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详说卷九

译这一年是周惠王二十五年，齐桓公三十三年。

鲁桓公八年春季，周历正月，鲁桓公会同周天子使者、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国太子款，在洮地结盟。

译谷梁传说：“王人排在诸侯之前，是因为尊重王命。朝服即使破旧，也一定要穿在最上面；弁冕即使陈旧，也一定要戴在头上；周王室即使衰微，也一定要排在诸侯之前。”公羊传说：“王人是什么人？是来防范诸侯的人。为什么排在诸侯之上？是因为王命优先。”考察左氏传，周惠王去世，周襄王厌恶太叔带制造的祸难，害怕自己不能即位，没有发布丧讯，而是向齐国报告祸难。齐国为此进行防范以安定王位，所以王人下临诸侯，在洮地结盟，这是为了王事而结盟。有人说：“春秋时期，王朝公卿出来防范诸侯的，都是只防范而不结盟。葵丘之盟，宰周公没有参与结盟；践土之盟，王子虎在王庭与诸侯结盟；宣公七年，诸侯在黑壤结盟，王叔桓公只是监临；哀公十三年，鲁公在黄池防范单平公、晋定公、吴夫差。王臣都不参与结盟，只是以王命监临罢了。现在王人与诸侯共同结盟，这可以吗？”回答说：“这是因为王室有难，防范并结盟，辞令说‘为了扶助王室’，这是王事，春秋没有讥讽，所以都称爵位。从此以后，女栗、鸡泽、翟泉的结盟，就有讥讽了。”

郑伯请求结盟

前几天首止的防范，王世子下临，而郑伯逃避了。现在郑伯请求结盟，也是因为王人在防范。他内心理亏而来归服，知道前次逃避是罪过，所以自己请求参与结盟而不认为这是耻辱，这是因为桓公大大地折服了他的心。前次防范记载为“逃”，《春秋》以此来谴责郑伯；现在记载为“乞”，《春秋》以此来宽恕郑伯。然而结盟却记载为“乞”，也是用来贬低他，轻视郑伯使他不能列于诸侯之中。这是诸侯败盟的开始，也就是楚国崛起的开始，所以屡次记载以表明用意。

夏天，狄人攻打晋国

齐国和晋国是匹敌的。齐桓公以尊崇天子、安定中原为己任，德行声望遍布天下，诸侯无论大小都来归附。而晋献公诡诸将自己排除在中国之外，倚仗其强大，灭掉虞国、虢国并占有他们的土地，这是诸侯中的大贼，罪过应当讨伐。记载“狄伐晋”，是表明晋人有可被讨伐的罪过。通过前后事情来探求圣人的用意，就知道是这样了。

秋天七月，在大庙举行禘祭，用来迎立夫人

谷梁传说：“用，是不应该用的；致，是不应该迎立的。记载夫人而不加姓氏，是立妾的辞令。”刘向解释说：“夫人，是成风。迎立到大庙，是立她为夫人。”三传的说法不同，我唯独采纳谷梁的说法。成风是庄公的妾，僖公的母亲。庄公的正妃哀姜因为淫乱死在齐国，僖公尊崇他的母亲为夫人以配享他的父亲，这是违背礼制而贬低他的父亲。《春秋》记载“禘于大庙，用致夫人”，就是谷梁所说的“用不宜用，致不宜致”。夫人不加姓氏，明确表明她是妾，没有应当尊贵的道理。成风在文公四年去世，《春秋》记载“夫人风氏薨”，又记载“葬我小君成风”。圣人并不是说成风可以僭越为夫人，也不是说妾母可以配享先君，正是因为僖公曾经做了不合礼的事，迎立他的母亲为夫人，等到文公即位，又以祖母的礼节对待她，以夫人的礼节治丧，以夫人的礼节安葬。旧史既然以夫人记载，圣人对于鲁国先君的母亲，不能贬黜她为妾，所以在这里先记载“禘于大庙，用致夫人”。僖公既然在今天迎立了她，那么圣人就不容许在日后贬黜她。用致夫人，是用来开启后来以夫人身份治丧安葬的端绪。所以我对这个义理，唯独采纳谷梁的说法。公羊传说僖公本来聘娶楚女为嫡妻，齐女为媵妾，先迎立姜女，胁迫僖公使用她为嫡妻。我认为齐桓公必定有所不为，楚人也有所不受，这是齐东野语，不足相信。左氏传认为迎立哀姜到庙中。哀姜虽然被杀在齐国，但本来就是鲁国的夫人。僖公不忍心对待他的嫡母，想要违背礼制而附祭她，既然附祭了，为什么还要说“致”呢？说僖公因为哀姜的死而迎立他的母亲为先君的夫人，是有的；说僖公禘祭时迎立哀姜，则不一定。至于仲子的例子，不与此相同，我在隐元年已经辨析过，这里不再重提【义理又见于文公四年夫人风氏薨】

冬天十二月，丁未日，天王去世【襄王即位】

根据传文，惠王在去年闰月去世，襄王因为子带谋乱，没有发布丧讯而向齐国报告祸难。直到这一年才向诸侯报丧。惠王本来有招致祸乱的行为，而襄王为他治丧，难道不能合乎礼制吗？桓王去世七年才安葬，惠王去世一年才发布丧讯，这一年中的衣服饮食都改变常规了吗？还是仍然保持吉礼？纵然说是因为祸难的缘故，又何必经过一年之久才向各国报丧呢？这大概是有不可理解的地方。襄王是东周的明君，他的丧礼如果根本原则都不立，怎么端正天下？难怪周朝从此以后越来越衰微而不可振作了。

九年春天，王正月丁丑日，宋公御说去世【宋襄公即位】

这是宋桓公，国内没有祸难却不记载安葬，传文说襄公不应当在丧期背弃殡礼出去防范，不记载安葬，是讥讽他治丧不能合乎礼制。然而晋襄公也曾穿着墨衰绖去从军作战，而《春秋》没有去掉晋文公的安葬记载，难道是因为晋襄公所成就的事业大，而宋襄公可以不防范却仍然防范吗？《公羊传》在宣公元年大夫等待放逐时，特别阐发这个义理说：“古代臣子有大丧，君主三年不呼唤他出门。已经练祭，可以穿戴弁冕从事金革之事。君主使他做事，不是

译这样做；我执行它，是符合礼制的。闵子戴着丧服处理政事，随后说：“如果这就是古代的礼道，那就不符合人心了。”于是退位辞官，孔子认为他做得好。《礼》规定，父母去世守丧期间，三年内不参与政事，但如果有战争等紧急军务，则穿着黑色丧服参与军事行动，所谓在丧期未满时就穿戴吉服冠冕的，只是当时风俗的变异罢了。《谷梁传》也说：“按照礼制，灵柩停放在堂上时，国君不应处理外部事务。如今违背丧礼外出参与盟会防务，是因为宋子没有哀痛之情。”《公羊传》和《谷梁传》距离古代不远，尚且对此表示关注。从此以后，史书中出现了记载“子”爵位而参与盟会防务的情况，也有记载“爵”位而参与盟会防务的情况。记载“子”，是因为他尚知改变常规；记载“爵”，是因为他穿戴吉服冠冕，史书这样记载是为了断绝这种不合礼的行为，并非赞同他。

译夏，鲁公与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葵丘会盟【详见下文盟誓】。

秋七月乙酉，伯姬去世。

这是鲁国尚未出嫁的女子。《谷梁传》说：“本国女子未嫁与人，不称‘卒’，这里为何称‘卒’？因为已经许配人家，行了加笄礼并取了字，死后就按成年人的丧礼办理。”

九月戊辰，诸侯在葵丘会盟。

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葵丘之盟最为盛大。人们只知道传颂齐桓公的美德，却不知道成就齐桓公美德的人是周襄王。周王室自东迁以来，历经五位君王，大多昏庸懦弱，不像君主的样子。只有襄王稍经忧患，内心震动，性格坚韧，可以有所作为。所以即位之初，就命令宰周公，在葵丘会合诸侯。孟子所称引的盟书五条命令，乃是周文王、武王和周公流传后世的方法。襄王命令冢宰在葵丘宣告，说：“诛杀不孝之人，不要更换已立的太子，不要以妾为妻，尊重贤人、培养人才以彰显有德者，士人不得世袭官职，不得擅自杀害大夫，封赏土地必须上报天子。”纲领宏大，法度严正，有王道的气象，霸主国家的君臣怎能达到这个境界？所以说：“这是文王、武王和周公流传后世的方法。”天子在葵丘下达命令，而齐桓公则是代替天子发言的人。当时襄王刚刚继位，而传布于天下的命令如此，如果向上追溯，宣王中兴的功业是可以逐渐实现的。可惜啊！宰周公不是合适的人选，不能奉行宣达王命，反而以私意嫉妒霸主的功绩，先前在归遇会见晋侯，阻止他来参加葵丘之盟，这与惠王对郑伯说让他背叛齐国而依附晋国、楚国的意图相同。像宰孔这样的人，必定是周王室的小人，是王子带叛逆的同党，致使周王室不兴盛，动乱灭亡相继发生，这是人所为的。○关于宰周公，《谷梁传》说：“天子的宰相，通达四海。”《公羊传》说：“天子执政的人。”他们的说法认为天官冢宰兼管三公的事务，职位尊贵隆重，不应下临被诸侯会合。然而周自东迁以来，宰咺、宰渠因赠送妾室、聘问迎亲而出使，何况这次大会合，是夷狄和华夏共同瞻仰的，宰周公奉命莅临，不是因为小事出使，《春秋》没有讥讽。学者观看葵丘五条命令，就知道宰周公出使，《春秋》没有讥讽。○诸侯自行会盟，天子的人不参与，这是尊崇天子。从此以后，天子的人参与诸侯的会盟，都有贬义。

甲子，晋侯诡诸去世。

这是晋献公，放纵情欲，违背道义败坏常理，杀害嫡长子，立庶子，因此招致动乱，《春秋》特意不记载他的葬礼。

冬，晋里克杀死了国君的儿子奚齐。

《谷梁传》说：“称‘国君的儿子’，是因为国人不服他。国人不服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杀害世子申生而立他为君是不正当的。”《谷梁传》的意义很好。但是奚齐和卓子都不应当被立为国君，而《春秋》对里克两次杀人的书法不同，为什么呢？大概君臣名分未定之前，就写‘杀’，杀的是篡位的公子；君臣名分既定之后，那么他的杀就是‘弑’了。《春秋》对于奚齐的死，写‘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到了卓子的死，则写‘晋里克弑其君卓’。曾探究其原因，奚齐死在丧期，君臣名分还未确定；卓子死在诡诸已经安葬之后，那么君臣名分已经确定，所以书法不同。有人说：“国君去世儿子继位，君臣名分还有未确定的吗？”回答说：“奚齐的继位，只是荀息一人拥立的，不是臣民共同拥戴的，怎么算确定？”假如里克在奚齐死后，立即率领国人迎接在国外年长且贤能的公子来主持国家，那么事情正当顺理，国人没有不服的。现在却坐视荀息坚持错误跟随邪恶，再立卓子，在卓子已经是国君、父亲已经安葬之后而杀他，那就是弑君了。刘原父说里克曾经辅佐申生，骊姬将要废黜太子，派人给里克喝酒并告诉他原因，里克知道却不能劝谏，促成献公杀嫡立庶祸患的，是里克。成全了君臣的名分，正定了弑逆的罪名。唉！罪在不救申生，又加上弑杀卓子的杀戮，《春秋》难道不这样认为吗？既然已经尊他为君而又杀他，这就是《春秋》明确名分而垂示法度的原因，似乎不必另求其他理由了。

十年春，周王正月，鲁公前往齐国。

狄人灭掉温国，温子逃奔到卫国。

狄人自从灭掉卫国、邢国以来，逐渐强盛，与荆楚共同成为诸侯的祸患。现在又灭掉温国，温国是靠近京城的地方，司寇苏公世代拥有。苏子背叛天子投靠狄人，又不能侍奉狄人，因此被狄人所吞并。苏子确实有罪，而温国靠近天子，狄人讨伐并灭掉它，难道不是霸主的职责吗？桓公每天以讨伐戎狄为事，对狄人不过问，难道不是霸业衰微吗？

晋里克弑杀其君卓，以及大夫荀息【弑的意义已在里克杀奚齐中说明】。

《春秋》记载大夫为节义而死共有三次，孔父、仇牧、荀息是也。孔父、仇牧的死，与其国君一同死去，死得正当。荀息呢，跟随献公昏乱，为骊戎女子受托孤之寄，又不能完成其事，以死殉之，有什么值得怜悯的，却与孔父、仇牧一同被《春秋》记载？诸儒没有得其说。我观看《公羊传》的意义而有取焉。《公羊传》对于孔父说：“可以说是义形于色了。”对于仇牧说：“可以说是不畏强御了。”至于荀息则说：“可以说是不食其言了。”大概荀息之死，认为合乎义则未必，然而他既然许诺献公以死，虽然想不死也不行了。假如荀息

译早知那两位辅政大臣建立国家时，国人不参与，就应极力推辞受托辅佐幼主的重任，以此开导他们的君主；他们的君主不采纳，那么当时就有不必赴死的余地了。既然不能在起初时进行正直的规劝，却又承担了受托辅佐幼主的重任，即使想要面临危难时苟且偷生，难道能做到吗？圣人之所以肯定他们，特别在于他们能够不违背诺言。如果从侍奉君主的大节来看，他们不免还是有所愧疚的。

译夏，齐侯、许男讨伐北戎。

有人说：“《春秋》在庄公三十年记载‘齐人伐山戎’，这是贬低齐国。这里记载‘齐侯、许男伐北戎’，难道是褒扬他们吗？”回答说：“不是，有记载爵位却不是褒扬的情况。齐国作为盟主，向四方伸张霸主的征讨，竟然与许男这样的小国共同进行这次行动，这自然是他们追逐私利的计谋罢了。狄人连年成为诸侯的祸患，今年春天掠夺到了王畿附近，把温邑都灭了，肆无忌惮到了极点。齐桓公置之不问，却去远征北戎，舍弃王畿附近的强寇，而去进行讨伐戎族的远征，这自然是他们追逐私利的计谋，而不是为中原诸侯考虑的计谋，所以《春秋》不赞成他们的讨伐。记载‘齐侯、许男伐北戎’，是彰显他们的私心。”

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里克【晋惠公夷吾回国即位】

谷梁传说：“里克弑杀了两位国君和一位大夫，《春秋》用连累上级的措辞来记载，为什么呢？因为杀他并不是因为他所犯的罪。里克所弑杀的人，是为了重耳。夷吾说：‘这个人将来又要杀我。’所以杀他并不是因为他所犯的罪。”我认为里克杀奚齐时，《春秋》不给他定弑君的罪名，记载为“杀其君之子”，是因为他趁着众怒而杀他，君臣的名分尚未确定。里克在这个时候，应当率领各位大夫迎接文公并拥立他，那么高国拥立齐桓公的功劳也不过如此。现在他既然不能这样做，反而听从荀息拥立卓子，却又杀了卓子，占据职位等待夷吾回国，大概是打算用两次弑君的功劳来向新君换取宠信，最终却死在夷吾手中。所以《春秋》在他后来弑君时，纠正了君臣的公义，是因为他既然已经尊奉夷吾为国君，却又杀了他。虽然如此，里克的弑君行为，与宋督、公子翚、襄仲的弑君行为有所不同，而奚齐、卓子作为国君，也与宋殇公、鲁闵公、子赤不同。因此《春秋》不按照讨伐贼臣来记载，而是称国名来杀，这就是谷梁传所说的“杀他并不是因为他所犯的罪”。从奚齐、卓子被弑杀到里克、丕郑被杀，《春秋》对晋国的君臣父子都有责备。

附带记载夷吾回国，《春秋》不记载，是因为他作为弟弟却先于哥哥回国。况且回国后不能成为国君，里克、丕郑丧命，甚至导致国家危亡，所以略去他回国的事而不记载。直到他被秦国俘获，才记载“获晋侯”，这是贬低他。

秋七月

冬，下大雪

冬天下雪，是应时的；冬天下大雪，是反常的。这是概括整个冬天而言，所以不注明月份。下雪而用“大”字记载，必定是伤人毁物，与平常年份不同，不得不记载罢了。传注者说周历的冬天是夏历的秋天，这是改变四季以求符合周历的说法。十二月的次序还可以凭私意扰乱四季的春夏秋冬，这是万万不可的。现在的秋天还是古代的秋天，八九月间纵然有雨雪，也绝没有连月大雪的道理。由此看来，更加知道《春秋》使用夏历是毫无疑问的。

十一年春，晋国杀了它的大夫丕郑。

最初谋划拥立文公的，是里克和丕郑。里克已经死了，丕郑怎么能独自存活？夷吾杀他，也是出于私心罢了。夷吾刚回国就杀了两位大夫，里克尚且有罪；至于丕郑被杀，这就叫做滥刑。左传说秦穆公派人召见吕、郤、冀、芮，晋国怀疑丕郑与他们有阴谋，杀了丕郑并牵连到七舆大夫。夷吾忌刻寡恩，一朝杀了两位大夫，并牵连到他们的党羽，专擅杀人的罪过太大了。再次称国名来杀，是不赞成他杀人。○凡是杀大夫，有称国名来杀的，有称人来杀的，这是权衡轻重的所在。至于杀正直敢谏的人，杀有功的人，杀无罪的人，杀人不按其罪，又应当根据具体事情来看，不能因为称国名、称人的缘故，而强行寻求其功罪所在。

夏，鲁公和夫人姜氏在阳谷会见齐侯。

桓公刚称霸时，愤恨齐女没有法度，把哀姜作为首要诛杀的对象，诸夏肃然起敬，知道先王之所以重视男女有别，确实在于此。齐襄公、卫宣公污浊的习气，因此一扫而空，差不多有古代方伯的遗风了。到了他晚年，志得意满而骄傲，竟然又与僖姜在阳谷、与卞地相会，霸业大概衰落了！有人说：“这是齐侯的女儿，礼制上有归宁（回娘家）的规定，现在前往相会不也可以吗？”回答说：“归宁应当在国都之中，这是在交通要道的大都疾驰相会，不是所谓的‘宁’。霸主的一举一动，是诸夏所观看效法的，能不谨慎吗？”所以《春秋》的书写法则与禚地相会、祝地享祭相同，用来垂示警戒给后人。

秋八月，大雩【大雩的意义已在桓公五年见过】

凡是记载雩祭，都是因为干旱而祈祷。干旱而祈祷必定记载，以显示国君忧民的心情。有人说：“干旱而祈祷，对干旱也有益处吗？”回答说：“成汤在桑林祈祷就是如此。贯通天地之间，只是一气罢了，一理罢了。理运行而气跟随它，有感应就有回应，说没有益处是不可以的。所谓祈祷，是凭借我的诚心来感通物理的回应，诚心没有达到，感应就没有信服。诚心和感应不是向外求取的。不只是干旱祈祷如此，凡是理所在的地方，气就回应它。达到中和而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以养育，这是圣贤道学的功用，也不过是理运行而气跟随它罢了。如果说祈祷没有益处，干旱时举行雩祭无法显示忧民之心，那么雩祭，只是具备文辞应付故事而讲求它，还不如不讲求？”

冬，楚人讨伐黄国

十二年春，王三月庚午，发生日食。

夏，楚人灭黄国

谷梁传说：“贯地相会，管仲说：‘江、黄远离齐国而靠近楚国，楚国是逐利的国家，如果讨伐而不能救援，那么……”

译就无法统领诸侯了。』桓公不听，于是与他们结盟。仲孙死后，楚国攻打江国、灭掉黄国，桓公无法救援，君子对此感到哀怜。」唉！管仲对祸患的考虑真是深远啊！当江、黄两国刚开始来结盟时，他就担忧将来不能救援，这种深思远虑，怎能与那些目光短浅、早上顾不上晚上的浅薄之人相提并论呢！齐国如果没有江、黄两国，就无法制约楚国，所以楚人对江、黄两国的怨恨最深。既然灭掉了它们以扫除屏障，便用武力摧毁其核心，从冬天到夏天，历经三个季节之久，齐国人最终没能派出偏师去救援，坐视其灭亡。那么，灭掉黄国的，其实是齐国，而不是楚国。阳谷的会盟，贯泽的结盟，本意是寻求中原各国的援助，反而因此加速了它们的灭亡，可悲啊！从此以后，诸侯日益离散，霸业日渐衰微，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了。

译秋天七月。

冬天十二月丁丑日，陈侯杵臼去世。

十三年春天，狄人侵犯卫国【义理并见于下文《狄侵郑》】。

夏天四月，安葬陈宣公。

鲁僖公在咸地会合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防备齐国侵犯宋国。

查考《左传》：在咸地设防，是因为淮夷侵扰杞国，并且图谋周王室。王室的事务最为重要，杞国的事次之。《左传》为了行文方便，先提杞国后提王室，这样桓公的美德就不显眼了。大概扬、拒、泉、皋、伊、雒等地的戎人，自十一年夏天被子带召引，一同攻打王城。秦国、晋国攻打戎人以救周，子带逃奔齐国，齐侯在王城平定了戎人。到现在已经两年了，王室大体安定，于是进行咸地的设防，图谋王室并派遣诸侯戍守。这年秋天，诸侯戍守周王室，齐国的仲孙湫送达他们。所以这次设防，是为了勤王，因此齐侯以下都称爵位。

秋天九月，举行大雩祭。

冬天，公子友前往齐国。

十四年春天，诸侯在缘陵筑城。

《左传》说：“在缘陵筑城并将杞国迁往那里，不记载具体的人，是因为史官有缺漏。”《谷梁传》说：“称‘诸侯’，是散乱的辞令。聚集却称为散乱，为什么呢？诸侯筑城，有散乱的辞令，说明桓公的德行衰落了。”《公羊传》说：“为什么为杞国筑城？因为杞国灭亡了。徐国、莒国胁迫它。”杞国没听说遭受兵祸，而《公羊传》认为杞国已经灭亡，大概是因为此前为卫国、邢国筑城，都发生在它们灭亡、溃败之后，所以也把杞国当作已经灭亡。《左传》所说的侵扰杞国，才符合实情。但是桓公为三个小国筑城，都是为了体恤灾难、救助患难，而书法不同，是因为有讥讽之意。为邢国筑城，还能在邢国未灭亡时进行，是救助最有力的。为楚丘筑城，卫国已经灭亡了。为缘陵筑城，桓公的心意懈怠，诸侯也离散。所以记载“诸侯在缘陵筑城”，是说他们聚合不易，筑城艰难。陈止斋说：“只称‘诸侯’，是不依附于霸主的辞令。”

夏天六月，季姬与鄫子在防地相遇，让鄫子来朝见。

查考《左传》：“鄫国的季姬来鲁国省亲，鲁僖公发怒扣留她，因为鄫子不来朝见。在防地相遇，让鄫子来朝见才作罢。”嫁出去的女儿来省亲，被扣留，后来与她的丈夫相遇，让他来朝见，因此季姬又回到鄫国。《公羊传》认为僖公钟爱他的女儿，让她自己选择配偶，所以能与鄫子相遇并嫁给他。如果按《左传》，季姬是来省亲的妇人；如果按《公羊传》，季姬是淫乱失德的女子。两种说法不同。但明年九月，季姬回到鄫国，从书法来看，这是初次出嫁。鲁国的女子受文姜的影响，在大道上疾驰，自卖以求在防地相遇。僖公号称贤君，几乎没有治家的法度，鲁国的不兴盛，确实由此而来。《春秋》记载“及”、“遇”、“使来朝”，季姬的丑态就显现了。僖公怎么能推卸责任呢？

秋天八月辛卯日，沙鹿山崩塌。

《公羊传》说：“外国的怪异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是为了天下记录怪异。”《谷梁传》说：“树林属于山叫鹿，沙鹿，是山的名字。这是晋国的土地却不依附于晋国，是因为这是惊骇常理的怪异，关乎中原的废兴存亡所以如此。”有人说：名山大泽不用于分封，所以不依附于晋国，义理也通顺。

狄人侵犯郑国。

桓公既然保全了邢国、卫国，虽然未能大大惩罚众多狄人，狄人知道畏惧了。等到狄人灭掉温国，欺凌周王室近畿，桓公的心意已经懈怠，不再加以责问，他们更加无所忌惮。前年侵犯卫国，现在又放纵军队直出汜水、虎牢之间，与楚国合流，这难道是小变故吗？而桓公年迈德衰，管子又死了，没有能为天子深思远虑的人了。

冬天，蔡侯肸去世。

十五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僖公前往齐国。楚人攻打徐国。三月，鲁僖公在牡丘会合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结盟，于是驻扎在匡地。公孙敖率领军队以及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

有人说：“狄人侵犯卫国、侵犯郑国，楚国灭掉黄国，齐国都不去救援。徐国未曾参与预防的盟约，现在楚国攻打它，而齐国急忙会合诸侯去救援它，为什么呢？”回答说：“齐国救援徐国，不专为保全徐国考虑，也是为自己考虑。徐国靠近齐国，楚国攻打它，是为了震慑齐国的邻国，它的谋略很深。从前齐桓公攻打楚国，先侵犯蔡国，楚国拥有蔡国，就像齐国拥有徐国。假如楚人在徐国得志，就一定会乘胜到达齐国的南境，所以齐桓公急忙会合诸侯奔赴那里，又另外出兵攻打厉国以攻击他们必救的地方，他对徐国很急切，也是为自己考虑罢了。然而因为救援而出兵，《春秋》认为这是善举，所以都称爵位。”有人说：“救援徐国很紧急，却驻扎在匡地，为什么呢？”回答说：“哪里只是驻扎，而且先结盟才敢前进。大概齐桓公的霸业到这里已经衰落，桓公的心意已经懈怠，而诸侯的心也不能都协调，临敌而结盟，是怀疑而结盟。结盟后前进，又驻扎在匡地，不敢立即前进，于是派大夫率领军队前往。这次战役，不被楚国乘虚而入的希望很少。然而桓公不善于作战而长于计谋，救援邢国、救援许国，都凭借虚声震慑敌人，使他们自行退去。现在救援徐国，用令人疑惧的军队，抵挡正嚣张的寇敌，在牡地设防，在牡地结盟，前进后又驻扎，向人显示不可测度，所以楚军虽然强大，也疑惧而不敢前进，徐国得以无事。娄林的失败，也只是部分失败，对徐国没有伤害，这也是救援的功劳。”问：“《春秋》难道没有讥讽吗？”回答说：“《春秋》虽然称爵位，但记载结盟、记载驻扎而后记载救援，

译君主不亲自进兵，而是派遣大夫率领军队在前，这或许是因为君主见识短浅，不能统率士气，上下懈怠懒惰，不被楚国乘虚而入，已经是万幸了。」

译夏季五月，发生日食。

秋季七月，齐国军队和曹国军队攻打厉国。

八月，出现蝗灾。

九月，鲁公从防地返回。

季姬嫁到鄫国【其义理见《鄫子来朝》条】。

己夘日晦（月末），夷伯的宗庙被雷震击。

谷梁传说：“晦，指月末。震，指雷击。夷伯，是鲁国的大夫。由此可以看出，从天子到士人都有宗庙：天子设七座庙，诸侯设五座庙，大夫设三座庙，士设两座。所以德行深厚的人影响深远，德行浅薄的人影响短浅，因此重视开端，这是德行的根本，始封之君必定被奉为祖先。”左传认为夷伯是展氏的祖父，有隐恶之事，所以被雷震击。公羊传认为夷伯是季氏的陪臣，陪臣即防地之臣。我认为此时季氏刚开始在鲁国执政，其陪臣不应立刻僭越建立大夫级别的宗庙。三种说法中，谷梁传和左传的说法更为合理。

冬季，宋国人攻打曹国。

自从齐桓公称霸以来，华夏各国凭借武力擅自相互攻伐的情况很少了。到了这时宋襄公攻打曹国，《左传》认为是为了报旧仇，因为鲁庄公十四年宋国违背了北杏的盟约，齐国率领诸侯攻打宋国，曹国参与了讨伐，宋国因此怀恨。这乃是霸主国家的讨伐，罪责不在曹国，有什么仇怨可言？齐桓公意志懈怠，宋国看到机会便兴起。我由此看出宋襄公为人，外表沉静内心急躁，在齐桓公还在世时，他已有图谋霸权之心，后来他拘捕滕国国君、围攻曹国，根源就在这里，这是《春秋》所讥讽的。

楚人在娄林打败徐国。

春秋初年还没有将徐国视为外夷，从此以后，徐国以国号被提及。研究公羊传的学者，认为徐国灭亡杞国是灭亡前代后裔，所以将徐国视为外夷。然而杞国并未被灭亡。鲁僖公十七年，徐国和齐国都书为“人”，公羊传的记载尤其可疑。

十有一月壬戌日，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晋侯被俘。

谷梁传说：“韩地之战，晋侯失去了民心，因为他的军队没有战败而国君却被俘。”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是军队战败？国君被俘就不说军队战败。”我认为这是秦伯攻打晋国，《春秋》不记载秦伯攻打晋国，而记载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晋侯被俘，是为了归罪于晋国。《春秋》的法则，列国与吴楚交战，要辨别内外之分，齐桓公伐楚就是例子；诸侯大国因私怨交战，要明辨曲直之理，那么秦晋今天的交战就是例子。晋惠公依靠秦人的力量才得以回国，许诺割让河外五座城邑，后来却不给，秦穆公不因此怨恨，等到晋国饥荒时还输送粮食，那么秦方就是理直的了。晋国饥荒时秦国输送粮食，秦国饥荒时晋国却禁止卖粮，那么秦方又是理直的了。秦方理直而晋方理屈，那么战争的起因在晋国，所以不记载秦伯攻打晋国。战争，就像诉讼一样，《春秋》的书法，就是审理诉讼的笔法，也是衡量曲直的标准。有人问：“诉讼有曲直，而两位国君都称爵位，为什么呢？”回答说：“有记载爵位表示褒扬的，有记载爵位表示贬斥的。晋侯与秦伯交战，是说两位国君因私怨而战，不是为天下而战。记载晋侯被俘，理屈在晋国。”有人问：“楚国打败蔡国，把蔡侯献舞带回去，不记载‘获’，是不认可楚国人拘捕诸侯；郑国灭亡许国，把许男斯带回去；灭亡曹国，把曹伯阳带回去，不记载‘获’，是不认可诸侯互相俘获。现在秦国俘获晋侯，晋惠公固然有自取之道，责备他难道不是太重了吗？”回答说：“这不仅是为了彰显晋惠公背弃恩德道义、败坏国家残害百姓的罪行，也是为了表彰秦穆公后来归还国君的美德。晋国辜负秦国太甚了，秦国还归还其国君，这就是秦穆公之所以贤明的原因。”

十有六年，春季，周王正月，戊申日初一，五块陨石落在宋国。同月，六只鹢鸟逆风飞过宋国都城。

三传的解释不同。左传说：“五块陨石落在宋国，是陨星；六只鹢鸟逆风飞过宋国都城，是风。”星，是诸侯人臣的象征。当时诸侯强横僭越，王室国防衰弱，上天降下陨星，是为了向强国示警，使其知道遵循德行改正行为，尊崇侍奉天子。五，是数量，不必强行寻求其说法。在此之前，常星不见，星星陨落如雨，星星落到地面就消失了。现在却陨落成为石头，其象征显现了，警戒的道理到了极点。风，是自上而下的，人君的号令、风化遍及天下，都是风。现在水鸟，属阴类，逆风而行，这是强国侵陵、不遵从王化的象征。异象虽然出现在宋国，不专为宋国示警。宋国爵位为公，在华夏各国中最为长久，上天向诸侯示警，所以灾异出现在宋国。警示宋国就是警示华夏各国，与常星不见、星陨如雨同其罪证，上天眷顾周朝尚未终止。

三月壬申日，公子季友去世。

刘敞说：“春秋时鲁国卿大夫有生而赐氏的，季友、仲遂就是。生而赐氏的，是任命他们世代为卿。”胡安国跟随此说。我认为生而赐氏的，是华督。他因为弑君罪大，贿赂诸侯以求生存并建立华氏。像季友这样的人，是鲁国的纯臣，有什么嫌疑，要求生立季氏呢？如果说要求世代为卿，那么当时诸侯国的卿大夫，有不待赐氏而无不世代为卿的。至于公子遂书为仲，是因为他弑君，被讨伐并去除其族，不能与季友相同。两位国君虽然各以私意厚待两位臣子，但《春秋》记录善行诛除奸邪的笔法，则有褒贬的区别，岂能相提并论呢？闵公元年记载季子来归，是嘉奖他。当时鲁国纯臣只有季友一人，所以记载以赞美他。现在记载季友去世，是表明季氏从此世代执政，成为鲁国无穷的祸患。之前归季子，之后卒季友，褒贬抑扬，

译道义各有其所在，不能用一种标准来一概看待。刘氏说：“《春秋》记载季友去世，是讥讽世卿制度，意思是从此季氏世代掌权。”这种说法符合《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

译夏四月丙申日，鄫国的季姬去世。

秋七月甲子日，公孙兹去世。

冬十二月，鲁僖公在淮地会合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

左氏认为这是为了谋划鄫国，又说修筑鄫国城墙没有成功。杜预注解说淮夷侵扰鄫国。齐桓公的霸业到此已经衰落了，然而还在淮地设防，是为了防备楚国。当时中原各国与楚国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外都是楚国的盟国，长江的天险则被楚人占有。所以在淮地设防，必定不只是为了鄫国的缘故。有人又认为这次行动，齐桓公率领诸侯讨伐淮夷，鲁国参与其中也有功劳，所以《鲁颂》中提到了这件事。

十七年春，齐国人、徐国人讨伐英氏。

夏，鲁国灭掉了项国。

《公羊传》《谷梁传》认为灭项是齐国人做的，说是齐国人联合徐人讨伐英氏，于是顺便灭掉了项国。查考《左传》，灭项的是鲁国。鲁僖公在防地，齐国人因此扣留了鲁僖公。声姜因为鲁僖公的缘故，在卞地会合齐侯，这不是齐国的事。有人说：“国内灭掉别国，史书只写‘取’，不写‘灭’，比如取鄟、取邿就是这样。这里为什么写‘灭’？”回答说：“根据《左传》，鲁僖公在外处理诸侯事务，还没回国就攻取了项国，这是鲁国执政大臣所为，并非出于鲁僖公的本意，所以不为鲁僖公避讳，以此彰显强臣擅自发动战争的罪过，从而留下‘履霜坚冰至’的警戒。当时季友刚死，季行父继任执政，擅自兴兵灭国的，不是季行父是谁？这是由于僖公感激季氏拥戴自己的私恩，把权力假借给他，对他不加怀疑，后来就导致无法控制。襄公在楚国时，宿就攻取了卞地；昭公在晋国时，季意如就接纳了邾国、莒国的叛臣，每次趁着国君外出就肆无忌惮。季行父灭项，实际上是开启了这种先例。拥有国家的人看到这些，应当知道警戒，《春秋》特意在灭项这件事上阐发其义理。”

秋，夫人姜氏在卞地会合齐侯。

九月，鲁僖公从防地回国。

因为灭项的缘故，齐侯扣留了鲁僖公。姜氏因为鲁僖公的缘故，在卞地会合齐侯。到这时鲁僖公才得以回国。史书记载“至”，是表明鲁僖公未能归国的危险处境。我认为：“僖公是贤明的君主。然而因为对季氏有私恩，季友死后不久，季氏的继承人趁着僖公外出，擅自兴兵灭国，使国君陷入危险境地，而僖公却不加体恤。僖公脱险后，竟然不讨伐季行父擅自兴兵的罪过，鲁国的威权从此下移到强大家族手中，僖公难道能推卸责任吗？唉！开始不忍心惩治，最终就导致无法惩治，鲁国的季氏、卫国的孙氏、齐国的田氏、晋国的韩氏、魏氏、赵氏，都是这样。”

冬十二月乙亥日，齐侯小白去世。

有人说：“您说‘伯’就是‘霸’。古代两位方伯负责一方的托付，周公、召公曾经分陕而治，为什么不说‘霸’？齐桓公、晋文公才说‘霸’，为什么呢？”回答说：“周公、召公是辅佐天子的臣子，纯粹实行王道，不夹杂其他权术。况且当时天子的威令在诸侯中通行，周公、召公虽然居于方伯之位，只是履行常规职责罢了。等到周平王东迁，历经平王、桓王直到惠王、襄王，王室的纲纪完全松弛。齐桓公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假借王命来施行霸政，是时势使然罢了。而霸主的心思和行为，纯良与瑕疵各占一半。公正而不能不偏私，仁爱而不能不暴虐，守信而不能纯粹守信，合乎义而不能纯粹合义，怎么可以和辅佐天子的臣子同日而语呢？而且以齐桓公的行为来说，保存了三个灭亡的国家，接近仁爱；灭掉谭国、遂国，降服鄣国，迁徙阳国，这有什么仁爱呢？保护单伯、宰周公辅佐周王，接近正义；而周天子出逃住在郑国，不能派一兵一卒去勤王，接受命令讨伐卫国却索取贿赂迅速返回，这有什么正义呢？哀姜因为淫乱参与弑君，诛杀她，是公正的；而声姜又在阳谷会合齐侯，亲近私情而不能禁止。徐国、许国遭受兵祸，率领诸侯前往救援，是守信的；黄国遭受兵祸，历经三个季节之久，却坐视其灭亡而不闻不问，守信在哪里呢？这就叫纯良与瑕疵各占一半，所以霸主不同于王者。然而自从齐桓公称霸，诸侯开始重新尊崇周王室，臣子弑杀君主、下级篡夺上级、强国兼并弱国，以及诸侯中党附篡逆的人，从此开始知道收敛而有所畏惧。像楚国、狄国，先前都有侵凌中原各国的野心，等到齐桓公兴起，用威武震慑他们，用长远的谋略抵御他们，无不有所忌惮而不敢放肆。而他行事从容不迫，该战时不轻易开战，该讨伐时不轻易讨伐，该会合时会合，各小国来或不来，不深加责备。而他显赫于当世的功业，在于尊崇周王，抵御楚国。晋文公是沿袭他的行事而同样被称为霸主的。孟子说：‘尧、舜，是出于本性；商汤、周武王，是出于修养；五霸，是假借仁义。长久假借而不归还，怎么知道他们不是真正拥有呢？’南轩张子解释说：‘假借仁义的，没有能长久的。假如假借而能长久，长久而不归还，谁说不是他们真正拥有的呢？真正拥有的不取决于是否假借，而取决于是否归还。’这深得孟子与人为善的意旨。自从齐桓公、晋文公死后，没有能继承他们的人。降而至于战国，就是《春秋》所说的哀公时代；再降而至于秦朝，那混乱何时才能终结呢？岂止是王道的风气遥远，霸主的行事也不复可见了。汉宣帝自称汉朝行事本就是以王道、霸道杂糅，唉！像宣帝这样的人，我看他连霸主都算不上，又哪里谈得上王道呢！”

十八年春正月，宋公、曹伯、卫人、邾人讨伐齐国。夏，鲁国军队救援齐国。五月戊寅日，宋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在甗地交战，齐国军队大败。狄人救援齐国。

《公羊传》说：

译为什么不让齐国君主参战？是因为宋襄公征伐齐国。为什么赞同宋襄公征伐齐国？因为齐桓公死后，竖刁、易牙争夺权力而不为桓公发丧，所以宋襄公因此讨伐他们。

查考《左传》，齐桓公没有嫡子，有六个庶子。无亏是长卫姬的儿子；昭是郑姬的儿子。齐桓公中年时与管仲共同谋划立昭为世子，并且托付给宋襄公作为外援，世子的地位已经确定。齐桓公死后，竖刁、易牙凭借内宠杀害群臣而立无亏，世子昭逃奔到宋国。宋襄公为他出兵护送昭回国，是为了履行受托孤的重任。

刘氏、胡氏认为宋襄公是拥立年幼者而废黜年长者，所以《春秋》记载“及”、“救”来责备他，立论固然依据正道。然而就当时的情势而言，君主和大臣在无事之时已经确立了太子，而宦官宠臣却在仓促之间擅自废立，这难道不是不应该被拥立的人吗？况且像鲁隐公那样，是继室之子，年长且贤能，应当拥立而被拥立，程子、胡氏尚且认为他没有从父亲那里继承国家而指责他不正统。现在无亏虽然是年长者，不像鲁隐公那样明显地被国人和大夫共同推举，而昭实际上是父亲谋划、大臣辅佐、托付给邻国作为太子的，不像鲁惠公有意立而未立的情况。如果认为宋襄公不应当为昭出兵，那么竖刁、易牙所拥立的人就占据君位，而太子被废黜，这可以吗？不可以。

况且当时齐国的大夫还有高、国等人参与政事，如果说昭不应当被拥立，而拉拢无亏拥立他，这就像是大夫们拥立君主一样。现在大臣们没有异议，内侍突然发生变故，那么无亏就是易牙、竖刁的党羽，齐桓公、管仲不把他作为继承人难道没有原因吗？宋襄公受托出兵并未不义，说《春秋》严厉责备宋襄公，我私下认为不对。

评论者常常把“及战”作为褒贬予夺的关键，往往颠倒事理来附会它。所谓“及战”，有的用来区分主客，有的用来区别先后，军队的曲直起初并不在于此。又说“师救齐”、“狄救齐”，是赞许这种救援而贬低那种讨伐，我私下仍然有疑问。城濮之战，晋文公救援宋国而不记载“救”，楚人救援卫国而记载“救”，如果说《春秋》赞许楚人救援卫国，不赞许晋文公救援宋国，可以吗？何况齐、鲁本是仇敌之国，以前鲁庄公为仇敌国家拥立纠，《春秋》严厉不赞许他。现在鲁僖公又出兵安定无亏的地位，这难道是《春秋》所赞许的吗？记载“师救齐”，是不赞许鲁国救援齐国。狄人，是齐桓公终身所抵御的，现在以“救援齐国”为名，突然而来。大概是易牙、竖刁用厚利引诱召来的，是为了自救，他们哪里知道救援是义举，而去赴人之急呢？把救援当作善行，而知道讨伐不善，这是拘泥而不通变的。

我并非故意求异于前人，而是因为无亏是年长者，经传中起初并没有明确记载。《春秋》垂范后世，必定不会认为竖刁、易牙所拥立的是对的，而齐桓公、管仲所预先确定的是错的。对于宋襄公的军队，难道没有责备吗？李唐末世，宦官专权，废黜太子而立所宠爱的诸王，大乱数代，唐朝最终因此灭亡。这是后世的事情，可以作为深刻的鉴戒。读《春秋》的人，对于圣人的书法应当加以权衡，以防临大事时产生疑惑。

有人说：“齐桓公回国，子纠之死，《春秋》记载了。现在昭回国，无亏之死，《春秋》都没有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齐桓公回国，子纠之死，是有关系的，不容不记载。至于无亏，是易牙、竖刁所拥立，不应当被拥立。昭虽然做了齐国国君，平庸愚昧之人所知道，齐桓公的霸业毁于此时，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为什么要记载呢？”

译秋季八月丁亥日，安葬齐桓公。

冬季，邢国人和狄国人攻打卫国【狄人开始被称为“人”】。

谷梁传认为这是褒扬狄人救援齐国而提升其称谓，如果真的褒扬他们，为什么不在狄人救援齐国的时候褒扬他们呢？现在却在他们攻打卫国时提升称谓。大概是因为谷梁传没有深入考察当时的事态，认为宋襄公攻打防地是为了谋求霸业，所以他的说法如此。宋国、卫国、曹国，都是齐桓公平时厚待的国家，世子被两个小人排斥，宋襄公为他们攻打这两个小人，是为了报答齐桓公的恩惠。现在却说三国报答恩惠是攻打防地，说邢国、狄国攻打卫国是救援齐国，我不理解这种说法。大概《春秋》记载“邢国人、狄国人攻打卫国”，是责备邢国不应当与狄国勾结而攻打他国。狄国曾经灭掉邢国，邢国与狄国是仇敌国家，现在却勾结攻打卫国，道义之心完全不存在了，邢国还能保持国家地位吗？《春秋》把邢国与狄国并列，正是为了痛恨邢国，而说这是提升狄人的地位，损害道义难道不是很严重吗？僖公元年，荆国改号为楚国，率领军队攻打郑国，也记载为“楚国人攻打郑国”，是担忧他们逐渐强盛，成为诸侯的祸患，有什么提升他们的意思呢？

春秋集传详说卷十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传详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十一 宋 家铉翁 撰

僖公三【这一年是周襄王十二年、宋襄公十一年】

十九年春天，周王三月，宋国人捉拿了滕国国君婴齐。

这是宋襄公谋求霸业的开始。宋国虽然是先代后裔，爵位是公，但从未接受周天子的任命，担任四方征伐的职责。现在想要追随齐桓公的做法，应当向天子请求命令，号召四方，共同奖助王室。诸侯如果有没到的，安抚并团结他们，等待他们自来，齐桓公已经做过的事，可以看作准则。现在以自封的霸主身份去讨伐别人，名分不正，言语不顺，谁会相信我呢？这就是最终没有成功的原因。春天捉拿滕国国君和这年秋天包围曹国，都是不等待天子命令就行动，《春秋》记载这些事，是为了贬斥他们。然而滕国国君被写出名字，这也是他有罪。齐桓公刚开始称霸时，滕国曾经参加过一次会盟，现在宋襄公继承齐桓公的事业，许多小国都来参加会盟，滕国可以来却没来，这也是自取其祸。《春秋》写出名字并记载被捉拿，是双方都有责任，也可见圣人殷切期望宋国的心意。凡是记载“执”（捉拿），有捉拿是为了霸主讨伐的，有捉拿是为了擅自发令的。宋襄公不是受命的霸主，捉拿滕国国君又不送还京师，这就叫擅自发令。后来晋国人主持霸业，捉拿诸侯，如果罪不当罚就有贬斥，如果罪当罚但不送还京师也有贬斥。被捉拿的人有时写出名字，有时不写名字，又可见罪行的轻重，捉拿是否得当。晋厉公捉拿曹国国君负刍，惩治他篡夺国家的罪行，捉拿后送还京师，捉拿是正当的，送还也是正当的，特别得到《春秋》的认可，记载为“晋侯捉拿曹伯”。议论的人因为晋厉公不能善终，怀疑以侯爵捉拿伯爵是僭越，这是不对的。这是霸主的讨伐，只看事理是否恰当罢了。

夏天六月，宋公、曹国人、邾国人在曹国南部结盟。

有人说：“曹南的盟会，宋公写出爵位，《春秋》是认可他做霸主吗？”回答说：“是期望他，不是认可他。当齐桓公死后，狄国攻打卫国，郑国依附楚国，参加会盟的诸侯都散了，天下不能一天没有霸主。宋襄公兴起有所作为，《春秋》深深期望他能成功。怎么说呢？北杏的会盟，只有桓公写出爵位，诸侯都称“人”；曹南的会盟，只有襄公写出爵位，诸侯也都称“人”，由此可以看出圣人期望宋国的心意。开始期望他，最终没有成功，楚国因此横行天下，《春秋》认可他的开始，但不保证他的结局。”

鄫子参加在邾国的盟会，己酉日，邾国人捉拿了鄫子，把他当作牺牲祭品。

《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邾国人捉拿鄫子并把他当作牺牲祭品，《左传》认为是宋襄公让邾国人在次睢之社捉拿鄫子，想要以此收服东夷，子鱼劝谏不听。我私下有所怀疑。宋襄公为人，我固然不知道他内心的本意，但大致看他平时的行为，是好名声而畏惧道义的人。当他还是太子时，以让位闻名；后来与楚国人作战，想要以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人、不攻击没摆好阵势的敌人来取得仗义的名声，哪有今天把同盟国君当作牺牲祭品在淫乱的社坛祭祀，如此无道的呢？何休说鲁国原本答应把季姬嫁给邾国，季姬淫乱，让鄫子请求停止婚事而答应了，两国因此结怨，宋襄公为此盟会来化解矛盾，反而被邾国欺骗，捉拿并祭祀了鄫子。何休必定有所依据，保留下来足以给后世留下警戒。而且《春秋》的书写法则完全没有涉及宋国，所以《公羊传》、《谷梁传》认为这不是宋国的罪过【高邮孙氏也说：“邾国、鄫国是世仇国家，宣公八年又在鄫国杀害鄫子，他们相仇的事不见于经文，只有无道到极点才记载。”孙氏似乎也有见识，保留下来】

秋天，宋国人包围曹国。

这是宋襄公用兵的开始。霸主凭借天子命令征讨不服从的人，这叫霸主讨伐，《春秋》所认可的。如果没有天子命令，就是擅自用兵互相攻打，《春秋》所厌恶的。北杏的会盟，宋国背弃盟约而桓公攻打他，必定向周天子请求军队，与单伯一起，他不是因为力量不足，而是表示有所尊崇。现在宋襄公捉拿滕国国君而不送还京师，攻打曹国又不禀告天子，这是认为他的力量可以使人服从。推而广之，怎么能成功呢？所以《春秋》在曹南盟会时写出宋公的爵位，在包围曹国时称宋人为“人”，道义大概就在这里。没有没有天子命令而能成就霸业的。有人说：“宋国包围曹国，这固然不对，然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