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详説卷十五

译《春秋集传详说》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十六 宋家铉翁撰

宣公下【定王八年、晋景元年、楚庄十五年】

十年春，鲁宣公前往齐国；鲁宣公从齐国回来。

齐国人归还了我们济水西岸的田地。

有人说：“齐国人归还疆土，在《春秋》经文中一共出现了三次，唯独这一处的书法特别不同，用‘我’来系属田地，《春秋》大概也是有意为之吧？”回答说：“这是因为齐国人归还了贿赂的田地而记载，所以与其他归还疆土的书法特别不同。大概天道十年为一个周期，人事十年就一定会发生变化。鲁桓公篡夺隐公之位，历经十年而没有受到讨伐，《春秋》在这一年开始书写‘王’来匡正它，那年冬天三个国家来讨伐鲁国，《春秋》用爵位来褒奖它们，因为它们能够用兵指向逆贼的国家。现在鲁宣公篡夺公子赤之位，到这里已经十年了，周天子没有讨伐，方伯不过问，齐国人忽然归还了贿赂的田地，《春秋》记载‘齐人归我济西田’，并不是因为归还贿赂的田地就免除对齐人的讨伐，也不是因为归还贿赂的田地就赦免鲁人的罪过。大概是因为十年之久，天理必然恢复，齐国人知道罪责所在，而主动拿出原来的田地归还给鲁国，这是上天使之如此，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从此不过几个月，齐惠公忽就死了，天道至此完成了一个周期，他的罪恶也成熟了。《春秋》书法之所以与其他不同，是为了彰显上天的讨伐。”有人说：“鲁宣公难道没有受到讨伐吗？”回答说：“鲁宣公是首恶，齐惠公是助恶的同党。《春秋》讨伐罪人，必定诛杀助恶的同党；天道降祸于淫乱，也必定诛杀助恶的同党。襄仲、敬嬴虽然内心蓄谋篡弑，但如果没有齐惠公的主持，他们无法成就其罪恶。公子赤是齐国的女婿，杀了他而立公子倭；姜氏是齐国的女儿，休弃了她而立敬嬴。这些都是齐惠公所为，违背道义败坏常理，断绝灭绝人伦。现在十年之久，终于受到上天的诛杀，《春秋》在记载归还贿赂田地之后，书写‘齐侯元卒’，表明他是伏罪而死。议论的人却说《春秋》是记录齐侯的改过，既然他是乱臣的同党，使他弑君篡国，罪大恶极，上天诛杀将要降临，却想用归还贿赂的田地来解脱自己，这就像盗贼杀人后归还财物，能称为改过吗？《春秋》是讨伐他，而不是记录他的改过。”

夏四月丙辰日，发生日食。

己巳日，齐侯元去世【义理见上文归济西田】

齐国崔氏出逃到卫国。

《左传》认为崔杼受到惠公的宠信，高氏、国氏畏惧他的威胁，趁着惠公去世而驱逐他，书写“崔氏”，是因为他没有罪过。我根据年月考证，这一年到崔杼弑君，大概有五六十年的时间。如果崔杼活到七十岁，这时他刚成年，不应该权势已经盛大到被人畏惧。怀疑这不是崔杼本人，可能是他的父亲，或者他的族人，都不得而知。《春秋》紧接着齐惠公去世，书写“崔氏”出逃，是为了诛责高氏、国氏。君主尸骨未寒，就驱逐君主的同党，并牵连到他的族人，这是无君的表现。推演这种心态往后，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宣公去世而鲁国人驱逐归父，惠公去世而齐国人抛弃崔氏，都是无君的表现。《春秋》记载这些，是防微杜渐的意思，并不是为崔氏和归父而书写。传注家认为书写氏名，是记载他们无罪，这不是经文的本意。

鲁宣公前往齐国；五月，鲁宣公从齐国回来。

这是奔齐国的丧礼。周天子的丧礼，鲁国不奔丧、不赠送助丧财物，现在却怀着辅助篡位的私恩，为齐国奔丧，事情太悖逆了。春天书写“公如齐”、“公至自齐”，没过几个月，又书写“公如齐”、“公至自齐”，详细记载是为了贬斥。《春秋》对于鲁国的大恶，常常详细记载以显示义理，不加贬斥而义理自然显现，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癸巳日，陈国夏征舒弑杀了他的国君平国。

有人说：“国君无道被弑杀，称国以弑，是传注的体例。齐懿公夺取阎职的妻子，阎职的父亲因此被弑杀，《春秋》书写‘齐人弑其君商人’。陈灵公淫乱杀害谏臣，罪过超过商人，弑君者却以氏名书写，为什么呢？”回答说：“不写明夏征舒的氏名，无法显示祸乱产生的根源，讨伐夏征舒也是为了治理平国。杜预认为陈灵公的罪恶没有加于百姓，所以称臣以弑，这是被体例所拘束，强求解释，离正道太远了。”有人说：“当时诸侯弑君的有四个国家，鲁国的宣公、宋国的鲍氏，罪过兼具篡位和弑君；郑国的归生因为一时的愤怒犯上作乱，夏征舒不能忍受淫乱的侮辱而招致覆亡。这四个人，如果处在孔子的时代沐浴斋戒请求讨伐，应该先讨伐谁呢？”回答说：“宋鲍、鲁宣，应该先讨伐；归生其次；夏征舒虽然有弑君的罪过，也有值得怜悯的情由。楚庄王如果想要伸张讨伐弑君之义，应当先讨伐宋、鲁的两个弑君者，否则也应当正法归生。现在舍弃大的而治理细末，又借此谋取利益，这是逐利的军队，不是讨伐逆贼的军队。学习《春秋》的人应当首先辨别这个义理，又详见《楚入陈》。”

六月，宋国军队讨伐滕国。

宋鲍听说晋国多事而用兵于滕国，围攻滕国没有降服，又接着讨伐它，未必没有宋襄公拘执楚将婴齐的心意。宋襄公尚且不能成功，何况宋鲍呢？《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贬斥。胡安国说：“宋国是大国，爵位是上公，霸业的余绪，邻国有弑逆，不能声罪致讨，却用大军讨伐小国。”议论虽然美好，但不是用来责备宋国的。仗义的人可以讨伐不义

译没有瑕疵的人，才可以去责备别人。宋国的鲍是弑君贼尚未被讨伐时的人，让他去讨伐弑君贼，这不符合《春秋》确立法则以警示后人的本意。鲍杀害了他的国君并篡夺了君位，罪过比华父更重，却指望他能去讨伐华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译公孙归父前往齐国参加齐惠公的葬礼。

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曹国人攻打郑国。

这四个国家攻打郑国，是因为郑国对楚国怀有二心。《春秋》都称他们为“人”，称这四个国家为“人”，是用来贬低晋国的。亲身承担天下的艰难，然后才可以责备别人顺从自己，没听说过亲身承担天下的安逸，却责备别人难以顺从的。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能取得诸侯的拥戴，是因为他们对内尊崇王室，对外抵御荆楚，救灾济困，急切地亲身承担天下的艰难，诸侯有所依靠，荆楚有所畏惧，因此能够成就他们的霸业。自从晋襄公死后，灵公、成公、景公三位国君都不能承担重任，而楚庄王日益强盛，向北争夺诸侯，今天侵犯陈国，明天侵犯郑国，严重的甚至到中原展示武力，将要实现他最大的欲望。晋国人仅仅派出偏师，又畏惧躲避退缩，不敢轻易侵犯楚军的锋芒，只是等待楚军车辙向南，在一两个小国身上发泄怨恨。现在又联合诸侯兵临郑国，即使能拿下郑国，能保证楚军不再出兵吗？这就是所说的亲身承担天下的安逸，却责备别人难以顺从。有人说：“在这个时候，什么是艰难？什么是优先？”回答说：“铲除篡逆、锄除凶恶，是霸政最优先的事。自从赵盾执政以来，宋、齐、鲁都曾弑杀其君并篡夺国家，赵盾内心有所愧疚，一概置之不问。现在郤缺执政，如果有志于谋求诸侯的拥戴，应当先惩治那些弑杀其君的诸侯国，这样然后名分正当而言辞正直，道义确立而威令施行。不知道这样做，却率领三国攻打郑国，而把讨伐逆贼的任务留给楚国，于是使得楚国挟持仗义的名义，来向天下展示。晋国的霸业从此更加衰落，是因为国家没有人才啊。”

秋天，周天子派王季子来鲁国聘问。

《公羊传》说：“称‘王’，称‘季子’，是表示尊贵，因为他是天子的同母弟。”鲁宣公即位到现在十年了，仅仅派了一个像蔑这样的小臣去京城，而天子随即派尊贵的弟弟来回报，天子对待鲁国可以说是很优厚了。而宣公只知道向齐国屈服，所以侍奉天子的态度轻慢得像没有一样。胡文定说：“宣公不朝见周天子却朝见齐侯，不奔丧周天子却奔丧齐侯，不派贵卿去防备匡王下葬，却让公孙归父去防备齐侯下葬，即使没有举用法度，不聘问也可以了。却让季子来，天子的威灵更加不震动了。”这个论断固然正确，我认为鲁国有罪，但不能因此责备天子。周朝自从惠王、襄王以来，日益趋向削弱，派遣同母弟聘问鲁国，还是说厚往薄来，我用这个来怀柔诸侯。天子更加谦逊，鲁国更加轻慢，鲁国实在可诛，《春秋》通过并列记事来书写，是责备鲁国。

公孙归父率领军队攻打邾国，夺取了绎邑。

滕国有什么对不起宋国，而宋国攻打它？邾国有什么对不起鲁国，而鲁国侵犯它？都是因为中原没有盟主，强者欺凌弱者，众者暴虐寡者，而没有谁能禁止。胡文定对于宋国攻打滕国、鲁国攻打邾国，都责备他们不能讨伐陈人弑君的事。我认为这不是应当责备的却去责备了。宋国鲍氏弑杀昭公、鲁国宣公弑杀赤，都是弑杀其君并篡夺其国，如果有帝王在上，必定诛杀而不赦免。陈灵公淫乱于夏氏，被徵舒所杀，陈灵公本来有自取灭亡的原因，徵舒的罪行还低于宋、鲁的两个弑君贼。现在责备两个弑君贼去讨伐徵舒，这是用混乱去治理混乱，恐怕不可行吧？

大水【义理并见后面的“饥”】

季孙行父前往齐国。

冬天，公孙归父前往齐国。

行父还没有返回，而归父又前往齐国，左氏认为是因为攻打邾国的缘故，不对。行父前往齐国，是因为顷公刚即位而去礼节性地拜访，是常礼；归父前往齐国，则是宣公派他的亲信臣子向齐侯吐露心腹之言，不是常礼。归父是襄仲的儿子，他的父亲弑杀了齐国的外甥而立宣公，齐惠公实际上是外主。现在顷公新立，害怕有讨伐，所以派仲的儿子去齐国，重重地表示卑屈以逃避篡弑的讨伐。《春秋》并列记载两位使者的出访，是诛责他们的奸邪，不是因为攻打邾国的缘故。

齐侯派国佐来聘问。

没有满一年的国君，不能以父亲的身份自居，所以称“子”。不得已而与邻国交往，称“子”不称“侯”。现在国佐来传达使命是为“侯”，《春秋》因为他以父亲的身份自居，所以书写以贬低他。

饥荒。

自从宣公即位以来，六年记载了蝗灾，七年记载了大旱，现在记载大水，又记载饥荒，灾祸的征验频繁，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严重的了。旱灾而记载大旱，水灾而记载大水，是因为变异反常而记载。水旱波及的范围广，这就是变异反常。宣公作为臣子弑杀其君，作为儿子驱逐其母，罪恶极大，天讨没有施加，就发为水旱之灾，百姓再次遭受其虐，《春秋》记载这些，是为了垂戒后人。

楚子攻打郑国。

胡文定说：“九年楚子攻打郑国称爵位是贬辞，这一年楚子攻打郑国称爵位是直辞。”我认为经文本来就有辞语相同而意义不同的情况，这两次楚子攻打郑国没有不同。《春秋》自从连年以来，担忧强大的楚国最终称霸中国，所以正其名曰“子”，用来抑制他僭越的称号，显示天下共主在周，楚国人不得干预。所以他欺凌中国时，亲自率领军队就记载“楚子”，他的臣子率领军队出征就记载“楚人”，这不是褒贬所在。大概记载爵位或记载“人”，对于中国诸侯来说是褒贬，楚国既然僭越称号自我隔绝于王室，《春秋》记载爵位以纠正他，不是用来褒奖他。这两次攻打郑国都是贬辞，不是直辞。如果说九年郤缺救援而得以记载，这一年士防救援而不得以记载，那么意义各有所在。郤缺刚开始执政就出兵救援郑国，在柳棼打败楚军，与其说是他能救援；士防使用偏师，无益于

译去救援郑国，这一年郑国就顺从了楚国，所以简略地没有记载罢了。

译鲁僖公十一年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楚子、陈侯、郑伯在辰陵结盟（《谷梁传》作夷陵）。

这是陈国、郑国都臣服于楚国，是中原各国的忧患。然而陈止斋却说：“将楚子列在陈侯、郑伯之上，起初是给予楚国霸权。”我私下不敢赞同这种说法。《春秋》以纠正僭越窃位为首要任务，不承认僭越者主持诸侯盟会。而楚国是僭越窃位最严重的，《春秋》排斥它还来不及，哪里会说给予它霸权呢？将楚子列在陈侯、郑伯之上，是为了彰显南蛮的蛮夷之国却僭居在中原诸侯之上，扰乱了内外尊卑的界限，并贬低顺从楚国的这两个国家。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对当时有大功，是因为他们对内尊崇王室，对外排斥僭越者，极大地安抚了中原各国的人心，所以《春秋》才给予他们霸权。楚国一天天以僭称王号、窥伺周室为事，《春秋》的大义大法，在于斥责断绝它罢了，哪里有什么给予霸权呢？况且这时陈国人一心顺从楚国，依仗凶恶、包庇邪恶，已经好几年了。现在陈国有难，楚国应当为他们讨伐贼人。那个夏徵舒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罢了，就在辰陵会盟时，召来杀了他，有什么难的？却特意以此作为灭国的开端，为了利益而做，用欺诈手段来完成，这难道是《春秋》所赞许的吗？大抵僭称王号的楚国不可以称霸中原，如果它僭称王号却允许它称霸，那就是有两个王了。读《春秋》的人要谨慎啊。

公孙归父会同齐国人攻打莒国。

之前攻打邾国夺取绎邑，与这次会同齐国攻打莒国，都是由公孙归父率领。这是公孙归父给国家招致祸患，向小国索取过多，《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谴责他。

秋季，晋侯在櫕函会同狄人。

楚国为什么在辰陵与陈、郑结盟？是为了谋求称霸中原。晋国是霸主国家，不能协调安抚诸侯，却去会同狄人。对比这两件事来看，晋国的地位低下得很厉害。有人说：“晋国自从灵公、成公以来，不是楚国的对手，衡量德行和力量，不也是《春秋》所赞许的吗？”我认为楚国固然还是以前的楚国，晋国也是文公、襄公时的晋国。文公、襄公使用它，称霸中原还有余力；灵公、成公使用它，连保全自己的国家都不够，这也在于用人罢了。由于赵氏掌权，各位大夫各自谋取私利，没有把国家大事当作自己责任的人。君主平庸，臣子专权，就像背负着乌获那样的力气却举不起鼎，不是力气不足啊。《春秋》记载“楚子、陈侯、郑伯在辰陵结盟”，接着记载“晋侯在櫕函会同狄人”，通过对比事件来显示贬斥，其意义非常明白。《春秋》中年间多通过对比事件来体现义理。

冬季十月，楚国人杀了陈国的夏徵舒。丁亥日，楚子进入陈国，把公孙宁、仪行父送回陈国（孔宁、仪行父在国君被杀后，害怕获罪逃奔到楚国）。

有人说：“楚庄王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陈国，讨伐夏徵舒弑君的罪行。《春秋》不记载‘楚国人攻打陈国’，直接记载‘楚国人杀了陈国的夏徵舒’，接着记载‘楚子进入陈国’，又接着记载‘把孔宁、仪行父送回陈国’，说杀、说入、说纳，其中的含义在哪里？”回答说：“《春秋》不给予楚国讨伐贼人的名义。所谓讨伐，是秉持正义前往，奉行辞令征伐，诛杀那个人，安定那个国家然后离开，自己没有任何利益，这才叫讨伐。现在楚庄王听从孔宁、仪行父的邪谋，用欺诈手段袭击陈国，为了利益出兵，悬挂陈国的土地不能得到，就接纳那些首恶之人，开始于欺诈，终结于悖乱。《春秋》记载杀、记载入、记载纳，不给予楚国讨伐贼人的名义。大抵陈国是楚国的盟友，依仗凶恶、包庇邪恶好几年了，晋国人招唤他不来，攻打他不屈服，把国家托付给楚国。现在陈灵公被杀，为他讨伐贼人，不是楚国是谁？却秉持正义来谋取利益，几乎想要灭亡别人的国家，讨伐贼人不是这样的。况且夏徵舒，是陈国的一个普通人，本来不是掌握权力的人，国君无道污辱了他的家，他忍不住愤怒，起来杀了国君，不像鲁国的襄仲、郑国的归生、晋国的赵盾那样弑君立君，威势行于中原，必须等待外兵才能攻克。楚庄王有意为陈国讨伐贼人，就在辰陵会盟时，召来夏徵舒杀了他，陈国就没事了。却在结盟之后，突然兴起掩袭的军队，进入陈国就把它当作县邑，秉持正义来成就利益，假借诚信来施行欺诈，这是《春秋》非常厌恶的。幸好听从了申叔的话，事情没能得逞，仍然接纳那些朋党淫乱、首恶的人，让他们在陈国重新执政，那么他那点本心还在于利益，只是害怕晋国军队的来救，所以急忙放弃而离开，并不是知道不义，后悔而不做了。所以说：楚国进入陈国，是追逐利益的军队，不是讨伐叛逆的军队。这次战役，楚国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陈国，《春秋》不记载‘楚国人攻打陈国’，直接记载‘楚国人杀了陈国的夏徵舒’，是说夏徵舒不等待用兵就可以擒获；接着记载‘楚子进入陈国’，是说夏徵舒已经死了，楚国还进入陈国，其志向不在夏徵舒；又接着记载‘把孔宁、仪行父送回陈国’，是说他们包庇邪恶、推崇奸佞，用混乱来助长混乱，不是真正能讨伐贼人的人。书法非常明显，而各位儒生竟说《春秋》给予楚庄王讨伐贼人的名义，为什么偏见如此呢？齐桓公、晋文公勤勉地以彰显正义来表现自己，只是因为用心不纯，圣门学者还羞于称道他们。楚庄王却是用混乱来助长混乱的人，却说《春秋》给予他霸权，恐怕辨析得不够明白吧？”○后来楚灵王灭掉陈国和蔡国，完全沿袭楚庄王秉持正义来施行大不义的做法，祖宗所做的事，子孙都效仿，因此导致身死国亡。

译它之所以形成，是逐渐积累的结果。

译鲁僖公十二年春天，安葬陈灵公。

讨伐弑君者后记载安葬，这固然是《春秋》用来垂示法度的原则，但也有些情况不能仅凭惯例来看待，陈灵公的安葬就是如此。陈灵公死后直到如今两年，才记载安葬，大概是孔宁、仪行父为他安葬的。他因为淫乱而被弑杀，现在又由淫乱的同党安葬，并非陈国国人安葬他。《春秋》在记载孔宁、仪行父回国之后接着记载安葬，其义理大概就在这里，并不是因为讨伐了弑君者才记载安葬。

楚子围攻郑国。

连年晋国与楚国争夺郑国，《春秋》都不予认可。晋国不能主持华夏盟约，体恤灾难、救助患难，只想让小国顺从自己；楚国不能削去僭越的称号，遵守礼制、尊崇周王，只求在中原称霸。《春秋》实际上对双方都有指责，而对楚国的指责更为严厉。所以近年来，楚国对陈、郑、宋用兵，《春秋》一律称楚君为“楚子”，旨在表明楚庄王倚仗才智，穷兵黩武日夜不停，直呼其名以责罚他，这不是爵位。这次战役，《左传》说楚国攻克郑国并进入其中，郑伯肉袒牵羊来迎接。楚庄王退兵三十里与郑国结盟，大概是因为晋国军队已经出动，楚国听说后急忙撤离，并非得到郑国而不攻取。

夏季六月乙夘日，晋国荀林父率领军队与楚子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评论者认为邲地战败后，《春秋》于是认可楚国称霸，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春秋》固然指责晋国，但从未认可楚国。这次战役，晋国出兵救援郑国，而《春秋》记载“晋荀林父率领军队与楚子交战”，不记载救援郑国，因为行动迟缓来不及救事，郑国已经屈服于楚国，没有救援郑国的实际效果，所以不给予救援郑国的美名，这是指责晋国，并非认可楚国。晋国此前救援郑国及陈国，只派出偏师，实际上没有与楚国作战的决心。如今诸侯的卿大夫都出动，兵势非常强盛，而荀林父逗留迟疑不前进，只称赞楚国的强盛，鼓动众人退兵，于是随行的各位卿大夫都没有作战的意愿，军队还未交战士气已衰竭，稍微知道自我奋发的只有先縠一人罢了。《传》中所记载先縠的话，言辞正直而气势壮盛，是国家的良臣，各位统帅嫉妒他。此外魏锜、赵旃鼓动勇气想要作战，也被说是因为谋求卿位不得，愤怒而想使晋军失败，这都是荀林父及那些想要逃跑的人憎恶他们而加给他们罪名，《左传》记载了这些，后人相信了，颠倒了是非曲直太严重了。《春秋》纠正荀林父违抗军令的罪责，记载“荀林父与楚子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这是指责荀林父，并非认可楚国。召陵的军队、城濮的战役，齐桓公、晋文公亲自穿戴甲胄，为诸侯表率，所以能够成功建立功业。晋国自灵公、成公到景公，幼稚无知，仰仗群下，日益削弱。如今楚子亲自率领军队围攻郑国，而晋国仅用各位卿大夫抵挡，各位卿大夫又各自为谋，不统一指挥，想作战的只有两三人，想逃跑的有六七人，用这样的军队作战，怎能不失败？《春秋》指责晋国各位卿大夫不忠于所事，因此书法特别严厉，难道因为晋国一次战败，就认可楚国称霸吗？齐桓公保存三个灭亡的国家，义士尚且有人非议他，何况僭越称王的楚国，可以让他称霸中原吗？止斋是名儒，立论如此，恐怕会迷惑后人，不得不辩驳。

秋季七月。

冬季十二月戊寅日，楚子灭亡萧国。

萧国是宋国的附庸。楚庄王进入陈国，围攻郑国，在邲地击败晋国，穷尽兵力以威慑大国，志得意满而骄傲，轻视宋国，所以灭亡萧国来触动宋国。从此宋国开始多事，易子而食、析骸而炊的祸患，由此发端。《春秋》记载这件事，不仅归罪于楚国，也以此忧虑中原华夏。

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曹国人在清丘结盟。

幽地结盟时，内外小大诸侯都欣然来结盟，那是齐国霸业正兴盛的时候。新城结盟时，分散的诸侯重新聚合，那是晋国霸业逐渐衰微的时候。清丘结盟时，意见不同的多而相同的少，晋国已不可再言称霸了。而《春秋》对于四国进行这次结盟，仍然以“同盟”记载，嘉许他们不因胜负而决定顺从或背离，舍弃如燎原般强盛的楚国，跟随刚刚战败的晋国，所以仍然允许他们称为“同盟”。然而与幽地结盟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宋国军队讨伐陈国，卫国人救援陈国。

讨伐他人者多不被《春秋》认可，这次讨伐《春秋》没有讥讽；救援他人者多被《春秋》推崇，这次救援《春秋》有贬斥。大概宋国讨伐陈国，是义理所允许的。前几天楚子灭亡萧国，萧国是宋国的附庸；如今宋国人出兵讨伐陈国，也是讨伐楚国的同盟国，为什么不可以？卫国救援陈国，是因为晋军新败，谋求自己与楚国结交，并非知道义理应当救援而救援。胡氏说：“陈国有弑君的动乱，宋国不能讨伐，而楚国讨伐了，既然悬挂陈国又恢复封立，陈国感激楚国的恩德而不二心，不足以过多责备。宋国不能内省自己的德行，匆忙用大军讨伐，不是义举。卫国以救援记载，是表明宋军不义，陈国值得怜悯。”我私下认为不对。楚国挟持仗义的名号来行其大不义，用诈术进入陈国，几乎想要灭亡别人的国家，《春秋》不认可。宋国是先代之后，心系中原，出兵讨伐楚国的同盟国，做别人难以做到的事，说它不义是不可以的。卫国刚刚在清丘受盟，却救援陈国以求媚于楚国，说它的救援是义举也是不可以的。《春秋》的义理在于排斥楚国，胡氏以楚庄王悬挂陈国为讨伐弑君者，主张太过，看似依据正道而实际上不对。前面已经详细论述，在这里再穷究其说。

鲁僖公十三年春天，齐国军队讨伐莒国【《公羊传》作讨伐卫国】

夏季，楚子讨伐宋国。

有人说：“楚子讨伐宋国，合乎义理吗？不合乎吗？《春秋》认可吗？”

译吗？不是这样吗？」回答说：「《春秋》不赞同这种行为。大概宋国是可以讨伐的，但楚国讨伐它，则是为了自身的私利。宋国的鲍弑杀其君并篡夺国家，到现在已有十多年了，只有郑国人与他进行大棘之战，稍微能够惩治其篡弑的罪行。楚国不能亲自出兵讨伐宋国，去年冬天忽然鼓动其攻入郑国后的余勇，灭掉宋国的附庸，想要以此向宋国人显示威势，使他们顺从自己。宋国不为所动，于是就用兵讨伐宋国，左右观望而无所获，齐桓公、晋文公是不会这样做的。《春秋》自这几年以来，楚国有所侵伐，一律用‘子’来称呼，这不仅是为了纠正其始封时的名号，也是为了彰显楚庄王滥用武力，应当受到善于作战的刑罚，谁说他是爵位呢？」

译秋螽（《公羊传》作“〇”）

冬季，晋国杀了它的大夫先縠（《谷梁传》作“谷”）。

在邲之战中，荀林父身为晋军主帅，迟疑畏缩，刚到达黄河边就商议撤军，士兵们防备着扎营，没有不都是为了躲避楚国、保全自己而打算的。只有先縠毅然请求出战，说：“整顿好军队出征，听说敌人强大就撤退，这不是大丈夫所为。”又说：“因为我的缘故失去霸权，不如去死。”他的忠诚愤慨激昂壮烈，只求与敌人交战，而其他将领都偏袒荀林父，只担心撤退得不够快，因此导致了战败。荀林父应当服受最重的刑罚，先縠不仅无罪，还应当受到奖赏。因为撤军是众人所希望的，进军作战是众人所忌讳的，所以迟疑畏缩的人得以无事，而忠诚愤慨激昂的人反而遭受杀戮，这是由于晋景公昏庸无能，导致用刑错乱，晋国从此更加不能有所作为了。《春秋》记载“晋国杀其大夫”而不去掉他的官职，是为了彰显先縠无罪。胡氏却说先縠违抗命令，元帅不能执行刑罚，因此导致战败，这是用《左传》中浮夸不实的话来作为《春秋》褒贬的依据，我私下不敢认为这样是对的。自从先縠死后，晋国的大夫各自为私利打算，没有人再以身承担国家大事，晋国因此日渐削弱。阅读《春秋》的人不妨以此观点来观察。

十四年春，卫国杀了它的大夫孔达。

根据传文，孔达是自愿用自己的身体来解除卫国的祸患，并不是卫国人杀了他。《春秋》记载“卫国杀了孔达”，是为了彰显他有罪。孔达在卫国执政，不能辅佐他的国君以顺从中国，反而违背清丘之盟，救援陈国以谄媚楚国，说他没有罪，是不可以的。

夏五月壬申，曹伯夀去世。

晋侯讨伐郑国。

在邲之战中，楚庄王亲自进入战场，晋景公畏惧懦弱不肯出战，各位卿大夫从荀林父以下望风震恐，因此招致失败。晋国人知道这一点，这次行动是劝勉他们的国君亲自率军讨伐郑国，以显示军队的严整，虽然没有什么作为，只是徘徊退却，但《春秋》仍然记载“晋侯伐郑”，是嘉奖他稍能自强，或许能防止再次振作起来。唉！自从晋襄公死后，晋灵公因骄汰而丧命，晋成公因平庸而失去霸权，晋景公因昏聩而招致失败，晋国已经不是从前的晋国了。但《春秋》仍然对晋国念念不忘，不希望楚国最终称霸中原，所以在清丘之盟时记载为“同盟”，这次讨伐郑国，按照爵位记载晋侯，是为中原感到高兴。议论的人认为《春秋》是助长楚国称霸，大概是没有精细考察罢了。

秋九月，楚子包围宋国（详见下文《宋人及楚人平》）。

安葬曹文公。

冬，公孙归父在谷地防备齐侯。

归父是襄仲的儿子。他的父亲对外交结强大的齐国，弑君专权，罪大恶极却没有人讨伐。虽然他对鲁宣公有拥立之恩，但人臣对外交结强国，这种趋势不可滋长，也是鲁宣公应当引以为戒的。先前派他去防备齐人讨伐莒国，现在又派他去在谷地防备齐侯，贼臣孽子，世代继承奸恶，照这样下去，将有什么事做不出来？《春秋》记载“归父防备齐侯”，接着记载“归父防备楚子”，通过并列记载来深刻彰显履霜坚冰的警戒，并不是说大夫与诸侯抗衡才这样记载。

十五年春，公孙归父在宋国防备楚子。

有人说：“鲁公开始在齐国与楚国结盟，《春秋》为他隐讳；等到在宋国结盟，就不完全隐讳了。现在归父在宋国防备楚子，不再为公隐讳，为什么呢？”回答说：“开始时结盟，鲁国人或许还感到羞耻，为他隐讳，是为了保存他的羞恶之心；到了第二次，到了第三次，鲁国人不再以侍奉楚国为耻，直接记载其事，不加贬斥，而道义就存在于其中了。楚国讨伐宋国，本来与鲁国无关，但鲁国人震惊恐惧，好像祸患已经到来，这正是由于宣公通过篡位弑君得到国家，十五年过去了，没有谁能讨伐他。现在看到楚国人讨伐陈国的夏徵舒，害怕而去防备，想要以此逃避弑君之罪的讨伐，这一定是公孙归父出的主意。他是襄仲的儿子，所以内心自慰而这样做，传文说是仲孙蔑请求的，恐怕不对。”

夏五月，宋国人与楚国人讲和。

《春秋》在晋楚盛衰交替之际，书法极为严谨，各位儒者的解说虽然很多，我认为都没有完全领会圣人的意思。自从齐桓公死后，荆楚的军队开始在天下横行，当时与他对抗的，只有宋襄公一人。《春秋》将宋公列在楚子之上，深深赞许宋襄公能以抵御楚国为己任，不因为他被晋楚两国拘捕，就抛弃他而不记录。现在晋国政事日渐衰微，又在邲之战中失败，威望日渐减损，与齐桓公死时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宋文公却能在这个时候对抗楚国而亲近晋国，不改变他平日的做法。楚国灭掉我的附庸，我就讨伐它的盟国；楚国经过我国而不借道，我就杀死它的使者。毅然特立，有宋襄公的风范。楚庄王因此讨伐并包围他，形势虽然危急，仍然不肯订立城下之盟。《春秋》因此嘉奖他，记载说：“宋人及楚人平”，是尊崇宋国，彰显宋国的道义足以对抗楚国的强大。议论的人被《公羊传》的说法所迷惑，认为子反、华元私下将两国的实情互相告知而罢兵，这是齐东野人的话，一定没有这种事。《左传》所记载的，才是事实。

六月癸卯，晋军灭掉赤狄潞氏，把潞子婴儿带回来。

《公羊传》的条例说：“‘灭’，是亡国的善辞，表示上下同心协力。”这是为当时诸侯强暴侵凌、灭掉无罪国家的人说的。如果赤狄肆意侵掠，祸患深重而铲除他们，也是道义上不能停止的，灭的条例不是为这类人设立的。周武王拥有天下，灭掉五十个国家，都是纣王的党羽

译对于危害他人的人，更何况潞氏这类人每天以肆意侵扰暴虐为事，曾经灭亡了我们中原的诸侯国！如今中原诸侯讨伐并灭亡了他们，我认为《春秋》对此没有讥讽。胡文定却说赤狄从未侵犯晋国边境，并非家门前的寇贼，而晋国凭借强暴将其灭亡，太不仁义了，认为《春秋》责备晋国，这难道不对吗？狄人侵扰暴虐中原，也已经很久了。自从齐桓公称霸以来，狄人已经强盛，桓公的忧患在于楚国，想要治理狄人却来不及。从此以后，狄人和楚国交替成为中原的祸患。到了宣公时期，赤狄开始出现在经传记载中，所记载的齐、楚、晋都曾遭受其侵扰。晋景公的姐姐做了潞子的夫人，她的臣子酆舒杀了她，其强暴程度可以想象。晋国讨伐潞子，也有不得不为之的理由。陆浑没有罪过却被灭亡，胡氏认为《春秋》记录了楚国的功劳；赤狄有罪过却被灭亡，胡氏却认为《春秋》责备晋国的暴行，这是我不理解的。有人说：“以前的儒者认为赤狄是唐叔的后代，怎么解释？”回答说：“《春秋》初年，虽然三纲沦丧，但中原诸侯没有把女儿嫁给同姓国家的。潞子娶了晋景公的姐姐，他难道不是唐叔的后代吗？”

译秦国人攻打晋国。

王札子杀死了召伯和毛伯【杜预认为“王札子”是“王子札”的误写】。

王札子，是周王的兄弟，倚仗周王的宠信作乱，擅自杀害大臣。《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讥讽王室政治败坏，日益趋向混乱灭亡。《左传》说王孙苏与毛伯、召伯争夺政权，派王札子杀死了毛伯和召伯，那么首倡作乱的是王孙苏。然而如果没有王札子，就无法成就这场祸乱；如果不是周王宠信王札子并赋予他权力，王札子也无法作乱。所以记载“王札子杀召伯、毛伯”，讥讽的对象在于周王。至于王札子、王孙苏的罪过，不需要贬斥就已经显而易见了。

秋天出现蝗虫【《公羊传》作“蝝生”，义理并见下文】。

仲孙蔑在无娄防备齐国的高固【《公羊传》作“牟娄”】。

高固倚仗帮助齐侯篡位的恩情，娶了鲁宣公的女儿为妻，这是鲁国的大耻辱，而鲁宣公却不以为耻。现在高固因为齐国国事而出行，鲁宣公派大夫在半路上等候，谄媚侍奉外国臣子而自毁国家体统，《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贬斥鲁宣公。

开始按亩征税。

《公羊传》说：“税亩是什么意思？开始按亩征税。古代实行十分之一的借税法。十分之一，是天下的中正之道。多于十分之一，就是大桀小桀；少于十分之一，就是大貉小貉。十分之一，是天下的中正之道。实行十分之一，颂扬的声音就出现了。”《谷梁传》说：“古代三百步为一里，名叫井田。井田，九百亩中，公田占一份。私田庄稼长不好，不是官吏的过错；公田庄稼长不好，才是百姓的过错。初税亩，不是废除公田而按亩征收十分之一，而是认为公田对百姓的要求已经太苛刻了。”这是讥讽井田制度到这里才开始败坏。夏朝实行五十亩而贡，一个农夫受田五十亩，每个农夫计算其五亩的收成作为贡赋，考察多年的平均值作为常法，这是制度未尽完善之处。殷朝实行七十亩而助，以六百三十亩分为九区，每区七十亩，中间是公田，外面八家各授田七十亩，只借他们的劳力来帮助耕种公田，而不征收私田的赋税，这是井田制的起源。孟子说“耕种者只助耕而不纳税”，是对的。周朝制度以九百亩为井田，八家同井，中间是公田，一个农夫授田百亩，耕种公田十亩【其余公田二十亩作为庐舍及场圃】，百姓出劳力耕种公田，这就叫“借”。这大概是推广商朝的助法，虽然说是十分之一，实际上是十分之一中取其一，又比商朝的助法轻了。井田制度到周朝才完备，是助耕而不纳税的。现在鲁宣公通过篡弑得到国家，旱灾水灾、虫灾蝗灾，没有一年不有，用度不足，于是改变周朝盛世时的制度，按亩征收赋税，这就叫“税”。助耕而不纳税，是周朝制度之所以完善的原因。现在用税代替助，不计算年成的丰歉、公田私田收成的多少，制定固定的数额来征收。后来谈论赋税的从这里开始，这是成王、周公的罪人。井田制度从此开始败坏，《春秋》记载这件事来责备他。

冬天蝝虫出生。

鲁宣公六年有蝗灾，七年大旱，十年大水，十三年蝗灾，十五年又有蝗灾。自从进入春秋时期，鲁国的先公，水旱螟蝗，没有像这样频繁的。用度不足，于是又改变井田的古法而按亩征税，蝝虫出生的灾异随之而来。胡文定说：“秋天的蝗虫未息，冬天又生子，灾害严重波及百姓。”高邮孙氏却说：“蝝，是蝗虫的子。《春秋》的秋，是夏历的夏；《春秋》的冬，是夏历的秋。蝗虫在夏历的夏为灾，而蝝生于夏历的秋，一年两次为灾罢了。”孙氏的说法，是被周正所迷惑了。蝗虫对嘉谷的危害，已经在夏历的夏显现了，又在冬留下种子，将成为下一年的灾害，所以记载蝝生是为了预示下一年的灾害。

饥荒。

《春秋》在税亩之后，既记载蝝生，又记载饥荒，以显示鲁宣公率意妄行，轻率改变古制，上天显示异象，以灾害回应。蝝生是从一时而言，饥荒是从一岁而言。《公羊传》认为鲁宣公轻率改变古制，因此而有灾害，所以记载蝝生。范宁注《谷梁传》说：“蝝，是缘，缘鲁宣公税亩，所以生出此灾来责备他。”意思与《谷梁传》相同。蝝、缘之义穿凿，螽、蝝、饥都是改变古制的应验，所以继税亩之后记载。

十六年春，周历正月，晋国人灭掉了赤狄的甲氏和留吁。

晋国军队灭掉赤狄潞氏，是讨伐有罪之人。既已灭掉，却还用兵不止，这必定是想穷尽其党羽，全部夷灭才肯罢休，这难道是仁人所忍心做的吗？所以用“人”来贬斥晋国。先前楚国人围困宋国，晋国坐视不救，推辞说：“鞭长不及马腹。”现在灭掉潞氏，又灭掉甲氏，可以停止却不停止，志向在于逐利，而不能赴人之急，那些跟随晋国的诸侯会怎么说呢？

夏，成周宣榭【《公羊传》作“谢”】发生火灾【《公羊传》《谷梁传》作“灾”】。

《公羊传》说：“成周，是东周。宣榭，是宣宫之榭。”为什么说成周宣榭发生火灾？因为乐器藏在那里。其说法认为宣王庙是藏乐器的地方，宣王有中兴之功，世代不毁，所以他的庙到这里还存在。《谷梁传》也认为是藏乐之处。只有杜元凯说得对，他的说法是：“榭，是讲武屋，另外在洛阳的。”《尔雅》说：“无屋曰榭。”《楚语》说：“榭不过讲军实。”这是证据。宣，服防认为是宣扬威武之处，恐怕未必正确。

译我曾听老师讲过，周宣王在东都防备诸侯，借田猎的机会选拔车兵和步兵，东都就是洛阳。那里讲习武事的地方至今尚存，却毁于火灾。圣人哀伤修车选徒的盛况不再见于衰世，所以记载此事。《公羊传》说：“外国的灾祸不记载，这为何要记载？因为要革新周朝。”何休据此认为，孔子以《春秋》作为新王之法，上则贬抑杞国，下则革新周朝而视宋国为旧制，借着天灾中兴的乐器，显示周朝不再复兴，所以将宣榭火灾系于成周之下，使其如同本国史文，贬抑并革新它，按照王者后裔的体例记载灾祸。这是公羊学派学者制造的怪异偏颇之论，并非经书的本意，学者不必被迷惑。

译秋天，郯国的伯姬来归。

《左传》说：“这是被休弃的意思。”女子生来就希望有所归属，所以出嫁称为“归”，这是人伦常道。被休弃却称“来归”，是为了彰显这种变故。本国女子出嫁必定记载，出嫁而不记载的，是郯国的伯姬和杞国的叔姬。初次出嫁不记载，是不承认她们具备夫妇之道，被休弃的人和休弃她的人都有罪过，其义理可见于成公五年杞国叔姬来归的记载。

冬天，大丰收【其义已见于桓公三年记载有年】

鲁宣公十七年春天，周历正月庚子日，许国国君许男锡我去世。

丁未日，蔡国国君蔡侯申去世。

夏天，安葬许昭公。

安葬蔡文公。

六月癸夘日，发生日食。

己未日，鲁宣公在防地会同晋侯、卫侯、曹伯、邾子，在断道结为同盟。

结为同盟，是《春秋》所推崇的，而晋景公在清丘、断道两次结盟都记载为“同盟”，为什么呢？圣人庆幸中原各国还能自我振作，欣喜诸侯不忍心完全顺从夷狄，特意记载“同盟”来褒奖他们。既然记载了同盟，又将五国国君的爵位一并列出，这是重视他们的表现。当时楚庄王的威势大盛，晋景公的软弱平庸日益明显，而圣人在清丘、断道两次结盟上，深切地给予嘉奖，殷切地期望晋国，而评论者不察，竟说《春秋》将霸权授予楚国，这违背义理难道不严重吗！《谷梁传》说：“同盟，是共同排斥楚国。”有人说诸侯共同想要讨伐齐国，这不是事实。讨伐齐国的提议出于郤克一人的私意，《春秋》尚且不认可这次讨伐，难道会因为这个原因而认可他们结为同盟吗？第二年晋侯、卫世子臧讨伐齐国，其他诸侯没有参与，由此可以看出断道结盟的目的是排斥楚国，《春秋》因此重视它。清丘、断道两次结盟，都是庆幸他们还能同心协力。

秋天，鲁宣公从防地回国。

冬天十一月壬午日，鲁宣公的弟弟叔肸去世。

《谷梁传》说：“称‘公弟叔肸’，是认为他贤德。宣公弑君而叔肸反对他。反对他，为什么不离开呢？”回答说：“因为是兄弟，离开又能去哪里呢？给他财物，他说：‘我足够了。’编织草鞋为生，终身不吃宣公的俸禄。”君子认为这是通达恩义，因此《春秋》推崇他。我认为大夫去世而记载的，是因为身为大夫而得以记载。叔肸不是大夫，他的去世特意被记载，是因为这个人值得记载而记载的。自《春秋》记事以来，国君的母弟名字登上史册的，大多因骄纵贪婪导致动乱。只有叔肸以节操品行著称，超然于荣华利禄之外，却不废弃亲近亲人的恩情，不是有学问的君子能做到这样吗？

鲁宣公十八年春天，晋侯、卫世子臧讨伐齐国。

有人说：“楚国正成为中原的祸患，而晋国率领卫国讨伐齐国，《春秋》没有贬斥，为什么呢？”回答说：“齐国自从懿公、惠公以来，接连两代发生篡位，倚仗其强大，猖狂妄为，掠夺小国，其罪仅次于强大的楚国，没有人能治理它。现在晋景公一旦发愤，亲自率领军队，偕同卫国人进行这次讨伐，讨伐的是应当讨伐的对象。《春秋》的道义，是抑制强者，举荐弱者。晋景公懦弱没有志向，自甘被削弱，忽然兴师讨伐齐国，也足以震动中原各国的听闻，《春秋》有什么可贬斥的呢？”

鲁宣公讨伐杞国。

夏天四月。

秋天七月，邾国人在鄫国杀害鄫子【《谷梁传》作缯】

邾国人在宋襄公时代，逮捕鄫子并在社坛祭祀中使用他，《左传》将罪责归于宋襄公，我私下对此有疑问，曾在前面辨析过。现在邾国人又在鄫国杀害鄫子，鄫国遭受的灾祸太惨烈了，邾国的无道太严重了。大概复仇，是天下的重大义理。鄫国的祖先殒命于睢水，子孙苟且偷生，保全性命，没有人能以复仇为事。到了今天，再次遭受仇敌邾国的毒害，他们也是受侮辱而行动罢了。过去在邾国被杀害，臣子想救他而没有办法；现在在鄫国被杀害，臣子也坐视不救。《春秋》记载“邾人戕鄫子于鄫”，是说鄫国空无一人，盗贼横行，以至于杀害他们的国君，没有人替他们讨伐贼人、复仇，鄫国的臣子都有罪过。

甲戌日，楚子旅【《谷梁传》作吕】去世【即楚庄王，楚共王即位】

楚国不符合记载去世的体例，这次为什么记载他去世？是因为以“子”的爵位记载他。以前不记载他去世，现在开始记载他去世，是因为他更加僭越，所以以“子”的爵位记载他去世。楚国自进入《春秋》记事以来，到现在一百年，武王、文王、成王、穆王相继兴起又倒下，没有窥探周王室的心思。到了楚庄王在中原展示武力，窥视周鼎，挟持智谋、任用欺诈，想要实现他僭称王的夙愿，所以《春秋》的书法到这里发生了一次变化。当他活着时，纠正他最初受封的名号，在盟会征伐中一律记载为“子”，是抑制他。等到他去世时，又纠正他最初受封的名号，记载他去世称“子”而不记载安葬，也是抑制他。抑制狂妄楚国的僭越名号，显示天下的共主在周王室，楚国虽然强盛，想要僭越却不得。评论者却说《春秋》是提升他，所以给他爵位；重视他，所以记载他去世，这不是懂得《春秋》的人。《公羊传》说吴、楚不记载安葬，是为了避开僭称王的称号，这符合圣人正名的防范。有人说：“楚庄王记载为‘子’，如你所说，固然是《春秋》用来抑制他的僭越，楚庄王的功绩，难道都不记录吗？”回答说：“《春秋》所说的功绩，是安定中原，尊崇天子。楚庄王用兵不止，志向在于僭称王，他所谓的功绩，只是他的功绩，对中原有什么益处呢？对天王有什么益处呢？至于今年讨伐陈国，明年讨伐郑国，又明年灭掉萧国、包围宋国，我只看到他的罪过而不知道他的功绩，《

译《春秋》又选取了什么呢？秦穆公还是位和蔼可亲的贤明君主，尚且不能与齐桓公、晋文公一同称霸，更何况是楚国这种不合规矩的人呢？

译公孙归父出使晋国。

冬季十月壬戌日，宣公在正寝去世。归父从晋国返回，到了笙地（《公羊传》《谷梁传》作柽地），于是逃奔到齐国。

宣公去世时，《春秋》记载“公子遂出使齐国，子卒，夫人姜氏回到齐国”，这是为了记录襄仲、敬嬴弑君之事，其阴谋在齐国达成。如今宣公去世，《春秋》记载“公孙归父出使晋国，宣公在正寝去世，归父从晋国返回后逃奔齐国”，这是为了彰显宣公的死亡、归父的被驱逐，其阴谋在晋国泄露。归父是襄仲的儿子，为宣公谋划铲除孟孙、叔孙、季孙三家以壮大公室，他的用心虽然难以揣测，但他的事情并非不对，只是谋划不善，竟然想借助大国的力量来铲除他们。难道没有考虑到晋国的各位卿大夫，自从赵盾掌权之后，依仗党羽、培植私利，逐渐到了无法制约的地步吗？鲁宣公想要铲除强大的宗族，这难道是晋国卿大夫所愿意的吗？必定有人将他的阴谋报告给季氏。归父还没来得及回报使命，鲁宣公忽然去世，难道是因为罪孽深重而天罚降临吗？还是因为阴谋泄露而被下属抢先下手？季氏不把国君去世当作悲痛之事，肆意说出悖逆之言，追究过去的仇恨，首先驱逐了国君的心腹重臣，此时此心，犯上作乱，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春秋》在记载宣公去世之后，紧接着记载归父逃奔齐国，就是为了彰显季氏不臣服的迹象，其防微杜渐之意深远。从此以后，政权掌握在强大家族手中，鲁国国君不再能行使国君的权力，祸乱的根本，确实始于此时。那些篡夺国家的人，季氏也窃取了国家，出尔反尔，还能责怪谁呢？《春秋》这样记载，是为了讨伐乱臣贼子，为后世留下警戒。

《春秋集传详说》卷十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传详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十七 宋 家铉翁 撰 成公上【名黑肱，宣公之子。《鲁世家》认为是穆姜之子，疏证怀疑其非。周定王十七年即位，这一年是晋景公十年】

元年春王正月，成公即位。

二月辛酉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宣公。

没有冰。

这是夏历的正月二月，应当进献冰块却没有冰，因此记载以讥讽冰政不举而废礼。《月令》说：“仲春之月，宰夫取出冰块，先在寝庙进献。”《诗经·豳风·七月》说：“二之日凿冰冲冲”，是说十二月取冰；“三之日纳于凌阴”，是说正月藏冰；“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是说二月开冰。《春秋》记载“无冰”共三次，而且都在正月，因为冰政不举，在藏冰、荐冰的月份却没有冰，所以记载以讥讽它。有人指这是周历的二月，这是不对的。

三月作丘甲。

这是讥讽成公初政的悖谬。国君即位之初，轻易改变先王的制度，向百姓苛求更多，这是《春秋》所讥讽的。关于丘甲的说法，三传不同。《公羊传》《谷梁传》认为古代士、农、工、商各有其业，铠甲不是人人都能制作的。现在让丘地的百姓自己制作铠甲，不合正道。这种说法似乎没有领会经文的本意。杜预认为古代四丘为一甸，一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现在鲁国让一丘的人出一甸的铠甲，因此讥讽。虽然粗略解释了丘甲的含义，但一丘的人怎么能出一甸的铠甲呢？成公虽然无知，但他执政的人向百姓苛求，也不会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查考《周礼》及《司马法》：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五百七十六夫共同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现在所谓作丘甲，是让每丘出一副铠甲罢了。每丘出一副铠甲，那么一甸就出四副铠甲，比旧制多出一副铠甲，大概可以实行。如果按杜预的说法，让丘出甸的赋税，四邑十六井一百四十四夫出三副铠甲，那就是一甸出甲士十二人，比旧制多出三倍，断然难以实行。只如前面的说法，每丘出一副铠甲，大概符合丘甲的含义。因为古代从邑到丘，赋税是马、牛；从丘到甸，才赋税铠甲。现在丘出一副铠甲，就是每乘战车增加甲士一人，古代的兵制从此开始败坏。○又查考《司马法》：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现在作丘甲，牛马的数量都如旧制，只是每甸多增加一副铠甲罢了。每甸多增加一副铠甲，即每乘战车多增加一副铠甲。而李靖用来告诫太宗的，又似乎不同。他的说法认为周制一乘战车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那么他解释“甲”字的含义，又似乎与前说不同。如果鲁人每甸增加一甲，那么一甸之中共有百人当兵，比旧制又增加甲士和徒兵二十五人了。杜预说一甸增加甲士九人变为十二人，尚且不可行，这想要增加二十五人以凑成百人之数，尤其恐怕难以实行。不如每甸增加一甲最为适中，当时所增加的不过如此罢了。诸儒有援引李靖说法的，所以顺便讲论一下。等到哀公十二年使用田赋，马牛比旧制顿时增加三倍，甲士比这也一定增加。始作俑者，就是成公啊！

夏季，臧孙许与晋侯在赤棘结盟。

在此之前，襄仲的儿子归父作为宣公的使者出使晋国，谋划借助晋国的援助来铲除三桓。使者还没返回，晋国大夫泄露了他们的阴谋，以此作为与三家交易的筹码。宣公突然去世，归父被三家驱逐，于是鲁国开始专心侍奉晋国。晋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