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详説卷十四

译出兵；不久又因割让土地而撤军。《春秋》记载了鲁宣公即位，记载了迎娶夫人，记载了“于是夫人姜氏从齐国回到鲁国”，记载了“齐国人夺取了济水西岸的土地”，以此彰显鲁国人勾结齐国作为外援来弑杀他们的国君，彰显齐国人辅助鲁国的篡位，致使弑杀国君，大概是用明确的王法来惩治齐国和鲁国的罪行，这两个国家都应当受到声讨。唉！像齐国那样接受命令却回来弑杀国君的，是公子遂；像齐国那样迎娶夫人的，也是公子遂；像齐国那样割让土地作为贿赂的，也是公子遂。《春秋》详细记载这些，以显示请求防地、割让土地、弑杀国君、篡夺国家这一系列事件的始末，都是这一个奸贼所为。声讨齐国，惩治鲁国，诛杀襄仲，治罪宣公。学者全面观察前后的书法笔法，就能认识《春秋》的宗旨，这就是所说的不加诛斥而大义自然显现。《春秋》虽然为鲁国避讳，但对于篡位弑君的罪恶也不为之隐瞒。○《春秋》记载“于是前往齐国迎娶夫人”，“于是夫人姜氏从齐国回到鲁国”，这是声讨公子遂，也是用来惩治宣公。而《左传》却说：“称族，是尊重君命；不称族，是尊重夫人。”这探求经义多么浅薄啊！《左传》不明白《春秋》用法的意旨，类似的情况很多。

译三月，公子遂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

《谷梁传》说：“妇人不说姓氏，因为丧期未满，所以省略了。称她为‘妇’，是顺着婆婆而言的措辞。”《公羊传》说：“夫人为什么不称姜氏？这是贬低。为什么贬低？讥讽他在丧期内娶妻。称她为‘妇’，是有婆婆的措辞。”我认为，夫人不是大夫所能挟持的，公子遂挟持齐国势力弑杀了他的国君，娶齐国女子作为篡位者的妻子，鲁国的国家大权实际上被公子遂控制。史书用“以”字，是为了彰显他的罪过。在丧期内娶妻固然应当讥讽，但还有比丧娶更大的罪过，就是把母亲弃留在齐国，又从齐国娶来媳妇，这就是《春秋》所要声讨的。母亲，是哀姜【《左传》称她为出姜】。哀姜是文公的夫人，宣公的嫡母，也就是现在所娶的妇姜的嫡婆婆。哀姜虽然被齐国弃置，那是贼臣悖逆之妾弃置她，并非她得罪了宗庙，被先君弃置，那么她仍然是鲁国的夫人。所以《春秋》在文公去世之后，接着记载“夫人姜氏回到齐国”，在宣公刚即位时记载“公子遂带着妇姜从齐国回来”，说“妇”有婆婆的措辞，这位婆婆，就是哀姜。传注者却把敬嬴称为婆婆，大大失去了《春秋》辨别名分的意义。而《左传》甚至把哀姜称为出姜，这意味着贼臣悖逆之妾和逆子可以驱逐先君的夫人，《左传》不明白大义，往往都是这样。唉！这同一个齐国，接受别人被驱逐的母亲，却把女儿嫁给那人；这同一个鲁国，把母亲弃留在齐国，却娶齐国女子作为媳妇。断绝灭绝天理，败坏扰乱伦理教化，致使周公、太公的封国，最终归于无礼无义，这是《春秋》中年鲁国的一大变故。因此圣人在文公、宣公交替之际，特意多次记载，在经文中出现了十次，声讨鲁国的君臣必定牵连到齐国，大概是因为敬嬴、襄仲虽然蓄谋篡位弑君，如果没有齐惠公作为羽翼，无法成就他们的恶行。追溯鲁国祸乱的源头，从桓公、庄公以来，家法败坏混乱，妃妾私下勾结权臣，共同谋划叛逆。比如庄姜淫乱庆父【指庄公的夫人】，敬嬴私下勾结襄仲，起初不过是互相追随淫乱，最终竟然共同谋划篡位。般、闵、赤三位国君的死亡，都是由于夫人宠妾淫乱的原因，拥有国家和大夫封地的人，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戒吗？

夏季，季孙行父出使齐国。

查考传注，出使齐国是为了纳贿请和。从前鲁庄公将要去世时，季友受托孤的重任，毒死叔牙，杀死庆父，拥立僖公，鲁国的宗庙社稷赖以再次安定。行父是季友的孙子。襄仲弑君，叔仲惠伯为此而死，行父却作为贼臣的使者出使齐国，并送回先君的母亲。现在又为他再次出使纳贿请和，真是大大辱没了他的祖先啊！

晋国把大夫胥甲父放逐到卫国。

有人说：“自从进入《春秋》记载以来，称国名而杀大夫的，都是因为专擅杀害。现在称国名而放逐大夫的，也称为专擅吗？”回答说：“杀和放，事情不同。杀大夫是专擅，因为生杀大权侵犯了君主的权柄，所以不可。如果放逐大夫，放逐他是让他反省罪过，久了将会让他回来，不算专擅。只是河曲之战，赵穿、胥甲不肯在险要之地逼近秦军，如果因此定罪，两人都应当被驱逐。现在胥甲被放逐而赵穿免罪，赵盾实际上是偏袒他。胡文定认为桃园弑君，赵盾与赵穿同谋，征兆就在这里。”

鲁宣公在平州与齐侯会盟。

《左传》说：“在平州会盟，是为了确定宣公的君位。”我认为鲁君的位置，不是齐惠公所能确定的。在此之前，诸侯有为会盟而奖赏篡位贼臣的，都没有参与弑君。鲁宣公、齐惠公同恶相济，周朝有天子，晋国有霸主，两位国君都应当被一同诛杀。鲁宣公的位置，难道是齐惠公所能确定的吗？记载“公与齐侯会盟”，是为了彰显他们的罪过并声讨他们。

公子遂出使齐国。

六月，齐国人夺取了济西的土地。

《公羊传》说：“外国夺取城邑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这是为了贿赂齐国。因为弑杀子赤而贿赂。”《谷梁传》说：“国内不说夺取，说夺取，是授予的意思，用这个来贿赂齐国。”有人说：“鲁桓公弑君时，把许田送给郑国以求避免讨伐，《春秋》记载郑伯用璧玉交换许田；鲁宣公弑君时，把济西田送给齐国以求外援，《春秋》记载齐人夺取济西田。书法之所以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鲁桓公弑君，郑国没有参与，鲁国害怕郑国来讨伐，用这个作为贿赂，所以记载璧玉交换，是避讳的说法。鲁宣公弑君，阴谋虽然出于襄仲，事实却由齐惠公促成，所以圣人直接记载事实，声讨鲁国割地以避免讨伐，声讨齐国接受贿赂而包庇贼臣。所谓‘公子遂出使齐国’、‘齐人夺取济西田’，是两相声讨的措辞。”有人说：“这里给予，那里接受，经文用‘取’字记载，与侵犯讨伐夺取土地的‘取’，没有区别吗？”回答说：“济西的夺取，其罪过比侵犯讨伐夺取土地更大了。田地，是祖先从周王那里受封的，是鲁国的疆界。宣公既已篡夺别人的国家，又割让祖先受封的土疆作为给齐国的贿赂；齐惠公既已辅助别人篡位，又接受贿赂的田地据为己有。这就是所谓的公开盗窃，比起用武力夺取，罪过又加重了好几等。”

秋季，邾子来朝见。

有人说：“桓公篡位时，滕侯在第二年来朝见，《春秋》还降低他的爵位称他为子。现在宣公篡位，邾子在元年就朝见，《春秋》为什么唯独没有贬低呢？”回答说：“有比这更大的罪过，所以小的罪过来不及责备。宣公的篡位弑君，齐惠公实际上是促使他这样做的，又嫁女儿给他，接受他的

译以土地财物作为贿赂，从而为齐国提供外部援助。如果周朝还有能行使王权的君主，齐惠公应当是第一个被诛杀的对象。如今没有能够讨伐他的人，那么小国前来朝见又何必诛杀呢？这就好比大盗占据了险要关隘，按法理应当首先讨伐，而那些翻墙钻洞的小偷暂且搁置不问罢了。

译楚子和郑国人侵犯陈国，接着又侵犯宋国。

有人问：“楚子记载爵位，郑伯记载为人，这难道不是一褒一贬所关联的吗？”回答说：“郑国记载为人，是贬斥；楚国记载爵位，并非褒扬。前年冬天，宋国的鲍弑君篡位，晋国率领诸侯的军队讨伐他，索取贿赂后便回国了。郑穆公知道晋国不值得与之共事，于是接受楚国的盟约。像穆公这样的人，可以说知道所好所恶，不同于那些抛弃华夏而投靠楚国的人。假使他跟随楚国之后，能够率领楚军讨伐宋国，声讨罪过进行征伐，宋国人必定能诛杀鲍，重新商议拥立国君，那么穆公就不失掉他跟随楚国的初衷。现在却与楚子一起侵犯陈国，接着侵犯宋国，这是与中原抗衡的军队，不是讨伐乱臣的军队。所以郑伯记载为人以贬斥。后来穆公最终能亲自率兵讨伐宋国，取得大棘之战的胜利，《春秋》对此予以肯定。楚国记载爵位，是正其始封之子的称号，其义已在僖公二十一年盂之盟中说明。”

晋国赵盾率领军队救援陈国。

传言赵盾率领军队救援陈国和宋国，《春秋》只记载“救援陈国”，是肯定他能救援陈国；不记载“救援宋国”，是不肯定他救援宋国。宋国背负弑君的大恶，晋国人接受贿赂不能讨伐，而楚国讨伐它。虽然楚国的用心未必都纯粹为了正义，但是弑君的贼人，人人都可以讨伐。楚国讨伐他，晋国救援他，所以《春秋》不肯定他救援宋国吗？

宋公、陈侯、卫侯、曹伯在棐林抵御晋军，讨伐郑国。

不说晋国在棐林抵御四国，而说四国的国君在棐林抵御晋军，是赞许四国前来抵御。晋灵公不像君主，内部忌惮臣下专横恣意；他的臣下不像臣子，又内部担忧君主作乱，祸乱将要发生了。前几天救援陈国，意图不在陈国，是假借兵权来自救；今天讨伐郑国，意图不在郑国，是假借兵权来自卫。连年诸侯多离散而跟随楚国，而四国的国君自己能坚守盟约，不是晋灵公和赵盾足以招致他们的，赞许四国以此来使晋国的君臣感到羞愧。然而晋国仍是盟主，虽然厌恶赵盾，但未曾断绝与晋国的关系。

冬天，晋国赵穿率领军队侵犯崇国。

查考《左传》，晋国想向秦国求和，赵穿说：“我侵犯崇国，秦国急于救援崇国，必定会来救，我们借此求和。”赵穿侵犯崇国，秦国不答应求和。唉！晋国的计谋如此拙劣，为什么呢？晋国想向秦国求和，派一个使者，陈述先君的情好，秦国就会和解了。现在讨伐崇国来求和，秦国更加愤怒而战争更加无法解除了。大概赵穿志在作乱，借讨伐崇国来专擅兵权，不然，为什么计谋如此拙劣？当权者竟然不裁断纠正他！

晋国人、宋国人讨伐郑国。

有人问：“今年秋天，诸侯抵御并讨伐郑国，《春秋》记载他们的爵位。现在晋国和宋国又讨伐郑国，《春秋》记载他们为人，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同一件事而前后褒贬不同的例子。郑国背叛晋国投靠楚国，诸侯抵御晋国而讨伐它，是出于公心。晋国接受宋国的贿赂而辅助宋国篡位，现在又与宋国一起讨伐郑国，是出于私心。前几天记载诸侯的爵位，是褒扬诸侯，不涉及晋国。现在记载晋国为人，是与宋国一起贬斥他们。宋国背负弑君的大恶，不能讨伐，而楚国讨伐它。作为赵盾，应当内心知道羞愧，却反而率领弑君的贼人来讨伐郑国，《春秋》因此有贬斥。大概郑国可以讨伐，为了宋国而讨伐郑国则不可以。所以讨伐郑国就记载爵位，为了宋国而讨伐郑国就记载为人，这是同一件事而有先后褒贬之义的。”议论的人却说晋国屡次出兵不能成功，以此作为贬斥，这不是《春秋》经法的所在。

二年春天，周历二月壬子日，宋国华元率领军队与郑国公子归生率领军队，在大棘交战。宋军大败，俘获宋国华元。

《春秋》诸侯不以为不仁为耻，不畏惧不义，求得就喜悦，争夺欲望就愤怒，喜怒合乎正道的很少。像郑穆公这样的人，可以说知道该愤怒而愤怒，所以被《春秋》所记录。起初晋国人率领诸侯讨伐宋国，讨伐子鲍弑君的罪行，后来接受贿赂而回国，穆公愤怒而离开他们，投靠楚国将用楚军讨伐宋国，愤怒得其正道。楚国不能为他做到，只是出兵率领他一起侵犯陈国和宋国，穆公的志向未能伸展，现在亲自率兵讨伐宋国，击败他的军队，俘获他作为主帅的命卿，这是鲍所共同作乱的人。当时诸侯见善之明，为之之勇，像郑穆公这样的人有几人呢！《春秋》记载失败和俘获，记录郑国人能讨伐邻国的贼人。《左传》认为郑国受命于楚国而进行这次战役，这是用一时的事附会来说罢了，大概讨伐宋国是郑穆公的初衷，不完全出于楚国。

秦国军队讨伐晋国。

胡文定说：“晋国在崇国用兵，是赵穿的私意，是没有名分的军队，所以记载为侵。秦国人为此兴师报复晋国，是问其参与无名之师的罪过，所以记载为伐。”这话是说记载侵、记载伐的褒贬。但《春秋》侵、伐所以兴起义例，本来说轻兵浅攻为侵，全师深入为伐。然而也有出动大军讨伐国家而仅记载为侵的，是贬斥其用兵无名而轻视他；有轻兵浅攻而记载为伐的，是彰显其出师仗义而能取得成功。如晋国人联合十八国之师讨伐楚国，是伐，而记载为侵楚驻扎在召陵，是贬斥其无能成功。又如卫国人以孤军侵犯晋国，实际上是侵，而记载为伐晋，是因为不义，有以招致讨伐。像这类情况很多。

夏天，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陈国人侵犯郑国。

有人问：“根据《左传》，四国大夫侵犯郑国，以报复大

译棘地之战，是应该报复呢？还是不报复呢？」回答说：「郑国背叛华夏，侵犯它是可以的；如果说是为了报复大棘之战，那就不可以了。大棘之战时，郑穆公毅然以讨伐邻国的贼寇为己任，是勇于行义的人。晋国不知自愧，还想要替宋国向郑国报复，《春秋》因此贬低这四个国家的大夫，都只称他们为‘人’，这也是贬斥他们。当时，晋灵公已经成年，颇为厌恶赵盾的专权，有意除掉他。赵盾假托为讨伐别国，长期占据兵权，所以棐林之战中，楚国囚禁解扬，晋军就撤回了。这次战役，与鬬椒相遇，赵盾就编造虚假的言辞说：『他在楚国宗族中争权，大概快要死了，再离开他吧。』赵盾本来没有想要作战的心思，只是姑且拥兵自保罢了。由此看来，赵盾不弑君，君主必定会杀赵盾。《左传》却说：『晋侯奢侈，赵盾屡次进谏不被采纳，因此不在楚国争胜。』这多么严重地违背事实啊！」

译秋季九月乙丑日，晋国的赵盾杀死了他的国君夷皋【夷皋是晋灵公，晋成公即位】。

《春秋》是为了诛讨乱臣贼子而作的。弑杀国君，是最大的罪恶。没有人不认为弑君是错的，而《春秋》却给赵盾加上弑君的罪名。当初，晋襄公临终前，把孤儿托付给赵盾，说：“这孩子如果有才能，我就受您的恩赐；如果没有才能，我就只怨恨您。”他对赵盾的嘱托是多么重啊！赵盾于是和各位大夫一起谋求从秦国迎立国君，后来又改变初衷，抵御秦军而立了灵公。赵盾认为晋灵公的德行已经够了，不知道这反而成了灵公怨恨他的原因。于是君臣互相猜疑，彼此防备。朝堂上的甲兵刚刚兴起，桃园的攻击随即而至。那灵公本来就在赵氏布置的罗网之中，即使想不灭亡，能做到吗？我认为赵氏谋害国君，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了。齐国的商、宋国的鲍篡夺国家、弑杀国君，晋国作为盟主，应当惩治他们。灵公年幼弱小，赵盾执政，召集诸侯准备讨伐齐、宋，后来却接受了贿赂，不仅不讨伐，反而为他们确定了篡夺来的地位。灵公尚且无知，赵盾实际上是把他陷于罪恶之中。我在扈地的防盟时，就知道赵盾有异心，不能侍奉他的国君了。大义又在昭公十九年许世子弑君中详细记载。

冬季十月乙亥日，周天子驾崩【是周匡王，周定王即位】。

三年春季周王正月，用于郊祭的牛口受伤，改卜另一头牛，牛死了，于是没有进行郊祭，仍然进行了三望之祭。

这是鲁宣公除去丧期开始郊祭，而上天显示谴责。《春秋》自僖公以后，记载卜郊不吉的也有。现在一连记载十六次，言辞繁琐而不厌烦，是为了彰显开始郊祭时上天显示谴责，不同于平常郊祭卜卦不吉的情况。天道虽然遥远，考察人事就可以知道。宣公弑君篡国，把嫡母送回齐国，娶齐国女子为妻，违背礼理扰乱常道，肆意妄为毫无顾忌。怀着这样的心态去享祭天帝，受到谴责也是理所当然的。《公羊传》说：“饲养牺牲饲养两次卜卦。天帝的牺牲不吉，就用社稷的牺牲来卜卦。天帝的牺牲在涤宫饲养三个月，对于社稷的牺牲只看是否具备。”郊祭为什么一定要祭稷？王者一定要用他的祖先配享。从内部出来的，没有配偶不能行动；从外部到来的，没有主人不能停止。注解说天道幽暗，必须推行人道来承接它。不用文王配享，是重视根本尊崇开始的义理。《公羊传》说配享非常合适。但诸儒的议论，大多认为鲁国以文王为所自出的祖先，以周公为始祖。只有《明堂位》所说的，认为鲁人郊祭上天也用稷配享。暂且存于此，再考证其义，又见僖公三十一年。

安葬周匡王。

桓公七年以后才安葬，是讥讽迟缓。匡王四月就急忙安葬，是讥讽迅速。迟缓安葬，是怠慢；迅速安葬，是简略。《春秋》因此记载。其余关于崩的义理见隐公三年。

楚子讨伐陆浑的戎族。

楚国蓄积僭越称王之心，已经很久了。陆浑靠近伊水、洛水，距离王城不远，没听说它成为王室的祸患，而楚国一旦讨伐它，其志向不在于戎族，是借讨伐戎族来窥探周王室。传文说它到中原观兵，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大概是趁着晋国衰乱，夏季盟会缺乏主事者，将要谋求它所最大的欲望。《春秋》记载“楚子讨伐陆浑的戎族”，是为中原担忧，为王室忧虑。议论的人说“楚子派椒来聘问”是《春秋》逐渐进用他，那么讨伐陆浑、询问周鼎，也可以说是《春秋》逐渐进用他吗？义理又见文公九年“楚使椒来聘”。

夏季，楚人侵犯郑国。

这是郑国再次跟随晋国，被楚国侵犯。晋灵公不像君主，只贪图财货，因此失去了郑国。现在成公刚即位，虽然没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但郑国立刻舍弃楚国而亲近晋国，大概是背离逆乱效法顺从，人心义理的共同认可，不是威势驱迫所能得到的。不然的话，赵盾召集诸侯军队讨伐郑国，几乎没有成功，现在停战过了一年，郑国为什么自己到来呢？《春秋》继讨伐陆浑之后记载“楚子侵犯郑国”，是厌恶楚庄图谋霸业的急切。

秋季，赤狄侵犯齐国【赤狄初次出现】。

自从桓公创立霸业，南方的楚国、北方的狄族，有所忌惮而不敢放肆。现在晋国霸业已经衰落，楚国狄族又交替成为中原的祸患。而狄族忽然分为二，有赤狄，有白狄，都踊跃用兵，不互相统一，但实际上有走向衰落的趋势。《春秋》在这里标明赤狄、白狄的称号，是说他们的势力已经分裂，力量也将衰弱。后来晋人灭掉赤狄潞氏，残害其氏族，是因为他们分裂的缘故。汉唐的边患，大多都是因为分裂而衰弱，衰弱而败亡。先儒有认为赤狄是唐叔的子孙，似乎不对，详见下十五年晋灭潞氏。

宋国军队包围曹国。

宋国武氏奉昭公子，将要对鲍氏进行讨伐，事情没有成功。昭公子又被鲍氏所杀，于是全部驱逐武、穆的族类。武、穆被放逐，用曹国军队讨伐宋国，到这时宋国包围曹国以报复。宋国鲍氏背负篡弑的大恶，晋国主持霸业而不能讨伐，讨伐他的是郑国、曹国。所以大棘之战，《春秋》记载以记录郑国的功劳；宋师围曹，《春秋》记载以彰显宋国的罪过。有人说：“怎么看出《春秋》谴责宋国？”回答说：“《春秋》诸侯侵伐围入，事实繁多。有传文记载而经文省略的，传文省略而经文记载的，都有深意存在。宋国有大罪未讨，却用军队讨伐别人，《春秋》记载，就是厌恶他，不必贬斥就显现了。”

冬季十月丙戌日，郑伯兰去世。

自僖公三十三年即位，凡是中原的防盟征伐，没有不参与的。到文

译鲁僖公十七年，晋国率领诸侯军队讨伐宋国弑君的人，因接受了贿赂而撤军。申生兰于是离开晋国投奔楚国，晋国多次征伐楚国，楚国都不肯屈服。如今楚国攻打陆浑，窥伺中原，询问九鼎的大小，有僭越称王的野心，申生兰便舍弃楚国而投奔晋国。推测他为人懂大义且有勇气，所以能在楚庄王强盛的时候，自我拔除而回归中原，可以说是守正而死啊。

译安葬郑穆公。

鲁宣公四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宣公与齐侯调解莒国和郯国的争端。莒国人不肯接受调解，鲁宣公便攻打莒国，夺取了向邑。

《春秋》的笔法，有时事情重大却记载简略，有时事情微小却记载详尽。事情微小而记载详尽，是为了给后世留下法则。这里记载“鲁宣公与齐侯调解莒国和郯国，莒国人不同意，鲁宣公攻打莒国夺取向邑”，言辞繁琐却不令人厌烦，大概是向后人展示持平救偏、以正义辨别私利的关键，只有学问渊博的君子才能与之谈论。因此，圣人也是借莒、郯之事来垂示训诫罢了。莒、郯之所以争斗，是因为不公平的缘故。齐、鲁想要求得公平，高的就压低它，低的就抬高它，用我们的公平去平息他们的不公平，大概是可以的。然而鲁国对待莒国，长期互不相让，只是凭借齐国的威力来胁迫莒国必须顺从，莒国不肯接受是理所当然的！而鲁宣公竟然对莒国用兵并夺取其一座城邑，用自己的不公平去要求别人的公平，况且又借此谋取利益，其无道之罪实在太重了！《春秋》记载“鲁宣公与齐侯调解莒国”，又记载“鲁宣公攻打莒国夺取向邑”，那么这件事从开始到结束都出于鲁宣公的意图，记载这些就是为了责备他。用济西之地贿赂齐国，再从莒国那里索取补偿，这是鲁宣公的本意。

秦伯稻去世。

秦国国君的去世和安葬，并不完全通报给中原各国，所以史官的记载很简略：有的称名有的不称名，有的记载安葬有的不记载安葬。秦国没有通报，所以史官缺漏了记载。

夏季六月乙酉日，郑国公子归生杀死了他的国君郑灵公夷。

陆淳说：“公子宋是弑君的贼人，他的罪恶容易看清。归生跟随他作恶，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把他记载为首恶，是为了教化天下的臣子。《春秋》的写作，圣人用来阐明细微之处，大概就是为了这个。”胡文定说：“归生与公子宋都是贵戚之卿，共同执掌国政，归生又曾经统领大军、掌握兵权，听到公子宋的叛逆阴谋，不能揭发，又害怕被谗言中伤而顺从了他，所以《春秋》判他首恶之罪。”综合这两种说法，《春秋》的宗旨就显现了。但是《左传》在这里为此确立条例说：“凡是弑君，如果称君，是因为国君无道；如果称臣，是因为臣子有罪。”它的意思是，称国名来记载弑君、只写国君名字，是因为国君无道；明确写出弑君者的姓名，是因为臣子有罪。各家多引用这种说法，我认为《春秋》是诛讨乱贼的书，弑君而写出贼人名字的占十之八九，只写国名或“人”的占十之一二，但这也是根据当时的事态来权衡。国君虽然不像个国君，臣子必须像商汤、周武王那样圣哲，才能算是仗义，如果不然，终究无法逃脱首恶的罪责。《左传》阐发的义理不够完备，恐怕会迷惑后人，所以不得不辩驳。义理又可见于成公十八年晋厉公被弑一事。

赤狄侵犯齐国。

秋季，鲁宣公前往齐国，鲁宣公从齐国回来。

胡氏说：“鲁宣公连年前往齐国，而且都记载‘至’，是表示危险。”我认为鲁宣公之所以篡位，是齐国辅佐他的结果。既已夺得国家而免于讨伐，是齐国庇护他的结果。割地贿赂他，卑躬屈膝侍奉他，无所不至，而齐国要求回报却从未停止。第二年，鲁宣公又前往齐国，高固让齐侯扣留鲁宣公，请求娶叔姬，危险且受辱，无法避免。从此鲁宣公五次前往齐国，《春秋》都详细记载，不仅是因为鲁宣公处境危险，也是为了纠正齐侯党同篡位者、接受土地、胁迫婚姻的罪过。

冬季，楚子攻打郑国。

有人说：“三年夏季，楚人侵犯郑国，《春秋》不赞同。现在楚国又攻打郑国，《春秋》如果赞同，为什么呢？”回答说：“三年的侵犯，是为了在中原争夺诸侯。今年的攻打，则不同。郑国归生弑杀了他的国君，应当讨伐。晋、宋、齐、鲁都偏袒弑君者，看待天下的恶行，想着互相救助，所以归生弑君，诸侯大国没有过问的，而楚人忽然用兵攻打郑国。他们虽然不是为了讨伐贼人而来，但《春秋》治理乱贼的法则，人人都可以讨伐。楚国在这个时候用兵讨伐郑国，所以不把它当作外国欺凌的例子，可惜它只是形式上出兵，不能明确彰显讨伐乱贼弑君的典章，《春秋》没有深深的褒奖。”

鲁宣公五年春季，鲁宣公前往齐国。夏季，鲁宣公从齐国回来【义理见去年】。

秋季九月，齐国高固来迎娶叔姬【《公羊传》《谷梁传》作子叔姬】。

子叔姬，有人认为是同母姐妹，有人认为是当时国君的女儿，二者必居其一。义理已在文公十二年见过。《谷梁传》说：“诸侯嫁女儿给大夫，由大夫主持婚礼。来，是接引新娘，不认为接引新娘合适，所以不给予夫妇的称呼。”诸侯有嫁女给大夫的情况，而高固求娶鲁国女子，却是通过胁迫得到的。鲁宣公前往齐国，高固让齐侯扣留鲁宣公。前往齐国被扣留而求娶，所谓扣留，就是扣留并胁迫他。街巷中的人被强者胁迫而结婚，尚且不接受，何况堂堂鲁国呢？胁迫求娶，已经不可，而又以邻国的大夫与大国之君平起平坐，其欺凌鲁国到了极点。鲁宣公凭借齐国的力量篡位弑君夺得国家，固然不认为这是耻辱，但鲁国的宗庙社稷却因此受到极大的侮辱。唉！以千乘之国流泪嫁女给吴国，尚且感到羞耻，何况嫁女给邻国的大夫呢？《春秋》记载“高固来迎娶子叔姬”，又记载“高固和子叔姬来”，是责备鲁国，责备齐国，纠正高固欺凌侵犯他人的罪过。

叔孙得臣去世。

冬季，齐国高固和子叔姬来到鲁国。

来迎娶叔姬，还算是亲自迎亲，只是不应当以臣子与国君平起平坐，《春秋》因此记载。现在婚礼完成不久，又和叔

译叔姬一同到达，传文说：“来，是指返回送亲的马匹。”杜预注解说：“按照礼制，送嫁女子时留下送亲的马匹，表示谦逊不敢自安，等到三月在宗庙行见舅姑之礼后，再派遣使者返回马匹。”高固于是与叔姬一同回到鲁国，大概是因为返回马匹不必亲自前来，而回娘家省亲也不应并行。高固作为其他诸侯国的卿大夫，没有公事却带着妻子一同前来，这其实是齐国那些小人促使他这样做的。前几天以臣下身份凌驾于君主之上，还觉得不够，又让他带着妻子一同前来以要挟鲁宣公，真是毫无愧疚之心，鲁国的朝廷和宗庙，确实因此受到了严重的侮辱。《春秋》这一年从春到冬，只记载了这件事，由此可以看出圣人的用意了。

译楚国人攻打郑国。

根据《左传》记载：楚子攻打郑国，陈国与楚国讲和。晋国的荀林父救援郑国，攻打陈国。有人问：“《春秋》记载楚国攻打，不记载晋国救援，难道是不赞同晋国去救援吗？”回答说：“是的。郑国的归生弑杀了国君，晋国应当为郑国出兵讨伐弑君的贼人。现在既然已经过了一个年头，借着楚国军队到来的机会而用军队去救援郑国，这是应当讨伐而不应当救援的。晋国人如果能为郑国讨伐贼人，这就是保存郑国的方法，楚国的军队将会不抵抗而自行离去，何必劳师去救援呢？”

鲁宣公六年春天，晋国的赵盾、卫国的孙免侵犯陈国。

这是谴责晋国。有人问：“陈国背叛晋国而依附楚国，晋国讨伐它，也有不得已的原因，《春秋》为何要谴责呢？”回答说：“陈国背叛晋国而依附楚国，是因为郑国的缘故。郑穆公晚年，抛弃楚国不再侍奉，而将自身托付给中原国家，也是希望晋国人能大力拯救他们的危急。没过一年，郑国发生了归生的动乱，晋国坐视不管，陈国背叛而依附楚国，确实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时晋成公刚即位，是个软弱无能的君主，政权掌握在赵氏手中，难道能为郑国讨伐贼人吗？然而陈国、郑国常常互相观察以决定自己的向背，郑国的贼人不讨伐，无法使陈国人信服，陈国虽然受到讨伐，但最终也不会向晋国屈服。”

夏天四月。

秋天八月，发生蝗灾。

冬天十月。

鲁宣公七年春天，卫国国君派孙良夫来结盟。

《左传》说：“孙桓子来结盟，开始互通往来，并且谋划防备晋国。”鲁宣公依靠齐国而得以篡位，不侍奉晋国已经一年了。晋国将要讨伐，卫国人知道了，因此来报告，想要鲁国参与防备，因此订立了这个盟约。有人问：“大夫来结盟，是诸侯僭越礼制吗？”回答说：“不是。他们带着善意而来，因此订立了这个盟约，不像齐国、晋国的大夫挟持其强大势力胁迫鲁国而要求结盟那样，所以没有讥讽。”

夏天，鲁宣公防备齐侯攻打莱国【义理并见“大旱”条】。

秋天，鲁宣公从攻打莱国回来。

发生大旱。

狄人是齐国的祸患，齐国不能讨伐。莱国有什么对不起齐国而攻打它呢？不过是出于追逐利益的打算罢了，又要求鲁国一起出兵，这是由于从前攻打莒国夺取向地而招致的。夺取向地，是鲁国的利益；攻打莱国，是齐国的利益。齐国和鲁国互相征伐以谋利，而百姓坐受其害。去年秋天发生蝗灾，今年又大旱，却为邻国发动没有名分的战争，攻打无罪的国家，从而残害自己的人民。《春秋》在记载攻打莱国之后接着记载大旱，是记述他们不体恤天灾而轻用民力，所以予以贬斥。

冬天，鲁宣公在黒壤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会合。

有人问：“这次会合，根据《左传》，周王的叔父桓公亲临，但《春秋》没有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周王的人监督会合，是为了光大霸业。晋国自从新城之会以来，君主奢侈而臣下专权，内政混乱，威信在外受辱，霸权完全丧失，诸侯离散而另有所从，楚国在中原行军而不敢过问，齐国在东夏倔强而不能纠正。晋成公刚即位，政权还在赵氏手中，却强行会合四国国君举行这次会合，使周王叔屈尊亲临，想要追随齐桓公、晋文公的盛大功业，多见其不知自量啊。《左传》说晋成公即位，鲁宣公不去朝见，晋人在会合中扣留鲁宣公，用贿赂才得以免除。晋成公尚且不能朝见周王，却要求各国朝见自己，这是僭越。晋襄公曾经责备卫侯不朝见，而他的臣下劝他朝见周王于温地，然后才用军队加于卫国。厌恶下属的行为，却不用同样的态度侍奉上级，这是霸主应当知道的。晋成公是个年轻人，不值得深责，这都是执政者的罪过。《春秋》不为鲁宣公避讳，是为了诛责晋国。”

鲁宣公八年春天，鲁宣公从会合回来。

夏天六月，公子遂出使齐国，到了黄地才返回。

《公羊传》说：“讥讽他有病才返回。大夫奉君命出使，听到丧事，应慢行而不返回。”何休说：“用丧事来比喻疾病。丧事尚且不返回而慢行，以等待君主派人代替自己，何况是疾病呢？”大概古代有奉君命出使边境，遇到疾病而死，带着尸体完成使命的人，所以各种说法多遵从这一观点。我观察《春秋》之所以这样记载，大概是彰显襄仲死在齐国。襄仲的罪责在齐国，现在死在齐国，是天意。八天后，敬嬴也死了，天与人之间的感应，难道不是很可畏吗！《春秋》阐明天意讨伐，以正定乱贼的罪过，难道不是因为生病而返回吗？

辛巳日，在大庙举行祭祀，仲遂死在垂地。

子翚弑君，去掉他的族氏，以示贬斥，这是《春秋》诛杀乱贼的常例。自从仲遂弑君，《春秋》虽然屡次记载其事，但没有讨伐他。现在借着他死的机会，开始明正其罪，去掉他的族氏而诛杀他，以垂示后世。这个义理，只有《公羊传》、《谷梁传》知道。《公羊传》说：“仲遂为什么不称公子？因为弑杀子赤而贬斥。为什么不在他弑君时贬斥？在文字上无罪，在子赤那里没有年号，所以在他死时才贬斥。”《谷梁传》也说：“这是公子，为什么称仲？是疏远他。为什么疏远他？因为他不得善终。不疏远，就无法显示他不得善终。”这两种说法懂得了《春秋》的意思。胡文定却认为季友、仲遂都是活着时赐给氏，所以季友、仲遂的死，记载季、记载仲。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季友、仲遂对于僖公、宣公两位国君，虽然都有援立的功劳，但季友以忠勤著称，仲遂却是弑君的贼人。两位国君虽然因私情厚待两位臣子，但《春秋》记录善行、诛杀奸邪的笔法，截然不同，恐怕不能拿季友的例子来类比。大概仲遂的诛杀，所成就的少，所损害的大，这难道不是《春秋》的意思吗？

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入，去掉籥。

有人问：“您说仲遂死在

译《春秋》去掉公子之号以表示疏远决绝，这是理所当然的。既然先前已经诛杀了他，后来却又对他表示哀戚，并且记载“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入，但去掉了籥乐”，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去掉公子之号以示疏远决绝，是《春秋》所秉持的公法；万舞进入却去掉籥乐，是宣公对公子牙的私恩。按照礼制，公族成员若有罪，将刑罚交给甸人执行，国君穿着素服，停止举乐，为他改变常礼，如同对待同伦辈分的丧事一样，这就是在诛杀他之后仍然对他表示哀戚，这是极其厚道的做法。圣人的意思似乎是说：‘祭祀之后必定要举行绎祭，这是礼制；绎祭必定要有音乐，这也是礼制。如今去掉了籥乐而只保留万舞，万舞就不完整了；万舞不完整，那么绎祭也就不完整了。与其让绎祭不完整，何不向尸神请求取消绎祭以示变异呢？’这体现了公法得以施行而私恩并未废弃的《春秋》忠厚之意，并非因为公子牙有拥立宣公的功劳，才特意对他如此厚待。”

译戊子日，夫人嬴氏去世（《公羊传》《谷梁传》记载为熊氏）。

有人问：“僖公的母亲成风与宣公的母亲敬嬴僭越称夫人，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回答说：“两者都是僭越，但具体情况不同。庄公的正妻是哀姜，她因淫乱而弑君，死在齐国，灵柩虽然运回鲁国，但不能附祭于宗庙，因为她得罪了宗庙。僖公在大庙举行禘祭时，尊其母为夫人，以配享其父，这是僭越。然而，如果不是哀姜不得善终，僖公也不敢轻易这样做。现在敬嬴的情况则与此不同。文公的夫人，是子赤的母亲，也是宣公的嫡母。敬嬴作为受宠的妾室，私下勾结襄仲，并嘱托襄仲拥立自己的儿子。文公去世后，襄仲作乱，弑杀继位的子赤，拥立敬嬴的儿子接，这就是宣公。襄仲又与敬嬴合谋，驱逐嫡母回国，而敬嬴僭越夫人的位号，这与僖公尊其母为夫人的事情大不相同。大概哀姜得罪宗庙，按礼义不能附祭；而文公夫人对鲁国无罪，是被贼臣悖妾所驱逐，按礼义不能断绝关系。怎么能与庄公的夫人哀姜同等看待呢？而敬嬴与其子弑君逐母，僭越夫人称号，也不能与成风相提并论。《春秋》的书写法则，轻重是有区别的。唉！如果当时遇到齐桓公，那么敬嬴、襄仲都应当被一并诛杀。王室衰微，中原没有霸主，他们得以肆意妄为而无所顾忌。谁知道天道惩罚满盈之恶，到了这八年，襄仲出使齐国死在路上，八天后敬嬴死在鲁国，与哀姜、庆父先后被诛杀，事情相似，只是有天罚与人刑的区别罢了。《春秋》记载此事，不加贬斥，其含义自然显现，这是《春秋》奉行天讨、执行王诛的体现。”有人问：“《春秋》是为诛杀乱贼而作的，敬嬴如此邪恶，还能僭越夫人的称号吗？”回答说：“孔子是鲁国人，对于鲁国先君的母亲，按礼义不容废黜。然而襄仲与敬嬴之死，前后接连记载，讨伐襄仲也就是讨伐敬嬴。之前已经记载‘子赤去世，夫人姜氏回到齐国，公子遂带着妇姜从齐国回来’，那么婆媳的名分已经确定。姜氏虽然回到齐国，仍然是鲁国的夫人，逆妾怎么能僭越她的名号呢！庄公的夫人是哀姜，文公的夫人也称哀姜。《左传》不明大义，称她为出姜。现在纠正她的名称为文公夫人，以便区别于庄公夫人的哀姜。其余含义又见于僖公的成风、桓公的仲子。”

晋军联合白狄攻打秦国。

殽之战，过错在秦国；令狐之战，过错在晋国。中间两国都停止战争，而赵穿却兴起讨伐崇国的军队，这导致秦国人再次用兵攻打晋国。赵盾不知道自我反省，反而率领白狄攻打秦国。白狄正肆意逞强施暴，晋国又从而助长其势力，罪责在晋国。秦国虽然地处西戎，但穆公的遗风尚在，且对晋国有大恩德，晋国强臣无理，率领白狄攻打秦国，《春秋》不认可这种行为。因此记载“晋师白狄伐秦”，不再用“及”字将晋与狄并列，深恶痛绝之意由此可见。

楚国人灭掉了舒蓼。

荆舒成为中原的祸患，由来已久了。楚国日益强盛，舒国日益衰微，于是又归属楚国。僖公三年，徐国人攻取舒国，为中原牵制楚国。等到吴国兴起，舒国在吴楚之间反复叛服。舒国种类不一，有所谓舒蓼、舒鸠、舒庸等。传注认为文公五年楚国灭六与蓼，蓼就是舒蓼，是皋陶的后代，被灭后又复兴，现在又被楚国兼并。后来成公十七年楚国灭舒庸，襄公二十五年又灭舒鸠。《春秋》记载这些不遗漏，难道是因为他们是明德之后，记载以彰显楚人灭国的罪过吗？

秋天七月甲子日，发生日全食。

冬天十月己丑日，安葬我国的小君敬嬴。下雨，没能安葬。庚寅日，到中午才安葬。

《谷梁传》说：“安葬既已选定日期，不因下雨而停止，这是合乎礼的。下雨没能安葬，是丧事不合制度。”《左传》说：“下雨没能安葬，这是合乎礼的。占卜安葬先选远日，避开不吉利的日子。”两种说法不同。然而《春秋》之所以记载，不仅讥讽丧事不合制度，也是记录变异、垂示训诫。胡文定认为敬嬴弑杀嗣君、拥立其子、驱逐嫡母、篡夺夫人之位，安葬时下雨，以显示灾异征兆，由此可知有天道的存在。而木讷引用定公安葬时下雨、文姜安葬时不下雨来反驳他，这也是强求不同罢了。凶恶的人做凶恶的事，灾异征兆随之而来，这是常理；也有不完全如此的情况，这是常理中不可恒定的部分。圣人只遵循常理，不遵循不可恒定的部分。像敬嬴这样，罪恶盈满，侥幸得以死在家中，等到安葬时，下雨没能安葬，凶德与灾异征兆相参合，这不是谴责又是什么？木讷有什么可庇护的呢？有人问：“安葬时下雨，是继续安葬呢？还是应当暂时停止呢？”回答说：“国君安葬其亲人，准备防雨的车辆蓑衣斗笠，这是官吏的常事，难道办不到吗？然而当变异突然到来，也有非人力所能勉强完成的事情。与其诚信不至，日后自愧悔恨，不如稍作停止而延缓决定，或许没有遗憾罢了。”所以《左传》的说法，有不容完全废弃的地方。

修筑平阳城。

修筑城池有时不合时宜而记载，也有时修筑要害之地而记载，起初不必专门以是否合时宜为拘泥。修筑平阳，《左传》说：“记载是因为合时宜。”但说王正为周王正月的，是《左传》；说水星昏正而栽种的，也是《左传》。这十月修筑平阳，如果以周正为断，就是现在的八月，这时水星不应昏正，怎么能说是合时宜呢？如果以

译以夏历为正朔，那么这十月正是北方七星黄昏时位于正中的时节。由此看来，可知《左传》中“元年”不能坚守周历的说法，而《春秋》实行夏历是确凿无疑的。

译楚国军队讨伐陈国。

鲁宣公九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宣公前往齐国。鲁宣公从齐国回来。

夏季，仲孙蔑前往周天子都城。

胡氏说：“连缀辞句、比照史事，这是《春秋》的教化方法。在岁首之月，鲁宣公朝见齐国；夏季，派遣大夫聘问周天子，这些都是通过比照史事可以考察的，不需要贬斥断绝，其恶行自然显现。鲁宣公继承君位，在位的九年中，才去周天子那里聘问一次，而在齐国却朝见两次了。《春秋》对于‘如齐’，每次出行必定记载‘至’，是深加罪责。下至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更加严重，齐威王前往周天子那里朝见，天下人都认为他贤德，何况在春秋时期呢？而鲁宣公却做不到。所以聘问朝见的礼仪废弛，君臣的名分就丧失了，诸侯的行为就恶劣了，背叛侵凌的祸败就兴起了。这是《春秋》记载国君如齐、臣子如周的微言大义，特意书写‘王正月’来表明它。胡公的学说很好，因为它阐明了《春秋》比照史事的法则，所以详细记录它。”

齐侯讨伐莱国。

秋季，鲁国夺取根牟。

《公羊传》认为根牟是邾国的城邑，鲁国夺取它，属于夺取城邑。杜氏认为根牟是东夷的国家，琅邪有牟乡，就是它的所在地，鲁国夺取它，属于灭国。两种说法不同。木讷说：讨伐莱国和夺取根牟，都是齐国的事，只是中间隔了一个‘秋’字罢了。这个说法固然可以讲通，必须确认东莱境内有牟乡、牟县之类，这才可信。总之，这也是经文中的疑点，暂且搁置，其义理又见于隐公二年无骇入极以及成公六年取鄟。

八月，滕子去世。

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在扈地会盟。晋国荀林父率领军队讨伐陈国。

胡文定说：“《春秋》所记载的，是赞同晋国、罪责陈国的言辞，在扈地会盟以等待陈国，而陈侯不来会盟，然后率领诸侯军队讨伐他，这样会盟就是自我反省而有礼了。”我仔细审视经文，实在没有看到圣人赞同晋国、罪责陈国的意思。自从晋成公即位以来，中原各国瞩目观望，希望他一定能改正纲纪、治理政事，一反前人的做法，讨伐宋国、鲁国弑君的行为以激励天下，修明文公、襄公的霸业以安抚诸侯，正义之声所加，齐国、楚国自然应当畏惧臣服。现在不能这样，只把争夺陈国、郑国当作当务之急。陈国、郑国难道乐于背离晋国投靠楚国吗？正是因为楚国军队日夜逼近，害怕不能自保罢了。晋国不能制服楚国，只想让陈国、郑国臣服；不能拯救别人的危急，只想让别人顺从自己。这也是极不义的行为，而胡公却赞许晋国自我反省而有礼，我不知道他的说法。大概晋国与楚国争夺陈国、郑国十多年，《春秋》都不赞同。大概《春秋》对于楚国，常常表达其屡次进犯的忧虑；晋国本是盟主，《春秋》常常期望它承担抵御楚国的责任。抵御夷狄是为了安定华夏，不是为了争夺诸侯。哪里是像荀林父、赵盾、郤缺等人那样，残暴欺凌小国，早晚用兵以求其顺从自己呢！

辛酉日，晋侯黑臀在扈地去世【这是晋成公，晋景公即位】。

鲁宣公借助齐国的力量篡夺君位，专心侍奉齐国，曾经被晋国人羞辱。黑壤的会盟，已经不参与；扈地的会盟，就与晋国断绝关系。不记载葬礼，是因为鲁国没有参加会盟。

冬季十月癸酉日，卫侯郑去世。

卫侯郑，是卫国的罪人。当初出逃后回国，杀死了叔武；再次被俘后回国，杀死了子瑕。自己不能做君主，却残害骨肉以发泄被废黜羞辱的怨恨，削除他的葬礼记载，是用来贬斥他。

宋国人包围滕国。

这一年秋季，滕子去世。还没有几个月，宋国人就包围滕国，这是趁着滕国丧事而讨伐它。不仅是趁着滕国的丧事，也是趁着晋国的丧事。晋国政令不兴盛，诸侯擅自相互侵伐，贬斥宋国也是为了讥讽滕国。

楚子讨伐郑国，晋国郤缺率领军队救援郑国。

有人说：“楚国三次讨伐郑国，有时记载爵位，有时记载‘人’，为什么呢？”回答说：“记载爵位，是用它始封的爵号来抑制它僭越的名号。那时它的势力正盛，比拟于王，不得不抑制它，并不是褒扬它。记载‘人’，是因为它的国君没有亲自出征，只是它的臣子率领军队而来罢了。大概用记载爵位或‘人’来进行褒贬，是中原诸侯的惯例。楚国既然僭越名号自称王，记载‘子’是用来抑制它，四方边远地区虽然强大也称‘子’，哪里是褒扬呢？”有人说：“五年楚国讨伐郑国，荀林父救援它，《春秋》不记载‘救’，现在记载‘救’，为什么呢？”回答说：“楚国最初讨伐郑国时，人们认为它是讨伐郑国人弑杀其君主，必定要诛杀归生。后来再次对郑国用兵，只想要郑国归附，对于弑君的贼人都不过问，那么它讨伐郑国就是出于私利罢了。郑国人告急，晋国在道义上不得不救援。而且依附恶人的赵盾已经老了，现在执政并救援郑国的，是郤缺，所以在这里赞许他救援郑国。”

陈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泄冶。

《左传》和《谷梁传》都认为泄冶因为直言进谏而死，《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显示陈侯平国被弑以及楚人灭陈的开端，所以记录忠臣进谏。而杜氏却说：“泄冶在淫乱的朝廷直言进谏以致取死，所以不被《春秋》所看重而记载他的名字。”这是拘泥于记载名字或字体的格式，以至于贬低忠臣进谏以顺从一般体例，这是解说经书的大弊病。胡文定似乎采纳了他的说法，于是说：“在昏乱的朝廷做官，如果是异姓，像宋国的子哀洁身自好地离去是可以的；如果是贵族近亲，不享受俸禄，像叔肸那样是好的。”这样的话，同姓异姓在他人朝廷做官的人，都保全自身远离祸害而离去，进谏争辩的官职就可以不设置了。至于木讷则更加过分，说：“向君主进言而没有益处，只是自取祸患，不如缄口不言没有过失也没有赞誉。”又说：“把圭璧推荐到泥涂中，本来已经疏远了，而触犯虎狼以致取死，怎么能算是明智呢？”

译吗？这就是泄冶死去，圣人之所以称他的名字的原因。」大抵都是拘泥于《春秋》称名或称字的体例，而强行揣测圣人的本意。泄冶身处别人的朝廷，职位是大夫，认为他没有官职职守和进言的责任是不可以的。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在朝廷上公开淫乱，泄冶劝谏他们，也是尽了他职分所应当做的事，不幸被杀害，是为忠义而死。杜预却说泄冶因为直谏乱朝而招致杀身之祸，所以被《春秋》称名，这难道是乱朝不可以直谏，一定要在治朝才可以进谏吗？自古以来因直谏而死的人，比如关龙逢、比干，大多是在昏暗混乱的朝廷，难道说这两个人不应当因直谏而死就是不明智吗？三位仁人之所以一起被收录在圣人的门下，是因为他们的行为都符合道义，哪里是因为死去的人就不明智，一定要保全自身、远离祸害才算是明智呢？这不过是依据称名或称字的体例而曲折地加以解说罢了。我担心士大夫拿这种说法作为保全自身、远离祸害的借口，所以详细地论述它。大抵泄冶不是世袭贵族大夫中那些以名字出现的人，如果不称名就无法流传，而且名和字，在当时就已经不容许深入辨析了，何况千年之后，想要以此来探求《春秋》贬抑或褒扬的意图，岂不是解说经典的一大弊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