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佗稡编卷二十三

译《金佗稡编》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金佗稡编》卷二十四

宋代 岳珂 撰

吁天辨诬四

张宪辨

王明清在《挥麈录》中说：壬子年，我在宁国任职，从王俊家中得到了他揭发岳飞的供状，上面写道：“左武大夫、果州防御使，被差遣担任京东东路兵马钤辖、御前前军副统领的王俊。右，我在八月二十二日夜间二更时分，张太尉派他的家奴庆童来请我去说话。我到了张太尉的官署，让虞候去通报，请我进入内宅，在莲花池东面的一座亭子里。张太尉正和一个名叫何泽一的和尚，一人手持蜡烛，面对面坐着说话。我到时，何泽一连向我拱手行礼都不肯，便起身向灯光昏暗处悄悄离去。我在张太尉面前唱喏行礼。坐下后，张太尉不说话，过了很久才问道：‘你早睡了吗？怎么睡得着？’我说：‘太尉有什么事，睡不着？’张太尉说：‘你不知道我家相公（指岳飞）已经获释了吗？’我说：‘相公获释，要去哪里？’张太尉说：‘被派往衢州、婺州。’我说：‘既然去了衢、婺二州，那就没事了，有什么烦恼？’张太尉说：‘恐怕会有后续的命令。’我说：‘有后续命令会怎样？’张太尉说：‘你不懂，我和相公从微末时便相随，朝廷必定怀疑我。朝廷让我轮流进京朝见，我就必定不去了。’我说：‘以前范将军获罪，朝廷赐死，我与范将军从微末时相随，我原本是雄威副都头，升迁至正使，都是范将军兼任右军统制时一同提举办理的，他心怀忠义，至今朝廷何曾赐罪？太尉不必另生疑虑。’张太尉说：‘再告诉你，我家相公那里有人来让我救他。’我说：‘怎么救他？’太尉说：‘我调动人马，就是救他了。’我说：‘调动人马后是什么意思？’张太尉说：‘这里将人马和老小全部迁移到襄阳府，如果不调动，就在那里驻扎，朝廷知道后必定派岳相公来弹压安抚。’我说：‘太尉不要调动人马，如果太尉调动人马，朝廷必定怀疑岳相公，他反而会被定罪。’张太尉说：‘你不懂，如果朝廷派岳相公来，就是我救他了。如果朝廷不肯让相公来，我就将人马分布开来，自己占据襄阳府。’我说：‘各路人马怎么起程？’张太尉说：‘抢劫船只装载步兵和老小，让骑兵走陆路先行。’我说：‘且看在国家患难之际，再稍作停留。’张太尉说：‘等我做决定时就必须做，你安排着，等我让你动手做时，你就听我的话。’我说：‘恐怕军中不服从的人很多。’张太尉说：‘谁敢不服从？’傅选说：‘我不服从。’我说：‘〇统制是慷慨之人，有丈夫刚烈之气，必定不肯服从。’张太尉说：‘等有不从的人，都交给〇杀掉。’我说：‘调动这些军马用什么名义起程？’张太尉说：‘你问得好，我假造一份朝廷文书来命令起程，我必定让人不怀疑。’我说：‘太尉去襄阳府正对着张相公，张相公派人马来追袭，怎么办？’张太尉说：‘他必定不敢来追赶我，等到他人马来到这里时，我已经到襄阳府了。’我说：‘假如到了襄阳府，张相公必定不肯罢休，继续前来收捕，怎么办？’张太尉说：‘我怎么会怕？’我说：‘如果敌人探知此事，必定来夹攻，太尉南面有张相公，北面对敌人，太尉怎么处置？’张太尉冷笑说：‘我有别的办法，等我这里兵马刚一动，就派人带着文书去给敌人，万一他们推诿不前，就教敌人发人马来助我。’我说：‘各路人马和老小数十万，襄阳府的粮食怎么办？’张太尉说：‘这里的粮食全部让〇装载前往郢州，那里也有粮，襄阳府也有粮，可以吃一年。’我说：‘这里各路供应钱粮尚且跟不上，那里那点粮食，一年后没粮怎么办？’张太尉说：‘我那里一年后不做别的变动，我那里不到一年敌人必定退去，我迟就迟动，快就快动，你安排着。’张太尉又说：‘我如今行动后，背嵬军、游奕军服从不服从？’我说：‘不服从的很多。’张太尉说：‘姚观察、背嵬军、王刚、张应、李璋服从不服从？’我说：‘不知道如何。’张太尉说：‘明天来我这里聚会时，你请姚观察、王刚、张应、李樟去你衙门吃饭，对他们说这些话。’说道：‘张太尉一夜没睡，得知相公获释，恐怕有后续命令，如今我们满都出自岳相公门下，如果各路人马有议论，叫我怎么处置？我向东就向东跟随他人，我又不是都统制，朝廷又没有文书让我管他们，满是有事我都管不了。’到了三更后，我回到家中。次日天亮，二十三日早晨，众统制官来到张太尉衙门前，张太尉尚未坐堂，我叫起姚观察，在教场内的亭子西

译坐在旁边。姚观察说：“有什么事，大哥？”俊说：“张太尉一夜没睡，得知相公得以脱身，非常烦恼，说了些话，派我来问观察。”姚观察说：“既然相公不来，张太尉掌管军事事务，都归张太尉负责。”俊问观察：“将来诸军发生混乱后怎么办？”姚观察说：“去弹压他们，不可让他们作乱，恐怕坏了这支人马。你替我回复太尉，慢慢看国家的患难。”说完各自散去，再也没有说话。张太尉所说的事，俊去见张太尉，行礼。张太尉说：“昨晚说的事怎么样？”俊说：“没去请王刚等人，只和姚观察说了话来回复太尉。”说：“恐怕兵乱后不得不弹压，我游奕军约束得整齐，必定不会生出事端。”张太尉说：“姚观察说别人人马整齐，我做得更稳妥。你安排着。”俊便行礼出来，此后没再说话。九月初一日，张太尉出发前往枢密行府，俊去辞别张太尉说：“王统制，你后面粗重的东西转换好了，我走后将来必定不和这满处一起，你收拾等我叫你再念。”俊原本隶属东平府雄威第八长行，因为本府缺粮，各营军兵呼千等人结伙，俊想抢劫东平府作乱。当时俊在本营吃俸禄，不敢辜负国家，又不忍心抛弃老母，于是经过安抚司自首，奉圣旨补为本营副都头。后来金人侵犯中原，俊从靖康元年开始在京城下随军，与金人对抗，斩首以及俊口中中箭射落两颗牙齿，奉圣旨特授成忠郎。后来都是立下战功，转任至今的官职，俊尽忠节仰报朝廷。现在张太尉勾结俊起事，俊不敢辜负国家，想等将来赴枢密行府那天，当面到张相公前自首，又恐怕王太尉另有出入，张太尉后面另起事背叛，临时力量不及，使俊陷于不义。俊已在七日当面回复都统王太尉完毕，今月初八日递交状子自首，如果有一事一件分毫不对，请求依照军法执行。加上俊自从做官以来立下的战功，转任至今的官职，不曾有分毫过错。所有俊应得的告敕宣札在家收付，另外有自首呼千等人补副都头的宣札缴送申报，以便知晓俊忠义不曾作乱【阙】建康也，俊命令就在行府取问查勘。王应求请求说：“枢密院没有推勘的法度，恐怕坏了祖宗的制度，极力推辞。”俊听从了他，于是命令应求推勘，案件成立送大理寺俊，小名喜儿，济南府范领兵京东，俊为刽子。

译臣张珂辩白说：唉！关于张宪的案件，我哪里忍心再提呢？天下的道理，本来就有表面迹象看似无关，但必须从头到尾相互印证才能弄清楚的，张宪的案件就是这样。即便只看最初的供状，案件已经成立，与张宪毫无干系，王明清所记录的，也已经很明白了。我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多嘴，岂不是白费口舌吗？唉！我的辩白，难道是不得已的吗？反复回想当时的事，令人痛心疾首，想读下去不忍心，想放弃又不敢，哽咽流泪、呼天抢地才写完这篇辩白，却说我是在白费口舌吗？先父的事迹，铭刻在人们心中，被天下人信服，记载在国史中，流传在野史里，非常光明磊落，而我这区区四篇辩白，又详细明确地深入探究，本来就不需要多说了。《通书》中的迹象，不仅荒谬没有根据，依托于已经焚毁而无法考证的东西，不足以欺骗天下后世，我还有可以证明且非常真实不虚假的证据，足以作为根本。唯独张宪以低级军官的身份奋起，以忠义自许，是先父的爱将，却一时被诬陷，含恨九泉之下，虽然恢复了官职并抚恤孤儿，曾经受到昭雪的特殊恩典，已经足以让万世信服，但详细的情况还没有能够昭示天下，使得没有一丝遗憾，家族衰微，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子孙流离失所，靠什么糊口呢？士大夫们的公正议论，因为张宪地位卑微而没有顾及，朝廷的优厚恩赐，因为时间久远而被废止。在九泉之下，想要申诉却无处可诉，或许因为迹象没有查明，而私下认为罪责在张宪，先父并不知道，所以“谋划让岳飞掌兵而张宪作为副手”的说法，记载在《林泉野记》中；“百姓都昼夜不安”的说法，记载在《三朝北盟集》中。大体上都是说明先父的冤屈，而没有说明张宪的冤屈，几乎认为张宪确实有罪。唉！我不辩白，谁还能辩白呢？张宪是先父的爱将，如果张宪的诬陷没有澄清，那么先父的事迹也会趋于晦暗。这就是始终相互依存，而我不能不辩白的原因。天下人的情感，其实相差无几，趋向安全而舍弃危险，喜欢相同而厌恶不同，这是人之常情。亲近自己的亲人而疏远外人，公正对待公事而私心对待私事，也是人之常情。张宪享有高官厚禄，处于极其安全的位置，敲钟列鼎地饮食，铺着厚厚的垫子高枕无忧，却说他要放弃这些，提出疯狂的计谋去冒不可预测的危险，这本来就不符合人情。而说他把计谋告诉王俊，由王俊揭发，那这种不符合人情的程度，就更加明显了。为什么呢？告诉别人非同寻常的计谋，那么被告诉的人一定是他平时了解且深爱的人，又一定是极其亲密而不怀疑的人。说王俊是张宪深爱的人吗？同在一军相处，却反目成仇，王俊奸贪的迹象屡次暴露，他的内心本来就不是深爱的人。说王俊是张宪不怀疑的人吗？“雕儿”的绰号在军中很有名，张宪作为同僚，难道没有察觉吗？那也不是不怀疑的人了。像王俊这样的出身，不仅军中知道，应该举天下没有人不知道。起初在东平府告发徒呼千等人的罪行，才当上大头目。从此以告发揭短为利，不问是非。自从出身以来，没有不是靠告发揭短得到的。“雕儿”的称号，实际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如果张宪愚昧无知，那么对于异谋有什么想法呢？张宪稍微思考一下，一定会说：“他靠告发揭短得到这个地位，我可以把此计谋告诉他吗？”怀疑畏惧都来不及，哪里会自己去通情达意呢？唉，这即使是三岁小孩，也知道这一定不是真的。还有所谓大大不符合人情的，不仅仅是这些。看他所揭发张宪与王俊的对话，也已经很曲折了。争论反驳了十多次，王俊从来没有稍微顺从他的说法。张宪难道没有稍微察觉吗？却还喋喋不休，把内心深处的计谋全部告诉他。完全不考虑对方是否听从，反而加以防备忧虑。唉，叛逆的疯狂计谋，到底是什么事？王俊和张宪的交情，到底是什么样的亲密而深信不疑，屡次诘问也不回头，竟然这样吗？现在人们想要做坏事，将要诱惑别人跟随自己，那么必须先寻找可以交谈而不怀疑的人来诱惑。又必须先露出端倪，勾引对方的心腹。刚开始说话时，一定要观察对方的言辞神色。如果对方认同自己并跟随，又将观察对方是否真诚。如果真诚，那么差不多可以尽情展露底细并一起定计谋了。如果对方言辞神色稍有变化，或者模棱两可地怂恿，或者轻微拒绝而退让，那么告密的人一定会预料到对方心里不乐意，未必会跟随自己。又将稍微隐藏言辞，掩盖前面的说法，即使有心腹中极其隐秘的事，也不会告诉他。为什么呢？因为私事告诉别人，不是公事。告诉别人公事而不听从，那么也只是公事罢了。用私事告诉别人，而对方不跟随自己，必定有揭发我的私事而背叛我的人。人们诱惑别人做坏事，而告诉别人私事的，没有不考虑到这一点的。诱惑别人做坏事，尚且不能不考虑，何况诱惑别人叛变呢？王俊反复不听从，如此明显，而张宪吐露无隐，如此喋喋不休。那么张宪如果不是疯癫丧心的人，从这一点来看，张宪谋划、王俊告发，是真的呢？还是不是真的呢？有见识的人一定能辨别这一点。况且王俊告发张宪时，他的供状说：“如果有一件事一件分毫不是，请求依照军法执行”，可以说很确定了。而审理机构的定案说：“是张宪并没有对王俊说，岳相公得到衢州、婺州，也没有说我知道朝廷命令轮流朝见，我去了就不回来。也是张宪也没有说，要做就必须做，你安排着，等我教你下手做时，你就听”

译我所说的话，张宪并没有说过；等待有不顺从的人，都杀了，也没有说过“迟缓就迟缓行动，迅速就迅速行动，你安排着”这样的话。等到九月初一日到枢密行府时，也没有对王俊说：“你后面粗重的东西都换掉了，让我后去后拿，一定不跟遮满放在一起，你收拾好等我叫你们。”这些话，张宪确实没有对王俊说过。枢密行府已经命令张宪与王俊对质，证实张宪没有说过上述的话，已经供认在案了。这正是先臣获罪时，尚书省敕牒的全文。唉，以当时极其残酷且荒谬的形势，已经无法掩盖真相了。“自甘军法”的说法难道出自这里吗？如果不是秦桧、王俊极力推行诬陷的旨意，王俊那样卑贱无能的人，怎敢如此欺瞒上天呢？唉，这正是无法掩盖的。至于其他所说的，臣的辩白也已经很清楚了。张宪毫无罪过，而秦桧、王俊却诬陷他犯有大罪，滥施刑罚的祸患蔓延到先臣身上，臣怎能不向天申诉这一句话呢！至于说先臣让孙革通过鹏给张宪送信，贵令虚报侦察情况，又说先伯父给张宪送信，贵令谋划处置，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尤其明显。臣请求不向其他人求证，只用王俊的供状来质问。尚书省敕牒中记载王俊的话，与明清所记载的没有不同，而敕牒又记载王俊的小纸条说：“查核张太尉说，岳相公那里派人来救他，王俊即不曾见有人来，也不曾见张太尉派人去相公那里。张太尉说这话，故意要激怒众人，背叛朝廷。”供状末尾又写道：“初八日随状陈首，那么通信就没有痕迹。”王俊的供状既然已经自己说了，而枢密行府的审讯却说先臣因为书信而引诱他，为什么前后如此矛盾呢？极力罗织罪名，文饰言辞以成就其指控。王俊无所不用其极，制勘的命令迁就迎合以达成一致。秦桧更是险恶至极，而尚书省敕牒中记载通信的言辞，前后不一，难以一一列举，但都不过是说某日派遣某人，先臣把信给宪贵，当时烧毁了；又不过是说：某日派遣某人，先伯父说：把信给宪贵，当时烧毁了。唉！信既然烧了，这果真有信吗？这不需要臣来辩白。在当时，是秦桧极力促成此案。韩世忠不平地质问秦桧，秦桧仅回答“莫须有”。韩世忠愤怒地说：“相公，‘莫须有’三个字，怎么能让天下人信服？”这说明秦桧自己也知道没有证据。反复没有依据，后来就用淮西之事质问先臣。先臣被关押两个月，才开始编造淮西的质问，也可以看出他们无法找到罪名。明清的记录说“别无干系”，可以说非常清楚了。而说起初不违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这也是怀疑先臣逗留不前而强行解释。臣辩白淮西之事，既用御札证明，又考证传记。臣刻印宸翰，既写明日期，又标明干支。正是担心爱护先臣的人，寻求相似之处来掩盖错误，反而足以混淆真假而丧失事实，所以不得不这样。如果明清读淮西的辩白，观看宸翰的刻本，自然应该知道谤书的虚妄，而不需要迁就以求保全先臣。唉！先臣不幸遭受谗言邪说的攻击，他们的心意必定是想置先臣于死地罢了。漫无边际没有根据，本来就不暇防备。考察一时之事，难道只有前面提到的这些吗？诬陷践踏两军，以威胁董先而成就此事；并诬陷建节，以狱逼张宪而成就此事。召集众将会议，公然说：“国家不行了，官家又不修德。”这难道是公开场合说的话吗？又说先臣指着张宪说：“像张家人，张太尉，你带一万人去践踏了。”指着董先说：“像韩家人，董太尉，不用一万人去践踏了。”唉！怀有异谋的人果然这样吗？这是狂人醉汉都不会做的，却说先臣做了吗？万俟卨的奏章，也自知无法欺骗人了。所以说：“张宪理解岳飞所说的，只是欺负各军士兵不中用，又把比较的话作为指斥皇帝，践踏的话作为凌驾同僚。”那么这些话，万俟卨本来就知道不合人情了。张宪的妄供是因为被罗织罪名，董先的妄证是因为被恐吓威胁。赵牲的《中兴遗史》记载，说董先到来时，秦桧召他到堂上说：“只是一句话要你作证，作证了今天就可以出去，仍派大程官二人送董先赴大理寺，并”命令作证完毕，就今天摘出。于是董先下到大理寺，面对官吏立即服罪。唉！合谋以成就这诬陷。秦桧已经告知他了，所以董先一到就作证而出，毫不隐瞒，那么这作证，又岂能没有来由呢？只是赵牲认为是郾城，而所载的话，又不是当时诬陷的说法，是直误罢了。假设真如尚书省敕牒所记载，那么先臣当时发出践踏的话，董先【原阙】对先臣窃笑不答，而又对张宪说：“相公说这样的话，莫不是想胡作非为？”既然说张宪是先臣的心腹，那么张宪难道不告诉先臣吗？而先臣听到董先的话，也肯赦免董先吗？唉！这也明白了。如果以建节之年，上方艺祖，那么董

译先父被下狱后，他的供词中说，曾听岳飞说：“我三十二岁就建节封侯，自古以来少有。”但实际上并没有见到岳飞有比较、争辩的语言。这本来就不需要我来辩白。如果说先父请求祠禄罢免政事，停船在小堰，却得到了张宪关于申纲马的状子，因为请求出京而不接受，并对先伯父说：“告诉智浃，按照吴玠奏请赦免张浚的先例，让统制等人向朝廷告状以免除后来的责罚。”这些都是当时吹毛求疵太过分，而寻找衅隙无处下手，所以才牵连到这里。我认为即使真的有这样的事，也不值得辩白，何况根本没有呢？查考野史记载，在案件尚未定论时，秦桧从都堂退入小阁，吃橘子，用手在橘皮上写字，整天如此。不久用小纸交给老兵送到寺中，先父随即上报死亡。起初并没有防备。唉！秦桧欺骗君主啊！何彦猷在堂上辩明先父无罪，秦桧正惊愕间，堂吏有人附耳说：“何不告知【阙】宗的法度，废弃作为文书而不省察？”像这样，那么秦桧等人的罪过，不仅在于颠倒黑白，压抑公义，万死难赎，而且完全不知刑律的轻重，以及祖宗的法度，敢居御史中丞之位，主持大狱的政事，又将成为申不害、韩非那样的罪人了。先伯父岳雷，当时因为年幼，也被下狱。等到案件定论，却说：“现在查证明白岳雷没有涉及罪犯，也请求一并处分，降下。”唉！朝廷为何随意逮捕人呢？既然知道他没有犯罪，为何还要逮捕他呢？难道起初昏然不知，案件定论后才知道吗？酷吏漏网，难怪发明清会三叹了。传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忠诚不足以战胜邪恶，已经很久了。先父无罪，我有明白的辩白，固然不是为了寻求他人的瑕疵来解脱自己，但我之所以辩白，是为了向后世公示，并担心忠诚与邪恶不分。秦桧为挞辣行府起草檄文，以吠尧，而室撚实在旁边。洪皓托人寄声，秦桧变色不暇。通和之初，私下与金人交往，驿书往来，呢喃如家人妇子语。又设立不得辄易大臣的盟约，不防于胁迫君主吗？张【原阙】秦桧乘副车而提拔他。王循友请求加秦桧【原阙】赏赐，不防于异谋吗？张俊不肯救赵鼎，而赵鼎不能迫使车驾亲征，又不肯前行，赵鼎斥责而去。到平江时借口堕马伤臂，迁延顾望，赵鼎抗奏请求诛杀他，以警示不服从命令的人。这不仅仅是临军征讨而延误期限三天。有利于秦桧专兵的策略，明筑山阳，以示无越淮北向之意，使【原阙】之来都称赞秦桧的谋划，胁迫君主的举动，实际上预先促成。这不仅仅是泄露朝廷机密事而已。这是大的方面。其他如秦桧的靖康议状，存赵而张俊的【原阙】绍兴李成之谋，都是欺世盗名的大罪。我还有考证。查王明清《挥麈录》记载，议状是马伸的文章，秦桧起初不肯签署，不得已而后书写，后来自己掩盖以为功劳，遂贪富贵。乙亥年，马伸的外甥何珫持马伸的手稿上呈，秦桧愤怒将他流放到岭表。更化之后，首先恢复何珫的官职，赠以员郎，而马伸的忠诚于是显于当时。张俊因怯敌不进，盛言李成的众军以欺骗天听。高宗宣谕“有卿独无功”的话，张俊才开始恐惧承命，而后请求以先父同讨贼卒马进之死，张用之降，与李成之逃，都是先父的功劳，而张俊于是冒领以逃避责任。这两者是秦桧、张俊借口的原因，而实际情况如此，那么他们的为人更加可见了。我既泣血辩明先父的事，而终于此，使万世之下知道秦桧、张俊的为人，那么薰莸之类，断然可以识别了。

译金佗稡编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金佗稡编卷二十五

宋 岳珂 撰

吁天辨诬五

承楚辨

建炎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丙申，两浙西路安抚使刘光世奏报，奉皇帝御笔批示：承州的残余敌寇围攻山阳等地的军队，逗留迟疑不肯前进，鉴于您身兼将相，功勋威望特别崇高，已下达命令，各路军队都听您节制。近来听说官军营寨都在高邮以南，距离楚州尚远，形势上无法顾及，深怕拖延日久导致错失战机，唇亡齿寒的忧患对您来说最为严重，应当迅速渡过大江，亲自督战，希望使各镇将士效命出力、竭尽忠诚，尽快解除山阳之围，一举扫荡即将覆灭的敌人。我也打算商议派遣驻在行在的大军，作为您的援兵，相信您体恤国家，必定能深知我的用心。十五日交付给刘光世。臣核查：自从八月二十四日派遣军队渡江逼近承州，至今与金人进行大小十余次战斗，屡次获得胜利，并安排招纳女真部众。承蒙朝廷察知臣所派遣的军队长期驻扎在江北，孤军独进，命令臣配合岳飞、王林、郭仲威等人的兵马。臣自从接到命令，每天发文催促岳飞等人，大约二十多次，他们终究拖延推诿，又巧言辩解以抗拒配合的命令。臣已分次详细陈述缘由奏报朝廷。假如岳飞等人当时听从朝廷指挥，按期前来，那么承州的敌寇可以击破，楚州的围困可以解除，抓住时机乘虚而入，时间紧迫不容丝毫迟疑。岳飞等人拖延五十多天，于是错失战机，导致陛下圣虑忧勤，实在不胜愤慨。如今臣已将沿江所有敌军骑兵来路严密把守，必定不让他们南渡，并且已秘密派人前往承州、楚州一带侦察敌情，如果有可乘之机，就立即部署剿杀，再上奏朝廷。奉圣旨，刘光世所奏充分体现出体国忠勤。现在楚州既然失守，通州、泰州最为要害，万一敌人侵犯，必定窥伺海道，命令刘光世多多筹划节制各镇，告诫劝谕大家同心协力保守，如果没有疏漏，就应当以功赎过，再给予优厚的恩赏，仍然要秘密侦察，如果得到可乘之机就乘势攻击，渡过淮河不得稍失战机。

臣岳珂辨析说：臣常常遗憾先父不幸遭受两项诬陷，一是违背君命不进军，二是绍兴十一年淮西之战，以及这一年承楚之战。淮西之战，先父功勋名声已经很高，被时人所嫉妒，于是牵涉到官吏的议论，进而招致祸患；承楚之战，先父功勋名声尚未达到顶峰，权臣尚未得势，天听没有迷惑，所以最终以立功闻名。然而这场战役，似乎不必辩白，但后世有人拿这场战役与淮西之战相比，那么先父的诬陷就无法洗清了。臣因此得以极力论辩。臣听说核查事件的异同，必须以时间日期为依据；追究军队的成败，必须归于主帅。古今都是同一个准则。为什么呢？事情纷繁冗杂，必定有证据，提供证据的是时间；军队集合众人，必定有主帅，主导的是统帅。如果不以时间证明，那么巧言令色，各谋私利，事实就会混淆；如果不归责于主帅，那么众说纷纭，无人承担责任，军纪就会混乱。臣因此敢于以事件发生的时间日期，辩明先父不听从朝廷命令的诽谤，并以节制的专断，辩明刘光世推诿下属、欺瞒上级的奏章，从而使信史有所考证。当时楚州危急，赵立向枢密院告急，签书枢密院事赵鼎首先命令张俊率军前往。而张俊正以保全自身、保护妻儿为要务，并且自度没有破敌的能力，推辞不肯前往，说救援赵立好比徒手搏虎而一同灭亡，毫无益处，将孤城托付给旦夕危亡之中，认为不必勤王。军队出发，张俊振臂高呼抗拒天命，赵鼎最终不能使他服从，请求与他同去以激励他。张俊也不顾这些。这时既然已经任命了张俊，于是改命刘光世，并命令先父从腹背两面夹击。这道命令下达，大约是八月十九日，而先父正从朝廷回到宜兴屯驻地，准备整顿军队出发，实际上还未到达镇所。查考路程远近，验证行军快慢，非常明显，都可以复查追究。自从六月二十九日，先父献俘金陵；七月六日，张俊用先父的军队平定京口；到二十日才被授予镇抚使的任命。先父上奏说：“臣所统率的军队几万人，而营卒的家属，计算人口也超过七万。现在屯驻在常州宜兴，听说江阴、镇江停泊船只的，究竟是谁？”御前五次降下金字牌，枢密院十九次下发文书，历时两月，刘光世未曾一次渡江。他把“以身督战”的诏书当作何事？自从先父以下，都暂且听从刘光世节制，配合救援楚州，刘光世仅仅派遣一支军队半途而止，未曾与各镇军队会合。他把“亲统全军配合”的命令当作何事？说孤城受围，敌兵正增，保存军队的机会，在于赵立。赵立在哪里？在山阳。救援的军队，都听节制，号令发出，在于刘光世。刘光世在哪里？在京口。玺书接连催促，朝廷专门发文强调。刘光世都视为迟缓，等到参谋一言，急忙停止进军，他为何对进退如此不审慎？臣不敢与刘光世辩驳，特意写下这两段文字以待信史考证取证。是非的辩白，应当可以知晓了。拖延的罪责，应当有所归属了。臣猜想刘光世上奏之时，在提笔书写之际，既然以嫁祸为得策，首先列举御札，

译不知所托付的军事机要究竟在哪里？而我的身体究竟在哪里？所托付以节制之权的人究竟是谁？而我所特别倚重的人究竟是谁？如果想到这些，难道不会汗流浃背而战栗吗？臣查考当时一同被任命为掎角之势的将领，是王林、郭仲威、赵立。那时朝廷固然知道敌势强盛，而孤军不能决胜。少本来就不能对抗多，弱本来就不能对抗强。邹、楚的教训，是很明显的。王林自从降任指挥后，并没有分派一人一骑。朝廷的命令，本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郭仲威驻扎在天长，掠夺路人来供养自己，哪里还有斗志？赵立身处重围之中，救死尚且来不及，哪里还能起到掎角作用？像这样，那么除了先臣的一支军队外，只有王德了。王德在承州时，他的部下不服从命令，斩杀了两名校官后军队更加悖逆，斥责也不能起作用，仅仅能够守卫自己的营栅，大概连北骑都不敢望见就拉弓射箭。先臣独自率领孤军出屯在留州之外，部下不满几千人。建康之战，创伤尚未恢复，迁徙驻扎的赏赐在吴兴，转运粮饷艰难险阻，军粮供应不继，仅仅能够渡江却遭遇泰州的匮乏。处理事务一天，出兵驻扎八天后军队才到，不解甲就出征，加上泰州的士兵，又都是像受惊的鸟、散乱的鱼一样的残兵，只是被先臣的义气所激励，愿意效死力。然而这次行动，先臣奋起万死一生的勇气，急于解除孤城的危险，不幸因为防御力量不足罢了。虽然一时同样受到诘问责备，但屡次与金人交战，充分表现出忠诚勤勉的防备，大概已经不能逃脱上天明察的鉴照。所以敌人既已败退，随即又侵犯通、泰。高宗皇帝深谋远虑，事先预料到这种情况，就在刘光世诬告奏章之后，特别降下英明的诏令，责令刘光世以日后的效用来弥补，委托他多方处置，通、泰必定没有疏忽失误。先臣回师保卫泰州，敌骑二十万环城列阵，先臣独自率领带着伤病、饥饿瘦弱的士兵，在多次战斗之后鼓起勇气，在柴墟两次获胜，河流都被染红。先臣身先士卒，身上中了两支枪，仍然乘胜追击溃敌。敌人既已退走，进入营栅，先臣尽力保全数十万百姓的生命财产，保卫柴墟。这时，刘光世不仅对处置的责任漠然视之，好像没听到要派一兵一卒来援助，也没有到达泰州。既然划定了防区，却不听从朝廷的接应，粮饷道路无从得出。先臣于是杀马肉补充军粮，又保全百姓，渡到阴沙，只有他独自断后。敌人虽然强盛，望见也不敢拦截。唉，楚地已经失守，通、泰的责任，皇上期望刘光世后来的效用究竟如何呢？王德的一支军队在承、楚，虽然不可用，还能压制边境；而先臣在通、泰，连这支军队也没有了。刘光世违背诏令，究竟是怎样的呢？所以承、楚的事情，与获罪无关，而臣之所以不怕啰嗦而极力辩白，确实是担心这奏章如果不明白，那么将来沿袭旧例的诬陷，难免留下疑似的痕迹，因此不敢不详细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