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详说卷十二

译《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传详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十三 宋 家铉翁 撰

文公上【名兴，僖公之子，母亲声姜，在周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这一年是晋襄公二年】

元年春天，周王正月，文公即位【记载即位的义理见闵公元年】

有人说：“《春秋》的法则，先君已经安葬，过了一年才记载公即位，这里先君尚未安葬却已过了一年也记载即位，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就是所说的不能空过一年而没有君主。即位必须在岁首，改换年号也必须在岁首。如果在岁首不记载即位而在其他月份记载，那就违背了元年正始的义理。所以即使先君尚未安葬也记载即位，是为了让臣民有所归属，这也符合正始的义理。然而（文公）穿着的都是先君未葬的丧服，尚未完全成就为君主的身份。”

二月癸亥日，发生日食【《公羊传》中有“朔”字】

周天子派遣叔服来会葬

有人说：“这是天子厚待诸侯终事的体现，《春秋》欢喜而记载它吗？”回答说：“不是。礼数加于有德行的人，因此记载它，没有贬义。桓公去世，周王派遣荣叔赐命，《春秋》讥讽它，周王不称‘天’，是因为追命篡位者而加以贬斥。成风安葬，召伯来会葬，周王也不称‘天’，是因为对妾母使用夫人的礼数而讥讽它。现在僖公安葬，记载‘天王派遣叔服来会葬’，没有贬义。礼数加于有德行的人，因此没有贬义。周襄王东迁，让主事者辅佐僖公，鲁国的贤明君主，周王因为僖公有德行，在他将安葬时宠幸他；僖公因为他的德行，而在身后蒙受周王的宠幸，因此被《春秋》所推崇罢了。”

夏天四月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君主僖公

僖公在位时间长久，正值两位霸主相继兴起，四方边远之地的国家有所忌惮而不敢放肆，所以僖公大致能够自我保全，不被外敌侵凌。《诗经》称赞他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春秋》记载忧雨、喜雨，以显示他有为民之心，虽然称他为贤明君主也可以。但他刚即位时，感念季氏保护的功劳，想着如何厚报他们，将大邑封给他们，借给他们威势福泽，于是养成了日后的祸患。公子遂接着执政，不学无术，凶恶悖逆更加严重，鲁国的危乱实际上从此开始。唉！像僖公这样的贤明，如果加上刚毅自立，政令由自己发出，不把权柄借给强宗大族，末流的弊端难道会到这种地步吗？鲁国初年，国家的贤臣更迭执政，也有从乡野奋起、从士人提拔而位居卿大夫的。到了僖公的时代，季氏掌权，仲孙、叔孙相继兴起，世代在鲁国执政，贤人君子开始没有职位来施行他们的志向。从此以后，政令日益趋向低下，国家没有人才了。

周天子派遣毛伯来赐给文公命服

诸侯去世，向周王报告丧事，周王派人省视其终事，命令嗣子继承世代为君，这就是所谓的承继父业，禀受周王命令。成周盛世时，诸侯确立世子，一定要向周王请示，周王不命令他即位，他不敢即位；君主去世，世子应当继位，周王不命令他为君，他不敢以君主的道义临御臣民。自从东迁以来，这个义理顿时废弃，诸侯确立世子不请示，等到成为君主又不请示，甚至有通过篡窃得到国家，周王不能讨伐，反而任命他们的情况。现在僖公告终，周襄王派遣叔服会葬，又派遣毛伯赐命，命令他的嗣子为诸侯，这是盛世久远的典章仅在衰世见到的，因此《春秋》记载它，又记载是为了推崇周王的命令。《公羊传》却把赐命当作加赐礼服，嗣子斩衰居丧，有什么加赐礼服的呢？胡文定因此援引礼制：“诸侯丧事完毕，穿着士服拜见天子，已经拜见，赐给他黻冕圭璧。”现在文公继位，丧制尚未结束，而周王赐给他命服，认为是不合礼的。我认为失礼在于文公，而不在于周天子。《春秋》中的赐命，有因刚即位而赐命的，有因有功而赐命的，有因加赐礼服而赐命的，这里是因为僖公已经安葬而命令他的嗣子为诸侯，书法坦荡明白，不是赐给礼服。《春秋》因为僖公侍奉君主尽礼，周襄王对待臣下有恩，双方都符合道义，所以再次记载，没有贬义。文公除去丧服而不前往拜谢周王的命令，则有贬义。刚得到国家而赐命，是晋武公；有功而加赐，是晋文公；死后追赐命，是鲁桓公；赐命让他讨伐不尊王命的诸侯，是齐桓公；即位八年后才赐命，是鲁成公。事情不同而都叫赐命，《春秋》有的记载有的不记载。《公羊传》以加赐礼服为说，以《唐风·无衣》为天子赐命加赐礼服的诗，所以如此。这里刚刚即位正在居丧，有什么加赐礼服的呢！

晋侯攻打卫国

查考《左传》：文公晚年，诸侯都来朝见，只有卫成公不去，派遣孔达侵犯郑国，攻打緜、訾及匡。晋襄公刚结束丧期，派人告知诸侯而攻打卫国，到达南阳。先且居说：“效仿恶行，是祸患。请君主朝见周王，臣下跟随军队。”晋侯在温地朝见周王，先且居、胥臣攻打卫国。如传中所说，晋侯攻打卫国，可以说是有礼了。自从文公去世，诸侯擅自互相侵伐，卫国侵犯郑国，并非有不可解的旧怨，只是贪图利益罢了。晋侯攻打它，并非没有理由，却能采纳先且居的请求，率先朝见周王，因此《春秋》尊称他为爵位。后来卫国攻打晋国，《春秋》记载“人”以示贬斥，由此可知晋侯攻打卫国是《春秋》所赞许的，因此尊称爵位。

叔孙得臣前往京师

得臣前往京师，是拜谢赐命。有人说：“合乎礼吗？”回答说：“

译周天子派遣上大夫前来赐予任命，任命鲁文公为诸侯。当时鲁文公正在守丧，不能亲自拜受，派遣他的臣子前往，这还是可以接受的。等到除丧之后，应当穿着士人的服饰去朝见周天子，接受黻冕的赏赐，这样在礼节上才算完备。然而文公沿袭旧例，最终没能前往。天子以优厚的礼节对待诸侯，而文公怠慢不能回应，这就叫做不守臣节。他的罪过应当被削黜，《春秋》详细记载了这件事，不需要贬斥，其中的道义自然显现。

译卫人伐晋

自齐桓公死后，卫国便与楚国互通往来，自以为得到了楚国的庇护。等到晋文公兴起，讨伐并攻入卫国，卫国几乎灭亡。晋文公去世不久，卫国又再次依附楚国，出兵侵犯郑国。晋国讨伐卫国，大概是霸主对叛离者的惩戒。卫国人用武力报复，是因为受到侮辱而有所行动。晋国夺取了戚地的田产，又进而划定疆界、整理田亩，这怎么能使卫国人信服呢？《春秋》记载“卫人伐晋”，是说晋国有招致卫国讨伐的原因。

秋，公孙敖在戚地阻止晋侯

《左传》说：“晋侯划定戚地的田界，所以公孙敖去阻止他。”有人问：“这是平常的事，《春秋》为什么要记载？”回答说：“是为了贬斥晋国，所以才记载。”卫国是小国，晋国因为它对楚国怀有二心而讨伐它，卫国人不知道引咎自责以求免罪，反而用武力讨伐晋国，讨伐盟主。人们认为晋侯一定会勃然大怒，召集诸侯声讨它的罪过并加以惩罚。晋襄公却完全不放在心上，反而召集诸侯的大夫来划定戚地的田界，知道以得到田地为喜，却不知道以遭受讨伐为愧，这也太鄙陋了。《春秋》的讥讽，讥讽的是晋国。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杀了他的君主頵【《公羊传》《谷梁传》作髠】

楚人最终安葬了君主，《春秋》没有记载。楚頵被他的儿子杀害，这时才开始记载，这是为了讨伐元凶，彰显大恶，不因为楚国是蛮荒之地就废弃记载，这就是《春秋》运用笔法的原则。有人问：“是旧史书已经记载，圣人沿袭它吗？”回答说：“不是。乱臣贼子杀害君主而自立为君，一定不会向世人宣告说：‘我确实杀害了君主。’诸侯的史官也一定不敢把传闻的话写进史书。等到圣人修撰《春秋》，在乱贼死后诛讨他们，这件事才彰显出来。《春秋》未作以前，史书缺略不记载的事情很多啊。唉！君臣父子的关系，所谓是天地的常经、道义、民众的行为准则，凡是车船能到达、人类足迹能通行的地方，没有没有父亲、没有君主、没有臣子、没有儿子的国家。然而却有儿子不尊奉父亲，像商臣这样大乱相残杀的，这是违背人道的常理。违背人道的常理，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它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起初，楚成王打算立商臣为太子，咨询令尹子上。子上说：‘君主的年纪还不老，而且宠爱多，废立就会引发祸乱。况且这个人，眼睛像蜂眼，声音像豺狼，是个残忍的人，不可以立为太子。’子上直言无隐，很忠诚。话泄露了，反而被商臣诬陷而死。从此内外左右的人只知道有太子而不知道有君主，祸乱的阶梯已经形成，这才又议论立谁为太子，于是导致了祸患。假如楚成王能采纳上子的话，尽早辨别，难道会有这样的祸患吗？楚国的商臣、隋炀帝、宋国的元凶刘劭，所以祸乱滔天，先后同出一辙，都是由积习逐渐发展而达到这种地步。有国家有家室的人，看了这个难道不知道警戒吗？”有人问：“商臣背负着天地所不容的罪行，最终却没有被讨伐，为什么呢？”回答说：“楚国被排斥在南方的边远地区，帝王教化的力量所不及，那就暂且搁置不管罢了。然而《春秋》所讨伐的，不因为被排斥在王化之外就废弃污浊的典章，所以笔法上没有宽贷。”

公孙敖前往齐国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晋侯和秦军在彭衙交战，秦军大败。有人问：“殽之战，晋国记载‘人’；彭衙之战，晋国记载爵位，为什么呢？”回答说：“不是指爵位。秦国由大夫率领军队而来，晋襄公却亲自率领军队抵御。记载‘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是讥讽晋襄公好战。秦国过去对晋国有大恩，不可忘记。前日秦人趁着晋国丧事袭击郑国，晋襄公担心他们争夺诸侯，称霸中原，急于自救，穿着丧服就从事军事，这是不得已的。幸好获胜，以保全霸业，应当赶快派遣一个使者，陈述先君的旧好，向秦国求和。秦穆公是贤君，一定会答应。而晋襄公德行度量不够宏大，狐偃、赵衰等人没有匡正挽救的力量，导致孟明视带着愤怒的军队再次到来。秦国由大夫临阵，晋国由国君御敌，晋襄公好战到了极点！《春秋》从这里开始责备他。城濮之战，晋文公退避三舍以避开楚国，子玉不停止进攻，然后才交战。现在晋襄公意气用事好战，亲自率领军队，以怨报德，即使因此百战百胜，君子也不赞许。”有人问：“别人用军队讨伐我，我与他交战，这是应战之兵，《春秋》难道没有异议吗？”回答说：“晋文公退避三舍以避开楚国，是军队所应当报答的，是道义所不容推辞的。秦国的恩惠比楚国更大，而晋襄公急于交战而不加体恤，不仅背弃恩惠，实在是忘记了亲情。《春秋》因此贬斥他。○‘及战’的含义，已在庄公二十八年见过。凡是某及某战，有的用来区别内外，有的用来明确客主，有的用来显示先后，褒贬予夺，最初并不在于此。彭衙之战，记载‘晋侯及秦师战’，晋国是主而秦国是客，秦国讨伐晋国，晋国遭受讨伐。”

丁丑，制作僖公的神主

《公羊传》说：“虞主用桑木，练主用栗木。用栗木的，是收藏的神主。”制作僖公的神主为什么要记载？是讥讽不合时宜。想要长久守丧却做不到【按照礼制，制作练主应当在十二个月。文公扰乱圣人的制度，想要服丧三十六个月，却在十九个月时制作练主，又不能坚持到底，所以在二十五月时制作】。我认为鲁文公是懒惰的人，恐怕不能有志于长久守丧，大概这时逆祀的念头已萌发，议论尚未确定，制作神主迟缓，就是这个原因。礼制，下葬后制作神主，是想让神灵有所凭依，于是捧着神主返回虞庙。

译虞祭之后进行祔祭，孙辈依附于祖辈。祔祭之后，仍然在寝宫单独祭祀，直到丧期结束举行合祭，才将神主迁入宗庙。这是礼制的常规程序，是不需要考证就能知道的。因为鲁文公想要将僖公的神位提升到闵公之上，又妄图让兄弟之间自行构成昭穆次序，所以拖延制作神主，到了该祔祭的时候却不知该依附于谁。到了这个时候，群臣都顺从了邪僻的意见，这才制作神主并依附于神位。第二年，在大庙举行大祭，于是将僖公的神位提升到闵公之上，并实行祔庙的礼仪。《春秋》先记载制作神主，接着记载违背礼制的祭祀，意思是说拖延制作神主，正是违背礼制祭祀的开端。

译三月乙巳日，鲁君与晋国的阳处父结盟。

《谷梁传》说：“经文不称‘公’，不是因为阳处父傲慢，而是为鲁君避讳。”《左传》说：“晋国人因为鲁君没有去朝见，前来责问，鲁君前往晋国。晋国人派阳处父与鲁君结盟，以此羞辱他。”我认为《春秋》不仅是为了给鲁君避讳，更是为了深责晋襄公的无礼。因此，去掉阳处父的氏（族），贬低阳处父，实际上就是贬低晋侯。当时鲁君尚未除丧，而晋国却以朝见为由责问，鲁君应当坚持礼制予以拒绝，整肃军队严阵以待，不应当畏惧威势而行动，冒着丧期去朝见，这反而更加受到强国的欺侮。晋襄公屡次获胜而骄傲，执政者多是粗鲁暴戾的小人，行为僭越上级。《春秋》之所以去掉阳处父的氏，不仅仅是为了替鲁君避讳，实在是为了责备晋国【此义已在庄公二十二年及高傒盟中提及】。

夏季六月，公孙敖在垂陇与宋公、陈侯、郑伯、晋国的士縠结盟【《公羊传》、《谷梁传》作垂敛】。

晋襄公两次击败秦军，骄傲自满表现在行事上，派阳处父与鲁君结盟，又派士縠与诸侯结盟，这种骄傲僭越的行为，连两位霸主都不敢做，《春秋》将这两件事并列记载，是为了诛责他们。《左传》说这是晋国谋划讨伐卫国，陈侯为卫国请求而免除了讨伐，而何休在《公羊传注》中说：“谋划共同诛杀商臣，虽然没能诛杀，但因为憎恶奸恶的缘故，被《春秋》所赞许。”两种说法不知哪个正确。然而讨伐卫国是小事，谋划讨伐商臣是天下的重大正义。商臣犯下天地所不容的罪行，中原各国都听任他作乱，没有明白讨伐贼臣大义的人。环顾天下，力量足以办成此事的只有晋国。晋国的君臣如果懂得这个大义，应当向周天子请命，率领天下诸侯奉辞讨伐他，还担心什么不成功呢？现在仅仅派遣一位卿大夫在垂陇与诸侯结盟，可见他们对此并无志向。○天子至尊，命令上公出来督察诸侯的盟会，这是东迁以后的变礼，已经不是盛世时的做法。现在晋襄公凭借屡次胜利的威势，傲慢地坐在国内，派他的臣子出来与公侯结盟，从此就成了惯例。《春秋》记载此事是为了惩戒他的僭越。

从十二月不降雨直到秋季七月。

《谷梁传》在僖公三年正月不降雨、夏季四月不降雨时，说：“怜悯降雨，是有志于百姓。”六月降雨，说：“欣喜降雨，是有志于百姓。”到了这里则历时记载不降雨，文公并不担忧降雨。不担忧降雨，就是没有志于百姓。这深得《春秋》垂示训诫的防微杜渐之意。人君的职分，没有比养育百姓更大的了。僖公重视农业和谷物，忧乐在于百姓，而文公却相反。对比这两件事来看，《春秋》的书法就显现出来了。

八月丁邜日，在大庙举行大祭，提升僖公的牌位。

《公羊传》说：“大事是什么？是大祫祭。大祫祭是什么？是合祭。为什么要合祭？毁弃的宗庙牌位陈列在大祖庙，未毁弃的宗庙牌位都升上去，在大祖庙合食，五年举行两次殷祭。”跻是什么？是升。提升僖公，是讥讽逆祀，先祭父亲后祭祖父，君子不因为亲近亲属而损害尊卑秩序，这是《春秋》的大义。《左传》说：“提升僖公，是逆祀。”按照礼制，人君除丧后举行祫祭，毁弃的宗庙牌位、五庙的牌位都升上去，在大祖庙合食，这叫做“大祫”。僖公去世到这里才二十一个月，就急忙举行祫祭的礼仪，想要将僖公提升到闵公之上，所以不等丧期结束就预先举行。记载“在大庙举行大事，提升僖公”，这一条记载包含两次讥讽。僖公对于闵公虽然是庶出的兄长，曾经侍奉闵公做他的臣子，现在夏父弗忌身为宗伯，竟然发表邪说以谄媚君主，将僖公提升到闵公之上，扰乱了君臣的名分，这叫做“逆”。鲁国的众臣难道没有懂礼的人吗？知道却不纠正，是谄媚。臧文仲是当时的贤大夫，坐视不谏，所以圣人特别深责他，在《春秋》中记载：“在大庙举行大事，提升僖公。”在大庙举行大事，是不该祫祭却祫祭；提升僖公，是不该提升却提升。这叫做一条记载而两次贬斥。三传推明逆祀的意思，都已经得到了，但说闵、僖昭穆各自为一世的，恐怕不是经文的真意，不可不辨明。《左传》因为夏父以提升圣贤为明智，反对说：“你虽然齐圣，不先于父亲受祭已经很久了。”宋、郑两国不因为帝乙、厉王德行浅薄而祖祭他们，这是设喻而言，臣对于君，如同子对于父，不因为贤与不肖而决定先后，并不是说闵公是文公的祖父。《公羊传》却说先祭父亲后祭祖父，《谷梁传》又说逆祀没有昭穆，没有昭穆就没有祖父。怀疑《谷梁传》的说法本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成书于汉初，《左传》在战国时期就有了。胡文定却说：“臣子一例。”三传都同以闵公为祖父，所以僖公以父事闵公。父亲去世儿子继承，兄长去世弟弟继承，名号虽然不同，其为世次是一样的。我反复思考这个说法，实在没有明白。如果以闵、僖为父子，那么庄公就是文公的曾祖父吗？桓公就是文公的高祖吗？祫祭的顺序昭穆，兄长是昭而弟弟是穆吗？昭穆既然混乱，怎么能叫做祫祭呢？杜元凯在这个义理上却看得明白，他的说法是：“僖公是闵公的兄长，不能成为父子，曾经做过臣子，位次应该在下面，现在居于闵公之上，是逆。”孔颖达解释说：“父子不同昭穆，兄弟同昭穆。”僖公闵公不能成为父子，同为穆。闵公应当在僖公之上，现在提升僖公在闵公之前，这是两位公位次上的逆，不是昭穆混乱。如果兄弟相代，就不同昭穆，假设兄弟四人都立为君，那么祖父的庙就已经毁弃了，知道其礼必然不是这样。这个说法阐明了

译杜意的说法，颇为详尽。但是兄弟各自作为穆位，难道应当在穆位上并列设立两座宗庙吗？等到举行合祭时，在穆位上让两位穆位祖先相随，是先尊先君而后尊臣子吗？只有这样做才符合礼制。如果认为兄弟各自算作一世，那就扰乱了昭穆的次序，这是绝对不可行的。有人问：“《春秋》闵公二年讥讽吉禘，是因为没有服完丧期就举行禘祭。这次在大庙举行的大事，也是吉禘，但《春秋》不用‘吉’字来记载，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闵公二年的禘祭，是不应当举行吉祭却举行了，讥讽的在于从吉；现在这次合祭，是不应当升迁却升迁了，讥讽的在于逆祀。只是各自针对其更严重的过错进行讥讽罢了。”

译冬季，晋国人、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攻打秦国。

《春秋》的道义，有复仇，也有报恩。父亲的仇应当报，父亲的恩德也不应忘记。鲁庄公忘记了父亲的仇，与齐国交好，《春秋》对他深加责备；晋襄公敌视父亲的恩惠，与秦国屡次交战，《春秋》也对他深加责备。仁人孝子，如果能够不使亲人受害，那么父亲的仇不可忘，父亲所施的恩德也一定要报答，这样在道义上才算尽善尽美。殽之战，晋国未能避开秦国而战胜它；彭衙之战，晋国又不能避开秦国而再次战胜它。身为晋襄公，如果怀有礼义之心，那么向秦国引咎以求得休战是可以的。他却反而率领三国军队进行这次战役，忘记了父亲的恩德，放纵自己的怨恨，连狗猪都不吃他的残羹，《春秋》从此开始诛斥他。所以四国都书“人”以示贬斥。

公子遂到齐国纳币。

《公羊传》说：“纳币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是讥讽在丧期娶妻。娶妻在三年之外，为什么讥讽在丧期娶妻？因为三年之内不图谋婚事。僖公的丧事，到现在未满二十五个月，所以如此。”《左传》却说：“凡是国君即位，与舅甥交好，修好姻亲，娶元妃以供奉祭品，这是孝道。”《春秋》讥讽纳币，而《左氏》却认为符合礼制，难道不是错得远了吗！

三年春天，周历正月，叔孙得臣与晋国人、宋国人、陈国人、卫国人和郑国人攻打沈国。沈国溃败。

《左传》说：庄叔会合诸侯的军队攻打沈国，因为沈国服侍楚国。我认为：剪除凶恶悖逆之人，以伸张大义于天下，这是霸主应当亲身承担的责任。或者应当做而不做，或者不必做而去做，就失去了称霸的道理。楚国的商臣背负着弑君滔天的罪行，到现在已经两年，天下人的期望都集中在晋国。前日垂陇的会盟，人们说晋国有志于谋划楚国。假如晋襄公仗义前行，军队士气旺盛，言辞正直，天下诸侯谁不鼓勇跟随？即使不能淹没楚国的宫殿，楚人必定能诛杀商臣，改立国君而听命于中原，晋国的霸业就会比前人更加光大了。现在却视而不见，让楚国的逆臣得以树立羽翼，胁迫跟随的小国以抗衡中原，怀有二心的人难道只有沈国一个吗？而襄公舍弃大事而议论小事，率领诸侯攻打沈国使其溃败，置逆臣商臣的大恶于不顾，议论微小如沈国的轻罪，避开豺虎而猎取狐兔，即使溃败上百个沈国，对成败的局势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春秋》从晋国以下五国都书“人”以贬斥他们。从此楚国知道晋国无能为力，开始出兵攻打江国，晋国仅派出偏师敷衍了事地救援，而江国就被灭掉了。霸主的器量狭小且容易自满，召陵撤军，城濮获胜，都足以改变他们平素的操守，何况像晋襄公这样的人，对于两位霸主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夏季五月，王子虎去世【周王臣子去世，初次见于隐公三年的尹氏去世】

《公羊传》说：“因为他新近出使我国，所以记载他的去世。”《谷梁传》说：“因为他曾经执掌重器以守卫国家。”《左传》说：“王叔文公去世，赴告吊唁如同同盟。”胡文定认为人臣没有外交，记载去世而不称爵位，是讥讽他。我认为自从周朝纲纪衰败，周王臣子与诸侯外交，死后没有不赴告的，而《春秋》都删削不记载。现在王叔文公去世而记载，是记录他的贤德。自从晋文公称霸，天子的辞命多出于王子虎，严肃庄重而有法度，符合天王训诰诸侯的体统，他是周朝公卿中贤能有德的人吗？《谷梁传》说天王出居在郑国，王子虎承担守卫国家的责任，因此特别记载，这个说法是对的。《公羊传》认为他曾会葬于鲁国，这是私说。出使鲁国的人多了，没听说因为出使而特别记载去世的。《左传》因为翟泉会盟，所以认为赴告吊唁如同同盟。周王派人董督盟誓的人多了，没听说按照诸侯同盟的惯例而记载去世的。所以知道记载去世，是记录他的贤德。《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王臣子三次记载去世，这是经文可疑之处。王子虎与刘卷辅佐天子于艰难危困之中，有人臣难以做到的地方，所以《春秋》记载去世以记录他们【义理又见于定公二年的刘卷去世】

秦国人攻打晋国

彭衙之战胜利后，赵衰对各位大夫说：“秦军又来了，一定要避开他们。恐惧而修德行是不可抵挡的。”到了这时，秦穆公亲自率军而来，夺取王官及郊地，晋军不出战，于是秦军从茅津渡河，掩埋殽山的尸体而返回。晋国避开秦国，是为了报答秦惠公的恩德，应当派遣使者告知边境，说：“我们以此报答先君的旧恩，不敢与国君为敌。”秦国如果有礼，必定会退兵。现在却闭门不出，听任他们残害百姓以逞私欲，晋国执政的人，也未算是懂得大体。有人说：“《秦誓》被收录于圣门，而《春秋》所记载没有褒扬，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次战役，晋人既不出战，秦人也应当收兵而归，却仍然渡河逞怒，所以《春秋》书‘人’。”虽然如此，像穆公这样的贤明，功绩不及晋文公，德行却超过他。曾看《秦誓》一篇，惩戒恳切，真有动心忍性的意味。孟明两次战败，而穆公只知道引咎自责，不将罪责推给带兵的人，与楚人每次战败就杀其卿大夫相比，有差别了。说：“那么败军之将，难道不可诛杀吗？”回答说：“临难而苟且偷生，可诛；临敌而退避，可诛。我想孟明为人，有忘身殉国之心，不以得失利害为顾虑，所以尤其被秦穆公厚待吧！”司马昭败于

译在東關，（曹操）問身邊的人說：「近日戰敗，誰該承擔罪責？」王儀回答說：「罪責在元帥。」曹丕說：「司馬懿想把過錯推到我身上嗎？」於是將王儀拉出去斬首。觀察亂臣逆賊寬恕自己、責備他人、發洩憤怒殺害諫臣的行為，然後才知道秦穆公引咎自責的美德，後世實在難以多見。我認為秦國之所以擁有天下的實力，是從穆公時開始積累下來的。後來商鞅、李斯拋棄禮義而專任刑罰，斬斷了穆公留下的恩澤，所以雖然統一了天下，卻在第二代就滅亡了。穆公開創了基業，商鞅和李斯破壞了它。商鞅和李斯，難道不是穆公的罪人嗎？他們先後被殺死，並非不幸，而是理所應當的。

译秋天，楚国人围攻江国。

江国和黄国，都是楚国的盟友，但心向中原。齐桓公称霸时，两国仰慕道义请求结盟，楚人对此怀恨在心，黄国因此被灭，齐国未能救援。等到晋文公继起称霸，江国人并不因为黄国已经覆灭、楚国正强盛，就停止侍奉晋国，他们与那些早晨朝见晋国、晚上朝见楚国的陈、蔡、卫、郑等国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现在江国被楚国攻打，从今秋到明年夏天，前后将近一年，晋国仅仅能派遣偏师去救援，而江国还是被灭了。《春秋》记载这两个国家起初归附中原，参与会盟征伐，直到被楚国所灭，而齐、晋不能救援，笔法详尽而不厌其烦，是为了褒扬两国坚守盟约、守义至死而不后悔的精神，同时也让陈、蔡、卫、郑的国君感到羞愧，并且严厉责备齐、晋两国。有人问：“这次战役，凭什么知道是在责备晋国？”回答说：“《春秋》在记载秦人攻打晋国之后，紧接着记载楚人围攻江国，可见晋国之所以不能赴救江国的急难，是因为秦国的军队在后面威胁。由此看来，晋国与秦国结怨，正是楚人所希望的，而不是中原各国的福祉。从此秦、楚两国联合，楚国之所以强大到不可遏制，是因为有秦国作为羽翼，而晋襄公背弃恩惠、喜好战争，实在是失去了秦国，所以《春秋》对他深加讥讽。”

宋国降下蝗虫。

外国的灾异不记载，这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记录怪异现象。赵子说：“从空中落下，像下雨一样，雨血、雨毛、雨土，都属于这一类。”

冬天，鲁公前往晋国。

十二月己巳日，鲁公与晋侯结盟。

查考《左传》，晋国人担心鲁公无礼，请求改期结盟。鲁公前往晋国，与晋侯结盟。这是在晋国的都城结盟。自从齐桓公、晋文公称霸以来，威力虽然足以控制诸侯，但盟誓不在他们的国土上进行，是不想让诸侯都来到他们的国家，害怕僭越王权。晋襄公承袭父亲的余威，得志而骄傲，前几天垂陇的盟誓，被认为无礼，就应当在鲁、晋两国边境之间结盟以补救前次的过失，却再次邀请鲁公亲自来到他的国家进行这次盟誓，助长傲慢而坚持错误，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春秋》记载“鲁公与晋侯结盟”，是为鲁公避讳，严厉责备晋国。

晋阳处的父亲率领军队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

《公羊传》说：“这是攻打楚国。说救援江国是什么意思？是为了掩饰。怎么说是掩饰？攻打楚国说是为了救援江国。”救援江国而攻打楚国，所谓攻击敌人必救之处，也是兵家的常理。但只是派遣偏师前往，摆出样子出发，哪里足以震动楚人，解除危国倒悬的急难？这也只是为了掩饰罢了。唉！黄国因为齐国而灭亡，江国因为晋国而灭亡。江、黄没有辜负齐、晋，齐、晋实在辜负了江、黄，实在令人悲愤感慨。

四年春天，鲁公从晋国回来。

夏天，从齐国迎娶姜氏为夫人。

《谷梁传》说：“称‘妇姜’，是因为婚礼在齐国完成。”迎娶她的人是谁？亲自迎娶而称“妇”，也许是鲁公吧？为什么这么快就称“妇”？回答说：“是鲁公。”为什么不称“公”？因为不是在齐国完成婚礼。“妇”，是有婆婆的称呼。不称姓氏，是贬低她。夫人也有被贬低的。三传说法不同，《谷梁传》的道理是正确的。女子在父母家，称“女”不称“妇”。现在称“妇”，是未嫁而配，在齐国就完婚了。鲁君在此之前，常讲究亲迎之礼。在齐国迎娶，就记载“鲁公前往齐国迎娶女子”；在边境迎娶，就记载“鲁公在某某地方与齐侯相会”。现在亲自前往，也是亲迎，但《春秋》改变文字，记载“从齐国迎娶妇姜”，不记载“鲁公迎娶”，是因为配婚不合礼制，改变文字记载，以保存羞恶之心，凡是用来垂示法则给后人。姜氏以“妇”称呼，表明姜氏也有罪。女子在父母家，受父母制约。鲁君迎娶妇人不合礼制，齐国人也有罪。去掉姓氏，是贬低姜氏，也是贬低齐国。不记载“入”，不记载“至”，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其意义非常明显。《公羊传》认为因为娶的是大夫之女所以略写，恐怕不对【记载“妇姜”共有三层含义，又见于《宣公元年》、《成公十四年》，都是贬低】。

狄人侵犯齐国。

秋天，楚国人灭掉了江国【义理见晋处父救江、秦人入鄀】。

晋侯攻打秦国。

去年夏天，秦国攻打晋国，晋军不出战，说：“用来报答秦、惠的恩情。”还保留着文公避楚的意思。我认为晋国人从此厌恶战争，与秦国讲和，以休养生息两国百姓。而现在却又对秦国用兵，说是报复王官之役，像晋襄公这样的人，难道是文公的罪人吗！况且这时江国被围正急，日夜向晋国求救，而晋国竟然不痛心于同盟的道义，联合诸侯去救援，反而发动军队攻打秦国。这支军队如果转而救援江国，虽然来不及阻止其灭亡，还足以安慰中原各国的心。而晋襄公只知道处理自己的私事，不再顾念江国的急难。《春秋》记载“楚人灭江，晋侯伐秦”，责备他应当救援而不救援，不应当攻打而攻打，对晋国的罪责很深。记载“晋侯”，不是尊崇他的爵位，而是贬低他，指明他忘记亲情、背弃恩惠，频繁作战而不知道收敛。秦国从此不再报复晋国，两国的兵祸得以暂时平息，所以圣人最终对秦国有所肯定，将它的《誓》列在《尚书》篇末。

卫侯派甯俞来聘问。

冬十一月壬寅日，夫人风氏去世。

三传都认为她是僖公的母亲、庄公的妾。《春秋》记载“夫人风氏薨”，是依据鲁国史书而记载，记录礼制的变化。有人问：“隐元年天王归还惠公仲子的赗赠，为什么不称夫人？”回答说：“事情不同。仲子是惠公的妾，公子允的母亲【允，即桓公

译隐公揣测惠公的邪僻之心，想要把君位让给公子允，尊仲子为夫人，这大概是让父亲的妾室配享其父，是名分混乱、违背礼制的极端行为。所以《春秋》贬斥她，记载为“惠公仲子”。现在的成风，情况就不同了。她是僖公的妾母，文公的妾祖母。僖公刚即位时，他的嫡母哀姜因罪被齐国讨伐，僖公于是凭借自己的私恩，尊奉自己的生母为先君的夫人，在禘祭中将她荐入宗庙，这显然是僭越。国人因此称她为夫人，旧史既然已经记载了“夫人薨”，圣人对于鲁国先君的母亲，没有理由贬黜她已经僭越的称号，所以记载为“夫人风氏薨”，这怎么可以和公子允的母亲相提并论呢？木讷认为九年记载的“秦人归僖公成风之襚”，与“惠公仲子”的笔法大致相同，引用它来证明成风是僖公的妾室，这错误多么严重啊！木讷不相信《左传》，专门用自己的臆想提出异说，以至于指认僖公的母亲为僖公的妾室，这符合什么礼制呢？《春秋》的笔法有相似却不同的情况。“惠公仲子”是公子允的母亲，允没有成为国君，怎么可以记载她？因为“桓公仲子”的缘故，所以跟随她的儿子而记载为“惠公仲子”。成风是僖公的母亲，僖公将她致祭于宗庙并尊为夫人，所以跟随她的儿子而记载为“僖公成风”，哪里容许引用前者来证明后者呢？至于九年记载“秦人归僖公成风之襚”，这是因为秦国归还吊丧的财物而加以纠正罢了。秦国不知道鲁国人尊成风为夫人，所以只以妾母称呼她。圣人趁着秦国归还吊丧财物，用鲁国僭越的名分，所以在前面记载“夫人”，在后面记载“成风”，各自根据实际情形来记载，这样僭越名分的实情就显现出来了。

译鲁僖公五年春季，周王正月，周王派遣荣叔送来含玉和赗赠之物【这两件事在召伯会葬时已见过】。

三月辛亥日，安葬我国的小君成风。

周王派遣召伯前来参加葬礼【周王不称“天王”的道理，已在庄公元年中说明】。

这也是周襄王对诸侯厚待的表现。《春秋》对于叔服参加葬礼、毛伯赐命，都欢喜地记载；但到了这里，送成风的含玉、赗赠，以及参加成风的葬礼，周王都不称“天王”。这就是《春秋》为后世树立法则，其义理非常显明的原因。大概天子对于诸侯，有参加葬礼的礼节，在安葬后任命其子袭位为诸侯，也是君王恩宠应当施予的，于礼制没有违背。如今妾母的丧事，送含玉和赗赠，又命令大夫参加她的葬礼，以此来成就妾母为夫人的地位，恩宠层层叠加却不按礼制进行，所以《春秋》对于荣叔、召伯的到来，两次记载而两次贬斥，周王都不称“天王”。将事情对比来看，五年之间，先后两次参加葬礼，一次褒扬一次贬斥，显明的义理难道不是很清楚吗！虽然如此，这也是因为鲁国向周王室报丧，所以天王特意为此增加礼遇，因此《春秋》先记载“丧夫人”、“葬小君”，接着记载周朝大夫的两次屈辱，鲁国以此报丧，周王以此任命，鲁国也有责任。《丧服传》说：“庶子继承父亲地位后，为他的母亲穿缌麻丧服，因为与尊者为一体，不敢私自亲近自己的亲人。”自从僖公让妾母成为夫人，文公用小君的礼节为她发丧，而汉代以后庶子成为国君的，就以此作为借口，尊崇妾母以尊贵的名分，从而与父亲平起平坐的，全都是这样。

夏季，公孙敖前往晋国。

秦国人攻入鄀国。

《左传》说：鄀国背叛楚国投靠秦国，又对楚国怀有二心，秦国人讨伐并攻入了鄀国。我认为霸主的君主，左右观望而只求市利，可以夺取就夺取，不再顾及道义所在。齐桓公灭遂、降鄣，秦穆公灭滑、入鄀就是如此。晋文公平定子带的祸难，将周王迎回京城，这件事是合乎道义的，但请求隧葬不被允许，就接受了温、原、攅茅的田地，那里的人不服从，以至于用军队包围并夺取，这与夺取京畿内的土地有什么不同？这三位君主，天理与人欲常在方寸之间往来，所以只能成为霸主，求学道义的君子常常羞于提及他们。《春秋》有时记载有时不记载，都是为了贬斥。

秋季，楚国人灭掉了六国。

皋陶、庭坚的后代，到这时已经一千多年了，国家虽然小但还存在，这是因为周武王拥有天下后，访寻先代帝王圣贤的后代，让他们都继承最初的封地，这是盛德之事。周朝法度衰败，楚人肆意专横，先代后代被蚕食几乎无余，像灭夔、灭六、灭蓼之类就是如此。

冬季十月甲申日，许国国君业去世。

鲁僖公六年春季，安葬许僖公。

夏季，季孙行父前往陈国【季友之孙】。

秋季，季孙行父前往晋国。

八月乙〇日，晋侯驩去世【第二年晋灵公即位】。

冬季十月，公子遂前往晋国。

安葬晋襄公。

晋国杀死了大夫阳处父，晋国的狐射姑出逃到狄国【射姑是偃子贾季】。

阳处父被乱臣所杀，并非晋国杀了他，但《春秋》却称国家杀了他，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是为了诛杀乱贼而作的，权臣把持国政，臣下依附跟随，这是作奸犯科、欺瞒君主、弑君篡国的开端，是《春秋》所深恶痛绝的。起初，襄公让狐射姑统领中军，赵盾辅佐他。阳处父是成季的部属，偏向赵氏，说狐射姑不可以让他统领。襄公听从了他的话，让赵盾统领中军，狐射姑辅佐他。赵盾因此在晋国执政，擅自废立君主，专断生杀大权，其末流最终有了弑君之事，实际上是从阳处父引发的。狐射姑因私怨杀死一位大夫，他的罪过固然应当诛杀；而阳处父因私意偏向赵氏，难道没有责任吗？《春秋》对于阳处父的死，不记载为盗贼所杀而记载为国家所杀，是为了警示权臣擅权、群下依附。”有人说：“像这样，阳处父是不应当被提及的吗？”回答说：“不，提及他是因为他的私心是他的罪过。赵盾、贾季都是功臣旧臣的儿子，贤能与否相当。阳处父说贾季不可以让他统领，应当公举晋国的贤人担任此位，不应当把他所偏向的人推荐给君主，这是阳处父的私心。因此《春秋》不赞许他【义理又见于令狐之战】。

闰月不告朔，但仍然在宗庙朝见。

《公羊传》说：“为什么不告朔？因为上天没有这个月。既然是闰月，为什么说上天没有这个月？因为这个月不是正常的月份。”气盈朔虚而产生闰月，是自然的道理，说上天没有这个月，是不可以的。太阳运行积累三百六十五日有余而与天会合，这是一年太阳运行的天数，二十四节气所以为盈；月亮运行积累三百五十四日有余而与太阳会合，这是一年月亮运行的天数，十二个朔所以为虚。积累日子的多余来弥补月亮的不足而形成一年，于是闰月就产生了。所谓的闰月，乃是天地自然的道理，所以即使是闰月也应当告朔。大概当时有人不深晓此理，认为闰月是历法家所制定的，上天没有这个月，所以引导他们的君主废除告朔之礼，因此《春秋》讥讽它。仍然在宗庙朝见，是庆幸还存有朝庙的礼节，与不郊祭但仍然望祭不同。不郊祭但仍然望祭，是可以停止却不停止；仍然在宗庙朝见，是庆幸还去朝见【义理详见僖公二十一年】。

鲁僖公七年春季，鲁公讨伐邾国。三月甲戌日，夺取须句，于是修筑郚城。

讨伐邾国夺取须句，初次见于僖公二十二年。根据传文，既然已经归还了它的国君，现在又讨伐并夺取它，用来封给邾文公的儿子，邾国的叛人。安置须句

译子何地的呢？以往都记载“伐”和“取”，并非褒扬；现在又记载“伐”和“取”，还记载“遂城”，尤其不是褒扬。这时晋国有丧事，尚未确定立君，霸政稍微松弛，鲁国趁机践踏借道小国，又借出兵之机修筑郚城，加重劳役民力，《春秋》记载此事以贬斥它。

译夏四月，宋公王臣去世。

宋成公去世，史书不记载葬礼，是责备继位的儿子不能胜任国君的职责，轻率举动招致祸乱，导致葬礼不合礼制【详见下文】。

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

史书称国家杀了他们的大夫，是贬斥诸侯擅自杀人。称国人杀大夫，是因为众人作乱而杀了他，或者是被当权的权臣所杀，都不是出于国君的命令，所以记载为“人”。这里记载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是众人作乱而杀了他。众人作乱而杀，为什么不说是盗贼所杀呢？因为祸乱是由国君招致的。宋昭公刚即位，谋划除掉众位公子，穆公、襄公的族人率领国人攻打国君，在公宫杀死了公孙固、公孙郑。大夫的死是由于国君的缘故，大夫也有责任。国君刚继位，未能布施德行、施行恩惠来安抚臣民，首先以铲除公族为事，他的大夫中一定有像晋国士蔿那样用邪谋辅佐国君这样做的人。记载宋公王臣去世，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表明昭公即位后祸乱发生，祸乱是昭公招致的。大夫的死不记载名字，是因为死者众多，无法全部记载。这些人都是国君的亲信，众人愤怒而杀了他们，国君随后也遭殃。不记载他们的名字，是不让他们享有死节的荣誉。那么，作乱的人难道就不受惩罚吗？回答说：“作乱者的惩罚，难道要等到贬斥之后才显现吗【宋国杀他们的大夫共出现三次，都不记载名字：僖公二十五年、文公七年、八年】。”

戊子日，晋国人和秦国人在令狐交战。

令狐之战，理亏在晋国，《春秋》专门责备晋国。根据《左传》，晋襄公去世，灵公年幼，晋国人因为国内动乱的缘故，想立年长的国君。赵盾主张立公子雍，派先蔑去秦国迎接他。秦康公为此出兵护送公子雍。到达边境时，赵盾改变了原来的计划，立灵公为君，暗中派军队抵御秦军，在令狐打败了秦军。赵盾的阴险狡诈和不仁义到了极点！秦国和晋国自殽之战以来，战争接连不断，兵端未解。晋国人向秦国求取国君，秦国人没有怀疑晋国没有信用，为他们护送公子雍，并不是秦君自作主张要护送逃亡的公子。赵盾如果知道舍弃嫡嗣是不可行的，应当把国内的议论迅速告知秦国，秦康公一向贤明，必定能因此撤军。现在赵盾却怀着先下手为强的念头，突然出兵袭击并打败了秦军，秦国受到的欺骗，也太严重了。所以《春秋》专门责备晋国而不涉及秦国。怎么说呢？庄公九年，鲁国护送子纠，护送后战败，《春秋》记载“公伐齐纳子纠于干时”。僖公十八年，宋国护送齐孝公，护送后获胜，《春秋》记载“宋公、曹伯、卫人、邾人伐齐，战于甗，齐师败绩”，记载“伐”、记载“战”、记载“败”，是双方都有责任的措辞。现在秦国人带军队到达晋国边境，不记载“秦人伐晋”，因为晋国实际上是招引秦国来的，不是秦国来侵犯。战败不记载“败”，表明晋国人挟诈而胜，秦国因为不怀疑而战败，责备晋国很深。有人说：“秦国和晋国的得失，确实如此。当时，立年长的国君是对的，还是立嫡嗣是对的？”回答说：“立嫡嗣，是正统。国家没有重大变故，舍弃嫡嗣而向外寻求国君，不是好计策。赵盾起初与众人合谋立年长的国君，事情不对但用心是对的，想要宗庙社稷有主；后来背弃先蔑立灵公，事情虽然对但用心不对，贪图幼君而把持国家。大概立年长国君，是众人所同意的；立嫡嗣，是赵盾独自决定的。当时，废立国君，只凭赵盾的意思，受人托付孤儿的重任，却反复无常，这能称为忠臣吗？后来晋灵公长大，厌恶赵盾专权，将要杀他，被赵盾先发制人，祸乱的根源，实际上就在此时埋下。”有人说：“废立之事，难道不是人臣所能专断的吗？”回答说：“伊尹、周公所做的事，是天下后世为人臣受托国命的人应当知道的。至于赵盾、霍光、徐羡之、谢晦，立君废君，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事情侥幸成功，足以保全自身和家庭，否则祸败接踵而至，难免首恶之名。作为大臣辅佐幼主，应当以伊尹、周公的心为心，以赵盾、霍光、徐羡之、谢晦为戒，就可以了。”

晋国先蔑逃奔秦国【《公羊传》作先昧，有以师字】

有人说：“先蔑逃奔秦国，不记载‘出奔’，是因为他从外面逃奔，所以吗？”回答说：“不是。先蔑从秦国先回来，赵盾改变计划立灵公，于是派先蔑和自己一起带兵抵御秦国，想向秦国人表示没有怀疑，并且将要袭击他们。先蔑认为这样做不义，并且害怕晋君以后以违背公子雍为罪，于是冒着危险逃奔秦国。《春秋》怜悯他被赵盾欺骗，没有出奔的罪过，所以不把他列入出奔的例证。”

狄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秋八月，鲁公会同诸侯、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

这是晋灵公刚即位，赵盾执政，开始会盟诸侯。此前垂陇之会，排列诸侯而把士縠列在最后，是贬斥晋襄公以大夫身份会盟诸侯。现在鲁公会同诸侯，齐、宋、卫、陈、郑、许、曹八国的国君都在，而赵盾以晋国卿的身份主持盟会，是僭越。《春秋》所以不排列诸侯，而说“鲁公会同诸侯、晋国大夫”，是抑制赵盾的僭越。赵盾在内专断废立，威行国内，在外联合诸侯举行此盟，几乎以国君自居。诸侯与大夫，名分界限分明，所以《春秋》记载“诸侯、晋国大夫”，以辨别君臣的名分。赵盾不记载名字，是抑制赵盾。有人说：“当时晋灵公还在襁褓中，所以赵盾以上卿的身份主持此事，难道不可以吗？”回答说：“赵盾

译以卿的身份主持盟会，应当联合诸侯的大夫共同订立此盟。如今八个国家的国君前来会盟，而赵盾以晋国卿的身份临视他们，臣子不可以与国君抗衡，所以史书只记载晋国大夫。

译冬天，徐国攻打莒国。

《公羊传》认为《春秋》中狄、徐初次出现是在僖公十五年，然而在齐桓公晚年，史书记载齐人、徐人攻打英氏，并非都是狄人。

公孙敖前往莒国主持盟会。

八年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四月。

秋季八月戊申日，周天子驾崩【是周襄王，周顷王即位】。

冬季十月壬午日，公子遂会见晋国赵盾，在衡雍结盟。

周王驾崩，到这时已经过了几个月，鲁文公既不亲自奔赴周王丧礼，又不派遣大夫去执行赠送助丧财物的礼节，反而以平常事务派遣公子遂去防备晋国大夫，不恭敬地对待周王的丧事，却谄媚于侍奉强国的大夫，这是不臣子的行为。从这以下，史书再三记载，都是因此予以贬斥。《左传》认为在扈地结盟时，鲁文公迟到，晋国人前来责问，公子遂又因此举行这次会见。我认为扈地之盟，《春秋》既然已经记载鲁文公防备诸侯、晋国大夫结盟了，说鲁文公不能参与盟会，是不可以的。如今公子遂又举行这次盟会，这完全是出于他的私心罢了。鲁国大夫与强国的卿大夫结交，以此专断鲁国政事并抗拒国君，是从公子遂开始的，《春秋》不认可这种行为。

乙酉日，公子遂防备洛戎，在暴地结盟【其义已在庄公十九年说明】。

《左传》认为《春秋》褒奖公子遂与戎人结盟，认为他出境后能有利于国家。我认为《春秋》是彰显公子遂的专权，再次书写他的名字，是谴责他，并非赞许他。在衡雍防备，还算是奉有君命；会见洛戎并结盟，则是专擅了。鲁文公不像君主，怠慢政事，权力转移到臣下手中。公子遂对外结交大国，挟持外援以专断鲁国，既防备赵盾，又与洛戎结盟，犯上作乱，这种趋势不可滋长。《春秋》将这两件事并列记载，是为鲁国隐忧，谁说这是褒奖呢？木讷认为公子遂的行为虽然专擅，但实际上对鲁国有功劳，认为《春秋》赞许公子遂的会见，这是错误的。庄公十九年，公子结送陈国女子的陪嫁，听说齐、宋将要攻打鲁国，于是擅自与他们结盟，尚且可以说是出于出境后有利于国家的道义。这次洛戎并未听说对鲁国构成威胁，而公子遂却与他们结盟，这就叫做外交专擅了。大概《春秋》是为了防微杜渐，连续记载两次会见，再次书写公子遂的名字，以此垂示法则给后人，有什么善行可言呢！

公孙敖前往京师，没到就返回。丙戌日，逃奔到莒国。

周王的丧事，鲁侯不能亲自前往哭祭，派他的臣子前往，又不能慎重选择使者，竟然让淫乱之人带着使命前往京师，没到就逃奔，去追随淫乱之行，公孙敖的罪过固然应当诛杀，鲁侯也有责任。周襄王在僖公母子的丧事中，情意恳切，传达王命的使者络绎不绝，而鲁侯对周天子的丧事，漫不经心，国内难道没有一个臣子可以派遣，却让淫乱的大夫来承担这件事？公孙敖应当诛杀，鲁文公应当削爵，《春秋》的书法由此可见。

蝗虫。

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宋国司城来投奔鲁国【初次出现在七年夏季四月】。

这是宋国人再次作乱，杀害国君的大夫、司马。按照《春秋》的法度，应当记载为“盗贼杀害大夫、司马”。因为宋襄公夫人参与了作乱，所以记载为“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不写名字的原因，左氏认为是因为人多，所以不全部写出；刘原父认为称官职是因为他们不能胜任其官职，这个说法是对的。大夫、司马、司城，都是国家的重臣。穆公、襄公的家族连年依仗权势作乱，固然是昭公招致的。然而曾经杀害大夫却免于讨伐，身为大夫、司马、司城的人，应当思考防范祸患的计策，却置之不理，不加戒备。他们因负罪而自我怀疑，趁隙再次作乱，大夫司马死去，司城来投奔，朝廷因此空无一人。这是由于昭公信任错人，让荡意诸、公子卬等私宠之臣遍布各个职位，既不能在平日考虑祸患，又不能在临时控制变故，虽然有人握持符节而死，有人抛弃符节而逃，但他们不胜任职责是很明显的。因此《春秋》不赞许他们以死守节，死者和逃奔者都只写官职而不写名字，其义理明白而容易看见。吕氏却说：“这些人其他无可称道，唯独死守官职值得记录，所以写官职不写名字。”这在义理上不通。胡文定说：“公子卬、荡意诸都是以官职来举称的，表明掌管军事的人不能胜任其官职以至于被杀，守卫土地的人不能胜任其官职以至于出逃，而他们的国君最终也被杀害，没有臣子了。”这个说法正确，与刘原父相同。

九年春季，毛伯来索取金。

《公羊传》说：“毛伯不称‘使’，是因为天子居丧，尚未正式为君。”“已经过了一年，为什么还说尚未为君？”“已经即位但尚未称王。根据诸侯过一年即位的道理，也知道天子过一年即位；根据天子三年后才称王的道理，也知道诸侯在其封国内三年称子。”“过一年称公了，那么为什么三年称子？”“依据臣民之心，不可一天没有君主；依据终始之义，一年不可有两个君主；不可多年没有君主，依据做儿子的心，三年不忍心承当君位。”我读《论语》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各种说法不同，都没有得其恰当。等到读《公羊春秋传》才得到其说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称子的义理。国君去世，太子即位，已经为君了，但在国内仍称子，安葬后才称爵位，以子的道义守完丧期，不忍心取代国君，这就是孝。推究这种不忍心取代国君的心，那么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丧亡如同存在，其孝道无所不在。这时周襄王尚未安葬，所以毛伯不称“使”来索取金。这不仅责备周王有大丧，诸侯不赠送助丧财物，天子派人索取金，诸侯的罪过很大，与索取助丧财物的

译心意相同。

夫人姜氏前往齐国【其义理与“至自齐”条相同】

译二月，叔孙得臣前往京师。辛丑日，安葬襄王【其义理已在隐公元年提及】。

春秋记载的十四位周王中，有六位记载了葬礼，各种说法不一，我已在《隐公元年》中阐明了其义理。不记载葬礼，是讥讽诸侯不返回旧都安葬，使葬礼不能完备；记载葬礼，是讥讽失礼，有的因安葬迟缓而讥讽，有的因安葬迅速而讥讽。唯独襄王的葬礼被记载，专门是为了责备鲁国。襄王去世时，成风去世时，周王对鲁国施行礼制非常勤勉。如今周王驾崩，鲁文公不能亲自前往哭祭，派遣淫乱的大夫，又不能完成礼制。现在安葬时，又命令叔孙得臣前往，春秋记载“叔孙得臣前往京师安葬襄王”，这是贬斥。有人说万乘大国人口众多，边防守卫至关重要，周天子的丧事，诸侯不得越过国境奔丧，这大错特错。鲁国尚且奔齐、晋、楚的丧事，并且防备他们的葬礼，哪有周天子丧事而不能亲自参加的道理？况且周礼崇尚厚重，鲁礼崇尚简薄，这是可以责备的。

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先都【其义理与杀士縠、箕郑父相同】。

三月，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有人说：“夫人回娘家省亲，是常事。以前记载出发不记载到达，现在为什么记载到达？”回答说：“这是为了端正夫人的体统。姜氏刚嫁到鲁国时，不称氏，不以夫人的身份到达，这是贬斥。现在她回齐国省亲，记载‘夫人姜氏前往齐国’，又记载‘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开始端正她的夫人身份，加上氏。先前贬斥她，后来又端正她，这都是为了垂示法度。夫人与国君地位相当，她的出发和到达都记载，是为了辨别上下尊卑，显示众妾不与夫人同等，借着省亲这件事来体现大义，并非因为省亲才值得记载。鲁文公没有整治家庭的法度，强臣僭越、妾室并列作乱，庶子争夺嫡位的苗头出现而君主不觉悟，《春秋》特意记载以端正它。”

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士縠和箕郑父。

阳处父被乱臣所杀，春秋记载“晋国杀了他们的大夫阳处父”。先都等人因作乱被诛杀，春秋记载“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先都”。士縠和箕郑父，书法虽然不同，但主旨都在于抑制强臣、扶持弱主，不赞同赵盾专断杀人。查考《左传》，晋襄公将要提拔箕郑父、先都，让士縠、梁益耳统领中军。先克说：“狐氏和赵氏的功勋不可废弃。”听从了他的意见。所以箕郑父、先都、士縠作乱杀死了先克。这三个人的罪行固然无法逃脱，但先克偏袒强宗，也有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狐氏和赵氏自从晋文公称霸以来，父子相继得到君主信任掌权，群臣谁有超过他们的？而先克不唯贤是举，必定说狐氏和赵氏，这是偏袒强宗。狐氏已经因作乱被驱逐，赵氏于是掌控晋国，擅自废立君主，专断生杀大权，晋灵公最终被弑杀，正是由于群臣附从、党羽众多的缘故。而赵盾感激先克宣扬自己，为他讨伐贼人，据传共杀了五人。这五人确实有罪，但赵盾杀他们则是出于私心。评论者认为因为一个大夫的死而杀了五个大夫，赵盾用刑也太严苛了。所以称“人”来杀，不除去他们的官职，箕郑父记载用“及”，言其杀戮过滥。

楚国人攻打郑国，公子遂会同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和许国人救援郑国。

《左传》记载：范山对楚子说：“晋君年轻，不在诸侯之中，北方可以图谋。”楚子在狼渊驻军以攻打郑国，郑国与楚国讲和。公子遂会同晋国赵盾、宋国华耦、卫国孔达、许国大夫救援郑国，没赶上楚军。卿不记载名字，是因为迟缓，以此惩戒不恭敬。评论者认为记载“救”没有不是不善的，这里记载“救”而讥讽它。赵盾与诸侯的大夫都称为“人”，所以讥讽。楚国自从楚庄公中期以来，入侵蔡国、郑国，渐渐有欺凌中原诸国的野心。齐桓公遏制其方兴的萌芽，晋文公扑灭其燎原的火焰，中原得以尊崇，王室得以安定。晋文公虽然去世，楚人尚且不敢轻视。等到赵盾执政，只为自己固权打算，不再以图谋霸业、安定华夏为己任。范山窥探到他无能，首先劝楚商兴起狼渊之师，其志向不小。而赵盾慢慢联合诸侯的大夫，敷衍了事地去救援，于事无补，威望顿时受挫。没几年间，诸侯都服从于楚国，而晋国的霸业就衰败了。晋文公因救援宋国而兴起，赵盾因救援郑国迟缓而屈辱。《春秋》将四国称为“人”，贬斥他们救援迟缓，赵盾怎能推卸责任？

夏天，狄人侵犯齐国。

秋天八月，曹伯襄去世。

九月癸酉日，发生地震。

《谷梁传》说：“地是不震动的，震动，所以谨慎地记载日期。”疏引《周语》：“伯阳父说：‘阳气潜伏不能出来，阴气逼迫不能上升，于是发生地震。’”孔晁说：“阳气伏在阴气下面，被阴气逼迫，所以不能上升，以至于地动。”这是说地道安静，以动为异常。这几句话论述地震最为明确透彻。

冬天，楚子派椒来聘问【其义理已在庄公二十三年荆人来聘中提及】。

有人说：“您说《春秋》明辨内外之分，未曾逐渐亲近楚人。《春秋》先前记载‘荆人来聘’，‘楚人派宜申来献捷’，现在记载‘楚子派椒来聘’，这不是逐渐亲近吗？”回答说：“不是。《春秋》对楚国使者三次到来，每次记载都不同，是为了彰显楚人逐渐强盛，必将成为中国祸患。先记载‘荆人来聘’，怀疑他们来的目的；接着记载‘楚人派宜申来献捷’，担忧他们最终成为中国

译这是祸患啊；如今《春秋》记载“楚子派椒来聘问”，只称其君主而省略椒的姓氏，表明楚国带来的灾祸已经逼近，但中原各国的人还有没有醒悟的。椒离开不久，孟诸的田地接着被侵占，五个国家的国君奔走听命，才勉强得以幸免。先前的儒者认为他有悔过和仰慕道义的心，所以《春秋》对他予以褒奖，悔过的人难道是这样的吗？仰慕道义的人原本是这样的吗？」有人重重地诘问我道：「楚国本是明德的后代，守护着封地，世代统领南方，你这样说，岂不是断绝他们太过分了吗？」我回答说：「《春秋》之所以将楚国视为外邦，是因为它僭越称王，有窥伺中原的野心罢了。如果楚国有贤明的君主，削去僭越的名号，将自己等同于中原的诸侯，共同尊崇王室，这样之后才可以予以褒奖，《春秋》难道会最终断绝他们吗？如果他自己行为大不义，却只记录他派遣使者时的小节谨慎，以此来褒奖他，那绝对是不可以的。」

译秦国人前来送还僖公和成风的丧服【其义已在四年夫人风氏去世时说过】

安葬曹共公

春秋集传详说卷十三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传详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十四 宋家铉翁撰

文公下【周顷王二年、晋灵公四年、楚商臣穆王九年】

十年春季，周历三月辛夘日，臧孙辰去世【即臧文仲】

夏季，秦国讨伐晋国

秦国讨伐晋国，春秋学者中认为贬斥秦国太过分的人，怀疑经文有缺漏，这种说法是对的。程子说：“晋国舍弃嫡子而在外寻求国君，这是罪过；后来后悔了，这是正确的。秦国不顾义礼是非，只以报复为事，所以春秋贬斥它。”我私下对此有疑问。赵盾等大臣起初因为灵公年幼体弱，不能承担重任，向秦国寻求国君，这件事虽然不对，但其用心并非完全错误。后来背弃先蔑，改变初衷，拥立灵公，还说是拥立嫡子，应当用善意告知秦国，使其自行退兵，却趁人不备而歼灭其军队，秦国受到的欺骗太严重了。兴兵报复，也是常情所不能容忍的，而传文又说晋国夺取少梁以挑起事端，导致秦国掠夺北征以报复。晋国实在不道义，春秋为何要立即贬斥秦国呢？认为经文有缺漏的说法是对的，如果强行寻找秦国的罪过而贬斥它，就错了。陈止斋说楚国之所以称霸，是秦国的力量所致，自从灭庸以后，秦国成为楚国的仆役，所以春秋贬斥秦国。但春秋的褒贬随事情而显现，现在只为讨伐晋国而记载，来不及责备其他事情，这种说法固然好，但用于讨伐晋国似乎太早了。

楚国杀了其大夫宜申

查考《左传》，宜申谋划弑杀穆王，被穆王所杀。这是谋划弑君，却称国名而书杀，为什么呢？大概穆王就是商臣，负有天地所不容的罪过，凡是楚国人都可以诛杀他，只是没有人能讨伐他。宜申是楚成王的弟弟，他谋划这件事，怎么知道不是为了先君讨伐贼人？事情没有成功，因而死去。史官于是以谋划弑君记载。《春秋》推究他有讨伐贼人的心意，不以无君之罪治他的罪，所以称国名而书杀。这是圣人的特笔，不是沿袭旧史的。

从正月起不降雨，直到秋季七月【其义已在二年说过】

与苏子在女栗结盟

苏子是周朝的卿士，现在来鲁国结盟，是周王的命令，却不记载“王使”，鲁公与他结盟，却不记载“公及”，是为周天王讳过，也是为鲁国讳恶。诸侯在王庭结盟，是旅盟，天子上公出来与诸侯结盟，是临视而不与他们一同结盟，这是名分所系，没听说王派遣使者与诸侯结盟的。现在顷王即位，诸侯没有朝见京师的，王命令苏子来结盟，文公如果知道事奉君王的道理，应当亲自拜受王命的屈辱，推辞不敢结盟，朝见京师而请求职事，是可以的。现在与苏子在女栗结盟，不恭敬得很了。《春秋》为周王讳而不称王，为鲁公讳而不书公，虽然是为鲁国讳恶，但贬斥鲁国的意义也包含在其中了。有人怀疑苏子是外交，恐怕不对。外交，像祭伯来那样，为什么要结盟呢？苏子本是畿内诸侯，在温地建国，被狄人所灭，逃奔卫国，周王在周地恢复他的地位，他是流离困顿的人，哪有什么外交？这实际上是奉王命而来的。

冬季，狄人侵犯宋国

楚子、蔡侯在厥貉驻扎【《公羊传》作屈貉】

在厥貉驻扎，楚商陈兵重地，虎视中原，以胁迫小国，陈、郑、宋都望风而倒，宋国又引导他们在孟诸打猎，晋国失去霸权了。楚国窥伺中原七八十年，桓公、文公相继兴起，志向未能实现。文公死后，襄公还能勉强自立，以不坠其已成的基业。现在赵盾执政，晋国开始失去霸权，楚国因此更加强大，不是赵盾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这次战役，宋、郑、陈、蔡都跟随楚国，春秋只记载“楚子、蔡侯在厥貉驻扎”，宋、陈、郑参与防备而不参与驻扎，所以不记载。参与防备的，是受胁迫而跟随的；参与驻扎的，是同恶的。记载与不记载，显示其罪过的轻重罢了。前几天越椒来，诸儒说《春秋》褒扬他来聘鲁，进升而书爵。现在厥貉的防备，麇国的讨伐，都以楚子记载，也说进升而书爵可以吗？凡是书楚子，都是辨别名分。他僭号称王，欺凌中原，《春秋》怕他比拟天子，所以自盂以后多书楚子，以此削去他的僭名而辨别内外之分，哪里是进升呢【驻扎而不讨伐，例自是有五氏、垂葭、渠蒢，在定公九年、十三年、十五年】

十一年春季，楚子讨伐麇国

《左传》说：“厥貉的防备，麇子逃归，楚人讨伐他。”麇国，是防备的国家，还以跟随孟诸打猎为耻。宋国，是先代之后，却与郑伯分左右盂，早起驾车载着燧石，而不以为耻。由此说来，楚国的讨伐，是麇国的荣耀，春秋因此表彰而写出。

夏季，叔仲彭生在承筐防备晋国的郤缺【叔仲惠伯】

楚国讨伐麇国，叔仲彭生防备晋国，比较这两件事来看，可见圣人的意思了。楚商在厥貉驻扎，宋、陈、郑望风归附，只有麇国逃归，《春秋》记载“楚子讨伐麇国”，是褒扬麇国。晋国郤缺在承筐设防，诸侯的大夫没有到的，只有鲁国派遣彭生去防备，不因蛮荆强盛而停止跟随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