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详説卷五

译《春秋》记载“齐国的军队、宋国的军队驻扎在郎地”，显示出他们兵势强盛，停止前进没有继续深入，其谋略深不可测。鲁庄公却能亲自率军抵御他们，打败宋国并击退齐国。齐国是仇敌；宋国是仇敌的同党。打败仇敌的同党，与杀死仇敌是一样的。左氏不明白《春秋》确立义理的关键所在，常常把直接的败退当作是欺诈的作战。鲁庄公初年，面对仇敌的军队，四次作战三次获胜，我认为《春秋》庆幸他能做到这样，没有贬斥他。齐国的军队理亏，又联合宋国一起出兵，这才加以贬斥。木讷却说：“齐桓公不忍心让百姓作战，保全军队而返回，圣人赞许他。”唉！哪有这样的事呢？齐桓公既然已经取得国家，打败鲁国军队，杀死子纠，愤恨之心尚未平息，又发动长勺之战，到了这时又与宋国一起出兵侵犯鲁国，这哪里是不忍心让百姓作战的人呢？霸者的作为，未能完全符合天理。早年的齐桓公和中年的齐桓公，好像两个人一样。该赞许的就赞许，该责备的就责备，圣人的笔法公正如同天地。学习《春秋》的人，不必被传注的条例所迷惑【根据《檀弓》上篇，乘丘之战是失败而非胜利，这也是经文的可疑之处，暂且保留在此】

译秋季九月，楚国在莘地击败蔡国军队，并将蔡侯献舞俘虏带回。【此义已在桓公二年“蔡、郑在邓地设防”中提及】杜预注解说：“荆，是楚国的本名。”《谷梁传》说：“荆，就是楚国。为什么称它为荆？圣人兴起时，必定最后臣服；天子衰弱时，必定最先叛乱，所以称它为荆。”推究其意，似乎《春秋》书写“荆”或书写“楚”，是圣人明显寄托褒贬之意。然而《公羊传》也有逐渐进化的说法，我认为杜预的说法是正确的。大概“荆”是楚国的本名，宣王时的诗歌说：“蠢动的蛮荆，与大周为敌。”《鲁颂》说：“抵御戎狄，惩戒荆舒。”诗中所谓的荆，就是楚国。当时本来就用“荆”来称呼它，这难道不是它最初受封时的本名吗？等到东周迁都以后，楚国兼并了众多少数民族，疆域逐渐扩大，有个叫熊通的人向周天子请求进爵，天子不答应，于是他就僭越称王。他改国号为“楚”，也应当是在这个时候。僖公元年，《春秋》已经记载“楚人伐郑”，而颂诗仍然用“荆舒”来指代，这是因为中原各国的人还没有完全知晓罢了。《公羊传》认为称州名不如称国名，称国名不如称氏，称氏不如称人，说《春秋》是用逐渐进化的方式来书写，这难道是正确的吗？像吴、越、戎、狄，它们的称号始终只有一个，并不因为改号而有进退褒贬。《春秋》先写“荆”，后写“楚”，也是依据鲁国史书的旧文，记录实际情况罢了。至于写“荆”而不提及其爵位，不把它当作“人”来对待，这是《春秋》用来排斥它的方法。因为它僭越称王而有欺凌中原之心，所以排斥它。徐国与吴、越，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春秋》排斥，不仅仅只有楚国。刘敞说：“吴，是太伯的后代；楚，是祝融的后代；徐，是伯益的后代；越，是大禹的后代。他们的祖先都有伟大的德行和显著的功绩，与周王室相通，与中原戴冠束带的君主本来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他们僭越称王，所以排斥他们。然而还是不想彻底断绝他们的类别，所以书写称号时列出他们的本封，辨别爵位时废黜他们的僭越窃取。推而广之可以远离，引而近之可以归来，这是圣人慎重对待断绝人的做法。”这个论述固然美好，然而既然因为他们的僭越称号而排斥他们，必定要他们能够削去僭越的称号，自己等同于齐、晋那样尊崇周王，然后才可以引导他们进入。况且当时戎族中有姜姓的戎，狄族中有姬姓的狄，都自认为是先代的后代，不仅仅吴、楚、越是这样。《春秋》虽然想要引导他们，但他们安于旧习，没有办法逐渐引导他们。不写“战”而写“败”，是用来略写它的方法。着重不写“俘获蔡侯”而写“带回”，是不承认楚国擅自拘捕诸侯的权力。《公羊传》的说法，确实与《春秋》的大义相契合。如果是因为死难而被强楚所俘获，这是《春秋》辨别内外的开始，所以法度尤其严格。其后楚国祸患日益加深，书法与此稍有不同，都是为中原担忧，并不是为了引导他们进入。【此义又在庄公二十三年“荆人来聘”、僖公元年“楚人伐郑”中提及】

冬季十月，齐国军队灭掉谭国，谭子逃奔到莒国。

《公羊传》说：“灭，是亡国的善辞，表示上下同心协力。”凡是记载“灭”，罪责在于灭人者，不在于亡国者，这是圣门遗留的训诫，公羊子有所传授。这次灭谭，以及十三年灭遂，两次记载“灭”，都是为了彰显齐桓公灭国的罪责。当时，齐桓公的功业还没有闻名天下，却先因为私怒灭掉两个国家，《春秋》怎么能没有贬斥？木讷引用《仲虺之诰》，说“弱小不能自存就兼并它，混乱不足以治理就夺取它，有灭亡的形迹就侮辱它，有灭亡的道义就推而亡之”，认为成汤仗义以正天下，所保存的是重大的，所灭亡的是轻微的。齐桓公灭谭，是为了向楚国示威，圣人赞许他向楚国示威，所以书写“师”。唉！有这样的道理吗？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从而得到天下，商汤、周武王都不会做。仲虺用“辅助贤德，显扬忠诚，成就良善”来对应“兼并弱小，攻击愚昧，夺取混乱，侮辱灭亡”，上文说的是善善，下文说的是恶恶，并不是趁着他们弱小愚昧、欺骗他们混乱灭亡而夺取他们。何况齐桓公因为私怒灭掉谭国，灭掉谭国还不止，又灭掉遂国，圣人特意书写以示贬斥。木讷凭空立论，说齐桓公灭谭是为了威慑楚国，圣人赞许他，这不仅不懂《春秋》的意思，又诬陷了成汤的行事。用这种解释经典，确实会误导后学，我不得不辩驳。至于谭子逃奔而不称其名，还保留他的爵位，正是为了彰显齐桓公灭国的罪责，因为他灭掉无罪的国家，所以不称其名。从此以后，国家灭亡而其君主逃奔的不称其名，如楚国灭掉〇国、狄族灭掉温国就是这样，罪责在于灭人者，不在于其君主。徐子章羽则认为先臣服后逃奔，所以称其名以贬斥他。大概认为国家灭亡而逃奔的人，道义上不侍奉仇敌，志在复兴，所以还被《春秋》所赞许；国家灭亡而不能逃奔，甘心侍奉仇敌而不以为耻，或者被俘虏带回，更是《春秋》所鄙视厌恶的。以此来警示后世，还有国家灭亡不能死节，甘心做愍帝、怀帝，做叔宝，做皓，做禅的人，唉！可叹啊！【鲁国灭国的义理见隐公二年，灭夷狄的义理见宣公十三年】

十一年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五月戊寅日，鲁庄公在鄑地击败宋国军队。

《左传》说：“军队没有列阵就迫近攻击，称为‘败某师’；大败溃散，称为‘败绩’。”各种说法大多以此为根据。我认为鲁庄公与齐、宋三次交战三次获胜，《春秋》都记载“公败某师于某”，难道三次交战都是没有列阵就迫近攻击吗？大概记载“败绩”的，是大败溃散称为败绩；记载“败某师于某”的，只是能够击退敌人自救。

译罢了。如果一定拿这一条标准来衡量其他情况，就会遇到阻碍而无法贯通了。鲁国是个弱国；庄公是个懦弱的君主。长期以来被齐国人欺骗，有杀父之仇却不敢报复。如今稍微能够自我振作，《春秋》喜欢他能够自立，所以记载此事。这次战役，宋国因为齐国的缘故再次出兵侵犯我国，鲁国打败宋国，就如同打败齐国一样，所以没有贬斥。

译秋季，宋国发生大水灾。

外国的灾害通常不记载，这里之所以记载，是为了记录鲁庄公能够体恤灾情的行为。鲁国与宋国连年交战，然而鲁国并没有废弃吊唁和体恤的道义，《春秋》对此表示嘉许，因此予以记载。

冬季，周天子的女儿嫁到齐国【其义理已在隐公元年冬季提及】。

这是鲁庄公接受周天子的命令，再次为齐国人主持王姬的婚事。《春秋》的笔法与元年不同，是因为仇敌已经灭绝的缘故。孙泰山说：“各位诸侯接受命令主持王姬婚事的很多，只有元年和这一年被记载，是为了谴责鲁公忘记杀父之仇，再次与齐国通婚。”孙公的论断是正确的。然而当时鲁庄公即将向齐国求婚，唯恐不能成功，那么在奉命主持婚事方面又有什么可顾虑的呢？《春秋》详细记录并完备书写，是为了彰显鲁庄公忘记亲人、侍奉仇敌的罪过。

鲁庄公十二年春天，周王三月，纪国的叔姬嫁到酅地。

叔姬是伯姬的妹妹。纪国灭亡后，伯姬去世，齐国人将她安葬，因此得以见到叔姬。我推测她跟随纪侯离开了纪国，等到这时纪侯去世，她回到酅地，大概是因为纪国的宗庙在那里，所以如此。杜预认为她是自鲁国回到酅地，这是错误的。当时纪国已经灭亡，而《春秋》仍然称她为“纪叔姬”，是为了记录叔姬。记录叔姬，是为了在纪国灭亡之后保存纪国的名分。叔姬坚守妇节，不与纪国一同灭亡。《公羊传》说“归于酅，是回到她叔父那里”，叔父那里是可以回去的吗？大概是因为纪国的宗庙在那里，按义理应当回去。丈夫去世没有儿子，最终死在娘家，这不是正道；最终死在夫家，才是正道。纪侯虽然死在他国，也应当附祭在酅地的宗庙，跟随他的祖先。这是礼制的变通，实在非常令人悲哀！

夏季四月。

秋季八月甲午日，宋国的万杀害了他的国君捷，以及他的大夫仇牧。

《春秋》记载杀害国君并牵连到大夫的共有三人，都是为了记录那些为节义而死的人。杜预以名字来作为褒贬的依据，说：“仇牧不能预先警戒而遭遇盗贼，没有善行值得褒扬。”因此只写他的名。大夫为国君遇难而死，却说没有善行值得褒扬，这错误太大了。《公羊传》对于仇牧说他不畏惧强暴，有符合圣人褒扬记录死节之意的理解。传注常常因为写了名就探求写名的原因，曲解来说以贬低他；因为写了字就探求写字的原因，曲解来说以褒扬他，这种弊病很大，读《春秋》的人不可不知道。仇牧的名是“牧”，在国君面前臣子称名，这是礼仪的大节，刘氏的观点是正确的。有人说：“《左传》说太宰督也死在这场祸难中，为什么没有被记载？”回答说：“督就是前日杀害殇公、杀死孔父的人，身负杀害国君未被讨伐的罪责，现在又被盗贼所杀，这是乱臣最终受到天道的惩罚，不能用死节来谈论了。旧史本来与仇牧一同记载，圣人将其删去。”我推测在修订经文的时候，一笔一划的增删，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宋万，即南宫万，因为被讨伐的缘故去掉了他的族氏【其余义理见桓公二年宋督弑君之事】。

冬季十月，宋万出逃到陈国。

宋万是鲁国的囚犯，逃脱后被捕获并归还，他因一时的愤怒杀害了国君，又另立了国君。他并非掌管国家的大臣，也不是平时掌握权柄要职的人，却能弑君立君，国人纷纷顺从，可见宋国政治混乱到了极点，而闵公也不像个国君！查考《左传》，萧叔大心以及戴、武、宣的族人起兵讨伐贼人，南宫万逃到陈国，猛获逃到卫国，宋国人将他们抓回，执行了正常的刑罚，立公子御説为国君，这件事与卫人杀死州吁类似，而《春秋》没有记载，确实有其原因。宋庄公与华督内外勾结杀害殇公并篡夺了国家，周天子无力，不能纠正他们的杀戮。现在宋庄公虽然侥幸免死，但继承人最终被弑杀，华督作为首恶，却被南宫万所杀，这是天道对乱臣贼子的惩罚。宋万虽然有弑君的罪过，但他所杀的却是殇公的仇敌，所以《春秋》不给予华督死节的评价，而宋万对宋庄公的讨伐也一并废弃不记载，以示华督与宋万都有应当被讨伐的罪过。贼人被讨伐不记载，是因为宋国没有通报，鲁国也没有防备。

附带记载，这一年周庄王去世，周僖王即位。周王去世，是重大的事件，鲁国史官废弃不记载，《春秋》沿袭了这一点，贬责在于周王。君主的身体，是风化教化的源头。庄王尊为天子，即位七年才得以下临亲政，不孝不君，无法逃避名教的责难。《春秋》在他去世时删削不记载，是为了彰显他怠慢的罪过，并为后世留下法度。

鲁庄公十三年春天，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在北杏会盟。这是齐桓公开创霸业的开始。《左传》说：“在北杏会盟是为了平定宋国的动乱。”《春秋》对此表示认可。齐侯书写爵位，是褒扬；诸侯书写“人”，是彰显众望所归。有人说：“孟子说孔子的门徒不谈论桓公、文公的事，而《春秋》在齐国开始称霸时，称桓公为爵位而称诸侯为‘人’，说圣人轻视霸业，难道是这样吗？”回答说：“孟子在衰世谈论王道，所以霸业之功不在记录之列；《春秋》垂立王法以昭示万世，命令有德者讨伐有罪者，赏善罚恶，如同元气运行于四季，宏大细微、高低贵贱，各自顺遂其本性，而共同遵循王道的中正。法就是道，并非在王道之外还有王法。孟子说圣人的门徒不谈论桓公、文公的事，是说圣人的门徒不学习做这类事情，并非完全废弃天下的功业而不记录。况且霸者，就是伯。古代分天下归属左右二伯，八州的侯牧都听从他们的命令。周公、召公分陕而治，是三代相承的制度。周室衰微，二伯不设立已经很久了。方伯中有能够尊崇王室、匡正诸侯、抵御祸乱的

译所谓“事”，就是这里所说的“伯”（霸主）。王道兴盛昌明，中原地区尊贵安宁，哪里还需要霸主呢？王纲衰败，诸侯放纵专权，还庆幸天下有霸主存在。所以孔子平日议论，偶尔也肯定齐桓公，因为他能以尊崇王室、匡正诸侯、抵御外患、防止动乱为己任。等到孔子修撰《春秋》，在北杏会盟这件事上，只有齐侯记载爵位，参加会盟的其他诸侯都只称“人”。记载爵位，是尊重他；称“人”，是显示众人的期望都归向他。自从周王室东迁，威令长久废弛。楚国僭越称王，楚国首先反叛，还说是蛮夷之地不值得过多责备。郑庄公是周朝的卿士，侵犯王畿，射中周王肩膀，郑国又反叛。齐襄公率领宋、鲁、陈、蔡击败周王派去救援卫国的军队，这五个国家都反叛了。环顾四周，没有谁能倡导大义、尊崇周王。桓公、僖公时期，周朝不灭亡的机会极少。幸好齐桓公出现，毅然以天下为己任，文、武、成、康的基业之所以没有坠地，齐桓公的功劳居多。《春秋》尊崇他，难道是徒然的吗！

胡安国却说：“齐桓公不是受命于周的霸主，诸侯互相推戴他作为盟主，这是无君的表现，所以四个国家称‘人’以诛杀始作乱者。齐桓公称爵，是赞许他。”又说：“诛杀诸侯，是正理；赞许齐桓公，是权变。”如果这样，那么权变与正理就截然分开了。带头的人称爵，跟随的人被诛，这是《春秋》忽略带头者而惩治跟随者，一定不是这样的。况且齐国从始封起就是方伯之国，齐桓公兴起，北杏会盟、初次征伐，都是奉王命行事。周王使者督视，说他没有受命是不可以的。而且自从进入《春秋》记载以来，宋、齐、鲁、卫、郑的国君，今天会盟明天结盟，只以结党篡位、依仗作乱为事。现在齐桓公举行这次会盟说是为了平定宋国的动乱，南宫万、猛获逃跑不久，随即伏法受刑，都是霸主讨伐所及。从此数十年间，篡弑之事顿时平息，中原有所依靠，夷狄知道畏惧，说这不是齐桓公开创霸业的功劳是不可以的。所以《春秋》在北杏会盟一事上尊崇他，没有贬斥。

因此看到陈傅良（止斋）的说法有说：“《春秋》开始记载的年份，诸侯还知道尊崇君主、亲近上级，等到齐桓称霸，诸侯就不再有周王的概念了。”议论固然美好，但矫枉过正，不符合事实，姑且陈述这些附在各位贤人之后。

译附见于《春秋》的所谓霸主，只有齐桓公、晋文公而已。《左传》提到五霸，有人认为是商周时期的五霸，有人认为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公为五霸。我认为宋襄公想称霸却未能成功，秦穆公只是在戎狄地区称霸，不能与齐桓公、晋文公相提并论；楚庄公僭越称王并侵扰华夏，哪里配得上谈称霸？所以除了齐桓公、晋文公之外，《春秋》都不承认其他人为霸主，这在纲领中已经提及，这里只列举其大略。

夏六月，齐国人灭掉了遂国。

《左传》说：“齐国为了北杏的盟会，去平定宋国的动乱。遂国没有参加，齐国就灭掉了遂国并派兵驻守。”因为不赴盟会而灭国，固然有罪，但罪过还不至于灭国。霸主借公义来满足私欲，灭了谭国，又灭了遂国，这不过是扩张领土的计谋。先王拥有天下，以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后裔为职责，而霸主灭国毫不顾忌，这就叫作无视王权。灭谭国时《春秋》已予以贬斥，灭遂国再次予以贬斥，齐国无法逃避罪责。《春秋》在三年之间，连续记载两次“灭”，以彰显齐桓公的罪过，功绩与过错不能相互掩盖。

秋七月。

冬，鲁庄公与齐侯在柯地结盟。

胡安国说：“对等的恩惠与怨恨，不应由后代承担。鲁国与齐襄公是仇敌，现在既然换了君主，可以和解了。”因此《春秋》都称他们的爵位而没有贬斥。我认为“敌怨不在后嗣”，是指疆界小忿，可以在换代之后的和解；如果是杀父之仇，怨恨没有可以消解的时候，就像《公羊传》所陈述的那样，才是《春秋》的大义。鲁庄公在齐襄公未死时，不把他当作仇敌而不去报复，《春秋》多次责备他。等到齐襄公死后，因为接纳公子纠的怨恨，与齐国多次交战，在长勺打败齐军，又在乘丘打败宋军、击退齐军，圣人高兴他能自强，记载下来以褒录他，还希望他能伸张复仇的大义。大概鲁庄公到这时才开始成年而有见识，如果能凭借这两次胜利，在仇人已死之后伸张大义，还足以在千载之后有所辩解。没过几天，却在柯地结盟了。圣人以前责备他很深，期望他很切，到这时却不责备，开始用“防盟”的常规方式记载，并不是赞同他。称“公”、称“齐”，是讥讽鲁庄公与齐侯特意为了防盟而结盟。诸侯都在而鲁国参与，还可以说是为了遵从王事，这是防盟的公义。现在齐鲁特意结盟，从此就解除了仇恨、消除了怨恨，向齐国请婚，早晚在仇敌国家的朝廷奔走而不以为耻，大概是从柯之盟开始的，说《春秋》没有讥讽，是不可以的。《春秋》因为鲁君频繁被弑，臣子不能讨伐贼臣而开始记载；因为平王、庄公不能为父报仇而开始记载。所以齐襄公虽然无道，能报复世仇就赞同他；蔡昭公虽然微弱，能报复父祖世仇，摧毁强大的楚国而进入郢都，就大书特书以褒奖他。难道是因为仇人的身体已经死了，怨恨就可以消解吗？胡安国说柯之盟《春秋》称爵没有讥讽，而认为《公羊传》复仇的论断不对，关系重大，不得不辩驳【《公羊传》所载曹刿手剑胁迫盟誓的事，都是传闻的荒诞之辞，不是经文意旨所系，所以省略】。

十四年春，齐人、陈人、曹人攻打宋国。夏，单伯参与攻打宋国。查考《左传》，宋国人违背了北杏的盟约，齐国率领诸侯攻打宋国，向周天子请求出兵，周王派单伯参与。自从东迁以来，诸侯擅自出兵相互侵伐，不再知道有王室。现在齐桓公对宋国用兵，一定要等待王臣一同前往，他并不是兵力不足，而是认为征伐应当出自天子，必须这样之后才能服天下之心，这是霸政首先要做的。《公羊传》、《谷梁传》的儒者因为元年送王姬的错误，把单伯当作鲁国大夫，弄错了《春秋》书“防伐”的“防”字。鲁国大夫出使参与盟会、征伐，不书名字。这个单伯是王畿内的诸侯，周朝的显姓，就是元年送王姬的那个人，不是鲁国大夫。这与霸政有关，不得不辩驳。有人说：“宋国应当攻打吗？”回答说：“自从进入春秋时期，宋、鲁、卫、郑都有无视王权之心，都曾勾结篡位贼子而违背王命，计算他们的罪行都应当讨伐。而宋国是大国，应当首先治理。现在奉王命前往，虽然没有到达其国都，但他们已经知道恐惧，其余的都随风倒下了。”问：“北杏之盟，齐国书爵位，这里书‘人’，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春秋》责备贤者的道理。以前北杏之盟，没有向王请示；现在宋人违背北杏之盟，才向王请示而攻打他。所以虽然赞同他尊王，但书‘人’来轻视他。只因为赞同他以霸政行事，所以责备他周全。从此齐国书‘人’而排在宋国之下多次，都是贬斥，这是责备霸者的道理。”

秋七月，荆人进入蔡国【荆以国号举，初次见于十年秋九月】。

鲁桓公二年，记载“蔡侯、郑伯在邓地结盟”。《左传》说：“开始畏惧楚国。”这时楚国的势力还未扩张，邓人作为楚国的姻亲已有亡国的忧虑。到庄公十年在莘地打败蔡国，把舞人献回。到这时进入蔡国，又明年攻打郑国，十年后终于灭掉邓国。兵祸始于邓，侵及蔡，于是攻打郑国而凌驾于中原各国，《春秋》记载这些，彰显楚人强盛的渐进过程。这次行动，进入蔡国而不占有，大概是因为齐桓公刚创霸业，还忌惮而不敢放肆吧？

冬，单伯参与齐侯、宋公、卫侯、郑伯在鄄地结盟。

《书》说：单伯参与诸侯，是奉王命参与诸侯。把齐侯排在宋公之上，是奉王命授予齐国，以霸诸侯。霸与伯同，侯为二伯，排在公之上，由来已久了。齐

译齐桓公的霸业，是从这次会盟开始的。木讷认为单伯是鲁国的大夫，属于四命之卿，因此史书不称其名，这种说法是偏颇的。鲁国的大夫哪有名字被记载在史书里却去会盟诸侯的情况呢？僖公八年，鲁公在洮地与王人、诸侯会盟；九年，鲁公在葵丘与宰周公、诸侯会盟，鲁公都在会盟之中。如今这次鲁公没有与会，而是王人出面会盟诸侯，怎么能够强行指认单伯是鲁国大夫呢？

译鲁僖公十五年春，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在鄄地会盟。

冬天刚刚在鄄地会盟，春天又在鄄地会盟，《春秋》记载此事是为了讥讽他们。桓公的意思似乎是说：“去年的会盟，周王派使者亲临；今天的会盟，我来主持尊位。”像这样然后才称为霸主，这也太卑微了。唉！桓公、管仲如果真正懂得尊崇周王，为何不在开始称霸时，率领诸侯朝见周王，效法周公、召公分陕而治的旧例并施行一次，这也算是两位辅政大臣罢了。不知道这样做，却把主持会盟当作尊贵，后来晋文公继承霸业，最终没有朝见周王，而是让周天子坐到践土来见他，这是沿袭桓公的做法。这次会盟，左氏认为是开始称霸，这是不对的。十四年冬天，周王使者在会盟现场，齐国排在宋国之前，这才是开始称霸。

夏天，夫人姜氏前往齐国。

姜氏，就是文姜。过去因为去齐国的缘故，给鲁国留下祸患，齐桓公应当避嫌，不去接见她以向诸侯展示礼仪，却仍然听任她回来，对过去的过错不予追究。妇人有省视父母的礼节，没有省视兄弟的礼节。姜氏不值得责备，而齐桓公值得严厉责备。于是使得文姜更加肆无忌惮。十九年、二十年，接连几年去莒国，在鲁国煽动淫乱的风气。哀姜留下的祸患延续两代，桓公是有责任的。

秋天，宋人、齐人、邾人攻打郳国。

前面已经将齐侯排在宋公之上，现在将宋国排在齐国之前，这是贬低。查考传文，郳国是宋国的附庸，背叛宋国所以宋国讨伐它。齐桓公凭借开始称霸的威势，替宋国拉拢邾国来攻打郳国，以此来结交宋国。那些微小的国家，被摧残败落，还怎么生存呢？将宋国排在齐国之上，不承认这是霸主的讨伐。

郑人侵犯宋国。

冬天十月。

鲁僖公十六年春，周王正月。

夏天，宋人、齐人、卫人攻打郑国。

有人说：“宋、齐、卫联合攻打郑国，郑国可以攻打吗？”回答说：“可以攻打。”“可以攻打，那么为什么将齐国排在宋国之下？”回答说：“攻打它不是因为它有罪。郑昭公以嫡子身份君临国家，突与强臣勾结篡夺了他的位置；昭公得以回国，突又与强邻勾结扰乱他，占据栎地的坚固据点来号召凶恶的党羽，昭公被弑杀，是突造成的。齐桓公开始称霸，认为应当声讨突以前的罪行，向周王请示，明正典刑，向远近宣示，足以大大警戒众人。现在为了宋国而攻打郑国，名不正，所以贬低它，将齐国排在宋国之下，不承认这是霸主的讨伐。”

秋天，楚国攻打郑国【这一年楚国开始攻打郑国】

郑庄公拥有国家时，四邻不敢轻视，楚国早晚窥伺，却无可奈何。庄公死后，继位的儿子不能承担重任，奸臣掌握国家命脉，废立君主，掌握在手中，内乱不断发生，衰败的政治完全暴露。齐国从北面攻打，楚国从南面闯入，左右夹击，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假如庄公不把祭仲留给他的儿子，郑国的祸患难道会到这种地步吗？郑国的衰乱，是奸臣、孽子共同造成的。

冬天十二月，会盟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在幽地结盟【《公羊传》有“公”字参与会盟，现在采纳它】

结盟不是盛世的美事，有能为了天下公义而结盟的，还是《春秋》所赞许的。自从齐桓公开创霸业，第一次会盟周王使者，第二次会盟诸侯，都是会盟而不结盟，到这时才开始结盟，大小诸侯都到了，人心所向，顿时不同于往日，大概是有了信任才结盟，不随便结盟，所以圣人特意书写“同盟”来褒奖他们。在《易经》“同人”卦初九：“出门与人同心，没有灾祸。”桓公差不多接近这个境界了！以前结盟的，是同宗的吝惜，不值一提。木讷援引《周礼》“众人相见叫做同”，众人同心在方岳之下结盟，叫做“同盟”，虽然证明了“同盟”二字，但周王巡守的礼节不能施用于霸主之国，幽地的“同盟”，是《春秋》特有的笔法创立的意义，不必援引《周礼》作为证据。然而“同盟”有变例，时代不同，意义也不同。这两次幽地的“同盟”，是褒奖他们的同心。等到晋国霸业已经衰落，楚国气焰日益嚣张，在成公、灵公、景公、厉公、悼公时期，凡是书写“同盟”，都是庆幸他们还能与中国同心，不是结盟的兴盛。又有周天子去世不奔丧而结盟，与周王使者下放到列国参与结盟，以及其他义理上不应当结盟而结盟的，都以“同盟”书写，那么“同盟”的变例，是用来贬低的。学者随着事情观察，可以得到圣人的心意。这次会盟，既然褒奖他们能同心，必定不会避讳公参与，应当从《公羊传》写作“公参与会盟”。

邾子克去世。

邾仪父作为附庸之国而得以列入诸侯，传文说是齐桓公向周王请求而任命他。曲沃武公作为支宗而篡夺晋国，周王也在这一年任命他为侯。邾子被记录在《春秋》，而武公的名字没有登上简牍，是旧史缺漏吗？还是圣人因为他篡夺不道，削除而不记录他呢？这时周朝虽然逐渐衰微，但人心还知道尊崇上级，爵位任命必须由天子发出然后足以统制他的臣民，而僖王、惠王不像君主，却将侯爵加给篡贼，先自己毁坏法纪，而王室的号令庆赏更加不能行于天下了！唉！仪父的任命出于齐桓公的请求，而当时没有人议论他的不对，这是应当的；曲沃的任命出于天王的自作主张，而诸侯因此更加离心，这是悖逆的。这就是霸权所以更加张大，而王纲所以更加废弛，有国家有家室的人，能不以此为鉴戒吗！

附带记载，这一年周僖王去世，

译周天子去世，都不记载在《春秋》中。评论的人大多认为，这是因为天子不向诸侯通报丧事，诸侯也不去吊唁，所以不记载。当时虽然礼教已经败坏，但对于邻国小国的丧事，鲁国尚且派遣大夫前往吊唁，怎么会对周天子如此怠慢呢？大概是因为周王室东迁之后，到了周僖王时期，更加不能履行天子的职责了。仅以一件事来说，曲沃武公父子三代作乱，弑君篡国，罪大恶极，不可胜数，而周僖王却在这一年将尽的时候，任命曲沃武公率领一军，封他为晋侯。前代史书说，武公灭掉晋国，把晋国的所有宝器都献给了周僖王，从而获得封爵。周天子这样做，说是天下大事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无法挽回，恐怕并非如此。先前的正人君子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从周威烈王三十三年任命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开始，认为那时周王室虽然微弱，但名分尚存，如今晋国的大夫公然蔑视其君主，瓜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伐，反而加封他们，使他们位列诸侯，这是连那一点点名分都不能坚守而一并抛弃，先王的礼制至此完全丧失了。司马光的议论非常宏大，其实破坏法度、扰乱纲纪、推崇奖赏篡位贼臣，任命他们为诸侯，是从周僖王任命曲沃武公开始的，周威烈王任命韩、魏、赵，不过是这种行为的末流罢了。周王室从周僖王以后更加不能履行天子的职责，正是这个原因。旧史不记载周天子去世，《春秋》沿袭了这一做法，确实是有原因的。有人问：“曲沃武公本来就是篡位的国君，《诗经·唐风·无衣》为什么还有赞美的言辞？圣人在《唐风》中选取它，在《春秋》中却排斥他，《诗经》和《春秋》的取舍，难道不同吗？”回答说：“你问得好！《无衣》这首诗，大概是讽刺武公而不是赞美他的。诗中说道：‘难道说没有七章礼服吗？不如你的衣服，既安稳又吉祥啊。’说的是他还没有接受周天子的任命，就先僭越使用诸侯的车马服饰，这是在他受封之前的讽刺诗。《诗序》错误地把它当作赞美的言辞，不能不加以辨析。大概《唐风》十六篇，前后大多是讽刺诗，只有《无衣》的《诗序》独自认为是赞美。诗人用心正大光明，怎么会有专门讽刺失去国家的国君，却唯独选取一个篡位贼臣的情况呢？《诗序》固然不能废除，但也有原本没有序言，后人用自己的意思强行补充完整的情况，终究应当加以辨析。”

译鲁僖公十七年春天，齐国人拘捕了郑詹【这一年周惠王即位】。

《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郑詹是郑国的奸佞之人，必定有所依据。《左传》认为因为郑国不朝见周天子而拘捕郑詹，我认为郑国去年参加了幽地的盟会，没过多久，不应该立刻拘捕他们的使者。大概是郑国的奸佞之人受到郑突的信任，齐桓公趁他前来而拘捕了他罢了。我从《春秋》下文记载郑詹逃跑来到鲁国，知道这次拘捕是《春秋》所赞许的。《谷梁传》说“人”是泛指众人的词，用“人”来拘捕是赞许的措辞。但是《春秋》凡是拘捕都写“人”，拘捕这件事有对与错，不能一概用写“人”作为赞许的辞令，应当根据具体事情来探求书法的深意。

夏天，齐国人在遂地被歼灭。

遂是亡国的遗民。齐国人戍守那里，依仗强大欺凌残暴对待遗民。遂地的五个氏族宴请齐国戍卒，趁他们喝醉而几乎将他们全部歼灭。《谷梁传》说：“没有遂国却提到遂，是为了保存遂地。提到遂，说明还有人在。”鲁庄公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甘心侍奉仇敌而不以为耻。遂地的遗民鼓起剩余的勇气，还足以歼灭齐国戍卒。《春秋》特意为此记载，是赞许他们的义举，也是让那些忘记亲恩侍奉仇敌的人感到羞愧。

秋天，郑詹从齐国逃跑来到鲁国。

前面称“人”来拘捕，拘捕的对错还看不出来。接着记载“郑詹逃跑来到”，然后才知道拘捕是对的，是《春秋》所赞许的。逃，是有罪而逃避刑罚的措辞。郑詹从齐国逃到鲁国，鲁国随即接受郑詹的逃亡而不认为不对，鲁国也有责任啊。齐国人拘捕是对的，那么鲁国人接受就是错的。鲁国和齐国虽然是世仇，但罪人逃亡，不是鲁国所应当接受的。霸主国家拘捕他，而诸侯国家让他逃亡，罪责在诸侯国家，毫无疑问了。何休认为郑詹被鲁国任用，恐怕未必如此，鲁国执政的人中没有听说有郑詹。

冬天，麋鹿很多。

杜预注解说因为麋鹿多而危害庄稼，所以记载。孙氏说：“因为出现而视为灾祸记载的是〇，因为多而视为灾祸记载的是麋鹿。”麋鹿是常有的动物，现在因为它多而危害庄稼，所以记载以记录异常。

鲁僖公十八年春天周王三月，发生日食。

《谷梁传》说：“不说‘日’，不说‘朔’，是夜间发生的日食。”郑玄说：“一天一夜合称为一天。现在初一那天太阳有亏损的地方没有恢复，所以知道是夜间发生日食。夜间日食，就属于前一个月的晦日。”我认为所谓夜间日食，一定是在丑时或寅时之间，所以早晨起来还能看见，那么也属于初一的早晨，称之为晦日，难道不可以吗？

夏天，鲁公在济西追击戎人。

《左传》说：“不说戎人前来，是避讳。”杜预注解说：“戎人入侵鲁国，鲁国人不知道，离开后才去追击，所以避讳不说他们前来。”这是一种说法。《公羊传》说：“说‘追’是什么意思？是推崇鲁公为中国追击敌人。”《谷梁传》说：“在济西，是推崇他。推崇什么呢？推崇鲁公亲自追击。”《左传》主张戎人没有防备而说，公羊、谷梁主张鲁公亲自追击而说。以前鲁公与戎人结盟、防备戎人，都不被《春秋》赞许，现在追击戎人，从书法来说，赞许鲁公能够追击，公羊、谷梁的说法是对的。鲁公如果派大夫率领军队前往，就是敷衍了事，驱逐敌人不值得称道了。现在鲁公亲自率领军队追击，到达济西，记载“鲁公追击戎人”，是嘉奖鲁公能够亲自率领军队追击戎人。拥有国家和大夫封地的人，把抵御外侮作为重要事务。诸侯为天子守卫疆土，亲自穿戴铠甲，跋涉山川，逾越险阻，对抗敌人的愤怒以巩固我们的边防，这是职责所应当做的。诸侯如果推给大夫，大夫又推给士兵，那么都会望风退却，而国家就不是自己的国家了。○追击有两种：追击迅速，虽然不能交战，《春秋》没有讥讽，这是这种情况；追击迟缓不能赶上，《春秋》所讥讽的。僖公二十六年，鲁公追击齐军到达酅，没有赶上。“没有赶上”，是说追击迟缓不能赶上。

秋天，出现〇。

《谷梁传》说：“是射人的东西。”杜预注解说：“是短狐，含沙射人造成灾祸。”防说：“一名射景，是说它潜伏在水中射人的影子而人不知道。”后来庆父与哀姜通奸，暗中蓄谋异志，而鲁公不能察觉，从而招致末年的祸患，〇是它的先兆了。

冬天十月。

鲁僖公十九年春天周王正月【这一年秋天，周朝发生子颓之乱，周惠王出逃居住在郑国的栎地。《春秋》没有记载，意义见二十一年】夏天四月。

秋天，公子结送陈国人的陪嫁女子到鄄地，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

《公羊传》说：“诸侯娶一国的妻子，就有两个国家去送陪嫁，带着侄女和妹妹跟随。侄，是哥哥的女儿；娣，是妹妹。诸侯一次聘娶九个女子，诸侯不再娶。”又说：“大夫没有擅自行动的事，这里说‘于是’是什么意思？聘礼，大夫接受命令不接受言辞，出了国境，有可以安定国家、有利于社稷的事，就可以专断。”《左传》认为：“鄄，是卫国的地方。陈国娶卫国女子为妻，鲁国派公子结送陪嫁到鄄地，听说齐、宋结盟，将要讨伐鲁国，所以权宜行事，离开本职，与两位君主结盟。”结合这两种说法，经文的意思就明白了。送陪嫁女子，是常事，而结盟，是国家的大事，何况是与霸主结盟，可以擅自行动去吗？大概公子结送陪嫁到鄄地，恰好听说齐、宋结盟，谋划将要讨伐鲁国，所以擅自行动去结盟，本想挫败两国的阴谋，反而加速了两国来讨伐，他的用心是对的，但在礼制上越位，因此有贬斥。然而仔细品味经文深意，贬斥之中还有赞许。有人说公子结因为越位结盟招来寇敌，不是这样。大夫出使境外，有可以安定国家、有利于社稷的事，就可以专断

译这样做，才是古义，公羊子有所传授。有人说：“公子遂在衡雍拦截赵盾，又擅自与雒戎结盟，这与上述情况哪个正确？”我认为，季孙行父知道齐国、宋国将要攻打鲁国而前去结盟，这是忠诚；雒戎不曾成为鲁国的祸患，而季孙行父却擅自与之结盟，这是专断。怎么可以拿这类情况来类推呢？

译夫人姜氏前往莒国。

这是文姜。接连两年都前往莒国，《春秋》记载此事，不仅仅是责备鲁国，也是责备齐国。鲁庄公不能防范约束他的母亲，还寄希望于齐桓公能纠正她。此前姜氏前往齐国，齐国不能讨伐她，于是让她肆意妄为，无所忌惮，游荡到了莒国，这不仅是鲁国的耻辱，也是齐国的耻辱。

冬天，齐国人、宋国人、陈国人攻打我国西部边境。

齐桓公称霸时，鲁国独自防备他，后来仇敌国家难道可以不防备吗？后来与齐国人交战，又与齐国人、宋国人交战，仇敌国家是可以交战的。再后来在幽地结盟了，而齐国、宋国却又这样做来攻打我们。解说的人认为鲁国是因为接受了郑詹的缘故，或者又认为公子结擅自结盟有招致此事的原因。其实公子结知道齐国、宋国的图谋对我们不利，所以结盟来挫败他们的图谋，并不是公子结招致了此事。然而《春秋》记载此事，是责备齐国。这一年，成周发生了子颓之乱，卫国军队、燕国军队举兵攻打周王室并拥立子颓，天子流亡在外。齐桓公不能讨伐他们，却率领三国攻打鲁国。先前创立霸业，假借王命来使诸侯服从；如今王室有难却不能出兵勤王，这是《春秋》所责备的。所以三国都用“人”字来贬低他们。

二十年春天，周历二月，夫人姜氏前往莒国。

夏天，齐国发生大灾。

外国的灾祸为什么要记载？因为鲁国去吊唁，所以特别记载。

秋天七月。

冬天，齐国人攻打戎族。

《谷梁传》作“攻打我国”，《公羊传》、《左传》作“攻打戎族”。写“攻打我国”，是贬低齐国；写“攻打戎族”，也是贬低齐国。这时成周发生了子颓之乱，五大夫率领卫国军队、燕国军队攻打周王室并拥立子颓，惠王出逃居住在郑国的栎邑。齐桓公身为盟主，却像没听说一样。第二年，郑伯、虢公在弭地会盟，用军队讨伐叛乱，杀了子颓和作乱的人，周王回到王城，齐国不能参与。王室倾覆，就坐视不救；戎族未曾成为中国的大患，攻打它不是当务之急。去年攻打鲁国，今年攻打戎族，大抵都是追逐私利，对王室有什么关心呢？《春秋》用“人”字来贬低他们。

二十一年春天，周历正月。

根据《左传》十九年的记载，成周发生了子颓之乱，惠王出逃居住在郑国的栎邑。到了这时，郑伯、虢公率领军队护送周王回国，杀了王子颓和作乱的五大夫，周王回到王城。《春秋》没有记载，这必定是有深意的，但传注中缺失了。我曾探究周朝之所以动乱，前后如出一辙。周幽王宠幸褒姒而废黜申后、驱逐太子，申侯联合犬戎作乱，周朝因此东迁。再传几代到周庄王，周朝的衰败更加严重，而庄王又因为宠幸姚姬、宠信子颓而招致动乱，惠王流亡，过了三年才复位。而惠王本人又被惠后迷惑，宠信叔带，几乎想要动摇嫡长子，幸亏齐桓公为他纠正，叔带最终在日后勾结狄人作乱。等到周景王时，又因为宠信子朝，逐渐导致大乱。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周幽王因此失国丧身，而子孙不引以为戒，动乱产生于嫡庶之争，以至于再三发生而不停止。唉！文王、武王、周公留给子孙的谋略竟是这样，而后世还因此覆亡相继。我猜想圣人修撰《春秋》到子颓、叔带、子朝这些事时，深深地叹息，记载或不记载都寄托着警戒，其防范细微啊【义理详见僖公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郑】。

夏天五月辛酉日，郑伯突去世。

自从郑突进入栎邑，《春秋》就断绝了对他的记载。等到他杀了子仪而君临郑国，《春秋》不记载他回国，因为他篡夺国家达到两次，不承认他为君主。如今他死了，记载“郑伯突卒”，等到他下葬，记载“葬郑厉公”，这难道没有原因吗？周惠王因为子颓之乱出逃居住在栎邑，诸侯中勤王的，只有郑国和虢国。厉公虽然有篡国的罪过，也有勤王的功劳，所以《春秋》在他去世和下葬时重新记载他。

秋天七月戊戌日，夫人姜氏去世。

冬天十二月，安葬郑厉公。

二十二年春天，周历正月，施行大赦。

在“王正月”之下记载“肆大眚”，这是周王室施行大赦。惠王因为子颓之乱，流亡到栎邑。去年春天，虢国、郑国护送他回国。因为国家尚未安定，又去虢国打猎。到了冬天才回到成周，于是施行大赦来安抚不安定的人心，这不是鲁国施行大赦。学习《谷梁传》的人认为文姜的罪过应该诛杀灭绝，《春秋》记载大赦之后才记载安葬，是为了明示王法给后世，这不对吧？大概《春秋》必定有事实才采用这种书法，没有当时没有大赦之事而凭空记载的。这是周王室的大赦有什么可疑的？程子不认为后世的大赦是合理的，我认为灾荒时大赦，是盛世的美事，但也只是赦免那些可以赦免的罪行罢了。至于后世有大赦的，就把天下的人和污垢瑕疵一起洗刷，大行维新之治，这不是古代灾荒时宽恕罪过的本意。然而在后世有不得不这样做的情况。古代治理天下，刑罚用来辅助教化，不主张杀戮。到了周朝衰微，群臣放肆杀人灭族，都超出了典章制度之外。降及秦汉时代，专用严刑峻法毒害天下，即使想不赦免，难道能做到吗？议论的人常常引用诸葛亮“大德小惠”的话，认为赦免是不对的。唉！如果在盛世，刑罚没有偏颇，为什么要赦免呢？只有乱世多滥刑，所以不得不赦免，这是拯救百姓、仁爱民众的要务，也是与其杀无辜，宁可失法度的意思。

癸丑日，安葬我国的小君文姜。

文姜亲手杀了她的丈夫，淫奔到齐国，恶名传遍天下，按照

译常典，有不可胜诛之罪。恰逢周天子施行大赦，正当〇之时，圣人记载“肆眚”，记载〇，通过比较史事来显现义理，是说天王未能讨伐有罪之人，使得他们得以依礼〇罢了。有人认为齐君向周天子请求，赦免其罪后才〇的，这是不对的。施行大赦并非专为鲁国而设。○妇人跟随丈夫的谥号，到了末世也有自己定谥号的。荘姜、定姒，是跟随丈夫的；鲁桓公的夫人文姜、襄公的生母定姒、景王的王后穆后，是自己定谥号的。宋共姬则又因为节操品行显著，而独自获得美名，但也要以跟随丈夫为正【鲁国有两位定姒，襄公的妾母自己定谥，哀公的妾母跟随丈夫定谥】

译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公子御寇。

左氏认为御寇是太子，刘氏说：“认为他是大夫，其实他不是大夫；认为他是世子，其实他不是世子。然而史书之所以记载，是因为知道他是国君的嫡子。国君的嫡子，虽然没有正式誓立为世子，不能称为世子，但已经具备了成为世子的条件，所以不能不重视。”我考察《春秋》中杀害大夫、公子的体例，有三种情况：有记载“杀大夫”的，有记载“杀公子”的，有记载“杀其大夫公子某、公孙某”的。杀大夫，是讥讽专擅杀戮；杀公子、公孙，是讥讽骨肉相残；杀大夫公子某、公孙某，又是讥讽不该让公族世代担任官职，却又以罪名杀害他们。然而这是《春秋》的常规法则，变通的体例则随事情而显现，不能拘泥于一种体例去寻求。这里陈国人杀其公子，左氏认为是太子，必定有所依据。然而不遵循目为君主的体例，是因为国家混乱没有政令，是被众人所杀，并非其国君的罪过，胡氏的说法是正确的。不称世子，是因为应当立为世子却尚未正式任命。

夏五月

《春秋》每年四季，即使没有大事，也必定书写首月，以记录时节的变迁。没有以仲月作为首月的，何休认为这是讥讽庄公娶仇人之女，不可以事奉先祖，奉行四时祭祀，就像五月不可以作为首月一样，这种说法是牵强附会的。杜氏认为是文字错误，有人说五月之下有脱漏的事件。

秋七月丙申，与齐国高傒在防地结盟

《公羊传》说：“这是齐国的贵大夫，为什么屈尊与我们地位卑微的人结盟呢？”《谷梁传》说：“不写国君，是因为高傒傲慢。”鲁国人忘记了君父的大仇，向仇敌之国请求婚嫁，齐国既然答应了，却派高傒作为先导，用盟约要挟鲁国，他们傲慢对待鲁国也太过分了。《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责备齐国；虽然为鲁国隐讳，也是责备鲁国。以下文书记载“公如齐纳币”，可见《春秋》责备鲁国很深。仇敌之国以傲慢态度凌驾于我们之上，不仅不愤怒，反而更加委屈千乘之国的尊严，与他们的臣子平等结盟，又亲自到齐国纳币，他们本来无所顾忌，《春秋》为他们隐讳，是为了保存他们的羞恶之心，并为后世留下法度。有人说：“文公二年与晋国处父结盟，这与这里的情况相同吗？”回答说：“事情虽然相同，但傲慢的程度不同。那时国君身在晋国，晋君不与国君结盟，派他的臣子与国君结盟，所以《春秋》深深责备晋国人无礼，除去处父的族名以示贬斥。这里则是齐国和鲁国都受到责备。”大概隐讳之中有权衡尺度存在，不能用一种标准来看待。又有诸侯的大夫来到鲁国主持盟约，以及鲁国大夫与诸侯结盟的，并不都算是傲慢，必定像处父、高傒那样才算傲慢。应当随事情观察，以求得圣人的用意。

冬，公到齐国纳币

凡是纳币不记载，这里之所以记载，是因为母亲丧期未满两周年，就向齐国请求婚嫁，又抛弃宗庙社稷的重任，前往追随仇敌之女行淫乱之事，所以记载以讥讽他，不止一次讥讽。这次出行，《公羊传》称他为陈佗，他扰乱常伦没有分别，有不可言说的丑行了。有人说：“鲁国与齐国既然在防地结盟，《春秋》没有责备，现在通婚，不也可以吗？”回答说：“主持夏天盟约的，是齐桓公。现在纳币请求婚嫁的，是齐襄公的女儿，是仇敌之女。与仇敌之弟结盟，尚且说是为了他的霸业，诸侯都在，不得不参与盟约。娶妻难道没有其他家族吗？必定娶仇敌之女而后娶，那怎么供奉祭品，进入先君的宗庙呢？”唉！文姜亲手杀害鲁桓公，罪未讨伐而死，现在桓公的儿子娶文姜的侄女，重蹈覆辙而不引以为戒，他的愚昧不仁也太过分了。后来哀姜与庆父私通，般因此而死，闵公因此被杀，都是沿袭文姜的行为，庄公实际上导致了这些。自作孽，不可活，难道不真实吗！

《春秋集传详说》卷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传详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七 宋 家铉翁 撰

庄公下【惠王六年、齐桓公十五年】

二十三年春，公从齐国回来

《公羊传》在他纳币时说：“纳币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亲自纳币，不合礼制。”到这里又说：“桓地结盟不致祭，这里为什么致祭？是表示危险。为什么危险？因为公就像陈佗一样。”何休注：“公的纳币，实际上是出于淫乱，不讥讽丧期娶妻而讥讽纳币，是举出淫乱作为重点。”又说：“公到齐国淫乱，与陈佗相似，所以表示危险。”《公羊传》的说法必定有所传授，纳币尚且说是为了强国而屈从，观社就是淫乱了，父亲死在齐国而儿子不引以为戒，他不成为陈佗是侥幸罢了，所以再次出行又再次回来。

祭叔来聘

隐元年祭伯来，不是王命，所以讥讽他外交。这次祭叔来，记载“来聘”，必定有派遣他来的人，不是王派遣他又是谁派遣他呢？祭伯来，言辞看似相同但意义不同。何休认为不赞同天子下聘淫乱之人，接近这个意思。鲁庄公春天到齐国纳币，从齐国返回，夏天又到齐国观社，中间祭叔下聘，威严近在咫尺，如同在他上方而他不知羞耻。《春秋》因为淫乱之人辱没王命，所以不写王使，如果是祭叔自来呢？

夏，公到齐国观社，公从齐国回来

《谷梁传》认为这次出行是“尸女”。所谓尸女，是装饰华丽的车马，穿着华美的服饰，炫惑妇人而蛊惑其心，要挟她顺从自己，这就是没有分别。《春秋》记载以责备他。纳币不久，又以观社再次出行，这是诲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