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详说卷十
当时，孰为当务之急乎？」曰：「郑入滑，狄侵卫，鲁伐邾，以中国无伯而动也。宋襄苟能治其所当治，则义声畅而伯业成矣，此《春秋》所望于宋襄者也。故比事以见义。」
译当时，什么是最紧迫的任务呢？回答说：郑国入侵滑国，狄人侵犯卫国，鲁国攻打邾国，这是因为中原没有霸主而引发的动荡。宋襄公如果能够治理他应当治理的事务，那么正义的声望就会显扬，霸业也就成就了，这是《春秋》对宋襄公的期望。所以通过比较相关事件来体现其中的义理。
卫人伐邢
冬，防。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
此楚人防盟诸侯之始也。公预于夷防，不书，为公讳也。公固不以是为讳，为公讳者，所以存其羞恶之心也。盟于齐，齐侯实预盟，不书齐侯预盟，为桓公讳也。齐，伯国也，地大民众，且桓公之威德在人，嗣子勉自树立，犹未至遽出楚下。今昭也，惑于陈人邪谄，招引异类，共歃为盟于其国中。厥父以攘夷而植伯功，厥子乃事夷而不以为耻，是固不足深责。《春秋》为桓公讳，是以畧昭而不书，非与其为是盟也。序陈人为首，陈倡盟也；序郑人于末，郑首叛也。此楚人始防，故书法特为谨严，不与裔夷以主中国之防盟，此圣人意也。或曰：「是防也，《春秋》为公讳，不书公防。后此二年防盟于薄，亦夷防也，何以不为公讳乎？」曰：「是亦为公讳也。薄之防，楚人在焉，书『公防诸侯盟于薄，释宋公』，畧楚人不书，若鲁公之自主此盟，是亦为公讳也。」凡讳有二：有国恶之讳，为国隐也；有君过之讳，君不自以为过，为之讳之，乃所以志其一时之失，而垂法于后也。
梁亡
谷梁曰：「梁亡，自亡也。梁亡，郑弃其师，我无加损焉，正名而已矣。」公羊曰：「梁亡，此未有伐之者，其言梁亡，自亡也，鱼烂而亡也。」案《左传》，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以是召乱，秦袭而取之。陆氏曰：「秦人肆其强暴，取人之国，没而不书者，灭国之罪易见也，乘危之恶易知也，自取灭亡，其意微矣，《春秋》所以明微。」
二十年春新作南门
谷梁》曰：「作，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门者，法门也。」刘氏曰：「南非一门，库门，天子臯门；雉门，天子应门。天子、诸侯皆南靣而听政，门必向南，其来旧矣。今新之，新其旧也。新其旧而书『新作』，是必有僭制焉。《谷梁》所谓『有加其度者』是也。」胡氏曰：「僖公尝修《泮宫》、复《閟宫》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颂其事，而经不书者，宫庙以事祖考，学校以教国之子弟，二者国之先务，虽用民力，不可废也，是故不书。」
夏郜子来朝
郜，姬姓国，富辰所云「郜、雍、曹、滕，文之昭」者是也。惟此一见。或曰：隐十年「公败宋师，取郜、取防」，即是此郜。郜之灭已乆，今来朝者，鲁以其地别封之为附庸耳。盖宋灭之，而鲁封之。圣人书于此，以见僖公继絶之善。或然。
五月乙巳西宫灾
公羊》曰：「小寝也。」小寝，人君燕私之地，灾见于是，警戒深矣。人君之过，不在朝路临涖之时，而常在于深宫燕处之际。天之示谴，岂徒然哉！其后鲁僖殁于小寝。
郑人入滑
自齐桓公殁，诸侯动兵相侵，弱小渐被其毒。宋襄苟欲踵前人伯业，当禀王命，防诸侯，伸要束：「今而后有擅兵相侵者，纠其罪，告于王而惩之。」如郑人入滑，当先纠者也。纠而弗率，则奉辞以讨之，孰不曰然？舍是弗为，而执滕围曹，强人之从已，乌能有成？
秋齐人狄人盟于邢
甚哉齐昭之愚无知也！桓公征楚而服之，已乃与之盟于国；桓公攘狄而郤之，已乃与之盟于邢。反常逆理，乃至于是。传曰：「厥父菑，厥子乃弗克播；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其齐昭之谓乎？《春秋》侪齐于狄，亦所以恶齐也。廉耻道丧，则人欲肆而天理愈亡矣。
冬楚人伐随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卫
为中国患者，狄与楚也。楚强大，未易治；狄悍而微。自桓公之殁，再侵卫，彼谓衞人失伯国之援而可欺也。宋襄与其盟楚而求诸侯，曷若伐狄以宁诸夏？能治狄而伯政举矣。顾乃舍其力之所可及、义之所当为，而为其所不可为，狂躁害之。
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
十九年，楚始盟诸侯，鲁公预盟，《春秋》讳之。桓公之不才，子昭主是盟，《春秋》亦为桓公讳之。犹幸宋襄介然独立，蔡、陈、郑交诱而不为动也。今鹿上之盟，此为何盟，而乃求厠身于其间？是之谓乱羣。《否》之六二：「小人
译卫国攻打邢国。
冬天，在夷防会盟。陈国人、蔡国人、楚国人、郑国人在齐国结盟。
这是楚国在夷防会盟诸侯的开始。鲁僖公参与了夷防之盟，但《春秋》没有记载，是为了给僖公避讳。僖公本来不认为这是需要避讳的事，但为他避讳，是为了保存他羞耻厌恶之心。在齐国结盟，齐侯实际上参与了结盟，但《春秋》不记载齐侯参与结盟，是为了给桓公避讳。齐国是霸主之国，地大民众，况且桓公的威德仍在人心，继承者勉力树立威信，还不至于立刻屈从于楚国之下。如今齐昭公，被陈人的邪谄迷惑，招引异族，共同在齐国境内歃血结盟。他的父亲因为抵御夷狄而建立了霸业，他的儿子却侍奉夷狄而不以为耻，这本来不值得深责。《春秋》为桓公避讳，因此省略了齐昭公而不记载，并不是赞同他进行这次结盟。将陈人列在首位，是因为陈国发起结盟；将郑人列在最后，是因为郑国首先背叛。这是楚国开始在夷防会盟，所以书法特别谨慎严格，不给予夷狄主持中原会盟的地位，这是圣人的用意。有人说：“这次夷防之盟，《春秋》为僖公避讳，不记载僖公参与夷防之盟。后来两年在薄地会盟，也是夷狄参与的会盟，为什么不为僖公避讳呢？”回答说：“这也是为僖公避讳。薄地的会盟，楚国人也在场，记载‘僖公会诸侯在薄地结盟，释放宋公’，省略楚人不记载，好像鲁僖公自主这次会盟，这也是为僖公避讳。”大凡避讳有两种：有对国家恶行的避讳，是为了为国家隐恶；有对君主过错的避讳，君主自己不认为这是过错，为他避讳，是为了记录他一时的过失，而垂示法则给后人。
梁国灭亡。
《谷梁传》说：“梁国灭亡，是自我灭亡。梁国灭亡，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我们没有增加损害，只是正名罢了。”《公羊传》说：“梁国灭亡，这里没有讨伐它的人，说梁国灭亡，是自我灭亡，像鱼从内部腐烂而灭亡。”根据《左传》，梁伯喜好土木工程，频繁筑城而不让人居住，百姓疲惫而不能忍受，因此招致祸乱，秦国偷袭并夺取了它。陆氏说：“秦人肆意强暴，夺取别人的国家，史书不记载，是因为灭国的罪过容易看见，乘人之危的恶行容易知道，自我招致灭亡，其意微妙的，《春秋》所以阐明微意。”
二十年春天，新建南门。
《谷梁传》说：“作，是建造的意思。增加了它的规格。说新，是有旧的基础，不是新建。南门，是法门。”刘氏说：“南不只是一扇门，库门，是天子的皋门；雉门，是天子的应门。天子、诸侯都面南而听政，门必然向南，由来已久。如今新建，是翻新旧的。翻新旧的而记载‘新建’，是必有僭越礼制的行为。《谷梁传》所谓‘增加了它的规格’就是如此。”胡氏说：“僖公曾经修缮《泮宫》、恢复《閟宫》了，奚斯主持工程，史克歌颂其事，而经书不记载，是因为宫庙用来祭祀祖先，学校用来教育国家的子弟，这两者是国家的优先事务，虽然使用民力，不可废弃，所以不记载。”
夏天，郜子来朝见。
郜，是姬姓国家，富辰所说的“郜、雍、曹、滕，是文王的昭穆”就是这些。只有这里一次记载。有人说：隐公十年“僖公打败宋军，夺取郜、夺取防”，就是这个郜。郜国的灭亡已经很久，如今来朝见的，是鲁国将那块地另外封给作为附庸。大概是宋国灭掉了它，而鲁国封立了它。圣人记载在这里，以显示僖公延续绝嗣的善行。或许是这样。
五月乙巳日，西宫发生火灾。
《公羊传》说：“是小寝。”小寝，是君主燕居私处的地方，灾祸出现在这里，警戒很深了。君主的过错，不在朝堂临朝之时，而常在于深宫燕居之际。上天显示谴责，岂是徒然的！后来鲁僖公死在小寝。
郑国人侵入滑国。
自从齐桓公死后，诸侯动兵互相侵犯，弱小国家逐渐遭受其毒害。宋襄公如果真想继承前人的霸业，应当禀承王命，防备诸侯，伸张约束：“从今以后有擅自动兵互相侵犯的，纠正其罪过，报告给周王而惩罚他。”像郑国人侵入滑国，应当首先纠正的。纠正而不顺从，就奉辞讨伐，谁不说是呢？舍弃这些不做，而执意围困滕国、曹国，强迫别人顺从自己，怎么能成功？
秋天，齐国人、狄人在邢国结盟。
齐昭公真是愚蠢无知啊！桓公征讨楚国而使其臣服，他却与楚国在齐国结盟；桓公抵御狄人而击退他们，他却与狄人在邢国结盟。反常逆理，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传文说：“他的父亲开辟基业，他的儿子却不能播种；他的父亲奠基，他的儿子却不肯建堂。”这就是说的齐昭公吧？《春秋》将齐国与狄人并列，也是为了厌恶齐国。廉耻之道丧失，那么人欲放纵而天理更加灭亡了。
冬天，楚国人攻打随国。
二十一年春天，狄人侵犯卫国。
成为中原祸患的，是狄人和楚国。楚国强大，不容易治理；狄人强悍而微弱。自从桓公死后，狄人两次侵犯卫国，他们认为卫国失去了霸主国家的援助而可以欺侮。宋襄公与其结盟楚国而谋求诸侯服从，何如攻打狄人以安定诸夏？能治理狄人而霸政就举行了。却舍弃其力量所能达到、道义所应当做的，而做其不可做的，狂躁害了他。
宋国人、齐国人、楚国人在鹿上结盟。
十九年，楚国开始会盟诸侯，鲁僖公参与会盟，《春秋》为之避讳。桓公的无才，儿子昭公主持这次会盟，《春秋》也为桓公避讳。还庆幸宋襄公独立不阿，蔡、陈、郑交相引诱而不为所动。如今鹿上的会盟，这是什么会盟，而竟求置身其中？这就是扰乱群体。《否》卦六二：“小人
吉，大人否亨。」《象》曰：「不乱羣也。」齐、郑、陈、蔡之从楚，小人也，隂类也，不足多责。宋襄所志何事，乃预于是盟，实蹈乱羣之戒，能无辱乎？然《春秋》犹序宋于齐、楚之上，不以伯权假荆楚也。愚意旧史必以楚先齐、宋，圣人修经特序宋为首，垂法严矣。
译吉祥，大人处于否塞之境而能亨通。」《象传》说：「这是不扰乱群体的表现。」齐、郑、陈、蔡跟随楚国，是小人，属于阴柔一类，不值得过多责备。宋襄公志向何在，竟然参与这次会盟，实际上践行了扰乱群体的戒律，能不蒙受耻辱吗？然而《春秋》仍将宋国排在齐国、楚国之上，不把霸主的权力假借给荆楚。我的意思是，旧史必定将楚国排在齐国、宋国之前，圣人修订经典特意将宋国列为首位，所垂示的法度十分严正。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防于盂【楚始书子】或曰：「元年伐郑而书楚人，《春秋》所以忧中国也。今盂之防，楚执宋公以伐宋，而《春秋》乃于是始书楚子，其爵之欤？」曰：「彼执宋公，而《春秋》以楚子书，序于宋公之下，知非爵也。盖《春秋》正名之书也。楚自熊通以来，妄自尊大，遂僭王者之隆名，《春秋》毎毎号而举之，不使之得与列国诸侯齿。今楚益强盛，合诸侯，诈以执宋公，《春秋》一大变也。《春秋》以楚子书，夫岂进而爵之乎？名器不可假人，彼革号僣王以兵猾夏，《春秋》序以子爵，所以正其始封之名，辨上下之分，孰云其渐进之也乎？自是而后，楚渐进书子，正名也。」或曰：「如子所言，始何以书荆人？今何以书楚子乎？」曰：「始其来聘，僣号于国中耳，《春秋》姑以号举。今防于齐，盟于鹿上，诸侯畏其强大，有以事王者而事之。《春秋》于是正其始封之名，书之曰子，示天王之尊乃天下共主，非楚人所得干也。自是而后，楚之慿陵，无不书子，何爵之有哉？」是防，宋、楚争长，《春秋》先宋公而后楚子，实用赵武、屈建宋盟之例，初不以其受欺于楚，遂废而不录也。
执宋公以伐宋
宋为先代之后，作宾王家，楚乃南服之徴而敢于执其君以伐其国，楚之罪不可逭矣。然宋为诸夏之表倡，舍已分之所当为，自卑其身以取执辱之侮，宋亦有罪焉耳。昔桓公之霸也，深惟天下之患在强楚之僭王，是以控大国，掖小国，共为防盟，以一人心之所趋，惟恐其折而从于恶也。最后率之以伐楚，楚服而天下之势以定。宋襄继之，志大而虑浅，将修明伯功以尊天子而正诸夏，乃与僣王之楚共为鹿上之盟，以为未足，复预于盂之防，卒堕狡焉之谋，身见执，国防亡。使宋防能以齐桓之心为心，先天下之所难，求以服人，而勿求人之来服，楚灭黄，我则访其后而存之；狄伐衞，我则率诸侯以拯之。凡齐桓暮年未及为者，我则为之，虽未与楚战，楚必知所畏避，而诸侯之未至皆将至矣。而防也不明乎先后之序，汲汲焉求诸侯以为伯，求之而未得，乃与桓公前日攘斥而不使预夏盟者共歃而为之盟首，乱先王之大戒，自招侮辱，反以长荆楚方强之势，其亦可咎之甚矣。或曰：「宋实未能伯，而《春秋》于鹿盟、盂防犹序宋为首，无乃紊名实乎？」曰：「否。当是时，列国诸侯自齐而降，皆俯首帖耳受令于楚而不以为耻，挺然特立不出楚下者，惟宋防一人耳。《春秋》首宋，次齐，次楚，长宋公以尊诸夏，抑荆楚之狂僣，而不使之居中国诸侯上也。宋防颠沛百罹，继之以死，而夫子列齐楚之上，与其有志于列国也。后儒以成败论事，不亦鄙乎？」
冬，公伐邾【义并见明年伐邾取须句、三十三年伐邾取訾娄】
楚人使宜申来献捷
谷梁曰：「不曰宋捷，不与楚捷于宋也。」公羊曰：「不书捷于宋，为宋公讳也。」宋以乘车徃防，楚伏兵车以执之，执其君而伐其国，楚之无道甚矣，而又献捷于鲁以威鲁也。春秋书「楚人使宜申来献捷」，卑楚也。前此齐献戎捷，今此楚献宋捷，不书宋捷，非特为宋讳，实为中国讳也。胡氏谓鲁不能拒楚，使声其罪而讨之，以为春秋有责于鲁，不书宋捷为鲁讳也，论固正矣。鲁僖孱君，躬预其防而不以为耻，责其拒楚而声罪，无乃非所当责欤？当是时，举中国之大，无有能办斯事者，晋文不兴，楚之祸中国，亦何所不至乎？
十有二月癸丑，公防诸侯盟于薄，释宋公。
此楚防诸侯而释之，书「公防诸侯于薄，释宋公」，不与楚人得以执上国之诸侯也。蘓氏曰：「凡诸侯见执而不失国者，于归名之，书曰『某侯某归于某』。此其不名而言释，何也？以为执之、释之皆在诸侯，若是而尚可以求诸侯乎？」蘓氏此论似未得《春秋》之意。圣人之书法若曰：防诸侯而释之，非夷狄之释之，所以存中国之体，而宋公亦不得为无罪矣。故以五等之公而书执、书释，虽
译夏天发生大旱。
秋天，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盂地会盟【这是《春秋》第一次称楚君为“子”】。有人说：“鲁僖公元年楚国伐郑，《春秋》记载为‘楚人’，这是《春秋》为中原诸侯担忧的缘故。如今在盂地会盟，楚国拘捕宋公并攻打宋国，而《春秋》却在这里开始称楚君为‘子’，难道是提升他的爵位吗？”回答说：“他拘捕了宋公，而《春秋》称他为‘楚子’，排列在宋公之后，可知并非提升他的爵位。大概《春秋》是纠正名分的著作。楚国自从熊通以来，妄自尊大，竟然僭越使用天子的尊号，《春秋》每每直呼其名，不让他与列国诸侯并列。如今楚国更加强盛，会合诸侯，用欺诈手段拘捕宋公，这是《春秋》中的一大变局。《春秋》称他为‘楚子’，难道是进而提升他的爵位吗？名分和器物不可假借于人，他更改称号僭越称王，用武力扰乱中原，《春秋》按‘子’的爵位排列他，是为了纠正他始封时的名分，辨别上下的等级，谁说这是逐渐提升他的地位呢？从此以后，楚国逐渐被记载为‘子’，这是为了纠正名分。”有人说：“如你所说，起初为什么记载为‘荆人’？如今为什么记载为‘楚子’呢？”回答说：“起初他前来聘问，只是在国中僭越称号罢了，《春秋》暂且用他的称号来称呼他。如今在齐国会盟，在鹿上结盟，诸侯畏惧他的强大，有用侍奉天子的态度来侍奉他。《春秋》在此纠正他始封时的名分，记载为‘子’，显示天子的尊贵是天下共同的主宰，不是楚国人所能侵犯的。从此以后，楚国的侵凌行为，无不记载为‘子’，哪里有什么提升爵位的意思呢？”这次会盟，宋国与楚国争夺盟主地位，《春秋》先列宋公而后列楚子，实际上是沿用赵武、屈建在宋国结盟的先例，起初并没有因为宋公受楚国的欺骗，就废弃而不记载。
拘捕宋公并攻打宋国。
宋国是先代王室的后裔，作为王室的宾客，楚国本是南方服属的边远之地，却敢于拘捕其君主并攻打其国家，楚国的罪责不可逃避。然而宋国是中原诸侯的表率，舍弃自己本分所应做的事，降低自己的身份以致遭受拘捕侮辱，宋国也有罪过。从前齐桓公称霸时，深深考虑到天下的祸患在于强楚僭越称王，因此控制大国，扶持小国，共同建立防御盟约，以统一人心所向，唯恐他们背离正道而顺从邪恶。最后率领诸侯攻打楚国，楚国臣服而天下的局势得以安定。宋襄公继承霸业，志向远大但思虑浅薄，想要修明霸主的功业以尊崇天子并匡正中原诸侯，竟然与僭越称王的楚国共同在鹿上结盟，认为还不够，又参与盂地的会盟，最终落入狡诈的阴谋，自身被拘捕，国防消亡。假如宋襄公能以齐桓公的心为心，做天下人难以做到的事，求取使人信服，而不求别人来服从自己；楚国灭黄国，我就探访其后代而保存它；狄人攻打卫国，我就率领诸侯去拯救它。凡是齐桓公晚年未能做到的，我就去做，虽然没有与楚国交战，楚国必定知道畏惧避让，而尚未到来的诸侯也都会到来。而宋襄公不明白先后的次序，急切地寻求诸侯以成就霸业，寻求而未得，竟然与齐桓公昔日排斥而不让参与中原盟会的楚国共同歃血结盟，成为盟主，乱了先王的大戒，自招侮辱，反而助长了荆楚方兴之势，这真是罪过极大。有人说：“宋国实际上未能成就霸业，而《春秋》在鹿上结盟、盂地会盟时仍将宋国列为首位，岂不是混淆名实吗？”回答说：“不。当时，列国诸侯自齐国以下，都俯首帖耳接受楚国的命令而不以为耻，挺然特立不处于楚国之下的，只有宋襄公一人。《春秋》将宋国列在首位，齐国次之，楚国再次之，尊奉宋公以尊崇中原诸侯，抑制荆楚的狂妄僭越，而不让他居于中原诸侯之上。宋襄公颠沛流离，遭受各种灾祸，继之以死，而孔子将他列在齐国、楚国之上，是因为他有志于列国。后世儒者以成败论事，不也太鄙陋了吗？”
冬天，鲁公攻打邾国【其义理也见于明年伐邾取须句、三十三年伐邾取訾娄】。
楚国人派宜申来献捷。
谷梁传说：“不说是宋国的捷报，是不认可楚国在宋国取得的捷报。”公羊传说：“不记载在宋国取得捷报，是为宋公避讳。”宋国乘坐兵车前往会盟，楚国埋伏兵车拘捕了他，拘捕其君主并攻打其国家，楚国的无道太严重了，又向鲁国献捷以威慑鲁国。《春秋》记载“楚国人派宜申来献捷”，是贬低楚国。此前齐国献戎捷，如今楚国献宋捷，不记载宋捷，不仅仅是为宋国避讳，实际上是为中原诸侯避讳。胡氏认为鲁国不能抵抗楚国，使其声讨罪状而征讨它，认为《春秋》有责备鲁国之意，不记载宋捷是为鲁国避讳，论调固然正确。鲁僖公是懦弱之君，亲身参与会盟而不以为耻，责备他抵抗楚国并声讨罪状，恐怕不是应当责备的吧？当时，整个中原地区，没有谁能办成这件事，晋文公若不兴起，楚国祸害中原，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十有二月癸丑，鲁公与诸侯在薄地会盟，释放宋公。
这是楚国拘捕诸侯后又释放他们，记载“鲁公与诸侯在薄地会盟，释放宋公”，是不认可楚国人得以拘捕上国诸侯。苏氏说：“凡是诸侯被拘捕而没有失去国家的，在回国时记载其名，写为‘某侯某归于某’。这里不记载其名而说‘释’，为什么呢？认为拘捕他、释放他都在诸侯手中，像这样还可以求取诸侯吗？”苏氏此论似乎未得《春秋》的本意。圣人的书法好像在说：拘捕诸侯而释放他，不是夷狄释放他，所以保存中原的体面，而宋公也不能说是无罪了。所以以五等爵位中的公爵而记载拘捕、记载释放，虽然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须句
左氏：须句，风姓，实司太皡与有济之祀。邾人灭之，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公伐邾，取须句，反其君焉。审如是，谓之崇明祀、保小寡，《春秋》所与也。然鲁之憾邾，有自来矣，其伐邾不自须句始矣。邾本鲁之附庸，至齐桓公之伯，请于周而封之为子国，自是不复附庸于鲁。鲁以是为憾。柽之防，反未及国而败其师。今桓公殁，鲁释憾于邾，连嵗再伐，《春秋》不与鲁以伐，是故书伐、书取，奚其襃！
夏，宋公、衞侯、许男、滕子伐郑【义并见下战于▯】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战于升陉
鲁连嵗用兵于邾，至是有升陉之败，其自取之也。内战不书败，书战即败矣，为内讳者，亦以贬内也。是时楚方得志于中国，宋弗克自振，齐已屈而从楚，公不知自治其国，而轻用兵以加无罪之邾，以此取败。《春秋》书及不书公，虽为公讳，实贬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宋师败绩。或曰：「宋以三国之师伐郑，楚人救郑而有此战。春秋于其伐而书三国，及战而败惟书宋公，何邪？」曰：「与三国之从宋，而罪宋公之轻于战而致败也。三国不以宋公见执于楚，犹各帅其师从宋伐郑，问其叛盟，即楚之罪，三国之君可嘉也。是故春秋皆爵之。若宋公之身，则春秋于是始责之矣。宋不自受重，预于盂之盟，以此取辱，又不能内省已过，养威持重，思为后图，忿而求战，以此致败，故春秋虽与三国之从宋，及战而败则责宋公，以是故也。」或曰：「楚子以诈而执宋公，又败其师，楚其无罪乎？」曰：「是役也，楚子身在军中，而春秋书『宋公及楚人战』，崇宋而卑楚，所以明贵贱之分，其罪楚至矣。谷梁抑宋而与楚，其説甚陋。公羊取之，而所取非所当取，乃以其不迫人于险、不鼓不成列者为王者之师。夫王者行事在未战之前，安有兵刃交接，以假仁谲义而陥百姓于死者哉？以是取宋襄，又非春秋之意。」
二十有三年春齐侯伐宋围缗
齐昭非宋防之力，则齐之一亡公子耳。宋防不忘齐桓临终之托，为昭尽力，昭所以有国甗一战之功也。今乘其败而伐之，盖以是谄于强楚，求为自全之计，以怨报德，刑戮之民也。或曰：「何以犹爵？」曰：「《春秋》有书爵以襃者，有目其人之身而书某公、某侯以着其罪者。若齐昭之书侯，谓其身受宋公之大德，而忍于为不义，故目其人而诛之。书伐、书围，皆所以贬。」
夏五月庚寅宋公兹父卒
宋襄有图伯之志，而不克遂，兵败身防春秋悼焉，书卒不书▯以为无臣子也。▯之战，襄伤于股，未防以死，楚实宋仇，而嗣子成公躬造楚国，卑屈以求成，视呉夫差有愧多矣，春秋以无臣子例书，责之深矣。
秋楚人伐陈
案左氏：陈穆公请修好于齐，以无忘桓公之德，而齐之防，楚人亦得列于其间，名为修齐桓旧好，其实自结于强楚。今楚人乃以其贰于宋而伐之，何邪？盖当时之诸侯，实耻于从之，而迫于凶威，有不容自己者。陈也介于二者之间，犹欲自附于宋，不忍遽从于楚，是以楚疑而伐之。若蔡、若郑，则甘于从楚而不悔，无复羞恶之心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入《春秋》称侯，庄二十七年称伯，至此称子。或谓恶其废礼，从而贬之。然当时诸侯反道败常，有若齐防、衞宣者实甚矣，而《春秋》未尝绌其爵。今杞子之废礼，当必不至如齐防、卫宣之甚，《春秋》胡为再三绌之乎？此亦经之疑耳，姑置。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是春晋文公入，义见夷吾卒】
夏狄伐郑
案左氏，郑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孙伯如郑请滑。郑伯不听王命，而执二子。王怒，使頽叔、桃子出狄师伐郑，取栎。如传所言，郑实叛也。不听王命，而复执其使，非叛而何？王怒而讨之，亦理所当然。而春秋但书「狄伐郑」，不书郑之叛，狄之所以伐，何哉？曰：郑当伐也。王命方伯、连帅董师以问郑人之罪，齐鲁宋卫岂无为王敌忾者？今乃命狄人出其师以伐
译二十二年春天，鲁公攻打邾国，夺取了须句。
左氏说：须句是风姓，实际掌管太皡和有济的祭祀。邾人灭掉了须句，须句的国君来投奔鲁国，是因为成风的缘故。鲁公攻打邾国，夺回须句，送还了它的国君。如果真是这样，这叫做尊崇大祀、保护弱小寡助的国家，是《春秋》所赞许的。然而鲁国对邾国的怨恨，由来已久，鲁国攻打邾国并不是从须句这件事开始的。邾国本来是鲁国的附庸，到了齐桓公称霸时，邾国向周天子请求而被封为子爵国，从此不再作为鲁国的附庸。鲁国因此感到怨恨。在柽地的防战，鲁军还没回国就打败了邾国的军队。现在桓公去世，鲁国向邾国发泄怨恨，连续几年再次攻打，《春秋》不赞许鲁国的攻打，所以记载“伐”、记载“取”，哪里有什么褒扬呢！
夏天，宋公、卫侯、许男、滕子攻打郑国【义理并见下文战于〇】。
秋天八月丁未日，鲁国与邾人在升陉交战。
鲁国连续几年对邾国用兵，至此在升陉战败，这是自取灭亡。国内战争不记载败绩，记载交战就意味着败绩，为国内讳言败绩，也是贬斥国内。这时楚国正在中原得志，宋国不能自我振作，齐国已经屈服而顺从楚国，鲁公不知道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却轻率用兵去攻打无罪的邾国，因此招致失败。《春秋》记载“及”而不记载“公”，虽然是为鲁公讳言，实际上是贬斥。
冬天十一个月，己巳日初一，宋公与楚人在〇地交战，宋军大败。有人说：“宋国率领三国军队攻打郑国，楚国人救援郑国从而有了这场战争。《春秋》在记载攻打时写了三国，而在记载战败时只写了宋公，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赞许三国跟随宋国，而谴责宋公轻率作战导致失败。三国没有因为宋公被楚国俘获，就各自率领军队跟随宋国攻打郑国，质问他们背叛盟约，这就是楚国的罪过，三国国君值得嘉奖。所以《春秋》都称他们的爵位。至于宋公本人，《春秋》在此开始责备他。宋国不自量力，参与盂地的盟会，因此招致耻辱，又不能反省自己的过错，养威持重，考虑以后的图谋，愤怒地寻求作战，因此导致失败，所以《春秋》虽然赞许三国跟随宋国，但在战败时责备宋公，就是这个原因。”有人说：“楚子用欺诈手段俘获宋公，又打败他的军队，楚国难道没有罪过吗？”回答说：“这次战役，楚子身在军中，而《春秋》记载‘宋公及楚人战’，尊崇宋国而贬低楚国，用来明确贵贱的区别，谴责楚国到了极点。《谷梁传》贬抑宋国而赞许楚国，其说法非常浅陋。《公羊传》采纳这种说法，但所采纳的不是应当采纳的，竟然以不把人逼入险境、不击打未列好阵势的军队作为王者之师的标准。王者行事在交战之前，哪有兵器相接时，用假仁假义把百姓陷入死地的呢？以此取法宋襄公，又违背了《春秋》的本意。”
二十三年春天，齐侯攻打宋国，包围缗地。
齐昭公如果没有宋襄公的力量，不过是齐国一个逃亡的公子罢了。宋襄公不忘齐桓公临终的托付，为齐昭公尽力，齐昭公因此有国，并有一战之功。现在乘着宋国战败而攻打它，大概是为了谄媚强大的楚国，谋求自保之计，以怨报德，是受刑戮之民。有人说：“为什么还称他的爵位？”回答说：“《春秋》有称爵以褒扬的，有直呼其人身而写某公、某侯以彰显其罪过的。像齐昭公称侯，是说他身受宋公的大恩德，却忍心做不义之事，所以直呼其人而诛责他。记载‘伐’、记载‘围’，都是用来贬斥。”
夏天五月庚寅日，宋公兹父去世。
宋襄公有称霸的志向，但不能实现，兵败身亡，《春秋》哀悼他，记载“卒”而不记载“弑”，认为他没有臣子。〇地之战，襄公大腿受伤，不久死去，楚国实在是宋国的仇敌，而继位的成公亲自前往楚国，卑屈以求和解，比起吴国的夫差来惭愧多了，《春秋》以无臣子的例子记载，责备很深。
秋天，楚人攻打陈国。
查考左氏：陈穆公请求与齐国修好，以不忘齐桓公的恩德，而齐国的盟会，楚人也得以列在其中，名义上是修好齐桓公的旧谊，实际上是自我结交强大的楚国。现在楚人却因为他对宋国有二心而攻打他，为什么呢？大概当时的诸侯，实际上以跟随楚国为耻，但迫于凶威，有不能自主的。陈国介于两者之间，还想依附宋国，不忍心立刻顺从楚国，所以楚国怀疑而攻打他。至于蔡国、郑国，则甘心顺从楚国而不后悔，不再有羞恶之心了。
冬天十一个月，杞子去世。
杞国进入《春秋》称侯，庄公二十七年称伯，至此称子。有人说厌恶他废弃礼制，从而贬斥他。然而当时诸侯违背正道败坏常理，像齐襄公、卫宣公那样实在严重，而《春秋》未曾贬低他们的爵位。现在杞子废弃礼制，必定不至于像齐襄公、卫宣公那样严重，《春秋》为什么再三贬低他呢？这也是经文可疑之处，暂且搁置。
二十四年，春天，周王正月【这年春天晋文公入国，义理见夷吾卒】。
夏天，狄人攻打郑国。
查考左氏，郑人攻打滑国，周王派伯服、游孙伯到郑国请求归还滑国。郑伯不听周王命令，反而拘捕了这两个人。周王愤怒，派颓叔、桃子出动狄人军队攻打郑国，夺取栎地。如果像传所说，郑国确实叛变了。不听周王命令，反而拘捕他的使者，不是叛变是什么？周王愤怒而讨伐他，也是理所当然。而《春秋》只记载“狄伐郑”，不记载郑国的叛变，狄人之所以攻打，为什么呢？回答说：郑国应当被讨伐。周王命令方伯、连帅督师以质问郑人的罪过，齐、鲁、宋、卫难道没有为周王敌忾的人吗？现在竟然命令狄人出兵讨伐
同姓之国，失所以表正天下之道矣。故春秋书「狄伐郑」，继书「天王出居于郑」，以见祸本乱源实在于此。后世有以外蕃之兵而平内乱者，乱未平而我已隂受其祸而不之觉，可不谨哉！
译同姓诸侯国，失去了用来昭示端正天下的大道。所以《春秋》记载“狄人攻打郑国”，接着记载“周天子出居郑国”，以此表明灾祸的根本、混乱的源头确实就在这里。后世有用外族军队来平定内乱的人，内乱虽然没有平定，但我们已经暗中遭受祸害而自己却察觉不到，这难道可以不谨慎吗！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郑
先是，王命狄人有讨于郑，狄侵郑，取栎。王德之，以狄女为后，是为隗氏。王子带者，有宠于惠王后，后欲立之，未及而崩。子带奔齐，王复之，通于隗氏。王替隗氏，子带因是作乱以伐王，败周师。王出适郑，处于汜。谷梁曰：「天子无出，书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虽失天下，莫敢有也。」愚谓王者无外，春秋一大条贯也。王者以薄海内外为家，其出也不言出，而谓之狩，自虞夏以来固然。今防王之出，春秋不以狩书，而以出书，其为贬也大矣。王内不能正其家，以是啓衅于狄，悖弟乱臣犯上干纪，王不能制，失位而奔，防至亡国，其得罪于宗庙甚大，谓春秋无贬不可也。蜀人赵君木讷引易「王用出征」，书「王出郊，天乃反风」等语，以排传家「天子无外」之説，其论鄙浅，本不足深辨。但其末云：「叔带者，惠王陈妫之所爱，故襄王宁出而避之于郑。其心以为文武之灵未泯，诸侯必有勤王者。若不得已而逊于叔带，是亦文武之子孙，吾何慊乎哉？上以存孝，下以存悌，孝悌王者之至德，尚以贬防王乎【以上皆木讷语】此説害义特甚，前軰或取之，愚恐其误后学，不容己于言。夫人主之位，天位也。惟贤惟嫡乃得在此位，非贤非嫡，父不能以予其子，兄岂得以予其弟乎？而况子带者，王室之不才子，襄王傥笃同气之爱，贵其身可也，岂当假之以权，以为召乱之阶？纵谓左氏所载防王出狄师事为不可信，防王亦岂无失位之责乎？尊为天子，身荷祖宗付托之重，不能防微杜渐以遏乱源，致为悖弟乱臣所逐，乃云带亦文武之子孙，欲举以授之位。天位也，举而弃之不才子，以危其宗社，孝悌之道顾如是乎？舜非不爱象也，封之有庳，亦富贵之而已。天下者，帝王授受之天下，舜举以予象，而曰我以是为孝，以是为悌，舜必不尔也。木讷蜀之老儒，号为知春秋者，而率意高论殊欠讲明，似此不一端，初学幸毋惑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王三出：荘二十年，惠王以子頽之难出居于郑，逾年而虢、郑纳王，其出其归，春秋皆不书；僖二十四年，防王以叔带之难复出，春秋书「天王出居于郑」，明年晋侯纳王，春秋不书「王入」；昭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乱，王猛出【悼王也，未成君，故名】春秋书「葬景王，王室乱，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又书「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其冬王猛卒，母弟敬王立，复以难故出，春秋书「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又书「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观天王三出，春秋书法详略各异，知圣人于成周之盛衰存亡深注意焉。恵王之出之入皆不书者，犹为周讳也，王者无外，不可以出言也。至防王复不能自植，以召狄难，春秋于是始书「天王出居于郑」，不以狩书而以出书，春秋不得为防王讳矣。然犹书出不书入，至悼、敬之出入，春秋始变例而书，曰：「▯景王，王室乱。」自是五六年间，悼、敬、子朝更出迭入，春秋记之不遗，闵周室之倾覆，内难仍作，将无以为国，不得已而遂书也。定六年，敬王再出，春秋不复书，知其无可兴复之望，重为忧叹，非若初年讳而不书矣。
晋侯夷吾卒
惠之入，春秋不书，防之也。文公之入，春秋亦不书，公羊以为为文公讳，其不然欤？齐桓、晋文均有功于中夏，桓之入也不为之讳，文之入何为而独讳？盖书不书皆有微旨存焉。桓之入所以书，为其杀子纠，书以贬之。文之入，位乃其所宜有，然懐公既避位而去，文犹杀之，春秋所恶其在是乎？始纳懐嬴，已为失道，今又杀懐之身，重失道也。不着其入，贬也，非为之讳。或曰：「怀公之立正乎？」曰：「懐公承国于其父厥父，惠公弟也，而先其兄文公以入。春秋不与其入，不宜君者也。今文公之入，晋人受之，自卿大夫以至三军之士，倒戈而逆之，宜为君而遂君之。若懐公者，废之放之而毋杀，不亦可乎？」
二十有五年，春
译秋季七月。
冬天，周襄王出逃居住在郑国。
在此之前，周襄王命令狄人讨伐郑国，狄人侵犯郑国，夺取了栎邑。周襄王感激狄人的恩德，将狄女立为后妃，这就是隗氏。王子带，是惠王后妃所宠爱之人，后妃想要立他为太子，还没来得及就去世了。王子带逃奔到齐国，周襄王让他回国，他与隗氏私通。周襄王废黜了隗氏，王子带因此作乱攻打周襄王，击败了周王的军队。周襄王出逃到郑国，居住在汜地。《谷梁传》说：“天子没有‘出逃’的说法，史书记载‘出’，意味着失去了天下。‘居’，是居住在他所到的地方，虽然失去了天下，但没有人敢占有它。”我认为，王者没有内外之分，这是《春秋》的一条贯穿始终的大原则。王者以四海之内为家，他的出行不称为“出”，而称为“巡狩”，从虞、夏以来就是如此。现在周襄王出逃，《春秋》不记载为“巡狩”，而记载为“出”，这种贬斥是非常严重的。周襄王在内不能整顿自己的家庭，因此招致狄人的祸患，悖逆的弟弟和乱臣犯上作乱、破坏纲纪，周襄王不能制止，失去王位而奔逃，几乎导致亡国，他对宗庙的罪过非常大，说《春秋》没有贬斥他是不可以的。蜀人赵君木讷引用《易经》中“王用出征”、记载“王出郊，天乃反风”等语句，来排斥传注家“天子无外”的说法，他的议论鄙陋浅薄，本来不值得深入辩驳。但他最后说：“叔带是惠王陈妫所爱的人，所以襄王宁愿出逃到郑国来避开他。他的心里认为周文王、周武王的英灵尚未泯灭，诸侯一定会有人来勤王救驾。如果不得已而退位给叔带，他也是文王、武王的子孙，我有什么遗憾呢？对上保存孝心，对下保存悌道，孝悌是王者最高的德行，还要贬斥襄王吗？【以上都是木讷的话】这种说法特别有害于大义，前代学者有时采纳它，我担心它误导后学，忍不住要发表言论。君主的位置，是天位。只有贤德且嫡出的人才能在这个位置上，不贤不嫡，父亲不能把位置传给儿子，兄长难道能把位置传给弟弟吗？何况叔带是王室不成材的子弟，襄王如果厚待同气连枝的亲情，尊贵他的身份是可以的，难道应当授予他权力，作为招致祸乱的阶梯吗？即使认为《左传》所载襄王出逃狄师之事不可信，襄王难道没有失去王位的责任吗？尊为天子，身负祖宗托付的重任，不能防微杜渐以遏制祸乱的根源，导致被悖逆的弟弟和乱臣驱逐，却说叔带也是文王、武王的子孙，想要把王位授予他。天位啊，把它抛弃给不成材的子弟，以危害宗庙社稷，孝悌之道难道是这样的吗？舜不是不爱弟弟象，封他在有庳，也只是让他富贵罢了。天下是帝王授受的天下，舜如果把天下给象，说这是孝、这是悌，舜一定不会这样做。木讷是蜀地的老儒，号称懂得《春秋》，却随意发表高论，特别缺乏阐明，像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初学者千万不要被迷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天王三次出逃：庄公二十年，惠王因为子颓之难出逃居住在郑国，过了一年虢国、郑国迎回周王，他的出逃和回归，《春秋》都没有记载；僖公二十四年，襄王因为叔带之难再次出逃，《春秋》记载“天王出居于郑”，第二年晋侯迎回周王，《春秋》没有记载“王入”；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乱，王猛出逃【悼王，没有正式即位，所以称名】，《春秋》记载“葬景王，王室乱，刘子、单子让王猛居住在皇”，又记载“刘子、单子让王猛进入王城”，那年冬天王猛去世，同母弟弟敬王即位，又因为祸难出逃，《春秋》记载“天王居住在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又记载“天王进入成周，尹氏、召伯、毛伯让王子朝逃奔楚国”。观察天王三次出逃，《春秋》书法的详略各不相同，知道圣人对成周盛衰存亡非常关注。惠王的出逃和回归都没有记载，还是为周王室避讳，王者无外，不可以用“出”来表述。到了襄王再次不能自立，招致狄人的祸难，《春秋》于是开始记载“天王出居于郑”，不记载为“巡狩”而记载为“出”，《春秋》不能再为襄王避讳了。然而还是只记载“出”不记载“入”，到了悼王、敬王的出入，《春秋》才开始改变体例而记载，说：“○景王，王室乱。”从此五六年间，悼王、敬王、子朝交替出入，《春秋》记载得毫不遗漏，哀怜周王室的倾覆，内乱接连发生，几乎无法维持国家，不得已才这样记载。定公六年，敬王再次出逃，《春秋》不再记载，知道没有复兴的希望，深深地忧虑叹息，不像初年那样避讳而不记载了。
晋侯夷吾去世。
惠王回归，《春秋》不记载，是为襄王避讳。文公回归，《春秋》也不记载，《公羊传》认为是为文公避讳，难道不是这样吗？齐桓公、晋文公都对中原有功，桓公回归时不替他避讳，文公回归为什么独独避讳呢？大概记载或不记载都有微言大义存在。桓公回归之所以记载，是因为他杀了子纠，记载是为了贬斥他。文公回归，位置是他应当有的，然而怀公已经避位离开，文公还是杀了他，《春秋》所厌恶的就在这里吗？起初接纳怀嬴，已经是失道，现在又杀了怀公本人，更是严重失道。不记载他的回归，是贬斥，不是为他避讳。有人说：“怀公即位是正当的吗？”回答说：“怀公从他父亲那里继承国家，他的父亲是惠公的弟弟，却先于他的兄长文公回国。《春秋》不认可他的回归，说明他不适宜做君主。现在文公回归，晋国人接受他，从卿大夫到三军将士，都倒戈迎接他，适宜做君主于是让他做君主。至于怀公，废黜他、放逐他而不杀他，不也可以吗？”
二十五年，春天
公羊》曰：「何以名？灭同姓也。」《谷梁》曰：「恶其伐本而灭同姓也，故名。」凡灭国未有名者，灭同姓，如晋之灭虞、灭虢，无道甚矣而不名。惟卫灭邢而名之，诸儒皆未有定论。木讷谓下文书「卫侯燬卒」，此以连文之故，传录之误，而燬字襃贬不在是。愚以此説为然。
夏四月癸酉卫侯燬卒
宋荡伯姬来逆妇
杜氏注：「伯姬，鲁女，为宋大夫荡氏妻，自为其子来逆，称妇，姑存之辞。妇人越竟逆妇非礼，故书。」《谷梁》曰：「妇人既嫁不逾竟。宋荡伯姬来逆妇，非正也。其曰妇，缘姑言之之辞也。」愚谓此书逆妇，未知所逆者，公之女乎？先君之女乎？圣人所以见书法者，以姑逆妇为非礼，而特书以垂戒焉耳。礼有亲迎，妇从夫也。今屈尊者以逆卑者，而亦谓之逆，乱妇姑之分，不可以为训，是故特书以讥之。
宋杀其大夫
谷梁曰：「以其在祖之位而尊之也。」其意谓夫子为其祖讳而不名，此乃鲁国之史，夫子因之以修《春秋》，安得为其私讳？公羊曰：「何以不名？宋三世无大夫，内娶也。」其意谓礼不臣妻之父母，宋三世娶其大夫女，故杀之而不名，尤非通论。案曹人杀大夫而不名，杀者非一人，是以不书，以讥其杀之之滥，其事犹有可考。今宋杀其大夫，左氏无纪载，意者旧史佚其名，《春秋》因之欤？自是而后，宋杀大夫凡三见，皆不名。此及文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杀其大夫；八年宋人杀其大夫司马，宋司城来奔，皆臣下为乱而杀之，不书名，死者众也。《春秋》因旧史而书，不容强为之说。
秋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
二十三年，楚人伐陈，传言讨其贰于宋，遂取焦、夷，城顿而还。至是，《春秋》书「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传注遂谓陈逼逐顿子，楚人纳之。盖纳顿乃围陈之遂事，既围陈，又纳顿，言其不恤民力，一举而治二事，所以讥也。陈，先代之后；顿，楚之与国。楚虐陈而辅顿，是于中国何有？论者以为《春秋》有襃楚，殆不然欤！
葬卫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防卫子莒庆，盟于洮。
去年，宋防公死，诸夏愈无所统一。至是，公与卫子为洮之盟，《春秋》嘉之。莒、鲁本有宿憾【获挐】卫侯为之求成，既盟于洮，明年春又盟于向。鲁不以望国自尊而及莒庆为盟，故莒子复请盟而躬至于防，《春秋》庶防诸侯之复合，是以嘉之。凡诸侯未▯先君而出防，书「子」。今卫成已葬其亲而亦书「子」，先儒谓卫文欲平莒于鲁，未终而薨，故卫子寻父之志，鲁人由此亦修文公之好，此孝子之至感而人情之所笃，故成公虽已▯其亲，犹以未葬自名，经随而书「子」，善之也。此论甚美，有益世教，今备载之。
附见据传，其年春，晋文公以师纳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晋侯朝王，经不书其事。先儒为説不一，前軰有谓：「王出居之后，无有能纳王者，王之还京师，当在城濮郤楚之时。」愚谓晋文纳王，乃创伯之第一事，不容废之，春秋所以不书，必有其故。晋文挟功上僭，请王章不得，而受温、原、攅茅之田，周家土疆所存能防，而文公忍于受之，春秋削其功而不録，其以是故。及救宋败楚，中国赖以再安，然后录之，与齐桓等，于中而犹有责备之意，此《春秋》用法之权衡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防莒子、卫甯速盟于向。齐人侵我西鄙，公追齐师至酅，弗及。
齐人以鲁僖尝援无亏，以兵加鲁，左氏以为讨莒、卫之二盟，二盟于齐孝有何关乎？此齐侯自出，春秋再书齐人，讥其无道，一嵗再用师伐人之国也。追有二：庄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济西，与公之能追戎也；此齐人侵我西鄙，公追齐师至酅，弗及，讥公追之缓而不能及也。谷梁曰：「弗及者，可以及而不敢及也。」
夏齐人伐我北鄙衞人伐齐
春而侵我西鄙，公具文追之，可以及而不能及，愈为齐人所侮，是以又兴北鄙之师。卫之大不及鲁，卫之强不及鲁，今犹能为鲁出师
译《公羊传》说：“为什么称名？因为灭掉同姓国家。”《谷梁传》说：“憎恶它砍伐根本而灭掉同姓国家，所以称名。”凡是灭国没有称名的，都是灭同姓，如晋国灭虞、灭虢，无道到了极点却不称名。只有卫国灭邢国而称名，诸儒对此都没有定论。木讷认为下文记载“卫侯燬卒”，这是因为连文的缘故，传抄时的错误，而“燬”字的褒贬并不在此。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
夏四月癸酉，卫侯燬去世。
宋国荡伯姬来迎娶媳妇。
杜预注：“伯姬，是鲁国的女子，作为宋国大夫荡氏的妻子，亲自为自己的儿子来迎娶，称‘妇’，是姑母还在时的说法。妇人越过国境迎娶媳妇不合礼制，所以史书加以记载。”《谷梁传》说：“妇人出嫁后不越过国境。宋国荡伯姬来迎娶媳妇，不合正道。称‘妇’，是顺着姑母的说法而言。”我认为这里记载迎娶媳妇，不知道所迎娶的是国君的女儿呢，还是先君的女儿呢？圣人之所以在书法上有所体现，是因为姑母迎娶媳妇不合礼制，特意记载下来以垂示警戒罢了。礼制中有亲迎，是妇人跟随丈夫。如今委屈尊贵者去迎接卑贱者，却也称为‘迎’，乱了妇姑的名分，不可以作为典范，所以特意记载以讥讽它。
宋国杀了它的大夫。
《谷梁传》说：“因为他在祖位上而尊重他。”它的意思是孔子为他的祖父避讳而不称名，这是鲁国的史书，孔子依据它来修《春秋》，怎能为了私人的避讳？《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名？宋国三代没有大夫，是因为内部娶亲。”它的意思是礼制不臣服妻子父母，宋国三代娶大夫的女儿，所以杀了而不称名，尤其不是通论。查考曹国人杀大夫而不称名，杀的人不止一个，所以不记载，以讥讽他们杀戮的滥，其事还有可考。现在宋国杀它的大夫，《左传》没有记载，大概是旧史遗漏了名字，《春秋》沿袭它吧？从此以后，宋国杀大夫共三次出现，都不称名。这以及文公七年宋公王臣去世，宋国人杀它的大夫；八年宋国人杀它的大夫司马，宋国司城来投奔，都是臣下作乱而杀他们，不称名，是因为死者众多。《春秋》沿袭旧史而记载，不容强行解释。
秋，楚国人包围陈国，把顿子安顿在顿国。
二十三年，楚国人攻打陈国，传言讨伐它背叛宋国，于是夺取焦、夷，在顿国筑城而返回。到了这时，《春秋》记载“楚国人包围陈国，把顿子安顿在顿国”，传注于是说陈国逼迫驱逐顿子，楚国人安顿他。大概安顿顿子是包围陈国的后续事件，既包围陈国，又安顿顿子，说他不体恤民力，一举而处理两件事，所以讥讽它。陈国，是先代之后；顿国，是楚国的盟国。楚国虐待陈国而辅佐顿国，这对中原国家有什么益处？论者认为《春秋》有褒扬楚国，大概不对吧！
安葬卫文公。
冬十二月癸亥，公在防地会见卫子莒庆，在洮地结盟。
去年，宋防公去世，诸夏更加没有统一。到了这时，公与卫子在洮地结盟，《春秋》嘉许它。莒、鲁本来有旧怨【获挐】，卫侯为他们求和，既在洮地结盟，明年春又在向地结盟。鲁国不以大国自居而和莒庆结盟，所以莒子又请求结盟而亲自到防地，《春秋》希望防止诸侯再次复合，所以嘉许它。凡是诸侯未安葬先君而出防地，书“子”。现在卫成已经安葬亲人却也书“子”，先儒认为卫文想要平定莒国与鲁国的关系，未终而去世，所以卫子继承父亲的志向，鲁人由此也修好卫文公的情谊，这是孝子至深的感动而人情所笃信，所以成公虽然已经安葬亲人，仍以未葬自名，经文随之书“子”，是善之也。此论甚美，有益世教，今备载之。
附见据传，那年春，晋文公率军迎回周王。夏四月丁巳，王进入王城，在温地抓获大叔，在隰城杀了他。晋侯朝见周王，经文不记载此事。先儒说法不一，前辈有说：“王出居之后，没有能迎回王的，王回到京师，应当在城濮退楚之时。”我认为晋文公迎回周王，是开创霸业的第一件事，不容废弃，春秋不记载，必有其原因。晋文公挟功上僭，请求王章不得，而接受温、原、攅茅的田地，周家土疆所存能防，而文公忍心接受，春秋削其功而不录，大概是这个原因。等到救宋败楚，中原赖以再次安定，然后记载它，与齐桓公等同，其中还有责备之意，这是《春秋》用法的权衡。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在防地会见莒子、卫甯速，在向地结盟。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公追击齐军到酅地，没有追上。
齐国人因为鲁僖公曾援助无亏，用兵攻打鲁国，《左传》认为讨伐莒、卫的两次结盟，两次结盟与齐孝公有什么关系？这是齐侯亲自出动，春秋再书齐人，讥讽其无道，一年两次用兵攻打别人的国家。追有两种：庄公十八年夏，公在济西追击戎人，与公能追击戎人；这次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公追击齐军到酅地，没有追上，讥讽公追击迟缓而不能追上。《谷梁传》说：“没有追上，是可以追上而不敢追上。”
夏，齐国人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卫国人攻打齐国。
春天侵犯我国西部边境，公准备文书追击，可以追上而不能追上，更加被齐国人侮辱，所以又兴起北部边境的军队。卫国的大不及鲁国，卫国的强不及鲁国，现在还能替鲁国出兵
以伐齐，而鲁之君臣专事畏缩，国之不竞，良有以也。夫齐与鲁强相若也，当荘公之世，三家未张，国犹有人，齐来侵，覆之长勺；齐宋合，而又来翦之乘丘：三战而再胜，鲁未尝出齐下也。至僖以后，敌至不能御，望风敛郤，求救于强国，苟为自全之计，国无人焉耳。由三家用事，据权要以拒士大夫，贤者无路以进，鲁自是始衰。使僖公不专任季氏，得贤大夫如曹刿者与之谋国，鲁之削岂至是乎？
译（鲁国）去讨伐齐国，而鲁国的君臣专门从事畏缩退让，国家不能竞争，确实是有原因的。齐国与鲁国实力相当，在鲁庄公时代，三家权臣尚未扩张势力，国家还有人才，齐国来侵犯，在长勺之战中将其击败；齐国与宋国联合，又再次来侵犯，在乘丘之战中将其击溃：三次战争两次获胜，鲁国未曾处于齐国之下。到了鲁僖公以后，敌人到来不能抵御，望见敌军旗帜就收敛退却，向强国求救，只求保全自己的计策，这是因为国家没有人才罢了。由于三家权臣掌权，占据重要职位来排斥士大夫，贤能之人没有进身的途径，鲁国从此开始衰落。假如鲁僖公不专门任用季氏，能得到像曹刿那样的贤大夫来共同谋划国事，鲁国的削弱难道会达到这种地步吗？
公子遂如楚乞师
书》“乞师”，讥也。鲁求援于晋凡再，不书“乞师”；今求援于楚而书“乞师”，讥即楚以求苟安也。春秋初年，中国诸侯视楚为异国，鄙之而莫即也。及齐桓既殁，宋防告败，楚盛兵以刼制中国，于是小大毕从，鲁亦预于楚之防，犹曰有所迫而不能自已也。今齐昭小竖子将兵来侵，鲁之力自足以抗之，何至遽乞师于逺，用楚兵以伐与国乎？《春秋》书“乞师”，卑鲁也。嗟夫！《诗》不云乎：「荆舒是惩」，周公所以造周，而鲁之家法也。僖公自即位以来，防楚凡再，今又以小小利害下楚以求苟安，其不为周公、鲁公之羞乎？或曰：「鲁人不自爱重，有求于楚，是固可贬。楚人朝受乞师之请，夕以兵赴之，其不谓之义举乎？」曰：「否。楚之出师，利而为之耳。鲁为中国之望，诸夏所视仪而听倡者也。楚前此窥伺中国，必聘鲁以为之先；及防于盂，使人献捷于鲁，以要公之来防，其欲得鲁，所以致诸侯也。鲁忽以乞援为请，楚人幸其自来，为之出师惟恐或后，彼非有救灾恤患之心，利鲁之来服为诸侯倡耳。《春秋》何取焉？」○乞师有二：望国乞外兵以自救，书“乞师”，卑之也；伯国用诸侯之师，亦书“乞师”，见于晋厉公之世，抑之也。卑之，乃所以激而进之；抑之，乃所以裁而约之，垂法于后焉耳。
秋，楚人灭夔，以夔子归【公羊作傀子】
左传》：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子伐而灭之。诸侯之祀其先祖，具有常典。祝融，楚之始祖；鬻熊，楚之逺祖；熊绎，又其始受封之祖。夔与楚同其所自出，至熊挚别封于夔。熊挚者，乃夔国始受封之祖。夔子当祀熊挚为始祖，祝融、鬻熊非其所当祀矣。楚以不祀为辞，伐而灭之，楚当有灭同姓之罪。故夔子见执而不名，专罪楚也。
冬，楚人伐宋，围缗【谷梁》作围闵】
宋成公忘父之仇，既适楚而与之平矣。及晋文公入，去楚而即晋，遂为楚所伐。或者乃谓宋成不屈于楚，楚憾而伐之，反以左氏为诬，过矣！夫楚之暴，彼谓继齐而伯者无过于宋，必欲翦灭之而后已，夫岂一屈身而可遏其暴乎？臣子复讐之义，有战而死，无苟而生。宋成之通楚，无益于自免，而有害于复仇。使晋文不兴，则宋之为宋，岂不殆哉！
公以楚师伐齐，取谷。公至自伐齐【义见《公子遂如楚乞师】
或曰：「鲁以楚师伐齐，春秋恶之；蔡以呉师伐楚，春秋与之。均乞师于逺而襃贬异，何哉？」曰：「事有近似而不同者，此是也。夫楚之僣王大号，慿陵中国，鲁从而乞师以伐其同盟，义之必不可者也。吴虽僣号，自同于楚，而太伯之后也，与楚人为水火，中国赖焉。蔡以其师伐楚，是为以强国伐乱国，义之犹可行者也。厥后呉去王号，以为黄池之盟，春秋以二伯书，是未可与楚人同其贬斥。故鲁用楚师而贬，蔡用吴师而不讥。」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来朝【义并见下，入杞】
夏六月庚寅，齐侯昭卒【弟潘立，是为昭公】
史记·世家》：「昭卒，弟潘杀嗣子而自立为君。」此簒也，经传皆不书，疑有缺文。
秋八月乙未▯齐孝公
乙巳公子遂帅师入杞
春秋》，正名之书也。其书名、书字、书氏，固褒贬之例。若列国之爵，则命之天子，圣人虽撡笔削之权，必不敢以布衣而当王者黜陟之事也。审然，则是孔子先犯僭王之罪，又何以正人乎？杞之书子，愚窃疑之。杞，二王后，公也。入《春秋》称侯，荘二十七年称伯。或曰纪而非杞，至此又贬而为子。百年之间，凡四贬爵，独于一杞而见之。时王贬之邪？伯主请于周而贬之邪？或书传之殊邪？或如左氏之説，以废礼贬之邪？此经疑也，姑存以俟考。
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十有二月甲戌，公防诸侯，盟于宋。
此楚伐也，而中国诸侯与之俱伐；此楚防也，而中国诸侯皆预于防，列国之耻也。春秋之法，盟主爵而诸侯人者有矣，未有盟主人而诸侯爵者也。人楚子而爵诸侯，不与楚子以主诸夏之盟也，亦以正诸侯
译公子遂前往楚国请求出兵。
《春秋》记载“乞师”，是表示讥讽。鲁国向晋国求援共两次，没有记载“乞师”；如今向楚国求援却记载“乞师”，是讥讽鲁国依附楚国以求苟且偷安。春秋初年，中原诸侯视楚国为蛮夷异类，鄙视它而不愿接近。等到齐桓公死后，宋国在防邑战败，楚国凭借强大的兵力胁迫控制中原，于是大小诸侯全都顺从，鲁国也参与了楚国的盟会，尚可以说是有所胁迫而不能自主。如今齐国那个年幼的国君率军来侵犯，鲁国的力量本足以抵抗，何至于急忙向远方的楚国乞求军队，动用楚国的兵力去讨伐同盟国呢？《春秋》记载“乞师”，是贬低鲁国。唉！《诗经》不也说吗：“惩罚荆舒”，这是周公建立周朝时确立的，也是鲁国的家法。僖公自即位以来，防备楚国共两次，如今又因小小的利害屈从楚国以求苟安，难道不使周公、鲁公感到羞耻吗？有人说：“鲁人不自重，有求于楚国，这固然可以贬斥。但楚人早上接受乞师的请求，晚上就发兵前往，这难道不能称为义举吗？”回答说：“不是的。楚国出兵，是出于私利才这么做的。鲁国是中原的望国，是诸夏各国观察效法并听从号召的对象。楚国此前窥伺中原，必定先聘问鲁国作为先导；等到在盂地结盟时，派人向鲁国献捷，以要挟鲁公前来结盟，它想要得到鲁国，以此来招致诸侯。鲁国忽然以乞求援助为请，楚人庆幸它自来归附，为之出兵唯恐落后，他们并没有救灾恤患之心，只是贪图鲁国来归附以作为诸侯的倡导者罢了。《春秋》对此有什么可取的呢？”○乞师有两种情况：弱国乞求外国军队以自救，记载“乞师”，是贬低它；霸主使用诸侯的军队，也记载“乞师”，见于晋厉公时期，是抑制它。贬低它，是为了激励并促进它；抑制它，是为了裁制并约束它，为后世留下法度罢了。
秋，楚人灭掉夔国，把夔子带回【《公羊传》作傀子】
《左传》说：夔子不祭祀祝融和鬻熊，楚子讨伐并灭掉了它。诸侯祭祀其先祖，都有固定的典制。祝融，是楚国的始祖；鬻熊，是楚国的远祖；熊绎，又是楚国始受封的祖先。夔国与楚国同出一源，到熊挚另封于夔。熊挚，是夔国始受封的祖先。夔子应当祭祀熊挚为始祖，祝融、鬻熊不是他所应当祭祀的。楚国以不祭祀为借口，讨伐并灭掉了它，楚国应当有灭同姓之罪。所以夔子被俘而不称其名，是专罪楚国。
冬，楚人讨伐宋国，包围缗邑【《谷梁传》作围闵】
宋成公忘记了父亲的仇恨，已经前往楚国并与之讲和了。等到晋文公入主中原，宋国离开楚国而依附晋国，于是被楚国讨伐。有人竟说宋成公不屈从于楚国，楚国怨恨而讨伐他，反而认为《左传》是诬蔑，这就错了！楚国的暴虐，它认为继承齐国成为霸主的没有超过宋国的，必定要剪灭宋国而后已，难道宋国一次屈身就能遏制它的暴虐吗？臣子复仇的道义，有战死而无苟且偷生。宋成公与楚国交通，无助于自我免祸，却有害于复仇。假如晋文公不兴起，那么宋国作为宋国，难道不危险吗！
鲁公率领楚国军队讨伐齐国，夺取谷邑。鲁公从伐齐归来【义理见《公子遂如楚乞师》】
有人说：“鲁国用楚国军队讨伐齐国，《春秋》厌恶它；蔡国用吴国军队讨伐楚国，《春秋》赞许它。都是向远方乞求军队而褒贬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事情有近似而不同的，这就是。楚国僭越称王，欺凌中原，鲁国跟随它乞师去讨伐自己的同盟，这在道义上是绝对不可行的。吴国虽然僭越称王，自同于楚国，但它是太伯的后代，与楚国势不两立，中原依赖它。蔡国用它讨伐楚国，这是以强国讨伐乱国，在道义上还是可行的。后来吴国去掉王号，在黄池之盟中，《春秋》以两位霸主记载它，这是不能与楚人同等贬斥的。所以鲁国用楚国军队而受贬，蔡国用吴国军队而不被讥讽。”
二十七年春，杞子来朝见【义理并见下文，入杞】
夏六月庚寅，齐侯昭去世【弟弟潘即位，是为昭公】
《史记·世家》说：“昭公去世，弟弟潘杀死嗣子而自立为君。”这是篡位，经传都没有记载，怀疑有缺漏的文字。
秋八月乙未〇齐孝公
乙巳，公子遂率军进入杞国
《春秋》是正名的书。它记载名、字、氏，本来就有褒贬的体例。至于列国的爵位，是由天子册命的，圣人虽然掌握笔削的权力，必定不敢以布衣之身而承担王者黜陟之事。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孔子先犯了僭越称王的罪，又凭什么去纠正别人呢？杞国记载为“子”，我私下对此有疑问。杞国，是二王之后，爵位应为公。进入《春秋》时称侯，庄公二十七年称伯。有人说这是纪国而非杞国，到这里又贬为子。百年之间，共四次贬爵，唯独在杞国身上见到。是当时的周王贬低它吗？是霸主向周王请求而贬低它吗？还是书传不同呢？还是如《左传》所说，因废礼而贬低它呢？这是经文的疑点，暂且保留以待考证。
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包围宋国。十二月甲戌，鲁公会见诸侯，在宋国结盟。
这是楚国的讨伐，而中原诸侯却跟着一起讨伐；这是楚国的盟会，而中原诸侯都参与了盟会，这是列国的耻辱。《春秋》的法度，盟主有爵位而诸侯称人的情况有过，但没有盟主称人而诸侯有爵位的情况。楚人称人而诸侯称爵，是不给予楚子主持诸夏盟会的资格，也是为了纠正诸侯。
从楚之罪也。虽然，楚始防诸侯伐国，而晋文之伯业兴矣。盖▯败之明年，而文公入于晋；楚围陈之明年，而文公以兵勤王，威声气熖已动于海内。楚之君臣顽冥不灵，犹谓伯功可以力致，遂防诸侯围宋，以为宋亡而海内无复可伯之国，孰知宋围方急，晋救旋至，反以是开文公之伯业乎？呜呼！周室不竞，天开二伯以整齐中原，扑楚人之狂熖，齐桓基之于前，晋文继之于后，天实为之，岂人力所能致哉！○齐之盟，春秋为公讳而不书公；预薄之盟，春秋又为公讳而不书。楚子在防，今宋之盟，不复为公讳矣。以防盟为未足，又从而乞师，公之卑屈于楚者亦甚矣。不为公讳，着僖公不以下楚为耻，其责公深矣。
译这是楚国的罪过。虽然如此，楚国起初在防地防备诸侯讨伐别国，而晋文公的霸业就此兴起了。大概就在防地战败的次年，晋文公便回国即位；楚国围攻陈国的次年，晋文公便率军勤王，威势声威已在天下震动。楚国的君臣愚昧昏庸，仍认为霸业可以凭武力取得，于是防备诸侯围攻宋国，以为宋国灭亡后，天下便不再有能称霸的国家，哪里知道宋国被围正急，晋国的救兵随即赶到，反而借此开启了晋文公的霸业呢？唉！周王室衰微无力，上天兴起两位霸主来整顿中原，扑灭楚人的狂妄气焰，齐桓公在前奠基，晋文公在后继承，这确实是天意，岂是人力所能达到的！防地的盟会，《春秋》为鲁公避讳而不记载鲁公；参与薄地的盟会，《春秋》又为鲁公避讳而不记载。楚子在防地，如今宋地的盟会，不再为鲁公避讳了。因为防地的盟会还觉得不够，又进而向楚国乞求军队，鲁公对楚国的卑屈也太过分了。不为鲁公避讳，是表明僖公不以屈从楚国为耻，《春秋》对鲁公的责备很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