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详説卷二十五

译这是来归附的意思。」

秋季七月，在上辛日举行大雩祭，季辛日又举行雩祭。

《左传》说：“再次举行雩祭，是因为旱情非常严重。”《公羊传》说：“所谓‘又雩’，并不是真的举行雩祭，而是聚集民众来驱逐季氏。”这是因为经文将“公孙于齐”连在一起叙述，所以说是聚集民众来驱逐季氏。举行雩祭不一定需要聚集民众，聚集民众是为了警戒武力，这与举行雩祭有什么关系呢！

译九月己亥，鲁昭公逃亡到齐国，驻扎在阳州。

有人问：“鲁昭公将要讨伐季氏，子家认为不可以，后来果然失败了，那么季氏就一定不能讨伐吗？”回答说：“天下的事情，本来就有绝对不能做的，也有还可以做却不得不做的。像鲁昭公讨伐季氏，就是还可以做却不得不做的。季孙意如在国内专掌鲁国的兵权，在国外结交晋国的强大夫，看待篡位弑君就像翻手一样容易。昭公讨伐他，实在有不得不做的理由，只是因为所任用的人不对，才导致失败。如果说他是无故挑起争端，自取灭亡，那就错了。”又问：“那么怎样做才可以呢？”回答说：“关键在于所任用的人怎么样。季孙意如虽然放纵凶暴、不守道义，但叔孙昭子刚毅正直，不与季孙、孟孙同流合污，鲁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他身上。如果昭公推心置腹地任用他，让全国听从他，那么季氏的权力就可以收回。权力可以收回，那么也可以讨伐他。但是昭公所与之谋划的人，都是身边的亲信和与季氏素有仇怨的人，他们的志向在于报复私仇，考虑不到长远，怎么能成功呢？子家懿伯虽然是鲁国的贤公子，但未曾参与国政。昭公将要讨伐季氏，突然告诉他，子家认为不可以，是理所当然的。大概季氏应当讨伐，但不是郈孙、公若、公为、侍人柤这些人所能讨伐的。因为昭公所任用的人不对，所以招致失败。如果说政令在季氏手中很久了，就无可奈何地听任国事日益败坏，那不是忠臣的话。所以季氏应当讨伐，但不是昭公所能讨伐的。”

齐景公在野井慰问鲁昭公。

《春秋》两次记载齐侯慰问，不是赞许他能慰问，而是讥讽他没有救灾恤患的实际行动。昭公自从即位以来，季氏就在晋国阻挠他，五次到达黄河边都不能进入晋国。等到此时失位离开鲁国，知道晋国人不足以依靠，所以逃亡到齐国，驻扎在阳州，对齐侯的拯救深怀期望。而景公只是行虚礼慰问，今天夺取郓地，明天包围成地，后天又为鄟陵设防，最终不能为昭公谋划回国，不是他的力量不足，而是诚心不在罢了。别人因穷困投奔我，我回答以虚伪，像这样过了四个寒暑，齐景公高张声势再次慰问，礼意顿时衰败，几乎想要挥手拒绝他。昭公于是前往晋国，齐景公的不仁太严重了！

冬十月戊辰，叔孙婼去世。

昭公讨伐季氏时，昭子去了阚地。叔孙氏的司马鬷戾率领徒众帮助季氏抵御昭公，孟氏随后跟进，昭公的军队奔逃失败，这是鬷戾造成的。根据《左传》考证，大概是三家合力驱逐国君。昭子是刚毅的人，必定不参与他们的谋划，但家教不能约束司马，导致他助乱，这是昭子内心愧疚、祈求死亡并随即死去的原因。为什么不杀司马以表明自己的志向，反而为昭公谋划回国之计呢？唉！如果这个人不死，与子家共同谋划迎回昭公，必定不至于最终死于途中。这是天意，能说什么呢！《春秋》在昭公逃亡后接着记载“婼卒”，是说婼是为昭公而死。

十有一月己亥，宋元公佐死在曲棘。

宋元公因为鲁昭公的事前往晋国，死在路上。《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记录他有讨伐乱贼的心意。齐、晋两个大国，坐视季氏驱逐国君，安然不加救济，而元公却能为鲁昭公特意进行这次行动，打算凭借他以前诛逐华氏、向氏的功绩，来诛讨鲁国的强家。如果不是天资明达刚毅，把天下的罪恶看作自己的罪恶，怎么能做到这样？晋顷公、齐景公看到这一点，应当感到羞愧。根据《左传》，季孙意如曾经娶元公的女儿，彼此结为姻亲，而元公毅然想要为鲁国讨伐贼人，不顾及私人亲情，这是别人难以做到的。这大概就是被《春秋》记录的原因吧？死在封地之内，却仍然记载地点。

十有二月，齐侯夺取郓地。

齐侯夺取郓地让昭公居住，《春秋》不记载，是因为为昭公的缘故夺取，所以避讳。鲁国的国君居住在鲁国的城邑，而郓地的人不服从命令，必须等待齐国人替他夺取，这是《春秋》避讳的原因。当时晋国的政令已经衰微，霸权没有归属，齐景公有意继承齐桓公的霸业，应当请求周天子的命令，号召盟国，迎昭公回鲁国，诛杀季孙意如以昭示天下，霸政就可以举行了。却把夺取郓地作为首要任务，姑且搪塞自己的责任，以前因此误了燕国，现在又因此欺骗鲁国，勇于行义的人不这样做。有人说《春秋》赞许他夺取郓地，所以称他为侯，这是针对其人而贬低他，哪里是称爵呢【义又见三十一年取阚】。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安葬宋元公。

三月，昭公从齐国回到郓地居住。

居住在郓地，是记载昭公失位。失位了，却仍然记载“至”、记载“居”，是为了保存鲁君的地位而压制乱贼。从此每年记载“至”、记载“居”，共出现了五次。等到郓地溃败，才记载昭公在干侯，也是为了保存昭公并维系鲁国臣民的期望。郓地是鲁国境内，所以记载“居”；干侯是晋国土地，所以记载“在”。胡文定却说：“昭公出奔，经文记载‘次于阳州’，表明昭公与鲁国未断绝关系，而季氏驱逐国君是不臣；等到记载‘齐侯取郓’，则表明昭公已与鲁国断绝关系，而被季氏驱逐是不君。”唉！议论虽然高妙，但不是《春秋》保存昭公的本意。国君虽然不像国君，臣子不可以不像臣子。季氏既然驱逐了国君，《春秋》又跟着断绝他，这是驱逐国君的人无罪而国君可以断绝关系。大概记载“次于阳州”，是为昭公避讳出奔，而乱臣的罪过不用诛斥就显现了。然而用“自孙”、“自次”作为文辞，也是讥讽昭公有自取灭亡的原因。记载齐侯取郓，表明鲁君

译失去民心，依靠强国的力量然后才得到它，并不是断绝了国君。《春秋》记载“公居于郓”、“公在干侯”，正是为了在鲁国保存国君的地位，并维系臣民的心，却说“国君已经与鲁国断绝关系，被季氏驱逐，不再像国君”，这恐怕不符合圣人书法的根本用意吧？

译夏，鲁昭公包围成邑。

成邑是鲁国孟氏的封邑，而鲁昭公借助齐国的军队去包围它。包围它而攻下，尚且显得不武；包围它而攻不下，耻辱就更大了。《春秋》记载“公围成”，旨在彰显鲁昭公急切追求眼前利益而缺乏长远谋划。挑起祸端的是季意如，参与作乱的是孟氏。为鲁昭公谋划，应当宽恕叛逃的徒众以离间季氏的党羽，现在却先以成邑作为讨伐的对象，这只会坚定这两家依附贼人的决心，而鲁昭公也就没有回国的那一天了。大概齐国人从季氏那里收受了贿赂，巧妙地策划了这件事，齐景公和鲁昭公落入圈套却不自知。

秋，鲁昭公与齐侯、莒子、邾子、杞伯在鄟陵会盟。

有人说：“卫献公刚离开卫国，孙宁就拥立剽并参与会盟。现在鲁昭公虽然失去君位，但季意如不敢做得太过分，难道还有悔罪的意思吗？”回答说：“不是这样。以季氏平日肆无忌惮的作风，什么事做不出来？但是周公、鲁公建立国家时留下的典章制度还在，乱臣虽然想像孙宁那样做，形势也不允许。有人认为齐景公夺取郓邑、包围成邑、在鄟陵会盟，是用来讨伐季氏肆无忌惮的阴谋，这是不对的。齐景公懦弱且缺乏决断，赏罚大权受制于臣下，季氏本来就知道他无能为力，哪里会害怕他呢？现在举行这次会盟，借口说‘是为了鲁公的缘故’，也不过是借此拖延时间。鲁国的贿赂早上送进，齐国的军队晚上撤回，用心不刚强，行善不勇猛，所以宠幸的臣子得以进献邪说。这次会合三个小国会盟，并且订立盟约，想要做什么呢？鲁君之所以寄居在郓邑、困顿于干侯，齐景公的言行举止误导了他。《春秋》详细记载此事以讥讽他。”

鲁昭公从会盟地回国，居住在郓邑。

九月庚申日，楚平王居去世【楚昭王继位】。

冬十月，周天子进入成周。

二十三年，记载“天王居住在狄泉，尹氏拥立王子朝”，是说王位已经确定，尹氏所拥立的是篡位而非正统。到了这里记载“天王进入成周，尹氏、召伯、毛伯带着王子朝逃奔楚国”，是说王进入而王子朝退出，通过一进一出辨别内外，明确正统与篡位，《春秋》以此来维护周王室。不写京师而写成周，京师是从人口众多、规模宏大来说，成周是从朝廷所在来说，敬王从狄泉回到成周，所以书法如此严谨。有人说：“狄泉在王城之内，天王未曾出城，却记载天王进入成周，为什么呢？”回答说：“成周是王者的居所，朝廷所在。从朝廷的角度来说，狄泉就是外面，记载‘入’，是为了使王位安定。开始记载‘王室乱’，彰显动乱的开始；到这里记载‘入’，彰显动乱的平定。使王进入周都，而天下诸侯才开始有所尊崇。”唉！刘、单两位大臣所遭遇的，也太艰难了！当王猛刚即位时，两位大臣辅佐王出入，艰难，但还不算太严重。等到王猛即位不久就去世，又立他的弟弟，名分体制尚未明确，朝廷内外犹疑不定，两位大臣独自承担重任，存亡安危系于一线，不说是极其艰难可以吗？当周朝已经衰微，像刘、单这样以宗庙社稷为己任的大臣有几人呢！《春秋》开始记载“刘、单辅佐王猛居住在皇”，“辅佐王猛进入”，怜悯他们遭遇的艰难，承担的重任，记载下来是赞许他们，不是责备他们。到了这里记载“天王居住在狄泉”，“天王进入成周”，不说刘、单辅佐，是为了端正嗣王的名分体制，解除刘、单的重权，认为时局艰难时，应当承担天下的重任而不避嫌；王位安定后，就应当退居臣子的本分而思考止步。前后书法的轻重抑扬，都出自圣人的独特笔法，其垂范后世的意义深远了。杜元凯说敬王继王子朝之乱后，从王城迁到下都，下都就是瀍水以东。史传中没有迁徙都城的明文，大概王城就是洛阳城。此前王猛虽然进入洛城，与王子朝分东西而居，现在王子朝逃遁，敬王才得以安定王位，端正朝廷体制，所以说进入成周。王城是泛指洛都，成周是从朝廷来说，起初并没有迁徙都城的事。大抵王城、成周是京师的异名，进入王城，未能端正天子之位，所以说“进入王城”；既已端正天子之位，就说成周，进入成周，就是端正王位【义理又见三十二年筑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带着王子朝逃奔楚国。

刘、单辅佐王猛，是辅佐正统的，辅佐他居住在皇，辅佐他进入王城，《春秋》怜悯他们的艰难而赞许他们具有大臣的节操。尹氏、召伯辅佐王子朝，是辅佐非正统的，所以他们拥立就记载“立”，他们逃奔就记载“奔”，拥立他，是定罪他，拥立他而又挟持他一起逃奔，《春秋》所以要声讨他们。这种书法一字之差，对刘、单就是褒扬，对尹氏、召伯就是声讨，只是因为他们所辅佐的是正统还是非正统罢了。如果拥立正统的，就指责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责备他们专断废立，那么拥立非正统的，又怎么加重他们的罪责呢？“奔”的含义已在成公十二年周公出奔中见过，是说周朝的篡位贼人，楚国不应当接纳。

二十七年春，鲁昭公前往齐国。鲁昭公从齐国回国，居住在郓邑【义理已见前文鲁昭公居住在郓邑】。夏四月，吴国弑杀其君僚【公子光弑杀他，公子光就是阖庐】。

弑杀僚的是公子光，却称国名以弑，为什么呢？吴国实行让国制度，只有僚不让位，因此招致祸乱，所以称国名以弑，这是称国名以弑的变例。吴国虽然远在蛮夷

译（吴国）还保留着太伯的风范。寿梦的长子诸樊，打算将君位让给最小的弟弟季札，因为季札排行最末，于是就把君位传给了次弟余祭，打算让余祭传给夷末，再由夷末传给季子。夷末尚未去世，季子就逃走了，那么夷末应当把君位传给诸樊的儿子，也就是光。夷末违背了长兄的旧约，却私自把君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僚的即位虽然有其父的命令，但实际上是篡位。于是光杀了僚并取代了他。光虽然有弑君的罪行，但君位本就该是他的，所以《春秋》隐去了弑君者的名字和姓氏，同时也显示出夷末父子夺取了他们不该拥有的东西，其彰显的道义非常明确。唉！用这样的史实来垂示训诫，却还有接受兄长君位却杀害兄长儿子，甚至波及弟弟而将天子之位私授给自己儿子的人，难道不令人痛心吗！

译楚国杀了它的大夫郤宛。

这是谗臣费无极干的。楚平王杀害了防王，又杀害了比王，是害怕群臣图谋自己。费无极让他监视群臣，从太子以下，国内贤良的人，没有能幸免的。昭王继承王位，仍然没有醒悟他的奸诈。郤宛因此而死，杀了无罪的大夫，并且灭了他的族。楚国因此有了吴国攻入郢都的祸患。

秋天，晋国的士鞅、宋国的乐祁犂、卫国的北宫喜、曹国人、邾国人、滕国人在扈地会盟。这次会盟，根据《左传》记载，是命令诸侯戍守周王室，并且将要迎回鲁昭公。范鞅（士鞅）在季氏那里收受了贿赂，推辞对小国的责任，而以困难为由告知。我认为，戍守周王室，是王室的事务，不应当和鲁国的事务一起发布命令；迎回鲁君，是霸主讨伐逆臣的事务，不应当和王室的事务一起会盟诸侯。晋国近来没有贤明的君主，权力转移到了强族的大夫手中，既不能辅佐成就周王室的危局，又不能拯救鲁君的困境，姑且把两件事合在一起作为会盟，确实没有诚意，也只是徒具形式罢了。《春秋》对晋、宋、卫三个国家的大夫都列出名字来排序，是说他们的罪责所在。宋国、卫国的国君本意坚决要迎回鲁君，而乐祁犂、北宫喜被士鞅的恶言所恐吓，犹豫退缩而返回，这就是他们都值得责备的原因。三个小国无能为力，所以都用“人”来指代。用“人”指代，是贬低他们。唉！齐景公举行鄟陵之盟，而梁丘据送锦缎给季氏；晋顷公举行扈地之盟，而士鞅收受季氏的贿赂。两位国君糊涂无知，认为鲁国的祸福与自己无关，哪里知道田常把祸患隐藏在齐国，六卿把忧患潜伏在晋国，把火放在柴堆下面，却不醒悟，这也太愚蠢了。假使两位国君能为鲁国讨伐贼臣，也足以震慑国内盗贼的胆量，而齐国、晋国的国运还可以延续。

冬天十月，曹伯午去世。

邾国的快逃奔到鲁国。

邾国的庶其带着田地逃奔到鲁国，季孙宿开始接纳他。现在邾国的快又来逃奔，季孙意如又接纳他。季孙宿、季孙意如世代继承他们的凶恶，不尊重他们的国君，又引诱别人的臣子，使他们背叛自己的国君，而自己成为逃亡者的庇护主，罪过难道可以尽数吗！快是邾国的卑贱之人，不值得记录。《春秋》之所以记录他而不遗漏，是为了谴责季氏的无君之心。当时鲁昭公流亡在齐国，居住在郓地，各国的人没有不切齿痛恨季氏驱逐国君的。意如却等待讨伐他的人，一点也不知道警戒恐惧，接纳那些叛臣来成全他父亲的恶行。三十一年，黑肱带着滥地逃奔，又接受他而不怀疑。推究他这种肆无忌惮的心，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所以《春秋》记载“接纳叛臣”，记载“叛臣带着土地来”，不是谴责叛臣，实际上是谴责季氏。

鲁昭公到齐国，鲁昭公从齐国回来，居住在郓地。

二十八年，春天，周王三月，安葬曹悼公。

鲁昭公到晋国，驻扎在干侯。

自从鲁昭公流亡到齐国，驻扎在阳州，接着记载鲁昭公居住在郓地共四次，鲁昭公在干侯共五次，到齐国三次，到晋国两次，都是出自圣人的特笔，用来在鲁国保留鲁昭公的地位，而维系臣民的期望，纠正季氏无君的罪戮，也以此大力责备天下的方伯连帅不能为鲁国讨伐贼臣。旧史是鲁国谄媚季氏的史官，记载鲁昭公的罪过，断绝鲁昭公与鲁国的关系，怎么能拳拳之心屡次记载以保留鲁昭公为事呢？认为这是沿袭鲁国史书的旧文，是错误的。记载鲁昭公到晋国，驻扎在干侯，是责备晋国。齐国不能迎回鲁昭公，尚且能表达其慰问患难的礼节；到了晋国却拒绝而不接受，晋国还算是盟主吗？后来六卿敢于瓜分晋国，大概其由来是逐渐形成的。

夏天四月丙戌日，郑伯宁去世。

六月，安葬郑定公。

秋天七月癸巳日，滕子宁去世。

冬天，安葬滕悼公。

二十九年，春天，鲁昭公从干侯回来，居住在郓地。

齐侯派高张来慰问鲁昭公，鲁昭公到晋国，驻扎在干侯。

野井的慰问，是虚伪的礼节；郓地的夺取，成地的围攻，鄟陵的会盟，是虚伪的恩惠。鲁昭公仍然早晚站在齐国的朝廷上而不醒悟，等到齐国给鲁昭公喝酒，让宰官进献并请求平安，鲁昭公这才开始醒悟他们轻视自己。到高张来慰问，称鲁昭公为“主君”以传达命令，把鲁昭公比作大夫，鲁昭公这才离开齐国而到晋国，他离开也太晚了。唉！晋国的各位大夫，也是齐国的梁丘据；晋顷公懦弱而没有主见，看齐景公有过之而无不及。离开齐国而到晋国，离开晋国又到其他诸侯国，一定没有为鲁君讨伐贼臣的人了。这是《春秋》时代的末世，每况愈下，桓公、文公的踪迹扫地无余，难道只是鲁国的祸患吗？天下的人都以此为祸患。

夏天四月庚子日，叔诣去世。

秋天七月。

冬天十月，郓地溃散。

郓地的溃散，是季氏造成的。季氏趁鲁昭公到干侯，引诱那里的百姓，使他们溃散而归附自己。《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谴责季氏。议论的人大多归咎于鲁昭公失去民心，我认为不是这样。从前司马氏以篡夺窃取的残余势力，过江百年，而百姓思念晋朝的心情如旧。鲁国凭借周公、鲁公的遗泽，难道不足以牢固地团结百姓吗？鲁昭公在郓地，才过了多久，而百姓忍心背叛而离开他？这是季氏凶恶威势所胁迫，不是百姓的罪过，也不能以此责备他们的国君。

三十年，春天，周王正月，鲁昭公在干侯。

《谷梁传》说：“这是保留鲁昭公。”有人说：“以前居住在郓地，岁首不记载‘公在’，现在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郓地，是鲁国的郓地，鲁昭公还在鲁国的境内，所以岁首不记载。一定要等到如齐、如晋之后才记载，就像鲁昭公到了国中一样。现在郓地被贼臣引诱而离去，鲁昭公露宿在齐、晋之间，于是岁首才记载‘公在干侯’，不承认季氏

译这是用来颁布正朔的。年岁更替，我们的国君失去了对宗庙社稷的守护，流亡在他国的边境，史书却记载“公在干侯”，好像国君仍然在国内一样。这是为了教导天下后世做臣子的人，当国家遭遇多难、百姓流离失所时，要常像国君的威严近在咫尺一样，即使上面有盗贼作乱窃据，也不能因此改变自己的节操，这样才无愧于臣子的本分。

译夏季六月庚辰日，晋顷公去疾去世。

秋季八月，安葬晋顷公【晋定公即位】。

冬季十二月，吴国灭亡徐国，徐子章羽逃奔楚国。

徐国位于中原东部的边境之间，齐桓公称霸时，徐国曾为中原所用，并非楚国的同盟国。吴王阖闾既杀害了自己的国君，又怨恨徐国人收留了逃亡的公子，因此讨伐并灭亡了徐国。吴国确实无道，这与王僚灭亡巢国的事不同。史书直书“灭徐”，是表示贬斥。徐子章羽不能以死守国，反而逆来顺受以求免祸。凡是国家灭亡而逃亡的人不称其名，徐子却以名记载，是因为他不能为社稷而死，反而逆吴奔楚，只是为了苟且偷生罢了。

三十有一年春，周历正月，鲁昭公在干侯。

季孙意如在适历防备晋国的荀跞。

季孙意如是鲁国的乱臣。晋国人想要伸张霸主的讨伐，于是先与季孙意如在此会盟。《春秋》记载此事，是责备晋国，声讨荀跞。晋国自悼公依靠群卿而获得君位，好恶予夺，全由群下决定。孙林父驱逐国君、拥立国君，身负天下的大恶，悼公既不能讨伐，反而在会盟中将其列入，完全不顾及其国君。从此以后，诸侯的大夫不再知道有国君，犯上作乱更加无所忌惮，加上平公、昭公、顷公庸弱相继，晋国于是失去霸权，失去了维持世道纲常的手段。像季氏这样的人，从季孙宿到季孙意如，对外结交晋国大夫，倚仗其作为外援，专制鲁国，依仗混乱驱逐国君。鲁昭公在外流亡六七年，晋国人又用奖赏孙林父的方式奖赏季孙意如，这是悼公开启的先例。晋定公不知是怎样的君主。传记说他将发兵护送昭公回国，似乎也有志于名分。范鞅、荀跞却从中阻挠。季孙意如是鲁国的罪人，晋国将伸张霸主的讨伐，荀跞却与他会盟。会盟之后，又与他一起拜见昭公，结党乱臣而压制国君，昭公的言辞愈发无法伸张，最终死在流亡途中。我常认为《春秋》的会盟开启了战国的局面，始于晋悼公，成于平公、昭公，极于顷公、定公，名分扫地，国家随之衰败。悼公实为始作俑者，既然扰乱了别人的君臣关系，自己的君臣关系也随之混乱，悼公怎能推卸责任？读《春秋》的人被《左传》的浮辞所迷惑，对悼公的赞誉超过实际，不得不辩明。

夏季四月丁巳日，薛伯谷去世。

晋侯派荀跞到干侯慰问昭公。

晋顷公在扈地会盟，打算谋划护送昭公回国，被范鞅阻挠。晋定公刚即位就想发兵护送昭公回国，被荀跞阻挠。荀跞、范鞅只贪图财货，而两位国君不能以己意决断，赫然发愤，召集诸侯共同会盟，问季孙意如的罪，并非力量不足，而是权力下移，行动受制于人，有志不得伸展。有人说：“季孙意如前往干侯时，子家子劝昭公与他一起回国，随从的人坚持不可，这时季孙意如亲自到了干侯，既然已经伏罪，昭公可以回国吗？”回答说：“这是荀跞、季孙意如的本意。昭公在外，向一两个大国请求，尚且有讨伐的可能；一旦回到鲁国，就成了季孙意如掌中之物，即使回国也不能为君了。传记记载子家子告知国君的话，说：‘一时的羞耻不忍，难道终身都羞耻吗？’凭一辆车进入鲁国，生死祸福都受制于乱臣，这岂止是一时的羞耻而已？因羞耻而回国，还能回得去吗？”这是鲁国史官的谄媚之辞，未必真的出于子家子。

秋季安葬薛献公。

冬季，黑肱带着滥地来投奔鲁国【义理已在襄公二十一年、昭公五年中提及】。

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带着土地来投奔，是《左传》所说的“三叛人名”。黑肱不书邾，是缺文。地位低贱而书名，所重视的是土地，这是传者的说法。我认为《春秋》有书名以彰显其节操的，有书名以彰显其罪过的。以土地背叛国君，是极大的罪恶，所以书名去族以正其罪，并非重视土地，而是正其以土地背叛国君的罪。不以“叛”字记载，是为鲁国避讳。《左传》说“有的求名而不得，有的想掩盖而名声彰著”，以齐豹杀害公孟，《春秋》书为盗，是求名而不得；三叛人以土地来投奔，是想掩盖而名声彰著。齐豹志在作乱，本无求名之心；三叛人以土地来投奔，他们本不求名，是《春秋》书名以正其罪罢了。但这两句话，确实得到了《春秋》用法的意旨，在当时确实有求名而不得、想掩盖而名声彰著的人。如宋督随君而死，却不给他死节的名称，是求名而不得名的例子；赵盾预谋弑君，想避开首恶的名声，却最终陷入首恶的罪责，是想掩盖而名声彰著的例子。此类很多，不一一列举。至于《公羊传》记载的邾娄叔术之事，说《春秋》通滥为国以保存贤者之后，不过是齐东野人的话罢了，暂且搁置。

十二月辛亥朔日，发生日食。

三十有二年，春，周历正月，昭公在干侯。

夺取阚地。

杜氏说：“在干侯，派人诱骗阚地而夺取，没有动用军队。”阚地，是鲁国群公墓地所在。昭公不能奉祀宗庙祭祀至今已六年，因拜谒阚地于是进入。先公坟墓所在，而以“取”字记载，是记述乱臣抗拒命令，昭公想进入而不能，只得动用众人以夺取。前书取郓、围成，此书取阚，都是为了彰显乱臣据国拒君的罪过。屡次记载特别记载，都是为了将讨伐的责任归于季氏。

夏季吴国讨伐越国。

这是彰显吴、越交替盛衰。吴国正与荆楚抗衡，窥视中原，而越国已在图谋其后。

译从此吴、楚、越三国鼎立，互不相让，这乃是中原各国得以自我治理的岁月，而齐、晋两大国却都被权臣所操控。大概从这时起，天下的祸患便在于权臣了。

译秋季七月。

冬季，仲孙何忌、防。晋国的韩不信、齐国的高张、宋国的仲几、卫国的世叔申、郑国的国参、曹国人、莒国人、薛国人、杞国人、小邾国人修筑成周的城墙。

这是诸侯的大夫奉行周王的命令而修筑成周城墙，是霸政中勉强能够办到的事情。《谷梁传》说：“天子势微，诸侯不再进行朝觐和献祭。天子所剩下的，只有祭祀和名号。所以诸侯的大夫们相互率领来修筑城墙，这是变通中的正道。”道理尽在于此。其他儒者的议论中，有认为这是贬斥的，恐怕未必正确。因为京师与成周，都是尊贵的名称。自从周朝兴盛时期，就已经有了成周这个名号。高邮孙氏却说：“不记载京师，是为了显示王室的衰微，等同于列国。”这是依据《诗经》中《王风》《黍离》降格列入国风的说法。《诗经》与《春秋》取义不同，不必强行要求它们一致。《春秋》的写作，主旨在于尊崇周王。诸侯修筑成周城墙，也是人臣本分所应当做的，难道因此就把周王等同于列国吗？有人问：“同一个京师，而《春秋》所记载的有叫王城、叫成周、叫京师的，为什么呢？”回答说：“从诸夏尊崇天子的角度而言，称之为京师；从天子统治万国的角度而言，称之为王城；从朝廷百官、王宫、宗庙所在的角度而言，称之为成周。根据所施用的场合而恰当称呼，京师、王城、成周，其实只是一个地方罢了，似乎并不是褒贬所在。”又有人说瀍水东边是下都，敬王平定子朝之乱后，迁都到瀍水东边，这就是成周。前面已经辨析过，敬王迁都，传注家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成周，是京师的另一个名称，哪里有什么下都呢！

十二月己未日，昭公在干侯去世。

昭公习惯于周旋揖让的礼仪，当时有人以为他懂礼，但在丧事中不悲痛，娶同姓女子而不以为忌讳，根本的大义没有确立，浮华的礼节虽然盛行，对于礼又有什么益处呢！至于他愤恨季氏专权于鲁国，想要一举整治他们，这本来是君主应当做的本分，认为这是过错，则是不对的。当时，宋国的华向、鲁国的意如，都是世代为大夫、盘根错节而难以整治的人。宋元公讨伐他们而成功，宋国因此无事；鲁昭公讨伐他们而不成功，因此失去国家出逃，最终没有回来。大概是有幸与不幸的区别。这两位君主都是中等才能的平庸君主，起初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又以后世的事情来说，高贵乡公讨伐司马昭、北魏敬宗诛杀尔朱荣、以及北周高祖诛杀宇文护，都是独自决断，不与臣下商议。他们并非不知道事情很难，能否成功，而是迫于宗庙社稷的存亡，死亡也不躲避。北周讨伐而成功，是天意；北魏、曹魏因此丧命，大概也是有幸与不幸的区别。所以君子不以成败来论断事情。假如昭公能够端正自身、确立根本，委任忠贤，不与亲近的小人共同谋划，季氏还是可以铲除的。如果一定说意如执政数代，有臣民拥护，就想置之不问，那就不是作为子孙继承祖业、治理家国的道理了。我观察孔子平日的言论，以及《春秋》始终的书法，对于昭公讨伐季氏尚且有所肯定，大概是深深责备晋人助长乱臣而压制其君主，致使昭公落到如此地步。胡氏说记载围攻成地、夺取郓地是断绝昭公与鲁国的关系，我不知道他这种说法的依据。

《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传详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七 宋 家铉翁 撰

定公上【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敬王十一年即位，这一年是晋定公三年】

元年春季，周王。

《谷梁传》说：“不记载正月，是因为定公没有正统。定公没有正统，为什么呢？昭公的终结，不是正统的终结；定公的开始，不是正统的开始。昭公没有正统的终结，所以定公没有正统的开始。不记载即位，是因为丧事在境外。”胡文定说：“季氏废黜太子衍和务人，而立公子宋，他是昭公的弟弟，主持社稷，不是先君所任命，而是专断地接受意如的意思。所以不记载正月，显示鲁国没有君主，定公没有正统。”有人问：“子恶被杀，宣公即位，是襄仲立的，《春秋》还记载正月。现在昭公去世定公立位，是季氏立的，而《春秋》不记载正月，为什么呢？”回答说：“正月，是天王颁布朔日给诸侯，诸侯接受后颁布到国中。子恶死亡、宣公篡位，这虽然是篡位，但鲁国还有君主。现在昭公的丧事尚未返回，公子宋尚未即位，鲁国没有君主。鲁国没有君主，而季氏自以为是君主，在宗庙颁布朔日，如同常礼，《春秋》废黜他，所以记载王而不记载正。记载王，是用王法来惩治季氏；不记载正，是表明正朔不是季氏所能颁布的。在此之前，国君虽然在境外，但岁首必定记载国君在位，是为了保存国君的地位。保存国君，所以颁布朔日。现在国君已经死在境外，继位的儿子被贼臣废黜，鲁国没有君主，所以不记载正月，显示鲁国没有正统，王朔在宗庙，不是贼臣所能颁布的。这是《春秋》特别设立的变例，以前从未有过。”《公羊传》认为定公、哀公之间多有隐晦的言辞，主人熟悉其诵读而询问其传注，就不知道自己有过错了。我认为《春秋》明辨大义、讨伐贼臣，始终如一，哪有熟悉其诵读而不知道自己过错的人呢！

三月，晋人在京师抓获宋国的仲几。

晋人联合诸侯的大夫修筑成周城墙，仲几不接受功劳，抓获他是正确的，而《春秋》有贬斥的言辞，为什么呢？《谷梁传》说：“不认为

译在尊者的地方拘捕人。」我认为霸主的征讨应当用于诸侯之外，而不能施加于京师。魏舒、韩不信应当把仲几的罪状禀告给周王，周王命令拘捕他，然后才去拘捕他并把他交给司寇，这样之后才算尽到了人臣的道义。如今在京城拘捕他，没有向周王请示，也没有把他交给司寇，这是在周天子的身边使用霸主的征讨，这是无视周王的存在。仲几不接受劳役，是无视周王；晋国大夫不凭周王的命令拘捕仲几，也是无视周王。因此，《春秋》不把筑城当作周王的事，而省略了晋国大夫的罪责，这是圣人的特别笔法，并不是沿袭旧史官的记录。以前记载“防地诸侯”，记载“建成周”，是说诸侯各自率领他们的职属来修筑王城；如今拘捕宋国的仲几而记载“京师”，是为了尊崇京师，纠正晋国大夫无视周王的征讨。京师是众大汇聚的地方，周天子在那里，家臣擅自杀戮而不请示，所以记载“京师”来纠正他们。有人说《春秋》在定公、哀公时期多含隐微的辞意，难道不是这样吗？

译夏季六月癸亥日，鲁昭公的灵柩从干侯运回。戊辰日，鲁定公即位。

一年之中不出现两位国君，这是常理；一年之中出现两位国君，这是变局。昭公的灵柩在这个月才运回，定公却在这个月就即位了，这是一年之内有两位国君。所以《春秋》记载前一位国君的灵柩运回，以及后一位国君入宫即位，以此来显示这种变局，彰显鲁国遭遇的非常灾祸，也表明定公的即位是不该即位却即位了。《春秋》的义理，继承前君之后记载“即位”，是因为预先参与了前君的变故，鲁桓公、鲁宣公就是这样。至于昭公死在国外，虽然不是被弑杀，但其灾祸与弑杀没有多大区别，称之为正常死亡是不可以的。定公的即位不记载“即位”，是合乎正道的；现在却记载“即位”，是因为他是篡位者的儿子，从贼臣手中接受君位，特意记载“即位”来纠正他。季孙意如驱逐国君，国君已经死在国外，他又废黜国君的儿子而立其弟弟，废黜他所厌恶的，拥立他所喜欢的，废立由自己决定，罪恶极大，中原没有天子，无人讨伐他，而定公的即位，就是不该即位却即位了。定公如果能像子臧、季札那样谦让，逃避并离开君位，这样在道义上才算尽善。现在他从贼臣手中接受君位，竟然不说“先君有嫡子在，我不敢担当”，安然自若地认为这是自己应当得到的，这与篡位又有什么区别呢！《春秋》记载“公即位”，是依照鲁桓公、鲁宣公的体例断绝他，名分教化难道会给予他即位的正当性吗？灵柩运回六天后才即位，显示出给予或剥夺的迟速完全由贼臣的意志决定，《春秋》记载这件事，也是为了声讨他。沈子认为，在正棺置于两楹之间之后，然后才即位，这是常理。定公所以能即位，不是因为这个缘故。

秋季七月癸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昭公。

吕氏说：“安葬本国的国君，称‘葬某君’就足够了，一定要说‘葬我君某公’，是为了尊崇君臣之间的恩义，尽忠爱之道，借助侍奉父亲，体现父亲的道义，所以一定要说‘我君’来明确这一点。这种道义，在平常无事时也能体现，但在昭公这件事上尤为重大，对臣下有警示和触动。这个论述得出了《春秋》记载‘我君’的用意，作为臣子和儿子，应当对这番话有所体会。”

九月举行大雩祭。

建立炀宫。

昭公死在国外，是鲁国的大悲痛，而季孙意如却认为这是获得了神灵的保佑，为炀公建立宫庙。炀公是伯禽的儿子，他的庙早已毁弃。贼臣出于私心建立它，推想他肆无忌惮的心理，他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如果定公能坚强自立，提拔忠贤，与他们共同谋划鲁国大事，季孙意如还可以被铲除。叔孙昭子不像防牛那样，恩情已经减弱，像孤豚一样。定公看待叔孙昭子，大概也有愧色吧。

冬季十月降霜冻死了豆类。

传注者认为这个十月是夏历的八月，把冬当作秋，这一定不对。古今土地肥力没有多大差别，五谷成熟的时间大致相似。夏历八月，田里未收割的稻、粱、稑、穜还很多，降霜怎么会不冻死其他庄稼而只冻死豆类呢？如果今年八月降霜，稻花开了但还没结实的都受损，一定没有只冻死豆苗而不波及其余谷物的道理。由此看来，这个十月应当是夏历的十月。菽，就是豆类。孔颖达的疏注认为它是耐霜的谷物。所谓耐霜，是说它到了冬天还能存活。现在楚、蜀之地，豆类有经霜而饱满成熟的，正是孔颖达所说的耐霜谷物。孔颖达是鲁国人，他这样说，可知中原之地有这种耐霜的豆类，被十月的霜冻摧毁，因此被视为异常。

丙戌年九月十二日，瀛野降霜。屋主赵器之兄弟从野外回来，说：“霜降得早，豆类都受损了。”我问：“豆类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收割？”回答说：“这种豆类正要结实，被霜冻受损，现在不能再结实了。”我又问：“这种豆类结实应当在什么时候可以收割？”器之兄弟说：“如果不受损，十月中旬可以收割。”我因此记下这件事告诉朋友们，使他们知道孔颖达的话可信且有证据。

二年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五月壬辰日，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

这次雉门火灾，蔓延到了两观。鲁国僭越天子的制度，虽然是成王所赐，但孔子常常不以为然。所以修撰《春秋》，阐明王法，多次在此处表达心意，比如卜郊用羽，以及新作雉门和两观之类，都是这样。《家语》中昭公说：“诸侯僭越天子制度很久了，设置两观，乘坐大辂，拿着朱干玉戚跳《大夏》舞，用八佾跳《大武》舞，都是天子的制度。”不说是成王所赐，大概成王所赐而得以使用的，只有郊庙之事，而后世子孙无所不僭越，大概有超出成王所赐范围的了。记载“雉门及两观灾”，是借火灾来彰显其僭越制度。

秋季，楚国人攻打吴国。

冬季十月，重新建造雉门和两观。

谷梁传说：“说‘新’，是因为有旧的。‘作’，就是建造。有增加其规模的意思。上面记载火灾，下面记载重新建造，是说在天灾之后，应当加以贬损，却反而增加崇饰，所以加以讥讽。”定公从贼臣手中接受君位，举国听任贼臣所为，君主不像君主。上天显示异象，火灾波及雉门和两观，这是诸侯临视臣民的地方，一朝化为灰烬，变故也很骇人了。却反而重新建造，比旧的更加宏大，这是认为天变不值得畏惧。记载“新作”，贬斥得很深了。

三年春季，周王正月，定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就返回了。

三传都不说明原因，解说者认为季孙意如没有向晋国请示就立定公，所以晋国愤怒而……

译季孙意如辞别鲁君，鲁君到达黄河边才返回。我认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季孙意如之所以在途中杀害鲁昭公、拥立鲁定公以行篡夺，都是晋国大夫在背后为他们羽翼支持，晋国国君不过是个傀儡罢了，怎么可能因为季孙意如而发怒，拒绝鲁国国君又让他回去呢？大概鲁君出使晋国到黄河边才返回，是季孙意如用来操控其君主，让他凡事都听从自己的手段。鲁昭公因为不能忍受，所以陷入大祸；鲁定公低头顺气，苟且占据君位，仅仅能够保全自己，但国家已非他所能主宰了。到黄河边才返回，这是季孙意如的主意。

译二月辛卯日，邾子穿去世。

夏季四月。

秋季，安葬邾庄公。

冬季，仲孙何忌与邾子在拔地结盟。

邾子刚刚即位，还没有过一年，刚安葬了他的先君，就与鲁国的大夫结盟，这是迫于鲁国的压力而做出的举动，并非他本意愿意如此。三十二年，黑肱带着滥地来投奔鲁国，邾国日益窘迫，因此才有这次结盟。鲁国国君没有亲自前往，而是派大夫去结盟，这是打算为将来背叛盟约做打算。《春秋》记载了邾人的丧事，紧接着记载仲孙的结盟，这是在责备鲁国。

四年春季，周王二月癸巳日，陈侯吴去世。

三月，鲁君在召陵与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会盟，侵犯楚国。

《春秋》中有通过记载“侵”或“伐”来体现褒贬的，齐桓公和晋定公两次在召陵的军事行动就是例子。齐桓公率领八国军队攻打楚国，记载为“伐”，这是褒扬桓公平定祸乱的大功；晋定公率领十八国军队攻打楚国，记载为“侵”，这是鄙视晋定公无能、有所作为却未能达成目的。大概只有秉持正义讨伐有罪之人，仗义执言且必定前往，才配称为“伐”。军队虽然众多，道义虽然正当，但犹豫拖延、因循守旧，无法符合众人的公望，这就虽然是攻打却不足以称为“伐”，所以用“侵”来隐晦地批评。这次会盟据《左传》说是应蔡侯的请求。当时周天子的命令已经很久不能行通了，晋国的政令也衰微了，各国君主欣然前来会集的有十七个国家，这是出于人心共同抵御楚国的意愿，而晋君不能像君主那样行事，他的臣子各自为私利打算，有虚耗十六个国家前来会盟的意图，《春秋》深深地加以贬斥，其义理非常明确。这年冬天，蔡侯率领吴军进入郢都，成就了抵御楚国的重大功劳，《春秋》对此予以褒扬。学者如果知道柏举之战是褒扬，就知道召陵之盟是贬斥了。

附带见闻的学者说：“蔡昭侯，是隐太子的儿子，通晓复仇的道义，所以得到《春秋》的赞许。这次会盟，把他排在宋公之后，诸侯之上。到了柏举之战，记载蔡侯率领吴子，这是尊崇蔡侯。这种道义，《谷梁传》是明白的，所以在东国进入楚国时说道：‘祖父被诱骗杀害，父亲被拘禁利用，自己又逃奔回来。’《春秋》因此加以贬斥，正是说大仇未报，朱和东却以楚国为归宿，所以责备他们。知道朱、东事奉楚国是错误的，然后才知道昭侯对抗楚国是正确的，这就是《春秋》微妙旨意所在。议论的人不过说灭亡蔡国的是楚国，恢复蔡国的是弃疾，现在不应当报复弃疾的儿子。却不知楚国恢复蔡国，只是恢复了它的名称而控制它的实际，大仇未报，朱和东又相继死在楚国，昭侯也将不免于难，这就是他激励复仇意志的原因，也是《春秋》深深赞许的地方。平王不能对犬戎结下怨恨，鲁庄公不能对齐襄公结下怨恨，《春秋》深深责备他们，以此来确立道义并垂示训诫。所以为九世之前的仇恨复仇，是灭国的大事却不以‘灭’来记载。蔡国先君遭受楚国的毒害，如此猛烈，作为子孙的人应当自力更生谋求报复，难道能说事情已经换了一代，就不是自己的责任了吗？《左传》认为昭侯因为被羁留的怨恨，而向晋、吴请求援助，认为这次行动失去了《春秋》记录蔡国的本旨，所以不得不辩驳【义理又详见冬季柏举之战及五年归粟于蔡】。”

夏季四月庚辰日，蔡国公孙姓率领军队灭亡沈国，把沈子嘉带回来，杀了他。这是蔡国人奉晋国的命令攻打沈国并灭亡它。《春秋》把它记载在会盟之后、结盟之前，是责备蔡国，也是责备晋国。晋国大规模会合诸侯，名义上说攻打楚国，却不能损害楚国丝毫，于是以沈子不参加会盟为由，命令蔡国攻打他。攻打他还可以，但蔡国做得不道义，趁沈国来不及设防，袭击并灭亡它，太残酷了！所以记载“灭”、记载“杀”，以判定其灭国的罪行。有人说：“沈子只是不屈服，因此死守社稷，为什么称他为‘子’呢？”是因为他顺从夷狄。沈国长期被夷役使，现在诸侯都面向中原，只有沈国依附楚国，所以称他为“子”是把他当作夷狄看待。然而蔡国不知道自己的危险，灭亡别人的国家并杀死其君主，为了迎合晋国的快意，太不仁义了！它后来虽然对中原有大功，却没有好的结局，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五月，鲁君与诸侯在臯鼬结盟【臯鼬，音由又】。

晋人大规模会合诸侯却不能取得丝毫功劳，记载“侵楚”，是用来隐晦地批评的。但在此之前，周王的人参加会盟的都和诸侯一起结盟，这次刘子参加会盟却不参加结盟，所以记载“公及诸侯盟于臯鼬”，是记下刘子不肯屈尊参加诸侯的结盟，符合周王的人参加会盟的体例。

杞伯成在会盟期间去世。

六月，安葬陈惠公。

许国迁都到容城。

秋季七月，鲁君从会盟地回国。

许氏说：“不记载‘侵楚’的结束，是讥讽没有功劳。诸侯无故远涉敌境，很危险，所以用月份来记载结束。”

刘卷去世。

查考《左传》，卷就是蚠。自从王室发生祸难以来，刘、单都记载为“子”，实际上行使宰相的职权。现在他去世，却以名字记载，《春秋》必定不会这样，怀疑漏掉了一个“子”字。陈止斋说：“刘子平定内难，使周王室复辟，而楚国接纳子朝，于是会合十八国军队攻打楚国，不久刘子去世，《春秋》大概深深悲叹他。王卿士不记载去世，但关系到天下大事的就记载去世。在襄王的祸难中有王子虎，在敬王的祸难中有刘子卷，《春秋》特意记载他们的去世，是为了褒扬他们。”我认为会合十八国未必都出于周天子的命令，但刘子在艰难的时刻，拥立两位君主，对外排斥群丑，最终安定宗庙社稷，因此有大功。

译在王室之中。在《春秋》记载的二百四十年间，周王室的大臣中没有见到能与他相比的，所以特别记载了他的去世和安葬。

译安葬杞悼公。

楚国人包围了蔡国【其义理与下文柏举之战相同】。

晋国的士鞅、卫国的孔圉率领军队讨伐鲜虞。

鲁昭公十二年，楚国灭掉了陈国和蔡国，晋国不能救援，反而出兵讨伐鲜虞，《春秋》对此已经加以贬斥了。从此以后，楚国的势力稍微收敛，但晋国始终不能以安定中原诸侯国为己任。如今三次出兵讨伐鲜虞，抛弃百年的霸业，追逐一方的小利，如果晋国的君臣可以说是不再存有羞耻和厌恶之心了。有人问：“《春秋》在晋国第一次讨伐鲜虞时加以贬斥，在第二次、第三次讨伐时不再贬斥，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下文记载蔡侯率领吴子与楚国人作战，推崇蔡侯，提升吴子的地位，以此来贬低晋国的霸主地位，将其等同于一般诸侯国。”

安葬刘文公。

冬季十一个月庚午日，蔡侯率领吴子与楚国人战于柏举，楚军大败。

这次战役，吴子兴兵救援蔡国，《春秋》不记载为“救蔡”，是因为其关联的意义重大，仅仅用“救蔡”的道义不足以完全表达。这就像晋文公救援宋国而不记载为“救宋”，因为城濮之战关系到中原盛衰，救援的道义不足以完全表达。记载“蔡侯”，是尊崇蔡侯；记载“吴子”，是提升吴子的地位；记载“楚人”，是轻视楚国。城濮之战、柏举之师，《春秋》褒扬它们而没有贬斥。议论的人拘泥于一个“及”字，胡乱引用传文，混淆经义，完全失去了《春秋》驱逐夷狄、安定华夏、褒扬功劳、惩罚罪过的本意，所以不得不辩驳。有人问：“吴国是强国，蔡国是弱国，小国不依仗大国，弱国不依仗强国。如今吴国打败了楚军，而《春秋》记载‘蔡侯率领吴子与楚国人作战’，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为了彰显蔡侯驱逐楚国的功劳，而贬低晋国的霸主地位。晋国联合十七国的君主，向上劳烦天子的老臣，却没有值得记载的成绩；而蔡昭侯一念之烈，立志报复世仇，向晋国请求未果，向吴国请求成功，率领吴军讨伐楚国，打败并进入楚国，为中原洗刷数十年的积愤，为蔡国先君报复三世不共戴天的仇敌，其功劳巨大，其事迹伟大。《春秋》特意在书法中体现，说‘蔡侯率领吴子与楚国人作战’，这不是推崇蔡侯又是什么？这不是提升吴子又是什么？《春秋》记载‘以师’的有三处，只有蔡昭侯率领吴军讨伐楚国是褒扬。桓公十四年宋国率领三国讨伐郑国，僖公二十六年鲁国率领楚军讨伐齐国，都是贬斥。虽然如此，蔡国并非吴国的盟国，之所以一请求就顺从，是因为伍子胥的缘故。伍子胥想要报复父兄的仇敌，蔡昭侯也想要报复父祖的仇敌，他们精深的道义足以感动人、启发万物，因此阖闾信任他，为他倾尽全国之力出兵。吴军虽然强大，如果没有昭侯、子胥挟持大勇作为先导，怎么能建立成就如此伟大的功业呢？”有人问：“昭侯是隐太子的儿子，愤恨楚国人杀害他的祖父、残害他的父亲、毁灭他的国家，起来谋划报复，固然是道义所不容停止的。然而祸害蔡国的是楚国，防止蔡国复国的是楚平王，事情历经三世，仇敌可以化解吗？”回答说：“父亲的仇敌，儿子必须报复，任何时候都不能化解。况且楚平王恢复蔡国，虽然恢复了其称号，暗中控制其国家。蔡国的两位君主朱和东，进入楚国而没有返回。昭侯也被拘禁三年，靠贿赂才得以释放。恢复蔡国的恩德轻微而空虚，毁灭蔡国的祸害沉重而残酷。仇敌的人虽然死了，但仇敌的国家还在，不向楚国报复，将向谁报复呢？”传文说昭侯因为一件皮裘、一件佩玉的缘故，被楚国拘禁，返回后沉璧于河，发誓一定要报复，这不是深知昭侯的愚昧，观察《春秋》书法，认为推崇昭侯的意义很大，因为他能挟持大义，报复世仇，为中原驱逐楚国、洗刷耻辱，有晋国人不能做到的，所以尊崇他。如果说只是发泄被羁留的怨恨，立志一定要报复，这只是一时的愤怒、一个人的勇武，《春秋》怎么会取法呢？学者试着以此观察。

楚国的囊瓦出逃到郑国。

自从楚昭王继位，把国家托付给囊瓦。他贪财无厌，杀人不忌，以至于内外离心背叛，没有人有斗志，楚国因此有了郢都被攻入的祸患。如今国家破败、君主逃跑，囊瓦不能死节，又不能与君主一起行动，抱头鼠窜，以此作为苟且偷生的计策，罪过不可胜数！《春秋》在柏举战败之后，接着记载“囊瓦出奔”，是诛责大臣败坏国家大事却保全自身的行为。

庚辰日，吴国进入郢都。

前面记载“吴子”，是褒扬他。这里记载“吴国进入郢都”，举其国号来贬斥他。谷梁传认为他进入郢都之后，君主住在楚王的寝宫，大夫住在楚国大夫的寝宫，甚至有想娶楚王母亲的，不正当地趁着打败别人……

取得战果而深谋私利，比楚国进入陈国更甚，所以厌恶并贬斥他。

之后不与楚国相同，楚国就断然没有称霸的道理了。吴国还可以称霸。假使他在进入郢都之后，停止战争、休整掠夺，命令蔡昭侯、伍子胥等人分别安定楚国土地，安抚其百姓，向周天子请示，明正楚庄王、共王、灵王以来欺凌诸夏的罪过，削减并夺取其土地，将其分封给有功的诸侯，而吴国不自认为拥有，声威震动远近，霸业可以成就，即使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也可以。而吴国的君臣志向不在远大，骄傲之心容易滋生，所以失败接踵而至，实在可惜。

五年春季，周历三月，辛亥朔日，发生日食。

夏季，向蔡国归还粮食。

向蔡国归还粮食，是高兴诸侯能够归还粮食，也高兴蔡国人能够接受诸侯的粮食。“归”的意思是，出于人心所同，不需要劝勉而各自将粮食归还。蔡国做出了驱逐楚国的巨大……

译鲁国施予恩德，中原各国敬服，趁着蔡国饥荒且防备楚国的缘故，国内空虚，各国都运送粮食给它。此前诸侯遭遇灾祸，盟主为他们防备，像澶渊之会归还宋国财物这类事情是有的，但必定要等待盟主命令，并非出于众人共同的心愿。如今各国向蔡国运送粮食，无论大国小国同心一致，人们没有异心，《春秋》因此推崇这种行为。杜预认为鲁国向蔡国运送粮食，这是错误的，应当采纳《谷梁传》的解释。

译于越入侵吴国

杜预认为“于越”是越语的声音，这是错误的。范氏说：“于越，是越人的俗称。《春秋》就按照他们自称的名称来记载，表明他们不能仰慕中原文化，所以用本国的俗名来自称。”我认为，“于越”是越人的本号，《春秋》记载“于越”，是表示轻视他们。在此之前，昭公五年、三十二年越国出现在经文中，没有记载为“于越”。从此以后直到《春秋》结束，都记载为“于越”，是轻视他们为楚国所用。吴国因为中原的缘故，兴师讨伐楚国，越国乘其空虚而入侵吴国，实际上是为了楚国的缘故，因此被《春秋》所轻视。根据传文，秦人大举出兵救援楚国，派遣子蒲、子虎率领军队在前，没有记载，也是将其排除在外的意思。评论者认为凡是救援都是善行，这种解释义理浅薄。大概讨伐楚国，是天下的重大正义，抗拒它的，国家虽小也必定被记录；依附它的，国家虽大也必定被诛讨，这是《春秋》遏制和防范混乱的常法。有人认为越人自己更改称号，像楚国之前称荆后来称楚一样，这不是事实。楚国的名称比荆大，是它僭越而更改的；“于越”的名称比“越”鄙陋，乃是俗称的本号，讨伐它，所以轻视它。

六月丙申日，季孙意如去世

有人说：“公子翚的死没有记载，是讨伐他的意思。公子遂的死去掉族氏，也是用来讨伐他。季孙意如的罪过与公子翚、公子遂相比没有什么不同，却按照常礼记载他的去世，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为了记录定公不能为他的君主兄长讨伐贼人，反而对季孙意如加以厚待。公子翚弑杀隐公，公子遂弑杀闵公，桓公与宣公预知弑君之事，所以不拿讨伐贼人来责备他们，而是记载即位来断绝他们。现在定公的即位，虽然没有预知驱逐君主之事，却怀有对贼臣的私恩，忘记了君主兄长的深仇大恨，不仅不能讨伐，而且用来装饰他终老的方式，比其他人更加厚待。所以《春秋》按照大夫的常礼记载季孙意如的去世，是为了记录鲁定公结党贼人、忘记君父的罪恶。不贬低的贬低，才是深深的贬低。”

秋七月壬子日，叔孙不敢去世

冬天，晋国士鞅率领军队包围鲜虞【义理见四年】

六年春天，周历正月癸亥日，郑国游速率领军队灭亡许国，把许国国君许男斯带回来。自从许国、郑国成为邻国以来，郑国对许国垂涎欲滴将近两百年了。大概从隐公十一年起，郑庄公率领齐国、鲁国讨伐许国并进入许国，还害怕周天子的诛罚可能加身，进入许国却不敢彻底占有，认为有防备，他的臣子与许叔分国而居，打算有所等待。不久，郑国发生内乱，许叔借此恢复了他的宗庙社稷，许国对郑国的怨恨，由来已久了。成公三年，郑国一年两次讨伐许国，《春秋》将其排除在外，记载为“郑伐许”。现在中原没有盟主，华夏各国无所依凭，郑国人肆意无道，灭亡同盟的国家，剪除大岳的后代，郑国的罪过太大了。《春秋》之前已经将其排除在外，这里又重重地讨伐它。有人说：“《春秋》对于灭亡国家，都只罪责灭亡者，不罪责被灭亡者。蔡国灭亡沈国、郑国灭亡许国，都双方定罪，为什么呢？”回答说：“灭亡国家的人固然可罪，而跟随楚国的人也可罪。许国与沈国，都是始终跟随楚国而不以为耻的。记载名字并带回来，义理就在这里。”

二月，鲁国入侵郑国，鲁公从入侵郑国回来

根据《左传》，周国儋翩率领王子朝的党徒，借助郑国人想在周王室作乱，郑国出兵践踏了王畿的六个邑，晋国命令鲁国讨伐它，这是为了王室的事，而《春秋》记载“公侵”、“公至”，其隐晦简略大概含有贬义。起初，郑庄公得到许国用来让给隐公，隐公不敢接受，郑国也不敢把它当作自己的所有。现在郑国人把许国灭亡，鲁公入侵郑国，实际上是争夺许国的计谋，难道不完全是为了王室的事出兵吗？既不能拯救许国免于灭亡，也不能为王室抵御仇敌，匆匆往来，有什么益处呢！而且许男斯与何忌就像晋国献俘一样，以王命征讨不服从的人，不向周王献俘却向晋国献俘，这也是《春秋》所厌恶的。唉！郑国人灭亡同盟的国家，又与乱党侵凌郊畿，整个中原之大，没有能声讨其罪并讨伐它的人，世道的衰败竟然到了这个地步，然后感叹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是《春秋》不可缺少的伟人。

附带记载这一年，周天子躲避儋翩的动乱，居住在姑莸。第二年，刘单率领晋军护送周王，周王进入王城。《春秋》没有记载，难道没有深意吗？东迁以后，周天子四次外出。起初惠王因为子颓的动乱而出逃，他的出逃和返回都没有记载，是为周王避讳。等到襄王因为子带的动乱而出逃，记载出逃不记载返回。悼王、敬王因为王子朝的动乱，两次出逃两次返回，《春秋》详细记录并完备地陈述，并且说“王室乱”，说明动乱的迹象已经显露，还庆幸他们出逃后能返回。到了敬王因为儋翩的动乱再次出逃，于是就不再记载了。起初不记载，是避讳；最终不记载，不是避讳，大概是怜悯很深、忧虑很深，知道他们最终不能自我振作，于是为他们停止记载。这时中原失去霸主，强暴势力并起，强臣世大夫依仗动乱相互煽动，晋、齐、鲁、宋都有危亡的征兆，而周王室大乱接连不断，无法表彰匡正华夏，《春秋》全都变成了战国时代。

夏天，季孙斯、仲孙何忌前往晋国【义理已见上文】

秋天，晋国人拘捕了宋国使者乐祁犂

《春秋》记载“拘捕使者”，都是罪责他们不该拘捕而拘捕。皋鼬之盟，没有谁能有所作为，诸侯都离散，只有宋国侍奉晋国不改旧规，反而拘捕他们的使者。大概晋国的各位卿大夫只听从贿赂，贿赂所达不到的地方，祸患就随之而来。然而如果乐祁犂能够挺立自立，像叔孙婼在晋国那样，那范鞅虽然行贿，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冬天，修筑城中城

译谷梁传认为，三桓势力扩张，鲁公恐惧因而修缮内城。三桓之所以能专权鲁国，并非因为城郭不修、甲兵不整，而是因为君主失去了民心，被季氏收揽掌控。祸乱起于内部，没有可以扶持挽救的力量，即使修缮完备，又有什么益处呢？如今家臣在内叛乱，萧墙之患稍息，鲁君若想收回权柄，在于任用贤才、培植根本、施德行惠以安抚百姓，修筑城墙并非首要之事。《春秋》记载“修筑内城”，是表示讥讽。

译季孙斯、仲孙忌率领军队包围郓城。

夺取郓城让鲁定公居住，本是出于齐景公的善意。郓城溃败后夺取它让定公回国，则是为了私利。齐国夺取郓城固然不对，而季孙、仲孙围攻郓城也不对。作为鲁定公，应当用善意的言辞告诉齐国说：“我国先君失去宗庙社稷的守护，您夺取郓城让先君居住，鲁国确实承受了您的恩赐。如今郓城溃败了，寡人想要恢复旧日的疆界，冒昧地向您请示。”凭借齐景公的贤明，必定会将郓城归还，不应该立即动用军队。第二年齐国国夏攻打鲁国西部边境，从此两国连年交战，这都是季孙、仲孙造成的。《春秋》记载“围郓”，不记载“伐齐”，是为了替齐景公避讳。齐景公不把郓城据为己有，最终归还给鲁国，这是《春秋》所褒录的。季孙、仲孙两家同恶相济，则是《春秋》所厌恶的。将他们并列记载，是为了声讨他们【此义又见于八年九月】。

七年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四月。

秋季，齐侯、郑伯在咸地结盟。

在咸地、在沙地结盟，这是齐景公图谋霸业的开始。当时晋国国君不像国君，六卿把持朝政，霸权完全丧失；楚国战败几乎灭亡；吴国虽然获胜但缺乏纲纪。环顾当世，可以谈论霸业的，只有齐景公一人。然而齐景公见义不为，却想趁机袭取霸权，这是没有道理的。所谓盟主，对上尊崇周王，对下救灾恤患，做天下人认为艰难的事，然后才能使人信服而成就霸业。鲁昭公被权臣驱逐，齐景公虽然为他夺取郓城、包围成地、在鄟陵设防，口头上说“送公回国”，最终不能有所作为而作罢。如今周天子躲避儋翩的祸难，出逃居住在姑莸，已经两年了，齐景公又不能伸张勤王的道义，反而今天向郑国求取，在咸地结盟，明天向卫国求取，在沙地结盟，都是强迫别人顺从自己，并非他们心悦诚服，怎么能大小诸侯不约而同地都来归附呢？大概齐景公的贤大夫只有晏子一人，虽然从容进谏多有补益，但未曾亲自承担国家大事，怎能像管仲对于桓公、狐偃赵衰对于晋文公那样，君臣同心，以安定中原、尊崇周室为己任呢？

齐国人拘捕卫国使者北宫结，以此侵犯卫国。

齐侯、卫侯在沙地结盟。

从《春秋》经文来看，拘捕对方的使者，加上军事威胁，胁迫与之结盟，这是胁迫结盟；从《左传》来看，齐国向卫国求取，卫侯畏惧晋国，私下与齐侯勾结，让齐国拘捕自己的使者并侵犯自己，然后与之结盟，这大概是盗窃式的结盟。胁迫结盟尚且可鄙，何况是盗窃式的结盟呢？齐国用欺诈手段向卫国求取结盟，卫国用欺诈手段与之结盟，像这样得到诸侯，何如作罢呢！唉！像齐景公这样的人，德行不及秦穆公，而才智低于晋襄公，虽然天资温和雅致，可以行善，但朝中没有一位君子共同谋划国事，想要继承桓公的遗业，太难了！

举行大雩祭。

齐国国夏率领军队攻打我国西部边境【此义并见于公两次侵齐】。

鲁昭公流离颠沛，只依靠齐景公，像这样五六年，最终不能为他派出偏师前往鲁国边境，问罪于季孙意如。如今昭公去世、定公即位，意如已经受到天诛，齐国却忽然兴起无名之师加诸于鲁国，应当做而不做，与不必攻打而攻打，失去了作为方伯的道理。这时齐国人已经得到郑国、卫国，想要得到鲁国而不可得，所以发动这次战役。《春秋》在咸、沙两次结盟之后记载“国夏伐我”，都是贬斥。

九月举行大雩祭。

冬季十月。

八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定公侵犯齐国。鲁定公从侵犯齐国归来。

二月，鲁定公侵犯齐国；三月，鲁定公从侵犯齐国归来。

有人说：“齐国人已经得到郑国、卫国，想要得到鲁国而不可得，因此兴起西部边境的军队，挑起事端的是齐国。鲁定公报复齐国，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而《春秋》从正月至三月，两次记载公侵、公至，似乎有贬斥之意，为什么呢？”回答说：“齐国攻打我国，是为了在晋国争夺诸侯；我国侵犯齐国，以至于两次，是想借此与晋国加深交情。攻打固然不对，侵犯也未尝是正当的。从前昭公遭遇危难，齐国尚且能为他夺取郓城、包围成地、在鄟陵设防，稍显其救灾恤患之意；晋国人毫不关心，偏袒季氏而让国君死在国外的，是晋国。定公与其跟随齐国，不还是胜过跟随晋国吗？如今从正月至三月，两次带兵侵犯齐国，这是为了成全季氏的私利，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况且这时意如已经死了，季孙斯的羽翼尚未长成，定公如果能依靠齐国作为外援，季氏可以被铲除，而鲁国还可以有所作为。不知道这样做，却急切地侍奉晋国，只按季氏的意愿行事，而强大家族的焰火暂时收敛后又张扬起来了，可惜啊【此义又见于《齐侯、卫侯次于五氏》】。

曹伯露去世。

夏季，齐国国夏率领军队攻打我国西部边境。

鲁定公在瓦地会见晋军，鲁定公从瓦地归来。

有人说：“这次战役，晋国人兴师救鲁，《春秋》不记载‘救’，为什么呢？”回答说：“所谓救，是仗着大义去拯救别人的危急。鲁昭公寄居在诸侯的边境，困苦也到了极点。晋国的诸卿只贪图贿赂，偏袒臣下而压制国君。如今齐军前来，起初并非存亡危急的关头，而晋国三卿急忙带兵前往，这是为了与季氏内交，而不是为鲁国宗庙社稷考虑。《春秋》因此不认为这是救。”

秋季七月戊辰日，陈侯柳去世。

晋国士鞅率领军队侵犯郑国，接着侵犯卫国。

霸主的军队，最可贵的是奉辞讨伐有罪之人。讨伐应当讨伐的，那么受讨伐者伏罪，而诸夏为之震动；应当讨伐却坐视不管，不必讨伐却轻举妄动，这正好招致侮辱罢了。郑国有大

译第二条罪责：灭亡许国。在儋翩作乱时，趁机侵犯周王畿，这是无视周王的存在。晋国人认为这不是自己的事，不再加以责问。如今因为许国依附齐国，就出动大军去讨伐它，又因此波及卫国，都是因为卫国也依附齐国的缘故。在涉及周王的事务上，就推给鲁国；在涉及自身利益的事务上，就亲自率领军队前往。所以《春秋》不认为这是以霸主身份进行的讨伐，出动大军却记载为“侵”，这是贬斥。

译安葬曹靖公。

九月，安葬陈怀公。

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侵犯卫国。

当初驱逐国君的人，是季孙氏和孟孙氏。国君在郓地时，攻打郓地的，也是季孙氏和孟孙氏。国君已经去世，侵犯齐国、包围郓地的，还是季孙氏和孟孙氏。如今为了晋国去侵犯卫国，季孙斯与仲孙何忌又共同统领军队前往。《春秋》前后连写这两件事，是为了显示这两家合谋作恶，共同掌握兵权来胁迫他们的国君，不像叔孙氏还保留着昭子的风范，并不完全与季孙氏同流合污。后来阳虎拘捕了季孙斯，又是依靠孟孙氏的救援才得以免祸。至于仲孙何忌，他是季孙斯的死党，《春秋》将他们并列书写，其中自有深意。

冬天，卫国国君与郑国国君在曲濮结盟。

顺次祭祀先公。

《左传》说阳虎想要除掉三桓，于是顺次祭祀先公并祈祷。《公羊传》也说：“文公逆序祭祀，被废黜的有两人；定公顺次祭祀，叛变的有五人。”都认为这是为了纠正僖公的逆序祭祀，我私下对此有疑问。大概从僖公到定公，已经历了五代，说阳虎想要通过提升闵公、降低僖公来顺应众人的期望，似乎不是当时最紧迫的事。况且“从”字的意思是后辈跟随先辈，说顺次祭祀就是纠正逆祀，也未必符合《春秋》书法的深意。蜀地前辈冯山独自对此进行解说，认为昭公死在国外，季孙氏不按礼仪为他治丧，已经断绝了他的墓地，使他不能与先君同列，他的神主长久未能按昭穆次序附祭于太庙。到了这时，阳虎将要讨伐季孙氏，才开始让昭公的神主顺次祭祀于太庙，大概是想要揭露季孙氏的罪行，诛杀他以满足鲁国人的共同愿望，所以记载为“从祀”，这是冯山的说法，深得《春秋》记载“从祀”的深意。有人问：“从祀是合乎正道的。阳虎做了这件事，合乎正道吗？”回答说：“季孙氏在国君死后追恨他，安葬不按礼仪，附祭也不按礼仪，定公不能纠正，全国的人都不能纠正，阳虎以家臣的身份来纠正它，如果他的心纯粹是为了道义而没有其他企图，本来也是圣人门徒所赞许的；但阳虎的意图在于作乱，所以《春秋》在前面记载“从祀”，没有讥讽，而在后面接着记载“盗窃宝玉大弓”，于是就将阳虎视为盗贼了。”

盗窃宝玉大弓。

有人问：“您先前说家臣也是鲁国的臣子，季孙氏做错了，家臣可以纠正他，这不可以说是背叛。现在阳虎被记载为盗窃，为什么呢？”回答说：“家臣纠正大夫，固然不可以说是背叛；但不能纠正大夫反而追随大夫的恶行，那就不能说不算是盗窃了。”《左传》说阳虎、公山不狃、叔孙辄谋划除掉三桓，并改变他们的地位，已经拘捕了季孙斯并且将要杀他，孟孙氏救援他才得以免祸。阳虎作战失利，进入公宫，偷窃宝玉、大弓后逃出，于是占据讙、阳两地叛乱。《公羊传》则说：“季孙氏驱逐国君之后，夺取宝玉、大弓藏在家中。阳虎拘捕季孙，夺取并拿走了它们。”季孙意如从国君那里偷窃，阳虎又从季孙氏那里偷窃，阳虎实际上是追随季孙意如的恶行，《春秋》所说的盗贼，季孙意如和阳虎都是。季孙意如因为已经死亡，所以略去不写；阳虎因为地位卑贱，所以不称其名。这件事，从常情来看，必定认为家臣拘捕大夫、卑贱之人谋划国事是最严重而应当记载的事，但圣人只记载偷窃宝玉大弓，而季孙斯被拘捕、被释放的事略去不写，大概是因为季孙氏确实有应当讨伐的罪行，可惜阳虎不是讨伐贼人的合适人选。阳虎得到宝玉、大弓，不把它归还给公府，却想带着它逃跑，由此可知他的志向不在公室，也不过是个盗贼罢了。

《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八 宋 家铉翁 撰

定公下【周敬王十九年、晋定公十一年】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郑国国君虿去世。

得到宝玉大弓。

宝玉大弓，是鲁公从成王那里受赐，凭借它拥有鲁国，这叫做分器。此前季孙氏驱逐国君，夺取它作为自己的私产，他的志向在于篡位罢了。如今上天夺去了他的魂魄，他本人已经死亡，而家臣在内部作乱，宝玉大弓才得以归还公府。《春秋》在前面记载“窃”，在后面记载“得”，彰显季孙氏可以被铲除，而国家的大权将重新回归国君，因此反复记载这件事，是喜悦的表现。

六月，安葬郑献公。

秋，齐侯、卫侯驻扎在五氏。

五氏，是晋国的地方。齐国、卫国攻打晋国，驻扎在五氏。记载“次”而不记载“伐”，是不认可他们去攻打晋国。陈傅良说：“外国军队驻扎，自从厥貉之会以来就没有过，现在再次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中原没有霸主了。”齐国、卫国攻打晋国，那么为什么不记载“伐”呢？《春秋》是着重断绝与晋国的关系。我认为：“厥貉的驻扎，是楚庄王窥视中原；五氏的驻扎，是齐景公图谋继承霸业。它们记载为“次”看似相同，但驻扎的原因却不同。荆楚窥视中原，与霸主子孙图谋继承霸业，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春秋》之所以讥讽，意图大概有所在。晋国的德行已经衰微，中原没有人主持盟约，《春秋》本来庆幸齐桓公的子孙还能自我振作，或许可以寄托讨伐贼人的事情。现在却后其所先，攻打晋国驻扎在五氏，又攻打晋国驻扎在垂葭，窥视晋国的衰弱而想要掩盖并占有其霸业，霸业在家臣手中而不在晋国。所以不记载“伐”而记载“次”，不是因为诸侯不应当背叛晋国而投靠齐国，而是着重断绝与晋国的关系。背弃盟约投靠楚国，这才叫做背叛；离开晋国投靠齐国，哪里算是背叛呢？晋国自从平公将中原霸权让给楚国，《春秋》本来就已经对晋国没有期望了。现在晋国更加不兴盛，诸侯各自选择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