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七
从，从齐不犹愈于从楚乎？使景公能修桓公之业，攘楚尊周，救灾恤患，惟义是与，则中国所頼，《春秋》方将与之，五氏之次，可与厥貉之次同日语乎？自是再次，皆讥也。
译追随齐国，难道不是比追随楚国更好吗？假使景公能够继承桓公的基业，抵御楚国、尊崇周室，救济灾祸、体恤忧患，只与合乎道义的国家交往，那么中原各国所依赖的，《春秋》将要赞许他，五氏会盟的次序，能与厥貉会盟的次序同日而语吗？从这以后的再次会盟，都是被讥讽的。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齐平
夏，公防齐侯于夹谷。公至自夹谷。
昭七年暨齐平，叔孙婼如齐涖盟。暨者，齐欲之，非鲁志也。此书及齐平，公防齐侯于夹谷，鲁欲之而求之于齐也。书暨书及，抑扬襃贬之所繋也。自襄昭以来，季氏外交晋卿，以遂其犯上专国之计。定八年，犹为晋侵齐者再。今未三嵗，忽及齐平，此亦季氏以便其私，非为鲁国忠计也。是时阳虎谋去季氏，事不克，奔齐请兵以伐鲁，将以除季氏。季斯以是惧，汲汲解仇于齐，为此防以纾目前之祸，亦以晋定无能有为，舎而去之耳。威福在晋，则屈节以事晋；利害在齐，则背约而从齐。此《春秋》所恶，故书及齐平以卑之。观前日之暨平，见今日及平之为讥矣。是行，公亲防齐侯于夹谷。齐人窥见鲁之内有所迫，急于得平，反以是肆暴。犂弥之奸，莱夷之刼，良以是故耳。使非吾圣人相礼，动容貌，出辞气，有以格齐人之强暴，则定公几不获免，而鲁之危甚矣。以地至危之也。
晋赵鞅帅师围衞
七年，衞始叛晋，为沙之盟。八年，晋士鞅侵郑，遂侵衞。衞侯复欲与晋为盟，赵鞅不善抚纳，乃使贱者盟以辱之。衞侯怒，遂絶晋而即齐。九年，偕齐侯为五氏之次，伐晋夷仪，固耻也。晋不能治齐，而围衞以报，愈贻诮于诸侯，而叛者自是益众。书围不书伐，不与其伐也。
齐人来归郓讙▯隂田
此汶阳田，鲁旧疆也。成二年，晋人命齐以归之鲁，书「取汶阳者是也。其后晋人使韩穿来言，复以与齐，鲁不之与也。故昭公之出，齐人取郓居公；末年郓溃，齐人因而取之。定七年，齐以讙、阳闗归鲁，为阳虎所据；虎败，地复归齐。及是，齐人以归。然汶阳之壤甚阔，僖公以赐季氏为采邑者，又在此外也。春秋书归疆，见之书法者前后毎不同：齐人归我济西田也【宣十】取汶阳田也【成二】取邾田自漷水也【襄十九】齐人来归郓、讙、▯隂田也【定十】齐人归讙及阐田也【哀八】经凡五见。取汶阳、取漷水，归疆也，书取不书归，以其仗大国而得归，是故书取；归济西、归讙及阐，归疆也，言归不言来归，以其请之而后得，非彼自以归也。惟郓、讙、▯隂之归，书「齐人来归」，言齐人自以故疆来归，非假兵力智计而得之，是之谓自归，视其他归疆有不得同也。呜呼！圣人道化所感，强暴为之革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左传所载兹无还之对陋矣。虽然，圣道功用岂止若是而已哉？故必有尧、舜、汤、武之君，而后能得臯、稷、伊、吕之佐。周室既衰，诸侯皆庸夫妄人，复胁制于强悍不轨之卿族，是岂圣人行道之时？而功化因事而见者，惟夹谷之防与鲁疆之归耳。学者读春秋至是，可以信圣人之道不为空言，儒者之学非无实用，特患乎克拓有所未至耳。夫岂申、韩、鞅、斯以刑名法术刼制天下，强人以必从，而谓之治效者哉！
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郈
秋，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郈。
郈，叔孙氏之邑也。公若为之宰，州仇以私怨杀之。公若之党侯犯据郈而叛，既而以邑奔齐。齐人受侯犯而以郈归之鲁。前既归汶阳，此复归郈，此圣人道化之所感。不然，齐何有于叔孙哉？或曰：「郈之叛，叔孙其得谓之叛乎？」曰：「此实以邑叛也。若南蒯、阳虎，始皆以公室为辞，其后事不成，或以邑叛，或以盗终，而其心迹乃着，与郈之叛差不同耳。」
宋乐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陈
春秋》每于一国之事而再三书者，深致意焉耳。自此两年间书宋事凡五见，而大夫、公子、母弟奔者三，罪皆累于上，《春秋》所以责景公也。乐大心，宋之旧臣，本无大罪，乐溷谮焉，宋景不察而遽逐之，以竖子之谗逐一大夫，罪累上一也。公子地有马，公取之与嬖臣向魋，地怒扶魋，公怒，地奔，以嬖臣之故翦其公族，罪累上二也。公弟辰，母弟也，为地请留而公不许，辰怒，率仲佗、石彄俱奔，其意亦欲君之留之，而公复不为止，以嬖臣而奔
译秦伯去世。
冬季，安葬秦哀公。
鲁定公十年春季，周王三月，鲁国与齐国讲和。
夏季，鲁定公在夹谷防备齐侯。鲁定公从夹谷回国。
鲁昭公七年与齐国讲和，叔孙婼前往齐国主持盟誓。“暨”字，表示齐国想要讲和，并非鲁国的本意。这里记载“及齐平”，鲁定公在夹谷防备齐侯，是鲁国想要讲和并向齐国请求。记载“暨”与“及”，是《春秋》褒贬抑扬所关联的。自从鲁襄公、鲁昭公以来，季氏在外交上依附晋国卿大夫，以实现其犯上作乱、专权国家的计谋。鲁定公八年，还因为晋国的缘故两次侵犯齐国。如今不到三年，忽然与齐国讲和，这也是季氏为了便利私利，并非为鲁国忠诚谋划。当时阳虎谋划除掉季氏，事情没有成功，逃到齐国请求出兵讨伐鲁国，打算借此铲除季氏。季斯因此感到恐惧，急切地与齐国化解仇怨，举行这次夹谷之会来缓解眼前的祸患，也是因为晋定公无能作为，便舍弃晋国而转向齐国。威势福泽在晋国，就屈节侍奉晋国；利害在齐国，就背弃盟约而顺从齐国。这是《春秋》所厌恶的，所以记载“及齐平”来贬低它。观察先前“暨平”的记载，就能看出今日“及平”是被讥讽的了。这次出行，鲁定公亲自与齐侯在夹谷相会。齐国人窥探到鲁国内部有所逼迫，急于求得讲和，反而借此肆意暴虐。犁弥的奸诈，莱夷的劫持，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如果不是我们的圣人主持礼仪，举止容貌庄重，言辞语气得体，能够遏制齐人的强暴，那么鲁定公几乎不能幸免，而鲁国的危险就严重了。用“夹谷”这个地名来表明局势的危急。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包围卫国。
鲁定公七年，卫国开始背叛晋国，在沙地结盟。八年，晋国士鞅侵犯郑国，接着侵犯卫国。卫侯又想与晋国结盟，赵鞅不善于安抚接纳，竟然让地位低下的人结盟来侮辱他。卫侯发怒，于是断绝与晋国的关系而依附齐国。九年，会同齐侯在五次会盟中，讨伐晋国的夷仪，这确实是耻辱。晋国不能惩治齐国，却包围卫国来报复，更加招致诸侯的讥笑，而背叛晋国的人从此越来越多。记载“围”而不记载“伐”，是不赞成这种讨伐。
齐国人归还郓、讙、龟阴田。
这是汶阳田，是鲁国原有的疆域。鲁成公二年，晋国命令齐国将其归还给鲁国，史书说“取汶阳田”就是这样。后来晋国人派韩穿来说话，又把这块地给了齐国，鲁国没有给予。所以鲁昭公出逃时，齐国人夺取郓地让昭公居住；末年郓地溃败，齐国人趁机夺取了它。鲁定公七年，齐国把讙、阳关归还给鲁国，被阳虎占据；阳虎失败后，土地又归还给齐国。到了这时，齐国人将其归还。然而汶阳的土地很广阔，鲁僖公赐给季氏作为采邑的，又在这之外。《春秋》记载归还疆域，在书法上前后每每不同：齐人归还我济西田【宣公十年】，取汶阳田【成公二年】，取邾田自漷水【襄公十九年】，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定公十年】，齐人归还讙及阐田【哀公八年】。经文共五次出现。取汶阳、取漷水，是归还疆域，记载“取”而不记载“归”，是因为依靠大国而得以归还，所以记载“取”；归还济西、归还讙及阐，是归还疆域，说“归”而不说“来归”，是因为请求之后才得到，并非对方主动归还。只有郓、讙、龟阴的归还，记载“齐人来归”，是说齐国人主动将旧疆域归还，不是凭借兵力智谋而得到的，这叫做自归，与其他归还疆域的情况有所不同。唉！圣人道化所感化，强暴之人因此改变心意，有不知其然而然的情况。《左传》所载兹无还的回答浅陋了。虽然如此，圣道的功用难道仅仅如此而已吗？所以必须有尧、舜、汤、武这样的君主，然后才能得到皋陶、稷、伊尹、吕尚这样的辅佐。周王室已经衰微，诸侯都是庸碌妄为之人，又受到强悍不轨的卿族胁迫控制，这难道是圣人施行道化的时候吗？而功业教化因事而显现的，只有夹谷之会与鲁国疆域的归还罢了。学者读《春秋》到这里，可以相信圣人的道不是空话，儒者的学问不是没有实用，只是担心开拓有所未至罢了。难道像申不害、韩非、商鞅、李斯那样用刑名法术胁迫天下，强迫人必须顺从，而称之为治理成效的吗！
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
秋季，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
郈，是叔孙氏的城邑。公若担任它的家宰，州仇因私怨杀死了他。公若的党羽侯犯占据郈地叛乱，不久带着城邑投奔齐国。齐国人接纳侯犯而把郈地归还给鲁国。先前已经归还汶阳，这次又归还郈地，这是圣人道化所感化的结果。不然，齐国何必在乎叔孙氏呢？有人说：“郈地的叛乱，叔孙氏能称之为叛乱吗？”回答说：“这实际上是以城邑叛乱。像南蒯、阳虎，起初都以公室为借口，后来事情不成，有的以城邑叛乱，有的以盗贼告终，而他们的心迹才显露，与郈地的叛乱略有不同罢了。”
宋国乐大心出逃到曹国。
宋国公子地出逃到陈国。
《春秋》每对一国的事情反复记载，是深含深意的。从此两年间记载宋国事情共五次，而大夫、公子、母弟出逃的有三次，罪责都累及君主，《春秋》以此来责备宋景公。乐大心，是宋国的老臣，本来没有大罪，乐溷进谗言，宋景公不察明就急忙驱逐他，因为小人的谗言驱逐一位大夫，罪责累及君主之一。公子地有马，宋景公夺取它给了宠臣向魋，公子地愤怒地推搡向魋，宋景公发怒，公子地出逃，因为宠臣的缘故剪除公族，罪责累及君主之二。宋景公的弟弟辰，是母弟，为公子地请求留下而宋景公不允许，辰发怒，率领仲佗、石彄一起出逃，他的本意也是想让君主留下公子地，而宋景公又不加阻止，因为宠臣的缘故导致
母弟，罪累上三也。奔者固皆有罪，而宋景所以待其大夫、公族、母弟者，抑亦少恩甚矣。君人者，人伦风化之所自出，己居其厚，犹恐其薄，居其薄，无所往而非薄。宋公以嬖臣竖子之故，使其母弟、公族一朝俱奔，考其事，过皆在公，是故《春秋》始终备书之，不加贬斥而义自见矣。至于辰与地之本罪，则于下文见之，皆以叛书。
译母弟，是第三重罪累。出逃的人固然都有罪，但宋景公对待他的大夫、公族和母弟，确实太缺乏恩义了。作为君主，是人伦教化的源头，自己处于厚待的地位，还担心显得刻薄，若处于刻薄的地位，那就无处不刻薄了。宋公因为宠臣竖子的缘故，使得他的母弟和公族在一朝之间全都出逃，考察这件事，过错都在宋公，所以《春秋》从头到尾详细记载，不加贬斥而大义自然显现。至于辰和地的根本罪行，则在下面的文中体现，都按叛乱来记载。
冬齐侯衞侯郑游速防于安甫
前此齐与郑、衞盟于咸、盟于沙矣，今而三国复共为此防，无所惮于晋矣。前此鲁受命于晋而以兵加衞，今而受盟夹谷，弃晋不复顾矣。然而诸侯虽散于晋而不复能翕然并合于齐，晋虽衰而齐亦卒不能霸，无人焉尔。若其有人，率诸侯，奨王室，救灾恤患，为桓公之所为，是亦桓公而已矣。惜哉！有其机而无其志。
叔孙州仇如齐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陈。
国君之母弟奔而书弟，其例不一，或讥兄之不友，或讥弟之不弟。今宋公之弟暨仲佗、石彄出奔陈，则讥宋公之不友、辰之不弟，而仲佗、石彄以人臣而私事母弟，又《春秋》之所深责也。公子地以嬖魋之故为礼而奔，辰为之请，止宋公弗聼，辰怒亦奔。辰于君为母弟，地则众公子也。辰以地故而自絶于其兄，己为不可，而又率仲佗、石彄与之偕行。仲佗、石彄身为卿佐，有君不事，而与母弟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是皆名敎之罪人，此一书而并贬者也。或曰：「鲁宣之母弟叔肸、衞献之母弟鱄、宋景之母弟辰，或奔或否，而其事有相类者，于辰也亦何诛？」曰：「否。叔肸不义宣公之簒弑，不食其禄，亦不弃其亲，《春秋》所深与也。鱄以献公失信于甯殖，报徳以刑怒而奔，终身不向衞国而坐，《春秋》义之而不深责也。若辰者，以一朝之忿弃其君兄，与乱臣为伍，《春秋》所诛，是故以叛书，可与肸、鱄同日语乎？」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陈入于萧以叛。
自入春秋，母弟之为乱者，郑叔段其首也。春秋书克段而不以弟书，此书弟书叛，何也？曰：此春秋用法轻重之权衡也。段据京以叛，志在于簒，不言弟，絶之于天伦，所以诛也。辰之出也，非有不轨之谋，直愤激不平而出，故其罪下于段，仍书公弟。然所以书叛，为其结党而入，据邑以叛，实叛也。前书暨，此书及。暨者，不得已之辞；及者，从之者也，得已而不已者也。刘氏曰：「事君者，可贫、可贱、可杀，而不可使为乱。」
夏四月
秋宋乐大心自曹入于萧
辰为首恶，而仲佗、石彄、公子地、乐大心其从也。春秋于辰之奔也，书暨仲佗、石彄出奔；至其入萧也，书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陈入萧以叛，严首恶之诛，逭胁从之戮也。又继书乐大心自曹入于萧，而不书叛，叛非乐大心之始谋，其罪又下于彼三人。观乎此，见《春秋》用法，丝铢无爽，必有是罪，而后加之以是刑。彼意诛云者，非《春秋》垂法之防也。
冬及郑平叔还如郑涖盟
六年以晋命侵郑取匡，此及郑平，以解前日之怨，故传曰：「始叛晋也。」自文公之霸，鲁事晋惟其常，中间虽即楚即齐，而不敢显然与晋絶。去年及齐平，今又及郑平，既背晋，不得不树党以自固焉耳。或曰：「晋必不可畔乎？」曰：「否，惟义所在而已。季氏，昭公之贼；晋大夫，季氏之死党。定公者，亲昭公之弟，絶晋而诛季氏，定公之所得为也。前也不能絶之，而卑躬以事之，今而絶之，以利害为向背者也。」是故有讥，前书及齐平，此书及郑平。及云者，鲁欲之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孙州仇帅师堕郈
公羊传》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郈、堕费。而《左传》乃云：「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堕费，成不克堕。」如《左传》所言，则堕三都者，强家之所欲。家臣据邑以叛，大夫不能制，故堕其城之过制者，以塞絶乱源，本不出于夫子之意。郈、费之所以堕，以公山不狃、侯犯故耳。成之不克堕，孟氏犹欲为自保计，是以攻之不克。夫大都耦国，古人所戒。公羊所谓「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者，先王之制也。始城费、城郈，强族所以抗其君；今堕郈、堕费，强族所以自去其疾。盖费、郈有叛者，故二氏假君命以堕之；而成之守者犹事孟氏而不替，故何忌犹不受
译冬天，齐侯、卫侯、郑游在安甫修筑防地。
此前，齐国与郑国、卫国曾在咸地结盟，又在沙地结盟，如今三国再次共同修筑这道防线，已不再畏惧晋国了。此前，鲁国接受晋国的命令而对卫国用兵，如今却在夹谷接受盟约，抛弃晋国不再顾及了。然而，诸侯虽然离散于晋国，却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整齐地联合于齐国；晋国虽然衰落，但齐国最终也不能称霸，这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才啊。如果有合适的人才，率领诸侯，奖助王室，救灾恤患，做齐桓公所做的事，那也就是齐桓公罢了。可惜啊！有称霸的时机却没有称霸的志向。
叔孙州仇前往齐国。
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
国君的同母弟出逃而史书称其为“弟”，其体例不一，有的讥讽兄长不友爱，有的讥讽弟弟不恭顺。如今宋公的弟弟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则是讥讽宋公不友爱、辰不恭顺，而仲佗、石彄作为臣子却私下侍奉国君的同母弟，这也是《春秋》所深深责难的。公子地因为宠臣魋的缘故，为行礼而奔逃，辰为他求情，阻止宋公，宋公不听，辰愤怒也奔逃了。辰对于国君是同母弟，地则是众公子之一。辰因为地的缘故而自我断绝与兄长的关系，自己已经不可原谅，却又率领仲佗、石彄与他们一同出走。仲佗、石彄身为卿的助手，有国君不侍奉，却与同母弟一起奔逃，兄长不友爱，弟弟不恭顺，臣子不忠诚，这些都是违背名教的罪人，这一条记载将他们一并贬斥。有人说：“鲁宣公的同母弟叔肸、卫献公的同母弟鱄、宋景公的同母弟辰，有的奔逃有的没有，而他们的事情有相似之处，对辰又有什么可责罚的呢？”回答说：“不是这样。叔肸认为宣公篡位弑君是不义的，不食其禄，也不抛弃其亲人，这是《春秋》所深深赞许的。鱄因为献公对甯殖失信，以刑罚回报恩德，愤怒而出奔，终身不面向卫国而坐，这是《春秋》认为合乎道义而不深深责难的。至于辰，因为一时的愤怒而抛弃国君和兄长，与乱臣为伍，这是《春秋》所诛讨的，所以以叛乱记载，这可以和叔肸、鱄相提并论吗？”
十一年春天，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从陈国进入萧地发动叛乱。
自从《春秋》记事以来，同母弟作乱的，郑国的叔段是第一个。《春秋》记载攻克叔段而不称其为“弟”，这里却称其为“弟”并记载叛乱，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春秋》用法轻重权衡的结果。叔段占据京城发动叛乱，志向在于篡位，不称其为“弟”，是断绝他的天伦关系，所以诛讨他。辰的出逃，并非有不轨的阴谋，只是愤激不平而出逃，所以他的罪行轻于叔段，仍然称其为公弟。然而之所以记载叛乱，是因为他结党而入，占据城邑发动叛乱，确实是叛乱。此前记载用“暨”，这里记载用“及”。“暨”是不得已的措辞；“及”是跟随的意思，是可以停止却不停止的意思。刘氏说：“侍奉国君的人，可以贫穷、可以卑贱、可以被杀，但不能让他作乱。”
夏天四月。
秋天，宋国的乐大心从曹国进入萧地。
辰是首恶，而仲佗、石彄、公子地、乐大心是跟随者。《春秋》在辰出逃时，记载“暨仲佗、石彄出奔”；等到他们进入萧地时，记载“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从陈国进入萧地发动叛乱”，严厉诛讨首恶，使胁从者免于杀戮。又接着记载乐大心从曹国进入萧地，而不记载叛乱，因为叛乱不是乐大心的初始谋划，他的罪行又低于那三个人。观察这些，可见《春秋》用法，毫厘不差，必定有那样的罪行，然后才加上那样的刑罚。那些所谓意图诛讨的说法，并不是《春秋》确立法则的防范。
冬天，与郑国讲和，叔孙还前往郑国主持盟誓。
六年时，鲁国奉晋国命令侵犯郑国夺取匡地，这次与郑国讲和，是为了解除前日的怨恨，所以《左传》说：“开始背叛晋国了。”自从晋文公称霸以来，鲁国侍奉晋国是常事，中间虽然依附楚国或齐国，但不敢公然与晋国断绝。去年与齐国讲和，现在又与郑国讲和，既然背叛晋国，不得不树立党羽来自我巩固。有人说：“晋国一定不可以背叛吗？”回答说：“不是，只看道义所在罢了。季氏是昭公的贼人；晋国大夫是季氏的死党。定公是昭公的亲弟弟，断绝与晋国的关系而诛讨季氏，是定公所能做的。以前不能断绝，却卑躬屈膝地侍奉他们，现在断绝关系，是以利害来决定向背的。”所以有讥讽，此前记载与齐国讲和，这里记载与郑国讲和。“及”字，表示鲁国想要这样做。
十二年春天，薛伯定去世。
夏天，安葬薛襄公。
叔孙州仇率领军队毁坏郈邑的城墙。
《公羊传》说：“孔子在季孙那里任职，三个月没有违背他的意愿。”说：“大夫家不收藏铠甲，城邑没有百雉的城墙。”于是率领军队毁坏郈邑、毁坏费邑。而《左传》却说：“仲由做季氏的家宰，将要毁坏三座城邑，于是叔孙氏毁坏郈邑，季氏毁坏费邑，成氏没能毁坏。”如果按照《左传》所说，那么毁坏三座城邑，是强大家族的愿望。家臣占据城邑发动叛乱，大夫不能控制，所以毁坏那些超过制度的城墙，以断绝乱源，本不出自孔子的意思。郈邑、费邑之所以被毁坏，是因为公山不狃、侯犯的缘故。成氏没能毁坏，孟氏还想做自我保全的打算，所以攻打没能成功。大城匹敌国都，是古人所警戒的。《公羊传》所谓“大夫家不收藏铠甲，城邑没有百雉的城墙”，是先王的制度。当初修筑费邑、修筑郈邑，是强大家族用来对抗国君的手段；如今毁坏郈邑、毁坏费邑，是强大家族用来去除自身祸患的手段。大概费邑、郈邑有叛乱者，所以两大家族借国君的命令来毁坏它们；而成氏的守军仍然侍奉孟氏而不改变，所以何忌仍然不接受。
衞公孟彄帅师伐曹
晋为盟主，衞石买伐曹，曹人愬于晋，晋人执石买而讨焉，此盟主之所宜为也。今齐以盟主自居，衞公孟彄再以师伐曹，齐人不敢问，则何以盟主为哉？此及十三年再书衞彄伐曹，着中国之无盟主，非独责衞，亦以责齐也。
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义见上堕郈】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防齐侯盟于黄
前年防齐侯夹谷，今复为此盟，皆强家所欲为也。前日倚晋大夫为外援以抗其君，今晋政不纲，外侮交至，舎而从齐，犹惧齐之来伐，是以为此盟也。先是阳虎奔齐，劝齐侯以兵加鲁，其意实在季氏。齐未能用，侯犯复继往焉，故强家者以是惧，专意从齐。甫盟于夹谷，又盟于黄，使乗络绎而不以为繁，为是故耳。使齐景公能因虎犯、公山之衅，奉辞以讨季氏，为鲁国去有年之蟊贼，犹为义举，足以大服人心；而景志不在逺，姑借以市恩。强家不惟不能讨，又从而养成之。呜呼！齐之景、鲁之定，其无以大相逺乎！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围成公至自围成
成，鲁之邑也，非若外国围之不能下而遂释之也。鲁堕三都，郈、费已从命，成独负固而未服，致其君自将临之，卒不受令而止，此皆何忌之所为，是之谓叛，其可已乎？书「公围成」，「公至自围成」，内叛而不能讨，何以为国？若定者，亦拥虚位而已矣。
十有三年春，齐侯、卫侯次于垂葭。
齐、卫次于五氏，次于垂葭。案传皆以伐晋，《春秋》惟书次而不书伐，不与其伐也。非谓晋不可伐也，晋既失霸，则凡中国诸侯能举方伯连帅之事者，皆可以修明霸业，号召天下，初不必求之于晋也。为景公者，当请命于周，而徧告于诸侯之国，曰：「晋比嵗多故，夏盟无主，诸侯强吞弱，大并小，弗问；臣逐君，下陵上，弗恤；夷狄灭同盟之国，视非己责，弗救。诸夏罔所依凭，吾承王命，将攘楚遏乱，以修方伯连帅之职。」辞直而义壮，孰不我从？乃今日防某，明日盟某，又明日次于某，其末也，复悉力以救晋大夫之叛者，愈行而愈陋，欲以图霸，岂不难哉！
夏筑蛇渊囿
大搜于比蒲
搜，军政也。鲁自宿意如盗窃兵柄，举国中丘甸卒乗，皆为己之私有，昭公不能君，以是故也。今意如死，阳虎继乱，三家之势少戢，正鲁君可以有为之日，而定公庸且弱，苟安目前，而不能为鲁国深长虑，兵柄可收而不能收，政权仍在季氏，公室自是遂卑，无复兴起之望矣。乱在内而不能讨，日搜何益哉？书大搜，所以贬也。
衞公孟彄帅师伐曹
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
冬，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晋赵鞅归于晋
人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终于为乱者也。晋大夫不忌其君，为日久矣。衞孙林父逐君，晋大夫从而羽翼之；鲁季氏逐君，晋大夫又从而羽翼之。羽翼他人之乱臣者，皆有欲为乱之心也。而其君冥然无所悟，一聼其所为。及是而三卿俱叛，夫岂一夕之故哉！赵鞅专杀，荀寅、士吉射擅兴，其罪不同，所以不忌其君则同也。鞅挟晋阳之甲，将以内向，此叛也；寅、吉射据朝歌，外交齐、狄以抗其君，亦叛也。鞅之交在内，故不旋踵而得入；寅、吉射之交在外，故事危而难成。春秋于入晋阳、入朝歌，皆以叛书，惟其公也。荀跞、韩不信、魏曼多党赵鞅，为之请复，恶寅、吉射，攻而去之，各私其私也。春秋先书鞅叛，继书鞅归，言已叛之人，非所得归而归也，非谓鞅无罪而归之于晋也。公羊子乃曰：「鞅取晋阳之甲，欲以诛君侧之恶人。」夫鞅与寅、吉射均为有罪，均皆当讨，而云取晋阳之甲欲以除君侧之恶，此因鞅归而立为此义，其误甚矣。○吕东莱曰：「春秋之世，大义不明，据城以要其君者，皆叛也。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则亦叛而已矣。」此论太过。夫以鱼石、栾盈之据邑，而春秋犹不加以叛之罪，臧武仲岂欲叛者邪？夫子只言其要君，要君之罪与叛不同，春秋岂妄加人以罪乎？诸
译卫国公孟彄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晋国作为盟主，卫国石买讨伐曹国，曹国人向晋国申诉，晋国人逮捕了石买并追究此事，这是盟主所应该做的。如今齐国自居盟主，卫国公孟彄再次率军讨伐曹国，齐国人却不敢过问，那还要盟主做什么呢？这也就是在十三年再次记载卫国公孟彄讨伐曹国，以彰显中原没有盟主，这不仅仅是责备卫国，也是责备齐国。
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拆毁费邑【义理见上文“拆毁郈邑”】
秋天举行大雩祭。
冬天十月癸亥日，鲁定公与齐侯在黄地结盟。
前年在夹谷与齐侯会盟，如今又进行这次结盟，都是强势国家想要做的事。过去倚仗晋国大夫作为外援来对抗自己的国君，如今晋国政令废弛，外患接连到来，舍弃晋国而顺从齐国，还害怕齐国来讨伐，所以进行这次结盟。在此之前，阳虎逃奔到齐国，劝齐侯用武力攻打鲁国，他的意图实际上针对季氏。齐国未能采纳，侯犯又接着前往，所以强势国家因此感到恐惧，一心顺从齐国。刚刚在夹谷结盟，又在黄地结盟，使者往来络绎不绝也不觉得繁琐，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假如齐景公能趁着阳虎、侯犯以及公山不狃的衅隙，奉王命讨伐季氏，为鲁国铲除多年的祸害，这还是正义之举，足以大大收服人心；然而齐景公的志向不在长远，只是借此施恩。强势国家不仅不能讨伐，反而助长了他们。唉！齐国的景公、鲁国的定公，他们的作为难道相差无几吗！
十一年十一月丙寅日初一，发生日食。
鲁定公从黄地回国。
十二月，鲁定公围攻成邑，鲁定公从围攻成邑回来。
成邑是鲁国的城邑，不像外国那样围攻不下就撤军。鲁国拆毁三都，郈邑、费邑已经服从命令，唯独成邑负隅顽抗没有臣服，导致国君亲自率领军队临阵，最终没有接受命令就停止了，这都是仲孙何忌所为，这就叫做背叛，难道可以停止吗？记载“公围成”、“公至自围成”，内部有叛乱却不能讨伐，怎么治理国家呢？至于定公，也只是空居君位罢了。
十三年春天，齐侯、卫侯驻扎在垂葭。
齐国、卫国驻扎在五氏，驻扎在垂葭。查阅《左传》都说是为了讨伐晋国，《春秋》只记载驻扎而不记载讨伐，不赞成他们的讨伐。这并不是说晋国不可讨伐，晋国既然失去了霸权，那么凡是中原诸侯中能承担方伯连帅职责的，都可以修明霸业，号召天下，起初不必向晋国寻求认可。作为齐景公，应当向周天子请命，并遍告诸侯各国，说：“晋国近年多事，夏季盟会没有主事者，诸侯强国吞并弱国，大国兼并小国，不过问；臣子驱逐国君，下级欺凌上级，不体恤；夷狄灭掉同盟国家，视为非己之责，不救援。诸夏无所依凭，我秉承王命，将抵御楚国、遏止混乱，以修明方伯连帅的职责。”言辞正直而义理壮烈，谁不跟随我？然而今天会盟某地，明天结盟某地，又明天驻扎某地，最后更是全力去救援晋国大夫的叛乱者，越做越鄙陋，想要图谋霸业，难道不难吗！
夏天修筑蛇渊囿。
在比蒲举行大搜。
搜，是军事演习。鲁国自从宿意如窃取兵权以来，全国的中丘甸卒乘，都成为他的私有财产，昭公不能行使君权，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意如死了，阳虎接着作乱，三家的势力稍加收敛，正是鲁君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然而定公平庸且软弱，苟且安于眼前，不能为鲁国做长远考虑，兵权可以收回却不收回，政权仍在季氏手中，公室从此衰微，没有复兴的希望了。内部有叛乱却不能讨伐，天天举行大搜有什么益处呢？记载“大搜”，是为了贬斥。
卫国公孟彄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秋天，晋国赵鞅进入晋阳以叛乱。
冬天，晋国荀寅、士吉射进入朝歌以叛乱。
晋国赵鞅回到晋国。
臣子不忌惮国君，没有不最终导致作乱的。晋国大夫不忌惮国君，已经很久了。卫国孙林父驱逐国君，晋国大夫从而辅佐他；鲁国季氏驱逐国君，晋国大夫又从而辅佐他。辅佐他人作乱的人，都有作乱之心。而他们的国君昏庸无所察觉，一切听任他们所为。到了这时三卿都叛乱，难道是突然发生的吗！赵鞅专断杀人，荀寅、士吉射擅自兴兵，他们的罪行不同，但不忌惮国君则是相同的。赵鞅挟持晋阳的军队，打算对内进攻，这是叛乱；荀寅、士吉射占据朝歌，对外勾结齐国、狄人以对抗国君，也是叛乱。赵鞅的交结在内，所以很快就能进入；荀寅、士吉射的交结在外，所以局势危险而难以成功。《春秋》对于进入晋阳、进入朝歌，都记载为叛乱，只因为公正。荀跞、韩不信、魏曼多偏袒赵鞅，为他请求恢复职位，厌恶荀寅、士吉射，攻打并驱逐他们，都是各怀私心。《春秋》先记载赵鞅叛乱，接着记载赵鞅回归，意思是已经叛乱的人，不是应当回归而回归的，并不是说赵鞅无罪而回归晋国。《公羊传》说：“赵鞅夺取晋阳的军队，想要诛杀国君身边的恶人。”赵鞅与荀寅、士吉射都有罪，都应当讨伐，却说夺取晋阳的军队想要清除国君身边的恶人，这是因为赵鞅回归而设立这种义理，错误很大了。吕东莱说：“春秋时代，大义不明，占据城池要挟国君的，都是叛乱。臧武仲凭借防邑请求在鲁国为后，也就是叛乱罢了。”这种论断太过分了。像鱼石、栾盈占据城邑，《春秋》尚且不加上叛乱的罪名，臧武仲难道是想要叛乱的人吗？孔子只说他要挟国君，要挟国君的罪行与叛乱不同，《春秋》难道会随意给人加罪吗？
儒求经之过，恐失本防。
薛弑其君比
三传不言其所以弑之故，以书法而言，与晋弑厉公州蒲之例同。州蒲之弑，众弑之也。薛弑其君，当视州蒲之例。泰山孙氏谓以国弑者，言举国之人皆可诛，此求经之过耳。儒者辨理未详，立论失中，其流弊将如秦汉之用法，一人为非，流毒一州一道者，非独法家之罪，亦学者用意刻深有以济其为恶，不可不谨也。
译儒者探求经义时往往失之过甚，恐怕背离了根本的防范原则。
薛国大夫弑杀其君比，
《春秋》三传都不记载他弑君的具体原因，从书法（笔法）的角度来说，这与晋国弑杀厉公州蒲的案例相同。州蒲被弑，是众人共同弑杀他的。薛国弑杀其君，应当参照州蒲的案例来看待。泰山孙氏认为，凡是记载“以国弑”的，意思是举国之人皆可诛杀，这不过是探求经义时失之过甚罢了。儒者辨析事理不够详尽，立论偏离中道，其流弊将如同秦汉时期的用法，一人犯法，却使整个州郡一道都遭受毒害。这不仅仅是法家的罪过，也是学者用心刻薄深重，从而助长了这种恶行，不可不谨慎啊。
十有四年春，衞公叔戍来奔。衞赵阳出奔宋。
左传》谓：「公叔戍将去夫人之党，夫人愬之曰：『戍将为乱。』」衞侯逐戍，并其党，故赵阳奔宋，北宫结来奔。夫人，南子也。卫灵不君，南子不妇，比而为恶，亦既稔矣。公叔戍以宗国之老，起而正之，乃戍之所得为，而非戍之所能为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正其身。其身既正，而后可以格君心之非，而措之于善。今戍也怙冨而骄，素无国中之誉，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济而速祸，宜也。春秋书三大夫之奔，所以着衞乱之所从始。
二月辛巳，楚公子结、陈公孙佗人帅师灭顿，以顿子牂归。
楚为中国患百有余年，至是始戢，诸侯无从楚者，而陈之从之不替，怙恶愈坚。顿本楚之与国，尝与夏盟，召陵之防，顿子在焉，其不屈于楚，正也。陈以盛徳之后，当荆楚既衰，犹比而从之不释，真无人心者矣。春秋书楚结陈，佗连兵灭国，诛楚而罪陈也。凡国亡不能死而见执者，皆名。
夏，卫北宫结来奔【义见前公叔来奔】
五月，于越败吴于檇李【公作醉里】
越书于越，卑之也。吴虽用夷礼，而太伯之后，且有攘楚之功，春秋于柏举之战，固尝襃之矣。越以楚故，袭吴而入之，吴不能竟攘楚之功者，越议其后耳。是故昭十三年始书越，至定五年入吴，而书于越，贱其为楚用也。或曰：「柏举之战，吴固爵矣，今其败而以国书，何欤？」曰：「胜而骄，骄而败，败而遂亡，是故夷之耳。」
吴子光卒
此阖庐也，败于檇李，伤而死。子夫差立，厉志复雠，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三年乃报越。夫以阖庐为父，而夫差为子，皆有英才俊识，足以当大任，太伯之后，其将兴矣，而安于固陋，不能登进忠贤，崇尚周礼，倐兴而乍偃，惜哉！
公防齐侯、衞侯于牵【义并见防于洮】
公至自防
秋齐侯宋公防于洮
自齐景规霸，衞、郑、鲁既与之同盟，宋犹未忍絶晋，至是始及齐为此防，盖始从于齐也。左传谓于洮、于牵之二防皆谋救范、中行，若尔，齐、宋、鲁、衞相率而预于乱者也。春秋初年，诸侯连兵助乱而不以为耻；及桓公之霸，明分义以示天下，此风自是顿革。今齐景欲缵成乃祖之霸业，而率三国之君往辅人之叛者，彼三国之君防然与之俱，而不知党叛辅逆之为不可，世道至是一变，春秋降为战国，景公亦有责焉。聨书二防，皆贬也。
天王使石尚来归脤
公羊谓石尚天子之士，是故以名书。愚以为讥也。齐桓之霸也，襄王使宰孔赐之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此殊礼也，尝施之于葵丘之防。自是以来，诸侯非有大功，不受此赐。定公受位于贼臣，不以王命立，其罪当讨。周室衰乱，不能正辟则已，而天子遽遣使以脤来归，以襄王所以宠桓公者而施之鲁定，彼以何徳而应受此赐乎？若谓每祭必归，则为常礼，《春秋》何以书此？以王宠滥加，而特书以讥之耳。是故王使以名见。
衞世子蒯瞆出奔宋
左传》载蒯瞆谋杀夫人南子事，不克而奔。刘氏《权衡》曰：「蒯瞆虽不善谋，安有此事哉？且杀夫人，蒯瞆独得全乎？盖蒯瞆闻野人之歌，将以告之于君。夫人惧其斥己之短，因太子来朝，啼而走曰：『太子将杀余。』灵公惑于南子之谮，不为之辨，以是逐太子，此其真也。又蒯瞆奔宋，宋，南子之家也。蒯瞆负杀南子之名，而其奔也又入其家，此必不然。」愚少读《左传》，即有疑于此。后见刘公《权衡》，乃知前辈已有是言。盖灵公夫人虽淫乱不道，初不闻动揺家嫡，如骊女、宋芮之所为。彼蒯瞆纵强愚无知，亦岂有以道路不根之语，挟刃入宫，蹈必死无赦之罪，如传者之所云乎？盖蒯也欲以野外所闻为其君告，而轻浅不善为谋，反为夫人所先，以是而逐。《春秋》不去其世子之号，以是故耳。○自入春秋，卫国再乱，始以宣公纳伋妻，终以灵公溺南氏，纲沦法斁，内忧外患
译鲁定公十四年春天，卫国公叔戍来投奔鲁国。卫国赵阳出逃到宋国。
《左传》说：“公叔戍打算清除夫人南子的党羽，夫人向南子告状说：‘公叔戍将要作乱。’”卫灵公驱逐了公叔戍，并清除他的党羽，所以赵阳逃往宋国，北宫结来投奔鲁国。这里的夫人，就是南子。卫灵公不像君主的样子，南子不像妻子的样子，两人勾结作恶，已经积弊深重了。公叔戍作为卫国宗室的老臣，挺身而出加以匡正，这是公叔戍本分内的事，却不是公叔戍能力所能胜任的。臣子想要匡正君主，必须先端正自身。自身端正了，然后才能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使其归于善道。如今公叔戍依仗富贵而骄横，向来在国内没有好名声，却想以匡正君主为己任，事情不成而招致祸患，是理所当然的。《春秋》记载这三位大夫的出逃，是为了彰显卫国动乱的起因。
二月辛巳日，楚国公子结、陈国公孙佗人率领军队灭亡了顿国，把顿国国君牂带回楚国。
楚国成为中原诸侯的祸患一百多年，到这时才开始收敛，诸侯中没有跟随楚国的，而陈国跟随楚国却不曾停止，依仗邪恶之心更加坚定。顿国本来是楚国的盟国，曾经参与夏盟，在召陵的防御中，顿国国君也在其中，它不屈服于楚国，是正当的。陈国作为拥有盛德的后代，当荆楚已经衰微时，还依然依附楚国不肯放手，真是没有人心的人啊。《春秋》记载楚国公子结和陈国公孙佗人联合出兵灭亡顿国，是为了惩罚楚国而谴责陈国。凡是国家灭亡不能殉死而被俘获的，都直书其名。
夏天，卫国北宫结来投奔鲁国【义理见前文公叔戍来奔】
五月，于越在檇李打败吴国【公羊传作醉里】
越国书为“于越”，是表示轻视。吴国虽然使用夷狄的礼仪，但它是太伯的后代，而且有抵御楚国的功劳，《春秋》在柏举之战中，本来曾经褒奖过它。越国因为楚国的缘故，袭击吴国并进入其境，吴国不能完成抵御楚国的功劳，是因为越国在背后议论它。所以昭公十三年开始记载越国，到定公五年越国进入吴国，就记载为“于越”，是轻视它被楚国利用。有人说：“柏举之战，吴国本来已经获得爵位，如今战败却用国名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胜利而骄傲，骄傲而失败，失败而随即灭亡，所以把它当作夷狄看待罢了。”
吴国国君光去世。
这就是阖庐，在檇李战败，受伤而死。儿子夫差即位，立志报仇，让人站在庭院中，只要自己出入，那人必定对他说：“夫差，你忘记越王杀你父亲的事了吗？”那人就回答：“是的，不敢忘记。”三年后便向越国报仇。以阖庐为父，夫差为子，都有英才俊识，足以担当大任，太伯的后代，将要兴盛了，却安于固陋，不能提拔忠贤，崇尚周礼，忽然兴起又忽然衰落，可惜啊！
鲁定公在牵地防备齐侯、卫侯【义理并见前文在洮地防备】
鲁定公从牵地回国
秋天，齐侯、宋公在洮地防备
自从齐景公谋划称霸，卫国、郑国、鲁国已经与他结盟，宋国还不忍心断绝与晋国的关系，到这时才开始与齐国进行这次防备，大概是开始顺从齐国了。《左传》说在洮地、牵地的两次防备都是谋划救援范氏、中行氏，如果是这样，齐、宋、鲁、卫相继参与动乱。《春秋》初年，诸侯连兵助乱而不以为耻；等到齐桓公称霸，明确名分道义以昭示天下，这种风气从此顿时改变。如今齐景公想要继承他祖先的霸业，却率领三国国君去辅佐叛乱者，那三国国君茫然地与他一起行动，而不知道结党叛乱、辅佐逆贼是不可行的，世道到这时发生了一变，《春秋》降格为战国时代，齐景公也有责任。连书两次防备，都是贬斥。
周天子派石尚来归还祭肉
《公羊传》说石尚是天子的士，所以用名字记载。我认为这是讥讽。齐桓公称霸时，周襄王派宰孔赐给他祭肉，说：“天子在文武王庙祭祀，派孔赐给伯舅祭肉。”这是特殊的礼遇，曾经在葵丘之会上施行。从此以来，诸侯没有大功，不接受这种赏赐。鲁定公从贼臣手中接受君位，不是凭借王命即位，他的罪过应当讨伐。周王室衰微动乱，不能纠正罪人也就罢了，而天子却派遣使者把祭肉送来，把周襄王用来宠信齐桓公的礼遇施加给鲁定公，鲁定公有什么德行而应该接受这种赏赐呢？如果说每次祭祀都归还祭肉是常礼，《春秋》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因为天子的宠信滥加，所以特别记载以讥讽它。因此天子使者用名字出现。
卫国世子蒯瞆出逃到宋国
《左传》记载蒯瞆谋杀夫人南子的事，没有成功而逃跑。刘氏《权衡》说：“蒯瞆虽然不善谋划，哪有这种事呢？况且杀害夫人，蒯瞆能独自保全吗？大概是蒯瞆听到野人的歌谣，想告诉君主。夫人害怕他揭露自己的短处，趁着太子来朝见，哭着跑开说：‘太子要杀我。’灵公被南子的谗言迷惑，不替他辩白，因此驱逐太子，这才是真相。又蒯瞆逃往宋国，宋国是南子的娘家。蒯瞆背负着杀害南子的罪名，而他逃跑却又进入她的娘家，这必定不是事实。”我年轻时读《左传》，就对此有怀疑。后来看到刘公的《权衡》，才知道前辈已经有这样的言论。大概灵公夫人虽然淫乱不道，起初没听说动摇家嫡，像骊姬、宋芮那样做。那蒯瞆纵然强横愚昧无知，难道会因为道路上没有根据的话，持刀进入宫中，犯下必死无赦的罪过，像传文所说的那样吗？大概蒯瞆想把野外听到的话告诉他的君主，而轻率浅薄不善谋划，反而被夫人抢先一步，因此被驱逐。《春秋》不除去他的世子称号，就是这个原因。○自从进入《春秋》记载，卫国两次动乱，开始于宣公接纳伋的妻子，终结于灵公沉溺南氏，纲纪沦丧法度败坏，内忧外患
相乗而起。以是知一身、一家、一国，理乱脉络相为流通，圣贤六经所以垂戒，殆非虚语。《春秋》先书三大夫之奔，至是遂书大子逐，衞乱已成，而灵公犹不悟。其后子据国而抗其父，臣称兵以伐其君，大乱几亡，可不惧哉！可不戒哉！
译相互依托而兴起。由此可知，个人、家庭、国家，治乱的脉络相互贯通，圣贤六经所留下的警戒，大概并非空话。《春秋》先记载了三位大夫的出逃，至此便记载太子被驱逐，卫国的祸乱已经形成，而卫灵公仍然没有醒悟。后来蒯聩占据国家而抗拒其父，臣子举兵讨伐其君，大乱几乎导致亡国，怎能不令人畏惧呢！怎能不引以为戒呢！
衞公孟彄出奔郑
宋公之弟辰自萧来奔【义见前】
大搜于比蒲
邾子来防公
髙邮孙氏曰：「比蒲之搜，未还而邾子来防公，是知搜者公也。不书公，政在三桓也。棠、鱼郎，狩地，逺则讥。政自公出，故皆书公。自昭之红搜，政在三桓，搜田之礼，虽公自行，而政之所出，实由三桓，故皆曰大搜而不曰公，所以见公之不得为政，而大夫专也。」此说甚善。公在国，中国人惟知有季氏；公在军中，士卒惟知有三家。定之不能君亦甚矣！春秋不书公，实有深意。
城莒父及霄
城两邑，讥劳民，与城诸及郓同例。搜之后，继之以城，皆讥也。鲁国之祸在三家，而不在敌国。是时三家少戢，为定公者，当复军制之旧，以丘甸卒乗归之公室，而鲁无事矣。而乃怀贼臣立己之私恩，抚机而不能断，国之大权仍在季氏，搜何益哉？城何益哉？哀公不没于鲁，定实为之。
附见，是嵗无冬，阙文耳。何休云：「是嵗孔子以大司寇摄相事，齐人馈女乐，孔子去。不书冬者，贬也。」又曰：「冬，隂也，臣之象也。去冬以见无臣道。」此休等牵合之说，圣人岂以去位之故缺冬不书乎？缺文何疑！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来朝
邾、鲁不相为，下有自来矣。今中国无霸，诸侯擅兵，鲁之强家且将不利于邾。故邾子以去年来防，为未成礼，此复来朝，未几奔鲁之丧，其卑屈抑亦甚矣。而哀二年，季氏卒，兴师夷其国，《春秋》备书之，责鲁也。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义见僖三十一年】
二月辛丑，楚子灭胡，以胡子豹归。
召陵之防，顿、胡之君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后楚有吴患，不能报，去年灭顿，今年灭胡，所以报召陵之耻，盖不能报之于中国，而吞噬小国以快其宿憾，《春秋》之书之，闵之也。正如江、黄二国慕中国而来从，其后楚人加之以兵，霸者坐视其急而莫之救，后先皆亡，《春秋》以是而责齐、晋。今胡、顿以从于伐楚，后先见灭，《春秋》闵而书之。晋既衰乱，不足责矣。胡氏惑于《左传》之浮辞，乃谓胡子实有自取灭亡之罪，故楚子书爵，胡子书名，安有灭人之国而无贬，而更爵之者乎？爵之，目其人也。胡子不能死难，是故名。
夏五月辛亥，郊【义见《僖三十一年】
壬申公薨于髙寝
当定公之世，圣人道化既行于鲁国，未几去之。谓定公而不知圣人，则夹谷之相，儒效宣昭，自是而为司寇，摄相事，若将举鲁国而聼之者，卒之去而公不留行，是孰使然哉？圣人之道，不与强家之政对峙而并行也。方家臣为乱，季氏惧而自戢，定公犹得以少伸其志。及费、郈既堕，三家之气势完复如旧，而圣人之身不能一日安于鲁，正由定公用心不刚，向道不笃，故羣丑得以复出为害。道之将废与，命也，于定乎何诛！
郑罕达帅师伐宋
宋公子地奔郑，郑人为之伐宋，取地以处之。郑为戎首，《春秋》是以贬。
齐侯衞侯次于渠蒢
或曰：「此齐、衞之三次，一五氏，二垂葭，三渠蒢，皆伐也，而《春秋》以次书，何哉？」曰：「知义之当为而为之不勇，贬也；知义之不可而为之不已，亦贬也。五氏、垂葭以救范、中行，知义之不可，既进而次；此救宋，知义之当为而为之不力。书次，皆所以贬也。乃若齐桓伐楚次陉，当伐而伐，当次而次者，景不足以知此。」
邾子来奔丧【义见九月滕子防葬】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定公之妾，哀公之母，义并见下葬定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来防葬
自入春秋，未有书来奔丧、防葬者。今书奔丧、防葬，讥也。礼：天王崩，诸侯相率奔丧，逺者躬防葬。周衰，小国以事王者而事大国。鲁君尝奔齐晋之丧，防楚之葬，春秋不书，讳之也。邾、滕之君来奔丧、防葬，而皆书者，非嘉其来，志其礼之僭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左传曰：「雨不克襄事，礼也。」谷梁曰：「葬有日，不为雨止，礼也；不克葬，葬不
译卫国公孟彄出逃到郑国。
宋公的弟弟辰从萧地来投奔鲁国【义理见前文】。
在比蒲举行大规模的搜狩。
邾子来为定公守丧。
高邮孙氏说：“比蒲的搜狩，定公尚未返回，邾子就来为定公守丧，由此可知主持搜狩的是定公。史书不记载‘公’字，是因为政权掌握在三桓手中。棠、鱼郎是狩猎之地，距离遥远则受到讥讽。政令出自国君，所以都记载‘公’字。自从昭公时期的红搜开始，政权落入三桓之手，搜狩田猎的礼仪，虽然由国君亲自执行，但政令的实际发出者确实是三桓，所以都称‘大搜’而不称‘公’，以此来显示国君不能执政，而大夫专权。”这个说法很好。定公在国内，国人只知道有季氏；定公在军中，士卒只知道有三家。定公不能行使君权也太过分了！《春秋》不记载“公”字，实在有深意。
修筑莒父和霄两座城邑。
修筑两座城邑，是讥讽劳民伤财，与修筑诸及郓的案例相同。搜狩之后，接着修筑城邑，都是受到讥讽的。鲁国的祸患在于三家大夫，而不在于敌国。当时三家稍微收敛，作为定公，应当恢复军制的旧规，将丘甸卒乘的兵权收归公室，那么鲁国就太平无事了。然而他却怀着贼臣拥立自己的私恩，面对危机而不能决断，国家的大权仍然掌握在季氏手中，搜狩有什么益处呢？修筑城邑又有什么益处呢？哀公最终未能保全鲁国，定公实为罪魁祸首。
附带记载，这一年没有冬季，是史文缺失罢了。何休说：“这一年孔子以大司寇的身份代理相事，齐国人赠送女乐，孔子离开。不记载冬季，是表示贬斥。”又说：“冬，代表阴，是臣子的象征。去掉冬字以显示没有臣道。”这是何休等人牵强附会的说法，圣人难道会因为孔子去职的缘故就缺失冬季不记载吗？史文缺失有什么可怀疑的！
十五年春王正月，邾子来朝见。
邾国和鲁国互不往来，下面有自然的原因了。现在中原没有霸主，诸侯各自专兵，鲁国的强大家族将要不利于邾国。所以邾子去年来为定公守丧，因为礼仪未成，这次又来朝见，不久便奔鲁国的丧事，他的卑屈压抑也太过分了。而哀公二年，季氏去世，兴兵夷平其国，《春秋》详细记载了此事，是责备鲁国。
鼷鼠吃了郊祭用的牛，牛死了，重新占卜选牛【义理见僖公三十一年】。
二月辛丑，楚子灭掉胡国，把胡子豹带回去。
召陵的会盟，顿国、胡国的国君都在，说是为了侵楚。此后楚国有吴国的祸患，不能报复，去年灭掉顿国，今年灭掉胡国，以此来报复召陵的耻辱，大概是因为不能在中原报复，而吞噬小国来发泄旧恨，《春秋》记载此事，是怜悯他们。正如江、黄两国仰慕中原而来归附，后来楚国人对他们用兵，霸主坐视他们危急而不救助，先后都灭亡了，《春秋》因此责备齐、晋。现在胡、顿因为跟随伐楚，先后被灭，《春秋》怜悯而记载。晋国已经衰乱，不值得责备了。胡氏被《左传》的浮夸言辞迷惑，竟说胡子实在有自取灭亡的罪过，所以楚子记载爵位，胡子记载名字，哪有灭人国家而不贬斥，反而称其爵位的呢？称其爵位，是直指其人。胡子不能为国难而死，所以记载名字。
夏五月辛亥，举行郊祭【义理见《僖公三十一年》】。
壬申，定公在高寝去世。
在定公的时代，圣人的道化已经在鲁国施行，不久便离开了。如果说定公不了解圣人，那么夹谷之会，儒者的功效昭然若揭，从此担任司寇，代理相事，好像要把鲁国都听命于他一样，最终孔子离开而定公没有挽留，这是谁造成的呢？圣人的道，不与强大家族的政令对峙而并行。当家族臣子作乱，季氏恐惧而自我收敛，定公尚能稍微伸展意志。等到费、郈两座城邑被毁，三家的气势完全恢复如旧，而圣人的身体不能一天安于鲁国，正是由于定公用心不刚强，向道不坚定，所以群丑得以复出为害。道将要废弃，是命运，对定公有什么可责罚的！
郑国罕达率领军队攻打宋国。
宋国公子地逃奔到郑国，郑国人替他攻打宋国，夺取土地让他居住。郑国作为战争的祸首，《春秋》因此贬斥。
齐侯、卫侯驻扎在渠蒢。
有人说：“这是齐、卫的三次驻扎，一次在五氏，一次在垂葭，一次在渠蒢，都是讨伐，而《春秋》用‘次’来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知道道义应当做而去做却不勇敢，是贬斥；知道道义不可做而去做不停止，也是贬斥。五氏、垂葭是为了救援范氏、中行氏，知道道义不可做，既然进军就驻扎；这次救援宋国，知道道义应当做而去做不力。记载‘次’，都是为了贬斥。至于齐桓公伐楚驻扎在陉，应当讨伐就讨伐，应当驻扎就驻扎，景公不足以懂得这个道理。”
邾子来奔丧【义理见九月滕子防葬】。
秋七月壬申，姒氏去世【定公的妾，哀公的母亲，义理并见下葬定姒】。
八月庚辰初一，发生日食。
九月滕子来为定公守丧。
自从进入春秋时期，没有记载来奔丧、防葬的。现在记载奔丧、防葬，是讥讽。礼制规定：天王去世，诸侯相继奔丧，远者亲自防葬。周室衰微，小国以事奉王室的态度来事奉大国。鲁君曾经奔齐晋的丧，防楚的葬，《春秋》不记载，是避讳。邾、滕的国君来奔丧、防葬，而都记载，不是嘉奖他们来，是记录他们礼仪的僭越。
丁巳，安葬我们的君主定公，下雨，不能安葬。戊午，太阳偏西，才能安葬。《左传》说：“下雨不能完成丧事，是礼制。”《谷梁传》说：“安葬有日期，不因下雨而停止，是礼制；不能安葬，安葬不
以制也。」二说不同。左传之意若曰：送终，人子之至痛，雨而葬，必有不能尽人之情者，故以翼日而葬为得礼。谷梁之意谓国君之丧，涂车、蓑笠不能具，以为非制。然权二者之宜，在乎孝子慈孙之诚敬何如耳。近世名儒礼家亦有讲于此事者，有谓雨而无害于力役者，虽葬可也；其或天变骇异，雨甚水至，不可以即土，汲汲焉葬，反为不可追之悔，则左氏之说亦未为失。然《春秋》之书，将以垂法于后，国君之葬宜无所不备，然以雨故不克葬，明日乃克葬，谓之无贬，不可也。
译这是为了遵循礼制。」两种说法不同。《左传》的意思好像是说：送终是为人子女最大的悲痛，下雨天埋葬，一定会有无法充分表达人子哀情的时候，所以改在第二天埋葬才符合礼制。《谷梁传》的意思则认为，国君的丧事，如果连涂车、蓑衣斗笠这样的随葬品都不能齐备，就认为不符合礼制。然而权衡这两种观点的适宜之处，关键在于孝子慈孙的诚心敬意如何罢了。近世的名儒和礼学家也有对此事进行讲解的，有人认为如果下雨不妨碍劳役，即使埋葬也可以；但如果出现天象变异令人惊骇，雨势很大洪水到来，不能立即入土安葬，却匆匆忙忙地埋葬，反而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悔恨，那么《左传》的说法也就没有失误。然而《春秋》的记载，旨在为后世确立法则，国君的葬礼应当无所不备，但因为下雨的缘故没能埋葬，第二天才埋葬，却说不加贬斥，这是不可以的。
辛巳葬定姒
姒氏之卒，不称夫人；其葬也，不书小君，则定姒非嫡夫人，何疑？公羊曰：「定姒何以书葬？未逾年之君也。有子则庙，庙则书葬。」公羊之意，以定姒为哀公妾母，哀公立未逾年，故仅书其卒葬云耳。盖成风、敬嬴以妾母而称夫人小君，而卒葬者，以僖、宣居位久，既尊之为夫人，事之以母，其卒也以夫人薨葬告于同盟之国，袝于祖姑而不袝于妾祖姑，是故成其为夫人之礼。夫子作《春秋》，于鲁国小君之名号不得而削之，故因而书之耳。今哀公立未逾年，子尚不得称君，妾母岂得而僭夫人小君之号？故书定姒薨葬。定姒其得书薨葬，明其为君母也；不书夫人小君，着其为妾母也。《春秋》于鲁之妾母，着义甚精，虽不削其夫人之号，亦未尝轻与之以夫人之名，特传者求之未精耳。
冬城漆
冬而城，时也，所以书，必有其故。《左传》乃云：「不时告也。」实以秋城，鲁知其不时，及冬而后告于庙，其未然欤？漆、闾者，邾庶其之叛邑，城他国之叛邑以为已邑，是故书以讥。
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八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传详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説》卷二十九宋家铉翁撰哀公上【名蒋，定公之子，母定姒，定公妾也。敬王二十六年立，是嵗晋定十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
左传》曰：「报柏举也。」或曰：「柏举之战，蔡昭以复其父祖之雠也，春秋襃之。今楚之围蔡，亦曰雪鞭墓之辱，而春秋书法不与之，以复何哉？」曰：「入郢者，吴也；鞭乎者，亦吴也。楚不能报之于强吴，而乗中国之无霸，搂二三小国以释憾于蔡，谓之复雠，而雠卒不能复也。前年灭顿，去年灭胡，今又以兵加蔡，其志在于蚕食小国以为利，春秋奚取哉？左传谓蔡人男女以辨而出降，楚使之疆于江汝之间，则蔡既为楚所得，楚何以得之而不有？蔡人乃于楚退之后，复请迁于吴乎？葢其民有下楚而逃生者，其君实婴城固守而不为之屈，是故春秋书围不书入。」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义已见僖三十一年】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齐侯卫侯伐晋
据传齐、卫伐晋以救范、中行也，鲁师预伐而不书，为鲁讳也。齐景公有可霸之资，而不知正礼明分，以修乃祖榦方之业，嵗嵗出师，或辅范、中行以抗其君，或奨卫辄以捍其父，所谓日暮途穷，倒行而逆施者也。鲁从齐为防盟，尊王室，御外侮，岂无他事？今与齐人连兵党叛而伐晋，夫岂鲁之所得为乎？葢春秋季年，乱臣贼子同恶相济，此皆季氏之所勇为，其君略不觉悟，可为悲慨者矣。
冬仲孙何忌帅师伐邾
或曰：「邾、鲁之争有年矣，春秋备载鲁人之曲，不为少讳，何邪？」曰：「春秋垂王法于万世，夫岂私于一鲁国而曲笔以狥之乎？鲁受邾叛人，纳邾土田，由漆、闾邱以至漷、滥，春秋备载其实，不加贬斥而义自见，所以存鲁人羞恶之心而垂法于后也。且如定公之薨，邾子亲为之奔防戚，死者以感动生者，冀其不为侵暴耳。今也曽未几日，何忌即以兵伐之，自是三家者更将迭出，殆无虚嵗。哀公新立，未能更事，斯皆季氏不令子孙，济其祖父之恶，利邾人之土疆，期尽取乃已。宿始之意如斯，成之仲与叔从而羽翼之，不夺不餍。葢当时诸侯之贪利忘义者，岂特齐、晋为然？鲁之亡邾，宋之亡曹，郑之亡许，皆百年同盟之国，而一朝灭之，其不谓之新夷狄乎？」
附见据《左传》哀公元年，吴夫差败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防稽，使大夫种因太宰嚭以行成。吴子将许之，伍贠力谏，不从，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敎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春秋不书。或曰：「春秋贵复雠。夫差始立，即厉复雠之志，今而入越，雠既复矣，事亦难矣。春秋何以不书？」曰：「复雠，大义也。力之不逮者，犹欲因人之力以伸已之志；力可以为而不能尽用其力，其志怠矣。怠而骄，而失其初心，不能毙雠，
译辛巳日，安葬定姒。
姒氏去世，不称为夫人；她下葬时，不记载为小君，那么定姒不是嫡夫人，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公羊传》说：“定姒为什么记载她的葬礼？因为她是未逾年之君的母亲。有儿子就立庙，立庙就记载葬礼。”《公羊传》的意思，是把定姒当作哀公的妾母，哀公即位未满一年，所以只记载她的去世和葬礼罢了。大概成风、敬嬴作为妾母而被称为夫人、小君，并且记载她们的去世和葬礼，是因为僖公、宣公在位时间长久，已经尊她们为夫人，以母亲之礼侍奉她们，她们去世时以夫人薨葬的名义告知同盟各国，祔祭于祖姑而不祔祭于妾祖姑，因此成就了她们作为夫人的礼仪。孔子作《春秋》，对于鲁国小君的名号无法削除，所以顺势记载罢了。现在哀公即位未满一年，儿子尚且不能称为君，妾母怎么能僭越夫人、小君的名号呢？所以记载定姒薨葬。定姒得以记载薨葬，表明她是君母；不记载夫人、小君，彰显她是妾母。《春秋》对于鲁国的妾母，阐明义理非常精微，虽然不削除她们的夫人名号，也未曾轻易给予她们夫人的名分，只是传述者探求不够精微罢了。
冬天修筑漆邑城墙。
冬天修筑城墙，是合乎时宜的，之所以记载，必定有其原因。《左传》却说：“是因为不合时宜才报告的。”实际上是因为秋天修筑城墙，鲁国知道不合时宜，等到冬天才向宗庙报告，难道不是这样吗？漆、闾是邾国庶其叛逃时的城邑，修筑他国叛逃的城邑作为自己的城邑，所以记载此事以表示讥讽。
《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八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传详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九 宋 家铉翁 撰 哀公上【名蒋，定公之子，母亲是定姒，定公的妾。周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这一年是晋定公十七年】
元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哀公即位。
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攻蔡国。
《左传》说：“是为了报复柏举之战。”有人说：“柏举之战，蔡昭公是为了报复父祖的仇敌，《春秋》褒扬他。现在楚国围攻蔡国，也是说为了洗雪鞭尸的耻辱，而《春秋》的书法却不认同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攻入郢都的是吴国；鞭尸的也是吴国。楚国不能向强大的吴国报仇，却趁着中原没有霸主，纠集两三个小国向蔡国发泄怨恨，这叫做报仇，但仇最终并没有报成。前年灭掉顿国，去年灭掉胡国，现在又对蔡国用兵，其志向在于蚕食小国以谋取利益，《春秋》怎么会取法这种行为呢？《左传》说蔡国人男女区分清楚后出城投降，楚国让他们在长江、汝水之间划定疆界，那么蔡国既然被楚国所得，楚国为什么得到了却不占有？蔡国人难道在楚国退兵之后，又请求迁往吴国吗？大概其百姓有归附楚国以逃生的人，但其国君确实坚守城池而不屈服，所以《春秋》记载围攻而不记载攻入。”
鼷鼠吃了郊祭用的牛，重新占卜选牛【义理已在僖公三十一年中说明】
夏季四月辛巳日，举行郊祭。
秋季，齐侯、卫侯攻打晋国。
根据传文，齐、卫攻打晋国是为了救援范氏、中行氏，鲁国军队参与攻打却没有记载，是为了给鲁国避讳。齐景公有称霸的资质，却不知道端正礼制、明确名分，来修习他祖先榦方的基业，年年出兵，有时辅助范氏、中行氏来对抗他们的君主，有时支持卫辄来抵御他的父亲，这就是所谓日暮途穷，倒行逆施。鲁国跟随齐国结盟，尊崇王室，抵御外侮，难道没有其他事情吗？现在与齐国人联合出兵，结党叛逆而攻打晋国，这难道是鲁国所能做的吗？大概春秋时期，乱臣贼子同恶相济，这些都是季氏所勇于做的，其君主完全不觉悟，真是令人悲慨啊。
冬季，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攻打邾国。
有人说：“邾国与鲁国的争端已经多年了，《春秋》详尽记载鲁人的过错，不为鲁国稍加避讳，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垂示王法于万世，难道会偏私于一个鲁国而曲笔顺从它吗？鲁国接纳邾国的叛人，吞并邾国的土地，从漆、闾邱一直到漷、滥，《春秋》详尽记载其实情，不加贬斥而义理自然显现，以此来保存鲁人的羞恶之心并垂示法度于后世。况且像定公去世，邾子亲自为他奔丧吊唁，死者以此感动生者，希望他不进行侵暴。现在没过几天，何忌就用兵攻打他，从此三家大夫更将轮番出动，几乎没有空闲的年份。哀公新即位，未能更事，这都是季氏不肖子孙，助长其祖父的恶行，贪图邾人的土地疆域，期望全部夺取才罢休。宿开始有这样的意图，成仲和叔跟随并辅佐他，不夺取不满足。大概当时诸侯中贪利忘义的，难道只有齐、晋如此吗？鲁国灭亡邾国，宋国灭亡曹国，郑国灭亡许国，都是百年同盟的国家，却一朝将其灭亡，这不称为新的夷狄吗？”
附见：根据《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吴国夫差在夫椒打败越国，于是攻入越国。越王以五千甲士守卫在会稽，派大夫文种通过太宰嚭求和。吴王将要答应，伍子胥极力劝谏，吴王不听，伍子胥退下后告诉人说：“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后，吴国将成为池沼了！”《春秋》没有记载。有人说：“《春秋》重视报仇。夫差刚即位，就厉行报仇的志向，现在攻入越国，仇已经报了，事情也艰难了。《春秋》为什么不记载？”回答说：“报仇，是大义。力量达不到的人，尚且想要借助他人的力量来伸张自己的志向；力量可以做到却不完全使用其力量，其志向就懈怠了。懈怠而骄傲，从而失去初心，不能彻底消灭仇敌，
反为雠所毙，并太伯、仲雍所以遗其子孙者而失之，身死宗社为墟，尚何复雠之有哉？是以春秋略而不书。」嗟夫！夫差父子以一国之力，用兵制胜，无敌于宇内，由得子胥而用之尔。子胥既复其父兄之雠，以师入郢，又为夫差复其父雠，以师入越。古大丈夫秉义据正，志其所志，为无不成者，子胥其人也。惜乎生于夷国，行于楚荆，不获大展布于当世，天实靳之，使之身佐桓、文，管、狐、赵不足多逊。
译反而被仇人所杀，连同太伯、仲雍留给子孙的基业也一并丧失，自身死亡，宗庙社稷化为废墟，还谈什么报仇呢？因此《春秋》对此略去不写。唉！夫差父子凭借一国的力量，用兵作战取得胜利，在天下无敌，这是因为得到伍子胥并加以任用的缘故。伍子胥既已为父兄报仇，率军攻入郢都，又为夫差报了杀父之仇，率军攻入越国。古时大丈夫秉持道义、坚守正道，立志于所追求的目标，没有不成功的，伍子胥就是这样的人。可惜他出生在蛮夷之国，行事于楚国荆地，不能在当世充分施展抱负，这实在是上天吝啬，假使他辅佐齐桓公、晋文公，管仲、狐偃、赵衰也不值得特别推崇。
二年春，王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伐邾，取漷东田及沂西田【三帅俱书，义见成二年、昭十年】
三卿俱书，着三家者覆出为恶，擅兵权为己之私，有其主不得而制也。定公十四年，夫子摄政于鲁，道化之所感孚，彼三家者束手受令，惟圣人之所欲为，鲁国大权且将复归于君。季氏间之于内，齐人间之于外，夫子去而三家复张。定没哀继，政权仍在季氏，擅兵专国，一踵宿意如之旧。至是大举伐邾，三卿自将以出，不假他族为帅，兵皆其兵，将皆其将，国愈不可为矣。书取漷东田及沂西田，着鲁人之逐利而不知止也。襄公因晋之力取邾田自漷水，本以复旧疆，因漷移而侵取邾地，取非其有也。鲁人知得漷之利，于是并漷东及沂西皆取以为已有，而其欲犹未餍也，必尽其国乃已。春秋先后四十年再书取漷，所以贬也。
癸巳，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绎。
取人之田而及之盟，春秋直书其事，不为鲁讳也。三家俱出，而二氏犹独及邾盟，见叔仲欲盟而罢兵，季氏怙终，期灭邾乃已，春秋书之所以诛也。左传「七年入邾，大夫不欲」，季氏违众以行，于是盟见之矣。
夏四月丙子，卫侯元卒【灵公也，义见定十四年蒯瞆奔】
滕子来朝
晋赵鞅帅师纳衞世子蒯聩于戚【义已见定十四年】
春秋》书纳者三：鲁之纳子纠，晋之纳捷菑，与今赵鞅纳卫世子蒯聩，皆书纳，而纳之正否，有不得同日语也。纳纠书「子纠」，子纠于次为长也【已于庄七年辨之】纳捷菑书「不克纳」，非所当纳而纳也。至于卫世子蒯聩者，其奔也书「世子」，其纳也复书「世子」。愚观圣人书法，存其世子之号而书纳，知蒯聩之逐，乃南子陷而逐之，而灵公始者不之察耳【已于定十四年辨之】自蒯聩之逐，三年于兹，不闻卫人别立太子，至其终也，乃立辄焉。揆以人情，既恶其子而逐之，不当立其子之子以为世嗣。盖卫灵暮年，知蒯聩之无罪，有意复之，卫之羣臣奉辄以主宗祀，而非南子意也。卫灵死，南子失怙，故辄得不废。为辄者，能承王父之意，逆其父而君之，事之正也；为蒯聩者，能反躬自咎，以已既得罪于先君，无君国之理，脱屣千乗而莫之顾，理之顺也。乃皆不然，父不父，子不子，更为争国之计。左传谓灵公欲立公子郢，辞，而南子立辄。南子淫虐之妇，忌聩方甚，而肯立聩之子以为君乎？此卫灵之意，卫之羣臣奉以从事，何疑？汉武之暴，隋文之忍，至暮年作思子宫，兴悔不立勇之叹，孰谓卫灵而无此心乎？或曰：「《春秋》存蒯聩世子之号，其许蒯聩以复入乎？」曰：「存其世子之号，以见其逐之不以其罪，示后世人主崇重国本，无惑于妇寺之谗耳。至于入而君国，非有父命、王命，其无可入之理。」
秋八月甲戌，晋赵鞅帅师及郑罕达帅师战于铁，郑师败绩。
鞅围范、中行，郑罕达以师救之。鞅为主，罕达以师来战，客也。鞅虽自伐其仇，然奉君命讨叛者也；罕达与齐连兵，党于范、中行，党乱也，非《春秋》所与。书「及」，所以辨主客，谓《春秋》以赵鞅为兵首而书「及」，其不然欤？晋国盛时，兵威行于天下，莫之敢撄。今也郑人以偏师至，鞅与蒯聩望其顔行，胆落魄褫，唯恐不能胜，幸而胜之，自以隽功相与夸诧不已，晋之衰乃至是邪？《春秋》书「晋赵鞅帅师及郑罕达帅师战」，言其敌也，卑晋而罪郑也。
冬十月葬卫灵公
十有一月蔡迁于州来
或曰：「昔卫、邢有狄难，齐桓公救之，迁其国，《春秋》与之。今蔡人有楚难，吴迁之，而《春秋》无襃，何欤？」曰：「桓公之迁邢、迁卫也，率诸侯救而迁之，为之城，久而其国乃定。今吴迁蔡于州来，乃吴、楚要害必争之处，不闻为之城戌，复以威力迫而迁之，至杀一大夫以求说，哭而迁墓，得谓之义举乎？是可与邢、卫之迁同日语乎？」或谓蔡既降楚，不当背楚而即吴，其不然欤？夫蔡与楚为不共戴天之雠，背楚正也，事楚非也。楚人灭顿、灭
译鲁定公二年春季，周历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讨伐邾国，夺取了漷水以东和沂水以西的田地【三位统帅都予以记载，其义理可见于成公二年、昭公十年】。
三卿都予以记载，是为了彰显这三家再次做出恶行，擅自掌握兵权作为自己的私利，使得国君无法制约他们。定公十四年，孔子在鲁国代理政事，道德教化的感召令人信服，那三家束手接受命令，任由圣人作为，鲁国的大权几乎就要重新归于国君。季氏在内部离间，齐国在外部离间，孔子离去后三家势力又复嚣张。定公去世，哀公继位，政权仍然掌握在季氏手中，他们独揽兵权、专断国政，完全沿袭了宿意如的旧例。到了此时，他们大举讨伐邾国，三卿亲自率领军队出征，不假手其他家族作为统帅，士兵都是他们的士兵，将领都是他们的将领，国家愈发不可治理了。记载夺取漷水以东和沂水以西的田地，是为了彰显鲁国人追逐利益而不知止境。襄公凭借晋国的力量夺取邾国田地直到漷水，本意是恢复旧日疆界，因为漷水改道而侵夺邾国土地，夺取了本不属于鲁国的土地。鲁国人知道得到漷水之利，于是连同漷水以东及沂水以西都夺取据为己有，但他们的欲望仍未满足，一定要吞并邾国全部土地才肯罢休。《春秋》在前后四十年间两次记载夺取漷水，是为了贬斥这种行为。
癸巳日，叔孙州仇、仲孙何忌与邾子盟誓于句绎。
夺取了别人的田地却还去与他结盟，《春秋》直接记载这件事，不为鲁国隐讳。三家都出兵，而只有叔孙、仲孙两氏单独与邾国结盟，可见叔孙、仲孙想要结盟以停止战争，而季氏坚持作恶到底，企图灭掉邾国才肯罢休，《春秋》记载此事是为了声讨季氏。《左传》说“七年进入邾国，大夫们不愿意”，季氏违背众意行事，此时结盟之事便可见一斑。
夏季四月丙子日，卫侯元去世【即卫灵公，其义理可见于定公十四年蒯聩出奔】。
滕子来朝见。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护送卫国世子蒯聩进入戚邑【其义理已见于定公十四年】。
《春秋》记载“纳”字共有三次：鲁国护送子纠，晋国护送捷菑，以及如今赵鞅护送卫世子蒯聩，都记载为“纳”，但纳之是否正当，不可同日而语。护送子纠记载为“子纠”，因为子纠在兄弟中排行最长【已在庄公七年辨析过】；护送捷菑记载为“不克纳”，是因为不该护送却去护送。至于卫世子蒯聩，他出奔时记载为“世子”，护送他时也再次记载为“世子”。我观察圣人的笔法，保留他的世子称号而记载“纳”，可知蒯聩的被驱逐，是南子陷害并驱逐他，而灵公起初没有察觉【已在定公十四年辨析过】。自从蒯聩被驱逐，至今已有三年，没听说卫国人另外立太子，直到灵公去世，才立了辄。揣度人情，既然厌恶儿子而驱逐他，就不应当立他的儿子作为继承人。大概卫灵公晚年，知道蒯聩无罪，有意恢复他的地位，卫国群臣奉立辄来主持宗庙祭祀，并非南子的本意。卫灵公死后，南子失去了依靠，所以辄得以不被废黜。作为辄，能够秉承祖父的意愿，迎接父亲并尊其为君，这是合乎正道的；作为蒯聩，能够反省自身过错，认为自己既已得罪先君，就没有治理国家的道理，视千乘之国如敝屣而不顾，这是合乎情理的。然而他们都不这样，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反而互相争夺国家。《左传》说灵公想立公子郢，公子郢推辞，于是南子立了辄。南子是淫乱暴虐的妇人，忌惮蒯聩正厉害，难道肯立蒯聩的儿子为君吗？这是卫灵公的本意，卫国群臣奉行此事，有什么可疑的呢？汉武帝暴虐，隋文帝残忍，到了晚年还建思子宫，发出后悔没有立刘勇的感叹，谁说卫灵公没有这样的心呢？有人问：“《春秋》保留蒯聩的世子称号，是允许蒯聩复归吗？”回答说：“保留他的世子称号，是为了表明他被驱逐并非因为他的罪过，以此警示后世君主尊崇国家根本，不要惑于妇人和宦官的谗言。至于回国治理国家，如果没有父亲的遗命、天子的命令，是没有道理可以回国的。”
秋季八月甲戌日，晋国赵鞅率领军队与郑国罕达率领的军队在铁地交战，郑军大败。
赵鞅围攻范氏、中行氏，郑国罕达率军救援他们。赵鞅是主方，罕达率军来战，是客方。赵鞅虽然是讨伐自己的仇敌，但他是奉君命讨伐叛贼；罕达与齐国联合出兵，偏袒范氏、中行氏，这是偏袒叛乱，不是《春秋》所赞许的。记载“及”，是为了辨别主客，说《春秋》因为赵鞅是兵首而记载“及”，难道不是这样吗？晋国兴盛时，兵威行于天下，没有人敢触犯。如今郑国只派偏师到来，赵鞅与蒯聩望见其阵势，胆战心惊，唯恐不能取胜，侥幸获胜后，便自以为立下大功而互相夸耀不止，晋国的衰败竟到了如此地步吗？《春秋》记载“晋赵鞅率领军队及郑罕达率领军队战”，是说他们势均力敌，贬低晋国而谴责郑国。
冬季十月，安葬卫灵公。
十有一月，蔡国迁都到州来。
有人说：“从前卫国、邢国遭遇狄人灾难，齐桓公救援他们，迁移他们的国家，《春秋》予以赞许。如今蔡国遭遇楚国灾难，吴国迁移他们，而《春秋》没有褒扬，为什么呢？”回答说：“桓公迁移邢国、卫国，是率领诸侯救援并迁移他们，为他们修筑城池，很久之后他们的国家才安定。如今吴国将蔡国迁到州来，那是吴、楚必争的要害之地，没听说为他们修筑城池戍守，反而用威力逼迫他们迁移，甚至杀死一位大夫以求取悦，哭着迁移坟墓，这能说是义举吗？这能与迁移邢国、卫国同日而语吗？”有人说：“蔡国既然已经投降楚国，不应当背弃楚国而依附吴国，难道不是这样吗？”回答说：“蔡国与楚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背弃楚国是正当的，侍奉楚国才是错误的。楚国人灭掉顿国、灭掉……”
胡，不遗余力，岂有得蔡而不取？如《左传》所云者，葢围之不能下，几亡而得存，其君固未尝屈也。夫岂降楚、背楚之谓哉！士大夫以利害而谈《春秋》，虽老师宿儒犹不免有此失。是故读《春秋》者，当明经防大条贯，庶不为《左传》记载之所惑。」
译胡国，不遗余力，难道会有攻取蔡国却不占领的道理？正如《左传》所说的那样，大概是包围蔡国却无法攻克，蔡国几乎灭亡却得以幸存，其国君本来就没有屈服。这哪里是说蔡国投降楚国、背叛楚国呢！士大夫们依据利害关系来谈论《春秋》，即使是资深博学的儒者，也难以避免这种错误。因此，研读《春秋》的人，应当明确经义的大纲要领，才不至于被《左传》的记载所迷惑。
蔡杀其大夫公子驷
其君欲避楚而求迁，其臣欲事楚而不利于迁，君所守者为正，臣则夷也。昭侯因吴师之至，讨其异论者而戮之，谓公子驷无罪见杀，不可也。但春秋之义，不与诸侯以专杀大夫，例皆贬之，不独公子驷为然也。其后蔡昭侯卒坐是为羣下所戕，使吴人迁蔡能如齐桓之迁卫、迁邢，则公子驷不死，蔡迁如归矣。
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帅围戚。
谷梁曰：「此卫事也，其先国夏，何也？子不围父也。不系戚于卫者，子不有父也。」公羊曰：「辄之义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以王父命辞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二说不同，谷梁正矣，公羊舛矣。《论语》垂正名之训，冉有、子贡尝共发夷、齐之问，而知圣人之意矣，公羊不应犹有是说，此其门人髙弟流传之失，不足惑也。在礼，太子死，立嫡孙为世嗣，未闻子在而孙可继王父而立者也。卫灵之终也，知蒯聩无罪，且将复之，故其臣奉辄以主祭，如晋惠在秦而国人辅孺子、郑成在晋而国人辅髠顽是也。辄不能承王父之意，以君位为已之所当得，遽▯兵以拒其父，齐为不道，又出师以辅之，反常逆理，乃至于是，齐其亡乎！《春秋》推国夏为兵首，罪齐深矣。辄之罪，不待贬絶而自见。或曰：「近代儒者持祖孙相为昭穆之说，谓公羊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为合于礼，其然乎？」曰：「否。此庙中之昭穆，岂以是而废父子之天伦乎？」蒯在，辄无可立之理，以王父命而辞父命，所就者小，所损者大，岂圣人垂法后代之意乎？故辄可为晋之孺子、郑之髠顽，而不可以君位自居也。今以君位自居，而又乞援强邻，以兵加于其父，是所谓无父之人。齐景不度于义，遽为之出师，有帝在上，景与辄皆有诛。曰：「然则孰为当立者？」周有王，晋有霸，命公子郢主社稷，而卫无事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灾
左传》谓：「夫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以为亲尽而不毁，故为火所灾。愚以为非夫子之言也。哀公于桓为九世，于僖七世，庙之不毁，所从来逺矣，何以至今日而后灾？葢三家者出于桓，自僖以来世用事于鲁，宿、意如悖礼僭上，逐君立君，有不可胜诛之罪，故天灾桓、僖庙以示警戒，非谓庙不毁而灾以毁也。
季孙斯、叔孙州仇帅师城啓阳【义并见《城邾瑕】
宋乐髠帅师伐曹【义见七年宋围曹】
秋七月丙子，季孙斯卒【季桓子】
蔡人放其大夫公孙猎于吴【义见下盗杀蔡侯】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邾【义见下灭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盗杀蔡侯申【公谷作弑】
弑蔡侯者，蔡大夫公孙翩，非贱者，而书之曰「盗」，讨之也。志存乎事楚，弑其君以求说于楚，是所谓盗也。首恶者不以名书，乱党众不容悉书，防而目之曰「盗」也。蔡昭侯，隐太子之子，愤其父为荆楚所戕，事吴以图报，卒以吴师伐楚入郢，复不共戴天之雠，为中国刷百年之耻，春秋所深与也。哀元年，楚人修怨于蔡，诸侯莫有救之者，求徙于吴，迁之州来。其地迫近于楚，惧楚师之又至，复适吴以求迁。诸大夫皆不欲，其不欲者，将以图与楚，蔡之贼也。君之从吴，犹曰太伯之后，尝为蔡人出师入郢，蔡之从，之义也。臣之从楚，甘事仇而不以为耻者也。其事与郑僖髠顽略相似，天下之乱臣贼子未有再甚于此者。春秋直书曰「盗」而不着其名，志诸大夫之皆当讨也。故自州来之迁，公子驷之戮，公孙猎之放，蔡昭侯之弑，具载始末不遗，伤蔡侯以复雠大义之故，卒死于乱臣之手，而胡文定专责蔡侯以背楚诳吴，委罪执政，信义俱亡，以殒厥身，此愚之所未喻也。楚而可事，则父兄之雠可不必报，天经地义泯灭而无余矣。或曰：「髠顽之弑，春秋书卒不书弑，今蔡侯之死，春秋直以弑书，何哉？」曰：「髠顽之弑，贼终不讨，是天下之乱臣贼子未有再甚于
译蔡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子驷。
它的国君想躲避楚国而请求迁都，它的大夫想侍奉楚国而认为迁都不利，国君所坚持的是正道，大夫则是背离正道。昭侯趁着吴国军队到来，讨伐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并杀了他们，说公子驷无罪被杀，是不可以的。但是《春秋》的道义，不赞同诸侯擅自杀害大夫，惯例都要贬斥他们，不只是公子驷这样。后来蔡昭侯最终因为这件事被群臣杀害，假如吴国人迁蔡能像齐桓公迁卫、迁邢那样，那么公子驷就不会死，蔡国迁都就像回家一样安稳了。
鲁哀公三年春天，齐国的国夏、卫国的石曼姑率领军队包围戚地。
《谷梁传》说：“这是卫国的事，为什么先写国夏？因为儿子不包围父亲。不把戚地系属于卫国，是因为儿子不占有父亲。”《公羊传》说：“辄的道义可以立为国君吗？”回答说：“可以。怎么可以呢？不用父亲的命令推辞祖父的命令，用祖父的命令推辞父亲的命令，这是父亲的行为施加在儿子身上；不用家事推辞王事，用王事推辞家事，这是上级的行为施加在下级身上。”两种说法不同，《谷梁传》是正确的，《公羊传》是错误的。《论语》垂示正名的训诫，冉有、子贡曾经共同提出关于伯夷、叔齐的问题，从而知道圣人的心意，《公羊传》不应该还有这种说法，这是它的门人高弟流传中的失误，不足以迷惑人。按照礼制，太子死了，立嫡孙为世袭继承人，没听说过儿子在而孙子可以继承祖父而立的。卫灵公临终时，知道蒯聩无罪，并且将要恢复他的地位，所以他的臣子拥立辄来主持祭祀，就像晋惠公在秦国而国人辅佐孺子、郑成公在晋国而国人辅佐髠顽一样。辄不能继承祖父的心意，把君位当作自己应当得到的，竟然出兵抗拒他的父亲，齐国不讲道义，又出兵辅佐他，反常逆理，竟然到了这个地步，齐国难道不会灭亡吗！《春秋》推举国夏为出兵的首犯，对齐国的罪责深重了。辄的罪过，不需要贬斥断绝就自然显现。有人说：“近代儒者坚持祖孙互为昭穆的说法，认为《公羊传》不用父命辞王父命符合礼制，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是宗庙中的昭穆次序，难道因此就废弃父子的人伦吗？”蒯聩在，辄没有可以立的道理，用祖父的命令推辞父亲的命令，所成就的小，所损害的大，难道是圣人垂示给后世的法则吗？所以辄可以做晋国的孺子、郑国的髠顽，而不可以自居君位。现在自居君位，又乞求强邻援助，把兵加在他的父亲身上，这就是所谓没有父亲的人。齐景公不衡量道义，竟然为他出兵，有上帝在上，景公和辄都该被诛杀。说：“那么谁应当立为国君？”周朝有天子，晋国有霸主，命令公子郢主持社稷，卫国就没事了。
夏天四月甲午日地震。
五月辛卯日桓公宫、僖公宫发生火灾。
《左传》说：“孔子在陈国听到火灾，说：‘大概是桓公、僖公吧？’”认为亲尽而不毁庙，所以被火灾所灾。我认为这不是孔子的话。哀公对于桓公是九世，对于僖公是七世，庙不毁，由来已久了，为什么到今天才发生火灾？大概三家出自桓公，自从僖公以来世代在鲁国掌权，宿、意如悖礼僭越，驱逐国君、拥立国君，有不可胜数的罪行，所以天灾桓公、僖公庙以示警戒，不是说庙不毁而火灾是为了毁庙。
季孙斯、叔孙州仇率领军队修筑啓阳【义理并见《城邾瑕》】
宋国的乐髠率领军队攻打曹国【义理见七年宋围曹】
秋天七月丙子日，季孙斯去世【季桓子】
蔡国人把大夫公孙猎放逐到吴国【义理见下盗杀蔡侯】
冬天十月癸卯日秦伯去世。
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邾国【义理见下灭邾】
鲁哀公四年春天，周历二月庚戌日，盗贼杀了蔡侯申【《公羊传》《谷梁传》作弑】
杀蔡侯的是蔡国大夫公孙翩，不是卑贱的人，而记载说“盗”，是讨伐他。志在侍奉楚国，杀他的国君以求取楚国的欢心，这就是所谓的盗贼。首恶者不写名字，乱党众多不能全部写出，概括而称他们为“盗”。蔡昭侯，是隐太子的儿子，愤恨他的父亲被荆楚杀害，侍奉吴国以图报复，最终用吴国军队攻打楚国进入郢都，报了不共戴天的仇，为中国洗刷百年的耻辱，是《春秋》深深赞许的。哀公元年，楚人向蔡国报复，诸侯没有救他的，请求迁都到吴国，迁到州来。那地方迫近楚国，害怕楚军再次到来，又去吴国请求迁都。各位大夫都不愿意，不愿意的人，是想图谋与楚国和好，是蔡国的贼人。国君跟随吴国，还说是太伯的后代，曾经为蔡人出兵入郢，蔡国跟随，是合乎道义的。臣子跟随楚国，甘心事奉仇敌而不以为耻，这件事与郑国的僖公、髠顽大致相似，天下的乱臣贼子没有再超过这个的了。《春秋》直书“盗”而不写名字，志在各位大夫都应当被讨伐。所以从州来的迁都，公子驷的被杀，公孙猎的被放逐，蔡昭侯的被杀，详细记载始末不遗漏，哀伤蔡侯因为复仇大义的缘故，最终死在乱臣手中，而胡文定专门责备蔡侯背弃楚国欺骗吴国，把罪责推给执政，信义都丧失，以致丧命，这是我不理解的。如果楚国可以侍奉，那么父兄的仇就不必报了，天经地义就泯灭无余了。有人说：“髠顽的被杀，《春秋》记载为卒不记载为弑，现在蔡侯的死，《春秋》直书为弑，为什么呢？”回答说：“髠顽的被杀，贼人最终没有被讨伐，这是天下的乱臣贼子没有再超过
此者。今昭侯虽见弑，而从于楚者诛勦略尽，则贼既讨矣。是故书弑、书讨、书葬，春秋幸蔡贼之即刑，有辞以垂法于后世，故不得用髠顽之例。」
译这件事，如今昭侯虽然被弑杀，但那些跟随楚国的人已被诛杀殆尽，那么弑君之贼已经讨伐了。因此史书既记载了弑君，又记载了讨贼，还记载了安葬，这是《春秋》庆幸蔡国的弑君之贼立即受到刑罚，有理由借此为后世留下法度，所以不能套用髠顽的旧例。
蔡公孙辰出奔吴【义见下】
葬秦惠公
宋人执小邾子
宋非方伯连帅之当用霸讨者也，小邾之君非有擅兵无王之罪，宋以私怒擅执诸侯，不归之京师，其罪大矣。书人书执，诛宋之无道也。
夏蔡杀其大夫公孙姓公孙霍
蔡人讨弑君贼，戮公孙翩，逐公孙辰，杀公孙姓、公孙霍。贼既讨，是以书葬于下。自蔡迁州来至葬蔡昭公，凡六见书于《春秋》，闵昭侯也。彼谓《春秋》责昭侯背楚者，不明于复雠讨贼之义者也。
晋人执戎蛮子赤归于楚
公羊曰：「其言归于楚何？辟伯晋而京师楚也。春秋之法，诸侯有罪，执而归于王，书『执某侯归于京师』。霸主不敢专其威福，是以归之于王，所以尊京师也。戎蛮虽迩于楚，亦尝服属诸夏。昭十六年，楚乗其乱，诱其君而杀之，楚实无道，戎之叛之，宜也。于是自拔归晋，晋人傥畏楚之盛强，拒而弗纳，可也；聼其去而适他国，亦可也。乃许而执之，以归于楚。执人而归之于楚，是以事京师者而事楚也，晋之罪大矣。书『晋人执戎蛮子赤归于楚』，坐晋以从逆之罪，黜之同于列国也。」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灾
武王克商，以其社班诸侯，各立之，以戒亡国，故鲁有亳社。传所谓「闲于两社」者是也。说者以为立社于庙门之外，以为屏蔽，使人君视之而知戒。屋之不得受天阳，故火得以灾，天以警鲁，亦以警周也。或曰：「此周之亳社灾，为天下记异。」义亦通。
秋八月甲寅滕子结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义已见上杀公孙姓】
葬膝顷公
五年春，城毗【义并见城邾瑕】
夏齐侯伐宋
定十四年，齐、宋防于洮。至是甫六年，忽兴师以伐之。传不言其故，考之于经，宋实有当讨之罪。前年伐曹，去年执小邾子，自是三以兵加于曹，卒灭之而后已。齐之伐之，或以是故欤？《春秋》爵而书伐，与其能讨有罪也。然景公耄矣，未几没，无救于曹之亡。
晋赵鞅帅师伐卫
或曰：「辄以子拒父，齐、国夏为之围戚，逆也。蒯以父伐子，晋、赵鞅为之伐卫，其顺矣乎？」曰：「齐固失矣，晋亦未为得也。晋人傥欲修明霸业，陈大义以示天下，当请之天王，召诸侯伐卫，取辄归之京师，更议立君，夫然后于义为允。今私于蒯聩，必求其入，亦非《春秋》所许也。」
秋九月癸酉齐侯杵臼卒
公孙丑谓「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尝窃疑焉。景、桓固霄壤之不侔，晏之于管，徳过之而才则不及也。愚谓《左传》考景公行事，无一可称：鲁昭在难而不能纳也，天王出居而不之问也，范、中行叛其君，则连诸侯以救之；卫辄拒父，则出师以奨之。见义不能勇，为逐利常若不及。在位五十八年，纪纲壊乱，嬖宠并兴，末乃舎长树幼，阶以召乱。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彼谓晏子以其君显，殆不然欤？
冬叔还如齐
闰月葬齐景公
公羊曰：「闰不书，此何以书？防以闰数也。丧曷为以闰数？丧数略也。」愚谓丧不数闰月，礼也，故闰月卒者不书闰月卒。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自甲寅至乙未四十二日，则楚子之卒乃闰月也。闰月不书闰者，三年之丧不计闰也。今齐景之葬以闰月书，岂当时计闰以为丧，《春秋》书以讥之欤？
六年春城邾瑕
或曰：「鲁人既隳三都，而缮治城邑无虚嵗，何也？」曰：「三家张也。前日峻城藏甲，私其所封之邑，其害犹小；今而峻城藏甲，徧于中国，其为患益大，春秋所为书也。自夫子去位，继以定没哀立，季氏恣睢益张，出师伐国，三家自将以行，不参以他族之帅，视鲁甲兵皆已之甲兵，鲁城邑皆已之城邑。内而城西郛，外而城莒父、城霄、城啓阳、城毗、城邾瑕，其包括愈广，蓄谋愈深，春秋书之不遗，忧鲁季之为齐田氏耳。」
晋赵鞅帅师伐鲜虞
吴伐陈
吴伐陈，将以求霸也，号而举之，所以贬。是时晋号衰乱，齐复不能自振，吴
译蔡国的公孙辰出逃到吴国【其义理见下文】。
安葬秦惠公。
宋国人拘捕了小邾国的国君。
宋国并非作为方伯连帅应当行使霸权讨伐的对象，小邾国的国君也没有擅自用兵、无视王命的罪行，宋国因私怨擅自拘捕诸侯，又不将其送交周天子所在的京师，其罪过极大。史书特书“人”和“执”，是为了谴责宋国的无道。
夏季，蔡国杀死了其大夫公孙姓和公孙霍。
蔡国人讨伐弑君的贼人，杀死了公孙翩，驱逐了公孙辰，杀死了公孙姓和公孙霍。贼人既已讨伐，因此在下面记载了安葬之事。自从蔡国迁都到州来，直到安葬蔡昭公，在《春秋》中一共六次被记载，这是哀悯蔡昭公啊。那些认为《春秋》责备蔡昭公背叛楚国的人，是不明白复仇讨贼的道义。
晋国人拘捕了戎蛮子赤，把他押解回楚国。
《公羊传》说：“这里说‘归于楚’是什么意思？是为了避开霸主晋国而尊崇楚国为京师。按照《春秋》的法度，诸侯有罪，拘捕后应押解给周天子，记载为‘执某侯归于京师’。霸主不敢独断威福，所以押解给周天子，以此来尊崇京师。戎蛮虽然靠近楚国，也曾臣服于中原诸夏。昭公十六年，楚国趁其内乱，诱骗其国君并杀害他，楚国确实无道，戎蛮背叛楚国，是理所当然的。这时戎蛮子赤自己脱离楚国归附晋国，晋国人如果畏惧楚国强大，拒绝接纳他，是可以的；听任他离开而前往他国，也是可以的。然而晋国却答应接纳并拘捕他，押解回楚国。拘捕别人而押解给楚国，这是用侍奉京师的态度来侍奉楚国，晋国的罪过极大。记载‘晋人执戎蛮子赤归于楚’，是判定晋国顺从逆道的罪过，将其贬低等同于一般列国。”
修筑西郛城墙。
六月辛丑日，亳社发生火灾。
周武王攻克商朝后，将商朝的社坛分赐给诸侯，各国各自建立，用以警戒亡国的教训，所以鲁国有亳社。《左传》所说的“在两社之间”就是指这个。解说者认为，将社坛建在宗庙门外，作为屏蔽，让国君看到它就知道警戒。因为社坛的房屋不能承受天上的阳气，所以火灾得以发生，上天以此警示鲁国，也警示周朝。有人说：“这是周朝的亳社发生火灾，为天下记录怪异之事。”这个解释也通顺。
秋季八月甲寅日，滕国国君结去世。
冬季十二月，安葬蔡昭公【其义理已见于上文杀公孙姓处】。
安葬滕顷公。
五年春季，修筑毗邑城墙【其义理一并见于修筑邾瑕城墙处】。
夏季，齐侯讨伐宋国。
定公十四年，齐国和宋国在洮地结盟。到现在才过了六年，忽然兴兵讨伐宋国。《左传》没有说明原因，考察《春秋》经文，宋国确实有应当讨伐的罪过。前年讨伐曹国，去年拘捕小邾子，此后三次对曹国用兵，最终灭掉曹国才罢休。齐国讨伐宋国，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春秋》记载爵位并写“伐”，是赞许齐国能够讨伐有罪之人。然而齐景公已经年老，不久就去世了，对曹国的灭亡无力挽救。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讨伐卫国。
有人说：“蒯辄以儿子抗拒父亲，齐国和国夏为他围攻戚地，这是逆道。蒯聩以父亲讨伐儿子，晋国和赵鞅为他讨伐卫国，这难道是顺道吗？”回答说：“齐国固然错了，晋国也没有做得对。晋国人如果真想修明霸业，陈明大义以昭示天下，应当向周天子请示，召集诸侯讨伐卫国，把蒯辄押解回京师，再商议拥立新君，这样才符合道义。现在偏袒蒯聩，一定要让他回国，也不是《春秋》所允许的。”
秋季九月癸酉日，齐侯杵臼去世。
公孙丑说“管仲使他的国君称霸，晏子使他的国君显赫”，我曾私下对此表示怀疑。齐景公和齐桓公固然相差天壤，晏子相比于管仲，德行超过他而才能不及他。我认为根据《左传》考察齐景公的行事，没有一处值得称道：鲁昭公遭遇危难而不能接纳他，周天子出逃而不加过问，范氏、中行氏背叛其国君，却联合诸侯去救援他们；卫辄抗拒父亲，却出兵去助长他。见到正义之事不能勇敢去做，追逐利益常常唯恐不及。在位五十八年，法纪崩坏混乱，宠幸之人同时兴起，最后舍弃长子立幼子，导致祸乱发生。孔子说：“齐景公有马四千匹，死的时候，百姓没有什么可以称颂的。”那些说晏子使他的国君显赫的人，大概是不对的吧？
冬季，叔还出使齐国。
闰月，安葬齐景公。
《公羊传》说：“闰月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丧期要计算闰月。丧期为什么要计算闰月？因为丧期的计算比较粗略。”我认为丧期不计算闰月，是礼制，所以闰月去世的不记载闰月去世。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日周天子去世，乙未日楚昭王去世，从甲寅到乙未四十二天，那么楚昭王去世就是在闰月。闰月不记载闰月，是因为三年之丧不计算闰月。现在齐景公的安葬在闰月记载，难道当时计算闰月作为丧期，《春秋》记载这是为了讥讽吗？
六年春季，修筑邾瑕城墙。
有人说：“鲁国人既然已经拆毁了三都，却年年修缮城池，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三桓势力扩张。以前高筑城墙藏兵甲，只限于他们私有的封邑，其危害还小；现在高筑城墙藏兵甲，遍布中原地区，其祸患更大，这就是《春秋》记载的原因。自从孔子离开职位，接着定公去世、哀公即位，季氏更加恣意妄为，出兵讨伐他国，三家亲自率领军队，不再参用其他家族的将领，看待鲁国的军队兵器都像自己的军队兵器，鲁国的城池都像自己的城池。对内修筑西郛城墙，对外修筑莒父、霄、啓阳、毗、邾瑕城墙，其包揽的范围越来越广，蓄谋越来越深，《春秋》记载这些毫不遗漏，是担忧鲁国的季氏会成为齐国的田氏那样的人。”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讨伐鲜虞。
吴国讨伐陈国。
吴国讨伐陈国，是为了谋求霸权，大张旗鼓地宣扬此事，所以受到贬斥。当时晋国号称衰败混乱，齐国又不能自我振作，吴国
以太伯之后求主夏盟，使其循桓、文之轨，仗义以行，视中国诸侯有放弃典章、率作妄行者，奉王命以讨之，如卫辄之拒父、宋之谋曹、鲁之谋邾、郑之灭许，晋所不能讨者，吴则讨之，夫然后有以大服人心。今皆不能，而欲争陈于楚，非霸政所宜先也。是故《春秋》不与其伐，举号以夷之。
译凭借太伯的后裔身份去谋求主持中原诸侯的盟会，让他遵循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轨迹，秉持道义行事，看待中原诸侯中有抛弃礼制典章、肆意妄为的人，就奉周天子的命令去讨伐他们。像卫辄抗拒父亲、宋国图谋曹国、鲁国图谋邾国、郑国灭掉许国这些晋国未能讨伐的罪行，吴国就应当去讨伐，这样之后才能大大地使人心信服。如今吴国全都做不到，却想要与楚国争夺陈国，这不是霸业政治应当首先做的事。因此《春秋》不赞许吴国的这次征伐，用“吴子”这样的称呼来把他当作夷狄看待。
夏齐国夏及髙张来奔
齐景公老而益悖，放逐其长子，而树嬖妾子以为之嗣。国、髙世臣之任事者，不能谏，又受其托孤之寄，荀息之流也。陈乞因众怒作乱而逐之，葢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者也。景公葬甫歴时，而乱作。髙国从君于邪，又不能以死奉荼，曽荀息之不若，名而奔之，所以诛也。然髙国百年之旧族，一旦为疏逺贼臣所倾。髙国逐而孺子死，孺子死而阳生立，齐国之命制于陈氏。自是三弑其君，国随以亡。由景公辨之不蚤辨，以至此极，亡齐者景公乎！
叔还防吴于柤【义见七年防于鄫】
秋七月庚寅，楚子轸卒【昭王】
楚轸败而知惧，是以不亡；阖庐、夫差胜而骄，是以终败。《左传》载昭王将终，舎其子，以国让于诸大夫，及答周太史移灾之辞，蔼然有人君之度，其因祸变之来，动心忍性，増益其不能者乎？
齐阳生入于齐
齐陈乞弑其君荼
或曰：「桓公之入，书『齐小白入于齐』；阳生之入，亦书『齐阳生入于齐』，同乎？否乎？」曰：「否。齐桓之入，齐无君也；阳生之入，齐有君也。阳生先荼之弑而入，既入而后陈乞弑荼。弑虽在阳生既入之后，谋实定于阳生未入之前，不与小白同也。晋献公戕其世子而立嬖妾之子，其事与此略相似，荼则卓也，阳生则夷吾也，陈乞则里克也。然夷吾不预弑，而阳生实预于弑，则阳生又不得与夷吾同也。但弑荼立阳生，乃陈乞之本谋，阳生非陈乞不得入，故弑君之罪专在陈乞，此《春秋》书法轻重之权衡。传谓乞不预于弑，殆不然也。」或曰：「楚比弑灵，《春秋》书『公子比弑其君防』，此不坐阳生以弑，何哉？」曰：「比非当立，而见摈于外者也，入而弑而立，所弑者又其兄也，非弑而何？阳生于诸子为长，以序当立，景公黜长立幼，以是召乱，阳生实未尝事荼为君，故《春秋》不坐以首恶之罪，示人君立子以长不以爱，其寓戒之意深矣。若荼之死在阳生未入之前，则阳生可以免预弑之罪；今阳生入而荼死，则其预弑明矣【余义又见阳生卒】
冬，仲孙何忌帅师伐邾【并见明年入邾】
宋向巢帅师伐曹【并见八年入曹】
七年春宋皇瑗帅师侵郑
左传》以为郑叛晋，宋为晋讨，非也。是时诸侯无从晋者，宋之侵郑，岂为晋乎？宋人连嵗有事于曹，诸侯无救之者，意郑人与曹为援，宋疾而侵之，故是嵗冬宋围曹，郑救之。自是宋郑交兵，互取师焉，于雍邱、于嵒是也。春秋书宋侵郑，责宋也。
晋魏曼多帅师侵卫
伐有罪而书侵，为其能伐也。卫辄以子拒父，齐景不道，党其子而攻其父，此人伦之大变。霸国奉王命而致讨之，正也。赵鞅前日再以师加衞，为其助范、中行，故复私憾也。然犹纳蒯聩于戚，师不为无名。今魏曼多又为此役，传不言其故。是时齐景新没，卫失大国之援，晋人姑为此侵以葢其不能之愧，是故《春秋》不与之以伐。
夏公防吴于鄫
或曰：「吴比嵗再与鲁为防，可进也。而《春秋》于去年书『叔还防吴于柤』，今复书『公防吴于鄫』，其与之乎？其贬之乎？」曰：「不与也。自柏举而后，夫差既立以来，吴以号举，彼自安其本俗耳，非《春秋》之贬之也。是防，吴人徴百牢。百牢者，非礼也。先王制礼，尚物牢不过十二，非不能共也，以是为制而不得过也。吴徴百牢，鲁人陈义以争，吴卒不从，狃于习也。」曰：「鲁之防吴，是欤？否欤？」曰：「晋衰而去晋，即齐景公死，则舍齐而事吴，趋利弃信，《春秋》之所恶也。是时《春秋》未与吴以霸，亦不与鲁以防。」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来。
自入春秋，鲁人灭国，如灭项、灭邿，皆以取书，为鲁讳也。至是灭邾，而《春秋》书法顿异，不复为鲁讳矣。定公季年，书「邾子来防」、「来奔丧」，见邾所以事鲁，于礼无违也。至哀公之始年，书鲁三家更迭用师于邾，伐之而取其地，要之以盟，既盟复伐，以见邾无负于鲁，而强臣擅命，逐利以亡人之国，
译夏，齐国的国氏和高氏来投奔鲁国。
齐景公年老而更加昏乱，放逐了他的长子，却立宠妾的儿子作为继承人。国氏和高氏是世代担任要职的大臣，不能劝谏，又接受了托付孤儿的重任，本是像荀息那样的人。陈乞趁着众人的愤怒发动叛乱而驱逐他们，大概是有无君之心，然后才做出恶行。景公下葬不久，祸乱就发生了。高氏和国氏追随君主行邪，又不能以死殉主，连荀息都不如，名义上说是投奔，所以受到谴责。然而高氏和国氏是百年来的旧族，一旦被疏远的贼臣所倾覆。高氏和国氏被驱逐而孺子荼死去，孺子荼死去而阳生被立，齐国的命运便由陈氏掌控。从此齐国三次弑杀君主，国家随之灭亡。这是因为景公不能及早明辨是非，才导致这种极端局面，使齐国灭亡的是景公啊！
叔还和吴国在柤地会盟【意义参见七年“防于鄫”】
秋七月庚寅日，楚昭王去世【即楚昭王】
楚昭王战败后知道恐惧，所以没有灭亡；阖闾、夫差战胜后骄傲，所以最终失败。《左传》记载昭王临终前，舍弃自己的儿子，把国家让给各位大夫，以及回答周太史关于转移灾祸的言辞，温和而有君主的度量，他因为祸变的发生，触动内心、磨练性情，从而增加了自己原本不具备的能力吗？
齐阳生进入齐国
齐陈乞弑杀了他的君主荼
有人说：“桓公回国，记载为‘齐小白入于齐’；阳生回国，也记载为‘齐阳生入于齐’，这两者相同吗？还是不同？”回答说：“不同。齐桓公回国时，齐国没有君主；阳生回国时，齐国有君主。阳生在荼被弑杀之前回国，回国之后陈乞才弑杀荼。弑杀虽然发生在阳生回国之后，但阴谋实际上在阳生回国之前就已经确定，这与小白不同。晋献公杀害世子而立宠妾之子，这件事与此略为相似，荼好比卓子，阳生好比夷吾，陈乞好比里克。然而夷吾没有参与弑杀，而阳生实际上参与了弑杀，那么阳生又不得与夷吾相同。只是弑杀荼而立阳生，本是陈乞的初衷，阳生没有陈乞就不能回国，所以弑君的罪责专在陈乞，这是《春秋》书法中权衡轻重的标准。传文说陈乞没有参与弑杀，大概不是这样。”有人说：“楚公子比弑杀灵王，《春秋》记载‘公子比弑其君虔’，这里不判阳生弑君之罪，为什么呢？”回答说：“比不是应当继位的人，而被排斥在外，回国后弑君自立，所弑杀的又是他的兄长，不弑杀又是什么？阳生在众兄弟中排行最长，按次序应当继位，景公废长立幼，因此招致祸乱，阳生实际上未曾侍奉荼为君，所以《春秋》不判他首恶之罪，以此警示君主立子应以长幼次序而不是以宠爱，其中寄托的警戒之意很深。如果荼的死发生在阳生回国之前，那么阳生可以免除参与弑杀的罪责；现在阳生回国后荼就死了，那么他参与弑杀就很明显了【其余意义又见阳生卒】
冬，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攻打邾国【并见明年“入邾”】
宋国向巢率领军队攻打曹国【并见八年“入曹”】
七年春，宋国皇瑗率领军队侵犯郑国
《左传》认为郑国背叛晋国，宋国为晋国讨伐，这是不对的。当时诸侯没有跟随晋国的，宋国侵犯郑国，难道是为了晋国吗？宋国连年对曹国用兵，诸侯没有救援曹国的，推测郑国人与曹国互为援助，宋国憎恨而侵犯郑国，所以这年冬天宋国包围曹国，郑国救援曹国。从此宋郑两国交战，互相攻取军队，在雍邱、在嵒地就是如此。《春秋》记载宋国侵犯郑国，是责备宋国。
晋国魏曼多率领军队侵犯卫国
讨伐有罪者而记载为“侵”，是因为他们能够讨伐。卫辄以儿子抗拒父亲，齐景公无道，偏袒儿子而攻打父亲，这是人伦的大变。霸国奉行王命而进行讨伐，是正当的。赵鞅前两次对卫国用兵，是因为卫国帮助范氏、中行氏，所以是出于私恨。然而他还接纳蒯聩到戚地，军队并非没有名义。现在魏曼多又进行这次战役，传文没有说明原因。当时齐景公刚去世，卫国失去了大国的援助，晋国人姑且进行这次侵犯以掩盖自己无能的羞愧，所以《春秋》不认为这是讨伐。
夏，鲁公和吴国在鄫地会盟
有人说：“吴国连年两次与鲁国会盟，可以进用吗。而《春秋》去年记载‘叔还防吴于柤’，现在又记载‘公防吴于鄫’，是认可它吗？还是贬斥它？”回答说：“不认可。自从柏举之战后，夫差即位以来，吴国以称号相称，那是它安于本国的习俗罢了，并非《春秋》贬斥它。这次会盟，吴国索要百牢。百牢，是不合礼制的。先王制定礼制，祭品不超过十二牢，不是不能提供，而是以此为制度而不得超过。吴国索要百牢，鲁国人陈述义理来争辩，吴国最终不听从，是习惯于旧习。”有人说：“鲁国与吴国会盟，是对的吗？还是不对的？”回答说：“晋国衰微而离开晋国，等到齐景公死后，就舍弃齐国而侍奉吴国，趋利弃信，是《春秋》所厌恶的。当时《春秋》没有认可吴国的霸权，也不认可鲁国的会盟。”
秋，鲁公攻打邾国。八月己酉日，攻入邾国，带着邾子益来到鲁国。
自从《春秋》开始记载，鲁国灭国，如灭项、灭邿，都记载为“取”，是为鲁国避讳。到这时灭邾，而《春秋》书法顿时不同，不再为鲁国避讳了。定公晚年，记载“邾子来会盟”、“来奔丧”，可见邾国侍奉鲁国，在礼制上没有违背。到哀公初年，记载鲁国三家轮流对邾国用兵，攻打它而夺取它的土地，胁迫它结盟，结盟后又攻打，可见邾国对鲁国没有辜负，而权臣擅自发令，逐利而灭亡别人的国家，
过不在其君也。及是，书「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来」，而责始在公。伐而入之，入之而执其君，其恶着，不容为之讳矣。或曰：「权在季氏，哀公徒拥虚器，可得而责乎？」曰：「公身亲其事，而不知其恶，谓之无责，不可也。据传，季孙飨大夫，谋伐邾，子服景伯持不可，而季孙违众出师，则鲁犹有臣也。鲁犹有臣，则公论未泯，国犹其国。使哀公能▯强自立，不为之亲行，则邾犹可全也。」「以邾子益来」，贱之也。卑屈已甚，终不克自全。是故名「言来」，不言「归」，谓明年归邾子，故开鲁人以改过之途耳。
译过错并不在于国君。到了这个时候，史书记载“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来”，那么责任才开始归于国君。攻打并进入邾国，进入邾国后俘获其国君，罪恶昭著，不容许为之掩饰了。有人说：“大权在季氏手中，哀公只是空有君位，可以责备他吗？”回答说：“国君亲身参与此事，却不知道其中的罪恶，说他没有责任，是不可以的。根据传文记载，季孙宴请大夫，谋划攻打邾国，子服景伯坚持认为不可，而季孙违背众人意见出兵，那么鲁国还有忠臣。鲁国还有忠臣，那么公议尚未泯灭，国家还是那个国家。假如哀公能够勉强自立，不亲自前往，那么邾国还可以保全。”“以邾子益来”，是贬低他。卑微屈辱到了极点，最终不能保全自己。因此称“言来”，而不称“归”，是说第二年归还邾子，所以为鲁国人开辟改过自新的道路罢了。
宋人围曹
冬郑驷▯帅师救曹
宋无憾于曹也。哀三年，忽以兵加曹，至是复围曹。左传谓曹背晋而奸宋，为宋所伐，此强求其罪耳。诸侯之弃晋者多，岂惟一曹？鲁之入邾，郑之入许，宋之围曹，由中国无盟主，诸侯擅侵伐，更相吞噬，不夺不餍。春秋之书之，皆所以诛也。书宋围曹，罪宋也；书郑驷▯救曹，与郑也。春秋季年，晋衰而楚不竞，郑始能国，出师救曹，此方伯连帅之能事，而郑能行之。春秋与郑之能救，所以愧齐晋诸大国之不能救也。
春秋集传详説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三十宋家▯翁撰
哀公下【周敬王三十二年，晋定二十三年】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
此宋灭曹也，而《春秋》不书灭，乃从鲁入邾之例，何邪？诸家多据《左传》为说，不责宋之灭国，而强求曹人之罪为一入字，故耳。苏氏谓宋公入曹而不书灭曹，如执虞公之例，言自灭也，胡文定从之。吁！曹小国也，朝夕自保之不暇，岂容怙恶不悛如虞公之所为？彼公孙彊者，虽冒犯不韪，亦无显然可书之罪，谓之自灭，不亦寃乎？宋为不道，灭人之国，不责宋而责曹，是岂圣人修经之本防乎？尝反覆而观，窃意圣人所以书入而不书灭，犹有望于当时诸侯能举方伯连帅之职，治宋之罪，如齐人所以伐鲁存邾者。故下文即书吴伐我、齐人取讙及阐、归邾子益于邾，以邾之得复，亦望曹之得复，是故未遽以灭国书乎？是时郑救曹，与宋交兵，互为胜负，诸姬莫有能辅郑而救曹者，曹卒不复，而《春秋》终矣。悲夫！
吴伐我
或曰：「吴伐我，以救邾也。救邾，义举也，而《春秋》无襃辞，其与吴之伐我乎？」曰：「否。《春秋》之贵救，贵义也。茅夷鸿之请救于吴也，动吴子以利，吴子悦于利而动，是以来师造于鲁之城下，不责鲁以存邾，遽受盟而返，何救之足言？其后邾以齐而得存，吴责报不已，执其君而扰乱其国，存亡国者顾如是乎？故《春秋》不与之以救。伐我而不书四鄙，旧说以盟于城下故然。十一年齐师来伐，非城下之盟，亦不书四鄙。葢伐我云者，我自有以致寇，垂后王临难省躬之戒。前书公伐邾，此书吴伐我，责在鲁，讥哀公也。○髙邮孙氏谓《春秋》之始，内鲁而外诸夏，故鲁为他国所侵，必曰某鄙。及哀公八年、十一年再书伐我，同鲁于诸侯也。愚谓伐不书四鄙，固所以示贬，然亦岂遂同之诸侯【余义又见下】
夏齐人取讙及阐
公羊、谷梁以为：「邾子葢齐之甥，齐人为邾故谋伐鲁，故以地赂之。」《左传》则以为：「季康子尝以女妻阳生，阳生既君齐，而女未以归，故齐人来伐。」愚以经、防而观，齐之兵端当从公、谷，非以女故。取讙及阐，伐而取之，非赂也。或曰：「内失二邑，春秋不讳，何也？」曰：「为齐人取之而能归也。齐取二邑，要鲁以存邾，故春秋于取邑之后即系之以存邾。鲁既归邾子，齐即归侵疆，春秋与齐以存亡之义也。」
归邾子益于邾
取之，复以归之，义也。春秋不与之以义，为其无迁善改过之实，特畏威而复之耳。据左传，齐虽取二邑，而邾子犹在，鲁、齐未得志，乞师于吴，将以伐鲁。鲁人闻二强国合兵以来，惧而亟以邾子归，非知义之不可而幡然以悔，是故不为春秋所贵。学者观吴伐我，而春秋不与之以救邾；齐取二邑，而春秋系之以存邾，而圣人之意可识矣。然齐之力自足以制鲁，何至召吴而与之俱伐？存亡国，义也；召夷兵而伐与国，则不得谓之义。其事虽是，其心则非，所以卒召外寇而有殒身防师之悔，齐实有以自取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伯过卒
齐人归讙及阐
左传》谓：「齐侯使如吴请师，将以伐我。」乃归邾子，则齐之取讙及阐，本为邾故，前所云「季氏不以女归」者，《左传》所载自为舛也。鲁人甫归邾子于邾，齐人即以讙、阐归于我。其取之也，以邾子之未复；其归之也，以邾国之既存。齐之
译宋国包围曹国。
冬天，郑国的驷〇率领军队救援曹国。
宋国对曹国没有怨恨。鲁哀公三年，宋国突然对曹国用兵，到这时又包围曹国。《左传》说曹国背叛晋国而侵犯宋国，因此被宋国讨伐，这是强行给曹国找罪过罢了。抛弃晋国的诸侯很多，难道只有曹国吗？鲁国入侵邾国，郑国入侵许国，宋国包围曹国，这是因为中原没有盟主，诸侯擅自进行侵略讨伐，互相吞并，不掠夺就不满足。《春秋》记载这些事件，都是为了谴责他们。记载宋国包围曹国，是谴责宋国；记载郑国驷〇救援曹国，是赞许郑国。《春秋》的体例是，晋国衰落而楚国不再争强，郑国开始能够独立行事，出兵救援曹国，这是方伯连帅（诸侯领袖）应有的作为，而郑国做到了。《春秋》赞许郑国能够救援，是为了让齐、晋等大国不能救援而感到羞愧。
《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三十 宋家〇翁撰
哀公下【周敬王三十二年，晋定公二十三年】
八年春天，周历正月，宋公入侵曹国，把曹伯阳带回国。
这是宋国灭亡曹国，但《春秋》不记载“灭”，而是依照鲁国入侵邾国的体例，为什么呢？各家大多依据《左传》来解释，不谴责宋国灭国的罪行，反而强行寻找曹人的罪过来解释“入”字，所以如此。苏氏认为宋公入侵曹国而不记载灭曹，如同拘捕虞公的例子，意思是曹国自取灭亡，胡文定赞同这个观点。唉！曹国是小国，早晚自保都来不及，哪能像虞公那样怙恶不悛？那个公孙彊，虽然冒犯道义，也没有明显可记载的罪行，说他是自取灭亡，不也太冤枉了吗？宋国行为不道，灭亡别人的国家，不谴责宋国而谴责曹国，这难道是圣人修撰《春秋》的本意吗？我曾经反复观察，私下认为圣人之所以记载“入”而不记载“灭”，还是期望当时的诸侯能履行方伯连帅的职责，惩治宋国的罪行，就像齐国人讨伐鲁国以保全邾国那样。所以下文紧接着记载吴国讨伐我国、齐国人夺取讙和阐、把邾子益归还给邾国，因为邾国得以复国，也期望曹国得以复国，所以没有立刻以灭国来记载？这时郑国救援曹国，与宋国交战，互有胜负，其他姬姓诸侯没有谁能辅助郑国而救援曹国的，曹国最终没有复国，而《春秋》也就结束了。可悲啊！
吴国讨伐我国
有人说：“吴国讨伐我国，是为了救援邾国。救援邾国，是合乎道义的行动，但《春秋》没有褒扬的辞令，难道是因为吴国讨伐我国吗？”回答说：“不是。《春秋》重视救援，是重视道义。茅夷鸿向吴国请求救援时，是用利益打动吴王，吴王因贪图利益而行动，所以军队来到鲁国城下，不要求鲁国保全邾国，就立刻接受盟约而返回，这算什么救援？后来邾国因为齐国而得以保全，吴国不停地要求报答，拘捕了邾君并扰乱其国家，保全灭亡的国家难道是这样的吗？所以《春秋》不认为这是救援。记载‘伐我’而不记载‘四鄙’，旧说认为是因为在城下结盟的缘故。十一年齐国军队来讨伐，不是在城下结盟，也没有记载‘四鄙’。大概‘伐我’的说法，是因为我国自己有招致寇患的原因，留给后世君王面临危难时反省自身的警戒。前面记载鲁公讨伐邾国，这里记载吴国讨伐我国，责任在鲁国，是讥讽哀公。○高邮孙氏认为《春秋》开始时，亲近鲁国而疏远其他华夏诸侯，所以鲁国被其他国家侵犯，一定说某鄙。等到哀公八年、十一年两次记载‘伐我’，是把鲁国等同于诸侯。我认为‘伐’不记载‘四鄙’，固然表示贬低，但难道就完全等同于诸侯【其余含义见下文】
夏天，齐国人夺取讙和阐
《公羊传》、《谷梁传》认为：“邾子大概是齐国的姻亲，齐国人为了邾国的缘故谋划讨伐鲁国，所以用土地贿赂他们。”《左传》则认为：“季康子曾经把女儿嫁给阳生，阳生已经即位为齐君，而女儿没有带回去，所以齐国人来讨伐。”我根据经文和法度来看，齐国的战争起因应当遵从《公羊传》、《谷梁传》，不是因为女儿的缘故。夺取讙和阐，是讨伐并夺取，不是贿赂。有人说：“国内失去两座城邑，《春秋》不避讳，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齐国人夺取后能够归还。齐国夺取两座城邑，要挟鲁国保全邾国，所以《春秋》在记载夺取城邑之后紧接着记载保全邾国。鲁国既然归还了邾子，齐国就归还了侵占的疆土，《春秋》赞许齐国具有保全灭亡国家的道义。”
把邾子益归还给邾国
夺取后，又归还，是合乎道义的。《春秋》不赞许这是道义，因为他们没有迁善改过的实际表现，只是畏惧威势而归还罢了。根据《左传》，齐国虽然夺取了两座城邑，但邾子还在，鲁国、齐国都没有得逞，向吴国乞求军队，将要讨伐鲁国。鲁国人听说两个强国联合出兵前来，害怕而急忙把邾子归还，并不是知道道义不可违背而幡然悔改，所以不被《春秋》所重视。学者观察吴国讨伐我国，而《春秋》不认为这是救援邾国；齐国夺取两座城邑，而《春秋》紧接着记载保全邾国，圣人的意图就可以明白了。然而齐国的力量足以制服鲁国，何至于召来吴国一起讨伐？保全灭亡的国家，是道义；召来夷狄军队讨伐同盟国家，就不能说是道义。事情虽然做得对，但用心不对，所以最终招致外寇而有丧身败师的悔恨，齐国实在是自取灭亡。
秋天七月
冬天十二月癸亥日，〇伯过去世
齐国人归还讙和阐
《左传》说：“齐侯派使者到吴国请求军队，将要讨伐我国。”于是归还邾子，那么齐国夺取讙和阐，本来是为了邾国的缘故，前面所说的“季氏不把女儿送回去”，《左传》所载自然是错误的。鲁国人刚刚把邾子归还给邾国，齐国人就把讙、阐归还给我们。他们夺取，是因为邾子没有复国；他们归还，是因为邾国已经保全。齐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