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详説卷二十三
。此讨贼也，虽诱之，曷爲絶之？怀恶而讨不义，君子不与也。」或曰：「蔡般负覆载所不容之罪，楚子讨之，春秋以名书，与般俱名，何也？」曰：「仗大义以行其大不义，仗大信以行其大不信，春秋所甚恶也。防利陈之乱而灭其国，既得灭国之利，复以谋陈者谋蔡，诱般杀之，袭取其国，诈以灭陈，又诈以灭蔡，又用蔡世子于淫昬之社，狂暴险恣，无复一分人理。是故春秋特变例而名之，与般俱以名书，不与防以讨贼之义也。」谷梁以爲夷狄之君诱杀中国之君，故谨而名之。愚谓弑父与君，夫人皆得而诛之，中国不能治，夷狄治之，亦春秋所许。但防利人之难而灭其国，故特正其罪而名之耳。使防于讨般之后，谋之于晋，请之于王，更立君以定蔡，已无所利焉，则春秋犹将许之，何遽至于名之乎？
译这是讨伐贼人，虽然诱骗了他，为什么要断绝他呢？怀着恶念去讨伐不义之人，君子是不赞同的。」有人问：「蔡国国君般背负着天地所不能容忍的罪行，楚灵王讨伐他，《春秋》用名字记载，和般一样都直书其名，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倚仗大义来施行极大的不义，倚仗大信来施行极大的背信，这是《春秋》所极其厌恶的。防备陈国的动乱而灭亡其国家，既然已经得到了灭亡他国的利益，又用谋害陈国的手段来谋害蔡国，诱骗般并杀害他，偷袭夺取其国家，用欺诈手段灭亡陈国，又用欺诈手段灭亡蔡国，又在淫乱昏暗的社坛使用蔡国的世子，狂暴凶险放纵，完全没有人伦道理。因此《春秋》特意改变常例而直书其名，和般一样都直书其名，不承认楚灵王有讨伐贼人的正义性。」《谷梁传》认为夷狄的君主诱杀中原诸侯的君主，所以谨慎地直书其名。我认为弑杀父亲和君主，任何人都可以诛杀他，中原诸侯不能惩治，夷狄惩治他，这也是《春秋》所允许的。只是楚灵王贪图他国危难而灭亡其国家，所以特意纠正其罪行而直书其名罢了。假如楚灵王在讨伐般之后，向晋国谋划，向周天子请示，另立君主以安定蔡国，自己不再图谋利益，那么《春秋》还将赞许他，怎么会竟然直书其名呢？
五月甲申夫人归氏薨
昭公之母，襄之妾，敬归之娣也。妾母僭夫人，自成风以来，《春秋》皆有讥，至是始无讥。非无讥也，僭礼之罪在僖，宣后之子孙率循弊典，有不足责焉耳。然直书其事而无所隐，乃所以责之也。
大搜于北蒲
是月也，君母归氏薨。搜事不爲之中却。晋大夫叔向闻之，曰：「国有三年之丧，而无一日之慼，国不忌君，公室且将卑矣。」《春秋》继夫人薨而书大搜，以其同在此一月之内也。归氏虽非嫡母，鲁君既尊之以夫人之礼，则当从大丧之制。今也搜不爲辍，言强家之不忌君，是以知公室之将卑，干侯之祸不旋踵而作。或曰：「丧不可搜欤？」曰：「搜，常事也；丧，变事也。当变而常，是故爲不可，非谓国有丧，武备不可讲也。」
仲孙貜会邾子盟于祲祥
丧不贰事，礼也。前既搜于北蒲，此复爲祲祥之会，春秋皆系之五月之下，所以贬也。或曰：「春秋不爲鲁讳与？」曰：「鲁不讳丧而讲行常事，春秋不得爲之讳也。」
秋季，孙意如防晋韩起、齐国弱、宋华亥、衞北宫佗、郑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案《左传》谋救蔡也。或曰：「蔡当救乎？」曰：「般可讨，而蔡不可灭也。今般已死，而防之兵犹顿于蔡下，必欲乗其危乱而取之，此盗贼之兵，中国诸侯共起而击逐之，义之所得爲也。爲晋君者，当使人谕之楚，责以违载书、擅兴兵灭与国之罪。彼防虽顽防不灵，国中犹有人，岂不畏义而耻？而晋之用事者庸猥无能，乃使人卑词爲蔡请盟，爲夷所侮辱，而蔡遂灭矣。厥憖之会，欲以何爲既乃逡巡而引退，晋君犹有知，韩起其不爲首戮乎？」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齐归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师灭蔡，执蔡世子有以归，用之。书「楚师灭蔡」，继书「执世子以归用之」，诛楚之无道，着世子以不屈而死也。孙泰山曰：「世子云者，未立之名。」胡文定谓世子守节而死，故爲《春秋》所録。合二说而书法见矣。般固有当讨之罪，父死而子立，世子宜立者也。世子不敢遽以君位自居，亦未甘出夷楚之下，婴城固守以待外救。晋不能救而国亡身死，视纪季以酅入齐苟爲自全之计者，逺过之矣。位乃世子之位，父虽殒命于夷，子犹不敢遂居其处，视齐世子光乗其父之笃疾，杀父之嬖而簒有其国者，万万不侔矣。是故《春秋》特存其世子之名而录其爲宗社死，公羊以爲父坐弑诛，子不得有其国者，是亦一说。使世子而不能死社稷，以国与楚，《春秋》于是乃有诛矣。
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左传作唐】
公羊「伯于阳，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知尔所不知。」何《左传》曰：「纳北燕伯欵于唐，因其众也。」公羊迃僻，当从《左传》。北燕伯入于阳，与献入于夷仪，其事略相类，皆以乱臣迫逐而出，因大国之力以归，入于其邑而未至其都，皆不名，所以正其君臣之分。衞献返国而始名之者，则所以结正其失国之罪。或名或不名，皆有深意。或曰：「齐景公爲北燕出师至再，《春秋》其许之乎？」曰：「霸者之欲霸也，皆有身任天下之志。景公有可霸之资，当晋政既衰，有可霸之时，而不能以天下自任，前伐北燕受赂而回，此伐北燕半途而返，非其力之不足，用心不刚也。厥后鲁昭孙于其境，子家羁知景公无信，不足仗，劝使改图，良以是故。」
三月壬申郑伯嘉卒
夏宋公使华定来聘
公如晋至河乃复
谷梁曰：「季孙不使遂乎晋也。」而左传则以鲁伐莒取郠，莒人愬之晋，故辞公。夫伐莒至于再，又受其叛臣叛邑，鲁实有罪，然皆季氏之所爲。明年晋人执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晋，辄爲所却，岂晋之诸臣曲爲季氏之地，公有辞不能以自伸欤？谷梁之说必有所本。
五月葬郑简公
楚杀其大夫成熊
左传》：或谮成熊于楚子，成熊知之而不能去，以是故及防。以猜忌杀无罪之大夫，故以累上书
译五月甲申日，夫人归氏去世。
她是鲁昭公的母亲，鲁襄公的妾室，也是敬归的妹妹。妾母僭越使用夫人的礼仪，自从成风以来，《春秋》对此都有讥讽，到了这里才开始没有讥讽。并非没有讥讽，而是僭越礼制的罪责在于僖公，宣公之后的子孙沿袭这种弊端的旧例，没有什么可责备的。然而直接记录这件事而不加隐瞒，正是为了责备他们。
在北蒲举行大规模搜狩。
这个月，国君的母亲归氏去世。搜狩之事并没有因此中止。晋国大夫叔向听说后说：“国家有为期三年的丧事，却没有一天的哀痛，国家不敬畏国君，公室的地位将要低下了。”《春秋》在记载夫人去世之后接着记载大规模搜狩，是因为它们同在这个月之内。归氏虽然不是嫡母，鲁君既然用夫人的礼仪尊崇她，就应当遵循重大丧事的制度。现在搜狩没有因此停止，说明权臣之家不敬畏国君，由此可知公室地位将低下，干侯之祸不久就会发生。有人说：“有丧事不可以进行搜狩吗？”回答说：“搜狩是常规事务；丧事是变故。在变故发生时仍按常规行事，所以说不可以，并不是说国家有丧事，军事准备就不能进行。”
仲孙貜与邾子在祲祥结盟。
有丧事不处理第二件事，是礼制。之前已经在北蒲进行了搜狩，这里又为了祲祥之会，这两件事《春秋》都系在五月之下，这是为了贬斥。有人说：“《春秋》不为鲁国避讳吗？”回答说：“鲁国不避讳丧事而进行常规事务，《春秋》就不能为它避讳了。”
秋季，孙意如在厥憖抵御晋国的韩起、齐国的国弱、宋国的华亥、卫国的北宫佗、郑国的罕虎、曹国人、杞国人。
查考《左传》，这是谋划救援蔡国。有人说：“蔡国应当救援吗？”回答说：“楚灵王可以讨伐，但蔡国不可灭亡。现在楚灵王已经死了，而抵御的军队还停留在蔡国城下，必定是想趁其危乱而夺取它，这是盗贼的军队，中原诸侯共同起兵击退他们，是道义上允许做的。作为晋国国君，应当派人告知楚国，谴责它违背盟约、擅自兴兵灭掉同盟国的罪行。楚国虽然顽固不灵，国内还有人心，难道不畏惧道义而感到羞耻吗？而晋国当权者平庸无能，竟然让人低声下气为蔡国请求结盟，被夷狄侮辱，于是蔡国就被灭亡了。厥憖之会，想要做什么呢？既然犹豫不前而退兵，晋国国君还有理智，韩起难道不会成为第一个被杀的人吗？”
九月己亥日，安葬我国的小君齐归。
冬十一月丁酉日，楚国军队灭亡蔡国，俘虏蔡国世子有带回楚国，将他杀了祭器。记载“楚国军队灭亡蔡国”，接着记载“俘虏世子有带回并杀了他”，是诛讨楚国的无道，彰显世子因不屈而死。孙泰山说：“世子，是尚未继位的名称。”胡文定认为世子守节而死，所以被《春秋》所记录。结合两种说法，《春秋》的书法就显现出来了。楚灵王固然有应当讨伐的罪过，父亲死了儿子继位，世子是应当继位的人。世子不敢立即以君位自居，也不甘心屈服于夷狄楚国之下，坚守城池等待外援。晋国不能救援而国家灭亡、自身死亡，比起纪季带着酅地投奔齐国苟且保全自己的计策，远远超过他了。那是世子的位置，父亲虽然死于夷狄之手，儿子尚且不敢立即居于此位，比起齐国世子光趁父亲重病，杀害父亲宠臣而篡夺国家的人，万万不能相比。所以《春秋》特意保留他的世子之名，记录他为宗社而死，公羊传认为父亲因被杀而受诛，儿子不能拥有国家，这也是一种说法。假使世子不能为社稷而死，把国家交给楚国，《春秋》于是就有诛讨了。
十二年春天，齐国高偃率领军队把北燕伯送到阳【《左传》作唐】
公羊传说：“伯于阳，是公子阳生。”孔子说：“我知道了。”在旁边的人说：“您既然知道，为什么不改正？”孔子说：“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为什么《左传》说：“把北燕伯款送到唐，是依靠他的民众。”公羊传迂曲偏僻，应当遵从《左传》。北燕伯进入阳，与卫献公进入夷仪，事情大致相似，都是被乱臣逼迫驱逐而出，依靠大国的力量回归，进入他的城邑而没有到达都城，都不称名，这是为了端正君臣的名分。卫献公返国后才称名的，是为了归结他失去国家的罪责。有的称名有的不称名，都有深意。有人说：“齐景公为北燕出兵两次，《春秋》会赞许他吗？”回答说：“霸主想要称霸，都有身任天下的志向。景公有称霸的资质，在晋国政令衰微时，有称霸的时机，却不能以天下为己任，以前伐北燕接受贿赂而回，这次伐北燕半途而返，不是力量不足，而是用心不刚。后来鲁昭公在他的边境避难，子家羁知道景公没有信用，不足以依靠，劝他改变计划，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三月壬申日，郑国国君嘉去世。
夏天，宋国国君派华定来聘问。
鲁昭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就返回了。
谷梁传说：“季孙不让昭公顺利到达晋国吗？”而《左传》认为鲁国两次伐莒夺取郠地，莒人向晋国控告，所以晋国拒绝昭公。伐莒达到两次，又接受其叛臣叛邑，鲁国确实有罪，但都是季氏所为。第二年晋国人拘捕意如，也知道罪责所在，而昭公每次到晋国，就被拒绝，难道晋国的各位大臣偏袒季氏，昭公有理由却不能自我申辩吗？谷梁传的说法必定有所依据。
五月，安葬郑简公。
楚国杀了它的大夫成熊。
《左传》：有人向楚王诬陷成熊，成熊知道了但不能离开，因此受到牵连。因猜忌杀害无罪的大夫，所以用累书的方式记载。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齐
左传》：「憖与南蒯、叔仲小谋诛季氏，惧不克而奔。」事详见明年叔弓围费。
楚子伐徐
晋伐鲜虞
谷梁曰：「其曰晋，狄之也。不正其与夷狄交伐中国，故狄称之。」注谓：「鲜虞爲姬姓之狄，居于中山，故曰中国。」愚以爲未得经意。晋自平公举霸权而逊之楚，遂使中国诸侯北面夷狄之庭，人有左衽之忧。及是楚灭陈、灭蔡、伐呉、围徐，中国之人延颈企踵以望晋人出师，一大创治之。晋之君臣懵然，一无所问，方且加兵于弱小无罪之国，爲逐利自私之计，是故狄之。陈止斋曰：「春秋之狄秦，以晋故也；狄郑，亦以晋故也。则其狄晋何？晋之君臣无中国志也。」楚防簒国之贼，而执齐庆封，放陈招，杀蔡侯般，假讨贼之名以劫制诸夏，而晋连年有事于鲜虞。呉入郢，于越入呉，晋犹围鲜虞未已，无志于中国也，于是狄晋。此说得之。吕氏乃曰：「事有大小，则记有详略。晋伐鲜虞，略辞也。故书楚、书吴，皆略之之辞，以爲逺者有不可得而详，事之小者亦然，皆非所以爲襃贬轻重。」此说疎与！《春秋》以一字爲襃贬，凡狄晋、狄秦之类，皆书法条贯之所在，乌可忽乎【义又见十五年伐鲜虞】
十有三年春叔弓帅师围费
或曰：「此南蒯叛季氏，而叔弓以兵围之，不书蒯叛，何也？」曰：「家臣而知尊公室，未爲罪也。家臣托尊公室而自爲其私计，夫然后爲叛矣。」南蒯之始谋，爲此号于人曰：「吾以尊公室。」其心迹未着，春秋乌得而正其罪？卒之以费奔齐，其叛状乃着，于是爲叛矣。曰：「家臣而尊公室，于义可乎？」曰：「可。诸侯之臣皆天子之臣也，大夫之臣皆诸侯之臣也。诸侯叛王，大夫与之俱叛，不可也；大夫叛诸侯，家臣与之俱叛，不可也。诸侯之臣叶诸侯以尊天子，大夫之臣叶大夫以尊诸侯，正也。」鲁季氏秉政五世，至宿、意如，犯上作乱，无所不爲。使爲之家臣者，知大义之所在，勉季氏以忠，约季氏以礼，举兵权而归之公上，固鲁国之令臣也，奚其叛？而南蒯之心则非纯乎爲国者，既以告公，未几乃以费叛归于齐，则鲁之叛臣矣。当时有谓家臣不当言强公室者，乃乱贼之党同恶相济之悖辞，而传者犹有取焉，愚窃不敢谓然也。且以后世之事而揆之，如王莽、曹操、司马懿父子之谋爲不轨，与唐藩镇之称兵犯上，皆有腹心爪牙辅成其恶，则家臣之类也。知有所事，不知有国，莫不以叛臣目之。至于家臣辅大夫爲逆，则不以爲非，然则莽、操、懿之臣犹得爲忠于所事乎？《春秋》书「叔弓围费」，不书「叛」，盖有深意。后儒不能深识，惟曰家臣不当叛大夫，误矣。大夫所爲正而家臣叛之，是之谓叛；大夫叛而家臣正之，奚其叛【义又见定八年盗窃寳玉大弓】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防于干谿。据《左传》所载，不能尽得经意，今从《公》、《谷》爲断。防与公子比、公子弃疾皆共王之子。郏敖之死，公子比奔晋，公子弃疾事防爲蔡公。防无道，暴师干谿以图非望之福。弃疾因民之怨，召比于晋而立之。《公羊》曰：「公子弃疾胁比而立之，令于干谿曰：『比既立矣。』众散而防以缢死。」此其实也。比自晋而归，实预初议。《左传》乃谓观从独爲此谋，矫弃疾之命，召比于晋，强与之盟，然后袭蔡，蔡公始觉。愚以爲区区一观从，岂能独办此事？盖弃疾与比内外合谋而爲之也。弃疾始爲此谋，而《春秋》归狱于比，以比自晋而入，主于代防。比入而防死，防死而比立，则弑君之罪当在比矣。《左传》以爲比不知始谋，归国而后知之，必无是也。书「自晋归于楚」，《谷梁》以爲晋有奉者是也。或曰：「防非簒国之贼乎？」曰：「始防之簒，有能仗大义而杀之，求郏敖之后而立之，则杀者爲义，簒者爲贼，从州吁、无知之讨例可也。及今而后杀之，又代君其处，其得谓之讨贼乎？」或曰：「比未尝事防爲君，而坐之以弑君之罪，何欤？」曰
译秋季七月。
冬季十月，公子憖出逃到齐国。
《左传》记载：“憖与南蒯、叔仲小谋划诛杀季氏，因害怕不能成功而逃跑。”此事详见明年叔弓围费。
楚子攻打徐国。
晋国攻打鲜虞。
《谷梁传》说：“经文称‘晋’，是将其视为狄人。因为不认为晋国与夷狄联合攻打中原国家是正当的，所以用对待狄人的称呼来指称它。”注解说：“鲜虞是姬姓的狄人，居住在中山，所以说它是中原国家。”我认为这没有领会经文的深意。晋国自从平公放弃霸权而让位于楚国，致使中原诸侯向北面夷狄的朝廷称臣，人们有沦为夷狄服饰的忧虑。到了此时，楚国灭陈、灭蔡、伐吴、围徐，中原之人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晋国出兵，给楚国一次重大的打击。晋国的君臣却茫然无知，过问都不问，反而对弱小无罪的国家施加武力，做追逐私利的事，所以将其视为狄人。陈止斋说：“《春秋》将秦视为狄人，是因为晋国的缘故；将郑视为狄人，也是因为晋国的缘故。那么将晋视为狄人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晋国的君臣没有匡扶中原的志向。”楚国防范篡国的贼人，逮捕齐国的庆封，放逐陈国的招，杀死蔡侯般，借讨伐贼人的名义来胁迫控制诸夏，而晋国却连年对鲜虞用兵。吴国攻入郢都，越国攻入吴国，晋国还在围困鲜虞不止，没有匡扶中原的志向，于是将晋视为狄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吕氏却说：“事情有大小，记载就有详略。晋伐鲜虞，是简略的记载。所以记载楚国、记载吴国，都是简略的措辞，因为遥远的事情不可能详尽，小事也是如此，都不是为了褒贬轻重。”这个说法太粗疏了！《春秋》用一字来褒贬，凡是视晋为狄、视秦为狄之类，都是书法条贯所在，怎么可以忽视呢【义又见十五年伐鲜虞】
十三年春季，叔弓率领军队包围费邑。
有人说：“这是南蒯背叛季氏，叔弓带兵包围他，不记载南蒯叛变，为什么呢？”回答说：“家臣知道尊崇公室，不算犯罪。家臣借尊崇公室之名而为自己谋取私利，这才算是叛变。”南蒯起初谋划时，向人宣称：“我是为了尊崇公室。”他的心迹尚未显露，《春秋》怎么能判定他的罪名？最终他带着费邑逃奔齐国，他的叛变行为才显露出来，于是才算叛变。有人说：“家臣尊崇公室，在道义上可以吗？”回答说：“可以。诸侯的臣子都是天子的臣子，大夫的臣子都是诸侯的臣子。诸侯背叛天子，大夫跟着一起背叛，是不可以的；大夫背叛诸侯，家臣跟着一起背叛，也是不可以的。诸侯的臣子协助诸侯以尊崇天子，大夫的臣子协助大夫以尊崇诸侯，这是正当的。”鲁国季氏专权五代，到了季宿、季意如，犯上作乱，无所不为。假使做他们家臣的人，知道大义所在，勉励季氏尽忠，用礼法约束季氏，将兵权归还给君主，那本来就是鲁国的好臣子，怎么算是叛变？而南蒯的心并非纯粹为了国家，既然已经报告了国君，不久却带着费邑叛逃到齐国，那就是鲁国的叛臣了。当时有人说家臣不应当说尊崇公室，那是乱贼党羽同恶相济的悖谬之辞，而传文还采纳了这种说法，我私下不敢认为正确。且用后世的事情来衡量，如王莽、曹操、司马懿父子图谋不轨，以及唐代藩镇起兵犯上，都有心腹爪牙辅助他们作恶，那就是家臣这类人。只知道侍奉主人，不知道国家，没有不把他们看作叛臣的。至于家臣辅助大夫作乱，却不认为不对，那么王莽、曹操、司马懿的臣子还能算忠于所侍奉的主人吗？《春秋》记载“叔弓围费”，不记载“叛”，大概有深意。后儒不能深刻认识，只说家臣不应当背叛大夫，错了。大夫行为正当而家臣背叛他，这才叫叛；大夫叛乱而家臣匡正他，怎么算是叛【义又见定八年盗窃宝玉大弓】
夏季四月，楚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在干谿弑杀了他的国君郏敖。根据《左传》所载，不能完全领会经文的深意，现在以《公羊传》、《谷梁传》为准。郏敖与公子比、公子弃疾都是共王的儿子。郏敖死后，公子比逃奔晋国，公子弃疾侍奉郏敖为蔡公。郏敖无道，在干谿暴露军队以图谋非分的福分。公子弃疾利用百姓的怨恨，从晋国召回公子比并立他为君。《公羊传》说：“公子弃疾胁迫公子比立他为君，在干谿下令说：‘比已经即位了。’众人散去，郏敖因此自缢而死。”这才是实情。公子比从晋国回来，实际参与了最初的谋划。《左传》却说观从独自策划此事，假借公子弃疾的命令，从晋国召回公子比，强迫与他盟誓，然后袭击蔡公，蔡公才发觉。我认为区区一个观从，怎么能独自办成此事？大概是公子弃疾与公子比内外合谋而做的。公子弃疾起初策划此事，而《春秋》将罪责归于公子比，因为公子比从晋国进入楚国，主要目的是取代郏敖。公子比进入而郏敖死，郏敖死而公子比立，那么弑君的罪责应当在公子比身上。《左传》认为公子比不知道最初的谋划，回国后才知道，一定不是这样。记载“自晋归于楚”，《谷梁传》认为晋国有奉送公子比回国的人是正确的。有人说：“郏敖不是篡国的贼人吗？”回答说：“起初郏敖篡位时，如果有能仗义杀他，寻求郏敖的后代而立他为君，那么杀他的人是义士，篡位的人是贼人，可以按照州吁、无知被讨伐的先例。等到现在才杀他，又取代君位，这能叫做讨伐贼人吗？”有人说：“公子比不曾侍奉郏敖为君，却判他弑君的罪，为什么呢？”回答说
：「防兄也比弟也。防君楚国，比自外归，弑其兄而已自爲君，不曰弑君可乎？使比于防之既死，固执子臧之节，从众望而立君，则不可以弑言矣。盖贼可讨而不可代也。代之，则与之俱爲簒弑之人，《春秋》之义，必有所不容矣。」
译子防是哥哥，子比是弟弟。子防身为楚国的国君，子比从国外归来，杀害了他的哥哥而自立为国君，这难道能说不是弑君吗？假使子比在子防死后，坚守子臧那样的节操，顺应众人的期望而拥立新君，那就不能用“弑”字来描述了。大概来说，弑君之贼可以讨伐，却不可以取而代之。如果取而代之，那就和弑君者一起成为篡位弑君的人了，《春秋》的道义，必定是不能容忍的。
楚公子弃疾杀公子比【弃疾立，是爲平王】
二传作杀，公羊作弑，当从公羊。弑者，下戕其上之名。楚防之死，弃疾弑之。公子比之立，弃疾立之，立之则君之矣，君之而又杀之，则弑也。比不成爲君，则称公子比。弃疾既尝君比，则加之首恶之名，所以正弃疾弑比之罪。比未尝事防爲君，而犹以弑书，弃疾实已君比，岂得不谓之弑？诸儒多从二传爲杀，其择之未精乎？
秋，公会刘子、晋侯、齐侯、宋公、衞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与盟【同盟义已见成十七年】
自晋楚爲成，晋之君臣自谓天下无事，媮惰苟安，无复自强之志。楚由是窃霸权，虎视中夏，晋君臣鼠伏而不敢出，几二十年。今楚防罪盈恶稔，自底覆亡，晋昭乃复爲会于平丘，号召诸夏，如病痱沉痼之人，精采销铄殆尽，强自支拄，人之见之者，知其无能有爲。是会也，齐不肯受盟，晋人治兵邾南，大陈戎马，胁而与之盟，晋亦可鄙甚矣。书「同盟」，讥王人不当下同列国之盟，且讥晋人不当以兵胁诸侯而与之同盟，是所谓一书再讥也。或曰：「公不与盟，鲁之耻也，而《春秋》不讳，何哉？」曰：「《春秋》于鲁事之当讳者，或以责鲁，或以责外。沙随之会，书『晋侯不见公』，责在晋也；平丘之防，书『公不与盟』，责在鲁也。鲁乗晋人之衰，侵暴邾、莒，受其叛人，入其土地，复加之以兵，《春秋》前此备书之，皆贬也。至是晋人伸其霸讨，辞公于防而执意如，晋之所行者是，故其责在鲁。书『公不与盟』，若公之自不与盟，虽爲公讳，亦责公也。胡文定乃以是责晋，以爲信蛮夷之诉，絶兄弟之欢，其未然欤？盖书『同盟』，所以贬晋；书『公不与盟』，则不可以言贬晋。《春秋》有一事再书，而前后取与不同者，此是也。」
晋人执季孙意如以归
鲁人暴莒亦甚矣，然皆季氏之所爲非其君责，晋人岂不知之？苟欲伸其霸讨，当治意如之罪，岂惟爲莒执之，抑亦爲鲁治之，可也。夫以人臣而据兵权、擅侵伐，不有君命，陵蔑小国，怙终不改，至于再三，肆之市朝，夫岂爲过？前此晋平庸闇，公欲诉而无路，今晋昭始立，必有以季氏无状告之者，故辞公于防而执意如。执之是也，当究其罪之所在，显示诛斥，而晋昭开明之天理，终晦蚀于羣下之私情。是年冬，公如晋，复见却，而意如乃得无事以归。公不得见，意如得归，是君之辞终不能胜于其臣，而晋之无政犹前日也。
公至自会
蔡侯庐归于蔡陈侯呉归于陈
公羊曰：「此皆灭国也，其言归何？不与诸侯专封也。」愚谓陈、蔡之灭，楚防灭之也，今其复之者，楚平弃疾也。国固成周之建国，何专封之有哉？然《春秋》以自归爲文者，其着义自有所在。盖陈、蔡者，中国之诸侯，而爲外夷所灭，今复爲外夷所存，中国无盟主，诸夏无方伯，始其灭也不能救，今其复也无所预，此中国之耻也。故《春秋》于陈、蔡之归，皆以自归爲文者，爲中国讳也。不言复而言归，国固其国，幸其亡而得存，去而复来，是故皆爵以归之，与郑突、曹赤之爲归异矣。
冬十月葬蔡灵公
楚蔡之仇也，大雠未报，仇人已殒，春秋之义不葬者也。今以国复而葬，亦变例耳。或曰：「楚防灭蔡，而弃疾复之，春秋书葬，所以释其不共戴天之憾。」曰：「不共戴天之憾而可释乎？爲公羊之学者谓晋人会于平丘，欲爲陈蔡讨楚，楚惧而亟复二国，虽复其名，犹制其实，是其爲憾可得而释乎？」昭侯柏举之役，大义所当伸也。
公如晋至河乃复
呉灭州来
州来，呉、楚中间要害处，或以爲楚之附庸。成七年，呉人入之，当抚而有之，以爲外屏，亦控楚之一防也，乃不能然。今又五十载，复以兵入之，遂从而残毁之，其地卒归于楚，呉不能有也。十九年传：「楚人城州来」，不言取而言城，见呉人之不能有。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晋
春秋》书「公
译楚公子弃疾杀死了公子比【弃疾即位，这就是楚平王】
《左传》和《公羊传》都记载为“杀”，而《公羊传》记载为“弑”，应当遵从《公羊传》的说法。“弑”是下级杀害上级的名称。楚灵王（楚防）的死，是弃疾弑杀的。公子比的即位，是弃疾拥立的，拥立了他就是把他当作君主，把他当作君主却又杀害他，这就是弑君。公子比未能真正成为君主，所以称他为公子比。弃疾既然曾经把公子比当作君主，就给他加上首恶的名号，以此来判定弃疾弑杀公子比的罪行。公子比未曾侍奉楚灵王为君，尚且用“弑”来记载，弃疾实际上已经尊奉公子比为君，难道能不称为“弑”吗？许多儒者多遵从《左传》和《谷梁传》的说法认为是“杀”，他们选择的标准不够精当吧？
秋季，鲁昭公与刘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平丘相会。八月甲戌日，在平丘结为同盟，鲁昭公没有参与盟誓【关于“同盟”的含义已在成公十七年中说明】
自从晋国与楚国达成和议以来，晋国的君臣自认为天下太平无事，苟且偷安，不再有自强不息的志向。楚国因此窃取霸权，对中夏虎视眈眈，晋国君臣像老鼠一样伏藏不敢出头，将近二十年。如今楚灵王罪孽深重、恶贯满盈，自取灭亡，晋昭公才又在平丘举行会盟，号召中原诸侯，就像患有瘫痪沉疴的人，精神耗尽，勉强支撑，人们看到他，就知道他没有什么作为。这次会盟，齐国不肯接受盟约，晋人在邾国南部整顿军队，大规模陈列战马，胁迫齐国与之结盟，晋国的行为实在卑鄙。史书记载“同盟”，是讥讽王室的使者不应参与诸侯之间的同盟，并且讥讽晋人不应以武力胁迫诸侯与之结盟，这就是所谓的一事再讥。有人说：“鲁昭公没有参与盟誓，是鲁国的耻辱，而《春秋》不避讳，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对于鲁国应当避讳的事情，有时归责于鲁国，有时归责于外国。沙随之会，记载‘晋侯不见公’，责任在晋国；平丘之会，记载‘公不与盟’，责任在鲁国。鲁国趁着晋国的衰弱，侵扰暴虐邾国、莒国，接纳他们的叛臣，侵占他们的土地，又加上军事打击，《春秋》在此前详细记载，都是贬斥。到了这时，晋人伸张霸主的讨伐，在防地辞退鲁公并执意逮捕意如，晋国所做的事是对的，所以责任在鲁国。记载‘公不与盟’，好像鲁公自己不愿参与盟誓，即使为鲁公避讳，也是责备鲁公。胡文定公却以此责备晋国，认为晋国听信蛮夷的申诉，断绝兄弟国家的欢好，这恐怕不对吧。大概记载‘同盟’，是为了贬斥晋国；记载‘公不与盟’，就不能说是贬斥晋国。《春秋》有一件事记载两次，而前后褒贬不同的情况，这就是。”
晋人逮捕季孙意如带回国
鲁国对莒国的暴虐也很严重了，但这些都是季氏所为，不是鲁君的罪责，晋人难道不知道吗？如果晋人想要伸张霸主的讨伐，应当惩治意如的罪过，不仅是为了莒国逮捕他，也是为了鲁国惩治他，是可以的。身为臣子却掌握兵权、擅自发动侵伐，没有君主的命令，欺凌蔑视小国，坚持错误不改，以至于再三，在街市上处死他，难道过分吗？此前晋国平庸昏暗，鲁公想申诉却没有门路，如今晋昭公刚即位，一定有把季氏无礼的行为告诉晋昭公的人，所以在防地辞退鲁公并逮捕意如。逮捕他是正确的，应当追究他的罪责所在，公开诛杀斥责，但晋昭公开明的大义，最终被群下的私情所遮蔽。这一年冬天，鲁公前往晋国，再次被拒绝接见，而意如却得以安然回国。鲁公不得接见，意如得以回国，这是君主的言辞终究不能胜过臣下，而晋国没有政令的状况和以前一样。
鲁昭公从会盟之地回国
蔡侯庐回到蔡国，陈侯吴回到陈国
《公羊传》说：“这都是被灭亡的国家，说‘归’是什么意思？不赞成诸侯擅自分封。”我认为陈、蔡的灭亡，是楚灵王灭亡的，现在恢复它们的是楚平王弃疾。国家本来就是周朝建立的，有什么擅自分封的呢？但《春秋》用“自归”来表述，其彰显的意义自有所在。大概陈、蔡是中原的诸侯，却被外夷所灭，现在又被外夷所恢复，中原没有盟主，诸夏没有方伯，起初它们被灭时不能救援，现在它们恢复时无法参与，这是中原的耻辱。所以《春秋》对于陈、蔡的回归，都用“自归”来表述，是为中原避讳。不说“复”而说“归”，国家本来就是它们的国家，庆幸它们灭亡后得以保存，离去后又回来，所以都用爵位称他们为“归”，这与郑突、曹赤的“归”不同。
冬季十月，安葬蔡灵公
楚国是蔡国的仇敌，大仇未报，仇人已死，按照《春秋》的道义是不应安葬的。现在因为国家恢复而安葬，也是变通的例子。有人说：“楚灵王灭亡蔡国，而弃疾恢复它，《春秋》记载安葬，是为了消除不共戴天的仇恨。”回答说：“不共戴天的仇恨可以消除吗？研究《公羊传》的人说晋国在平丘会盟，想要为陈、蔡讨伐楚国，楚国害怕而急忙恢复两国，虽然恢复了名义，但实际仍受控制，这样的仇恨可以消除吗？”昭公时期的柏举之战，是大义应当伸张的。
鲁昭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边就返回了
吴国灭亡了州来
州来是吴、楚之间的要害之地，有人认为它是楚国的附庸。成公七年，吴国人攻入州来，应当安抚并占有它，作为外部的屏障，也是控制楚国的一道防线，却没有这样做。如今又过了五十年，再次用兵攻入州来，于是残毁它，这块土地最终归于楚国，吴国不能占有。十九年的传文说：“楚人修筑州来城墙”，不说“取”而说“城”，表明吴人不能占有它。
十四年春季，意如从晋国回来
《春秋》记载“公
如晋，至河乃复」，继书「意如至自晋」，见鲁君与意如相出入于晋也。传谓意如谮其君，使不得遂于晋，此其实也。如晋昭辞公于防而执意如，人犹冀其明正强臣专兵之讨，俄而得释，季氏愈张，鲁君愈削，干侯之祸作矣。《春秋》书「意如至自晋」，诛也。自意如执至此，间事隔岁，而书名不书族，去族求免其身而陷其君，是以有诛。二十三年，叔孙婼见执，及其归也，书「叔孙婼至自晋」，比事而观，可以识圣人之意。
译“如晋，至河乃复”，接着记载“意如至自晋”，可见鲁君与意如一同出入于晋国。《左传》说意如进谗言陷害他的国君，致使国君不能在晋国达成目的，这才是实际情况。当初晋昭公在防地辞别鲁君并拘捕意如，人们还希望他能明正典刑，讨伐专权擅兵的强臣，不久意如却被释放，季氏的势力更加嚣张，鲁君的权力更加削弱，干侯之祸便由此发生了。《春秋》记载“意如至自晋”，这是对他进行声讨。从意如被拘捕到此时，中间的事情跨越了年份，而只写名不写族，是因为他抛弃宗族以求保全自身，却使国君陷入困境，因此受到声讨。二十三年，叔孙婼被拘捕，等到他回国时，记载“叔孙婼至自晋”，将这两件事对比来看，就可以明白圣人的用意。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郊公去疾之子】
不书葬，鲁不往会也。鲁人侵莒，取其地；晋修霸讨，执意如而辞昭公于会。鲁、莒因是有怨，不往防其葬，是以阙书。
冬莒杀其公子意恢
郊公以子代父，正也；庚舆以弟继兄，簒也。蒲余侯首乱者也。公子意恢，君之党，必莒之旧臣也。蒲余侯与公子铎比而爲乱，杀意恢，逐郊公，逆庚舆于齐而立之。意恢之死，爲君故耳。春秋不书郊公之奔、庚舆之入，郊公不能君，庚舆由是以簒也。继莒子卒而书意恢死，意恢受托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君在丧而已爲政，国之安危休戚于是乎寄。郊公居丧不慼，而不能正之以礼；蒲余与铎谋爲乱，而不能豫爲之防，身虽爲国而死，何益哉？故不书死难而书见杀。曹、莒无大夫，故不书大夫【义又见二十三年庚与来奔】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呉子夷末卒【公作夷昧】
谒、余祭、夷昧、季子，同母兄弟也，约以位相让迭爲君。谒死，余祭立；余祭死，夷昧立；夷昧死，季子避而去之。于是夷昧之子僚立焉。未几，爲谒之子阖庐所杀。论者谓季子不当辞位而召乱，非知季子者也，亦非深识当时事者也。季子之让已着于平日，非夷昧死而后让也。爲夷昧者，当明季子之让节，以国授之阖庐，是谓以嫡继长，宋穆公之与夷是也。顾不能然，乃俾僚冒以位自处，以致杀身而召乱。阖庐固当坐首恶之罪，夷昧实有责焉耳。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乐，卒事。
公羊曰：「君有事于庙，闻大夫之丧，去乐卒事；大夫闻君之丧，摄主而往；大夫闻大夫之丧，尸事毕而往。」谷梁曰：「君在祭乐之中，大夫有变以闻，可乎？大夫，国体也，古之人重死，君命无所不通。」公、谷以告爲合礼。啖氏曰：「宗庙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理言，应待祭毕乃告。」诸说多从之。愚以衞栁庄、鲁叔弓二事而观，而知礼意之所在矣。祭者，主于诚慤不贰事者也。故当祭虽大夫之丧，不得以闻。衞臣栁庄疾革，其君必使以告，爲之变其常也。及闻其死，请于尸而往，而释服，遂以赙之，不但撤乐，并撤祭而往，慼大臣之意，过于尊祖，非礼之正，谓之失礼可也。今叔弓之丧，据传叔弓预于祭，涖事猝有疾死，则君爲之撤乐卒事，其可也。若叔弓自殁于其家，如栁庄之比，则当待祭毕而后告，不当以卑而废尊。春秋书之，记礼之变其常耳。此与襄仲之死去籥，礼例不同，不可引以爲证。武宫者，或以爲成六年所立之武宫，非也。鲁用天子礼乐，有两世室，鲁公爲文世室，武公爲武世室，爲不毁之庙。兹因大祭，有事于武宫，叔弓当此时而暴卒，故爲之去乐。
夏蔡朝吴出奔郑
楚平即位未几，反防之虐，存陈与蔡，若有古人之风。然以传之所纪，蔡虽存，不能国也。朝呉，蔡之旧人，楚平自爲蔡公，与之善。及得国，仍俾居蔡。费无极者，谗人也，害其宠而倾之，以是故奔。其后蔡之二君入楚而不复，昭侯又将见，畱以赂而免。卒复大雠，义见于朱之奔，东国之死，柏举之战。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晋荀呉帅师伐鲜虞
或曰：「鲜虞之伐，前则狄之，后则否，何欤？」曰：「狄之者，变常法而狄之，君及大夫咸有贬焉耳。书『某帅师伐某』，责将也。鲜虞之伐，始倡其议者，荀吴也；其后再伐、三伐，卒灭其国而后已者，皆荀呉也，是以贬。或谓《春秋》以荀呉不受鼓之叛人，是以无贬。夫伐鲜虞，伐同姓无罪之国，又动兵至于再三，乃大不义，《春秋》岂以细故小节而遂贷其贬乎？存大节而略细故，《春秋》法也；録细故而置大罪于不问，夫岂圣人垂法之意？《春秋》于伐鲜虞一事，深有贬于晋。」
冬公如晋【义见至自晋】
十有六年春齐侯伐徐
徐之封在齐南鄙，桓公之霸也，楚成伐徐，桓躬帅诸侯，动大师以救之，盟于牡丘，次于匡，又出偏师伐厉，以攻其所必救，非但爲徐计，亦自
译三月，曹伯滕去世。
夏季四月。
秋季，安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去世【他是郊公去疾的儿子】。
史书不记载安葬，是因为鲁国没有前往参加葬礼。鲁国人侵犯莒国，夺取了莒国的土地；晋国为了维护霸权进行讨伐，逮捕了意如，并在会盟上谴责了鲁昭公。鲁国和莒国因此结下怨恨，鲁国没有前往参加莒子的葬礼，所以史书省略了记载。
冬季，莒国杀死了他们的公子意恢。
郊公让儿子继承父亲的位置，这是合乎正道的；庚舆让弟弟继承哥哥的位置，这是篡位。蒲余侯是挑起叛乱的头目。公子意恢是国君的党羽，必定是莒国的老臣。蒲余侯与公子铎勾结发动叛乱，杀死了意恢，驱逐了郊公，从齐国迎接庚舆回来并立他为君。意恢的死，是为了国君的缘故罢了。《春秋》不记载郊公的出逃、庚舆的进入，是因为郊公不能胜任国君，庚舆由此得以篡位。在记载莒子去世之后接着记载意恢的死，是因为意恢受托付孤儿的重任却不能完成他的使命。国君在丧期，国家政务已经由他主持，国家的安危祸福都寄托在他身上。郊公居丧不悲痛，不能用礼制来匡正他；蒲余侯与公子铎谋划叛乱，不能预先防备，意恢虽然为国而死，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不记载他是为君难而死，而记载他被杀。曹国和莒国没有大夫，所以不记载大夫【其义又在二十三年庚舆来奔中可见】。
十五年春季，周历正月，吴子夷末去世【《公羊传》作夷昧】。
谒、余祭、夷昧、季子，是同母兄弟，约定依次让位轮流做国君。谒死后，余祭即位；余祭死后，夷昧即位；夷昧死后，季子推辞避位离开了。于是夷昧的儿子僚即位。不久，被谒的儿子阖闾所杀。评论的人说季子不该辞让君位从而招致祸乱，这不是了解季子的人，也不是深刻洞察当时局势的人。季子辞让君位的事早已在平日显现，并非夷昧死后才辞让。作为夷昧，应当明确季子辞让的节操，把国家传给阖闾，这叫作以嫡长子继承长兄，宋穆公与夷的故事就是这样。然而夷昧不能这样做，反而让僚冒名顶替占据君位，以致招来杀身之祸和祸乱。阖闾固然应当承担首恶的罪责，夷昧实际上也有责任。
二月癸酉日，在武宫举行祭祀。乐工进入，叔弓去世，撤去音乐，完成祭祀。
《公羊传》说：“国君在宗庙祭祀，听说大夫去世，撤去音乐完成祭祀；大夫听说国君去世，代理主祭前往；大夫听说大夫去世，主祭完毕再前往。”《谷梁传》说：“国君在祭祀音乐之中，大夫有变故报告，可以吗？大夫是国家的支柱，古人重视死亡，国君的命令无处不通达。”《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报告是合乎礼制的。啖氏说：“宗庙祭祀是大事，大夫去世是小事，按理说，应该等祭祀完毕再报告。”各种说法大多赞同这一观点。我通过卫国柳庄、鲁国叔弓这两件事来观察，从而知道礼制的本意所在。祭祀，主要在于真诚专一不贰心。所以正在祭祀时，即使是大夫去世，也不得以报告。卫国臣子柳庄病危，他的国君必定让他报告，这是改变了常规。等到听说他死了，向尸祝请示后前往，脱下丧服，于是送去助丧的财物，不仅撤去音乐，连祭祀也撤去前往，哀悼大臣的心意，超过了尊崇祖先，这不是礼制的正道，称之为失礼是可以的。如今叔弓去世，据传叔弓参与了祭祀，临事突然病死，那么国君为他撤去音乐完成祭祀，是可以的。如果叔弓死在家里，像柳庄那样，就应当等祭祀完毕再报告，不应当因为地位低而废黜地位高者。《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记录礼制改变常规罢了。这与襄仲去世撤去乐工，礼制惯例不同，不能引用作为证据。武宫，有人认为是在成公六年所立的武宫，这是不对的。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有两个世室，鲁公是文世室，武公是武世室，是不毁坏的宗庙。这次因为大祭，在武宫举行祭祀，叔弓在这个时候突然去世，所以为他撤去音乐。
夏季，蔡国的朝吴出逃到郑国。
楚平王即位不久，改变了楚灵王的暴虐，保存了陈国和蔡国，好像有古人的风范。然而根据传记所记载，蔡国虽然保存下来，却不能成国。朝吴，是蔡国的旧臣，楚平王自任蔡公时，与他交好。等到得到国家，仍然让他居住在蔡国。费无极是个谗佞小人，嫉妒他的宠信而倾覆他，因此朝吴出逃。后来蔡国的两位国君进入楚国不再回来，昭侯又将见到他，留下贿赂而免于祸患。最终报复了大仇，道义体现在朱的出逃、东国的死、柏举之战中。
六月丁巳日初一，发生日食。
秋季，晋国荀吴率领军队讨伐鲜虞。
有人说：“讨伐鲜虞，以前把它当作狄人看待，后来又不当作狄人看待，为什么呢？”回答说：“当作狄人看待，是改变常规法度而把它当作狄人看待，国君和大夫都有贬斥。记载‘某率领军队讨伐某’，是责备将领。讨伐鲜虞，最初倡议这个计划的是荀吴；后来再次讨伐、三次讨伐，最终灭掉它的国家才停止的，都是荀吴，所以被贬斥。有人说《春秋》因为荀吴不接受鼓国的叛人，所以没有贬斥。讨伐鲜虞，是讨伐同姓无罪的国家，又动用军队达到再三，是大不义，《春秋》难道会因为细微的小事小节就宽恕他的贬斥吗？保存大节而忽略细微的小事，是《春秋》的法度；记录细微的小事而置大罪于不问，这难道是圣人垂示法度的本意吗？《春秋》在讨伐鲜虞这件事上，对晋国有很深的贬斥。”
冬季，鲁公前往晋国【其义见至自晋】。
十六年春季，齐侯讨伐徐国。
徐国的封地在齐国南边边境，齐桓公称霸时，楚成王讨伐徐国，桓公亲自率领诸侯，出动大军去救援它，在牡丘结盟，驻扎在匡，又派出偏师讨伐厉国，以攻击它必定救援的地方，这不仅是为了徐国考虑，也是为了
爲齐计，爲中国计，盖惧楚师之浸淫而有震邻之忧耳。今齐景睥睨晋霸，而不能志其逺者，乃伐徐以爲左右望之计，视桓公之存徐，有愧多矣。传言齐师至于蒲隧，徐人赂以鼎，与之盟而归。春秋书伐国而云「某侯伐某」，是皆有意，读者谨之。
译为齐国打算，为中原诸侯打算，大概是害怕楚国势力逐渐渗透，从而产生震动邻国的忧患吧。如今齐景公轻视晋国的霸主地位，却不能立志于远大的目标，反而攻打徐国作为左右观望的计策，比起齐桓公保全徐国，真是惭愧多了。传言说齐军到达蒲隧，徐人用鼎贿赂齐国，齐国与徐国结盟后回国。《春秋》记载攻打他国时写“某侯伐某”，这都是有意为之，读者应当谨慎对待。
楚子诱戎蛮子杀之
公羊曰：「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诱，君子不疾也。曷爲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此比类防之诱蔡而爲言也。盖诱一也，防以施之中国，而弃疾用之蛮夷，故《春秋》诛防而略弃疾。然书诱书杀，盖亦罪之深，特不名耳。楚大蛮小，皆以子称，又以见四夷虽有大小强弱之不同，而于周班皆爲子，不得擅相侵陵，况诱而杀之乎？
夏公至自晋
左传》：正月，公在晋，晋人止公。不书，讳之也。平丘之会，晋人辞公而执意如，讨其侵莒取地，执之是也。已而意如得释，罚不加毫毛。今公如晋，晋复止公，逾岁涉三时之久乃得还，由晋昭昬孱、大夫强恣，故意如与鲁君相出入于晋，意如实陷其君也。其后昭公愤激不能平，兴兵以讨之，势有不容已，而所任非人，卒以致败。论者谓鲁昭伐季氏爲啓衅，非深知当时事者也。
秋八月己亥晋侯夷卒
子服昭伯从公如晋，归，语意如曰：「晋之公室，其将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强而奢傲，将因是以习，习实爲常，能无卑乎？」子服回可谓善觇国者矣。晋之衰，始于平，成于昭、顷，以迨于亡，强大夫实爲之也。
九月大雩
季孙意如如晋
冬十月葬晋昭公
春秋集传详説卷二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传详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五，宋，家铉翁撰。
昭公三【周景王二十年、晋顷公元年】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来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庄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食，鼓、用牲于社。《左传》云：「惟正阳之月，慝未作，日食用币、伐鼓。」以是月非正阳之月，不当举正阳之礼，则此月乃夏正之六月无疑矣。至是六月甲戌朔日食，传乃载太史之言，以此六月为正阳之月，请用币，与庄二十五年所言如出两人之手。以是知《左传》杂引诸说，初无一定之论。后人惑于左氏不根之言，而废《春秋》经世之法，此病甚大，不可以莫之辨也。盖《春秋》自中世以后，平、桓、僖而降，王政益坏，厯纪废缺，积不颁朔于诸侯，夏国之人莫知适从，如綘老之年、虢童之謡，与今兹鲁太史、叔孙昭子、季孙意如各执一説，莫能相下，由厯纪坏乱，闰法不修，时序纷错，有以使之然尔。太史氏既知过分而未至为正阳之月，则正阳当在首夏，今乃指其所谓秋者为夏，四时可屡变乎？四时可变，何分至之有哉？此一节左氏之子孙门人假异説以符合隐元年书周正之误，诬矣。
秋，郯子来朝【郯，己氏，少皥之后】
传言：郯子来朝，叔孙昭子问以少皥氏鸟名官何故。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黄帝以云纪，炎帝以火纪，共工以水纪，太皥以龙纪，少皥以凤纪。自颛顼以来，乃为民师而命以民事。」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焉，告人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按孔子之意，不过谓当时言周、鲁俱衰，典章阙坏，而逺方小国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防革，盖録之也。所谓夷者，如孟子所谓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为言逺也。或者遂以郯为夷国，失之矣。
八月晋荀吴帅师灭陆浑之戎
胡文定曰：「林父之于潞氏，士防之于甲氏，荀吴之于陆浑，皆灭之也。而林父、士防称人，荀吴举其名氏，何哉？内外当别。陆浑密迩王室，非所以别内外。荀吴灭之，与辟土服逺以图富强者异，以为《春秋》无贬，愚以为书名氏、书灭，谓之非贬不可。僖二十五年，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盖以二强国之力廹而迁之，非戎人侵犯王略，自外而窃居于内也。先是楚伐陆浑，《春秋》谓其侵逼王畿，书以恶之。陆浑甚防，寄迹内地，厯嵗滋久，不闻为王室患，而荀吴忽用诈计，谬言有事于雒而袭灭其国，惨矣！若谓其贰于楚，则中国诸侯莫不皆贰，晋实使之，何独于陆浑而有伐？盖晋之为政者利其富饶，袭而取之，《春秋》所深恶也。赵木讷更云：『荀吴有肃清中原之功。』夫凭陵中夏者楚也，晋敛手下气而不敢问，乃以灭陆浑为肃
译楚灵王诱骗戎蛮子并将其杀害。
《公羊传》说：“楚灵王为什么不称名？夷狄互相诱骗，君子不深责。为什么不深责？如果不深责，那就是深责了。”这是类比防氏诱骗蔡国而说的。大概诱骗是一样的，防氏把它施用于中原诸侯，而弃疾把它用于蛮夷，所以《春秋》谴责防氏而略去弃疾。然而记载了“诱”和“杀”，大概也是罪行深重，只是不称名罢了。楚国大，蛮国小，都称“子”，又借此表明四方夷狄虽然有大小强弱的不同，但在周朝的爵位中都是“子”，不得擅自互相侵凌，何况诱骗并杀害呢？
夏天，鲁昭公从晋国回来。
《左传》说：“正月，鲁昭公在晋国，晋国人扣留了鲁昭公。没有记载，是避讳。”平丘会盟时，晋国人推辞鲁昭公而执拿季孙意如，讨伐他侵犯莒国夺取土地，执拿他是正确的。不久季孙意如被释放，惩罚没有加丝毫。现在鲁昭公到晋国，晋国又扣留鲁昭公，超过一年历经三个季节之久才得以返回，这是因为晋昭公昏庸懦弱、大夫强横专断，所以季孙意如和鲁君在晋国进出，季孙意如实际上陷落了他们的君主。后来晋昭公愤激不能平息，兴兵讨伐他，形势有不容已的，但所任用的人不对，最终导致失败。评论者说鲁昭公讨伐季氏是开启祸端，这不是深知当时事情的人。
秋天八月己亥日，晋侯夷去世。
子服昭伯跟随鲁昭公到晋国，回来，告诉季孙意如说：“晋国的公室，大概将要终于卑微了。国君年幼弱小，六卿强横而奢侈傲慢，将因此习惯，习惯实际上成为常事，能不卑微吗？”子服回可以说是善于观察国家的人了。晋国的衰败，始于晋平公，完成于晋昭公、晋顷公，以至于灭亡，强大的大夫实际上是造成者。
九月举行大雩祭。
季孙意如到晋国。
冬天十月安葬晋昭公。
《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传详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五，宋，家铉翁撰。
昭公三年【周景王二十年、晋顷公元年】
十七年春天，小邾子来朝见。
夏天六月甲戌朔日，发生日食。
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日食，击鼓、用牺牲祭祀社神。《左传》说：“只有正阳之月，邪气未作，日食用币帛、击鼓。”因为这个月不是正阳之月，不应当举行正阳的礼仪，那么这个月就是夏正六月无疑了。到这时六月甲戌朔日日食，《左传》却记载太史的话，把这个六月当作正阳之月，请求用币帛，与庄公二十五年所说的话如同出自两人之手。由此知道《左传》杂引各种说法，最初没有一定的论断。后人被《左传》没有根据的话迷惑，而废弃《春秋》经世的法则，这个弊病很大，不能不辨明。大概《春秋》自中世以后，平公、桓公、僖公以下，王政更加败坏，历法废缺，长期不颁布朔日给诸侯，夏国的人不知道听从谁，如绛老的年龄、虢童的谣谚，以及现在鲁国太史、叔孙昭子、季孙意如各执一说，不能相下，由于历法败乱，闰法不修，时序纷乱错杂，有使之这样的原因。太史既然知道过分而未到的是正阳之月，那么正阳应当在首夏，现在却把他所说的秋天当作夏天，四季可以屡次改变吗？四季可以改变，怎么有分至呢？这一节《左传》的子孙门人假借异说以符合隐元年记载周正的错误，是诬蔑。
秋天，郯子来朝见【郯，己氏，少皥的后代】
《左传》说：郯子来朝见，叔孙昭子问少皥氏以鸟名官的原因。郯子说：“是我的祖先，我知道。黄帝以云纪事，炎帝以火纪事，共工以水纪事，太皥以龙纪事，少皥以凤纪事。自颛顼以来，才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孔子听说后，拜见郯子而向他学习，告诉人说：“天子失官，学问在四夷。”按孔子的意思，不过是说当时周、鲁都衰败，典章阙坏，而远方小国的君主却知道前古官名的变革，大概是记录它。所谓夷，如孟子所说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是说远方。有人于是把郯当作夷国，是错误的。
八月，晋国荀吴率领军队灭掉陆浑之戎。
胡文定说：“林父对于潞氏，士匄对于甲氏，荀吴对于陆浑，都是灭掉它。而林父、士匄称人，荀吴举其名氏，为什么呢？内外应当区别。陆浑靠近王室，不是用来区别内外。荀吴灭掉它，与开拓土地服远以图富强者不同，认为《春秋》没有贬斥，我认为称名氏、书灭，说不是贬斥不可。僖公二十五年，秦、晋把陆浑之戎迁到伊川，大概以两个强国的力量逼迫而迁走，不是戎人侵犯王略，从外而窃居于内。先前楚国讨伐陆浑，《春秋》说它侵逼王畿，记载以厌恶它。陆浑很小，寄居内地，历年滋久，没听说为王室患害，而荀吴忽然用诈计，谬言有事于洛水而袭灭其国，残酷啊！如果说它贰于楚，那么中原诸侯无不贰，晋国实际上使之，为什么独对陆浑有讨伐？大概晋国执政者贪图其富饶，袭取它，《春秋》所深恶的。赵木讷更说：‘荀吴有肃清中原之功。’凭陵中夏的是楚国，晋国敛手下气而不敢问，却以灭陆浑为肃
清中原，不亦诬乎？或曰：『则将存之乎？』曰：『徙而逺之，不使近王畿，其可矣。灭无罪之国，焉得无贬？』」
译说中原已经清明，不也是诬蔑吗？有人问：“那么就要保留它吗？”回答说：“把它迁走并远离，不让它靠近京城，这就行了。灭亡无罪的国家，怎么能没有贬斥呢？”
冬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曰：「彗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辰亦为大辰。何以书？记异也。左传曰：「孛于大辰，西及汉。」北辰者，是为天极，天之中也，帝座居之。妖气孛辰，为变大矣。若为心为伐，亦除旧布新之象。申湏、梓慎、裨灶以为兆诸侯之火灾，其言虽中，亦巧发善亿，未为真知天者也。后五年，王室乱，刘、单立王猛，尹、召以子朝簒，或是其应。
楚人及吴战于长岸
谷梁曰：「进楚子，故曰战。」此以书一人字之故，谓《春秋》进楚，殆不然欤？吴之书吴，楚之书人，有自来矣，非始进、始贬于此日也。吴之志常在于辅翊中国，楚之志常在于凭陵诸夏。《春秋》毎有取于吴，为中国而録之耳。今战于长岸，传以为吴伐楚，大败，不书败，録其向内之心也。以其为兵首，故书吴。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湏卒
夏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灾
公羊曰：「异其同日俱灾也。」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天下记异也。愚谓火灾未足为孛之应也，当时知天象者，以星孛之后继之四国之火，往往傅防而为之説。岂知星孛之应，逺者十年，近者数嵗，示人以象，使之知所警惧，安可指一事之偶应，而遂谓上天谴告止于是而已哉？是时诸夏乱亡已兆，世卿强族胁制其上，胥为不轨，周室寖微，大乱将作，春秋降为战国，此其兆也，夫岂四国火灾之谓欤？申湏、梓慎、裨灶之言，在后世则为防，将使人主以火灾塞天变，无复恐惧修省之实矣。
六月，邾人入鄅【并见下《宋伐邾】
秋葬曹平公
冬许迁于白羽
成十五年，许迁于叶，是后以叶为都。昭九年，迁于夷。传又谓楚灵尝徙之于荆，平王复之为叶，今又迁白羽，盖五迁矣。昔齐桓公迁邢及衞，不惟迁之，而又有以存之。衞文公亦能勤俭苦节以自强其国，至是犹存。今许五迁而国益危。传谓叶为楚地，楚人以晋、郑方睦，恐以是召冦，廹而迁之。自是又迁容城，不二十年，许为郑所灭。楚固大不义，许弃中国而从于楚，卒以是亡，其亦有以自取矣。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凡书爵而书侵伐者多贬，此继「邾人入鄅」而书「宋公伐邾」，则与宋公之能讨有罪也。是时晋已失霸，强陵弱，大侵小，莫之或禁。邾蕞尔小国，间鄅人之不备，袭入其国，执其君，据有其土，晋不能治，而宋治之，伐邾尽归鄅俘，《春秋》以是故襃。
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
赵盾之弑其君，许世子止之弑其父，传者比而言之，事实霄壤、黒白之不同也。盾秉政，穿弑灵公，盾亡不越境，反不讨贼，史臣归其罪于盾，宜也。若许止则异于是，父非不慈于其子，子非失爱于其父，非若楚商、蔡般逞废黜之憾而成滔天之恶也，而《春秋》何至加以弑君之罪乎？圣人秉法至公，而存心忠厚，一不尝药而遂坐以弑君之罪，必无是也。欧阳子尝论及斯事，以操刃而杀、与不躬进药、进而不尝，三者坐当殊科，深有疑于传家之说，而胡文定不以为然。愚谓圣人之修《春秋》，多因旧史之所已书而加以笔削，赵盾、许世子之弑，盖皆旧史已书，圣人因之而不改，所以垂法于后世也。有如许止之事，意当时有疑其为弑者，鲁史得之传闻，着之于防圣人修经，因旧史而不之革，使夫为人臣、为人子者，谨于视膳尝药之事，不敢以易心临之，所以垂事亲之法，夫岂谓不尝药者可坐以弑君之罪乎？是故书弑于前，复书葬于后。《公羊》曰：「书弑，是君子之听止也；书葬，是君子之赦止也。」《春秋》之法，贼不讨不书葬，今书弑书葬，明止本无弑罪，因侍疾不谨以陷于大恶，公羊两言尽之矣。若夫孟子所谓「兼爱」之无父、「为我」之无君，此以言异端之学、末流之弊必至于此，胡氏持以证《春秋》用法之意，其不得同欤！盖传所谓「《春秋》无将，将而必诛」者，为其有欲弑之心而其事未成，如公子牙、庆父之所为，是其事也，夫岂非弑而目
译冬季，有大辰出现彗星。
《公羊传》说：“这是彗星。为什么说在大辰？因为在大辰的位置。”大辰是什么？是大火。大火称为大辰，伐称为大辰，北辰也称为大辰。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记录异常现象。《左传》说：“彗星出现在大辰，向西延伸到银河。”北辰，就是天极，天的中心，天帝坐在那里。妖气遮蔽星辰，这是很大的变局。如果是在心宿或伐宿，也是除旧布新的象征。申须、梓慎、裨灶认为这是诸侯发生火灾的征兆，他们的话虽然应验，也只是巧合和善于猜测，并不是真正懂得天意的人。五年后，周王室发生动乱，刘氏、单氏拥立王猛，尹氏、召氏拥立王子朝篡位，或许就是对此的应验。
楚国人同吴国在长岸交战。
《谷梁传》说：“提升了楚子的地位，所以称‘战’。”这是根据记载一人名字的缘故，认为《春秋》提升了楚国，恐怕不对吧？吴国记载为吴，楚国记载为人，由来已久，并非从这一天开始提升或贬低。吴国的志向常常在于辅佐中原，楚国的志向常常在于欺凌诸夏。《春秋》每每采纳吴国的做法，是为了中原而记录它。现在在长岸交战，传文认为是吴国攻打楚国，大败，不记载败绩，是记录吴国向内的忠心。因为吴国是兵事的首倡，所以记载吴国。
鲁文公十八年春天，周王三月，曹伯须去世。
夏天五月壬午日，宋、卫、陈、郑发生火灾。
《公羊传》说：“奇怪的是同日都发生火灾。”外国的异常不记载，这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天下记录异常。我认为火灾不足以作为彗星的应验，当时懂得天象的人，因为彗星之后接着四国的火灾，往往牵强附会地加以解说。哪里知道彗星的应验，远的十年，近的几年，向人显示征兆，使人知道警戒恐惧，怎么可以指着偶然应验的一件事，就认为上天的谴责警告只到此为止呢？这时诸夏动乱灭亡的征兆已经出现，世卿强族胁迫君主，都做出不法之事，周王室逐渐衰微，大乱即将发生，春秋降为战国，这是它的征兆，哪里是说四国火灾呢？申须、梓慎、裨灶的话，在后世就是牵强附会，将使人主用火灾来搪塞天变，不再有恐惧修省的实际了。
六月，邾国人侵入鄅国【并见下文《宋伐邾》】
秋天，安葬曹平公。
冬天，许国迁都到白羽。
成公十五年，许国迁都到叶，此后以叶为都城。昭公九年，迁都到夷。传文又说楚灵王曾把它迁到荆，平王又迁回叶，现在又迁到白羽，大概已经五次迁都了。从前齐桓公迁邢和卫，不只是迁都，而且有办法保存它们。卫文公也能勤俭苦节以自强其国，到现在还存在。现在许国五次迁都而国家更加危险。传文说叶是楚地，楚人因为晋、郑正和睦，恐怕因此招来寇敌，逼迫它迁都。从此又迁到容城，不到二十年，许国被郑国所灭。楚国本来很不义，许国抛弃中原而依附楚国，最终因此灭亡，这也是自取灭亡。
鲁文公十九年春天，宋公攻打邾国。
凡是记载爵位而记载侵伐的，大多表示贬斥，这里紧接“邾人入鄅”而记载“宋公伐邾”，则是赞许宋公能讨伐有罪之人。这时晋国已经失去霸权，强凌弱，大侵小，没有人禁止。邾国是个小国，趁鄅人不防备，袭入其国，抓住其君，占据其土地，晋国不能治理，而宋国治理它，攻打邾国全部归还鄅国的俘虏，《春秋》因此褒扬。
夏天五月戊辰日，许世子止杀了他的君主买。
赵盾杀他的君主，许世子止杀他的父亲，传文把它们相提并论，事实却天壤之别、黑白不同。赵盾执政，穿杀灵公，赵盾逃亡不出境，回国不讨贼，史臣归罪于赵盾，是合适的。如果许止则不同，父亲不是不慈爱儿子，儿子不是失爱于父亲，不像楚商、蔡般发泄废黜的怨恨而成滔天之恶，《春秋》怎么至于加上杀君的罪名呢？圣人秉法至公，而存心忠厚，一次不尝药就定罪杀君，一定没有这种事。欧阳修曾经论及此事，认为持刀杀人、与不亲自进药、进药而不尝，三者定罪应当不同，对传家的说法很有怀疑，而胡文定不以为然。我认为圣人修《春秋》，多因旧史已经记载而加以笔削，赵盾、许世子杀君，大概都是旧史已经记载，圣人因袭而不改，所以垂法于后世。像许止的事，当时有人怀疑他是杀君，鲁史得到传闻，记载在史册上，圣人修经，因旧史而不革除，使为人臣、为人子的，谨慎于视膳尝药之事，不敢以轻慢之心对待，所以垂示侍奉亲人的法则，哪里是说可以不尝药而定罪杀君呢？因此在前面记载杀君，在后面又记载安葬。《公羊传》说：“记载杀君，是君子听从许止；记载安葬，是君子赦免许止。”《春秋》的法度，贼不讨不记载安葬，现在记载杀君又记载安葬，说明许止本来没有杀君的罪，因为侍疾不谨而陷入大恶，公羊的两句话概括了。至于孟子所谓“兼爱”是无父、“为我”是无君，这是说异端之学、末流之弊必然到此，胡氏用来证明《春秋》用法的意思，难道能相同吗？大概传文所谓“《春秋》无将，将而必诛”的，是因为有想要杀君的心而事情未成，像公子牙、庆父所做的那样，是这种事，哪里是没有杀君而
之曰弑，如后儒之拟议《春秋》者乎？盖鲁史官因一时之传闻，加止以弑君之罪，是时夫子年已长，得之亲见闻，既因鲁史而书弑于前，复以身所见闻而书葬于后，皆所以垂训示后，与赵盾弑君大不可同日语矣。胡氏解《春秋》，每每拈起「意诛」二字，谓止有忽君父之心，以为簒弑之萌，故加以大恶而不得辞，此鞅、斯腹诽之诛，流毒至于汉。而未已，其非《春秋》垂训之本防与？苏颍濵又引律文「和御药不如法者死」，此必非尧、舜、三代之法，尤不可以证《春秋》。学者于欧阳公之言、胡文定、苏颍濵之説，愿加深思，以求圣人之意。
译这难道是说弑君，就像后世儒者推测议论《春秋》那样吗？大概是因为鲁国的史官依据一时的传闻，便给止加上弑君的罪名。那时孔子年纪已大，能够亲自听到看到，既然依据鲁国史书在前面记载了弑君，又根据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在后面记载了葬礼，这都是为了留下训诫以昭示后人，这与赵盾弑君的重大罪行，绝对不可同日而语。胡安国解释《春秋》，常常提起“意诛”这两个字，认为止有忽视君父的心思，将其视为篡位弑君的萌芽，所以加上极大的罪恶而使他无法推辞，这就像是商鞅、李斯那种因腹诽而诛杀的做法，其流毒一直延续到汉代。这难道不是背离了《春秋》留下训诫的根本宗旨吗？苏颂又引用律文中“和御药不合规范者处死”的条文，这肯定不是尧、舜、三代的法律，尤其不能用来证明《春秋》。学者对于欧阳修的话、胡安国和苏颂的说法，希望深入思考，以求探求圣人的本意。
己卯地震
秋齐髙发帅师伐莒
冬葬许悼公
义已见上。《谷梁》释「书葬」之义曰：「许世子止不知尝药，累及许君。」其意谓不授子以师傅，使不知尝药之义，故累及之。此论虽正，然《春秋》所以书弑、书葬，如《公羊》之说而已矣。或曰：「蔡般之弑景，与许止之弑悼，皆书葬，同乎？否乎？」曰：「其弑异，其葬乌得而同？」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孙防自鄸出奔宋
公羊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则曷不言其畔？为公子喜时之后讳也【喜时即子臧】君子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贤者子孙，故君子为之讳。刘原父以「防」为「待放」。古者大夫有罪待放于其境，三年，君赐之环则还，赐之玦则去。防盖待放而非叛也。公羊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有益于世敎。然施之于叛者，则恐未然。当从刘氏之说，防盖待放于鄸，君不复之而奔，贤于臧武仲之据防以求为后于鲁，是故《春秋》録之。
秋，盗杀卫侯之兄絷【絷则公孟，义初见《隠七年》“齐侯使其弟来聘】
旧说：盗贱者也。襄十年「盗杀郑公子騑、公子发」，「盗」则尉止之徒，皆贱者，故以「盗」书。今杀絷者，齐豹等辈。豹为司冦，位从大夫，而亦书「盗」，贱之也。《左传》谓「齐豹求名而不得」，以为豹欲求不畏强御之名，为众人除害，而以身当之，《春秋》不与之以名，是故书「盗」。愚以当时之事而观，豹实怒公孟之夺其官邑，率羣失职之人起而为乱，杀絷逐君，彼自快其私怒耳，何名之求哉？此旧说也。胡文定以《春秋》归狱宗鲁，是以书「盗」，其义精，当从之。宗鲁者，始因齐豹而事公孟。豹将作乱，语宗鲁使之先去。宗鲁不能去，亦不以告其主。既而乃与公孟俱死于齐豹之难。彼自谓忠于絷，信于豹，而于二者皆失之。知公孟之恶而事之，不能早去，耽禄也；闻齐豹将作乱而不以告其主，不忠也。虽与公孟俱死，而死不足録，所谓求名而不得者也。琴张闻其死，欲往吊之。夫子语之曰：「齐豹之盗、孟絷之贼，汝何吊焉？」盖齐豹犯上作乱之罪显而易见，宗鲁食奸受乱之罪微而难见。曰「齐豹之盗、孟絷之贼」，犹言齐豹所以为盗、孟絷所以见贼杀，皆宗鲁之为。豹不足诛，而宗鲁深可诛。胡氏之说，有得于圣人之意，传注不能及此矣。絷者，衞侯之母兄，以疾故不得立，预闻国政，怙权而召乱，以是杀身。书「衞侯之兄」，讥衞侯不能闲制其兄，使之预于国政。絷见杀，衞侯几以是失国。絷不足责，其责在衞侯。
冬十月，宋华亥、向宁、华定出奔陈。
案《左传》：宋元公无信多私，而恶华向。三大夫谋曰：「亡愈于死，先诸。」乃诱羣公子尽杀之。公如华氏请，弗许，遂劫公，取太子及母弟以为质。公亦质华向之子。已而讨之，华向奔陈。《春秋》书三卿同日而奔，不惟诛华向，其君亦有责焉耳。华氏自督以来，世为乱族。鲍之簒弑，诸华之力居多。挟功专横，党与盘错，虎视中国，蓄谋在乱。宋君又以无信多私啓之，致三叛同日而作。幸而讨之克，华向俱奔，而公又入多僚之谗，将加诛于无罪者，致诸华内外合势以叛。《春秋》先书三卿出奔，着君臣之俱失道；及华向入于南里，始以叛书。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庐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晋侯使士鞅来聘
宋华亥、向宁、华定自陈入于宋南里以叛。
春秋未尝加人以叛逆之罪，至卫孙林父之入戚，始以叛书，华、向继之，自是始有书叛者。书入、书叛，诛奸之极典，春秋不轻用也。华亥、向宁、华定首祸于国，讨而奔，奔而复，乃挟吴、楚之援，将以覆其宗国，叛状既着，春秋始以叛书。若鱼石、栾盈，虽自外而入，原其始本无欲乱之心，春秋不以叛辟而加之也。彼为意诛之说者，欲以不叛为叛，非弑为弑，非圣人意也。南里，宋国城中之里。叛者内外合势，入而居之，莫之能禁，至于城旧鄘
译己卯日发生地震。
秋天，齐国的高发率领军队讨伐莒国。
冬天，安葬许悼公。
其义理已在前面提及。《谷梁传》解释“记载安葬”的含义说：“许国世子止不知道尝药的规矩，连累了许国国君。”它的意思是说，没有给儿子安排师傅，使他不了解尝药的义理，所以连累了他。这个论点虽然正确，但是《春秋》之所以记载弑君、记载安葬，不过是像《公羊传》所说的那样罢了。有人问：“蔡般弑杀景公，与许止弑杀悼公，都记载了安葬，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呢？”回答说：“他们的弑君行为不同，他们的安葬记录怎么能相同呢？”
二十年春天，周历正月。
夏天，曹国的公孙防从鄸地出逃到宋国。
《公羊传》说：“出逃没有说过‘从’某地的，这里说‘从’鄸地是什么意思？是背叛。既然是背叛，为什么不直接说他背叛？是为了给公子喜时（即子臧）的后代避讳。君子赞美善行是长久的，厌恶恶行是短暂的，厌恶恶行只限于本人，赞美善行则惠及子孙。因为他是贤者的子孙，所以君子为他避讳。刘敞认为‘防’是‘等待放逐’。古代大夫有罪，在边境等待放逐，三年后，国君赐给他玉环就回来，赐给他玉玦就离开。公孙防大概是等待放逐而不是背叛。《公羊传》主张赞美善行惠及子孙，厌恶恶行只限于本人，这对世道教化有益。但是把它施加于背叛者身上，恐怕就不对了。应当采纳刘氏的说法，公孙防大概是在鄸地等待放逐，国君不再召他回来，他便出逃，这比臧武仲占据防地以求在鲁国延续后代要贤明，所以《春秋》记录了他。
秋天，盗贼杀害了卫侯的哥哥絷【絷就是公孟，其义理初次见于《隐七年》“齐侯派他的弟弟来聘问”】
旧说认为：盗贼是地位卑贱的人。襄公十年“盗贼杀害郑国公子騑、公子发”，“盗贼”指的是尉止之类的人，都是地位卑贱的人，所以用“盗贼”来记载。现在杀害絷的人，是齐豹等辈。齐豹担任司寇，职位相当于大夫，但也记载为“盗贼”，是轻视他。《左传》说“齐豹求名而不得”，认为齐豹想要追求不畏强暴的名声，为众人除害，而以身犯险，《春秋》不给他这个名声，所以记载为“盗贼”。我认为根据当时的事来看，齐豹实际上是恼怒公孟夺取他的官职和封邑，率领一群失掉职位的人起来作乱，杀害絷并驱逐国君，他只是为了发泄私怒罢了，哪里是追求名声呢？这是旧说。胡安国认为《春秋》将罪责归于宗鲁，所以记载为“盗贼”，其义理精微，应当采纳。宗鲁，起初因为齐豹而侍奉公孟。齐豹将要作乱，告诉宗鲁让他先离开。宗鲁不能离开，也不把这事告诉他的国君。不久，他便与公孟一起死在齐豹的祸难中。他自认为对絷忠诚，对齐豹守信，但对这两方面都失当了。知道公孟的恶行却侍奉他，不能早点离开，是贪图禄位；听说齐豹将要作乱却不告诉国君，是不忠诚。虽然与公孟一起死去，但这死不值得记录，这就是所谓的求名而不得。琴张听说他死了，想去吊唁。孔子告诉他说：“齐豹是盗贼，孟絷是罪人，你吊唁什么呢？”大概齐豹犯上作乱的罪过显而易见，宗鲁接受奸邪、参与作乱的罪过微妙而难以察觉。说“齐豹的盗贼、孟絷的罪人”，意思是齐豹之所以成为盗贼、孟絷之所以被贼杀，都是宗鲁造成的。齐豹不值得诛杀，而宗鲁深该诛杀。胡氏的说法，领悟了圣人的心意，传注不能达到这个境界。絷是卫侯的母兄，因为生病的缘故不能继位，参与国家政事，倚仗权势而招致祸乱，因此被杀。记载“卫侯的哥哥”，是讥讽卫侯不能约束他的哥哥，让他参与国家政事。絷被杀，卫侯几乎因此失去国家。絷不值得责备，责备在于卫侯。
冬天十月，宋国的华亥、向宁、华定出逃到陈国。
查考《左传》：宋元公没有信用且多私心，并且厌恶华氏和向氏。三位大夫谋划说：“逃亡比死好，先走吧。”于是诱骗众位公子全部杀害。国君到华氏家中请求，不被允许，于是劫持国君，夺取太子和同母弟弟作为人质。国君也劫持了华氏和向氏的儿子。不久讨伐他们，华氏和向氏出逃到陈国。《春秋》记载三位卿大夫在同一天出逃，不仅诛责华氏和向氏，他们的国君也有责任。华氏自从华督以来，世代都是作乱的家族。鲍氏的篡位弑君，华氏的力量占多数。他们倚仗功劳专横，党羽盘根错节，虎视中原，蓄谋作乱。宋君又因为无信多私而引发他们，导致三个叛乱同时发生。幸好讨伐成功，华氏和向氏都出逃，而国君又听信多僚的谗言，将要加罪于无罪的人，导致华氏内外合势以叛乱。《春秋》先记载三位卿大夫出逃，彰显君臣都失道；等到华氏和向氏进入南里，才开始以叛乱记载。
十一月辛卯日，蔡侯庐去世。
二十一年春天，周历三月，安葬蔡平公。
夏天，晋侯派士鞅来聘问。
宋国的华亥、向宁、华定从陈国进入宋国南里以叛乱。
《春秋》不曾给人加上叛逆的罪名，直到卫国的孙林父进入戚地，才开始以叛乱记载，华氏和向氏继其后，从此开始有记载叛乱的。记载“进入”、记载“叛乱”，是诛责奸邪的最高法典，《春秋》不轻易使用。华亥、向宁、华定在国内首开祸端，被讨伐而出逃，出逃后又回来，于是挟持吴国、楚国的援助，将要颠覆他们的宗国，叛乱的状况已经明显，《春秋》才开始以叛乱记载。至于鱼石、栾盈，虽然从外面进入，但推究其始本没有想要作乱的心，《春秋》不以叛乱的名目加给他们。那些主张“意诛”说法的人，想要把不叛乱的说成叛乱，把非弑君的说成弑君，这不是圣人的心意。南里，是宋国城中的里巷。叛乱者内外合势，进入并居住在那里，没有人能禁止，以至于攻占旧鄘
以为守，宋其危矣！前是鱼石入于彭城，不书「宋彭城」；今华、向入于南里，书「入宋南里」，危宋也。叛者入其腹心，讨之而不克，则宋为华氏有矣，是故危之。
译（如果让华氏）担任守臣，宋国就危险了！在此之前，鱼石进入彭城，史书不记载为“宋彭城”；如今华氏、向氏进入南里，史书记载为“进入宋国南里”，这是为了显示宋国的危险。叛乱者进入了宋国的腹地，如果讨伐他们而不能取胜，那么宋国就会被华氏所占有，因此说宋国危险。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辄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谷》作东，义又见二十三年】
案《左传》，东国者，隐太子之子、平侯庐之弟、朱之叔。楚有谗臣曰费无极，取货于东国，谕蔡人使出朱而立东国。朱愬于楚，楚子不能正也。东国继往，又殁焉。《春秋》后先书之，闵蔡也。谷梁子曰：「王父死焉，父死焉，已不能仇，又从而奔之。」《春秋》书以贬，其义正，二传不能及。
公如晋至河乃复
今夏，士鞅来聘，叔孙为政。季氏欲恶诸晋，使有司以齐鲍国归费之礼为士鞅。鞅怒，以为卑已故公如晋，复为所却，明年而执叔孙，皆以是故。盖季氏久蓄无君之心，故外交强国以胁制其上。是时晋顷愈弱，大夫之权愈盛，鲁之强家、晋之列卿比而为恶，皆叔末之世也。
二十有二年春齐侯伐莒
宋华亥、向宁、华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晋悼公之讨鱼石也，以诸侯之师围彭城，《春秋》书以美之。今华、向为乱，晋荀吴、齐苑何忌、衞公子朝皆以师救宋，共讨华、向于南里，而《春秋》略之不书，为其有畏于楚，讨之不能力，叛者皆得逸去也。晋、楚交兵百有余年，宋人为之出力弭兵，楚得以窃霸权，号召天下。今宋大夫为乱于内，楚乃从而羽翼之，背施忘义，利人之难而伐取其国，谓楚非夷不可也。先书叛，继书奔楚，罪楚之纳叛臣也。然宋之强族华、鱼、向、鳞，自彭城以来世为乱，再有讨，芟翦几无存者，而宋得以少事。视鲁之季、齐之田、晋之智、韩、赵、魏日为乱，而其君付之无可奈何者，有间矣。《春秋》详着三叛之始末，嘉宋讨叛有成功也。
大搜于昌间【公作奸义已见十一年比蒲之搜】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师
葬景王
三月而葬，不及期也。不及期，不如礼也。王葬不书，此一不如礼而遂书，以景王不蚤定继嗣，身死而乱作，是故特为之书，所以贬也【不书葬义已见隐三年】
王室乱
前此子頺之乱，子带之乱，春秋不以乱书。今而书「王室乱」，此出于圣人之特笔，非因旧史而书也。盖有变生于一时而不足以致乱者，春秋之所略也；变生于一时而足以致乱，是故圣人变色而书之曰「王室乱」，夫岂特识叔鞅之言而已哉！王猛以太子母弟而立，子朝以长庶而求袭位，名体淆乱，诸夏莫适所从。当是时，周有两天子，其为乱与頺、带之事异矣。盖刘、单之所守者，礼律之正；而尹、召所挟者，景王之邪志。以邪志而为治命，是故亦足以惑人。非刘、单之所守坚确，介众之人惟义是辅，成周之乱将底于亡。此《春秋》所以变常法而为之书也。
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胡氏曰：「尊不以乎卑，贵不以乎贱，大不以乎小。刘、单，臣也，曷为能以王猛乎？其曰以，能废立之也。」又曰：「刘、单盖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专国柄者也。书之未足，故再书以着上下之舛逆。」论固正矣，愚以当时之事而观，似非经意之所在也。下不以上，卑不以尊，者其常也；下之以上，卑之以尊，事之变，其常者也。自昔圣贤处世，或蹈其常，或婴其变，各尽其职分之所当为，期为不失其正而已矣。刘、单者，王朝之大臣，守正而不挠者也。景王崩，继嗣未定，尹、召探其君之邪心，欲立子朝；刘、单据礼经，立太子之母弟猛。刘、单所拥者为正，则尹、召所立者为邪。《春秋》书「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又书「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与其居天下之至难，任天下之至重，变而能不失其正也。周公之于成王，伊尹之于太甲，以其所当以也。以其所当以，乃大臣职分之所当为，而以为擅废立、挟天子、专国柄，愚以为非《春秋》意也。愚非拟刘、单于伊、周，以为大臣当艰难之秋，任托孤之寄，当以伊尹、周公为法也。若夫未逾年之君而书王，成猛之为王也；成其为王而必名以着之，当是时不得不名也，不名无以见其为立之正而示别于子朝也。
译秋季七月壬午日初一，发生日食。
八月乙亥日，叔辄去世。
冬季，蔡侯朱出逃到楚国。《谷梁传》作“东”，其义理又见于二十三年。
查考《左传》，东国是隐太子之子、平侯庐之弟、蔡侯朱的叔叔。楚国有一位谗臣叫费无极，从东国那里收受贿赂，劝说蔡国人驱逐蔡侯朱而立东国为君。蔡侯朱向楚国申诉，楚王不能公正处理。东国继位后，不久也死了。《春秋》先后记载这些事，是哀怜蔡国。谷梁子说：“祖父死在那里，父亲死在那里，自己不能报仇，却又跟着出逃到那里。”《春秋》记载此事以示贬斥，其义理正当，其他两传不能企及。
鲁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边就返回了。
今年夏天，士鞅来鲁国聘问，叔孙氏执政。季氏想在晋国中伤士鞅，让有司按照齐国鲍国归还费邑的礼节来接待士鞅。士鞅发怒，认为这是轻视自己，所以鲁公前往晋国，又被晋国拒绝，第二年晋国拘捕了叔孙，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大概季氏长久怀有轻视君主之心，所以对外结交强国来胁迫控制他们的君主。这时晋顷公日益衰弱，大夫的权力日益盛大，鲁国的强大家族、晋国的列卿勾结作恶，这都是衰微末世的现象。
鲁昭公二十二年春季，齐侯攻打莒国。
宋国的华亥、向宁、华定从宋国南里出逃到楚国。
晋悼公讨伐鱼石时，率领诸侯的军队包围彭城，《春秋》记载此事以赞美他。如今华氏、向氏作乱，晋国的荀吴、齐国的苑何忌、卫国的公子朝都率领军队救援宋国，共同在南里讨伐华氏、向氏，而《春秋》省略不记，是因为他们畏惧楚国，讨伐无力，叛乱者都得以逃脱。晋、楚交战一百多年，宋国人出力促成弭兵之盟，楚国得以窃取霸权，号令天下。如今宋国大夫在内作乱，楚国反而加以庇护，背弃恩义，趁人之危而攻取他的国家，说楚国不是夷狄不可。先记载叛乱，接着记载出逃到楚国，是罪责楚国接纳叛臣。然而宋国的强大家族华氏、鱼氏、向氏、鳞氏，自从彭城之乱以来世代作乱，再次遭到讨伐，几乎被铲除殆尽，宋国得以稍得安宁。相比之下，鲁国的季氏、齐国的田氏、晋国的智氏、韩氏、赵氏、魏氏日益作乱，而他们的君主无可奈何，这就有区别了。《春秋》详细记载这三个叛乱者的始末，是嘉奖宋国讨伐叛乱取得成功。
在昌间举行大搜。《公羊传》作“奸”，其义理已见于十一年比蒲之搜。
夏季四月乙丑日，周天子驾崩。
六月，叔鞅前往京师。
安葬景王。
三个月就安葬，没有达到规定的期限。没有达到期限，是不合礼制的。天子安葬通常不记载，这一条因为不合礼制却记载了，是因为景王没有及早确定继承人，死后发生动乱，所以特别为他记载，这是为了贬斥他。不记载安葬的义理已见于隐公三年。
王室发生动乱。
此前子颓的动乱、子带的动乱，《春秋》不记载为“乱”。如今记载“王室乱”，这是出自圣人的特笔，不是沿袭旧史而记载的。大概有变故发生于一时但不足以导致动乱的，《春秋》就省略不记；变故发生于一时但足以导致动乱的，所以圣人改变笔法记载说“王室乱”，这难道只是识别叔鞅的话而已吗！王猛以太子母弟的身份即位，子朝以长庶子的身份要求继承君位，名分体制混乱，中原各国不知听从谁。当时周朝有两个天子，这种动乱与子颓、子带的事情不同。大概刘氏、单氏所坚守的，是礼法的正道；而尹氏、召氏所挟持的，是景王的邪念。用邪念作为治命，所以也足以迷惑人。如果不是刘氏、单氏坚守坚定，众多臣民只辅佐正义，成周的动乱将导致灭亡。这就是《春秋》改变常法而为之记载的原因。
刘子、单子带着王猛居住在皇。
秋季，刘子、单子带着王猛进入王城。
胡氏说：“尊位不凭借卑位，贵位不凭借贱位，大位不凭借小位。刘氏、单氏是臣子，为什么能带着王猛？说‘以’，是能够废立君主的意思。”又说：“刘氏、单氏大概是挟持天子以命令诸侯，而专断国家大权的人。记载一次还不够，所以再次记载以彰显上下颠倒悖逆。”议论固然正确，我根据当时的事来看，似乎不是经文的意旨所在。下位不以上位，卑位不以尊位，这是常理；下位以上位，卑位以尊位，这是变故，也是常理中的变数。自古圣贤处世，有时遵循常理，有时遭遇变故，各自尽到职分所应当做的，力求不失正道罢了。刘氏、单氏是周朝的大臣，坚守正道而不屈服。景王驾崩，继承人未定，尹氏、召氏揣测君主的邪念，想立子朝；刘氏、单氏依据礼经，立太子的母弟王猛。刘氏、单氏所拥立的是正统，那么尹氏、召氏所拥立的就是邪道。《春秋》记载“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又记载“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是赞许他们身处天下至难之境，承担天下至重之责，在变故中能不失去正道。周公对于成王，伊尹对于太甲，都是因为他们所应当做的。因为他们所应当做的，是大臣职分所应当做的，却认为是擅自行废立、挟持天子、专断国柄，我认为这不是《春秋》的本意。我不是把刘氏、单氏比作伊尹、周公，而是认为大臣在艰难时期，受托孤之寄，应当以伊尹、周公为榜样。至于未逾年的君主而记载为“王”，是承认王猛为王；承认他为王而必须用名来彰显，是因为当时不得不名，不名就无法显示他即位的正统，从而区别于子朝。
居于皇，出也，而不书出，王者无外，在皇犹在国也。出不书入而书入，不书入无以奠王于位也。或曰：「君以名见，臣以子书，何欤？」曰：「天子之宰不以名见者，常也；始立之君而书王、书名，变也。宰不名，与其以天下自任也；君必名，著天位非庶孽之所可干也。君以名见，臣以子书，常从其常，变从其变之义也。」王城者，槩洛城而言也。已入王城，未能正天子之位，王与子朝分国而处也【余义见下《敬王入于成周】
译王住在皇地，这是外出，但史书不记载“出”，因为王者没有内外之分，在皇地就像在国都一样。外出时不记载“入”，而这里却记载了“入”，如果不记载“入”，就无法确立王在位上的正统地位。有人问：“君主以名字出现，臣子却以‘子’来记载，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天子的宰相不以名字出现，这是常例；新即位的君主却记载‘王’和名字，这是变例。宰相不记载名字，是赞许他承担天下的重任；君主必须记载名字，是为了彰显天子的地位不是庶出子弟所能篡夺的。君主以名字出现，臣子以‘子’来记载，这是遵循常例就按常例、遵循变例就按变例的原则。”王城，是概括洛城而言的。已经进入王城，但未能正式确立天子的地位，王与子朝分据国家而居【其余含义见下文《敬王入于成周》】
冬十月，王子猛卒【悼王也，敬王立，义见下居狄泉】
三年之丧，通丧也。故天子诸侯未逾年皆称子，皆名，皆卒，此《春秋》垂世之法也。杜氏谓悼王未即位，故书「王猛」，误也。盖已即位，未逾年。景王虽葬，不及期而葬，亦未得以先君既葬为说。故悼之居皇也，书「王猛」；其卒也，书「王子猛卒」。不书「王」，无以示别于争立之朝；书「王」而名之，子之，以其立未逾年故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孙婼如晋。
癸丑叔鞅卒
晋人执我行人叔孙婼
元年，叔孙豹防诸侯之大夫于虢。季氏伐莒，取郓。莒人诉于防。乐王驸求货于叔孙，使请带焉。豹召使者，裂裳帛而与之，曰：「带其褊矣。」卒无所与。婼，豹之子也。至是坐邾诉，为晋所执。范献子求货，使请冠焉。取其冠法而与之两冠，曰：「尽矣。」吏人与叔孙居，请其吠犬，弗与。及将归，杀而与之食之。其父子所守如此，亦可嘉矣。乌乎！鲁有贤大夫如此，而鲁昭不与共图国事，坐视贼臣之胁制，以至于死亡，亦可哀矣！
晋人围郊
案《左传》：去年冬，晋籍谈、荀跞帅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师纳王于王城。此始书「晋人围郊」。郊者，近畿之地，子朝据之，晋为王讨而围之，此王事也，而《春秋》书辞若此，何哉？盖是时王猛死，敬王立，中外未知立之当否，晋师在郊，莫有为王致力者，子朝乗之而入。是秋，敬王有狄泉之出，书「晋人围郊」，讥用师之不力也。
夏六月蔡侯东国卒于楚
楚灵之灭蔡，忍于为恶者也；楚平之复蔡，伪于为善者也。复之而犹专制其国，其志犹在于利，可取则将复取之矣。朝吴之奔，朱与东国之死，皆平所为，蔡虽复犹不复也。春秋备书以着楚人之亡状：王父诱而杀焉，父执而用焉，大雠未复，而朱与东又入楚而不返，蔡之受屈于楚亦极矣。其后昭侯亦以事见拘，久之乃免，事吴以求报，卒以吴师入郢，复其父祖四世不共戴天之雠，朱与东愧之矣。
秋七月，莒子庚舆来奔【义已见十四年】
郊公之立，正也，而庚舆簒之。今庚舆为国人所逐，而郊公复入。春秋于郊公之出、之入，皆略而不书，微之也。在丧不戚，乱臣持以为之过而逐之，不能君而可微者也。或曰：「忽、突相为出入，春秋犹备书之，今郊公之出入皆略而不书，何邪？」曰：「忽、突之出入，非为其可书而书，因事垂法，不得不书也。録意恢为其死也奔，庚舆着其虐也，略郊公以其不能君而微之，皆所以垂法也。」
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胡子髠、沈子逞灭，获陈夏齧。
吴伐楚，次于鸡父。鸡父，楚地也。楚以顿、胡、沈、蔡、陈、许六国之师御之。未陈，吴出其不虞以谖败之。夫顿、胡、沈，三国，楚党也；蔡、陈、许，三国，同盟之国也。乃相率而附于楚，故《春秋》挤之于顿、胡、沈之下，以贬之，贱其为楚役也。葢是役也，楚为戎首，驱六国之君以御吴，《春秋》畧楚而不书，不与楚以主中国之诸侯也。或曰：「防既主之于前日，今不与弃疾之主，奈何？」曰：「防求之于晋而晋许之，责在晋也。今弃疾未尝求之于晋，而强驱诸侯以前，是故《春秋》恶之，畧而不书。若六国之君自与吴战，所以诛楚焉，制诸侯也。」凡诸侯之师众，败必累数之，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是也。而此不复数，一之于楚耳。胡、沈之君以战死于外国，安得灭？今不书卒而书灭，不与之以死难也。且不书灭胡、沈，而书「胡子髠、沈子逞灭」，若以自灭为文也。陈夏齧以获书，贬也。或曰：「《春秋》前既进吴，书『吴人』矣，今而以号举，何哉？」曰：「为中国患者，楚也。今未能翦楚之豪末，而先杀二小国之君，亦《春秋》之所恶也。」
天王居于狄泉
王猛卒，刘单复立其母弟匄，是为敬王。至是立已逾年，尹氏乗其不戒，挟子朝自外入，王居狄泉以避之。是时嫡孽两争
译冬季十月，王子猛去世（这是悼王，敬王即位，其中的义理见下文“居于狄泉”条）。
三年之丧，是通用的丧礼。所以天子、诸侯在未满一年时都称“子”，都直呼其名，都称“卒”，这是《春秋》留给后世的法则。杜预认为悼王没有即位，所以记载为“王猛”，这是错误的。实际上他已经即位，只是未满一年。景王虽然已经下葬，但不到期限就下葬，也不能用先君已经下葬作为理由。所以悼王住在皇这个地方时，记载为“王猛”；他去世时，记载为“王子猛卒”。不称“王”，是为了与争位的朝廷有所区别；称“王”却直呼其名，称他为“子”，是因为他即位未满一年的缘故。
十二月癸酉初一，发生日食。
二十三年春季，周历正月，叔孙婼前往晋国。
癸丑日，叔鞅去世。
晋国人拘捕了我国出使的大夫叔孙婼。
元年，叔孙豹在虢地防备诸侯的大夫。季氏攻打莒国，夺取了郓地。莒国人向防地申诉。乐王驸向叔孙豹索取贿赂，让他请求赠送腰带。叔孙豹召见使者，撕下衣裳上的帛给他，说：“腰带太窄了。”最终没有给他任何东西。叔孙婼是叔孙豹的儿子。到了这时，因为邾国申诉的事，被晋国人拘捕。范献子索取贿赂，让他请求赠送帽子。叔孙婼取来帽子的式样并给他两顶帽子，说：“已经尽力了。”官吏和叔孙婼住在一起，请求给他看狗，他不给。等到将要回国时，杀了狗给他吃。他们父子坚守节操到了这种地步，也值得嘉许了。唉！鲁国有这样贤能的大夫，而鲁昭公不和他们共同谋划国事，坐视奸臣胁迫控制，以至于死亡，也可哀叹了！
晋国人包围了郊地。
查考《左传》：去年冬天，晋国的籍谈、荀跞率领九州之戎以及焦、瑕、温、原的军队，护送周王进入王城。这里开始记载“晋人围郊”。郊地，是靠近京畿的地方，子朝占据它，晋国为周王讨伐而包围它，这是周王的事，而《春秋》记载的措辞像这样，为什么呢？大概这时王猛去世，敬王即位，朝廷内外不知道立他是否得当，晋军在郊地，没有人替周王尽力，子朝乘虚而入。这年秋天，敬王有狄泉出逃之事，记载“晋人围郊”，是讥讽用兵不力。
夏季六月，蔡侯东国在楚国去世。
楚灵王灭蔡，是残忍作恶的人；楚平王恢复蔡国，是虚伪行善的人。恢复了蔡国却仍然专断控制它的国家，他的志向还在于利益，可以夺取就将再次夺取。朝吴的逃亡，朱和东国的死，都是楚平王所为，蔡国虽然恢复却并未真正恢复。《春秋》详细记载以彰显楚人的丑恶行状：祖父诱骗并杀害，父亲拘捕并利用，大仇未报，而朱和东国又进入楚国而不返回，蔡国受屈于楚国也到了极点。后来昭侯也因为事被拘禁，很久才被释放，侍奉吴国以求报复，最终借助吴国军队进入郢都，报了父祖四代不共戴天的仇，朱和东国感到羞愧了。
秋季七月，莒子庚舆来投奔【义理已在十四年条中说明】。
郊公即位，是正统的，而庚舆篡夺了他的位置。现在庚舆被国人驱逐，而郊公重新回国。《春秋》对于郊公的出逃、回国，都省略而不记载，是隐晦地贬低他。在丧期不悲哀，乱臣拿这作为他的过错而驱逐他，不能胜任君位而可以隐晦贬低。有人说：“忽、突互相出入，《春秋》还详细记载，现在郊公的出入都省略而不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忽、突的出入，不是因为他们值得记载而记载，而是因为事情垂示法则，不得不记载。录意恢因为死而逃亡，庚舆因为暴虐而著名，省略郊公是因为他不能胜任君位而隐晦贬低，这都是为了垂示法则。”
戊辰日，吴国在鸡父打败了顿、胡、沈、蔡、陈、许的军队，胡子髠、沈子逞被灭，俘获了陈国的夏齧。
吴国攻打楚国，驻扎在鸡父。鸡父，是楚国的土地。楚国率领顿、胡、沈、蔡、陈、许六国的军队抵御吴国。还没有列阵，吴国出其不意地用欺诈战术打败了他们。顿、胡、沈，是三个国家，是楚国的党羽；蔡、陈、许，是三个国家，是同盟的国家。于是相继依附于楚国，所以《春秋》把他们排在顿、胡、沈之下，以贬低他们，轻视他们为楚国服役。大概这次战役，楚国是祸首，驱使六国的君主抵御吴国，《春秋》省略楚国而不记载，不承认楚国为主宰中原诸侯的地位。有人说：“防地之前已经主持过，现在不承认弃疾的主持，怎么办？”回答说：“防地是向晋国请求而晋国允许的，责任在晋国。现在弃疾不曾向晋国请求，却强行驱使诸侯向前，所以《春秋》厌恶他，省略而不记载。如果六国的君主自己与吴国作战，是为了惩罚楚国，控制诸侯。”凡是诸侯的军队众多，战败必定逐一列举，齐师、宋师、卫师、燕师战败就是如此。而这里不再逐一列举，一概归于楚国。胡、沈的君主在外国战死，怎么能说“灭”？现在不记载“卒”而记载“灭”，是不承认他们死于国难。而且不记载“灭胡、沈”，而记载“胡子髠、沈子逞灭”，好像是以自灭来行文。陈夏齧因被俘获而记载，是贬低。有人说：“《春秋》之前已经提升吴国，记载‘吴人’了，现在却用称号来举，为什么呢？”回答说：“危害中原的是楚国。现在未能剪除楚国的势力，却先杀死两个小国的君主，也是《春秋》所厌恶的。”
周天子居住在狄泉。
王猛去世，刘单重新立他的弟弟匄，这就是敬王。到了这时即位已经满一年，尹氏趁他不防备，挟持子朝从外面进入，周王居住在狄泉以躲避他。这时嫡子和庶子两方争夺
，一王城之内而有东王、西王之分，名体不正，将无以一海内之归趋，故敬王虽失位，而《春秋》犹书天王而无所贬，所以别子朝之为僭王也。不书刘单以王，所以释刘单之权也。以者，独任其事，不假他人力之称也。前日王在谅隂，刘单独任天下之重，外无诸侯之援，则刘单之以王，事之不获已而不得避者也。今王立逾年，晋师又兴，则刘单外假大国之援以成其功，不得言以，《春秋》所以释刘单之权也。后之为大臣者，有挟定防功，久专国柄，以此致祸败而杀其身、累其家，如霍光、徐羡之等辈，由不明此义也。
译一个王城之内却分为东王、西王，名分体制不正，将无法统一天下人的归附趋向，所以敬王虽然失去王位，但《春秋》仍然记载为“天王”而不加贬斥，这是为了区别子朝是僭越称王。不记载刘单“以”王，是为了削弱刘单的权势。“以”字，是独自承担事务、不借助他人力量的称谓。先前大王在守丧期间，刘单独自承担天下的重任，外面没有诸侯的援助，那么刘单“以”王，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而无法避免的。如今大王即位已过一年，晋国的军队又起兵支持，那么刘单借助大国的援助来成就功业，就不能说“以”了，《春秋》以此来削弱刘单的权势。后来身为大臣的人，有凭借安定国家的功劳，长期独揽国家大权，因此招致祸败而丧命、连累家族的，像霍光、徐羡之等人，就是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
尹氏立王子朝
书尹氏立朝，尹氏一人之私也。尹氏以世卿预闻国政，不书其官，不着其爵，而以尹氏书。氏云者，一人之私也。王位天下之公器，惟正惟嫡得在此位。尹氏以其所私而立朝，是为尹氏之朝，而非亿兆人之所同戴。是故敬王虽在狄泉，《春秋》正其名体，曰「天王居于狄泉」。子朝虽得入王城窃大号，《春秋》削其名体，曰「尹氏立王子朝」。母弟之立为正，则孽子之立为邪。《春秋》于是二者之居之、入之、立之、奔，书法详而不厌，垂大公以示后云耳。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晋至河有疾乃复
公羊曰：「何言乎有疾乃复杀？耻也。」昭公七如晋，至河乃复者五，意如实谮之也，而昭公不知引贤人以自近，深思所以为保位之计，乃数如晋而不嫌其为卑，数为所却而不自以为耻，身堕强臣术中而未悟者也。然《春秋》之书之，不惟贬公，实亦责晋。由晋君不君，而季氏得以售其险谋，肆行而罔忌，晋深为可责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孙貜卒。
婼至自晋【公羊书《叔孙舎》至自晋，今从之】
意如见执于晋，以莒故也；叔孙见执于晋，以邾故也。意如在晋，谮其君以免其身；叔孙在晋，抗节不挠。晋之诸大夫敬而惮之，旋亦归之。其执虽同，所以得释则异。故意如至自晋，《春秋》去其氏，所以诛也；叔孙至自晋，《春秋》书氏，以别于意如，盖襃之也。是时鲁国犹有一叔孙，大节凛然，足为社稷之衞，使昭公能举国以听之，必不至有干侯之祸。刘原父亦有取于公羊之书氏，曰：「可襃而襃，乃圣人修经之本防。」吕东莱乃不以为然，谓原父为凿。夫《春秋》以一字为襃贬，叔孙与意如俱执于晋，其归也或氏或否，此书法之显然可见者，岂得谓之凿乎？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厘卒
冬吴灭巢
书吴灭巢》，或曰：「贬乎？」曰：「有书灭而非贬者，此类是也。为其能复诸樊门矢之仇而録之也。诸樊之死，春秋书法特异，録其为中国故，死于难也。死难者见録，则灭巢者必无贬。嗟夫！吴以中国之故，父子兄弟厯三世与楚为敌，自晋人苟求宴安，以霸权委楚，而吴之敌楚者不为之而下也。今而灭巢，乃异时入郢之渐，巢之灭，楚所以亡也。使晋人能于此时赫然▯愤，合力以图楚，则攘楚之功不在吴而在晋矣。论者谓书灭巢为贬，故不得不辨。」
葬杞平公
春秋集传详説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説》卷二十六宋家铉翁撰
昭公四【敬王三年，晋顷九年】
二十有五年春叔孙婼如宋
夏叔诣防，晋赵鞅、宋乐大心、卫北宫喜、郑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此为王室而防，不书，讥其无勤王之实也。案《左传》，防于黄父，命诸侯输粟于周，期以明年纳王。卒不闻晋侯踵二文、郑、虢勤王故事，躬御戎马，展义王室，晋之不能亦甚矣。而其事亦有不可同日而语者。子頺、子带之乱，皆在惠、襄践位之后，王位既定，頺、带特为乱耳，乱而讨之，夫谁曰不然？今悼、敬之立，皆在危疑之秋，特以太子母弟之故，揆礼宜立，刘、单奉以为君，而中外未能尽孚也。晋人至使士景伯涖问周故，立于干祭而询于介众，欲以知二立之当否，众论惟允，乃辞子朝，不纳其使。晋尚然，而况于海内之人乎？刘、单处此，岂不谓之甚难乎？主少国疑，外无晋、郑、虢三国之援，内有毛、召、尹三族之争，后先五年，更胜迭负。使刘、单不能以宗社自任，中事敛却，则子朝之羽翼成，而敬王之位危矣。论者犹以「挟天子令诸侯」少之，愚不知其说。
有鸜鹆来巢
公羊曰：「记异也。非中国之禽，宜穴而巢，故书。」或曰：「鸜鹆来巢，事之细者，必书，何邪？」曰：「禽鸟逐气而迁，戾气所至，妖亦至焉。鲁之地素无鸜鹆，今而有焉，是隂类之爽其常者也。先儒以天津杜鹃而豫知曲学之祸天下，则《春秋》书鸜鹆
译尹氏拥立王子朝。
《春秋》记载“尹氏立朝”，这是尹氏一人的私意。尹氏凭借世袭卿大夫的身份参与国家政事，不记载他的官职，不标明他的爵位，而用“尹氏”来记载。“氏”字，意味着这是一人的私意。王位是天下的公器，只有正统嫡系才能居于此位。尹氏凭借他所私立的意图拥立王子朝，这成为尹氏的朝堂，而不是亿万百姓共同拥戴的。因此，敬王虽然身在狄泉，《春秋》仍肯定他的名分体制，说“天王居住在狄泉”。王子朝虽然得以进入王城窃取尊号，《春秋》却削去他的名分体制，说“尹氏立王子朝”。母亲所生的弟弟被立为正统，那么庶子被立就是邪僻。《春秋》对于这两者的居住、进入、拥立、出逃，笔法详尽而不厌其烦，以此垂示大公之道给后人罢了。
八月乙未日发生地震。
冬天，鲁昭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边生了病，于是返回。
《公羊传》说：“为什么说‘生了病于是返回’？这是耻辱。”昭公七次前往晋国，到达黄河边就返回的有五次，大概是因为意如的谗言所致，而昭公不知道亲近贤人来辅佐自己，深思保持君位的计策，却屡次前往晋国而不嫌弃这是卑屈的行为，屡次被拒绝却不以此为耻，自身落入强臣的圈套中却没有觉悟。然而《春秋》记载这件事，不仅贬斥昭公，实际上也责备晋国。因为晋君不像君主的样子，使得季氏能够施展他的险恶谋略，肆意妄为而没有顾忌，晋国实在深该责备。
鲁昭公二十四年，春天，周历二月丙戌日，仲孙貜去世。
叔孙婼从晋国回来【《公羊传》记载《叔孙舍》从晋国回来，现在从它】
意如被晋国拘捕，是因为莒国的缘故；叔孙被晋国拘捕，是因为邾国的缘故。意如在晋国，谗毁他的国君以保全自身；叔孙在晋国，坚守节操不屈服。晋国的大夫们尊敬并忌惮他，不久也释放了他。他们被拘捕虽然相同，但得以释放的原因却不同。所以意如从晋国回来，《春秋》去掉他的氏，这是为了声讨他；叔孙从晋国回来，《春秋》记载他的氏，以区别于意如，大概是褒奖他。这时鲁国还有一位叔孙，大节凛然，足以作为国家的保卫者，假如昭公能举国听从他，必定不至于遭受干侯之祸。刘原父也采纳《公羊传》记载氏的说法，说：“可以褒奖的就褒奖，这是圣人修撰经典的本意。”吕东莱却不以为然，认为刘原父是穿凿附会。《春秋》用一个字来褒贬，叔孙与意如都被拘捕在晋国，他们回国时一个记载氏一个不记载，这是笔法明显可见的，怎么能说是穿凿附会呢？
夏天五月乙未日初一，发生日食。
秋天八月举行大雩祭。
丁酉日，杞国国君郁厘去世。
冬天，吴国灭掉巢国。
记载“吴灭巢”，有人说：“这是贬斥吗？”回答说：“有记载灭国却不是贬斥的，这类就是。因为吴国能报复诸樊门矢之仇而记录它。诸樊之死，《春秋》笔法特别不同，记录他是因为他是中原诸侯的缘故，死于危难。死于危难的人被记录，那么灭巢的人必定没有贬斥。唉！吴国因为中原的缘故，父子兄弟历经三代与楚国为敌，自从晋国人苟且求得安逸，把霸权委托给楚国，而吴国对抗楚国的人就不因此退让。现在灭掉巢国，乃是后来进入郢都的开端，巢国的灭亡，是楚国灭亡的原因。假如晋国人能在此时赫然愤怒，合力谋划楚国，那么驱逐楚国的功劳就不在吴国而在晋国了。评论者说记载灭巢是贬斥，所以不得不辩驳。”
安葬杞平公。
《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六 宋 家铉翁 撰
鲁昭公四年【周敬王三年，晋顷公九年】
鲁昭公二十五年春天，叔孙婼前往宋国。
夏天，叔孙婼在黄父会盟，晋国赵鞅、宋国乐大心、卫国北宫喜、郑国游吉、曹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小邾国人在黄父会盟。
这是为了王室而会盟，不记载，是讥讽他们没有勤王的实际行动。查考《左传》，在黄父会盟，命令诸侯向周王室输送粮食，约定明年迎立周王。最终没听说晋侯遵循前代文公、郑、虢勤王的旧例，亲自驾驭戎车，在王室展现道义，晋国的无能也太严重了。而且这件事也有不可同日而语的地方。子颓、子带的动乱，都发生在惠王、襄王即位之后，王位已经确定，子颓、子带只是作乱罢了，作乱而讨伐他们，谁说不应该呢？现在悼王、敬王的拥立，都在危急可疑的时候，只是因为太子是母亲所生的弟弟的缘故，按照礼制适宜拥立，刘、单拥立他为君，而朝廷内外未能完全信服。晋国人甚至派士景伯去询问周王室的情况，在干祭之地询问大众，想要知道两次拥立的当否，大众言论只有公允，才辞别子朝，不接受他的使者。晋国尚且如此，何况海内之人呢？刘、单处在这种境地，难道不说是非常艰难吗？君主年幼国家存疑，外面没有晋、郑、虢三国的援助，内部有毛、召、尹三族的争斗，前后五年，胜负交替。假如刘、单不能以宗庙社稷为己任，中途退缩，那么子朝的羽翼就形成了，而敬王的地位就危险了。评论者还用“挟天子以令诸侯”来轻视他们，我不明白他们的说法。
有鸜鹆来筑巢。
《公羊传》说：“记载异象。这不是中原的禽鸟，适宜穴居却筑巢，所以记载。”有人说：“鸜鹆来筑巢，是细小的事情，必定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禽鸟追随气候而迁徙，戾气所到之处，妖异也随之而来。鲁地向来没有鸜鹆，现在有了，这是阴类违背常理的表现。先儒因为天津杜鹃而预先知道曲学之祸天下，那么《春秋》记载鸜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