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详説卷十八
之师伐郑，或连岁而再举，或一岁而两兴师，既得郑，又伐秦，诸侯之大夫无宁居之日。齐桓、晋文之用诸侯，不如是之甚也。至于辅强臣以抗其君，奬簒贼以成其乱，自是而后，中国之政皆自大夫出，其君拱手而不敢问，簒弑相踵，晋悼实啓之。儒者惑于《左传》之浮辞，而不原《春秋》书法，此最读经一大病耳【余义见鸡泽、邢丘、溴梁及晋悼之卒】
译率领军队讨伐郑国，有时连续几年再次出兵，有时一年之内两次兴师，刚征服了郑国，又去讨伐秦国，诸侯的大夫没有一天能安居。齐桓公、晋文公使用诸侯的力量，也不像这样厉害。至于扶持强臣来对抗国君，奖赏篡位贼人来促成祸乱，从此以后，中原各国的政令都由大夫发出，国君拱手站立而不敢过问，篡位弑君之事接连发生，这确实是晋悼公开启的。儒生被《左传》中浮夸的言辞所迷惑，却不推究《春秋》的书法义例，这是研读经书的一大弊病【其余义理可见于鸡泽、邢丘、溴梁以及晋悼公去世的相关记载】
秋楚公子壬夫帅师侵宋
楚纳宋之叛人，悖于义也；晋以诸侯之师克彭城，执五叛以归，伸霸讨也。楚不知自反，复以兵加于宋，将以雪前耻，而耻益甚焉。《左传》以爲侵宋救郑，其实不专爲郑，是以《春秋》不书。
九月辛酉，天王崩【简王也，灵王立】
邾子来朝
冬卫侯使公孙剽来聘
晋侯使荀防来聘
案《礼·曽子问》：「诸侯相见，揖让入门，不得终礼，废者几？」孔子曰：「六：天子崩，太庙火，日食，后、夫人之丧，雨霑服失容，则废。」今天王崩，而诸侯讲朝聘之常仪，不异平日，无王也。泰山孙氏曰：「天王崩，邾子来朝，卫侯使公孙剽来聘，晋侯使荀防来聘，皆不臣也。」左传乃曰：「卫子叔、晋知武子来聘，礼也。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知朝聘之爲礼，而不知丧王之礼爲尤重，此左传之失也。杜元凯爲説以通之曰：「未闻丧，故得行朝聘之礼。」考以其时，王赴亦当闻于中国久矣。春秋继王丧而书朝、书聘，朝者、聘者、受之者皆当有诛。孙泰山之义正。
二年春王正月塟简王
杜氏曰：「五月而塟，速也。自入春秋，塟天子不书，义已见隐三年。其有书崩、书塟者，或以讥其缓，或以讥其速，或以鲁奔会不如礼而书以责之。」
郑师伐宋【义见下郑伯睔卒】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传》以爲齐姜成公夫人，襄之嫡母，齐氏也。春秋书「夫人姜氏薨」，以着定姒之非嫡。春秋于鲁先君之妾母，不容黜其僭号，每微见意焉。齐姜与定姒并书卒塟，而嫡妾之分见矣【余义见四年七月定姒薨】
六月庚辰郑伯睔卒
自晋楚争郑以来，郑之从楚，犹有不获已之心。惟睔也，背夏最勇，从楚最坚，之死靡悔。其言曰：「楚君以郑故，亲集矢于其目，非异人任，寡人也。」夫楚共所以力战而不能戢，亦自爲争诸侯计，夫岂爲郑故？而睔之言若此，甘于从楚者也。春秋特去其塟。
晋师宋师卫甯殖侵郑
伐丧，春秋之所甚恶也。他人伐丧，犹欲盟主仗义以正之，而况爲盟主而伐人之丧者乎？晋侯始立，伐郑，诸侯有鄫之次。今复乗郑之丧而侵之，失其爲盟主之道矣。其后郑人弑其君而从楚，以伐丧爲説晋何以辞其责？春秋继睔之卒而书三国伐郑，贬其动大师伐人之丧也。卫甯殖独书名，范氏述谷梁之意曰：「初卫侯速卒，郑人侵之，故举甯殖之报以明称前事。」木讷乃谓晋欲得郑，固无问其伐丧，此以后世权谋智诈而律春秋，卤矣。
秋七月，仲孙蔑、防、晋荀、防、宋华元、卫孙林父、曹人、邾人于戚【义并见下城虎牢】
己丑，塟我小君齐姜【义已见五月姜氏薨】
叔孙豹如宋
冬，仲孙蔑、防、晋荀防、齐崔杼、宋华元、卫孙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自秋及冬，再防于戚，《春秋》备书，以见晋政之繁。然遂城虎牢，则《春秋》无讥也。自晋厉季年，不务德以怀诸侯，惟汲汲防伐郑。晋悼继之，用师无宁岁。幸而鲁有贤大夫孟献子，首建虎牢之议，控扼险要以制郑之死命，郑于是始屈。盖力屈，非心服也，《春秋》何取焉？曰：「《春秋》辨天下内外之分者也。虎牢，诸夏之藩表，得之以兴，失之以亡，内外之限界在焉。邑虽系于郑，险则闗乎中国，故城虎牢不系之郑，明虎牢非郑之所宜有也。郑之封疆，尝受之天子，曷以不系之郑乎？」曰：「郑叛而从楚，以天子之侯度，甘爲楚属，辱天子之封守，罪当削。书『诸侯城虎牢』，不曰『郑虎牢』，削之于郑也。削之于郑，曷以归乎？归之于中国也。归之中国，所以正天下内外之分。故书曰：『遂城虎牢』，盖旧史书『城郑虎牢』，圣人削之，书『城虎牢』，故曰《春秋》非圣人不能脩。」
楚杀其大夫公子申【义备见五年楚杀壬夫】
三年春楚公子婴齐帅师伐呉
呉楚交兵久矣，春秋不书，至是始书，此着天下迭爲盛衰，中国安危存亡于此乎系也。楚自成、穆始凭陵诸夏
译秋季，楚国公子壬夫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楚国接纳宋国的叛逃之人，违背了道义；晋国率领诸侯的军队攻克彭城，抓获五个叛臣回国，伸张了霸主的征讨。楚国不知自我反省，再次对宋国用兵，想要洗雪之前的耻辱，然而耻辱反而更加严重了。《左传》认为这是侵犯宋国以救援郑国，其实并不专门为了郑国，所以《春秋》没有记载。
九月辛酉日，周天子驾崩【是周简王，周灵王即位】。
邾国国君来朝见。
冬季，卫国国君派公孙剽来聘问。
晋国国君派荀防来聘问。
查考《礼记·曾子问》：“诸侯相见，作揖谦让进入大门，不能完成礼仪，废弃的情况有几种？”孔子说：“六种：天子驾崩，太庙失火，日食，王后、夫人的丧事，雨水沾湿服饰失去仪容，就废弃礼仪。”如今天子驾崩，而诸侯进行朝见聘问的常规礼仪，与平日没有不同，这是无视天子的表现。泰山孙氏说：“天子驾崩，邾国国君来朝见，卫国国君派公孙剽来聘问，晋国国君派荀防来聘问，都是不臣服的表现。”《左传》却说：“卫国子叔、晋国知武子来聘问，是合乎礼仪的。凡是诸侯即位，小国去朝见，大国去聘问。”知道朝见聘问是礼仪，却不知道丧礼中对待天子的礼仪更为重要，这是《左传》的失误。杜元凯解释以疏通说：“因为没听到丧讯，所以能够进行朝见聘问的礼仪。”考据当时的情况，天子驾崩的讣告应当早就传达到中原各国了。《春秋》在天子丧事之后记载朝见、聘问，朝见者、聘问者、接受者都应当受到谴责。孙泰山的意思正确。
二年春季，周王正月，安葬周简王。
杜氏说：“五个月就安葬，太快了。自从进入《春秋》时期，安葬天子不记载，道理已经在隐公三年见过了。那些记载崩、记载葬的，有的讥讽其迟缓，有的讥讽其快速，有的因为鲁国奔会不合礼仪而记载以责备它。”
郑国军队攻打宋国【道理见下文郑伯睔去世】。
夏季五月庚寅日，夫人姜氏去世。
《左传》认为是齐姜，成公的夫人，襄公的嫡母，是齐国人。《春秋》记载“夫人姜氏去世”，是为了彰显定姒不是嫡妻。《春秋》对于鲁国先君的妾母，不容许贬黜她们僭越的称号，常常微妙地表达意思。齐姜与定姒都记载去世和安葬，嫡妻与妾的区别就显现出来了【其余道理见四年七月定姒去世】。
六月庚辰日，郑国国君睔去世。
自从晋国和楚国争夺郑国以来，郑国跟随楚国，还有不得已的心情。只有睔，背离华夏最为勇猛，跟随楚国最为坚定，至死没有后悔。他说：“楚君因为郑国的缘故，亲自把箭射中自己的眼睛，这不是别人的责任，是我自己的责任。”楚共王之所以奋力作战而不能停止，也是为自己争夺诸侯考虑，难道是为了郑国的缘故吗？而睔的话像这样，是甘心跟随楚国的。《春秋》特意去掉他的安葬记载。
晋国军队、宋国军队、卫国宁殖侵犯郑国。
攻打丧事，是《春秋》非常厌恶的。别人攻打丧事，尚且希望盟主仗义以纠正，何况是作为盟主而攻打别人的丧事呢？晋侯刚即位，攻打郑国，诸侯在鄫地会师。现在又趁着郑国的丧事侵犯它，失去了作为盟主的道理。后来郑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而跟随楚国，用攻打丧事来说晋国，晋国凭什么推卸责任？《春秋》在睔去世之后记载三国攻打郑国，贬低他们动用大军攻打别人丧事的行为。卫国宁殖单独记载名字，范氏阐述《谷梁传》的意思说：“起初卫国国君速去世，郑国人侵犯卫国，所以举出宁殖的报复以说明前事。”木讷却认为晋国想要得到郑国，本来就不问是否攻打丧事，这是用后世的权谋智诈来衡量《春秋》，太粗疏了。
秋季七月，仲孙蔑、防、晋国荀、防、宋国华元、卫国孙林父、曹国人、邾国人在戚地会盟【道理都见下文修筑虎牢】。
己丑日，安葬我们的小君齐姜【道理已在五月姜氏去世时见过】。
叔孙豹前往宋国。
冬季，仲孙蔑、防、晋国荀防、齐国崔杼、宋国华元、卫国孙林父、曹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小邾国人在戚地会盟。于是修筑虎牢。
从秋季到冬季，两次在戚地会盟，《春秋》详细记载，以显示晋国政令的繁杂。然而于是修筑虎牢，《春秋》没有讥讽。自从晋厉公晚年，不致力于德行以安抚诸侯，只是急切地谋划攻打郑国。晋悼公继承他，用兵没有安宁的年份。幸好鲁国有贤大夫孟献子，首先提出修筑虎牢的建议，控制险要之地以制约郑国的命脉，郑国于是开始屈服。这是力量屈服，不是心服，《春秋》有什么可取的呢？回答说：“《春秋》辨别天下内外之分的。虎牢，是诸夏的屏障标志，得到它就能兴盛，失去它就会灭亡，内外的界限在这里。城邑虽然属于郑国，险要却关系到中原，所以修筑虎牢不归属于郑国，表明虎牢不是郑国适宜拥有的。郑国的疆界，曾经受之于天子，为什么不归属于郑国呢？”回答说：“郑国背叛而跟随楚国，拿着天子分封的诸侯制度，甘心成为楚国的属国，辱没了天子的封守，罪当削去。记载‘诸侯修筑虎牢’，不说‘郑国的虎牢’，是从郑国削去。从郑国削去，归还给谁呢？归还给中原。归还给中原，是为了端正天下内外之分。所以记载说‘于是修筑虎牢’，大概旧史记载‘修筑郑国的虎牢’，圣人削去，记载‘修筑虎牢’，所以说《春秋》不是圣人不能修订。”
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子申【道理完备见五年楚国杀壬夫】。
三年春季，楚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攻打吴国。
吴国和楚国交战很久了，《春秋》不记载，到这才记载，这是彰显天下交替盛衰，中原的安危存亡系于此。楚国自从成王、穆王开始欺凌诸夏
，至于庄而其焰益搧，而晋之霸业及是乃衰。幸而呉日以大，爲楚之内梗，诸夏得以小康，以呉故也。晋悼公之兴，适当斯时，以服郑而楚不敢争者，非畏晋也，以吴人之议其后也。自周东迁，大势已去，天爲生二霸以整顿之，霸政既弛，而大伯之后继兴，相与扶持姬箓以不坠于地，天实爲之，岂偶然哉！厥后呉亡而春秋终，晋大夫簒其君而周不复可兴矣。
译到了吴王阖闾时期，吴国的声势更加壮大，而晋国的霸业到这时才开始衰落。幸好吴国日益强盛，成为楚国内部的阻碍，中原各国得以稍微安宁，这都是因为吴国的缘故。晋悼公的复兴，正赶上这个时候，他能够降服郑国而楚国不敢争夺，并不是畏惧晋国，而是因为吴国在背后牵制楚国。自从周平王东迁，周王室的大势已经一去不复返，上天特意生出两位霸主来整顿时局，霸政松弛之后，太伯的后代吴国相继兴起，共同扶持周室的命脉不致坠落于地，这实在是上天的安排，难道是偶然吗！后来吴国灭亡而春秋时代终结，晋国大夫篡夺君位，周王室便再也无法复兴了。
公如晋
夏四月壬戌，公及晋侯盟于长樗。公至自晋。
杜注：晋侯出其国都，与公盟于外也。诸侯会盟，不于其国都而必盟于外，谦也。鲁君以童穉之年往朝于晋，悼公于其归也，出长樗而与之盟，勤于用礼，故《春秋》书以美之。
六月，公防单子、晋侯、宋公、卫侯、郑伯、莒子、邾子、齐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鸡泽。陈侯使袁侨如会。戊寅，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
是防也，郑服而陈亦来，防之盛者也，而其失有二：盟大夫也，盟王人也。盟大夫，大夫张也；盟王人，诸侯僭也。故虽盛会而有贬辞。诸侯盟于鸡泽，既盟而陈侯使袁侨如会，受而礼之，需其君至而及之盟，虽后会可也。乃以一袁侨之故，命诸侯之大夫别爲之盟，君盟于前，臣盟于后，不足以结袁侨，实开大夫伉君之渐。谷梁谓鸡泽之盟大夫张，诸侯始失正，得经意矣。葵丘、践土，天子之宰在焉，不下预诸侯之盟也。翟泉、柯陵，屈王人共歃，《春秋》皆讥。晋悼欲植霸业，而不能以尊王爲事，俾单子下预列国之盟，诸侯僭王人，大夫僭诸侯，一举而二失随之。书「同盟」，非所当同而同也。或曰：「先儒以同外楚而书同，其然欤？」曰：「时有不同，未容执例以爲同也。当晋积弱之世，楚焰方张，诸侯预于夏盟，曰同外楚，可也。自鄢陵既胜，楚人内困于呉，诸侯之从晋者畏威而同，盟谓之非讥不可也。」或曰：「陈、郑久叛而来服，其不谓之同乎？」曰：「此厉之所爲，而悼享其成耳。晋自邲败，几不能以国。厉之始立，躬擐甲胄，率先羣卿，以与楚战，鄢陵之胜不在城濮下。又会呉、楚交兵，收呉人与之盟，遂断楚之右臂，其立志实未可量，而器小易盈，骄以取败。悼继之未几，陈、郑来防，鄢陵一战之功也。其后三驾而楚莫能与争，本无他技，特以楚人内困于呉，自救之不给，是以置郑于不争。正如汉武用兵匈奴，海内爲之虚耗，宣帝坐享其成，见谓中兴之主。若以呼韩欵塞尽爲汉宣之功，则不然耳。世人以成败论事，毁厉过刻，与悼过优，而《春秋》书法公若权衡，读者识之。」○或曰：「盟于女栗，及苏子也，而不书同；盟于洮、于翟泉，会王人也，而不书同。此盟王人而书同，何也？」曰：「女栗之盟，鲁公自及苏子，非众盟也，故不言同。然不书公及，不书王命，则讥也。于洮之盟，王室有难而爲此盟，故不以」同盟爲讥，翟泉则王人及诸侯大夫盟于王城之内，王不能正之以礼，王亦有责焉耳，故不书同盟【义又见僖二十一年于幽，成五年虫牢，十七年柯陵，襄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
秋公至自会
冬晋荀防帅师伐许
四年春王三月已酉陈侯午卒
胡文定谓：「午，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乃哀之皇祖考，曷爲不讳？」夫子兼帝王之道，参文质之中，见之《春秋》，如庄公名同而书同盟，僖公名申而书戊申，定公名宋而书宋人，与襄名午而书午之类，从其质也。愚谓夏殷以前不爲讳，周人以讳事神，始爲之。易名之典，庙中称諡不称名，乃所以讳；外是初无所讳，《诗》、《书》不爲文、武讳，是其明证。至于衰世，无所往而不讳，如申繻荅桓公之问，晋废司徒，宋废司空，鲁废具、敖二山，皆臣下以陷爲忠，非盛时之制也。《檀弓》云：「既卒哭，以木铎狥曰：『舍故而讳新。』」此以神事之，故于其死而爲之讳，未闻生者而爲之讳，而况于嫌名则讳、二名则偏讳，如后世之所爲此皆战国、亡秦之弊典，律以《春秋》之法则在所当革也。
夏叔孙豹如晋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公作弋氏】
或曰：「此成公妾，襄公母，非嫡夫人也。自齐姜卒，而定姒始僭夫人之称，《春秋》何以无讥？」曰：「先君夫人一而已矣。《春秋》既于前年书『夫人姜氏薨』，『塟我小君齐姜』，以明成公庙有两夫人、两小君，以着襄跻妾母配先君之罪，不加贬而义自见，谓《春秋》无贬，不可也。」
塟
译鲁公前往晋国。
夏季四月壬戌日，鲁公与晋侯在长樗结盟。鲁公从晋国回国。
杜预注：晋侯走出其国都，与鲁公在境外结盟。诸侯会盟，不在国都而必定在境外，是表示谦恭。鲁君以年幼之年前往晋国朝见，悼公在他回国时，走出长樗与他结盟，勤于施行礼制，所以《春秋》记载此事以赞美他。
六月，鲁公与单子、晋侯、宋公、卫侯、郑伯、莒子、邾子、齐世子光相会。己未日，在鸡泽共同结盟。陈侯派遣袁侨来到会盟之地。戊寅日，叔孙豹与诸侯的大夫以及陈国的袁侨结盟。
这次会盟，郑国归服而陈国也来，是会盟盛况最盛的时候，但其过失有两点：让大夫结盟，让王臣结盟。让大夫结盟，是大夫权势膨胀；让王臣结盟，是诸侯僭越。所以虽然会盟盛况空前，却有贬斥的措辞。诸侯在鸡泽结盟，既已结盟，陈侯又派袁侨来到会盟之地，接纳他以礼相待，等待其君主到来再与他结盟，即使后来结盟也可以。却因一个袁侨的缘故，命令诸侯的大夫另外为他结盟，君主在前结盟，臣子在后面结盟，不足以结交袁侨，实际上是开启了大夫抗衡君主的端倪。谷梁传认为鸡泽之盟大夫权势膨胀，诸侯开始失去正道，符合经文的本意。葵丘、践土的会盟，天子的宰官在场，但不参与诸侯的结盟。翟泉、柯陵的会盟，迫使王臣共同歃血，《春秋》都加以讥讽。晋悼公想要建立霸业，却不能以尊崇周王为要务，致使单子参与列国的结盟，诸侯僭越王臣，大夫僭越诸侯，一举而两失随之而来。记载“同盟”，是不应当共同结盟却共同结盟。有人说：“先儒认为‘同’是排斥楚国而记载‘同’，是这样吗？”回答说：“时代不同，不能拘泥于成例而认为是‘同’。当晋国积弱之时，楚国势力正盛，诸侯参与夏季的会盟，说是共同排斥楚国，可以。自从鄢陵之战获胜后，楚国内部被吴国困扰，跟随晋国的诸侯畏惧威势而共同结盟，称其为‘同’而不加以讥讽是不可以的。”有人说：“陈、郑长期叛离而来归服，难道不称为‘同’吗？”回答说：“这是晋厉公的作为，而晋悼公享受其成果罢了。晋国自从邲之战失败后，几乎不能维持国家。厉公刚即位，亲自披挂甲胄，率领群卿，与楚国作战，鄢陵的胜利不在城濮之下。又恰逢吴、楚交战，收编吴人与之结盟，于是断绝了楚国的右臂，其志向实在不可限量，但器量狭小容易满足，因骄傲而招致失败。悼公继位不久，陈、郑来会盟，这是鄢陵一战之功。其后三次出兵而楚国不能与之争锋，本来没有其他技艺，只是因为楚国内部被吴国困扰，自救尚且不足，所以放弃与郑国争战。正如汉武帝用兵匈奴，海内因此虚耗，宣帝坐享其成，被称作中兴之主。如果认为呼韩邪单于款塞归降全是汉宣帝的功劳，那就不对了。世人以成败论事，对厉公的毁谤过于苛刻，对悼公的评价过于优厚，而《春秋》的书法公正如同权衡，读者应明白这一点。”○有人说：“在女栗结盟，以及苏子，却不记载‘同’；在洮、在翟泉结盟，会见了王臣，却不记载‘同’。这次会盟王臣却记载‘同’，为什么呢？”回答说：“女栗之盟，鲁公自己与苏子结盟，不是众人结盟，所以不称‘同’。然而不记载‘公及’，不记载‘王命’，则是讥讽。在洮的会盟，王室有难而为此结盟，所以不以‘同盟’为讥讽，翟泉则是王臣与诸侯大夫在王城之内结盟，周王不能以礼正之，周王也有责任，所以不记载‘同盟’【义理又见于僖公二十一年在幽，成公五年在虫牢，十七年在柯陵，襄公二十五年在重丘结盟】。
秋季，鲁公从会盟之地回国。
冬季，晋国荀防率领军队讨伐许国。
四年春季，周王三月己酉日，陈侯午去世。
胡文定说：“午，是襄公的名字。孔子作《春秋》，在哀公时代，襄公是哀公的皇祖考，为什么不避讳？”孔子兼有帝王之道，参酌文质之中，体现在《春秋》中，如庄公名同而记载同盟，僖公名申而记载戊申，定公名宋而记载宋人，与襄公名午而记载午之类，遵循质朴的原则。我认为夏、殷以前不避讳，周人因避讳事奉神明，才开始避讳。改名的典制，在宗庙中称谥号不称名字，这才是避讳；除此之外起初无所避讳，《诗》、《书》不为文王、武王避讳，是明显的证据。至于衰世，无处不避讳，如申繻回答桓公的问话，晋国废除司徒，宋国废除司空，鲁国废除具、敖二山，都是臣下以陷君为忠，不是盛世时的制度。《檀弓》说：“既卒哭，以木铎宣告说：‘舍弃故讳而避新讳。’”这是因为神事，所以在其死后为之避讳，没听说为生者避讳，何况嫌名则避讳、二名则偏讳，如后世所行，这都是战国、亡秦的弊典，用《春秋》的法度衡量，是应当革除的。
夏季，叔孙豹前往晋国。
秋季七月戊子日，夫人姒氏去世【公作弋氏】。
有人说：“这是成公的妾，襄公的母亲，不是嫡夫人。自从齐姜去世，而定姒开始僭称夫人，《春秋》为什么不讥讽？”回答说：“先君的夫人只有一个而已。《春秋》既在前年记载‘夫人姜氏薨’，‘葬我小君齐姜’，以表明成公庙中有两位夫人、两位小君，以彰显襄公提升妾母配享先君的罪过，不加贬斥而义理自见，说《春秋》无贬斥，是不可以的。”
安葬
冬公如晋
陈人围顿
左传》：楚使顿间陈而侵伐之，故陈人围顿。顿，楚之使也。陈人既遣袁侨如会，故爲楚所恶。陈之围顿，爲中国也。春秋着陈人之从中国，故书。凡书围皆贬，此以中国之与国而治荆楚之属国，则非贬，读者谨之。
五年春公至自晋
夏郑伯使公子发来聘
叔孙豹、鄫世子巫如晋【谷作缯】
公羊》曰：「外相如不书，此何以书？爲叔孙豹率而与之俱也。曷爲率而与之俱？舅出也，莒将灭之，故相与往殆乎晋【殆犹言疑而谳】取后乎莒也。莒女有爲鄫夫人者，欲立其所出也。」《左传》则以爲鲁请属鄫于晋，故偕鄫世子以往。二説未知孰是，然《公羊》之义必有所从授，《春秋》因鄫、莒之事以垂异姓涖后之戒【余义见《莒人灭鄫】
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呉于善道【公羊作善稻】
案《左传》：呉子使寿越如晋，辞不会于鸡泽之故，且请听诸侯之好。晋将爲之合诸侯，使鲁、卫先会呉，且告会期，故孟献子、孙文子会呉于善道。甚矣夫！晋人求呉之急也。求之急，故用礼过于卑，而有所不惮。然内外之辨、内外之分，断断乎其不可紊也。故呉以号举，不与晋之亏礼而求呉也。
秋大雩
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
案《左传》，楚人讨陈叛之故，以爲令尹子辛实侵欲焉，乃杀之。前日杀公子申，曰：「多受小国之赂。」今日杀公子壬夫，又以侵欲于陈而使之叛。楚犹有政，二大夫不得爲无罪，但连岁杀大夫，用刑过惨，《春秋》不与也，故皆称国以杀。乃若晋景之杀同括，晋厉之杀三郤，皆爲谗邪所陷，杀人虽多，而晋国日趋于削，杀非其罪也。楚之用刑虽惨，而国犹能强，岂非权出于上，犹有辞于杀欤？
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齐世子光、呉人、鄫人于戚。
或曰：「内外有辨，春秋所以垂法。前此及戎狄会盟，春秋未尝无讥。今会呉于戚，进而人之，何欤？」曰：「义之所可与也，势之所宜交也。呉，太伯之后，无可外也。以其僭王之号而外之，今呉请预于会，春秋矜其爲太伯之后而收之，以附于诸侯之末，义之所当与也。中国之人同欲外楚，呉与楚连岁交兵，其外楚之心与中国诸侯同之，又势之所宜交也。故戚之会，呉始书人，进之也。呉可进而春秋进之，无伤乎内外之辨。其后呉卒去僭号，同于中国诸侯，春秋进之自此始。」
公至自防
冬戍陈【义并见下救陈】
楚公子贞帅师伐陈
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齐世子光救陈。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陈。
戍者，戍之于无事之时；救者，救之于被兵之日。戍陈矣，而又救之，《春秋》书以善晋也。《公羊》曰：「孰戍之？诸侯戍之。不言诸侯，离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谷梁》曰：「内辞也，以爲鲁独戍之。」恐不然。盖戍之者，诸侯也；救之者，亦诸侯也。前是有戍者、救者，今晋悼既以诸侯之师戍之，及楚师之来，以戍爲未足，又动大兵往救焉。书戍、书救，襃也。
辛未，季孙行父卒【义见文十六年晋人执行父舍于苕丘，又见襄九年穆姜薨】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华弱来奔
据《左传》：华弱与乐辔少相狎，长相优，又相谤也。辔以弓梏华弱于朝。平公见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难以胜矣！」遂逐之。司城子罕曰：「同罪异罚，非刑也。专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乐辔。《春秋》不书辔奔，着宋公用刑之不能平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来朝
莒人灭鄫
公、谷大条贯数十，皆洙泗高弟亲闻之圣人，以授其门弟子，惟公、谷有传于后。如「莒人灭鄫」，亦其一也。周衰伦敎不竞，有以他姓爲继嗣者，灭人之国而人自以爲非灭，如鄫事者往往有之，圣人特于此垂训焉。诸儒多从左氏之说，谓莒实灭鄫。是时晋悼主夏盟，岂有莒人灭同盟之国而全置不问？愚以爲当从公羊之说，庶不失圣人因事垂法之意。
冬叔
译冬季，鲁公前往晋国。
陈国人包围了顿国。
《左传》记载：楚国派遣顿国在陈国边境侵扰并攻打陈国，所以陈国人包围了顿国。顿国是楚国的使者。陈国人既然已经派遣袁侨参加盟会，所以被楚国所厌恶。陈国包围顿国，是为了中原各国的利益。《春秋》记载陈国人顺从中原各国的举动，所以予以书写。凡是记载“围”字通常含有贬义，但这里是因为中原的盟国去惩治荆楚的属国，所以并非贬义，读者应当仔细辨别。
五年春季，鲁公从晋国回国。
夏季，郑伯派遣公子发来鲁国聘问。
叔孙豹、鄫国世子巫前往晋国【《谷梁传》写作“缯”】。
《公羊传》说：“外国大夫相互聘问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因为叔孙豹率领他一起去的。为什么率领他一起去？因为舅父（指鄫国国君）出奔了，莒国将要灭掉鄫国，所以叔孙豹和鄫世子一起去晋国，向晋国请示是否由莒国继承鄫国【殆，意为疑惑并请示裁决】。莒国的女子有做过鄫国国君夫人的，想要立自己所生的儿子为国君。”《左传》则认为鲁国请求将鄫国归属晋国，所以偕同鄫世子一起去晋国。两种说法不知哪个正确，但《公羊传》的道理必定有所传承，《春秋》借鄫、莒之事来垂示异姓继承君位的警戒【其余含义见《莒人灭鄫》】。
仲孙蔑、卫国孙林父在善道会见吴国使者【《公羊传》写作“善稻”】。
查考《左传》：吴国使者寿越前往晋国，辞谢没有参加鸡泽之盟的缘故，并且请求听取诸侯的友好意愿。晋国打算为他们召集诸侯会盟，派遣鲁国、卫国先与吴国会见，并且告知会盟日期，所以孟献子、孙文子在善道会见吴国使者。晋国人急于求吴国的态度太严重了！因为急切，所以使用的礼节过于谦卑，有所不顾忌。然而内外之别、内外之分，绝对不可以混乱。所以吴国以“人”来称呼，不认同晋国亏损礼节而求吴国的做法。
秋季举行大雩祭。
楚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公子壬夫。
查考《左传》，楚国人追究陈国叛变的缘故，认为令尹子辛实在是因为贪婪侵夺，于是杀死了他。先前杀公子申，说：“多收受小国的贿赂。”今天杀公子壬夫，又因为贪婪侵夺陈国而使其叛变。楚国还有政令，两位大夫不能说是无罪，但连年杀大夫，用刑过于残酷，《春秋》不赞同，所以都称国名来杀。至于晋景公杀同括，晋厉公杀三郤，都是因为谗言奸邪所陷害，杀人虽然多，但晋国日益趋向削弱，杀的是无罪之人。楚国用刑虽然残酷，但国家还能强大，难道不是权柄出于君主，杀人有理由吗？
鲁公与晋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齐世子光、吴国人、鄫国人在戚地会盟。
有人说：“内外有别，是《春秋》用来垂示法度的。此前与戎狄会盟，《春秋》未曾没有讥讽。现在在戚地会吴国，进而称其为‘人’，为什么呢？”回答说：“道义上可以赞同的，形势上适宜交往的。吴国是太伯的后代，不可以排斥。因为吴国僭越称王的称号而排斥它，现在吴国请求参与会盟，《春秋》怜悯它是太伯的后代而接纳它，附在诸侯的末尾，这是道义上应当赞同的。中原各国的人都想排斥楚国，吴国与楚国连年交战，它排斥楚国的心与中原诸侯相同，这也是形势上适宜交往的。所以戚地的会盟，吴国开始称‘人’，是提升它。吴国可以提升，《春秋》提升它，不损害内外之别。后来吴国终于去掉僭越的称号，与中原诸侯相同，《春秋》提升它从此开始。”
鲁公从防地回国。
冬季戍守陈国【含义并见下文救陈】。
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攻打陈国。
鲁公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齐世子光救援陈国。十二月，鲁公从救援陈国回来。
戍守，是在无事之时戍守；救援，是在被攻击之日救援。戍守陈国了，又去救援它，《春秋》记载是为了褒奖晋国。《公羊传》说：“谁戍守的？诸侯戍守的。不说诸侯，是因为先后到达无法排序，所以说‘我’。”《谷梁传》说：“这是内辞，认为鲁国独自戍守。”恐怕不是这样。大概戍守的是诸侯；救援的，也是诸侯。先前有戍守的、救援的，现在晋悼公已经率领诸侯的军队戍守，等到楚国军队到来，认为戍守还不够，又调动大军前往救援。记载戍守、记载救援，是褒奖。
辛未日，季孙行父去世【含义见文公十六年晋人执行父舍于苕丘，又见襄公九年穆姜薨】。六年春季，周历三月壬午日，杞伯姑容去世。
夏季，宋国华弱来投奔鲁国。
根据《左传》：华弱与乐辔小时候关系亲密，长大后互相戏弄，又互相诽谤。乐辔在朝廷上用弓拘禁华弱。平公看见，说：“掌管武备却在朝廷上被拘禁，难以胜任了！”于是驱逐了他。司城子罕说：“同罪异罚，不是刑罚。在朝廷上专断杀戮，罪过还有什么更大的呢？”也驱逐了乐辔。《春秋》不记载乐辔投奔，是为了彰显宋公刑罚不能公平。
秋季安葬杞桓公。
滕子来朝见。
莒国人灭掉了鄫国。
《公羊传》、《谷梁传》的大条贯穿数十条，都是洙泗高弟亲耳听圣人讲授，传授给门弟子，只有《公羊》、《谷梁》有传文流传后世。如“莒人灭鄫”，也是其中之一。周朝衰微，伦理教化不兴盛，有用其他姓氏作为继承人的，灭掉别人的国家而人们自己认为不是灭国，像鄫国这样的事往往有之，圣人特别在此垂示训诫。诸儒多从《左传》的说法，认为莒国确实灭掉了鄫国。这时晋悼公主持中原盟会，难道有莒国人灭掉同盟之国而完全置之不问的吗？我认为应当从《公羊传》的说法，才不违背圣人因事垂示法度的意图。
冬季，叔
孙豹如邾
季孙宿如晋
十有二月齐侯灭莱
或曰：「灭国，恶也，而齐以爵书，何欤？」曰：「有以爵书爲襃者，有以爵书爲贬者，随事而可见。灭国，恶之大者，而目其君，所以诛也。齐爲无道，利人之土地，残暴而贼虐之，必爲灭之之计，莱未尝有犯于齐也。目其君，书曰『齐侯灭莱』，责之深矣，尚何爵之有哉？」
译孙豹前往邾国。
季孙宿前往晋国。
十二月，齐侯灭掉了莱国。
有人问：“灭掉别国，是坏事，但《春秋》却用爵位来称呼齐侯，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有用爵位称呼来表示褒扬的，也有用爵位称呼来表示贬斥的，根据具体事情就可以看出来。灭掉别国，是最大的坏事，直接称其国君，是为了谴责他。齐国行事无道，贪图别人的土地，残暴而狠毒地对待他们，必定策划了灭掉莱国的计谋，莱国曾经没有冒犯过齐国。直接称其国君，记载为‘齐侯灭莱’，谴责之意已经非常深重了，哪里还有什么爵位的尊重可言呢？”
七年春郯子来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义已见僖三十一年】
左传》桓五年着例曰：「啓蛰而郊。」兹又述孟献子之言曰：「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郊祀后稷，以祈农也。故啓蛰而郊，郊而后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从。杜注于桓五年及今皆曰：「啓蛰者，夏正之正月，祀天南郊。」疏家引《夏小正》「正月啓蛰」，其传曰：「言始发蛰也。」汉氏之始，犹以啓蛰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节。及太初以后，更改气名，以雨水爲正月中，惊蛰爲二月节，以迄于今。其实古惊蛰在正月，始雨水则在仲春。以是知啓蛰而郊，郊必在夏正正月者，周制也。《左传》谓周人以建子爲岁首，而啓蛰之郊必以夏正之正月，此又周家四时十二月次一用夏正之明证也。然《周礼》冬日至礼天神于地上之圜丘，《郊特牲》亦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大报天而主日。」此又南至之郊，周人盖兼举之。说者谓夏正之郊以后稷配，南至之郊以帝喾配，皆报本反始之义，不专爲祈农也。孟献子之言与《月令》之制，皆以孟春祈谷爲说，盖以啓蛰爲东作将兴之候，故目夏正爲祈谷之郊，亦无害于义。大率经传一岁而祀天者三：南至也，孟春也，季秋大飨也。南至专主报本，而孟春、季秋以祈焉，以报焉。圣人制礼之意，其在是乎！若夫鲁人僭郊，初无定时，卜吉而后举行，是以羣公之郊有先后早晚之不同。《春秋》因其卜之不吉以示戒云耳。○《礼记》又载孟献子之言，谓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此又以周正之建子月爲春，建午月爲秋。古有冬夏至者矣，未闻有春秋至者也。此恐非孟献子之言，与传所载啓蛰异矣。《礼记》中似此，多出汉儒之傅会。
小邾子来朝
城费
或曰：「左传谓季孙行父相三君，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而厥嗣甫得袭爵，即首以城费爲事，父子所爲，何相逺至是乎？」余曰：「不然。行父之亷之俭，信如传者所言，则当远权而弗即，举鲁国贤人代居已之处，请于君饬其子毋使预闻鲁政，夫然后得爲忠。今而身死子继，首城其赐邑，是将以伉君而专国，宿之罪大矣，行父亦有责焉。春秋书城费，以着季氏犯上作乱之渐【义己见成十七年晋人执行父】
秋季孙宿如卫
八月螽
冬十月，卫侯使孙林父来聘。壬戌，及孙林父盟。
列国之大夫相聘，因爲之盟，非伉也。盖自霸国之兴，诸侯惟事盟主，鲁、卫、宋、郑不相朝也。其爲盟，又与盟主偕盟，列国之君复不自爲盟也。不相朝，不自爲盟，故因大夫来聘而寻盟，是不爲伉。
楚公子贞帅师围陈
十有二月，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侵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郑伯髠顽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鄵。陈侯逃归。《谷梁》曰：「郑伯将会中国，其臣欲从楚，不胜其臣，弑而死。」
公羊》曰：「此大夫弑之，曷爲不言大夫弑之？爲中国讳也。曷爲爲中国讳？郑伯将会诸侯于鄬，其大夫谏曰：『中国不足归也，则不若与楚。』郑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国爲义，则伐我丧；以中国爲彊则不若楚。』于是弑之。」《左氏》则以爲子驷自以其私憾而弑君，疎矣。嗟夫！子驷之恶极矣，君有善谋，沮之不得，而遂动其恶，其罪直不容死，而要之其必有所授矣。郑伯虽死，不失为列国之诸侯；陈侯既逃，遂终爲外裔之役属，以逮于亡。春秋比而书之，一衮一斧，较然可见，而晋人党奸庇盗之罪，亦无以自逃矣。或曰：「鸡泽之会，郑伯至而陈亦来；今会于鄬，郑伯死而陈亦去，何邪？」曰：「观公、谷之书郑事，与左传之书陈事，而春秋书法见矣。盖郑之见弑，陈之所以叛也。《谷梁》谓郑伯将会中国，其臣欲从楚，不胜其臣，弑而死。《左氏》书陈事，亦谓陈之执政有二庆者，与楚人谋，使公子黄如楚而执之。道告于会曰：『楚执黄矣，君不来，羣臣不忍宗庙社稷，惧有二图。』陈侯逃归。」是陈
译鲁桓公七年春天，郯子来朝见。
夏季四月，三次占卜郊祀，占卜结果不吉，于是免去了牺牲。【其义已在僖公三十一年中说明】
《左传》桓公五年记载的条例说：“惊蛰时进行郊祀。”这里又叙述孟献子的话说：“我到现在才知道有占卜和筮占。郊祀后稷，是为了祈求农业丰收。所以惊蛰时进行郊祀，郊祀之后才耕作。”现在既然已经耕作才进行郊祀，占卜结果不吉是理所当然的。杜预在桓公五年及这里的注解都说：“惊蛰，是夏历的正月，在南郊祭祀天。”注疏家引用《夏小正》“正月惊蛰”，其传文说：“意思是开始发出蛰虫。”汉朝初年，仍然以惊蛰为正月的中气，雨水为二月的节气。等到太初历法改革以后，更改了节气名称，以雨水为正月的中气，惊蛰为二月的节气，一直延续到今天。其实古代的惊蛰在正月，开始雨水则在仲春。由此可知惊蛰时进行郊祀，郊祀必定在夏历的正月，这是周代的制度。《左传》说周人以建子之月为岁首，而惊蛰的郊祀必定在夏历的正月，这又是周代四季十二月次序采用夏历的明显证据。然而《周礼》说冬至时在天地上的圜丘祭祀天神，《郊特牲》也说：“郊祀，是迎接长日的到来，大大报答天并尊奉太阳。”这又是冬至时的郊祀，周人大概两者兼行。解说的人说夏历的郊祀以后稷配享，冬至的郊祀以帝喾配享，都是报答根本、回归初始的意义，不专门为了祈求农业丰收。孟献子的话与《月令》的制度，都以孟春祈求谷物丰收为说，大概是因为惊蛰是东方农事将要兴起的征兆，所以称夏历的郊祀为祈求谷物的郊祀，也不损害义理。大抵经传中一年祭祀天有三次：冬至、孟春、季秋大飨。冬至专门主于报答根本，而孟春、季秋则是祈求和报答。圣人制定礼制的用意，大概就在这里吧！至于鲁国人僭越礼制进行郊祀，本来没有固定的时间，占卜吉利后才举行，所以群公的郊祀有先后早晚的不同。《春秋》因为占卜不吉而记载，以示警戒罢了。○《礼记》又记载孟献子的话，说正月冬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冬至可以有事于祖，这又是以周历建子之月为春，建午之月为秋。古代有冬至夏至，没听说过有春至秋至的。这恐怕不是孟献子的话，与传文中记载的惊蛰不同。《礼记》中类似这样的内容，大多出自汉儒的附会。
小邾子来朝见。
修筑费邑城墙。
有人说：“《左传》说季孙行父辅佐三位国君，没有穿丝绸的妾，没有吃粟米的马，没有收藏金玉，没有厚重的器物装备，而他的继承人刚能继承爵位，就首先以修筑费邑城墙为事，父子所为，为何相差如此之大呢？”我说：“不是这样。行父的廉洁节俭，如果真如传中所说，那么应当远离权位而不接近，推举鲁国的贤人代替自己居位，请求国君告诫他的儿子不要让他参与鲁国政事，这样然后才能称为忠。现在他死后儿子继位，首先修筑他受赐的邑城，这是将要抗拒国君而专断国政，季孙宿的罪过大了，行父也有责任。《春秋》记载修筑费邑，以彰显季氏犯上作乱的开端。【其义已在成公十七年晋人执行父中说明】
秋季，季孙宿出使卫国。
八月，蝗虫。
冬季十月，卫侯派孙林父来聘问。壬戌日，与孙林父结盟。
列国的大夫互相聘问，因此结盟，不是僭越。大概自从霸国兴起，诸侯只侍奉盟主，鲁、卫、宋、郑互相不朝见。他们结盟，又与盟主一起结盟，列国的国君不再自己结盟。不互相朝见，不自己结盟，所以趁着大夫来聘问而寻盟，这不是僭越。
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包围陈国。
十二月，鲁公会同晋侯、宋公、陈侯、卫侯在鄬地侵犯曹伯、莒子、邾子。郑伯髡顽前往会盟，没见到诸侯，丙戌日，死在鄵地。陈侯逃跑回国。《谷梁传》说：“郑伯将会合中原诸侯，他的臣子想跟随楚国，不能战胜他的臣子，被杀而死。”
《公羊传》说：“这是大夫杀了他，为什么不说是大夫杀了他？为中原诸侯避讳。为什么为中原诸侯避讳？郑伯将会合诸侯于鄬地，他的大夫劝谏说：‘中原诸侯不值得归附，不如跟随楚国。’郑伯说：‘不行。’他的大夫说：‘以中原诸侯为义，就讨伐我们的丧事；以中原诸侯为强，就不如楚国。’于是杀了他。”《左传》认为是子驷因为自己的私怨而杀君，太疏漏了。唉！子驷的罪恶极深了，国君有善谋，阻止不成，就激起他的恶念，他的罪行简直不容于死，但总之他必定有所授意。郑伯虽然死了，不失为列国的诸侯；陈侯既然逃跑，最终成为外裔的役属，直到灭亡。《春秋》并列记载，一褒一贬，显而易见，而晋国人包庇奸恶、庇护盗贼的罪过，也无法逃脱了。有人说：“鸡泽之会，郑伯到了陈也来了；现在会于鄬地，郑伯死了陈也离开了，为什么呢？”回答说：“看《公羊》《谷梁》记载郑国的事，与《左传》记载陈国的事，而《春秋》的书法就显现了。大概郑国被杀，是陈国叛离的原因。《谷梁传》说郑伯将会合中原诸侯，他的臣子想跟随楚国，不能战胜他的臣子，被杀而死。《左传》记载陈国的事，也说陈国的执政有二庆，与楚国人谋划，派公子黄到楚国而被执。在路上向会盟报告说：‘楚国执了黄，国君不来，群臣不忍心宗庙社稷，怕有二心。’陈侯逃跑回国。”这是陈
与郑之臣，皆不乐其君之从晋，或以弑，或以刼一朝俱往，斯固其臣之罪，然亦目见从晋之无益也。是亦晋之耻，亦晋之责也。郑贼之不讨，陈侯所以逃也。使郑之贼臣弑其君于国中，晋之君臣犹可谬爲不知以自解；今弑之于如会、未见诸侯之先，谓晋而不知，不可也。知而不讨，其失政刑甚矣。由晋之羣卿皆前日弑厉之余孽，内有所慊，是以置郑贼而不问。诸侯如会，见弑于其臣，此中国一大变也，而悼乃邈然若无所知，恬然略不介意，何以慰郑僖九原之憾，而服在会诸侯之心？陈侯观晋无政，君臣相与谋逃之而归，郑伯之死，陈侯之逃，其实一事耳。《公羊》何氏注：「郑伯欲与中国，卒逢其祸，诸侯莫有痛疾之心，陈侯于是惧而逃归，书以刺中国之无义。」此数语深得经意，春秋于此一事责晋。爲深书曰：「郑伯如会，未见诸侯，卒于鄵，所以明正晋人失贼之罪，黜其霸而同之于诸侯也。继郑伯之死而书陈侯逃归，着陈侯之逃爲晋无政而逃，使晋人能爲郑讨贼，陈侯必不无故而逃盟。《春秋》责晋之旨极爲明着，诸儒雷同称誉，许晋悼过其实，失《春秋》垂训之旨矣。」
译郑国的臣子们，都不愿意他们的国君追随晋国，有的因此被弑杀，有的被胁迫，一天之内全都前往，这固然也是郑国臣子的罪过，然而他们也亲眼目睹了追随晋国毫无益处。这也是晋国的耻辱，也是晋国的责任。郑国的弑君贼臣没有被讨伐，陈侯之所以逃跑，正是因此。假如郑国的贼臣在郑国国内弑杀国君，晋国的君臣还可以假装不知道来自我辩解；如今却在如会途中、尚未见到诸侯之前就被弑杀，说晋国不知道，是不可以的。知道却不讨伐，其政治刑罚的缺失就太严重了。由于晋国的群卿都是昔日弑杀厉公的余孽，内心有所愧疚，所以搁置郑国的贼臣而不加过问。诸侯参加盟会，被自己的臣子弑杀，这是中原的一大变故，而晋悼公却漠然好像无所知晓，安然毫不在意，拿什么来安慰郑僖公在九泉之下的遗憾，并使参加盟会的诸侯心服呢？陈侯看到晋国没有政令，君臣一起谋划逃跑而回国，郑伯的死，陈侯的逃，其实是一回事。《公羊传》何休注说：“郑伯想要亲近中原诸侯，最终遭遇祸患，诸侯没有痛心疾首的同情之心，陈侯因此恐惧而逃归，史书以此讥刺中原诸侯的不义。”这几句话深得经书意旨，《春秋》在这一件事上责备晋国。深刻地记载说：“郑伯前往盟会，尚未见到诸侯，死在鄵地，以此来明确判定晋国人失于讨贼的罪责，贬低其霸主地位而将其等同于一般诸侯。”紧接着郑伯的死而记载陈侯逃归，彰显陈侯是因为晋国没有政令而逃跑，如果晋国人能为郑国讨伐贼臣，陈侯必定不会无故逃盟。《春秋》责备晋国的旨意极为明显，众儒生随声附和地称誉，对晋悼公的赞誉超过了实际情况，失去了《春秋》垂示训诫的旨意。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晋
夏葬郑僖公
公羊曰：「贼未讨，何以书葬？爲中国讳也【义详见上】
郑人侵蔡获蔡公子燮
郑人之弑其君，所以说楚也，乃复出师侵楚之与国，何哉？盖晋人僞爲不知郑之弑君者，从而抚之，郑亦僞若不欲从楚，故侵蔡以求说于晋，此皆以僞相从耳。郑之爲僞，姑以逃晋人之来讨；晋之爲僞，亦苟焉而已矣。身爲盟主，不能救人之灾，恤人之患，以讨残贼，以大服天下之心，乃欲掩藏覆防，苟示羁縻，岂不爲郑人所鄙笑乎？春秋书侵书获，蔡、郑皆不与也。蔡甘于从楚，郑僞于从晋，夫岂春秋所与乎？
季孙宿会晋侯、郑伯、齐人、宋人、衞人、邾人于邢丘【君在而大夫爲会】
谷梁曰：「君在而大夫爲会，见鲁之失正也。」泰山孙氏曰：「邢丘之会，公在晋也，晋侯不与公防而与季宿会，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晋爲盟主，弃其君而与其臣，何以宗诸侯？晋侯之恶，亦可见矣。」愚谓此一书而三示贬也。以霸主之尊，而会诸侯之大夫，谄也。是时诸侯之大夫，皆怙权以陵制其上，正望盟主有以裁之，乃复谄而与之防郑人弑君，不爲之讨贼，更使新君立于众大夫之间。鲁君身在晋，而复会季氏，奬其臣而卑其君，遂使季日益横，鲁日益削，凡皆晋悼之所爲而《春秋》之所深贬也。自入《春秋》百五十年，未有国君在会，而大夫亦预于盟者，鸡泽之不戒，而邢丘抑又甚焉。晋悼务以声音笑貌恱人，而悖义害礼，有所不恤，亦由晋之羣卿，以其所以专晋者，而施之他国，遂乱人君臣之分，至于溴梁，而滥觞者滔天矣。愚故谓《春秋》未尝与晋悼以霸。
公至自晋
莒人伐我东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贞帅师伐郑
始郑人弑其君于会，以说楚也。既而侵蔡，欲以自结于晋。论者谓其介于二国之间，苟爲自全之计。然其从楚者，本谋也；其未遂与晋絶者，僞也。子驷之徒，志在从楚，楚至而服，惟恐其后矣。使晋人能爲郑讨贼，驷可戮，贞可却，而郑之与陈，先后偕至矣。晋悼谄以媚其大夫，复谄以结诸侯之强。大夫当爲者不能爲，当正者不能正，当讨者反与之厚。霸国之纪纲，至是而尽替。徒以呉寿梦乃心中国，故楚人稍知所畏惮，郑卒来归。外是岂有一事之可称哉？读《春秋》，勿爲《左传》浮辞所惑。
晋侯使士匄来聘
春秋集传详説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説》卷二十宋家▯翁撰
襄公二【周灵王八年、晋悼十年】
九年春宋灾【公羊作火】
公羊曰：「曷爲或言灾，或言火？」大者曰灾，小者曰火。内何以不言火？内不言火，甚之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爲王者之后记灾也。左传谓人火曰火，天火曰灾。人之与天，何以致其辨？二传所言，亦强求其说耳。盖书灾者，正也；书火者，传録之误也。外灾所以书，以来告，故其不告者，史亦略之而已矣。
夏季孙宿如晋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成之母，襄之祖母】
穆姜始与侨如谋去季氏，事不克，爲行父所幽，在废宫十余年，与郑庄之母武姜居于城颍无以异也。郑庄虽有黄泉之誓，未几复爲母子如初。成与襄父子以闇庸相踵，穆姜终爲季氏所幽，不得出以逮于死。鲁国之大，曽无有如颍考叔之悟其君者，畏季氏也。传谓行父取穆姜之丧具以葬齐姜，亏姑而成妇，其用心爲可诛矣。嗟夫！行父幽穆姜，宿取卞，意如逐昭公，自后世而言，懿、师、昭之类也，有国者其以是爲戒。
冬，公会晋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伐郑。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戏【戏许宜切】桓、文之霸也，皆有以大服诸侯之心，诸侯心服，而楚知所惮而不敢肆，此所以霸也。晋悼始立，爲宋围彭城，得其诸叛以归，义声由是远畅，故郑、陈先后来归，有可霸之望。及鄬之会，不能爲郑讨贼，陈侯观其无政，逃去不盟，晋之爲晋，亦可想矣，
译鲁襄公八年，春季，周历正月，鲁襄公前往晋国。
夏季，安葬郑僖公。
《公羊传》说：“弑君之贼尚未讨伐，为何记载安葬？是为了为中原诸侯国隐讳。”
郑国人侵犯蔡国，俘获了蔡国公子燮。
郑国人弑杀他们的国君，是为了讨好楚国，却又出兵侵犯楚国的同盟国，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晋国人假装不知道郑国弑君的事，从而安抚他们，郑国也假装不想跟随楚国，所以侵犯蔡国来向晋国表示顺从，这都是彼此用虚伪来迎合。郑国的虚伪，暂且是为了逃避晋人的讨伐；晋国的虚伪，也不过是苟且敷衍罢了。身为盟主，不能救助他人的灾难，体恤他人的忧患，以讨伐残暴的贼人，从而大大地使天下人心归服，反而想要掩盖藏匿，苟且表示羁縻控制，难道不被郑国人所鄙视嘲笑吗？《春秋》记载“侵”和“获”，对蔡国和郑国都不予认可。蔡国甘心跟随楚国，郑国假装跟随晋国，这难道是《春秋》所认可的吗？
季孙宿在邢丘会见晋侯、郑伯、齐人、宋人、卫人、邾人。（国君在位而大夫主持会盟）
《谷梁传》说：“国君在位而大夫主持会盟，显示出鲁国失去了正道。”泰山孙氏说：“邢丘之会，鲁襄公在晋国，晋侯不与鲁襄公会盟却与季孙宿会盟，这是因为鲁襄公势力微弱，政权掌握在季氏手中。晋国作为盟主，抛弃国君而与其臣子会盟，凭什么让诸侯尊崇？晋侯的恶行，也可以看出来了。”我认为这一条记载有三层贬斥之意。以霸主的尊贵身份，却会合诸侯的大夫，这是谄媚。当时诸侯的大夫，都倚仗权势凌驾于君主之上，正期望盟主有所裁制，反而谄媚地与他们会盟。郑人弑君，不为他们讨伐贼人，反而让新君立于众大夫之间。鲁君身在晋国，却再次会合季氏，奖赏臣子而轻视国君，于是使得季氏日益专横，鲁国日益削弱，这都是晋悼公所做的事，也是《春秋》所深深贬斥的。自从进入《春秋》记载的百五十年间，没有国君在会盟时，大夫也参与盟誓的情况，鸡泽之会尚且没有警戒，邢丘之会更是严重。晋悼公致力于用声音笑貌取悦他人，而违背道义、损害礼制，有所不顾，这也是因为晋国的众卿，把他们用来专权晋国的做法，施用于其他国家，于是扰乱了人君臣的分别，到了溴梁之会，那滥觞之患就滔天了。所以我所以说《春秋》从未认可晋悼公为霸主。
鲁襄公从晋国回来。
莒国人侵犯我国东部边境。
秋季九月，举行大雩祭求雨。
冬季，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讨伐郑国。
起初郑人在会盟时弑杀他们的国君，是为了讨好楚国。随后侵犯蔡国，想要借此与晋国结交。评论者说他们介于两国之间，只是苟且为了保全自己。然而他们跟随楚国，本是他们的谋略；他们还没有与晋国断绝关系，是虚伪的表现。子驷之流，志向在于跟随楚国，楚国一到就臣服，只怕落后了。假如晋国人能为郑国讨伐贼人，子驷可以被杀，公子贞可以被击退，那么郑国和陈国就会先后归附了。晋悼公谄媚以讨好他的大夫，又谄媚以结交诸侯中的强国。大夫应当做的事不能做，应当正的事不能正，应当讨伐的反而与他们交好。霸国的纲纪，至此完全废弛。只是因为吴国寿梦真心归向中原，所以楚人稍微知道畏惧，郑国最终来归附。除此之外，岂有一事值得称道？读《春秋》，不要被《左传》浮夸的言辞所迷惑。
晋侯派士匄前来聘问。
《春秋集传详说》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 宋 家铉翁 撰
鲁襄公二年（周灵王八年、晋悼公十年）
鲁襄公九年，春季，宋国发生火灾。（《公羊传》作“火”）
《公羊传》说：“为什么有的说‘灾’，有的说‘火’？”大的称为灾，小的称为火。国内为什么不说“火”？国内不说“火”，是表示严重。外国的灾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为王者之后记载灾祸。《左传》说人为的火称为火，天降的火称为灾。人与天，怎么来区分？两传所说的，也是强求其说罢了。大概记载“灾”的是正确的；记载“火”的是传抄的错误。外国的灾所以记载，是因为来报告，所以不报告的，史官也就略去了。
夏季，季孙宿前往晋国。
五月辛酉日，夫人姜氏去世。
秋季八月癸未日，安葬我国小君穆姜。（成公的母亲，襄公的祖母）
穆姜起初与侨如谋划除去季氏，事情没有成功，被行父幽禁，在废宫十多年，与郑庄公的母亲武姜居住在城颍没有什么不同。郑庄公虽然有黄泉之誓，不久又恢复母子如初。成公与襄公父子以昏庸相继，穆姜最终被季氏幽禁，不能出来直到去世。鲁国这么大，竟然没有像颍考叔那样唤醒他们君主的人，是畏惧季氏。《左传》说行父取用穆姜的丧葬器具来安葬齐姜，亏待姑姑而成全儿媳，其用心是可以诛杀的。唉！行父幽禁穆姜，季孙宿夺取卞邑，季意如驱逐昭公，从后世来说，都是懿公、师叔、昭公之类的人，有国家的人应当以此为戒。
冬季，鲁襄公会合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讨伐郑国。十二月己亥日，在戏地结盟。（戏，音许宜切）
桓公、文公称霸时，都有大的德行使诸侯心服，诸侯心服，而楚国知道畏惧不敢放肆，这就是称霸的原因。晋悼公刚即位，为宋国包围彭城，得到那些叛臣归来，义声因此远播，所以郑国、陈国先后来归附，有称霸的希望。等到鄬地之会，不能为郑国讨伐贼人，陈侯看到他没有政令，逃跑离去不结盟，晋国的作为，也可以想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