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详説卷十六

译也想要安抚鲁国，所以不害怕亲自屈尊而订立这个盟约。这次出行，鲁国三家大夫不去防备，而让臧孙独自前往的原因，是仍然担心晋国人听信了归父的言论，对他们进行讨伐。等到在赤棘订立盟约之后，三家大夫安心放纵，更加没有什么忌惮的了。○春秋中期以后，诸侯国的大夫大多私自与强国结交。鲁国的季氏、卫国的孙氏、宋国的华氏，都是与晋国结交的。他们不仅对外背离自己的国君，又用贿赂来结交晋国的大夫，所以国君常被大国疏远，臣下反而凭借大国的援助来胁迫控制他们的国君，祸乱灭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此《春秋》深刻地记载了臣子私自与外国交结的警戒。

译秋天，周天子的军队在茅戎战败【《公羊传》、《谷梁传》记载为贸戎】。

《谷梁传》说：“不记载‘战’，是因为没有人敢与天子为敌。为尊者讳敌不讳败，为亲人讳败不讳敌，这是尊重尊贵者、亲近亲人的道义。尊贵者指周天子，亲人指鲁国，这个道义是正确的。但是《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晋国打败了周天子的军队，这并不符合事实。《左传》记载晋侯为周天子平定戎人，单襄公到晋国拜谢成功，刘康公引诱戎人并讨伐他们，在徐吾氏战败，这才是实际情况。不记载‘及战’而说周天子的军队在茅戎战败，是因为戎人不是天子的敌人，以天子自己战败来行文，是为了明确尊卑的分别。”有人问：“桓公五年，五个国家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战败了，但没有记载‘败’；庄公六年，周天子的人救援卫国，军队没有功效而朔进入卫国，也是战败，也没有记载‘败’。这次讨伐戎人没有记载‘伐’却记载了‘败’，为什么呢？”回答说：“郑国是诸侯，却动武侵犯天子的疆土；齐国、宋国、陈国、蔡国也是诸侯，抗拒天子军队并接纳被驱逐的国君，都是叛逆。《春秋》不记载战败，是为中原诸侯中有叛臣而讳。茅戎是天子教化所达不到的地方，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所以不讳战败。然而之所以记载，是讥讽周王朝没有平时武备，既然已经与戎人和解却又讨伐他们，因此导致战败，威令更加不振了。”

冬天十月。

二年春天，齐侯讨伐我国北部边境。

这是齐国与晋国争夺鲁国。先前鲁宣公专心侍奉齐国，晋国无可奈何。现在鲁国背离齐国而依附晋国，在赤棘朝见结盟，齐国的军队没有到来。像齐顷公这样的人，真是冒犯不义的愚夫啊！记载“齐人讨伐我国”，所谓指明其人而贬低他。传注说季孙与郤克一起出使齐国，被齐顷公侮辱，因此挑起战端。既然侮辱晋国使者，又对鲁国用兵，那么他的志向在于与晋国为敌。等到晋国、鲁国、卫国合兵而来，齐国就战败逃跑，连脚跟都来不及转，好战而不量力，说的就是齐顷公。

夏天四月丙戌，卫国孙良夫率领军队与齐国军队在新筑交战，卫国军队战败。

关于“及战”的体例，前面已经多次出现，这里不再重复叙述。齐国人既然讨伐鲁国夺取龙地，乘胜讨伐卫国，卫国人出兵抵御而战败，大概因为新筑是卫国的土地。《左传》说卫侯派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率领军队侵犯齐国，似乎说是卫国人挑起争端，这不符合事实。宣公晚年，卫国世子臧跟随晋侯讨伐齐国，所以齐国这样做是为了报复。胡氏说《春秋》让卫国作为交战的主要一方，责任在卫国，大概《春秋》多以被讨伐者作为主要一方，而褒贬并不在于此。先前讨伐我国北部边境，与现在的新筑之战，都责备齐国，彰显齐顷公欺凌小国的罪行，显示鞌之战的起因。

六月癸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率领军队，配合晋国郤克、卫国孙良夫、曹国公子首，与齐侯在鞌交战，齐国军队战败。

有人问：“鞌之战，晋国为鲁国、卫国出兵讨伐齐国，抑制强盛，扶持微弱，也是正义之师。而《春秋》的书法如此，为什么呢？”回答说：“军队以鲁国、卫国为名，实际上是郤克、季孙逞其私愤罢了。起初，郤克、季孙一起出使齐国，被齐顷公侮辱。郤克回国后愤怒，请求讨伐齐国。晋君曾与卫国世子臧讨伐齐国，接受盟约而回国，齐国已经臣服了，但郤克的愤怒未止。齐国又侵犯鲁国、讨伐卫国，鲁国、卫国向晋国求救，都由郤克主导。于是晋人大举出兵，以鲁国、卫国为借口，实际上是郤克、季孙共同愤恨之前的侮辱，想一洗耻辱罢了。鲁国先前受齐国欺骗很多，商人无道，杀害他们的国君，拘捕我国的叔姬，又对鲁国用兵达两三次，鲁国的君臣一直以隐忍为事。现在四位卿大夫都出行，倾全国之力而出，季孙的愤怒太严重了！晋国人前年在邲地与楚国交战，从荀林父以下都畏缩自私，望见敌人就奔逃。现在郤克独自率领军队前进，打败齐国军队，俘获齐侯，向东侵犯直到海边，在袁娄接受盟约才回国，郤克的愤怒太严重了！这种愤怒，纯粹是为了国家吗？还是为了私利？假如郤克、季孙没有之前的侮辱，他们的愤怒激昂能像这样吗？所以齐国可以讨伐，晋国为鲁国、卫国而讨伐齐国，并非没有名义。然而如果没有郤克、行父的愤怒，那么军队不会大规模出动，卿大夫不会都出行，战争也不会如此激烈。这次战役，所成就的小，所损失的大。所以《春秋》不赞同。凡是国内大夫率领军队，只有主帅得以记载，现在四位卿大夫都记载，以显示群臣只知道有季孙而不知道有公室，战胜齐国不值得欢喜，三大家族从此更加专权而公室衰微了。晋国赏赐鞌之战的战功，设立六军，而六卿专权晋国的迹象也显现了。卫国孙氏执政，世代为卿，良夫的儿子林父实为作乱的祸首，驱逐国君、拥立国君，而卫国濒临灭亡了。《尚书》说：‘臣子没有自作福、自作威的，这会危害你的家族，凶险你的国家。’郤克、季孙、良夫就是这样的人。○鲁国各位卿大夫都率领军队，又见于昭公十年讨伐莒国、哀公二年讨伐邾国，邾国的事又与此不同。三大家族专掌兵权，不借助其他家族为助，丘甸卒乘全为三大家族所有，他们的国君孤立于上，国家更加不可为，而《春秋》也就终结了。鞌之战，是鲁国三卿擅权用兵的开端。”

秋天七月，齐侯派国佐到晋军。己酉，与国佐在袁娄结盟【《谷梁传》作爰娄】。

有人问：“齐国国佐到晋军，与楚国屈完来结盟，是一样的。然而陉地之战，《春秋》记载‘楚国屈完来结盟

译“在师，盟于召陵”；鞌之战，则记载“齐侯派遣国佐来到军中，与国佐在袁娄结盟”，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就是所说的对强者加以抑制，对弱者予以褒扬，是《春秋》一褒一贬的权衡标准。召陵之役，诸侯都在，兵力非常强盛，而桓公却能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使楚国臣服，《春秋》对此表示肯定，因此记载‘屈完来到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以记录桓公退兵并与楚国结盟的事。鞌之战，郤克已经打败齐军，穷尽兵力所能到达之处，追击溃败的齐军直到袁娄，距离齐国国都五十里才与之结盟，《春秋》对此表示厌恶，因此加以抑制，记载‘与国佐在袁娄结盟’，以记录郤克进兵将要到达齐国城下才与之结盟的事。退兵而结盟，是依循礼义而结盟；进兵而结盟，是凭借武力而结盟。《春秋》的褒贬就在这其中了。此前齐国依附于楚国，反而倡导中原各国举行蜀之盟，可见齐国虽然战败却并未真正臣服，这就是《春秋》记载召陵之盟与袁娄之盟时，一字褒贬之所以深刻而显明的原因。”

译八月壬午日，宋公鲍去世。

庚寅日，卫侯速去世【速，《公羊传》写作邀】

夺取汶阳田地

夺取汶阳田地与夺取济西田地，事情性质相同，《春秋》的书写法则也相同，其义理已在僖公三十一年中阐明。大抵济西本是鲁国的田地，被曹国侵占，晋国人夺取后归还给鲁国；汶阳也是鲁国的田地，被齐国侵占，晋国人命令将其归还给鲁国：这都是鲁国被侵占的疆土。如今得以归还，《春秋》不记载为“归还”而记载为“夺取”，是因为鲁国凭借霸国的力量才得到它。霸国又不听从周天子的命令，划分正当的疆界，却擅自决定给予或剥夺，这就是记载为“夺取”的原因。如果这些田地不是鲁国原有的疆土，必定会归附于齐国，就不会直接书写“夺取汶阳田地”，《春秋》的书写法则清晰可见。解说的人认为，八年晋侯派韩穿来告知将汶阳田地归还给齐国，怀疑这块田地是齐国封地内的田地，晋国夺取后给了鲁国，这是不对的。汶阳田地的归还，晋国确实没有道理，因此失去了诸侯的信任，不值得称道【义理又见于定公十年】

冬天，楚国军队、郑国军队侵犯卫国【楚共王刚刚即位】

晋国既然在鞌地打败了齐国，按理楚国人应当知道畏惧，然而楚国、郑国反而联合出兵侵犯卫国，为什么呢？回答说：齐国本来有罪，晋国讨伐它，又再次讨伐它，齐国走投无路，于是向楚国请降，作为保全自己的计策。楚国于是开始大大得志了。大抵中原的诸侯，像宋国、鲁国、卫国，都衰微削弱不能自我保全，只有齐国、秦国是大国。楚国先前已经得到了秦国，得到了郑国，得到了陈国，至此又得到了齐国，而诸侯中的大国没有不为其所用的，于是侵犯卫国以动摇诸侯。鲁国人向来没有立志，至此被邻国的震动所恐惧，前往参与抵御楚公子婴齐的防务，于是与楚国结盟。由此看来，晋国讨伐齐国，实际上是为楚国驱赶诸侯罢了。

十一年，鲁公在蜀地会见楚公子婴齐。

晋国因为鲁国、卫国的缘故，大举讨伐齐国，以惩治其依仗势力欺凌的罪行，晋国可以说对鲁国有恩德。车轮的辙痕还未平息，就急忙进行这次行动，成公年幼无知，凡事都是季氏所为。记载“公会见楚公子婴齐”，彰显其败坏盟约、背弃恩德，以仰望大国的君主身份却屈从于楚国的公子，这是鲁国的耻辱。卫国尚且因为遭受兵祸而屈服，鲁国未曾遭受兵祸，直接被虚张声势所胁迫，所以《春秋》对其责备甚深，不再为之隐讳。自从楚人僭越称王，其公子也僭越称为王子很久了。如今记载“楚公子婴齐”，是《春秋》对其贬抑。木讷却认为楚国降低王号称为子，以与中原各国相通，所以婴齐以公子自称。楚国正依仗其强大，逞凶威以欺凌胁迫诸侯，说它能自我降损，必定没有这种事。凡是读《春秋》而赞同庄公、共王行事的人，是讲明义理未到罢了。

丙申日，鲁公与楚国人、秦国人、宋国人、陈国人、卫国人、郑国人、齐国人、曹国人、邾国人、薛国人、鄫国人在蜀地结盟。

有人说：“此前晋国在邲地战败，楚庄王尚且不能号令诸侯；如今晋国在鞌地战胜，楚共王却能会见十一国的君大夫举行蜀地之盟，这是什么缘故呢？”回答说：“强国依仗势力欺凌中原，没有无缘无故而动的。晋国因为郤克、季孙的愤怒，大举讨伐齐国，在鞌地打败它，在袁娄与之结盟，稍微伸张了往日屈辱的怨恨，而齐顷公于是与楚国联合，引导楚国为此而来。晋国想要抵御楚国，害怕齐人在背后议论；想要再次讨伐齐国，又害怕楚人乘虚而入，坐视无可奈何。楚国既然进入中原，侵犯卫国、胁迫鲁国，大会诸侯，没有人敢不来，因此举行这次盟会，正是由于得到了齐国的缘故。所以《春秋》在这次盟会上责备鲁国、归罪齐国，普遍责备中原的诸侯，因为他们甘心跟随楚国而不以为悔。《春秋》的道义，为鲁国隐讳恶行，如今鲁君参与盟会而不为之隐讳，责备之深啊。齐国是霸国，每次排序都在诸侯之上，仅次于晋国，如今却降在陈、卫、郑之下，归罪之深啊。凭借鲁君的亲自行动，知道宋国以下各小国的君主必定都参与了盟会，如今从宋国以下直到薛、鄫，一律以“人”来记载，所以普遍责备当时参与盟会的诸侯，并判以跟随叛逆的罪过，书写法则极为严谨，这是出自圣人的特笔，哪里是旧史所能达到的呢！唉！楚国仅凭一个公子在中原用兵，而十一国的君大夫奔走听命，唯恐落后，不知道晋国是可以畏惧的。而《左传》将这次盟会称为“匮盟”，说诸侯畏惧晋国而私下与楚国结盟。“私下”的意思，是不想让人知道。十一国的君大夫举行这次盟会，却称为私下结盟，可以吗？晋国实际上知道而不敢过问，晋国的士气于是衰颓了。”有人说：“这次盟会，楚国领先于诸侯，能称之为霸吗？”回答说：“这是胁迫诸侯与之结盟，不是所谓的霸。晋国虽然不兴盛，尚足以自立，《春秋》难道就会剥夺晋国的地位而给楚国吗？所以继这次盟会之后记载公会见四国，是为了保存晋国的地位。保存晋国，是为了维系诸侯。”

三年春，周历正月，鲁公会见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讨伐郑国。

有人说：“三国的卿大夫刚刚在蜀地与楚国结盟，而其君主却会见晋国讨伐郑国。盟楚、伐郑，是两件事不能兼顾的，如今却兼顾了，《春秋》不认为这是贬斥，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为了保存晋国的霸权。《春秋》对晋国常常表现出深切关怀之意，所以楚国横行中原，胁迫中原各国，秦国、齐国、宋国、鲁国都参与了盟会，声势盛大，但这不是《春秋》所赞许的。晋国会见诸侯，仅有三国跟随，势力微弱，而《春秋》嘉许它，是为中原高兴。讨伐郑国是为了

译抵御楚国，抵御楚国是为了尊崇中原。鲁、宋、卫三国远离强盛的楚国，而追随衰弱的晋国，去讨伐有罪的郑国，这是《春秋》所嘉许的。看此前防地会盟，十一个国家的国君和大夫都参与了，却一律以“人”来记载；这次只有四个国家跟随，却记载了爵位，可见《春秋》权衡褒贬的用意，晋国值得庆幸，也就是天下值得庆幸。那些说《春秋》赞同鲁庄公和楚共王共同称霸的人，难道不浅陋吗！郑国自从邲之战失败后，专心侍奉楚国，不与晋国往来，是楚国的盟友。有人问：“宋、卫两国国君尚未安葬，也能参与防地会盟吗？”回答说：“这是战时变通的礼仪，不得已而使用。《春秋》赞同他们跟随晋国讨伐郑国，不赞同他们在纯吉之时随军出征。当时楚国势力正盛，而这三位国君能自拔出来跟随晋国，《春秋》记录他们坚守道义不屈服，特意用战时变通的礼仪将他们列入防地会盟，不称‘子’而称爵位，是贬低他们在吉时随军出征的行为，并非赞同他们。”又问：“鲁国国君亲身参与了楚国的防地盟会，又跟随晋国进行这次讨伐，这可以允许吗？”回答说：“该贬低的就贬低，该肯定的就肯定。记载‘防地会见婴齐’，表明他以诸侯之君会见楚国的公子，却不认为这是势均力敌；记载‘在蜀地结盟’，表明他先单独会见，随后参与联军盟会，却不以此为耻。幸好他跟随晋国讨伐郑国，稍微足以弥补之前的过错罢了。”

译辛亥日，安葬卫穆公【穆，《公羊传》写作缪】

二月，鲁成公从讨伐郑国的军事行动中回国。

甲子日，新宫发生火灾，成公哭了三天。

《谷梁传》说：“新宫，是指父亲的神主所在的庙宇。哭了三天，是出于哀痛。这种哀痛，符合礼制。因为新近去世不敢称谥号，是出于恭敬。恭敬且哀痛，以此表明成公没有可指责之处。”《公羊传》说：“新宫，是宣公的庙宇。宣公的庙宇为什么称为新宫？是不忍心直接说出宣公的名号。说哭了三天是什么意思？宗庙发生火灾，哭三天，是符合礼制的。”常山刘氏引用桓公时丹桓宫楹被烧的事例作类比，说：“这里不称宣公，是因为神主尚未迁入宗庙。本不该哭，却记载了哭，这是为了讥讽。”我私下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解释才是正确的。三年的丧期，是通用的丧礼，满二十七月才结束。宣公去世到现在是二十八月，那么神主已经迁入宗庙。这是神主刚入庙的时候，神主刚入庙宗庙就遭火灾，这是人之常情的悲痛。成公哭了三天，可以说是知道该哀痛而哀痛。《春秋》改变通常的写法记载“新宫”，是为了识别天象变化的惊骇奇异，表达成公悲痛的原因。焚烧祖先的居室，尚且要哭三天，现在先君的神主刚入宗庙，宗庙就被火烧毁，人子的痛切更为严重。哭三天却说不符合礼制，就失去了《春秋》记载此事的宗旨了。丧礼与其哀痛不足而礼节有余，不如礼节不足而哀痛有余，这虽然不是居丧期间，我认为应当用丧礼来哭。

乙亥日，安葬宋文公。

《左传》说：文公去世，开始厚葬，增加了车马和重器。君子认为华元、乐举在此时表现得不够臣子之道。胡氏说：“天子七月下葬，诸侯五月下葬，大夫三个月，士一个月，以隆重程度和快慢作为礼制的节制，不可混乱。文公去世时，国家没有变故，超越礼制超过时限，到了七月才安葬，所以知道华元、乐举让君主陷入恶名，不用诸侯的礼制来为君主办丧事，这就是不臣子之道。”《左传》是有根据的。

夏天，鲁成公前往晋国。

诸侯既除丧后入朝觐见周王，接受黻冕的赏赐，然后才正式成为君主。自从东周迁都后，这种礼制完全废弛。然而也没有除丧后入朝觐见大国，用事奉周王的礼节来事奉大国的。鲁宣公倚仗强齐的援助，弑君篡位，凡是能谄媚齐国以求取欢心的，没有不做的。未除丧就去防地，既除丧就去朝见，虽然僭越了事奉周王的礼节，也不避讳。现在成公向晋国借援助，在鞌地战胜齐国，本是为季孙氏雪耻，而用来事奉晋国的做法，却遵循宣公的旧例，这是除丧入朝觐见的礼节，不用于周王，而施用于晋国，其无视周王的罪行太大了！《春秋》记载“公如晋”，“公至自晋”，是为了讥讽。

郑国公子去疾率领军队讨伐许国【义理并见于下面两次讨伐】

鲁成公从晋国回国。

秋天，叔孙侨如率领军队包围棘地。

《左传》说夺取汶阳，棘地不服从，所以包围它。棘地，是汶阳的邑。《春秋》之所以记载，是讥讽鲁国人不应动用军队去夺取。土地是我们的土地，百姓是我们的百姓，前几天被强暴侵陵，百姓拥戴鲁国未曾有忌讳。现在故土回归，固然是百姓所愿。只是齐国在棘地的人还在为其国家守卫，并非百姓的罪过，就急忙兴师临阵，如同攻击境外的寇贼，所以《春秋》认为这是可讥讽的。

举行大雩祭。

晋国郤克、卫国孙良夫讨伐廧咎如【咎，古音读如刀】

这是讨伐赤狄的残余势力，郤克与孙良夫在鞌地得志，不知道自我收敛，又做此举，《春秋》记载此事，是诛责他们喜好战争。楚国正践踏中原，晋国人不致力于修明霸业，图谋长远和重大的事情，既灭了赤狄，又讨伐留吁，以为还不够痛快，又兴起这次战役，这是追逐利益的军队。《春秋》厌恶他们，多次记载都是为了贬斥。杜预注说传文有“廧咎如溃”四字，而经文没有，认为经文有缺失。我认为《春秋》讥讽晋国人用兵不知收敛，所以记载，哪里是说狄人失去民心而讥讽呢？四字并非缺失。

冬季十一个月，晋侯派荀庚来聘问，卫侯派孙良夫来聘问。丙午日，与荀庚结盟。丁未日，与孙良夫结盟。

有人说：“这是聘问并重温旧盟，《春秋》的书法不同于往日，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先记载‘晋侯使荀庚来聘’、‘卫侯使孙良夫来聘’，他们来聘问，是君主的命令；接着记载‘丙午与荀庚盟’、‘丁未与孙良夫盟’，重温旧盟，是鲁国人请求与他们结盟。成公既与楚国的婴齐私下结盟，害怕晋国人知道，将以此为借口讨伐，所以趁着荀庚来聘问，请求与他结盟，以表示不敢有二心。晋国既已结盟，晋国不得不让卫国也结盟。《春秋》记载两个‘及’字结盟，表明这个盟约出于鲁国的意思，而荀庚专断地执行了。如果像十一年郤犫聘问时的结盟，则与此不同。大体上强国来聘问而结盟，以臣下抗衡君主，《春秋》多不认可；列国来聘问，重温旧好而结盟，不算抗衡，是因为交聘而互为盟约的缘故【义理又见于襄公七年孙林父来聘问重温旧盟】

郑国讨伐许国。

有人说：“郑国自邲之战后，专心事奉楚国，不与中原各国往来，《春秋》未曾与楚国一同使用贬斥的辞语，现在讨伐许国却贬斥它，为什么呢？”回答说：“是因为讨伐许国而贬斥它。《春秋》的道义，祖先做善事未竟，子孙继承并完成它，这叫述事；祖先有恶行，自己知道不对而改正了，子孙追逐利益而最终完成它，这叫济恶。述事者，是人心天理所在；济恶者，没有人道之心。郑庄

译先前郑庄公灭掉许国，自己知道这是极大的不义，便安置好许国百姓后离去，他悔过自责的心意，从史传记载中可见一斑，温和美好，值得称述。如今的郑襄公坚，倚仗楚国作为自己的后盾，对许国用兵，一年之内竟达两次，这一定是想要彻底毁灭许国的宗庙社稷才肯罢休。郑庄公有悔过之心，而他的后裔却贪图别人的土地来助长自己的恶行，从此许国最终被郑国吞并，这都是郑坚开启的祸端。《春秋》贬斥郑国，实在是因为这个缘故。有人说：“楚国因为郑国而得以称霸，所以《春秋》贬斥郑国。”难道真是这样吗！楚国的强盛，是由于晋国国君代代平庸、大夫代代专权，因此晋国一天天走向衰微，这与郑国有什么相干呢！

译鲁成公四年春天，宋国国君派遣华元前来鲁国聘问。

三月壬申日，郑国国君郑襄公姬坚去世。

杞国国君来鲁国朝见【其义理与明年“归叔姬”之事相通】。

夏季四月甲寅日，臧孙许去世。

鲁成公前往晋国。

安葬郑襄公。

秋季，鲁成公从晋国回国。

《左传》记载，晋侯接见鲁成公时态度不恭敬，鲁成公回国后，打算与楚国讲和并背叛晋国，季文子劝谏才作罢。鲁成公在位期间真是毫无主见，随波逐流而屡次改变立场啊。起初，鲁国与晋国联合出兵攻打齐国，取得了鞌之战的胜利，认为应当与晋国和睦相处。没过多久，却率先带领诸侯，亲自接受楚国的盟约，还庆幸晋国没有讨伐。去年前往晋国，今年又前往晋国，正是为了补救之前背弃盟约的过错。一旦不被晋国礼遇，又要背叛晋国而投靠楚国，不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使自身拥有值得倚仗的实力，所以楚国的强大足以动摇他，晋国的怠慢足以改变他的心意。《春秋》对于鲁成公跟随楚国、前往晋国的行为，都详细记载而不加隐讳贬斥。

冬季，修筑郓城的城墙【郓字在《公羊传》中写作“运”】。

这是鲁国的郓城，莒国的别邑也叫郓，鲁成公九年“楚人入郓”说的就是那里。鲁国本来就有两个郓城：鲁文公十二年“修筑诸地和郓城”，这是东郓，是莒国和鲁国争夺的地方；鲁成公十六年《左传》记载“晋国人拘捕了季文子，鲁成公在郓城等待”，这是西郓，是鲁昭公后来居住的地方。现在这里修筑的是西郓。杜预认为鲁国想要背叛晋国，所以修筑此城作为防备，恐怕未必如此。鲁国谋划背叛而未成，何必急着修筑城池作为防备？这只是为了防备齐国罢了。《春秋》讥讽鲁国人不安分守己而轻易役使民力，郓城即使修筑了，又有什么益处呢！

郑国国君攻打许国。

这是郑悼公刚即位就攻打许国，父亲去世未满一年，就动兵攻打别国，以国君自居，不再有居丧的哀痛，所以不称他为“子”。何休说：“顺从他的意愿，以彰显他的恶行。”这是正确的。有人说：“攻打许国不是他父亲的意愿吗？”回答说：“父亲所做的合乎道义，儿子继承才是孝道。父亲倚仗强大的楚国作为外援，欺凌暴虐小国，每年两次出兵，他的儿子继位却不能改正，这叫做助长恶行，怎么能称为孝呢？”不称“子”而称爵位，是在名教上断绝他。

鲁成公五年春天周历正月，杞国的叔姬回来。

去年春天杞伯来朝见，《左传》说：“是为了接回叔姬的缘故。”杜预说：“将要休弃叔姬，先在鲁国修好礼节。”所以各种说法多以此为根据。我认为春秋时期，伦理纲常废缺，夫妇之道乖离，但也有被休弃而未断绝关系的，在经传中可见，可以考证。圣人设立教化，有休弃而合乎道义的，有休弃而违背礼制的，未曾不开启改过迁善的门路，难道认为坚持错误而不回头才是对的吗？杞伯来朝见的第二年，叔姬才回来，这与那些违背道义的休弃，不可同日而语。一定是叔姬自己在杞国不安，或者因病请求回来，不是杞国断绝了她。所以叔姬去世时，杞国又迎接灵柩安葬，可见同穴合葬的道义，由此可知并非违背道义的断绝。我观察书法前后的记载而看出圣人的用意，她回来时，她去世时，叔姬仍然隶属于杞国；到迎接灵柩时，允许迎接而没有贬斥的言辞，道义并未断绝。《疏》引用《杂记》“诸侯休弃夫人，按夫人的礼仪出行，到鲁国后按夫人的礼仪进入”，所以《春秋》在叔姬回来时仍书“杞”，义理也相通。然而杞伯对于叔姬，实际上是休弃而未断绝，应当以书法为判断标准【其义理又见于九年“逆叔姬之丧”】。

仲孙蔑前往宋国。

夏季，叔孙侨如在谷地与晋国的荀首会见。

梁山崩塌。

山崩河竭，是巨大的灾变。所以僖公十四年沙鹿山崩塌，与此梁山崩塌，虽然都在晋地，却不归属于晋国，是为天下记录异象。《谷梁传》详细记载了伯宗向国君报告的话，认为伯宗掠取路人的美言，当作自己的才能。孔子听说后说：“伯宗大概没有后代了吧！这是攘夺善言。”其实伯宗用道路上浅陋的言语回复国君，失去了晋侯畏惧灾异的本意，孔子一定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春秋》对于沙鹿、梁山这两大异象，郑重其事地记载，以显示天命治乱、中原离合，从此开始。那些罗列文辞应对灾变的人，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有人说：“这固然是天下的异象，却都发生在晋国，为什么呢？”回答说：“周王室自东迁以来，依靠两位霸主得以生存。齐国已经衰落，只有晋国还在。而近年来，国君平庸，臣子贪婪，坐视霸业毁坏。晋国的削弱，是中原的忧患。想必旧史一定记载了晋国梁山崩塌，《春秋》删去了“晋”字，只书“梁山崩”，实在是为天下记录异象。”

秋季，发大水。

冬季十有一月己酉日，周天子去世【是周定王，周简王即位】。

十二月己丑日，鲁成公与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子、杞伯，在虫牢结盟。

在幽地结盟，是欢喜其共同结盟。盟会的盛大。在新城、断道也记载为同盟，是庆幸他们还能与中原各国同心。至此记载为同盟，则是体例的变化。周天子去世，丧命已传遍天下，而诸侯不哀痛不奔丧，相互结盟，无君之罪太大了！《春秋》在周天子去世之后紧接着记载同盟，是贬斥。有人认为郑国长期背叛而开始服从，齐国既已参与蜀地的盟会，这次又亲自参与此次会见，欢喜其共同排斥楚国，所以记载为同盟。我认为齐国、郑国的服从，并非心服。当时诸侯实际上同时侍奉晋国和楚国，晋国人明知而不醒悟，何谈同心【其义理又见于十七年柯陵之盟】。

鲁成公六年春天周历正月，鲁成公从防地回国。

二月辛巳日，建立武宫。

查考《左传》

译季文子凭借鞌之战的功劳建立武宫，这是不合礼制的。依靠他人来解救自己的危难，不可以建立武宫；建立武宫应出于自身，而非依靠他人。如果按照传文的说法，那么建立武宫，就是建立这座宫室来夸耀战功，就像楚国潘党请求修筑武军那样罢了。公羊子认为这是建立武公的宗庙，是合乎礼制的。《明堂位》记载鲁国使用天子的礼制，鲁公作为文世室，武公作为武世室，那么武公的宗庙乃是鲁国世代不毁的宗庙，何必等到今天才开始建立呢？杜氏认为修筑武军，又建造先君武公的宫室来告祭战事成功，兼采了两种说法。我认为从《春秋》的书法来看，“立”字，是指不应当建立却建立了。《礼记·大传》说：“牧野之战，是武王的大事。事情结束后，在牧室进行祭奠。”传注者认为这是建造新宫来祭奠，大概就是在战胜的地方建造宫室来告祭战事成功。楚庄王在邲之战获胜后，在黄河祭祀，建造先君的宫室，告祭战事成功后才返回。这虽然僭越了礼制，但不过是草率地建造宫室，并非正式建立宫室。推测季氏是借鉴了这种做法，于是在军队回国、饮酒报捷之后，在国都中建立宫室来告祭战事成功，并将其命名为武宫，不一定是武公的宫室。《春秋》记载“立武宫”，是讥讽不应当建立却建立了，这与记载“立炀宫”的用词相同但含义不同。

译取鄟

《春秋》记载灭国，是为了谴责那些灭亡别人国家的行为，所以传注者认为这是亡国的善辞。鲁国灭亡他国，有时记载为“入”，有时记载为“取”，这是为鲁国避讳。无骇进入极国，是灭国而记载为“入”的例子；这里取鄟以及襄公十三年取邿，是灭国而记载为“取”的例子。僖公十七年灭项，直言是因为鲁公在防地，季氏擅自用兵灭国，直接记载以贬斥他。只有宣公九年取根牟，各种说法不同。

卫孙良夫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根据《左传》，诸侯谋划收复防地，宋公以困难为由推辞。晋国的伯宗、卫国的孙良夫、郑国人以及伊雒之戎、陆浑、蛮氏侵犯宋国，《春秋》只记载卫国，不赞同晋人率领蛮夷戎狄攻打中原国家。去年冬天，宋国确实参与了虫牢之盟，现在刚一推辞防地就立刻对它用兵，认为不够痛快，又命令鲁国人接着进攻。前些日子楚庄王围困宋国，历经三个季节之久，国家几乎灭亡，而晋国不能救援，只说：“鞭长莫及马腹。”现在宋人刚一推辞防地，就两次讨伐它，晋景公昏庸愚昧，各位大夫凶狠放肆，事情大多像这样。《春秋》接连记载鲁、卫两国的侵犯，对晋国的责备很深了。

夏六月邾子来朝见

公孙婴齐前往晋国【叔肸之子子叔声伯】

壬申日郑伯费去世【即悼公】

还没安葬就有楚国军队来，丧葬不合礼制，旧史官省略了记载安葬，圣人沿用了这种写法。

秋仲孙蔑、叔孙侨如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春秋》接连记载鲁、卫两国的侵犯，固然是在责备晋国。叔孙蔑、仲孙蔑率领军队一同行动，又是用来责备鲁国的。晋国行事不道，既命令卫国人、蛮夷戎狄侵犯宋国，又命令鲁国人接着进攻。鲁国固然被晋国逼迫，不得已才进行这次行动，只应当率领偏师前往，暂且敷衍晋国的意思，不应当动用大军，命令两位卿大夫都率领军队出动。这是鲁国也有责任啊。《春秋》一并记载两位统帅，是用来贬斥的。

楚公子婴齐率领军队讨伐郑国

郑国的襄公、悼公相继对许国用兵，楚国人讨伐他们，拘捕了他们的两位大夫，拘捕他们是正确的。郑国因此怨恨，离开楚国而依附晋国。中原诸侯背叛后又归顺，本来应当接受，但也应当稍加警戒，让楚国人听到，知道中原还有政令。现在接受他们并和他们结盟，大规模防范诸侯并夸耀他们的到来，这正是招致楚国军队的原因。有人说：“楚国讨伐郑国丧事，《春秋》难道没有讥讽吗？”回答说：“楚国对僭越称王毫无顾忌，对郑国的防地又有什么呢？所以没有责备罢了。”

冬季孙行父前往晋国

晋栾书率领军队救援郑国【《公羊传》作“侵郑”是错误的】

有人说：“《春秋》的道义，救援而驻扎的都有贬斥。这次战役，晋国与楚国相遇，军中想要作战的将领很多，只有三位卿大夫荀首、士燮、韩厥坚持不可，栾书借此撤军，《春秋》允许他，是为了免除他逗留畏缩的责任吗？”回答说：“根据《左传》，晋国与楚国先在绕角相遇，楚军撤退，那么郑国已经免于祸患了。晋军转移兵力指向蔡国，又在桑隧与楚军相遇，楚军想要作战，晋军才撤退，那么蔡国也免于祸患了。如传中所说，郑国因为晋国救援而免于祸患，蔡国因为楚国救援而保全，所以虽然逗留畏缩但《春秋》没有责备，并不是赞许他们遇到敌人就躲避。郑国人离开楚国依附晋国，是把国家托付给我们，如果每次遇到敌人就躲避，而只责备小国必须顺从我，这难道是《春秋》所赞许的吗？”胡氏引用舜感化苗民、文王降服崇国的事作为言论，那么太高了、太美了，但对于危亡国家指望救援又怎么说呢？军队救援人，遇到敌人就躲避，这是《春秋》所责备的。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咬食郊祭牛的角，重新占卜选牛，鼷鼠又咬食它的角，于是免除了郊祭。

鲁国的郊祭，我在僖公三十一年已经详细阐述了它的意义了。《春秋》对于鲁国的郊祭，有时讥讽失礼，有时用来记载异常。僖公初年占卜，是讥讽失礼；宣公三年、成公七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四次记载牛受伤，是用来记载异常。《谷梁传》所谓“展示道义已经穷尽，却仍然不免有伤害”的意思。这次郊祭牛两次被咬食，不都在正月内，《春秋》接连记载以彰显上天示警异常的意思。许氏说：“小害大，下贼上，咬食而又咬食，是三桓子孙相继作乱的象征。宣公有担忧三桓的志向，成公开始就不加警戒了。”

吴国讨伐郯国

吴国初次出现在经文中，吴国是太伯的后代，却用称号来举称，是贬斥他，因为他沿袭楚国僭越名分，窃取大王称号，所以与楚国同样被贬斥。圣人作《春秋》，是垂示世间的法度。有人说：“查考《国语》，吴国本是伯爵，后来更加强大，用‘子’来记载，也不给他伯爵的地位，这是《春秋》的法度，仲尼的制度吗？”回答说：“不是。《春秋》中诸侯犯上干纪，罪过比吴国大的，没听说有所降黜，唯独对太伯的后代降黜伯爵改为子爵，《国语》的说法难道不对吗？”吴国与楚国为敌，由来已久，《春秋》不记载，现在讨伐郯国才记载，是记下它开始成为中原祸患。郯国，是太皞的后代，国家虽小，还有典章刑法。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见，圣人向他询问官名，还有可取之处。后来修撰《春秋》，记载吴国讨伐郯国，是尊重郯国。尊重郯国而轻视吴国，是厌恶僭越称王。

夏五月曹伯来朝见

不进行郊祭，仍然进行三望【三望的意义已在僖公三十一年见过】

惊蛰时进行郊祭，郊祭后耕作，这是郊祭使用夏历正月的意思。鲁人每次郊祭必定占卜，春天占卜不吉，就用夏天；夏天占卜不吉，就用秋天，大概是自己知道这是僭越，所以占卜后才敢实行。而这次郊祭，又与以前不同。春天牛死了

译如果免除了祭牛，就不会举行郊祀了。到了夏五月忽然讲究三望之礼，这既不是郊祀的时节，也不是望祭的时节，本可以不讲究却仍然讲究，《春秋》记载这件事，是用来讥讽的。

译秋天，楚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攻打郑国。

鲁公在防地会合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共同救援郑国。八月戊辰日，在马陵结盟。

这次会合诸侯救援郑国，并借此结盟，庆幸诸侯还能同心协力。晋国此前救援郑国，都是派大夫率领部分军队前往，楚国人停止进攻并寻求决战，晋军就都退避回避，自以为得计。大概晋君也醒悟了，于是会合九国的军队，亲自率领出征。《春秋》记载诸侯的爵位并书写“救郑”，是褒奖他们。《春秋》为中国考虑，晋国人稍能自我振作，就改变脸色加以褒奖；荆楚凭借强大的兵力欺凌中原，就屡次书写加以斥责。各种说法认为《春秋》把霸权给予楚国，是不了解《春秋》的人说的。这次战役，不记载战争而只说结盟，是因为楚国躲避晋国。加上吴国攻入州来，所以楚国人忙于奔走自救尚且来不及，这大概是中原各国自我治理的契机。

鲁公从防地回国。

吴国攻入州来。

吴国攻打郯国，是《春秋》所担忧的；攻入州来，又是《春秋》所欣喜的。州来是楚国的城邑，有人认为它是楚国的附庸。直接书写州来，是因为它是要害之地，吴楚双方必争。吴国得到它，可以制约楚国，这是中原各国的喜事。这也如同诸侯在郑国的虎牢筑城，不书写郑国，因为那是中原的要害之地，筑城之后郑国顺服，楚国不敢争夺。楚庄王、楚共王趁着晋国政事不兴盛，窃取霸主的威势来胁迫中原各国，没想到太伯的后代忽然兴起。于是吴国攻入州来，楚国开始感到恐惧，姬姓的福泽尚未断绝，实在是因为吴国的缘故。然而君臣上下全都不知道秉持周礼来与齐国、晋国保持一致，所以最终没有成就。《春秋》虽然想提升他们到中原的地位，也是做不到的。

冬天举行大雩祭。

卫国孙林父出逃到晋国。

《春秋》中期，诸侯的大夫与强国进行外交，以对抗他们的国君，卫国的孙氏、鲁国的季氏，是其中最突出的。孙林父长期与晋国的权臣结交。到了这时出逃到晋国，挟持盟主来对抗他的上级。不久返回卫国，正值卫衎继位不能胜任国君，孙林父趁机作乱，举兵犯上，驱逐他的国君而立自己喜爱的人为公子。最终进入戚地叛乱，成为卫国的祸患将近四十年，晋国实际上是主使者。卫国侍奉晋国没有违背，而晋国的昏君和强大的大夫偏袒叛臣，为他们做羽翼，这怎么能够劝勉人臣侍奉国君呢？卫献公、鲁昭公之所以失去国家，晋国实际上是罪魁祸首。

八年春天，晋侯派韩穿来说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

《春秋》的道义，没有比正名更大的了。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当。晋侯派遣韩穿就是这样。汶阳，是鲁国的土地，受命于周天子，先前被齐国侵占。晋国挟持鲁国、卫国攻打齐国，夺取被侵占的土地归还给鲁国。鲁国的旧物，本来就不属于齐国。晋国既然已经归还给鲁国，又命令鲁国人返还给齐国，我真不知道晋侯派遣韩穿，用什么言辞来解释。《春秋》记载“晋侯派韩穿来说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表明名分不正，言语不顺，难以找到合适的言辞。归还给齐国，是不该归还而归还。有人说季文子陈述大义来拒绝韩穿，所以经文在齐国方面没有接受田地的记载，认为晋国虽然来说，鲁国最终没有给予。这还难以确定。

晋国栾书率领军队侵犯蔡国。

蔡国是楚国的盟友。晋国人侵犯蔡国，攻打楚国的盟国，也是为了报复楚国攻打郑国。然而蔡国靠近楚国，服从楚国的日子多，跟随晋国的日子少，与陈国、郑国不同。晋国未能制服楚国，却致力于侵犯小国来建立功劳，《春秋》不赞同。所以栾书这次出兵，用“侵”来记载。

公孙婴齐前往莒国。

宋公派华元来聘问。

夏天，宋公派公孙寿来纳币【婚礼不称主人，道理见隐公二年记载裂繻来】

华元来聘问共姬【宣公的女儿伯姬】，公孙寿来纳币。婚礼不称主人，这里再次记载宋国使者，是讥讽，道理详见纪裂繻来的记载。然而宋国向鲁国请婚，使用礼仪非常勤谨，前所未有。婚礼有所谓下达的，是礼仪的开始。华元来聘问，是宋公开始派遣请婚，让上卿传达心意，是礼仪所说的下达。这是媒氏的事情，现在派遣上卿，是宋国尊重鲁国并重视婚姻。鲁国既然答应，公孙寿接着到来纳币，再次由上卿执行，礼仪也很隆重。《公羊传》说：“纳币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记录伯姬。”因为宋人笃行礼仪而详细记载。传者说宋国三代在内娶妻，所以卿的权势对抗国君，现在与鲁国结婚，宋共公大概有意于端正家庭。记载公派遣大夫虽然似乎有讥讽，而再次记载上卿的到来，则是记录他们重视婚姻的意图。《春秋》对于本国女子出嫁，谨慎到了这种程度。

晋国杀了他的大夫赵同、赵括。

赵同、赵括的死，根据《左传》来说，死于栾氏、郤氏、庄姬的谗言，不是因为他们的罪过。但《史记》记载屠岸贾的事，说屠岸贾担任司寇，追究赵盾弑君的罪过，杀了赵同、赵括，诛灭赵氏，公孙杵臼、程婴藏匿赵武而使他免于难，许多儒生不采纳这种说法。我根据当时的事来看，两种说法应当兼取。晋成公、晋景公的时代，诸侯互相吞并，大概栾氏、郤氏想要兼并赵氏，借屠岸贾之手来做这件事罢了。这时晋国卿大夫倚仗权势，必定不容许疏远的臣子专行诛杀，大概是庄姬、栾氏、郤氏在内进谗言，而屠岸贾以司寇的身份在外执行诛杀。赵同、赵括实际上无罪，晋景公昏庸听信谗言而杀了他们。《春秋》不赞同诸侯专杀大夫，何况

译难道在朝廷上杀害了两位无罪的大夫吗？以国君的名义杀人，就是杀害无罪之人。后来晋厉公杀害三郤，实际上是效法晋景公的做法。这边杀害无罪之人，那边杀害有功之臣，于是群臣全都背叛，起来图谋国君，晋厉公因此被弑杀。晋国的政权下移到卿大夫手中，直到国家灭亡，这都是晋景公开启的先例啊。

译秋季七月，周天子派遣召伯前来赐予鲁公命令【《公羊传》《谷梁传》写作“锡命”】。

周天子赐予鲁国命令，总共出现了三次。周庄王派遣荣叔赐予桓公命令，当时不称“天王”，这是讥讽将命令赐予篡位之贼。周襄王派遣毛伯赐予文公命令，因为文公刚继承君位，天子任命他为国君，《春秋》似乎没有讥讽之意。如今成公即位已经八年，未曾朝见周天子，又没有值得记录的功劳，周简王却突然派遣召伯来赐予他命令，并且称天子为“天子”，《春秋》怎能没有讥讽呢？有人说：“‘天子’和‘天王’是君王的通用称呼，这难道不是贬低吗？”回答说：“‘天王’是尊称。《春秋》特意使用这个名称，表明人君的尊贵与天同样伟大，以区别于僭越称王的人。现在改变文字而书写‘天子’，难道没有讥讽吗？至于‘锡命’与‘赐命’，它们的含义是相同的。”刘氏引用《礼记》中“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则赐也”的话，认为次等国家的君主不超过七命，现在加赐服饰超过了他的爵位。我认为成公当时正值童年，周人不应加赐，只是初次任命他为国君罢了。他成年时尚且年幼，现在稍微长大，向周天子请求任命，周天子赐予他命令罢了。

冬季十月癸卯日，杞国的叔姬去世【其义已在五年中提及，又将在明年迎接丧事时提及】。

晋侯派遣士燮前来聘问。

叔孙侨如、防地、晋国的士燮、齐国人、邾国人攻打郯国。

《左传》说：晋国的士燮前来聘问，是为了商议攻打郯国，因为郯国侍奉吴国的缘故。鲁公贿赂士燮，请求延缓出兵。士燮不答应，于是让叔孙侨如率领军队在防地驻守。七年，吴国攻打郯国，晋国不能救援，力量枯竭而侍奉吴国，这难道是不得已的吗？晋国却迅速兴起三国军队去攻打郯国，晋国是无道的！不能制服楚国却只想使郑国臣服，不能制服吴国却想责备郯国，该救援时却犹豫退缩而撤回，该讨伐时却勇往直前而不顾忌，晋国的君臣无能到了极点！先记载“吴国攻打郯国”，这里记载“三国在防地攻打郯国”，不能救援它，又去攻打它，彰显晋国的罪过，所以予以贬斥。

卫国人来送陪嫁女子。

自从进入春秋时期，鲁国女子嫁往他国的有很多，各国来送陪嫁女子的也很多，但《春秋》都不记载。直到这时，伯姬将要嫁往宋国，卫国、晋国、齐国都来送陪嫁女子，《春秋》特意记载，彰显伯姬有贤德的品行，各国乐于用自己的女子作为她的陪嫁。古代诸侯娶嫡夫人，以及左右媵妾，各自带着侄女和妹妹跟随，这就叫一娶九女，用来广继嗣。然而小国不能备齐陪嫁。现在齐、晋这样的大国，忘记了自己的权势，却用自己的女子作为伯姬的陪嫁，《春秋》屡次记载而不嫌其烦，是重视她。《左传》说：“诸侯嫁女，同姓国家送陪嫁，异姓国家则不送。”认为齐国送陪嫁是不合礼的。刘氏认为必须同姓才可以，那么嬴、姒、妫、弋这些国家，就有不能备齐陪嫁的了。但这三国来送陪嫁，加上嫡夫人的侄女和妹妹，就有十二个女子，《春秋》之所以详细记载，或许也是讥讽其超过礼制，认为宋国人应当援引礼制来推辞，讥讽在于宋国。

九年春季，周历正月，杞伯前来迎接叔姬的灵柩回国。

夫妇是人伦大义，以义结合，有过错而被休弃，事情必定是不得已的。而礼制中有无子而被休弃的说法，这是礼制的疑点。《檀弓》记载孔氏不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这也是经典的疑点。圣人的身体，是天下万世视为准则的，怎么会有像《檀弓》所载那样简薄人伦的情况呢？我观察《春秋》记载叔姬的事情，而看到圣人厚待人伦的意思。《檀弓》所说的，出自汉儒的附会，决不是事实。而又假托为子思的话，说“道隆而隆，道污而污”，语意不清，更加使后人困惑。衰败时代的薄俗，对夫妇之道有所不足，常常借以此来掩饰自己的过错，其危害很大。往年研读礼制，曾著论反对它，但没有深入驳斥其学说。这次因为杞姬的事情，而知道《檀弓》所载是诬妄的，这是确定的。叔姬的回归，《左传》没有说明原因，但从她最初出嫁直到去世，以及迎接灵柩，都归因于杞国。《春秋》赞许她能回归，所以为她记载。从此以后，在史传中看到的，被休弃后又回归的很多，这都是孔氏的遗训。大概有被休弃后又回归的，没听说被休弃后就断绝关系，断绝关系后就不能再恢复的。那些说子思不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的人，是齐东的传闻，子思深受其诬，不得不辩驳。

鲁公在防地与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杞伯结盟。

鲁公从防地回国。

有人说：“这是防地。《左传》说：‘因为归还汶阳的缘故，诸侯对晋国产生二心。’所以晋人举行这次盟会来重申盟约，那么这次盟会，难道不能称为同盟吗？”回答说：“《春秋》记载‘同盟’，有欢喜他们能同心而记载‘同盟’的，有幸庆他们能同心而记载‘同盟’的。自从清丘、断道以来，楚国军队横行中原，晋国的政令日益趋向混乱，而《春秋》仍然记载‘同盟’，是庆幸他们还能与中国（中原诸侯）自同罢了，并不是像桓公、文公盛世时那样同心一德以尊崇天子而奖助王室了。”

二月，伯姬嫁往宋国。

伯姬嫁往宋国，从开始到完成婚礼，在经文中出现了七次，是重视她。她与鄫子相遇，派人来请求自己，《春秋》不认为她玷污史册，但仍然记载，是轻视她。这里重视她，那里轻视她，所以为后世留下法则罢了。

夏季，叔孙行父前往宋国致送女子。

礼制规定，女子进入夫家三个月后在宗庙拜见祖先，妇人的礼节才算完成，那么女方派遣大夫聘问，叫做致送女子，所

译用来巩固昏姻之好。齐仲年来访，传言说夫人在他国，就用聘书；在鲁国，就说致女。宋国起初用命卿处理这件事，所以在礼制完成时，也用命卿致女。胡氏说“致女用卿，不合礼制”，我观察《春秋》的书法似乎没有讥讽之意。

译晋国人送媵妾来（意义见前文）。

秋季七月丙子日，齐侯无野去世。

晋国人拘捕了郑伯。

晋国的栾书率领军队讨伐郑国。

《春秋》记载“晋人执郑伯”，是专门归罪于晋国。《左传》说楚国用厚重的贿赂求取郑国，郑伯在邓地防备楚国公子成。楚国是强国，却说用贿赂求取郑国，评论者对此表示怀疑。大概楚国不是输送贿赂的国家，郑国也必定不会为了贪图贿赂而拿宗庙社稷的存亡去为人役使。实在是因为晋景公愚昧昏暗，不像君主，举动乖谬错乱，无法使诸侯之心大为信服，却又夺取鲁国的汶阳之地以向齐国买好，诸侯因此怀有二心，郑国背叛离去，根源就在于此。根据《左传》，郑伯前往晋国，晋国人拘捕了他，这说明郑伯还不忍心与晋国断绝关系，晋国却立刻拘捕其君主并讨伐其国家，晋国的政令真是错乱了。拘捕诸侯而不将其送交京师，兼有无视天子的罪过，所以《春秋》记载“人”、记载“伐”、记载“执”，都是谴责晋国。

冬季十一月，安葬齐顷公。

楚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讨伐莒国，庚申日莒国溃败，楚国人攻入郓地。

《春秋》谴责莒国治理不善，也谴责晋国。《左传》记载莒子回答巫臣的话，自认为地处偏僻简陋，处于夷狄之地，没有修缮完备的打算。楚国人乘虚而入，在极短的时间内，三座城邑都被摧毁。《春秋》记载“溃”和“入”，是谴责莒国不能安抚百姓，且平时没有防备。然而楚国讨伐莒国，是为了救援郑国。莒国是中原各国的同盟，马陵之盟和蒲之盟都参与了，晋国坐视其危亡却不加救助，这是《春秋》所厌恶的。郑国与楚国结盟，晋国就拘捕其君主并讨伐它；莒国面临危亡，晋国却置之不问。盟主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吗？《春秋》不谴责晋国又能谴责谁呢？

秦国人、白狄人讨伐晋国。

宣公八年，《春秋》记载“晋师、白狄伐秦”，是讥讽晋国。然而晋国还记载为“师”。现在秦国、白狄讨伐晋国，记载为“秦人、白狄伐晋”，将秦国与狄人并列，是贬低秦国。为什么要贬低呢？因为秦国依附楚国并为其出兵。从前秦国、晋国交战，是出于各自的私利，是非曲直尚有所在。现在楚国人争夺郑国正急，出兵使莒国溃败以牵制晋国，秦国却率领白狄在晋国东部作战，想使晋国人不知防备从而放弃郑国离去，这为楚国谋划得很好。然而舍弃中原国家而甘愿做楚人的仆役，秦国自处的地位真是卑劣浅陋极了，所以要贬低它。

郑国人包围许国。

郑伯在晋国，郑国的臣子出兵包围许国，说：“这是为了迎回君主。”但《春秋》不赞同这种做法。《左传》记载公孙申的计谋说：“我们出兵包围许国，做出将要改立君主的样子，从而缓和晋国的使者，晋国必定会归还君主。”唉！把这作为迎回君主的计谋可以，但把这作为侍奉君主的道理则不可以。晋惠公在秦国，晋国人虽然征发修缮来辅佐年幼的君主，但如果派遣使者络绎不绝地请求归还君主，秦国最终归还了君主，哪里算得上是诡计呢？

修筑中城的城墙。

中城，《左传》杜预注认为是鲁国的城邑，在东海廪丘西南。《谷梁传》说：“不是外地的百姓。”范宁注说：“《春秋》讥讽国君依靠城墙来自我巩固，不再能保卫其人民。”自认为中城是国都中的城，而定公六年又记载“城中城”，说是三家扩张势力。由此看来，城中城就是修筑国都中的城墙罢了。鲁国人因为楚国使莒国溃败的缘故，不免有震惊恐惧之心，所以修筑中城以自我巩固，并不是杜氏所说的廪丘。《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讥讽其不致力于安抚百姓，城墙虽然坚固，又有谁来守卫呢？

《春秋集传详説》卷十七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传详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説》卷十八 宋 家铉翁 撰

成公下【简王五年 晋景公十九年】

十年春季，卫侯的弟弟黑背率领军队侵犯郑国【意义已见隐公七年】。

同母弟出使聘问，是修习时事的常规，还可以接受；率领军队讨伐他国，不像爱护弟弟的样子，《春秋》记载这件事，是用来讥讽的。《春秋》中有记载“齐侯之弟”、“秦伯之弟”、“郑伯之弟”、“宋公之弟”的，记载“弟”虽然相同，但确立的意义各异，前代儒者一概认为是贬低，大概是不对的。这次战役，卫国奉晋国之命侵犯郑国，《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谴责晋国。既然拘捕了郑国的君主，又讨伐其国家，又让卫国人用自己的军队去侵犯，晋景公对楚国无能为力，却致力于残害小国，是齐桓公、晋文公的罪人。用弟弟率领军队，是谴责卫国；用诸侯讨伐诸侯，是谴责晋国；这就叫做一次记载而两次贬低。

夏季四月，五次占卜郊祭，都不吉利，于是就不进行郊祭【意义已见僖公三十一年】。

古代的郊祭有固定的时间，夏正之郊，就在上辛日行事，上辛日有变故，就用中辛日，何必占卜呢？如果是圜丘之郊，必定在至日，礼制规定不占卜常规祭祀而只占卜牺牲，就是这个道理。而《左传》每次记载“启蛰而郊”，孟献子也说：“郊祭之后才耕种。”这是祈谷之郊。祈谷之郊，就是夏正之郊。古代春天有祈求，秋天有报答，夏正之郊，是用来祈求的；季秋大飨，是用来报答的。鲁国人自己知道郊祭是僭越，不敢完全使用王礼，所以占卜后才进行郊祭。春天不吉利而占卜夏季、秋季，因此有五月、九月进行郊祭的情况，这是鲁国的僭越之礼。一定要用鲁国的礼制来附会三王的礼制，就是强求其说。这里所说的五次占卜郊祭，是占卜以探知天意，吉利后才进行郊祭。自从僖公以来成为惯例，《春秋》记载这件事，显示僭越之礼没有福报。

五月，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会合讨伐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