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宋家铉翁撰

译大概旧史尚且记载“公子州吁”，圣人修撰《春秋》才开始删削他，以此垂示训诫。这一点在州吁、无知身上可以看出来。然而也有弑君篡国，罪行与州吁、无知相同，等到他们因弑君而死，史书仍称他们为君，如齐懿公、楚灵王之类，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正式即位，对于臣民而言有君臣的名分，经过很长时间才被杀害，不能适用削夺名分的条例，这不是略去不写。所谓削去属籍，伊川先生认为自古篡弑多出自公族，大概他们自认为是先君的后代可以成为国君，国人因而拥戴他们。《春秋》在此阐明大义以昭示后世，所以初年弑君的多不称公子、公孙，这大义已经端正。胡氏却说州吁被削去属籍而以国氏称呼，是归罪于庄公没有以对待公子的礼节对待他，让他参与政事、掌握兵权并主持国政。我认为此时正是诛讨弑君贼子的时候，不应当追究庄公过去的过错。庄公是完州吁的父亲。庄公宠爱州吁的过错，固然有导致动乱的基础，但削去族籍、施加重刑，是用来惩治弑君贼子的，不是用来惩治其父亲的。有人问：“鲁国有史官，诸侯各国也都有史官，诛杀乱臣贼子必定要等到《春秋》才得到公正评判，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不是史书。史书是记录事件的书籍，而《春秋》的创作，是圣人用来为后世确立法度的，不是史书的意思。所以《春秋》记载弑君，有的用国名记载，有的用国人记载，有的写明弑贼的名氏，有的略去弑贼的名氏，有的实际是弑君却记载为卒，有的实际是卒却记载为弑。君主不像君主而陷入被弑的境地，乱臣不像臣子而触犯首恶之罪，权衡轻重，由圣人的笔削来裁定，这难道是史书的意思吗！况且弑君的贼子，如果不是国家的大臣世卿，就是贵介公子中掌权的人。他们弑杀其君，自立为君，或者在国中执政，必定不会向人宣告说：‘我确实弑杀了国君。’而邻国的史官得到的只是传闻，也不敢立即记载，有的又畏惧其强大不敢直书，漏记的情况很多。等到圣人作经，然后根据所闻所见裁断并纠正，圣人的笔削一经修订，议论才确定。孟子说‘《春秋》写成而乱臣贼子恐惧’，难道是虚言吗【其余义理参见庄公八年齐无知弑君】

译夏，鲁隐公与宋殇公在清地相会。【“遇”这一体例在此首次出现】

对于“遇”的解释，公羊学派认为是没有约定而突然相见，杜预则认为临时约定的会面称为“遇”，两国各自简化礼仪，就像在路上偶然相遇一样，应当采纳杜预的说法。隐公听说卫国发生动乱，便与宋平公临时约定在清地相会，谋划讨伐卫国弑君的人，《春秋》记载为“公及”，表明这是鲁国的意愿。宋殇公却借此谋取私利，收留卫国的弑君贼人，并一同讨伐郑国，以消除自己受到的威胁，隐公的志向未能实现。于是宋、陈、蔡、卫四国联合出兵讨伐郑国，而隐公没有参与。《春秋》在州吁篡位弑君之后，紧接着记载这次相会，是赞许隐公有讨贼的志向，又惋惜他不够勇毅，将前后事件对比来看，就可以看出圣人的用意。【其余含义见下文两次伐郑的记载】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讨伐郑国。【讨伐动武的体例在此首次出现】

这是春秋初期，诸侯擅自出兵讨伐他国的开始。当时齐国、晋国势力尚弱，宋国、鲁国是声望显赫的大国，诸侯们观察礼仪、听从倡导，都看这两个国家。如果宋殇公明白大义，就在清地相会时，禀告周天子的命令，与鲁国一起出兵，讨伐卫国弑君的人，这就足以使中原各国信服，宋国就能兴盛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听从州吁的邪谋，联合三国军队讨伐郑国，以铲除自己厌恶的人，不禀告周天子，擅自兴兵联合诸侯，包庇叛逆之人以巩固其地位，宋国的罪过太大了。所以这次战役，本是卫国的意图，但《春秋》把宋国列在首位，对宋国的谴责很深。宋公记载爵位，是指出其人来贬斥他；卫国的州吁记载为“人”，是不承认他为卫国国君。

秋，公子翚率领军队，防备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讨伐郑国。

翚，就是公子翚。不称“公子”，是剥夺其家族称号的惩罚。桓公弑杀隐公，翚是首恶，所以在隐公在位时剥夺他的家族称号，以正其弑君之罪；到了桓公在位时仍保留他“公子”的称号，表明他与桓公同流合污。这是《春秋》诛讨乱贼，在鲁国事务中首次体现的。我曾经说，《春秋》的书法，有些不需要《左传》就能看出来的，清地相会、讨伐郑国、翚擅自用兵就是例子。州吁作乱，隐公确实有讨贼之心，宋殇公利于讨伐郑国而包庇州吁以成就其篡位，隐公的志向未能实现，而宋殇公于是率领陈、蔡、卫进行这次战役，一是为了促成卫国的动乱，二是为了消除自己的威胁，宋殇公的不仁太严重了！无功而返，本可以停止，但他坚持到底不知悔改，又来请求出兵。隐公拒绝他，还保持着清地相会时的志向，但羽父极力请求率领军队去防备，隐公无法禁止。于是防备宋、陈、蔡、卫再次讨伐郑国。《春秋》连续记载清地相会、讨伐郑国、翚率领军队，首恶之人与叛逆党羽一并列出且反复出现，卫国主导军事而以宋国为首，诛讨乱贼必须先惩治其党羽，这是《春秋》的法度。唉！清地相会，鲁隐公仗义之心不能胜过宋殇公趋利之心，还可以说是两国国君各自为谋；至于宋国来请求出兵，鲁君还知道敬畏道义而不敢听从，他的臣子却勇于辅助叛逆而不可禁止，大概翚有了无君之心才发动恶行，寪氏的祸乱实际上就发端于擅自出兵讨伐郑国的时候。所以圣人探究其用心而诛讨他，在他初次率领军队时就剥夺其家族称号以示贬斥，其确立的道义精微，其留下的警戒严厉！有人说：“诸侯防备讨伐，都是《春秋》所厌恶的。”回答说：“《春秋》初年，凡是防备讨伐的都是擅自用兵无视周王，依仗党羽追逐利益，这五国讨伐郑国以宋国为军事首领，是痛恨开始擅自防备讨伐。等到齐桓、晋文两位霸主兴起后，就有防备诸侯、抵御荆楚的情况，如召陵、城濮之事，与初年的防备讨伐不同，《春秋》有时还认可他们，这就是所说的时代不同，体例也不同。”

九月，卫人在濮地杀了州吁。【濮是陈国的地方】

这是春秋诛讨乱贼的开始，记载“卫人”，是赞许卫国人能够讨伐贼人；记载“于濮”，是赞许陈国人能够讨伐卫国的贼人。根据《左传》，州吁偕同石厚前往陈国，石碏派人告诉陈国说：“这两个人，确实弑杀了我们的国君，请趁机处置他们。”陈国人抓获了他们并请求在卫国执行死刑，卫国派人到陈国执行了死刑。讨伐贼人的是卫国人，然而如果不是陈国人听从卫国人讨伐其贼人，那么州吁怎么能立刻受到正法？所以《春秋》记载“于濮”以赞许陈国。等到宋万弑君时，宋国人向陈国求贼；庆父弑君时，鲁国人也向莒国求贼，都是要求贿赂后才交出，没有讨伐邻国贼人的道义了。有人说：“这是石碏杀的，为什么不记载石碏呢？”回答说：“讨伐贼人是公法，是众人共同的愿望。如果记载卫国的石碏杀了州吁，那就是一人的私相讨伐，而看不出是顺应众望讨伐其罪。所以只记载“卫人”，意思是卫国还有人能以讨伐贼人为事。”记载“人”有两个体例：弑君的贼人，人人都可以讨伐并杀死，记载“人”来杀，这与齐无知是一样的；又有国家动乱没有政令，众人共同杀死他也记载为“人”的，根据具体事情观察就可以明白。【其余含义见桓公六年蔡人杀陈佗】

冬十二月，卫人拥立晋为国君。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逃亡的公子从国外回来而得到国家的情况很多，如齐小白进入齐国、突回到郑国、赤回到曹国、阳生进入齐国之类，有的记载为“入”，有的记载为“归”，都不以“立”来记载。只有卫国宣公的孙子晋回国，春秋不记载“入”，不记载“归”，而改变文字记载为“卫人立晋”。公羊传：“立，是不应该被拥立的。众人虽然想拥立他，但拥立他是不对的。”近代诸儒则认为卫国人没有禀告周天子就拥立国君，所以春秋不认可他们的拥立。论调固然正大，但在春秋时代，大夫拥立国君，如季友

译立僖公、襄仲立宣公、宋督立冯、齐高国立小白、晋赵盾立黑臀、栾书和中行偃立周、齐陈乞立阳生，这些人都不禀告周王，不继承父位而自立，春秋为什么不记载他们的即位，却唯独记载这件事呢？大概春秋的书法，有褒扬中暗含贬斥，对贤者要求严格的原则；有贬斥但不彻底断绝，给小人留下改过自新的途径。春秋在记载四国攻打郑国之后，接着记载“卫国人在濮地杀了州吁”，又接着记载“卫国人拥立晋”，再次使用“卫国人”这一称呼，是褒扬卫国人不把篡位贼子当作国君，共同秉持大义诛杀他，所以不写“入”，不写“归”，而是改变文体写“立”来表示不同，也以此显示讨伐之难、拥立之更难，惋惜他们不能禀承王命而拥立，这就是所谓在褒扬中体现责备的意思。当时，四国联合出兵而来，为篡位贼子培植党羽，州吁的势力已经形成，而石碏以告老大夫的身份，没有权位可以倚仗，毅然以讨伐贼子为己任，不动声色，首恶就被诛杀，那四国的军队犹豫退却，于是迎立晋于邢地，可以说处于臣子的位置非常艰难。因此春秋改变文体特别记载，以示区别，其中体现责备之意，如果不是石碏贤德，圣人不会对他有这样的期望，说这是责备可以，说这是直接贬斥则绝对不是春秋的本意。有人说：“按照你的说法，春秋为什么不记载石碏的名字，只说‘卫国人拥立晋’呢？”回答说：“拥立国君，要顺应众人的期望，不是一个人所能私自决定的。如果记载石碏拥立晋，那就是一人的私意，这可以吗？昭公二十三年记载‘尹氏拥立子朝’，是说王位已经确定，而尹氏凭一人的私意拥立子朝，所以要加以声讨。看尹氏拥立子朝被声讨，那么卫国人拥立晋的意思就可以明白了。”又问：“如果是这样，晋为什么去掉‘公子’的称号，只写‘晋’呢？”回答说：“对石碏没有贬斥，对晋则有贬斥。卫国人因为晋贤德而拥立他，但晋得志后骄傲，后来行为如野兽，新台的讽刺诗因此产生，所以《春秋》在他刚即位时去掉‘公子’不写，以显示卫国动乱从此开始。”

译鲁隐公五年春季，鲁隐公在棠地射鱼。

《春秋》记载搜狩之事是有的，如果是按照时节进行的常规活动，就属于常事，不必记载。凡是记载的，都是含有讥讽之意。记载搜狩时提到“公”，是讥讽国君亲自参与。《春秋》记载的五次搜狩都没有写“公”，只有桓公四年在郎地打猎、庄公四年与齐国人一起在禚地打猎写了“公”。这次在棠地射鱼也写了“公”，是讥讽国君从事游猎活动，既不合时宜，也不合地点。隐公在位初期，谨慎遵守法度，还算得上贤明的君主。到了这个时候逐渐骄纵，跑到遥远的地方去射鱼，臧僖伯劝谏他却不听从。《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讥讽他，也是为他感到危险。棠地在宋国和鲁国之间，没有正当理由就轻易外出，卫桓公被杀之祸，其征兆大概就在这里吧？臧僖伯劝谏说：“国君是要把百姓纳入正轨和法度的。不合正轨、不合法度，叫做乱政。乱政频繁施行，就是导致败亡的原因。”他忧虑深远，有周公告诫成王不要沉溺于观赏、安逸、游玩、打猎的意思，真是贤人的言论啊！

夏季四月，安葬卫桓公【谥号的含义已在元年“公及邾人盟”和三年“葬宋穆公”中提及】。

凡是国君被弑杀而凶手未被讨伐的，不记载安葬，这是表示没有臣子。这次弑君后却记载了安葬，是因为州吁已被处刑，记录卫国臣子能够安葬他们的国君。易名，就是加上谥号，并不是改变他的爵位。《春秋》中诸侯在本国称为公，臣子用美好的名字加给国君，这不是爵位。等到他死后给他谥号，于是就用“公”连缀在谥号之后，这也像大夫用“子”连缀在谥号之后一样，是美名而不是爵位。如果僭越爵位，《春秋》必定会削除它。谥号，是根据行为来确定的，儿子不能偏私父亲，臣子不能偏私国君，所谓命名为幽、厉，孝子慈孙百世都不会改变。卫桓公被弑杀而死，虽然没有过错可挑剔，但“桓”这个字的含义，谥法说是开拓土地、使远方臣服才称为桓。把这个美名加给被弑杀的国君，这就叫做过度赞美，这哪里值得作为死者的荣耀呢？从此以后，像齐襄公、卫宣公、晋献公，都是淫乱失道的君主，却都得到美谥；鲁隐公、宋殇公、晋灵公、晋厉公，则是乱臣贼子追恨他们的国君，通过谥号显示叛逆，这也更加该杀了。这都是因为不向周天子请示，私自制定谥号，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秋季，卫国军队进入郕国【记载“师”的体例】。

卫宣公在州吁暴乱之后，进入卫国即位，不把爱惜百姓、保卫疆土作为要务，却轻易调动大军进入别人的国家，《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贬斥他。这次进入郕国，是进入而没有占有。十年后，齐国、郑国又进入郕国，所以知道这次进入并没有占有，不是因为力量不够可以夺取而不夺取，大概是害怕强国来讨伐，所以虽然进入了却不敢随即占有。关于记载“师”的体例，胡氏说：“记载使用军队而立意不同：有夸耀其强盛而称‘师’的，如齐师、宋师、曹师在邢国筑城之类；有揭露其暴乱而称‘师’的，如楚国灭陈、蔡，公子弃疾主兵而称楚师之类；有厌恶其无名不义而称‘师’的，如驻扎在郎地等待陈、蔡以及齐师围攻郕国之类。”胡氏的说法固然正大光明，但是有记载“师”而褒扬的，有记载“师”而贬斥的，褒贬在于事情本身而不在于是否称“师”。比如僖公元年记载齐师、宋师、曹师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接着记载齐师、宋师、曹师在邢国筑城，起初记载驻扎，是讥讽他们兵力强盛而救援迟缓；接着记载筑城，是赞美他们能运用大军来拯救危亡的国家。这一条记载前讥后美，观察事情本身才能看出来。又如庄公八年记载军队驻扎在郎地等待陈人、蔡人，接着记载军队与齐师围攻郕国，又记载军队返回，这是鲁公亲自率领军队出征，按体例应当写“公”，但起初写军队驻扎而不写公驻扎，接着写军队到达而不写公到达，又接着写军队返回而不写公从围攻郕国回来，大概是一条记载中多次讥讽。因为他调动大军、结党仇国、讨伐同姓，所以讥讽再三也不觉得繁琐。又如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晋侯、齐师、宋师、秦师与楚人在城濮作战，这里有晋侯、宋公，但只有晋侯以爵位记载，是尊崇晋侯。因为晋侯能运用三国军队击退楚军而安定中原各国，所以改变文辞单独记载爵位以示褒扬，这些都是随事情而显现的，传述者拘泥于“师”的体例怎么可以呢？所以说：“褒贬在于事情而不在于是否称‘师’。”

九月，落成仲子的宫殿。

隐公为桓公修建宫殿，是为了祭祀他的母亲。诸侯没有两个嫡妻，孟子进入惠公的宗庙，仲子没有祭祀享用的地方。隐公想把国家让给桓公，所以为他的母亲立庙祭祀。仲子去世已经很久了，到这个时候才开始立庙，是隐公想以此显示他想让位的志向。有人说：“这符合礼制吗？”回答说：“不符合礼制。”《谷梁传》说：“礼制规定，庶子成为国君，为他的母亲修建宫殿，让公子主持祭祀。在儿子时祭祀，到孙子时就停止。”必须是庶子成为国君，然后他的母亲才能修建宫殿祭祀，祭祀时又由公子主持，国君不亲自祭祀，这是尊崇宗庙。现在桓公还没有成为国君，隐公却为他修建宫殿祭祀他的母亲，这是招致祸乱的做法。问：“《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讥讽失礼。宫庙有固定的制度，遵循制度的常规，不必记载。不合礼制的礼，不合制度的制度，于是才记载。好像在说：‘公子允的母亲，不是鲁君应当为她立庙的。’前面记载天王赠送仲子丧礼，是不应当赠送的，隐公以夫人的身份告知，天王才赠送丧礼。这里记载落成仲子的宫殿，隐公以公子为国君的礼仪，为她举行落成典礼。仲子的宫殿，不是隐公所

译这是应当考察的。《春秋》记载此事，是表示讥讽。如果合乎礼制就不会有讥讽，没有讥讽就不会记载了。」

译初献六羽

初献六羽，是用于仲子庙的。《左传》记载：“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大概当时有司打算在仲子庙举行万舞，隐公想要斟酌适宜的做法，不愿意把先君宗庙的乐舞施加于公子妾母身上，所以使用六羽而去掉了干戚。《春秋》记载这件事，不仅讥讽他考宫不当，也讥讽他献羽不合制度。《公羊传》认为诸侯国应当用四，现在越礼用了六，是僭越了公的礼制，所以记载下来以讥讽他。鲁国本来就僭用天子的礼乐，谁说隐公才开始用六羽呢？《谷梁传》引用尸子的说法，认为当时诸侯僭用天子的礼制，都用了八佾，初献六羽，是开始严厉地节制音乐了。“厉”的意思是说鲁国从此开始降低使用六佾，不敢与周天子比拟，这是不对的。这是在仲子庙使用，不敢与鲁国的先君同样僭越，后来季氏的庭院甚至用到八佾，如果鲁国知道这是僭越而加以削减，弊端发展到极点，怎么会到陪臣僭用八佾的地步呢？尸子的说法，恐怕不对吧？查考《明堂位》：“周公有大勲劳于王室，成王赐鲁公以天子礼乐，俾祀周公。”先儒认为成王的赏赐、鲁公的接受都是不对的，这个论断早已确定。刘原父却说：“鲁惠公的时代，礼坏乐崩，向周王室请求，命令史角前往，从此鲁国开始使用天子的礼乐。”陈止斋引用祝鮀的话、众仲的说法，对此深有赞同。我认为周朝东迁后，名器已经泛滥，齐桓公、晋文公有夹辅王室的大功，周王室用来宠异他们的，不过是太平时代的常规典制，请求王章尚且不允许，鲁惠公有什么功德可以称道，就立刻赏赐给他天子的礼乐呢？原父认为惠公僭用天子的礼制，当时还有很多强国，没听说他们敢僭越，鲁惠公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到这种地步呢？大概惠公的时代，礼坏乐崩，向周王室请求修复礼乐罢了，并不是开始请求。然而原父的学问，也可以说是悖谬了。

邾人郑人伐宋

邾国是小国却排在郑国之上，是因为它是出兵的首领。查考《左传》，宋国人夺取了邾国的田地，邾国人告诉郑国说：“请君王在宋国发泄怨恨，我国愿做向导。”那么这次战役，邾国是先锋，排在郑国之上，是为了彰显它是出兵的首领，所以加以贬斥。有人说：“宋国人夺取邾国田地，宋国确实挑起争端，而邾国响应它，邾国难道没有罪吗？”回答说：“邾国被宋国侵犯，响应它，是合乎道义的。应当告诉天王，请求方伯，声讨宋国的罪行并惩治它，不应当趁郑宋之间的嫌隙而联合郑国去攻打宋国，借着别人的怨恨，报复自己的私仇，这是《春秋》所不赞同的。所以邾国为首，郑国次之，郑国以伯爵的身份排在邾国之下，也是为了贬斥它。出兵首领的例子初次见于四年宋、陈、蔡、卫伐郑，与此稍有不同，所以读《春秋》不能拘泥于成例，应当探求其归属。”

之意辞比事

螟

宇宙之内，一件事违背常理，一种生物不得其所，日星显示异常，水旱、螟虫、蝗灾报告灾害，都是人君的责任。从一国来说，也是国君的责任。所以《春秋》天象变异出现在上面，必定记载；灾害出现在百姓中，也必定记载，以示人君职分应当谨慎。哀公十二年冬天发生螽灾，传注者把过错归咎于掌管历法的人失误闰月，这是谄媚的臣子用来掩盖灾害并假托为圣人的言论，哪里是《春秋》记载水旱、螽、螟的防备之道呢！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义已见元年公子益师卒】

公子彄，就是臧僖伯。《左传》记载隐公的话说：“叔父对我有遗憾，我不敢忘记。安葬他时加一等。”胡氏说：“记载日期，显示恩礼之厚。”隐公不能采纳僖伯的劝谏，而在僖伯死后眷念不忘，也可以说是具有君主的度量了。然而记载日期与不记载日期，并不取决于褒贬。

宋人伐郑围长葛

《谷梁传》说：“攻打国家不说包围城邑，这里说包围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时间长。”注解说这次冬天包围它，到六年冬天才攻取它。古代军队出征不超过一个季节，重视百姓的生命，现在军队暴露在外经年才攻克，没有恻隐之心，志在逐利，所以围和伐兼写，以彰显其罪。然而也有军队暴露在外并非很久却记载伐、记载围、记载取的，大体上都是贬斥，而在贬斥之中有权衡尺度，随事情观察就可以了。宋穆公从宣公那里接受国家，等到他去世时，又把国家归还给宣公的儿子，而让自己的儿子冯出居在郑国，可以说是能以礼让始终的人了。殇公不仁，日以杀害冯为事，怀疑郑国人想接纳冯，就率领诸侯攻打郑国，从而有了东门之战。从此战事连绵不断，宋殇公确实是祸首，记载伐和围，是责备他暴虐。第二年冬天，记载宋人攻取长葛，大概是在郑国境内驻军一年后才得到它。《春秋》深刻彰显其黩武的罪过，特意记载以示贬斥。而宋殇公末年的祸患，最终因为不能止息战争而被内贼所乘，有国家的人看到这些，就知道有所惩戒了。

六年春，郑人来渝平【公、谷作输平。○平始见】

平，是修好而不结盟誓。渝平，《左传》解释为更改和好。来渝平，是郑人不害怕屈辱而向鲁国求和，鲁国于是降低心气顺从郑国，这是两全其美的辞令。隐公作为公子时，与郑国在狐壤作战，停止了，隐公本来对郑国有怨恨。

译等到鲁桓公遭遇宋国的挑衅，宋人企图偏袒州吁并攻打郑国以消除对自己的威胁，桓公毅然不听从，忘却旧怨而顺应道义，桓公在这件事上可以说是贤明了。公子翚擅自用兵，本来不是桓公的本意，郑国难道不知道吗？去年秋天，郑国攻打宋国，进入其外城，宋国请求救援，桓公再次没有出兵。桓公此时此心，只想着以安定国家、保护百姓为要务，虽然并非为了郑国，但郑国实际上感激桓公，所以在此时便来修好。渝平之“渝”，如同《易经》所说的“不克讼，复即命，渝”中的“渝”，意为完全抛弃过去的怨恨，共同遵循义理的正道，不靠盟誓来确立信义，因此《春秋》推崇这件事，笔法与往日不同。后来宋国与楚国讲和、燕国与齐国讲和、鲁国与齐国郑国讲和，那些情况都与这次不同，所以知道这次来渝平是《春秋》所推崇的。《公羊传》《谷梁传》将“渝平”写作“输平”，解释“输”为“堕”，认为这是败坏已经达成的协议。郑人如果想要败坏协议，何必来告知？这在义理上说不通，所以应当依据《左传》写作“渝平”。陈止斋认为郑人有背叛周王而联合诸侯的意图，于是才来渝平。我观察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不能号令天下，郑国想要背叛周王，何必通过鲁国来渝平？陈氏喜欢发表高论，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多有不符合之处。这个渝平的“渝”，只应当依据《左传》。

译夏季五月辛酉日，鲁君与齐侯在艾地会盟，以防范对方。（会盟的意义已在隐公元年蔑地之盟、二年密地之盟、三年石门之盟中提及。）有人问：“诸侯私下相互结盟，本来就不是《春秋》所赞许的。但诸侯相互设防以讲求信义、修好和睦，《春秋》难道会允许吗？”回答说：“有王者时，王者设防诸侯；有霸国时，霸国设防诸侯；与诸侯中兄弟甥舅关系的国家，每年按时节相互设防，这些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周朝兴盛时，岐阳的狩猎、酆宫的朝见、东都的设防，都是王者的事务。等到霸国兴起，奉行王命，会合诸侯，有所谓兵车之防、玉帛之防，也是王者的事务。《春秋》尚且或许会赞许。这次鲁君与齐侯会盟，是兄弟甥舅之国交往相见的礼节，《春秋》没有讥讽。如果设防却结党营私、危害善良、追逐利益、攻打他国，就像春秋初年宋、齐、鲁、卫所做的事，那就是《春秋》深深谴责而不宽贷的。设防而会盟，都不是所取的，其义理已在蔑地之盟中显现。”

秋季七月（其义理已在纲领中阐明夏时）。

《公羊传》说：“这一年没有大事，为什么要记载？”《春秋》虽然无事，但首时过去就要记载。首时过去为什么要记载？《春秋》编年，四季具备，然后才构成一年。我认为这是孔子用来体现实行夏历的意思。春季必定以正月为首，夏季必定以四月为首，秋季必定以七月为首，冬季必定以十月为首，这些都是夏正月的次序，不是周正月的次序。说天时在此，孟月在此，所以虽然无事也必定记载，以表明四季孟月是绝对不能更改的。

冬季，宋国人攻取了长葛。

这是宋国人攻取郑国的长葛，不写郑国，是责备郑国，也是责备宋国。宋国围困长葛将近一年，其虐待百姓、滥用武力太严重了。郑国本有能力救援却不救援，反而在这一年夏季出兵侵犯陈国，掠夺战利品作为功劳，对内丧失自己的城邑，对外从别人那里夺取，《春秋》因此一并责备他们。所以宋国以“人”来贬低，而长葛不隶属于郑国，是责备郑国不能保有土地，却去远方图谋功劳。《春秋》有去年冬天的事与今年连写，而不再书写某国某地的，是省文。这里围长葛、取长葛相距一年，不隶属于郑国，难道没有讥讽吗？

七年春季，周王三月，叔姬嫁到纪国。

杜预说：“叔姬是伯姬的妹妹，在父母之国等待成年，不与正妻一同前往，到这时才出嫁。”何休《公羊注》说：“媵妾地位低贱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要记载？是因为最终有贤德的行为。”纪国被齐国所灭，纪季带着酅地归附齐国，叔姬嫁到那里，能够安于隐微困顿，最终保全了妇道，所以被记录。苏辙也说：“媵妾不记载，这里之所以记载，是赞赏她。”庄公十二年，纪叔姬嫁到酅地，当时纪国已被齐国所灭，宗庙在酅地，叔姬回去奉祀，不因国家的存亡而亏缺妇道，《春秋》因此赞赏她，大概是本于何休的注而做的解说，得到了《春秋》的大义。贾逵认为纪国看重叔姬，所以记载以讽刺她，其义理是错误的。

滕侯去世（其义理已在三年宋公和去世中提及）。

滕侯去世，不写名字，不写葬礼，各种说法不同。有人认为没有结盟，有人认为小国不记录。我认为去世而不写名字，是史官丢失了他的名字；没有缘故而不写葬礼，是鲁国没有前往吊唁，史官遗漏了他的谥号，因此失于记载，不能穿凿附会地做解释。胡安国说：“宋殇公、齐昭公发生动乱，记载被杀不记载葬礼，是因为讨伐了贼人而没有安葬。晋国主持夏季盟会，在景公时，报告丧事记载了日期，而经文不记载葬礼，是因为忌讳受辱而没有安葬。宋公盟会，未曾不同，而三代不记载葬礼，是因为惩治其罪而没有安葬。吴、楚的君主记载去世的有十个，也有亲自送到西门之外的，而经文不记载葬礼，是因为避讳其僭越的称号而没有安葬。怠慢礼节而不前往，削弱其君主而不吊唁，没有其事，缺漏其文，是鲁国史官的旧例。讨伐贼人而不安葬，忌讳受辱而不安葬，惩治其罪而不安葬，避讳其号而不安葬，是圣人删削《春秋》的法度。胡安国的说法很完备。”我认为《春秋》的记载或不记载葬礼，不能用定例来寻求。我曾经考察过，君主被杀而贼人不被讨伐就不记载葬礼，这固然是《春秋》用来垂示法度的，但有贼人被讨伐却不记载葬礼的，宋闵公、鲁闵公就是这样；有贼人不被讨伐却记载葬礼的，鲁桓公、郑僖公就是这样；有世子弑君，如蔡般弑景公、许止弑悼公，记载弑君和记载葬礼虽然相同，但其事实有不可相同的，用定例来寻求，就会失之偏颇。此外有败坏国家、灭绝百姓而死，而不记录其葬礼的，晋惠公夷吾之类就是这样；有废嫡立庶以扰乱国家，而不给予葬礼的，晋献公诡诸之类就是这样；有开始逆乱最终顺从，而特别给予葬礼的，郑伯突就是这样；有被驱逐后又回归，而特别去掉其葬礼的，卫侯朔就是这样。随事而求，才能见到书法的大义。至于楚国不记载葬礼，是避讳僭越王号。秦穆公贤德，去世和葬礼都不记载；秦景公、哀公、惠公的去世，缺漏其名，其葬礼都以谥号记载，是因为距离遥远，有的报告有的不报告，有的吊唁有的不吊唁，所以有的记载有的省略，不是褒贬所在。像滕侯、宿男不记载葬礼，则是鲁国轻视他们而不前往吊唁，史官因此失于记载，起初没有其他意义，强求其缘故，就是穿凿了。

夏季，修筑城中丘（城初见于前文）。

凡是修筑城池，有因为城池不在其地而记载的，有因为城池不在其时而记载的，有因为屡次修筑劳民伤财而记载的，有因为修筑防守要害而特别记载以记录它的。左氏专门以时不时为

译“言”字，拘泥了。这是因为在盛夏时节征发劳役，所以史书加以讥讽。木讷却说：“周朝的夏季，相当于现在的春季，正值春季农耕开始的时候，却役使百姓修筑城墙，百姓失去了他们的农事，因此受到讥讽。”在夏季修筑城墙，固然不合时宜，然而把周朝的夏季当作夏朝的春季，那就错误太大了。夏、商、周三代的君王，虽然分别以子、丑、寅月作为岁首，但历法中的季节都沿用夏时，历经万古而不改变。孔安国、郑玄解释《诗经》《尚书》，错误地认为三代的季节和正朔都一同改变，先儒本来已经辨明并纠正了这一点，大概是木讷没有见到罢了。我已经在《纲目》中明确了夏时并详细阐述了其义理，这里就不再重复叙述了。

译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鲁国聘问【同母弟按例初次见面】。

谷梁传说：“诸侯尊贵，兄弟不能以亲属关系相通。称‘其弟’，是因为他来接待我们，举出他尊贵的身份。”我认为不通亲属关系，是为了明确君臣的名分，但兄弟是天伦之爱，难道因为名分就废弃了吗？诸侯的弟弟，有的称公子，有的称弟。公子是本称，弟是因事而称。而在称弟之中，书法又有不同。解说者认为不写公子而写公弟都是贬义，大概不是这样。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称‘使其弟’，是因为他们亲近鲁国，特意派他们的弟弟，所以不写公子、公孙，而说‘使其弟’，没有贬义。至于卫侯的弟弟黑背率领军队侵犯郑国，是讥讽他派弟弟掌管军队；卫侯的哥哥絷被杀，是讥讽他派哥哥参与政事；卫侯的弟弟鱄出逃，秦伯的弟弟鍼出逃，是讥讽他们失去了友爱之情；宋公的弟弟辰出逃，随后进入萧地叛乱，写‘奔’是讥讽哥哥不友爱，写‘叛’是诛责弟弟叛逆，书法昭然可见。至于宣公的弟弟叔肸去世，写‘公弟叔肸’，是推崇他盛德高节，特意写公弟来宠幸他，好像在说公有这样的弟弟，又有什么贬义呢？胡氏说：‘僖公偏私同母弟，宠爱不同于其他弟弟，施及他的儿子，还和嫡子同等，而襄公废黜他，于是造成篡弑之祸。所以圣人在年来聘问时，特意变文书写‘弟’以示贬义。’唉！有这种事吗？年的儿子无知，自己因篡位被杀，说圣人在他父亲聘问鲁国时为他贬义，反复研读经义书法，就知道圣人决无此心。进入春秋时期，为防、为盟、为遇，都不是盛世常典，只有聘礼近古，是王制所能做的。然而聘问不都记载，只有天王派使者下聘，不论大小都记载；大国使者来，不都记载，有缘故才记载；列国使者来，不都记载，有所褒贬才记载；鲁国大夫聘问列国，也不都记载，有缘故才记载。

秋天，鲁公攻打邾国。

《春秋》讥讽鲁国违背蔑地的盟约，对邾国用兵。左氏却说：“宋国和郑国讲和。七月庚申日，在宿地结盟。鲁公攻打邾国，是为宋国讨伐。”杜氏说：“鲁公抗拒宋国而另与郑国讲和，想以郑国为援。现在郑国又与宋国结盟，所以害怕而攻打邾国，想以此求和于宋，因为邾、郑前年一同攻打宋国。”这也是附会之说。鲁国不为宋国屈服，十年便与齐、郑一同攻打宋国，鲁国难道害怕宋国而为此攻打邾国吗？《春秋》写‘公伐邾’，是讥讽背盟。元年刚与仪父结盟，现在突然对邾国用兵，而且亲自率领军队在前，这是《春秋》讥讽的原因。有人说：“凡是公亲自率领军队攻打别国，都有讥讽吗？”回答说：“应当攻打而攻打，只在于义，不都讥讽。庄公十八年公在济西追赶戎人，二十六年公攻打戎人，戎人入侵我国，公追赶他们没能追上，随后攻打他们，是义所不能停止的。看前面的追赶，看后面的攻打，就知道《春秋》没有讥讽。这里刚与邾国结盟就突然攻打他们，看前面的盟约，看后面的攻打，就知道是因为背盟而讥讽。不加贬义而义自见。”所以说比事见义，《春秋》书法大致如此。

冬天，天王派凡伯来聘问。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把他带回去。

公羊传曰：“凡伯，是天子的卿大夫。来聘问，是聘问于鲁国。写攻打他什么？是拘捕他。拘捕他，那么说攻打他什么？是夸大他。为什么夸大他？不赞成外族拘捕中原人。拘捕，是拘捕下级的词。不说戎人拘捕而说戎人攻打，是因为天子的使者被外族拘捕，为他讳饰。”孙泰山说：“在楚丘，是责备卫国不能救难；记录‘以归’，是厌恶凡伯不死守职位。”这固然对了。然而天子的使者，戎人得以拦截并拘捕他，天子不命令讨伐，方伯连帅又不能为王敌忾，春秋记载此事以显示周室微弱，下级慢待上级，诸侯无王，小雅尽废，四方蛮夷交相侵犯，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吧！凡伯，是畿甸诸侯中担任卿大夫的人，所以写爵位【义又见九年南季来聘】。

八年春天，宋公、卫侯在垂地相遇【遇义初见四年】。

这次相遇，与清地的相遇相同，只是简化礼仪，作为草率的约会罢了。我认为王人被戎人拘捕，那么卫国将履行方伯连帅的职责，与宋公频繁进行这次相遇，联合军队讨伐戎人，解救凡伯于危难。而左氏却说：“齐侯将平定宋、卫，有防备的期限，宋公请求与卫侯相见，所以在犬丘相遇。”这也是常事，为什么用‘遇’呢？天王使者经过卫国境内，不能谨慎宿营、遏制寇盗，使凡伯在楚丘受辱，又不能亲自率领军队追击剿灭，为王刷耻，却因私事与宋人进行这次相遇，舍弃职分所当共担，而从事私事，所以《春秋》连书以责备他们。不然，列国自行相遇，无关周、鲁之事，何足污《春秋》的简牍呢？善读《春秋》的人，应当观察圣人属辞比事的意思，不可以例拘。

三月，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庚寅日，我们进入祊地。

左氏曰：“郑伯请求废除泰山的祭祀而祭祀周公，用泰山的祊地交换许田。写‘郑伯派宛来归祊’，是不祭祀泰山。”诸说大率本

译这。我的意思是，《左传》之所以这样说，不过是因为桓公初年郑人有以璧借许田之事，于是附会到归防这件事上，从而引申出以田易田的含义。我曾反复研读经文关于归防的记载，这一年归还祊地，与桓公元年的以璧借许田，本是两件事，《左传》将它们合为一事，恐怕不符合《春秋》垂示训诫的本意。大概《春秋》记载“归”地是有体例的，如归济西田、归郓、讙、龟阴田、归讙及阐，都是归还旧有的疆土。这里记载“郑伯派宛来归祊，庚寅日我国进入祊地”，意思是说这不是郑国应当归还而归还，也不是我国应当进入而进入，笔法重在“归”字和“入”字上，并不是以田易田的意思。郑国与宋国有嫌隙，前一年与鲁国恢复和平就是证明，但把祊地拿来归给鲁国则是不对的。他们认为泰山在鲁国境内，祊地也在鲁国境内，所以认为是归还，却不知道名山大川不用于分封，泰山不是鲁国应当拥有的。祊地，是郑国受周天子之命用来祭祀泰山的田地，属于王室的疆域，郑国怎么能把它归给鲁国？鲁国怎么能从郑国那里接受它？记载“归”和“入”，鲁国和郑国都有罪过。至于以璧借许田，是郑庄公趁着鲁桓公背负篡弑之罪，胁迫而夺取的。在归还祊地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要求许田的意思。不然的话，祊地既然已经进入鲁国，整个隐公在位期间不把许田给郑国，郑国反而在桓公元年拿着璧去请求借许田，这又该怎么解释呢？学者们试着以此观点来看待【宛不书族，是因为邻国的大夫尚未被赐族。其义理可见于二年无骇率师入极】

译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去世【“卒”的含义已在隐公三年宋公和去世条中说明】

辛亥，宿国国君去世

不记载其名，是史官的疏漏。不记载葬礼，是因为鲁国势微，无法防范【详见《滕侯卒》条】

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

《谷梁传》说：“与外国结盟不记载日期，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因为多国共同结盟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慎重地记载了日期。”我认为《谷梁传》关于慎重记日的说法过于拘泥。然而多国结盟确实是从这里开始的，《春秋》对此加以记载，是含有贬斥意味的。齐国强大而让宋国居首，这是责备宋国。《春秋》初年，有两国互相结盟的情况，如鲁国与邾国结盟、与宋国结盟，纪国与莒国在密地结盟，齐国与郑国在石门结盟，都只有两国结盟。如今出现多国结盟，宋国居首，责任在宋国。《春秋》初年，有两国互相攻伐的情况，如莒国入侵向地，无骇入侵极地，郑国攻打卫国，莒国攻打杞国，都只有两国互相攻伐。前年宋、陈、蔡、卫四国联合出兵攻打郑国，从此开始有四国联合征伐，宋国居首，责任也在宋国。当时正是东迁之初，诸侯中还有没有背叛周王的，而宋国联合四国的军队，与三国诸侯结盟，不凭借周王的命令行事。《春秋》在多国结盟、联合征伐上都以宋国为首，正是谴责其无视周王权威的罪过。有人说：“根据《左传》，这次结盟，是齐国人为了平息宋、卫连年攻伐的怨恨，宋国难道没有责任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考察经文，郑国实际上没有参与结盟，三国的怨恨实际上并没有消除。又明年，鲁、齐、郑在中丘设防，联合出兵攻打宋国，齐国居首。齐国既然能在前头平息怨恨，又能在后头攻打宋国，这是为什么呢？由此可知瓦屋之盟并非为了平息怨恨，《左传》所记载的恐怕未必真实吧？”大抵《春秋》初年，诸侯的设防、结盟、征伐都是为了各自的私利，而多国结盟、联合征伐大多推举宋国为首领，因为宋国是二王之后的缘故，而宋殇公因此得以逞其志向，最终招致不收敛而自焚的祸患，也是值得怜悯的。

八月，安葬蔡宣公【含义见葬宋穆公、卫桓公及滕侯卒条】

九月辛夘，隐公与莒国人在浮来结盟

凡是国君与强国的大夫结盟，不记载“公及”，是忌讳强国以无道施加于国君。与小国的大夫结盟，则不忌讳“公及”，因为国君自己愿意与他们结盟，并非那小国的大夫要挟国君，必定要举行这次结盟。齐国的高傒、晋国的处父，是强国的大夫；浮来之莒人，是小国的大夫。鲁国与莒国自《春秋》以来，有未平息的怨恨，此前纪国人为他们调解，但鲁、莒两国的友好关系终究没有和好。如今隐公想要降低身份以消除两国的祸患，而莒国的国君最终没有到来，于是与其臣子结盟。以期望大国国君的身份而与小国臣子结盟，是谦卑但不合礼制的。因此不为隐公忌讳。这个“及”字的用法不同，及邾仪父、及高傒、及宋人、及莒人，同一书写方式却含义不同，应当根据具体事情来观察，不能以固定条例来推求。

发生螟灾【含义已见上文】

冬十二月，无骇去世

《左传》说：“羽父请求赐予谥号和族氏。”隐公向众仲询问族氏。众仲回答说：“天子建立德行，根据出生地赐予姓氏，分封土地而命定氏号。诸侯以字【断句】为谥，并据此作为族氏。官职有世代功勋，则有官族，封邑也是如此。”隐公命令以字作为展氏。解说者认为，根据其所由出生而赐予姓氏，如舜出于妫汭，所以陈国为妫姓；分封土地而命定氏号，则称为陈。诸侯地位低，不得赐予姓氏，所以其臣下根据祖父的字作为氏，或者使用先人的谥号作为族氏，如卫国的齐恶、宋国的戴恶之类就是这样；或者取旧官职、旧封邑的名称作为族氏，旧官职如晋国的士氏，旧封邑如韩、魏、赵之类就是这样。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孙的儿子以祖父的字作为氏。无骇是公子展的孙子，所以为展氏。各种说法大抵基于此。解说者又说：“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子、公孙，是依附于公的常称，并非族氏。有的因为贬斥而去掉公子、公孙的称号，也与去掉族氏相同。至于公孙的儿子，不能再称公曾孙，无骇辈以名行世，等到死后才赐予族氏，以祖父的字作为族氏就是这样。”公曾孙死后才得到赐予族氏，也有未死就赐予族氏的，仅见一两次。公子、公孙身上没有赐予族氏的道理，经书所载季友、叔〇、仲遂者，都是以字配名连称。传文说立叔孙氏、臧僖伯、臧哀伯、叔孙戴伯之类，都是传家依据后世追记的。宋督，是戴公的孙子，未死而赐予族氏，生前立华氏，他弑君害怕讨伐，请求这样做，不是常例。其公之曾孙、〇孙以外，以及异姓，有新晋升为卿的，君主赐予族氏，以此卿的字即为此族；也有虽为卿而终究不赐予族氏的，挟、柔、溺的后人没有听闻就是这样。这是春秋初年的事。当时周制还有保存的，所以有未赐予族氏的大夫。后来大夫世代承袭官职，无不赐予族氏，而周制几乎扫地以尽了。

九年春，周天子派遣南季来聘问【周天子使者记载氏和字的开始】

《谷梁传》说：“聘，是问安。聘问诸侯，不合正礼。”考察《周礼》：天子按时聘问以结好诸侯，殷勤视察以清除邦国的邪恶，间或问讯以晓谕诸侯

译天子的旨意，通过归脤之礼来与诸侯共享福泽，通过贺庆之礼来助兴诸侯的喜悦，通过致禬之礼来弥补诸侯的灾祸，这些都是天子对诸侯施行的礼制，那么天子向下聘问诸侯的做法也就有由来可考了。有人问：“您说《周礼》杂乱地出自汉儒之手，那么这种聘问之礼，怎么知道不是汉儒附会捏造的呢？”回答说：“不是这样。秦汉时期的礼制，致力于尊崇君主、贬低臣下，而这里详细阐述了优待臣下的方法，这是夏商周三代遗留下来的意旨，不能一并废除。”又问：“既然如此，那么《谷梁传》认为这不是正统，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谷梁传》是为当时的诸侯而言的。鲁隐公即位九年，没有朝见周王；如今新天子即位已经六年了，鲁国未曾修习按时朝见的礼仪，而凡伯、南季却先后前来聘问，这是冠履倒置、名分守备日渐衰微，《春秋》因此记载此事以责备鲁国。”○天子的大夫向下聘问列国，书中记载氏和字，是从这里开始的。凡伯记载爵位，是因为他是王畿内的诸侯，担任周王的卿大夫。

译三月癸酉日，大雨伴随雷电交加。庚辰日，下起大雪。

这是夏历的三月，雷声已经响起，闪电已经显现，那么雪就不应当再降下。夏历三月却下起大雪，这就是史书将其记载为灾异的原因。《谷梁传》说：“八天之内，两次发生大的变故，阴阳运行错乱，所以谨慎地记下了日期。”雷声已响，闪电已现，而雪却随之而降，这是强臣干预君主的征兆，允翚的逆谋已经形成，上天显示异常，可惜隐公没有醒悟。

允翚去世【含义参见无骇入极】

夏季，修筑郎城【含义参见城中丘】

秋季七月【含义已见于六年秋七月】

冬季，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防地的含义已见于六年于艾】

《左传》说：“宋公不尊奉周王，郑伯担任周王的左卿士，凭借周王的命令讨伐他，攻打宋国。”宋国因为入郛之战怨恨隐公没有告知命令，隐公发怒断绝了与宋国的使节往来。秋季，郑人凭借周王的命令来告知攻打宋国。冬季，在防地会见，谋划攻打宋国。我认为《左传》杂乱地记录所听到的传闻，而后世儒者多议论其虚妄，这类情况就是如此。郑国和宋国是仇敌，如今拉拢齐国、要挟鲁国来攻打宋国，却说凭借周王的命令讨伐，即使有周王的命令，也是假借周王的命令来报复私仇罢了。《左传》急忙说宋公不尊奉周王，郑伯担任周王的卿士，凭借周王的命令讨伐，这是把郑国当作方伯连帅讨伐诸侯的事情来看待，难道不是严重失实吗！大概鲁国与宋国从未有过嫌隙，齐国与宋国又是同盟，如今鲁国贪图归还祊地的利益，齐国违背瓦屋的盟约，联合出兵攻打宋国，在国内揣测感到惭愧，所以共同假借周王的命令兴起攻打宋国的军队，并非周王的本意。《春秋》记载“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是谴责发起谋划的人。后来霸主挟持天子以号令诸侯，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

十年春季，周历二月，隐公在中丘会见齐侯、郑伯。夏季，翚率领军队会同齐人、郑人攻打宋国。

冬季，刚刚在防地会见齐侯，到了春季，又在中丘会见，只趋附利益，《春秋》连在一起记载，是为了贬斥。隐公初年，秉持志向践行道义，几乎不像当时的诸侯那样，所以听说州吁弑杀了他的君主，就与宋公在草次会见想要讨伐他，此时此心是怎样的呢！不久被祊地的利益所动，背弃宿地的盟约，会同齐郑攻打宋国。前几天翚擅自用兵而隐公不能制约，如今派遣将领会同攻打，所派遣的竟是前几天擅自用兵不可制约的人。派遣翚还觉得不够，又亲自前往，被利益迷惑而失去本心，这就是所说的隐公啊。翚去掉族氏不称公子，是谴责。整个隐公篇都去掉他的族氏，因为他是隐公的贼人。到了桓公时记载族氏，是为了表明他与桓公同恶。书法明确得很，有人却认为与挟、柔、溺、无骇同类，怎么能按同类看待呢！

六月壬戌日，隐公在菅地打败宋军。辛未日，夺取郜地。辛巳日，夺取防地。

《公羊传》说：“夺取城邑不记日期，这里为什么记日期？一个月之内两次夺取，是表示严重。国内的大恶要避讳，这里说表示严重是什么意思？《春秋》记录国内而略写国外，对国外的大恶记载，小恶不记载；对国内的大恶避讳，小恶记载。”我认为《公羊传》记日期的条例，在其他事情上显得拘泥，只有这里符合《春秋》的本意。但国内的恶行有为之避讳的，有不必为之避讳的。圣人的心公正如同天地，他为鲁国避讳，是公正的；他不为鲁国避讳，也是公正的。如果一定按照《公羊传》的说法，那就拘泥了。鲁国与宋国本来没有细微的嫌隙，只是因为祊地贿赂的缘故，被郑国役使。翚已经率领军队会同两国，隐公又亲自出奇兵袭击敌人的空虚，而夺取两座城邑。一个月两次夺取，《春秋》记载日期，是为了彰显其暴虐，言辞委婉而意义显现。唉！当宋国攻打郑国而请求出兵时，道义上不可，坚决请求而隐公不听从；等到郑国攻打宋国而请求鲁国时，被利益所动，一句话隐公就听从了。因此君子贵在辨别义利。义利的辨别不明确，由此及彼，大概有沉溺而不自知的。

秋季，宋人、卫人进入郑国。宋人、蔡人、卫人攻打戴国。郑伯攻打夺取了他们。孟子说：“善于作战的人受最重的刑罚，联合诸侯的人次之。”这是《春秋》初年用法的意旨。像郑庄公、宋殇公这样的人，可以承受这种刑罚了。郑国自从战胜共叔段以来，习惯于用武，攻打卫国、攻打宋国、进入许国、打败王师，都穷尽其兵力所至，如今使用奇兵，一举夺取三国的军队，难道能说不是善于作战吗？宋国，是两位先王的后裔，本来应当作为诸侯的倡导者，却不听从周王的命令，擅自联合诸侯的军队，作为参盟的首领，难道不应当承受联合诸侯的刑罚吗？《春秋》记载两国进入郑国，三国攻打戴国，又记载郑伯攻打夺取他们的军队，双方都有责任。木讷认为兵端在宋国，如今又联合出兵进入郑国攻打戴国，郑伯出兵乘势，一举夺取三军，三国的失败，并非不幸。圣人举出并谴责他们，以诛杀兵端发起者；郑国用奇兵夺取，就用爵位记载，所以不同于宋国。我认为《春秋》固然谴责宋国，也未尝赞许郑国。记载“郑伯”，是指出其人的身份。善于作战的人受最重的刑罚，哪里还有爵位可言呢？如果从兵端发起者来说，郑国想要接纳冯，而宋国加兵于他，郑国又怎能招致宋国的军队？不能说不算是发起者。有的用爵位，有的用人，关系到《春秋》的条理贯穿，不能没有辨别。夺取军队，是指全军都被歼灭，没有得以逃脱的。哀公九年，宋国在雍丘夺取郑军，郑国又在嵒地夺取宋军，就是这类例子。

冬季十月壬午日，齐人、郑人进入郕国

五年，卫国进入郕国。至此齐国、郑国又进入郕国。

译这样一个郕国，在六年之间两次遭受强暴势力的侵凌，作为小国确实艰难啊。左氏却说：“宋公不尊奉周王，郑伯以周王的命令去讨伐他，郕国人没有防备，因此被讨伐”，这是傅防的说法，前面已经辨析过了。郑国只是报复自己的私怨，齐国只是跟随追逐利益，这与周王有什么关系呢？《春秋》惩治诸侯擅自用兵、无视王命的罪行，而左氏却曲意解释说“以王命讨伐不朝觐者”，这怎么能让后世信服呢？不写“伐”而写“入”，是因为趁其不备而攻入。然而郕国仍然存在，文公十二年郕国太子来投奔，书中记载为“郕伯来奔”就是证明。

译鲁隐公十一年春天，滕侯和薛侯来朝见。

《谷梁传》说：“天子没有特殊事务，诸侯互相朝见，这是合乎正道的。考察礼制、修明德行，是用来尊崇天子的。诸侯来朝见，合乎时宜，这是正道。单独说‘同时’，是指接连不断地都到了。”范宁注解说：“像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不是同时到达的。接连列举像滕侯、薛侯来朝见，是同时都到达的。”我认为周朝兴盛时期，诸侯有每年互相问候、每三年互相聘问、世代互相朝见的礼节。说“互相”，也有往来的意思，不像诸侯朝见天子那样，相率集体朝见。到了衰败的世道，诸侯中的大国未曾朝见周王，而小国却相率朝见大国，大国傲慢地接受他们的朝见而不认为这是僭越，像滕、薛朝见鲁国，就是所说的接连列举都到达的情况。春秋初期，鲁国最为强大，又因为能够使用天子的礼乐，所以接受小国的集体朝见而不自认为僭越。后来齐、晋称霸，向诸侯要求守礼，从这就可以想见了。

夏天，鲁隐公在时来与郑伯会盟【“防”字的含义已在鲁隐公六年艾地会盟中解释过】。

秋天七月壬午日，鲁隐公与齐侯、郑伯进入许国。

鲁隐公被利益所动的程度太严重了！得到祊地的诱饵就与郑国一起讨伐宋国，得到宋国的郜地和防地，贪利之心更加炽盛，又与郑国一起进入许国。如果不明辨义与利的区别，那么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呢？郑国与许国有边境的怨恨，所以急于讨伐，鲁国与此有什么关系呢？却兴师动众追逐利益，进入别人的国都，简直想要铲平它的宗庙社稷，这罪恶也太大了！这次战役，郑国是谋划的主使，许国再次被郑国占有，而《春秋》记载为“公防公及”，对鲁隐公的责备很深。如果在时来的会盟中，鲁隐公极力拒绝郑国的请求，郑国必定不敢单独行动，齐国也必定不会为郑国出兵。只有鲁隐公勇往直前，然后齐国、郑国联合军队前进，许国就不能存在了。不记载“公及齐师、郑师入许”，而记载“公及齐侯、郑伯入许”，这就是所谓指明其人而贬斥他。有人认为这是褒扬他得到国家而不掠夺，大概是被《左传》中的浮夸言辞所迷惑了。

冬天十一月壬辰日，鲁隐公去世。

《公羊传》说：“鲁隐公去世为什么不记载安葬？是为他隐讳。为什么要隐讳？因为他是被弑杀的。被弑杀为什么不记载安葬？《春秋》规定国君被弑杀，如果贼人没有被讨伐，就不记载安葬，认为他没有臣子。”子沈子说：“国君被弑杀，臣子不讨伐贼人，不记载安葬，认为这不关乎臣子。”为什么不记载地点？是不忍心说。这是《春秋》垂范后世的原则，公羊、谷梁有所传授。根据传文记载，弑杀鲁隐公的是鲁桓公和公子翚。《春秋》在鲁隐公去世时不记载地点、不记载安葬，以此来显示他是被弑杀的。有人说：“臣子弑杀国君，是最大的罪恶。《春秋》不直接判定他的罪行，而是隐约地显示，为什么呢？”回答说：“弑杀国君的人也是鲁国的先君，旧史官为他隐讳。孔子是鲁国人，不得不为鲁国的先君隐讳，所以隐约地显示其义理以示后世，这就是所谓的‘不讨伐的讨伐’。应用在鲁国的事上，大体都是这样。”有人说：“胡安国、陈傅良认为鲁国史官原本记载‘公子翚在寪氏弑杀国君’，圣人修订时改为‘公薨’，是为国家隐讳恶行。这种说法对吗？”回答说：“不对。为国家隐讳恶行，是指国君行为失道而违背义理，为他隐讳，委婉其辞以显示义理。如果是贼人弑杀国君，罪恶在贼人而不在国君，史官记载‘公子翚在寪氏弑杀国君’，记载就是讨伐，而说《春秋》隐讳并删去，这是《春秋》为贼人隐讳恶行，而放过弑杀先君的贼人，这必定不是这样。大概是史官不记载弑杀，而《春秋》为他辩白。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南史，在衰败的世道不常有。以前修订鲁国史书的人，大多与弑杀贼人同流合污。比如桓公与公子翚共同弑杀隐公，桓公是鲁国国君，公子翚掌握政权，史官不得不为他们隐讳；又如文姜参与弑杀她的丈夫，姜是国君的母亲，而且倚仗强大的齐国作为援助，史官又不得不为他们隐讳。这不是为国君隐讳，实际上是给弑杀国君的人隐讳。从此以后，鲁国的史官，对于闵公被弑、公子赤被弑，都遵循这个惯例。等到孔子修订《春秋》，对于鲁国的先君、小君，不能按照列国讨伐贼人的惯例来处理。前代史官既然隐讳，孔子不得不沿袭，但也不完全为他们隐讳。所以记载公薨而不注明地点，又不记载安葬，隐约地揭示其弑逆的状况，这就是用来正定其弑逆的罪戮，并不是旧史已经直书‘翚弑杀国君’而圣人删去不录。我曾经听老师说过：‘春秋初期，卫国的州吁和鲁桓公都弑杀国君而篡夺国家。《春秋》对州吁去掉他的族称，以平民身份讨伐，记载为‘卫人杀州吁于濮’，这是讨伐贼人的常刑。等到记载鲁桓公弑杀国君，言辞简略，但讨伐卫国的刑罚就是讨伐鲁国的刑罚，学者比较事情来看，就可以明白圣人的意思了。’”

《春秋集传详说》卷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传详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三 宋 家铉翁 撰

桓公上【名允，惠公之子，隐公之弟。周桓王九年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

《谷梁传》说：“桓公无王，却说王，为什么呢？是谨慎地开始。为什么说无王呢？桓公弟弟弑杀哥哥、臣子弑杀国君，天子不能平定，诸侯不能救援，百姓不能离去，认为无王之道，可以发展到这种地步。元年有王，是用来治理桓公的。”程颐说：“桓公弑君而立，是不知天命、无视王法的极致。记载春王正月公即位，是用天道王法来正定他的罪行。”综合《谷梁传》、程子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