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纪畧卷二十四

译《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说：古代没有关于黄河源头的确切见闻。《禹贡》记载大禹导河，只从积石山说起。汉朝使者张骞持节到西域，经过玉门关，看见两条水流交汇；水源出自葱岭，流向于阗，汇入盐泽，潜行千里，到积石山又重新流出。唐朝薛元鼎出使吐蕃，访察黄河源头，在闷磨黎山找到它。然而他们都历经岁月、跋涉艰难，所得的情况也不过如此。世上谈论黄河源头的人，又都以这两家的记载为根本，认为它们的说法怪诞迂阔，实际上全都不是事情的真相。或许汉唐时期，外族还没有完全臣服，道路也没有完全开通，所以他们前往时常常迂回艰阻，不能直接抵达那个地方并查究源头。元朝统一天下后，海内海外，只要人迹所到之处，都设置驿站和传舍，使骑兵往来如同在本国境内。至元十七年，命都实担任招讨使，佩带金虎符，前往寻找黄河源头。都实接受命令后，这一年到达河州；河州以东六十里有宁河驿，驿站西南六十里有一座山叫杀马关，山林坡麓高耸险峻，举步便渐渐登高；行走一天到达山顶，向西去地势更加高峻，经过四个月才到达河源。这年冬天回来报告，并把城镇、驿站的位置绘图上报。后来翰林学士潘昂霄随都实的弟弟阔阔出行，得到他的叙述，撰成《河源志》，等等。谨慎考察：黄河源头在吐蕃境内，这一说法已经见于《唐书》；元朝又派都实前往探寻，于是踪迹更加明确。不过其中仍有不完全相合的地方，相关辨析都在上卷《潘昂霄河源志》条下。这一篇附在《元史·地理志》之后，也是采用潘昂霄《河源志》写成的，所以没有全部抄录，只记下事情的缘起；但其中的错误已经多得数不胜数。例如说古代没有关于黄河源头的记载，考察《史记·大宛传》说：“汉朝使者穷究黄河源头，河源出自于阗。”《汉书·西域传》说：“黄河有两个源头，一个出自葱岭山，一个出自于阗。”《史记》已经明确说河源出自于阗，《汉书》又说黄河有两个源头，怎么能说古代没有关于河源的记载呢？又说汉朝使者张骞持节到西域，经过玉门关，看见两条水流交汇，水源出自葱岭，流向于阗，汇入盐泽。考察《汉书·西域传》说：“黄河有两个源头，一个出自葱岭，一个出自于阗。于阗在南山脚下，那里的河向北流，与葱岭河汇合，向东注入蒲昌海。蒲昌海又名盐泽。”由此可见，黄河有两个源头，一个出自葱岭，一个出自于阗；于阗河向北流与葱岭河汇合，才注入盐泽，并不是两条河在葱岭交汇后流向于阗，再汇入盐泽。由于不知道地理位置和方向，便与原意相反；这不过是直接抄写《汉书》，略微更改字句罢了，但错误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又说汉朝使者张骞到西域，看见两条水流交汇，水源出自葱岭，流向于阗，汇入盐泽；唐朝薛元鼎出使吐蕃，访察河源，在闷磨黎山找到它。然而两人都历经岁月、遭遇艰难，所得也不过如此。世上谈论河源的人，又都以这两家的记载为依据，认为它们的说法怪诞迂阔，实际上全都不是真相，等等。汉朝使者所穷究的西域河源，已经清楚明确，毫无可疑；即使唐朝使者所访察的吐蕃河源不够详细，也还是可信的。如今却说他们的说法怪诞迂阔，实际上全都不是真相，难道是确切的论断吗？况且汉、唐两部书都还存在，反复考察其中的文字，哪句话怪诞迂阔，哪件事不是真实呢？大概《元史》只是想申明自己的论点罢了，又何必这样过分贬低前人的记载呢？《明一统志》昆仑山在朵甘卫东北，番名为亦耳麻不莫剌山，山势极其高峻，积雪到夏季也不消融，绵延五百多里，黄河从它南面流过，等等。谨慎考察：这也是承袭潘昂霄《河源志》、梁寅《河源记》《宋史》《元史》的错误，把亦耳麻不莫剌当作昆仑山，相关辨析已经见于上述各书的条目下。

译僧人宗泐《望河源诗》自记 黄河源头出自抺必力赤巴山。番人称黄河为“抺”，称牦牛河为“必力”，称“赤巴”为分界。此山西南面流出的水，流入牦牛河；东北面的水就是黄河源头。它的源头向东抵达昆仑山，大约有七八百里；如今涉水所到之处，距离昆仑山还有三百多里，向下游与昆仑山的水汇合。中原相传认为黄河源自昆仑山，这是错误的。谨慎考察：宗泐所说，大概也是把大积石山当作昆仑山，所以说河源向东抵达昆仑山有七八百里。相关辨析也见于《河源志》等书的条目下。王鏊《河源辨》西域的记载，始于张骞。张骞所经历的各国，路途极其久远。东汉时，大秦、条女、安息直到海滨，距中原四万里以外，都要经过多次翻译来进贡。班超派遣掾属甘英，走到西海边才返回；这些人都没有见到所谓的昆仑山。为什么元朝使者反而容易找到它呢？《禹本纪》说，黄河发源于昆仑，距离嵩高山五万里。《外国图》说，从大晋向西七万里可以找到昆仑的遗址。如今元朝使者行程不到五千里，却说已经越过昆仑了，昆仑为什么会这样近呢？自古以来所说的昆仑，都在西北；《元史》所绘的却在西南，这是为什么？这样说来，元朝使者所谓的昆仑，果真是昆仑吗？所谓星宿海，果真是黄河源头吗？还无法知道。又说：我曾考察过，黄河有两个源头，一个出自于阗，一个出自昆仑遗址。而且汉代史书也曾追寻河源，说河源出自于阗，那里的山多玉石，人们采来献给天子。考察古代图书，把那座山命名为昆仑，但并不是古人所谓的昆仑。元朝使者所见的，难道就是它吗？如果是昆仑遗址，他们本来就没有见到。又说：佛图调称，钟山以西六百里之外有大昆仑，另有小昆仑。那么昆仑果然不止一座吗？昆仑的远近说法不一，河源又怎么确定呢？《水经》说，昆仑在西北，黄河从它的东北角流出，向东南流入渤海。另一个源头出自于阗南山，向北流与葱岭水汇合，向东注入蒲昌海。郭璞说，黄河出自昆仑，潜行地下到于阗国，又分成支流流出，汇合后向东注入盐泽，再从积石山流出，成为中国的黄河；这才是确定的说法。我看到近世谈论河源的人，往往凭一己之见，便废弃千古以来的论说，所以特意加以辨析。谨按：谈西域河源的，始于《史记》，而《汉书》记载得更详细；谈吐蕃河源的，始于《唐书》，而《元史》记载得更详细。这两家的说法，各有正确之处，不可以偏废。然而河源是有确定所在的，昆仑却没有确定所在。大概是古籍极其丰富，考证又难以凭据，所以应当根据河源的出处来确定昆仑；顺着河源出处来确定，昆仑就能确定；不根据河源出处来确定，昆仑就会失去准确位置。这就是《史记》把于阗南山定为昆仑所以正确，而《元史》把大积石山定为昆仑所以错误的原因。如今王鏊生于宋元以后，正值天下人都不相信西域河源的时候，却能独自创立这种说法，也可以称为豪杰之士。可惜明代疆域不大，加上考核不精，他的论说终究属于荒诞疏远之谈，不仅不足以驳辨《元史》，也不能算是尊信《汉书》。例如他引用《禹本纪》说‘黄河出自昆仑，距离嵩高山五万里’，又引用《外国图》说‘从大晋向西七万里找到昆仑遗址’；相信这种荒诞的话，怎么能够穷究真实有据的学说呢？他又说黄河有两个源头，一个出自于阗，一个出自昆仑遗址。他认为《元史》所见的是于阗南山的昆仑，并没有见到昆仑遗址。于阗南山在西域，《元史》所见却在吐蕃，难道不是错了吗？况且在于阗昆仑之外又另有一座昆仑，那究竟在哪里呢？《元史》所见的星宿海，虽然不是西域的河源，实际上却是蒲昌海伏流再次涌出的地方。如今连蒲昌海以下的伏流都不知道，怎么能确定星宿海不是河源呢？他又依据《山海经》《水经》以及郭璞、郦道元二人的注释，说昆仑在西北，黄河从其东北角流出，向东南流入渤海；又说黄河出自昆仑，潜行地下，到于阗国后又分支流出，汇合后向东注入盐泽，再从积石山流出成为中国的黄河；这样仍然沿袭《汉书》以前的错误辨说，好像根本没有辨别一样。总之，辨析河源的人，如果没有亲见真实遗迹，没有听到确切论断，只是炫耀博杂的言辞，抱持捕风捉影的见解，那么怀疑古说不对，相信古说也不对。因此，偏袒吐蕃说而攻击西域说，固然是错误；即使偏袒西域说而攻击吐蕃说，也不能说就是正确。

译钦定四库全书 《河源纪略》卷二十五 辨正讹误六 俞安期《昆仑、积石二山辨》考察《禹本纪》说：黄河出自昆仑，昆仑高二千五百多里，日月在这里相互隐避而形成光明。山上有醴泉和华池，距离嵩高山五万里，处在大地中央。《水经》说：昆仑遗址在西北，距离嵩高山五万里，黄河从它的东北角流出。《淮南子》说：高达一万一千里有余。《穆天子传》说：天子从昆仑山进入宗周，于是计算向西行进的里数；从宗周的瀍水向西到昆仑山旁的瑶池，共一万一千一百里。《水经注》考察这些说法，参照《山海经》，认为各书所说的里程彼此不同，难以详细核实。这大概是考察《山海经》时，不知道昆仑有海内昆仑与大荒昆仑之分别。《海内西经》说：海内昆仑遗址在西北，黄河从它的东北角流出。《大荒西经》又说：在西海以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一座大山名叫昆仑之丘；这样就有两座昆仑了。大概穆天子登临的，是《山海经》所说的海内昆仑。班固《西域传》说：南北有大山，中间有河，东西六千多里；东面接连汉朝的险要之地，以玉门关、阳关为界，西面以葱岭为界。计算其里程，推定其所在，它应当在葱岭与于阗之间。葱岭以西是天竺国，再向西有大昆仑，这就是天柱，也是《山海经》所说的大荒昆仑。《禹本纪》《水经》所说距离嵩高山五万里，《水经》所说黄河从其东北角流出，转而向东南流入于阗，这就是它的第二个源头。《西域传》又说：黄河有葱岭、于阗两个源头，汇合后向东流入蒲昌海，蒲昌海又名盐泽，距离玉门关、阳关一千三百多里，面积长宽各三百里。范蔚宗说：西域内属的各国，从敦煌向西直到盐泽，接连设置亭障，置都护府和戊己校尉，处在西域中部。这说明葱岭、于阗的水流注入蒲昌海，是汉朝官兵亲眼经过、班固记录下来的，想来不是遥远推测之辞。《水经》所记载的十三国，郦道元也引用班固的书来互相证明，往往相合，并非荒诞虚妄。至于说盐泽之水回旋急湍、如雷翻转，成为潜隐的水脉，水流环绕之处飞禽飞过其上也无不坠落，这就是黄河潜行后从积石山涌出的地方，难道也是凭空臆造的吗？这些情况自汉代以来就明白显著。后来唐咸亨元年，薛仁贵征讨吐蕃，在大非川战败；第二年便以河关、静边镇设置积石军。时间久了，竟把河关两山对峙、黄河从中流出的地方，讹传成大禹导河经过的积石山。到了开元年间，张守节作《史记正义》，才开始说：‘河州有小积石山，黄河源头出自大昆仑，流入盐泽，向东南潜行进入吐谷浑境内，到了大积石山。’又向东北流到小积石山，于是把黄河源头所在指为大昆仑，似乎把临羌山当作小昆仑。又把河源关当作小积石山，把吐谷浑境内的山当作大积石山，它们的名称和遗迹还没有完全混淆。肃宗、代宗末年，吐蕃占据河湟地区，中原与外部隔绝，后来更换五朝、经历几十年，遥远地区没有史籍记载。长庆年间，刘元鼎出使吐蕃，为什么竟把河关当作积石山，把紫山当作昆仑，把从积石山涌出的星宿川当作河源呢？而杜佑《通典》、欧阳忞《舆地广记》、马端临《文献通考》，直到邓展都实、潘昂霄等人，都没有察觉设置积石军的名称由来，渐渐相互沿袭，最终坚持刘元鼎的说法，极力诋毁《山海经》《水经》以及班固、郭璞、郦道元等人。唉，曲学之士、拘泥的儒生，见闻不广，知识又达不到，动不动就认为古说荒唐，真是俗话所说：‘见识少，怪事多，胡乱挥笔写作，使前人和古迹千百年来蒙受诬蔑。’ 谨按：昆仑在西域，积石在羌地，这没有必要争辨。有了《禹本纪》《山海经》《水经》的错误说法，昆仑的位置就茫然无定了；有了《后汉书》注、《隋书》《唐书》《宋史》《元史》的错误说法，积石的位置也茫然无定了。如今要确定昆仑的位置，应以《史记·大宛传》《汉书·西域传》为主要依据，屏除一切荒诞言辞。要确定积石的位置，应以《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为准绳，截断一切荒谬浮泛的说法，这才是定论。如今俞安期辨析昆仑、积石二山，知道引用《水经注》，认为《禹本纪》等说法难以详细考核，又引用《西域传》断定昆仑在葱岭、于阗之间，这是正确的。为什么又参杂《山海经》所说‘海内、大荒有两座昆仑’的说法，反而使自己混乱呢？他又说葱岭以西是天竺，再向西有大昆仑。考察《史记·大宛传》说：‘身毒国在大夏东南方几千里处。’身毒就是天竺，大夏就是大月氏。大月氏在葱岭西南二千多里，身毒又在大夏东南几千里处，因此天竺应当在葱岭东南，不能说葱岭以西是天竺。如今却说葱岭以西是天竺，说明他连天竺在葱岭的哪个方向都不知道。既然不知道天竺在葱岭的哪个方向，又怎么知道天竺以西有大昆仑呢？牵强拼合群书来证明，反而只是造成瑕疵。知道引用《唐书》考证河关，说两山夹峙、河水从中流过的地方不是大禹导河经过的积石山；引用《史记正义》证明吐谷浑境内的山是大积石山，这些都是正确的。为什么又错误地驳斥刘元鼎所指的星宿川，认为它是从积石山冒出的河源呢？星宿川，《元史》称为星宿海；大积石山就是今天的阿木柰玛勒占木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