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详説卷六
染其母，霑渍厥舅，有自来矣。使桓公、管子伸其霸讨，执而归之周，孰曰不然？桓亦弗克自检，其能以此律人乎？公羊谓鲁荘之为陈佗，殆有深意。
译他玷污了母亲，又淫乱于舅父，这种行为由来已久。假如桓公和管仲能够伸张霸主的征讨，将他捉拿并押解到周王室，谁会说这样做不对呢？桓公自己尚且不能约束自身，又怎能以此标准来要求别人呢？《公羊传》认为鲁庄公对陈佗的做法，大概有深远的用意。
荆人来聘
荆始书人，为公谷之学者皆以为春秋因其慕义来聘，进之而书人。愚以为春秋之外楚，为其僭王大号而外之，非无其事而直鄙逺之也。况自比嵗入蔡侵郑，渐肆凭陵，春秋忧之方深，必不以其一来聘于鲁，遂进之同于中国之诸侯，此説其未然欤？且春秋之待楚，乃帝王待要荒之道，叛而威之，服而柔之，内外之辨截乎其不相干，未闻进要荒于侯甸而紊内外之辨者也。是聘也，杜元凯谓不书荆子使某来聘者，君臣同辞，始通未成其为礼也。乃若书荆、书楚、书楚人、书楚子，毎书輙异者，着其渐盛，与中国争衡，非进之也。圣人固乐于与人为善，楚方凭陵诸夏，无一善之可録，以为春秋进之，殆不然也【义又见僖元年楚人伐郑、文九年楚子使椒来聘】
公及齐侯遇于谷
自入春秋，诸侯有遇礼，略去繁文，共图国政，遇之善者也。今鲁荘之为此遇，继纳币、观社而书，着其急于得偶，而求之惟恐其未至也。说者谓谷之遇齐人，要鲁以盟而后与之为昏，故是嵗冬复为扈之盟，明年乃以姜氏归。孟子谓：「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其荘公之谓欤？或曰：「如强弱弗敌何？」曰：「齐桓之始入，柯之未盟，鲁未尝一往防齐，亦无责乎鲁。意者齐桓犹知义之所在，念其父讐未雪，而不敢责之以常人之礼。及髙傒来盟，以大夫伉君，公反因是而纳币以请昏焉。齐人愈傲而公愈卑，自是受欺于齐益甚，盖有以自取矣。」
萧叔朝公
谷梁曰：「萧叔，微国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来，于外也。朝于庙，正也；于外，非正也。」萧叔本来朝于鲁，因公为谷之遇，就而朝焉，朝者、受者皆非也。鲁荘皇皇乎艳治之求，何暇问礼？《春秋》书之，责之也。
秋，丹桓宫楹【义并见下▯桓宫桷】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防齐侯盟于扈【义见《上谷》之遇】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桓宫桷。
鸟兽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知有父，而复防其父之从出而知有祖焉，有曽焉，有髙焉，又防其祖、曽、髙之所从出而有始祖焉，皆为之庙以祀之。圣人因为之制宗庙祀享之礼，自天子至诸侯、公卿、大夫、士，隆杀有等。夫然后尽于礼，不以逾礼而为荣也，不以僭礼而为孝也。今荘公忘父之讐，徇母之欲，娶讐女以为夫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既又自知其非，丹桓宫之楹而▯其桷，欲以盖其无父之愧。不思庙有常制，独丹桓宫之楹而▯其桷，是悖礼也。以悖礼施之亲庙，不足以荣其亲，适足以悖其祖。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无父也；隆于其父而薄于其祖，无祖也。无父无祖，禽兽之道也。是以《春秋》书「丹桓宫楹」、「刻桓宫桷」，以见五庙并列，而桓庙独以丹饰，以着荘公无祖之罪，欲救无父之过而无祖矣。
▯曹荘公
夏公如齐逆女。秋公至自齐。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谷梁曰：「亲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不正其亲迎于齐也。秋公至自齐，先至，非正也。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入者，内弗受也，宗庙弗受也。娶讐人子弟，以荐舎于前，其义不可受也。」谷梁得之矣！夫亲迎，礼也，鲁荘亲迎讐国，则礼之悖也。公与夫人偕至而见于庙，礼也。今公以七月至，而夫人姜氏八月乃入，倡而不和，行而不随，则礼之悖也。自纳币于始，至用币于卒，春秋备书以责之。彼愚妇人何责哉？彼鲁荘亦何责哉？实备书以责齐桓也。桓为盟主，方将秉法以示诸夏，谓鲁荘不当请昏襄女，则明义以斥絶之，孰曰不然？苟欲镇抚鲁国而许之以昏，则当谨于用礼，饬齐女以行妇道，毋使为二国羞。今也不然，纳币未几，要以观社；观社未几，而有谷之遇、扈之盟；最后逆女，姜乃不与公偕归，是孰使之然哉？不责之齐桓而谁责之哉！及哀姜骄淫不妇，通于二叔，以害两君，然后取而戮之，亦云晩矣。愚故谓《春秋》有责齐桓也。
戊寅大夫宗妇觌用币
不书入而见于庙，书大夫宗妇觌用币，何哉？入而见于庙者，常也；大夫
译楚国人来鲁国聘问。
楚国开始被记载为“人”，《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学者都认为，这是因为楚国仰慕道义而来聘问，所以《春秋》提升它的地位而称其为“人”。我认为，《春秋》疏远楚国，是因为它僭越称王的大号而疏远它，并不是没有这件事而直接鄙夷疏远它。况且从近年入侵蔡国、侵犯郑国以来，逐渐放肆欺凌，鲁国对此担忧正深，必定不会因为它一次来鲁国聘问，就提升它等同于中原诸侯的地位，这种说法恐怕不对吧？而且《春秋》对待楚国，是帝王对待边远荒服地区的方法，叛乱就威慑它，归服就安抚它，内外之别截然分开互不干扰，没听说过提升边远荒服地区到侯甸地区而扰乱内外之别的。这次聘问，杜预认为不记载“楚子派某人聘问”，是因为君臣同辞，刚开始通好，还没有形成正式的礼仪。至于记载“荆”、“楚”、“楚人”、“楚子”，每次记载都不同，是为了彰显楚国逐渐强盛，与中原争夺霸权，并不是提升它的地位。圣人固然乐于与人一起行善，楚国正欺凌中原各国，没有一件善事值得记录，认为《春秋》提升了楚国的地位，恐怕不是这样【义理又见于僖公元年“楚人伐郑”、文公九年“楚子派椒来聘问”】
鲁庄公与齐侯在谷地相会。
自从进入春秋时期，诸侯之间有相会的礼仪，省略繁琐的礼节，共同谋划国家政务，相会本是好事。现在鲁庄公进行这次相会，紧接着记载了纳币、观社，是为了彰显他急于求得配偶，唯恐对方不来。解说的人说，谷地相会齐国人，要求鲁国结盟后才答应婚事，所以这年冬天又在扈地结盟，第二年才把姜氏娶回来。孟子说：“没有羞耻厌恶之心，就不是人。”这说的就是庄公吧？有人说：“如果强弱不敌怎么办？”回答说：“齐桓公刚即位时，柯地还没有结盟，鲁国未曾一次去防备齐国，也没有责备鲁国。大概齐桓公还知道道义所在，考虑到父亲的仇怨未报，而不敢用常人的礼节去责备鲁国。等到高傒来结盟，以大夫的身份对抗国君，庄公反而借此纳币请求婚事。齐国人越发傲慢而庄公越发卑微，从此受齐国欺骗更加严重，大概是有自取的原因了。”
萧叔朝见庄公。
《谷梁传》说：“萧叔，是小国的君主，没有被册封爵位的人。不记载‘来’，是因为在境外。在宗庙朝见，是正规的；在境外，是不正规的。”萧叔本来是要朝见鲁国，因为庄公在谷地相会，就近朝见，朝见的人和接受朝见的人都不对。鲁庄公忙于追求治理的繁华，哪有空过问礼节？《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责备他。
秋天，给桓公庙的柱子涂上丹漆【义理并见于下文〇桓公庙的椽子】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去世。
十有二月甲寅日，庄公与齐侯在扈地结盟【义理见于《上谷》之遇】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〇桓公庙的椽子。
鸟兽知道有母亲而不知道有父亲，人知道有父亲，又推究父亲的来源而知道有祖父，有曾祖父，有高祖父，又推究祖父、曾祖父、高祖父的来源而有始祖，都为他们建立宗庙祭祀他们。圣人因此制定宗庙祭祀的礼仪，从天子到诸侯、公卿、大夫、士，隆重与简省有等级。这样然后才合乎礼节，不以超越礼节为荣，不以僭越礼节为孝。现在庄公忘记父亲的仇怨，顺从母亲的欲望，娶仇敌的女儿为夫人，知道有母亲而不知道有父亲。后来又自己知道不对，给桓公庙的柱子涂上丹漆而雕刻它的椽子，想要掩盖没有父亲的羞愧。不想宗庙有固定的制度，唯独给桓公庙的柱子涂丹漆而雕刻它的椽子，这是违背礼节的。用违背礼节的行为施加于父亲的宗庙，不足以荣耀他的父亲，恰恰足以违背他的祖先。知道有母亲而不知道有父亲，是没有父亲；厚待父亲而薄待祖先，是没有祖先。没有父亲没有祖先，是禽兽的行为。所以《春秋》记载“丹桓宫楹”、“刻桓宫桷”，以显示五座宗庙并列，而唯独桓公庙用丹漆装饰，以彰显庄公没有祖先的罪过，想要补救没有父亲的过错却失去了祖先。
〇曹庄公
夏天，庄公到齐国迎娶新娘。秋天，庄公从齐国回来。八月丁丑日，夫人姜氏进入鲁国。《谷梁传》说：“亲自迎娶，是常事，不记载。这里记载，是不认为亲自到齐国迎娶是正当的。秋天庄公从齐国回来，先回来，是不正当的。八月丁丑日，夫人姜氏进入。‘进入’，是内部不接受，宗庙不接受。娶仇敌国家的子弟，把她们放在前面，道义上不可接受。”《谷梁传》说对了！亲自迎娶，是礼节，鲁庄公亲自到仇敌国家迎娶，就是违背礼节。庄公与夫人一起回来而在宗庙相见，是礼节。现在庄公七月回来，而夫人姜氏八月才进入，唱而不和，行而不随，就是违背礼节。从开始纳币，到最终用币，春秋详细记载以责备他。那些愚笨的女人有什么可责备的呢？鲁庄公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实际上是详细记载以责备齐桓公。齐桓公是盟主，正将秉持法度以昭示中原各国，认为鲁庄公不应当请求娶襄公的女儿，就明白道义以斥责拒绝他，谁说不行呢？如果想要镇抚鲁国而答应婚事，就应当谨慎使用礼节，整顿齐国女子以奉行妇道，不要使两国蒙羞。现在不是这样，纳币不久，要求观看社祭；观看社祭不久，就有谷地相会、扈地结盟；最后迎娶新娘，姜氏却不与庄公一起回来，这是谁让她这样的呢？不责备齐桓公而责备谁呢！等到哀姜骄横淫乱不像妇人，与两个叔父私通，害死两位国君，然后抓起来杀了她，也太晚了。所以我认为《春秋》有责备齐桓公的意思。
戊寅日，大夫和宗妇相见使用币帛。
不记载进入而在宗庙相见，记载大夫和宗妇相见使用币帛，为什么呢？进入而在宗庙相见，是常事；大夫
宗妇觌而用币者，非礼之常，盖失礼也。或谓其娶讐女而归，不敢以见于庙。彼丹楹▯桷，崇奢丽以夸示讐女，何以能知愧而不使见于庙乎？谷梁之云，谓宗庙有弗受焉尔。礼，夫人至，大夫有见礼。今书失礼，则以大夫宗妇之俱见、俱用币，而讥其无别耳。御孙以男女同贽为无别，不但用贽之无别，俱觌尤为不可。盖宗妇者，大夫之妻，与大夫俱见，《春秋》所以为讥也。
译宗妇在觌礼中使用币帛，这不符合礼制的常规，大概是失礼的行为。有人认为是因为娶了仇家的女儿而归来，不敢让她进入宗庙相见。那些丹红色的楹柱、方形的屋椽，崇尚奢华美丽来向仇家的女儿夸耀，怎么能知道羞愧而不让她进入宗庙相见呢？《谷梁传》所说的，是指宗庙不接受她罢了。按照礼制，夫人到达时，大夫有见面的礼仪。如今经文记载为失礼，是因为大夫和宗妇都去相见、都使用币帛，从而讥讽他们缺乏区别。御孙认为男女使用相同的贽礼是没有区别，不仅是用贽礼没有区别，一同进行觌礼更是不可。因为宗妇是大夫的妻子，与大夫一同去相见，这正是《春秋》所讥讽的原因。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羁出奔陈。赤归于曹。
公羊以羁为曹大夫，戎来侵，谏于君，母自敌，三谏不从而去，考之经似不然也。贾逵谓羁是曹君赤乃戎之外孙，戎侵曹逐羁而立赤，必有所本，今从之。先君既▯而不称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故也。刘氏《意林》：曹羁出奔陈，赤归于曹，赤之为赤，与郑突无以异。突因宋，赤因戎，皆夺其君，然而《春秋》一贬之，无上下之异者，《春秋》治治不治乱者也。使郑忽、曹羁事亲而孝，为上而礼，在丧而哀，将事而恭，大夫顺之，国人信之，虽有宋、戎之众，突、赤之孽，何縁而起？刘氏之论正矣，然谓《春秋》一贬之无上下之异者，似未然也。忽与羁皆系之于国，以其为当立者也。突挟乱臣，赤挟戎，皆去其公子之号，所以诛也。
郭公
公》《谷》以为郭国之君名赤，外归于曹，其义不通。先儒引齐桓问郭何以亡，父老对：「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是以亡。」事与时实相近，然必有阙误，不容强通。
二十有五年春，陈侯使女叔来聘。
左氏曰：「始结陈好也，嘉之，故不名。」注曰：「原仲，季友之旧也。季友相鲁，女叔相陈，二人有旧，故春而女叔来聘，冬而季友报聘，以为交聘之始，故书。然前此诸侯使之来鲁，未必无报聘，而《春秋》皆略之不书。今女叔之来，季友之往，独得书者，着人臣无外交。原、季以私相善之故，而假公聘以为私防，其后又以▯原仲而出，于朋友之道则尽，于人臣之义则非，《春秋》防微杜渐，故不与也。然原仲女叔为名为字，有不容辨，以是为襃贬，则凿矣【义又见二十七年季友如陈▯原仲】
夏五月癸丑卫侯朔卒
朔以簒兄而立，既为国人所逐，复与叛党共败王师以返其国，周之叛侯也，去▯所以讨。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周正之説，至是亦不能守之矣。以周正而言，此六月乃夏正四月，正阳之月也。而左氏乃云：「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明是月非正阳之月也。杜氏求以通周正之説，乃云：「以长歴推此乃七月朔，置闰失所，故致月错。」夫左氏岂为歴之有误而为此説？彼以是月非正阳之月，而用正阳之礼，是以讥耳。愚以是观，益知《春秋》行夏之时，「王正月」非周正审矣。然救日而鼓，以充阳也。《夏书》：「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季秋日食而举行旧典，初不专在正阳之月。《左传》谓唯正月之食而后举行，亦僻説耳。《谷梁》曰：「鼓，礼也；用牲，非礼也。天子设鼓五，诸侯三，大夫击门，士击柝。」皆所以充其阳。充阳之説，有得于古者救日之意。《春秋》于此年及文十五年两书皆同者，讥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为失礼也。虽然，伐鼓用牲，乃救日之常典，有司之事也。天子诸侯因天灾见异，而讲求缺失，思所以上答天谴，有实政在，非徒治其礼文之常而巳也。《春秋》于夏日食，书鼓用牲于社；于秋大水，书鼓用牲于社于门，讥实政不讲，仅从事于有司之常典也【义又见文十五年六月日食】
伯姬归于杞
杜注：不书逆女，逆者微也。杞小国，自应遣命卿，盖旧史缺书耳。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
谷梁曰：「既戒鼓而骇众，用牲可以巳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众。」左氏谓：「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愚谓日月之眚，天以此示象于人，有救而无祈也。鼓于朝，救日之礼也。若夫水旱之灾，则必有祈；祈则必以牲。《云汉》之诗曰：「靡神不举，靡爱斯牲。」水旱用牲，其来逺矣。救水而鼓众，则鼓以警众，共治捍防之事，公谷所言是矣。救日之鼓与救水而鼓，事虽近而义不同。
冬，公子友如陈【义见今春女叔来聘】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伐戎，以报济西之役也。木讷以其与曹杀大夫聨书，遂为之説曰：「为曹伐也。前年曹羁奔陈，及陈女叔来聘，言必有以
译大水
冬季，戎国侵犯曹国。曹羁出逃到陈国。曹赤回到曹国。
《公羊传》认为曹羁是曹国的大夫，戎国来侵犯时，他向国君进谏，说不要亲自与敌人作战，三次进谏不被采纳便离开，考察经文似乎并非如此。贾逵认为曹羁是曹君，曹赤是戎国外孙，戎国侵犯曹国，驱逐曹羁而立曹赤，必定有所依据，现在采纳他的说法。先君去世却不称爵位，是因为国力微弱不能自定国统的缘故。刘氏《意林》说：曹羁出逃到陈国，曹赤回到曹国，曹赤之所以叫曹赤，与郑突没有区别。郑突依靠宋国，曹赤依靠戎国，都夺取了君位，然而《春秋》对两人同样贬斥，没有上下尊卑的区别，这是因为《春秋》治理治世而不治理乱世。假如郑忽、曹羁侍奉亲人能尽孝，身为国君能守礼，居丧时能哀痛，办事时能恭敬，大夫顺从他们，国人信任他们，即使有宋国、戎国的军队，郑突、曹赤的祸患，怎么会兴起呢？刘氏的论述是正确的，然而说《春秋》对两人同样贬斥没有上下尊卑的区别，似乎并不恰当。郑忽与曹羁都冠以国名，是因为他们是应当继位的人。郑突挟持乱臣，曹赤挟持戎国，都去掉了他们的公子称号，这是为了声讨他们。
郭公
《公羊传》《谷梁传》认为郭国的君主名叫赤，从国外回到曹国，这种解释不通。先儒引用齐桓公问郭国为何灭亡，父老回答说：“喜欢善人却不能任用，厌恶恶人却不能除去，因此灭亡。”这件事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近，但必定有缺漏错误，不能强行解释通顺。
鲁僖公二十五年春季，陈侯派女叔来鲁国聘问。
《左传》说：“这是开始与陈国结好，嘉奖这件事，所以不写女叔的名字。”注解说：“原仲，是季友的老朋友。季友辅佐鲁国，女叔辅佐陈国，两人有旧交情，所以春季女叔来聘问，冬季季友回访，作为两国交聘的开始，所以记载。然而在此之前诸侯派使者来鲁国，未必没有回访，而《春秋》都省略不记载。现在女叔来，季友去，唯独被记载，是为了彰显人臣没有外交。原仲、季友因为私下交好的缘故，借公事聘问来作为私下的防备，后来又因为原仲而出奔，在朋友道义上算是尽到了，在人臣大义上则是不对的，《春秋》防微杜渐，所以不认可。然而原仲、女叔是名还是字，不容分辨，以此作为褒贬，就太牵强了【义理又见于二十七年季友到陈国迎接原仲】
夏季五月癸丑日，卫侯朔去世。
卫侯朔因篡夺兄长君位而立，既被国人驱逐，又与叛党一起击败王师以返回他的国家，是周朝的叛侯，去掉爵位是为了声讨他。
六月辛未朔日，发生日食，击鼓，在社坛使用牺牲。
《左传》关于周历的说法，到这里也不能坚持了。按周历来说，这六月是夏历四月，是正阳之月。而《左传》却说：“只有正月朔日，邪气未作，发生日食，这时在社坛用币，在朝廷击鼓。”明确说明这个月不是正阳之月。杜预为了疏通周历的说法，就说：“用长历推算这是七月朔日，设置闰月有误，所以导致月份错乱。”难道《左传》会因为历法有误而这样说吗？他认为这个月不是正阳之月，却使用了正阳之月的礼仪，这是为了讥讽。我由此观察，更加知道《春秋》实行夏历，“王正月”不是周历是确凿的。然而救日食而击鼓，是为了充实阳气。《夏书》说：“季秋月份朔日，日月不在房宿会合，乐师击鼓，啬夫奔跑，庶人奔走。”这是季秋日食而举行旧典，起初并不专在正阳之月。《左传》说只有正月的日食才举行，也是偏颇的说法。《谷梁传》说：“击鼓，是合乎礼的；使用牺牲，是不合乎礼的。天子设五面鼓，诸侯三面，大夫击门，士击柝。”这都是为了充实阳气。充实阳气的说法，符合古人救日食的本意。《春秋》在这一年以及文公十五年两次记载都相同，是讥讽不在朝廷击鼓而在社坛击鼓，又使用牺牲，是失礼。虽然如此，击鼓使用牺牲，是救日食的常规典礼，是有司的职责。天子诸侯因天灾出现异象，而讲求缺失，思考如何向上回答天谴，要有实际的政事，不是仅仅治理礼仪形式的常规而已。《春秋》在夏日食时，记载击鼓使用牺牲在社坛；在秋大水时，记载击鼓使用牺牲在社坛和门，是讥讽不讲求实际政事，仅仅从事于有司的常规典礼【义理又见于文公十五年六月日食】
伯姬嫁到杞国。
杜预注：不记载迎亲，是因为迎亲的人地位低微。杞是小国，理应派遣卿大夫，大概是旧史缺漏没有记载。
秋季发生大水，击鼓使用牺牲在社坛和门。
《谷梁传》说：“已经击鼓警戒而惊动众人，使用牺牲就可以停止了。救日食用鼓声振奋士气，救水灾用鼓声召集众人。”《左传》说：“凡是天灾，只用币不用牺牲。不是日月灾异不击鼓。”我认为日月灾异，上天以此向人显示征兆，有救而无祈。在朝廷击鼓，是救日食的礼仪。至于水旱灾害，则必定有祈祷；祈祷必定用牺牲。《云汉》这首诗说：“没有不祭祀的神，没有不吝惜的牺牲。”水旱灾害使用牺牲，由来已久了。救水灾而召集众人，则是击鼓以警示众人，共同治理防御之事，公羊、谷梁所说的对了。救日食的击鼓与救水灾的击鼓，事情虽然相近但意义不同。
冬季，公子友到陈国【义理见于今年春季女叔来聘】
鲁僖公二十六年，春季，鲁公讨伐戎国。夏季，鲁公从讨伐戎国返回。
讨伐戎国，是为了报复济西之战。木讷因为这与曹国杀大夫连书，于是为之解释说：“是为曹国讨伐。前年曹羁逃奔陈国，等到陈国女叔来聘问，言语中必定有缘故”
及于羁也。故公子友如陈报聘，而遂伐戎，为曹可知矣。公甫至自伐戎，而曹遂杀其大夫，是戎必有辞于曹，曹杀其大夫以説戎，且以塞鲁之辞。」木讷之于《春秋》，好揣摩傅防以为之説，此类是也。陈使大夫来聘于鲁，何关于曹？鲁也有戎患，不得巳而伐之，非其力之有余而为曹伐也。学者生乎数千载之后，即传以求经，犹恐传之未信，何必凿空而为説？当时无此事，圣经无此防科塲师以穿凿为新奇，最説经之大病。
译等到羁这件事发生。所以公子友前往陈国回访，并随即讨伐戎人，是为了曹国，这是显而易见的。公甫刚从讨伐戎人回来，曹国就杀了它的大夫，这说明戎人一定对曹国有责难，曹国杀了它的大夫来取悦戎人，并且用来堵住鲁国的责难。木讷在解释《春秋》时，喜欢揣测附会来作为解说，这类情况就是如此。陈国派大夫来鲁国聘问，这和曹国有什么关系？鲁国也有戎人的祸患，不得已才讨伐他们，并不是因为兵力有余而替曹国讨伐。学者生活在数千年之后，即使通过传注来探求经义，还担心传注不可信，何必凭空穿凿来立说呢？当时并没有这件事，经典也没有这种说法，科举考场上的老师把穿凿附会当作新奇，这是解说经书最大的弊病。
曹杀其大夫【杀大夫始见】
凡杀大夫，皆讥专杀也。葵丘之防曰：「无专杀大夫。」此周家盛时法制，而襄王举之于防，以训饬诸侯者也。诸侯与其卿大夫，虽有君臣之分，皆王臣也。故其命上大夫，必请于王；有罪当杀，亦必禀命于王，不得专也。自东迁，诸侯既专命卿大夫，而复专杀之，无王也。凡书杀大夫，有称国以杀者，有称人以杀者。称国以杀者，十之八九，大率皆讥专杀，而复有杀无罪者焉，杀有功者焉，杀直谏者焉，随事而观，可以得圣人之意。此曹杀其大夫，不惟讥其专杀，又诛其滥杀。曹赤挟戎援以簒兄之国，又挟戎威以去兄之党，所杀者必皆无罪，而又不止一人，是以佚其姓名。鲁史官闻其事而书之，不得其姓名，是以阙之耳。吁！蕞尔小国，挟戎援以簒其兄，而又杀人不忌，齐桓坐视而莫之讨，其有惮于戎欤【杀大夫不名又见僖二十五年文七年八年】
秋公防宋人齐人伐徐
刘氏《意林》曰：「伐徐，小事也，而乱王者之制。诸侯不得专征，是以属之方伯连帅。今齐为霸，而使宋主兵，则是人自为政，与诸侯无霸奚异？」刘説固善，但先宋后齐，乃《春秋》所以责备霸者，非齐人诿宋人以主此兵也。胡氏谓鲁自伯禽以来，世有徐戎之患，今春伐戎，秋伐徐，必戎与徐表里为病于鲁，鲁请于齐、宋而伐之耳。愚谓齐为霸而以宋先之者，贬也。是时戎侵曹，逐其嗣子，纳亡公子为君，戎之不忌甚矣。齐不能讨，乃为鲁出师伐徐，缓其所当急，是故不与之以霸讨，而以宋先齐。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防杞伯姬于洮。
杜氏以伯姬为荘公之女，即二十五年归于杞者。陆氏谓：「春秋时有子叔姬者三，皆时君之女，称子者以别先君之子。」公、谷以为同母姊妹，非也。则此伯姬未必是荘公之女。借是荘女，于洮亦非归宁之地，安有女子来宁父母，疾驱于通道大都，略无所禁忌者乎？《春秋》书「公防杞伯姬于洮」，非归宁之义也【义又见冬杞伯姬来】
夏六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义已见十六年】十六年于幽之防，始书同盟，至是再防于幽，复书同盟。谷梁曰：「同尊周也。」于是而后授之诸侯，盖《春秋》嘉齐桓霸业之始成，善其得众，而许之以同盟也。是防也，陈、郑始服，不讨而服，服之上也。或曰：「前此防者九国，而书同盟，宜也；今防者才五国，亦书同盟，何哉？」曰：「圣门所以许齐桓，为其合诸侯不以兵革，庶几以徳服人者，不为其甲兵盛强，小大毕至，而后许之以同也。不然，异时有合十八国之君，以甲车四千乘夸示诸侯，而霸业自是日衰者，乌在其为众乎？」
秋公子友如陈▯原仲
或曰：「前此人臣外交，如祭伯之来、尹氏之赴，春秋虽有讥而不书所以来之故。今季友如陈，直书▯原仲，春秋其许之以不遗故旧，是故直书其事，以垂训于后欤？」曰：「子可谓善问矣。君臣之分、朋友之义，皆人之大伦，而于用礼之际，有当随事而为之权衡者，此类是也。季友与原仲有旧，前此原仲来鲁，季友报聘，假公事而为私行，春秋犹有讥焉。今原仲死，季友躬如陈防其▯，身为鲁大夫，有官守焉，而越国以防交游之▯，春秋之所不与也。然以其笃于伦类之爱，故直书其事，曰：『此为▯原仲而出。』虽微取其不遗故旧，实深贬其越国防▯，此春秋意也。县子所谓『古大夫束脩之问不出境』，正为居位之大夫而言。今大夫交政于中国，如原仲、季友，犹曰交游之情、死丧之戚，有不容自巳。比至衰世，人臣外交强国，归而胁制其君，犯上作乱，靡不毕为，祸乱之原实兆于此。是故春秋谨之。」
冬，杞伯姬来【义已见今年春】
前防于洮，公与伯姬特为此防也。归未几日，复为此来。书「杞伯姬来」，非所当来而来者也。女归宁父母，常事不书，惟其来之不以礼，是故一嵗而再书。然则伯姬非鲁荘之女，亦明矣。
莒庆来逆叔姬
杜氏以叔
译曹国杀死了他的大夫【“杀大夫”这一记载开始见于此处】
凡是记载杀大夫，都是讥讽擅自杀人。葵丘盟约的规定说：“不要擅自杀大夫。”这是周朝鼎盛时期的法制，周襄王在葵丘盟约中重申这一点，用以训诫诸侯。诸侯与其卿大夫，虽然有君臣的名分，但都是周王的臣子。所以任命上大夫，必须向周王请示；如果有罪应当处死，也必须禀报周王，不得擅自行事。自从周平王东迁之后，诸侯已经擅自任命卿大夫，又擅自杀害他们，这是无视周王权威的表现。凡是史书记载杀大夫，有称国名而杀的，有称人名而杀的。称国名而杀的，十之八九，大体上都是讥讽擅自杀人，其中又有杀害无罪者的，杀害有功者的，杀害直言进谏者的，根据具体事情观察，就可以明白圣人的用意。这次曹国杀他的大夫，不仅讥讽其擅自杀人，还谴责其滥杀无辜。曹赤依靠戎人的援助篡夺了兄长的国家，又凭借戎人的威势去铲除兄长的党羽，所杀的人必定都是无罪的，而且不止一人，所以隐去了他们的姓名。鲁国史官听说这件事而记载下来，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空缺不写。唉！这样一个小国，依靠戎人的援助篡夺兄长的位置，又肆无忌惮地杀人，齐桓公坐视不管而不加讨伐，大概是畏惧戎人吧【“杀大夫不书其名”又见于僖公二十五年、文公七年、八年】
秋季，鲁庄公在防地会见宋国人、齐国人，共同讨伐徐国。
刘氏《意林》说：“讨伐徐国，是小事，却扰乱了周王的制度。诸侯不得擅自征伐，所以这类事务归属于方伯和连帅。现在齐国是霸主，却让宋国主持军事，这就是各自为政，与诸侯没有霸主有什么区别？”刘氏的说法固然好，但先提宋国后提齐国，正是《春秋》用来责备霸主的原因，并不是齐国人推托给宋国人来主持这次军事行动。胡氏认为鲁国自从伯禽以来，世代遭受徐戎的祸患，今年春天讨伐戎人，秋天讨伐徐国，一定是戎人与徐国互为表里，成为鲁国的祸患，鲁国向齐、宋请求出兵讨伐他们罢了。我认为齐国是霸主却让宋国排在前面，这是贬抑。当时戎人侵犯曹国，驱逐了曹国的嗣子，接纳逃亡的公子为君，戎人的肆无忌惮非常严重。齐国不能讨伐戎人，却为鲁国出兵讨伐徐国，缓办了应当紧急处理的事，所以不承认这是霸主应有的讨伐，而让宋国排在齐国前面。
冬季十二月癸亥朔，发生日食。
二十七年春季，鲁庄公在洮地会见杞国的伯姬。
杜氏认为伯姬是庄公的女儿，就是二十五年嫁给杞国的那位。陆氏说：“春秋时有三位子叔姬，都是当时国君的女儿，称‘子’是为了区别于先君的女儿。”《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是同母姊妹，不对。那么这位伯姬未必是庄公的女儿。即使是庄公的女儿，在洮地也不是回娘家省亲的地方，哪有女子回娘家省亲，在交通要道的大路上疾驰，毫无禁忌的呢？《春秋》记载“公防杞伯姬于洮”，不是归宁的意思【此义又见于冬季“杞伯姬来”】
夏季六月，鲁庄公在幽地会见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共同结盟【此义已见于十六年】。十六年在幽地结盟，开始记载“同盟”，到现在再次在幽地结盟，又记载“同盟”。《谷梁传》说：“共同尊崇周王室。”从此以后才授予诸侯权力，大概是《春秋》嘉许齐桓公霸业初步成功，赞赏他能够团结众人，所以允许他们结盟。这次结盟，陈国、郑国开始臣服，不经过讨伐就臣服，这是臣服的上等表现。有人说：“以前结盟的是九个国家，记载‘同盟’是合适的；现在结盟的只有五个国家，也记载‘同盟’，为什么呢？”回答说：“圣人之所以赞许齐桓公，是因为他联合诸侯不依靠武力，差不多是以德行使人信服，而不是因为他的甲兵强盛，无论大小国家都到来，然后才赞许他结盟。不然的话，后来有联合十八国君主，以四千辆战车向诸侯夸耀，而霸业从此日渐衰落的，那又在哪里体现‘众多’的好处呢？”
秋季，公子友前往陈国〇原仲
有人说：“以前臣子进行外交活动，如祭伯的到来、尹氏的奔丧，春秋虽然讥讽但不记载其来的原因。现在季友前往陈国，直接记载〇原仲，春秋大概是赞许他不遗忘故旧，所以直接记载这件事，以垂训后世吗？”回答说：“你可以说是善于提问了。君臣的名分、朋友的道义，都是人伦的大节，而在运用礼仪的时候，有应当根据事情权衡处理的，这类事情就是这样。季友与原仲有旧交，以前原仲来到鲁国，季友报聘，借公事而行私情，春秋还有讥讽。现在原仲死了，季友亲自前往陈国〇原仲，身为鲁国大夫，有官职在身，却跨越国境去〇交游的〇，这是春秋所不赞许的。然而因为他对伦常之爱深厚，所以直接记载这件事，说：‘这是为了〇原仲而出行。’虽然略微赞许他不遗忘故旧，但实际上深深贬斥他越境〇交游的〇，这是春秋的本意。县子所说的‘古代大夫束脩之问不出境’，正是针对居位的大夫而言。现在大夫在中原各国交往，如原仲、季友，尚且说交游之情、死丧之痛，有不能自己控制的。等到衰世，臣子与强国外交，回国后胁迫君主，犯上作乱，无所不为，祸乱的根源实际上就始于这里。所以春秋对此谨慎对待。”
冬季，杞伯姬来到鲁国【此义已见于今年春季】
以前在洮地会见，鲁庄公与伯姬特意为此会见。回去没几天，又为此而来。记载“杞伯姬来”，是不应当来却来了。女子回娘家省亲，是常事不记载，只有因为她来的不合礼，所以一年之内两次记载。那么伯姬不是鲁庄公的女儿，也就明白了。
莒庆来迎娶叔姬
杜氏认为叔
姬为荘公女，莒庆自为逆，愚窃疑之。宣公挟齐之援以簒鲁国，事齐无所不至，最后齐侯止公而为髙固求婚，鲁人以为大辱。莒小国也，庆莒之卿，而娶时君之女，又云其与公伉礼，其无是乎？盖叔姬必非荘公之女，莒庆自为逆，其事犹在可疑耳。
译叔姬是庄公的女儿，莒国的庆却自行违背礼制，我私下对此存有疑虑。宣公倚仗齐国的援助而篡夺鲁国君位，侍奉齐国无所不至，最后齐侯扣留宣公并替高固向鲁国求婚，鲁国人认为这是极大的耻辱。莒国是个小国，庆是莒国的大夫，却娶了当时国君的女儿，又说他与国君行对等之礼，这难道可能吗？大概叔姬必定不是庄公的女儿，莒庆自行违背礼制，这件事仍然值得怀疑。
杞伯来朝
杞，二王后，爵惟上公。桓二年书「杞侯来朝」，《公》、《谷》以杞为纪，至是乃书杞伯，杜氏、范氏皆以为时王黜之，无明证也。此亦文之阙误，不必深辨【义见《纲领》明五始】
公防齐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及战之例】
或曰：「案《左传》，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使之伐卫，讨其立子頽也。」则齐桓此伐，奉王命以讨诸侯之有罪者，而《春秋》书曰「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不与齐桓以奉王命而伸霸讨，何哉？曰：立子頽者，卫侯朔也。朔之罪甚大，齐不能讨，王弗及朔之尚存而命之以讨。今歴十年，其身巳死，而致伐于其子，非刑也。曰：若尔，则其责在王，今方伯与罪人皆以人称，何哉？曰：朔之存也，尝预齐桓防盟，桓庇之而不讨。今其嗣子不预于后幽之盟，齐是以伐之。盖受命于朔未死之前，至是激以私憾，始克往伐，故《公》、《谷》皆以卫为无罪。《左传》又谓桓公奉命而往，取赂而还，故不为《春秋》所与，是以有贬。以是而观，则《春秋》人齐之意可见矣。○及战之例，《公羊》谓《春秋》伐者为客，被伐者为主，故是役也，以卫主战，以卫为无罪。然僖十八年，《春秋》书「宋、曹、卫、邾伐齐，宋师及齐师战于甗」，则伐者为主，被伐者为客。《公羊》又以为《春秋》与宋襄之能讨齐乱，是故以宋为及。其意以及战为《春秋》所与，此亦公羊氏一家之説耳。尝考之经，此一及字，或着之客，或系之主，初未尝立为一定之例。楚人侵伐中原，晋及之战，晋以盟主而为主也。蔡侯、吴子伐楚，及楚人战，则蔡、吴又以客而为主。防家又谓城濮、鄢陵与邲，外楚而内晋；柏举，内蔡而外楚，则又以内外而为及。郑氏谓凡书及战，所以别异客主，不施之直与不直，直与不直自在事也。此论校诸説为通。愚以当时事考之，有以客而为及者，有以主而为及者，义系于一时之事，襃贬予夺初不在是也。如卫之及战，以其不受齐讨而与之战，是以书卫为及；如宋之及战，宋自以受托孤之寄，帅师而往，志在纳君，是以书宋为及；如城濮之战，晋文志在救宋却楚，仗义而前，不使晋主战，将使谁主之乎？又如柏举之战，《春秋》书「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大其伐楚之功，而特书以奨之，谓《春秋》不与蔡侯，其可乎？而近代诸儒，专以及战为主，战者皆非《春秋》之所与，每有及战，曲为之説以求其可贬之罪。如城濮、柏举二三大战，义正辞直，《春秋》无贬，而乃傍采传辞，变乱曲直，以合于主战之例，其所见之颇欤？其为私意而发欤？故既述之纲领，复随事辨明，盖以所关者大，不容巳于言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琐卒
秋荆伐郑公防齐人宋人救郑
或曰：「先儒谓书救未有不善者，此书救善齐桓之能救也。公自行，必齐桓、宋公之皆在，而《春秋》书人，何哉？」曰：「此与其救，而讥其救之不力也。楚窥中国久矣，至是使其令尹子元帅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柣之门，陷其外郭，及于逵市，郑将奔桐丘，楚兵退乃止，郑之危甚矣。齐、宋、鲁救之，未至而楚去，盖以虚声却敌者也。使子元稍为持久，则郑弃其国，而存亡未可知也。故《春秋》书人以讥救之不力。」○凡救有二：强国侵暴，诸侯盟主兴师救之，救之正也；诸侯败贤党恶，盟主伐同恶，救之，救之逆也。推此义以观，庶得圣人之意。若盟主之救、同恶之救，槩以为善，曲为説以通之，则是否纷错，失圣人脩经之本防。义又见僖二十八年楚救卫、襄十年楚救郑。○齐桓公，霸之盛者，推亡固存，霸政之所先也。经见凡五，此救郑，其始救也。闵元年、僖元年两救邢，六年伐郑移师救许，十五年防诸侯盟牡丘，命诸大夫救徐，盖孳孳以救为务者，桓公之本心也。然其再救邢也，以三国之师而次于聂北；其救徐也，以八国之师而次于匡。救而书次，则讥其救之缓也；不书师
译杞国国君来朝见。杞国是夏、商两代王室的后裔，爵位仅为上公。桓公二年记载“杞侯来朝”，《公羊传》、《谷梁传》将杞国视为纪国（注：此处疑为“纪”字通假或版本异文，意指特定称谓），直到这时才记载为杞伯，杜预、范宁都认为这是当时的周王贬黜了杞国，但没有明确的证据。这也就是文献的缺失错误，不必深入辨析【义理见《纲领》中“明五始”部分】。
鲁公在城濮防备齐侯。
二十八年，春季，周历三月，甲寅日，齐国人攻打卫国。卫国人同齐国人交战，卫国人战败【关于“及战”的体例】。
有人说：“根据《左传》，周王派遣召伯廖赐给齐侯命令，让他攻打卫国，讨伐卫国立公子頽为国君的行为。”那么齐桓公这次征伐，是奉周王命令去讨伐有罪的诸侯，而《春秋》记载说“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不赞许齐桓公奉王命而伸张霸主的讨伐，为什么呢？回答说：立公子頽为国君的是卫侯朔。朔的罪过很大，齐国不能讨伐他，周王在朔还活着的时候命令齐国去讨伐。如今过了十年，朔已经死了，却去征伐他的儿子，这不是刑罚应有的做法。有人说：如果是这样，那么责任在周王，现在方伯（霸主）和罪人都用“人”来称呼，为什么呢？回答说：朔活着的时候，曾经参与齐桓公的防地盟会，桓公庇护他而不加讨伐。如今他的继位儿子没有参与后来的幽地盟会，齐国因此攻打他。大概是在朔死之前接受了命令，到了这时因私怨激愤，才前往征伐，所以《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卫国无罪。《左传》又说桓公奉命前往，索取贿赂后返回，所以不被《春秋》赞许，因此有贬斥。由此来看，《春秋》用“人”来称呼齐国的用意就可以明白了。○关于“及战”的体例，《公羊传》认为《春秋》中征伐的一方为客，被征伐的一方为主，所以这次战役，以卫国为主战方，认为卫国无罪。然而僖公十八年，《春秋》记载“宋、曹、卫、邾攻打齐国，宋军与齐军在甗地交战”，那么征伐的一方为主，被征伐的一方为客。《公羊传》又认为《春秋》赞许宋襄公能够讨伐齐国的混乱，所以以宋国为“及”的一方。他的意思是“及战”是《春秋》所赞许的，这不过是公羊学派的一家之言罢了。我曾考证经文，这个“及”字，有时加在客方，有时系于主方，起初并没有确立为固定的体例。楚国人侵伐中原，晋国与之交战，晋国作为盟主所以为主。蔡侯、吴子攻打楚国，与楚国人交战，那么蔡、吴又作为客方而为主。防家又说城濮、鄢陵与邲之战，是外排楚国而内尊晋国；柏举之战，是内尊蔡国而外排楚国，那么又是以内外关系来确定“及”。郑氏认为凡是记载“及战”，是为了区别客主，并不施加于直与不直（正义与非正义），直与不直自在事情本身。这个论断比其他说法更为通达。我根据当时的事来考证，有以客方为“及”的，有以主方为“及”的，义理系于一时之事，褒贬予夺起初并不在于此。比如卫国的及战，因为卫国不接受齐国的讨伐而与之交战，所以记载卫国为“及”；比如宋国的及战，宋国自认为受托孤的重任，率领军队前往，志在拥立国君，所以记载宋国为“及”；比如城濮之战，晋文公志在救宋退楚，仗义前行，如果不让晋国主战，将让谁主战呢？又如柏举之战，《春秋》记载“蔡侯率领吴子与楚国人交战”，夸大了伐楚的功劳，特意记载以表彰他，说《春秋》不赞许蔡侯，可以吗？而近代诸儒，专门以“及战”为主战方，认为交战者都不是《春秋》所赞许的，每当有“及战”，就曲解说辞以求找到可贬斥的罪过。比如城濮、柏举等几次大战，义正辞严，《春秋》没有贬斥，却旁采传文，变乱曲直，以符合主战方的体例，他们的见解偏颇吗？是出于私意而发的吗？所以既在纲领中叙述，又随事辨明，大概因为所关系重大，不容已于言也。
夏季四月丁未日，邾子琐去世。
秋季，楚国攻打郑国，鲁公在齐人、宋人救援郑国时进行防备。
有人说：“先儒认为记载‘救’没有不善的，这里记载‘救’是赞许齐桓公能够救援。鲁公亲自前往，必定是齐桓公、宋公都在，而《春秋》记载为‘人’，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记载他们去救援，而讥讽他们救援不力。楚国窥视中原很久了，到这时派遣令尹子元率领六百辆战车攻打郑国，进入桔柣之门，攻陷外郭，到达逵市，郑国将要逃往桐丘，楚军撤退才停止，郑国的危险非常严重。齐、宋、鲁去救援他们，还没到楚军就离开了，大概是用虚张声势来退敌。如果子元稍微坚持久一些，那么郑国就会抛弃国家，存亡就不可知了。所以《春秋》用‘人’来讥讽救援不力。”○凡是救援有两种：强国侵暴，诸侯盟主兴师救援，这是正当的救援；诸侯败坏贤良、结党作恶，盟主讨伐同恶，进行救援，这是逆理的救援。推演这个义理来观察，大概能明白圣人的心意。如果盟主的救援、同恶的救援，一概认为是善，曲解说辞来贯通，那么是非就会纷乱错杂，失去圣人修经的根本宗旨。义理又见僖公二十八年楚国救援卫国、襄公十年楚国救援郑国。○齐桓公，是霸主中最兴盛的人，推亡固存，是霸政的首要任务。经文中见到五次，这次救援郑国，是开始救援。闵公元年、僖公元年两次救援邢国，六年伐郑移师救援许国，十五年会诸侯盟于牡丘，命令诸大夫救援徐国，大概是孜孜不倦以救援为务，这是桓公的本心。然而他再次救援邢国时，以三国之师驻扎在聂北；他救援徐国时，以八国之师驻扎在匡。救援而记载“次”（驻扎），就是讥讽他救援迟缓；不记载“师”
而书人，则讥其师少而救之不力也。《春秋》虽善其能救，复讥其缓而不力，此责备霸者之道耳。至如召陵之师，本以救郑而不以救书，为其关乎天下之盛衰，一救不足以尽之；亦犹晋文公城濮之役，本以救宋而不以救书，亦为其关乎天下之盛衰，一救不足以尽之。此《春秋》书救、不书救之大略也。
译而史官记载此事，则是讥讽其出兵时军队较少且救援不力。《春秋》虽然赞许其能够进行救援，却又讥讽其行动迟缓且力度不足，这是《春秋》对霸主严加责备的原则罢了。至于召陵之师，本来是为了救援郑国，但《春秋》并未以“救”字记载，是因为此事关系到天下的兴盛与衰败，单凭一次救援不足以概括其全部意义；这就像晋文公在城濮的战役，本来是为了救援宋国，但《春秋》也未以“救”字记载，也是因为此事关系到天下的兴盛与衰败，单凭一次救援不足以概括其全部意义。这就是《春秋》在记载救援时，有时写“救”、有时不写“救”的大致原则。
冬筑郿
冬而筑，时也。时则不书，此何以书？为嵗无麦禾，而兴作不急之役，所以讥也。
大无麦禾
苏氏曰：「是嵗未尝有水旱、螟虫之灾，而书『大无麦禾』，何也？」刘向《春秋説》曰：「土气不养，稼穑不成也。」沈约《宋志》言：「吴孙皓时，书有之，苖稼丰美而实不成，百姓以饥，合境皆然，连嵗不巳。」此则所谓『大无麦禾』也，此以天灾而释其义也。愚案是嵗《春秋》不书饥馑、虫螟，至嵗终而书『大无麦禾』，讥在人事也。荘公外事兴作，内煽浮淫，费用无度，至嵗终防计所储麦禾尽缺，是以《春秋》书『大无麦禾』以着防戒。书『大无』云者，非天时使然，由人事之不饬也。
臧孙辰告籴于齐
公羊曰：「请籴也，何以不称使？以为臧孙之私行也。曷以为臧孙之私行？君子之为国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籴，讥也。」谷梁亦曰：「古者税什一，丰年补败，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虽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饥，君子非之。不言如，为内讳也。」其意谓《春秋》为鲁讳告籴，故臧孙之出不书如齐，若臧孙自以其私而为此行。愚以为诸侯无粟，诸侯相归粟，亦事理之当然。鲁无麦禾，告籴同盟之国，《春秋》何讳乎？内大夫出使，例不言使，不必以此为异。书臧孙告籴于齐，见鲁人卑辞有求，亦以善齐人之能恤灾也。《春秋》始年，礼义消亡，国自为计，无救灾恤患之心。齐桓公起，▯俗顿革。臧孙告籴，必桓公许之而后往，故异时防于葵丘，申遏籴之禁，其善意巳兆于此时矣。《春秋》书以嘉之。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新延廐》传曰：「新作延廐。」延廐云者，廐之名也。或曰：「新其旧而又延广之义。」亦通。谷梁曰：「延廐，法廐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则何以书？古之君人者，必时视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则功筑罕；民勤于财，则贡赋少；民勤于食，则百事废。冬筑郿，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为巳悉矣。」公羊曰：「脩旧不书，此何以书？讥凶年不脩。」皆得《春秋》之意。
夏郑人侵许
许与郑为讐，国许不能伸复讐之义，更为郑所侵，书「郑人侵许」，责郑也。是时桓公霸诸侯，而郑犹侵许者，许未预于防盟故也。
秋有蜚
隠元年左传曰：「有蜚不为灾。」杜注以为负蠜。防引郭璞云：「蜚即负盘。」洪范五行传云：「蜚，南方之物，越之所生，其为虫臭恶，能害人。」又云：「诗草虫，负蠜，嵗时常有，非灾虫也。以为负盘者，是负蠜，乃传録之误。」刘原父曰：「蜚状若牛而白首，一目，蛇尾，行水则竭，行草则死，见则国大疫。」与传注所言，盖两物也。原父之学亦博矣。
冬十有二月纪叔姬卒
灭国不▯，此以贤叔姬，故特书▯。娣媵不▯，此以贤叔姬，故与伯姬俱得▯。春秋以叔姬秉节守义，不为国亡而变其所守，特録之以垂训于后世耳。嗟夫！以此防民，犹有俪体宸居，国亡不能死，委身以事轨如晋之惠后者，可为痛哭流涕者矣！
城诸及防
左氏以为书时非也，鲁国比嵗凶饥，而荘公轻于用民力，不惟城一邑，而又并城二邑，故虽时而必书，所以讥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师次于成
赵子曰：「鲁盖欲防齐围鄣，至成待命，闻鄣巳降，故不行耳。然疑事无质，但当存而勿解。」谷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郑而不能。」不言公耻不能救鄣。愚以赵説为然，鲁必不敢与齐争鄣。
秋七月齐人降鄣
公羊以鄣为纪之遗邑，杜氏以为附庸。啖子曰：「鄣者，小国。不言伐而言降，胁而降之也。齐鲁围郕，郕降于齐师，降于力既屈之后；此书齐人降鄣，畏威而降，降于兵未加之前。其为降一也。但郕虽降而犹存，其后复见；鄣则不复见矣。是时纪亡近三十年，遗邑必无存者。啖子以为小国是也，此盖灭国之异名，《春秋》书以贬之。」
八月癸▯▯纪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齐
译冬天修筑郿城。
冬天修筑，是顺应时节的。顺应时节本不该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呢？因为这一年没有麦子和禾稻收成，却兴办不急迫的工程，所以加以讥讽。
严重缺乏麦子和禾稻。
苏氏说：“这一年并没有水旱、螟虫的灾害，却记载‘严重缺乏麦子和禾稻’，为什么呢？”刘向的《春秋说》说：“地气不能养育作物，庄稼没有收成。”沈约的《宋志》说：“吴国孙皓时期，史书上有记载，苗稼长得茂盛但果实没有结成，百姓因此挨饿，全国都是这样，连续几年没有停止。”这就是所谓的‘严重缺乏麦子和禾稻’，这是用天灾来解释其含义。我认为这一年《春秋》没有记载饥荒、虫灾，直到年终才记载‘严重缺乏麦子和禾稻’，讥讽的是人事。庄公对外兴办工程，对内煽动浮华淫乱，花费没有节制，到年终盘点时储备的麦子和禾稻全部短缺，所以《春秋》记载‘严重缺乏麦子和禾稻’以彰显警戒。记载‘严重缺乏’，意思是并非天时造成，而是由于人事不修所致。
臧孙辰向齐国请求买粮。
《公羊传》说：“请求买粮，为什么不称‘派遣’？认为这是臧孙的私自行事。为什么认为是臧孙的私自行事？君子治理国家，必须有三年的储备。一年收成不好，就请求买粮，这是可讥讽的。”《谷梁传》也说：“古时候税收十分取一，丰年弥补歉年，不向外求取，上下都充足。即使连年灾荒，百姓也不受病痛。一年没有收割而百姓挨饿，君子不赞成。不写‘前往’，是为国内避讳。”其意思是《春秋》为鲁国避讳请求买粮，所以臧孙出使不写“前往齐国”，好像臧孙是出于私意而进行这次行动。我认为诸侯没有粮食，诸侯之间互相赠送粮食，也是事理上应当的。鲁国没有麦子和禾稻，向同盟国家请求买粮，《春秋》有什么可避讳的呢？国内大夫出使，惯例不写“派遣”，不必以此为异。记载臧孙向齐国请求买粮，显示鲁国人言辞谦卑有所求，也以此称赞齐国人能够体恤灾患。《春秋》初年，礼义消亡，各国各自为计，没有救灾恤患之心。齐桓公兴起，风俗顿时改变。臧孙请求买粮，一定是桓公允许后才前往，所以后来在葵丘会盟，重申禁止断绝粮食交易的禁令，他的善意此时已经显露。《春秋》记载此事以嘉奖他。
二十九年春天新建延厩。
《左传》说：“新建延厩。”延厩，是厩的名称。有人说：“是修缮旧的并且扩展的意思。”也讲得通。《谷梁传》说：“延厩，是合乎法度的厩。说‘新’，是有原因的。有原因为什么记载？古代君主，必定按时视察百姓所勤劳的事。百姓勤于劳力，那么工程就少；百姓勤于财物，那么贡赋就少；百姓勤于饮食，那么百事就荒废。冬天修筑郿城，春天新建延厩，是因为使用民力已经竭尽了。”《公羊传》说：“修缮旧的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讥讽在灾年不修缮。”都符合《春秋》的本意。
夏天郑国人侵犯许国。
许国与郑国是仇敌，许国不能伸张复仇的道义，反而被郑国侵犯，记载“郑国人侵犯许国”，是责备郑国。这时桓公称霸诸侯，而郑国还侵犯许国，是因为许国没有参与会盟的缘故。
秋天有蜚虫。
《隐元年左传》说：“有蜚虫不构成灾害。”杜预注认为是负蠜。孔颖达引郭璞说：“蜚就是负盘。”《洪范五行传》说：“蜚，是南方的生物，越地所生，这种虫子臭恶，能害人。”又说：“《诗经》中的草虫，负蠜，每年时常有，不是灾虫。认为负盘者，是负蠜，乃是传抄的错误。”刘原父说：“蜚形状像牛而白头，一只眼，蛇尾，行走在水边水就枯竭，行走在草丛中草就枯死，出现则国家大疫。”与传注所说的，大概是两种不同的生物。原父的学问也很渊博。
冬天十二月纪叔姬去世。
灭亡的国家不记载谥号，这里因为叔姬贤德，所以特别记载谥号。娣媵不记载谥号，这里因为叔姬贤德，所以与伯姬一起得到谥号。《春秋》因为叔姬秉持节操坚守道义，不因国家灭亡而改变所坚守的，特别记录她以垂训后世。唉！以此教化百姓，还有那些与君主同处一室，国家灭亡不能殉死，委身侍奉像晋惠公那样的后人的，真是令人痛哭流涕啊！
修筑诸邑和防邑。
左氏认为记载时间不对，鲁国连年饥荒，而庄公轻率使用民力，不仅修筑一个城邑，而且同时修筑两个城邑，所以即使顺应时节也必定记载，用来讥讽。
三十年春天周王正月。
夏天军队驻扎在成地。
赵子曰：“鲁国大概想联合齐国包围鄣地，到成地等待命令，听说鄣地已经投降，所以没有行动。然而疑事没有确证，只应当保留而不解释。”《谷梁传》说：“次，是停止，有畏惧，想救郑国而不能。”不说是因为公耻于不能救鄣。我认为赵子的说法是对的，鲁国一定不敢与齐国争夺鄣地。
秋天七月齐国人使鄣地投降。
《公羊传》认为鄣是纪国的遗邑，杜氏认为是附庸。啖子曰：“鄣，是小国。不写‘伐’而写‘降’，是胁迫使其投降。齐鲁包围郕，郕向齐军投降，是在力量已经屈尽之后；这里记载齐国人使鄣投降，是畏惧威势而投降，是在兵未加之前。投降是一样的。但郕虽然投降还存在，后来再次出现；鄣则不再出现了。这时纪国灭亡将近三十年，遗邑必定没有存在的。啖子认为是小国是对的，这是灭亡国家的异名，《春秋》记载以贬斥它。”
八月癸〇〇纪叔姬。
九月庚午朔，发生日食，击鼓、用牲祭祀社神。
冬天公与齐国……
侯遇于鲁济
传以为谋伐山戎，彼计巳定，何事于谋？许氏谓齐桓伐郳、伐郑、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而伐卫、伐戎，皆先与鲁公为防、为遇以谋之。以是知齐桓用人之能以为能。愚谓齐桓谦恭不伐，诚有足称，但以宋主兵前后三四，则讥其狥人伐国，师出无名，不与之以霸讨，故序之宋下。遇于鲁济，防于城濮，鲁荘因其出而侯之于途耳，齐桓玩荘如婴儿，不从之谋也。
译在鲁济与齐桓公相会。《左传》认为这是谋划讨伐山戎，但齐桓公的计策已经确定，哪里还需要谋划？许氏说，齐桓公讨伐郳国、郑国、徐国，都是以宋人为主帅，而讨伐卫国、山戎，都是先与鲁公在防地、鲁济相会来谋划。由此可知齐桓公把别人的才能当作自己的才能。我认为齐桓公谦逊恭敬、不自我夸耀，确实值得称赞，但因为以宋人为主帅前后有三次或四次，所以讥讽他顺从别人去讨伐他国，出兵没有正当理由，不把这算作霸主征讨，因此将其记载在宋国的条目下。在鲁济相会，在城濮设防，鲁庄公只是趁齐桓公出行而在途中与他相会罢了，齐桓公把鲁庄公当作婴儿一样玩弄，并不听从他的谋划。
齐人伐山戎
谷梁曰：「桓内无因国，外无从诸侯，而越千里之险，北伐山戎，危之也。则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尔？燕，周之分子也，职贡不至，则山戎为之伐矣。」愚谓当齐桓之始霸，为中国患者，楚也，山戎不闻为中国患。桓以其病燕而伐之，戎之病燕，无甚于楚之病郑。桓未能伸大义于楚，而逺伐山戎，亦非当务之急也。此齐侯自出，而书「齐人伐山戎」，讥也。
三十有一年春筑台于郎
凡筑台与囿，不以时不时，皆讥也。是嵗三筑台，三见书，重讥之也。公羊于郎之筑曰：「临民之所漱浣。」于薛之筑曰：「逺也。」于秦曰：「临国也。」国者，槩国中而言，宗庙社稷在焉，故也。何休注曰：「天子有灵台以侯天地，诸侯有时台以侯四时。登髙望逺，人情之所乐，动而无益于民，虽乐不为也。」荘公暮年骄恣尤甚，天灾见于上，嵗比不登，而或新或城或筑，无虚嵗。今又以三筑台见书，其违礼败度，可以想见，鲁之衰，实由荘公始。
夏四月薛伯卒
筑台于薛【义见上于郎】
六月齐侯来献戎捷
左传》曰：「诸侯有四裔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裔。诸侯不相遗俘。」《公羊》曰：「齐大国也，曷为亲来献戎捷？威我也。其威我柰何？旗获而过我也。」合二説而观，乃见《春秋》之意。齐为霸，伐戎有功，当躬献之于王，以展职分之常。今乃以俘获分遗诸侯，此不过欲威示同盟之国，失其所以为霸之道矣。此齐侯使人献捷于鲁，书「齐侯来献」，卑之也。楚人献捷，僖公二十一年与此义异。
秋筑台于秦【义见上于郎】
冬不雨
是嵗告旱而三筑台，明年春又城小谷，讥也。与二十八年大无麦禾而筑郿书法相类。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谷
左氏以为鲁为管仲而城，杜注：「公感齐桓之徳，故为管仲城私邑。」范氏谓小谷鲁邑，盖齐有谷城，鲁亦有谷，故左氏之言如此。然谓鲁公与齐之用事者城其赐邑，揆之人情，恐未必然，故诸儒多以为疑。盖鲁国所城者小谷，非齐之谷。冬不雨，春而书城，讥也。
夏宋公齐侯遇于梁丘
前此齐桓偕宋人伐郳、伐郑、伐徐，《春秋》皆序齐于宋之下，贬也。今遇于梁丘，宋公序齐侯上，则以爵序，与前日防伐异矣。《左传》谓齐桓以楚人伐郑，故欲防诸侯，宋公请先见，为此遇。则是遇也，齐宋谋所以捍楚而救郑者。霸主能虚己以求人，宋公能悉力以辅霸，故《春秋》特以爵序，以彰齐桓谦恭尽下之美。其后诸侯之师先救邢、存卫、郤狄，然后出大师以临楚，而中国之威伸矣。盖定计于谷遇之时，若宋桓公者，其亦深思逺虑之人乎！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羊》曰：「何以不称弟？杀也。杀则曷为不言刺？为季子讳杀也。」荘公病将死，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国政，曰：「寡人即不起，吾将焉致乎鲁国？」季子曰：「般也存，君何忧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谓我曰：『鲁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庆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将为乱乎！」俄而弑械成，季子酖之。君亲无将，将而诛焉。然则善之与？曰：「然。」「曰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季子杀母兄，何善尔？诛不得辟兄，君臣之义也。」案《左氏》，公疾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材。」季子使以君命酖牙，辞简略，不能尽当时之事。《公羊》所言者，其实也。愚尝有疑于此，夫诛不得辟兄，曰君臣之义也，然罪有首从，谋簒鲁国者，庆父其首也；为之言于公而圗谋非望者，牙也，其从也。今季友毅然以牙为戮，而置庆父于不问，彼谓杀牙则可杜庆父之奸乎？抑亦以其权盛而莫如之何也？使季友当君之尚存，暴庆父之罪，纵不杀，亦当逐而逺之，并其党类而奔之，则鲁国可无后日之祸，而般之位定矣。今酖牙而存庆父，吾不知其用意果何如也。《春秋》于公子牙之死，不以刺书，惟曰「公子牙卒」，意其在是欤？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译齐国人讨伐山戎。
《谷梁传》说：“齐桓公在国内没有正当理由，在国外没有跟随的诸侯，却跨越千里的险阻，向北讨伐山戎，这是很危险的。那么是反对他吗？是赞扬他。为什么赞扬他呢？燕国是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如果燕国的职贡没有按时缴纳，那么山戎就替齐桓公去讨伐了。”我认为，在齐桓公刚刚称霸的时候，中原各国的祸患是楚国，山戎并没有听说成为中原的祸患。齐桓公因为山戎危害燕国而讨伐它，山戎危害燕国，并不比楚国危害郑国更严重。齐桓公不能在楚国伸张大义，却远道讨伐山戎，也不是当务之急。这是齐侯亲自出征，但《春秋》记载为“齐人伐山戎”，这是讥讽。
鲁庄公三十一年春天，在郎地修筑台观。
凡是修筑台观和园林，不论是否合乎时宜，都要受到讥讽。这一年三次修筑台观，三次被记载，是重重地讥讽。《公羊传》对于在郎地修筑台观说：“靠近百姓洗涤的地方。”对于在薛地修筑台观说：“太远了。”对于在秦地修筑台观说：“靠近国都。”国都，是泛指国都之中，宗庙社稷都在那里，所以如此。何休注解说：“天子有灵台以观察天地，诸侯有时台以观察四季。登高望远，是人情所喜爱的，但行动如果对百姓没有益处，虽然喜爱也不去做。”庄公晚年骄横放纵尤其严重，天灾在上显现，连年收成不好，却有时新建、有时筑城、有时修筑，没有空闲的年份。现在又因为三次修筑台观被记载，他违背礼制败坏法度，可以想象得到，鲁国的衰败，实际上是从庄公开始的。
夏天四月，薛伯去世。
在薛地修筑台观【义理见上文郎地】。
六月，齐侯来献山戎的捷报。
《左传》说：“诸侯如果有征讨四方蛮夷的功劳，就献给周王，周王用来警戒蛮夷。诸侯之间不互相赠送俘虏。”《公羊传》说：“齐国是大国，为什么亲自前来献捷？是为了威慑我。它怎么威慑我？带着旗帜和俘获经过我国。”综合这两种说法来看，就能明白《春秋》的用意。齐国作为霸主，讨伐山戎有功，应当亲自献给周王，以履行职分的常规。现在却把俘获分送给诸侯，这不过是想威慑同盟的国家，失去了作为霸主的道理。这是齐侯派人向鲁国献捷，记载“齐侯来献”，是贬低他。楚人献捷，在僖公二十一年，与此义不同。
秋天，在秦地修筑台观【义理见上文郎地】。
冬天没有下雨。
这一年报告旱灾却三次修筑台观，第二年春天又修筑小谷的城墙，受到讥讽。这与二十八年大旱无麦无禾却修筑郿城时的笔法相似。
鲁庄公三十二年春天，修筑小谷的城墙。
《左传》认为鲁国是为了管仲而修筑城墙，杜预注：“庄公感激齐桓公的恩德，所以为管仲修筑私邑。”范氏认为小谷是鲁国的邑，大概齐国有谷城，鲁国也有谷，所以《左传》这样说。但是说鲁公和齐国的当权者修筑其赐邑，揣度人情，恐怕未必如此，所以许多儒者对此表示怀疑。大概鲁国所修筑的是小谷，不是齐国的谷。冬天没有下雨，春天却记载修筑城墙，受到讥讽。
夏天，宋公和齐侯在梁丘相会。
在此之前，齐桓公偕同宋人讨伐郳、讨伐郑、讨伐徐，《春秋》都把齐国排在宋国之下，这是贬低。现在在梁丘相会，宋公排在齐侯之上，是按照爵位排序，与以前的会盟讨伐不同了。《左传》说齐桓公因为楚人讨伐郑国，所以想会盟诸侯，宋公请求先见面，因此有了这次相会。那么这次相会，是齐宋谋划如何抵御楚国而救援郑国。霸主能虚己以求人，宋公能全力辅佐霸主，所以《春秋》特意按照爵位排序，以彰显齐桓公谦恭尽下的美德。后来诸侯的军队先救援邢国、保存卫国、抵御狄人，然后出动大军以临楚国，而中原的威望得以伸张。大概是在梁丘相会时定下的计策，像宋桓公这样的人，也是深思远虑的人啊！
秋天七月癸巳日，公子牙去世。
《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弟？是被杀。被杀为什么不直言刺杀？是为了给季子隐瞒杀兄之事。”庄公病重将死，召见季子。季子到了，把国家政事交给他，说：“我如果不起床了，我将把鲁国托付给谁呢？”季子说：“般还在，您担忧什么呢？”庄公说：“难道会这样吗？牙对我说：‘鲁国一生一及，您已经知道了。’庆父还在。”季子说：“他怎么敢，这是要作乱吗！”不久弑君的器械准备好了，季子用毒酒毒死了他。对于君亲，不能有篡位的念头，有念头就要诛杀。那么这是善举吗？回答说：“是的。”“说杀世子母弟直接称君，是加重语气。季子杀母兄，为什么是善举？诛杀不得避开兄长，这是君臣的大义。”考察《左传》，庄公病重问叔牙立谁为后，叔牙回答说：“庆父有才能。”季子让叔牙以君命饮毒酒，言辞简略，不能详尽当时的事。《公羊传》所说的，才是实情。我曾对此有疑问，诛杀不得避开兄长，说是君臣的大义，然而罪行有首犯和从犯，图谋篡夺鲁国君位的是庆父，他是首犯；替他在庄公面前说话并图谋非分之想的是叔牙，他是从犯。现在季友毅然把叔牙处死，却对庆父不加过问，他认为杀了叔牙就可以杜绝庆父的奸谋吗？还是因为庆父权势盛大而无可奈何呢？假如季友在庄公还在世时，揭露庆父的罪行，即使不杀，也应当驱逐他远离，并让他的党羽一起流亡，那么鲁国就不会有后来的祸患，而般的君位也就安定了。现在毒死叔牙而保留庆父，我不知道他的用意究竟如何。《春秋》对于公子牙的死，不记载为刺杀，只说“公子牙卒”，意思大概就在这里吧？
八月癸亥日，庄公在路寝去世。
冬天十月己未日，子般去世。
公子庆父如齐。
鲁荘骄盈不君，晩嵗滋甚，得没牖下幸矣。身虽幸免，二子卒不免焉。二南之诗，周公所以造周而基王业也。子孙不令，隆于齐女，以此杀身，以此祸子孙，三纲埽地，几危鲁国，桓与荘也，真周公、鲁公之罪人哉！季友身受托孤之寄，不能以死奉般，立未几日，乃为庆父所毙，复与庆父俱奔异国。庆如齐，将以求其所大欲；友适陈，此不过为避祸计耳。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者，顾如是乎？《春秋》书「子般卒，公子庆父如齐」，责鲁国臣子以讨贼之义也，舍季友而谁责乎？
译公子庆父前往齐国。
鲁庄公骄傲自满，不像君主的样子，晚年更加严重，能死在床榻上已是侥幸了。他自身虽然侥幸免祸，但两个儿子最终没能幸免。
《周南》《召南》的诗歌，是周公用来建立周朝并奠定王业基础的。
后代子孙不善，过分宠幸齐国女子，因此招致杀身之祸，因此祸及子孙，三纲五常扫地以尽，几乎危及鲁国。
桓公与庄公，真是周公、鲁公的罪人啊！
季友身受托付孤儿的重任，不能以死效忠子般，立为君主没几天，就被庆父杀害，又与庆父一起逃往异国。
庆父前往齐国，是为了谋求他最大的欲望；季友前往陈国，这不过是避祸的计策罢了。
受托抚养年幼的君主，寄托国家的命运，面临重大节操而不能改变的人，竟然像这样吗？
《春秋》记载“子般去世，公子庆父前往齐国”，是用讨伐贼人的道义来责备鲁国的臣子，除了季友还能责备谁呢？
狄伐邢
春秋集传详説卷七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传详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八宋家铉翁撰闵公【名开，一名啓方，庄公子，母叔姜。以惠王十六年立，是嵗齐桓公二十三年】
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
公》《谷》皆以为继弑君不言即位，其说曰：「亲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继之如君父者，受国焉耳。」此论不为不正，然《春秋》不书即位之意，随事而见，不可执一例而求也。闵公所以不书即位，直以其非嫡非长，越次而立，是以削其即位，非为继弑而不书也。何以言之？子般者，庄之太子，虽非嫡夫人之子，而受命于其父，其立也，未为无所禀。般而见弑，鲁之大臣当以庄公诸子之长者闻于王朝，请所以立。今也骤扳幼子而授之以国，以其为齐之甥，奉桓公意而立之，其立非正也。《春秋》不书即位，端以是故。及闵见弑，鲁大臣复不禀命于王，扳僖而授之以国，由成风私事季友，友乘般、启后先见弑，拥僖以为君，既非父命，亦非王命，《春秋》是以亦削其即位而不书，与闵之不书同义。及文公之立，乃书即位者，不惟受命于父，王实命之耳。文元年，王使叔服防僖公葬，又使毛伯来锡公命，既葬其父，复命其子以君鲁，此受命于王而得立，《春秋》与之以即位者也。及成公立，八年而后得锡命，为其少也，故乆而后锡。其余虽无王命，而以父命得立，《春秋》皆与之以即位。惟昭公之立，上无王命，下无父命，而《春秋》特书即位者，是有深意，不容以例言也【义见昭元年】
齐人救邢【救国义已见庄二十八年救郑】
或曰：「庄二十八年，荆伐郑，《春秋》书公防齐人、宋人救郑。今狄伐邢，《春秋》书齐人救邢。夫救，事之善者也，而皆人之，《春秋》其有讥乎？」曰：「然。《春秋》之于救也，善其救之力，而每讥其救之缓。前日齐侯率二国救郑，救之缓，郑防亡。今邢有狄难，齐能救之，《春秋》所与也；而救之不力，又《春秋》所讥也。狄在当时，虽其类甚繁，然非若荆楚之盛强。所以敢于凭陵诸夏，正以方伯连帅未有能眀义盛兵一大创治之耳。自齐桓之兴，狄宜知所惮，而睥睨邢衞，将为必取之计。桓以偏师具文而徃，何能使之震詟而逺遁？故自是狄蹶邢覆衞，肆其祸贼乃已。及二国既亡，然后为之迁，为之城，曷若救之于狄患方至之始乎？」是故《春秋》讥其救之不力。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庄公
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落姑。季子来归。
案左氏请复季友也，齐侯许之，使召诸陈，公次于郎以待之。是时闵公幼，诸大夫从国人之望请复之耳。木讷谓左氏先书「季友奔陈」，今乃云请于齐而复之，为前后相反，以为因落姑之盟与「季子来归」文相连属，左氏强合之。木讷好排左氏，而当时事实不容尽废也。盖闵公之立，庆父在齐，季友在陈，皆无所预，实诸大夫奉齐意而立之。既又从国人之望，请于齐桓而复季友。必请于齐桓者，以庆父在齐，惧其以谗说先入故也。季友不得齐桓之召，亦安敢遽归？故落姑朝盟而季子暮至，此诸大夫从国人之望请于齐而复之，何疑？木纳以为庆父顺国人之欲而复之，非也。闵公之立，非庆父、哀姜之意，故作难于后，孰谓庆父而能请复季子乎？或曰：「庆父之入当在何时，而齐仲孙之来已有『不去庆父，鲁难未巳』之语乎？」曰：「经传不载。愚窃意齐桓因季子之归，亦遣庆父自齐还鲁，并执国政，其在此时乎？」庆父之奔也，《春秋》书之，其归也不书，恶其归也。季友之奔也，《春秋》不书，其归也书之，喜其归也。是故特书闵公初年齐鲁之三大夫皆字而不名，季子也，仲孙也，髙子也，此诸侯大夫书字之著者也。然不可执此为例。
冬齐仲孙来
公谷皆以仲孙为庆父，系之齐者，外之也。左氏以为齐遣其大夫来省鲁难，且具载仲孙与齐桓相酬答之语，蔼然仁人之言，鲁国实受其赐，是以《春秋》嘉之，字而不名，左氏所纪
译狄人攻打邢国。
《春秋集传详说》卷七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传详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八，宋家铉翁撰。闵公【名开，一名启方，是庄公的儿子，母亲是叔姜。在周惠王十六年即位，这一年是齐桓公二十三年】
元年春王正月【没有记载即位】
《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因为他是继承被弑杀的君主，所以不记载即位，它们的说法是：“亲近他，他不是父亲；尊敬他，他不是君主；把他当作君父来继承，只是因为他接受了国家罢了。”这种议论不能说是不正确的，然而《春秋》不记载即位的用意，是随着具体事情而显现的，不可以拘泥于一个固定的例子来寻求答案。闵公之所以不记载即位，直接是因为他既不是嫡子也不是长子，超越次序而即位，因此削去他即位的记载，并不是因为继承被弑杀的君主而不记载。凭什么这样说呢？子般是庄公的太子，虽然不是嫡夫人所生，但接受了父亲的命令，他的即位，并非没有依据。子般被弑杀，鲁国的大臣应当把庄公众子中年龄最长的禀报给周王朝，请求立谁为君。现在却突然扶立年幼的儿子并把国家交给他，因为他是齐国的外甥，顺从桓公的意思而立他，他的即位是不正当的。《春秋》不记载即位，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等到闵公被弑杀，鲁国大臣又不向周王禀命，扶立僖公并把国家交给他，这是由于成风私下侍奉季友，季友趁着子般、启方先后被弑杀，拥立僖公为君，这既不是父亲的命令，也不是周王的命令，《春秋》因此也削去他即位的记载而不写，与闵公不记载即位的意义相同。等到文公即位，才记载即位，不仅是因为接受了父亲的命令，周王确实也任命了他。文公元年，周王派叔服参加僖公的葬礼，又派毛伯来赐给文公即位之命，既安葬了他的父亲，又任命他的儿子为鲁君，这是接受了周王的命令而得以即位，《春秋》因此记载他即位。等到成公即位，过了八年才得到赐命，因为他年幼，所以很久之后才赐命。其余虽然没有周王的命令，但凭借父亲的命令得以即位，《春秋》都记载他们即位。只有昭公即位，上面没有周王的命令，下面没有父亲的命令，而《春秋》特别记载即位，这是有深意的，不能用常例来说明【义理见昭公元年】。
齐国人救援邢国【救援国家的义理已在庄公二十八年救援郑国时说过】
有人说：“庄公二十八年，楚国攻打郑国，《春秋》记载鲁公会同齐人、宋人救援郑国。现在狄人攻打邢国，《春秋》记载齐人救援邢国。救援，是善事，却都称‘人’，《春秋》难道有讥讽吗？”回答说：“是的。《春秋》对于救援，赞许救援的力量，而常常讥讽救援的迟缓。从前齐侯率领两国救援郑国，救援迟缓，郑国几乎灭亡。现在邢国有狄人的祸难，齐国能够救援它，这是《春秋》所赞许的；但救援不力，又是《春秋》所讥讽的。狄人在当时，虽然种类很多，但不像荆楚那样强盛。之所以敢于侵犯中原各国，正是因为方伯连帅没有能够明辨大义、壮大兵力来彻底整治他们罢了。自从齐桓公兴起，狄人应该知道有所畏惧，却窥伺邢国、卫国，打算必定要夺取。桓公用偏师敷衍了事地前往，怎么能使他们震惊恐惧而远远逃遁呢？所以从此狄人使邢国覆灭、卫国沦陷，肆意作恶才停止。等到两国已经灭亡，然后为他们迁徙、为他们筑城，哪里比得上在狄患刚到之时就救援他们呢？”因此《春秋》讥讽救援不力。
夏六月辛酉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庄公。
秋八月，鲁公与齐侯在落姑结盟。季子回国。
查《左传》说请求让季友复位，齐侯答应了他，派人从陈国召他回来，鲁公驻扎在郎地等待他。这时闵公年幼，众大夫顺从国人的愿望请求让他复位罢了。木讷认为《左传》先记载“季友出奔陈国”，现在却说向齐国请求让他复位，前后相反，认为是因为落姑之盟与“季子回国”的文字相连，所以《左传》强行凑合。木讷喜欢排斥《左传》，但当时的事实不容完全废弃。大概闵公即位时，庆父在齐国，季友在陈国，都没有参与，实际上是众大夫顺从齐国的意思而立闵公。后来又顺从国人的愿望，向齐桓公请求让季友复位。必定要向齐桓公请求，是因为庆父在齐国，担心他用谗言先入为主。季友没有得到齐桓公的召请，又怎敢贸然回国呢？所以落姑朝盟而季子傍晚就到达，这是众大夫顺从国人的愿望向齐国请求让他复位，有什么可怀疑的？木讷认为庆父顺从国人的愿望让他复位，是不对的。闵公即位，不是庆父、哀姜的意思，所以后来作乱，谁说庆父能请求让季子复位呢？有人说：“庆父回国应当在什么时候，而齐仲孙来鲁时已经有‘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的话呢？”回答说：“经传没有记载。我私下推测齐桓公趁着季子回国，也派遣庆父从齐国回到鲁国，共同执掌国政，大概是在这个时候吧？”庆父出奔，《春秋》记载了，他回国不记载，是厌恶他回国。季友出奔，《春秋》不记载，他回国记载了，是喜悦他回国。因此特别记载闵公初年齐鲁三大夫都称字而不称名，季子、仲孙、高子，这是诸侯大夫称字的显著例子。然而不可以拘泥于此作为常例。
冬齐仲孙来鲁国。
《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仲孙是庆父，把他系于齐国，是把他当作外人。《左传》认为齐国派遣大夫来慰问鲁国的祸难，并且详细记载了仲孙与齐桓公相互酬答的话，充满仁人的言辞，鲁国确实受到他的恩赐，因此《春秋》嘉奖他，称字而不称名，这是《左传》所记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