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详卷八

译共仲逃往莒国，到这时又记载莒国人前来索取贿赂，难道是他们贪得无厌，以至于发展到战争的地步吗？我观察《春秋》的笔法，这场战争的责任在于莒国。陈国人杀死州吁、蔡国人杀死陈佗，是为了替邻国讨伐贼人。如今鲁国人用贿赂去求取共仲，共仲已经受刑，而莒国又派军队到来，借口说是“索取贿赂”，这便没有陈国、蔡国那种讨贼的风范了。《春秋》赞许鲁国能够击败莒国，所以记载“击败莒军并俘获拏”，这是因为莒国行事不合道义。

译十二月丁巳日，夫人姜氏的灵柩从齐国运抵鲁国。

《公羊传》说：“夫人为什么不称姜氏？这是为了贬抑她。为什么要贬抑她？因为她参与了弑君。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在她参与弑君时进行贬抑？因为贬抑一定要针对更严重的罪行，没有比她以丧礼身份来到鲁国更严重的了。”也有人说：“这是讥讽鲁国。”讥讽什么呢？齐国人杀死姜氏，是道义上不得不做的；僖公请求迎回她的灵柩，是恩情上不得不做的。刘氏《意林》的话说得好：“齐国依据公义诛杀她，而鲁国依据私情迎回她，这是鲁国的不忍之心，但不符合《春秋》的大义，所以去掉‘姜氏’的称呼来表明这种意图。”又说：“文姜杀害丈夫，即使是臣子都可以与她断绝关系；哀姜杀害儿子，终究不能因为儿子的缘故而仇视母亲，只有霸主才能执行这种惩罚。”我认为姜氏固然有罪，但这是齐、鲁两国的家事，不应当由霸主来讨伐，应当交给周天子，听任天王来处置。至于僖公请求迎回姜氏的灵柩，用夫人的礼仪安葬她，比对待嫡母还要厚道，这是为了尽孝道，所以《春秋》肯定了他的做法【其义又见于“葬姜氏”条】。

鲁僖公二年春季，周王正月，修筑楚丘城。

《公羊传》说：“这是为卫国修筑城池，为什么不直接说‘修筑卫城’？因为卫国已经灭亡了。是谁灭掉了它？狄人灭掉了它。为什么不写‘狄人灭掉了它’？这是为齐桓公避讳。为什么要为齐桓公避讳？因为当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互灭亡的，齐桓公不能救援，这就是齐桓公的耻辱。那么是谁修筑了城池？是齐桓公修筑的。为什么不记载齐桓公修筑城池？因为不赞成诸侯擅自封立国家。”《公羊传》在记载修筑邢城、楚丘城时都说：“天下诸侯有灭亡的，而齐桓公不能救援，这是齐桓公的耻辱。”它责备霸主的意图非常宏大，符合《春秋》的本意。但把修筑邢城、卫城视为擅自封立，这是我不理解的。邢、卫都是周朝建立的诸侯国，现在被狄人灭掉，但周朝的封爵依然存在。夷仪、楚丘是邢、卫故土，齐桓公修筑城池并迁移他们，这是方伯职责范围内应当做的事，哪里算是擅自封立呢？这是《公羊传》的错误，而胡安国深以为然，认为霸主擅用天子的大权，擅自封立灭亡的国家，这难道不对吗？记载为“城楚丘”而不说“卫楚丘”，是因为卫国尚未迁移。邢国是先迁移后修城，卫国是先修城后迁移，所以书法不同。但是，兴复灭亡的国家、保存危亡的国家，是善事，而《春秋》在记载修筑邢城时辞藻繁复而不厌，在记载修筑楚丘城时辞藻非常简略，是因为齐桓公救援卫国比救援邢国迟缓，所以略写以示贬低。狄人入侵卫国在闵公二年，国君死、国家亡，经过三年，到这时齐桓公才召集诸侯修筑楚丘城。卫国先灭亡而后修城，邢国后灭亡而先修城，由此可以看出齐桓公对两国厚薄不同。《春秋》阐明大义以垂范后世，邢、卫同时灭亡，而齐桓公救援卫国不能像救援邢国那样，所以略写以表明意图。学者观察修筑邢城、卫城书法的详略，就能明白修撰《春秋》的宗旨了。胡安国说齐桓公封立卫国，使卫国忘记灭亡，对中华有功甚大，对卫国人有利甚广，而《春秋》的法度，是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桓公、文公事迹的，所以没有赞美的辞藻。论调虽然高，但矫枉过正也太厉害了。圣贤治理天下，无不都有盛德大烈，垂范当时，惠及后世，只是本乎道、纯乎义，不谋求近功浅利罢了。霸者的行事，固然不能以此期望，但保存三个灭亡的国家，是其职责范围内应当做的，如果以功利眼光看待，恐怕不符合《春秋》的本意吧？况且救援邢国、修筑邢城多次记载以赞美它，为什么唯独对救援卫国鄙视它，认为它是功利而废弃不录呢？这是因为齐桓公对邢、卫两国施恩有厚薄，公私不均衡，所以用一详一略来体现褒贬，这也是责备霸者的道理罢了。

夏季五月辛巳日，安葬我国的小君哀姜。

哀姜得罪了宗庙，不应当用夫人的礼仪安葬。《春秋》记载安葬哀姜，是赞美僖公能够尊奉嫡母。齐国人自行伸张霸主的讨伐，鲁国人自行维护嫡母，义与恩各不相掩，所以《春秋》予以记载。这与敬嬴、襄仲弑杀嗣君、驱逐嫡母归齐的情况，事实相差天壤之别。唉！像僖公这样的人，在处理父子兄弟关系上，也可以说是贤德了。

虞国军队、晋国军队灭掉了下阳。

《谷梁传》说：“下阳是虞、虢两国的边塞重镇。灭掉下阳，虞、虢两国也就随之灭亡了。”许多儒者多采纳这种说法。但《春秋》记载灭国的很多，没有攻克要害之地就记载为“灭”的。况且虢国的灭亡还在几年之后，这里先以“灭”记载，与其他记载“灭”的情况特异，难道没有原因吗？曾经考察记载，虢国有两个，虢仲封在下阳，虢叔封在上阳。其中一个虢国先灭亡，现在存在的是下阳。《公羊传》认为国君在那里，说虢公都邑在下阳，下阳灭而国家随之灭亡，义理大概就在这里吧？虢公在周朝执政，是天子的三公。现在突然被强暴者讨伐，向虞国借道以出其不意，袭击并灭掉了它，所以灭亡得很快。传文说虢公逃往京师，不是逃跑，而是回到他的职位，听候天王的命令，所以不写“奔”。凡是记载“灭”，是亡国的善辞，罪责在灭人国家者。虢国灭亡记载为“灭”，虞国灭亡不记载而记载为“执”，是因为虞国有导致灭亡的原因。有人说：“虞国因为受贿而成为首恶，这固然是应当的。晋国实际灭掉了别人的国家，晋国难道没有罪吗？”回答说：“晋国自从篡夺国家以来，还未登上《春秋》的简牍，现在因为灭国的缘故开始记载它，

译以此彰显他的罪过。灭亡同姓的诸侯国，拘捕天子的三公，这就叫做无视王权。《春秋》先记载“灭”，后记载“执”，这是在声讨晋国。”这虽然是在声讨晋国，但周天子也有责任，齐桓公也有责任。狄人灭亡邢国、卫国，齐桓公去救援他们，是因为他们是同盟国家。晋国灭亡虞国、虢国，这两个都是姬姓的诸侯，又是天子的上公，周天子没有命令霸主去救援，霸主也认为这不是自己的责任。从此四年之后，虢国和虞国都灭亡了。《春秋》在记载筑城于楚丘之后，又记载虞国、晋国攻灭下阳，这是在责备齐桓公不能救援。周王室东迁之后，诸侯专横妄为，曲沃武公以旁支宗室的身份篡夺晋国君位，倚仗强大，兼并许多小国来扩充自己的势力。诡诸继承了他，这就是晋献公，凶狠悖逆更加严重，联合虞国攻打虢国，借道虢国偷袭虞国，拘捕天子的上公并占有他们的土地，实在是周朝的叛乱诸侯，是天子刑罚必须施加而不能赦免的。我认为齐桓公应当率领诸侯，秉持正义去讨伐他，即使不能将诡诸处死，虞国和虢国还是可以保全的。现在只知道邢国、卫国是自己的同盟而应当救援，却对虞国、虢国置之不理，我认为《春秋》对齐桓公是有责备的【此义在“五年晋执虞公”中也有体现】

译秋季九月，齐侯、宋公、江国人、黄国人在贯地结盟。

《谷梁传》说：“贯地的盟会，没有约定日期而到来的，是江国人和黄国人。称‘江人’、‘黄人’，是对于远方国家的称呼。中原国家称齐、宋，远方国家称江、黄，以此表示诸侯都来到了。”《公羊传》的解释相同。江、黄是楚国的盟友，如今仰慕齐桓公的德行声望而远道而来，胡氏认为两国前来结盟，使得楚国失去了右臂，这是正确的。桓公讨伐楚国的计策，到这时才最终确定，召陵的军队，难道是轻易尝试而侥幸获得万一成功的吗？

冬季十月，没有下雨【与明年正月、四月不雨，六月下雨并见】。

楚国人侵犯郑国【与下文并见】。

有人说：“在柽地会盟，谋划救援郑国。如今楚国人连年侵犯郑国，会盟后又再会盟，军队却不出发，为什么呢？”回答说：“自从东迁至今，历经四位君王，外部会盟内部侵扰，没有人能够抵御；诸侯僭越叛乱，没有人敢责问。王师不讨伐有罪之人已经近百年了。奉行王命，伸张霸业，勤勉地将讨伐楚国作为首要任务，可以说是亲身承担了天下最难的事。谨慎之又谨慎，必定万无一失才行动，这就是霸业之所以独特的优点。第二年，楚国又讨伐郑国，军队才出发。《春秋》不因为救援迟缓而讥讽，是怜悯其困难。”

僖公三年春季，周历正月，没有下雨。夏季四月，没有下雨。

《谷梁传》说：“十月不雨，正月不雨，是勤于求雨。夏季四月不雨，一个季度内说不雨，是怜悯求雨。怜悯求雨，是有志于百姓的人。到六月得到雨水，称为喜雨。喜雨，是有志于百姓。”《春秋》记载不雨，见于庄公三十一年、文公十年、十三年。有连续几个月不雨而只记载一次的，有一个季度不雨而只记载一次的。记载频繁，是因为僖公勤于求雨、怜悯求雨而为他记载；总括一个季度或连续几个月只记载一次，是因为庄公与文公对百姓无意、不关心雨水。鲁僖公在《春秋》时代，虽然没有显赫可记载的功绩，但从事情上看，温和雅致平实，还有周朝兴盛时期的气象。如勤于求雨、怜悯求雨，务农重视粮食，与《诗经》颂诗《有駜》、《泮水》、《閟宫》所描述的，其气象可以想象。因此圣人唯独对他有所取法。

徐国人夺取舒国。

徐国在下邳，舒国在今庐江，两地相距极远。徐国人带兵夺取舒国，大概是跨越国家千里之后才到达，其地虽然夺取了但不能拥有，因为舒国依附于楚国，得到它而不能守住，随即又放弃离去，所以不记载为“灭”，说不是“取”不可。《鲁颂》说：“惩戒荆舒。”舒国与楚国接壤而成为中原的祸患，由来已久了。徐国人讨伐舒国，是为中原牵制楚国。十五年，楚国讨伐徐国，齐桓公率领诸侯的军队救援，由此可知徐国人大概是受命于齐国。齐国制约楚国，其用力艰难，其谋划审慎，大概是计算没有遗漏才行动，因此《春秋》推崇他。

六月下雨。

秋季，齐侯、宋公、江国人、黄国人在阳谷会盟。

《左传》说：“谋划讨伐楚国。”《谷梁传》说：“阳谷的会盟，桓公穿着礼服握着笏板而朝见诸侯，都明白桓公的志向。”意思是诸侯与齐国和睦，可以依靠他们来面对大事。齐桓公讨伐楚国做得好啊，所谓考虑胜利才行动、善于谋划才成功。宋、鲁、郑、卫同盟已经很久，桓公还不敢声讨楚人的罪过，一定要江、黄到来后才确定计策出兵。去年与江、黄结盟，今年与江、黄会盟，都是为了讨伐楚国做打算。诸侯的军队挡在前面，江、黄的军队在后面呼应，楚国将领腹背受敌，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所以军队驻扎在陉地，楚国于是臣服。因此《春秋》对于贯地的盟会、阳谷的会盟都谨慎地记载。

冬季，公子友前往齐国参加盟会。

《公羊传》说：“涖盟是什么？是前往那里盟誓。来盟是什么？是来到我这里盟誓。”根据《左传》，齐侯为了阳谷的会盟，确定讨伐楚国的计策，他前来寻盟，是告诫军队日期、确定约束，不是平常事情的盟誓。这是一件大事，齐桓公起初与宋公在梁丘相遇，询问是否可行，而诸侯都不参与。现在将要出兵，又与宋公在阳谷会盟，而诸侯没有参与议论的，他们轻视我们难道不严重吗！有人认为也曾召见鲁公但僖公不能前往，派季友进行这次行动。如果这样，那么责任在鲁国，不在桓公。这次行动是霸主与楚国交战的开始，鲁国作为邻国却不能参与议论，是鲁国的耻辱。季友参加盟会，想要做什么呢？我认为《春秋》有讥讽之意。

楚国人讨伐郑国。

僖公四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讨伐楚国。

齐桓公自从北杏开始会盟到现在二十六年，用来安定中原、尊崇周室，功绩之大、事情之伟大的，只有使楚国臣服而已。孔子发出“管仲不死”的感叹，也专门是为了这件事。《左传》却说蔡姬在园囿中让鲁公颠簸，鲁公发怒，把她送回蔡国但没有断绝关系，蔡国人把她嫁给别人，于是会盟诸侯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讨伐楚国。那么齐桓公侵犯蔡国是因为私怒而发动，讨伐楚国是侵犯蔡国的后续事件，大概不是这样的。齐国距离楚国，南北相望数千里，召集诸侯，调动大军，跋涉险阻，很久之后才进入其境内，楚国得以防备，胜负未可知。所以桓公先侵犯蔡国，借道蔡国到达楚国，所谓兵从天降，楚国想要聚集兵力据险防守已经来不及了，想要出战知道敌不过，于是派屈

译完如师请求结盟，尚未交战，士气已经衰竭。于是齐桓公兵不血刃，坐收降服楚国的功劳，这是齐桓公、管仲之所以深思熟虑、预先谋划，确保万无一失后才行动，并非因为蔡国溃败而侥幸指望万一成功才采取此举。当时狄人的威胁在北边兴起，楚国的势力在南边扩张，齐桓公救援邢国、保全卫国，稍微遏制了狄人的锋芒，而楚国的骄傲自满日益滋长，认为僭称王号还不够，于是改国号为楚；认为使蔡国臣服还不够，于是出兵攻打郑国，反复多次。中原各国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齐桓公在楚国面前伸张威势，人们没有不持有这种心思的。一旦会合七国的军队，进入楚国境内问罪，这件事非常艰难，又能以不战而使人臣服，从容舒缓，接受盟约后撤退，这是《春秋》所非常推崇的，所以从齐侯以下都称爵位而没有贬斥。有人说楚国虽然暴虐横行、欺凌中原大国，齐国不请示周王命令擅自会合诸侯，《春秋》记载“遂伐楚”是为了讥讽其专断，这不是事实。齐国自从开始称霸，大事都是以周王命令来执行的，这次战役，指责包茅不进贡，询问昭王未能返国的原因，都是以王事作为奉辞的理由，必定是禀承命令后才行动，只是史官简略记载罢了。既然侵犯蔡国后接着攻打楚国，记载了出兵的先后次序，难道不是讥讽其专断吗？

译驻扎在陉地。

有人说：“先入侵再讨伐，是计谋；讨伐后驻扎，大概是因为有所畏惧而不敢贸然前进吧？”回答说：“苏氏的说法是对的。他说：‘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只求使人屈服罢了，不像后世那样一定要以战胜为功劳。僖公二十八年，晋国和楚国在城濮交战，晋文公退避三舍以避开楚军，得臣紧追不舍，不得已才再次交战。当时晋军撤退而楚军也随即撤退，那么文公何必再战呢？’由此看来，桓公、文公用兵，都是求使人屈服而不求必胜。”苏氏立论平实，深得桓公、文公的用心，所以详尽地记录于此。

夏季，许国国君新臣辛。

楚国屈完来与军队结盟，在召陵结盟。

春秋时代，以在城下结盟为忌讳。桓公既然答应与楚国结盟，就撤军后才与之结盟，这是用结盟的礼节对待他们。胡文定说：“齐国军队虽然强大，桓公能够用纪律约束它而不暴虐；楚国人已经屈服，桓公能够用礼节谦下对待他们而不骄傲，差不多符合王者行事的标准了。”有人说屈完来与军队结盟，与成公三年晋国在鞌地打败齐军，齐侯派国佐到军中，在袁娄与国佐结盟，书法（史笔）大致相似，它们相同吗？不相同吗？回答说：“召陵之盟，是不战而使楚国屈服；袁娄之盟，是齐国战败后乞求结盟。不战而使对方屈服，是上等做法，所以记载‘来盟’，表明其心服而求盟；战败后乞求结盟，是力量耗尽而非心服。所以书法的轻重详略如此。”

齐国人拘捕了陈国的辕涛涂。

拘捕郑詹，不赞同拘捕他，因为拘捕的是郑国的奸佞之人。拘捕陈国的辕涛涂，不赞同拘捕他，因为辕涛涂忠于他的国家，齐国人拘捕他，又进而侵犯他、讨伐他，齐国的君臣从此开始骄傲了。有人说：“怎么看出《春秋》赞同或不赞同呢？”回答说：“拘捕郑詹，接着记载他逃跑而来，表明《春秋》谴责郑詹。拘捕辕涛涂，接着记载讨伐陈国两次，表明《春秋》不赞同齐国。”

秋季，与江人、黄人一起讨伐陈国。

八月，鲁公从讨伐楚国回来。

安葬许穆公。

冬季十二月，公孙兹率领军队，防备齐人、宋人、卫国、郑人、许人、曹人侵犯陈国。

孔子推崇齐桓公的功绩，而轻视管仲的器量，我在讨伐楚国的战役中看到了这一点。大概规模宏大的人，忧乐吉凶不足以动摇他的内心；而识量浅狭的人，胜负得失足以改变他的平常心。这就是王与霸的区别，也是伊尹、周公与管仲、狐偃、赵衰事业分道扬镳的原因。当桓公刚开始称霸时，管仲辅佐他，谦虚以防范自己，和顺以对待他人。诸侯小国，防备不防备，朝见不朝见，都不深加责备。仁爱的名声传遍远近，大小国家都信服，于是率领他们讨伐楚国，楚国屈服认罪。因为诸侯与齐国和睦，从召陵回来，君臣都骄傲起来，忧患与喜悦的地位互换。辕涛涂跟随讨伐楚国有功劳，谋划避开军队道路以缓解他的国家，对齐国没有大的损害，却拘捕了他，命令诸侯的军队讨伐他。认为讨伐还不够，又进而侵犯他。楚国没有损失一支箭的耗费，而陈国先遭受侵犯欺凌的祸患。志得意满而骄傲，猖狂妄行，管仲竟然不能劝谏，那么管仲与桓公都堕入骄傲自满的境地，由于他们识量浅狭，就像贫穷人家，一朝获得千金却不知如何处置。所以这次行动，责备楚国以尊崇周王，而楚国不尊王的情况依然如故；想要使蔡国屈服，而蔡国最终不参与防备；本来是为了救郑国，还没防备就逃盟。虽然稍微伸张了中原的威严，终究不能大大挫败强楚的焰势。正是由于骄傲之心容易滋生，诸侯中和睦的逐渐疏远，联合的逐渐分离，楚国得以窥探其间，于是灭〇伐许，使中原国家自救尚且来不及，而桓公的霸业逐渐衰落了。可惜啊！《春秋》在他讨伐楚国时，用爵位来褒奖他；在他侵犯陈国、讨伐陈国时，用‘人’来贬低他，其彰显的道义很明确了。

五年春季，晋侯杀死了他的世子申生。

《谷梁传》说：“直指晋侯，斥责杀戮，厌恶晋侯。”《公羊传》说：“杀世子、母弟，直接称君，是加重其罪。”我认为申生处于人道的变故中，即使想不死，也不可能了。议论的人被《左传》的话迷惑，认为他因为爱父亲而姑息，从而陷父亲于不义，认为是大仁的贼害，太过分了。晋献公残忍不像君主，沉溺于宠爱的妾室，与他朝夕暗中谋划的，不过是树立庶子作为身后的计策罢了。当讨伐东山皋落氏时，难道没有别人，却任命冡嗣（继承人）？狐突、先友在这个时候固然洞悉国君的心意，而劝太子出征。太子的祸患，不等到把胙肉献给国君，人们都知道他不能免祸了。等到如今祸难发生，却说：“我辞别姬氏，必定有罪。”这是太子还可以对国君说话而不说，以陷父亲于恶，难道是他的本意吗？这大概是史官记载的浮夸之辞，诸儒信以为事实，所以指责世子为贼害仁义。献公是狠毒的人，所以陷溺他的心，岂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天伦之爱至此泯灭而无余，难道一听申生的申诉，就幡然悔悟而把罪责归于姬氏吗？先正苏公议论扶苏、戾太子的事，说秦始皇、汉武帝鸷悍忍于诛杀，作为儿子知道必定没有挽回的道理，所以宁可死、宁可动兵而不敢请求，这是得其情了。戾太子不足说，扶苏的事与恭世子类似，所以借苏公的议论而发表。

杞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

《谷梁传》说：“诸侯相见叫朝，用对待人父的道义对待人的儿子，不正当。”

译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这是杞伯失去了对待丈夫应有的礼节。”我认为，外甥拜见舅舅，也是人之常情，但《春秋》记载“来朝见她的儿子”，必定是因为鲁君对待外甥的礼节僭越了其父的地位，所以才有讥讽。世子在预防盟会时，礼节尚且有所减杀，何况尚未成为世子，却用朝见的礼节去拜见呢？

译夏天，鲁国的公孙兹前往牟国。

这是叔牙的儿子，大夫如果没有国君的命令，不能越过国境。公孙兹在牟国娶妻，借办公事的名义出行。《春秋》记载此事以贬斥他，这也是防范和杜绝渐生恶习的意思，叔孙氏的僭越行为从此开始显现。

鲁僖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护卫周天子的世子。秋天八月，诸侯在首止结盟。郑伯逃归，没有参加盟会。

谷梁子说：“用‘及’字来护卫，是表示尊崇。尊崇什么呢？所谓‘王世子’，就是周天子的副手。”又说：“诸侯在首止结盟，中间没有别的事却再次列举诸侯，为什么呢？是因为尊崇王世子而不敢让他参与盟会。盟会，是因为互不信任。不敢把这种不信任加在尊崇的人身上。桓公，是诸侯，不能朝见天子，这是不臣子的表现。王世子，是儿子，安然接受诸侯的尊崇而立于其位，这是不孝子的表现。桓公不臣，王世子不孝，那么他们所做的事有什么可称道的呢？这是因为时势变化而采取的正当做法。天子防止诸侯不朝见，桓公控制大国，扶持小国，统领诸侯，不能让他们朝见天子，也不敢召见天王，在首止尊崇王世子，这就是尊崇天王命令的方式。世子秉承王命，护卫齐桓公，这也是尊崇天王命令的方式。世子接受这种尊崇，可以吗？这也是时势变化下的正当做法。天子防止诸侯不朝见，世子接受诸侯对自己的尊崇，从而使天王受到尊崇。”左氏说：“在首止护卫，是为了谋求安定周王室。”杜预注解说：“周惠王因为惠后的缘故，打算废黜太子郑而立王子带，所以齐桓公率领诸侯护卫王世子，以安定他的地位。”两传说法不同，谷梁传阐明变通以归正的道理，对世道教化有功，左传的说法，我对此有怀疑。桓公在首止护卫王世子，从经文来看，是尊崇王室；从传文来看，大概是安定世子的地位。安定世子，也是为了安定周王室，但这件事却有不符合常理的地方。传文说：“郑伯将要去首止，周王派周公召见郑伯说：‘我安抚你跟随楚国，用晋国来辅佐你，可以稍微安定。’郑伯高兴于王的命令，害怕不朝见齐国，于是逃归。”杜预认为惠王将废太子而立王子带，怨恨桓公安定世子之位，所以召郑伯让他背叛齐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惠王的不像君主就太严重了，而世子侍奉父亲，岂不是有不安之处吗？率领诸侯护卫王世子，必定要请示于王，王允许后才去首止，父亲还在，世子怎么能与诸侯外交呢？世子外交，岂不是《春秋》所不允许的吗？记载“在首止护卫王世子”，没有讥讽的意思。《春秋》没有讥讽，那么世子护卫诸侯，就是王的命令。王如果真的怨恨桓公安定世子之位，何必召郑伯让他逃盟？一个郑伯逃盟，对于周世子是否安定似乎没有太大关系，王一定要让郑伯逃跑，对王的私利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不知道杜预有其他证据吗？或者是臆测而这样说，根据经文看不出有这个意思。只应当遵从谷梁传的说法。然而以当时的事来看，惠王对齐桓公，未必没有遗留的怨恨。王子颓之乱，齐国已经称霸却不能迎立周王，迎立周王的是郑伯、虢公。自从召陵返回后，齐国的志向已经骄傲，率领诸侯讨伐无罪的陈国，并且拘捕了他们的大夫。惠后是陈国人，能不怨恨齐国吗？王召郑伯让他背叛齐国，意图或许在此，未必是因为世子出盟诸侯的缘故。后人因为王子带的乱事，附会首止之事而编造这种说法。如果世子不禀告王命，出外护卫诸侯，这是世子与霸国外交以胁迫其君主，《春秋》必定会有贬斥。现在护卫一事没有贬斥，所以怀疑杜预的说法不对。有人说：“郑伯因为王命的缘故，不参加首止的盟会，《春秋》用‘逃’字记载，罪过怎么这么深呢？”回答说：“君主能制约命令才合乎义。齐桓公护卫诸侯朝见王世子，尊崇世子是为了尊崇王命。而惠王因为私怒告诉郑伯，让他背叛齐国，这就是制约命令不合乎义。郑伯应当向王陈述大义，极力说明不可行，一定要等到盟会结束才离开，这样才对义尽到了。哪有拿着王的私命，逃避诸侯就离开的呢？《春秋》记载‘逃’，表明是他自己逃跑，王并不能让他逃跑。”

楚国人灭掉了〇〇国，〇〇国国君逃奔到黄国。

左氏认为江、黄、道、柏正与齐国和睦，都是〇〇国的姻亲。〇〇国国君倚仗他们而不事奉楚国，又不设防备，所以灭亡。我认为召陵之战，江、黄确实张开了犄角之势，江、黄与中原国家和睦，不是楚国的利益，所以灭掉〇〇国以孤立他们。如果齐国人这时能派出偏师，联合江、黄作为声援，〇〇国必定不会灭亡，而黄国与江国也没有后来的祸患，可惜啊！

九月戊申朔日发生日食。

冬天，晋国人拘捕了虞公。

《春秋》记载灭国，必定说“某灭某国，该国国君逃奔到某处”，或者被拘捕，必定先记载灭国而后记载拘捕。现在虞、虢两国的灭亡，都改变了体例来记载，难道没有原因吗？查考《左氏》，僖公二年，晋国向虞国借道，夺取了虢国的下阳，《春秋》不记载“取”而记载“灭”。又过了五年，晋国灭掉虢国，军队返回时袭击虞国，灭掉了它。如传文所载，虞、虢的灭亡都在五年。这一年《春秋》不记载“晋灭虞、虢”，只记载“晋人执虞公”。两国的灭亡，有其义理而缺失了文辞，传文所载，恐怕有不尽可信的地方吧？各位儒者都没有确切的论断。木讷认为虞、虢都是王畿内的诸侯，下阳是虢国的采邑，说虞、说虢，

译就像周公、祭公那样，虢本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虞、晋灭掉下阳就是灭虢，晋国拘捕虞公就是灭虞。从土地的角度来说，重点在于土地；从人的角度来说，重点在于人。没有得到那块土地，就无法灭虢，所以从土地的角度来说；既然已经拘捕了他们的君主，那么他们的土地也就全部被占领了，所以记载为“拘捕虞公”，其实都是灭国。木讷的说法辨析清楚了，说拘捕其君主则其土地随之被占领的观点比较接近事实，说虞、虢是王畿内拥有采邑的诸侯的观点则是错误的。各种史书所载，虞、虢都是成周初年建立的国家，虞是大王的儿子，虢也是文王的弟弟，他们最初受封的情况非常明确，怎么能说他们不是国家呢？大概虢有两个，虢仲、虢叔担任文王的卿士，一个封在东边，一个封在西边，一个在上阳，一个在下阳。《春秋》不记载“灭虢”而记载“灭下阳”，是为了区别于上阳。推测虢公居住在下阳，先被虞、晋攻破，下阳既被攻破，上阳也就随之灭亡了吗？有人认为上阳的灭亡在春秋以前，这没有明确的证据，传言中郑庄公曾说虢叔死于制地，怀疑是被郑国所灭。至于虞公，对外是诸侯，对内是天子的三公。晋国诡诸作为篡弑的余孽，使用欺诈计谋，逞凶施暴，灭掉虞国并拘捕其君主，这是拘捕天子的三公。《春秋》记载“晋人拘捕虞公”，是为了声讨晋国。拘捕天子的三公，其罪过比灭国更大，所以举出重罪来说，而虞公接受贿赂招致敌寇，自取灭亡，其罪过也一并显现了。胡氏却说虞公身为诸侯，身为独夫，记载“晋人拘捕虞公”，是拘捕独夫的措辞。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圣人允许晋国灭国，灭国尚且不可以，何况是灭同姓之国，拘捕天子的三公呢？《春秋》称“晋人”而不去掉虞公的爵位，是为了声讨晋人拘捕天子三公的罪行。评论者只责备虞国而不惩治晋国，这难道是《春秋》的本意吗？有人说：“戎在楚丘攻打凡伯并将他带回，这与这件事相同吗？不同吗？”回答说：“不同。不足以责备。所以茅戎战败，对于天子没有避讳的措辞。晋侯灭同姓，拘捕天子的三公，不仅是灭国，还有犯上的罪行，这是应当声讨且绝对不能赦免的。”

译鲁僖公六年，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鲁公防备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讨伐郑国，包围了新城。

秋季，楚国人包围许国，诸侯于是去救援许国。

冬季，鲁公从讨伐郑国归来。

齐桓公讨伐楚国，列举其不尊奉周王的罪行，这是尊崇周王的表现。然而从最初谋划到出兵，都是因郑国的缘故。郑国应当一心一意服从中原诸侯，不要再萌生其他念头就可以了。然而在首止的盟会上，郑国逃避盟约而回国。他们哪里是共同遵从周王的命令，疾驰而去，惟恐落后呢？大概他们心里认为齐国的强大不如楚国，楚国的讨伐临近且容易，齐国的救援迟缓且困难，因此勇于背叛华夏，不再顾及逆顺的道理。中原诸侯中首先背叛的，齐国讨伐他们，道义上不容停止，所以从齐侯以下都称爵位而没有贬斥。楚国想要救援郑国而不敢，于是包围许国来救援郑国。齐侯又率领诸侯的军队前往。讨伐郑国，是合乎道义的；救援许国，也是合乎道义的。转移讨伐郑国的军队去救援许国，这就是所谓权衡时势的适宜而合乎道义。所以《春秋》记载“诸侯遂救许”，赞美他们救援迅速，而许国赖以保存。齐桓公前日骄横之心一萌生，因私怒侵犯陈国，诸侯的联盟因此防备而离散；如今救援许国、讨伐郑国，讨伐应当讨伐的，救援应当救援的，这才大大收服人心，所以又有葵丘的盟会。

鲁僖公七年，春季，齐国人讨伐郑国。

郑国尚未臣服，而桓公亲自率领军队讨伐它，以此来巩固中原诸侯的心，并预先遏制强楚侵凌的势头，这是道义上不容停止的。《春秋》称其为“人”，为什么呢？前日称其爵位，今日称其为“人”，说《春秋》没有责备，是不可以的。申侯是楚国人，却在郑国做官，违背了涛涂的忠告，以自我结好于齐国，因此有了虎牢的收获，这是通过诉讼而臣服的。齐桓公一旦听信了他的谗言，陈国人厌恶他，郑国人痛恨他，而申侯开始无法在郑国容身了。如今齐军压境，郑国于是巧言辩解，将之前的罪责归于申侯，必定说：“申侯是楚国人，却劝郑国跟随楚国，杀了他来求得和解。”齐侯果然因此退兵。唉！听信申侯的谗言而怪罪涛涂的是齐桓公；听信郑人的谗言而杀申侯的，也是齐桓公。明明知道申侯无罪，却以此作为退兵的借口，齐国也太鄙陋了。所以《春秋》称其为“人”。

夏季，小邾子来朝见。

这就是《郳黎来》，与邾国同出一源。开始接受周王的命令，列为子男爵位的国家，所以来朝见。自从周平王东迁以来，诸侯通过篡弑获得国家，周王不能讨伐，因而任命他们的很多。如曲沃武公兼并宗国，以贿赂获得封号，等到他死时，姓名不登于简牍，不给予封号。邾国、小邾国后来得封，《春秋》都保留而不删削。传注者说他们跟随齐国讨伐楚国有功，所以《春秋》记录他们。学者观察于此，可见圣人升降褒贬的大公无私。

郑国杀其大夫申侯。

《谷梁传》说：“称国名而杀大夫，是杀无罪的人。”对于里防的死，又说：“称国名而杀，是罪累及上级，杀他不符合他的罪行。”《公羊传》说：“称国名而杀的，是君主杀大夫的辞令。”我考证经文，称国名而杀的很多，不都是无罪，有众人杀他而不都出于君主的，也有称国名而杀而非罪累及上级的，不可以一例拘泥。大概《春秋》所厌恶的，是诸侯专杀大夫而不请示周王，而杀的是否得当，又应当随事情而观察，以求《春秋》的本意。申侯违背涛涂的忠告而谄媚盟主以获得封邑，陈国人痛恨他，郑国人忌妒他，诬陷他的罪行而杀他。申侯固然有罪，而杀他的人不符合他的罪行，《春秋》不赞同。观察涛涂所以被执，陈国所以受侵，与申侯所以受虎牢的赏赐，而杀的是否得当，可以得知，《公羊》《谷梁》的条例不必拘泥。

秋季七月，鲁公防备齐侯、宋公、陈世子欵、郑世子华在甯母结盟。舍弃《左传》说是防备，谋划郑国，因为郑国尚未臣服。子华在盟会上听从命令，则有臣服的迹象了。管仲对齐桓公说：“招抚携贰者以礼，安抚远方者以德，德礼不变，没有人不怀念。”齐侯在诸侯中修明礼制，接受他们进贡给天子的方物而归还给周室，诸侯于是知道事奉上级的礼节。郑国世子华想要除去三大族而成为齐国的内臣，管仲极力说不可。桓公说：“诸侯对郑国有讨伐，尚未成功。如今如果有衅隙，跟随他不也可以吗？”管仲回答说：“君主如果用德安抚，加上严厉的辞令，而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国将忙于覆亡都来不及，岂敢不畏惧？如果总括其罪人来临阵，郑国就有借口了。子华是太子，而请求介于大国，以削弱他的宗国，他必定不免。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三位良臣执政，不可离间。”齐侯辞退了子华。这年冬天，郑伯请求结盟。唉！管仲可以说是以礼服人的人了，桓公也可以说是乐于听从劝谏、知道自我克制的人了。假使桓公听从子华的话，以诈术使郑国臣服，事情未必成功，且会失去诸侯。如今以礼示之，以德安抚，郑国不旋踵而请求结盟，所以甯母的盟会，圣人称其爵位，所取的就是在这里吧！

曹伯班去世。

公子友前往齐国。

冬季，安葬曹昭公。

《春秋集传详说》卷九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传详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十 宋 家铉翁 撰

僖公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