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详説卷四

译伯送王姬【《公羊传》、《谷梁传》作“逆王姬”，今从《左传》】

译秋天，在城外为王姬修建馆舍。

《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单伯是鲁国的大夫，被天子召见并派遣。《左传》没有传文，杜预说：“单伯是天子的卿。单，是采邑；伯，是爵位。周王将要嫁女给齐国，让鲁国做主婚人，所以单伯不称‘使’。”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单伯是王畿内的诸侯，担任王朝的卿大夫，是奉命而来的。如果是鲁国大夫，应当以名字记载，不应当称单伯。《谷梁子》明于复仇的道理，认为鲁君被齐国杀害，却让鲁国做主婚人，与齐国行礼，从道义上讲不可接受。又说：“仇敌之人，不可以用来接待姻亲；穿着丧服，不可以用来接待戴冠冕的人。不记载齐侯来迎娶，是不让齐侯得以与我们行礼。”陈义据理正直，又是《左传》和《公羊传》所不能及的。有人说：“周王嫁女，让鲁国做主婚人，这是旧例，这为什么要记载？”回答说：“这是讥刺周王，责备鲁国。鲁国与齐国有不共戴天之仇，庄王如果知道这个道理，改命其他国家也可以。单伯却在这个时候奉命送王姬到鲁国，鲁国应当陈明道义极力推辞不接受，也不会得罪周王。而鲁庄公年幼无知，不明白复仇的道理，擅自接受王命，为仇敌国家做主婚人。他并不是为了共同执行王命，而是内迫于他的母亲，外胁迫于强大的齐国，所以才这样做。”《春秋》对于常事不记载，这里特意记载单伯送王姬，不称王使，是讥刺以不合道理的礼仪强迫诸侯。又记载在城外为王姬修建馆舍，是责备鲁国人忘记大仇而主持嘉礼。馆舍虽然建在城外，但礼仪实际上由鲁国主持，忘记仇敌的罪过终究无法逃避。又后来娶仇敌的女儿做妻子，亲自到齐国纳币迎亲，凡是能侍奉仇敌的事没有不做的。因为庄公自以为出自齐国，所以只知有母亲和舅舅，而不知道父亲仇敌应当报复。我所以说如果子同不被废黜，那么鲁国就无法在天下伸张大义，这就是《春秋》不记载即位的用意。

冬天十月乙亥日，陈侯林去世。

周王派荣叔来赐予桓公命服。

赐命之礼，在《春秋》中屡见，但事情不同：有的即位就受到赐命，有的过了几年才加赐，有的死后才追赐。鲁桓公、卫襄公，是死后赐命的。卫襄公去世时，周王派成简公追赐命服说：“叔父升天恪尽职守，在我先王的左右，辅佐侍奉上帝，我敢忘记高圉、亚圉吗？”这是防书的辞令。鲁桓公赐命，也应当仿照这个。荣叔来，周王不称天，是贬斥。何休认为鲁桓公是弑逆之人，王法应当诛绝，却在死后赐命，悖乱天道，所以周王不称天，这是公羊学的观点。范甯却认为这不是贬斥所在，是疏漏的。《春秋》用一字来给予或剥夺，哪有周王不称天而不是贬斥的呢？有人说：“自从宰纠之后，周王使者到鲁国的有几个人，周王未曾去掉天。现在荣叔来，周王才不称天，这是什么缘故？”回答说：“桓公篡位，先王既不能讨伐，让他侥幸保全首领而死；现在的周王又从而奖赏他，已经不可。何况文姜参与杀害丈夫，罪大恶极，周王又不能讨伐，反而为她赐命，死者既赦免了逆臣桓公以往的罪戮，又宽贷了文姜必不可贷的罪过，王纲完全松弛，凭什么统御万国？《春秋》在这里去掉天以示贬斥，谁说这不是贬斥呢【义又见文五年王使荣叔、召伯归含、防〇】

王姬嫁到齐国。

尧的女儿嫁给舜，《尚书》说：“把两个女儿下嫁到妫水弯曲处。”《诗经》序言王姬嫁到诸侯，而说下嫁，对诸侯说降、说下，还有自上而下的意思。到了《春秋》垂范立法，就说：“王姬嫁到齐国。”与列国女子嫁到诸侯者没有不同的辞令，这是出自圣人的特笔，所以显示阴从阳、夫倡妇随，是天地的大义，不因为天子女儿最尊贵而扰乱居室的大伦，他考虑后世深远。从秦汉以来，致力于尊君抑臣，列侯尚主，丈夫屈从于妻子，甚至降其父母，下从弟昆，不让他们以尊行而临帝女，千有余年相承。到我朝列圣，才开始明下诏令，使公主下嫁者修妇道如礼经，这是《春秋》的教化吧！

齐国军队迁移纪国的郱、鄑、郚。

纪国，姜姓，与齐国同所自出。据传齐国与纪国为世仇，连年用兵，一定要墟其国而后已。纪国自知危亡，不再能与齐国作战，只想要齐国保存其宗社而不毁坏，所以有入酅的议论。所以齐人迁移这三个邑，而纪国付之不校，因为入酅的议论已经定于前故。迁移其民，虚其地，因而遂亡其国，暴横至甚，是《春秋》所深贬的。书师书迁，是说用大众迫而迁之。公羊认为不言取者，是为齐襄讳，以其志在复仇。复仇之论有益世教，但此迁三邑，是《春秋》所贬，不为之讳。以齐人而迁纪之邑，非战争攻伐而得，是之谓取非其有而取之，事类于盗，不待贬而自见【义又见三年入酅与四年大去其国及〇纪伯姬】

二年春王二月〇陈荘公

夏天，公子庆父率领军队伐于余丘。

于余丘，或以为国，或以为邾娄之邑。邑不言伐，言伐则国也。时庄公年方十五，而庆父擅兵伐国，渐不可长，故《春秋》书以示戒。或曰：“主少，其不可以动

译是老师吗？」回答说：「国君年幼，国内人心疑惧，国外又有强敌，国家的存亡安危就系于此。大夫以生命殉国，率领军队抵御敌人，将生死置之度外，这是正道。如今余丘不过是一个依附的小国罢了，决不能成为鲁国的祸患，而庆父出兵追逐私利，这是为自己谋取私利，酿成晚年两次弑君之祸，正是因为他长期独揽兵权，在国内专横跋扈，那么就没有什么事做不出的了。」

译秋季七月，齐国的王姬去世。

《礼记·檀弓》记载：“齐国报告王姬的丧事，鲁庄公为她服大功之丧。”有人说：“因为王姬是从鲁国出嫁的，所以为她服姊妹的丧服。”说的就是这件事。这是同一件事。从单伯护送王姬到齐国，直到王姬去世，《春秋》一共记载了四次，说：“王姬嫁到齐国。”说：“齐国的王姬去世。”将其系于齐国，是为了彰显鲁国作为仇敌国家主持婚礼的罪过。孙泰山说：“庄公忘记了杀父之仇，既主持了她的婚礼，又主持了她的丧事，不孝到了极点。”

冬季十二月，夫人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

姜氏身负弑君未讨的罪责，刚除去丧服就去禚地会见，她的哥哥齐襄公正为王姬伉俪之丧而哀痛，未过一定时间就出来，淫乱自己的妹妹，这是天下最大的罪恶，天地所不容，圣人因此把它记载在《春秋》中，连书两事来谴责他们。赵子说：“这是姜氏和齐侯的罪恶，也是用来指责庄公的。”我说：“儿子可以制约母亲吗？”回答说：“丈夫死后妻子服从儿子，这是上下通行的道理，何况是国君呢？像庄公这样的人，怀着哀痛思念父亲，诚心恭敬地侍奉母亲，用威严刑罚督责下属，车马仆从，没有不等待命令的，夫人能独自前往吗？夫人前往，就说明庄公的威命不行，哀戚之情不到。鲁庄公这时刚成年，也可以自强，赵子的指责很恰当。”

乙酉日，宋公冯去世。

三年春季，周历正月，公子溺在防地会合齐军攻打卫国【未赐族，惯例见隐公二年无骇入极】。

《谷梁传》说：“溺，是公子溺。不称公子，是厌恶他防备仇敌而攻打同姓国家，所以贬斥而直呼其名。”这个论点固然正确，但《春秋》初年未赐族的大夫，并非都有贬斥。这次在防地会合齐军攻打卫国，是贬斥，不必以去掉族氏来解释。记载齐国，是因为它是父仇之国；记载卫国，是因为它是同姓国家。防备仇敌而攻打同姓，不加贬斥而义理自见。有人说：“卫朔在齐国，这次会合齐军是接纳卫朔，不是成全父亲的志向吗？”回答说：“接纳卫朔，是父亲的恶行。不能为父报仇，反而成全父亲的恶行，更加不孝。这时庄公十六岁，固然不能要求他举兵对抗仇敌国家，但睡在草垫上枕着兵器，不与仇人共戴天，是儿子的志向。既然为他主持婚礼，又与他联合出兵攻打别人，就太悖逆了，怎么能没有贬斥？”

夏季四月，宋庄公去世。

五月，周桓王去世【记载崩不记载葬，义理初见隐公三年】。

天王不记载葬的义理已在隐公三年见过。到这时桓王记载葬，是责备嗣君。王崩七年才下葬，传者认为是停尸而寻求诸侯。这时周家没有大变故，而天王的丧事延缓下葬到这时，嗣君不能承担重任，可以想见了。平民没有不葬亲人的，平民而不能葬其亲，说活着不能供养，死了不能安葬，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周室虽然衰微，王畿之内幅员千里，有臣有民，却延缓葬亲长达七年之久，不子不君，无法自立于天地之间。所以庄王崩，《春秋》都削去不记载，彰显其不能葬亲的罪过。

秋季，纪季带着酅地投奔齐国。

传者对于《春秋》书父、书仲、书季，辄目为书字，既目为字，遂谓《春秋》之不名之所以褒也。于是曲为之说以求其可褒之善，坐是故失《春秋》之防者多矣。此纪季者，名与字不可知，而公羊以为《春秋》不名之者，贤之也，为其请后五庙以存姑姊妹，后儒多祖其说。愚三复经防，见其为贬而非褒也。齐人连岁攻纪，诸侯莫有救之者，纪于是大蹙，乃俾厥弟季先以酅入于齐，冀宗社之犹血食耳。此亦甚不获已，而以为《春秋》贤之，必无是也。夫迁国以图存者，古有之，而宗社则危而犹存也。割地以苟生，身为匹夫而依仇讐之国，初无寸善之可书，徒以君命往，何异乎以邑叛者？而传者贤之，后儒因之，大率以季为字而求其所以不名之故。甚者谓季自辱其身以全其兄之高，辱则有矣，不能保有宗社，去为匹夫，奚有于高？愚恐后之人生当国家危乱之际，率先叛去，苟事仇人以图朝夕之安者，以纪季借其口，是以不得不辨耳。然则子何以知其为有贬乎？曰：“《春秋》书法，凡诸侯、大夫、公子奔而返国曰入，犹皆有贬。此以纪之邑而入于齐，书曰入者，恶其入也。如郑庄以郑之祊而归之于鲁，谓之为褒可乎？非归而言归，非入而言入，是所谓贬，奚褒？”然则郑之归、纪之入，亦有异乎？曰：“郑以赂而进，言归，罪之也；纪以急而入，言入，言其有所迫而后入，弗获已焉耳。”

冬季，庄公驻军在滑地。

这是谋划救援纪国，救援而记载驻军，不赞许他救援。纪国自桓公初年，就依靠鲁国作为自全之计，鲁国不能为之深思、远虑，反而搂抱它导致败给齐国，构怨愈深，到这时被齐国吞并。庄公在道义上应当救援，但年幼未有立志，父仇且未暇问，何况拯救他人的危急呢？《春秋》记载驻军在滑地。

译说他没有实际前往救援，只是驻扎罢了。

译鲁庄公四年春季，周历二月，夫人姜氏在祝丘设宴招待齐侯。

《谷梁传》说：“‘享’字用得太重了。所谓‘重’，是因为以前在防地设宴时，齐侯因禚地之事受到防范却没有受到讨伐，如今又在祝丘设宴，将淫乱之风传播到交通要道的大都会，周天子不加以讨伐，方伯不加以责问，人伦道德已经断绝了。”有人问：“夫人是齐侯的孙辈，既然已经去掉了她的姓氏，现在在防地设宴时，却又恢复她的姓氏，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不是恢复。去掉姓氏是为了惩罚她的悖逆，加上姓氏是为了彰显她的淫乱。齐襄公出访时，姜氏前往防地迎接，这是连禽兽都不如的没有分别。《春秋》以前去掉她的族氏，现在给她加上姓氏，大概是用来显示应当有所分别，也是用来讨伐她乱伦的罪行。”

三月，纪伯姬去世。

这是纪裂繻先前迎娶进鲁国的女子。《谷梁传》说：“外国夫人去世不记载‘卒’，这里记载‘卒’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她是我们的女子。嫁给诸侯则地位相同，因为我们要为她改变丧服规格，所以记载‘卒’。”范宁注解说：“按照礼制，诸侯对旁系亲属的服丧止于小功，但对于嫁给国君的姑母、姐妹等女子，因为地位与自己相同，所以要为她服大功九个月。”大概是因为她匹配国君，地位与自己相同，所以不按照断绝亲属关系来处理。如果嫁给大夫则没有服丧，没有服丧就不记载‘卒’。考察经文，鲁国女子嫁给诸侯而记载‘卒’的有七人，其中还有出嫁后又归来的。至于去世和归来都记载的，只有纪伯姬、叔姬和宋共姬三人罢了。纪伯姬因为国家灭亡，被齐国所杀，出于怜悯而记载。叔姬是纪伯姬的妹妹，国家灭亡丈夫死后，在酅地守节，特别记录她的归来，这不是常例。宋共姬则是遭遇灾难而死，节操德行显著，所以去世和归来都记载。后来传颂烈女的人，大概是秉承了《春秋》的遗意吧！

夏季，齐侯、陈侯、郑伯在垂地相会。

当时郑国有两位君主，公子突在栎地，公子仪在郑国都城。这次在垂地相会的，有人认为突，有人认为子仪。依我看来，在栎地的突仅仅如同流民，怎么能与诸侯相会？必定是子仪。那么这两位君主，谁才是正统呢？回答说：都不是正统，突尤其不是。突的即位，是以弟弟篡夺哥哥的王位，是王法必须诛杀的。昭公既然已经回国，突才进入栎地叛乱，还没来得及讨伐，昭公就被乱臣杀害。祭仲从陈国迎回子仪并立他为君。子仪在郑国做了十四年君主，人们没有异议，因为他是在国外得到的，并非通过谋求而得到，这与突的篡位不同。作为子仪，应当请求周天子的认可，谋划方伯连帅的支持，思考如何安定自己的地位，而他十四年仅仅拥有虚名，哪里算得上是君主呢！《春秋》在垂地相会时记载郑伯，并不是承认他与诸侯相会，而是显示在栎地的篡位者。他不是君主。至于卫衎与卫剽，他们的事情与此相似但不同。

纪侯彻底离开了他的国家。

《公羊传》说：“‘大去’是什么意思？是灭亡。谁灭亡了他？齐国灭亡了他。为什么不说是齐国灭亡了他？是为了给齐襄公避讳。《春秋》为贤者避讳，齐襄公哪里贤德呢？是因为他复仇。哀公在周朝被烹杀，是纪侯进谗言陷害的。已经九代了，九代还可以复仇吗？即使百代也可以。复仇的道义重大啊！《公羊传》在这里阐发这一点，这是孔子门下的高材生从圣人那里得到并传授给后世的，公羊子有所传授。各种说法大多不采纳，我非常疑惑。大概灭亡国家，是《春秋》所厌恶的。齐襄公灭亡纪国，从始至终，《春秋》不遵循灭亡国家的常例，那么是因为齐襄公所凭借的是复仇的道义，不同于其他灭亡别人国家的人。纪侯之所以被认为是善的，不是因为他把酅地献给齐国，而是因为离开三年后，跟随他的百姓还没有完全离去，还有太王离开邠地的风范。百姓仍然拥戴君主，所以圣人不忍心直接记载为灭亡，这都是为了给后世留下法则。‘大去’这个词，是永远离开的说法，就像妇人不在夫家终老，以断绝关系为‘大归’，难道是把‘大归’当作褒奖吗？只是哀怜他离开而不能返回罢了。胡氏说圣人赞同他不争而离开，不赞同他离开后就不存在。不争而离开，离开后就不再存在，圣人哪里会赞同？只是赞同他得到民心，不忍心断绝他罢了。”

六月乙丑日，齐侯杀了纪伯姬。

前辈说灭亡别人的国家而杀他的妻子，是豺狼的行为、妇人的仁慈，这固然没错。然而这是《春秋》记载齐襄公灭亡纪国的最后事件，我反复研读经文，没有看到贬斥的言辞，那么公羊子所传授的，确实是他有所传授啊。唉！齐襄公亲身做禽兽般的行为，背负天下的大恶，而《春秋》尚且不埋没他复仇的善行，以此来使那些做臣子、做儿子，不明白复仇道义，忘记君主亲人而侍奉仇敌的人感到羞愧。周幽王死于申侯的叛乱，而周平王亲近申侯而不以此为嫌；鲁桓公死于齐襄公的杀害，而鲁庄公侍奉齐襄公而不以为怨。《春秋》阐明复仇的道义，正是针对这两位君主，所以怎么可以忽视呢！

秋季七月。

冬季，鲁庄公和齐人在禚地打猎。

《公羊传》说：“这是齐侯，为什么称‘人’？是为了避讳与仇敌打猎。在此之前有事，在此之后有事，为什么唯独在这里讥讽？选择最严重的来讥讽，没有比与仇敌打猎更严重的了。仇敌任何时候都不可以交往，交往就是大讥讽，讥讽不完，所以将要一次性讥讽罢了。”《谷梁传》说：“这是齐侯却说‘人’，是贬低鲁庄公的对手，以此来贬低鲁庄公。为什么贬低鲁庄公？不复仇而怨恨不消除，讽刺他消除怨恨。”《春秋》在鲁庄公的时代，揭示复仇的大义给天下看，只有公羊和谷梁知道，所以在齐襄公灭亡纪国、鲁庄公在防地防备齐国时格外关注。后来谈论复仇的人，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认为《春秋》留给世间的法则，是从公羊和谷梁阐发的，孔子门下的高材生亲自从圣人那里得到的。那些

译所谓把《春秋》三传束之高阁的人，是采纳其中的学术而废弃其中的言论的人。

译鲁桓公五年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夫人姜氏前往齐国的军队驻地。

既然已经与齐侯在防地相会，又在防地宴饮，她的肆无忌惮也太过分了！这次又前往防地会见齐国的军队，经文不说“与齐侯在防地相会”，而说“前往齐国的军队”。军队，是用武之地。这时齐侯出兵是要去哪里，而姜氏却前往防地会见他，难道不是害怕四邻诸侯前来讨伐，而挟持齐国的军队作为逃避死罪的计策吗？大概说“相会”、说“宴饮”，是为了彰显她的淫乱，这里说“前往齐国的军队”，是改变了通常的写法。

秋季，郳国的黎来前来朝见。

郳，是附庸国。它的祖先出自邾国，没有接受周王的册命，所以称其为郳。后来多次跟随齐桓公在防地结盟，尊崇周王室，接受周王册命为小邾子。邾国与郳国是同姓，都是附庸小国。仪父如果是字，传注者认为是因为尊重他，所以称字；黎来如果是名，解说者认为是因为疏远他，所以称名。仪父起初没有值得记载的善行，黎来也没有值得称名的恶行，这是根据名字的不同而强行生出褒贬。其实这是名呢？还是字呢？在当时已经难以深入辨别，何况在千百年之后呢？如果附庸国应当称字，那么仪父和黎来都可以称为字；如果应当称名，那么都称名。不可以据此作为褒贬。我在孔父、祭仲那里已经详细辨析过了。

冬季，鲁桓公与齐人、宋人、陈人、蔡人联合讨伐卫国。

鲁桓公六年春季，周历正月，周王的使者子突救援卫国【这是史书首次记载“王人”】

《谷梁传》说：“‘人’指诸侯，用‘人’来称呼鲁公，是因为鲁公违背了周天子的命令。”又说：“‘王人’，是地位卑微的人。称其名，是尊重他，赞许他救援卫国。救援是善行，那么讨伐的人就不正当了。”我认为：救援固然善，但周王的军队不说“救”。诸侯互相攻伐而诸侯去救援，外族入侵而方伯连率出兵救援，可以说“救”。现在诸侯擅自用兵讨伐，周王不能命令，却出兵救援，救援不是用来对待周王的。大概“讨伐”这个词，是天子的事情，而诸侯却使用了；“救援”这个词，是诸侯的事情，而天子却使用了。由此可见当时诸侯无视周王，名分几乎扫地。圣人作经垂训，对于诸侯的讨伐，就削去他们的爵位而称“人”；对于子突的救援，就端正其名而称“王人”。以此来明确君臣的名分，而纠正五国无视周王的罪行，其义理精微啊。“王人”不仅仅指地位卑微者，凡是记载“王人”，都是为了责备诸侯对抗周王。僖公二十九年，王子虎与诸侯的大夫在翟泉结盟，虎并非地位卑微者，是为了责备诸侯大夫对抗周王的使者，所以用“王人”记载。这次战役，五国讨伐卫国，是要拥立卫朔；周王的使者救援卫国，是为了黔牟。有人说：“卫朔凭借父命而立，黔牟凭借王命而立，这两个人都有所秉承，谁才是正当的？”回答说：“奉行王命的是君，违背王命的是逆。诸侯拥有国家，虽然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但其父亲或祖父，实际上是从周王那里受封的。所以诸侯世子的即位，必须禀告周王；如果没有嫡子，而以庶子为嗣，也必须得到周王的命令，然后才能继承国家。卫朔，是卫宣公与庶母私通的孽子，进谗言杀害兄长而篡夺君位，本来就没有继承国家的希望。卫宣公死后，卫朔即位，随即被国人驱逐。《公羊传》、《谷梁传》都说卫朔实际上得罪了周王而逃亡，而黔牟的即位，曾经请示周王，周王允许他即位。凭借康叔的后裔，奉行王命而君临国家，难道不比庶孽篡位更好吗？现在五国违背道义扰乱常理，周王所认可的他们就讨伐，周王所废黜的他们就辅佐，最终打败周王的军队而拥立卫朔于卫国，将黔牟放逐到周，这就是逆。如果明君在上，五国的国君都应当诛杀。所以《春秋》称五国为“人”而尊崇“王人”，以此来明确君臣的名分，而纠正五国无视周王的罪行，卫朔的罪过，也无法逃避斧钺的诛杀了。”自从进入《春秋》记载以来，诸侯两次叛乱：郑庄公侵犯周王的疆土，与周王交战；与这次五国联合出兵讨伐卫国，而对抗周王的军队，都是叛乱。这称为初年的两次叛乱。

夏季六月，卫侯卫朔进入卫国。

《公羊传》说：“卫侯卫朔为什么称名？断绝关系。为什么断绝关系？因为犯命。说‘入’是什么意思？篡位的言辞。”《谷梁传》说：“不说‘讨伐卫国拥立卫朔’，为什么呢？不违背周天子的命令。‘入’，是内部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因为用周王的命令断绝关系。卫朔称名，是厌恶他。卫朔‘入’是逆，那么‘出’就是顺了。卫朔出入都称名，是用周王的命令断绝关系。”我认为《春秋》记载“王人救援卫国”，以显示黔牟的即位，周王确实命令了。黔牟的即位正当，那么卫朔的进入就是逆，称名而说“入”，彰显违背命令的罪行。如果只用“入”这一个字来确定取舍，怎么能穷尽《春秋》的意思呢？

秋季，鲁桓公从讨伐卫国回来。

《谷梁传》说：“厌恶的事情不记载‘至’，这次为什么记载‘至’？不记载‘至’就无法显示鲁公的恶。”我认为外出而回来，必须告祭于宗庙，这是礼。现在鲁公这次出行，辅佐卫朔篡位而拥立他于卫国，又打败周王的军队而回来，一举而两罪随之，将用什么言辞来告祭？记载“至自伐卫”，不赞许他的回来。

发生螟灾。

冬季，齐国人归还卫国的俘虏【《谷梁传》作卫国的宝物】

诸侯连年讨伐卫国，他们的志向在于得到贿赂罢了。这次归还卫国的俘虏，三传都认为是宝物。大概齐国人夺取卫国的宝物，分给四国，记载鲁国人受贿，而四国都显现出来了。桓公、庄公都党附篡逆，以索取厚赂，宋国的鼎、卫国的俘虏，是其中特别显著的事情。圣人为鲁国讳，所以在郜鼎上就说

译“取之宋”，是说宋人将宝物归还给鲁国，并非鲁国主动索取；对于卫国宝物的记载则说“齐人来归”，是说齐人将宝物归还给鲁国，并非鲁国主动索取。这都是为了掩饰贿赂的措辞，旨在保全人的羞耻与厌恶之心，从而为后世留下训诫。《谷梁传》说：“把齐国放在首位，是将罪责分摊给齐国，使得看起来像是齐国主动送来的，而不是我方索取的。”这确实把握住了史书笔法的界限。

译鲁桓公七年春天，夫人姜氏在防地会见齐侯。

孔子删定《诗经》，《齐风》中保留下来的有十一篇，其中涉及鲁襄公时期内乱的独占四篇，即《南山》、《敝笱》、《载驱》、《猗嗟》。《敝笱》讽刺鲁桓公不能防范约束他的妻子，《猗嗟》指责鲁庄公不能防范约束他的母亲。防范约束妻子，是顺理成章且容易做到的事，鲁桓公却不能在开始时谨慎对待；防范约束母亲，是违背常情且难以做到的事，鲁庄公难道能在最终加以制止吗？当时，鲁庄公年幼无知，倚仗强大的齐国作为外援，压制他的臣民，即使想防范约束他的母亲，也没有办法。所以我认为，如果不废黜子同（鲁桓公之子），鲁国就无法向天下伸张大义。孔子在《齐风》中保留这四首诗，在《春秋》中记载姜氏与齐侯在防地、在飨地相会，总共出现了六次，这都是为了显示王法对罪人的诛讨，并给后世留下训诫。这一年，姜氏与齐侯又在谷地相会，恶行已经成熟了。第二年发生了齐襄公被杀之祸。

夏天四月辛夘日夜晚，恒星看不见，半夜时星星坠落像雨一样。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解释不同，《左传》和《谷梁传》的解释是正确的。《左传》说：“恒星看不见，是因为夜晚明亮；星星坠落像雨一样，是说星星和雨一起落下。”杜预注解说：“辛夘日是四月的第五天，月光还微弱，没有云而恒星看不见，是因为日光在黄昏时没有完全消失的缘故。‘如雨’的‘如’，是‘而’的意思。半夜时才有云，星星落下而且下雨。”《谷梁传》说：“夏四月辛夘日，从前恒星看不见。太阳落下直到星星出现，称为‘昔’。看不见，是说本来可以看见的。”我仔细考察《左传》和《谷梁传》的观点，大概是太阳落下直到星星出现的时候，恒星看不见，是因为日光还残留；到了半夜，星星坠落而且又有雨。啖助认为星星坠落众多像雨一样，在义理上也讲得通。这是上天用来大大警告当时那些僭越窃取、暴虐傲慢的诸侯，并扶持周朝德运使其不致坠落。太阳，是君主的象征；夏历四月，是正阳之月，日光想要落下却仍然明亮，这是周朝德运虽然衰微但天命尚未坠落的证明。恒星，是诸侯和大臣的象征。当时齐、宋、鲁、郑的国君，勾结篡位的贼人，举兵犯上，有想要叛变的萌芽；而荆楚又僭越称王的尊号，有欺凌中原各国的野心。上天让恒星看不见，是为了警告和防范诸侯的叛变，并且将要显示谴责和惩罚，所以恒星看不见。到了半夜星星坠落而且下雨，是诛杀那些尤其没有良心的诸侯。第二年，齐国的诸儿（齐桓公）开始执行上天的讨伐，桓公率领诸侯，尊崇天子，排除僭越作乱的人，以安定中原各国，这难道不是畏惧上天的警戒而修习臣子职责的表现吗？

秋天发大水，没有麦苗。

这是夏历的七八九月，因为这一年秋天发大水，错过了种麦子的时间，所以田里没有麦苗。杜预认为是夏历五月，周历的秋天，平地出水，冲毁了成熟的麦子和五谷的苗，这是不对的。有人说：“秋天种麦子，不是太早了吗？”回答说：“《月令》说在仲秋时节鼓励种麦子，不要误了农时，那么督促种麦子就是秋天八九月的事。秋天错过了种麦子的时间，所以田里没有麦苗。那些认为《春秋》使用周历的人，认为大水冲毁了成熟的麦子和苗，在义理上讲不通。”

冬天夫人姜氏在谷地会见齐侯。

《春秋》记载了一次飨宴和三次相会：禚、谷，是齐国的地方，姜氏去相会；祝丘、防，是鲁国的地方，齐侯来相会。这是淫乱的相会。当时人们像虱子一样横行，像老鼠一样潜伏，难道认为别人都知道吗？而优秀的史官记载了时间、地点，有不可掩盖的事实。圣人借此诛讨奸邪，并为后世留下法度。

鲁桓公八年春天，周历正月，军队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国人、蔡国人。甲午日，整顿军队。夏天，鲁军和齐军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军投降。

秋天军队返回。

这一节记载，从年初直到秋末，传注者都认为这是为了讨伐郕国，我私下对此表示怀疑。郕国是个小国，之前被齐国、郑国入侵，逐渐衰微弱小，不能成国了。而鲁庄公驻扎在郎地等待陈、蔡两国，又整顿军队，好像将要面对大敌，这必定不是为了讨伐郕国。而圣人之所以连续记载而不嫌其烦，大概是有深意的，传注者也不知道这一点。鲁庄公出生，到这一年二十一年，他自认为出自齐国，倚仗齐国作为外援，不再有为父亲报仇的志向，而圣人仍然希望他去做报仇的事。春天军队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国人、蔡国人，不记载军队开往哪里。甲午日整顿军队，还希望他整军经武，将要有所作为。从春天到夏天，让军队暴露在野外，最终却和仇敌国家一起讨伐同姓国家，又被仇敌出卖，无功而返，于是记载下来以贬斥他。凡是国君亲自率领军队必定记载，这里三次记载都不写“公”：驻扎在郎地，不写“公”；驻扎并和齐军包围郕国，不写“公”；等到军队返回，不写“公至”，而写“师还”，这都是为了贬斥。我观察当时的事，推测鲁人驻扎在郎地等待陈、蔡两国，他们的君臣最初的谋划，是要有所作为，不是为了包围郕国而驻扎、等待和整顿军队。因为陈、蔡两国失约没有到来，这一年夏天才和齐军包围郕国，改变计划而包围郕国，不是最初所谋划的。所以郕国向齐军投降，仲庆父请求讨伐齐军，还有愤激不平之气，难道不是鲁人到了这时不堪忍受仇敌鲁襄公的无道，才开始有人出来谋划吗？这件事隐秘，史官缺漏记载，不容强行寻求解释，所以《公羊传》在干时之战中，认为臣下有复仇的志向，而国君独自不允许，这必定有所依据。唉！庄公只知道有母亲而不知道有父亲，隐忍侍奉仇敌，不久仇敌也灭亡了，没有复仇的日子了，可惜啊！○这一节，开始驻扎在郎地以等待

译陈国人和蔡国人，后来才轮到齐国围攻郕国，在这期间又整顿军队，《春秋》大概有深意，但《左传》没有记载，不能强行推测其原因，暂且存疑。

译冬十一月，癸未日，齐国的无知杀死了他的国君诸儿。

有人说：“诸侯因为无道而被杀，在《春秋》中有时称国名来杀，有时称国人来杀，这是说他们自取灭亡。齐襄公淫乱无道，如今被杀，也是上天的惩罚。《春秋》却依照州吁杀君的体例，削去无知的族氏，以正其杀君之罪，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称国名来杀、称国人来杀，是因为那些杀君的人没有窃取君位的野心。无知杀君自立为君，国君虽然无道，但无知的志向在于篡位，罪不可赦，怎么能不讨伐他呢？所以依照州吁的体例，去掉他的族氏，以贼人的身份讨伐他。胡氏却说：‘无知不称公孙而以国氏称呼，是归罪于齐僖公。齐僖公不用对待公孙的礼节对待无知，让他依仗宠信而执掌国政，因此招致祸乱，所以归罪于齐僖公。’我反复思考这种说法，大概不能理解。假如无知在国君年幼、国家危难的时机，杀君篡国，归罪于齐僖公，还可以说得通。如今齐襄公在位已久，威福由自己决定，无知也已经被废黜不再任用，他趁着齐襄公荒淫无度，寻找空隙而杀死他，怎么能再归罪于齐僖公呢？《春秋》去掉逆贼的族氏而说贬责在于先君，以此来澄清源头、端正根本，恐怕这种论调太过分而不能领会圣人的本意。”

九年春天，齐国人杀死了无知。

《春秋》初年，有三次定罪和讨伐：卫国人杀州吁，蔡国人杀陈佗，齐国人杀无知。都称他们为贼，不把他们当作国君。这是出自《春秋》特有的笔法，不是依据旧史而记载的。有人说：“齐国的商人、楚国的防，杀他们的国君自立为君，等到他们死的时候，不依照州吁、无知的体例，为什么呢？”回答说：“州吁、无知的篡位，不被国人所拥戴，随即受到严惩，所以记载‘卫国人杀州吁’、‘齐国人杀无知’，赞扬卫国人、齐国人能够讨伐贼人。至于齐国的商人、楚国的防，过了好多年，然后借他人之手才受到上天的惩罚，既然已经被臣民所拥戴，即使想用州吁、无知的体例，称他们为贼，以平民的身份讨伐，也是做不到的。”

庄公与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

齐襄公在世时，鲁庄公年幼弱小，不但没有复仇的志向，而且因为强弱不敌，还有借口推脱复仇之事。如今齐襄公已经受到上天的惩罚，鲁国有可乘之机，伸张大义而讨伐他，尚能在仇人已死后斩首示众。而鲁庄公屈尊国君的身份，与齐国大夫结盟，打算接纳子纠，这不过是培植党羽、收买人心的计谋，对于复仇有什么益处呢？记载“与齐国大夫结盟”，以国君的身份与仇国的大夫结盟，是贬斥他。

夏天，庄公讨伐齐国，接纳子纠。齐小白进入齐国【《公羊传》、《谷梁传》在下文都有“子”字】。

经文记载子纠，两次称“子”。“子”是应当即位而尚未成为国君时的称呼。杜预注认为子纠是哥哥，小白是弟弟。《公羊传》说：“称子是什么意思？表示尊贵。尊贵在哪里？适宜做国君。”《谷梁传》说：“齐国人杀了无知，而到鲁国迎接公子纠。公子小白不谦让先入，又杀了他，所以说齐小白进入齐国，是厌恶他。”圣人的经典，用一个字来决定褒贬。子纠两次称“子”，表明他在排行中居长，这是《春秋》褒贬所关联的。小白虽然系于齐国，但不称“子”，是为了与子纠区别。不称公子，是表明他杀兄的罪行。子纠与小白，都是齐僖公的儿子、齐襄公的弟弟。齐襄公因淫乱而被杀，即使有嫡子，按义理也应当废黜而立贤人。立弟弟，是正确的；立弟弟而以年长者为先，也是正确的。由于鲁国人接纳子纠迟缓，而小白凭借内应从莒国先入，占据齐国【《左传》昭公十三年传曰：“桓公有国、高氏作为内主，所以进入容易”】，并出兵抗拒兄长，既打败了鲁军，随即对同胞兄弟下杀手，这是人伦的大变。《春秋》记载“齐国人捉拿子纠并杀了他”，是为了表明桓公杀兄的罪行。议论的人因为前史有“齐桓杀弟”的话，就认为子纠是弟弟，而桓公杀他是哥哥杀弟弟。我认为《春秋》两次称“子”，与《公羊传》、《谷梁传》所载，以及《史记·世家》可知子纠在次序上应当即位，子纠是哥哥，桓公是弟弟。桓公杀兄的罪行，与攘除夷狄的功劳，各自不相掩盖。圣人在《春秋》中表明他的罪行，在《论语》中记录他的功劳，似乎不必因为一方而废弃另一方。以后世的事情来说，如唐太宗作为国君，自然是旷代的英明君主，他平定天下的功劳，与杀兄的罪行，也不相掩盖。李建成与太宗互相猜忌，被太宗所杀，尚且不免于清议的谴责。子纠既已失败，不过是逃亡的公子，桓公一定要捉拿并杀了他才罢休，其用心残忍，超过郑庄公战胜共叔段，说《春秋》没有诛责他吗？○“纳”字的体例有三种：有记载讨伐而接纳的，这就是；有记载接纳而不记载讨伐的，“晋国人接纳防菑到邾国，没能接纳”就是；有记载率领军队而接纳的，“赵鞅接纳蒯聩”就是。这都是用武力接纳，接纳的是非，经文的褒贬，不取决于一个“纳”字，应当观察他接纳的原因，然后才能识别书法的深意。如果拘泥于一个“纳”字来决定褒贬，那就拘束了。“入”字也是如此：有凭借内应进入的，有凭借外援进入的，有应当进入而进入的，有不应当进入而进入的，以篡位而进入的，褒贬也不专门取决于

译对于“一入”这个字，许叔进入许国，是“入”的正面用法；小白进入齐国、阳生进入鲁国、突进入郑国，虽然都用了“入”字，但被贬斥的原因却各不相同。只有通观经文全文及上下文才能明白，仅凭一个“入”字就判定褒贬，也是过于拘泥了【其余含义见下文《齐人杀子纠》篇】

译秋季七月丁酉日，齐襄公（去世）。

八月庚申日，鲁军与齐军在干时交战，我军大败。

齐国是仇敌之国，可以讨伐。为了复仇而讨伐它，是鲁庄公理所应当做的。如今却为了接纳公子纠而兴兵，意图并不在于复仇。仇敌有可乘之机却不讨伐，反而替仇敌接纳其公子。接纳公子难道没有别的国家可以去做吗？这不是鲁国适宜做的事。此处不书“公”字，是贬斥鲁庄公。这是一种说法。《公羊传》认为鲁人这次行动是以接纳公子纠为名，来伸张复仇的道义。鲁庄公亲自行动却不书“公”字，是因为复仇的责任在于臣下。因为臣下想要复仇，而鲁庄公没有这种志向，所以贬斥他。《公羊传》必定有所依据，这是另一种说法。有人问：“《春秋》为鲁国讳败，唯独干时之败不讳，为什么呢？”回答说：“先儒认为与仇敌作战而失败，虽然失败也是光荣的，所以不讳。”我认为列国相互战争，一胜一负，也是常事，本来不是国家的丑恶之事，有什么可讳的呢？何况与仇敌作战而失败，虽然失败也无损于大义。《春秋》必定不会因为失败而避讳。反复研读经文和传文，当时鲁国人无法忍受齐国的侵扰暴虐，大概有想要与之作战的人，所以从此以后，在长勺、乘丘两次作战两次获胜，这是愤慨之情所促成的。

九月，齐人捉拿子纠并杀了他。

之前记载接纳子纠，子纠被称为“子”，表明子纠在兄弟排行中为长，应当立为国君。此处记载齐人捉拿子纠并杀了他，表明弟弟杀哥哥是不义的。这是齐桓公杀了他，却记载为齐人杀子纠，是用路人的身份将他隔绝，将他隔绝于天伦之外，以此来大大地诛斥他。鲁国不能接纳子纠，又把他交给那不义的弟弟，让他接受并甘心杀害，鲁国也有罪过。《谷梁传》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可以逃避灾难；百户人家的小邑，可以隐藏死地。凭借拥有千辆兵车的鲁国，却不能保全子纠，这是鲁庄公的过失。”这符合《春秋》的本意。齐桓公即位第三年的过错，一是杀子纠，二是灭谭国、遂国，三是降服鄣国、迁移阳国。《春秋》的书法，功过各自不相掩盖，这也是责备贤者的意思。学者不必曲意回护，否则会损害《春秋》垂范世间的公法。

冬季，疏浚洙水。

齐国是仇敌之国，疏浚洙水是为了防备齐国。《春秋》庆幸鲁国能与仇敌对抗，所以在疏浚洙水时予以记载，以此作为彻底警戒的开端。

《春秋集传详说》卷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传详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六 宋 家铉翁 撰

庄公中【这一年是周庄王十三年、齐桓公二年】

十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庄公在长勺击败齐军。

这是仇敌，仇敌讨伐我而我击败他，是我理所应当做的。《左传》中诈战的例子，本来不可采用，何况用这种手段对付仇敌之师呢？胡安国说：“齐军讨伐鲁国，经文不书‘伐’字，是责备鲁国。以诈取胜为败，败敌者为主，所以书鲁国为主以责备它。”我认为胡安国用《左传》记事的常例，来衡量《春秋》经世的大法，不符合圣人的本意。齐国对于鲁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鲁庄公懦弱不能报仇，反而替齐国接纳逃亡的公子，这是《春秋》非常痛惜的，希望鲁国自强却不可得。干时战败归来，齐人得志，捉拿子纠并杀了他，鲁国再次不敢较量。而齐桓公挟持杀子纠的余怒，用兵加于鲁国，鲁国的军队是直的，齐桓公的军队是曲的，《春秋》的书法坦然易见。庆幸鲁国有君子叫曹刿，阐明大义，正色与之抗争，于是有了长勺的胜利。《春秋》庆幸鲁庄公能与仇敌之国对抗并且获胜，记载说“公败齐师于长勺”，是喜悦的表现。胡安国却用诈战的例子来衡量，说《春秋》对鲁国有责备，唉！曹刿陈述大义如此，能称之为诈吗？《春秋》书法如此，能称之为贬斥吗？明白复仇大义的人，才可以和他谈论这些。仇敌虽然死了，仇敌之国没有什么时候可以忘记。从此鲁国与齐国、宋国三次作战三次获胜，《春秋》都记载为“直败”。直败，是指仅仅能够击退敌人使其离去罢了。如果一定要按照传文的例子，这三次作战都是在敌军未列阵时就攻击，没有这样的道理。大概大败叫败绩，小胜则书败某师。

二月，鲁庄公侵宋。三月，宋人迁移宿国【这是迁移他国的开始】

自从鲁庄公即位以来，宋国和鲁国长久休兵。至此因为争夺宿国而产生嫌隙。宿国，是介于宋鲁之间的小国。宋国想让它归属，鲁国也想让它归属。宋国打算迁移宿国以便靠近自己，鲁国出兵与之争夺。《春秋》连书这两件事，是责备宋国，也是责备鲁国。倚仗强大而迁移他国，宋国本来有罪；大仇未报，却因细枝末节与邻国构兵，《春秋》因此责备鲁国。关于迁移他国的例子，《谷梁传》说：“迁，是指还没有失去国家就前往他处。”迁有三种含义：有自己迁移的，有被人迁移的，有倚仗强大而迁移他国使其成为附庸的。宋人迁移宿国，齐人迁移阳国，是倚仗强大而迁移他们，《春秋》贬斥他们并书“人”。有被外寇逼迫，盟主为他们迁移的，邢国、卫国的迁移就是这样，《春秋》予以肯定。又如蔡国迁移到州来，是吴人迁移的；许国迁移到叶，是楚人迁移的；这是王政不行，天下没有霸主而不能安抚他们的情况。只有邢国、卫国的迁移，在春秋二百年中，是迁移中最善的，后来没有继承者了。

夏季六月，齐军、宋军驻扎在郎。鲁庄公在乘丘击败宋军。

齐桓公杀了子纠后，再次用兵加于鲁国，又挟持宋国与之同行，这是齐桓公初年的过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