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详説卷二十一
而不名，内外不二君也。及剽死而衎入，夫然后名衎，所以结正其失国之罪。剽既死，则无嫌于二君矣。
译却不称其名，是因为内外不承认有两个君主。等到剽死了而衎进入国都，这才称衎的名，用来明确他失去国家的罪责。剽既然已经死了，就不存在两个君主的嫌疑了。
楚屈建帅师灭舒鸠【舒巳见僖三年，宣八年】
舒鸠去楚而从呉从之，正也。楚不能制呉而残暴小国以逞其败衂之憾，《春秋》不与也。是故国虽小，而必着其亡，以声楚人灭国之罪。
冬郑公孙夏帅师伐陈
陈叛而从楚，几年于兹，晋人置而不问，曰：「鞭之长，不及马腹也。」郑自比岁爲政者，皆国之良，一岁再出师伐陈，克捷有功，《春秋》之书之，襃也。郑与陈始皆从楚，今郑既自拔归晋，又能伐陈以挠楚，《春秋》所以襃也。
十有二月，呉子遏伐楚，门于巢，卒【公作谒，诸樊也】
刘氏谓「呉子入人之境而不假道，以此死，乃畏厌溺之类」，其义非是。谷梁曰：「以伐楚之事，门于巢卒。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见以伐楚卒也。」得《春秋》书法之旨。愚谓呉太伯之后，非楚比也，以僭王而外之。自寿梦以来，知尊中国，预于夏盟，与楚爲敌。今以伐楚之故，门于巢卒，《春秋》録其死事，变常法而书，爲其以攘楚而死也。巢与楚御呉而戕之，巢可罪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夘，衞甯喜弑其君剽。
或曰：「衞甯殖、孙林父逐其君而立剽，逆也。今殖之子喜杀剽而复其君于位，尚足以盖前人之愆，而《春秋》名喜爲弑，何哉？」曰：「据传，殖自知逐君之爲非，临死命其子以纳君而掩已之恶。彼其心曰：『衎，吾之君也；剽者，吾之所立，簒也。我立之，我不得而废之。汝爲我废之，而纳吾君焉，则吾死目瞑矣。』而不知此事，在他人爲之则顺而易，在甯氏爲之则逆而难。盖立之以爲君，事之以爲君，又从而害之，此所以爲不可。而喜也，又以利心临之，此所以不能盖其父愆，而身反陷于大恶，而《春秋》以弑君书矣。稽之传，喜受命于父之临终五六年矣。及是，衞君入于夷仪，使人语喜，啗之以利，其言曰：『苟得返国，政由甯氏，祭则寡人。』于是喜攻孙林父，杀剽而纳衞君。喜事剽五六年，一闻子鲜之饵，跃然而从之，此岂纯乎爲义、忠其君而成父之志者哉？亦爲利而已矣。以利而纳旧君，以利而杀所事之君，不曰弑可乎？」然则将何如而可？曰：「汉去古未逺，儒者犹明于《春秋》之义。霍光立昌邑王而事之矣，及其废之也，委曲安全，曰：『无使我负杀主名于天下。』盖当时明经大儒共定防者爲之深思，光不能及此也。南宋徐羡之、谢晦废营阳王，未及杀之，遂陷于弑君之罪，此后世之事有类于古者也。故衎之入、剽之废，乃事理之当然。当废剽而归之京师可也，不可杀也，则爲弑矣。」曰：「甯喜所以自处者，则将若何？」曰：「衎既复于位，喜辞国政而勿预，避权逺势，阖门终其身。如是，可以成父志而免取大恶之名，亦无后日之祸矣。」
衞孙林父入于戚以叛
或曰：「宋鱼石入于彭城，不书『入于彭城以叛』；晋栾盈入于曲沃，不书『入于曲沃以叛』，而孙林父乃以叛书，何哉？」曰：「《春秋》用法，未有不原其初者也。鱼石本无罪，华元陷之；栾盈本无罪，士匄陷之。故圣人原其初非有叛意，特不书叛，示华元、士匄爲祸之首也。若孙林父，则叛之者也。以一朝之忿，称兵犯上，逐其君于外十有二年。甯殖之子喜纳君而逐林父，喜丽于弑，林父丽于叛。《春秋》比而诛之，惟其公也。」
甲午衞侯衎复归于衞
谷梁曰：「日归，见知弑也。」范甯曰：「衎实与弑，故録日以见之。」谷所言犹未甚失，甯以与弑爲言，则大误，不得不正之。衞衎，君也；剽，臣也，簒国贼也。衎入而剽诛，正也，衎之所得爲也。春秋坐甯喜以弑，以父子既事之爲君而又杀之，在喜则爲弑，非谓衞衎不得戮剽也。以爲与弑，是人君不得而诛簒贼，岂不误之甚哉！盖春秋于国君之奔，多不名之，及其反国而后以名书，所以正其失国之罪，如僖二十八年衞侯郑、曹伯襄之反国，是其例也。衞衎之奔，不得爲无过，而非有大过，故其出不名。今而归结，正其罪名而复之，春秋书法大率如此。
译楚国屈建率领军队灭掉舒鸠国【舒国已在僖公三年、宣公八年提及】。
舒鸠国背离楚国而依附吴国，这是合乎正道的。楚国不能制服吴国，却残暴地欺凌小国以发泄其战败的怨恨，《春秋》不赞同这种行为。因此，虽然舒鸠国很小，但《春秋》必定记载其灭亡，以声讨楚国人灭国的罪过。
冬天，郑国公孙夏率领军队讨伐陈国。
陈国背叛晋国而依附楚国，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几年了，晋国人置之不问，说：“鞭子虽然长，却打不到马肚子。”郑国近年来的执政者，都是国家的贤良之士，一年中两次出兵讨伐陈国，取得胜利并建立功勋，《春秋》记载此事，是褒奖郑国。郑国和陈国起初都依附楚国，如今郑国既然自己摆脱楚国回归晋国，又能讨伐陈国以牵制楚国，这就是《春秋》褒奖郑国的原因。
十二月，吴国君主遏讨伐楚国，攻打巢国城门时去世【《公羊传》作“谒”，即诸樊】。
刘氏认为“吴国君主进入他国边境而不借道，因此而死，这属于畏惧厌溺之类”，这种解释是不对的。《谷梁传》说：“因为讨伐楚国的事，攻打巢国城门时去世。诸侯在生前不称名，这里取去世时的名字加在‘伐楚’之上，表明他是因伐楚而死。”这符合《春秋》书法的宗旨。我认为吴太伯的后代，不能与楚国相比，因为楚国僭越称王而被《春秋》视为外邦。自从寿梦以来，吴国知道尊重中原，参与夏盟，与楚国为敌。如今吴君因为伐楚的缘故，攻打巢国城门时去世，《春秋》记录他的死事，改变常规写法而记载，是因为他为了抵御楚国而死。巢国与楚国一起抵御吴国并杀害了他，巢国有罪。
鲁襄公二十六年，春季，周历二月，辛夘日，卫国宁喜弑杀其君剽。
有人说：“卫国宁殖、孙林父驱逐国君而拥立剽，这是悖逆的。如今宁殖的儿子宁喜杀死剽而让原来的国君复位，这还足以掩盖前人的过错，而《春秋》却称宁喜为‘弑’，为什么呢？”回答说：“根据《左传》，宁殖自知驱逐国君是错误的，临终前命令他的儿子迎回国君以掩盖自己的罪恶。他心里想：‘衎是我的国君；剽是我拥立的，属于篡位。我拥立了他，我不能废黜他。你替我废黜他，而迎回我的国君，那么我死也就瞑目了。’但他不知道这件事，如果是别人来做则顺理成章且容易，由宁氏来做则悖逆且困难。因为拥立他作为国君，侍奉他作为国君，却又进而杀害他，这就是不可行的原因。而宁喜又以利欲之心对待此事，这就是他不能掩盖父亲的过错，反而自身陷入大恶，所以《春秋》以‘弑君’记载的原因。查考《左传》，宁喜接受父亲临终遗命已有五六年了。到了这时，卫国国君进入夷仪，派人告诉宁喜，用利益引诱他，说：‘如果能返回国内，政权由宁氏掌握，祭祀则由我负责。’于是宁喜攻打孙林父，杀死剽而迎回卫国国君。宁喜侍奉剽已有五六年，一听到子鲜的诱饵，就欣然顺从，这难道是纯粹为了道义、忠于国君并成全父亲志向的吗？也不过是为了利益罢了。为了利益而迎回旧君，为了利益而杀害所侍奉的国君，不称为‘弑’可以吗？”那么怎样做才可以呢？回答说：“汉代距离古代不远，儒者还明白《春秋》的大义。霍光拥立昌邑王并侍奉他，等到废黜他时，曲折周全地保全他，说：‘不要让我背负杀主的罪名于天下。’这是当时精通经学的大儒共同制定的防范措施，霍光还达不到这个境界。南宋徐羡之、谢晦废黜营阳王，还没来得及杀他，就陷入了弑君的罪名，这是后世类似古代的事情。所以衎回国、剽被废黜，是事理上应当的。当时应当废黜剽并将他送回京师，不可以杀他，杀他就是弑君了。”问：“宁喜自我处分的做法，将会怎样呢？”回答说：“衎既然复位，宁喜辞去国政而不参与，避开权势，闭门终身。这样，可以成全父亲的志向而避免承担大恶的名声，也没有日后的祸患了。”
卫国孙林父进入戚地以叛乱。
有人说：“宋国鱼石进入彭城，不记载‘进入彭城以叛乱’；晋国栾盈进入曲沃，不记载‘进入曲沃以叛乱’，而孙林父却记载‘以叛乱’，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的运用法则，没有不推究其初衷的。鱼石本来无罪，是华元陷害他；栾盈本来无罪，是士匄陷害他。所以圣人推究他们起初没有叛乱的意思，特意不记载‘叛’，以示华元、士匄是祸乱的祸首。至于孙林父，则是叛乱的人。因为一时的愤怒，起兵犯上，将国君驱逐在外十二年。宁殖的儿子宁喜迎回国君而驱逐孙林父，宁喜牵涉到弑君，孙林父牵涉到叛乱。《春秋》将他们并列加以谴责，是因为公正。”
甲午日，卫国国君衎返回卫国。
《谷梁传》说：“记载日期而归国，表明知道有弑君之事。”范甯说：“衎实际上参与了弑君，所以记载日期以显示这一点。”谷梁的说法还算没有大错，范甯说参与弑君，那就大错了，不得不纠正。卫国衎是国君；剽是臣子，是篡国的贼人。衎回国而剽被诛杀，这是正当的，是衎有权做的。《春秋》判定宁喜犯有弑君之罪，是因为父子既已侍奉剽为国君却又杀了他，对宁喜来说是弑君，并不是说卫国衎不可以诛杀剽。如果认为衎参与弑君，那就是说国君不可以诛杀篡贼，这岂不是错得厉害吗！《春秋》对于国君的出奔，大多不称其名，等到他返回国内后才称其名，用来纠正他失去国家的罪过，如僖公二十八年卫国国君郑、曹国国君襄返回国内，就是这样的例子。卫国衎出奔，不能说没有过错，但也没有大过错，所以他出奔时不称其名。如今他回国，纠正他的罪名并让他复位，《春秋》书法大体如此。
夏晋侯使荀呉来聘
孙林父据戚以叛，晋人以兵戍之，党叛臣也。衞人伐戚，杀晋戍三百人。晋不知自反，乃会诸侯，谋有讨于衞侯。荀呉来召公。当晋平之世，强臣僭横，倒行逆施，卒以此失诸侯。此本范匄之罪，是时赵武爲政而不能反之，亦懵矣。
公防晋人、郑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渊。
左传》：公防晋赵武、宋向戌、郑良霄、曹人于澶渊，以讨衞疆戚田，取衞西鄙懿氏六十以与孙氏。呜呼！晋平之爲此会，率天下之人臣，使之尽叛其君者也。霸者无他职事，以主张名分而爲职。晋自悼公，务以声音笑貌而谄诸侯之大夫，奬大夫而伉其君，而上陵下替之祸几徧于中原，而晋亦坐受其弊矣。孙林父作乱逐君，人谓悼公必将讨而戮之，乃反列于会，而爲之定簒君之位，衞献流落在外十有二年，而晋莫之恤也。今剽死，献复入，谓晋平必将召林父而戮之，以盖厥考辅簒之愧，乃更受贼臣之谮，而摧辱其君，止献公，囚甯喜，取卫田以益林父。吁！平固甚愚，亦何利而爲此？由晋之诸臣各爲其私计，羽翼诸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爲乱，以爲彼等剖分晋国之地，而其主不悟，良可喟也。悼犹然，而况于平之愚乎？是会也，诸侯各怀愤嫉，防者仅四国之大夫，惟鲁公爲季氏所驱而出。《春秋》书：「公防晋人、郑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渊。」晋卿不名，而郑良霄独以名书，卑晋之用事者，贬之也。宋向戌不名，据传以其后至。吁！晋所爲无道若此，其能久而不亡乎？魏斯、赵籍、韩防三分晋国，悼与平实有以啓之耳。
秋，宋公杀其世子痤【才禾切】
晋献之戕其子，独与骊姬谋之耳。宋平虽宠芮弃，本无杀痤之心，而弃也内连宦寺，外结大臣，共造谗而杀之，吁可畏哉！而芮弃之宠爱、向戍之权任不爲之衰，更立弃之子爲太子，此人道之大变。春秋谨而识之曰：「宋公杀其世子痤。」公谷所谓目其君以着其恶者也。传者谓痤美而狠，佐恶而婉。婉者巧于自结，狠者疎于自谋，佐日以亲，痤日以疎，以至于死。故居近君之地者，自处爲难。隋炀所以倾勇，其事似之。勇则痤也，杨素则左师向戌也。独孤后恶其子，杨素从而陷之。及隋文疾革乃悟，则已无及，身死人手，爲天下笑，由明不足以察奸，内外相煽而爲谗故也。
晋人执衞甯喜
据传晋人执甯喜，以其杀晋戍之在戚者，甚矣晋之不能自反也！夫戚，衞叛臣盗窃以居，晋当爲衞讨而夷之，乃反戍之以兵，党叛臣而伉其君，何以爲盟主？衞人之杀晋戍，宜也。乃以是仇其君，以及其臣，盖甯喜可执，坐林父之诉而执之，则悖也。是时赵武爲政，叔向爲之谋，晋无一事可称，二子者崇虚誉而无实，亦何益于人国乎？
八月壬午许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陈侯伐郑
葬许灵公
许灵公如楚，请伐郑，卒于楚。楚子爲之防陈、蔡伐郑，师还，乃葬许灵公。楚之求诸侯亦勤矣，是以卒得志于中夏，而晋平昬庸不君，惟诸大夫之所欲爲，晋其替矣。《春秋》书「许男卒」、「楚伐郑」、「葬许灵公」，以警晋也。读《春秋》者谨之。
二十有七年，春，齐侯使庆封来聘【景公也】
齐灵、庄以狠暴相继，鲁北鄙受兵，几无宁岁。今景公立，不待鲁使至，而庆封实来，齐鲁自是始通，好贤君所爲固与庸人异。《春秋》书以美之。景公者，灵公子，其母鲁女。
夏，叔孙豹会晋赵武、楚屈建、蔡公孙归生、衞石恶、陈孔奂、郑良霄、许人、曹人于宋。
宋向戍善于楚令尹子木，又善于晋赵武，欲弭诸侯之兵，告于晋、楚、齐、秦，而爲此会。其名则善矣，而未知所以爲弭兵之说也。宋牼以秦、楚搆兵，欲告之以不利，使皆罢兵，而孟子所以语之者，则有仁义而已矣。今向戍弭兵，与宋牼罢兵，事有相类者，谓弭兵爲非，不可也；而所以弭兵者，则未得其说。强楚之势，自是而愈张，夫岂中国之利哉！盖征伐，天子事也。晋楚及其与国，虽有内外之辨，而皆天子之建国也。向戍而欲弭兵，
译夏，晋平公派荀吴来鲁国聘问。
孙林父占据戚地叛乱，晋国人派军队驻守在那里，这是偏袒叛臣。卫国攻打戚地，杀死了三百名晋国戍卒。晋国不自我反省，反而召集诸侯，谋划讨伐卫侯。荀吴来召见鲁公。在晋平公的时代，权臣僭越横行，倒行逆施，最终因此失去了诸侯的拥护。这本来是范匄的罪过，当时赵武执政却不能纠正他，也太糊涂了。
鲁公在澶渊与晋国人、郑国的良霄、宋国人、曹国人相会。
《左传》记载：鲁公在澶渊与晋国的赵武、宋国的向戌、郑国的良霄、曹国人相会，以讨伐卫国侵占戚地田产的事，夺取卫国西部边境懿氏的六十个邑给孙氏。唉！晋平公举行这次会盟，率领天下的臣子，使他们全都背叛了自己的君主。霸主没有别的职事，以维护名分为职事。晋国自从悼公开始，致力于用声音笑貌来谄媚诸侯的大夫，奖赏大夫而轻视他们的君主，导致上凌下替的祸患几乎遍布中原，而晋国也坐受其弊。孙林父作乱驱逐君主，人们以为悼公一定会讨伐并诛杀他，结果悼公反而让他与会，并为他确定了篡位君主的地位；卫献公流落在外十二年，晋国却不加体恤。如今卫剽死了，卫献公重新回国，人们以为晋平公一定会召见孙林父并诛杀他，以掩盖他父亲辅佐篡位的愧疚，结果晋平公反而听信贼臣的谗言，摧残侮辱卫君，阻止卫献公，囚禁甯喜，夺取卫国的田产来增加孙林父的势力。唉！晋平公固然非常愚蠢，他这样做有什么利益呢？由于晋国的各位大臣各自为私利打算，庇护诸侯的大夫，使他们相继作乱，以便瓜分晋国的土地，而他们的君主却不醒悟，实在令人叹息。悼公尚且如此，何况晋平公的愚蠢呢？这次会盟，诸侯各自怀着愤恨嫉妒，与会的仅有四国的大夫，只有鲁公是被季氏驱使而出。《春秋》记载：“公防晋人、郑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渊。”晋国卿大夫不称名，而郑国的良霄独以名书，这是轻视晋国当权者，贬斥他们。宋国的向戌不称名，据传是因为他后到。唉！晋国行为无道到这种地步，怎能长久而不灭亡呢？魏斯、赵籍、韩虔三分晋国，悼公与平公实际上开启了这一端。
秋，宋平公杀了他的世子痤【音才禾】
晋献公杀害他的儿子，只是和骊姬谋划罢了。宋平公虽然宠爱公子弃，本无杀痤之心，而公子弃在内勾结宦官，在外结交大臣，共同制造谗言而杀死了痤，唉，真可怕啊！而公子弃的宠爱、向戌的权位并没有因此衰落，反而立公子弃的儿子为太子，这是人伦大道的大变。《春秋》谨慎地记载说：“宋公杀其世子痤。”这是《公羊传》、《谷梁传》所说的指明其君以彰显其恶。传文说痤美好而狠戾，佐美好而婉顺。婉顺者善于自我结纳，狠戾者疏于自我谋划，佐日益亲近，痤日益疏远，以至于死。所以处在接近君主地位的人，自我处身很难。隋炀帝之所以倾覆，事情与此相似。勇就是痤，杨素就是左师向戌。独孤皇后厌恶她的儿子，杨素从而陷害他。等到隋文帝病重时才醒悟，却已来不及，身死人手，被天下人嘲笑，这是因为明察不足以洞察奸邪，内外互相煽动而制造谗言的缘故。
晋人拘捕了卫国的甯喜
据传晋人拘捕甯喜，是因为他杀了在戚地的晋国戍卒，晋国不能自我反省到了极点！戚地是卫国叛臣盗窃占据的，晋国应当为卫国讨伐并平定它，反而派兵驻守，偏袒叛臣而轻视其君，凭什么做盟主？卫国人杀死晋国戍卒，是适宜的。却因此仇视其君，并波及到其臣，大概甯喜可以拘捕，但只是因为孙林父的诉状而拘捕他，就是悖理了。当时赵武执政，叔向为他出谋划策，晋国没有一件事值得称道，这两个人崇尚虚誉而无实效，对国家和人民又有什么益处呢？
八月壬午，许男甯死在楚国
冬，楚子、蔡侯、陈侯攻打郑国
安葬许灵公
许灵公到楚国，请求攻打郑国，死在楚国。楚子为他召集陈、蔡攻打郑国，军队返回后，才安葬许灵公。楚国谋求诸侯的勤谨，因此最终在中夏得志，而晋平公昏庸不像君主，只任由各位大夫随心所欲，晋国就要衰落了。《春秋》记载“许男卒”、“楚伐郑”、“葬许灵公”，以警示晋国。读《春秋》的人要谨慎对待。
二十有七年，春，齐景公派庆封来聘问【齐景公】
齐灵公、齐庄公以狠暴相继，鲁国北部边境遭受兵祸，几乎没有安宁的岁月。如今景公即位，不等鲁国使者到来，庆封就来了，齐鲁从此开始通好，贤君所为本来与庸人不同。《春秋》记载以赞美他。景公是灵公的儿子，他的母亲是鲁国女子。
夏，叔孙豹在宋国会合晋国的赵武、楚国的屈建、蔡国的公孙归生、卫国的石恶、陈国的孔奂、郑国的良霄、许国人、曹国人。
宋国的向戌善于结交楚国令尹子木，又善于结交晋国的赵武，想要平息诸侯的战争，告知晋、楚、齐、秦，而举行这次会盟。他的名义是好的，但不知道用来平息战争的道理。宋牼因为秦、楚构兵，想要告诉他们不利，使他们都罢兵，而孟子用来告诉他的话，只有仁义罢了。如今向戌平息战争，与宋牼罢兵，事情有相似之处，说平息战争不对，是不可以的；但用来平息战争的方法，却没有得其要领。强楚的势力，从此更加嚣张，这难道是中原的利益吗？大概征伐，是天子的职事。晋楚及其与国，虽然有内外之别，但都是天子建立的诸侯国。向戌想要平息战争，
当先禀命京师，已而驰告晋楚，俾各率其与国，朝王而受命焉，盟于王庭。自今以往，有罪当讨，王命之讨而后讨；强暴内侵，王使之伐而后伐。一如周家盛时之制，夫如是，兵庶可弭矣。今徒以弭兵爲说，俾晋楚之从交相见，而中国诸侯一朝爲楚人役，而天下乃有二霸，赵武、向戌岂非中国之罪人乎？或曰：「如子之说，晋人犹知有尊王之义，其如楚之弗率何？」曰：「楚自用兵以来，令尹死者三四人，内困于呉，外困于晋，其力已惫矣。徒以耻出晋下，是以日寻干戈而不得息。今使之听命于王，而南北罢兵，亦楚国之福，彼胡爲而不从？不从则奉王命以临之，我则有辞矣。是之谓弭兵之说【余义又见豹及诸侯大夫盟】
译应当先向京师禀报请示，随后迅速告知晋国和楚国，使他们各自率领盟国，朝见周王并接受命令，在王庭结盟。从今以后，若有罪当讨伐，必须周王下令讨伐而后才去讨伐；若有强暴势力入侵，必须周王派使征伐而后才去征伐。完全依照周朝鼎盛时期的制度，如果这样，战争或许可以平息了。如今却只以平息战争为说辞，让晋楚两国的随从互相见面，致使中原诸侯一下子沦为楚国的奴仆，天下于是出现了两个霸主，赵武、向戌难道不是中原的罪人吗？有人问：“按照你的说法，晋国人尚且知道尊崇周王的道义，那对于楚国不遵从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楚国自从用兵以来，令尹死了三四个，对内受困于吴国，对外受困于晋国，它的国力已经疲惫了。只是因为耻于屈居晋国之下，所以天天寻找借口发动战争而不能停息。现在让它听命于周王，南北双方罢兵休战，这也是楚国的福气，它为什么不肯顺从呢？如果不顺从，就奉周王的命令去讨伐它，我们便有了正当理由。这就叫做平息战争的主张【其余含义又见于豹及诸侯大夫盟】
衞杀其大夫甯喜
剽，簒君者也，他人可杀，而甯喜尝事之以爲君，不得杀也，故书弑以正其罪。喜，纳君者也，他人可杀，而衞献因之以入，不得杀也，故称国以杀，不去其官，累上故也。或曰：「子谓鲁定公当诛季氏，以正其逐君之罪，今乃云甯喜非衞献之所可杀，何欤？」曰：「事不同也。昭公，鲁君，爲季氏所逐，死于外。定公立，能不以季氏爲恩已，讨而诛之，正也。若剽者，衞之簒君，而非君也。献公则衞君也。衞君命其臣诛簒贼，既诛之而旋杀之，是谓失信，是谓食言，其可行乎？但甯氏既事剽爲君，又从而杀之，当坐弑君之罪，非衞献所可杀也。」
衞侯之弟鱄出奔晋
鱄，衞献之母弟也。衞献非鱄不得返国，今甫奠于位而不能安鱄之身，衞献之不友甚矣。书衞侯之弟，讥不友也。或曰：「鱄之奔是乎否邪？」曰：「鱄始衔其君兄之命，与甯喜固许之以专衞国之政，今以其专而杀之，在衞献爲食言。鱄自以失信于死者，逃其兄而去之，此古烈士之风，故《春秋》録之。书曰：『衞侯之弟鱄出奔晋。』《谷梁》乃曰：『鱄，喜之徒，与人之臣谋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前以爲弑，此以爲谋弑，传者释义不精，乃至于此。鱄以君命谕喜使诛剽，所诛者簒国之贼，而鱄则忠于其君者也，何谋弑之有哉？《春秋》以喜事剽爲君而又杀之，所以正君臣之分，名之曰弑，于鱄何有哉？」
秋七月辛巳，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
胡氏曰：「此一地也，曷爲再言宋？书之重，辞之复，其中必有大美恶存焉。是会，楚屈建请晋、楚之从交相见。自是中国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会，蛮方之君、簒弑之贼，大合十有一国之众，而用齐桓召陵之礼。圣人哀人伦之灭，伤中国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会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贬也。胡氏之说善矣。」愚谓中国之于荆楚，有内外之分，此帝王之治，亦《春秋》之法也。今诸侯来集，楚人遽求爲长，赵武畏其盛兵衷甲，苟求无事，遂长楚人。《春秋》爲中国惜，故先晋，夫岂与晋之能让哉！况防盟于中国之境，而荆楚长之，无内外之分，乱先王之制，啓戎心而召后患，赵武、叔向无以辞其责也。书「诸侯之大夫」，无盟主也。或曰：「两不相下，遂不爲之盟，其可乎？」曰：「前固言之矣，晋当率诸侯朝王，盟于天子之庭，晋、楚俱不得长，所谓公天下而与之盟，楚尚复何辞？」《谷梁》乃谓自是列国诸侯无侵伐者八年，《春秋》善之，诸儒或从其说，愚窃惑焉。晋君臣怀一时之晏安，分霸权以逊于楚，楚人蓄锐伺隙，大逞于后，当防之世凡我同盟之君俱被其毒，晋坐视莫如之何，由宋盟故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无冰
夏衞石恶出奔晋
邾子来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孙羯如晋
冬齐庆封来奔
庆封，崔杼之党也。杼既弑庄公，而崔、庆共爲政，其必预于弑矣。去年杼以家难而死，庆封当国，其权任可谓专矣。而庄公之幸臣曰卢蒲癸、王何者，乃共谋讨之，杀其子庆舎。庆封田而归，战弗克，遂来奔。齐人乃出崔杼之尸而戮之，改葬庄公。庄公之死也，幸臣与之俱死者十人。今爲之讨贼，亦幸臣也。身爲国君，以幸臣爲羽翼，庄固可鄙矣。而卿大夫无能爲君讨贼复雠者，而幸臣乃能之，亦卿大夫之耻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义并见下《公在楚》、《公至自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灵王也，景王立】
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
杜注是月无乙未日，胡文定曰：「甲寅至乙未，相去四十二日，则闰月之騐也。然不以闰书，见丧服之不数闰。齐景公葬书闰月，则明杀恩之非礼也。」范甯谓闰承前月而受其余日，故书闰月之日系前月之下，乃史册之常体，其说亦可通。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如晋，或逾年而返，或厯时而返，或岁首在外，春秋惟书「公出」、「公至」，而不书「公在」。今而
译卫国杀了大夫宁喜。
剽是篡位的国君，别人可以杀他，但宁喜曾经侍奉他把他当作国君，所以不能杀他，因此《春秋》记载为“弑”，以纠正他的罪行。宁喜是迎立国君的人，别人可以杀他，但卫献公依靠他得以回国，所以不能杀他，因此记载为“卫国杀”，不除去他的官职，这是连累上级的缘故。有人问：“您说鲁定公应当诛杀季氏，以纠正他驱逐国君的罪行，现在却说宁喜不是卫献公所能杀的，为什么呢？”回答说：“事情不同。昭公是鲁国的国君，被季氏驱逐，死在外国。定公即位，能不把季氏当作对自己有恩的人，讨伐并诛杀他，这是正确的。至于剽，是卫国的篡位者，并不是国君。献公则是卫国的国君。卫国国君命令他的臣子诛杀篡位的贼人，诛杀之后又反过来杀了臣子，这叫失信，这叫食言，这能行吗？只是宁氏既然侍奉剽为国君，又进而杀了他，应当判处弑君的罪名，不是卫献公所能杀的。”
卫国国君的弟弟鱄出逃到晋国。
鱄是卫献公的同母弟弟。卫献公如果没有鱄就不能返回国家，现在刚安定在位上却不能保全鱄的性命，卫献公的不友爱太严重了。记载“卫国国君的弟弟”，是讥讽他不友爱。有人问：“鱄的出逃是对还是错呢？”回答说：“鱄起初秉承国君哥哥的命令，与宁喜约定让他专掌卫国政事，现在因为他专权而杀了他，在卫献公方面是食言。鱄自己认为对死者失信，逃避他的哥哥而离开，这是古代烈士的风范，所以《春秋》记录这件事。记载说：‘卫国国君的弟弟鱄出逃到晋国。’《谷梁传》却说：‘鱄是宁喜的同伙，与别人的臣子谋划弑杀国君，这也是弑君的人。’前面认为是弑君，这里认为是谋划弑君，传文解释义理不精，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鱄奉国君的命令告知宁喜让他诛杀剽，所诛杀的是篡夺国家的贼人，而鱄却是忠于他的国君的人，有什么谋划弑君的呢？《春秋》因为宁喜侍奉剽为国君却又杀了他，所以以正君臣的名分，称他为弑君，这与鱄有什么关系呢？”
秋天七月辛巳日，豹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
胡氏说：“这是同一个地方，为什么再次提到宋国？记载的重复，言辞的反复，其中一定存在极大的善恶。这次会盟，楚国屈建请求晋国、楚国的追随者互相会见。从此以后，中原诸侯向南朝见楚国。到了申地的会盟，蛮夷之地的国君、篡位弑君的贼人，大规模集合十一个国家的军队，却使用齐桓公在召陵的礼仪。圣人哀叹人伦灭绝，伤痛中原的衰败，而这件事是从宋国的结盟开始的。所以会盟在同一地点却再次提到宋国，是贬斥的意思。胡氏的说法很好。”我认为中原对于荆楚，有内外的分别，这是帝王的治理，也是《春秋》的法度。现在诸侯前来聚集，楚人急忙谋求成为霸主，赵武畏惧他们盛大的军队和暗藏的甲兵，只求没有事端，于是让楚人成为霸主。《春秋》为中原惋惜，所以把晋国放在前面，难道是与晋国能够谦让吗！况且在中原境内防备结盟，却让荆楚成为霸主，没有内外的分别，扰乱先王的制度，开启戎狄的野心而招致后患，赵武、叔向无法推卸责任。记载“诸侯的大夫”，是没有盟主的意思。有人问：“双方互不相让，于是就不结盟，可以吗？”回答说：“前面已经说过了，晋国应当率领诸侯朝见天子，在天子的朝廷结盟，晋国、楚国都不能成为霸主，所谓公正地对待天下并与之结盟，楚国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谷梁传》却说从此各国诸侯八年没有侵伐，《春秋》认为这是好的，许多儒生跟随这种说法，我私下感到困惑。晋国君臣贪图一时的安宁，把霸权让给楚国，楚人积蓄锐气伺机而动，后来大肆逞凶，在防地结盟时所有我的同盟国君都遭受其毒害，晋国坐视不管无可奈何，这都是因为宋国结盟的缘故。
冬天十二月乙亥日初一，发生日食。
二十八年春天没有结冰。
夏天卫国石恶出逃到晋国。
邾子来朝见。
秋天八月举行大雩祭。
仲孙羯前往晋国。
冬天齐国庆封来投奔。
庆封是崔杼的同党。崔杼已经弑杀庄公，崔氏、庆氏共同执政，他必定参与了弑君。去年崔杼因家难而死，庆封主持国政，他的权力可谓专断。而庄公的宠臣卢蒲癸、王何，却共同谋划讨伐他，杀了他的儿子庆舍。庆封打猎回来，战斗失败，于是来投奔。齐国人于是抬出崔杼的尸体并斩杀他，改葬庄公。庄公死的时候，宠臣与他一起死去的有十人。现在为他讨伐贼人，也是宠臣。身为国君，以宠臣为羽翼，庄公固然可鄙。而卿大夫不能为国君讨伐贼人报仇，而宠臣却能做到，这也是卿大夫的耻辱。
十一月，公前往楚国【义理并见下文《公在楚》、《公至自楚》】
十二月甲寅日，天王驾崩【是周灵王，周景王即位】
乙未日，楚子昭去世【是楚康王】
杜预注这个月没有乙未日，胡文定说：“甲寅到乙未，相隔四十二天，这是闰月的证据。但不记载闰月，表明丧服制度不计算闰月。齐景公下葬记载闰月，则明显是减杀恩情不合礼制。”范甯认为闰月承接前月而承受剩余的日子，所以记载闰月的日子系于前月之下，这是史册的常规体例，他的说法也可以讲通。
二十九年春天周王正月，公在楚国。
夏天五月，公从楚国回来。
公前往晋国，有的过了一年才返回，有的经历了一段时间才返回，有的在岁首还在外面，《春秋》只记载“公出”、“公至”，而不记载“公在”。现在
书「公在楚」，此《春秋》书法之一变也。或者以「公在楚」与「干侯」书法相类，曰：「以季氏取卞之故，公危不得入，故书。」愚谓「公在干侯」，以内外言也；「公在楚」，几于辱在泥涂矣。向戌售其邪说，屈中国而伸荆楚，俾中国诸侯相率而朝于楚。公如楚，复爲强暴所侮辱，久乃得归，《春秋》所爲大戚，是以特书「公在楚」，闵中国诸侯之爲荆楚屈也。公如晋，遇岁首，不书「公在晋」；今公如楚，遇岁首，必书「公在楚」，外楚也。蛮荆朝内，理之常也；中国诸侯旅朝于蛮，反常也。《春秋》于事之反常者，每变例而特书，此类是也。
译《春秋》记载“公在楚”，这是《春秋》笔法的一种变化。有人将“公在楚”与“公在干侯”的笔法相类比，说：“因为季氏夺取卞地的缘故，鲁公处境危殆无法回国，所以这样记载。”我认为，“公在干侯”，是从内外关系而言的；而“公在楚”，几乎等同于受辱于泥涂之中了。向戌推行他的邪说，压制中原而伸张荆楚，致使中原诸侯相继朝拜楚国。鲁公前往楚国，又遭受强暴的侮辱，过了很久才得以回国，这是《春秋》极为哀痛的事情，因此特意记载“公在楚”，以怜悯中原诸侯向荆楚屈服。鲁公前往晋国，遇到岁首，不记载“公在晋”；如今鲁公前往楚国，遇到岁首，必定记载“公在楚”，这是为了排斥楚国。蛮夷荆楚朝见中原，是常理；中原诸侯纷纷朝见蛮夷，则是反常。《春秋》对于反常的事情，往往改变惯例而特意记载，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庚午衞侯衎卒
阍弑呉子余祭
谷梁曰：「阍，门者也，寺人也。不称名姓，阍不得齐于人；不称其君，阍不得君其君。礼，君不使无耻，不近刑人。举至贱而加之呉子，呉子近刑人也。」《左传》以爲越俘之典门者弑之，《春秋》所以书，言祸生于所忽也。愚观呉之诸君，易而无体，往往以此蹈祸。遏卒于巢，犹曰以戎事故。余祭死于阍，僚死于专诸，直死于刑人、刺客之手。《春秋》之书之，良以垂戒示后焉可。
仲孙羯会晋荀盈、齐高止、宋华定、衞世叔仪、郑公孙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城杞，贬也。以已事而僭王事，是以贬。事有闗乎中国、系乎王室，如城虎牢、城成周之类，公也；事有闗乎救灾恤患，如城邢、城縁陵、城楚丘之类，亦公也。若是者，合诸侯而城之，夫谁曰不然？今晋平爲其母家城杞，事之私者也，乃以烦诸侯，是以已事而僭王事，其在文、武、成、康之世，则诛矣。平王不抚其民人，逺戍母家，《诗》犹有刺，而况区区霸国，劳诸侯以城母家者乎？《春秋》之书之，贬也。
晋侯使士鞅来聘
杞子来盟【义见桓二年滕子来朝】
杞，二王后，自入《春秋》，爵屡升降，或伯或侯或子。《左传》以爲恶无礼故贬之，《谷梁》则以爲时王之所黜。诸儒有以爲《春秋》所贬者，有以爲简册传録之误者。误固有之，何独见于杞之一国乎？或曰：「是岁晋以其私亲合诸侯而城杞，《春秋》贬晋，亦贬杞也。不能自治其国而借力于女子之从人者，是固可鄙。」然当时诸侯之罪更有大于此者，何独杞一国屡见升黜乎？姑阙疑。
吴子使札来聘
公羊曰：「呉无君无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贤季子也。何贤乎季子？让国也。」谷梁曰：「呉称子，何也？善其能使延陵季子，故进之也。」诸儒爲说不同，谷得之。荆人来聘，楚人使宜申来献捷，《春秋》皆从君臣同辞之例。久而后书使椒，君臣俱见。今呉使始至于我，而书君书大夫，爲其能使贤，故贵之耳。胡文定乃以爲札者呉之公子，不称公子，贬也！让国而生乱，札爲之，故因其聘贬之以示法。胡公此论，非所以施之季子，亦非所以论《春秋》也。季子非位居嫡长矫激而辞位者，其兄弟四人，季子爲季，三兄更相让，次第君呉。诸樊已死，夷末之子皆有得国之心，季子避而去之，尚太伯之风，《春秋》何贬焉？世沦俗斁，中国礼义所自出，而臣弑其君，子簒其父，下陵其上，不夺不餍，而季子独以让国闻。圣人嘉其爲中国而来，将使簒君之贼、僭上之人观感而内愧，必不以让而少之。胡公持论太偏，恐爲后来惑，不得不辨。木讷又谓楚椒、吴札皆以窥觇中国而来，舛抑又甚矣。椒何如人，而可与季子同日语乎？季子让国之贤，古今之所同仰，圣人尝大书以表其墓，是岂窥觇中国之人乎？或曰：「不书公子，何哉？」曰：「呉使始通中国，即用君臣俱见之例许之至矣。不称公子，不书大夫，正所以着其高让之节，奚贬焉？楚椒、秦术之例，不与此同。」
秋九月葬衞献公
齐高止出奔北燕
据《左传》齐公孙虿、公孙灶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书曰「出奔」，罪高止也。许氏谓：「大夫而放于君可也，臣放大夫是无君也，不可以训，故以出奔书。」许氏之义正。
冬仲孙羯如晋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防罢来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左传》：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谷梁》曰：「不日者，子夺父政也。」又按何休注《公羊》亦曰：「不日者，爲中国隐痛，有子弑父之祸，故不忍言其日。」愚谓楚商、蔡般皆负覆载所不容之恶，《春秋》书之，防即所以正其大戮，有不待贬斥而见者，日不日非诛斥之所存，有不必论矣。嗟夫！般之恶、景之祸，其积习有自来矣。人莫不有义理之心，去逆効顺者，所谓义理之心，夫人所同也。蔡与陈、郑本皆诸夏之与国，中间爲楚所迫，叛而从楚，去来无
译庚午日，卫侯衎去世。
守门人弑杀吴子余祭。
《谷梁传》说：“阍，是守门的人，也是内侍。不称其名姓，是因为阍的地位低下，不能与常人同等看待；不称其君主，是因为阍不能以君主为君主。按照礼制，君主不任用无耻之人，不亲近受过刑罚的人。吴子把地位最卑贱的人加在自己身上，说明吴子亲近受过刑罚的人。”《左传》认为是越国俘虏中负责守门的人弑杀了他，《春秋》之所以记载这件事，是说祸患产生于被忽视的地方。我观察吴国的各位君主，轻率而没有法度，往往因此招致祸患。遏死于巢，还可以说是因为军事事务。余祭死于守门人之手，僚死于专诸之手，直死于受过刑罚的人和刺客之手。《春秋》记载这些事，确实是为了垂示警戒给后人，这是可以的。
仲孙羯会同晋国的荀盈、齐国的高止、宋国的华定、卫国的世叔仪、郑国的公孙段、曹国人、莒国人、滕国人、薛国人、小邾国人为杞国筑城。
为杞国筑城，是贬斥。因为把私事当作王事来做，所以加以贬斥。事情关系到中原各国、牵涉到王室，像筑虎牢城、筑成周城之类，是公义；事情关系到救灾恤患，像筑邢城、筑缘陵城、筑楚丘城之类，也是公义。像这样的情况，会合诸侯来筑城，谁会说不对呢？现在晋平公为了他的母家为杞国筑城，这是私事，却以此烦劳诸侯，这是把私事当作王事来做，如果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代，就会被诛杀了。平王不安抚他的百姓，却去远方戍守母家，《诗经》尚且有讽刺，何况区区霸国，劳烦诸侯为母家筑城呢？《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贬斥。
晋侯派士鞅来聘问。
杞子来结盟【义理见桓公二年滕子来朝】
杞，是两位先王的后裔，自从进入《春秋》记载以来，爵位屡次升降，有时是伯，有时是侯，有时是子。《左传》认为是因为厌恶无礼所以贬低它，《谷梁传》则认为是当时周王所废黜的。各位儒者有的认为是《春秋》所贬斥的，有的认为是简册传抄的错误。错误固然有，为什么唯独在杞国这一国出现呢？有人说：“这一年晋国为了私亲会合诸侯为杞国筑城，《春秋》贬斥晋国，也贬斥杞国。不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却借助于跟随丈夫的女子（指晋平公之母）的力量，这本来就可鄙。”然而当时诸侯的罪过更有比这大的，为什么唯独杞国屡次见到升降废黜呢？暂且存疑。
吴子派札来聘问。
《公羊传》说：“吴国没有君没有大夫，这里为什么有君有大夫？是因为季子贤德。为什么认为季子贤德？因为他让国。”《谷梁传》说：“吴国称子，为什么呢？是赞许他能任用延陵季子，所以提升他的地位。”各位儒者的说法不同，《谷梁传》的说法是正确的。荆人来聘问，楚国人派宜申来献捷，《春秋》都遵循君臣同辞的例子。很久之后才记载派椒，君臣都出现。现在吴国使者初次来到我国，就记载君和大夫，是因为他能任用贤人，所以尊重他。胡文定却认为札是吴国的公子，不称公子，是贬斥！让国却导致动乱，是札造成的，所以借他聘问的机会贬斥他以示法度。胡公的这个论断，不是用来对待季子的，也不是用来评论《春秋》的。季子不是位居嫡长却矫激辞位的人，他的兄弟四人，季子是最小的，三个哥哥互相推让，依次做吴国君主。诸樊已经死了，夷末的儿子都有得到国家的心，季子避开而离开，还保留着太伯的风范，《春秋》有什么可贬斥的？世道沦丧，风俗败坏，中原礼义所从出的地方，却出现臣弑君、子篡父、下级凌驾上级、不夺取不满足的情况，而季子唯独以让国闻名。圣人嘉许他为中原而来，将使篡位的贼人、僭越上位的人观感而内心惭愧，必定不会因为让国而轻视他。胡公持论太偏，恐怕会迷惑后来的人，不得不辩驳。木讷又说楚椒、吴札都是来窥探中原的，错谬更加严重了。椒是什么样的人，怎么能和季子同日而语呢？季子让国的贤德，古今所共同敬仰，圣人曾经大书特书以表彰他的墓，这难道是窥探中原的人吗？有人说：“不记载公子，为什么呢？”回答说：“吴国使者初次通好中原，就用君臣都出现的例子允许他，这已经足够了。不称公子，不书大夫，正是为了彰显他高尚谦让的节操，有什么贬斥呢？楚椒、秦术的例子，不与此相同。”
秋九月，安葬卫献公。
齐国的高止出逃到北燕。
根据《左传》，齐国的公孙虿、公孙灶放逐他们的大夫高止到北燕，记载说“出奔”，是归罪于高止。许氏说：“大夫被君主放逐是可以的，臣子放逐大夫是无君的表现，不可以作为训诫，所以用‘出奔’来记载。”许氏的道理正确。
冬，仲孙羯前往晋国。
三十年春，周历正月，楚子派防罢来聘问。
夏四月，蔡国世子般弑杀他的君主固。
《左传》：蔡景侯为太子般娶了楚国的女子，两人私通，太子弑杀了景侯。《谷梁传》说：“不记载日期，是因为儿子夺取了父亲的政权。”又按何休注《公羊传》也说：“不记载日期，是因为为中原隐痛，有子弑父的祸患，所以不忍心说出日期。”我认为楚商、蔡般都背负着天地所不容的罪恶，《春秋》记载他们，防止就是用来正其大戮，有不待贬斥而可见的，记不记日期不是诛斥的关键，有不必论的了。唉！般的恶、景的祸，其积习是有来源的。人没有不具有义理之心的，去逆效顺的，就是所谓的义理之心，这是人人相同的。蔡与陈、郑本来都是诸夏的盟国，中间被楚国所迫，叛离而跟随楚国，去来无
常。惟蔡自厥貉之会，甘于从楚，去而不复者七十余年，其习于楚久矣。般之逆，殆爲商臣所染，其积习盖有自来。赵主父始变服，而终有子祸，人莫大乎反常，反常其祸不旋踵而立至，此理之必然，又何怪乎？
译常态。只有蔡国自从在厥貉之会之后，甘心顺从楚国，离开后不再回归已有七十多年，它习惯于楚国的影响已经很久了。般的不顺从，大概是被商臣所沾染，这种积习大概由来已久。赵主父开始改变服饰，最终却遭遇儿子的祸患，人没有比违背常理更大的了，违背常理，灾祸不会等到转身就立刻到来，这是事理必然如此，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五月甲午，宋灾，宋伯姬卒【公谷无下宋字】
谷梁曰：「取卒之日，加之灾上，见其以灾卒也。妇人以贞爲行，伯姬之妇道尽矣，详着其事，贤伯姬也。」愚案：伯姬，宋共公之夫人，宋平公母也。以鲁成八年归于宋，至是垂四十年，盖亦老矣。当火灾之作，必待傅姆而后避，恪守妇节，以逮于死，先儒以爲女中之伯夷，其清风劲节，足以风厉千古，春秋是以表而出之，书宋灾，宋伯姬卒。然宋平身爲国君，其母以逮火而死，何以逭不孝之罪？愚观春秋书法，于宋平有深责焉。
天王杀其弟佞夫，王子瑖奔晋【奔例已见成十二年】
杀世子母弟，而直书其君者，甚之也。陈止斋曰：「凡王杀不书，庄王杀周公黒肩、敬王杀召伯盈、尹固之类是也。虽王世子不书，惠王杀子頽是也。甚者母弟亦不书，襄王杀母弟带是也。必杀无罪而后书。」于是灵王崩，景王立，儋括作乱，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也。尹氏、刘氏杀佞夫，括奔晋。传曰：「天王杀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木讷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书弟，段不弟也，则诛段爲重，郑伯爲轻。今天王杀佞夫，书弟，则非佞夫之不弟，过在兄也。」此二说皆得经意。王子瑕奔晋，不言出奔，自周无外也【义已见成十六年周公出奔晋】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公羊曰：「其称諡何？贤之也。」左传杜注则曰：「从夫諡也。」盖以宋其公之故，谓夫人从其夫諡耳。春秋之世，夫人皆有諡，伯姬独从其夫，犹古也。传谓国君之丧，大夫吊，卿葬；夫人之丧，士吊，大夫葬。以此命卿爲过礼，盖鲁人高共姬之节，其礼视旧爲优耳。
郑良霄出奔许，自许入于郑，郑人杀良霄。
诸侯之大夫奔而复，复而作乱于其国中，如宋之鱼石、晋之栾盈及此郑良霄，春秋之书之，非特责乱者，盖责其国君与其执政之臣实有以召乱焉耳。鱼石之祸，罪在华元；栾盈之祸，罪在范匄父子。良霄之事，虽非执政有以激之，而执政者不善处事，亦有责焉。良霄固有沈湎之罪，而公孙黒辄以私怒伐而焚之、逐之，黒之罪当诛，奚疑？子产畏驷罕之强，略无所问，遂使伯有自讨之，及驷氏战于国中以死。春秋书之，责郑国之无政也，于良霄乎何诛？及昭二年，黒又爲乱，以争室之故，几欲兵其从兄。由郑国无政，使无忌惮至此，此子产之责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春秋之义，君弑贼不讨而不书葬者，以爲复雠臣子之责，必复雠而后可葬也。君弑贼不讨而书葬者，无臣无子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臣子亲爲逆，则无臣子之可责也。鲁隐不书葬，犹望鲁之臣子起而讨贼也。鲁桓书葬，则子非其子，臣非其臣，无与任讨贼之事者。故蔡景之弑，子弑之也。子弑父而自立爲君，无子也，无臣也。而蔡复事于楚，中国诸侯莫有过而问焉者，则贼终无可讨之日。春秋于是始以葬书，与鲁桓书葬之例实相似。弑而葬，亦所以讨也。
晋人、齐人、宋人、衞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防于澶渊，宋灾故。
刘氏传防，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晋人与诸侯十二国之大夫防于澶渊，凡爲宋灾故，谋之也。曰：「更宋之所丧，虽死者不可复生，其财复矣。」非务也。何言乎非务？蔡侯弑其君而不谋，宋灾而谋之，微矣。又曰：「灾虽诸侯之所当救，然一时之变，一国之祸也，非所爲天下忧。彼弑君者，臣弑君也，子弑父也，如是则大乱也，虽有粟，吾得食诸？」此论伟矣，刘氏始发之。自入春秋，防而书所以爲防之故，惟桓二年鲁齐陈郑会于稷，书以成宋乱，及此防于澶渊，书宋灾故，贬之之深而明着其事，此出于圣人之特笔，非因旧史而书者也。则将奚贬？曰：责晋也。晋爲盟主，视天下有弑君者，从而掩覆之；有逐君者，从而羽翼之。由悼迄平，妄尸霸权，不复以主张风敎爲事。今蔡般亲弑其父，罪大恶极，中国所未尝有也，乃亦置而不问。以宋灾故，勤十二国之大夫以爲此会，舎人伦之大
译五月甲午日，宋国发生火灾，宋伯姬去世【《公羊传》《谷梁传》在下文没有“宋”字】。
《谷梁传》说：“选取伯姬去世的日子，加在火灾的记载之上，表明她是因火灾而死的。妇女以贞节为行为准则，伯姬的妇道已经尽到了，详细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表彰伯姬的贤德。”我按：伯姬是宋共公的夫人，宋平公的母亲。她在鲁成公八年嫁到宋国，到现在将近四十年，大概也已年老。当火灾发生时，她一定要等待傅姆（保姆）随后才躲避，恪守妇节，以至于被火烧死，先代儒者将她视为女子中的伯夷，她的清高风骨和坚贞节操，足以激励千古，《春秋》因此表彰并记载了这件事，写下“宋灾，宋伯姬卒”。然而宋平公身为国君，他的母亲因等待保姆而被火烧死，他凭什么逃避不孝的罪名？我观察《春秋》的书法，对宋平公有深深的责备。
周天子杀死了他的弟弟佞夫，王子瑕逃奔到晋国【“奔”的体例已在成公十二年见过】。
杀死了世子的弟弟，却直接记载国君的名字，是为了表示谴责。陈止斋说：“凡是天子杀人都不记载，庄王杀周公黑肩、敬王杀召伯盈、尹固之类就是这样。即使是王世子也不记载，惠王杀子颓就是这样。更严重的，连同母弟弟也不记载，襄王杀同母弟弟带就是这样。一定要杀无罪的人才会记载。”于是灵王去世，景王即位，儋括作乱，想要立王子佞夫，佞夫并不知道这件事。尹氏、刘氏杀死了佞夫，儋括逃奔到晋国。《左传》说：“周天子杀他的弟弟佞夫，罪责在周天子。”木讷说：“郑伯在鄢地打败段，段不记载为‘弟’，是因为段不像弟弟，那么诛杀段是重点，郑伯是次要的。现在周天子杀佞夫，记载为‘弟’，那就不是佞夫不像弟弟，过错在兄长身上。”这两种说法都符合经义。王子瑕逃奔到晋国，不说是“出奔”，是因为周王室没有外臣【义理已在成公十六年周公出奔晋国时见过】。
秋七月，叔弓前往宋国参加宋共姬的葬礼。
《公羊传》说：“为什么称谥号？是因为认为她贤德。”《左传》杜预注则说：“是跟随丈夫的谥号。”大概因为宋共公的缘故，说夫人跟随丈夫的谥号。春秋时代，夫人都有谥号，伯姬唯独跟随丈夫，还保留着古制。《左传》说国君的丧事，大夫吊唁，卿参加葬礼；夫人的丧事，士吊唁，大夫参加葬礼。以此命令卿参加葬礼是超过礼制的，大概是鲁国人推崇共姬的节操，她的礼仪比旧制更为优厚罢了。
郑国的良霄逃奔到许国，又从许国进入郑国，郑国人杀死了良霄。
诸侯的大夫逃奔后又回来，回来后在其国内作乱，如宋国的鱼石、晋国的栾盈以及这里的郑国良霄，《春秋》记载这些事，不仅仅是责备作乱的人，大概是因为责备他们的国君和执政大臣实际上有招致祸乱的原因。鱼石的祸患，罪责在华元；栾盈的祸患，罪责在范匄父子。良霄的事情，虽然不是执政大臣有意激怒他，但执政大臣不善处理事务，也有责任。良霄固然有沉湎酒色的罪过，但公孙黑竟然因私愤攻打并焚烧他的房屋、驱逐他，公孙黑的罪当诛，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子产畏惧驷氏、罕氏的强大，几乎不过问，于是让伯有自行讨伐，导致驷氏在国都内交战而死。《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责备郑国没有政治秩序，对良霄有什么可诛责的呢？到了昭公二年，公孙黑又作乱，因为争夺房屋的原因，几乎要出兵攻打他的堂兄。由于郑国没有政治秩序，使得人无所顾忌到这种地步，这是子产的责任。
冬十月，安葬蔡景公。
《春秋》的义理，国君被杀而贼人未被讨伐却不记载葬礼的，是因为认为复仇是臣子的责任，必须复仇后才能安葬。国君被杀而贼人未被讨伐却记载葬礼的，是因为没有臣子和儿子。臣子杀国君，儿子杀父亲，臣子亲自犯下逆罪，就没有可责备的臣子了。鲁隐公不记载葬礼，还是希望鲁国的臣子起来讨伐贼人。鲁桓公记载葬礼，是因为儿子不是他的儿子，臣子不是他的臣子，没有人承担讨伐贼人的事。所以蔡景公的被杀，是儿子杀了他。儿子杀父亲而自立为国君，没有儿子，也没有臣子。而蔡国又侍奉楚国，中原诸侯没有过问的，那么贼人最终没有可讨伐的日子。《春秋》于是开始记载葬礼，与鲁桓公记载葬礼的体例确实相似。被杀后安葬，也是一种讨伐。
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在澶渊会盟，是因为宋国火灾的缘故。
刘氏解释“防”（会盟），没有说明其目的。这里说明其目的是什么？晋人与诸侯十二国的大夫在澶渊会盟，都是因为宋国火灾的缘故，商议此事。说：“补偿宋国所损失的，虽然死者不能复生，但财物可以恢复。”这不是急务。为什么说不是急务？蔡侯杀他的国君却不商议，宋国火灾却商议，太轻微了。又说：“火灾虽然是诸侯应当救助的，但这是一时的变故，一国的祸患，不是天下所忧虑的。那些杀国君的人，是臣杀君，子杀父，这样就会大乱，即使有粮食，我们能吃吗？”这个议论很伟大，刘氏首先阐发它。自从进入春秋时期，会盟而记载会盟的原因，只有桓公二年鲁、齐、陈、郑在稷地会盟，记载为“成宋乱”，以及这次在澶渊会盟，记载“宋灾故”，贬斥之深而明确记载其事，这是出于圣人的特笔，不是沿袭旧史而记载的。那么将贬斥谁呢？说：责备晋国。晋国作为盟主，看到天下有杀国君的人，就掩盖包庇；有驱逐国君的人，就庇护支持。从悼公到平公，妄自占据霸权，不再以主持风化教化作为事务。现在蔡般亲手杀他的父亲，罪大恶极，中原未曾有过，却也不加过问。因为宋国火灾的缘故，劳苦十二国的大夫举行这次会盟，舍弃人伦的大
变，治天灾之常事，此春秋所爲深责，特书宋灾故，夷晋大夫与诸侯之大夫一以人书，贬之深矣。或曰：「蔡属于楚，其非中国诸侯之责乎？」曰：「蔡，诸姬也，安可与荒逺小国从于楚者同日语乎？晋人能仗大义而讨蔡，亦足以愧楚而服中国诸侯之心。舎此不爲，乃使楚防，特爲异日灭蔡之兵端，晋君臣愚无知亦甚矣。」
译灾变，是治理天灾的常事，这是《春秋》之所以深加责备、特意记载宋国灾情的原因。夷狄与晋国的大夫，以及诸侯的大夫，一律以“人”的身份来记载，这是极深的贬斥。有人问：“蔡国依附于楚国，难道不是中原诸侯的责任吗？”回答说：“蔡国是姬姓诸侯，怎么可以和那些荒远小国追随楚国的人相提并论呢？晋国人能够秉持大义讨伐蔡国，也足以使楚国感到羞愧，并使中原诸侯之心信服。舍弃这样做，反而让楚国防备，特意成为日后灭蔡的战争开端，晋国的君臣愚昧无知也太过分了。”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先是，公朝于楚，好其宫，及归，以爲范而作之。至是，殁于楚宫。杜氏云：「不居先君之正寝，而安于所乐，失其所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传》以爲过毁而卒，不薨，不地，不书葬，未逾年之君也。
己亥仲孙羯卒【孟孝伯】
冬十月滕子来会葬
或曰：「诸侯之丧，诸侯防之，礼欤？」曰：「诸侯防诸侯之葬，此周衰之变礼，鲁尝行此于齐、晋者也。今滕子来会，而《春秋》书之，讥也。鲁君未尝防天王之葬，而滕子来会鲁葬，滕之来、鲁之受，皆有贬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义已见文十八年】
春秋书莒弑君者二。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左传以爲莒纪公生太子仆，又生季佗，爱季佗而出仆，且多行无礼于国，仆因国人以弑纪公。愚不能无疑，既辨之于前矣。此书莒人弑其君密州，左传亦以爲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舆，既立展舆，又废之，犂比公虐，国人患之，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如左传所纪，二大恶俱在莒，窃观春秋书法，必不然也。岂非二事适相类，讹以传讹，史氏记録之未审欤？楚商、蔡般之爲逆，春秋直着其罪，曷尝归过其父，遂隐弑贼之名而不书乎？左传乃云：「书莒人之弑其君，罪之有在也。」置其子之大恶，归过于其父，春秋必不然。盖犂比公虐，国人作乱而弑之，展舆既废于父，见立于国人，故有以弑之罪而加之者。使展舆能讨贼于既立之后，庶乎可以逃此名矣。赵氏谓其文当曰：「展舆因国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后来传写之误，以之字爲以字，其亦有见于此乎？
春秋集传详説卷二十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传详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説》卷二十三宋家铉翁撰
昭公一【名裯，襄公子，母齐归。周景王四年立，是歳晋平十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入春秋即位以正者四君，文、成、襄、哀也，皆继先君而立，承国于父。昭公乃子野之弟，母齐归，乃子野母敬归之娣。季氏越次而立之，鲁大夫穆叔谓：「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子野非嫡夫人之子，不当立其娣子。季氏不从，则襄公诸子盖有年长而当立者，季氏利昭公之幼弱而立耳。隐公之立，正也，先儒犹以爲内无所承，上不禀命，故《春秋》不书即位。今子野死，昭公越次而立，内无所承，上不禀命者也，《春秋》何犹书即位乎？尝窃观圣人之微旨，昭公所以特书即位者，正季氏逐君之罪也。季氏窃鲁国之柄，犯上作乱，渐至不制，昭公起而诛之，此人君之所得爲。事不克济，殒身于外，嗣子复爲贼臣所摈，不得有国。《春秋》若不书即位，无以明君臣之分，而正乱贼之戮。故于昭公特书即位，爲其有讨乱之心，与夫爲大夫所立而俛首屏气受制于贼臣者，不可同日而语矣。此书即位之变例，盖昭公之立，与文、成、襄、哀异矣。
叔孙豹会晋赵武、楚公子围、齐国弱、宋向戌、卫齐恶、陈公子招、蔡公孙归生、郑罕虎、许人、曹人于虢【义已见襄二十七年会盟于宋】
宋之盟、虢之会，夷之利而非中国福也，愚前已论之。因木讷所评，有云：「赵武爲宋盟而弭天下之兵，诸侯安之，于是复率诸侯之大夫而爲天下之利甚大，故春秋襃之。」吁，误矣！木讷每以利害而谈《春秋》，愚恐爲后人之惑，不容己于言也。夫夷夏有常分，中国之尊，不与夷狄对峙并存于宇宙之内也。帝王盛时事不复可谈，于衰世自入春秋以来百七十年，楚僻居南服，虽崛强自大，而不得与晋齿也。中国诸侯依盟主以自存，其有屈于夷者，暂也，非其常也。宋向戌持弭兵之说以内交于二国，辞曰弭兵，始谋未尝欲驱中国诸侯而爲楚役也。赵武不明内外之分，苟偷目前之安，于宋之盟，首紊常经，倒置冠履，俾晋楚之与国交相见，而中国诸侯宋、鲁、郑、衞，咸北面于夷楚之庭，爲辱实大。其甚悖义者，始以弭兵而合晋楚
译鲁襄公三十有一年，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六月辛巳日，鲁襄公在楚宫去世。
在此之前，鲁襄公朝见楚国，喜欢楚国的宫殿，等到回国后，便以楚宫为范本建造了它。到了这时，鲁襄公死在楚宫。杜预说：“不居住在先君的正寝，却安于自己所喜欢的地方，这是失其所。”
秋季九月癸巳日，公子野去世。
《左传》认为是因为过度哀毁而死，所以不称“薨”，不记载地点，不记载葬礼，因为他是在位未满一年的国君。
己亥日，仲孙羯去世【孟孝伯】。
冬季十月，滕子前来参加葬礼。
有人问：“诸侯的丧事，其他诸侯前来参加葬礼，符合礼制吗？”回答说：“诸侯参加其他诸侯的葬礼，这是周王室衰微后的变礼，鲁国曾经在齐国、晋国实行过这种做法。现在滕子前来参加葬礼，而《春秋》记载此事，是表示讥讽。鲁国国君未曾参加过周天王的葬礼，而滕子却来参加鲁国的葬礼，滕子前来、鲁国接受，双方都有贬义。”
癸酉日，安葬我们的国君襄公。
十一月，莒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密州【义理已在文公十八年提及】。
《春秋》记载莒国弑君的事件有两次。文公十八年莒国杀死了他们的国君庶其，《左传》认为是莒纪公生了太子仆，又生了季佗，喜爱季佗而废黜了仆，并且在国内多有无礼的行为，仆于是依靠国人杀死了纪公。我对此不能没有疑问，前面已经辨析过了。这里记载莒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密州，《左传》也认为是莒犂比公生了去疾和展舆，已经立了展舆，又废黜了他，犂比公暴虐，国人苦不堪言，展舆于是依靠国人攻打莒子并杀死了他。如果按照《左传》所记载的，这两次大恶都在莒国，我私下观察《春秋》的书法，必定不是这样。难道不是这两件事恰好相似，以讹传讹，史官记录得不审慎吗？楚国商臣、蔡国般犯下逆罪，《春秋》直接揭露他们的罪行，何曾将过错归咎于他们的父亲，从而隐藏弑君贼人的名字而不记载呢？《左传》却说：“记载莒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是因为罪责在于其父。”置其子的大恶于不顾，将过错归咎于其父，《春秋》必定不会这样。大概是因为犂比公暴虐，国人作乱而杀死了他，展舆既被父亲废黜，又被国人拥立，所以有人将弑君的罪名加在他身上。假如展舆能在即位之后讨伐贼人，或许还可以逃避这个罪名。赵氏认为其文字应当是：“展舆依靠国人攻打莒子并杀死了他，于是即位。”而后来传抄时的错误，将“之”字误写为“以”字，他对此也有所察觉吗？
《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传详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三 宋 家铉翁 撰
昭公一【名裯，襄公之子，母亲是齐归。周景王四年即位，这一年是晋平公十七年】
元年春季，周历正月，鲁昭公即位。
进入《春秋》记载即位以正名分的有四位国君，即文公、成公、襄公、哀公，都是继承先君而立，从父亲那里承继国家。昭公是子野的弟弟，母亲齐归，是子野母亲敬归的妹妹。季氏越序立他为君，鲁国大夫穆叔说：“太子死了，有同母的弟弟就立他，没有就立年长的。”子野不是嫡夫人之子，不应当立他妹妹的儿子。季氏不听从，那么襄公的儿子中大概有年长而应当即位的人，季氏是利用昭公年幼体弱而立他。隐公的即位，是正当的，先儒还认为他内部没有承继关系，向上没有禀受命令，所以《春秋》不记载即位。现在子野死了，昭公越序即位，内部没有承继关系，向上没有禀受命令，《春秋》为什么还记载即位呢？我曾经私下观察圣人的微言大义，昭公之所以特别记载即位，正是为了揭示季氏驱逐国君的罪过。季氏窃取鲁国的权柄，犯上作乱，逐渐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昭公起来诛杀他，这是国君所应当做的。事情没有成功，死在外面，继承人又被贼臣排斥，不能拥有国家。《春秋》如果不记载即位，就无法明确君臣的名分，而正定乱贼的杀戮。所以在昭公这里特别记载即位，因为他有讨伐乱贼的心志，与那些被大夫拥立而低头屏气受制于贼臣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这是记载即位的变例，大概昭公的即位，与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不同。
叔孙豹与晋国的赵武、楚国的公子围、齐国的国弱、宋国的向戌、卫国的齐恶、陈国的公子招、蔡国的公孙归生、郑国的罕虎、许国人、曹国人在虢地会盟【义理已在襄公二十七年会盟于宋提及】。
宋国的盟会、虢地的会盟，是夷狄的利益而不是中原的福气，我之前已经论述过了。因为木讷的评论，有人说：“赵武为了宋国的盟会而平息天下的战争，诸侯安居乐业，于是又率领诸侯的大夫为天下谋利，利益很大，所以《春秋》褒扬他。”唉，错了！木讷常常以利害来谈论《春秋》，我担心会让后人迷惑，忍不住要说几句。夷夏有固定的分别，中原的尊贵，不与夷狄对峙并存于宇宙之内。帝王盛世的事情不再可谈，在衰世自从进入《春秋》以来的一百七十年间，楚国僻居南方，虽然强悍自大，但不能与晋国并列。中原诸侯依靠盟主来生存，那些屈服于夷狄的，是暂时的，不是常态。宋国的向戌持弭兵之说在内部交好两国，言辞说是弭兵，起初谋划时未曾想要驱使中原诸侯成为楚国的奴役。赵武不明内外之分，苟且偷安眼前的和平，在宋国的盟会上，首先扰乱常理，颠倒冠履，使晋楚的盟国互相见面，而中原诸侯宋、鲁、郑、卫，都在夷狄楚国的庭院北面称臣，侮辱实在很大。其最违背道义的，起初以弭兵而联合晋楚
之成，既而楚盛兵以临诸侯，灭陈、灭蔡、灭赖，芟夷小国，凭陵诸夏，人有左衽之忧，夷狄之祸至是爲烈。而陋儒苟见目前之暂安，遂以盟楚爲天下之大利，是之谓邪说，有国有家者所当深惩而痛絶，虽加以正卯之戮，殆不爲过也。所谓读旧书不歃血者，楚再爲长而晋不敢与争，中国之耻也，而谓《春秋》与之，岂非诬乎？盖《春秋》爲中国惜，不使夷得以僭华，是故长晋，夫岂谓晋人所行爲是，襃之而无贬乎？会盟于中原，逊裔夷以爲长，此岂小失，而谓晋人以信爲本，故《春秋》每书必先，岂不大失《春秋》之本旨乎？盖谷梁、左传倡之，后之儒者借说经以迎合时论，愚读书至此，不能不爲愤叹也。
译之成，不久楚国便集结重兵逼近诸侯，灭亡了陈国、蔡国和赖国，铲除削弱小国，欺凌中原各国，人们产生了衣冠左衽的忧虑，夷狄的祸患至此最为猛烈。然而浅陋的儒生只看到眼前的暂时安定，就将与楚国结盟视为天下的大利，这叫做邪说，拥有国家或封地的人应当深刻惩戒并痛加断绝，即使加上诛杀少正卯那样的刑罚，大概也不算过分。所谓“读旧书不歃血”的说法，是指楚国两次担任盟主而晋国不敢与之争锋，这是中原的耻辱，却说《春秋》赞同这种做法，难道不是诬蔑吗？大概《春秋》是为中原可惜，不让夷狄得以僭越华夏，所以推崇晋国，哪里是说晋国人的行为正确，褒奖他们而没有贬斥呢？在中原会盟，退让夷狄作为盟主，这难道是小过失，却说晋人以诚信为本，所以《春秋》每次记载都把他们列在前面，难道不是大大背离了《春秋》的根本宗旨吗？大概谷梁氏和《左传》首先倡导这种说法，后来的儒者借解说经典来迎合当时的舆论，我读书读到此处，不能不愤慨叹息。
三月取郓【公羊作运】
公羊曰：「内邑也，其言取之何？不听也。」注谓运叛而鲁讨之，不当书取。左氏以爲莒之郓，鲁伐而取之，诸儒多从左氏。但郓有东西之异，文十二年「城诸及郓」者，鲁郓也；成九年「楚入郓」、襄十二年「季宿救台入郓」者，莒郓也。传谓鲁、莒争郓爲日久矣，盖地相接而名偶同，此爲莒郓何疑？不书「某帅师伐莒取郓」者，爲鲁讳，亦以贬也。诸侯方爲会，而鲁以兵取人之邑，此与盗窃何以异？是时昭公新立，岂知爲此？皆季氏所爲也。盖救台入郓之时，欲取而未得，至是遂取而有之。楚人欲治其罪，赵武反曲爲辞説，谓「封疆之削，何国蔑有？主齐盟者，谁能辨之？」自武爲是言，当时诸侯益无所惮，小国几不能以自存，楚亦用是轻中国。韩之会所以肆行而罔忌，武实有以召之。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晋【义初见隐七年】
公羊曰：「仕诸晋也，有千乗之国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谓之出奔也。」谷梁曰：「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其弟云者，亲而奔之，恶也。」此秦后子也，有宠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惧其及于祸，使之奔晋。传谓鍼适晋，有车千乗。夫以千乗之国，而区区母弟车之多伉其君，鍼之汰亦甚矣。书秦伯之弟出奔晋，不惟讥秦伯，亦贬鍼也。其母使之奔，母亦智矣。使如叔段之母，则乱作于内，诛不旋踵。其所以卒得返国，由母贤故尔。后子岂得无罪？三传专责秦伯，过矣。
六月丁巳邾子革卒
晋荀呉帅师败狄于大卤【公谷以爲太原】
大卤，太原也。狄来冦晋，败之于太原，本无讥也。据《左传》，晋人于是始毁车以爲行，诱狄而败之。胡氏曰：「使后世车战法亡，崇尚步卒，以变诈相高，皆此等啓之。」书败，讥之也。
秋，莒去疾自齐入于莒，莒展舆出奔呉【义已见襄公三十年莒人弑君】左传以展舆爲弑君父之贼，前既辨其不然矣。但展舆者，因国人弑君而得立，不能爲父讨贼，莒之罪人也。去疾乃密州之长子，厥父舎长立少，去疾则当立者也。今去疾自外而入，展舆出奔，春秋皆系之以国者，展舆爲君，不得不系之以国，系而奔之耳。去疾爲长，则系以国而入之。虽然，地居长当立，而其父未尝命之以爲世子，则其立也爲挟大国之力，非立之正。优于众公子之自外而入者，不得不以世子自居矣。故郑忽在春秋之世，独得以世子而入，所以存其爲长，异乎庶孽之干正者也。
叔弓帅师疆郓田
前此取邑多矣，未有疆其田者。今而书帅师、书疆郓田，何哉？盖鲁之郓与莒之郓，壤地相接，名虽同，而二国之境截然不可紊也。今鲁乗莒之有乱，伐而兼之，又惧莒人来争不已，故出师往疆其田。疆之者，不宜疆者也。周之建国，疆理具在，取他人之有，又从而疆之，重贬鲁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左传谓公子围弑之，諡曰郏敖，围改名爲防】春秋书卒，而左传以爲公子围弑之。凡弑而书卒者有之，如襄七年郑伯髠顽如防，未见诸侯，丙戌卒于鄵，不书弑而弑之义见。今麇死惟书「楚子麇卒」，愚窃观经旨，疑传所载之未实也。盖围所弑者，楚之嗣君麇之世子，如鲁子般、子赤之类，而非弑麇也。何以言之？麇病革，围闻其将死，自外急归，乗君之殒，戕其子而簒其位，是亦弑也，而非弑其君麇。当时诸国传闻之误，有以爲弑君者耳。不然，围之罪显著，春秋何以不正其弑君之戮，而惟以卒书乎？自昭公之后，夫子年在弱冠，亲见一时之事，故据实而书之。胡文定累数百千言，求以通左氏之说，辞虽繁而终未可通，不若据经之爲实。
楚公子比出奔晋
二年春晋侯使韩起来聘
夏叔弓如晋
秋郑杀其大夫公孙黒
公孙黒之死，当其罪矣。称国以杀，何哉？杀不以其罪耳。黒之攻良霄也，其罪固已当诛，子产畏之而不能正也；兄弟争室，其罪均当逐，子产又畏之而不能裁也。今因其伤疾作，始克明正典刑，亦云晚矣。以累上书，
译三月，鲁国夺取了郓地【《公羊传》中“郓”写作“运”】。
《公羊传》说：“这是鲁国的内邑，经文说‘取’它是什么意思？是因为它不服从命令。”注解说运地叛乱而鲁国讨伐它，不应当用“取”字记载。《左氏传》认为这是莒国的郓地，鲁国攻打并夺取了它，许多儒者多赞同《左氏传》的说法。只是郓地有东、西之分，文公十二年“修筑诸地和郓地”的，是鲁国的郓地；成公九年“楚国进入郓地”、襄公十二年“季宿救援台地并进入郓地”的，是莒国的郓地。传文说鲁国和莒国争夺郓地已经很久了，大概是两地相接而名称偶然相同，这说是莒国的郓地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经文不记载“某率领军队攻打莒国夺取郓地”，是为了替鲁国避讳，也是为了贬斥。诸侯正在举行会盟，而鲁国却用武力夺取别人的城邑，这与盗窃有什么区别？当时昭公刚刚即位，哪里知道做这种事？这都是季氏所为。大概在救援台地进入郓地的时候，想要夺取而没有得到，到了这时就夺取并占有了。楚国人想要惩治鲁国的罪行，赵武反而歪曲言辞辩解，说：“疆界的削减，哪个国家没有？主持齐盟的人，谁能分辨清楚？”自从赵武说了这话，当时的诸侯更加无所忌惮，小国几乎不能自我保全，楚国也因此轻视中原各国。韩地会盟之所以肆意横行而无所顾忌，赵武实际上是有责任的。
夏天，秦国国君秦伯的弟弟鍼出逃到晋国【义理已在隐公七年见过】。
《公羊传》说：“他在晋国做官，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却不能容纳他的亲弟弟，所以君子称他为出奔。”《谷梁传》说：“诸侯尊贵，兄弟不能以亲属关系相通。称他为‘弟’，是因为亲近而出奔，这是可厌恶的。”这就是秦后子，他受秦桓公宠爱，在秦景公时地位如同两位国君。他的母亲害怕他招致祸患，让他出逃到晋国。传文说鍼到晋国，有千辆兵车。凭借千辆兵车的国家，而区区一个亲弟弟拥有的车辆之多竟然抵得上国君，鍼的骄纵也太严重了。经文记载秦伯的弟弟出奔晋国，不仅讥讽秦伯，也贬斥鍼。他的母亲让他出奔，母亲也是明智的。如果像郑庄公弟弟共叔段的母亲那样，祸乱就会在内部发生，惩罚不会拖延。他最终能够返回秦国，是因为母亲贤明。后子难道没有罪过吗？三传专门责备秦伯，这是错误的。
六月丁巳日，邾国国君革去世。
晋国荀吴率领军队在大卤打败狄人【《公羊传》《谷梁传》认为大卤是太原】。
大卤就是太原。狄人来侵犯晋国，在太原打败他们，本来没有什么可讥讽的。根据《左传》，晋国人这时开始毁掉战车改为步兵，诱骗狄人而打败他们。胡氏说：“致使后世车战之法消亡，崇尚步兵，以欺诈诡变互相夸耀，都是这类人开启的。”经文记载“败”，是讥讽他们。
秋天，莒国去疾从齐国进入莒国，莒国展舆出逃到吴国【义理已在襄公三十年莒人弑君时见过】。《左传》认为展舆是弑杀君父的贼人，前面已经辨明不是这样。只是展舆，是因为国人弑君而得以即位，不能为父亲讨伐贼人，是莒国的罪人。去疾是密州（莒国）的长子，他的父亲舍弃长子而立幼子，去疾是应当即位的人。现在去疾从外面进入，展舆出逃，春秋都系连国家名称，是因为展舆是国君，不得不系连国家名称，只是记载他出奔罢了。去疾是长子，就系连国家名称记载他进入。虽然如此，他身为长子应当即位，但他的父亲未曾任命他为世子，那么他的即位是凭借大国的力量，不是正当地即位。优于其他从外面进入的公子，不得不以世子自居了。所以郑忽在春秋时代，唯独能以世子身份进入，是为了保存他长子的身份，不同于庶孽争夺正统。
叔弓率领军队划定郓地的田界。
以前夺取城邑很多了，没有划定田界的。现在记载率领军队、记载划定郓地田界，为什么呢？大概鲁国的郓地和莒国的郓地，土地相接，名称虽然相同，但两国的疆界截然不可混淆。现在鲁国趁着莒国有动乱，攻打并兼并它，又害怕莒国人来争夺不止，所以出兵去划定田界。划定田界，是不应当划定的。周朝建立国家时，疆界治理已经具备，夺取别人的土地，又进而划定田界，是重重贬斥鲁国。
安葬邾悼公。
冬天十一个月己酉日，楚国国君麇去世【《左传》说公子围弑杀了他，谥号为郏敖，围改名为熊虔】。春秋记载去世，而《左传》认为是公子围弑杀了他。凡是弑君而记载去世的也有，比如襄公七年郑伯髡顽到防地，没有会见诸侯，丙戌日在鄵地去世，不记载弑杀而弑杀的意义显现。现在麇死只记载“楚子麇去世”，我私下观察经文旨意，怀疑传文所载不真实。大概围所弑杀的，是楚国嗣君麇的世子，像鲁国的子般、子赤之类，而不是弑杀麇。为什么说呢？麇病危，围听说他将要死，从外面急忙回来，趁着国君去世，杀害他的儿子而篡夺他的位置，这也是弑杀，而不是弑杀国君麇。当时各国传闻错误，有认为是弑君的人。不然的话，围的罪过显著，春秋为什么不纠正他弑君的杀戮，而只用“卒”字记载呢？自从昭公之后，孔子年纪尚轻，亲眼见到当时的事，所以根据事实记载。胡文定写了成百上千字，试图疏通《左氏传》的说法，言辞虽然繁复但最终不能疏通，不如根据经文更为真实。
楚国公子比出逃到晋国。
二年春天，晋侯派韩起来访问。
夏天，叔弓到晋国。
秋天，郑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孙黑。
公孙黑的死，是罪有应得。称国家来杀，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所犯的罪而杀他。黑攻打良霄时，他的罪过本来就该诛杀，子产畏惧他而不能公正处理；兄弟争夺家产，他们的罪过都该驱逐，子产又畏惧他而不能裁决。现在趁着他们生病发作，才刚能明正典刑，也太晚了。因为屡次上书，
谷梁曰：「公如晋而不得入，季孙宿如晋而得入，恶季孙宿也。」十二年传又曰：「季氏不使，遂乎晋。」与此互文以见义。公凡六及河而复，惟二十三年书至河有疾乃复者，实以疾复。愚谓昭公之立至此，曽未两年，虽无可称之善，亦未有显然可指之恶。晋平拒而不见，晋平甚庸，岂知爲此？斯皆晋之强大夫党于季氏，疎絶其君，以从季氏之欲。愚意鲁昭是时已有锄治强宗之意，将谋之晋君，借盟主之力而去之，爲季氏所先，故屡及河而不得进。春秋书之，深着晋人党臣抑君之罪，亦以垂人臣外交之戒云。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襄公之葬，滕子来防，故叔弓如滕，特书】
秋小邾子来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此着时而书雨雹，又加以大字，频见于一冬也。明年春正月，又着月而书雨雹，亦加大字，频见于一月也。隂阳和而爲雨露霜雪，隂阳争而爲雹，厯时弥月而未巳，臣干君，下陵上，其兆见矣。传载申丰之言，归咎于藏冰之失，胡氏驳之曰：「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备举燮调之事耳。谓能使四时无愆伏凄苦之变，雷出不震，无菑霜雹，则亦诬矣。」申丰季氏之党，故爲谄辞以塞人君遇灾之惧，左传之録之，过矣。胡氏驳之甚当。
北燕伯欵出奔齐【燕初见桓十二年】
北燕，姬姓，在晋之北，召公奭之后也。称北燕，所以别于南燕。北燕爲山戎所隔，齐桓公伐戎开道，乃与中国通。国君出奔，有书名以奔者，有不书名以奔者。衞侯衎爲孙甯所逐，奔而不名；北燕伯欵爲诸大夫所胁，奔而名之，亦各以当时事爲书法之抑扬耳。据传北燕伯多嬖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所嬖，燕大夫比以杀公之外嬖，公惧而奔，则其奔也，亦有以自取。与孙甯作乱逐君，其事差若不同，此所以有名不名之异耳。或曰：「嬖宠固不可任，羣卿有若齐田、鲁季、衞孙氏者，其必任之可乎？」曰：「是所谓权臣，非所谓公卿大夫也。所贵乎国君者，选贤防能，布在有位，信之任之，与之共图国政，近习不得闻也。国有公卿大夫，而以近习间之，乱也。若夫控御权奸，固自有道，不可与近习谋【义已见襄十四年衞侯出奔】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义已见去年冬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防于申【楚书爵义见前】
楚人执徐子
宋之盟、虢之会，晋、楚同之，犹以紊夷夏内外之辨，《春秋》讥焉。今楚防新立，逞其狂悖，从晋人求诸侯。晋之君臣不知爲中国惜，轻以许楚，遂合夷夏之君十有三国而爲此防。夷主夏盟，防盟之一大变也。赵武、韩起、叔向无以辞其责。武、起不学，倚叔向以决大议，而晋楚之从交相见，与今兹求诸侯而爲此防，议皆从叔向而决，而轻徇夷楚，坐失夏盟，遗中国以耻。人谓叔向爲忠且智，吾但见其委曲顺从以苟目前之安而已。是防也，夷主之，夷防之，是之谓夷防。中国诸侯预于夷防者，辱也。鲁以时祭辞，衞以疾辞，曹、邾以难辞，皆不至。惟郑伯先至于申，宋世子后至，宋向戌、郑子产又从而献礼焉。呜呼！曹、邾、鲁、衞犹有羞恶之心，子产郑国之良，伍于夷而不自以爲耻，岂非利害所迫，失其本心者欤？《春秋》序郑于顿、沈、胡之前，齿宋于淮夷之列，夷之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呉执齐庆封，杀之，遂灭赖【公、谷作灭厉】
始向戌合晋楚之成，曰：「以弭兵也。」今楚防既得诸侯，遂动兵伐呉。呉虽与楚爲仇，而预于中国会盟，姬姓同盟之国也。楚辄以兵加呉，是之谓背盟。晋之爲政者，当召向戌，责以楚人背盟首祸之故，执而归之京师，遣使诘楚，期以罢兵守境。彼若不从，我奉辞以问其罪，师直爲壮，未至遽出楚下。而晋平荒淫不度，其臣各爲其私，坐视夷楚流毒中原，略无所问。春秋联书防盟伐国，
译谷梁传说：“鲁昭公前往晋国却没能进去，季孙宿前往晋国却进去了，这是厌恶季孙宿。”《谷梁传》在鲁昭公十二年的传文中又说：“季氏不让昭公去，于是昭公到了晋国。”这两处文字互相补充以显现其义理。鲁昭公一共六次到达黄河边又返回，只有二十三年记载到达黄河因生病才返回，那是确实因为生病而返回。我认为鲁昭公即位到现在，还不到两年，虽然没有值得称道的善行，也没有明显可指出的恶行。晋平公拒绝接见，晋平公非常平庸，哪里知道这样做的原因呢？这都是晋国强大的大夫们偏袒季氏，疏远隔绝他们的国君，以顺从季氏的欲望。我推测鲁昭公当时已有铲除强宗大族的意思，打算向晋君谋划，借盟主的力量来除掉他们，却被季氏抢先一步，所以多次到达黄河边而不能前进。《春秋》记载这件事，深刻揭露晋国人偏袒臣子、压制国君的罪责，也以此作为人臣处理外交的警戒。
鲁昭公三年春季，周历正月丁未日，滕子原去世。
夏季，叔弓前往滕国。
五月，安葬滕成公。（因为滕成公安葬时，滕子前来吊唁，所以叔弓前往滕国，特别加以记载。）
秋季，小邾子来朝见。
八月，举行大雩祭求雨。
冬季，降下大雨和冰雹。这里记载了时间并书写雨雹，又加上“大”字，是因为在一个冬天里频繁出现。第二年春季正月，又记载了月份并书写雨雹，也加上“大”字，是因为在一个月份里频繁出现。阴阳调和就形成雨露霜雪，阴阳争斗就形成冰雹，历时整月而没有停止，这是臣子干犯君主、下级凌驾上级的征兆显现了。《左传》记载申丰的话，将灾祸归咎于藏冰的失误，胡安国驳斥他说：“山谷里的冰，储藏它很周全，使用它很普遍，这不过是古人本末兼备以调和阴阳的事情罢了。如果说能使四季没有失常的酷热严寒，雷声响起却不震动，没有灾害霜雹，那就是欺骗了。”申丰是季氏的党羽，所以用谄媚的话来堵塞国君遇到灾祸时的恐惧，《左传》记录这些话，是过错。胡安国的驳斥非常恰当。
北燕伯欵出逃到齐国。（燕国初次出现是在鲁桓公十二年。）
北燕，是姬姓，在晋国的北边，是召公奭的后代。称北燕，是为了区别于南燕。北燕被山戎阻隔，齐桓公讨伐山戎开辟道路，才与中原各国相通。国君出逃，有书写名字出逃的，有不书写名字出逃的。卫侯衎被孙甯驱逐，出逃而不写名字；北燕伯欵被众大夫胁迫，出逃而写名字，这也是根据当时的事态作为书法上的褒贬罢了。根据《左传》，北燕伯宠信众多嬖妾，想除掉众大夫而立他所宠爱的人，燕国大夫们联合杀死了国君的外宠，国君害怕而逃跑，那么他的出逃，也有自取的原因。与孙甯作乱驱逐国君，事情稍微有些不同，这就是有写名字和不写名字的区别。有人说：“嬖妾固然不可任用，群卿中有像齐国的田氏、鲁国的季氏、卫国的孙氏那样的，难道一定要任用他们吗？”回答说：“这是所谓的权臣，不是所谓的公卿大夫。国君可贵之处，在于选拔贤能，安置在职位上，信任并任用他们，与他们共同谋划国政，亲近宠幸的人不得听闻。国家有公卿大夫，却用亲近宠幸的人离间他们，就是混乱。至于控制驾驭权奸，本来自有方法，不可与亲近宠幸的人谋划。（义理已在鲁襄公十四年卫侯出逃时说明。）
鲁昭公四年春季，周历正月，降下大雨和冰雹。（义理已在去年冬季大雨雹时说明。）
夏季，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在申地会盟。（楚国书写爵位，义理见前文。）
楚国人拘捕了徐子。
宋国的盟会、虢国的会盟，晋国和楚国都参与了，这还扰乱了夷夏内外的界限，《春秋》对此加以讥讽。现在楚灵王新立，逞其狂妄悖逆，听从晋人的请求召集诸侯。晋国的君臣不知道为中国惋惜，轻易地答应楚国，于是联合夷夏的国君十三个国家而举行这次会盟。夷狄主持华夏的盟会，是会盟的一大变故。赵武、韩起、叔向无法推卸责任。赵武、韩起不学习，依靠叔向来决断重大计议，而晋楚的顺从交往，以及这次请求诸侯而举行这次会盟，计议都听从叔向而决断，却轻易顺从夷狄楚国，坐失华夏盟主地位，给中国留下耻辱。人们说叔向忠诚且智慧，我只看到他委曲顺从来苟且求得眼前的安宁罢了。这次会盟，由夷狄主持，夷狄会盟，这就叫做夷狄的会盟。中国诸侯参与夷狄会盟的，是耻辱。鲁国以按时祭祀为由推辞，卫国以生病为由推辞，曹国、邾国以困难为由推辞，都没有到达。只有郑伯最先到达申地，宋世子最后到达，宋国的向戌、郑国的子产又接着献上礼物。唉！曹国、邾国、鲁国、卫国还有羞耻厌恶之心，子产是郑国的良臣，与夷狄并列却不以为耻，难道不是被利害所迫，失去了本心吗？《春秋》将郑国排在顿、沈、胡之前，将宋国列入淮夷的行列，是视他们为夷狄。
秋季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讨伐吴国，拘捕齐国的庆封，杀了他，于是灭掉了赖国。（《公羊传》、《谷梁传》作灭厉。）
起初向戌促成晋楚的和解，说：“是为了止息战争。”现在楚灵王既然得到了诸侯，就发动军队讨伐吴国。吴国虽然与楚国是仇敌，但参与了中原的会盟，是姬姓同盟的国家。楚国随即对吴国用兵，这就叫做背弃盟约。晋国执政的人，应当召见向戌，责问他楚国人背弃盟约、首先挑起祸端的原因，拘捕他并押送到京师，派遣使者责问楚国，要求他们罢兵守境。如果他们不服从，我们奉辞问罪，军队正义就强大，不至于立刻屈居楚国之下。而晋平公荒淫无度，他的臣子各自谋取私利，坐视夷狄楚国毒害中原，几乎不过问。《春秋》连写会盟、伐国，
辞繁而不杀，哀晋人之失霸，夷狄之祸方来而未已也。或曰：「执齐庆封，非讨有罪乎？」曰：「楚防弑嗣君而簒有其国，贼之未讨者也。今伐呉，执齐庆封而声其弑君之罪，是谓以贼讨贼。春秋之义，用贤治不肖，不以乱治乱也。」遂灭赖，着楚之暴也。齐桓公侵蔡，蔡溃，遂伐楚，爲中国攘夷狄，遂事之正也。今楚防怙其强大，劫中国之诸侯而灭无罪之国，书遂所以诛也。遂之爲义，要当随事而观以求经意，执一例则拘矣。
译辞藻繁复而不删减，是哀叹晋国失去霸主地位，夷狄的祸患正到来且没有止息。有人说：“拘捕齐国的庆封，难道不是讨伐有罪之人吗？”回答说：“楚国令尹子庚弑杀继位的国君并篡夺了国家，这是尚未讨伐的贼人。现在讨伐吴国，拘捕齐国的庆封并声讨他弑君的罪行，这就叫做以贼讨贼。《春秋》的道义，是用贤能治理不贤，不用混乱治理混乱。”于是灭掉了赖国，这是彰显楚国的暴虐。齐桓公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讨伐楚国，这是为中原诸侯抵御夷狄，是顺承前事的正道。现在楚国令尹子庚依仗其强大，胁迫中原诸侯并灭掉无罪的国家，记载“遂”字是为了诛责这种行为。“遂”字的含义，应当随着具体事情来观察以探求经文的意旨，拘泥于一个固定的例子就狭隘了。
九月取鄫
先是，莒人灭鄫。《左传》以爲莒实灭鄫，《公》、《谷》以鄫人取莒甥爲后，是以着义爲灭。愚从《公》、《谷》之説今书取鄫，《左传》以爲鲁取之于莒，《公》、《谷》无文。考之传，鲁人常请属鄫于晋，鄫故鲁之附庸。其后莒以其子爲后于鄫，视鄫爲彼之私属。鲁、莒既有积憾，乗晋霸之不纲，争鄫于莒而遂取之耳。前曰莒人继鄫，鄫之庙社犹存；今爲鲁所得，而鄫于是始灭。《春秋》书取鄫，责鲁也。鲁灭鄫而晋不问，晋亦重可责矣。
冬十有二月乙夘，叔孙豹卒【昭子立】
五年春，王正月，舎中军【义已见襄十一年作三军】
舎中军，谷以爲复正，公羊以爲复古，皆非也。左传曰：「舎中军，卑公室也。」初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今舎之，四分公室，季氏择二，孟、叔氏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盖舎中军，非复爲二军，乃析三军爲四，而季氏独有其二，孟、叔氏各有其一。于是鲁国兵权尽属季氏，昭公莫之能正，不得正也。而孟则羯亡而貜始立，叔氏则豹卒而婼未安于位，皆惟季氏所欲爲。当是时，诸侯大夫狂恣犯上，未有若季氏父子之甚者。使非家臣内叛，有以掣其簒弑之肘，则田常所爲不在齐而在鲁，祸不止于干侯之出也。或曰：「春秋何以无贬？」曰：「兵有常制，今季氏专鲁，作之未几，旋复舎之。春秋书作于前，书舎于后，季氏变更军制之罪，不待贬斥而见矣。」左传曰：「舎中军，卑公室也。」得书法之旨。
楚杀其大夫屈申
楚灵以屈申爲贰于吴而杀之，杀之不以其罪也。刘氏曰：「屈申之爲人臣也，君弑而不能讨，国乱而不能去，北面而事防雠，足以杀其身而已矣。」责之甚当。楚灵之图簒也，羣臣从者风靡，不过爲保身保家之计，既而卒不获免。爲人臣子者，观是知所鉴矣。
公如晋
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义见襄二十一年邾庶其来】
庶其、牟夷，邾、莒之盗也；季孙宿，鲁之盗也。襄二十一年，公如晋，庶其以地来奔，季氏纳之。今公如晋，在行，牟夷复以地来奔，季氏又纳之。季氏乗鲁君之出，招纳邾、莒之叛人、叛邑，以爲己之私有，不曰鲁之纳盗可乎？中间襄公如楚，还及方城，季宿取卞，使人以告。公惧，不敢入，几欲适诸侯。今公在晋，而宿所爲复尔，盖置其君于陷穽罟擭之地，将使晋人执之，已得以遂其窃国之计。意如逐君之谋，实兆于宿，宿实有无君之罪。左传承鲁之谄史，以爲昭公造衅，殆不然也【义又见昭二十一年】
秋七月公至自晋
戊辰，叔弓帅师败莒师于蚡泉【公羊》作濆泉】
秦伯卒
左传》以爲未同盟，故不名。《公羊》曰：「何以不名？夷秦也，匿嫡之名也。」注谓子生不以名令于国，惟择勇猛者立之，婴稻以嫡得立，故名。愚谓秦自穆公以来，遵礼守法，未甘于夷也，不应尚循弊俗如公羊所云。但吉凶庆吊之事，少通中国，故史失其名，春秋因之而书，非贬也。或曰：「秦人告不以名，故略之。」亦恐未然，前已辨之矣。
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呉。越始见而书人，论者疑之而未得其说。愚以爲人之于夷之会，非进之，中国之会与襄三年呉人会戚不同也。胡文定以爲楚伐呉，克朱方，戮齐庆封，讨罪也。呉不当兴师以报楚，于是复爲此役，师出有名，是故从之者皆进而称人。愚窃以爲未然也。楚防簒弑之贼，罪之当讨者也。已有罪未讨，乃云爲齐讨贼，春秋不以乱治乱，以贼治贼也。呉之报楚，楚之伐呉，夷狄自相攻耳。其从之者皆迫于威力，乌知曲直义利之辨？今谓其师出有名，春秋并其从之者皆进而人之，春秋进夷狄，未有若是之骤者。此人之于夷之会，何疑？若中国会盟，则决无可进之理。胡氏议论或过于峻，轻于与，关系春秋条贯，不容己于言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孙宿如晋
葬杞文公
宋华合比出奔衞
宋平公以
译九月，鲁国夺取鄫国。
在此之前，莒国人灭亡了鄫国。《左传》认为实际上是莒国灭亡了鄫国，《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鄫国人接纳莒国的外孙作为继承人，因此从大义上判定为莒灭鄫。我遵从《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现在记载为“取鄫”。《左传》认为是鲁国从莒国手中夺取了鄫国，《公羊传》和《谷梁传》没有相关记载。考察史传，鲁国人曾经常向晋国请求将鄫国归属自己，鄫国本来就是鲁国的附庸。后来莒国让自己的儿子在鄫国继位，把鄫国视为自己的私属。鲁国和莒国既有积怨，趁着晋国霸业不再严整，从莒国手中争夺鄫国并于是夺取了它。前面说莒人继承鄫国，鄫国的宗庙社稷尚存；现在被鲁国所得，鄫国于是才真正灭亡。《春秋》记载“取鄫”，是责备鲁国。鲁国灭亡鄫国而晋国不过问，晋国也值得严厉责备了。
冬季十二月乙夘日，叔孙豹去世【昭子继位】
五年春季，周历正月，撤销中军【其义已在襄公十一年“作三军”中提及】
撤销中军，《谷梁传》认为是恢复正统，《公羊传》认为是恢复古制，这都是不对的。《左传》说：“撤销中军，是贬低公室的地位。”当初设立三军，将公室一分为三，三家各占其一。现在撤销中军，将公室一分为四，季氏独占两份，孟氏和叔氏各占一份，都全部征收赋税并上贡给国君。大概撤销中军，并不是恢复为两军，而是将三军析分为四，季氏独占两份，孟氏和叔氏各占一份。于是鲁国的兵权全部归属季氏，昭公不能纠正，是因为无法纠正。而孟氏那边，孟羯已死，孟貜才刚继位；叔氏那边，叔孙豹刚死，叔孙婼尚未稳固地位，都只能任凭季氏摆布。当时，诸侯大夫狂妄放肆、冒犯君上，没有比季氏父子更严重的。如果不是家臣内部叛变，从而牵制他们篡位弑君的臂膀，那么田常的所作所为就不会在齐国而在鲁国，灾祸也不会仅仅停留在昭公出奔干侯而已。有人说：“《春秋》为什么没有贬斥？”回答说：“军队有固定的制度，现在季氏专权鲁国，刚设立不久，随即又撤销。《春秋》前面记载‘作’，后面记载‘舍’，季氏变更军制的罪过，不需要贬斥就已经显现了。”《左传》说：“撤销中军，是贬低公室的地位。”这符合《春秋》书法的宗旨。
楚国杀死了他的大夫屈申
楚灵王因为屈申与吴国勾结而杀死了他，杀他并不符合他的罪行。刘氏说：“屈申作为臣子，君主被杀而不能讨伐，国家动乱而不能离去，反而北面侍奉仇敌，只配被杀罢了。”责备得非常恰当。楚灵王图谋篡位时，群臣追随者如风倒伏，不过是出于保全自身和家族的打算，最终却没有能幸免。作为臣子，看了这件事就知道该以此为鉴了。
鲁昭公前往晋国
夏季，莒国的牟夷带着牟娄以及防、兹两地来投奔【其义见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来投奔】
庶其、牟夷，是邾国、莒国的盗贼；季孙宿，是鲁国的盗贼。襄公二十一年，昭公前往晋国，庶其带着土地来投奔，季氏接纳了他。现在昭公前往晋国，在途中，牟夷又带着土地来投奔，季氏又接纳了他。季氏趁着鲁君外出，招纳邾国、莒国的叛臣叛邑，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难道能说这不是鲁国接纳盗贼吗？中间襄公前往楚国，返回时到达方城，季宿夺取了卞地，派人去告知昭公。昭公害怕，不敢入境，几乎想要逃往诸侯国。现在昭公在晋国，而季宿的所作所为又如故，大概是将国君置于陷阱罗网之地，将使晋国人拘捕昭公，自己得以实现窃取国家的计谋。季意如驱逐国君的阴谋，实际上发端于季宿，季宿确实有无君之罪。《左传》承袭鲁国谄媚史官的说法，认为是昭公制造了祸端，恐怕不是这样【其义又见昭公二十一年】
秋季七月，昭公从晋国返回
戊辰日，叔弓率领军队在蚡泉大败莒国军队【《公羊传》作濆泉】
秦伯去世
《左传》认为因为未曾结盟，所以不称名。《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名？是将秦视为夷狄，是隐藏嫡子的名字。”注解说秦人生子不以名字号令国内，只选择勇猛的人立为君主，秦景公因为嫡子身份得以继位，所以称名。我认为秦自穆公以来，遵循礼法，不甘于被视为夷狄，不应该还像《公羊传》所说那样遵循陋俗。只是秦在吉凶庆吊之事上，很少与中国相通，所以史官遗漏了他的名字，《春秋》沿袭记载，并非贬斥。有人说：“秦国人通报时不称名，所以省略。”恐怕也不对，前面已经辨析过了。
冬季，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攻打吴国。越国首次出现而书为“人”，评论者对此怀疑却没能找到说法。我认为将“人”用于夷狄的会盟，并不是提升他们，与中国会盟的情况不同，如襄公三年吴国会盟于戚。胡文定认为楚国攻打吴国，攻克朱方，诛杀齐国的庆封，是讨伐罪人。吴国不应当兴师报复楚国，于是又进行这次战役，出兵有名正言顺的理由，所以跟随的人都提升称为“人”。我私下认为不对。楚国是篡弑的贼人，是应当讨伐的罪人。已有罪未讨，却说为了齐国讨贼，《春秋》不以乱治乱，不以贼治贼。吴国报复楚国，楚国攻打吴国，不过是夷狄自相攻击罢了。那些跟随的人都是迫于威力，哪里懂得曲直义利的辨别？现在说他们出兵有名正言顺的理由，《春秋》将跟随的人都提升称为“人”，《春秋》提升夷狄，没有像这样突然的。这“人”用于夷狄的会盟，有什么可怀疑的？如果是中国的会盟，则绝对没有提升的道理。胡氏的议论或许过于严厉，轻易给予肯定，关系到《春秋》的条理贯通，不得不加以辩驳。
六年春季周历正月，杞伯益姑去世
安葬秦景公
夏季，季孙宿前往晋国
安葬杞文公
宋国的华合比出逃到卫国
宋平公因为
寺人伊戾之谗害其太子而诛之矣，既诛之，则太子爲无罪，而寺人可不必信。今以合比之事观之，则伊戾死，而寺人栁继之，复以伊戾所以谮太子者而谮其大臣，坎用牲埋书以售其险谋，后先如出一辙，而华亥之比栁与向戌之比伊，适以相似，而平公不之悟也。嗟夫！阉宦祸人国家有自来矣，然必外廷臣与之合，而其谮乃售。伊、栁、戌、亥之事后世往往有之，可不惧哉！可不戒哉！
译寺人伊戾进谗言陷害太子并导致太子被杀，既然太子已被杀，那么太子就是无罪的，而寺人的话就不值得相信了。如今从华亥与向戌勾结这件事来看，伊戾死后，寺人柳继任，又用伊戾陷害太子的方法来陷害大臣，挖坑埋下写有罪名的牲畜来实施他的险恶阴谋，前后手法如出一辙，而华亥与柳的勾结和向戌与伊戾的勾结恰好相似，但平公却没有醒悟。唉！宦官祸害国家由来已久，然而必定要有外朝大臣与他们勾结，他们的谗言才能得逞。伊戾、柳、向戌、华亥这类事情在后世往往都有发生，能不令人恐惧吗！能不引以为戒吗！
秋九月大雩
楚防罢帅师伐吴
冬叔弓如楚
齐侯伐北燕
齐侯伐北燕，将纳其君。书爵、书伐，爲其师出有名也。不书所以伐，则贬也。前此衞侯爲孙林父所逐，晋不能讨，《春秋》贬焉。今齐侯爲北燕伯出师，实行霸讨之事，晋人有愧多矣。《春秋》是以贵之。而齐景公立心不刚，仗义而往，纳赂而还，是以《春秋》书伐不书所以伐，着其不能成功也。是时晋平愚闇，楚灵狂暴，中国无霸，人有左衽之忧。齐固霸国，景亦贤君，而志不能以帅气，每欲有爲，辄爲近幸小人所沮，优游不断，以逮终老，而国非其国矣。惜哉！
七年春王正月暨齐平
左传》以爲燕暨齐平，承去年齐侯伐燕而爲说也。《谷梁》以爲鲁暨齐平，以书法当从《谷梁》。定十年及齐平，夏，公防齐侯于夹谷，约而后会耳。此先书暨齐平，约之也；继书叔孙婼如齐涖盟，往盟之也。但《春秋》有书及、书暨之不同。《公羊》曰：「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我欲之曰及，不得已曰暨。」是时鲁婚于呉，睦于晋，而又附楚，无意与齐爲盟，齐欲之也，故书暨。然亦不可执一例而求。
三月公如楚
叔孙婼如齐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衞侯恶卒
谷梁曰：「乡曰衞齐恶，今曰衞侯恶，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夺人名，不夺人亲之所名，重其所以来也。」注谓：「亲之所名，臣虽欲改，君不当听也。君不听臣易名者，欲使人重父命也。」谷梁此义，其必有所授矣。盖所谓讳者，特讳之于庙耳，未闻生者而爲之讳，衞之君臣同名，乃其明证。后之人以谄事君，讳其所不当讳，是故《春秋》每因事而垂法。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孙宿卒
自季友至行父，虽专鲁国，犹善事其君，无悖于臣节。至于宿，乗主幼，尽盗兵权，擅伐国取地以自私，襄公几爲所逐。自后世而言，司马懿其人也。至昭、师，遂移宗社。意如逐君，宿所命也，其鲁国之大盗欤！
十有二月癸亥葬衞襄公
八年春，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
夏四月辛丑陈侯溺卒
案《左传》陈哀公以溺爱之故，欲废太子偃师而立其孽子畱，属留于司徒招，招由是杀太子立留，哀公缢。如传所言，废太子本哀公意，何爲忧惧以至于缢？以《春秋》书法而观，招实爲之耳。意者招与二姬谋废嫡立庶，如敬嬴、襄仲之所爲，而哀公未之知，是故书招杀？不然，将目君，如晋献、宋平之杀矣。木讷云：「《春秋》书弟有二义，其责皆在兄。弟而贤，乃至于不相容，兄之过也；弟而不贤，乃至于不能制，亦兄之过也。不相容，是不友也；不能制，是失敎也。惟郑之段，则兄之过爲轻，而逆在段，故不书弟。如陈侯之弟黄出奔楚，是不相容者也；若宋公之弟辰入于萧以叛，是不能制者也。今陈公子招至于杀陈世子偃师，尚爲能制之者乎？故书陈侯之弟而不书公子，以陈侯不能敎其弟而祸及其子也。然招之恶亦既贯矣，上抗其兄，下杀其侄，卒之召楚人之虐，陈以不祀，皆招之罪也。虽然，非陈侯宠任之过，不至于是，故前书公子招，此书陈侯之弟。」木讷《春秋》惟郑段一节讲明至到，诸说皆不能及。
叔弓如晋
楚人执陈行人干徴师杀之
陈人作乱，杀其太子，致其君死，不以正命，罪在一招。楚不能讨，而纵之于越。干徴师何罪，而以爲首戮乎？盖楚灵因陈乱以爲利，贼杀不辜，欲以震怖陈国，而墟其宗社，杀人以行其诈者也。《春秋》先书招之罪，继书干徴师之死，继书孔奂之死，言当讨者纵，无罪者死，伤夷诛之行乎中原，莫得而正也。
陈公子留出奔郑【留爲招所立未成君】
秋搜于红
搜者，搜简军政之总名。常事不书，此所以书者，忧季氏挟兵权、盗有鲁国，渐至不制而书之耳。传称「大搜于红，自根牟至商、衞，革车千乗」，鲁兵初不爲少。井、邑、甸、丘尽爲强家所专，制作三军，未几复舎中军，四分公室，而季氏
译秋季九月，举行大雩祭求雨。
楚国防邑大夫罢率领军队讨伐吴国。
冬季，叔弓出使楚国。
齐侯讨伐北燕。
齐侯讨伐北燕，打算拥立北燕的国君。《春秋》记载了齐侯的爵位和“伐”字，是因为他的军队出师有名。不记载讨伐的原因，则是表示贬斥。此前卫国国君被孙林父驱逐，晋国不能讨伐，《春秋》对此予以贬斥。如今齐侯为北燕伯出兵，实际上是在执行霸主讨伐不义之事，晋国人对此羞愧多了。《春秋》因此推崇齐侯。然而齐景公立身行事意志不坚定，仗义前往，却带着贿赂回来，所以《春秋》只记载“伐”而不记载讨伐的原因，彰显他未能成功。当时晋平公愚昧昏暗，楚灵王狂暴凶狠，中原没有霸主，人们有沦为夷狄的忧虑。齐国本是霸主之国，景公也是贤君，但志向不能用来统帅诸侯，每次想要有所作为，总是被宠幸的小人阻挠，优柔寡断，直到老死，国家也就不是他的国家了。可惜啊！
七年春季，周王正月，与齐国讲和。
《左传》认为是北燕与齐国讲和，承接去年齐侯讨伐北燕的说法。《谷梁传》认为是鲁国与齐国讲和，根据书法应当遵从《谷梁传》。定公十年与齐国讲和，夏季，鲁公在夹谷会见齐侯，是约定之后才相会的。这里先记载与齐国讲和，是约定；接着记载叔孙婼出使齐国主持盟誓，是前往结盟。但是《春秋》有记载“及”、记载“暨”的不同。《公羊传》说：“‘及’是急切的意思，‘暨’是勉强、不得已的意思。我方想要说‘及’，不得已说‘暨’。”当时鲁国与吴国通婚，与晋国和睦，又依附楚国，无意与齐国结盟，是齐国想要结盟，所以记载“暨”。然而也不能拘泥于一个例子来推求。
三月，鲁公前往楚国。
叔孙婼出使齐国主持盟誓。
夏季四月甲辰初一，发生日食。
秋季八月戊辰，卫国国君恶去世。
《谷梁传》说：“以前称为卫齐恶，现在称为卫侯恶，为什么君臣同名呢？君子不剥夺别人的名字，不剥夺别人父亲所取的名字，重视名字所由来的缘故。”注解说：“父亲所取的名字，臣子虽然想改，国君不应当听从。国君不听从臣子改名的建议，是想让人们重视父亲的命令。”《谷梁传》的这个义理，必定有所传授。大概所谓避讳，只是在宗庙中避讳，没听说对活着的人也要避讳，卫国君臣同名，就是明显的证据。后来的人为了谄媚侍奉国君，避讳那些不该避讳的，所以《春秋》常常借事来垂示法则。
九月，鲁公从楚国回来。
冬季十一月癸未，季孙宿去世。
自从季友到季行父，虽然专权鲁国，仍然善于侍奉他们的国君，没有违背臣子的节操。到了季孙宿，趁着国君年幼，完全盗取了兵权，擅自讨伐别国夺取土地以谋取私利，襄公几乎被他驱逐。从后世来看，他就是司马懿那样的人。到了季昭伯、季平子，最终转移了宗庙社稷。季意如驱逐国君，是季孙宿命令的，他难道是鲁国的大盗吗！
十二月癸亥，安葬卫襄公。
八年春季，陈侯的弟弟招杀死了陈国的世子偃师。
夏季四月辛丑，陈侯溺去世。
考察《左传》，陈哀公因为溺爱，想要废黜太子偃师而立他的庶子留，把留托付给司徒招，招因此杀了太子立留，哀公自缢。如果像传中所说，废黜太子本是哀公的意思，为什么担忧恐惧到自缢的地步？从《春秋》的书法来看，招确实是主谋。大概招与二姬谋划废嫡立庶，像敬嬴、襄仲所做的那样，而哀公并不知道，所以记载招杀？不然，就要像晋献公、宋平公那样直接记载国君杀了。木讷说：“《春秋》记载‘弟’有两个义理，责任都在兄长。弟弟贤能，却导致不能相容，是兄长的过错；弟弟不贤，却导致不能制服，也是兄长的过错。不能相容，是不友爱；不能制服，是失于教化。只有郑国的共叔段，兄长的过错较轻，而叛逆在段，所以不记载‘弟’。像陈侯的弟弟黄出奔楚国，是不能相容的情况；如果宋公的弟弟辰进入萧地叛乱，是不能制服的情况。如今陈公子招以至于杀了陈世子偃师，还能说是能制服的吗？所以记载陈侯的弟弟而不记载公子，是因为陈侯不能教化他的弟弟而祸及他的儿子。然而招的罪恶也已经贯满了，对上抗拒兄长，对下杀死侄子，最终招致楚人的暴虐，陈国因此断绝祭祀，都是招的罪过。虽然如此，如果不是陈侯宠信任用的过错，不至于到这个地步，所以前面记载公子招，这里记载陈侯的弟弟。”木讷对《春秋》中郑国共叔段一节讲解得最为透彻，各种说法都不能企及。
叔弓出使晋国。
楚国人捉拿了陈国使者干徵师并杀了他。
陈国人作乱，杀了他们的太子，导致他们的国君死亡，不是正常死亡，罪责全在招一人。楚国不能讨伐，反而纵容他逃到越国。干徵师有什么罪，却把他作为首要杀戮的对象呢？大概楚灵王趁着陈国动乱谋取利益，杀害无辜，想要震慑陈国，并摧毁其宗庙社稷，是杀人来施行他的欺诈。《春秋》先记载招的罪过，接着记载干徵师的死，接着记载孔奂的死，意思是应当讨伐的人被纵容，无罪的人却死了，哀伤夷狄的诛杀行于中原，无法得到公正。
陈公子留出奔郑国【留是被招所立，尚未成为国君】
秋季在红地打猎。
搜，是搜检军政的总称。平常的事不记载，这里之所以记载，是因为担忧季氏挟持兵权、盗取鲁国，逐渐发展到不能控制而记载的。传中称“在红地大搜，从根牟到商、卫，革车千乘”，鲁国的军队起初并不少。井、邑、甸、丘都被强大家族独占，制作三军，不久又废除中军，四分公室，而季氏
窃有其二。兵皆季氏之兵，将皆季氏之将，号令政事一出于季氏，日搜简何益哉！自是迄于定、哀之世，凡四搜。入《春秋》以来，搜事未有如此频者。《春秋》备书于防，着季氏专鲁国、挟兵权以胁制其上，是搜也，盖季氏之搜，国何有焉？书搜、书大搜，爲鲁忧耳。或以爲搜春事，而秋兴之，是故讥，浅哉！
译私下里却有其二。士兵都是季氏的士兵，将领都是季氏的将领，号令政事全都出自季氏，每天搜求简阅有什么益处呢！从此直到定公、哀公的时代，总共进行了四次搜求。自被载入《春秋》以来，搜求之事没有像这样频繁的。《春秋》在防地详细记载此事，是为了彰显季氏专断鲁国、挟持兵权来胁迫其君主，这所谓的搜求，不过是季氏的搜求，国家还有什么可言呢？记载搜求、记载大搜求，是为了为鲁国担忧罢了。有人认为这是搜求春季的事务，而在秋季兴起，因此受到讥讽，这种看法太浅薄了！
陈人杀其大夫公子过
过与招同爲乱，招其首也。春秋既于今年春正招首恶之罪，今招委罪于过而杀之，春秋复于此而正过同爲乱之罪。招与过皆当有罪，但首从之不同耳。不去其官而书杀，其罪亚也。过以从而死，招以首而放，着夷楚之失制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师灭陈，执陈公子招，放之于越，杀陈孔奂。
陈，舜后也。自晋悼公鄬之会逃盟而归楚，迨今三十四年，甘爲夷役而不耻，彼谓夷可托国而无复虑外之忧矣。今夷爲不道，乗陈招杀太子而掩取其国，挟义声以行其大不义，与楚庄之讨夏徴舒后先一辙。庄取之而旋舎之，灵则遂取爲己有，明德之后，百年之间，再有夷祸，此《春秋》所以动色而书之。自春徂冬，凡七见书，皆陈事，言之重，辞之复，闵陈而罪楚也，责中国诸侯不能治陈之乱，使夷得以行诈而灭人之国也。招自知罪在不贷，却兵开门以纳防，防德之而免其死。孔奂者，陈之旧臣，拒防不受，爲所杀。《春秋》于陈亡、招放之后而书奂死，録奂也。杜氏以爲招党，误矣。吁！留则奔之，招则放之，干徴师无罪而杀之，孔奂守节而害之，《春秋》备书以见楚灵之不道，夷狄之祸方炽而未已，爲中国忧也。
葬陈哀公
或曰：陈哀公之葬，传以爲众嬖人杀马毁玉以葬之，《春秋》之书之何欤？曰：此书葬之变例也。雠未复，贼未讨，而以葬书，国既亡，无与任讨贼之事者也。国既亡而书葬，亦所以存陈也。孙泰山曰：「陈已灭，此言葬陈哀公，如未灭之辞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与楚子灭陈而葬哀公，故以陈人自葬爲文，所以存陈也。」
春秋集传详説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説》卷二十四宋家铉翁撰
昭公二【周景王十二年、晋平公二十五年】
九年春叔弓会楚子于陈
继灭陈而书，讥也。楚爲无道，乗陈有乱，而盛兵以临之，遂灭人之国，天下诸侯所当同嫉。宋、鲁、郑、衞畏其凶威，皆遣大夫以防之。鲁独见书，讥也，以望国倡诸侯预于夷防，是故讥。
许迁于夷【已见成十五年，又见昭十八年】
夏四月陈灾【公羊作火】
公羊曰：「陈已灭矣，其言陈火何？」存陈也。存陈之义尽矣。春秋于陈之亡，书法深致其严谨。自去年春书陈乱，夏书楚杀陈行人，秋书留奔过死，冬遂书楚灭陈，放招杀奂，葬陈哀公。一年之间，专书陈事。夫陈已亡而犹葬之者，示陈之未亡也。及是陈已爲楚所县，俾其臣僭爵以居之，而犹书陈灾者，以盛德之后见翦于夷，特着义存之耳，不与楚得陈也。或曰：「陈已亡，无告灾者，鲁史安得而书之乎？」曰：「此圣人因陈灾而着存陈之义，夫岂旧史所能及乎？是时夫子年既长，见而知之，不皆据旧史也。」
秋仲孙貜如齐
冬筑郎囿
冬而筑，时也，所以书，则讥筑囿也。桓四年，公狩于郎；庄三十一年，筑台于郎。今复筑郎以爲囿，其以爲游观之地乎？其以爲讲武之处乎？是时三家用事，鲁君仅拥虚器，而犹兴筑囿之役，为季氏敺民耳。
十年春王正月夏齐栾施来奔
秋七月，季孙意如、叔弓、仲孙貜帅师伐莒。
鞌之战，四卿俱书，讥季氏以其私怒出，而诸卿皆从也。今伐莒而三卿俱行，讥季氏所欲爲，而二卿奔走后先，惟命之承，非但诛其伐国，诛其无君也。胡氏曰：「前已舎中军，此复三卿并将以出，季氏爲主将，二子各率一军爲副，则三军固在，以爲复古者，非也。但叔弓非叔孙氏，乃临事所置之帅耳。舎中军非复爲二军，乃析三军以爲四，季氏独将二军，兵愈多，权愈重，此所以遂至不可制，阶此爲乱，而昭公孙于齐矣。」
戊子，晋侯彪卒【平公也，昭公立】
九月叔孙婼如晋
葬晋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
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防诱蔡侯般杀之于申。楚公子弃疾帅师围蔡。
公羊曰：「楚子防何以名？絶。曷爲絶之？爲其诱讨也
译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卿大夫公子过。
公子过与公子招一同作乱，公子招是主谋。《春秋》既然在今年的春季正月已经判定了公子招作为首恶的罪责，如今公子招将罪责推给公子过并杀了他，《春秋》又在这里判定了公子过参与作乱的罪责。公子招与公子过都应当有罪，只是主谋与从犯有所不同罢了。不除去他们的官职而记载“杀”，是因为他们的罪行较轻。公子过因为是从犯而死，公子招因为是主谋而被流放，以此彰显楚国失于治理的过失。
大雩祭。
冬季十月壬午日，楚国军队灭掉了陈国，捉拿了陈国公子招，将他流放到越国，杀死了陈国大夫孔奂。
陈国是舜的后代。自从晋悼公在鄬地会盟时，陈国逃盟而归附楚国，到如今已经三十四年了，甘愿做夷狄的奴仆而不以为耻，他们以为依靠夷狄可以托付国家而不再担忧外部的祸患了。如今夷狄行事不道，趁着陈国公子招杀死太子之机，趁机夺取了陈国，打着正义的旗号行极大的不义之事，这与楚庄王讨伐夏徵舒后的做法前后如出一辙。楚庄王夺取陈国后又随即归还，而楚灵王则将其据为己有，有明德的后代，在百年之间，再次遭受夷狄的祸害，这就是《春秋》之所以震惊而详细记载的原因。从春季到冬季，总共七次记载，都是关于陈国的事，言辞沉重，反复提及，是怜悯陈国而谴责楚国，指责中原诸侯不能治理陈国的动乱，致使夷狄得以施行欺诈而灭亡别人的国家。公子招自知罪不可赦，于是退兵开门接纳楚军，楚灵王感激他的恩德而免他一死。孔奂是陈国的老臣，拒绝接纳楚军，因此被杀。《春秋》在陈国灭亡、公子招被流放之后记载孔奂的死，是为了褒录孔奂。杜预认为孔奂是公子招的党羽，这是错误的。唉！陈留被放逐，公子招被流放，干徵师无罪却被杀，孔奂坚守节操却被害，《春秋》详细记载这些，是为了显示楚灵王的不道，夷狄的祸害正旺盛且没有停止，为中原诸侯担忧。
安葬陈哀公。
有人说：陈哀公的安葬，《左传》认为是众宠臣杀马毁玉来安葬他，《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这是记载安葬的变例。仇敌没有报复，凶手没有讨伐，却记载安葬，国家已经灭亡，没有人与之承担讨伐凶手的事。国家已经灭亡却记载安葬，也是为了保存陈国的名分。孙泰山说：“陈国已经灭亡，这里说安葬陈哀公，像是没有灭亡时的措辞，是楚灵王安葬他的。不说是楚灵王安葬他，是不认可楚灵王灭陈而安葬哀公，所以用陈国人自己安葬的文辞，以此来保存陈国。”
《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四 宋 家铉翁 撰
昭公二年【周景王十二年、晋平公二十五年】
九年春季，叔弓在陈国会见楚灵王。
紧接在灭陈之后记载，是表示讥讽。楚国行事无道，趁着陈国有动乱，就率领大军压境，于是灭亡了别人的国家，这是天下诸侯所应当共同憎恶的。宋、鲁、郑、卫畏惧它的凶恶威势，都派遣大夫去防备。只有鲁国被特别记载，是表示讥讽，因为鲁国带头让诸侯参与夷狄的会盟，所以讥讽它。
许国迁都到夷地【已在成公十五年见过，又在昭公十八年见过】
夏季四月，陈国发生火灾【《公羊传》作“火”】
《公羊传》说：“陈国已经灭亡了，为什么说陈国发生火灾？”是为了保存陈国的名分。保存陈国的意义已经穷尽了。《春秋》对于陈国的灭亡，书法严谨细致。从去年春季记载陈国动乱，夏季记载楚国杀陈国行人，秋季记载陈留奔逃、公子过被杀，冬季于是记载楚国灭陈，流放公子招、杀死孔奂，安葬陈哀公。一年之间，专门记载陈国的事。陈国已经灭亡却还记载安葬，是显示陈国尚未灭亡。等到这时陈国已经被楚国设为县，让它的臣子僭越爵位居住在那里，却还记载陈国火灾，是因为盛德的后代被夷狄剪灭，特意彰显义理来保存它，不认可楚国得到陈国。有人说：“陈国已经灭亡，没有人报告灾祸，鲁国史官怎么能记载呢？”回答说：“这是圣人借陈国火灾来彰显保存陈国的意义，这难道是旧史所能达到的吗？这时孔子年纪已大，亲眼见到而知道，不都是依据旧史。”
秋季，仲孙貜出使齐国。
冬季，在郎地修筑苑囿。
冬季修筑，是合乎时节的，之所以记载，是讥讽修筑苑囿。桓公四年，鲁桓公在郎地狩猎；庄公三十一年，在郎地修筑台。如今又在郎地修筑作为苑囿，是把它作为游观的地方吗？还是把它作为讲武的地方呢？这时三桓专权，鲁君仅仅拥有虚位，却还兴修筑苑囿的工程，不过是替季氏驱赶百姓罢了。
十年春季，周历正月，夏季，齐国的栾施来投奔鲁国。
秋季七月，季孙意如、叔弓、仲孙貜率领军队讨伐莒国。
鞌之战，四位卿大夫都记载，是讥讽季氏因为私怒出兵，而众卿都跟随。如今讨伐莒国而三位卿大夫都出行，是讥讽季氏想做什么，两位卿大夫前后奔走，唯命是从，不仅惩罚他们讨伐别国，还惩罚他们无视君主。胡安国说：“之前已经舍弃中军，这次又三位卿大夫一起带兵出征，季氏作为主将，两人各率一军作为副将，那么三军依然存在，认为这是恢复旧制，是不对的。只是叔弓不是叔孙氏，而是临事所任命的统帅罢了。舍弃中军不是恢复为两军，而是把三军分为四军，季氏独自统领两军，兵力越多，权力越重，这就是导致后来不可控制，由此引发动乱，而昭公出逃到齐国的原因。”
戊子日，晋侯彪去世【是晋平公，晋昭公即位】
九月，叔孙婼出使晋国。
安葬晋平公。
十二月甲子日，宋公成去世。
十一年春季，周历二月，叔弓出使宋国。
安葬宋平公。
夏季四月丁巳日，楚灵王诱骗蔡侯般在申地杀了他。楚国公子弃疾率领军队包围蔡国。
《公羊传》说：“楚灵王为什么称名？是断绝他。为什么断绝他？因为他诱骗讨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