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详説卷七

译这才是其中的实情。仲孙前来，不称齐国使者，因为齐桓公原本派他出使，借机窥探鲁国国情，而没有慰问灾祸、体恤邻国的真心，所以史书不记载他是使者。而仲孙秉持道义、依据正道，引导他的君主向善，从而保全了鲁国，所以史书褒奖他而不写他的名字。他与季子、高子都用字来记载，这是出自圣人的特别笔法，不是沿袭旧史的做法。

译鲁隐公二年春季，周历正月，齐国人迁移了阳国。

齐桓公迁移邢国、迁移卫国，是合乎道义的，因为他们遭受狄人的灾难，齐桓公辅佐他们并迁移他们，另外选择好的地方作为他们的国都，这是霸主所能做的。迁移阳国的事不见于传文，从书法（史笔）来看，也属于宋人迁移宿国之类，大概是迁移小国使其成为自己的附庸，这是兼并的另一种名称，是《春秋》所厌恶的，记载下来以贬斥它。说“降”、说“迁”，都是强迫他们做不愿意做的事的言辞。有人问：“既然承认他是霸主，却屡次贬斥他，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责备贤者的原则。”

夏季五月乙酉日，在庄公庙举行吉禘祭。

《公羊传》说：“说‘吉’，是因为此时不可以举行吉祭。为什么不可以举行吉祭？因为守丧期未满三年。”杜预说：“三年丧期结束，将新死者的神主安放在宗庙，宗庙中久远的神主，迁入祧庙，于是在大庙举行大祭，以审定昭穆次序，这叫做禘。庄公的丧期尚未结束，当时另立庙宇而举行吉祭，又不在大庙举行，所以记载下来以示讥讽。”我认为这一条记载包含了两次讥讽。禘祭必须在丧期结束后才能举行，现在丧期未结束就举行禘祭，所以称为“吉禘”，意思是此时不可以举行吉祭却举行了，公羊的说法是对的。另外，禘礼应当在太祖庙举行，现在在庄公庙举行禘祭，难道是委屈太祖和群庙的神位来迁就庄公以行礼吗？那就是屈尊就卑，违背礼制了。如果只在庄公庙举行禘祭而不涉及太祖和群庙，又在哪里体现审定禘祭昭穆次序的意义呢？这又是失礼中的失礼，《春秋》的讥讽就在这里了。至于诸侯使用天子的礼仪，鲁国实行已久，《春秋》到这里已经来不及讥讽了，但孔子平日议论中多次说这是不可以的。关于禘祭的说法，郑康成与赵伯循不同。康成认为天子和诸侯都有禘祭，赵伯循引用《大传》作为证据，认为禘祭不是诸侯的礼仪，只是鲁国因为成王的赏赐而僭越使用罢了。木讷著论认为禘祭有两种：有郊禘的禘，有禘祫的禘。郊禘只是郊祀上天罢了。王者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帝，以其祖先配享，这叫做郊禘，不是祫禘。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帝，以其祖先配享上天。不然，禘祫的禘祭哪里会有配享的礼仪呢？他又说：“诸儒不考察禘祫的意义，错误地说天子才举行禘祭，诸侯不得使用禘祭。诸侯固然不得举行郊禘，但禘祫是宗庙的祭祀，天子和诸侯相同，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这是常典。如果说诸侯可以祫祭不可以禘祭，那么诸侯应当间隔废除一种祭祀；天子应当禘祭不可以祫祭，那么天子也间隔废除一种祭祀，这样天子和诸侯五年才举行一次祭祀。”这都是木讷的说法。如果木讷另有依据来阐述他的说法，就可以与诸儒不同，但他所说的也只是本于郑氏。郑氏常常用丧服制度来解释经义，也不足以多加依据。《大传》说：“不称王就不举行禘祭。王者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帝，以其祖先配享。”郑注认为大祭叫做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是指郊祀上天。王者的先祖都感应太微五帝的精气而生，都在正岁正月郊祭上天。《孝经》说郊祀后稷以配天，是配享感生帝【这本于纬书，周人属木德，配灵威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配享五帝。木讷所谓“郊祀上天而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帝以配天”，就是本于此。这是将郊祭和禘祭合为一事了。赵伯循的说法则不然，他说：“禘，是王者的大祭。王者既立始祖的庙，又推求始祖所由出的帝，在始祖庙祭祀他，而以始祖配享。虞、夏、商、周都是这样，而周家以后稷为始祖，推求始祖所由出的帝而祭祀帝喾，以后稷配享，这是王者的大祭。”他的说法认为郑氏看到《祭法》所说禘在郊之上，认为禘是郊祭中最大的，所以这样说，却不知道禘自是禘、郊自是郊，禘只是用于太庙，以尊事其始祖所由出的帝，不是郊祭。郊祀上天、禘祭祖先，自是两件事，不能合为一事。伯循的论述既已提出，而康成的话就接近于废弃了，难道木讷还没有见到吗？只如《明堂位》所说鲁国使用天子礼乐，孟春在郊外祠祭上帝，季夏在太庙禘祀周公，郊祭与禘祭本来就分别说，怎么能并指郊、禘为祀天的大礼呢？这暂且放下。但木讷认为禘、祫的禘祭，天子、诸侯都可以通用，我认为他也是本于郑氏。郑《王制》注说：“天子和诸侯丧期结束，将先君的神主合于祖庙而祭祀，叫做祫。后来因此成为常例。夏、殷的礼仪，四季祭祀有春礿、夏禘、秋尝、冬烝。周人改变了它，春叫祠，夏叫礿，以禘为殷祭。鲁国的礼仪，三年丧期结束在太祖庙祫祭，第二年春在群庙禘祭。从此以后，五年两次殷祭，一次祫祭一次禘祭。”这是郑注见于《王制》的。郑既以《大传》“不王不禘”者为郊祭上天的祭祀，那么宗庙的禘祭、郊祭上天的禘祭，两种禘祭相混而没有区别，木讷的错误，也是本于此。但说天子和诸侯三年丧期结束，将先君的神主合于祖庙而祭祀，叫做祫，第二年才禘祭，从此以后，五年两次殷祭，一次祫祭一次禘祭，这是说天子和诸侯都有禘、祫祭，这是因鲁礼而言的，难道是周朝盛世时的礼仪吗？又如襄公十六年穆叔出使晋国，谈论齐国旧事，晋人回答说“寡君尚未举行禘祀”，这

译这也是衰微时代的僭越礼制。鲁国既然已经僭越，晋国也跟着僭越，认为诸侯都可以使用禘祭，这必定不是太平盛世的美好典制，不足以引为证据。至于“不王不禘”，那么《礼记·大传》就是明确的证据。《丧服小记》说：“王者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始祖”，所说的与《大传》相同。而《周颂·雍》篇是禘祭太祖时的乐歌，其中唱道：“诸侯相维助祭，天子庄严肃穆。”这难道是诸侯祖庙所能歌唱的吗？观察《雍》篇，就知道禘祭不是诸侯所能僭越使用的，鲁国是因为成王的赏赐，才在周公庙中使用罢了。说禘祭是天子诸侯通用的祭祀，这绝对不是确切的论断。孔子说：“鲁国的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制，周公的遗风大概衰微了。”又说：“禘祭从第一次灌酒开始往后，我就不想看了。”大抵是说鲁国的郊祭和禘祭是僭越，先儒已经辨析得很清楚了。我现在所说的，只是针对木讷的偏颇言论颇能迷惑人，不得不为之辨析。郊祭与禘祭，是礼制中的重大项目，也是学者应当讲习的。木讷又说天子设七庙，诸侯设五庙，太祖的庙百世不毁，而在三昭三穆、二昭二穆之外的则轮流毁弃，所以那些毁弃的称为坛、称为墠。每三年举行一次祫祭，就合并坛墠中祖先的鬼魂一起祭祀，所以叫祫。在坛墠之外，有所谓配享所从出的天帝者，如商朝配享契，周朝配享后稷就是这样。每五年则审慎地举行禘祭，所以叫禘。但所从出的祖先，只有天子可以祭祀，诸侯不可以祭祀。现在鲁国人以周公为始祖，而以文王为所从出的祖先，这大概是僭越礼制了。如果诸侯都可以使用大禘之礼，那么姬姓的国家都可以祭祀文王，异姓的国家都可以推求其所从出的祖先而祭祀，《大传》中“不王不禘”的话就成了空话，圣人制定礼制一定不会这样没有等级差别。论述到这里，诸侯可以祫祭不可以禘祭也就明白了。不然的话，另外应当有诸侯禘祫的礼制，不僭越祭祀其所从出的天帝，不歌唱《雍》篇然后才可以【其余义理见文公二年】

译秋季八月辛丑日，鲁闵公去世。

闵公即位时，庆父在齐国，季友在陈国，都没有参与此事，实际上是各位大夫奉行齐桓公的意愿而拥立了他。不久，季友从陈国回来，庆父也从齐国急忙返回，共同执掌国家政事。他们杀害子般的罪行还没有在鲁国暴露，所以得以不被讨伐。而庆父依仗恶行不知悔改，又与哀姜一起杀害了闵公，实际是想篡夺鲁国君位，但齐桓公不允许，并且将要惩治他杀害国君的罪行，于是他们都害怕而逃跑。庆父被诛杀，实际上是齐桓公诛杀了他。季友身为大臣，接受了鲁庄公托孤的重任，子般死了不能救，闵公死了又不能救，他的志向在于拥立僖公。起初，成风听到卜楚丘的卦辞，知道季友将世代执掌鲁国政权，私下侍奉他并托付了僖公。所以季友带着僖公逃到莒国，听说庆父已经逃跑后才拥立僖公。季友报答成风的恩情很深厚，拥立僖公也很忠诚，但这对于庄公托孤的重任来说又怎么样呢！唉！闵公刚即位时，为了防备落姑，请求恢复季友的职位，驻扎在郎地等待他回来，正是因为强臣在侧，害怕不能保全自己，只依靠季友。闵公最终被杀害而死，季友拥立僖公即位，受到上等的赏赐并在鲁国执政。闵公没有辜负季友，季友实际上辜负了闵公，可悲啊！闵公不记载葬礼，《谷梁传》说：“不因为讨伐母亲而安葬儿子【义理见下文】。”

九月，夫人姜氏逃到邾国。公子庆父出逃到莒国。

根据《左传》，共仲（庆父）与哀姜私通，哀姜想拥立他。闵公的死，哀姜知情，所以逃到邾国。齐国人把她抓来杀了。庆父之所以杀害两位国君，是想篡夺国家。国君已被杀，他就和哀姜一起带着身体急忙逃跑，好像一刻也不能停留的样子。他并不是害怕季友，而是听说齐桓公发怒，知道必然不能幸免，所以不敢重蹈州吁、无知覆辙，立刻出逃。不然，他忍心杀害两位国君，还害怕什么而不篡位呢？齐桓公伸张霸权进行讨伐，自从进入春秋时代以来才开始见到，所以圣人赞许他。唉！姜氏对于庆父，是国君夫人，也是嫂子；庆父对于姜氏，是臣子，也是叔父。起初由于对嫌疑之事不谨慎，逐渐导致乱伦犯分，亲手杀害两位国君，谋篡未遂，国君的母亲和公子一起逃跑，鲁国大乱，国防丧失，这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有人说：“子般、闵公被杀，凶手都被讨伐了，但《春秋》不纠正他们杀害国君的罪行，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哀姜、庆父所做的事。在哀姜方面是母亲杀害儿子，在庆父方面是臣子杀害国君。要把庆父作为罪人处死呢？还是把罪责归于哀姜呢？这就是旧史官不能直接公正地记载这件事，而只记载‘公薨’的原因。等到圣人修订《春秋》，在‘公薨’之下记载‘夫人姜氏逃到邾国，公子庆父出逃到莒国’，哀姜、庆父的罪行才开始无法隐藏。”这是《春秋》书法在鲁国的运用，不是旧史官记载的，圣人为他们避讳。○胡氏引用“父亲偷羊儿子作证”的比喻，认为《春秋》为鲁国避讳杀害国君，并且有涉及五服亲属互相隐瞒的事情，我仔细思考他的说法实在不通。大概偷羊的是公子翚、庆父、襄仲这类人，而作证的是鲁国人。史官是有司治理偷羊盗贼的人，而不是儿子为父亲作证。如果公子翚、庆父、襄仲的儿子做吏臣，而记载他们父亲的罪行，这才算是为偷羊的父亲作证。《春秋》为鲁国诛讨乱贼，却认为是暴露国家丑恶，一定没有这种道理。这个义理很明白，不需要智者才能识别。

冬季，齐国高子来结盟。

《公羊传》说：“齐国的大夫。为什么不称‘使’？因为我国没有国君。为什么不称名？因为喜欢他。”庄公去世，子般被杀，闵公又被杀，接连三位国君死亡，多年没有国君。假如齐国夺取鲁国，不用出动军队，只凭言语就可以了。桓公派高子率领南阳的军队，拥立僖公并修筑鲁国城墙。有人说是指从鹿门到争门的地方，有人说是指从争门到吏门的地方。鲁国人至今把这当作美谈，说：“还指望高子呢。”有人说自从鲁国有难，齐国使者两次来到鲁国。仲孙来时，记载为“月齐仲孙来”。高子来时，记载为：“齐高子来盟。”都不以“使”来记载，好像两位是自行到来的一样，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春秋》记录两位的原因，也是用来彰显桓公不吝惜改正过错，而出使边境的大夫都能引导国君向善。”起初仲孙来时，桓公借机让他窥探鲁国，而仲孙回国时，以鲁国奉行周礼来回答，不仅使鲁国免于灭亡，又能引导国君向善，这并不是出使任务的旨意。等到高子来结盟，率领军队一起到达，人们怀疑他将不利于鲁国，而高子拥立僖公并与他结盟，又用他的军队修筑鲁国城墙，鲁国于是开始安定，这也不是出使任务的旨意。然而齐桓公不以违背旨意为怒，反而借此伸张对哀姜的讨伐，立即诛杀庆父，由此可见桓公善于用人、乐于听从劝谏，起初窥探鲁国，最终保全鲁国，利欲不足以侵蚀他的本心，霸业中还有德行。然而两位的到来，不以“使”来记载而称字以尊贵他们，尊贵他们能引导国君向善，不违背大夫出使边境的道义。有人说：“两位不以‘使’来记载，桓公难道没有贬义吗？”回答说：“起初趁人之乱窥探其国，桓公的本心本来不能纯粹合乎道义，《春秋》难道没有讥讽吗？最终因为两位的话而镇定鲁国，回归道义，又是圣门所赞许的。从此以后就没有讥讽了。”

十二月，狄人进入卫国。

狄人侵犯邢国，桓公任用

译管仲进谏，出兵以穷尽狄人的侵扰，《春秋》屡次记载齐国救援邢国，是赞许其救援之举。狄人攻打卫国，齐国不能救援，卫国于是灭亡。将这两件事对比来看，我认为《春秋》对桓公是有讥讽的。有人问：“力量不足，又能怎么办呢？”回答说：“桓公能够远征山戎，却不能就近抵御狄人，并非他的力量不足。桓公对卫国有怨恨，所以救援卫国，不如救援邢国那样尽力罢了。”虽然如此，卫国是大国，每次都不在诸侯之下，如今狄人一次进攻就导致它灭亡，这是因为根本的大道没有确立，灭亡的征兆早已显现，这种局面由来已非一日。《诗经》在《邶风》中保留了《新台》、《乘舟》等篇，在《鄘风》中列入了《墙茨》、《鹑奔》等讽刺诗篇，接着又有《定之方中》。狄人灭卫，宗庙社稷化为废墟，而（卫文公）经营新的国家。〇山杨氏推究卫国祸乱的起源，认为始于晋国而成于晋朔，礼制先灭亡而国家随之灭亡【此义另见“救邢城邢”条】

译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

这是郑国人抵御狄人军队的事。抵御狄人，是国家的大事，任用平日所信任、所看重的人，还恐怕不能胜任，现在却选取一向厌恶、想疏远却未能做到的人，让他去抵御狄人，这就是抛弃了他的军队。不仅是抛弃了军队，也是抛弃了国家。《左传》与《郑风·清人》序所载略同。这是郑文公与公子素所做的事。《春秋》记载“郑弃其师”，不责备高克，而责备郑君及其执政大臣，因为高克不值得责备。

春秋集传详〇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详说》卷九 宋家铉翁撰 僖公一【名申，庄公之子，闵公的庶兄，母亲是成风。周惠王十八年即位。这一年，是齐桓公二十五年】

元年春王正月

齐国军队、宋国军队、曹国军队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

夏六月，邢国迁都到夷仪。齐国军队、宋国军队、曹国军队为邢国筑城。

《公羊传》说：“救援不说‘次’（驻扎），这里说‘次’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来不及救。来不及救，是因为邢国已经灭亡了。是谁灭亡了它？大概是狄人灭亡了它。为什么不说是狄人灭亡了它？是为桓公避讳。为什么为桓公避讳？因为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互灭亡的，桓公不能救援，就感到耻辱。”根据经文，狄人讨伐邢国，齐国人去救援，并不说邢国是被自己灭亡的。《左传》说：“邢国溃败，百姓逃奔到军队那里，军队于是驱逐狄人，备齐邢国的器物而迁都。”邢国大概是溃败而并未灭亡。齐桓公保存三个亡国，只有救援邢国最为尽力，而《春秋》记载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似乎显得迟缓，讥讽就在于“次”字。假如桓公快速驱车前往，还能在邢国未溃败时保存它，正因为有在聂北驻扎的迟缓，邢国才溃败了。然而卫国灭亡时，狄人已经进入，毁坏了宗庙社稷，国君也死了，不能说不叫灭亡。邢国则国君还在，率领百姓离开，不能说不靠救援之功。所以先记载驻扎以讥讽其迟缓，接着记载救援、筑城，再次叙述三国，赞美其救援，褒扬其筑城，不埋没事实。至于筑城楚丘，则书法与此不同，讥讽其筑城迟缓【义又见城楚丘】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死在夷地，齐国人把她送回来。

《左传》认为齐国人杀死哀姜太过分，女子是依附丈夫的，有罪不是娘家所能讨伐的，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姜是齐国的女子，前文文姜弑夫，之所以最终没有被讨伐，是倚仗齐国的援助。现在哀姜与庆父合谋杀害两位国君，也是倚仗齐国的援助。齐国如果不讨伐，鲁国怎么能讨伐呢？然而姜所杀害的是齐国的外甥，而姜则是桓公的侄女。现在桓公因为外甥被放逐而惩治侄女，因为儿子的缘故而对母亲执行刑罚，道义上虽然没有差错，实际上是齐鲁两国的家事，不应当以霸主的名义进行讨伐，应当归之于周天子，听从司寇按照王命处置死刑然后才可杀，不能擅自专断。下文防地会盟时夫人去掉氏称，这里不去掉氏称，是不赞成桓公擅自杀人【义又见败邾师葬哀姜】

楚人讨伐郑国【义又见庄十年荆败蔡师及庄二十三年荆人来聘】

荆改为号称为楚，由来已久。到这时才在中国听闻，旧史书这样记载，圣人因而保留下来，彰显南蛮逐渐强盛，成为中国忧患。议论者对于荆人来聘，说《春秋》嘉奖其仰慕道义而提升其地位。现在他们更改最初封赐的号，而用兵加于中国，也说《春秋》提升其地位，可以吗？有人说：“他们更改号，是僭越。《春秋》因而承认它，为什么呢？”回答说：“不是承认它，这也是将其视为外邦罢了。中国诸侯的始封，没有不接受王命的，没听说过私自设立名号而在中国自称的。蛮荒之地以号自称，见于经传，有所谓玁狁、獯鬻、昆夷、赵囊、骊戎、白狄之类，难道一定是三代的建国吗？楚更改号，也是这样罢了。他们以号自称，《春秋》因而称其号，不按照责备中国诸侯的标准来责备他们。”

八月，公与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在柽地会盟。

按《左传》在荦地会盟，谋划救援郑国【荦即柽】。经文说会盟，传文说结盟。大概会盟时，谋划如何救援郑国；结盟时，与诸侯定下约束，将讨伐楚国，质问其侵凌之罪。召陵之师，权谋起源于此，所以《春秋》都称其爵位。

九月公在偃地打败邾国军队。

杜氏说：“邾人既然把哀姜送到齐国，齐国人杀了她，邾国于是戍守虚丘，想要侵犯鲁国，鲁国拦截并打败了他们，那么责任在邾国。”服䖭说：“邾国对于鲁国，本来没有怨恨，僖公奔逃到邾国，邾国就作为外主，国家动乱就戍守其内邑，无故而打败其军队，责任在鲁国。”两种说法不同。我认为从一时之事来看，理亏在鲁国。出去作为外主，回来又同在柽地会盟，曾几何时，就打败其军队？《春秋》继柽地会盟之后记载“公败邾师”，责备鲁国背弃信义而忘记恩义。杜氏说：“僖公因为邾人送姜氏到齐国，被齐国所杀，所以亲自率领军队打败他们。”我认为哀姜与庆父合谋弑杀两位国君，鲁国人痛恨之深，必定不会因为姜氏的死而对邾国产生怨恨。杜氏因为传文说僖公请求姜氏的丧事而安葬她，因此有此说法，不符合事实。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率领军队在郦地打败莒国军队，俘获莒拏。

《左传》先记载季友用贿赂求取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