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详说卷十一

译《春秋集传详说》卷十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传详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十二，宋家铉翁撰

僖公四年【周襄王二十一年、晋文公五年】

二十八年，春季，晋侯侵犯曹国，晋侯讨伐卫国。

侵犯曹国、讨伐卫国，是为了救援宋国。救援宋国并削弱楚国，是晋文公成就霸业的原因。去年冬天，《春秋》记载“楚人联合陈、蔡、郑、许包围宋国”，又记载“鲁公与诸侯在宋国结盟”，以显示宋国的危急。今年春天，接着记载“晋侯侵犯曹国”、“晋侯讨伐卫国”，意思是晋侯侵犯曹国、讨伐卫国，攻击楚国必定救援的地方，以此来救援宋国。不直接说救援宋国，是因为这件事关系中原大局非常重大，不仅仅是救援宋国、保全宋国而已。自从宋国盟会失败后，强大的楚国威势横行中原，诸侯们低头叩首，惟恐服从得不够快。宋国既然已经屈服，参与了楚国的盟会，而楚国仍然进攻包围不停止，这一定是想要实行兼并的计谋，各国被楚国占有，是可以立刻等待到的结果。幸好文公继位兴起，首先以救援宋国、抵御楚国为要务，《春秋》记载为“晋侯侵犯曹国”、“晋侯讨伐卫国”，不间隔其他事件而重复举出“晋侯”，这就是所说的言语不足以表达而重复强调，因为他做了天下人认为艰难的事，足以慰藉中原诸侯的期望。然而《春秋》对于霸者的行为，在褒扬之中常含有责备的意思，因为他们没有接受周王的命令就先自行进行霸主的讨伐，虽然赞同他们救援宋国，但不赞同他们擅自讨伐。所以重复举出“晋侯”来体现这种意思，正如“卫人杀州吁”、“卫人立晋”，赞同他们能诛杀弑君贼人，但不赞同他们擅自立君，书法与此类似，这是责备贤者的道理。当宋人告急时，狐偃对文公说：“楚国刚得到曹国，又新近与卫国通婚，如果讨伐曹、卫，楚国必定救援，那么齐、宋就安全了。”于是组建三军，谋划元帅，刚出兵就侵犯曹国，从曹国到达卫国，完全是为齐、宋打算罢了。议论的人被《左传》的浮夸言辞所迷惑，竟说晋侯侵犯曹国、讨伐卫国，是为了报复当年流亡时不受礼遇的怨恨，既不深入考察当时的事，又不推究圣人书法的本意，轻易贬斥，实在失去了经文的真意，胡安国、吕祖谦等人尤其严重，我认为不能不加辩驳。大概齐桓公、晋文公的行为，有恰好相似的地方。桓公讨伐楚国，先侵犯蔡国，蔡国溃败后才讨伐楚国。《左传》说桓公因为一个姬姓的缘故而兴兵讨伐蔡国，其实不是这样。当时，中原诸侯中只有蔡国最亲近楚国，所以先侵犯蔡国而后讨伐楚国。晋文公侵犯曹国、讨伐卫国，也是这样。《左传》却说文公作为流亡公子时，曹、卫两国不对他以礼相待，所以把这两个国家作为首先讨伐的对象，实在也不是这样。看狐偃最初用来告知国君的话，就知道侵犯曹国、讨伐卫国，实在是为了齐、宋，不是为了私怨。《左传》杂记所听到的传闻，读《春秋》的人应当选择而取用，怎么能抛弃别人的优点而专门记录其缺点，以此来穷尽《春秋》的含义，从而失去褒贬的正道呢。大概齐、宋两国，都是楚人所忌惮的；而曹国和卫国，却是楚人所最亲近的。所以晋文公侵犯他们、讨伐他们，攻击楚人必定救援的地方，以解除齐、宋的危急，这件事最为明显，难道会是动员大军、释放私怨、急切报复，像传文所说的那样吗？圣人嘉许他讨伐楚国的功劳，其中暗含擅自讨伐的贬义，这是责备霸者的道理，对齐桓公、晋文公的行为都是如此。众儒生用传文混淆经文，失去了《春秋》用法的权衡，所以不得不辩驳。

公子买戍卫，没有完成戍守任务，被刺死。

鲁国在卫国戍守，是因为楚国的缘故。晋国正在讨伐卫国，鲁国人害怕祸患波及自己，于是以不撤除戍守为公子买的罪过而杀了他，想要以此向晋国自我辩解罢了。杀害无罪的大夫以求取悦而自我辩解，是《春秋》所深恶痛绝的，所以不记载“杀”而记载“刺”，大概是明知他无罪而在幽暗之中杀害他，这与《周礼》中“三刺”的意义不同。又可见成公十六年刺死公子偃的事。

楚人救援卫国。

《春秋》中记载“救”有两种：有赞许他能救援的，有不赞同他救援的。中原诸侯被强暴侵犯，盟主救援他们，是《春秋》所赞许的；中原诸侯背离顺从、效法逆乱，盟主讨伐他们，同恶之人去救援，不是《春秋》所赞许的。楚国从去年率领诸侯包围宋国，将要实行必定夺取的计谋，晋文公兴起图谋应对，侵犯曹国、讨伐卫国，都是为了救援宋国。《春秋》不记载为救援宋国，是因为文公此举关乎天下的存亡盛衰，仅说救援宋国不足以概括罢了。晋国不记载为救援，而楚国对卫国却以“救”来记载，难道是因为赞许楚国能救援卫国吗？卫国作为中原诸侯却甘心跟随楚国，霸主的军队已经兴起却执迷不悟，不回头改过，《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轻视卫国，难道是因为赞同楚国能救援吗？有人认为凡是救援都是赞许，楚国的救援卫国也被认为是《春秋》所赞同的，这是错误的【义理又见于僖公十年楚国救援郑国】。

三月丙午日，晋侯进入曹国，抓获曹伯，交给宋国人。

抓获曹伯交给宋国人，是说晋侯进入曹国而抓获其君主，是为了救援宋国。诸侯跟随楚国，盟主讨伐并抓获他们，本来应当承担罪责。不把他送回京师，而是抓获后交给宋国人，这是贬义。有人说：“这次抓获曹伯，《春秋》称晋侯；这一年抓获卫侯送回京师，《春秋》称晋人，为什么呢？”回答说：“抓获曹伯，是为了讨伐楚国而抓获他，用来彰明王法并伸张霸主的讨伐；抓获卫侯，是因为元咺诉讼而抓获他。”

译卫侯本来就有罪，如果因为臣下的控诉而逮捕他的君主，这在情理上是颠倒的，言辞也不顺当，即使把他押解回京城，仍然会有责难，因此人们会怨恨。

译夏四月己巳日，晋侯、齐军、宋军、秦军与楚人在城濮交战，楚军大败。

城濮之战，是为了救援宋国而进行的。难道仅仅是为了救援宋国吗？尊崇天子、安定中原各国、遏制强大的楚国，都在这一次行动中得以实现，因此圣人将晋侯的爵位列在齐、宋、秦之上。胡文定却认为，楚子玉请求恢复卫侯的地位、封立曹国，也解除了对宋国的包围，并没有一定要决战的意图，而是先轸献计，激怒楚国以求与之交战，所以虽然楚国请求交战，但“及”字用在晋侯身上，是谴责晋侯的意图。唉！用《左传》浮夸的言辞，来混淆圣人的书法，这是错误的！自从进入春秋时代至今九十多年，中原诸侯与楚人交战的也有，但都是出于各自的私利，哪有像晋文公在城濮之战那样，使中原得以安宁，王室得以尊崇，楚国的恶劣风气受到重大挫败的呢？当时，贼寇侵入我的腹心之地，溃决我的堂奥，横行中原，忧患遍及天下，晋文公即使想坐视不管，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他还是退避三舍以避开楚军，子玉不停止进攻，然后才与之交战，说楚国没有必战之心，是晋国激怒它才与之交战，恐怕不是这样。《春秋》将晋侯的爵位列在三国之上，是尊崇他，哪里是贬低他呢？凡是交战，我方为主而对方为敌，就记载为“某及某战于某”，褒贬并不在于此。晋人与楚国三次大战，都以晋国为“及”，先儒说城濮、邲、鄢陵之战是外楚而内晋，柏举之战是内蔡而外楚，这是正确的。列国与楚人交战，书法本来应当如此，拿着一个“及”字作为准则，就说《春秋》不赞许晋国排斥楚国，是多么偏颇啊【“及”与“战”的含义详见庄公二十八年】。有人说：“齐桓公不战而使楚国臣服，晋文公战胜而使楚国臣服，两位公的优劣在于此吗？”回答说：“不是。时势不同，敌人的强弱也不同。当齐桓公称霸时，楚国刚开始窥伺中原，侵犯两三个小国，以扰乱我的藩篱，所以齐桓公率领诸侯军队驻扎在陉地，接受盟约后返回，《春秋》赞许他。如今晋文公称霸时，楚国已经攻打齐国，包围宋国，中原诸侯即使安于楚国的统治也不以为耻了。晋文公如果收敛衣襟退避，像齐桓公晚年坐视黄国灭亡而不救助那样，那么楚国就会在河洛地区饮马，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周王室就要灭亡了。”胡文定却说：“晋文公一次战胜楚国，就长久地主持中原盟会，从功利来说，确实很高；但从道义来说，却是三王的罪人。”因此《春秋》对于城濮之功，记载得如此简略。唉！议论虽然美好，但不是圣人的本意。《春秋》评定德行、讨伐罪过，奖赏善行、惩罚恶行，尊崇中原，匡正诸夏，遏制防范动乱，这些都是道义中应当做的事，诸侯有功有善的褒奖记录他们，有罪的讨伐他们，强暴欺凌诸夏的排斥他们，就像元气运行于四季，春生秋杀，各自符合法度而不差错，这就是《春秋》的教化。难道能说“我为了道义谋划，把刑罚奖赏、功过置之不论吗”？大概孔子门下，主张阐明王道，所以羞于称颂五霸；《春秋》的教化，主张垂示王法，诸侯有能按职分表现自己的，本来就在赞许之列。道就是法，法就是道，不是道所抛弃的，就是法所采取的。学者观察尧、舜、禹、汤的行事，就能明白《春秋》运用法度的用意了。胡氏的学问，矫枉过正，恐怕失去了《春秋》的宗旨。

楚杀其大夫得臣

成败利钝，是兵家常事。违抗命令的有诛杀，逗留畏缩的必被斥责，但战败的将领并不都死。楚国杀了得臣，秦穆公没有抛弃孟明视，两位君主的贤与不贤在这里可以看出。学者看到圣人记录《秦誓》，就知道楚国杀得臣是不对的。楚国以前不记载大夫，现在在得臣死时才记载大夫，是厌恶他不当地专杀。刘氏说：“这次杀的是有罪之人，却用连累上级的言辞来说，是厌恶楚子。楚子知道他不适合任用却不能不任用，知道他不适合对抗却不能不对抗，这也是抛弃他军队的做法。”这个说法很恰当。我认为晋文公退避三舍以避开楚军，而子玉不停止进攻，这也是他有死的原因，所以记载大夫而去掉了他的族氏。

卫侯出奔楚

晋文公才能有余而气量不足，在处理卫国事务上可以看出。卫国本来就有依附楚国的罪过，讨伐它不算过分。等到齐、晋在敛盂结盟，卫侯请求结盟而不被允许，导致卫国人驱逐他们的国君以求和解，这就太过分了。元咺辅佐叔武在践土听从命令，以臣子的礼节进献是可以的。晋文公既然把他列在防地，经文记载卫子，就把他当作国君对待了。不久恢复卫侯的地位，导致卫侯迁怒于叔武而杀了他，晋国实际上是杀了他。等到元咺控告卫侯，就以臣子的诉讼而拘捕他的国君。拘捕不久就释放了他，导致卫侯再次迁怒于公子瑕，又杀了他，晋国实际上是杀了他。如果让卫国的君臣兄弟互相残杀，那么晋文公不善处理事情是有原因的。我私下曾妄自认为晋文公才能有余而气量不足，齐桓公气量有余而才能不足，与其做晋文公，不如做齐桓公。卫侯出奔不称其名，《春秋》以此来责备晋国。

五月癸丑日，公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在践土结盟。陈侯来到防地。公朝见天子所在之处。

晋侯从城濮返回，天子嘉奖他抵御楚国的功勋，亲自前往慰劳军队，大概古代有慰劳军队的礼节，天子举行罢了。晋侯在践土建造宫室，会合诸侯朝见天子，

译周天子享用甜酒，赐给晋文公免罪之礼，并任命他为侯伯，这是特殊的礼遇。然而《春秋》记载“公朝于王所”，却没有记载天王亲自下来慰劳，各位儒者对此没有确切的解释。项平甫认为：“天王躲避狄人的祸难，出居在郑国，已经五年了，诸侯不曾救援，天王也没有回国。晋文公凭借打败楚国的威势，回师经过郑国土地，先让诸侯朝见天王，然后引导天王向北出发，诸侯放下武器而举行朝见天王的礼仪，这才跟随天王进入京师。”这种议论虽然新颖，但是鲁文公二十五年晋文公迎回周天子，乃是霸业的开端，可以完全废弃吗？晋侯召见周天子，《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记载了，可以完全抹去吗？大概是因为天王亲自出来慰劳军队，用来嘉奖驱逐楚国、勉励有功之人，这是天子有权做的事。既然在践土任命晋侯，用特殊礼遇对待他，而晋文公还认为不够，于是这年冬天又召见天王进行河阳的狩猎，因为他先前已经拜受了宠命的恩赐，还想要胁迫天子出来，有挟持功劳、傲慢对待君上的意思。所以《春秋》删削了慰劳军队的礼仪来贬斥他，接着记载“王狩河阳”来彰显他召见天子的僭越行为，有功就褒扬，有罪就贬斥，这是《春秋》惩戒与劝勉并行而不相违背的道理。三传的说法，难道可以完全废弃吗？陈侯来到践土，与其说他是抛弃楚国而回归晋国。记载“公朝王”，是为了表明天子亲自出来慰劳军队，也用来明确君臣的名分。

译六月，卫侯郑从楚国返回卫国，卫国的元咺出逃到晋国。

卫侯出逃时，元咺奉叔武前往防地，这也是征召修缮、辅佐幼主的意思，叔武不敢以君位自居。晋人在防地列阵，以君主的礼节对待叔武，卫国人认为晋文公将要立叔武为国君。不久卫侯回来，无处发泄他被废黜的怨恨，便杀了叔武，将怒气从晋国转移到弟弟身上，卫侯的罪过太大了。所以他出逃时不称名，回来时称名，接着记载元咺出逃到晋国，表明他有未被讨伐的罪过。有人问：“叔武代理君位，是对还是错？”回答说：“错。君位不是臣子可以代理的。当时卫侯有儿子，就应当让太子去防地听命；没有儿子，就应当派上卿前往。叔武处于嫌疑之地，怎么可以代理呢？所以做人臣子不可以不懂《春秋》。”○所谓“复归”，《谷梁传》说：“回到他的国家，回归他的本位。”卫侯郑、曹伯襄得以回国，都称名，记载为“复归”。等到卫侯被拘捕而再次回国时，称名而不记载“复归”，因为他依仗终始作恶，没有回归国家的道理。这是回国而不记载“复归”的例子【“复归”的含义初次见于桓公十五年，“归而不复”的含义见于三十年】。

陈侯欵去世。

秋天，杞伯姬来到鲁国。

伯姬是鲁庄公的女儿，前来省视母亲。成风许氏说：“平常的事不记载，这里之所以记载，是为了记录鲁国与杞国怨恨消除。中原有霸主，诸侯放松了军事戒备，于是宗族姻亲的恩情开始被记录，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得以修好，这被认为是晋侯的恩泽。”

公子遂前往齐国。

冬天，鲁公在温地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会见。周天子在河阳狩猎。壬申日，鲁公在天子所在的地方朝见。

《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晋侯两次迎回天子，《左传》以“五月公朝”为天子慰劳军队，这次河阳的狩猎是晋侯召见天子，应当遵从《左传》。天子巡狩，诸侯到其所在地朝见，这是古制。现在晋侯凭借他抵御楚国的功劳，迫使天子亲临河阳，率领诸侯前往朝见，礼节上虽然是巡狩的旧制，但用意就不对了。霸主之所以能号召天下，是因为他能尊崇王室。晋文公刚回国时，以安定襄王、诛杀子带为首要任务，诸侯认为他合乎道义，人心归附他，因此能够成就霸业。现在他刚建立大功，应当率领诸侯在京师朝见天子，请求职事。却以臣子身份召见君主，倡导不合礼度的行为。《春秋》记载“诸侯在温地会见”，经文用“王狩”、“公朝”，来明确君臣的名分，彰显晋侯召见天子的过错，并不是为文公掩饰过错。唉！齐桓公在首止会见王世子，还说：“我是为了尊崇王室。”谁知道继承桓公称霸的人，竟然迫使天子屈尊，前往朝见。大概会见世子还不止，必然发展到召见天子，积习的渐变，使他变成这样。啖子却说：“这时晋国已经强大，率领诸侯进入王城，也有自我嫌恶的意思。推究他自我嫌恶的心意，嘉许他尊崇王室的意思，那么晋侯迫使天子到河阳，忠诚也达到了极点。”所以《春秋》推究情由而记载“狩”，这是为霸主委婉庇护，不是《春秋》阐明名分的本旨。

晋国人拘捕卫侯，把他押送到京师。

卫元咺从晋国返回卫国【臣子复归的例子】。

元咺是卫国的臣子。卫侯虽然有罪，不是元咺应当申诉的。卫侯被拘捕而元咺回国，名分扫地了。《春秋》对于晋文公处理卫国一事多次提及，书法到这里，记载“晋人拘捕卫侯，卫元咺从晋国返回卫国”，君主被拘捕而臣子回国，责备晋国很深了。这是通过对比事件来体现褒贬的。那么处理这个案件应当归咎于谁呢？说：拘捕卫侯，是惩治他杀弟的罪过；拘捕元咺，是纠正他申诉君主的杀戮。卫侯从楚国回来，曾没有悔过自新的意思，反而发泄愤怒杀了他的弟弟，这是依仗终始作恶，怎么能不讨伐？即使元咺不申诉，晋国难道应当置之不问吗？拘捕他押送到京师，这是对的；但因为元咺的申诉而拘捕卫侯，则是不对的。所以卫侯不称名，以彰显晋国人用刑不当的罪过。元咺得以回国，于是立公子瑕而专权，晋国实际上是使他这样做的。文公自从城濮之战胜利后，志得意满而骄傲，初次表现在召见天子，再次表现在拘捕卫侯而让元咺回国，第三次是在王城之内与诸侯大夫结盟，都是骄傲妄行，不遵守法度，狐偃、赵衰等人完全没有纠正的力量，可惜啊！○《春秋》记载“复归”，是说回到他的国家，回归他的本位。如果像元咺这样的复归，不是与他一起回国，而是因为君主被拘捕而臣子得以复归，以此来责备晋国。所责备的，通过对比事件来探求圣人的心意，说的就是这个。难道只是所谓的例子吗？

诸侯于是包围许国。

许国曾经参与齐桓公的防地盟会，现在天子在河阳狩猎，诸侯都来朝见，唯独许国不到，依仗楚国。《春秋》在朝见之事结束后，就记载“诸侯于是包围许国”，说诸侯奉天子之命征讨不服从者，事情虽然微小，还是说征伐出自天子，所以特别重视它。鲁公因为温地会见而出行，因为包围许国而到达，这是《春秋》重视王命的原因。

曹伯襄返回曹国，于是与诸侯在温地会见，包围许国。

这是因为天子在河阳狩猎，而伸张王法，执行诛杀和奖赏，显示不敢专断。而卫侯的被拘捕、曹伯的回国、元咺的复归、许国的被围，所做的事有公私纯驳的不同，霸政因此不同于王政。曹伯以称名回国，纠正他依附楚国的先前罪过，而让他返回国家罢了。记载“于是与诸侯在温地会见，包围许国”，说得以列入

译对于诸侯，没有其他的罪过了。有人问：“曹伯与卫侯的罪行有轻重的不同，现在都直呼其名，为什么呢？”回答说：“卫侯从楚国回国时，史书直呼其名，是为了惩治他杀害弟弟的罪行，并不是让他返回卫国。等到他从京师被释放而回国，这才真正返回卫国，所以史书再次直呼其名以总结定罪。只是卫侯依仗着最终不改过，罪行达到两次，所以史书的笔法与曹伯不同【此义也见于《卫侯郑归于卫》】

译鲁僖公二十九年春，介国的葛卢来到鲁国。

有人问：“介国是偏远荒僻的小国，来朝见鲁国，《春秋》却不记载‘朝’字，是不认可它来朝见吗？”回答说：“不记载‘朝’字，是因为诸侯不应当接受偏远荒僻之国的朝见。王者天下无外，蛮夷、镇服、蕃服都有朝见的位次，这是《明堂位》所说的。诸侯没有域外之国的朝见，所以不应当接受远方国家的朝见，这是盛世时的制度。《春秋》时代，戎狄蛮夷交错居住在侯服之内，强大的参与中原的盟会，弱小的来朝见，有不能拒绝的情况。《春秋》记载‘来’而不说‘朝’，是为了显示内外的区别。”

鲁公从围许之地回国。

夏六月，鲁公与周王使者、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在翟泉结盟。

这次盟会，有三处失误：翟泉在王城之内，而诸侯的大夫在这里结盟，是僭越；周王使者与列国大夫结盟，大夫又与国君平起平坐，也是僭越。葵丘之会，宰周公不参与盟誓；践土之会，王子虎在王庭与诸侯结盟。天子的卿士不与列国结盟，由来已久。晋文公志得意满而骄傲，不知道自己这是僭越，《春秋》对此加以讥讽。有人认为王人是周朝地位低微的人，这不对。根据《左传》，王人就是王子虎，是周朝德高望重的元老，地位声望很高，不是低微的人。记载“王人”而不写明他的爵位姓氏，是说王人不应当参与诸侯大夫的盟会，记载“王人”就是为了讥讽。大夫僭越在王城之内结盟，不能裁正其礼仪，周王也有责任。鲁公参与了这次盟会，不记载“公盟”，是为鲁公避讳。这本来是晋国大夫的罪过，而诸侯中只有鲁君在场，应当陈述大义力争，期望王人不参与，还可以减少两过之一，却模棱两可地促成僭越的礼仪，所以为鲁公避讳不记载，也是责备鲁公。

秋，下大雨并伴有冰雹。

冬，介国的葛卢来到鲁国。

介国葛卢仰慕道义而来，一年之内两次到来，《春秋》记载以褒扬他。《春秋》有大国互相朝见而不记载的，有小国来朝见而一再记载的，这都是褒贬所在。介国国君今年春天来，没有与鲁公相遇，冬天又来，礼节勤勉，《春秋》记录他仰慕道义的诚意，所以记载。有人问：“介国人来，有窥探中原的意图，所以第二年就讨伐萧国。”那小国仅能保全自己，有什么窥探的呢？这是科举考试中穿凿附会的言论，不值一提。

鲁僖公三十年春，周王正月。

夏，狄人侵犯齐国。

齐桓公称霸时，重在抵御楚国，而忽视对待狄人。狄人的兵力日益强大，与强大的楚国共同成为诸侯的祸患，到这时更加嚣张，不再是《春秋》初年的情况了。晋文公也置之不问，大概因为狄人没有僭越称王、图谋大的野心，而楚国的志向不在小处，所以专心对付楚国，而不顾及狄人。虽然如此，晋侯的志向已经稍衰了，后来设立三行五军来抵御狄人，岂不是自找麻烦吗？

秋，卫国杀了它的大夫元咺和公子瑕。

有人问：“元咺控告国君，胜诉后回国，立了子瑕。元咺本来就是卫国的贼人，卫国讨伐贼人，却与专杀大夫同例，为什么呢？”回答说：“卫侯不像国君，元咺不像臣子，公子瑕不像弟弟，都是名教的罪人。元咺固然该死，卫侯也不可以称为国君了，所以沿用专杀大夫的条例。”问：“子瑕既然被立为国君，所有卫国的臣子都是子瑕的臣子。现在杀了他，不记载为‘弑’，而以卫国杀众公子记载，又列在元咺之后，为什么呢？”回答说：“子瑕被立，是元咺立的，不是奉王命立的，也不是卫国人共同立的。卫侯在位而子瑕被立，子瑕是篡国的人，元咺是篡国的首犯，子瑕是篡国的从犯。所以子瑕死时，列在元咺之后，不是与周歂、冶厪一起被杀，大概是不承认子瑕为国君。”问：“〇喜弑杀剽，为什么记载为弑杀其君呢？”回答说：“剽是〇殖立的，〇喜侍奉他作为国君。既已立他侍奉他，却又杀他，所以记载为弑。至于周歂、冶厪，固然也是盗贼，但《春秋》不承认子瑕为国君，所以这两个人不能沿用盗弑其君的条例。”

卫侯郑回到卫国。

有人问：“卫侯逃到楚国不称名，被晋国拘捕不称名，现在却称名，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的道义，开启悔过的门路，施加怙恶不悛的惩罚。卫侯背离华夏投靠楚国，被晋国讨伐，等到听说楚国战败，不自己回到中原，抛弃宗庙神主而逃到楚国，其罪过本来就该讨伐。侥幸得以回国，却发泄愤恨杀了他的弟弟，这就叫怙恶不悛，国家已经不是他的国家了。现在鲁国人替他贿赂请求，又侥幸得以释放，侥幸两次，不应当复位却复位了。不应当复位却复位，所以称名并记载他回国，不认可他复位。这是《春秋》一字之权【复归条例见桓公十五年、僖公二十八年】

晋人、秦人围攻郑国。

《左传》说秦、晋围攻郑国，是因为郑国对晋国无礼，并且对楚国怀有二心。郑国对楚国怀有二心，确实存在。认为晋文公因为旧怨而率领秦国围攻郑国，恐怕不对。晋文公刚入国时，还说旧怨未忘，现在几年过去了。郑国既已参与盟会，不应当还因为旧怨而加兵。大概翟泉之会，唯独郑国不到，所以怀疑它对楚国怀有二心而讨伐它。《左传》对于侵曹伐卫，都以旧怨为言，现在围攻郑国也说因为对晋国无礼，我认为这是传文附会之辞，不是事实。那么《春秋》有什么贬斥呢？回答说：“郑伯去

译年初在温地设防，一同朝见周王，如今一旦不参与翟泉的盟会，就立即对晋国用兵，《春秋》因此予以贬斥。秦伯既然已经与晋国联合出兵攻打郑国，如果知道这样做不合道义，就应当率领军队一同撤退，不应当背叛晋国而私下与郑国结盟，抛弃晋国直接回国，秦国也有过错罢了。」两国从此断绝关系，以至于发生战争，直到《春秋》记载的时期结束，所以两国都受到贬斥，称他们为“人”。

译介人侵犯萧国。

冬天，周天子派遣宰周公前来聘问。公子遂前往京师，随后又前往晋国。

孙氏说：“礼仪中虽然有天子聘问诸侯的道理，但不应当让三公降低身份去聘问，所以《春秋》对此表示讥讽。”这个论点固然很正确，但自从进入春秋时期以来，宰咺送还妾室和助丧财物，宰渠伯纠聘问迎回逃亡的人，这种积习的演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如今周公前来聘问，不过是沿袭旧例罢了。此前鲁僖公和诸侯仅仅在河阳朝见周王，如今天子的宰臣带着使命降临鲁国，周王对鲁国的宠幸也算到了极点。作为鲁僖公，本应当亲自到京师朝见，以拜谢周王屈尊降命的恩德，却安然接受宰周公的聘问，而让公子遂去回报聘问，并且又接连两件事前往晋国，这就是所谓的大不恭敬。《春秋》垂示法度给后人，难道能完全为鲁国隐瞒吗？记载“公子遂前往京师，随后前往晋国”，这是贬斥。有人说：“宰咺、宰纠都写了名字，以体现责备宰相的意义，如今周公降低身份来聘问，难道没有责备的意思吗？”回答说：“宰咺、宰纠前来，责任在周王室，所以写了名字。如今大王派遣周公来聘问，可以说是厚往薄来，用恩惠来安抚诸侯。鲁国却只用一个公子去回报谢恩，并且接连两件事前往晋国，罪责在鲁国，不在周王室。”

三十有一年春天，夺取济水西岸的土地。

《左传》说晋国把曹国的土地分给鲁国，从洮地以南，向东连接到济水。《公羊传》说晋国拘禁了曹伯，把曹国所侵占的土地分给诸侯。济水西岸的土地，是鲁国的旧疆界，成公二年夺取汶阳之地，与这里的书法完全相同，这说是鲁国的旧疆界有什么可疑的呢？木讷却说：“因为公子遂前往晋国，晋国人归还了我们被侵占的疆界。”认为这是晋国侵占鲁国的田地，如今归还给鲁国。木讷排斥《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而用自己的意思揣测当时的事并加以解说，像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不敢赞同。有人说：“这本是鲁国的土地，不说是‘复’（恢复），不说是‘归’（归还），而说是‘取’（夺取），为什么呢？”回答说：“鲁国凭借兵力恢复其旧疆界，这叫‘复’；曹国出于道义归还给鲁国，这叫‘归’。鲁国不能自行恢复，曹国也不归还，晋国人凭借威力从曹国夺取，应当禀告周王命令，划分正确的疆界，以示有所尊崇。如今从曹国夺取，归还给鲁国，随心所欲。《春秋》不认可鲁国收回疆界，也不认可晋国作为霸主进行讨伐，所以记载‘取’，这是贬斥。”有人说：“晋国是盟主，诸侯擅自互相侵夺，晋国讨伐并归还土地，是正当的，难道还有贬斥吗？”回答说：“这是《春秋》责备晋文公的意思。土地都是周王的，诸侯擅自互相侵夺，这是无视周王。盟主治理他们侵夺的罪过，固然本是职责所在，如果能禀告周王命令，再赐给鲁国，这才尽了尊崇君主的道义。《春秋》因此责备晋文公，责备他应当被责备的地方。至于那些跋扈的诸侯、强横僭越的国家，《春秋》并不用这个标准去责备他们【其余含义见成公二年取汶阳田、僖公十九年取邾田】。

公子遂前往晋国。

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祭，都不吉利，于是免除牺牲，但还是进行了三次望祭。

鲁国的郊祭，是僭越的郊祭，是成王赏赐的，而鲁公接受了。《明堂位》说：“周公有大功劳于王室，死后，成王赐给鲁公天子的礼乐，让他祭祀周公，因此鲁君在孟春正月在郊外祭祀上帝，以后稷配享。”大概当时以此为荣，而孔子门下却并不这样认为。所以《礼运》记载孔子对子游说的话：“鲁国的郊祭、禘祭，不合礼制，周公的礼制衰败了。杞国的郊祭，是为了禹；宋国的郊祭，是为了契。这是天子的事。”所以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社稷，都是针对鲁国僭越的郊祭、僭越的礼制而言的。杞、宋是二王之后，按礼制可以郊祭。大概成王因为杞、宋使用郊祭的缘故，一并赐给了鲁国，所以孔子讥讽其不然。等到修撰《春秋》，因为鲁国占卜郊祭不吉利而特别记载以表明心意，从此屡次记载而不以为繁琐，彰显僭越的郊祭没有享福。公羊子说：“占卜郊祭，不合礼制。占卜郊祭为什么不合礼制？鲁国的郊祭，不合礼制。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天子有四方望祭之事，无所不通。诸侯的山川有不在其封疆内的，就不祭祀。”公羊氏有得于圣人的心意，后世谈论僭越郊祭的人以他为祖。有人说：“鲁国的僭越郊祭，始于鲁公，直到僖公，由来已非一日，而隐公、桓公、庄公时期《春秋》都不记载，到僖公才记载，这是什么缘故呢？”回答说：“《春秋》是依据鲁国史书编写的，鲁国史书缺漏不记载，没有考证也就缺漏而已。隐公、桓公、庄公时期，国内多内乱，这些僭越的礼制或许废置而不讲，史官因此也缺漏不记载。到僖公开始修明旧典，所以史官对礼制文辞之事也完备记载，占卜郊祭于是开始见到。并非对隐公、桓公、庄公没有讥讽，到僖公才有讥讽。”有人说：“《左传》说‘启蛰时郊祭’，而鲁国的郊祭都没有定期，为什么呢？”回答说：“启蛰时郊祭，是指夏历建寅的正月。汉初仍以启蛰为正月中气，雨水为二月节气，到太初以后更改节气名称，以雨水为正月中气，惊蛰为二月节气。《左传》所说的‘启蛰而郊’，是指夏历正月的郊祭。《易纬》所载三王的郊祭，都用夏历建寅的月份，启蛰的郊祭就是这样。古代的郊祭，有冬至日在圜丘祭祀上帝的，见于《周礼·春官》及《礼记》的《郊特牲》；有孟春正月向上帝祈求谷物的；有季秋大享上帝的，见于《月令》。

译以及《周颂》中的《噫嘻》篇。而《孝经》又说：“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那么郊祀与明堂祭祀的地点不同，《昊天有成命》说：“这是在郊外祭祀天地。”《我将》说：“这是在明堂祭祀文王。”那么郊祀与明堂祭祀，其礼仪也不同。先前的儒者认为，祈求谷物丰收的郊祀，就是惊蛰时的郊祀；大飨的礼仪，就是明堂的礼仪。春天祈求，秋天报答，道理上或许是这样。周朝兴盛时期，每年举行郊祀和大飨的礼仪，圜丘祭祀在冬至，祈谷祭祀在孟春，大飨在季秋。此外还有祈雨、求子、四时迎气等祭祀，不称为郊祀。凡是郊祀都由天子亲自举行，就像子女拜见父母一样，身体不亲自前往而让臣下代理，是怠慢。古代制定礼仪简约而质朴，所以每年多次举行也不觉得困难；后世制定礼仪奢侈而繁杂，所以三年举行一次还觉得不容易。这是古今郊祀制度变革的变化。现在鲁国的郊祀有时在正月，有时在四月，有时在五月，有时在九月，起初没有固定的日期。大概鲁国人自己知道郊祀是僭越，通过占卜来观察天意，所以占卜如此频繁。《春秋》之所以详细记载，也是说这种不合礼的礼仪，本可以不讲，但鲁国人仍然不停止举行，所以记载下来以讥讽他们【郑氏认为三代王的郊祀都用夏历，而以冬至的郊祀为鲁国的礼仪，这是因为周历的错误而推论出来的。鲁国僭越的郊祀起初没有固定时间，冬至的郊祀、夏历的郊祀，都是周朝的定制。周人每年两次郊祀和大飨，皇氏认为每年大祭祀共有八次，是连同四时迎气的五次而言的。说郊祀应当依据五经，纬书的文章不足以作为依据】三望，旧说认为是海、泰山、淮河，近代儒者认为鲁国只应当祭祀泰山。现在不举行郊祀而三望祭祀仍然是僭越，所以《春秋》对祭祀泰山不记载，对三望则记载，这种说法有道理。《公羊传》、《左传》解释“犹”字的含义，也不过如此。“犹”是表示本来可以停止的词语，讥讽不举行郊祀却仍然进行望祭。王安石却说：“不举行郊祀了，庆幸他们仍然进行望祭。”那就大错特错了。刘敞似乎采纳了他的说法，说：“不举行郊祀了，是说三望本来可以停止，‘犹’是追逐父亲却认为母亲也可以一并追逐的意思；不告朔了，是说朝见宗庙仍然比完全停止要好，‘犹’是扭住兄长却慢慢放手的意思。”反复思考他的说法，几乎无法理解。大概僭越的郊祀，是礼制中本可以不讲的，郊祀僭越那么望祭也僭越，所以说三望本来可以停止；告朔，是礼制中不可废除的，所以庆幸他们仍然朝见宗庙。刘敞把两者合在一起说，不是错了吗？我认为“犹”字的含义，应用在不同地方。这部经书中的“犹”字，应当像《公羊传》的说法。至于闰月不告朔，仍然朝见宗庙，那个“犹”字是讥讽他们废除了告朔的礼仪，庆幸他们仍然朝见宗庙罢了。所以读《春秋》的人不能拘泥于一个字作为例子，才能领会圣人的心意【郊祀的含义又见于僖公七年，配享见于僖公三年】

译秋季七月。

冬季，杞国伯姬来鲁国为儿子求娶媳妇【其义已在鲁襄公二十五年荡伯姬来鲁迎娶媳妇中提及】。

《春秋》对于本国女子出嫁、回娘家，必定详细记载，是为了显示男女有别、远离嫌疑。杞国伯姬亲自为儿子向鲁国求娶媳妇，不符合请防（请婚）的礼道。鲁襄公五年，她带着儿子来朝见，到现在又为儿子求娶媳妇，爱子之情确实深切。但由婆婆为儿子求娶媳妇，就是非礼。《春秋》直接记载此事，是表示讥讽。

狄人包围卫国。十二月，卫国迁都到帝丘。

去年狄人侵犯齐国，晋国不过问，因为齐国是大国，不惧怕狄人。现在狄人包围卫国，卫国迁都躲避，危险非常严重，而晋文公始终不放在心上，比起齐桓公保全三个灭亡的国家，惭愧多了。背叛者讨伐，顺服者安抚，这是常理。现在背叛者不讨伐，顺服者不加存恤，失去了作为霸主的道理。齐桓公晚年不能救援黄国，还可以说“黄国遥远而力量达不到”。卫国靠近晋国，不是力量达不到，而是休戚不相关，还凭什么做盟主呢？《春秋》笔法如此，是责备晋国。对比齐桓公的行事来看，就知道这是在责备晋国。

鲁襄公三十二年，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四月己丑日，郑国国君郑伯捷去世。

卫国军队侵犯狄人。秋季，卫国人与狄人结盟。

查考《左传》，狄国内乱，卫国军队侵犯狄人。狄人请求讲和。秋季，卫国人与狄人结盟。卫国是小国，曾经被狄人灭亡而迁都到楚丘。到现在狄患未止，又迁都到帝丘。前后三十年间，国家两次迁都，卫国作为卫国，确实非常微弱。一旦狄国内乱，卫国趁机侵犯，狄人于是请求讲和。从此以后，狄患稍减，北方边境不再惊恐，卫国可以说是能够自强了。孟子说：“能治理好自己国家的人，谁敢侮辱他？”卫国大概就有这种表现。结盟不写地点，杜预注解说是在狄人的庐帐中与他们结盟，就像中原所说的城下之盟。狄人到现在才开始畏惧。那么《春秋》为什么没有褒扬？回答说：记载“卫人侵狄”、“卫人及狄盟”，说侵犯、结盟，都由卫国主导，卫国还有人才。凡是书写“人”字连用两次，有嘉奖其人而书写以表达意思的，有厌恶其人而书写以示贬低的。“卫人杀州吁”、“卫人立晋”，以及这里的“卫人侵狄”、“卫人及狄盟”，是嘉奖；如“齐人执单伯”、“齐人执子叔姬”，是厌恶。学者根据经书旨意来衡量当时的事，就知道如何折衷判断了。

冬季十二月己夘日，晋国国君晋侯重耳去世。

晋文公才能有余而德行不足，前代儒者论述得很完备了。我曾比较齐桓公、晋文公的规模气象及其行事来看，私下认为齐桓公从容不迫，还有周朝兴盛时的气象；至于晋文公则浅薄狭隘、急躁紧迫，渐渐有了战国、秦汉的风气，大概是申不害、商鞅学说的萌芽。比如城濮之战，《左传》所说的“三罪而民服”，都是失刑。颠颉跟随流亡十九年，功劳也很大，因为烧毁僖负羁的宫室而被杀，这是出于私心。中军在沼泽中遭遇大风，丢失大旗左边的旗帜，也是小事，却让祁瞒因此被杀。舟之侨担任戎右，在城濮之战中有功未赏，却因渡河先归而被杀。这三个人，都应在议勋、议能的范畴，即使有罪，也应当宽恕，何况罪不至死却杀了他们呢？大概晋文公内心不公正，而狐偃、赵衰等人助长深刻严酷，所以表现在事情上，常常如此。最特别是颠颉之死，尤为缺少防备。《左传》认为“三罪而民服”，我认为三罪都不应当，人心有什么可服的呢？周朝忠厚的气象，在齐桓公时还未衰败，到了晋文公时所存无几了。善于读书的人，不要被史传所迷惑。

鲁襄公三十三年，春季，周王二月，秦国人进入滑国【其义并见败秦于殽】。

齐侯派国归父来聘问。

《左传》说：“从郊外慰劳到赠送财物，礼仪完成而加上敏捷。”臧文仲对鲁公说：“国子执政，齐国还有礼，您应该去朝见。”鲁公听从了。我认为臧文仲是鲁国的贤大夫，必有高见远识，不同于庸众。现在因为国归父在仪容辞令之间敏捷，就劝他的国君去朝见齐国，礼仪的大节，就止于此了吗？前几天宰周公下聘，鲁公不去京师朝见以拜受天子的宠命，臧文仲曾一字未提。现在国归父修习交聘的常事，就劝他的国君去朝见，以此说是谄媚也可以，却说“服从有礼的国家，是社稷的保卫”，难道不是欺骗吗？

夏季四月辛巳日，晋国人与姜戎在殽地打败秦军【《左传》、《谷梁传》作“败秦师”，《公羊传》无“师”字】。

殽地之战，不说战而说败，是厌恶秦国。晋人，指晋国大夫，称“人”，是贬低，不认为他们释殡而主战是正当的。之所以称秦国，是将其外置。晋国贬低亲族而称人，是贬低，国君在殡而用兵，危殆不得安宁，因此贬低。秦国起初出兵戍守郑国，本意是保全郑国，到现在却借戍守之机偷袭，郑国人发觉，秦军转而进入滑国。晋君臣听说秦军到来，担心对自己不利，出兵拦截，在殽地战败，三位将领都被俘获。《春秋》厌恶秦人用诈而将其外置，厌恶晋侯背弃恩惠而称人，这是两者都责备，而责备秦国的意思重于责备晋国。有人说：“殽地败秦，与城濮败楚，这两件事可以同日而语吗？”

译说呢？」回答说：「不能等同看待。晋国抵御楚国，是从天下大势的角度而言；晋国抵御秦国，是从两国是非曲直的角度而言。城濮之战，其功绩在于天下；殽之战，其功绩在于本国。」那么，谁是非曲？谁又是直？回答说：「双方都有非曲，秦国更为严重。先前秦国与晋国围攻郑国，秦穆公私下与郑国结盟，撤兵离去，这就是引发争端的原因。如今晋文公在去年十二月去世，而秦穆公就在今年春天出兵偷袭郑国，这并非只是趁郑国空虚，更是趁晋国丧期，他的志向是想获取诸侯的拥戴，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其目的不专为郑、滑两国也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晋国的君臣稍不自强，秦国就会在中原展示武力，胁迫鲁、卫等小国顺从，以实现其素来的称霸野心，这易如反掌。幸好文公有儿子，迅速发兵扼守并击退秦军，楚国已经畏惧臣服，秦国也疲惫困顿，晋国得以世代继承霸业，这虽然只是一国的功绩，不能与城濮之战同日而语，但也是继承父业、承接先考的人了。」齐桓公在位四十年，死后名声消亡，因为没有儿子；晋文公在位十八年，余威行于中原，子孙相继主持中原盟会，这是托付得当、任用贤人的效果。评论的人大多说：「文公受秦穆公的大恩，而他的继承人不能继续友好对待秦国，竟然发兵在险要之地逼迫敌人，因此认为这是不对的，《春秋》对此持肯定态度。」其实秦晋之间的嫌隙，在合兵围郑时就已经显露，到了这时，晋文公刚死尸骨未寒，秦国忽然出兵偷袭郑国、灭掉滑国，大概是打算遵循楚成王围攻宋国的先例。晋襄公如果打算置之不理，不做像齐孝公那样因父亲去世而事奉楚国的行为，就会像宋襄公那样束手就擒，中原因此多事。说晋国出兵没有正当理由，在险要之地逼迫敌人，是不可以的。但是，文公在城濮之战中，退避三舍以报答楚国的恩惠，如今晋襄公身在军中，完全没有谦让秦国的意思，歼灭秦军。而且从此以后，频繁作战屡次获胜，可以停止却不肯停止，所以《春秋》的人对此加以责备。有人问：「您说晋襄公身着丧服从军，难道没有讥讽吗？」回答说：「战争时期改变礼仪，是古人所不能废除的。国家有大丧事，敌人趁我国丧期来危害我国，忧患在于宗庙社稷，身着丧服立即从军，并不损害孝道。如果是边境的小警报，不涉及存亡安危，放下丧事而起兵，那是罪过。晋襄公抵御秦军，是为了继承父亲的志向，如果不亲自出征，军队必定失败，楚国攻打南方，秦国侵扰西方，晋国的衰落立刻就会到来，这难道是像邴侯从军那样小小的利害相比的吗？后世有类似的事情，五代后周高祖去世，北汉人趁其丧期大举入侵，世宗放下殡礼亲自御敌，一战击退敌人，中原得以安宁。假如世宗畏惧退缩，把御敌交给各位将领，那么敌人长驱直入，后周就灭亡了。仁人孝子，权衡时势、斟酌适宜，以决断大计而安定宗庙社稷，这也是《春秋》所肯定的。」

译癸巳日，安葬晋文公。

狄人侵犯齐国【其义理与《晋人败狄于箕》相同】。

鲁国攻打邾国，夺取了訾娄。秋天，公子遂率领军队攻打邾国。

这是鲁国人趁着晋文公去世而动用军队，小国为了追逐利益而采取这种计策，史书既记载“伐”又记载“取”，是用来表示贬斥的。晋国是霸主之国；鲁国是望国（地位尊显的大国）。霸主之国，是诸侯的领袖；望国，是诸侯的表率。望国应当以道德仁义为重，难道要等待霸主之国率领之后才端正自己的行为吗？齐桓公去世时，宋国和楚国争夺霸权，鲁国于是趁机攻打邾国，一年之内达到两次。如今晋文公去世，秦国和晋国交战，鲁国又在这个时候趁机攻打邾国，一年之内达到两次。鲁国不能推崇望国的体统，每次趁着霸主之国多事而侵凌小国，虽然因此受到霸主之国的摧残侮辱和多次谴责，却始终不以为悔，这是因为国君没有自强的德行，作为大夫的人都是保全权力、巩固地位的人，望国之所以不能成为表率，原因就在这里。

晋人在箕地打败狄人

有人说：“狄人攻打晋国，晋人与其交战并打败了他们，俘获了白狄的首领，这是抵御外侮。《春秋》称‘晋人’，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晋国作为盟主，只知道自救，却不知道拯救诸侯的急难，这是《春秋》讥讽的原因。前年晋国在清原阅兵，设立五军，说是想要用来抵御狄人。从此狄人侵犯齐国、包围卫国，卫国迁都到帝丘，而晋国都不去救援。如今狄人用军队侵犯晋国，然后才与之交战，仅仅取得一次胜利，只知道自救罢了。比起齐桓公保全邢国、复兴卫国，难道不感到惭愧吗？所以《春秋》称‘晋人’。”有人说：“《春秋》记载战争、征伐、侵犯、入侵非常详细，而对于外部的军事行动却没有记载‘战’的，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为了明确内外之分。有人认为是等到敌军尚未列阵就打败了他们，所以直接用‘败’来记载，这就太拘泥了。战争又有什么固定的模式呢？列阵后打败敌人的情况也有，难道一定都是诈战而直接用‘败’来记载吗？大概是因为国家弱小势力微薄，不是中原诸侯的对手，所以不记载‘战’而记载‘败’罢了。”那么对于楚子为什么记载‘战’呢？回答说：“楚国本是先代后裔，因为僭越称王所以将其视为外邦，这与上述情况稍有不同。”

冬天十月，鲁公前往齐国。十二月，鲁公从齐国回来。

《春秋》记载“公如齐”、“公至自齐”，是责备鲁公。三十年时，周天子派宰周公来聘问，鲁公不去朝见，而是派公子遂前往京师，又前往晋国，无视天子的罪行太大了。今年二月，齐侯派国归父来，鲁公才亲自前往齐国报谢。他对天子的态度非常怠慢，而对待大国却过分恭敬，这是长期习惯逐渐形成的结果。僖公号称贤君，谄媚强国而怠慢天子，按照王法的惩罚，这是应当有罪的。《春秋》详细记载这些事，不加贬斥而义理自然显现。

乙巳日，鲁公在小寝去世

《公羊传》说：“小寝不是正寝。”《左传》说：“就是安寝。”国君去世不在路寝，而在小寝，去世的地方不合礼制。鲁国史官记载下来，圣人因而保留它，以垂示法度给后世。在春秋时代，先王的礼教逐渐衰微，而国君去世的地方不合礼制，史官还谨慎地记载下来，这是古意尚存的表现。所以《春秋》沿用了这一记载。鲁国各位国君去世在路寝的有三位，去世在小寝、防下、楚宫、高寝的有四位。《公羊传》说：“路寝，是正寝，生病时住在正寝以整齐地结束生命。”何休认为天子诸侯都有三座寝宫：一是高寝，二是路寝，三是小寝，这与《周礼》所载的六寝制度不同。大概路寝是正寝，是君主听政的地方，当病危时住在路寝，所谓以整齐地结束生命。成王将要去世时，盥洗漱口，穿戴冕服，靠着玉几，向公卿大臣发布命令，让他们辅佐太子度过艰难，这是国君在正寝去世的事情。如果不是平时修养有素、神明不乱，怎么能尽到临终的礼仪呢！

降霜却不冻死草木，李树梅树结果

这是概括整个冬天而言的。上面记载“乙巳，公薨于小寝”，是一天的事；这里记载“陨霜不杀草，李梅实”，是一整个冬天的事。杜预的《长历》认为这个月是周历十一月，即夏历九月。如今九月草木不被冻死的很多，怎么能说是异常呢？大概这个月是建丑月，即夏历的岁末。鲁国史书记载这个冬天的异常，概括地说“陨霜不杀草，李梅实”。降霜却不冻死草木，是因为气候温暖。气候温暖，于是李树梅树结果。曾经见过十月桃李开花，岁末时有果实的，但不能成熟。这里因为异常而记载，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如果认为这是夏历九、十月之交，那么降霜本来就有未能完全冻死草木的情况，哪里值得作为异常呢？

晋人、陈人、郑人攻打许国

有人说：“晋文公称霸时，许国最后臣服。如今文公去世不久，许国就背叛晋国依附楚国，攻打它是适宜的。《春秋》称三国为‘人’，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许国应当攻打，但晋襄公此时还不宜攻打。襄公继承文公的基业，在殽地阻挡秦国，在箕地打败狄人，不担心没有威势，所缺少的是德声尚未传播罢了。即位之初，应当朝见周天子于京师，听从命令然后行事。对弱者安抚，对危者拯救，使德意到达、信义信服于诸侯，还有不服从的，然后奉王命去讨伐，谁敢不听从？如今纠集三国攻打许国，不是当务之急。唉！晋国有可以称霸的基础，有可以称霸的时机，但其气量不足以称霸，仅仅能延续齐桓公、晋文公的气脉而已。后来才采用先且居的计策，在温地朝见周天子，可惜已经晚了，而又蹈袭河阳之失，以臣子的身份召见君主，

译其余就不值得看了。」

春秋集传详说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