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详説卷二十

译既然已经接纳并使其通达，因此《春秋》不承认他们的朝见。原父的论述，确实依据正道。但是春秋时代，所谓的蛮夷戎狄，大多杂居在九州疆域之内，又自认为是先代之后、明德之裔，戎中有姜戎，狄中有姬狄，没有不倚仗强大，存有侵犯中原诸侯国的野心。鲁国与戎人结盟、会盟，不过是只求没有战事罢了。如今白狄仰慕道义愿意朝见，固然不是周代制度所允许的，但拒绝并断绝关系也有不可行的地方。所以《春秋》的义理，对于会盟戎人则有讥讽，而对于介葛卢来朝、白狄来朝这类情况，则直接记载其事，不承认其朝见，以此辨别名分而不与之断绝往来。

译夏天，晋国人抓获了卫国行人石买。

刘氏说：“称‘人’来抓获，这不是霸主征讨。”卫国孙蒯在曹国淫乱狩猎，曹国人揭露了他。孙蒯发怒，派石买率领军队讨伐曹国。曹国人向晋国申诉，石买因事来到晋国，晋国人抓获了他。晋国知道石买讨伐曹国是恶行，却不知道孙蒯父子驱逐国君是大恶，所以不把这次行动当作霸主的征讨。刘氏的说法很好，但称“人”来抓获，也有未尽讥讽之处，应当观察前后事件来探求《春秋》的本意，这次抓获石买就是如此。

秋天，齐国军队讨伐我国北部边境【《谷梁传》作“齐侯”】。

冬天十月，鲁公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一起包围齐国。

以前霸主征讨，有的讨伐、有的侵掠、有的包围、有的攻入，没有用“同”字记载的。这里特别记载诸侯会合而一同包围齐国，《谷梁传》说：“诸侯共同憎恨他。”有人说：“鞌之战，晋国为了鲁国和卫国而讨伐齐国，《春秋》不认可。现在晋平公为了鲁国而讨伐齐国，而《春秋》认可，为什么呢？”回答说：“事情有看似相同而实际不同的，两次讨伐齐国就是如此。鞌之战，虽然说是为了鲁国和卫国出兵，其实是晋国大夫逞其私愤，《春秋》不认可。这次讨伐齐国，是因为齐灵公背弃盟约友好，每年用兵加害于鲁国，晋国为此会合诸侯来质问齐国人欺凌盟国的罪行，顺应众望而出兵，不是为了私利，所以记载为‘同围齐’。这是出自圣人的特笔，不是沿袭旧史官的记录。”木讷喜欢以揣测议论古事，说刘夏迎娶王后，是鲁国人谄媚晋国而出卖齐国，向周王报告，使周王降低迎娶王后的礼节，以微薄的礼仪迎娶，所以齐侯发怒而讨伐他。晋国应当同时惩治鲁国和齐国的罪行，先抓获鲁侯送回京师，然后讨伐齐国，这才算是两全。考察《左传》，刘夏迎娶王后，是周王派去的，鲁国实际上没有参与，似乎不必穿凿附会地解释。这是近世科举考试中《春秋》学的大弊病，我私下认为不对。

曹伯负刍死在军中。

楚国公子午率领军队讨伐郑国。

考察《左传》，郑伯跟随晋侯讨伐齐国，郑国子孔将要背叛晋国而兴起楚国军队，派人告知楚国，所以公子午讨伐郑国，发生了纯门之战。不久子孔阴谋泄露，楚军报告撤退。唉！如果子孔的邪谋得逞，那么郑简公不做僖公的继承人就几乎不可能了！《谷梁传》以前说郑国人把蛮荆的百姓加在中国国君身上的，是公子騑。现在公子騑已经死了，而郑国的卿大夫追随夷狄的心还没有完全改变，子孔又将做子驷所做的事，正是由于晋国人不能讨伐鄬会之贼，养成他们的恶行直到今天，悼公凭什么推卸责任？

十九年春天，周王正月，诸侯在祝柯结盟。

从同围齐国到这里中间隔了一年，而诸侯不再依次排列，是不认可晋国以盟主身份召集诸侯。诸侯共同愤怒于齐国而讨伐它，邾子亲身参与戎马驱驰之间，又参与了祝柯之盟，即使有罪，也应当稍微减轻他的惩罚。何况邾国、鲁国因为疆界之事构陷争斗，晋国已经讨伐并抓获了邾子，现在从齐国返回，正当叙述辛劳之时，却再次抓获他的国君并夺取他的土地，晋国当权者狂妄恣意太严重了。所以接着在盟书中记载“抓获邾子”、“夺取邾国田地”，是责备晋国。

晋国人抓获了邾子。

鲁公从讨伐齐国回来。

夺取邾国田地，从漷水开始。

《谷梁传》说与人共同做事，有的抓获他的国君，有的夺取他的土地，讥讽晋国，也讥讽鲁国。说邾子参与了围齐之战，与晋国、鲁国同历艰险，还未到达边境，就抓获他的国君并夺取他的土地，《春秋》全部记载，所以贬斥。《左传》说划定我国的田地，夺取邾国田地从漷水开始，归还给我们。说划定我国的田地，是恢复旧疆界；说夺取邾国田地从漷水开始，是说鲁国人借着恢复旧疆界而挟持霸主国家的威势，多夺取邾国的田地。有人说：“鞌之战，晋国命令齐国归还我国汶阳的田地，记载为‘取汶阳田’，不说‘取某汶阳田’，现在记载‘取邾田’，难道不是鲁国的旧疆界吗？”回答说：“《传》说划定我国的田地，夺取邾国田地，是得到了圣人书法的宗旨。鲁国借着恢复旧疆界而侵夺邾国田地，所以记载来讥讽它。”《公羊传》说鲁国与邾国本来以漷水为界，因为漷水移入邾国境内，鲁国随之占有，所以判以夺取田地的罪责，其义理也很明白。

季孙宿前往晋国。

安葬曹成公。

夏天，卫国孙林父率领军队讨伐齐国。

秋天七月辛夘日，齐侯环去世【即灵公，庄公即位】。

齐灵公在兵败国危之时废黜嫡子，齐光在父亲病重垂死之际篡位，灵公的暴虐，齐光的叛逆，所谓凶恶的德行汇聚，集中于一时。然而追溯事情的来源，正是由于高厚、崔杼贪图权力，才造成这场祸乱。高厚辅佐他的君主讨伐根本，树立枝节，已经为他铺路，想长久居于其位，谁知道崔杼在旁边暗中谋划，计谋更深，一旦辅佐齐光篡位，杀死高厚并兼并他的家室，于是辅佐齐国而志向仍未满足，又杀死齐光来讨好晋国。乱臣贼子，如果以害怕失去为心，他们的祸患直到杀身、亡国、覆灭其家族才停止。

晋国士匄率领军队侵掠齐国，到达谷地，听说齐侯去世，就撤军。

《公羊传》说：“‘还’是什么意思？是善意的辞令。为什么是善意的？赞扬他不讨伐丧国。这是接受君命而侵掠齐国，那么为什么赞扬他不讨伐丧国？大夫奉君命出使，那么进退决定权在大夫手中。”《谷梁传》却说：“君主不亲自做小事，臣子不独占大名。士匄在外专断君命，所以非议他。”

译（如果齐侯还在世），难道应该清理场地、张设帷帐，然后向副使汇报使命吗？”两种说法不同，《公羊传》的说法是正确的。攻打丧主，是《春秋》所极其厌恶的。这里记载士匄侵犯齐国到达谷地，听说齐侯去世就撤军，是赞许他既然已经进入齐国境内，却能为了齐国的丧事而迅速撤军。当时，诸侯之间没有合乎道义的战争，进入别人的国土，听说对方有丧事，必定会加速前往以图谋利益。士匄的军队并非不强大，却能因为丧事而迅速返回，所以《春秋》记载这件事。清理场地、张设帷帐并向副使汇报，是未出边境时的礼仪。现在既然已经到了谷地，应当进攻就迅速进攻，应当撤退就迅速撤退，境外不是等待命令的地方。记载他撤军，是赞许他罢了，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译八月丙辰，仲孙蔑去世。

齐国杀了它的大夫高厚。

高厚，是齐国的世袭重臣。齐灵公废黜了太子，却立庶子牙为继承人，高厚不能劝谏，反而顺从并辅佐他。齐灵公将要去世时，崔杼挟持公子光篡位，杀尽了灵公父辈的党羽，高厚也因此而死。公子光与崔杼的罪行固然应当诛杀，但高厚也有自取灭亡的原因。《春秋》记载“齐侯环去世”，紧接着记载“齐杀其大夫高厚”，是为了彰显公子光行为的悖逆。高厚没有离职，是因为他是为了君主而死吗？然而他的死比起荀息来则有愧色，不能用死守节义来称颂了。

郑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子嘉。

查考《左传》，郑国人因为西宫之难，公子嘉知晓其中的阴谋；楚纯门之战，也是公子嘉招引来的，所以杀了他。如果像《左传》所说，杀他是正确的。但《春秋》因为连续记载此事，且公子嘉没有离职，那么这件事就值得怀疑了。难道不是罪行没有查清，子展、子西企图瓜分他的家产，诬陷他罪名而杀了他吗？

冬季，安葬齐灵公。

修筑西郛城墙。

叔孙豹在柯地会见晋国的士匄。

襄陵许氏说：“晋国国君微弱，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动不动就各国侍奉他们，这不是正道。”我认为诸侯的大夫之所以谄媚侍奉晋国卿大夫，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培植党羽来对抗他们的国君；晋国大夫之所以极力结交诸侯的大夫，也不是为了他们的国家，只是同恶相济罢了。因此《春秋》深刻揭示了臣子进行外交勾结的警戒。

修筑武城城墙。

修筑西郛、武城，都是为了防备齐国。晋国为鲁国大举讨伐齐国，齐国虽然困顿但尚未臣服，所以鲁国人这样进行防备。有人说：“《春秋》是赞许这种做法的吗？”回答说：“不赞许。国家不能任用贤人，纲纪败坏，各种制度废弛，即使没有寇患，一旦到来就危险了，即使多修城池又有什么益处呢？”

二十年春季，周历正月辛亥，仲孙速会见莒国人，在向地结盟。

夏季六月庚申，鲁公会见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澶渊结盟。

有人说：“自从鸡泽之盟以来都记载为‘同盟’，这是齐国人开始臣服，为什么不记载为‘同盟’？”回答说：“是为了彰显晋国人不能讨伐有罪之人。齐灵公废嫡立庶，世子公子光与崔杼内外合谋，趁着父亲病重，从外面回来，杀死了父亲的党羽而取代他的位置。灵公因惊恐而死，位置本来就是世子应该拥有的，逼迫夺取，就是篡位。篡位而未定，害怕诸侯讨伐，所以急忙参与这次结盟。晋人有志于称霸，应当揭露公子光的罪行，逮捕他并押送京师，谁会说不对呢？现在庆幸公子光前来，不衡量道义，急切地与他结盟，竟然没有一句话询问他父亲死亡的原因、他得以继位的缘故，又哪里用得着盟主呢？所以《春秋》在这里不赞许他们结为同盟，也不赞许他们能使齐国臣服。”

秋季，鲁公从会盟之地回国。

仲孙速率领军队讨伐邾国。

这是讥讽鲁国背叛盟约讨伐他国，而晋国不能讨伐。晋国人因为鲁国的缘故，逮捕了邾子，夺取邾国的田地，归还给鲁国，这是前一年的事。现在在澶渊会盟，鲁公刚到，仲孙速就立刻对邾国动武。襄公是懦弱之君，哪里知道这样做？大概是季氏倚仗晋国大夫的援助，来欺凌小国，作为谋取私利、充实自己的计策罢了。他的罪行应当讨伐，晋平公不能顾及这些，可惜啊！

蔡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子燮，蔡国公子履出逃到楚国。

查考《左传》：楚国人使蔡国没有常道，公子燮想要奉行文侯的遗言，向晋国求和，未能成功而死。公子燮可以说是死得其所了。《春秋》称国名而不除去他的官职，是记录他。蔡国人杀害公子燮的，都是与楚国同恶的人。《左传》却说：“记载‘蔡杀其大夫公子燮’，是说他不与百姓意愿相同。”《左传》本来就不明白圣人修订经书的宗旨，而刘原父却采纳这种说法，说：“不是他的力量却承担重任，不是百姓的愿望却强行推行，公子燮的智慧只足以招致杀身之祸罢了。”这不像刘原父平日的议论，大概是他弄错了吧？公子履，是公子燮的同母弟弟，不逃往中原各国而出逃到楚国，不与兄长志同道合，记载是为了贬斥他。

陈侯的弟弟黄出逃到楚国【母弟之义初次见于隐元年】

根据《左传》，二庆在楚国进谗言，认为黄与蔡国司马同谋事奉晋国。二庆是谗谄小人，不值得深责。陈侯身为国君，生杀予夺，完全受制于臣下，有同母弟弟却不能庇护他，这也是可以责备的。黄不逃往其他国家而逃往楚国，则是托付身家不当了。记载逃往楚国，也是用来贬斥。

叔老前往齐国。

冬季十月丙辰初一，发生日食。

季孙宿前往宋国。

二十一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公前往晋国。

邾国的庶其带着漆、闾丘两地来投奔鲁国。

这是《左传》所说的“三叛人”之一，虽然地位低贱也必须记载，彰显他带着土地叛逃。有人说：“诸侯的臣子，从外面回来占据自己的封邑，尚且以叛乱记载，如孙林父、宋华亥、宋辰等人，都记载某人进入某邑以叛。这以及莒国的牟夷、邾国的黑肱，都带着封邑叛逃到异国，他们的罪行比占据封邑叛乱更重，不记载叛乱，为什么呢？”回答说：“是为了替鲁国讳言接纳叛人。虽然不以叛乱记载，但除去他的族氏，系于国名，彰显他带着土地背叛君主的罪行，所以予以诛责。紧接着鲁公前往晋国之后记载，是为了表明季氏专断擅自行动而不请示，责任不在鲁公。”《左传》记载庶其来投奔，季氏把公姑的姐姐嫁给他，他的随从都有赏赐，于是鲁国盗贼增多。季孙对臧武仲说：“您何不查究盗贼？”臧武仲说

译“无法追问了。你召来外来的盗贼并以礼相待，凭什么能制止我们的盗贼？上级所做的事，是百姓所追随的。上级不做的事，百姓却做了，因此施加刑罚，没有人敢不受到惩戒。如果上级做的事百姓也跟着做，那是理所当然的，又怎么能禁止呢？”臧孙的话说得好啊！他明白庶其是盗贼，也明白季氏是接纳盗贼的主人，他的话与孔子后来对季康子所说的话相契合，这两件事可以一并记载。唉！晋国作为盟主，内心不公正，邾国攻打鲁国就抓住鲁君并夺取土地，鲁国接受邾国叛逃者的土地却一并置之不问，这怎么能使诸侯信服？晋国之所以丧失霸权，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此义在昭公三十一年黑肱带着滥地投奔鲁国一事中也有体现】

译夏，鲁公从晋国回来。

秋，晋国的栾盈出逃到楚国。

栾氏积累恶行由来已久，弑杀晋厉公，颠覆赵氏宗族，消灭三郤，史书上都记载他们有力参与。到了栾盈这一代，并没有犯下大罪。根据《左传》记载，栾盈的母亲是士匄的女儿，与家臣州宾通奸，害怕栾盈追究此事，就向她的父亲士匄告发，说栾盈图谋不利于范氏。士匄相信了，因此贬黜栾氏，驱逐栾盈并杀死了他的党羽，国内因栾盈而死去的贤良之士很多，士匄实际上是动乱的祸首，晋国从此开始多事。有人问：“如果像《左传》所说，栾盈确实无罪，《春秋》去掉他的爵位而记载他出奔，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栾盈出奔，虽然没有什么可坐实的罪名，但推究他平日侍奉双亲的道理，或许有所未尽。栾祁虽然有淫乱的行为，但作为妇人，没有不爱自己儿子的。栾盈想要防范约束他的母亲，难道没有方法吗？如今让他的母亲因为淫乱而颠覆了丈夫家族的宗庙，栾盈侍奉双亲方面，必定有所未尽。《春秋》去掉爵位而记载出奔，用意或许就在这里。”

九月庚戌初一，发生日食。

冬十月庚辰初一，发生日食【连续两个月发生日食的含义，详见下文二十有四年】。

曹伯来朝见。

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在商任会盟。晋国自从悼公从群卿手中取得政权，处处表示宽容优待，而群臣暴横不可制约。范匄起初号称贤大夫，还保留着父祖的风范，到这时却骄横无状，听信家中女子的谗言，发泄私愤驱逐栾盈并杀尽他的党羽，连贤能的叔向也几乎未能幸免。余怒未消，又举行这次会盟，说：“用来禁锢栾氏。”已经驱逐了，又要禁锢，自《春秋》记载以来，大夫出奔而对其所往之处进行禁锢，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身为晋平公，人不是木头石头，也应当询问众人，说：“栾盈有罪吗？无罪吗？黄渊、箕遗、靖邴可以杀吗？不可以杀吗？”竟然因为一个人的谗言毁谤，使一国贤良之士白白丧命，甚至不询问他们的罪状如何，君主不像君主，有像晋平公这样的吗？《左传》说：“这次会盟，齐侯不敬。”齐国背叛晋国，这就是开端，大概是有轻侮之心而后才行动。

十一月庚子【《公羊传》《谷梁传》记载】孔子出生。

二十二年春，周历正月，鲁公从会盟地回来。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去世。

冬，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沙随会盟。鲁公从会盟地回来。

查考《左传》也说这是为了禁锢栾氏。栾盈逃到楚国，又从楚国到齐国。晋国人担心他被齐国利用，再次举行会盟以加重禁锢。第二年，栾氏进入曲沃，是齐国接纳了他。到了秋天，齐侯大规模出兵讨伐晋国，完全是为了栾氏，所以两次会盟的禁锢，禁锢有什么益处呢？楚国的巫臣因罪逃到晋国，子反请求用重金禁锢他。楚王说：“停止！他如果能对国家有利，即使有重金，晋国会允许吗？如果对晋国没有益处，晋国将会抛弃他，何必劳神去禁锢呢？”这是士匄处理私事，晋平公为此两次会合诸侯，比起楚王来惭愧多了。

楚国杀死了它的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担任令尹，宠信观起，没有增加观起的俸禄却给了他几十辆马车，楚国人对此感到忧虑，杀死了追舒并车裂观起。楚国的刑罚也很残酷！罪行未到死罪，所以称国名来记载杀。当时中原没有政令，晋、齐、鲁、卫的大夫都窃取了君主的权力，逐渐不可制约，而楚国人还能控制臣下，令尹因罪而死的人接连不断。《春秋》这样记载，是抑制楚国的过分行为，褒奖晋国的不足，给后人留下警戒。假使晋君能对范匄父子及诸不轨之人施行这种刑罚，那么晋国大概就差不多了吧？

二十三年，春，周历二月癸酉初一，发生日食。

三月己巳，杞伯匄去世。

夏，邾国的畀我来投奔【含义已见于二十一年庶其来奔】。

畀我是庶其的党羽。鲁国既接受了庶其和他的两个城邑，又接纳他的叛逃者，周天子不过问，方伯不讨伐。《春秋》两次、三次记载，是责备鲁国，也是责备晋国。三次叛逃都不被讨伐，显示出晋国不能统领诸侯，鲁国的强臣得以肆意妄为而无所顾忌。

安葬杞孝公。

陈国杀死了它的大夫庆虎和庆寅。陈侯的弟弟黄从楚国回到陈国。引导陈侯背叛晋国投靠楚国的是二庆；让亲弟弟黄逃到楚国去的，也是二庆。如今二庆因陈国叛晋而被楚国讨伐杀死，楚国接纳黄回到陈国。二庆被诛杀，黄复位，楚国都专断处理。《春秋》的书法如此，好像是陈国人自己杀了他们、自己恢复了黄，不承认楚国专断中原事务。

晋国的栾盈重新进入晋国，进入曲沃。

《春秋》有一处记载而体现两层含义的，栾盈重新进入晋国就是这类。栾盈依靠齐国的援助，重新进入晋国，将不利于宗国，已经不是晋国的臣子了。《春秋》仍然记载“晋栾盈重新进入晋国”，一来明确君臣名分而讨伐他，二来也怜悯栾氏作为晋国世袭大臣，没有立即将他与晋国断绝关系。宋国的鱼石依靠楚国的援助，进入彭城，已经不是宋国的臣子了，而《春秋》仍然记载“宋鱼石进入彭城”，正与此相同。然而都不以叛乱记载，因为他们起初本来无罪，被华元、士匄陷害，才落到这种地步，还有可以原谅的情节。等到他发动曲沃的军队，侵犯国都，与国君对抗，《春秋》于是开始诛绝他，记载

译“晋国人杀了栾盈。”

秋天，齐侯攻打卫国，接着又攻打晋国。齐侯攻打卫国，还可以理解；攻打晋国，就太过分了。史书特意记载齐侯“接着”攻打晋国，是为了彰显齐光的错误，也借此表明晋国政治混乱，从而招致了齐国的侮辱。有人问：“齐光发动这次战争，是为了报复平阴之战，他声称是为了报先君的仇怨，但《春秋》不赞同他，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齐光本来就是杀害齐灵公的逆贼，篡夺父亲的国家，其罪行应当被讨伐。此前他参与了盟会，我以为晋国人应当声讨他的罪行并逮捕他，公开执行刑罚，但晋国却没有做到。齐灵公的仇怨，不是齐光所能报复的。那么，晋国之所以招致齐国侮辱的原因是什么呢？栾盈本来没有罪，范匄父子因为私人的怨恨诬陷并驱逐了他，还通过两次盟会来禁锢他。齐光看到晋国政治混乱，便辅佐栾盈来对抗范匄，确实是有所轻侮才行动的。然而，辅佐别人的臣子去对抗他的君主，名分不正，言辞不顺，这难道只是不能成功的问题吗？灾祸和惩罚必将接踵而至。”

译八月，叔孙豹率领军队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

同样是“救”，但体例有时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此前楚国攻打郑国，晋国去救援，这是大国拯救小国，是善意的救援。像狄人救援齐国、楚国救援郑国这类情况，则是强暴者的救援，与中原国家救援同盟的性质不同，不能相提并论。如今晋国作为霸主之国却遭受兵祸，鲁国出兵援助它，事情并非到了极其危急的地步，《春秋》却立刻记载“救”，这是讥讽晋国政治失当招致侮辱而丧失了霸权。这个“救”字，要根据具体事情来理解，不能按固定体例看待。晋国作为盟主已有多代，除了秦国和楚国之外，没有哪个国家兴兵攻打晋国，深入其境内，炫耀武力后从容返回像这次战役这样的。虽然未能使晋国疲惫，但作为晋国的耻辱也够大了。国家必定先自我损害，然后别人才会攻打它，难道不确实如此吗！记载救援却写“驻扎”，是说力量不足，只是空具形式前往以结交盟主，这也是讥讽。

己夘日，仲孙速去世【即孟庄子】。

冬十月乙亥日，臧孙纥出逃到邾国。

季宿接纳邾国的盗贼时，臧孙纥与他谈论的是什么？如今臧孙纥用谄媚之道来结交季孙，追溯他的行为，与盗贼有何区别？像臧孙纥这样的人，也是巧言令色、善于花言巧语的人。季宿自己乱了嫡庶之分，又扰乱别人的嫡庶之分，还以此作为臧孙纥的罪过而驱逐他。臧孙纥固然有罪，但季宿的放纵专横、不知节制，也太过分了。

晋国人杀死了栾盈。

自从栾盈出逃以来，《春秋》怜悯他无罪，没有立刻断绝他，至此才记载“晋人杀栾盈”，是因为他倚仗齐国高光的援助，兴起曲沃的军队，攻入绛都与国君为敌，于是才明确判定他的罪过，不把他系于晋国而诛杀他。《春秋》难道轻易给人加上诛杀斥责的罪名吗？当时晋国接连没有贤明的君主，群臣互相吞噬以兼并爵位和封邑。灭亡同括的，是栾氏和郤氏，而栾氏、郤氏的家族不久都覆灭了；打败栾氏的，是士匄，而士匄的家族不到两代也灭亡了。晋君昏庸愚昧，放纵臣下覆灭别人的家族，而晋国的宗庙社稷也不能长久存在了。《春秋》为此事特别记载了六次，表明晋国的动乱从此开始了。

齐侯偷袭莒国。

齐国人攻打晋国，说是为了报复平阴之战，军队出师还有名义。从晋国返回，不入境，却偷袭莒国，这是没有名义的军队。出师没有名义，又行盗窃之计，潜行偷袭别人。记载说：“齐侯袭莒。”标明爵位而记载“袭”，是贬低他以大国之君的身份行盗窃之事。

二十四年春，叔孙豹前往晋国。

仲孙羯率领军队侵犯齐国【即孟孝伯】。

夏，楚子攻打吴国。

自从郑国服从晋国，到现在几年了，而楚国不敢争夺的原因，是因为吴国在内部使楚国恐惧。这时楚共王已经去世，继位的君主刚立，顾不上与晋国争夺诸侯，所以郑国得以跟随晋国而没有南顾之忧。评论者将功劳归于晋悼公的三驾之策，可以说是不深入了解当时情况的人了。如今楚国开始再次攻打吴国，不久又再次攻打郑国，大概是继位的君主逐渐经历世事，所以来了。

秋七月甲子朔，发生日全食【意义已在隐公三年见过】。

二十一年九月、十月朔。这一年七月、八月连续记载日食，疏家引用历法，说古代没有连续两个月报告日食的事情，认为是秦火之后，后人传抄的错误。他们的说法是：交前十五度，交后十五度，都是食限，离交点远则日食少，离交点近则日食多，正当交点则日全食。如果前月在交初一度发生日食，那么到后月的朔日，日食还在交点的末度，未出食限，月亮运行天体已一周，来到太阳处，或许可以再次发生日食。如今七月日全食，八月又发生日食，必定没有这种道理。他们的意思是认为日食没有在交初一度、二度发生的情况，所以认为古代没有连续两个月日食的事情。然而汉高祖三年、文帝前三年，日食都频繁发生，这些都是秦火之后的事，认为是传抄错误是不可以的。我私下认为天度有时变化无常，如果坚持一定的规律，而忽视无穷的变化，恐怕就失去了《春秋》记录灾异以示警戒的意义。《新唐书》也反复论及此事，此处无法见到，他日应当详细考证。

齐崔杼率领军队攻打莒国。

发生大水。

八月癸巳朔，发生日食。

鲁公会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夷仪。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攻打郑国。

据传在夷仪会合，准备攻打齐国，因大水未能成功。齐侯听说有晋军，派陈无宇到楚国请求出兵，所以楚子攻打郑国以救援齐国。诸侯返回救援郑国。有人说：“这次战役，晋国攻打齐国，楚国攻打郑国以救援齐国。晋国记载会合而不记载攻打，楚国记载攻打而不记载救援，为什么呢？”回答说：“齐、晋、楚都有过错。齐国高光刚即位时，侍奉晋国唯恐不够周到，平公不能为君，政令在群臣手中，高光鄙视他而离开，又进而攻打他，晋国确实有自取灭亡的原因。于是举行这次会合，说‘准备攻打齐国’，《春秋》不赞同。郑国侍奉楚国好几年了？楚国人内部受困于吴国，外部畏惧晋国，朝夕自救尚且不够，郑国舍弃楚国而跟随晋国，难道是自愿的吗？楚国不能对付晋国，却攻打郑国以救援齐国，也不是《春秋》所赞同的。齐国高光知道侍奉晋国是耻辱，不想着离开晋国而侍奉楚国，侍奉楚国的耻辱又比侍奉晋国更甚，尤其不是《春秋》所赞同的。所以记载会合而不记载攻打，是不赞同晋国攻打；记载

译讨伐不记载救援，是不认可楚国进行救援。晋侯、楚子以下都按照爵位来记载，并非他们真的拥有这些爵位，而是为了表明当时各国诸侯之间，地位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译鲁襄公从会盟之地回国。

陈国的鍼宜咎出逃到楚国。

叔孙豹前往周朝京师。

《左传》记载：齐国人在郏地筑城，穆叔（叔孙豹）前往周朝聘问，并且祝贺筑城。襄陵许氏说：“自从宣公九年仲孙蔑前往京师以来，其后五十多年，叔孙豹才再次前往，这是因为很少记载。从此以后不再记载聘问周王。”我认为《春秋》这一条记载，是褒奖齐国，也是用来使晋国感到羞愧。齐庄公虽然无道，但还知道拥戴天子，为周王修筑成周城池；晋国主持中原盟会，却天天寻找干戈战事，只致力于争斗谋略，未曾把尊崇周室放在心上。《春秋》因为叔孙豹前往京师，特意加以记载，褒奖齐国而使晋国羞愧。

发生大饥荒。

《谷梁传》说：“五谷歉收称为大饥。”这一年秋天记载大水，冬天又记载大饥荒。记载灾害又记载大灾害，必定与平常不同；记载饥荒又记载大饥荒，百姓流亡困顿，也必定与平常不同。襄公势力微弱，强国用事，不讲究民政，国家没有多年的积蓄，《春秋》记载此事以讥讽他。

《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二 宋 家铉翁 撰

襄公四年【周灵王二十四年、晋平公十年】

二十五年春季，齐国崔杼率领军队侵犯我国北部边境。

夏季五月乙亥日，齐国崔杼弑杀了他的国君光【即齐庄公，齐景公即位】。

有人说：“齐庄公即位时，逼迫他的父亲并夺取君位，这算是篡位。如今他死了，终究受到天道的讨伐，按体例应当称国名以弑君，却唯独写出弑君贼人的名字，为什么呢？”回答说：“齐庄公固然有该受讨伐的罪过，但不是崔杼所能讨伐的。引导齐庄公篡位的是崔杼。现在听说齐庄公对大国（晋国）有怨恨，又从而弑杀他，大概是齐庄公依靠崔杼才得以即位，没有假借权力给崔杼，崔杼实际上对此怀恨在心。崔杼说：‘为了晋国而弑君’，以此向众人自我辩解，本来并不是为了晋国。因此判他以首恶的罪名。”《左传》说：“太史记载‘崔杼弑君’，崔子杀了他。他的弟弟接着记载而被杀的有两人，他的弟弟又记载，才放过他。南史氏听说太史全部被杀，拿着竹简前往，听说已经记载了才返回。”由此可知，在《春秋》时代，臣子弑杀国君的人，还想要掩盖这件事。史官像齐国的太史、晋国的董狐那样，奋笔直书，不避死亡的人，能有几个呢？大概晋国、楚国、齐国弑杀国君，都是恶劣的国君、强臣、世袭大夫所为。他们既然不把实情来报告，各国的史官又不敢凭自己所听到的而直书其事，也有已经记载却未能完全得到实情的。等到圣人修订经典，才开始裁断并纠正它，所以说：“《春秋》写成而乱臣贼子恐惧。”那些人说隐公、桓公被弑，旧史已经记载，圣人为他们隐讳，我私下不敢认为这是对的。

鲁襄公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夷仪相会。

齐国人在五月弑杀国君，晋国人在这个月出兵。弑君的人不知道晋国军队前来，伐齐的人也不知道齐国国君被弑。崔杼既已弑杀庄公，听说诸侯的军队到达边境，持此向国人自我辩解，并且用重礼向晋国求和。崔杼的罪过太大了！泰山孙氏认为晋国人应当联合诸侯的兵力，声讨崔杼的罪过而讨伐他，以平定齐国的动乱，不应当接受他的贿赂而与他结盟，所以《春秋》先记载崔杼弑君，接着记载诸侯为防备而结盟，对晋国的责备很深了。我认为前几天齐光篡夺父亲君位，晋国不能讨伐反而与他结盟；现在崔杼弑杀国君，晋国又不能讨伐反而接受贿赂与他结盟并安定他的君位。齐国本来就不争气，而晋国作为晋国，日益趋向衰败，灭亡的征兆已经显现了。孙氏的学问简明而严谨，深得经书旨意。

六月壬子日，郑国公孙舍之率领军队进入陈国。

前年楚子、陈侯攻打郑国，在陈国战道上的井被填平，树木被砍伐，郑国人怨恨他们，认为这次战役既已进入他们的国家，陈国几乎灭亡了。郑国人再次举兵归还他们，司徒召集百姓，司马召集节度，司空归还土地，才返回。进入陈国，是有礼节的，所以《春秋》没有贬斥的言辞【其余含义又见于冬天公孙夏再次伐陈】。

秋季八月己巳日，诸侯在重丘共同结盟【共同结盟是变例，含义已在襄公三年见过】。

晋国在夷仪防备诸侯，说：“将要攻打齐国。”齐国人以弑君为说辞，晋国的君臣接受他们的重礼，为他们停止军事行动，并胁迫诸侯进行这次结盟，这是《春秋》所厌恶的。凡是记载共同结盟，变例有三种，前面已经提到。共同对抗楚国，共同尊崇中国，而记载共同结盟的，是正当的。相会不符合礼节，结盟有时违背道义，应当观察前后事情来探求圣人的心意。如天王驾崩而记载共同结盟，王人在会而记载共同结盟，与郑人在防地弑君，晋国不讨伐贼人而为他们结盟，齐人弑君立君，晋国不仅不能讨伐，又受贿赂而与他们结盟，记载共同结盟，都是为了贬斥。晋国所为不义，诸侯与他们一同结盟，诸侯也有责任啊。有人说：“共同对付楚国。”恐怕不是这样。

鲁襄公从会盟之地回国。

卫侯进入夷仪。

《春秋》时代，内外有两个国君的，是郑国的忽与突，卫国的衎与剽。忽为国君，是正当的，而祭仲让突篡位；衎为国君，也是正当的，而孙林父让剽篡位。他们逆顺的区别，明显可见。后来忽既已复位，而突从外面进入，突就是贼人。所以突进入栎地，以名字记载进入，内外不承认两个国君。衎既已进入卫国境内，而剽还占据君位，剽就是贼人。所以衎进入夷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