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详説卷十三

译《春秋》记载“叔仲彭生在承筐抵御晋国的郤缺”，这也是在褒扬鲁国。这是不需要通过褒贬笔法就能显现出来的。后来诸侯再次会盟，最终借用了鲁国的力量。楚国并非突然强大，晋国也并非骤然衰弱。假如赵盾能在这个时候秉承周天子的命令，会合诸侯，讨伐背叛的国家，楚国难道不知道畏惧吗？赵盾在厥貉驻扎，而三国奔走听命，他却坐视不理，反而慢慢派遣郤缺来进行这种防御，只是做做样子应付敌人，从此诸侯就离散瓦解了。叔仲彭生是叔牙的孙子，惠伯初次出现【义理又见于十三年“公如晋”、十四年“同盟新城”】

译秋，曹伯来朝见。

公子遂前往宋国。

狄人侵犯齐国。

冬十月甲午日，叔孙得臣在咸地击败狄人。

鲁僖公七年，狄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国君派人向晋国告急。赵宣子派贾季去询问酆舒，并且责备他，但狄人的侵扰暴行依然如故。到了这时，鄋瞒侵犯齐国，进而攻打我国。叔孙得臣在咸地击败他们，俘获了长狄侨如，《春秋》记载此事以表彰他。大概鲁国的衰弱，并非真的衰弱，而是因为君臣没有自强的志向。齐国称霸就向齐国求援，晋国称霸就向晋国求援，楚国强大就向楚国屈节，长期积弱不能竞争，以至于落到这个地步。中间一两个能臣，为国家自我奋起，也足以警戒强大的邻国并威慑外敌，像长勺之战、咸地之战就是这样。所以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自强。

鲁僖公十二年春，周王正月，郕伯来投奔鲁国。

《左传》记载：郕国太子宋儒在夫钟自安，国人不服从。郕伯去世，郕国人拥立了新君。太子带着夫钟和郕邽两地来投奔鲁国，鲁君以诸侯之礼迎接他，所以《春秋》称他为“伯”。赵氏驳斥说：“诸侯继承君位未满一年仍称‘子’，哪有君父生病不去探视，死了不去奔丧，自身尚未即位，带着封邑出奔却称‘伯’的？况且郑忽、曹羁、莒展都已经即位，等到他们出奔时还称其名，何况郕国太子尚未继承君位呢？《春秋》是正名的书，竟然说因为鲁君以诸侯之礼迎接他所以称‘郕伯’，必定没有这种事。”这个驳斥很恰当。孙泰山说：“庄公八年，鲁军与齐军围攻郕国，郕国向齐国投降，从此成为齐国的附庸。这次是被齐国逼迫而来投奔鲁国，大概是齐国的附庸投奔鲁国。《春秋》因为他原本是伯爵，所以虽然是附庸却保留他原本的封爵以正其名，不称其名，是怜悯郕国无罪、齐国无道。”综合这两种说法来看，就能理解《春秋》的用意了。

杞伯来朝见。

杞国是先代后裔，从春秋时期所封的爵位，有时升有时降，这是经文中可疑之处，暂且搁置不论。

二月庚子日，子叔姬去世【记载子叔姬去世的体例】

《公羊传》说：“这位女子还没有出嫁，为什么记载她去世？因为她已经许配了人家。女子许配人家后，取字并加笄，死后就按成人的丧礼办理。”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左传》却说杞桓公来朝见，请求断绝与叔姬的婚约而不断绝与防地的关系，推究人情，没有断绝一个女子又再请求另一个女子的道理，杞国怎敢这样？这是叔姬许配未出嫁就去世了，所以杞国人又求娶她的妹妹，《公羊传》的说法是对的。但是《公羊传》认为凡是称“子”的都是尊贵的人，是母亲的弟弟；《谷梁传》也说这是国君母亲的姐妹；而赵氏认为这是当时国君的女儿，所以称“子”以区别，不是先君的女儿。两种说法不同，我认为称“子”是区别不同的辞令，如果不是国君的同母姐妹，就是国君的女儿，不同于其他的姑母姐妹。当时有两个字为“叔”的姬姓女子，所以知道不单单是当时国君的女儿，《公羊传》和赵氏的说法应当并存。

夏，楚国人围攻巢国。

派遣越椒来聘问而记载为“楚子”，驻扎在厥貉而记载为“楚子”，现在围攻巢国却记载为“楚人”，有人对此感到疑惑。我认为越椒的聘问，是窥伺中原；驻扎在厥貉，是胁迫中原各国。记载“楚子”，是为了削去他的僭越名号，辨别内外之分。现在围攻巢国，巢国是楚国的属国，蛮夷在自己的地盘作战，可以简略，所以记载为“人”。这是《春秋》褒贬的界限，所谓委婉而成章法。

秋，滕子来朝见。

秦伯派术来聘问。

《公羊传》说：“秦国没有大夫，这里为什么记载？是赞美穆公。”这时穆公已经去世，经文不记载“使术来”的，是康公。有人说：“秦伯派术来聘问，与楚国使者来的体例相同吗？”回答说：“不相同。《春秋》的书法，有看似相同而实际不同的。越椒来而楚军紧随其后，记载越椒来，是记录他窥伺中原。至于术来，是康公的善意，《春秋》没有贬义。”《左传》将河曲之战接续其后，附会解释说：“术来是说伐晋。”秦晋交战，由来已久，与鲁国有什么关系？术难道是为了这个缘故来的吗？有人说：“术去掉族氏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术是挑起兵端的人。秦晋争战二十多年，都是术和孟明所为。他曾被晋国俘获，现在派他出使鲁国，《春秋》厌恶他，所以不记载他的族氏，认为秦国的使者不当。”

冬十二月戊午日，晋国人和秦国人在河曲交战。

殽之战的怨恨尚未消除，令狐之战的怨恨又相继产生，这就是秦晋交战而未停息的原因。我认为殽之战的过错在秦国，令狐之战的过错在晋国。秦国趁着晋国丧事而秘密出兵攻打郑国，兵端由此开始。晋国向秦国请求国君，秦国派兵护送并接纳他，赵盾却改变初衷，不派一辆车去告知秦国，就出兵在边境抵御，晋国的过错更严重，又兴起少梁之战，因此秦国人又有河曲之战。议论的人反而说秦国人不是积怨，认为秦国有过错，这是我不理解的。大概殽之战的怨恨未平，令狐之战的怨恨又结，罪责实在在晋国，所以《春秋》不记载“秦人伐晋”，而记载“晋人、秦人战于河曲”，意思是两国都有可指责之处，而晋国更甚。

季孙行父率领军队修筑诸邑和郓邑。

杜预注：“这两个城邑，是莒国和鲁国争夺的地方。”鲁国的祸患不在莒国，但鲁国人每次详细防备莒国，是轻视弱小，以为侵吞掠夺的计策罢了。修筑一个城邑已经劳民，现在一天之内修筑两个城邑，劳民更甚。记载“城诸及郓”，是贬义。《春秋》的法度，修筑城邑不合时宜则贬斥，修筑城邑不合地点

译被贬斥，却兴兵筑城，尤其应当被贬斥。鲁国兴兵筑城共有三次：襄公十五年，季孙宿、叔孙豹筑成郛；哀公三年，季孙斯、叔孙州仇筑啓阳；加上这次共三次，都是被讥讽的。

译鲁僖公十三年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五月壬午日，陈侯朔去世。

邾子蘧蒢去世。

从正月起没有下雨，直到秋季七月。

大室的房屋倒塌【《公羊传》写作“世室”】

《公羊传》说：“世室，是鲁公的宗庙。周公的宗庙称为大庙，鲁公的宗庙称为世室，其他国君的宗庙称为宫。这是鲁公的宗庙，为什么称为世室？因为世世代代不毁弃。周公为什么称为大庙？因为在鲁国封立鲁公是为了尊崇周公。周公在前受拜，鲁公在后受拜。那么周公在鲁国吗？”回答说：“不在鲁国，是为了让天下统一于周。”“世室房屋倒塌，为什么记载？是讥讽长久不修缮。”《谷梁传》说：“大室就是世室。周公的称为大庙，伯禽的称为大室，其他国君的称为宫。作为社稷的主祭，而先君的宗庙倒塌，极力称述这件事，是记载不恭敬。”《左传》杜预注：“大室，是大庙中的正室。”孔颖达注引用《明堂位》解释说：“天子的宗庙，上面是重屋。这个大庙当中的正室，是宗庙中最尊贵的房间。”所以知道是周公的宗庙。三传的解释不同，我认为杜预的说法正确。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仪，所以宗庙有大室，有文世室、武世室。周公的宗庙在中间，鲁公、武公的宗庙作为两边的世室。经文记载大室，是指大庙当中最尊贵的正室，如果不是周公的宗庙又是什么？《公羊传》经文写作世室，是传抄时的错误。周公是鲁国的太祖，是百世不毁的宗庙，如今却倾颓不治，以至于倒塌，这是重大的变故。鲁国的君臣竟然不知道警戒恐惧，比起看到新宫火灾哭泣三天的人，还算知道因变故而改变。《春秋》对此有严厉的讥讽。

冬季，鲁君前往晋国。卫侯在沓地拦截鲁君【意义见下文鲁君从晋国返回】

狄人侵犯卫国。

十二月己丑日，鲁君与晋侯结盟。鲁君从晋国返回。郑伯在棐地拦截鲁君【意义已见于鲁僖公十一年承筐之会】

鲁国是望国，是中原各国观察礼仪并听从倡导的榜样。当楚国人在厥貉举行会盟时，宋、郑、卫都背离晋国而投靠楚国，只有鲁国派叔彭生在承筐拦截郤缺，鲁国可以说知道该追随谁了。如今鲁君再次前往晋国，与晋侯在此结盟，卫侯在他前往时在沓地拦截他，郑伯在他返回时在棐地拦截他，都以鲁国为中介而向晋国求和。他们并不是畏惧晋国，而是鲁君坚决不忍心投靠楚国，从而触动了他们的羞恶之心。这时晋国已经失去了诸侯的拥护，因为叔仲的拦截、鲁君的特殊结盟，而分散的诸侯又重新聚合，第二年就在新城会盟，鲁国是倡导者。《春秋》对鲁君的往返，详细记录并充分叙述，是褒扬鲁国。

鲁僖公十四年，春季，周历正月【周顷王去世，周匡王即位】

《左传》：这一年周顷王去世，周匡王即位。周公阅与王孙苏争夺政权，所以没有报丧。没有报丧，因此没有记载。唉！臣子对于君主，就像儿子对于父亲一样。儿子听到父亲去世，难道一定要等报丧才奔丧吗？臣子听到君主去世，因为没报丧就不临丧、不送财物、不奔丧，就像儿子不为父亲服丧一样。三纲沦丧废弃，风化教谕大大败坏，天下诸侯几乎没有了君主。《春秋》不记载周王去世，是彰显天下诸侯没有君主。

鲁君从晋国返回。

邾国人攻打我国南部边境，叔彭生率领军队攻打邾国。

鲁国在鲁僖公七年攻打邾国夺取须句，邾国人不能报复。到这时忽然兴起攻打南部边境的军队，《左传》却说邾国有丧事，鲁国吊唁不恭敬，邾国因此来讨伐，难道是这样吗？小国怎么敢向大国要求礼仪，这也是修怨罢了。《春秋》记载，是为了互相谴责他们的责任。

夏季五月乙亥日，齐侯潘去世【即齐昭公，去世但未下葬】

齐孝公死后，潘杀死了他的嗣子而自立为君，是齐国的篡位贼人。如今潘死了，他的儿子舍即位，又被弟弟商人所杀，出尔反尔，是事理当然。《春秋》不记载下葬，是讨伐他的篡位。

六月，鲁君会见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国的赵盾。癸酉日，在新城共同结盟【意义已见于鲁僖公十一年承筐之会、鲁僖公十三年鲁君从晋国返回】

有人说：“新城之盟，诸侯既然分散后又重新聚合，《春秋》记载‘同盟’，与齐桓公在幽地的同盟相同吗？还是不同？”回答说：“事情虽然不同，但所以称为同的原因是一样的。庆幸诸侯还统一于中原。晋君年幼，赵盾专权，没有称霸的意图，诸侯离去而跟随楚国，只是因为鲁君坚持道义不改变，在颓废的潮流中坚定不屈，不被楚国屈服，中原各国欣羡仰慕，所以分散的诸侯重新聚合。并不是畏惧晋国，也不是赵盾强行要求聚合。背离逆乱效忠顺从，是人心天理的共同认同，所以《春秋》赞同他们，特别记载‘同盟’，与诸侯统一于中原。”

秋季七月有彗星进入北斗。

《公羊传》说：“孛，就是彗星。说进入北斗，是因为北斗有中心。”《谷梁传》说：“孛的意思是遮蔽。说进入北斗，是因为北斗有环绕的区域。”注解说北斗有规郭，进入它的魁中。用北来书写，是为了区别于南。北斗位于天的中央，紧密拱卫北极星，统摄万象，妖气彗星，侵犯并进入其中，这是楚国的妖氛笼罩中原，王纲衰微，中原失去霸主的象征。经文记载孛星共三次，说“有星”，是指不是常见的星，不应该有却有了，是很大的异象。

鲁君从会盟地返回。

晋国人把捷菑送到邾国，没能送进去。

三传记载大致相同，《左传》认为是赵盾送的，《公羊传》认为是郤缺送的。捷菑，是晋国的人；

译貜且，是齐侯的庶子。邾国人的话说：“您凭借大国的力量去压制他，那么还不知道齐国和晋国谁能得到他。虽然如此，但貜且年长。”郤缺说：“不是我的力量不能让他即位，而是道义上不能这样做。”于是率领军队撤退，君子赞赏他不能让他即位的行为。《谷梁传》也说：“‘人’是什么意思？是贬低他。长车五百辆，绵延千里，进入别人的国家，到达城下，然后才知道怎么回事？知道得太晚了。不能让他即位，是因为在道义上不能这样做。”我认为晋国作为盟主，诸侯立太子，如果有不合适的，应当派遣一乘车的使者，询问谁年少谁年长，谁应当立谁不应当立，不应当急忙兴兵进入别人的国家，这是赵盾起初谋划得不周密。郤缺率领诸侯的军队驻扎在城下，才知道貜且年长而返回，轻率调动大军的是赵盾；知道道义上不能这样做，率领军队返回的是郤缺。《春秋》记载“人”来责备赵盾，记载“不能让他即位”和郤缺能够在道义上克制自己。

译九月甲申，公孙敖在齐国去世。

公孙敖是败坏名教的罪人。他死的时候，按照大夫的礼节治丧；他的灵柩运回鲁国时，重新记载在史册上，这并不是为了褒录公孙敖，而是为了教化孝道。查考《左传》记载：“齐国有人替孟氏出谋划策说：‘鲁国是你的亲属。把棺材装饰好放在堂阜，鲁国一定会来收殓。’孟氏听从了。卞地的人把这事报告了鲁国。惠叔（公孙敖）仍然悲痛哀毁，为此向鲁君请求，站在朝廷上等待命令。鲁君答应了。齐国人送灵柩回国。”杜预说：“大夫的丧事回国通常不记载，这里之所以记载，是因为赞赏鲁国人感念儿子而赦免父亲，敦厚公族之间的恩情，推崇教化孝道的义理，所以特别加以记录。”杜预的说法是正确的。

齐国公子商人杀害了他的国君舍。

舍是即位未满一年的国君。即位未满一年的国君应当称为“子”，现在称为“君”，这是《春秋》用来明确君臣名分，从而端正商人弑君之罪行的做法，谷梁学的义理对此阐述得很完备。有人问：“自从进入春秋时期以来，弑君篡位的人，像卫国的州吁、齐国的无知，都去掉他们的族氏以示诛责，现在商人还记载为‘公子’，为什么呢？”回答说：“州吁、无知还没有正式成为国君就被讨伐，旧史官本来就直接记载了他们弑君的罪行，所以圣人依据已有的记载去掉了他们的族氏。至于商人，虽然篡弑的罪行与州吁相同，但考察世家记载，舍的父亲昭公潘，也是通过篡弑得到国家的，现在商人杀害了潘的儿子，潘和商人都是篡贼，都应当被讨伐。书法的不同，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

宋国的子哀来投奔鲁国。

《左传》记载：宋国的高哀，是卿，因为认为宋公不义而出逃，于是来投奔鲁国。史书称他为“子哀”，是尊重他。杜氏说：“诸侯的大夫来投奔，没有不称名的。子哀称字，所以说这是尊重他。”这是把“子哀”当作字，强行寻求他值得尊重的理由。许多儒者多遵从左氏的说法，认为逃亡中的美德没有超过子哀的，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既然委身成为臣子，处在卿大夫的地位，看见国君处于危难之中，却抛弃国君而离开，还说“因为宋公不义而出逃”，这多么荒谬啊！宋昭公虽然不是贤明的君主，但从即位以来，群臣两次作乱。襄夫人是国君的祖母，又勾结公子鲍，辅佐他图谋篡位，那些图谋篡位的党羽都死在乱贼手中，昭公不能行使君权，动乱即将发生。子哀如果不在其位，洁身自好而离开，还可以说得过去；既然已经是卿了，面临危难却只求自保，作为臣子不忠，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却认为《春秋》尊重他而不称其名，这难道是圣人因事立法的用意吗？《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他失去了氏族，没有考证，暂且不论，后世的儒者不必强行为他辩解。胡氏引用微子的事例来说明，这尤其不可取。圣贤制定行为准则，怎么能与衰乱时代的大夫同日而语呢！有人问：“如果按照你的说法，《易经》所说的‘见几而作’，难道在衰乱之世就不可以实行吗？”回答说：“‘见几而作’，是针对那些沉溺宠禄、可以离开却不离开的人说的，不是针对面临危难变故、应当死节却不死、抛弃国君而离开的人说的。子哀如果没有官职和言责，离开就不违背道义；如果在卿大夫的地位，道义上就不应当苟且偷生以求免祸。把苟且免祸当作‘见几而作’，那就是名教的罪人。学者不可以不辨析【关于子哀，黎錞认为他是宋公的儿子，像子纠、子同之类。如果是宋公子，看见父亲处于危难，舍弃父亲而离开，这不是《春秋》所赞许的。孙泰山认为‘子’是宋国的姓，‘哀’是他的名。但都没有确切的论断，暂且搁置等待考证】

冬天，单伯出使齐国。齐国人拘捕了单伯。齐国人拘捕了子叔姬。

《左传》记载：襄仲派人向周王报告，请求凭借周王的恩宠向齐国求取昭姬。单伯出使齐国，齐国人拘捕了他，又拘捕了子叔姬。《春秋》在记载商人弑君之后，紧接着记载拘捕单伯、拘捕子叔姬，是为了彰显商人弑君篡国、抗拒王命、拘捕国君母亲的大恶。《公羊传》、《谷梁传》没有深入考察，竟然说单伯是鲁国大夫，因为淫乱之事被齐国拘捕，其义理大错特错。有人问：“隐公七年戎人在楚丘拘捕了凡伯，《春秋》记载戎人在楚丘讨伐凡伯并把他带回去。公羊子说：‘拘捕，是上级拘捕下级的说法。不说戎人拘捕而说戎人讨伐，是因为天子的使者被戎人拘捕，而为天子避讳。’现在齐国的商人作为中原诸侯拘捕天子使者，《春秋》不为周王避讳，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讥讽。商人弑君篡国，周王应当命令诸侯大国统领军队征讨，惩处叛逆者的罪行。现在周王既然不能这样做，反而替鲁国派遣使者以叔姬为请，这不是周王所能做的。应当讨伐而不讨伐，不应当派遣使者却派遣使者，周王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权柄，导致逆贼商人敢于犯上，悍然放肆而不以为非。《春秋》直接记载此事，是诛责商人。不说是周王派遣，是为周王避讳，也是讥讽周王有招致逆贼商人侮辱的过错。”胡文定认为《春秋》两次记载“齐人”，是罪责齐国人助长恶行。商人屡次施恩而获得民众，齐国人怀恋他的私惠而忘记他的大恶，弑君既没有被讨伐，拘捕国君母亲又没有谁能救援，那么全国的人都有不可赦免的罪行。记载“齐人”，是穷究逆贼的党羽而加以惩治。这个论调很激烈，我认为齐国人未必都追随商人叛逆。那些掌权的公卿与商人同谋，所以商人得以实现他最大的欲望。说掌权的公卿都有助贼的罪行是可以的，国人有什么罪，却说都在不可赦免的行列，恐怕不符合《春秋》用法的本意吧？汉代人每当诸侯王有反叛阴谋，株连遍及全国，正是因为刀笔吏以穷究党羽为能事，所以祸害到了这种地步。《春秋》惩治党羽，是惩治那些与掌权公卿同谋的人。

译对于叛逆，惩治邻国诸侯中依附叛逆的人，必定没有波及本国百姓的道理。我担心后来的酷吏借经义作为杀人的借口，所以不得不辩驳罢了。

译鲁文公十五年春天，季孙行父前往晋国【其义理见于季孙行父在谷地防备齐侯，以及公子遂在郪丘与齐侯结盟】。三月，宋国司马华孙前来结盟。

宋穆公、宋襄公的家族连续多年作乱，剪除国君的辅佐力量殆尽，于是拥立公子鲍，凭借襄夫人的势力大建党羽，图谋篡夺君位。华元担任右师，公孙友担任左师，华耦担任司马，鳞鱹担任司徒，乱党参杂交错，国君仅仅拥有空名而已。华孙就是华耦，实际上是公子鲍的私党，乱党派他出使各国诸侯，预先结交以免除讨伐。《春秋》记载“宋司马华孙来盟”，是说他没有奉国君之命而来。《左传》却说是他与官属一同前来，所以用他的字来尊称他，这恐怕不对吧？《谷梁传》说：“用官职称呼他，是没有国君的命令的意思。”这就对了。记载为华孙，是表明他是华督的孙子，如同武氏子、仍叔之类，这是含有讥讽意味的。华督背负着弑君的大恶，他的孙子又成为乱党，出使将归，共同促成篡弑之事，所以《春秋》就用华孙来称呼他，哀怜他不能掩盖前人的罪过，又将参与作乱。

夏天，曹伯前来朝见。

齐国人送还公孙敖的灵柩。

公孙敖因为淫乱死在异国，是鲁国的罪人，灵柩没有送还的道理。他的儿子向鲁国请求，向齐国请求，才将灵柩送还。《春秋》记载“齐人归公孙敖之丧”，是赞许齐国人能够送还灵柩。《公羊传》却说：“齐国人胁迫我们才送还灵柩，笋将前来。”这恐怕是传闻的虚妄，而《左传》所记载的才是事实。

六月辛丑初一，发生日食，击鼓，用牺牲祭祀社神【其义理已见于庄公二十五年】。

《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只有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初一，以及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初一，记载击鼓并用牺牲祭祀社神。《左传》对于庄公时期说：“这个月不是正阳之月，却使用正阳之月的礼仪，所以加以讥讽。”对于文公时期说：“诸侯应当在朝廷击鼓，却在社庙击鼓，而且天灾只有币帛没有牺牲，所以也加以讥讽。”其实《春秋》对于这两次日食所记载的完全相同，《左传》前后说法不同，是因为杂记所闻的缘故。

单伯从齐国回来【其义理已见于单伯出使齐国】。

晋国郤缺率领军队讨伐蔡国，戊申日攻入蔡国。

晋文公称霸时，在践土、温地会盟，在翟泉防备蔡国，蔡国都参与了。等到晋襄公去世，楚国在厥貉驻扎，跟随的也只有蔡国。蔡国跟随楚国之后，宋、卫、郑都跟随了，蔡国实在是罪魁祸首，讨伐它是正确的。然而舍弃强大的而惩治弱小的，晋国的执政者能不感到羞愧吗？齐桓公溃败蔡国之后才面对楚国，意图不在蔡国；晋文公侵犯曹国、讨伐卫国之后才与楚国作战，意图不在曹、卫。现在赵盾主持晋国政事，向南不能抵御楚国，向西不能安抚秦国，向东不能控制齐国，却派郤缺率军讨伐蔡国，攻入其外城。避开强横的而欺侮弱小的，虽然攻入蔡国，更加显示其无能。攻入而不占有，是害怕楚国军队前来追击罢了。

秋天，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季孙行父前往晋国【其义理一并见于后面齐人再次侵犯】。

冬十一月，诸侯在扈地结盟。

扈地的会盟，八个国家的国君前来会合，谋划讨伐齐国。讨伐齐国，不是为了鲁国，而是为了讨伐齐国人弑杀其国君。齐商人弑杀其国君，拘禁其国君的母亲，又拘禁天王的使者，亲身犯下三大罪恶。晋国讨伐他，军队正义，言辞壮烈，何愁不能取胜？现在以讨伐为名召集诸侯，却用贿赂释放篡贼，这是由于晋灵公年幼软弱不像国君，赵盾依仗权势自私，利于党贼，不利于讨贼，所以引导其国君用贿赂。晋灵公哪里知道这样做呢？《春秋》在这次会盟不记载晋国会盟，诸侯在扈地而记载诸侯在扈地结盟，削去晋国的霸权而将其等同于诸侯，对晋国的贬斥很大了！胡文定却说：“八个国家的国君为什么不排序？是省略了。《春秋》对于外国君臣用同样的辞语，省略了。为什么省略八国？是视他们为狄人。齐人弑君不能讨伐，接受贿赂而返回，所以视他们为狄人。记载诸侯在扈地结盟，是将罪恶分摊给诸侯。”我认为《春秋》的用法，是诛杀首恶而省略从犯。现在晋人以讨贼为名召集诸侯，诸侯没有敢不来的，晋国自己接受贿赂而停止，却将罪恶分摊给诸侯，舍弃首恶而议论从犯，这难道不是违背《春秋》书法的根本宗旨吗？

十二月，齐国人送还子叔姬。

有人说：“妇人有三从的道义，叔姬既然失去了丈夫，儿子又被乱贼杀害，鲁国人请求送还她，是对还是不对呢？”回答说：“有一家之私情，有天下之大义。父母希望女儿回家，是感情上不能抑制的；国君希望讨伐邻国的贼人，是道义上不能抑制的。何况鲁国甥儿因被弑而死亡，鲁国女儿因被拘禁而受辱，霸国不能讨伐，鲁国应当问责。文公如果真的赫然发愤，向天王请命，大规模兴师动众，质问齐人弑杀舍的罪过，纵然不能将商人处死，也足以在天下伸张大义。却卑躬屈膝，凭借天王的宠爱请求昭姬，置讨贼的公义于不顾，笃行归女的私情，国家因此被侵犯，姬因此被拘禁，不仅辱没了他的女儿，也辱没了天王的命令。记载‘齐人执子叔姬’、‘齐人归子叔姬’，拘禁和释放都在齐人手中，哀怜姬而痛恨鲁国。”

齐侯侵犯我国西部边境，于是讨伐曹国，攻入其外城。

这是由于扈地的会盟，辞令说：“为鲁国讨伐齐国。”随后却犹豫退缩，反而助长了商人的暴行。《春秋》记载“侵我伐曹”，是彰显齐人的肆无忌惮，晋人的无能。有人说：“鲁国不是齐国的对手，您责备……”

译讨伐贼臣的道义，难道不是您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吗？」回答说：「不。道义上允许做的，就是事情上可以做的。鲁哀公也是位软弱无能的君主，田恒杀害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后上朝，告诉哀公请求讨伐田恒。圣人必定知道事情能够成功，然后才向君主进言，圣人不是空谈的人。从前齐桓公攻打鲁国，齐昭公侵犯鲁国，鲁国未曾回避而不与之交战。如今宋国国君更加无道，鲁文公更加卑躬屈膝，自从进入春秋时期七八十年来，鲁国的卑躬屈膝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严重的了。应当讨伐而不讨伐，应当抵御而不抵御，却只以请求结盟为要务，一次请求不被听从，以至于再三请求，完全没有刚强自立的心志，还凭什么君临国家而像对待子女一样爱护百姓呢？」

译鲁文公十六年，春季，季孙行父在阳谷设防抵御齐侯，齐侯未能与他结盟。唉！鲁国没有君子，国家因此坐受其害。春秋初年，齐、鲁两国的强弱并没有很大差别，齐国得到管仲而称霸，历经几代传承，国力依然兴盛不衰。鲁国自从僖公将国政托付给季氏，到文公将政事委任给襄仲，平时无事时，他们倚仗权势肆意妄为，国君无法制约；一旦遇到紧急危难，便惊慌失措，失去谋划，不是向晋、楚两国朝廷乞求援助，就是向敌对之国请求命令。竟然没有一个人以讨伐贼臣、阐明大义为己任，为国君奔走呼告，这就是所谓的“肉食者鄙”，这样的人累积成百上千，怎么能对国家百姓有益呢！《春秋》详细记载行父、襄仲出使齐国、晋国，请求援助、乞求结盟，言辞繁多而不厌其烦，是哀叹鲁国无人，只能坐视逆臣商臣欺凌，却无可奈何。

夏季五月，鲁文公四次没有去太庙听政。有人问：“鲁文公四次不视朔，是懒惰呢？还是生病呢？《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讥讽他呢？还是怜悯他呢？”回答说：“《公羊传》认为没有病就不视朔，《左氏传》认为确实有病但史官没有记载。”其实是因为畏惧。齐国的商人已经将子叔姬送回鲁国，随即派军队压境，并且想胁迫鲁文公亲自结盟。鲁文公害怕被齐国羞辱，犹豫不敢前进，借口生病坚决卧床，派两位大臣轮流去请求。《春秋》前面记载行父在阳谷设防，后面记载襄仲在郪丘结盟，中间记载鲁文公四次不视朔，是为了表明鲁文公借口生病卧床的原因，是不想亲自出去与齐国结盟罢了。唉！强臣，是我的臣子；强国，是我的盟友。文公对内不能纠正强臣，进退俯仰，完全由季氏和仲氏随心所欲，所以对外无法控制强国，卑躬屈膝求取顺从，还担心敌人不接受，这也太可鄙了！四次不视朔，却派行父、襄仲向敌国乞求结盟，《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记述鲁文公不能像君主那样行事，不仅贬斥国君，连行父、襄仲也一并诛斥。

六月戊辰，公子遂与齐侯在郪丘结盟【《公羊传》作犀丘，《谷梁传》作师丘】这是通过贿赂才得到的盟约。齐、鲁都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齐国能攻打鲁国，鲁国难道不能抵御齐国吗？况且正直且强壮的人在鲁国，理亏且年老的人在齐国，他们凭借武力，我们凭借道义，我们有什么不如他们的呢？而行父、襄仲乞求结盟不得，以至于进献贿赂来求得结盟，比起长勺之战、乘丘之战的大夫们，真可以羞愧致死！

秋季八月辛未，夫人姜氏去世【她是僖公的夫人，文公的母亲声姜】

拆毁泉台。《公羊传》说：“泉台，就是郎台。先祖建造的，现在拆毁它，不如不住它罢了。”胡文定认为拆毁泉台，这是履霜之渐，是弑父与弑君的萌芽，立论太过，恐怕会迷惑后人。木讷则认为先君建造它是对的，那么今天拆毁它就是错的；先君建造它是错的，那么今天拆毁它就是对的，认为文公拆毁泉台是为了替庄公消除恶迹，是大孝，怎么能说是错的呢？这两种说法一个过分，一个不足。我认为台子的建造，是为了游乐而劳民伤财，可以讥讽。但事情已经过去，历经三代了，拆不拆毁无关国家的存亡、治乱，又为什么要拆毁呢？不修缮就可以了。根据《左传》，文公拆毁泉台，实际上是受妖言迷惑，并不是因为认为建造台子不对而拆毁它。以此作为文公的孝道，不符合事实。《公羊传》的立论平正，深得《春秋》之意。

楚人、秦人、巴人灭掉庸国。这是楚国与庸国互相攻伐，秦国也参与了。《春秋》将秦国排在楚国之下，是疏远秦国。秦国的诗歌列在《国风》中，秦誓列在《尚书》篇末，圣人本来不想疏远秦国。但秦国人不以成周建国的身份自重，与僭越称王的狂妄楚国并列，与其联合出兵攻打他国，这与小国被楚国胁迫跟随是不同的。《春秋》记载“楚人、秦人、巴人灭庸”，是疏远秦国。从此《春秋》开始疏远秦国。

冬季十一月，宋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杵臼【即宋昭公】。有人问：“宋昭公的死，是襄夫人派帅甸攻打并杀死的，《春秋》记载宋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为什么呢？”回答说：“称‘人’，是将他等同于众人。这与众人弑君记载为‘人’的例子不同。国君行为不道，国君的祖母和大臣商议另立君主，还可以说是为了宗庙社稷考虑。现在却不是这样，据传襄夫人想与公子鲍私通，公子鲍不肯，于是襄夫人帮助公子鲍施恩。帮助公子鲍施恩，是为了让他得势。穆、襄两族之所以敢于犯上作乱，公子鲍之所以敢于谋篡，是因为夫人主持在上。那么夫人弑杀昭公，正是由于淫乱的原因，与庆父、哀姜弑杀闵公的事情恰好相同，不是为了宗庙社稷考虑。不是为了宗庙社稷考虑，那就是众人弑君。旧史一定认为襄夫人作为祖母杀孙子，道义上不能这样做。《春秋》纠正这一点，记载为‘人’、‘弑’。称‘人’，是用对待众人的道理对待她，不承认襄夫人杀孙子的身份，以此来纠正她参与弑君的罪行。鲁国的哀姜与庆父私通而弑杀闵公，闵公虽然被杀，但庆父不敢篡位。齐桓公伸张霸权讨伐，哀姜死，庆父被杀。《春秋》记载‘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夫人不称氏，是贬斥。用鲁国的事来看宋国的事，可以类推。《左氏传》却说记载宋人弑君，是因为国君无道。唉！哪有这种事！我看宋昭公作为国君，起初固然不能没有招致祸乱的过失，后来穆、襄两族倚仗祸乱再三作恶，剪除国君的党羽，树立自己的私党，昭公孤立无援地等待灭亡。传中记载他临死前的话说：‘不能驾驭他的大夫，以至于国君的祖母，以及国人、诸侯，谁接纳

译我？』这也是值得怜悯罢了。公子鲍是首恶，襄夫人是主谋，如果处在齐桓公的时代，逮捕公子鲍押回京城，严明地执行法律，襄夫人也将会受到惩罚啊。」

译鲁文公十七年春天，晋国人、卫国人、陈国人、郑国人攻打宋国。

《左传》记载：晋国荀林父、卫国孔达、陈国公孙宁、郑国石楚攻打宋国，声讨说：“为什么要杀害国君？”最终还是拥立了宋文公然后撤军。大夫没有记载名字，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应有的立场。自从齐桓公称霸以来，中原地区很久没有发生篡位弑君的祸乱。等到齐国的商人、宋国的鲍，先后弑杀国君，称霸的国家不去声讨，反而辅助他们。从此以后，篡位弑君的祸乱在中原接连发生，晋灵公、鲁昭公都死在强势的大夫手中，赵盾实际上是罪魁祸首。人们认为赵盾有背叛国君的心思，所以包庇弑君贼人而不加问罪，赵盾怎么推卸他的责任？所以《春秋》在扈地的盟会上不排列诸侯，在攻打宋国时只称“人”指代四国，这都是为了把谴责归于赵盾。赵盾身为晋国执政，主持中原盟会，庇护弑君贼人而不加声讨，怎么向诸侯交代？我从扈地的盟会、攻打宋国这两件事，就看清了赵盾的心思了。

夏天四月癸亥日，安葬我国小君声姜。

齐侯攻打我国西部边境。

六月癸未日，鲁君与齐侯在谷地结盟。

鲁国应当声讨齐国，鲁国不能声讨齐国，反而坐着承受齐商人的侮辱。与齐国的臣子结盟还觉得不满足，又攻打鲁国并要求与鲁君结盟，齐国的无道也到了极点，鲁国的不自振作也太严重了。唉！齐商傲慢而且日益骄盈，鲁文公卑微而且日益衰索，骄盈与衰索都是将死的征兆，而齐商又恶贯满盈吗？他遭受祸难是理所应当的。

诸侯在扈地设防。

两次扈地的盟会，诸侯不排列名字，《春秋》以此来削去晋国的霸权，并彰显其包庇逆贼的罪行。齐商人弑杀国君，赵盾在扈地设防，说：“将要去声讨他。”最终却接受贿赂就停止了。现在宋国弑杀国君，赵盾又联合四国的大夫，说：“将要去声讨他。”不久就拥立了宋鲍并迅速撤军。宋鲍已经拥立，地位已经确定，赵盾又再次在扈地设防。扈地的山川鬼神，也将为此咬牙切齿，何况在扈地设防的诸侯呢？所以《春秋》特别削去晋国的霸权，记载说：“诸侯在扈地设防。”有人说：“桓公二年，宋督弑杀国君，齐、鲁、陈、郑在稷地设防，《春秋》记载说：‘以成宋乱。’现在晋国两次在扈地盟会，与稷地相比没有多大区别，《春秋》不记载促成齐乱、促成宋乱，为什么呢？”回答说：“宋督弑君时，霸业尚未兴起，齐、鲁、陈、郑相继前往，共同助长篡位贼人，所以《春秋》记载说促成动乱，一并谴责在稷地设防的人。现在晋国主持中原盟会，商人和鲍先后弑杀国君，都接受贿赂而不加声讨，反而要求声讨篡位者的诸侯共同确定篡位者的地位，罪行比稷地更重，所以《春秋》削去晋国霸权以示声讨。事情虽然相同但书法不同，是因为罪行有轻重之分。”

秋天，鲁君从谷地回来。

冬天，公子遂出使齐国。

鲁文公十八年春天，周历二月丁丑日，鲁君在台下去世【义理见僖公去世时】。

秦伯防去世。

《左传》记载秦穆公去世，在文公六年。何休注释《公羊传》，认为秦伯防就是穆公，说：“因为他贤德所以记载他去世。”应当遵从《左传》，这大概是康公。穆公名叫任好。

夏天五月戊戌日，齐国人弑杀他们的国君商人。

是邴歇、阎职弑杀了他。阎职、邴歇是微贱的小臣，按法应当记载为“盗”，现在记载为“人”，是因为商人有应当声讨的罪行。弑君篡国，拘禁先君的夫人，抗拒违背王命，侮辱天子的使者，罪行重大恶贯满盈，整个齐国的人都可以声讨他。雍廪杀死无知，就是这个例子，所以不记载为“盗”。但是阎职、邴歇不能在篡位弑君之初声讨他，既然已经拥戴他为国君，又反过来弑杀他，所以不能遵循声讨贼人的例子，而记载为弑君。有人说：“这两个人实际杀害商人，现在记载为齐人，难道怀疑是众人弑杀他吗？”回答说：“不是。商人是齐国的独夫，杀害独夫的是众人，不是两个人单独能杀害他的。这两个人趁着众怒杀害他，这也是众人杀害他，所以记载为齐人。”

六月癸酉日，安葬我国国君文公。

秋天，公子遂、叔孙得臣出使齐国。

《春秋》记载遂、得臣出使齐国，接着记载“子卒”，彰显这两名大臣挟持强国的援助，回国弑杀他们的国君；也用来彰显齐惠公接受土地田产的贿赂，忍心攻打他的外甥而立他人。遂自从僖公时代，开始掌权专断盟会、专断设防、专断军事，在经文中出现大约十五六次。书中正值文公平庸昏暗，怠于政事，仲由此威福自恣，在内结交宠妾，在外勾结强邻，权势远远超出其他大臣。最终弑杀嗣君，废黜国君的母亲，立庶孽，襄仲发起，得臣、行父辅助。中立不偏倚的，只有叔仲惠伯一人，却死在贼臣手中。由于文公没有端正家庭的法度，宠妾得以与掌权的大臣交往，预先策划夺嫡之计。赤的死亡，接的拥立，这是贼臣、宠妾的本意，只是文公昏庸而不醒悟罢了。凡是出使记载正使不记载副使，这里记载了副使，表明得臣参与了逆谋，《春秋》彰显声讨贼人的义理，所以正副使都记载。

冬天十月，子去世【《左传》说子名叫恶，《公羊传》说名叫赤】。

子般被弑杀时，用名字记载他去世，当时庄公尚未安葬。现在子赤被弑杀，不记载名字，因为文公已经安葬，确立了他的国君身份，所以不记载名字，这是《春秋》的特殊笔法。有人说：“齐侯舍被弑杀，因为先君已经安葬，称君以正弑贼之罪。现在文公已经安葬，而子赤不能记载为‘薨’，为什么呢？”回答说：“史官为篡位贼人避讳。如果赤是国君，那么宣公就是弑君者，这是为贼人避讳，难道是为国君避讳吗？”

译吗？对于隐公被弑，史官为了替桓公避讳而不记载；对于桓公被弑，史官为了替姜氏避讳而不记载；对于子赤被弑，史官为了替宣公母子避讳，这些都是掩盖了弑君的事实而不按实情记载。圣人修订经典时，革除旧弊而匡正它，那么桓公与宣公都有篡位弑君的罪行，所以依据旧史而记载，不称“弑”而称“卒”，称“卒”却不称其名，这就是孔子笔法的权衡之处。然而，前面先记载了两个贼臣出使齐国，接着记载夫人姜氏回到齐国，那么他们弑君的踪迹以及弑贼的情状，也就无法再隐藏了。」

译夫人姜氏回到齐国。

这正是宣公母子以及襄仲、得臣弑君驱逐嫡母的罪证。姜氏，是文公的正妻，子赤的母亲，宣公的嫡母。敬嬴，是文公的宠妾，与襄仲勾结，共同谋划篡位弑君，又不能尊敬侍奉嫡母，逼迫姜氏回到齐国，亲身犯下天下最大的罪恶。当时风俗教化大坏，乱臣贼子猖獗，齐国人弑杀他们的国君舍，并将叔姬送回鲁国；鲁国人弑杀他们的国君赤，并将姜氏送回齐国。弑君驱逐母亲，前后如出一辙，王道纲纪崩塌，霸政扫地以尽，没有人声讨他们的罪行。我猜想圣人写到此处，重重地叹息了三次【鲁人称她为哀姜，《左传》认为她是出姜，因为鲁国有两个哀姜，现在称她为文夫人】。

季孙行父前往齐国。

宣公十八年《左传》记载行父的话说：“让我杀嫡立庶，从而失去强大的外援，这是仲啊！”由此可知子赤的死，季氏也参与了谋划。大概是襄仲发起，得臣、行父辅助。《春秋》在夫人被送回之后，接着记载“行父如齐”，以此表明他也参与了弑君之事。有人说：“这三个人，是因为有怨恨才这样做吗？”回答说：“是为了利益才这样做罢了。国君去世太子继位，这是正道，是国家的福气，不是奸臣的利益；废嫡立庶，是奸臣的利益，不是国家的福气。强大的家族杀嫡立庶，想要以此向新君施恩，从而长期掌控鲁国的权力，推究这种心思，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在宣公、成公时代，有人把行父当作社稷之臣，这是史官的阿谀之辞罢了。

莒国弑杀他们的国君庶其。

《公羊传》说：“称国名来记载弑君，是众人弑君的措辞。”范甯注释《谷梁传》说：“称国名来弑杀他们的国君，说明国君罪恶深重。”而陆氏《纂例》却认为是由大臣所为，查看经传，并不都是由大臣所为，也不都是众人弑杀，这就是这个体例不能拘泥的原因。而《左传》却说莒纪公废嫡立庶，太子仆因此凭借国人作乱而弑君，我尤其不认为这样。《左传》所记载莒国的两次弑君，这次庶其的死与襄公三十一年密州的弑君，都认为是儿子祸害父亲，两件事大体相似，这只是传疑传信的言辞罢了。楚国虽然是蛮夷，商臣弑君，圣人不因为他是蛮荆就忽略不写；莒国虽然是小国，也是诸夏，如果纪公的死世子参与其中，《春秋》的书法应当以商臣为准则，必定没有称国名来弑君的道理。《左传》所引用的杂出于各种书籍，像莒国的两次弑君，乃是中国的大恶，关系重大，不可不辨明。应当遵从《公羊传》，这次庶其称国名来弑君，乃是众人弑君的措辞，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春秋集传详说》卷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传详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十五 宋 家铉翁 撰

宣公上【名接，文公之子。匡王五年即位，这一年是晋灵公十三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谷梁传》说：“继承变故而记载即位，是参与了变故。”有人说：“桓公、宣公两位国君篡位弑君相同，在位十八年，记载‘王’与不记载‘王’有差异，为什么呢？”回答说：“先儒评论这个的很多。桓公的弑君，在东迁初年，王道不行不久，圣人在他在位十八年间，记载‘王’的有四次，不记载‘王’的有十四次，仍然希望天王讨伐贼人。到了宣公，王道不行已经一百多年，霸政至此也松弛了，没有人承担讨伐贼人的事，所以于是记载‘王’，明确王法以昭示万世。这个论述固然已经得当，但桓公、宣公的事情也有不能相同的，不必用体例来求取。从前鲁国的庆父、哀姜勾结弑杀闵公，齐桓公赫然发怒，这两个人都受到了刑罚，从此中国没有篡位弑君的祸患四十多年，都是齐桓公威德的覆盖。现在襄仲、敬嬴勾结弑杀子赤，却把这件事谋划给齐惠公，齐惠公接受了贿赂的土地而答应了他，襄仲回来就弑杀了嗣君，并杀死了国君的同母弟，立敬嬴的儿子接，这就是宣公。襄仲与敬嬴固然应当受到首恶的诛戮，如果齐惠公能率领其父桓公的遗训，拒绝并断绝他们，那些卑贱的妾室、贼臣怎敢肆无忌惮到这种地步？所以《春秋》专门讨伐齐惠公，从子赤去世到宣公篡位，前后八次记载齐国，中间不夹杂其他事情，彰显其罪行而讨伐他，这就是两次弑君书法不同的原因。”有人说：“像这样，宣公就没有被讨伐吗？”回答说：“继弑君之后记载即位，是坐实首恶之罪。如果宣公在得到国家之后，正法襄仲弑君的罪行，厚葬子赤，以国君之礼安葬，那么首恶的罪行还可以稍微逃避。现在接受贼臣的让位，把贼臣当作恩人而不讨伐，安葬国君又不以礼，又逼迫驱逐嫡母而让她回到齐国，首恶的罪行还能逃到哪里去？所以记载即位来讨伐他，这是遵循鲁桓公弑隐公的体例。”

公子遂前往齐国迎接新娘。

《春秋》记载“公即位”，接着记载“公子遂如齐逆女”，彰显大恶。国君继位之初，应当斩然处于丧痛之中，却首先派遣大夫前往齐国迎接新娘，所派遣的又是同恶的大夫，《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彰显敬嬴、襄仲弑君篡国的根本阴谋，也以此表明齐国原本无道，偏袒他们的臣子而让他们弑君。大概请求会盟割地，鲁国用来自我结好于齐国的，都在公子遂与得臣前往齐国的时候。所以即位不久，襄仲随即有派遣公子遂迎接新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