋》借天时立义”，有夏历冠周月的说法。胡安国传注《春秋》，祖述他的说法，一概以夏历周月为断。时是夏历，那么寅、卯、辰为春；月是周月，那么子为岁首。时自有时，月自有月，不相谋合，夫子“春王正月”的意思果真如此吗？曾经私下观察程子的意思，似乎认为夫子用夏历冠周月，以显示行夏历的意思。但《春秋》有在年之下书时而记事的情况，如隐二年“春，公伐戎于潜”之类，自古已然，大概是史官丢失了月份，只记载了季节，而《春秋》沿用了罢了。圣人的意思，正是说周家以建子为岁首，降而至于衰世，王正不修，历纪废坏，百姓惶惑，有把冬当作春、把春当作夏的，如绛县之年、虢童之谣，百姓对于二代的历法不知从何遵从，所以修《春秋》行夏历以纠正它。现在认为夫子冠以夏历还保留周月，难道不对吗？大概《左传》把王正当作周正，本来不是确然一定的论断，后人因为杜预编了《长历》，而历法有不易知晓的，所以犹豫不敢议论，而不知道历法迁就以求其合。唐人擅长历法的本来曾经非议，说“日子有时不在其月，就改易闰余，曲意迁就”，所以闰月相距近的十余个月，远的七十多个月，像这样求合，对经书有什么益处呢？有人说：“那么用夏历追溯上去，到春秋时代，能合乎吗？”回答说：“天运有常有变，只如日月运行，虽然度数一定，不能不稍有盈缩，有交而不食的，有频交而频食的，所以自古没有无差的历法，可以用定数求吗？杜预务求迁就求合周正，最终不能合，每次为之遁辞说：‘这是经书错了，这是历法错了。’后人舍弃五经的明证而从事于历法，固然当有一二合的，然而得于此而遗于彼，合于前则爽于后，这也是偶合而已。”所以穷究经书的人不必论历法，详细阐明其义于中篇。

译以上所述，是《春秋》奉行夏历正朔的道理，以及《五经》中关于商、周两代时序月次并未改变夏历的明确证据。

原本夏历的正月居中。

主张《春秋》采用周历正朔的，是《左氏传》；为《左氏传》作注并制定历法以流传后世的，是杜预（字元凯）。我未能精通历法，怎敢轻易非议前人的错误？然而想要阐明夏历正朔的学说，便不得不加以论述。僖公五年，《左氏传》记载“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记录者将其作为周历建子为正的明证。这是《传》文所说的“日南至”，而非《经》文所说的“日南至”，难道可以置之不论吗？闰月的法则自虞、夏以来，未曾有过改变。历法家设置闰月，通常以三十二个月为准则，而长历从僖公元年闰十一月到五年闰十二月，相隔共五十个月，与古代历法不同。这是杜预刻意迁就，以求符合《传》文中五年“日南至”的说法。这一年“日南至”，实际上不在这个月，为什么说呢？所谓冬至、夏至，是太阳运行至极南、极北的验证，没听说过春季之初、秋季之初可以用“至”来描述的。现在《左氏传》在这一年春天记载“春王正月日南至”，这是把建子月当作孟春，春天而太阳运行至极南，古代有这种事吗？春天可以记载“日南至”，秋天可以记载“日北至”吗？两至既然错乱，两分也可以随之错乱吗？《左氏传》对于二分、两至、启闭，每每详细记载并完备说明。现在既然以子、丑、寅为春，那么必然以午、未、申为秋，四季错乱，中气也随之紊乱。建子月立春，那么建丑月可以作为春分吗？建午月立秋，那么建未月可以作为秋分吗？春秋分本来是指昼夜相等、寒暑适中，现在把严冬盛夏当作春秋分，昼夜能够均等吗？寒暑能够适中吗？由此推演，天气物候，全都错乱，我不知道孔安国、郑玄认为商周改变四季的说法，对此又该如何解释呢？这是从历法角度而言的。考察文字，左氏自己也不能固守周历正朔的说法，常常杂引周历、夏历来衡量一时之事，而杜预刻意曲解以使之贯通，有最终无法贯通的地方，姑且举出一二来解释学者的疑惑。隐公三年，《左氏传》说：“四月，郑国祭足率领军队夺取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夺取成周的禾稼。”夏天说麦，秋天说禾，其为夏历本来适宜，而杜预却把这四月当作周历的四月，把这秋天当作周历的夏天，说是践踏成周未成熟的禾麦，他的用意为何如此狭隘呢？晋国讨伐虢国，包围上阳。问卜偃说：“我能渡河吗？”回答说：“童谣说……大概是在九月、十月之交吧？”冬天十二月丙子朔，晋国灭虢。《左氏传》用周历记事，卜偃用夏历解释童谣，是遵从《左氏传》呢？还是遵从卜偃呢？卜偃生于当时，世代掌管晋国占卜，如果周家以建子为正月，卜偃为何把十二月当作夏历的十月呢？绛县老人说：“我出生的那年正月甲子朔，已经四百四十五个甲子了。”师旷、士文伯用年岁推算，定为七十三岁。老人大概生于鲁文公十一年夏历建寅的正月朔，到襄公二十九年夏历十二月，为二万六千六百六十天，为七十三岁。而《左氏传》却把这件事记载在三十年的三月，那么老人是生于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而不是正月甲子，到这时已经七十四岁了。假如老人隐居而误举夏历，师旷、士文伯博学精深，不应当与他一起错误。周家以建子为正，而这两人用夏历计算老人出生的年份，必定没有这种事。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发生日食，在社坛击鼓并用牲祭祀。《左氏传》说：“只有正阳之月，阴气未作，发生日食，才用币帛击鼓。”那么因为这不是正阳之月，不应当用正阳之礼，所以《经》文以此讥讽罢了。既然不是正阳之月，那么这个月就是夏历的六月，还有什么可疑的？杜预为了贯通周历正朔的说法，却说：“用长历推算这个六月朔乃是七月朔，设置闰月失当，导致月份错乱。”这是借用历法中不可知之处作为遁词，不符合《经》意，也不符合《左氏传》立例的本意，这是不能不辨明的。又如城郭建筑兴作之事，有的因为地利所在而记载，有的因为轻用民力而记载，《左氏传》一概以周历为断，说这是适时，这是不时。宣公八年十月修筑平阳城，《传》说：“记载这是适时。”以水鸟昏飞正位作为兴作时机的，是《传》的体例。以周历而言，这十月乃是夏历的八月，这时北方七星如何昏飞正位？而《左氏传》却以修筑平阳城为适时而记载，那么十月乃是夏历而不是周历也就明白了。《左氏传》自己不能固守周历正朔的说法，前后矛盾不相一致，后人于是依违回避而不敢更改，致使《春秋》奉行夏历的意义郁结而不能发扬，我私下感到遗憾。学者知道《左氏传》的错误，那么孔安国、郑玄、杜预的说法就可以坐而判定，然后才可以谈论《春秋》了。请就《经》文的正文来概略论述。冬天举行烝祭，是礼制的常规，《春秋》常规之事不记载。桓公八年正月记载烝祭，五月又记载烝祭，再次记载是为了讥讽烝祭。讥讽其不合时宜，谷梁子似乎也知道圣人行夏历的说法，他的话说：“烝，是冬天的事，而在春天举行，夏天又举行，这是《春秋》讥讽的原因。”胡文定又引用《周官》

译大司马在仲冬狩猎并举行烝祭，以此来证明正月是建子月，这说得通吗？《周礼》中的仲冬确实是夏历的十一月，十一月狩猎，正是其时；十一月举行烝祭，也是其时。然而《春秋》中的正月，乃是夏历的正月，在正月记载烝祭，是说它过了时节而记载，怎么反而能用《周礼》仲冬狩猎来证明《春秋》正月的烝祭呢？如果一定要把《春秋》的正月指认为周历的建子月，说《春秋》是因为一年举行两次烝祭而记载，不是因为不合时宜而记载。如果这样，那么《春秋》在夏历五月记载一次烝祭以讥讽不合时宜是可以的，正月的烝祭既然合乎时节，又为什么要记载呢？桓公十四年八月辛未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八月举行尝祭，是合乎时节的，常规之事不记载，这里之所以记载，是因为御廪灾祸刚发生三天就举行尝祭，所以讥讽它。御廪是存放祭祀谷物的地方，现在报告灾祸，不知道警戒恐惧，而且不更换祭祀谷物就举行尝祭，《春秋》因此讥讽它。《公羊传》、《谷梁传》两家的解释都相同，而孙泰山、胡文定却说这八月是周历的八月，周历的八月是夏历的六月，六月举行尝祭不合时宜，所以记载，这失去了《春秋》在灾祸后紧接着记载尝祭以示警戒的本意。唉！把不合时宜的烝祭当作合乎时宜，把合乎时宜的尝祭当作不合时宜，不过是为了证明夏历纪月、周历纪事的说法，而不是孔子平日实行夏历的宗旨。况且从《春秋》所记载的寒暑灾变来说，大致上符合夏历，那些不能贯通的，只是小有疑惑而未确定罢了。隐公九年三月癸酉日大雨伴有雷电，庚辰日下大雪，这是记载异常现象。雷电本身不是异常，雷电伴随下雪所以成为异常。僖公十年冬天下了大雪，记载“冬”而不记载月份，并且加上“大”字，是记载这个冬天寒气特别旺盛、多次下雪成为灾祸。如果把这个冬天认为是八月、九月，这时秋气刚开始肃杀，余暑还未消除，怎么会有连续三个月的雨雪呢？又如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降霜却不冻死草木，李树和梅树结果，严冬不冻死草木，是气候温暖。如果说这十二月是建亥月，那么夏历的十月草木没有完全冻死，或许还有可能，《春秋》为什么急忙记载为灾祸呢？我仔细推究经文，在十二月乙巳日鲁公去世之下，记载降霜不冻死草木、李梅结果，这是在年终一并记载整个冬天的异常，不是专门为了这个月记载。杜预用他的长历推算，说这十二月是周历的十一月。现在是九月，他指认为旧史记录的错误，《春秋》沿用了它。我认为九月的霜不能冻死草木，还不足以成为异常，《春秋》为什么变色记载说“降霜不冻死草木，李梅结果”呢？这是夏历的冬天，有什么可疑的？至于记载无冰都在春天，是因为冰政没有施行而记载罢了。《诗经·七月》中“二之日凿冰冲冲”，是说十二月取冰；“三之日纳于凌阴”，是说正月藏冰；“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是说二月开冰。《周礼》中藏冰开冰与之大致相同。《春秋》在桓公十四年春正月、成公元年春二月、襄公二十八年春三月记载无冰，都是因为冰政没有施行，记载以讥讽它。记载蝗虫有在夏秋的，是因为它们危害禾苗而记载；有在冬天的，是因为阳气不收敛，蛰虫出土成为灾祸。哀公十二年冬天记载蝗虫，十三年冬天又记载蝗虫，都是记载异常。深冬严寒，蛰虫已经久闭，螟蝗却产生了，这异常很大了。《左传》却假托孔子回答季孙的话，归咎于掌管历法的人失误闰月，《春秋》是记载异常而写，难道是为了历法吗？宣公十五年秋天蝗虫冬天蝝虫，也可以说是失误闰月吗？庄公七年秋天大水，没有麦苗，传注者说周历七月是夏历五月，所以把没有麦苗当作灾祸，这是不对的。中原地区种麦最早，所以《月令》中说仲秋劝种麦，命令说“不要误了时节”。这一年因为大水的原因，种麦误了时节，所以说没有麦苗，不是说已经成熟的麦子。庄公二十八年冬天大无麦禾，是说年终统计公私所储蓄而言，不然，麦子夏天熟，禾子秋天熟，为什么在这里记载无麦禾呢？这是《春秋》所记载的寒暑灾变符合夏历的地方。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疑惑，都可以用义例来贯通，总之不害大体上的符合，都详细叙述在经文之下。生活在千年之后，而议论千年以前的事，容或有不能完全符合的地方，只要质之于圣人而不违背，考之于五经而可证明，就可以说是符合，何必一定要完全符合才叫符合呢？如果一定要改变四时，错乱分至，以顺从周历的说法，那就不是我敢知道的了。有人说：“如你所说，《诗》、《书》、《易》、二礼都用夏历，那么周人本来就知道夏历是正统的，而周朝仍然建子作为岁首，为什么呢？”回答说：“《周礼》一书成于周公之手，始终都用夏历，而前辈认为中年遭遇变故，来不及施行于天下，所以其中的制度与当时所行的多不能相同。”如果这本书得以施行于成王之时，我知道周公也会一并改革岁首而顺从夏历了。孔子的道，是周公的道；孔子的心，是周公的心。学者以此去探求【后来秦朝建亥作为岁首，年的下面系以冬十月，而春正却在一年中间。他们务求与古不同，而四时十二月的次序仍然顺从夏历而不敢改变，难道有三代圣人而扰乱四时、纷乱改革月次，说‘我用这个来改变民众听闻’的吗】

译上述论述了《春秋》所记载的烝、尝、灾异等事符合夏历的情况，以及辨析《左传》杂引周历、夏历，起初并没有固定的说法。

原夏正下

近年里居时，有客人拿着天台县商季文的《正朔变》给我看，书中说孔子作《春秋》，特意提出新见解，以子、丑、寅为春，以建子之月为正月，有些儒者采纳了他的说法，并为该书作序。我私下对此感到困惑。改变四季以顺从夏、商两代的正朔，这是孔安国、郑玄解释经书时已经存在的错误，前辈学者已经辨析得很清楚了。商季文究竟看到了什么，反而说孔子作《春秋》特意提出新见解而这样做？那么颜回问治国之道、孔子教导使用夏时的言论，都是空话吗？我在南方时，曾对此进行过辨析，前面两篇所说的就是。现在再防备着写这篇下篇，以穷尽前面的义理。商季文说孔子将要编写编年史，因为一年不能有两个冬天，所以特意出于圣人的心意，以子、丑、寅为春，以建子之月为正月。唉！哪有这种事？古代的史书，虞、夏、商、周就是这样。有记载年、月、日的，但年之下并不都记载季节。有时记载季节，是大概指一个季节而言，如“秋大熟未获”之类，没有详细记载月份，所以只记载季节。只有《春秋》因为实行夏历，所以特意在年之下记载春，然后记载月，以此表明正一定在寅月才算是正，这难道是避讳一年有两个冬天吗？商季文又说鲁国旧史在元年十一月记载“公即位”，孔子作《春秋》，因为“公即位”的记载不能系于前一位国君的末尾，兼且一年不能有两个冬天，所以不得不改正朔。这又不对。《春秋》记载“元年”，是国君即位的第二年，这是沿袭鲁国史书的旧文；记载“公即位”，是《春秋》用来垂示王法的手段。按照礼制，国君刚开始即位称为子，不称为君，必须在前任国君安葬后，向周王请求任命，周王任命他为君，然后才开始统治他的国家。周朝东迁后，这个义理顿时被废弃，父亲去世儿子即位，就自居为国君，更严重的通过篡夺弑杀得到国家，天子不能讨伐，方伯不敢过问，人伦几乎扫地。所以圣人明确王法来纠正它，在“元年春王正月”之下，特意记载“即位”，或者不记载“即位”，以此显示其得到国家的正当与否。所以有不向上禀命于天王，对内不继承先君的国家，就不记载“即位”来纠正他；也有弑君贼自立，以及被弑君贼所立立的，就记载“即位”来断绝他。《春秋》十二位国君，记载“即位”而没有贬义的，只有五位。春和正，本来都是夏时，这是《春秋》垂示后世的方法，难道是因为“即位”的记载不能系于前一位国君，而把冬改为春来顺从它吗？商季文又指出《左传》记载事情在冬天，而《春秋》记载在正月，以此来证明他把冬改为春的说法，却不思考经与传相符的有千百处，不同的只有二三处，难道能因为二三处的不同，而对千百处的相同产生怀疑吗？现在把经晚于传的作为圣人把冬改为春的证明，那些经早于传的，又将用什么说法来处理呢？这是传疑、传信的不同，或者各国来告的迟速不同，所以记载有先后，难道能根据这点小疑，就说圣人把冬改为春？冬不能成为春，就像寒不能成为暑一样。传注考证得不精细，先儒辨析的人已经很多，而商季文反而说孔子特意提出新见解把冬作为春，他歪曲经书，难道不是很严重吗！他的说法本来没有深解，专门选取杜预的历法作为依据，说其中有些与《春秋命历序》相符。历法作为一种技艺，解释的人极少，然而也没有长久而不出现差错的历法。《命历序》一书，术数家认为孔子修《春秋》使用殷历，如果它的推算可以流传于后世，精通历法的人考证其蚀朔不与殷历相合，认为是汉哀帝、平帝年间治甲寅元历的人假托的，不是古法。商季文也不曾精通历术，学问偏颇而议论怪异，起初不必为他辨析，因为有一两位老学者为他作序引荐，好像有所取信，恐怕它逐渐流传容易迷惑人，所以又写了这篇下篇。

上述辨析商季文的错误

明五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传者所说的五始。但是这五者，有的沿袭鲁国史书的旧文，有的出自圣人的新意。记载元年，是鲁国史书的旧文；记载春王正月、公即位，是孔子的特笔，用来垂示王法于后代，读《春秋》的人应当首先辨析。人君即位的始年称为元年，最先见于《伊训》。我的意思是夏商以前，尧舜以上，没有不以即位始年为元年的，其由来已久了。但元，是万物之始。伟大的乾元，万物凭借它开始，天道所以开始万物，君道效法它。所以体元居正，是天子的事情。诸侯居于人臣之位而得以纪元，这是僭越天子的元，可以吗？我认为三代兴盛时，一定没有这种制度，王道衰微而国家才开始自设元年。孔子是鲁国人，沿袭鲁国史书而修《春秋》，不保留鲁国的元年，无以记载事情，并不是说鲁国得以纪元而特意记载元年。元年之下接着记载春，是实行夏时；正月之上冠以王，是大一统。大一统，正是用来革除诸侯和外夷的僭越制度。研究公羊学的学者推究师说，竟然说“只有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寄托新受王命于鲁，所以因此记录即位

译。其意谓《春秋》与鲁国用来纪年，那么鲁国就应当继承周朝而称王，所以得以使用天子的礼仪，这就是“贬抑周朝、尊崇鲁国”这一说法的开端。我认为这出自何休的推演，未必都是《公羊传》的本意。《公羊传》知道“王正月”意味着大一统，必定不至于把鲁国当作周朝，荒谬不经到如此地步。大概《公羊》《谷梁》两传，虽然学问传授自孔子门下的高足弟子，但都是口耳相传，没有写成文字，直到汉朝兴起以后，他们的后裔和门人才将其写成文字流传于世，其中已有失真的地方【《春秋》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发生火灾，《公羊传》说：“外国的灾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这是新周。”何休因此认为孔子在上贬抑周朝，在下尊崇周朝。所谓贬抑周朝，是指降低周天子的爵位为伯爵；所谓尊崇周朝，是指把周朝作为前代王者的后裔，像对待宋国一样加以尊崇。其意谓鲁国得以纪年，所以产生这种说法，荒谬不经，难道是圣人的本意吗？】或者又改变四季，把春季的三个月当作子、丑、寅三个正月的正月，因为它们是前两个朝代的正月，所以都加上“王”字，这尤其是不懂《春秋》的人。孔子立志实行夏朝的历法，难道会有今天修撰《春秋》却同时并举三位先王的正月的情况吗？当周朝已经衰微，天下没有天子，孔子作《春秋》以垂示一王之法，所谓一王之法，是历代帝王共同遵循的法度，而不是当时天子的法度。孔子怀抱尧、舜、禹、汤、文、武的道统，却没有地位来施行其道，所以依托经典以垂范后世，好像在说：“后世有兴起的人，必须像这样才可以称王天下。”难道是指鲁国吗？难道是指周朝吗？有人说：“按照你的说法，‘王’不是指鲁国，也不是指周朝，也不是指三代的天子，而《春秋》把‘王’字放在‘春’字之后、‘正’字之前，为什么呢？”回答说：“哪里只是加在‘正’字之前，其实是加在春季的三个月上【指夏历的正月寅、二月卯、三月辰】。如果正月有值得记载的事情，就把‘王’字加在正月之前；如果正月没有值得记载的事情，就把‘王’字加在二月之前；如果二月仍然没有值得记载的事情，就把‘王’字加在三月之前。只限于春季而不涉及夏季，是为了端正夏历的春季。春季端正了，其他三个季节也就都端正了，这就是《春秋》顺应天时、垂示王法、大一统的意义。黎氏认为《春秋》记载‘王’字，只是用来联系当时的事件，认为记载‘春’和‘正’都是鲁国史官的旧文，他多么疏忽啊！在‘春’字之后加上‘王’字，是《春秋》的一大纲领，其意义非常广博，可以轻易说清吗！至于记载国君即位，本来就是确立开端。后来有人把记载即位看作确立开端，有人把记载即位看作贬斥断绝【篡位者记载即位】，有人把不记载即位看作讥讽斥责，其微言大义随事件而显现，几乎不能用一种标准来看待。大抵记载‘元年’，是鲁国史官的旧文；记载‘春王正月公即位’，是孔子的特笔。明白了这一点，就懂得经书的本意了。”有人说：“你说《春秋》实行夏历，是孔子平日的志向，这固然没错。‘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这句话，是说在夏历的正月即位呢，还是在周历的正月即位？周朝的诸侯而在夏历的正月即位，可以吗？”回答说：“周朝不曾以建子之月为正月，我前面已经辨明过了。‘公即位’，是《春秋》用来阐明王法的，不是旧文。鲁国国君本来在灵柩前就已经即位了，现在隔了一年才记载即位，是《春秋》借其纪年来端正其即位之礼，哪里有什么周历正月呢？按照礼制，国君刚即位，在国内称‘子’，不称‘君’。必须先等先君下葬，向周天子报告，周天子赐给命令，任命他为君，然后才以君的身份治理国家，以臣子的身份对待百姓。等到周朝衰微，诸侯放纵，父亲去世儿子继位，不等隔年，就自居君位。《春秋》因此讥讽，所以在鲁君即位的第二年，借其僭越纪年来端正其即位之礼。即位合乎正道，继位合乎礼制，先君下葬之后，这才允许他即位。如果即位不合正道，就不记载即位；如果是继位后自立，也不记载即位，这是用王法来端正它。如果有弑……”君贼自立，或者被弑君贼所立，就记载即位以断绝他，在名教上断绝他，是为了大大地诛伐贬斥他。这是《春秋》施行法度的开始，特别出于圣人的笔端，不是沿袭鲁国史官的旧文。鲁国十二位国君中记载即位的有八位，而这八位之中，桓公、宣公两位是篡位，因为贬斥断绝而记载；定公是被乱臣所立，记载即位不在岁首，也是贬斥。隐公不记载即位，是端正他；庄公不记载即位，有深意存在。这难道是鲁国史官所能达到的吗！他们不明白这个意义，却说鲁君在第二年的正月才开始举行即位之礼，大错特错。所以鲁君即位不到一年而死去的都称‘子’，诸侯即位不到一年而参与会盟，也称‘子’。观察即位不到一年而称‘子’，就知道既过一年而记载即位，是《春秋》垂示法度的用意了。有人说：“这是诸侯的事情，王者确立开端的意义，相同吗？”回答说：“从天子到诸侯，即位不到一年，都不能自居君位。所以先王制定制度，国君居丧，百官听命于冢宰，王命不能通达天下。《春秋》在悼王即位时，记载刘、单拥立王子猛居于皇；他去世时，记载王子猛去世。这是天子即位不到一年，不自居君位的明显证据。至于体察元气居于正道，以即位过一年作为元年，则是天子不同于诸侯的地方，大概刚即位称‘子’不称‘君’，天子和诸侯相同；过一年确立开端，大一统，天子和诸侯不同。”

译评论三传上【公羊、谷梁】

圣人创作经典，其根本的大经大法之所以能垂示千载，是因为门人高弟在疑难问答之际得以领会，退下后各自陈述所闻，等到圣人晚年，又传授给门人弟子，公羊、谷梁两氏是最著名的。认为它们出自子夏，历经战国、暴秦，直到汉朝兴起，其门人后裔才开始汇集所闻写成传注。前代史家追溯其传授源流，由汉代上溯至孔子讲学的洙泗之地，具有本末渊源，其大要纲领如日星般明亮。夏商周三代以后，有国者、有家者所依赖以扶持纲常、确立人伦极则的，都是《春秋》的大法，也就是公羊、谷梁所传的内容。在汉朝兴盛时期，经生学士立于朝廷，决断重大谋议，往往依据公羊、谷梁，它们对世道教化的功劳很大。其间固然有选择不精当之处，比如认为祭仲驱逐国君是行使权变，卫辄拒绝父亲是尊崇祖辈，妾因儿子尊贵而僭越夫人地位之类，这是流传中的错误。然而，使后人得知《春秋》大一统的意义，内重京师而外轻诸夏，内重中国而外轻吴楚，尊王抑霸，讨伐贼臣、扶持善政，以保存天理而遏制动乱的根源，都是从公羊、谷梁开始的。何休治《公羊传》，外面多生枝节，失去了公羊的本防范；范甯治《谷梁传》，知道谷梁的不足，比何休强，这是何休与范甯的优劣所在。从此以后，众说蜂起，每看诸儒议论，对于二传正确的地方，就置而不谈，或者掠为己有，好像从自己口中说出；对于二传错误的地方，就极力诋毁，直接说传注可以废弃。唉！经与传本来就是并行不悖的。圣人作经，起初并不期望后世儒者为之作传，然而经必有传，由来已久了。《春秋》传注始于圣门高弟，直到汉朝兴起，其事迹由左氏记载，其宏纲奥义则由公羊、谷梁传述。不看《左传》，无法知道当时的事；不读公羊、谷梁，无法知道圣人垂示法度的意图。那些说三传可以束之高阁的人，是夸夸其谈，不是确切的论断。我对于《春秋》，选取三传中能领会圣人意图的内容列在篇首，传注不能尽述的，兼采诸儒的说法；诸儒未涉及的，然后陈述我的浅见，不敢因为别人的长处，又进而诋毁它。

评论三传下【左传】

从前孔子依据鲁国史书修订《春秋》，起初《春秋》与鲁国史书并行流传于世，学者观看鲁国史书，可以得知圣人作经的意图。后来确立《春秋》，而战国时期鲁国史书散佚不传。左氏采集当时的事迹为之作传，将使后人通过传注来探求经义。左氏，我推测他是世代为史官、与圣人同时的左邱明。后来为《春秋》作传的，是邱明的子孙或其门弟子，生于孔子之后，而其渊源所浸润，自有来历。所以经记载其略，传记载其详；经举其始，传述其终。虽然未能完全领会圣人褒贬的意图，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依靠它得以流传，怎么能废弃呢？齐太史子余说：“上天大概让夫子成为素王吧？”意思是说没有那个位置，却寄托王法来实行他的诛赏。后人因此称仲尼为素王，邱明为素臣，因为他们能辅助圣经，垂示后世。但他的书杂引各国史书，以及用所闻附益，往往接近诬妄而失实。况且他的书不出一人之手，前后自相矛盾，学者因此困惑。汉儒认为公羊、谷梁的传注出自子夏，只有邱明亲见圣人，在七十二弟子之列。然而当时都是口耳传授，没有写成书。等到其子孙门弟子，才开始陈述其祖父、父亲、老师的意思写成书，所以杂有秦、汉间的官名制度，这个说法是对的。唉！如果左氏不写这本书，后人凭什么考据以知道当时的事呢？不知道当时的事，怎么能知道圣人的意图呢？近世有科场小生，专门排斥左氏，妄以己意揣摩当时的事而为之解说。进取之士，贪图其新奇，可以符合科举文章的标准，相互推崇，这损害《春秋》、误导后学太严重了！学者观看《左传》，取其对经义有补益的，而革除其错谬诬妄的即可。一切尽废，而听从陋儒揣摩的说法，那就是《春秋》的罪人了。

明霸

邵雍说：“五霸，是功劳之首，罪过之魁。”又说：“春秋期间，有功者没有比四国更大的，有过者也没有比四国更大的。”我认为邵雍立论高妙美好，但五霸的行事事实不能一概而论。孔门所说的霸，只有齐桓公、晋文公而已。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解说者以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秦穆公为五霸；一说认为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公、晋文公为五霸。邵雍所说的“功之首，罪之魁”，是指衰微周朝的五霸。我认为这五位君主，功过不同，又有贵贱、内外的区别，大概不能一概而论。齐桓公、晋文公，是中国的诸侯，以尊崇天子、扶持王室为号召的；楚庄王，则是荆蛮僭越称王，成为列国祸患的。桓公、文公用心固然未必纯粹为善，而楚庄王则志向僭越，纯粹为利，与中国水火不容，他们的居心行事，能同日而语吗？《春秋》未曾轻易给予诸侯霸主的称号，尤其不轻易给予荆蛮霸主称号。纵观二百四十二年中，

译其内外之辨至为严谨，未有予荆蛮而霸中国者也。后儒为传义所惑，谓《春秋》与楚庄以霸，而桓、文与庄、襄、穆并列为五，此愚《霸辨》所以作，善读《春秋》者宜知所去取矣。当周之既东，号令赏罚不行于天下，楚僭王，楚首叛；郑庄，王之卿士而侵犯王略，郑又叛；王人子突救衞，五国敌王而纳朔，诸侯大率皆叛矣。幸而齐桓者出，仗义尊王，内正诸华，外却戎狄，天下始复知有王。晋文踵其行事，徳虽小不及，功则过之。方是时，天若不生二霸，则苍姬之卜世殆未可知也。夫子论齐桓、晋文之谲正，未尝及秦、宋、楚；及脩《春秋》，于二霸之行事，有褒有贬，有激有扬，权衡衮斧，若造化之无私也。秦穆固贤君，而其功烈不及于中夏，特以不吝改过，为圣门所取，不以霸言也。宋襄者，当齐桓之既殁、晋文之未兴，能抗荆楚而敌之，故《春秋》于鹿上之盟、盂之防，长宋而贱楚，与其有志于中国，望其能霸，而卒无所成，君子无以议为也。及若楚庄，则南蛮杰者，观兵中原，问鼎之大小。推其无忌惮之心，将何所不为？是岂可与齐桓、晋文俱以霸称乎？若曰桓、文为功之首，楚庄为罪之魁，庶乎其可也。外此则有继其父祖而霸者焉，晋襄也，晋悼也。襄能保文公之业，榦父用誉者也。悼得国羣卿之手，假之以权，渐至不制，复以媚悦其卿者媚悦诸侯之大夫。郑人弑君于防，明知而不敢问；衞人逐君立君，不惟不讨，又从而宠奬之。甚至诸侯在防，而与大夫为盟，既乱己之君臣，复乱人之君臣。于是诸侯之大夫并起而抗其君，霸国纪纲自兹始壊。后以袭鄢胜之余威，复借援强吴以牵制荆楚，楚内惧于吴，不暇与晋为敌，侥幸少安，何霸之足言？左传备载晋国谄史，率多谀辞，后儒穷经不具眼，雷同称誉，甚者谓悼优于文，愚每为愤叹，用不能已于言。自是而后，有若平、昭、顷者，庸闇不君，举霸业而逊之荆楚，中国愈不竞。至于晋定，卿权益尊，霸政扫地，不复能主夏盟矣。齐景公在位日久，当晋政衰乱、楚熖中扑，有可霸之机，而其才其志皆不足以有为，桓、文之业至是始俱扫地无存。臣干君，强吞弱，大并小，春秋降为战国，阶于此矣。外此又有蛮荒之霸于其国者，吴阖闾、夫差也。吴本太伯之后，而乃干王畧，同楚之僭。阖闾犹有攘楚一节之可书，夫差用兵不戢，自底灭亡。然以削去僭名，自同列国，故春秋于黄池之防，特示奬进，与晋俱书，然亦正其始封之号而已矣。春秋所谓霸，齐桓、晋文之二君，余不録也。或曰：「若子所言，春秋未尝轻与人以霸，而孟子乃谓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其防同乎否与？」曰：「春秋主垂法，孟子主明道。命徳讨罪，春秋教也；贵王贱霸，孟氏教也。当孟子之世，王道益逺，士论益卑，扶而植之，其用力与春秋同功。其言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公平正大，足以尽王霸之实。后之立言者累千百不」能及此也，读《春秋》者，试以是观之。

译说明凡例

圣人的经典，有恒常的法度，却不能用固定的条例去推求。自《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以来，诸儒百家不推究书法的由来以求圣人的意旨，每每用凡例来衡量圣人的法度，其失误很大，这是读《春秋》的人首先应当辨明的。姑且以一两个端目来说，《春秋》褒扬善行、贬斥恶行，起初并不在于称名与称字之间。如公子友回国，高傒、仲孙湫前来，《春秋》记载为“季子”“高子”“仲孙”，这是褒扬的仅见例子。天子之宰以名记载，如宰咺赠送妾室、宰渠伯纠聘问逆贼，这是贬斥的仅见例子。不能用这些来衡量《春秋》的恒常法度。况且名与字，千载之下本来难以深究辨别，传注者因称名而求其贬斥，因称字而求其褒扬，对义理的损害实在很大。如孔父、荀息、仇牧与其君主一同死于祸难，《春秋》记载他们，是记录他们死节。杜预对于孔父说：“内不能端正其闺门，外招怨于百姓，所以以名记载。”对于仇牧说：“不警戒而遭遇盗贼。”对于荀息说：“跟随君主于昏乱。”所以都称名。荀息固然应当有责备，而孔父、仇牧大义凛然，没有瑕疵可指，仅仅因为称名的缘故而强求其罪过，这难道是圣人记录死节的意旨吗！又如祭仲被宋国所执，胁迫他结盟，让他回国驱逐君主，以书法来看，罪过实在在于祭仲，因为强臣外交邻国，驱逐君主、拥立君主，罪不容于死。《公羊传》却认为《春秋》认为祭仲贤能，所以称字而不称名，这是因称字的缘故而强求其善，以至于颠倒是非而不顾，这难道是圣人诛讨乱贼的根本防制吗？又如泄冶直谏而死，《春秋》记载他，是为了表明陈国的乱亡始于杀害谏臣，而杜预认为泄冶在淫乱的朝廷直谏，因此取死，所以不被《春秋》所贵而称名。这是直谏而死的人不被《春秋》所贵，一定要缄默自全才被《春秋》所贵吗？名与字本来难以深究辨别，却以此来判定《春秋》的褒贬，这是解说经典的大弊病。又如大夫去世，有的记日有的不记日；与戎人结盟、与诸侯结盟，有的记日有的不记日；诸侯遇弑与外国君主遇弑，有的记日有的不记日，《公羊传》《谷梁传》所谓“记月以示谨慎，记日以示信实”的说法，都是拘泥的。《春秋》褒贬起初难道在于此吗？然而也有因记月日而寄托讥贬的，如鲁公伐宋，一月之间打败敌人的军队，夺取敌人的城邑，又夺取敌人的城邑，不记日就无法显示其残暴；又如御廪发生火灾，刚过三天就进用新谷，不记日就无法显示其失礼。像这类情况，则是因记日而显示义理。用此来完全衡量其余情况，则不然。又如防盟征伐，有的称爵位，有的称人。有称爵位而为褒扬的，有称爵位并目视其人而贬斥的，有列国僭越称王称爵位而纠正其本号的，不专以褒扬。有称人而为贬斥的，有称人而非贬斥的，有称人概指国人而言的，有吴楚参与防盟开始进用而称人的，不专以贬斥。如果因称爵位而必求其褒扬，因称人而必求其贬斥，则混淆取与，而失去《春秋》垂示训诫的防制。凡是讨伐而交战，记载某及某战，用来区别主客，而《公羊传》《谷梁传》二传，有的认为记载“及”是《春秋》所赞许，有的认为记载“及”是《春秋》所讥讽，本无定论。到近代诸儒，遂执主兵为定例，凡记载“及”的都是贬斥，所以有勤王尊周、削平外患，大有功于中国，也强求其过错以应主兵的条例，这难道是《春秋》劝功沮罪的意旨吗？《春秋》固然没有义战，而彼善于此，权衡度量存在其中，岂容不加以辨别？如果霸主的攘除僭窃，与强暴的欺凌诸夏，一概以为非义而贬斥，则叛国之兵、僭国之兵、霸国之兵混杂而无区别，《春秋》书法究竟在哪里呢？又如“救”这一字，有列国诸侯被强邻侵暴而盟主救之，这是赞许其能救；有列国诸侯去顺效逆，盟主伐之，同恶救之，这种救，难道是《春秋》所赞许的吗？又如“次”这一字，有观衅的次，有逗挠的次。“及”这一字，有以尊及卑的及，有降尊从卑的及，有两防者防之为及，有我欲之之为及。“入”这一字，有入而弗有之为入，有入而遂有之为入。这几种情况，其事不同，其例可以相同吗？又如“犹”这一字，僖公三十一年记载“不郊，犹三望”，说鲁人僭越郊祭的非礼，既不郊而犹三望，可已而不已；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说闰月不告朔的失礼，犹幸其能朝于庙。这一个“犹”字，而在僭郊、闰朔所施不同，可以用条例观察吗？又如“同盟”二字，自周幽王时开始，本以褒扬其能同，然而有天王崩未几日而诸侯防盟而记载“同盟”的，有王人与诸侯偕盟而记载“同盟”的，则是讥讽，可以用条例说吗？有人说：“称为变例可以吗？”回答说：“变例之说，是前儒求以通其例之不可通者，而愚以为。”窃妄谓以变例而求《春秋》，不若以常

译依据法则来探求《春秋》。因为《春秋》是一部通过措辞和编排史实来寓含义理的书，有时通过连缀记载来彰显其义，有时通过反复记载来穷尽其义。有一整年从始至终只记载一件事的，有一件事历经数年多次记载以显现其义的。学者想要探求圣人的意旨，必须反复深入研读才能有所收获。如果拘泥于成例来探求经义，这就好比官吏拘泥于成例而废弃法律，难道可行吗？有人又说：“如果书写体例完全相同，难道不可以作为成例吗？”回答说：“《春秋》褒扬与贬斥不排斥使用相同的辞语，有书写体例完全相同却不可以作为成例依据的，也有书写体例虽然不同却可以视为相同的。如果根据书写体例的同异来衡量《春秋》，那就更加拘泥了。”这是指事情不同而不能以成例探求的情况，还有时候不同而不能以成例看待的情况。比如会盟征伐之事，在齐桓公、晋文公兴起之前，诸侯各自结盟，擅自用兵互相侵伐，都予以贬斥。等到齐桓公、晋文公兴起之后，有尊崇周王室、团结中原诸侯而结盟的，有奉行王命而伸张霸权进行讨伐的，《春秋》对此仍有肯定之处。到了定公、哀公时期，晋国已经失去霸权，齐、宋、鲁、郑、卫等国动辄用兵互相侵伐，其无道违背纲纪，甚至比《春秋》开始记载的年份更为严重，圣人都不予认可，凡是见于书写体例的都予以贬斥。这就是所谓时势不同而不能以成例论说的情况。既然已经在经文本文之下各自叙述，又在篇首记下其大略，以便让阅读者先有所考察。

译《春秋集传详说》纲领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传详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一 宋·家铉翁 撰 隐公上【名息姑，惠公之子，母亲声子，是惠公的继室，在周平王四十九年即位】

元年

“元年”这一称呼，是沿用鲁国史书的旧文。有人问：“诸侯纪年，古已有之吗？”回答说：“不是古制。君主即位的第一年称为‘元年’，这是天子的特权。所以说‘体元以居正’。诸侯是人臣，受命于天子来统治其国，在位之年可以按一二三数，但不能称‘元年’。王道衰微，诸侯各国自定元年，这是诸侯的僭越行为。”又问：“《春秋》书写‘元年’，是赞许鲁国拥有纪元权吗？”回答说：“不赞许。孔子是鲁国人，依据鲁国史书修撰《春秋》，如果不保留鲁国的‘元年’，就无法记载事件，并非因为鲁国获得了纪元权而特意书写‘元年’。所以下文紧接着书写‘王正月’来纠正它。正朔必须由王者颁布，诸侯作为人臣，绝无纪元之理，其含义非常明确。研究《公羊传》的学者，也知道只有王者才能改年立号，但不应当采纳贬低周王、尊崇鲁国的说法，这种怪诞不经的观点，学者不必被其迷惑即可。我在《纲领》中详细阐述了其义理，以阐明‘五始’。”

春王正月

“春”是什么？是夏历的正月、二月、三月（寅、卯、辰）。“正月”是什么？是建寅之月。“王正月”是什么？彰显百代君王不可更改的正统，就在这个建寅之月。在此之前作史的，没有人在年份和时节之下连带书写“正月”的。直到孔子修撰《春秋》，在年份之下连带书写“春”，在“春”之下连带书写“王正月”，这是孔子推行夏历的表现。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告诉他：“推行夏历，乘坐殷代的马车，穿戴周代的礼帽，音乐则用《韶》乐。”推行夏历，是圣人平日的志向，三千弟子中只有颜渊得知其深意。到了晚年修撰《春秋》，以夏历冠于篇首，留下百代不可删改的典制，以昭示天下后世。圣人的意思似乎是说：一年必须以寅月为首作为春，春必须以寅月为首作为正，春在这里，正也在这里，然后才算是正。《左传》不理解这个宗旨，解释说：“周王的正月。”从此以来，孔安国、郑玄解说经典都承袭了这个错误，混淆四季，颠倒冬夏，甚至说子、丑、寅为春，建子为正月。《左传》在前错误，郑玄、孔安国在后错误。杜预注解《左传》，又承袭这两个错误，既不能改正，又编撰《长历》来证明它，丧失了圣人行夏历的根本宗旨。我曾考证《诗经》、《尚书》、《易经》、《周礼》、《仪礼》，凡是说“春”的，都是寅、卯、辰；凡是说“正月”的，都是夏历的正月。商、周的岁首虽然使用子、丑，但四季和十二月的次序没有不同。《左传》虽然错误地将“王正”解释为“周正”，但传文中记载的，遵从夏历的有八九成，遵从周历的有一二成。由此可知周人四季和十二月的次序都遵从夏历，其建子为岁首，只是作为发布号令的日子，天时不可紊乱，节气不可混淆。这不需要智者而后知。何况《春秋》是王者之事，应当因循的就因循，应当变革的就变革，决断于圣心，垂范后世，其推行夏历，只是王法中的一件事罢了。大概从伏羲氏继天立极，依据天道的循环，定一年为春夏秋冬；依据日月交会，定四季为十二个月。建寅为春首，建丑为冬终，这是天地自然的道理，不是圣人凭己意区分出来的。从此以来，历经千万年，直到尧、舜、禹都相同这四季和十二月的次序，这就是所谓百代君王不可更改的正统。商代变革夏历而建丑，周代变革商历而建子，不过是以此作为岁首，来更新民众的视听，并不是所谓的“正月”。有人问：如果依据五经的证据，周人既然知道夏历才是正统，为什么不变革岁首遵从夏历，而在正月之外又设立岁首，为什么呢？回答说：《周礼》的经文、《月令》的篇章，前代儒者都认为这是周公的遗书，中间遭遇流言的变故，未能施行于天下。其中任命官员、颁布政令，大体上都使用夏历，由此可见周公的心就是孔子的心，孔子的《春秋》就是周公的行事，前圣后圣，其准则是一致的。假如周公的经书在当时得以施行，那么夏历的推行就已经很久了，就不必等待《春秋》来变革它了。有人再次质疑我说：“你说《春秋》推行夏历，这固然从道理上讲得通。现在从历法推算上去，到了春秋时代，它能符合吗？”回答说：“凡是治理历法的人，无不迁就以求其符合，在此处符合或许在彼处遗漏，符合于前则错乱于后。杜预编撰《长历》，改变置闰方法以求符合周历，有七十多个月才置一闰的情况，仍然不能符合，于是就说经典有误。学者穷究经典，只遵从道理，历法不必拘泥。”有人又引用近代儒者“夏时冠周月”的说法，认为《春秋》是用夏时的意思冠于周月之上。但夏时、周月不能并存。如果是夏时，那么寅、卯、辰为春；如果是周月，那么子为岁首。时是自时的，月是自月的，互不协调。圣人推行夏时的意思，果真如此吗？经典中有在“时”之下没有“月”而连带记载事件的，这算是夏时呢？还是周月呢？

译这就是阻塞而不通达的情况。《春秋》原本采用夏历，似乎不必另作其他解释。学者如果知道五经中的明确证据，就不会被左氏、孔氏、郑氏、杜氏的说法所迷惑，夏历作为正朔就可以轻易判定了。就像秦人做事不效法古人，先王的法制几乎被扫除殆尽，但在四季、十二个月的次序上仍然沿袭旧制。《史记·秦纪》在年份之下接着记载“冬十月”，而春季的正月却在一年之中，他们虽然以亥月为岁首，但四季、十二个月的次序都遵循夏历而不敢更改。蔡氏《书传》辨析这一节极为精详，他说：“秦以亥月为岁首，而《史记》记载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将‘腊’改名为‘嘉平’。腊祭必定在建丑之月，秦以亥月为正，那么腊祭就是三月，说十二月的话，就是从寅月开始计数，秦朝未曾改变。到了三十七年记载‘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接着记载七月丙寅始皇去世，九月安葬’。先记载十月、十一月，接着记载七月、九月，由此可知他们以十月为岁首，而从寅月开始计数的方法未曾改变。”汉初史官仍然沿袭旧制，记载元年冬十月，这都是岁首改变而月份计数未改的明确证据。传述者却说周朝改变了四季和十二个月的次序，以建子之月为春季正月，这是由于考察不精，被异说所迷惑罢了。详细情况都见于《纲领》。

译鲁隐公不记载即位。

《春秋》记载的十二位鲁国国君，有的记载即位，有的不记载即位，这是圣人特有的笔法，用来为后世确立法则，其中的含义各不相同。隐公不记载即位，只有《谷梁传》领会了圣人的意图，《左传》所记载的也是事实。《谷梁传》解释说：“隐公为什么不记载即位？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志向。意思是说国君不敢正式即位，打算把君位让给桓公。让位给桓公合乎正道吗？回答说：不合乎正道。不合乎正道却成全它，为什么呢？是为了厌恶桓公。隐公打算让位而桓公弑杀了他，那么桓公就是恶人；桓公弑杀了隐公而隐公让位，那么隐公就是善人。既然是善人，为什么说不合乎正道呢？孝子宣扬父亲的美德，不宣扬父亲的恶行。先君想要把君位给桓公，这不是正道，而是邪念。隐公既然战胜了这种邪念而把君位让给隐公（此处原文似有衍文或误字，依文意应为‘既胜其邪心以与隐’，即战胜了邪念而让位给隐公，但结合后文‘成父之恶’，此处逻辑较绕，直译如下：既然战胜了邪念而把君位给隐公，却探知先君的邪念想要给桓公，这就是成全父亲的恶行。兄弟是天伦关系。作为儿子接受父亲的安排，作为诸侯接受国君的旨意，已经废弃了天伦而忘记了君父去施行小恩小惠，这叫作小道。像隐公这样的人，可以说轻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但遵循正道却还没有做到。”我认为这是《春秋》留给世间的法则，《谷梁传》领会了它，孔子门下的高足将其阐述为传注，这是千古以来的一大条理贯通之处。

查考鲁惠公的原配夫人没有嫡子，继室是声子，生了隐公。按照礼制，诸侯的内职完备，后夫人去世，嫔妃按次序代理处理内务，不可以再娶。声子是代理内务的主事者。仲子因为祥瑞的征兆嫁到鲁国，她不是夫人，也不是继室，与众妾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以先后次序决定尊卑，那么声子实际上比仲子尊贵。隐公是声子的儿子，年长且贤能；桓公是仲子的儿子，还年幼。隐公应当即位，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想来惠公早年立隐公为君的志向已经确定，到了晚年，沉溺于私爱，有意嘱托桓公，这就是《谷梁传》所说的邪念尚未显露的情况。如果惠公真的废长立幼，必定要托付给大臣，像晋献公想要立奚齐那样；谋划于邻国，像齐桓公想要立孝公那样；而隐公也将被排斥在外了。现在这些都没有，那么《谷梁传》所说的战胜了邪念而把君位给隐公就是对的。这本来是隐公的君位，有什么可忌讳、可怀疑的，却要做出这种让位的行为？今天考察仲子的宫殿，明天派人经营菟裘，务求做出矫激的行为，反而开启了贼臣悖逆弟弟的奸谋，这是《春秋》所不赞同的。所以不记载即位来纠正他，也是为了表明隐公想要让位的志向，这就是《谷梁传》所说的成全隐公的志向。虽然成全了隐公的志向，但不赞同隐公让位，并不是说父亲想要给桓公而隐公即位不当从而贬斥他。

《左传》说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去世，继室是声子，生了隐公，那么声子是继室代理内务，而隐公按次序是长子，应当即位。又说：“仲子因为手上有纹路奇异，说‘将成为鲁国夫人’，那么这不是惠公立她为夫人。”又说：“生了桓公后惠公去世，隐公即位并奉养他。”那么奉养他想要让他做国君的，是隐公，而不是惠公立桓公为太子。《左传》所记载的，都符合事实，但说隐公是代理国君就不对了。尧年老而舜代理国政，代理是成为国君的渐进过程。周公位居冢宰，辅佐成王登位治理国家，这不是代理，没听说过君位可以用代理来说的。大概隐公的志向在于让位，也就像宋宣公不传给儿子而传给弟弟，这是所谓的让位而不是代理，没听说过已经居于君位却可以退回到臣子位置的。

《公羊传》却说：“桓公年幼而尊贵，隐公年长而卑贱，立太子以尊贵为标准而不以年长为标准。”又说：“儿子因为母亲尊贵而尊贵，母亲因为儿子尊贵而尊贵。”流传的错误，衰败世道的弊俗，有人想要立宠妾的儿子为国君，必定说“儿子因为母亲尊贵”；尊宠妾母为夫人，必定说“母亲因为儿子尊贵”。往往拿《公羊传》作为借口，他们误导后学非常严重。这就是三传得失所在，而《谷梁传》的道义无可超越。

有人说：“胡安国跟随程颐的说法，认为隐公对内不承受先君的国位，对外不禀告天王的命令，各位大夫拥立他于是他就即位，所以《春秋》贬斥他不记载即位。现在你遵循《谷梁传》的道义，岂不是与胡安国背道而驰吗？”回答说：“对外不禀告天王，这是《春秋》中诸侯本来都这样的。至于隐公，他是让国的贤君，不是有心想要得到国位的人，如果没有父亲的命令，他肯贸然自居君位吗？《谷梁传》的话说得好：‘探知先君的邪念想要让位给桓公。’那么所谓立桓公的，是惠公尚未显露的邪念，曾经没有把这嘱托给大臣，托付给邻国，说应当以桓公为继承人。鲁国的社稷，桓公怎么能拥有它呢？隐公探知他父亲尚未显露的志向，想要让位给桓公，这是所谓的矫激行为，哪里能与《春秋》中诸侯趁时窃位的人相提并论？说他对内无所承受、对外不禀告命令，这不是用来加在让国之君身上的。圣人存心忠厚，何况鲁国的先君有善行可以记载，却贬斥他等同于众人，必定没有这种事【义理又见于昭公元年记载即位】。

三月，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这是在国内结盟的开始】

这是《春秋》记载结盟的开始。《谷梁传》说：“告诫誓言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换人质不及二伯。”《春秋》不赞同诸侯互相结盟。议论的人引用《周礼·秋官》司盟掌管盟载之法、《天官》玉府、《夏官》戎右以及《曲礼》“临牲曰盟”作为证据，反而认为《谷梁传》迂腐愚昧。认为在周道兴盛光明的时代，推至诚以相互感通，没有施行信用而人们就信任他，何至于要借助鬼神来盟诅，然后才足以求得人们的信任？盟诅必定不是文王、武王……

译成王、康王盛世时的事，即使确实存在，也是在周朝道统已经衰微、诸侯之间不和睦之后才有的盟约。在周天子的朝廷上结盟尚且不可以，何况是诸侯自己私下结盟呢？《周礼》是后来才出现的，人们认为它是周公所作，但其制度典章与五经、《孟子》中所说的不同，前代儒者本来就说这本书虽然写成了，但来不及施行于天下。总之，两部《礼》书虽然都是帝王成法、圣贤格言，但难免夹杂着汉代儒生的附会增益，解释经书的人应当谨慎选择。像盟誓诅咒这类事情，断然不是古制，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春秋》中的盟约有两种：有为了天下公义而结盟的，有为了私利而结盟的。齐桓公、晋文公会合诸侯以奖助王室，这虽然是衰世之事，圣人有时也予以肯定，因为这是接近于公义的。如果像《春秋》初年诸侯互相结盟，各自为了私利打算，则是《春秋》所厌恶的。从蔑地之盟以后，到蔇地之盟以前，都是出于私心的盟约。甚至结党篡位、朋比为奸，依仗罪恶、助长暴虐，又胁迫鬼神来为他们盟誓，这是把天地神明当作可以用邪辞来冒犯的对象，这是盟约中最肆无忌惮的了。鲁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这是《春秋》所讥讽的。不仅讥讽结盟，还讥讽他在刚即位时就做这种结盟的事。国君继位之初，对上尊敬天子，对下交往四邻，安抚百姓，难道没有其他事务吗？隐公即位之初，只把这件事作为首要任务，《春秋》记载这件事，显示这不是应当首先做的事。《春秋》对于平常的事不记载，细小的事不记载，必定是有关系重大的事才记载，以后都以此为准。鲁君以侯爵身份而被书称为“公”，议论者认为这是因为鲁君僭越爵位。我认为“公”是诸侯在国内的通称，就像大夫被称为“子”一样，并不是爵位。怎么说呢？周朝兴盛时，齐、鲁等大国有称公的，齐国的丁公、乙公、癸公，鲁国的考公、幽公、炀公，都是活着时作为名字，死后用来系连谥号，并非从东迁才开始。如果鲁侯僭越爵位称公，《春秋》必定会为他正名，必定不会沿袭他的僭越而书称为公。从此以后，五等诸侯死后都称公，是因为他们活着时在国内的通称，而系连上谥号，就像大夫有文子、武子、懿子、宣子、简子之类，都是用谥号系连“子”，难道是因为僭越爵位而称子吗？我认为“子”不是子男爵位的子，就知道“公”也不是公侯爵位的公。“及”字的含义，《谷梁传》说：“表示鲁国的意愿。”《公羊传》说：“防、及、暨都是参与的意思。及，是我想要；暨，是不得已。”我认为“及”字的含义，所施用的情况不同。《春秋》中有以尊贵者及卑贱者的“及”，这“及邾仪父盟”与“及莒人盟于浮来”之类就是；有两个尊贵者互相“及”，“公及齐侯盟于落姑”就是；有两个卑微者的“及”，“及宋人盟于宿”就是；有强国的大夫以卑贱身份与尊贵者平起平坐而为“及”的，“及高傒盟”、“及阳处父盟”就是。应当随着事情来观察，以求得圣人的心意。《公羊传》、《谷梁传》一概断定为：“表示鲁国的意愿，是我所想要的。”这就拘泥了。鲁国是受周王室重视的国家，向附庸小国有什么要求呢？现在刚即位之初，与仪父结盟，必定不是鲁国有求于邾国，这是仪父愿意自己依附于鲁国，或者修好先君的情谊，而请求结盟罢了。推究这个来看，其他可以类推，必定用条例来拘泥，恐怕会失去圣人褒贬的意思。书写名、书写字，传注者都认为关系到褒贬，而名与字，实在有不容不辨别的。“及仪父盟”，传注者说：“书写字，是为了褒扬。”仪父在当时，最初没有见到他值得褒扬的善行。有人说：“附庸的君主，未能列入诸侯，所以称字以示区别，萧叔朝见鲁公就是例子。”然而庄公五年“郳犁来来朝”，也是附庸，而传注却认为这是书写名。郳国与邾国，同出一源，都是附庸，后来都因为参与齐桓公防地之盟的缘故，得以封为子爵，邾国与小邾国就是。仪父因为书写字的缘故，解说者说《春秋》褒扬他；犁来因为书写名的缘故，解说者说《春秋》贬斥他。仪父没有值得褒扬的善行，犁来没有值得贬斥的恶行。大体上书写父、书写仲、书写叔，就认为是字，否则都认为是名。因为字而求褒，因为名而求贬，这是解经的一大弊病。然而也有名字明显见于经传的，如公子友的归来，高傒、仲孙湫的到来，《春秋》书“季子”、“高子”、“仲孙”等，则是褒扬仅见的例子。至于冢宰以名书写，则是贬斥仅见的例子。不可以用这些来衡量《春秋》的常法，各自在后面辨别。纲领中已经著明这个意义，现在又随事显现。盟约不在国都内而必定在别地，是两方互相谦下的意思。推想周朝中叶以后有在王庭结盟的礼仪，后来越来越衰微。诸侯互相结盟，各自离开国都而在防地结盟，是因为盟约中没有谁适合处于下位。等到桓公、文公兴起，他们的权力虽然足以号召诸侯，但不敢在国都结盟，而必定在别地，是害怕比拟于天子罢了。

译夏五月，郑伯在鄢地战胜了段。

谷梁传说：“段，是郑伯的弟弟。杀害世子、亲弟弟，史书直书君主的姓名。因为直书君主的姓名，就知道他是弟弟。段是弟弟，却不称他为弟；是公子，却不称他为公子，这是贬低他。段丧失了做子弟的道理，轻视段而严厉责备郑伯。严厉责备郑伯处心积虑，存心在于杀害。在鄢地，是远方，还是说从母亲怀中夺过来杀掉他罢了，这是严厉责备他。那么作为郑伯的人，应该怎么做呢？缓步追赶，放走贼人，这是亲近亲人的道理。”公羊传说：“‘克’是什么意思？是杀的意思。既然是杀，为什么称他为‘克’？是为了彰显郑伯的罪恶。”左氏传说：“段不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称他为弟；像两个国君一样，所以说‘克’。”我认为谷梁传的说法，忠诚宽厚、悲悯伤痛，处理人道变故时，是不可废弃的。然而三传中，公羊传、谷梁传认为郑伯确实杀了他的弟弟，所以责备郑伯很重；左氏传认为叔段出逃而没有死，所以责备郑伯较轻。以我看来，段确实没有死，那些专门责备郑庄公而宽恕段的人，不是全面的论断。春秋两百年间，国君因为亲弟弟的缘故而招致祸乱的很多，见于初年的，就是晋文侯的弟弟成师和郑庄公的弟弟叔段。成师凭借父亲的宠爱来欺凌他的哥哥，胁迫他的侄子而受封于曲沃，曲沃逐渐强盛，晋国逐渐微弱，昭公、孝公、哀公三次被立又三次被杀，到了武公，就篡夺了晋国，祸害也很猛烈了。段的京城，就像成师的曲沃，武公篡位杀人的祸患不久就发生了。春秋记载“郑伯克段于鄢”，大概是互相责备：去掉“公子”的称呼，是为了惩罚段；直书“君”的姓名，是为了贬低郑伯。我观察曲沃的篡位，就知道郑庄公战胜段，也有不得已的地方。蜀人木讷赵君《春秋说》中有这样的话：“郑庄公和叔段，都是名教的罪人，而段的罪责更重。评论者都严厉责备郑伯而宽恕段，段怎么能宽恕呢？君主虽然不像君主，臣子不可以不像臣子；父亲虽然不像父亲，儿子不可以不像儿子；哥哥虽然不像哥哥，弟弟可以悖逆吗？”我赞同段不可宽恕的说法，原本是基于《诗经》序言误导后学的错误。《叔于田》、《大叔于田》的辞藻都是讽刺段的，而《诗经》序言却说讽刺庄公，这是哥哥不可以不像哥哥，弟弟却可以不守本分吗？圣人责备臣子的过错通常很重，责备君主的过错通常较轻，不是随意加重减轻，而是长幼的分别，尊卑的道义。分别和道义确定，天下就安定，我不相信郑伯的罪责重于他的弟弟。木讷的这个论断，很符合经书的意旨，所以全部记录下来。有人说：“胡氏推演伊川的意思，认为郑庄公内心忌惮叔段，所以给他大的城邑，纵容他叛逆失道，然后讨伐他。春秋推究显现极隐秘的事，所以首先惩罚郑庄公的心意。像你的话、木讷的说法，与胡氏不同吗？”回答说：“春秋使用的法则，也是平正其心罢了。当郑庄公封叔段于京城时，只是因为他的母亲罢了。请求制地不给，请求京城才给他，这时候这颗心，难道有杀弟弟的意思吗？却说给他大邑，纵容他失道以至于叛乱，然后用叛逆的罪名讨伐他，岂不是失去了当时的事实吗？根据传文，叔段得到京城之后，收集两属之地作为自己的城邑，修整甲兵，将要袭击郑国，这才不得不讨伐。郑庄公不能战胜段，段就会战胜郑庄公。那成师被封于曲沃，难道也是晋侯有什么助长他的恶行而加重他的罪过吗？积习的逐渐发展，才到了这一步吗？善于读春秋的人，观察圣人使用法则的心意。罪状未显露就说春秋推究显现极隐秘的事，首先惩罚他的心意，这是秦朝毒害天下，而说圣人是这样的吗？胡氏解释经书，多有这种毛病，读者要谨慎。”有人说：“像你说的，郑庄公就没有过错吗？”回答说：“做君主的人，是给予和剥夺的人。给予和剥夺在我，却让人得以请求，请求了就给他，那将没有达不到的地方了。”说：“姜氏想要这样，不给就伤害慈母的心，那将怎么办？”回答说：“不对。郑庄公起初，听从母亲的命令，封段于京城，他以为这是孝。最终因为段的缘故，在颍地发誓与母亲不见面，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孝在哪里呢？假如郑庄公在请求制地、请求京城的时候，用义理来裁断，用礼制来晓谕，用诚意来感动，给予应当给予的，不给予不应当给予的，那么段不至于叛逆，国君不烦于讨伐，而郑国就安定了。唉！只有懂得孝悌之道的人，才可以和他谈论这些。我对郑庄公有什么责备呢【其余意义见隐七年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襄三十年天王杀他的弟弟佞夫】

秋七月，天王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丧礼财物。

有人说：“君主作为天，道义见于经书，由来已久了。而在此之前，没有称天子为天王的，春秋开始称他，为什么呢？”回答说：“天作为天，人们都知道它尊贵而没有第二个上级；君主比拟天，人们都知道他尊贵而没有第二个上级。只有那些比拟君主的人，然后天的名称才开始确立。周朝兴盛时，外至四海，直到远方异俗，知道有王罢了。到了衰世，才有蛮荆而僭越王号的人，才有诸侯而僭越王章的人。春秋首先明确大的分别，用天加在王上，显示天下共同的主人，而他的尊贵不可以超越，这是春秋正名的首要任务。然而也借此寄托褒贬，所以书‘天’是为了明确分别，去掉‘天’也是为了显示贬低。这里用天王的尊贵向下送藩妾的丧礼财物，是贬低。为什么还书

译“天啊！”回答说：“《春秋》的大义是，君主有过错，先要责备他的宰相。这里写出咺的名字，就是为了责备他。宰相为周王向下赠送助丧的财物，责备宰相也就是责备周王。如果派去的不是宰相，那么责备的对象就直接落在周王身上了。《周礼》中有大宰、小宰、宰夫，三传中没有明确说是哪一位宰，直到刘氏的论述才确定下来。刘氏在《意林》中说：‘《春秋》对于大夫一般不记载他们的官职，唯独对冢宰记载了，由此可以看出他责任的重大；治理天下的人通常不称名，现在却称名，由此可以看出对他的责备最为完备。’胡氏说：‘周朝的公卿记载官职，大夫记载字，上士、中士记载名，下士记载人。咺位居六卿之长却记载他的名，为什么呢？天王是法度的宗主；六卿是法度的守护者。在朝廷上商议法度并加以修定，就参与谋划；颁布法度并在各国间施行，就专门掌管此事。然而接受命令去为诸侯的妾室赠送助丧财物，这是破坏法度、扰乱纲纪从周朝开始。《春秋》重视嫡妻与妾室的分别，所以特意贬低而记载其名，以显示这位宰相并不配称为宰相。’仲子是惠公的妾室，桓公的母亲。《谷梁传》认为仲子是惠公的母亲、孝公的妾室，这是错误的。隐公将要让位给桓公，母亲作为惠公的嫡室，向周王室报丧，导致周王派遣使者向下赠送助丧财物。《春秋》记载此事以讥讽，既讥讽周王室，也责备隐公。隐公以夫人的身份向周王室报丧，周王室以夫人的礼仪向鲁国赠送助丧财物，而《春秋》记载为‘惠公仲子’，不承认仲子僭越夫人称号。”有人问：“《春秋》不承认仲子僭越夫人称号，却承认成风僭越夫人称号，为什么呢？”回答说：“僖公尊奉他的妾母成风为夫人，隐公尊奉公子允的母亲为夫人，这两件事是不同的。圣人并不是认为成风可以配享先君，妾母可以成为夫人，而是因为僖公的夫人……文公以夫人的礼仪为她治丧安葬，夫子对于鲁国先君的母亲，不能贬黜她僭越的称号，所以沿袭旧有的文字记载为‘夫人’，等到秦国人归还助丧的衣物时，则仍然记载为‘成风’以纠正它，这是《春秋》的书法，用在鲁国不得不如此。”有人问：“成风去世和安葬时，周王派遣荣叔回去送含玉并赠送助丧财物，派遣召伯来防备安葬，荣叔、召伯为什么没有受到贬斥？”回答说：“荣叔、召伯不是冢宰的官职、六卿的长官，他们的责任比咺轻，周王不称天，那么荣叔、召伯受到贬斥就可以知道了，说他们没有受到贬斥是不可以的。”有人问：“这是隐公元年，《春秋》开始记载的年份，可见的书法原则只有几件事罢了，这一年鲁国是诸侯国家，难道没有其他事情，而《春秋》所记录的仅仅只有这些，为什么呢？”回答说：“记录那些可以垂范后世的事情罢了。在克段一事上彰显人道的变化，明确兄弟的道义；在赗妾一事上垂示端正家庭的法则，明确嫡妻与妾室的分别；在祭伯来一事上谨慎内外之别的分辨。而在元年正月之下，紧接着记载与邾国结盟，讥讽这不是初政所应该首先做的，厌恶当时诸侯急于结盟。由此推而观之，书法的详略就可以知道了，那些认为《春秋》是残缺不全的朝廷公报的人，只是不知道这个意义罢了。”

译九月，鲁君与宋国人在宿地结盟【“及”字的含义已在今年三月条中说明】。

《谷梁传》说：“‘及’是什么意思？指地位卑微的鲁国人。宋国人，指地位卑微的宋国人。”《意林》认为，这是鲁君与宋国人结盟，史书不记载“公”字，是为了让鲁君与宋国人结盟感到羞耻。我认为，鲁君与强国的大夫结盟，就会避讳而不记载“及”字，比如与晋国的处父结盟之类就是这样，罪责在晋国，所以为鲁君避讳；鲁君与小国的大夫结盟，就不避讳，比如与莒国人在浮来结盟之类就是这样，事情在于鲁国，所以不为鲁君避讳。宋国虽然不是弱小的国家，但也并非像晋国人那样凭借强大势力，让他们的臣子与鲁君结盟来屈辱鲁君。查考《左传》，鲁惠公晚年，在黄地打败了宋国军队，鲁隐公即位后寻求和解，在宿地结盟，这是鲁国想要结盟。称“及”称“人”，是双方地位都卑微的人结盟。有人说：“双方地位都卑微的人结盟，《春秋》不记载，这为什么要记载？”回答说：“这是讥讽。《春秋》开始记载的年份，世道虽然衰微，但仍然重视先君的仇怨，不肯轻易向对方低头，严重的甚至在改朝换代之后还寻找借口动武。寻找借口动武固然不对，而向仇敌国家乞求结盟也是不对的。隐公父亲的丧期未满，却向先君的仇敌国家乞求结盟，难道能免除忘记亲人的嫌疑吗？我方想要结盟而对方只派地位卑微的人来，那么可以不结盟。与之结盟，所以加以讥讽。”那应该怎么做呢？回答说：“休养生息，保卫疆土，不率先发动战争，这是国君继承位业的首要任务，为什么要结盟呢？”

冬季十二月，祭伯来到鲁国。

《公羊传》说：“这是来投奔，为什么不说是投奔？因为王者没有内外之分，说投奔就有内外的说法了。”《谷梁传》说：“这是来朝见。王畿内的诸侯，如果没有天子的命令，不得出防与诸侯交往。不认为他外交正当，所以不承认他来朝见。”祭伯是周朝的卿士，不禀承王命而私自来到鲁国，史书记载“祭伯来”，是厌恶他进行外交活动。《公羊传》说“王者没有内外”，《谷梁传》说“人臣没有外交”，都是《春秋》治理世间的法则。夏商周三代以后，拥有国家和家族的人能懂得这个道理，实际上是从《公羊传》和《谷梁传》阐发出来的。程颐认为：“天下有道，诸侯遵循轨范，哪里有内外的界限？”不认为王臣没有外交的说法是对的。我认为在春秋时代，天子微弱，诸侯强盛；诸侯微弱，大夫强盛。那些进行外交活动的，都是选择利益而趋附，培植党羽来对抗他们的君主。所以特别确立这条法则作为防范，怎么可以废除呢？祭，是国名；伯，是爵位。《谷梁传》认为他是王畿内的诸侯，各种说法都跟随它。黎淳认为王臣只有三公称爵位，不像外诸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所以定公四年刘卷去世，不书“子”，认为祭伯、单伯、刘子、单子之类都是以字记载而不是爵位。我认为《礼记》说：“天子王畿内的诸侯，是俸禄；外诸侯，是世袭。”王畿内有诸侯，不只是《谷梁传》这样说。刘文公刘卷辅佐周王室有大功，大概是周朝的宰相。天子三公去世而用名记载，不符合体例。杜预认为天王为他通告，所以用名而不用爵位。我私下怀疑“刘”字下面缺了一个“子”字。祭伯、单伯、刘子之类，都是内诸侯的爵位，然而只是享有采邑罢了，不像外诸侯有封国，子孙可以继承。

公子益师去世。

《春秋》的义理，天子、诸侯、内卿、大夫的崩、薨、卒都记载，表示尊卑贵贱无不有终结。然而有的记日期有的不记日期，是旧史记载的详略不同，而不是褒贬所系。《左传》认为鲁君不参与小敛，所以不记日期。鲁君不参与小敛而记日期的，有公孙敖、叔婼、叔诣、公孙婴齐。《谷梁传》认为记日期是正当的，不记日期是邪恶的。有罪恶显著而记日期去世的，有公孙敖、公子牙、仲遂、季孙意如。只有《公羊传》的说法接近，说：“为什么不记日期？因为年代久远。所见到的事用不同的措辞，所听到的事用不同的措辞，所传闻的事用不同的措辞。”本意是说年代越远就越不能得到详情，所以有所见、所闻、所传闻的不同，而何休却认为恩情有厚薄、道义有深浅、措辞有详略，这就拘泥了。圣人作经，为后代留下王法，鲁国子孙对于父祖、曾祖、高祖，恩情固然有厚薄，而《春秋》笔削是公天下的，不因此而有厚薄。然而所见到的事用不同的措辞，所听到的事用不同的措辞，所传闻的事用不同的措辞，不只是卿佐的去世如此。事情在春秋初年的与中年不同，事情在春秋中年的与末年不同，以此推求，大概就接近了。有人说：“卿佐的去世不记载他们的官职，而只记载公子、公孙，为什么呢？”回答说：“孙泰山认为这是厌恶世卿，是对的。古时候诸侯的卿大夫，广泛选拔贤能，向天子请求而任命。周王室衰微，这个制度就废除了。鲁国的叔、仲、季、臧，都是公族。《春秋》不记载他们的官职，而只记载公子、公孙，是讥讽。外国的世卿为什么没有讥讽？”回答说：“外国担任卿职的，还有其他姓氏夹杂其间，只有鲁国纯粹是公族，所以直接记载公子、公孙来寄托警戒。”

隐公二年春季。

《谷梁传》说：“隐公十年没有‘正’，隐公自己不正。元年有‘正’，是用来纠正隐公的。”木讷不认为这个说法对。我认为元年记载“正”而不记载事情，是想显示隐公不记载即位的意思；二年至十一年没有“正”，恐怕应当像《谷梁传》所说的那样。不然，为什么十年都不记载正月呢？

鲁君在潜地会见戎人。

这是《

译《春秋》记载鲁隐公在防地防备戎人，这是列国与戎人发生冲突的开端。书中称“戎”，是用其称号来表明戎人不能与列国诸侯平起平坐、同等对待。书中记载“隐公在防地防备戎人”，是讥讽隐公身为有望成为大国之君的诸侯，却专门去防备戎人，防备了不该防备的对象。国君即位后的第二年，没有听说他去京城朝见天子、请示命令并接受任命，兄弟甥舅般的邻国也没有得以交往相见，反而把防备戎人作为首要事务，这也是《春秋》所讥讽的。《春秋》凡是记载鲁国的事，都完备地记录其事实，不加贬斥而大义自然显现，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有人问：“《禹贡》五服中的要服、荒服，《周官》九服中的蛮夷、镇、蕃，是用来区分内外的。而在《春秋》时代，四方边远地区的人交错居住在九州之内，百姓都是天子的臣民，土地都是天子的土地，他们的首领都是天子的臣属，却将他们排斥在外，视同于风俗不同的异族，可以吗？”回答说：“这正是《春秋》用来区分内外的原因。中原地区，是礼乐、政教、法度的发源地，然而却有在外自称王并僭越名号、肆意作乱的人，交错居住在侯服之内，所以自周公以来，惩戒荆舒，斥退徐戎，截断淮水沿岸，不让他们得以僭越名号、肆意作乱，这为后世考虑的深远啊。等到《春秋》时代，鲁国毗邻戎人，晋国邻近戎人，齐国与戎人接壤，戎人部落接连兴起，日益强盛。考察他们的派系来源，有姜姓的戎，姬姓的戎，甚至像吴、楚、越这样的国家，都自称是明德的后裔，却僭越称王，强暴放纵。圣人因此贬斥他们，明确内外的区别，以示差异。辨明那些扰乱内部秩序的人，那么九州以外荒服中风俗不同的异族，不用刻意纠正也就自然归正了。”

木讷赵君，是研究《春秋》的老手，但他的言论却说：“主张‘僭越防备’说法的人，不估量时势，却要求别人做难以做到的事。鲁国与各戎人有边境交往，幸好他们没有用戈矛互相攻击，而是友好地寻求在防地会面，鲁国凭什么拒绝他们呢？”唉！这是用利害关系来谈论《春秋》，到了这种地步，内外的分别在哪里呢？如果说文王对待昆夷，太王对待獯鬻，那时情况不同，事情不同，不能用来规范《春秋》。赵君生于绍圣、淳熙年间，亲眼目睹当时的奸臣小人，不以侍奉仇敌为耻，把请求和谈作为最好的计策，邪说鄙论，深入骨髓，对人影响很深。老成的老师宿儒甚至用这种观点来解释经典，误导后学非常严重。因此我不能忘记言语，并非敢越职妄言。

译夏天五月，莒国人攻入向国。

这是春秋时期诸侯擅自相互侵伐的开始。称为“伐”、称为“侵”、称为“围”、称为“取”、称为“入”、称为“灭”，都是贬斥的用语。之所以名称不同，是因为用兵的规模大小、深浅程度、奇正变化有所不同罢了。凡是攻打别人的国家，攻入其国都，毁坏其宗庙神主，迁走其重要礼器，这就叫做“入”。这是《春秋》所非常厌恶的，其罪行比灭国轻一等。然而“入”有两种情况：有攻入之后便据为己有的，如宋国攻入曹国、鲁国攻入邾国以及下文提到的攻入极国之类就是；有攻入之后并不据为己有的，如卫国攻入郕国、郑国攻入许国、鲁国攻入杞国之类就是。攻入之后便据为己有，实际上就是灭国。这次莒国人攻入向国，《左传》说莒国国君娶了向国的女子，向姜在莒国待得不安而回国，莒君攻入向国把姜氏带回来，那么他攻入向国，目的在于接回离去的妻子，未必就一定灭掉向国，所以《春秋》记载为“入”而不记载为“灭”。到了宣公四年，鲁君攻打莒国夺取向地，最终向地被莒国兼并，但那次战役只是攻入而没有夺取，真正的夺取应当发生在那之后，我从《春秋》记载“入”而不记载“灭”中知道了这一点。有人问：“这次莒君攻入向国，为什么书写作‘人’呢？”回答说：“这是贬斥。夫妇是人伦的开始，国君与她共同承担祭祀，治理家庭以治理国家。姜氏在莒国待得不安，自必有原因，莒君应当知道反省自己。现在却急忙用军队攻入别人的国都，强行夺回离去的妻子带回来，这不是接回妻子的正道，最终又借此灭掉了向国。败坏伦理，损害教化，这不是中原国家所应有的，《春秋》书写作‘人’，是将莒国视为外邦。莒国从此直到春秋末期都被贬斥而称‘人’，其礼制早已丧失了【此义又见于同年郑人伐卫】。

无骇率领军队攻入极国。

这是鲁国灭国，书写作“入”而不书写作“灭”，是为鲁国隐瞒灭国之罪。然而有书写作“入”的，也有书写作“取”的。书写作“入”的，这次以及昭公七年攻入邾国就是；书写作“取”的，成公六年夺取鄟地、襄公十三年夺取邿地就是。只有僖公十七年灭项直接书写作“灭”，是为了诛责季氏擅自用兵，所以不为鲁国隐瞒。《公羊传》说：“无骇为什么不称氏？是痛恨他开创了灭国的先例。”我考察隐公、桓公、庄公时期的大夫不书写作族氏的，有无骇、翚、挟、柔、溺。翚因为弑君而去掉族氏以示贬斥，是合适的；无骇攻入极国，固然应当有贬斥，但未应与逆贼同列。大概无骇、挟、柔、溺，都是尚未赐族的大夫。春秋初年，大夫尚未赐族的还很多，所以都只写名而不写氏。有人问：“有罪去掉族氏与尚未赐族的人没有区别吗？”回答说：“《春秋》是通过比较事件来书写的，比较着看，才能见到圣人的心意。翚在隐公时代，去掉族氏共有两次，明确他是隐公的罪人；在桓公时代，加上‘公子’的称号，因为他与桓公同恶。这就是有罪者与尚未赐族者的区别。”《公羊传》称无骇为展无骇，当时无骇实际上还没有氏，到他死后才以展为氏。凡是国君的儿子称公子，国君的孙子称公孙，国君的曾孙不称曾孙而赐给氏。大概有应当赐氏而尚未赐氏的，必定世代担任官职，或者成为大夫，然后才有氏。到了春秋中期，没有不世代为官的，没有不赐氏的，权力下移，国君孤立了【其余义理见无骇卒、仲遂卒】。

秋天八月庚辰日，鲁君与戎人在唐地结盟【结盟的义理已在元年三月见过】。

鲁国是受周天子册封的诸侯大国，是中原各国所注视并听从其倡导的。春天在防地会见戎人，秋天在唐地与戎人结盟，既单独会见，又单独结盟，《春秋》一年之内两次记载，这是为了贬斥。大概结盟不是盛世的美好事情，中原诸侯不能恪守王法，擅自相互结盟，本来就是《春秋》所厌恶的，何况是大国国君与戎人单独会见、单独结盟，损害国家体统，扰乱王制，内外之辨，更是《春秋》所不认可的。书写作“公及戎盟”，不加贬斥而义理自见，这就是所谓不该结盟而结盟，这是《春秋》记载鲁国事务的通例。与戎人结盟的“及”，又与及仪父、及莒人的“及”不同。这个“及”字，应当随具体事情来观察，以求《春秋》的本意。胡氏说：“记载日期的，必定是因为事情重要而系日。此前在蔑地结盟不记日，在宿地结盟不记日；此后在密地结盟不记日，在石门结盟不记日。唯独在唐地结盟而记日，是谨慎的态度。”我认为胡氏的这个义理，可以适用于此时，但不能通用于其他时候。记日或不记日，在会见结盟中多见，《春秋》的褒贬起初并不全在于此。不仅会见结盟如此，凡是记日或不记日，不都是褒贬所系的。然而也有因记月记日而体现意旨的，不能一概而论。如十年鲁君会见齐、郑攻打宋国，六月壬戌日在菅地打败宋军，辛未日夺取郜地，辛巳日夺取防地，一个月之间，打败别人的军队，夺取别人的城邑，记日以显示其残暴，说这不是贬斥是不行的。又如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尝新，火灾刚过三天就尝新，讥讽他不改变灾后的余习，不记日则其义理不见，所以如此。除此之外，记日或不记日，是依据旧史而记载，不都是褒贬所系。《左传》《公羊传》对此拘泥，不必被迷惑。

九月，纪国的裂繻来迎娶女子。

这是外国迎娶女子首次见于经文的，由卿为君主迎娶。《公羊传》说：“外国迎娶女子不记载，这次为什么记载？是讥讽开始不亲自迎娶。”《谷梁传》说：“迎娶女子，应当是亲自去的。派大夫去，不合正礼。”鲁哀公问：“戴着礼帽亲自迎娶，不是太隆重了吗？”孔子回答说：“合

译好，将其作为宗庙社稷的主祭者，君主为什么说已经过于隆重了呢？”这是诸侯亲自前往迎接新娘这一礼制的根本依据。程颐认为：“亲迎，是指在迎亲的馆舍迎接，有亲自登车并授予车绥的礼仪，哪有抛弃宗庙社稷，远赴他国去迎接新娘的道理呢？《诗经》称颂文王在渭水边亲自迎接新娘，并没有越出国境。”程颐的说法符合礼制的中道。这部史书记载“逆女”，是重视婚礼的开始，未必是专门责备必须亲自迎亲。裂开帛书时不称“君命”，这正是《公羊传》所说的“婚礼不称主人，以保存廉耻的节操”。如果有母亲，就禀命于母亲；如果没有母亲，就禀命于伯父、叔父或兄长，让他们以君主的名义行事，这是古代的道义。成公八年，宋公派遣公孙寿来送聘礼，之所以称“使”，是因为宋公没有母亲。没有母亲而自行发号施令，可以吗？有人说：“诸侯将伯父、叔父、兄长视为臣下，所以不能称‘使’。”不能称‘使’却擅自行事，这可以吗？我认为，派遣伯父、叔父、兄长向宗庙请示，然后以君主的名义行事，这是礼制的变通。宋公派遣公孙寿，是不合礼制的。《公羊传》的这一义理，传授给孔门弟子，是不可废弃的。

译冬季十月，伯姬嫁往纪国。《春秋》对于本国女子出嫁的记载特别详细，是为了阐明人伦关系、端正妇道。何秾被列在《诗经》的《周南》和《召南》中，就是这个道理。女子称出嫁为“归”，这种说法由来已久。《易经》泰卦六五爻辞说：“帝乙归妹。”即使是天子的女儿下嫁，也用“归”字，何况是诸侯、卿、大夫呢？愿意成为有家庭的人，人道就是从这开始的，所以说“归”。但是，必须是公室的女儿或者姑母、姐妹作为诸侯的夫人，地位尊贵才称“归”，否则不记载。那些被记载的都有讥讽之意，莒庆、宋荡、齐高固都被讥讽了【其义又见于七年三月叔姬归纪】。

纪子帛与莒子在密地结盟。在蔑地结盟，是内盟的开始；在密地结盟，是外盟的开始。内外盟誓必定记载，是为了记录东迁后诸侯没有统一的君主，互相结盟的情况。《谷梁传》说：“纪子伯与莒子在密地结盟。”《公羊传》说：“纪子伯是什么人？没有听说过。”这是经文可疑之处。《左传》将其与裂繻迎接新娘连在一起，子帛又类似裂繻的名字，并说“是为了鲁国的缘故”，这就是所谓的传闻异辞。《春秋》中大夫没有凌驾于诸侯之上的礼仪，孙泰山也认为这是缺漏，暂且搁置【外盟之义又见于三年十二月齐郑盟于石门】。

十二月乙卯日，夫人子氏去世。子氏是谁，《左传》认为是惠公的仲子，说元年归赗是预先准备凶事，这是诬蔑；《公羊传》认为是隐公的母亲，也不对。仲子、声子都不是正嫡，仲子不能称夫人，声子怎么能僭越称小君呢？那成风、敬嬴之所以称夫人，是因为僖公、宣公僭用名号来尊崇他们的妾母，《春秋》不能削去，并不是《春秋》给予她们这个名号。隐公不以君位自居，所以声子没有僭越名号。这个子氏，依从《谷梁传》的解释，是隐公的夫人。陈止斋说：“隐公、桓公的母亲都不能称为夫人，那么嫡庶的道理就明白了；隐公的妻子能称为夫人，那么君臣的名分就确定了。嫡庶的道理明白，那么桓公就不是太子；君臣的名分确定，那么隐公就不是摄政之主。”隐公因为夫人去世而为其妻服丧，所以不敢安葬。《谷梁传》说：“不葬，是跟随君主的。”隐公被杀，凶手没有被讨伐，所以君主和夫人都没有记载安葬。结合《谷梁传》和陈止斋的观点，其义理就完备了。

郑国人攻打卫国。这是《春秋》记载“伐”的开始，征伐是天子的事情，而《春秋》中诸侯专断，这是罪过。然而有早年的争伐，齐桓公称霸之前就是如此；有晚年的争伐，晋文公称霸衰落之后就是如此。只有中年的争伐，有奉王命讨伐不朝见天子者的，齐、晋二霸的军队就是如此。《春秋》赞许他们称霸，褒贬随事情而显现，学者仔细观看书法而寻求圣人垂训的根本意图，那么《春秋》的行事就可以认识了。侵、伐两个含义，三传的解释不同。《左传》说“有钟鼓声叫伐，没有叫侵”，《谷梁传》说“包围人民、驱赶牛马叫侵，砍伐树木、毁坏宫室叫伐”，他们的说法都拘泥。《公羊传》说“精锐叫伐，粗疏叫侵”，比较接近。大概具备军容而去，整齐严肃为精锐；率领偏师而出，浅攻疾驰为粗疏。自从周朝兴盛时，《易经》、《诗经》、《尚书》、《周官》所叙述的，就有这两个名称了。而《春秋》依据旧史进行笔削，旧史依据来告进行书写，有先侵后伐的，有声侵实伐的，这不能用定例来求。郑叔段的儿子滑，率领卫国军队攻打郑国，夺取廪延，挑起争端的是卫国。去年郑国人率领王师、虢师、鲁师攻打卫国南鄙，也足以报复廪延之役了。现在郑国再次攻打卫国，那么罪责在郑国了。大概郑庄公一定要穷尽叔段的党羽而消灭他们，所以用兵不止。记载“人”和“伐”，是贬低。到了中年以后，又有变例的侵伐：出动大军、劳顿诸侯，而没有讨罪救乱的实质，记载“侵”来贬低；出动偏师而能伸张大义、顺应人心，记载“伐”来奖赏。这就是变例，在齐桓公、晋文公两次召陵之役中可以看到。

三年春季，周历二月。《春秋》二月、三月都系于“王”字之下，是为了表明夏历的春季。何休却说：“二月，是殷历的正月；三月，是夏历的正月。王者保存前两代王的后裔，让他们统领自己的正朔，崇尚他们的服色，实行他们的礼乐，贯通三统。”这种说法大错特错。《春秋》阐明百王共同的法律以昭示后世，所以春季的三个月都系于“王”字之下，正是为了实行夏历，说明春季的三个月在此寅、卯、辰，而彼子、丑是冬季而不是春季。王者体现天道，布施德教，如同阳春生机之流畅，然后尽其体长之事，难道是为了前两代王后裔的缘故而系之以“王”吗？四时的春季如同四德的元，春季加上“王”字，而三时可以类推了。

己巳日发生日食。太阳是太阳的精华，是君主的象征。月亮来交防与太阳同度，月亮遮蔽日光，这就叫蚀，是阴干阳，所以是灾祸。有人说：“日月运行有常度，交防则必定日食，而圣人谨慎记载，称之为天变，为什么呢？”回答说：“有应当日食而没有日食的，有不应当日食而日食的。”杜氏说：“日月是动物，虽然运行度数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缩，所以有虽然交防而没有日食的，或者有频繁交防而频繁日食的。”所谓盈缩，就是君主德行的感应，人事的应验，是常中的变。

译如果不这样，为什么在帝王盛世，日月星辰运行正常，寒暑调和，流星不坠落，日食不发生，而在衰败动乱的年代，天象变异层出不穷，没有哪一年是空白的呢？主张《周髀》学说的人说：“周天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日月都在天上向右运行，太阳每天运行一度，月亮每天运行十三又十九分之七度，因此月亮运行得快，太阳运行得慢，二十九天多一点，月亮就运行完一周天，追上太阳并与它相遇，这就叫作交合【这是古代的说法。近代的儒者则认为天体极其圆整，绕着地球向左旋转，一天旋转一周而超过一度。日月也向左旋转，太阳在天上运行稍慢，也是一天旋转一周而在天上落后一度。月亮运行尤其慢，一天落后于天十三度，二十九天后与太阳相遇，那么就是太阳运行快而月亮运行慢。现在研究左旋历法的人，持的就是这种说法】。日月的运行，每个月必定相遇，但月亮有时在太阳轨道的外侧，有时在太阳轨道的内侧，所以不发生日食。只有月亮和太阳在同一轨道上才会发生日食。又有一种说法认为：‘日月在天上运行，各自有各自的轨道，虽然说是初一相遇，但轨道有内外之分。如果月光在内侧，按照期限发生日食的情况就多；如果月光在外侧，即使按照期限发生日食的情况也少。’杜氏看到这些说法参差不齐，所以说：‘运行的度数有很大的差异，不能不多少有些盈缩，所以有虽然交合而不发生日食的情况，也有频繁交合而频繁发生日食的情况。’这些都是用来指称君主德行的感应、人事的应验而言的。自从汉朝以来，历法家每以一百七十又三天为一个交合周期，没有连续两个月发生交食的情况。而鲁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连续两个月频繁发生日食，这是天度的变化，即使是精妙的历法也无法预知。到了汉高帝即位第三年的十月、十一月频繁发生日食，此后到现在一千多年，没有连续两个月发生日食的情况。因此，注疏家、历法家有人认为是简册传抄的错误。错误固然存在，但没有错误到重复两次的程度。况且汉高祖初年，也曾频繁发生日食，这在秦朝焚书之后，能说这是错误吗？所以知道天度有时……而改变它的常规，这就是它成为异常的原因，难道可以用固定的方法去推求吗？曾经考察历代的天文书籍，日月五星变化异常的事情，更多的存在。唐代有精通历法的人，认为日食星变不能用固定的方法推求，援引依据精辟广博，足以使治世的人担忧而使英明的君主警惕。那些认为交合有常规，运行次序一定，把人事放在一边不谈的人，是星象学家、历法家的学问，而不是《春秋》记载异常现象的宗旨。凡是日食必定记载初一，这里没有记载，是史官的失误。由于历法纪年错乱，掌管天象的官员失职，有的漏记在前面，有的漏记在后面，因此有的漏记了初一，有的漏记了日期。

译三月庚戌日，周天子驾崩【这是周平王。天子驾崩不记载安葬日期，其义理见后文】。

左氏说：“周天子在三月壬戌日驾崩，报丧文书上写的是庚戌日，所以《春秋》记载为庚戌日。”杜预说：“为了让诸侯尽快赶到，所以用较早的日期来报丧。”《春秋》不记载实际驾崩的日期而记载较早的日期，就是传播这种虚假情况以惩戒臣子的过错。我认为《春秋》是依据旧史官的记录来书写的，并不是故意传播虚假情况。有人说：“天下国家众多，边疆守卫至关重要，所以天子去世，诸侯不得越过国境奔赴丧礼，而是在本国办理丧服礼仪，由卿大夫共同处理吊唁和安葬事务。”我认为这是用后世郡县制的礼仪来衡量古代封建制的国家，恐怕不能相同。胡安国引用《周书·康王之诰》来论证，说：“太保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侧，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侧。”认为天子去世，诸侯都应当奔赴丧礼，怎么能只在各国办理丧服礼仪呢？这是正确的言论。但是《康王之诰》所说的西方诸侯、东方诸侯，是指王畿内的诸侯罢了。当时周成王刚驾崩，报丧文书未能传到远方，四方诸侯未能全部到场。如果说诸侯各自根据远近前来奔丧，大概是可以实行的。○有人说：“周平王是东迁后的第一位天子，记载驾崩不记载安葬，《公羊传》认为这是举天下之力安葬一人，事情没有疑问，所以不记载。这种说法怎么样？”回答说：“安葬是终了大事中最重要的，何况是天子的安葬，怎么能不记载呢？这大概有深意，而各位儒生没有说出来罢了。周王室东迁，是为了躲避戎狄。戎狄的祸患既已平息，天子将返回旧都，恢复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疆域，以此号召天下。平王却安于洛邑，让丰、镐的故土，长满黍稷，无人关心，其后终于死在东方，失去了继承祖业、承继家道的原则。此后传位十三个王，都不能返回安葬。《春秋》记载驾崩不记载安葬，是说安葬的地方不对，还是希望子孙中有能返回旧都安葬的人。其间有既记载驾崩又记载安葬的，那就是讥讽。有的因为安葬迟缓而记载，有的因为不及时安葬而记载，根据具体事情观察，就可以明白圣人的心意。”

夏季四月辛卯日，君氏去世【《公羊传》作尹氏】。

左氏说：“君氏，就是声子。声子是隐公的母亲。因为隐公想要让位，所以没有完成夫人的礼仪，因此不记载她的姓氏。”我认为：如果确实如左氏所说，也应当像定公十五年那样记载“姒氏卒”。现在记载“君氏”，并不是名字。《公羊传》说：“尹氏，是天子的卿大夫。称尹氏，是讥讽世卿。外国大夫不记载去世，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周天子驾崩，他是诸侯的主君。”《公羊传》的说法似乎有道理，只是周朝卿大夫去世不记载，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特别记载尹氏、王子虎、刘卷的去世，其余没有登上简牍的，这是不可理解的。有人说：“王子虎、刘卷因为有功，所以记载名字；尹氏因为世族讥讽，所以省略名字。”但是周朝大臣把持国政、倚仗权势而世代为官的还有很多，为什么唯独责备一个尹氏呢？从经文前后来看，三月记载周天子驾崩，四月记载尹氏去世，难道不是在居丧期间，百官约束自己听从冢宰，天子刚驾崩不久，冢宰接着去世，《春秋》对此感到危急，所以特别记载吗？然而这是经文的疑点，暂且搁置。

秋季，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财物。

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财物，不称王使。左氏说：“天子尚未安葬。”《公羊传》说：“正在居丧期间，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天子。”刘敞说：“嗣子在刚丧父时就已确定，说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天子，是什么意思？百官约束自己听从冢宰三年。”胡安国赞同此说。我认为正在居丧期间没有成为正式的天子，是指父亲的灵柩还在殡宫，嗣子没有称元年，所以不能算是正式的天子，这是天子和诸侯相同的。只是此时不奉行王命办事，所以派遣使者不称使。武氏子、仍叔子奉命而出，必定都在朝廷有官位，现在却用某氏之子来记载。《公羊传》、《谷梁传》对于仍叔之子说：“父亲年老，儿子代替从政，是世代享有禄位的人。”对于武氏子却说：“父亲去世，儿子尚未受命。”大概认为仍叔是还活着的人，认为武氏是已死的大夫。仔细考察经文体例，都是父亲在世而儿子世代继承官职的。不然的话，周朝公卿大夫没有不是世官世禄之家的，为什么唯独在这两个儿子身上书法不同呢？说某氏之子，是因为父亲还在世。至于记载请求助丧财物，责任就在鲁国了。仲子是诸侯的妾，她去世时，天子特意派遣宰咺为她致送助丧财物；现在天子驾崩而鲁隐公不奔赴不致送助丧财物，导致王人奉命下来征取，鲁国的罪过太大了。记载王人请求助丧财物，是《春秋》用来声讨鲁国。有人说这是贬低周天子，不对。请求助丧财物与请求车辆、请求金钱是不同的。

八月庚辰日，宋公和去世。

有人说：“《春秋》平常的事情不记载，而对于诸侯的去世和安葬必定记载，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去世而记载，是向人们展示谨慎对待终了之道的道理；安葬而记载，是向人们展示作为臣子、作为儿子侍奉君主、侍奉父母的终了之道。所以《春秋》对于国君的去世和安葬必定记载，即使不是正常死亡也必定记载；得不到安葬，或者安葬不符合礼仪，那么即使安葬也不以安葬来记载。使天下后世做君主的人，小心谨慎地自我约束，常常担心不能善终，而谋划如何善终；做臣子、做儿子的人，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侍奉亡者如同侍奉存者，时世太平时共同完成安葬的常规，国家动乱时尽到托付孤儿的重任，君主死得不合正道，就为他承担讨伐贼人、报仇雪恨的事情，然后才能安葬他的君主。这哪里只是谨慎地记录月日

译最终埋葬他，是这样的吗？」有人说：「天子去世叫崩，诸侯去世叫薨，这是礼制。降低规格而记载为卒，《春秋》难道没有深意吗？」回答说：「胡氏认为周王室东迁后，诸侯放纵恣意，不听从王命而占有自己的国家，所以《春秋》在他们报告丧事时，特意表示贬斥，而用‘卒’来记载，不承认他们是诸侯。这个论点固然正确，但当时的诸侯未必人人都放纵无度、无视王权，现在一概加以贬斥，恐怕不符合《春秋》用法的本意。杜氏认为对内称公而记载为薨，是为了尊崇自己的国君，所以不得不略去对外国的记载以显示区别。大概《春秋》的书写体例，记载鲁国的常常不同于其他国家，按此推求，恐怕应当像杜氏所说的那样。」又有人说：「宋公称公，这是爵位。五等诸侯，尊卑有序，等到他们下葬时，一律以公爵连系在谥号之后，《春秋》没有删削，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公，是臣子在国中称呼他们的国君，也就像大夫在国中被人称为子一样，这也是美称的通称，而不是所谓的僭越爵位。等到他们去世，就用公的名号连系在谥号之后，这是臣子的称呼罢了。考察史书，周朝兴盛时，诸侯去世称公，如鲁国的考公、炀公、幽公，齐国的丁公、乙公、癸公，陈国的胡公、申公，都是以公连系谥号的。这五等诸侯一律称公，是旧史书写的，《春秋》沿袭它，也是为了保存臣子的孝敬之心，并不是允许他们使用僭越的名号。」又有人说：「活着时称名，是贬斥，死了称名，又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旧说认为古代不避讳名字，所以用名字报丧。我认为臣子向国君父亲报丧用名字，夏、殷以前或许是这样，到了周人则避讳名字了，他们报丧必定不用名字。《春秋》记载诸侯去世用名字，是表示诸侯的去世不能与天子等同。天子只有一个，可以不称名；诸侯众多，怎能不称名？那些不称名的，是史官遗漏了，或者是外国国君不用名字通报。」这不是定例。

译冬季十二月，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结盟的意义已在元年于蔑、二年于密中提及】。在外结盟，本是常事。《春秋》为何要记载？是为了彰显东迁之后，诸侯没有统一的宗主，而自行相互结盟。查考《左传》，齐郑在石门结盟，是重申卢地的盟约。卢地的盟约发生在《春秋》之前，那么诸侯私自相互结盟，由来已久了。陈止斋说：“齐郑联合，天下开始多事。”又说：“记载齐郑在石门结盟，是为了记录诸侯的联合。”我认为，自从王室东迁，天子的威令不能行于诸侯，于是诸侯没有统一的宗主，而自行相互结盟，大概是分散之后才自行结盟，《春秋》以前就有这种情况了。自从进入《春秋》时期，鲁国与邾国结盟，与宋国结盟，纪、莒在密地结盟，齐、郑在石门结盟，都是分散之后自行结盟，并非联合。霸国兴起，诸侯才开始联合，孔子说齐桓公纠合诸侯，匡正天下，大概是诸侯分散于东迁之后，到霸国兴起才再次联合，石门之盟哪里值得称道呢！

癸未日，安葬宋穆公。

有人说：“卑贱者不为尊贵者作诔文，年少者不为年长者作诔文。天子驾崩，在郊外作诔；诸侯去世，向周王作诔；大夫去世，向国君作诔。”《春秋》初年，诸侯的臣子为其君主定谥号，有的不向周王请示而私自定谥，《春秋》没有删削这些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无法更改他们的名字。人死后定谥号，是先王的良法美制。但必须根据其行为来定谥，有的表彰其功勋，有的彰显其平庸，有的称赞其德行，有罪过的则加上丑恶的名号，这也是先王的制度。东迁以后，诸侯的臣子不向周王请示，私自定谥，其意图是想让君主得到美谥，却不知谥号不出自王朝，哪里足以作为死者的荣耀呢？这是臣子的罪过。如果就此删削，则杀戮波及死者。圣人执笔公正，心存忠厚，所以不这样做。然而当时也有向周王请示以荣耀其亲人的，偶尔可见，《春秋》没有删削这些记载，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吗？”起初，宋宣公舍弃其子与夷而立其弟和，这就是穆公。穆公将要去世时，又把国家归还给与夷，并将其子冯驱逐到郑国。《公羊传》说宋国三代大乱，宣公是罪魁祸首，诸儒中有人采纳这种说法。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谦让，是美德。不该谦让而谦让，因谦让招致祸乱，鲁隐公就是这样。至于宣公让位给穆公，穆公让位给殇公，兄长传给弟弟，弟弟又归还给兄长的儿子，这是盛德，是孔子门徒所赞许的，《春秋》没有讥讽。《左传》说：“宋宣公可以说知人了。立穆公，他的儿子享受其成果，这是以义命之啊！”这符合圣人的意旨。《公羊传》却说：“君子推崇居位端正，宋国的祸患，是宣公造成的。”认为宣公不该谦让以开启后人的争夺。我认为宋国的动乱，是由于殇公不仁，以怨报德，战事连绵不断，奸臣趁机作乱，弑杀殇公而迎立冯。史传称宋殇公在位十年，十一次作战，百姓不堪其苦，宋督因此作乱，这与宣公、穆公的谦让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公羊传》的偏颇之说，而木讷采纳了。木讷说：“后来有启这样贤能却不传给，过错大于大禹；没有朱、均这样的儿子却苟且谦让，以僭越比拟尧舜。”唉！这难道是君子的话吗？尧舜以上，大道为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如果朱、均贤能，圣人也必定把天下授予他们。至于禹向天推荐益，禹死后，启凭借臣民的拥戴而登上天子之位，虽然是时势使然，我对启不能没有遗憾。木讷却说：“禹传位给启而不授予益，难道是禹不能谦让吗？是为了杜绝祸乱的根源。”按照木讷的议论，这是禹表面推荐益而暗中把天下给启。尧舜的禅让、汤武的继承，这是古今的一大议论，岂能与后世表面给予暗中夺取的行为同日而语！恐怕误导后学，不得不辨【其余意义见《宋公和卒葬衞桓公滕侯卒》】

《春秋集传详说》卷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传详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二 宋 家铉翁 撰

隐公下【桓王元年】

四年春季，周历二月，莒国人攻打杞国，夺取了牟娄。

《谷梁传》说：“传文说：既说‘伐’又说‘取’，是所厌恶的。诸侯相互攻伐夺取土地从此开始，所以谨慎地记载它。”《公羊传》说：“外国夺取城邑不记载，这为何记载？痛恨开始夺取城邑。诸侯擅自兴兵侵伐，是罪过。攻打别人的国家并夺取其土地，罪过更重。所以攻伐并夺取的，其罪过又比单纯攻伐加重一等。”有人说：“文公三年秦人攻打晋国，传文称夺取王官及郊；襄公二十三年齐侯攻打晋国，传文称夺取朝歌，记载‘伐’不记载‘取’。这里‘伐’‘取’都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杞国，是两位先王的后裔，到这时与周王室一起衰微，不能自同于宋国。莒国以极小的国家，地处东部边陲，攻打杞国并夺取其土地，莒国有罪了。圣人对两位先王后裔的书法拳拳在心，每每表达其意。这里记载攻伐国家夺取土地，以莒国为首要诛讨对象，哀怜先代后裔逐渐衰微，而对莒国加重诛讨。”

戊申日，卫州吁弑杀其君完。

卫州吁、齐无知弑杀君主而自立，作为君主确实兼有篡位和弑君之罪。《春秋》首先断绝他们的宗族隶属，书写其名、书写‘弑’。等到他们被诛杀时，记载“卫人杀州吁”、“齐人杀无知”，不承认他们是君主，称他们为贼，表示国人皆可杀，这是《春秋》诛讨乱贼的最高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