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详説卷二十九

译夺取它、归还它，可以说符合道义。因此《春秋》不将此事归咎于吴国，而是将其系于齐国名下，《左传》认为这是“因为季姬受宠，所以鲁国前来归还并侵犯边境”，这是错误的。只是“归还我济西田地”中有一个“我”字，这里只说归还讙地和阐地，那么夺取它、贿赂它，就有道义与利益的区别罢了。宣公将济西之地贿赂给齐国，而齐国又把它归还给我，这是我国原本就拥有的土地。鲁国行事不义，灭亡他国，齐国征伐夺取后，又将其归还，土地已不再属于鲁国，齐国归还它，是符合道义的。因此不书写“我”字，是为了褒扬齐国人能够归还土地。

译鲁定公九年春季，周历二月，安葬杞僖公。

宋国的皇瑗率领军队，在雍丘俘获了郑国的军队【“取师”的含义，初次见于隐公十年】。

宋国围攻曹国时，郑国人去救援曹国。郑国有救援曹国的道义，宋国有灭亡他国的罪过。将这两件事对比着看，《春秋》的书法意图就显而易见了。如今郑国军队在雍丘，必定是因为曹国的缘故，就像齐人讨伐鲁国以保全邾国一样，是在邾国灭亡之后才去保全它。《春秋》记载郑国救援曹国，是在曹国尚未灭亡之前；记载郑国军队被俘，是在曹国已经灭亡之后。记录郑国被俘，是为了声讨宋国。《左传》却说郑武公的宠臣请求封邑，郑武公没有东西给他，就讨伐宋国、围攻雍丘，打算夺取土地给宠臣，因此郑军被俘。我认为宋国是大国，是郑国所畏惧的，郑国不应该如此轻视宋国。郑国因为救援曹国而与宋国交战，这在《春秋》经文中都有明确记载，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郑国虽然军队被俘，但《春秋》并没有贬斥它。凡是记载“取师”，都是声讨俘获者不仁。

夏季，楚国人讨伐陈国。

陈国没有参与夏季的盟会，一心一意依附楚国，已经好几年了。如今陈国背离楚国而投靠吴国，被楚国讨伐，《春秋》会赞同陈国吗？回答说：当中原兴盛时，陈国一心依附楚国，遭受颠沛流离和种种灾难，也没有感到愧疚后悔。如今晋国衰微不振，楚国战败未能恢复，吴国虽然屡次获胜，但骄横盈满不知收敛，陈国在此时应当保持中立而不偏袒任何一方，就可以了。背离楚国而投靠吴国，也不是道义所允许的，《春秋》怎么会赞同呢？

秋季，宋公讨伐郑国。

宋国既灭了曹国，又在雍丘俘获了郑国军队，倚仗其骄横盈满，亲自率领军队讨伐郑国。记载“宋公伐郑”，不是称其爵位，而是贬斥。第二年夏季，记载“宋人伐郑”，也是贬斥。怎么知道这是贬斥呢？宋国是灭亡曹国的人，郑国是救援曹国的人。郑国自从救援曹国以来，与宋国有了嫌隙，连年交战，虽然胜负交替，但没能保全曹国人的覆灭，而郑国在道义上是正直的，《春秋》赞同郑国。将这两件事对比着看，就可以明白了。有人说：“这里记载‘宋公伐郑’，第二年记载‘宋人伐郑’，是一样的吗？”回答说：“这是宋公亲自出征，所以称公。第二年的讨伐，大概不是亲自出征，记载‘人’而不记载‘帅’，也是贬斥。”

冬季十月。

鲁定公十年春季，周历二月，邾子益来投奔鲁国。

邾子得以返回他的国家，还没满一年就再次以投奔的消息告知，这是责备吴国。《左传》说：“邾子又无道，吴国人囚禁了他，用荆棘围住他，让太子革执政。”我认为邾子原本就不是有坚定志向的人，也不是怙恶不悛的人，难道失国后返回，还能无道吗？这是吴国人索要贿赂没有得到，而加罪于他。夫差有称霸的才能，但不能用德行来引导，威震天下，最终没有成就，可惜啊！

鲁公会同吴国讨伐齐国。

夫差太不仁了！齐国请求出兵讨伐鲁国，只是为了邾国的缘故。邾子既然已经返回国家，齐国人辞退了吴国的军队，齐鲁两国无事，吴国也可以让百姓休养生息，这难道不好吗？夫差却因此发怒，把讨伐鲁国的军队转而讨伐齐国，于是导致齐国的乱臣借外寇之手弑杀了他们的君主。我由此知道夫差将要灭亡。夫差以太伯的后裔身份兴起而图谋霸业，如果让他遵循道义，本来是《春秋》所赞同的；但他倚仗才能、夸耀武力，天天寻找战争，听说讨伐别国就高兴而勇往直前，听说停止军队就发怒而转移讨伐对象，所以《春秋》厌恶他，记载“会同吴国讨伐齐国”，鲁公和吴国都受到贬斥。孙泰山说：“齐国是中原国家，而鲁公却会同吴国讨伐齐国，其罪恶可想而知。”这固然是《春秋》经世的常法。然而根据《左传》，齐国先召吴国来讨伐鲁国，鲁国又会同吴国讨伐齐国，事情有曲直，道理有是非。吴国人不辨别道义，两国的请求都听从；齐鲁两国不只考虑道义所在，各自借强国以求胜利，两国都有罪过。

三月戊戌日，齐侯阳生去世。

阳生的死，《春秋》记载了卒和葬，而《左传》却说齐国人听说吴国军队到来，弑杀他们的君主以取悦吴国。众儒生因此确立义理，认为阳生的死与郑僖公髠顽相同，其实并不相同。郑僖公的死，《春秋》记载说：“郑伯髠顽到防地，没见到诸侯，死在鄵地。”这是深切地哀怜他。而阳生的死，只记载“齐侯阳生卒”，其措辞与平常去世没有区别，怎么能看出他是被弑杀的呢？再从当时的事来看，齐国人如果真害怕强吴的讨伐，弑杀君主以取悦吴国，就不应该在吴国军队刚退之后，就出兵讨伐鲁国。他们讨伐鲁国，是用来报复吴国的，他们怎么甘心屈居吴国之下，以至于弑杀君主来取悦吴国呢？又简公壬，是齐悼公阳生的儿子，齐国人既然弑杀了他的父亲，必定不会立他的儿子。如今悼公死了，壬即位，成为简公，君臣之间两无猜忌阻碍。怀疑悼公的死，恰逢吴国军队到来，远方传闻有认为是被弑杀的，史官得到消息而记载，未必真的是被弑杀而死呢？况且当时陈乞父子掌握齐国大权，肆意做不道义的事，如果真是弑君，陈乞父子就是首恶。而《史记》却说鲍牧与君主有嫌隙，借吴国军队到来弑杀君主以取悦吴国；《左传》却说鲍牧在前年冬天已经被齐悼公所杀。况且鲍牧专权不如陈氏，鲍牧的奸凶智诈也不如陈氏，怎么能突然弑杀君主呢？反复推敲一时的事实，有可疑之处。按照经文所记载，阳生不是被弑杀；按照传文所记载认为是被弑杀，那么弑君者不是陈乞父子又是谁呢？大概始终祸害齐国而窃取国家的是陈氏，怎么能把疑似的传文归罪于鲍牧呢？至于郑伯髠顽的例子，不与此相同。髠顽离开楚国而不能死于乱臣之手，阳生与诸侯各国都受命于

译吴国，如今率先请求吴国军队来讨伐鲁国，最终自己招致祸患，这难道能与鬻熊、顽的死亡同日而语吗？《左传》凡是记载弑君之事，必定写明弑君者的姓名，如今只记载“齐国人听说吴军到来，弑君以取悦吴人”，省略了姓名而不记载，他们对此也有疑虑，因此缺略不写罢了。我认为阳生如果确实弑君，罪责在于陈乞父子，难以将过错归咎于其他人【此义下文又见】

译夏季，宋国人攻打郑国。

晋国的赵鞅率领军队侵犯齐国。

夫差攻打齐国，听说阳生死了，为他哭泣并撤军。他虽然使用夷狄的礼仪，却还知道攻打防备之国的不可行。赵鞅却在这个时候出兵攻打齐国，夺取了犁和辕两地，毁坏了高唐的外城，侵犯到赖地才撤退，比起夫差来真是令人羞愧。有人说：“《春秋》为什么没有贬斥他？”回答说：“记载齐侯去世紧接着记载赵鞅侵犯，这就是贬斥。”

五月，鲁君从讨伐齐国回来。

安葬齐悼公【义理见上文阳生去世】。

卫国的公孟彄从齐国回到卫国。

薛伯夷去世。

秋季，安葬薛惠公。

冬季，楚国的公子结率领军队攻打陈国。

吴国救援陈国。

有人说：“吴国救援陈国，它与齐国救援邢国、卫国，晋国救援宋国，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回答说：“救援邢国、卫国、宋国，是道义上不容已的，形势上必须争夺的。霸主以推举流亡者、巩固生存者为职责，道义上不容已就一定救援，形势上必须争夺也一定救援，这都是《春秋》所赞许的。现在中原没有霸主，各国培植自己的私党，陈国跟随楚国则吴国攻打它、楚国救援它，陈国跟随吴国则楚国攻打它、吴国救援它，都是为了私利，与中原的利害最初毫无关系，不能与两位霸主相同。”又说：“楚国昭王救援陈国，《春秋》不记载‘救’，现在吴国救援陈国却记载了，为什么呢？”回答说：“陈国跟随楚国很久了，改而跟随吴国，还说是太伯的后代，吴国的本心还在中原，吴国救援陈国，本来就有不同于楚国救援的地方。况且这次战役，延州来的季札约定与楚国人一起罢兵，有救援患难的实质，《春秋》因此记载【有人说季札此时已几百岁，带兵的乃是他的后裔】。

鲁哀公十一年春季，齐国的国书率领军队攻打我国。

吴国是夷狄，听到齐国的防备，为齐国而退军。齐国不知道自我反省，却在吴军撤退之后，向鲁国发泄怨恨，认为这次战役，是想再次招致吴军而与它交战。我由此知道简公落入陈常的圈套而不能醒悟。等到吴军再次到来，陈常就把责任推给国书，国书战败而死。高氏、国氏、鲍氏先后都灭亡了，而陈常的志向得以实现了。那么简公应当先做什么呢？回答说：“进用忠贤，与他们共同谋划国政，这样陈氏就可以铲除。”简公因为旧恩任用阚止，阚止不是陈氏的对手，这就像鲁昭公任用郈孙、公若来图谋季氏，也不是对手，怎么能不失败！

夏季，陈国的辕颇出逃到郑国。

辕颇担任陈国司徒，征收封田的赋税来嫁公主，其余的作为自己的大器，国人驱逐他，所以他出逃。这是聚敛财富来讨好上级的人。聚敛财富讨好上级的人，固然应当受到讨伐，然而国家不能自己讨伐，导致众怒而驱逐他，这是民众执政，可以吗？

五月，鲁君会同吴国攻打齐国。

两年之间，记载“鲁君会同吴国攻打齐国”共两次，责备鲁国很深了。在阖闾的时代，《春秋》曾经提升吴国，记载“子”。自从夫差即位，到现在十三年，《春秋》都称其号为“吴”，因为用兵不止而夷狄化他。攻打齐国多达两次，更是《春秋》所深恶的，而两次记载“鲁君会同吴国攻打齐国”，因此责备吴国并连带责备鲁国。鲁国做不义之事，攻打邾国并进入其国都，抓住其国君，因为齐人来讨伐的缘故，已经得到他，又把他归还，已经归还，却挟此作为怨恨，引导吴国攻打齐国，这是《春秋》所深责的。会同吴军攻打中原多达两次，吴国不值得多责备，正是为了责备鲁国，这是强国所为，而鲁君亲自参与会同，亲自率领军队出征，怎么能不责备鲁君呢？

甲戌日，齐国的国书率领军队与吴军在艾陵交战，齐军大败，俘获齐国国书。有人说：“吴国攻打齐国，国书抵御他，战败而记载‘获’，为什么呢？”回答说：“责备国书不能讨伐内贼而攻打鲁国从而招致吴军。国书是齐国的世卿，担任中军元帅，国家的存亡系于他的掌握，却坐视陈氏弑君专权而不能讨伐，反而接受他的命令，这真是非常鄙陋，战败被俘，是贬斥。”又说：“史官应当如何记载？”贼人在内，国家几乎灭亡，哪有空闲抵御外寇？记载时，应当在受命之日，陈列三军，逮捕陈乞父子，明正典刑，然后鼓舞众人前进，士气自然加倍，吴国人听到这个消息，不战就可以逃跑。现在却不是这样，唱着送葬的歌，备好了含玉，未战而魂魄先已消散，兵败于外，贼人乘隙于内，简公被弑，齐国灭亡，从此开始，不责备国书而责备谁呢？

秋季七月辛酉日，滕子虞母去世。

冬季十一月，安葬滕隐公。

卫国的世叔齐出逃到宋国。

世叔齐出逃，不值得记载，《春秋》之所以记载，是讥讽孔文子。《春秋》的道义，常常责备贤者。孔文子是卫国的贤大夫，是《论语》所说的敏捷好学、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的人。然而在世叔齐身上有两个大过错：既让他休掉妻子而娶了她，又因为他与初妻的妹妹通奸，夺走他的妻子并驱逐他，又让世叔齐的弟弟与嫂子乱伦，亵渎伦理扰乱教化，多达三次。孔子因此离开卫国，记载世叔齐出逃，世叔齐不值得多责备，责任在孔文子。

鲁哀公十二年春季，实行田赋。

实行田赋，是开始根据田地来征收赋税。用，是不应当用而用。周朝制度：一平方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出一匹马、三头牛。四丘为甸，出四匹马、十二头牛，这就是

译革车一辆。如今采用田赋制度，书中记载的说法各不相同。贾逵认为，一井的赋税相当于一丘的赋税，一井出马一匹、牛三头，一丘有十六井，应当出马十六匹、牛四十八头，这比旧制增加了十六倍，恐怕不可行。杜氏认为，丘赋的方法，是根据所授田地及家庭的资财，总共出马一匹、牛三头。如今将田地与资财分开，各自出一份赋税，那么就出马两匹、牛六头，是旧制的两倍。我观察这两种说法，贾逵说一井出丘赋，恐怕没有这种道理；杜氏的说法虽然折中，似乎也没有领会田赋的本意。所谓用田赋，难道不是根据田地来征收赋税吗？古代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赋税规定出马一匹、牛三头，并不是全部索取。如今不必等到凑足一丘，而是根据一井来征收赋税，难道不是征收四井相当于一丘的赋税吗？鲁国自从宣公实行履亩征税，十分之一的税制逐渐崩坏，然而所征收的仅限于米粟，而马牛的赋税还像旧制一样。如今按井计算赋税，大概是一邑征收一丘的赋税，一丘征收一甸的赋税，出马四匹、牛十二头，比旧制增加了三倍。古代田地有税，丘有赋。税用来充足粮食，赋用来充足军备。如今按井征收马牛赋税，所以说用田赋。○成公元年，开始实行丘甲，十六井出一甲，比旧制多出一甲罢了。如今这里实行田赋，每邑四井出马一匹、牛三头，四邑为一丘，十六井出马四匹、牛十二头，比旧制增加了三倍，甲的数量到这里也必然增加。这是春秋末年，鲁国向百姓征收军政赋税已经竭尽了。

译夏五月甲辰，孟子去世。

有人问：“这是昭公的夫人，却记载为‘孟子卒’，昭公既然已经以夫人之礼对待她，《春秋》难道可以不称她为夫人吗？”回答说：“《春秋》是为后世确立法度的。在此之前，仲子、成风、敬嬴因为儿子成为国君而僭用夫人的称号，《春秋》尚且为她们分辨名分，不轻易给予。如今鲁国娶同姓女子，亵渎伦理、违背礼制，这绝对是不可传给后世的。《春秋》如果顺从地称她为‘小君’，那么娶同姓女子难道可以成为万世的法则吗？从陈司败的提问来看，昭公本来就想避讳，所以鲁国人也为他避讳。称她为‘吴孟子’，旧史本来记载‘夫人孟子薨’，《春秋》顺从他的避讳，记载为‘孟子卒’，不称夫人而称卒，以此向天下后世表明娶同姓女子是绝对不可行的。《左传》说季氏不以小君的礼仪安葬昭夫人，所以没有报丧、没有返哭，因此不称‘葬小君’。我认为季氏不尊小君，而《春秋》本来就要改革并纠正它，难道会因此就照旧记载吗？大概是昭公避讳，鲁人避讳，《春秋》顺着他们已有的避讳来记载罢了。只记卒而不记葬，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昭公娶吴女，一定是在他即位之后。夫人刚到时，不记载“夫人至自防”，为什么呢？回答说：“旧史本来记载‘夫人孟子至自吴’，圣人为了替鲁国避讳，删削而不记载。等到她去世时，有无法完全避讳的地方，所以直书‘孟子卒’。虽然为她避讳，但不掩盖事实，以此来保存人们的羞恶之心。”刘氏认为孟子被立为夫人，没有接受天子的命令，不可以称夫人。我认为周朝衰微之后，立夫人不禀告天子命令的很多，史官未曾不称夫人。这里是因为娶同姓的缘故，《春秋》特意改变常法来记载，似乎不必另外寻求解释。

鲁君在橐臯防备吴国。

在柤防备，在鄫防备，以及现在的三次防备，都是用号来称呼，这是把他们当作夷狄看待。有人问：“太伯的后代，为什么不可以称霸，而《春秋》却把他们当作夷狄看待呢？”回答说：“该进则进，该退则退，《春秋》运用法度，权衡就在其中。以前进用阖庐，是因为他的功劳；现在退斥夫差，是因为他的罪过。柏举之战有攘除夷狄的功劳，艾陵之战有扰乱华夏的罪过，这就是《春秋》进退他们的原因。后来吴国自己贬低僭越的称号，在黄池会盟，于是《春秋》进用他，《春秋》有什么私心呢？”

秋，鲁君与卫侯、宋国的皇瑗在郧地防备吴国。

根据《左传》，宋、卫防备吴国，鲁君因此与他们一起防备，并且结盟。当时没有盟主，所以诸侯各自防备。鲁国作为望国防备诸侯，讲求睦邻友好，《春秋》没有讥讽。《左传》认为是防备并且结盟，大概不是这样吧？大概这次行动吴人请求重温盟约，鲁国极力推辞，既然不与吴国结盟，就不应该与两国结盟。大概只是防备而没有结盟，《春秋》所记载的正是如此。

宋国的向巢率领军队攻打郑国【含义见明年“取师于嵒”】

冬十二月，出现蝗虫。

《春秋》记载“螽”，是记录异常现象。这是夏历十二月，天地闭塞休息的时候，却还有蝗虫，就像深冬李梅结果之类一样。《左传》说季孙问孔子，孔子说：“火宿伏藏之后，冬眠的昆虫才全部蛰伏，现在火星还在西流，是掌管历法的人过错。”我认为这不是圣人的话。季冬出现蝗虫，是因为气候温暖，所以记载。现在《左传》假托为圣人的话，归咎于鲁国历法失闰，果真如此，那么所有冬眠的昆虫都会苏醒，难道只有蝗虫是异常吗？又说第二年又出现蝗虫，于是设置闰月来补救天变，尤其值得【缺】宣公十五年冬出现蝝，蝝也是蝗虫幼虫之类，在冬天出生，与此记载相同，也可以指责为掌管历法的人的过错吗？

十三年春，郑国的罕达率领军队在嵒地夺取宋国的军队。

郑国因为救援曹国的缘故，与宋国交战，胜负交替，到现在还没有停止。去年冬天，向巢攻打郑国，包围嵒。郑国出动大军，在嵒地包围向巢，全部俘获宋军。宋国本来有罪，然而《春秋》记载“取师”，是惩罚夺取者不仁，以多杀人为功。先前记载“宋取郑师于雍丘”，是责备宋国；现在记载“郑取宋师于嵒”，也是责备郑国。责备在于“取师”，那么战争的起因就不论了。

夏，许男成去世。

鲁君与晋侯、吴子在黄池会盟。

《谷梁传》说：“黄池之盟，吴子被进用了吗？于是称他为子。王，是尊称；子，是卑称。辞去尊称而居于卑称，以会盟诸侯，尊崇天王，《春秋》进用他。”《公羊传》说：“吴国为什么称子？吴国主持会盟。说‘及吴子’是什么意思？是两个霸主的说法。”有人对“两伯”感到疑惑，说：“霸主可以有两个吗？”回答说：“伯，就是霸，是统领诸夏的名号。周朝兴盛时，周公居东，召公居西，分陕而治，这就是二伯，这是两伯从四方任职的开始。自从进入春秋时期，齐桓公开始称霸中夏，晋文公继承他，中国诸侯没有能与他抗衡的。楚国自从庄王、共王凭借强大，想要与晋国一起称霸，《春秋》不承认。他们僭用王的大号，常怀着窥伺周鼎之心，《春秋》因此压制他们，不让他们能与诸夏抗衡，这是圣人世代相传的大法。议论的人说《春秋》承认楚庄王为霸主，我本来就不这样认为。吴国是太伯的后代，自从寿梦以来，辅佐晋国、抵御楚国，到阖庐带兵进入郢都，完成抵御楚国的大功，《春秋》常常进用并记载吴子。阖庐死后，夫差即位，起初用兵不止，《春秋》贬斥他。现在他主动请求削去僭越的称号，参与衣冠之国的会盟，楚国不能做到而吴国能做到，《春秋》因此极力奖赏进用，

译《春秋》记载鲁公在黄池与晋侯、吴子会盟，其义理非常明确。有人问：“进而称吴为‘子’，已经是提升他了，却又让他参与霸主之事，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所谓‘二伯’，乃是周朝太平盛世时的重大典礼。当时晋国衰微，不能号令诸侯，吴子在此，诸侯全都到来，此前已有功劳，这次又削去僭越的称号，践行尊崇周王的实质，况且吴是太伯的后代，让他排在晋国之后，或许夏盟还能有主持者，这是《春秋》末年圣人殷切期望治理好天下的心意。《公羊传》关于‘二伯’的说法，必定有所传授。许多儒者喜欢提出不同的说法，楚庄王强大，僭越礼制，侵犯中原大国，就说《春秋》授予他霸主地位；夫差削去僭越的称号，遵循周朝的爵位，就说《春秋》把他排斥在夷狄之外。我读到此处，常常感到不平，所以在这里特别采纳《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不然的话，吴、楚僭越称王百年，吴国革除伪号却没有褒奖，楚国坚持到底却没有贬斥，这难道是《春秋》垂示法度的根本宗旨吗？”○高邮孙氏说：“天子之事在经文中出现的，必定称为‘京师’，昭公三十二年记载筑城于成周，不称筑城于京师，天子竟然衰微而等同于列国。鲁国被他国侵伐，必定说‘某鄙’，而哀公八年、十一年两次记载‘伐我’，不说‘四鄙’，鲁国竟然无道而等同于诸侯。外国之防称国而背离《春秋》的常法，而鲁公在黄池与晋侯及吴子会盟，提升吴国称‘子’，又记载晋侯与之会盟，诸夏竟然衰弱，而吴国主持夏盟。这三条记载都不符合《春秋》的根本宗旨，不可不辨明。《春秋》的书法，应当贬斥就贬斥，应当削去就削去，违背礼制就贬斥它，未曾听说天子衰微就等同于列国，鲁国衰微就等同于诸侯，霸主衰微就等同于荆蛮的。前辈有的认为是名言，我反复思考却不理解，应当与懂得《春秋》的人共同探讨。”

译楚公子申率领军队讨伐陈国。

越国军队攻入吴国。

胡氏评论说：“吴国曾经击败越国，于是产生了轻视楚国的心理；等到它击败楚国，又有了傲视齐国的志向；既然战胜了齐国的军队，又与晋国人争夺霸主地位，自认为没有人能抵挡它，而越国已经攻入了它的国都。吴国侵扰中原各国，却被越国所灭；越国又不引以为戒，被楚国所灭；楚国又不引以为戒，被秦国所灭；秦国又不引以为戒，被汉朝所灭。《春秋》初次记载‘越国攻入吴国’，是在柏举之战之后；再次记载‘越国攻入吴国’，是在黄池之会之后，这是为了垂示警戒给后世。”这个评论很好。然而《春秋》的深意另有寄托。大概自从晋国政令废弛，楚人就在中原横行无忌，如果没有柏举之战的胜利，中原各国的存亡就难以预料了。而越国乘吴国后方空虚进犯，阖闾最终因此而死。夫差继承君位，虽然用兵不止，自取灭亡，但与楚国势不两立的，只有夫差而已。黄池之会讨伐齐国，甚至进行了两次，固然有喜好争斗的罪过；但翦除楚国、摧败越国，对中原各国功劳很大；最后又去除了僭越的称号，以此作为黄池之会，修习职贡而尊崇天子，穿戴衣冠而自同于中原诸夏，这些都是值得记载的实事。《春秋》因此提升吴国的地位，而越国又趁吴国不备而议论其后事，于是攻入了它的国都。吴国因此不能保全国家，《春秋》深深为太伯的后代感到惋惜，所以用爵位来提升它，地位仅次于晋国，这被称为末年的两位霸主。再次记载‘越国攻入吴国’，是贬低越国而抬高吴国。评论的人不推究《春秋》的根本宗旨，用成败来论断一时之事，对于记载爵位说是正名，对于记载‘及’字说不赞同吴国主持中原，有功的人没有褒奖，有罪的人没有贬斥，这不是《春秋》垂示法度的本意。

秋天，鲁君从黄池回来。

晋国魏曼多率领军队侵犯卫国【《公羊传》作魏多】

这是《春秋》记载霸主国家侵伐事件的终结。晋国兴盛时，威令行于天下，不需要动用武力人们就知道服从。现在它衰落了，赵鞅、魏曼多交替用兵，侵犯小国，多次向卫国修怨，卫国最终不服从，难道是他们的力量不足吗？赵鞅、魏曼多的志向不在于谋求诸侯归附、称霸中原，而在于倚仗权势谋取私利罢了。《春秋》记载黄池之会，接着记载楚国讨伐陈国、越国攻入吴国，哀怜夏盟没有主持者，强暴势力交替兴起，周王室日益衰微，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于是止息，天下将趋向混乱。因此对于赵鞅、魏曼多动用军队，特别加以注意。《公羊传》认为魏多是讥讽使用双名，现在不采纳这种说法。

安葬许元公。

九月，发生蝗灾。

冬季十一个月，有彗星出现在东方。

天亮时群星都已隐没，彗星才显现。孛，就是彗星，邪恶之气聚集而形成彗星。彗星，是扫除旧事物、建立新事物的象征。此前它进入北斗星，在大辰星出现，是在夜间看到的。现在记载“出现在东方”，是天将亮，太阳将要升起而彗星显现。太阳从东方升起，彗星出现在东方，妖星干扰太阳，这是惊骇常理的变异。春秋时代降为战国时代，世道至此发生巨大变化，此后变为争夺雄长，七国并起，都以僭越的称号自居，可悲啊！

盗贼杀死了陈国的夏区夫。

《左传》的体例认为，在盟会上杀死大夫称为盗，但也有不完全如此的情况。被盗贼杀死而不称盗，责任在死者；不是盗贼杀死而称盗，责任在生者。齐国商人弑君，是被盗贼杀死而不称盗；蔡昭侯之死，不是盗贼杀死而称为盗。这里没有传文解释，暂且存疑。

十二月，发生蝗灾【义理见去年】

十四年春天，在西郊狩猎捕获了麒麟。

有人说：“诸儒的说法，有认为《春秋》是因感应麒麟而作的，有认为《春秋》完成而麒麟应时而至的。杜元凯认为因感应麒麟而作，胡文定认为《春秋》完成而麒麟应时而至，他们的说法援引详细完备，您认为如何？”回答说：“两种意义都通，我认为《春秋》是因感应麒麟而作的。宇宙间只有理与气而已，理运行气跟随，本来应当有自然的感应，何况圣人心灵的妙用，贯通天、地、人三极，达到中和而天地可以定位、万物可以化育，这边作为那边感应，本来就是这样的道理。然而我根据当时的事来看，《春秋》大概是因为感应麒麟而作，以麒麟而终结。孔子曾经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大概完了吧！’大概麒麟、凤凰、河图、龙，是帝王的祥瑞，孔子怀抱帝王之道，将要大力拯救这个世道。现在他周游天下而没有遇到明主，从卫国返回鲁国，删订《诗经》，确定《尚书》，系连《周易》，匡正《礼记》，将要承载他的道流传给后世，而麒麟应时恰好到来，被捕获而受伤，孔子知道道最终不能实行，于是才修撰《春秋》以阐明一王的法度。《春秋》，是天子的事情。《春秋》完成，而圣人不再有出仕用世的意思了。所以《春秋》的修撰，独自晚于五经，大概是因为感应麒麟而作，以麒麟而终结。”有人说：“那么《春秋》记载的断绝，都是因为麒麟的缘故，难道不联系当时的事吗？”回答说：“本来联系当时的事。《春秋》是诛讨乱贼、阐明王法的书。始于隐公，鲁国大乱，被弑杀的国君有三代；终于哀公十四年，齐国大乱，被弑杀的国君也有三代。这一年陈恒弑杀简公，孔子沐浴后上朝，告诉哀公，请求讨伐他，圣人为世道考虑得很深远，而哀公不能采用。唉！如果陈恒立即受到天讨，那么鲁国的三家、晋国的六卿都有所忌惮而不敢放肆，齐国不灭亡，晋国不混乱，鲁国不被削弱，世道不至于日益趋向低下。哀

译鲁公未必不知道这件事，只是受制于权臣，无法施展抱负，而《春秋》也就在此结束了。大概《春秋》以讨伐乱臣贼子开始，也以讨伐乱臣贼子结束，这正是《春秋》之所以创作的原因，也是《春秋》之所以终止的原因。孟子了解这一点，所以说：“《春秋》一问世，乱臣贼子就感到恐惧。”【周敬王去世在获麟之后的四年，鲁哀公在二十七年逃到邾国，鲁悼公即位后，《春秋传》也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