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行卷第二

译论举荐人才中的优秀者，向君王报告，并提拔他们到司马官署，称为进士。郑玄注解说：“进士，是可以进身接受爵位和俸禄的人。”《法言·君子》篇记载：“有人问：‘您对于天下人，愿意和谁在一起？’回答说：‘和那些进取的人在一起！’又问：‘那是贪图官位，羡慕俸禄，为何要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回答说：‘这是贪婪，不是进取。’由此可知，‘或问’中所说的‘进’，必定是指仕途进取。”关于“为其不舍昼夜”一句，音义解释：“‘为其’的‘为’读作‘于伪切’，下文‘为道’、‘为利’的‘为’读音相同。”“不舍昼夜”出自《论语·子罕》，那里写作“不舍”。舍，是正字；舍，是通用字。这里假设有人不理解回答的含义，错误地认为仕进的道理应当像水那样进取不停。关于“有是哉”一句，《论语》记载：“子路说：‘竟然有这样的事，您太迂腐了！’”皇侃疏解说：“子路听到孔子把正名放在首位，认为不对，所以说‘有是哉’。”按：这是表示惊怪的语气，意思是没想到您如此迂远。这里的“有是哉”，也是说没想到提问者的误解竟然如此。满而后渐，就是“盈科而行”的意思。刘宝楠在《论语·子罕》正义中说：“《法言》所说的‘进’，与孔子所说的‘逝’意义相同。逝，是往，意思是前往进取。《春秋繁露·山川颂》篇说：‘水则源泉混混沄沄，昼夜不竭，这像是有力气的人；盈科后行，这像是持平的人；循微赴下，不遗漏小缝隙，这像是明察的人；顺着溪谷不迷失，有时奔流万里必定到达，这像是智慧的人；遇到堤防山石能保持清净，这像是知命的人；浑浊进入，洁净流出，这像是善于教化的人；奔赴千仞深谷，进入而不犹豫，这像是勇敢的人；万物被火困住，唯独水能战胜它，这像是勇武的人；万物得到它生存，失去它死亡，这像是有德行的人。孔子在河边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说的就是这个。’董仲舒引用《论语》来证明‘似力’这一节，并不是用来论述全德。至于《法言》所说的‘满而后渐’，则是另一层意思。《孟子·离娄》篇：‘徐子说：仲尼屡次称赞水，说：水啊！水啊！对水有什么取法呢？孟子说：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流注四海。有本源的是这样的，取法的就是这个。’这就是‘满而后渐’的意思，也是前一层意思的引申。”按：《法言》这篇文章所说的“进”，自然是指仕途进取，与孔子感叹“逝”的意义不同。“满而后渐”，是“学而优则仕”的比喻，也不存在所谓前一层意思的引申。刘宝楠的解释是错误的。关于“或问鸿渐”一句，鸿渐出自《易经·渐卦》，那里虞翻注解说：“鸿，是大雁；渐，是进。”按：这是质疑“满而后渐”的意思，说水虽然必定要填满坑洼才前进，但鸿雁却是顺应时机翱翔罢了。如果一定要学问优秀才做官，那么“鸿渐”又怎么解释呢？关于“非其往不往”等语，《夏小正》记载“九月遰鸿鴈”，传解说：“遰，是往。”按：从北往南飞，从我看到的角度说是来，从它居住的角度说是往。《淮南子·时则》：“仲秋之月，候鴈来。”高诱注解说：“候时的雁从北漠中来，经过周洛，南到彭蠡。”又：“季秋之月，候鴈来。”注解说：“大概八月来的，是它们的父母；这个月来的，大概是它们的子女。”《月令》写作“鸿鴈来”。《淮南子》、小戴《礼记》称之为来，《夏小正》传及这里称之为往，意义相同。又《夏小正》“正月，鴈北乡”，传解说：“先说雁而后说方向，为什么呢？看到雁而后数它的方向。方向，是什么呢？向着它的居所。雁以北方为居所。为什么称之为居所？因为在那里生长。为什么不称之为南乡呢？回答说：那不是它的居所。”《月令》郑玄注解说：“大凡鸟跟随阴阳变化，不以中国为居所。”“渐犹水”的意思是，说鸿雁的往来有节候，居处有常理，就像水流必定遵循规律，万折必向东流，用来比喻君子做官，不是正道就不走，不是合适的职位就不担任。关于“请问木渐”一句，这又是质疑“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的意思。《易经·渐卦》说：“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那么“渐”不止一种意象，仕进也不止一种方法。鸿渐的说法，就像上文所回答的那样，而山木之渐乃是凭借地利，顺应自然，以成就其高大，怀疑人的仕进也可以凭借势力雄厚作为依托。关于“止于下而渐于上”等语，《说文解字》：“木，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由屮组成，下部象征它的根。”徐锴《系传》说：“屮，是草木初生甲壳开裂的样子。万物都始于微小。合抱的大树，生于毫末，所以木由屮组成。木的性质，上枝旁引一尺，下根也引一尺，所以在文字上木上下均衡。”意思是说树木必定根深而后枝茂，就像水必定源盛而后流长，用来比喻君子必定先下学而后上达。注释说“水满坎而后进，人学博而后仕”。按：孟子说：“流水这种东西，不填满坑洼就不前行；君子立志于道，不成就章法就不通达。”赵岐注解说：“盈，是满；科，是坎。流水填满坑洼才前行，用来比喻君子学习必定成就章法才仕进。”邠卿用仕进解释“达”，正是用《法言》解释孟子。弘范这条注释，则是更用赵岐的意思来解释《法言》。

译我没有见过修饰自己的德行，像修饰梁上短柱那样用力的。

鸟兽是顺着本性情感行事的，普通人则与它们不同！

贤人又不同于普通人，

圣人又不同于贤人。礼义制度的建立，是有原因的啊。

人如果不学习，即使没有忧愁，又怎么能区别于禽兽呢？

学习的人，是为了成为君子。追求却没能得到的情况是有的，但没有不追求而能得到的。

向往良马的马，也是良马的同类；向往颜回的人，也是颜回的弟子。有人问：“成为颜回的弟子容易吗？”回答说：“向往他，就能成为。”又问：“从前颜回曾经向往孔子，正考甫曾经向往尹吉甫，

译他是周宣王的臣子。尹吉甫创作了《周颂》，正考甫仰慕他而创作了《商颂》。公子奚斯曾经仰慕尹吉甫。

译【注】奚斯，是鲁僖公的臣子，仰慕正考甫，创作了《鲁颂》。如果不打算仰慕也就罢了，如果打算仰慕，谁能阻挡呢？

【疏】关于“睎骥之马”等句，《说文解字》说：“睎，望也。”经传中多写作“希”。《论语》说：“骥不称其力。”皇侃疏说：“骥，是马中上等的良马。”《音义》说：“之乘，音绳证。”《诗经·秦风·渭阳》有“路东乘黄”，毛传说：“指四匹马。”《晋书·虞溥传》引用此句作“希骥之马，亦骥之乘；希颜之徒，亦颜之伦。”《文选》李萧远《运命论》，李善注引用与今本相同，只是“睎”字都写作“晞”。关于“颜徒易乎”，《音义》说：“易乎，音以豉。”“曰睎之则是”，世德堂本没有“曰”字。关于“曰昔颜尝睎夫子矣”等句，这是转换话题的辞令，所以句首另加一个“曰”字。《檀弓》说：“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尝学断斯狱矣。’”《左传·哀公篇》说：“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都是这种例子。详细说法见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这篇文章中的“曰”字，俞樾认为应当在“正考甫”句之上，因为有人问颜回的门徒是否容易成为，所以回答说“仰慕他就能做到，从前颜回曾仰慕夫子”。又恐怕有人听到这话，怀疑夫子是大圣人，不是人能仰慕的，所以又说“正考甫曾仰慕尹吉甫，公子奚斯曾仰慕正考甫”。扬雄的意思，自然以颜回仰慕夫子为主，正考甫、公子奚斯不过是泛举例子，以小见大，以浅见深。如果中间没有“曰”字来区分，那就混淆了主次了。荣按：“睎之则是”，专门就仰慕颜回而言，是回答问题的话。以下三件事，则是另外发起议论，广泛举证，既然不属于同一义理范围，所以另加“曰”字，以表示转换话题。至此三件事虽有大小、深浅的不同，但它们用来证明“睎之则是”这一道理是相同的，语势贯通，不容间隔。俞樾的说法不对。汪中解释“夫子”说：“古代孤卿大夫都称子，称子而不成词，就说夫子。夫，是人名所指。以夫配子，所谓取足成词罢了。孔子任鲁国司寇，他的门人称他为子，称他为夫子。后人沿袭作为师长的通称，而没有追溯其起源的。”“尝”，世德堂本作“常”。“不欲睎”，世德堂本作“如不欲睎”。按：这是受到下文影响而衍生的文字。“孰御焉”，《尔雅·释言》说：“御，禁也。”关于“正考甫”至“商颂”的注。按：这是鲁诗的说法。《史记·宋世家赞》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他的大夫正考父赞美他，所以追述契、汤、高宗兴起的原因，创作《商颂》。”司马迁是申公的再传弟子，解说《诗经》都依据鲁义。裴骃《集解》说：“韩诗《商颂》章句也赞美襄公。”可见韩义同鲁，扬雄《法言》多采用鲁诗说法，所以也以《商颂》为正考甫所作。《毛诗·那》序说：“从微子到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个正考甫，从周朝太师那里得到《商颂》十二篇，以《那》为首。”《国语·鲁语》记载闵马父的话说：“从前正考父在周太师那里校订《商》名颂十二篇。”那么古文说法认为《商颂》是正考甫从周太师那里得到的，不是他创作的；又认为太师不是他创作的；又认为他是戴公时的人，不是襄公的臣子。《左传·昭公篇》说：“正考父辅佐戴公、武公、宣公。”《孔子世家》文字相同。现在查《十二诸侯年表》，戴公末年，相当于周平王五年乙亥，下距襄公元年，相当于周襄王二年辛未，相隔一百一十七年。如果正考甫侍奉戴公，即使非常长寿，也不应当在襄公时还活着。这与《宋世家》所说的不合。魏源《诗古微》说：“考父辅佐戴公、武公、宣公，没赶上侍奉襄公。或许宋襄公所作的只有《殷武》一篇，其前四篇是考父作的，到襄公时追录其诗，于是序言认为是赞美襄公。犹如《秦风·车邻》、《驷驖》录于襄公之世，而序言认为是赞美襄公，事同一例。”荣谓今文、古文说法所传各异，不能强求相同；史公博取百家，时常多有抵触，也无须曲解，魏源的说法未为允当。《诗经·嵩高》、《烝民》都说：“吉甫作诵。”《潜夫论·三式》说：“周宣王时，辅相大臣以德佐治，也获得封国，所以尹吉甫作《封颂》二篇。”关于“奚斯”至“鲁颂”的注。按：《诗经·鲁颂·閟宫》说：“新庙奕奕，奚斯所作。”毛传认为所作是作庙，而诗是史克作的。《駉》小序说：“《駉》，颂僖公也。僖公能遵循伯禽之法，节俭以足用，宽厚以爱民，务农重谷，在垧野放牧，鲁人尊崇他，于是季孙行父向周朝请命，史克作了这首颂。”孔颖达疏说：“其义通于下三篇，也是行父所请，史克所作的。”可见古文说不认为《閟宫》之诗是奚斯作的。根据《法言》此文，可知鲁诗解释奚斯所作是作诗，与韩诗相同。班固《两都赋序》说：“所以皋陶歌虞，奚斯颂鲁，都被孔氏采录，列于《诗》、《书》。”李善注引用韩诗薛君

译《毛诗正义》中的“章句”说：“奚斯，是鲁国的公子。这首诗是公子奚斯所作。”段玉裁在《经韵楼集》中说：“这一章从‘徂来之松’到‘新庙奕奕’这七句，说的是鲁国修造宫室的事情。下面‘奚斯所作’这三句，是陈述奚斯创作了这篇《閟宫》，它的辞藻既长且大，万民都称颂它顺应民心。在诗中自举其名者，《小雅·节南山》说：‘家父作诵，以究王5，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巷伯》说：‘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大雅·嵩高》说：‘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以好，以赠申伯。’《烝民》说：‘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长怀，以慰其心。’连同这一篇共五篇。‘奚斯所作’，就是‘吉甫作诵’、‘家父作诵’那样的意思。说‘孔曼且硕，万民是若’，就是‘其诗孔硕，以畜万邦’的意思。‘所’字不向上连属，‘所作’即‘作诵’、‘作诗’的意思。因为‘作’与‘为’押韵，所以不说‘作诵’，只说‘作诗’。汉代讲《诗经》的人，没有不是这样的。偃师武虚谷援引《扬子法言》、《后汉书·曹褒传》、《班固传》，以及各种石刻文字如《度尚碑》、《太尉刘宽碑》、《绥民校尉熊君碑》、《费泛碑》、《杨震碑》、《沛相杨统碑》、《曹全碑》、《张迁表》，一一可以证明。《文选》《两都赋》‘皋陶歌虞，奚斯颂鲁’，注解说：‘《韩诗·鲁颂》说：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薛君说：奚斯，是鲁国的公子，说那新庙奕奕然兴盛，这首诗是公子奚斯所作。’分别解释这两句非常明白。学者多认为《毛诗》与《韩诗》大不相同。《毛传》说：‘有位大夫公子奚斯建造了这座庙。’我认为《毛诗》中的‘庙’字一定是‘诗’字的误写。《毛传》的原本必定是重复举出‘奚斯所作’，而解释说：‘有位大夫公子奚斯创作了这首诗。’删削《毛传》的人，完全去掉了重复举出的文字，那么‘新庙闵公庙也，有位大夫公子奚斯建造了这座庙’，连接起来才通顺，于是把‘诗’改成了‘庙’，这就是它与《韩诗》不同的原因。把‘奚斯所作’向上连属的，是郑玄笺注的说法，不是古来的说法。荣氏认为若膺分析此诗句读，以及用《节南山》等篇解释此诗文例，以说明‘奚斯所作’是作颂，而不是建庙，义理极其精确，足以证明鲁、韩旧说不可改变。只是认为《毛传》‘作是庙’的‘庙’字也一定是‘诗’字的误写，则近乎武断。《毛诗》与鲁、韩本来就不需要强行相同。《文选》谢玄晖《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李善注引用‘希骥之马，亦骥之乘也’，李轨说：‘希，是望的意思。’又李萧远《运命论》注引用‘颜尝睎夫子矣’，李轨说：‘希，是望的意思，是说颜回曾经仰望孔子。’现在各本都没有这条注释。”

译有人说：“《书》与《经》同类，但世人并不推崇，研习它可以吗？”回答说：“可以。”有人嗤笑说：“必须靠它来射策决科（通过考试选拔）。”

回答说：“君子的学习，是为了追求道义；小人的学习，是为了谋取私利。你是为了道义呢？还是为了私利呢？”那人说：“耕种却得不到收获，打猎却得不到享用，还要耕种和打猎吗？”回答说：“耕种道义而获得道义，追求德行而获得德行，这已经是收获和享用了，

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没有见过参星和辰星相互靠近的。”因此君子贵在向善。向善的人，是圣人的弟子啊！

百川向大海学习，因而能达到大海；

这是因为它们奔流不息，归向不止。丘陵向高山学习，却达不到高山的高度，所以厌恶那种半途而废的行为。

译火，所以心宿也被称为大火，只是专门承受大辰的名号罢了。汪氏在《中释》中解释“□□”二字说：“东方七宿，最明亮巨大的没有比得上心宿的，西方七宿，最明亮巨大的没有比得上□宿的，所以古人多用来纪定时令。在文字上，□从晶，大火为大□，□也从晶，都象征两颗星的形状，而□即从之，所以知道□□的用途，涵盖了所有星宿。”《音义》说：“相比，毗志切。”《天官书》说：“魁星下面的六颗星，两两相比的，名叫三能。”又说：“危星东边的六颗星，两两相比，叫司空。”《正义》说：“比，是靠近的意思。”按：参宿属于西宫，辰宿属于东宫，此见彼伏，永远不一起出现。《左传·昭公》篇说：“从前高辛氏有两个儿子，大的叫阏伯，小的叫实沈，住在旷林，彼此不能相容，天天寻找兵器，互相征讨。天帝认为不好，把阏伯迁到商丘，主持辰星，商人因此沿袭，所以辰星成为商星；把实沈迁到大夏，主持参星，唐人因此沿袭，所以参星成为晋星。”所以凡是人事中互相背离相反的，都用参辰来比喻。这句话旧解认为是冒接下文的辞句，长沙章工部华说：“参辰比喻道与利，参辰不相比，是说为道的学问与为利的学问不相为谋，意义应当上属为一节。”按：章的说法非常恰当，可以破除曲园关于错简的疑问，说法见下文。“君子贵迁善”等语，《易·益》说：“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正。”《荀子·大略》说：“君子的学习如同蜕皮，翻然改变。”《音义》说：“徒与，音余，下面都相同。疑者别出。”《孟子》说：“能言驳斥杨朱、墨翟的，是圣人的门徒。”赵注说：“徒，是党羽、门徒的意思。”按：这又是承接上文而正告的话。如果知道为道的学问与为利的学问不相为谋，就应当决然舍弃利而趋向道，这就叫迁善；不能迁善叫作画地自限，所以下文又设两个比喻来说明它。世德堂本“迁善者”作“迁善也者”。“百川学海”等语，《广雅·释丘》说：“小陵叫丘。”《说文》：“陵，大〇也。”《释名·释山》说：“大阜叫陵。”司马说：“百川流动不息，所以到达大海；丘陵静止不进，所以不能成为高山。学习者也是这样。”按：百川对于海，丘陵对于山，各自相似，而百川能到达海，丘陵不能成为山的原因，是百川能迁变，而丘陵则画地自限。《御览》六百七引“而至于海”作“而归于壑”；又五十三引“恶夫画也”作“恶夫住者”。注“射以决科，经以策试”。按：这八个字在意义上不顺，必有脱误。注“徒犹弟子也”。按：《孟子》“其徒数十人”，赵注说：“其徒，是学习他学业的人。”《吕氏春秋》“诬徒视徒如己”，高注说：“徒谓弟子也。”注“画，止”。按：《论语》“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孔注说：“画，是停止的意思。力不足的人应当中途废弃，现在你是自己停止罢了，不是力量用尽。”刘疏说：“《说文》说：‘画，界也，象田四界。聿，是用来画界的。’引申之，凡有所界限而不能前进的，也叫画。所以此注训为停止。”

译结党营私的人，比鸒鸟还要厉害，不过是祸害粮食罢了。

【注】鸒鸟成群结队啄食谷物，用来比喻人们结党营私、游宴享乐，祸害粮食，有损无益。朋友交往如果不以真心相待，只是表面上的朋友；交友如果不以真心相待，只是表面上的交友。

【注】隐藏怨恨，是孔子所耻笑的；表面上的朋友，是扬子所讥讽的。

【疏】“结党营私的人比鸒鸟还要厉害”这一句，《广雅·释训》说：“频频，比并的意思。”《说文解字》说：“党，朋辈的意思。”经传中通用“党”字。《离骚》王逸注说：“党，朋辈的意思。”《音义》说：“鸒斯，羊茹切。鸒，就是雅乌。”按照《诗经·小弁》说：“那鸒鸟啊，归飞时成群结队。”毛传解释说：“鸒，就是卑居。卑居，就是雅乌。提提，是成群的样子。”孔颖达疏说：“鸒，卑居，是《释鸟》中的文句。卑居又名雅乌。郭璞说：‘雅乌体型小而多群聚，腹部下面白色，东方人叫它鹎鸟。’这是正确的。这种鸟名叫鸒，而说‘斯’，是语助词。就像‘蓼彼萧斯’、‘菀彼柳斯’一样。传文中有的有‘斯’字，是衍文，定本没有‘斯’字。凭借刘孝标的博学，而在《类苑》鸟部设立‘鸒斯’这一条目，是不精审的。这种鸟生性喜欢群聚，所以说‘提提，成群的样子’。”现在版本的《尔雅》作“鸒斯，鹎鶋”。《释文》列出“斯”字，说：“原本大多没有这个字。按：‘斯’是诗人为了协韵而加的字，后人因此添加了此字。而俗本竟然在‘斯’字旁边加上鸟旁，错误得很厉害。”可见“斯”是语词，孔颖达、陆德明的说法相同。而《法言》说“鸒斯”，陈奂《诗毛传疏》说：“这是借用《诗经》的文辞来补足句子罢了。”这是正确的。“也不过是祸害粮食罢了”这一句，《诗经·桑柔》说：“降下这些蟊贼，庄稼最终遭殃。”《尔雅·释虫》说：“吃禾节的是贼。”李巡注说：“吃禾节的人，说他们贪婪凶狠，所以叫贼。”按：这里说的“贼”，就是以蟊贼为比喻，就像说蛀虫一样。《周礼·廪人》，郑玄注说：“在路途上叫粮，指的是干粮；停止居住叫食，指的是米。”“朋友交往如果不以真心相待”等等这一句，司马光说：“意思是朋友应当以诚心互相切磋琢磨，不可以心里知道对方不对却不告诉，只是外貌上互相媚悦，群居游戏，一起饮食罢了。”俞樾说：“君子贵在迁善，与参辰星宿不相比并的意思不相承接；结党营私与厌恶画地为牢的意思也不相承接，怀疑这两节传写时互换了位置。扬子大概是因参辰星宿不相比并而告诫人们不要结党营私、游宴享乐，所以说：‘结党营私的人，比鸒鸟还要厉害。’《广雅·释训》说：‘频频，比并的意思。’李轨注也用结党营私、游宴享乐来解释，那么与参辰星宿不相比并，意思正好一贯了。至于君子贵在迁善，是阐明厌恶画地为牢的意思。迁善，就是不画地为牢。现在订正如下：‘我没有看到参辰星宿相比并。结党营私的人，比鸒鸟还要厉害，也不过是祸害粮食罢了。百川学习大海，而到达大海；丘陵学习高山，却达不到高山，所以厌恶画地为牢。因此君子贵在迁善。迁善的人，是圣人的门徒啊！’按：‘书与经同’到‘参辰不相比并’为一节；‘君子贵在迁善’又承接上文而申述，到‘厌恶画地为牢’为一节；‘结党营私’到‘表面上的交友’，则另外为一章，文义非常明白。俞樾不知道参辰比喻道义，竟然用‘相比’字与‘频频’字牵强附会地生义，说扬子因为参辰星宿不相比并，而告诫人们不要结党营私、游宴享乐。那么君子不结党营私，都是取法于参辰星宿吗？这是错误的！”注“隐藏怨恨，是孔子所耻笑的”。按《论语》说：“隐藏怨恨却与他交朋友，左丘明耻笑他，我也耻笑他。”皇侃疏引用范宁说：“心里藏着怨恨，外表上假装亲近，扬子《法言》说：‘交友不以真心相待，是表面上的交友。’也是左丘明所耻笑的。”

有人对你说治理产业，不如白圭富有。回答说：“我听说先生们互相交谈，就谈仁与义；市井中人互相交谈，就谈财与利。如果那样富有！如果那样富有！”有人说：“先生活着没有东西供养，死了没有东西安葬，怎么办？”回答说：“用那些供养的东西，就是极致的供养；用那些安葬的东西，就是极致的安葬。”

【注】供养不必丰厚，安葬不必隆重，各自顺应适宜，只以义理为准。

【疏】白圭，《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是周地人。在魏文侯时，李克致力于尽地力，而白圭善于观察时势变化，所以别人抛弃的我取来，别人取来的我给予，能够饮食微薄，克制嗜好欲望，节省衣服，与使用的僮仆同甘共苦，追逐时机像猛兽猛禽一样迅猛。所以说：‘我治理生产，就像伊尹、吕尚的谋略，孙武、吴起的用兵，商鞅实行法治一样。’大概天下谈论治理生产，都祖述白圭。”《孟子》说：“白圭说：‘我想二十取一。’”又说：“白圭说：‘我治理水患，比禹更好。’”赵岐注说：“白圭，是周地人，节制货殖，想要减轻赋税以利百姓。”又说：“丹，是名；圭，是字。”朱熹《集注》也说他是周地人；又引用林氏根据《史记》认为圭提出此论，大概是想把他的方法施行于国家。这都是把《孟子》中的白圭，当作《货殖列传》中的白圭。大概是依据《法言》此文来说的。阎若璩《四书释地续》说：“《韩非子》说白圭做魏国的相。邹阳书说：‘白圭战败丢失六城，为魏国夺取中山。’”

译又：“白圭在中山显赫，中山人向魏文侯进谗言诋毁他，文侯将夜光璧投掷给他。”魏国攻取中山，是在文侯十七年癸酉年，往下推算到孟子乙酉年到达梁国，总共七十三年的时间，当时担任国家将相的人，还能活到那个时候吗？即使活到了那个时候，还能替国家修筑堤坝防治水患吗？假如都能做到，孟子与他见面交谈，以他爵位的尊贵、寿命的高寿，应当如何隆重地以礼相待，却只是称他“子之”、“吾子”呢？所以我断定他们是两个人。”毛奇龄的说法与阎若璩相同。周广业《孟子四考》说：“白圭，《货殖传》记载他在魏文侯时，善于观察时势变化。邹阳的书里说白圭为魏国攻取中山，文侯赐给他夜光璧。计算他的年龄几乎相差一倍，不应当自称名丹，孟子称他为‘吾子’，所以阎百诗、毛初晴都说有两个白圭。与孟子对话的那位名丹，字圭，不能与史书上的白圭混为一谈。现在考证《韩非子》说：‘白圭修筑堤坝，堵塞漏洞，所以没有水灾。’这正是‘以邻国为壑’的佐证。《吕氏春秋·审应览》中有白圭与惠施辩论的话语，那么他是另一个人，似乎没有可疑之处。然而史书又记载白圭自己说：‘我治理生产，就像商鞅推行法令一样。’根据《竹书纪年》，秦国封卫鞅于商，是在梁惠王三十年，可见白圭比商鞅晚很多。《战国策》记载白圭在昭王时才出现，而攻取中山的，说的是乐羊，没提白圭，《吕氏春秋》和《新序》记载孟尝君与白圭的问答，对魏文侯都称谥号，恐怕史书和邹阳的说法误把武侯当成了文侯。”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引用管同的话说：“战国时期大概有三个白圭。邹阳书里的白圭，战败丢失六座城池，为魏国攻取中山。魏国攻取中山在文侯十七年，往下推算到孟子到达梁国那年共七十三岁了，这是魏国的白圭。《货殖传》里的白圭善于观察时势变化，别人丢弃的我取来，别人取走的我给出去，这是另一个白圭。《孟子》一书中的白圭自称治水胜过大禹，想要实行二十抽一的税率，这又是另一个白圭。这三个人同名但人不同，太史公错误地把《货殖传》中的白圭列在魏文侯时期。白圭说：‘我治理生产，就像伊尹、吕尚谋划，孙武、吴起用兵，商鞅推行法令一样。’白圭攻取中山，距离商鞅去世七十三岁，距离商鞅担任大良造也六十三年，他怎么能称及商鞅呢？攻取中山的，大概是乐羊、吴起这类人，《货殖传》中的白圭则是富商大贾，不一定曾经做官，他的时代不可知。太史公错误地认为他与李悝同时代，但只说白圭善于经营生计而不说他在魏国做官，那么虽然错了但还不算太严重。总之不如白圭自己的话足以作为依据。至于孟子书中的白圭，大概是喜欢说大话而不通晓事理，不仅不能上溯到文侯时期，他与那些追逐利益、顺应时势像猛禽猛兽一样行动的人，难道会是同一个人吗？”荣按：邹阳书里的白圭，与孟子书中的白圭，年代相隔很远，自然不能说不两个人。至于《货殖传》中的白圭，则明确自称：‘我治理生产，就像商鞅推行法令。’他显然不是邹阳书里的白圭。这正是孟子所见、想要实行二十抽一、自称治水胜过大禹的那位白圭，为什么说这是另一个白圭呢？《史记·白圭传》开头的两句话，是追叙之辞，与传末‘天下言治生’等话语，文义相应，旨在记录生产事业的沿革，时世风尚的异同。李悝为魏文侯制定尽地力的政策，详见《汉书·食货志》。李克就是李悝，悝、克古音同部，所以可以通用。传文的意思是，自魏文侯以来，天下谈论经营生计的人，以李悝为宗师，以尽地力为要务。等到白圭出现而改变了这种方法，以观察时势变化、决定取舍为要务，于是天下谈论经营生计的人，也改变了自己的宗师，舍弃李悝而尊奉白圭。这就是由农业利益进而追求商业利益的说法，本来不是说白圭与李悝同时代，更没说过他仕于魏文侯。阎百诗以下的人，读《史记》不精细，又牵强附会邹阳的书，混为一谈，妄自猜测治产的白圭与名丹的白圭应当是两个人，从而认为扬子云、邠卿、朱子、林氏是错的，并且认为史公错了。魏文侯与商鞅前后不相及，曾仕于文侯做将相的人不能称及商鞅，稍微研究史事的人都知道。怎么会在同一篇传记中，刚说他与魏文侯同时代，又称他以商鞅推行法令自比？史公即使兼收百家，也不容许矛盾到这种地步。于庭认为《货殖传》中的白圭与孟子中的白圭应当是同一人，见解很正确，但不能明确说明其原因，特此详细辨析。白圭名丹，而称丹圭，是名字连称，古人的惯例，只是大多先字后名。《左传》文公篇孔颖达疏说：‘古人连言名字的，都是先字后名。’又僖公篇疏说：‘古人言名字的，都是先字后名而连称。’是对的。这里先名后字，按《家语·弟子解》，原亢字子籍，而《史记·弟子传》称原亢籍。又《弟子传》商瞿字子木，而《汉书·儒林传》称商瞿子木。又《弟子传》矫子庸疵、周子家竖、光子乘羽、田子庄何、王子中同，《汉书》全部改为桥庇子庸、周丑子家、孙虞子乘、田何子装、王同子中。由此可知先名后字，是汉人称人的惯例。其名丹字圭，据《经义述闻》说：‘圭读为

译□，是声近假借的字。《说文解字》说：“□，鲜明的黄色，从黄，圭声。蘳，黄色的花，从艹，□声，读音像‘堕坏’。”这就是说黄色叫做□。名丹字□，与名赤字华意义相同。华也是黄色。焦氏在《孟子正义》中说：“《说文》丹部说：‘丹，巴越的赤石。’《说苑·修文篇》说：‘圭，是玉。’《考工记·匠人》注说：‘圭的意思就是圭，洁净。’洁净，就是洁白。玉中白色的叫圭，石中红色的叫丹，红色炽盛而用洁白来消解它，这大概就是名字取义的原因吧？”焦氏。王说不同，理堂的说法更为优长。自序说：“扬季官做到卢江太守，有一顷田，有一处宅，世代以农桑为业，家产不超过十金。”所以有人用治理产业来讽喻他。“我听说先生互相谈论”等语，出自《文选》皇甫士安《三都赋序》，李善注说：“先生，是求学之人的通称。”《初学记》引《风俗通》说：“市，也叫市井。说人到了市场，有卖东西的，应当在井上洗濯，使之香洁，然后才到市场。或者说古代二十亩为井田，因井而设市，所以这么说。”《四书释地续》说：“《后汉书·刘宠传》：‘拜会稽太守，山民淳朴，竟然有白头不入市井的人。父老自称山谷鄙生，未曾见识过郡朝。’郡朝，是太守的厅事。这可以证明市井是贴近国都而言的。注引《风俗通义》，以井为井田，那就在野外了，不是市场交易的地方，而是共同汲水之所。张守节说：‘古人没有市场及井，如果早晨聚集在井边汲水，便将货物在井边售卖，所以说市井。’陈氏在《公羊传宣公篇义疏》中说：‘因井而设市，大概始于三代以前。刚作井田时，民情俭朴，无非日常用品，所以在井田间交易，不是说汲水的井。后世逐渐趋向文饰，百货交易，必定在都会聚集的地方，因此也叫市井。’荣认为井者，是方里的意思。古代市场都在别处，大概以方里的土地为之，所以叫市井。《三辅黄图·庙记》说：‘长安市有九个，各方二百六十六步，总共四里为一个市。’这是后代都市的制度，面积加倍，但正可由此想象三代恒常的市场，其地不过方里罢了。《汉书·货殖传》引《管子》说：‘士人在宴间互相谈论仁义，商人在市井互相谈论财利。’明确古代有此说法，所以说‘我听说’。”“如其富！如其富！”者，《论语》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是管仲的力量。如其仁！如其仁！”孔注说：“谁像管仲那样仁！”按：《法言》重言“如其”的有三处：此文：“如其富！如其富！”《吾子》：“如其智！如其智！”《渊骞》：“如其寝！如其寝！”凡是句法相同的，其解释应当相似，所以通于此而窒碍于彼的说法，必定不是作者的本意。俞樾说：“如其富，是说如何以富呢。重言是深疾之辞。此句法本于《论语》的‘如其仁！如其仁’。孔注增字解经，颇不符合经旨。以杨子的意思推之，则如其仁者，是不赞许的意思。孔子对管仲只赞许其事功之盛，而未曾给予他以仁。所以他的意思好像是说：‘论管仲者，只以事功论之足矣，如何以仁呢？如何以仁呢？’即下章‘民到于今受其赐’，可谓推许之至，而对于仁字固不一及也。若非杨子此文，则孔子之意不见矣。”《吾子篇》：“或问屈原智乎？曰：如玉如莹，爱见丹青，如其智！如其智！”这与孔子论管仲，正可互相阐明。盖若管仲者，论其事功可也，不必要论其仁。若屈原者，论其志节可也，不必要论其智。”荣按：《论语》如其仁是深许管仲，义无可疑。那郑注也说：“重言如其仁者，九合诸侯，功济天下此仁为大。死节，仁小者也。”义同孔注。假如俞说，如其仁是不赞许之辞，若管仲者，只论其事功可也，不必要论其仁。则按之上下文义，尽成矛盾，此断定非经旨。《经传释词》说：“如犹乃也。言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安宁，乃其仁！乃其仁也！”刘疏以为此训最当，盖不直言为仁而言如其仁，明专据功业言之。然而此说按之《论语》及《吾子篇》之“如其智”，于义似协，以释此文“如其富”，已嫌不顺，若施之《渊骞》之“如其寝”，则绝不可通。是子云也必定不训如为乃，可知也。今细绎之,窃谓子云解《论语》，实同孔义。此文如其富云者，其字指向上文之丹圭，谓士相与语不及财利,若必以财利为言,则吾岂如丹圭之富也。以此推之,《吾子》云“如其智”者,其即指屈原,谓谁如屈原之智也。《渊骞》云“如其寝”者,其指上文渊、骞之徒。徒者,弟子也。谓两贤得

译游历孔子门下，借以扬名，难道会像他的弟子那样湮没而不显扬吗？如此解释，对于《论语》及本书中的三处文句，似乎都能讲通，应当符合扬雄的本意。《公羊传·隐公篇》中“如勿与而已矣”一句，何休《解诂》说：“‘如’就是‘不如’，这是齐地的方言。”那么把“如”解释为“谁如”、“岂如”，也就如同把“如”解释为“不如”一样。大概古人自有语速急促、语速舒缓的不同用法，不能说只要是用增加文字的方式来解释，就必定在文义上不安妥。《音义》说：“俗本下句作‘如其义’，是错误的。”按：朱熹《集注》引用的宋代吴本以及现在的《汉魏丛书》本，下句都作“如其义”；又世德堂本不重复此句，这都是错误的。“或曰先生”云云的话，这是承接上文“先生相与言”云云，用养生送死的事情来诘难，以显示空谈仁义是行不通的。世德堂本作“生无以养，死无以葬”，没有两个“也”字。“以其所以养”云云的话，吴氏说：“侍奉生者依礼而行，不必丰厚。安葬死者依礼而行，不必厚重。孔子说：‘喝豆粥、饮白水，竭尽欢愉，这就叫作孝。收敛手足形体，下葬而没有外棺，符合其财力，这就叫作礼。’”按：治平本“以其所以葬”作“以其所葬”，与上句不统一。秦氏恩复校勘认为上句多出了下边的“以”字。陶氏鸿庆《读法言札记》说：“‘以其所葬’，五臣注本作‘以其所以葬’，应当从五臣注本。这是回答有人提出的‘生无以养、死无以葬’的问题，所以说这样的话。”李善注说：“只在于义所应当。”吴氏注说：“侍奉生者依礼，安葬死者依礼。”义啊，礼啊，都是指用来奉养、用来安葬的道理而言。司马光《集注》没有提到李善注本的不同，说明李善注本与各本相同。秦氏校勘反而认为“以其所以养”一句多出了下边的“以”字，文理不够协调，恐怕不能采纳。按：陶氏的说法是正确的。治平本只是偶尔脱漏了这个“以”字罢了。

译有人说：“猗顿的富有，是因为他尽孝，这难道不是极致的吗？颜回恐怕要挨饿了吧！”回答说：“猗顿追求的是粗浅的养身，颜回追求的是精微的养志；猗顿的行为是邪僻的，颜回的品行是端正的。颜回难道低劣吗？颜回难道低劣吗？”

【注】道德修养达到极致的人，外物不能拖累他的内心。

【疏】“猗顿之富”：《音义》说：“猗顿，读音为于离切。”《史记·货殖列传》说：“猗顿靠经营盐业起家，邯郸的郭纵靠冶铁成就事业，他们的财富与王公相当。”《集解》说：“《孔丛子》说：‘猗顿是鲁国的穷书生，耕种时常挨饿，养蚕时常受冻，听说范蠡（朱公）富有，就去请教致富的方法。范蠡告诉他说：你想快速致富，应当畜养母畜。于是他就前往西河，在猗氏以南大量畜养牛羊。十年之间，他的利息多得无法计算，财富可与王公相比，名声传遍天下。因为他在猗氏兴起财富，所以叫猗顿。’”按《孔丛子》陈士义文，“西河”应当作“河东”。《汉书·地理志》，河东郡有猗氏县。《文选》贾谊《过秦论》，李善注引《孔丛子》正作“乃适河东”。“颜其馁矣”：《说文解字》说：“馁，饥饿。”司马彪说：“有人以为颜氏的父母应当不免于饥饿。”“彼以其粗”等语：《音义》说：“其粗，读音为千胡切。”司马彪说：“养身体为粗，养心志为精；骄纵混乱、争强好胜为邪，虽然经常贫困却不改变快乐为正。”按：精、贞押韵。“颜其劣乎”：《说文解字》说：“劣，弱。”按：经传中作为“优”的反义词。这与上文“如其富！如其富”同义，是说以精微和端正而言，我认为颜氏的孝道是极致的。你如果说富有，那么颜回确实不能与猗顿相比。吴胡部郎胡玉缙说：“这就是上文‘养之至’的意思，是说颜回难道低劣吗？其，难道。”注“回，邪也。贞，正也”。按《说文解字》：“□，邪也。”经传中都用“回”通假。《易经》：“乾，元。亨。利。贞。”《子夏传》说：“贞，正也。”

有人说：“假使我佩系朱绶、怀揣金印，那快乐是可以估量的。”回答说：“佩系朱绶、怀揣金印者的快乐，不如颜回的快乐。颜回的快乐，源于内心；

【注】极致的快乐内心自足，不依赖外物。佩系朱绶、怀揣金印者的快乐，源于外物。”

【注】内心的快乐不足，所以借助金印朱绶等外物罢了，这才说是快乐。有人说：“请问经常贫困的内心。”

【注】想以此义嘲讽杨子。回答说：“颜回不像孔子，即使得到天下也不足以使他快乐。”然而也有痛苦吗？回答说：“颜回痛苦于孔子的卓越至极。”有人惊愕地说：“这痛苦，正是他之所以快乐的原因吧！”

【疏】“纡朱怀金”：《音义》说：“纡朱，读音为邕俱切。”张衡《东京赋》：“纡皇组。”薛综注说：“纡，垂。”按《说文解字》：“纡，弯曲。一说是萦绕。”《续汉书·舆服志》说：“诸侯王，赤绶。”注引徐广说：“太子及诸侯王，金印。龟纽，绛色朱绶。”那么这就如同说做侯王一样。《音义》：“其乐，读音为洛，下文同。”“可量也”，治平本作“不可量已”；世德堂本作“不可量也”，《文选》范晔《宦者传论》李善注。《后汉书·宦者传》章怀太子注引同，这都是校书者妄改。只有毛本《文选》鲍照《拟古诗》注引作“可量也”，是古本仅存的。杨书多以“也”为“邪”，说见各本条。妄人不知“也”字的意义，于是增加“不”字。而治平本直接改“也”为“已”，更加失真。俞樾说：“其乐可量也”，犹云“其乐可量邪”？与上文众人所能踰也，文法一致。“荣按：这是设想的言辞。”“其乐可量邪”，见歆羡无极之意。若增“不”字而读“也”如字，或改“也”为“已”，全失属辞之妙矣。“不如颜氏子之乐”：《易经·系辞》说：“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论语》说：“孔子说：‘贤德啊，颜回！一竹筐饭，一瓢水，住在陋巷，别人都受不了这种忧愁，颜回却不改变他的快乐。贤德啊，颜回！’”郑玄注说：“贫穷是人们所忧愁的，而颜渊志在求道，自有他的快乐，所以深深赞赏他。”“颜氏子之乐也，内；纡朱怀金之乐也，外”：《吕氏春秋·慎人》引子贡说：“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道得于此，则穷通一也。”世德堂本“纡朱怀金”下无“者”字。“请问屡空之内”：《论语》：“回也，其庶乎！屡空。”何晏《集解》说：“说颜回差不多接近圣道，虽然多次空匮，而乐在其中。一说：‘屡犹每也，空犹虚中也。以圣人的善道，教导几个接近圣道的弟子，尚且不至于知道者，各内有此害。其于接近圣道每能虚中者，只有颜回怀道深远。不虚心不能知道。’”潘维城《论语古注集笺》说：“案《说文解字》无‘屡’字。古只作‘娄’，《说文解字》说：‘娄，空也。’则与下‘空’字同义。然下文云‘亿则屡中’”

译“空中”二字实在讲不通，应当以新附字“屡”训为“数”的说法为正确。刘宝楠疏证说：“《诗经·节南山》：‘不宜空我师。’毛传：‘空，穷尽也。’引申开来，凡是贫穷无财的人，也称为‘空’。《史记·伯夷列传》：‘然而颜回常常贫困，连糟糠都吃不饱。’《盐铁论·地广》篇说：‘地位卑贱不妨碍有智慧，贫穷不妨碍品行端正。颜渊常常贫困，并不因此不贤；孔子不被容纳，并不因此不圣。’《后汉书·贾逵传》：‘皇帝对马防说：贾逵的母亲病了，这个人在外面没有办事谋利，常常贫困，恐怕要像孤竹国的伯夷、叔齐那样，在首阳山饿死了吧。’可见汉代人解释‘屡空’都是指贫困匮乏，前一种说法是正确的。”俞樾在《群经平议》中，根据《说文解字》中“娄”与“空”连用的说法，认为：“古语中有这样的用法，许慎还知道。凡是物体空的，没有不明亮的。用来说人，就叫做‘离娄’；用来说房屋，就叫做‘丽廔’。孔子用‘娄空’来形容颜子，大概是说颜子的心通达无滞碍，也像窗户一样明亮开阔。‘终日不违，无所不说’，就是证明。”荣按：《论语》中将颜子的“屡空”与子贡的“货殖”对举，明显是以贫富而言。不仁的人不可以长久处于贫困，而“屡空”的人能长久处于贫困，这就是验证。长久处于贫困而不改变快乐，不是内心安于仁德的人做不到的，所以颜子可以说是接近仁德了。这种亲身实践的美德，比起泛泛谈论心性道德，要深远明确得多。何晏逐渐受到玄学风气的影响，所以有“虚中”的解释。其后王弼、顾欢、太史叔明等人，阐发这种旨意，更加用“寂虚”、“遗忘”、“大通”、“顿尽”等词语来诠释“空”字，这就涉及佛教禅悦了，离古代本义越来越远。俞樾附会《说文解字》，衍生出“空明”的理论，意义尤其肤浅。《法言》这一章，都是论述儒者安贫乐道的学问。这里使用“屡空”一词，自然也是解释为多次贫困，与《集解》前一种说法相同。“屡空之内”，是说在屡空者内心的快乐是什么。“颜不孔，虽得天下不足以为乐”，这是说明颜子所乐的不是别的，而是得到孔子并师从他，以孔子的道为至乐，即使拥有天下也不交换，这才是真正能说明颜子快乐之事的人。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程子说：“箪食瓢饮、陋巷居住并非可乐，而是自有其乐罢了。”以及说：“过去向周茂叔求学，他常让我寻找颜子所乐的是什么。”这些说法舍弃了古代贤者亲近师长、乐于道义的意义，故意制造隐约难懂的说法来迷惑学者，远不如扬雄这句话亲切而有意味。“然亦有苦乎”，这是问句，省略了“曰”字。古人多有此法，详见《古书疑义举例》。“颜苦孔之卓之至也”，《论语》说：“颜渊感叹说：‘仰望它越高，钻研它越坚；看着它在前面，忽然又在后面。老师善于一步步诱导我，用文献丰富我，用礼仪约束我，想停止也不能，已经竭尽了我的才能。好像有所树立，高高在上，虽然想追随，却无路可走。’”郑玄注说：“卓，是绝望之辞。”按：意思是高远穷尽，令人瞻望莫及。《说文解字》：“□，高也。”古文作“卓”。潘氏集笺说：“《经义述闻》：《仪礼·觐礼》：‘匹马卓上。’‘卓’的意思是超越、断绝、独特。”《广雅》：“趠，断绝也。”李善《西都赋》注：“逴跞，犹超绝也。”“趠”、“逴”与“卓”，古音相同，意义也相同。《汉书·河间献王传》：“卓尔不群。”《说苑·君道》篇：“踔然独立。”《说文解字》：“□，特止也。”徐锴传曰：“特止，就是卓立。”“踔”与“□”、“卓”，古音也相同，都是独特的样子。据此，那么“卓尔”是形容夫子之道超然特立，所以郑玄认为是绝望之辞。扬雄《法言·学行》篇“颜苦孔之卓”指的就是这个。刘宝楠疏证说：“道不在学之外，学不在礼之外。夫子十五岁立志学习，三十岁而立。立志学习就是博学，立就是立于礼，也就是约礼。‘如有所立卓尔’，是说礼所确立的，无非是道。颜子在博学与约礼之后，服习已久，所以举出已知的来自明，寻求未知的来自勉。《庄子·田子方》篇：颜子说：‘老师走我也走，老师跑我也跑，老师奔驰我也奔驰，老师奔逸绝尘，而我只在后面瞪眼望着。’奔逸绝尘，就是夫子所确立的‘卓尔’；回瞪眼望着后面，就是想追随却无路可走。正因为想追随却无路可走，所以仰望钻研已经竭尽，却觉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坚；在前面可以瞻望，却忽然在后面。这是颜子未达一间的地方。然而虽然想追随却无路可走，但最终还是想停止也不能。所以夫子又说：‘回，我只见他前进，没见他停止。’按：已经竭尽才能，想追随却无路可走，所以称之为‘苦’。世德堂本没有‘之至’二字。”“或人瞿然”等语，《音义》：“瞿然，音句。”《说文解字》：“□，举目惊□然也。”经传中通常写作“瞿”。《庄子·徐无鬼》：“子綦瞿然喜曰”，司马彪注说：“喜的样子。”又李颐注说：“惊视的样子。”《音义》：“只其，音支，适也。”按：想追随却无路可走，却仍未见其停止，所以所苦的正是其所乐的。《后汉书·宦者传》注引用此文。李轨注：“朱，朱绂也。金，金印也。”《文选》注分别引用《宦者传论》及拟古诗下。现在《法言》各本没有此注。注“欲

译这是用这种含义来嘲笑杨子的。”按：《论衡·别通》说：“富人的住宅，用一丈见方的地方作为内室，内室之中所有的，箱柜里盈余的，是绢帛、布匹、丝绵。穷人的住宅，也用一丈见方的地方作为内室，内室中空无一物，只有四面墙壁耸立，所以称为贫穷。”弘范的意思认为，有人把‘内’‘外’二字兼通用于居处而言，于是把‘内’解释为室中之意，戏言屡次空乏的家，还有什么可拥有的，却说快乐呢？所以说想要用这种含义来嘲笑杨子。实际上《法言》这篇文章是要申述颜回所快乐的是什么，特意借提问来引出。‘内’是‘内乐’的省略。正因为屡次空乏的遭遇，应当让人内心困顿、思虑重重，难以承受那份忧愁。现在说‘内乐’，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说‘请问屡次空乏之中的内乐’。把它当作嘲笑的言辞，是不对的。

译说：“有教化而立道，没有谁能阻止孔子；有学习而述业，没有谁能阻止颜渊。”有人问：“立道，孔子难道不需要思考吗？述业，颜渊难道不需要努力吗？”回答说：“没有思考过，谁能阻挡呢？”

三 吾子卷第一

【注】推崇根本在于抑制枝末，学习大道就要断绝小辩。

法言 李轨注

有人问：“您年轻时喜欢写赋。”回答说：“是的。那是小孩子雕虫篆刻的小技。”

【注】这是少年时做的事。不久又说：“成年男子是不做这种事的。”

【注】后悔写赋。有人说：“赋可以用来讽谏吗？”回答说：“讽谏吗！

【注】这是惊叹的声音。如果是为了讽谏，那就算了；如果不是为了讽谏，我恐怕不免于劝诱了。”

【注】司马相如作《大人赋》，汉武帝看了，便飘飘然有凌云之志。有人说：“像雾縠那样华丽。”

【注】说它美好。回答说：“那是女工中的蛀虫啊。”

【注】雾縠虽然华丽，却是女工的蛀虫；辞赋虽然巧妙，却惑乱圣典。《剑客论》说：

“剑可以爱身。”

【注】说击剑可以卫护爱身，辞赋可以讽喻劝人。回答说：“监狱使人多礼吗？”

【注】说击剑使人多礼，就像监狱使人多礼一样；辞赋使人放荡惑乱。

【疏】“吾子少而好赋”，音义：“少而，诗照切。好赋，呼报切。”自序说：“先前蜀地有司马相如作赋，非常弘丽温雅，我雄心壮之，每次作赋，常以他为范式。”传赞说：“辞赋没有比相如更华丽的，他作了四篇赋。”按：这四篇赋是《甘泉》《河东》《羽猎》《长杨》，都见于自序。《艺文志》记载杨雄赋十二篇，列在赋第二类，结尾说“右赋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班固自注说：“其中收入扬雄八篇。”周寿昌《汉书注校补》说：“前二十家，应是庄雅之作，因为屈原、相如、武帝都知道。这二十一家，疑有类似俳倡嫚戏的，因为枚皋知道。又注说：‘收入扬雄八篇。’大概即《逐贫赋》《解嘲》《解难》之类，凡是规讽设辞，都列入其中。”荣按：本类收录杨赋十二篇，而注说收入八篇，说明《七略》原录四篇，班固增补八篇。原录四篇，必定就是传赞所说的四赋，庄雅无异于相如，为什么那四篇入第一类，这四篇入第二类？而且又怎么解释第三类以孙卿赋为首呢？班固这样分类，自然有他的道理，但一定不像周氏所说，因为枚皋类似俳倡嫚戏，子云都是规讽设辞，所以归为一类。“童子雕虫篆刻”，《说文》：“雕，琢文也。”篆，引书也。“虫者，虫书。刻者，刻符。”《说文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缀，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摩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第八曰隶书。汉兴，有草书。”《尉律》：“学僮十七岁以上开始考试，背诵籀书九千字，才能做吏。又用八体试之，郡移大史，并考核最优者以为尚书史。”系传说：“按《汉书》注，虫书即鸟书，用来书写幡信，首象鸟形，即下文所说的鸟虫。”又：“按萧子良以刻符、摩印合为一体。臣以为符者，内外之信，如晋鄙夺魏王兵符，又说借符以骂宋。那么符者，竹而中剖之，字形半分，理应当别为一体。”可见虫书、刻符是八书中纤巧难工的体例，因为都是学僮所做的事，所以说“童子雕虫篆刻”。意思是文章中的赋，就像书体中的虫书、刻符，做它的人劳力甚多，而施于实用者很少，可以作为小技，不可以作为大道。“俄而曰壮夫不为”，《公羊传》庄公篇“俄而可以为其有矣”，解诂说：“俄者，谓须臾之间，创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