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详説卷十七

译《左传》说晋侯生了病，立太子州蒲为国君，并防备诸侯讨伐郑国。考察《春秋》经文，其书写体例与往日没有不同。父亲在世而儿子做国君，又防备诸侯讨伐国家，这是古代从未有过的事。当时晋国并没有面临危亡紧迫的变故，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我认为这大概是传闻的错误。当时郑伯被拘禁在晋国，郑国人拥立了新君，众人杀了他而立髠顽为国君。父亲在世而拥立新君的是郑国，不是晋国。《左传》的记载，是因为鲁国史官听闻有误所致。父亲在世而授予儿子爵位，《春秋》一定不会这样记载。有人问：“这次战役，诸侯都称爵位，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为了褒扬改过。先前拘禁郑伯并讨伐郑国，是过错；现在听说郑国有动乱，立君之事发生两次，晋国人改变了治理郑国的方法转而安抚郑国，送回他们的国君并安定他们的国家，这是《春秋》所赞许的，所以都称爵位。”

译齐国人送来了陪嫁的女子【义已见上】。

丙午日，晋景公獳去世【景公也。卒不葬，义见下。公如晋。獳，乃侯切】。

晋国自灵公、成公以来，霸业日益衰微，不再是文公、襄公时的晋国了。景公刚即位，荀林父就在邲之战中失败，诸侯背叛并离开晋国，国势逐渐削弱。蜀地的盟会，跟随楚国的有十一个国家，晋国对他们无可奈何。幸亏郤克与齐国作战并获胜，离散的人重新聚合，背叛的人再次归附，霸主的威势稍微得以伸展。然而景公天资平庸昏暗，没有黑白是非的辨别能力。荀林父逗留畏缩导致军队溃败，他就杀了先縠；栾氏倚仗党羽专横放肆，他就陷害赵氏宗族。妄图伸张君主的威势，却不知道是非邪正的辨别，正像汉哀帝临朝，屡次诛杀大臣，忠正之士无罪而死，而王氏谋取国家政权他却不觉悟。内心不明却轻率地使用大刑，这是做君主的应当引以为戒的。

秋七月，鲁宣公前往晋国。

宣公奔往齐国参加惠公的丧礼，齐国人因此对鲁国更加优待。成公奔往晋国参加景公的丧礼，晋国人反而借此放肆悖礼，扣留成公让他参与执绋。从七月到第二年三月才得以回国，这也是他自己招致的。天子的丧礼，鲁国未曾前往吊唁，而霸主的丧礼，却奔波急切地前往，唯恐落后。用侍奉天子的态度侍奉霸主，鲁国本来就有罪，而州蒲怠慢傲慢，扣留别国的国君让他送葬，是以天子的礼仪自居。《春秋》因此特别删去“葬”字，以纠正其无视天子的罪过。有人却说：“因为羞辱了鲁国，所以删去葬字。”这是不对的。

冬十月。

十一年春王三月，鲁宣公从晋国回来。

旧说认为正月宣公在晋国不记载，是为了避讳被扣留。但襄公二十九年正月宣公在楚国却记载了，众儒因此引用季氏夺取卞邑有作乱的意思，宣公处境危险不能回国，所以记载“公在楚”、“公至自楚”，是表明宣公的危险。我认为就一时的事而言，在晋国、在楚国都是被强国扣留，但有内外的区别。被扣留而在晋国，还算是在内；被扣留而在楚国，就是在外了。记载与不记载，大概就是这个缘故。

晋侯派郤犫来聘问，己丑日，与郤犫结盟。

有人说：“郤犫来聘问并结盟”，与三年“荀庚来聘问并结盟”，书法完全相同，这件事相同吗？不同吗？回答说：不同。荀庚聘问并结盟，是重申旧盟，实际上是鲁国自己感到贰心不安，请求与晋国结盟，所以虽然态度强硬，责任在鲁国。现在郤犫的到来，紧接在宣公回国之后记载，大概是晋国人自知对宣公无礼，害怕宣公于是背叛而依附楚国，所以随即派遣郤犫来结盟，责任在晋国。这时晋厉公新即位，轻狂不度，想用无礼的态度对待诸侯，《春秋》记载此事以贬斥他。

夏季，孙行父前往晋国。

秋季，叔孙侨如前往齐国。

侨如前往齐国，行父前往晋国，事情相同而情势不同。鲁国自鞌之战后，与齐国长期断绝关系，至此侨如前往齐国以修复旧好，是修复鞌之战以前的好关系罢了。鲁国过去不堪齐国的欺凌，借助晋国的力量来缓解一时的愤恨；至此受到晋国的侮辱，君臣日夜奔走于晋国朝廷，还害怕不能免祸，于是坚定地悔改，警惕地思考，将要寻找与齐国的旧好。所以行父前往晋国，侨如前往齐国，事情相同而情势不同。《春秋》因此并列记载，使后来的治国者，务必自强以立国，不要像鲁国人那样在齐、晋之间左右观望，寻求自我保全却不可得。

冬十月。

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晋国。

《公羊传》说：“周公是什么人？是天子的三公。王者无外，这里说‘出’是什么意思？是从他的私土而出。”《谷梁传》说：“周有入无出，这里说‘出’，是上下相见的。”注云：“上指天王出居于郑，下指现在周公出奔。”《左传》也说：“自周无出，周公之出，是自出。”这是《春秋》大一统的意义，三传从圣人门下得到的。周公楚厌恶惠王、襄王的逼迫，并且与伯舆争政失败，愤怒而出。到达阳樊，周王派刘子让他回去，在鄄地结盟后进入，三天后又出奔晋国，所以说“自出”。传因襄王出居的“出”，推原《春秋》无外的意思，而有“自周无出”的说法，这就是所谓的内外之辨。俗儒认为不是这样的，是没有讲明缘故罢了。《春秋》时代，诸侯的大夫有出奔列国的，离开这里去那里，姑且谋求自我保全是可以的。至于天子的大臣，也因为争政而奔往列国，那些列国接受而不以为嫌，这是天下有无王的国家。周公是王朝大臣，与强族争政，周王不能裁决他的予夺，他引退是可以的。现在因为争政不能胜，愤怒而出，周王已经让他回去，与他结盟，结盟后进入，进入后又出奔，是他心里想挟持霸主来胁迫天子。《春秋》记载“出”和“奔”，是为了诛斥他。断绝他与王朝的关系，诛斥他是很严重的。有人说：“襄公三十年子瑕奔晋，昭公三十六年子朝奔楚，记载‘奔’不记载‘出’，又为什么呢？”回答说：“杀佞夫而驱逐子瑕，不是子瑕自己出奔，所以不记载‘出’。至于子朝奔楚，则与此不同。子朝是周的篡位者；楚国是僭越的国家。以篡位者奔往僭越的国家，他们自认为出于王化之外，《春秋》记载‘奔’不记载‘出’，还是说这是我的篡位者，楚国在义理上不得接受。”

夏季，鲁宣公在琐泽会见晋侯、卫侯。

查《左传》前年晋国人释放钟仪向楚国求和，楚国

译公子辰前往晋国聘问，晋国又派遣籴茷前往。宋国的华元因为与楚国的令尹子重关系良好，又与栾书关系良好，于是促成晋楚两国达成和平。而《春秋》只记载晋、鲁、卫、防四国在〇泽会盟，其他诸侯没有参与，晋楚两国达成和平，关系重大，《春秋》却简略而不记载，难道没有深意吗？大概《春秋》对待楚国人的方式，乃是帝王驾驭远方的策略：他们来犯就抵御他们，如果他们依仗势力欺凌中原大国，倔强不服王化，就讨伐他们，从来没有举中原之大却都去与他们谋求盟好的道理。齐桓公对待楚国，是讨伐并使其臣服；晋文公对待楚国，是击败并使其退却，这样霸主的职责就完成了。晋国自从灵公、成公时期君主昏庸而臣下懈怠苟且，把躲避楚国当作上策，于是借俘虏之事来互通心意，进而通过互派使者聘问而达成和平。晋国固然苟且求得安逸，而楚国实际上倚仗其强大，毫无休战的意思，后来三年违背盟约讨伐郑国，毫无顾忌。又后来宋国的向戌再次主张弭兵之说，订立盟约并让楚国为长，于是致使中原诸侯在楚国的朝廷北面称臣。申之会盟冠履倒置，而战争未曾有一天停止。其祸乱的根本实际上在此时已显露征兆，所以〇泽之会《春秋》的书法如此，不承认晋国为此会盟。

译秋季，晋军在交刚打败狄人【义理已见于僖公三十三年晋人在箕打败狄人】。

刘氏《意林》说：“外域，是《春秋》所排斥的；中夏，是《春秋》所包容的。所包容的，将用道德来治理；所排斥的，将用武力来治理。中原地区可以用礼义来教化，所以不约定日期，不列阵交战，即使有道义，也厌恶这种行为。至于外域依仗其强力，来犯为寇，能战胜它罢了，即使不约定日期，不列阵交战，也没有可讥讽的。”吕东莱说：“《春秋》时代，中原国家对外域用兵，没有称‘战’的，大概是遏绝外域是当务之急，只依仗武力，不把作战当作罪过。”我认为中原国家对外域以‘直败’记录，是为了表明名分，说他们不是中原国家的敌手，所以不称‘战’。传注者以不约定日期、不列阵交战为‘直败’，就太拘泥了。中原国家与外域作战，难道就没有约定日期而列阵的吗？诸儒以此拘泥，于是有了德治、力治的说法，又有只依仗武力、不把作战当作罪过的说法，这是被体例所拘泥，反而觉得有毛病。秦始皇、汉武帝只因为与外域角力，导致中原疲敝，《春秋》对待夷狄自有其道，不只是用武力。

冬季十月。

十三年春季，晋侯派郤锜来请求出兵。

自从进入《春秋》记载以来，盟主率领诸侯的军队去讨伐叛乱和贰心，而在防地会师的记载很多。到这时才开始记载‘乞师’。伊川说：“不凭借王命兴起诸侯的军队，所以记载‘乞’。”这个论点固然正确，但是霸国不禀承王命就出兵伐国，以前不记载‘乞师’，现在记载，难道没有原因吗？大概记载‘乞师’有两种情况：有向外国求援而以‘乞师’记载的，是贬低他；有霸国出动诸侯军队而以‘乞师’记载的，是抑制他。鲁僖公不堪齐人屡次讨伐，向楚国乞师取谷，《春秋》认为他懦弱没有志向，所以记载‘乞师’来贬低他，贬低他就是为了激励他进取。现在晋厉公刚即位，血气方刚，想以事功表现自己，分派大夫召集诸侯的军队，将用来实现他最大的欲望，《春秋》因为他锐于武功，所以记载‘乞师’来抑制他，抑制他就是为了节制并阻止他。这都是为后世君主垂示法则，退让的激励他进取，兼并他人的抑制他退让，这是书法抑扬所在。那晋厉公，并不是自己能用这种谦抑的言辞向诸侯有所求。许氏说：“晋厉公用伪饰的文辞来贬损霸主的体统，所以不被《春秋》认可。”霸国的威势，担心它日益扩张，不担心它日益削弱。它削弱，不是《春秋》所担忧的。学者由此思考。

三月，鲁公前往京师。夏季，五月，鲁公从京师出发，于是与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会师讨伐秦国【《谷梁传》没有齐侯】。

有人说：“晋国使用诸侯的军队讨伐秦国，是为了报复私人怨恨，《春秋》难道没有贬斥吗？”回答说：“因为他朝见天子而后前往，向天子请命，与上公一同出行，还有尊王之心，所以都记录并称爵位。”问：“这本来是讨伐秦国，路过成周而朝见，不仅仅是朝见，《春秋》为什么取法于此？”回答说：“这是《春秋》中年的书法，表明诸侯还能禀承天子的命令。周朝兴盛时，诸侯都旅朝于京师，或者因巡守而朝见方岳之下，没听说过路过京师而请求朝见的。等到周朝衰微，有过阙不下拜的了。自从进入《春秋》一百三十年，中间倡导义理尊王，像桓公、文公那样兴盛，不能率领诸侯一朝见周天子，而晋文公在践土筑宫，屈尊天子来朝见。他心中说：‘霸权的尊贵，不为天子所动摇。’等到秦晋交兵，晋侯曾率军经过周境，没听说请朝而后前往。他心中又说：‘我借道讨伐秦国，不是为王而来，何必要朝见？’这反而算是懂礼吗？现在晋厉公朝见并请命，与天子的老臣同行，还知道有尊王的义理，而议论者有人指责他怠慢，我私下认为不对。现在有两个人，父子分住不同宫室，其中一人路过父亲的住所，略不问候起居，傲慢地径直离去；另一人停车下车，前往见父亲，听从命令而后行动。将路过父亲而不问候的视为有礼吗？将探望父亲而后行动的视为顺道吗？由此来看，那么晋厉公还有可取之处，所以《春秋》记载‘公如京师’，又记载‘自京师防诸侯伐秦’。记载‘如京’、‘自京’，是记录他还知道有天子；记载‘自京师防诸侯伐秦’，是显示诸侯禀承王命而后讨伐，好像征伐出自天子，这又是《春秋》保存周室的意思。”有人说：“这次战役，刘康公、成肃公与军队都出发了，《春秋》为什么不记载？”回答说：“讨伐秦国与讨伐楚国不同。讨伐楚国，是攘除祸乱；上公会师讨伐，是正当的。晋国自从与秦国私斗，秦国未曾背叛周室，上公不应当与他们一同讨伐。《春秋》不记载二公亲自参与这次战役，义理大概就在这里吧？”

曹伯庐死于军中【义理并见于下文《晋侯执曹伯》】。

秋季七月，鲁公从讨伐秦国回来。

孙氏说：“不以朝见京师回来，表明本来不是朝见天子。”

冬季，安葬曹宣公。

十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去世。

莒君去世从此开始记载。徐邈说：“莒国本来是中原国家，末世衰弱，于是废除周礼，安葬都称谥号。莒君没有谥号，所以依照吴楚的例子，不记载安葬。”

夏季，卫孙林父从晋国回到卫国。

《左传》：卫侯前往晋国，晋侯强行接见孙林父，卫

译晋侯不可以这样做。孙林父已经回国后，晋侯派郤犫护送孙林父并让他拜见卫君，使他恢复了原来的职位。孙林父因得罪了国君而逃奔到晋国，逃奔后又谋求复位，难道没有其他途径吗？他却倚仗晋国的势力来谋求复位，从此君臣之间的正道就被废弃了。臣子倚仗大国的援助来冒犯国君，国君因为大国的缘故而忌惮臣子，下属僭越凌犯而上级猜忌防备，这就是动乱的根源。孙林父发动叛乱驱逐国君，其祸端实际上就在此时埋下了伏笔。《春秋》记载“从晋国回到卫国”，这是在谴责晋国。

译秋季，叔孙侨如前往齐国迎娶夫人。

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攻打许国。

九月，叔孙侨如带着夫人姜氏从齐国回到鲁国。

《谷梁传》说：“大夫不应由他迎娶夫人，由大夫迎娶夫人，是不合正道的，以此讽刺国君不亲自迎亲。”我认为国君不亲自迎亲的情况很多，并不都加以讥讽。这里记载叔孙侨如带着夫人从齐国回来，是因为他不应当由他迎娶。穆姜与叔孙侨如共同谋划驱逐季氏，两人往来密切，不避嫌疑，季氏趁机煽动，恶名日益在外流传。如今迎娶国君的夫人，大夫中难道没有可以派遣的人，却偏偏派遣叔孙侨如？他的意图是想让叔孙侨如借此与齐国加深交情，这实际上是鲁国的污点，夫人也预先受到了侮辱。

冬季十月庚寅日，卫国国君臧去世。

秦国国君去世。

十五年春季周王二月，安葬卫国定公。

三月乙巳日，仲婴齐去世。

《谷梁传》说：“这是公孙，为什么称他为仲呢？是因为父亲疏远了他。”注解说父亲有弑君的罪行，所以不能称他为公子。父亲不称公子，那么儿子就不能称公孙，这是表明疏远的罪责来自父亲。所以《公羊传》说：“仲婴齐就是公孙婴齐。称他为仲婴齐，是为了让他继承兄长的宗嗣，即继承归父的宗嗣。”我认为弟弟没有继承兄长宗嗣的道理，他是为了继承襄仲的宗嗣。归父谋划诛杀三家大夫，事情未成而宣公去世，归父被季氏驱逐，所以立归父的弟弟来继承襄仲的宗嗣，而不是继承他兄长的宗嗣。之所以不称公孙而称仲婴齐，应当像《谷梁传》所说的那样。襄仲去世时，去掉公子之称而书为仲，是为了谴责他。如今他的儿子不称公孙，是因为父亲有罪。旧史必定会书为公孙，这是《春秋》加以革新的。

癸丑日，鲁公与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国世子成、齐国国佐、邾国人在戚地结盟。

晋侯抓获曹伯，将他押解到京师。

霸主称爵位而抓获诸侯有两种情况：晋文公攻入曹国，抓获曹伯和宋人，这是贬斥；晋厉公抓获曹伯押解到京师，这是赞许他作为霸主进行讨伐。苏氏说：“称侯位而抓获，是因为他有罪；押解到京师，符合礼制。《春秋》记载抓获诸侯的情况很多，只有这一次是符合礼制的。”评论者认为晋厉公不能善终，许多行事都受到诋毁，但《春秋》秉持法度极其公正，对晋厉公所做的事仍有赞许，记载“晋侯抓获曹伯押解到京师”，是赞许他讨伐有罪之人。《谷梁传》认为这是厌恶晋侯，是不对的。两年前，曹宣公会合诸侯攻打秦国，死于军中，公子负刍作乱，杀害继位太子自立为君。至此，晋厉公在戚地会合诸侯，抓获负刍押解到京师。会合诸侯而抓获篡位者，顺应众人的愿望，抓获他是公正的。自从进入春秋时期，霸主抓获诸侯，没有像这样罪有应得的，而且又押解到京师以示不敢专断，因此特别得到《春秋》的赞许，书法不同于从前。有人说负刍篡位三年后才被抓获，是拖延天讨；既然与他结盟又抓获他，所以书为“同盟”，恐怕不是这样吧？大概有推崇奖赏篡位者，将其列入盟会而最终没有讨伐的情况，这里过了三年才讨伐，不还是比最终不讨伐好吗？会合诸侯而抓获篡位者，是诸侯共同的心愿，所以书为“同盟”。既然会合诸侯抓获篡位者，又结盟以警戒诸侯，《春秋》实际上是赞许他而不是贬斥他。

鲁公从戚地回来。

夏季六月，宋国国君固去世。

楚国国君攻打郑国。

十二年，晋国与楚国讲和，约定停止战争，诸侯本来同时侍奉晋国和楚国了。刚过三年，楚国就攻打郑国，这是挑起祸端。记载“楚国国君攻打郑国”，是记录楚共王首先违背盟约，指明其人而加以贬斥，不称他的爵位。后来终于有鄢陵之战的失败，国君受伤而臣子战死，这是挑起祸端者受到的惩罚。

秋季八月庚辰日，安葬宋国共公。

宋国华元出逃到晋国。宋国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宋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山。宋国鱼石出逃到楚国。

《春秋》对华元的出逃和回归，两次记载他的氏名，是记录华元能够平定内乱。然而一次记载中四次出现国名，这也是有贬斥的。何氏说：“宋公去世，太子年幼，华元因为忧虑国家，被大夫山谗言陷害，出逃到晋国。晋人审理他的罪行，宋人召回华元，诛杀了山。”《左传》则认为华元出发还没到晋国，鱼石追赶并让他返回，讨伐作乱的人，所以桓氏杀死了荡山，驱逐了他的党羽，国家才安定。两种说法不同。我私下观察书法，华元出逃到晋国，从晋国又回来，何氏的说法是正确的。华元出逃到晋国，并非真的出逃，是想借晋国的力量来讨伐作乱者。晋人答应了他，于是他离开后又回来，诛杀作乱者。结合两种说法来看，当时的事就可以知道了。记载“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宋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山”，是说借助盟主的势力来清除在国内作乱的人。荡山是宋国的公族，趁着国君刚即位尚未安定，杀死了公子肥，削弱公室。华元自认为身为右师，负责君臣的训导，起来讨伐他。因为他的家族势力大，不借助霸国的援助，事情无法成功，所以从晋国回来，山才受刑，晋国让他讨伐而后才能讨伐成功。《春秋》去掉山的家族之称而纠正他伐本之罪，所以赞许华元能够讨伐作乱者。然而因为一人有罪而一并驱逐他的家族，那么华元也太过分了。根据《左传》，华元讨伐山，鱼石出力很多。山已经被诛杀，华元于是将桓族全部驱逐，所以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都出逃到楚国。《春秋》赞许华元讨伐作乱者，但不赞许华元驱逐桓族，

译因为他凭借晋国的力量，将异己之人全部清除，他的用心不纯粹是为了国家，所以《春秋》对他予以贬斥。当时诸侯国中掌权的人，都自己与强国的大夫结交，以此来控制他们的臣民，《春秋》厌恶这种行为。这一条记载中四次出现“国”字，是说宋国的卿大夫、宋国的罪人、宋国的强大家族，必定要依靠晋国的力量才能处置他们，这样宋国也就无法维持其国家了。

译冬季十一个月，叔孙侨如、晋国的士燮、齐国的高无咎、宋国的华元、卫国的孙林父、郑国的公子偃、邾国人，在钟离防备吴国【这是开始防备吴国】。

这是中原诸侯防备吴国的开始。《谷梁传》说：“防备又防备，是将其视为外邦。”《公羊传》说：“为什么特别记载防备吴国？是将吴国视为外邦。《春秋》以本国为内，以中原诸侯为外；以中原诸侯为内，以吴楚为外。王者想要统一天下，为什么用内外之辞来表述？是从近处开始啊。”《春秋》内外之义，本来就是《春秋》的一大原则。然而这次防备，晋国人联合诸侯的大夫前往钟离防备吴国，是晋国用来尊崇吴国。吴国日益强大，与楚国为敌；晋国日益削弱，依赖吴国来增强实力。所以用特别记载防备来尊崇吴国，晋国虽然用特别记载来尊崇吴国，而《春秋》却因特别记载而将其视为外邦，以此来明确内外的区别。吴国本是姬姓，太伯的后代，却僭越称王，抛弃周礼，《春秋》虽然想将其同化为中原国家，也是不可能的。从此以后，在柤地防备，在向地防备，书法都与这次相同。只有按顺序记载防备则没有讥讽。有人说：“齐桓公在首止防备周王世子，不是特别记载防备吗？”回答说：“防备周王世子而特别记载，是为了尊崇周王；防备吴国而特别记载，是晋国借此尊崇吴国，《春秋》记载它则是将吴国视为外邦。圣人的经典，有辞语相同而意义不同的，不能拘泥于成例，像这类情况就是这样【意义又见于襄公五年在戚地按顺序记载防备】。

许国迁都到叶地。

许国畏惧郑国的逼迫，而请求迁都到楚国，所以沿用邢国迁都的体例，以自行迁都为文辞。从此以后，楚灵王无道，强行将许国迁到荆地；楚平王又将其迁回叶地，不久又迁到白羽，迁到容城，大概已经不能保有国家了。《春秋》中年以后，陈、蔡与许专心跟随楚国，他们认为楚国可以依靠以生存，却不知道不是同类，其心意实在不同。最终陈、蔡被楚国所灭，许国五次迁都，从叶地到白羽，实在是楚国人逼迫而迁的，后来又迁到容城，最终被郑国所灭。抛弃同好的中原而跟随强大的楚国，许、陈、蔡自有招致灭亡的原因啊。

十六年春王正月，下雨且树木结冰。

《公羊传》说：“下雨而树木结冰。”记载月份而书写，是频繁的意思。冰，是阴凝之气，得水而结冰，是常态；附着在树木上而结冰，是反常。正值春季木气当令，木生火，而阴气附着在树木上结冰，阴气盛，强臣僭越，是其应验。主张周历之说的人，以此正月为仲冬，雨下而附着在树上即结冰，记录寒冷过分超过节度，所以记载。我认为十一月正当盛寒之时，下雨而结冰也是常态，何足为异？之所以记载，正因为夏历正月树木结冰不合时宜，所以记载。

夏四月辛未，滕子去世。

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这是郑国背叛晋国而依附楚国，为楚国侵犯宋国。去年钟离之会郑国还在列，现在突然背叛，难道不是有所轻侮而行动吗？晋国因为秦国和楚国正联合，恐惧而向吴国求助，起初没有害处，却不能审慎对待的礼节，于是屈节以求之，率领诸侯的大夫前往钟离防备吴国，用齐桓公对待周王世子的礼节来对待吴国，未能得到吴国，而与会的诸侯都有轻视晋国之心，郑国人背叛而依附楚国，是因为这个缘故吗？

六月丙寅朔，日食。

晋侯派栾黡来请求出兵【意义已见于十三年】。

甲午晦，晋侯与楚子、郑伯在鄢陵交战，楚子、郑军大败。世人以成败论事，对晋厉公多有不取之处。我观察《春秋》书法，并考察当时之事，厉公的志向还有可嘉之处，《春秋》未曾因其不能善终而一并废弃他。晋国自灵公、成公、景公以来，日益趋向衰落，其诸卿对内怠慢君主，对外畏惧敌人，每次遇到楚军，就相互妄加议论，回头就跑，唯恐落后。因此楚国的军队横行天下，中原诸侯都离去而跟随楚国，晋国无可奈何。等到厉公即位，才能兴起积衰久弱之势，率领那些骄狠惰慢的卿大夫，与楚人一战，这是城濮之战以来所未有的。论者不深入考察当时之事，常说栾书想要作战，不如士燮假装逃跑，实在不是这样。这时楚共王背叛盟约，倾全国之力出兵，让郑国人侵犯宋国，以引诱晋军。晋国如果不出兵，宋国将无法自存；楚军长驱直入，鲁、卫等小国都随风倒伏，中原的存亡安危未可知也。所以鄢陵一胜，关系甚重。而晋厉公，气量狭小，志得意满就骄傲，反而因此加速了自己的死亡，实在可惜啊。唉！城濮之战，文公胜利而更加恐惧，恐惧而更加修养德行，因此称霸；鄢陵之战，厉公胜利而更加骄傲，骄傲而务求逞志，因此灭亡。观察百年间的两次大战，有的因此兴盛，有的因此灭亡，有国有家者应知道警戒了。《公羊传》说：“战败者称师，楚国为什么不称师？因为楚王受伤。因为他被箭射伤，所以举君主受伤为重，所以不称师。”我认为不书师，书楚子，是指出其君主自取此败，惩罚背叛盟约。

楚国杀其大夫公子侧。

成败利钝，是兵家常事。楚国每次战败必杀其大夫，楚国的用刑也太苛刻了。况且这次战役，楚共王身在军中，却将战败的过错归咎于其大夫而杀之，比起秦穆公来惭愧多了。《春秋》称国以杀，是贬义。据《左传》，首先背叛盟约率军侵犯郑国的，都是子反之

译谋划之事，大概也有招致祸患的原因。

秋季，鲁公在沙随会见晋侯、齐侯、卫侯、宋国的华元以及邾国人，但晋侯没有接见鲁公。这是讥讽晋侯因屡战屡胜而骄傲自大，对诸侯施加无礼之举。在此之前，晋国向鲁国征调军队，穆姜想趁此间隙讨伐季氏，鲁公不听从她的建议，因而惧怕内部生变，出行迟缓。晋国人怀疑鲁公对楚国怀有二心，所以不接见鲁公，反而拘禁了执行父。鲁国确实有内乱，而晋国不知体恤，《春秋》记载“不见公”，意思是本可以接见却故意不见，讥讽的责任在于晋国。有人说：“这是鲁国的耻辱，《春秋》却不加以隐讳，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的原则是，责任在我方就为君主隐讳，责任在对方就不为君主隐讳。这里记载‘不见公’，是责备晋国。既然已经责备晋国，又何必为鲁公隐讳呢？”平丘的会见，记载鲁公不参与盟会，那是责任在鲁公【其义理又见于昭公十三年】。

译鲁成公从防地回来。

鲁成公在防地会见尹子、晋侯、齐国佐、邾人，一起讨伐郑国。

征伐应当由天子发起。自从诸侯擅自征伐，天子在上拱手无为，所以齐桓公、晋文公兴起时，重大的征伐必定以天子的命令来施行。从此以后，强国所做的事，不都合乎道义，只是专断罢了。晋厉公即位后，每次出兵四方，必定请求周王室的公卿一同前往。他并非力量不足，也是凭借天子的命令来威慑诸侯，表示有所秉承。但是天子的公卿多次为霸主征讨而出动，也不是尊崇天子的做法。何况在麻隧战胜秦国，在鄢陵战胜楚国，国威不愁不彰显，而在两年之间，三次率领王师讨伐郑国，尹子、单子奔波于道路，车轮来不及休息，这可以说是挟持天子以号令诸侯，但不能说是尊崇天子以匡正中原。有人说：“《春秋》为什么没有贬斥呢？”回答说：“有贬斥。在此之前，齐桓公讨伐宋国，单伯在防地讨伐，《春秋》特意单列单伯以尊崇他，单伯不与诸侯并列。现在尹子、单子三次因讨伐郑国而出动，都与诸侯并列，这是讥讽晋人多次劳烦天子的老臣，轻率使用王师，也是讥讽周王室的公卿不应当为霸主征讨而多次出动。”

曹伯从京师回来。

这是讥讽天子的讨伐未能伸张，罪人得以逃避惩罚。负刍杀害嗣君自立为君，晋国在防地会合诸侯将他抓获并押送京师，应当公开执行严刑，向远近展示，谁说不应该呢？抓获他不久就释放了他，惩罚没有伤及毫毛，又让他回国做国君，周王室从此更加无法号令天下，但这实际上是晋国的罪过。有人说：“晋文公抓获卫侯、曹伯，开始抓获时都不称名，等到他们回来时都称名。负刍的罪过比这两位国君更重，回来时却不称名，为什么呢？”回答说：“卫侯、曹伯的罪过较小，回来时称名，是为了结正此事。现在负刍罪大，应当讨伐，绝对不可赦免，却听任他回国，所以不称名，以讥讽周王室失刑，但实际上是诛责晋国。会合诸侯却释放篡位的贼子，怎么配做盟主呢？”

九月，晋国人抓获季孙行父，把他安置在苕丘。

冬十月乙亥日，叔孙侨如出逃到齐国。

十二月乙丑日，季孙行父与晋国的郤犫在扈地结盟。

鲁成公从防地回来。

乙酉日，刺杀公子偃。

季孙行父被抓获，叔孙侨如出逃，公子偃被刺杀，郤犫结盟，《春秋》详细记载这些事，是因为鲁国有隐忧，不是为了记载季孙行父被抓获又释放而书写的。在宣公时代，季氏的威福已经张扬。襄仲的儿子归父为公室谋划，打算凭借晋人的援助铲除并去除季氏。假如没有来得及返回，宣公就去世了，归父被驱逐，季氏的权力更加严重，国中的人没有不畏惧并厌恶他们的。成公昏庸软弱，考虑不到这些。穆姜与叔孙侨如共同策划此事，这大概是归父从前与宣公想要做而没有成功的事。他们的心虽然未必纯粹为了国家，但这件事不能说不对。况且穆姜，传记记载她平日的言论，引用《诗经》阐述礼制，还有典章法度，淫乱失德，必定不会像鲁史所说的那么严重。史官因为季氏的缘故，极力诋毁穆姜，我认为不足以完全相信，是因为这个缘故。大概晋人抓获季孙行父，虽然说是因为鲁国二心，实际上是郤犫谋划为鲁国去除祸害；释放他，虽然说是鲁国人请求，实际上是栾氏、范氏偏袒他。假如不是行父在外交上素有交情，晋国那几位大臣怎么会如此曲意为他出力呢？有人说：“传记称行父是社稷之臣，你憎恶他，不也太厉害了吗？”回答说：“行父，起初与襄仲共同谋划弑君，陷害叔仲惠伯致死，是鲁国仅次于乱贼的人。后来与襄仲争权失和，宣公也自己厌恶他的专断而想去除他。宣公不死，归父不逃亡，那么季氏被驱逐也早就发生了。现在穆姜想要伸张宣公的遗志，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实现，行父从晋国脱身回来，大肆发泄被拘禁羞辱的怨恨，幽禁国君的母亲于废宫，杀害无罪的公子，鲁国的政权完全出自季氏，国君只是拱手而已。东汉末年，伏皇后谋划诛杀曹操，事情泄露，曹操让他的党羽幽禁皇后并杀害她，并杀害两个皇子，这件事与此类似。成公愚顽无知，看着强臣幽禁他的母亲，安然若无其事。《春秋》的书法如此，彰显季氏的祸乱，于是鲁国从此更加不能成为国家了。所以我认为宿城、费地，设立三军，夺取卞地，意如驱逐昭公，都是行父心术念虑中的事，谁说行父是鲁国的纯臣呢？”

十七年春，卫国北宫括率领军队侵犯郑国。

夏，鲁成公在防地会见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讨伐郑国【义理已见于去年秋伐郑，又见于今年冬伐郑】

六月乙酉日，在柯陵共同结盟。秋，鲁成公从防地回来【义理已见于五年同盟虫牢】五年虫牢之盟，是同盟的变例，因为天子去世，诸侯不奔丧而共同结盟。这里书写同盟，也是变例，因为王人参与结盟，书写以讥讽。有人说：“伊川认为这个同盟是共同对付楚国，陆氏认为不重复言说诸侯而书写同盟，是讥讽尹子、单子参与结盟，两种说法怎么样？”回答说：“陆氏的说法接近正确。柯陵的同盟，与以前不同。在鄢陵之战未发生之前，楚军践踏中原，中国诸侯有自拔而出参与夏盟的，《春秋》记录他们排斥楚国而书写同盟。等到鄢陵之战已经发生，诸侯不畏惧楚国，所以一致前来，这是时势使然，不是他们能够排斥楚国。认为王人下盟，

译改变体例来记载，是为了表示讥讽。」有人说：「翟泉之会盟，周王的人也有参与，《春秋》为什么不记载为共同结盟？」回答说：「在王城之内结盟，周王不能裁断纠正其礼仪，直接记载这件事，周王也有责任【此义又见于襄公三年鸡泽之盟】

译齐高无咎出逃到莒国【其义理参见十八年《齐杀国佐》】。

九月辛丑日，举行郊祭【“郊”的含义，最早见于僖公三十一年】。

《谷梁传》说：“夏初，可以承接春季；用秋末来承接春初，大概是不可以的。九月举行郊祭。“用”字，表示不应当使用。”《公羊传》也说：“‘用’字，表示不应当使用。”各种说法不同，然而没有确切的定论。我认为鲁国人每次都要占卜后才举行郊祭，有时在春季，有时在夏季，起初没有固定的日期，大抵都是不应当在当时使用却使用了。《春秋》不记载“用郊”，难道没有缘故吗？难道不是因为鲁国开始使用九月的郊祭，僭越了王者大飨报功的礼仪，《春秋》认为这超出了常典之外，所以改变文字而记载它吗？大概古代春季祈求谷物丰收，秋季报答功绩，都向天帝举行祭祀。祈求谷物丰收在夏历正月，报答功绩在九月。鲁国此前已经僭越了祈求谷物的郊祭，至此又在九月施行报答功绩的典礼，是僭越之上再加僭越。因此记载下来以讥讽它。

晋侯派荀防来请求出兵。

冬季，鲁公会同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人、邾人攻打郑国。十一月，鲁公从伐郑之地回国。

有人说：“晋国人三次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郑国，滥用武力，《春秋》没有贬斥，为什么呢？”回答说：“详尽记载其事，就是贬斥。春天攻打，冬天又攻打，王人的车辙还未停息，再次以攻打郑国相告；栾黡请求出兵不久，荀防又请求出兵。战争越发激烈而郑国越发不来朝见，观察《春秋》详尽的记载，就知道责备晋国很深。唉！晋国在钟离抵御吴国，郑国才开始叛离；晋国在鄢陵打败楚国，郑国才不再来朝见。不是郑国的力量有余，而是晋国的德行不足。假使厉公在鄢陵获胜之后，不骄傲不矜持，只讲德行和恩惠，勤于安抚诸侯，把郑人的叛服置之度外，郑国将自动来朝，何必屡次攻打呢？厉公的才能本可以继承霸业，德行不足，因此招致败亡，可惜啊！”

壬申日，公孙婴齐死在貍脤。

十二月丁巳朔日，发生日食。

邾子貜且去世。

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郤锜、郤犫、郤至。

有人说：“范文子在鄢陵之战前，深深不愿开战；等到战胜之后，却忧虑恐惧求死，好像祸患就在朝夕之间。他凭什么知道会这样呢？”回答说：“根据厉公作为君主，以及栾氏、郤氏作为臣子的情况，就知道最终必然走到这一步。君主喜好胜利而忌恨臣子，臣子喜好专权而担忧君主，不闹到大乱不止。虽然如此，三郤是晋国有才能的臣子，曾对国家有功，他们面对敌人考虑取胜，晋国各位卿大夫没有能超过他们的。假使他们有罪，也应当在论功行赏的范畴内考虑。现在因为左右小人的谗言而杀了他们，并株连到他们的家族，厉公的狂暴压制也太厉害了吧！一天之内杀掉三位大夫，想要不灭亡能办得到吗？《春秋》记载此事，就是贬斥。说《春秋》没有贬斥，是不可以的。”

楚国人灭掉了舒庸【其义理已见于宣公八年《楚人灭舒蓼》】。

十八年春，周历正月，晋国杀了它的大夫胥童。

三郤的死，是晋厉公杀的。胥童的死，根据《左传》，是栾书、中行偃杀的。《春秋》一律以“国杀”为文，表明胥童引导君主作乱，而他的君主因此丧命，胥童也是晋国的罪人。臣子与君主一同死于难，这叫死节，孔父、仇牧、荀息的事就是如此。《春秋》将其系于君主之下，是记录死节。胥童与厉公先后死去，《春秋》将其系于国家之下，以“国杀”为文，是因为他有应当诛杀的罪过。假使胥童的大节值得记录，就一定沿用仇牧、孔父的例子，跟随他的君主而记载“死”了。

庚申日，晋国弑杀了它的君主州蒲【即厉公，悼公即位】。

有人说：“《春秋》对于晋灵公被弑，就正定赵盾的罪责；对于晋厉公被弑，就省略栾书、中行偃的姓名而不记载，难道不是因为厉公的罪恶更甚，所以称国以弑吗？”回答说：“《春秋》的褒贬，就是帝王的赏罚。帝王的赏罚记载在史册上，不仅学士大夫知道，天下的人没有不知道的，难道有高深奥妙不可窥测的道理吗？大概弑父与弑君，是臣子的大恶。有权臣用事弑君而不以实情来报告的，有众人弑君而把实情全部报告来的，有史官漏记而圣人特意为之记载的，有史官已记而圣人改正的，都是为了给后世留下法则。晋灵公被弑，是赵盾弑杀的；晋厉公被弑，是国人共同起事弑杀的。国人为什么弑杀他？晋国自从邲之战失败后，卿佐下至士兵，看到楚人的阵势，就相继退避，晋国因此不再强盛，楚国因此横行中原长达二十年。鄢陵之战，如果听从各位大夫的话，也会逃跑。幸好郤氏排众议，领先群卿与楚国作战，因此有功，中原的局势赖以恢复，狂楚的焰火因此稍减。本应大加庆贺赏赐，以安慰士大夫的心，而厉公刚暴不仁，忌恨各位卿大夫的专横恣肆，自己不能得逞，于是鼓动一次胜利的余骄，首先杀掉有功的统帅，不仅杀了他本人，又灭了他的家族，这也太残忍了！想必国中的人、三军的统帅，下至士卒，愤怒激烈，群起而弑杀他，《春秋》书法如此，大概是记录实情。不然，晋灵公与厉公都不是好君主，灵公被弑，《春秋》为他正定弑贼的罪责；厉公被弑，却以国弑为文，《春秋》必定不会这样。《左传》专门归罪于”

译栾书、中行偃，又有人说三郤之死，栾书与厉公确实共同谋划，这些都是他国传闻的说法，议论不一。栾书既然已经参与了诛杀三郤的谋划，就不应该又成为谋弑国君的首谋，由此可以知道这是众人合谋弑君，并非仅仅两个人的罪责。

译齐国杀了它的大夫国佐。

齐灵公不能防范约束他的母亲，致使她以淫乱著称，又听信他母亲的谗言，导致高氏、鲍氏被杀，灵公不像君主的样子太严重了！而国佐不能忍受一时的愤怒，诛杀庆克，占据卢邑来对抗他的君主，擅自杀人的罪过，还可以有所辩解；但占据卢邑，就不能说不是叛变了。然而推究他的本心，在于为他的君主整顿家法，只是施行得没有秩序，才导致这样的结果，这是值得怜悯的。所以《春秋》用“累”字来记载这件事。

鲁成公前往晋国。

夏天，楚共王、郑成公攻打宋国。宋国的鱼石重新进入彭城。

自从进入《春秋》记载的时代以来，诸侯帮助国君回国的事是有的，但没有诸侯用武力帮助逃亡的大臣回国的事。楚国行事不合正道，先前帮助孔宁、仪行父进入陈国，这次又辅助鱼石进入宋国，袒护罪人而毁坏他们的宗国，这是扰乱正道。凡是诸侯出奔，虽然失去君位但没有失去国家，诸侯用军队接纳他，只是让他恢复君位罢了。大夫出奔，既然已经失去职位，连同爵位和封邑都不再属于他，诸侯让他回到他的君主那里，只是请求君主让他复职罢了。现在楚共王亲自率领大军，挟持鱼石进入彭城，这与接纳诸侯逃亡公子的事情不同了。何休认为不记载“鱼石进入彭城叛变”，是因为楚国攻打宋国夺取彭城来封给鱼石，彭城本来是受之于楚国，而不是从宋国得到的。我认为不对。彭城是宋国的城邑；鱼石是宋国的大夫，哪里可以说受楚国的封赐呢？《春秋》不把他列为叛变，是怜悯鱼石起初并没有想要作乱的心，因为被华元防范，才导致这样的地步，推究情理予以减罪，所以不把他记为叛变。等到华亥、向宁在内作乱，才开始记载“进入南里叛变”，这是《春秋》用法的权衡【其余含义又见《诸侯围宋彭城》】。

鲁成公从晋国回来。

晋悼公派士匄来聘问。

秋天，杞伯来朝见。

八月，邾子来朝见。

修筑鹿囿。

谷梁传说：“修筑一般不记载，这里记载它是什么意思呢？山林沼泽的利益，是用来与百姓共享的，设置苑囿是不正当的。”我认为凡是记载修筑、记载修筑城墙，有讥讽的，也有不讥讽的。修筑险要城池来保护人民，巩固边疆，是不得已而为之，不都加以讥讽。至于修筑台榭、修筑苑囿，这不过是追求游猎一时的快乐，凡是记载修筑的都是贬斥。在成公的时代，国内有高氏、栾氏两大强家作为肘腋之患，国外则晋楚并立，不知该顺从谁，而国君还修筑苑囿从事游猎，以享乐放纵，难怪公室日益衰微了。

己丑日，成公在路寝去世。

冬天，楚国人、郑国人侵犯宋国。

晋悼公派士鲂来请求出兵【合并见于下文】。

十二月，仲孙蔑会同晋悼公、宋平公、卫献公、邾子、齐国的崔杼在虚朾结盟。

楚国、郑国今年夏天攻打宋国，把鱼石送入彭城，到这时又侵犯宋国，是趁晋国有难。悼公在虚朾会合诸侯，将要救援宋国。这次防备的军队虽然没有交战，足以挫败楚人的阴谋。悼公的这一举动很好，所以记载“同盟”，是说诸侯意愿相同。只是鲁成公尚未安葬，继位的君主年幼体弱，晋国人发兵没有因此稍微停止，没有体恤丧事的道义了。记载“乞师”，是贬斥，不该请求却请求，所以记载“乞”。

丁未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成公。

《春秋集传详说》卷十八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传详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十九 宋家翁撰

襄公一【名午，周简王十四年即位，母亲是定姒，成公的妾，这一年是晋悼公二年】

元年春天，周王正月，鲁襄公即位。

仲孙蔑会同晋国的栾黡、宋国的华元、卫国的甯殖、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包围宋国的彭城。

《左传》说：“这不是宋国的土地，是追记。”杜预注：“成公十八年，楚国夺取彭城来封给鱼石，所以说不是宋国的土地。孔子作《春秋》，追记并归属于宋国。”胡安国也说：“包围彭城，是鲁国史官的旧文；包围宋国的彭城，是孔子的亲笔。”这个意义是正确的。我认为把彭城归属于宋国，是不承认楚国得到彭城。鱼石从宋国逃奔到楚国，楚国用武力把他送入彭城，那么彭城已经被楚国得到了。按常情来看，一定认为彭城已经不是宋国所有了。《春秋》是正名的书，对于鱼石就说“宋国的鱼石”，对于彭城就说“宋国的彭城”，不把列国的叛人、列国的领土归属于楚国，以此来辨别逆顺、内外的分别。记载“诸侯的大夫包围宋国的彭城”，是褒扬他们。为宋国包围彭城而不私自占有，这是同盟的道义。晋悼公在位十五年，只有这件事值得记载，所以当时诸侯一致归附他。除此之外确实多有可挑剔之处，议论的人被《左传》的浮夸言辞所迷惑，赞誉超过了实际，甚至认为悼公优于文公、襄公。读书没有眼光，弊端竟到了这种地步。详细论述在下面。

夏天，晋国的韩厥率领军队攻打郑国。

仲孙蔑会同齐国的崔杼、曹国人、邾国人、莒国人，驻扎在鄫地。

齐桓公会合诸侯，不靠战车，最后驻扎在召陵，问罪楚国，不战而楚国就顺从了。晋文公自从城濮一战之后，不曾轻易使用诸侯的军队。霸主难道以屡次作战为功绩？圣人也不因为屡次作战就许人以霸业。晋厉公在鄢陵战胜之后，用兵不止，以至于灭亡。悼公即位，本应休养生息安抚诸侯，先做自我治理的打算，攻打郑国不是当务之急。现在彭城的军队刚刚撤回，而攻打郑国的战役又接着兴起，从此以后十三年之间，十次率领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