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録卷七

译距离城郭十里以内的田地用步来计量，赋税依据田地面积征收；二十里以外的田地就用绳来丈量，不再用步计量了；五十里以外的田地就大概估算，不再用绳丈量了。官府的赋税没有固定的数额，私下的地价也没有固定的估价，为什么差别如此悬殊呢！只是因为太平日子长久，世代相传，百姓都安于现状，认为理所当然，自己不觉察罢了。那些制定制度以安置百姓的君主，根据土地状况来征收赋税，难道会有大小轻重像这样悬殊的情况吗？况且以所管辖的州县来说，真定府有三十二个县，西安府有三十六个县，开封府和平阳府各有三十四个县，济南府有三十个县，成都府有三十一个县，而松江府、镇江府、太平府只有三个县，汉阳府、兴化府只有两个县。那些直属中央的州，就像徐州、泽州有四个县，郴州有五个县，嘉定州有六个县，潼川州有七个县，俨然就是一个府了。而那些小的州有时甚至没有县可以管辖。况且明朝初年的制度大多沿袭元朝的旧制，平阳路一共统领九个州，几乎占据了山西的一半，直到洪武二年才将泽州、潞州、辽州、沁州四个州改为直属山西行省，而现在还有五个州。如果蒲州自古以来就单独作为一个郡，屡次有人为此提出建议，都被户部所阻挠。归德州，以前隶属于开封府，直到嘉靖二十四年才分设为府。天下刚平定的时候，来不及详细规划，沿袭元朝的不合理制度，于是导致两三百年的状况【崔铣说：现在的郡大的方圆千里，下属的县有几十个，担任长官的人连名字和数目都记不全，还指望他治理得好吗？应该规定大的郡不超过四百里，县不超过百里】。那么后来的君主，审察形势来制定统辖范围，衡量地域来划分郡县，那么根据土地来征收赋税，才是平定天下的首要任务。不能因为开始考虑时的艰难，就废弃万世的利益啊。

译《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八年三月，平阳府上言，其所属的蒲、解二州，距离府治遥远，请求改由山西行省直接管辖更为便利，朝廷未予批准。到了天启四年，巡按山西的李日宣请求将这两州及十个县分立为河中府，治所设在运城，由运使兼任知府，运同兼任清军职事，运副兼任管粮职事，运判兼任理刑事务。此事下达户部，户部转交山西，山西转交河东，河东转交平阳府，商议后最终搁置未行。【按：汉代河东郡有二十四县，东汉有二十城，魏正始八年从河东郡分出汾北十县设立平阳郡】这就是所说的想要制作价值千金的皮衣，却向狐狸谋求它的皮。况且商雒之于关内，陈许之于大梁，德棣之于济南，颍亳之于凤阳，自古以来都不相统属。既然距离府治已经遥远，又增设司道，于是出现一个府的地域却设有四五个司道的情况，官员越多百姓越受骚扰，原因就在于此。从前仲长统在《昌言》中说中原地区有十亩土地共种一棵桑树的窘迫，偏远州郡有荒地未开垦的田地。范晔《酷吏传》也说汉代制度，宰守管辖地域辽阔、户口众多，而后汉马援传记载，平定交阯后，上奏说西于县户口有三万二千，远离郡治一千多里，请求分为封溪、望海二县，朝廷批准了。《华阳国志》记载巴郡太守但望【字伯门，大山人，见《风俗通》】上疏说，郡境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属县十四，地域辽阔遥远，县令县尉不能彻底查究奸恶，有时发生盗贼，督邮追查案件十天才能到达，盗贼已经远逃，踪迹断绝。如果有犯罪逮捕，查验文书审讯，从春天到冬天不能审结，法律尚未施加，有时遇到赦令，因此盗贼公然横行，奸邪之人不绝。太守巡视农桑不到四个县，刺史巡视辖区不到十个县，请求分为二郡，后来于是分为三巴。《水经注》记载山阴县，是汉代会稽郡的治所。永建年间，阳羡人周嘉上书，因为县距离会稽太远难以前往，请求分置，于是以浙江以西为吴郡，以东为会稽郡。这些都是偏远县邑的弊端，已经在往事中显现了。《北齐书》记载赫连子悦被任命为林虑太守，世宗前往晋阳路过此地，于是询问有什么不便。子悦回答说，临水、武安二县距离郡治遥远，山岭重叠，车马步行艰难，如果向东归属魏郡则地势平坦道路近便。世宗笑着说，你只知道对百姓便利，没意识到损害了朝廷的利益。子悦回答说，我所说的因为百姓疾苦，不敢因私利而违背良心。唉，现在的州郡长官，能够不徇私情，而考虑百姓便利的，我没见过这样的人了。

属县

自古郡县制度，只有唐代最为适中。现在考察地理志，属县的数量，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个，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个，魏州十四个，广州十三个，镇州、桂州各十一个。其他虽然大，也不过十个县。这种大小相互制约，多寡相等，安定均衡的效果，难道不能从往事中看到吗？后代的君王，还可以取来作为借鉴。但其中只有一二个县的郡，也有可以合并的。宪宗元和元年，割属东川六州。制书说：“划分疆域设立都护，大概是为了共同治理。地形约束疆域制度，也在于稍微均衡。将要惩治难以消除的萌芽，在于设立防范而不混乱。”所以贾谊的议论，让楚国增加梁国；宋代的规划，割荆州为郢州。斟酌往事，应当有变通。这虽然是一时的言论，也是治理国家、制定郡制的长远策略。

州县品秩

汉代县制，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唐代则州有上中下三等，县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品级各有差别。《太祖实录》：吴元年规定县有上中下三等，税粮十万石以下为上县，知县从六品，县丞从七品，主簿从八品；六万石以下为中县，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从八品；三万石以下为下县，知县从七品，县丞主簿如中县的秩级。洪武六年八月壬辰，将天下府分为三等，粮二十万石以上者为上府，秩从三品；二十万石以下者为中府，秩正四品；十万石以下者为下府，秩从四品【不知何年开始改变此制，洪武十四年十月定考劾法，府以田粮十五万石以上，州以七万石以上，县以三万石以上，亲临王府，上司军马，守御路当驿道边方冲要者为繁，不及此者为简】后来于是统一了品级，而只设立繁简的名目，才能优秀者调任繁缺，不及者调任简缺，古代列爵只有五等的意义于是完全丧失了。

府

汉代称为郡，唐代称为州，州就是郡。只有建都的地方才称为府。唐初只有京兆、河南二府。武则天以并州为太原府，玄宗以蒲州为河中府，益州为成都府。肃宗以岐州为凤翔府，荆州为江陵府。德宗以梁州为兴元府。只有兴元是因为德宗巡幸于此，其余都是建都的地方【《旧唐书·田悦传》：朱滔自称翼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又请李纳称齐王，以幽州为范阳府，魏州为大名府，恒州为真定府，郓州为东平府。李希烈传僭号，以汴州为大梁府。这是以州称府属于僭越】

后梁以汴

译州作为开封府，后唐将魏州改为兴唐府，镇州改为真定府。《册府元龟》记载，长兴三年，中书省上奏说：“本朝定都长安时，以京兆府为首；如今定都洛阳，请求以河南府为首。过去五府中以凤翔府为首，河中、成都、江陵、兴元依次排列。中兴初年提升魏博为兴唐府，镇州为真定府，这些都是创业兴王之地，应当提升到五府之上，合为七府。”到了宋朝，大郡大多升格为府。王明清《挥麈录》说：太祖皇帝以归德军节度使的身份创业，将宋州升为归德府，后来改为应天府；太宗以晋王身份即位，将并州升为太原府；真宗以寿王身份被立为储君，将寿州升为寿春府；仁宗以升王身份被立为储君，将建业升为江宁府；英宗以齐州防御使的身份入继大统，将齐州改为兴德军；神宗从颍王升为储君，将汝阴升为顺昌府；哲宗从延安郡王升为储君，将延州升为延安府；徽宗以端王身份即位，将端州升为肇庆府；钦宗从定王升为储君，此前已将定州升为中山府；太上皇以康王身份中兴，将康州升为德庆府；当今皇上以建王身份被立为储君，将建安升为建宁府。宣和元年六月，邢州百姓董世多呈递状子，认为英宗曾担任钜鹿郡公，又有人进言英宗曾担任岳州防御使，皇帝下诏加以讨论，当时邢州已升为安国军，于是将邢州改为信德府，岳州改为岳阳军。同年十月，又下诏对列祖列宗潜邸所管辖的地区再次进行讨论，因为真宗曾担任襄王，将襄州升为襄阳府；仁宗曾担任庆国公，将庆州升为庆阳府；英宗曾担任宜州刺史，将宜州改为庆远军；神宗曾担任安州观察使，将安州改为德安府；又曾担任光国公，将光州改为光山军；哲宗曾担任东平军节度使，将郓州改为东平府；曾担任均国公，将均州改为武当军；徽宗曾担任宁国公，将宁州改为兴宁军；又曾担任平江镇江军节度使，一并升为府；又因为太宗曾担任睦州防御使，将睦州升为遂昌军；当今皇上即位之初，升格隆兴、宁国、常德等府，都是因为那是潜藩拥兵之地。隋炀帝大业九年下诏说：“博陵过去是定州，地处冲要，先皇在此历练奠基，王化由此远播，所以道德冠于豳风，义理高于姚邑。朕巡视安抚百姓，来到此地，瞻望郊野，怀念德政，可以改博陵为高阳郡，赦免境内死罪以下的犯人，免除赋役一年。于是召见高祖时的旧吏，都根据才能授予职务。”这是前代升格郡名的旧例，但因为先皇在此任职，追思旧德，才有这道特诏。到了宋朝，只是罗列空衔，便施加恩宠了。《玉照新志》说：徽宗曾封为遂宁郡王，将遂州升为遂宁府；曾封为蜀国公，将蜀州升为崇庆府。沿袭至今，没有郡不升为府，而狭小的地方，如滁、和、泽、沁、郴、靖、邛、眉之类，仍然以州命名。又有名为“某府”的州，名称特异，却亲自处理民事，与县令没有区别。凡唐宋旧设的州，都有附郭县，而州官不亲自处理民事。元初裁撤冗官，命令州官兼任。洪武初年，合并附郭县，设立八州。浦士衡说：“本朝建立府州，多沿袭前朝。其中最特别的，就是用州统辖县，而省去附郭县，刺史以下行使县令的职权，所谓名存实异，与宋朝以前不同。”隶属于州的县，既冠以府名，又冠以州名，但实际上并不受州管辖。只有到任时递交凭证，必须由州转交府，还保留着形式上的意思。体制混乱而名实混淆了。我私下认为应当恢复唐朝制度，凡是郡下辖数十座城的，分割为二三个，而以州统辖县。只有京都才称为府，难道不是统一而容易遵循吗？

译乡亭的职掌

《汉书·百官表》记载：县令、县长都是秦朝设立的官职，掌管治理该县。人口万户以上的设县令，俸禄等级为一千石至六百石；不足万户的设县长，俸禄等级为五百石至三百石。都设有丞、尉，俸禄等级为四百石至二百石。【《宋书·百官志》：汉代制度，丞设一人，尉在大县设二人，小县设一人。】这些称为长吏；俸禄百石以下的有斗食、佐史等等级，称为少吏。【《武帝纪》：元光六年诏书说：“少吏犯禁。”《甯成传》：“担任少吏，必定欺压他们的长吏。”】大抵十里设一亭，亭有亭长。【《宋书》：五家为一伍，由伍长主管；两伍为一什，由什长主管；十什为一里，由里魁主管；十里为一亭，由亭长主管。《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张章的父亲担任长安亭长，后来失去官职，可见亭长也称官。】十亭为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张敞传注》：颜师古说：“乡有秩，是啬夫之类。”】【《宋书》：又有乡佐。】三老掌管教化，啬夫负责听讼、征收赋税，游徼负责巡查禁止贼盗。【《宋书》：乡佐有秩主管赋税，三老主管教化，啬夫主管争讼，游徼主管奸邪不法之事。】县大抵方圆百里，人口稠密则辖区缩小，人口稀疏则辖区扩大，乡亭也是如此。这都是秦代的制度。《高帝纪》记载：二年二月，命令推举民间年五十以上有德行、能率领众人行善的人，设置作为三老，每乡一人；从乡三老中择取一人作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共同处理事务，免除徭役戍边。【三老是乡官，所以壶关三老茂得以进书言及太子之事。】《黄霸传》记载：让邮亭乡官都饲养鸡猪。这种制度并非始于秦汉。自从诸侯兼并开始，管仲、蒯敖、子产等人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不是这样的。【《管子》书说：“选择贤良的百姓，让他们担任里君。”】而《周礼·地官》中，自州长以下有党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酂长、里宰、邻长，那么三代明王的治理，也不超出这个范围。只有在一个乡之中，官员配备齐全而法令详尽，然后天下的治理，就像网有了总绳，有条理而不混乱。到了今天，这一切都荡然无存，而且守令不足以胜任，就多设监司；监司又不足以胜任，就重立牧伯，层层叠加尊贵厚重的职位居于其上，而下面没有人分担他们的职责，即使得到公正廉洁勤勉干练的官吏，尚且不能实现治理，何况托付给非人呢？后魏太和中，给事中李冲上言，应当依照古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官选取乡中强壮谨慎的人，邻长免除一人的徭役，里长免除二人，党长免除三人，所免除的是征戍以外的徭役，如果百姓三年没有过失，就晋升一级。孝文帝听从了，下诏说：“邻里乡党的制度，由来已久，想要使风俗教化容易普及，每家每天都能见到，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就像身体指挥手，树干统领枝条，然后口算平均，义理兴盛诉讼平息。”史书记载：立法之初，多称不便，等到事情施行后，计算节省了过去十倍以上，于是海内安定。之后周苏绰作六条诏书说：“不只是州郡的官员都需要好人，甚至党族闾里的正长之职，都应当审慎选择，各得乡中的优秀人才，来互相监督统领。”隋文帝凭主观意志改变古制，开皇十五年才完全废除州郡乡官。而唐代柳宗元说：“有了里胥然后有县大夫，有了县大夫然后有诸侯，有了诸侯然后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然后有天子。由此论之，那么天下的治理始于里胥，终于天子，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自古及今，小官多的时代昌盛，大官多的时代衰败。【《文献通考》说：唐初只有上中下都督府，后来则有节度、观察、团练诸使；宋初只有转运使，后来则有安抚、提刑等官。《唐书·代宗纪》：“大历八年九月癸未，晋州男子郇模用麻辫发，手持竹筐苇席在东市哭泣，请求献三十字，一字为一事。其中‘练’字，是请求罢免诸州团练使；‘监’字，是请求罢免诸道监运使。”】兴亡的途径，没有不由此决定的。

汉代啬夫地位卑微，尚且能够自己履行其职责，所以爰延担任外黄乡啬夫，仁政教化大行，百姓只听说啬夫，没听说郡县。【《后汉书·本传》】而朱邑从舒桐乡啬夫【舒县的乡】做起，官至大司农，病重将死时，嘱咐他的儿子说：“我过去做桐乡吏，那里的百姓爱我，一定要把我葬在桐乡，后世子孙奉祀我。”不如桐乡百姓【颜师古说：尝指烝尝之祭】。等到他死后，他的儿子把他葬在桐乡西郭外，百姓共同为他起坟，立祠，岁时祭祀，至今不绝。【《汉书·循吏传》】这两位，都是他们县的人，必定是易地而官，易民而治，难道是这样吗？

现在县衙门前多有告示说：“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这是先朝的旧制，也是古者悬法象魏的遗意。现在的人认为不经县官而上诉司府，叫做越诉，这是不对的。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令有司选择民间年高老人公正可任事者，处理其乡的诉讼

译诉讼。如果是涉及户籍、婚姻、田产、住宅以及斗殴等案件，则由乡里小吏裁决。只有事情涉及重大时，才向官府报告。如果不经过乡里长老处理，而直接向县官起诉，这就叫做越级诉讼【宣德七年正月乙酉日，陕西按察佥事林时上言：“洪武年间，天下各县乡都设有申明亭和旌善亭，百姓有善行恶行就记录在上面，用来表示劝勉和惩戒。凡是涉及户籍、婚姻、田土、斗殴等日常事务，都由乡里长老在此裁决。”如今亭子大多荒废，善恶不再记录，小事不经过乡里长老，就径直前往上级官府，诉讼繁多，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景泰四年的诏书还说：“百姓中有懒惰不从事生产的人，允许乡里长老依据教化百姓的榜文条例进行惩处。”天顺八年三月的诏书说：“军民家中有人做盗贼，曾经审问判决后仍不改正的，官府就在其门上大字书写‘盗贼之家’四个字，能够改过自新的，允许乡里长老和亲属邻居互相担保，才予以除去。”这也是古代画衣冠、异章服以别善恶的遗意】只有大事小事相互维系，详细与简要各自把握，然后上面不烦扰下面，下面不骚扰上面。唐朝到大历年以后，战乱兴起，赋税繁重，而刘长卿题写霅溪李明府的诗说：“落日无王事，青山在县门。”大概是因为县令的职责没有向下侵扰，小民得以安居乐业，因此能够延续国命一百多年，直到唐僖宗、唐昭宗之后才彻底败坏。那么，那些弹琴理政、披星戴月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有所处置了。

译洪熙元年七月丙申日，巡按四川的监察御史何文渊上奏说：“太祖高皇帝命令天下州县设立老人一职，必定要选拔年高德劭、众人信服的人，让他们劝导百姓行善，乡里间的争讼也由他们审理裁决，这样对下有利于民事，对上有助于官府。近年所任用的人大多不称职，有的出自仆役，为了逃避差役赋税，县官也不考察其年龄德行如何，就让他们充任，使得他们凭借官府势力，妄自尊大，在乡里肆虐。有的遇到上级官员巡视，便巧言进谗，颠倒黑白，挟制官吏。近来有犯法者，我已经依法审问，私下担忧天下州县都有这类情况，请求加以禁止约束。”皇上命令重申洪武年间的旧制，有滥用非人者，连同州县官一起依法惩处。然而从此以后，里老这一职位的选拔变得轻率，其权力也衰落了【《英宗实录》记载：“松江知府赵豫和蔼平易，亲近百姓，凡有诉讼，都交给公正的老人裁决，有争执不休的，就由他自己调解，所以百姓称他为老人，当时被称为良吏。”正统以后，里老往往由县令、县丞兼任，朝廷因而允许，这更是弊政。见于景泰三年十月庚戌日，太仆寺少卿黄仕扬的奏疏】。

汉代对于三老，授予他们官阶，发放他们俸禄。而文帝的诏令，让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引导百姓。当时担任三老的，大多是忠信老成的士人。上级对他们礼遇非常优厚，因此人们知道自我珍重，贤才也往往出自其中。新城三老董公拦路劝说汉王，为义帝发丧，从而得以收服天下。壶关三老茂上书，阐明戾太子的冤屈，史册记载鲜明，被万世所称道。近世的老人，则听命于官府，无所不为，所以稍知廉耻的人不肯担任此职。而愿意担任的，大抵都是奸猾之徒，想要倚仗权势来欺凌百姓。这与太祖设立老人的初衷相违背了。

明朝初年以大户担任粮长，掌管其乡里的赋税，多的甚至达到十余万石，运粮到京城，得以朝见天子。洪武年间，有时因人才而授予官职，到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南京监察御史李安以及江西庐陵、吉水两县的百姓上奏。六年四月，监察御史张政各自陈述粮长的危害，说他们加倍征收粮石，折算子女，包揽诉讼，把持官府，屡次禁止告诫，其祸患稍减，但从未因此废除粮长。只有老人一职是名存实亡了【现在州县有的称为耆民，有的称为公正，有的称为约长，与在官府服役的庶人没有区别】。

巡检就是古代的游徼【《元史》记载：成宗大德十年正月，提升巡检为九品】。洪武年间尤其重视他们，特别赐予敕书【洪武十三年二月丁卯日，见《御制文集》第七卷】，又制定了考核之法【二十五年闰十二月辛卯日】。等到江夏侯周德兴巡视福建，增设巡检司四十五处【二十年四月】。自正德以来，大多进行裁撤，所存不足过去的一半。巡检被裁撤，总督就增加了【崇祯年间，在蓟州、保定各设总督。唐自乾元以后，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的设置，正与明代陆续增设总督、巡抚、兵备相类似】。为什么呢？巡检在祸乱未萌发时就予以遏制，总督在祸乱已发生后予以治理。

里甲

常熟陈梅说：“《周礼》规定五家为比，比有长；五比为闾，闾有胥；四闾为族，族有师；五族为党，党有正；五党为州，州有长；五州为乡，乡有大夫。其间大小相互维系，轻重相互制约，纲举目张，周详细密，无以复加了。但总之，自上而下所治理的，都不过五人。这是在详密之中得到了简易的意思，这是周代一代良法美意。后世人才远不如古代，却想让县令一人，坐着治理数万户口的赋税，名目繁多杂乱，又比过去加倍，即使想不琐碎杂乱，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为此解释说：‘以县治理乡，以乡治理保【有的称为都】，以保治理甲，比照所谓不过五人者加倍，也自然详密，也自然简易。’这是斟酌古今的一个方面。又说：‘一乡几个保，不妨多少，为什么呢？因为民居分布不同。法用圆，十甲千户，不得增减，为什么呢？因为要稽考成数。法用方。’”

掾属

《古文苑》注：王延寿《桐柏庙碑》人名，说掾属都是郡人，可以考证。汉代用人之法，现在考证汉碑都是这样，不独此庙。大概那时只有太守、丞相由朝廷任命，而从曹掾以下无非是本郡的人，所以能了解一方的人情而为之兴利除害。他们辟用的人选即出自太守、丞相，而不像后代的官员，一命以上都出自吏部。所以广汉太守陈宠入朝担任大司农，和帝问他在郡中如何治理，陈宠叩头谢罪说：“臣担任功曹，王涣以简选贤能，主簿镡显拾遗补阙，臣只是奉宣诏书而已。”皇帝于是非常高兴。至于汝南太守宗资任用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委任功曹岑晊，都名声传达到京师，名字标榜于史传。而鲍宣担任豫州牧，郭钦上奏他举措烦苛，代替二千石署理官吏。由此可知署理官吏是二千石的职责，州牧代替尚且被认为是烦苛，后来归吏部统管，适宜事情烦杂而日益不足【隋文帝开皇二年废除辟署令，吏

译朝廷任命品官担任州郡的佐官。当时刘〇对牛〇说：“过去州只设置纲纪，郡设置太守和丞，县设置县令罢了，其余的僚属则由长官自行征辟。”由此可知，长官自行征辟属官，在齐魏时期依然如此。《宋史·选举志》记载：“宋朝初年，内外小职任的长官可以自行奏请征辟，熙宁年间全部废止，改由选部统一选拔。然而对于重要职位，如沿边兵官、防河、捕盗、重课、额务、场务之类，不久又设立专门法令允许举荐，于是征辟制度不能完全废除。”这也是其变化之处，铨选注授之法大多确立资格限制，而吏治因此大为败坏。

译《京房传》记载，京房担任魏郡太守时，自己请求允许任用其他郡的人，由此可知汉代属吏没有不使用本郡人的。京房的这一请求，乃是打破常规。杜佑《通典》说：“汉代县设有丞、尉以及各曹掾，大多任用本郡人。三辅地区的县则兼用其他郡的人【《黄霸传》补充：左冯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注：三辅郡得以任用其他郡的人，而卒史唯独是二百石，所谓特别优异的人】。等到隋朝改革选官制度，全部任用其他郡的人。

唐高宗时，魏〇同担任吏部侍郎，上疏说：“臣听说傅说说过：‘英明的君王遵循天道，建立国家设立都城，树立后王君公，由大夫师长辅佐，不只是为了安逸享乐，而是为了治理百姓。’古代的邦国，就是现在的州县，土地有固定的君主，百姓有确定的主人，自行寻求臣属佐助，各自选拔英才贤士，那些大臣才由朝廷任命。秦朝统一天下，废除诸侯设置郡守，汉朝沿袭这一制度，有沿袭也有改革，诸侯得以自行设置官吏，四百石以下的官吏，其傅相大官，则由汉朝设置。州郡的掾史、督邮、从事，全都由州牧郡守任用。自从魏晋以来，选官权开始归于吏部，相继沿袭，直到今天。用刀笔来衡量才能，依据簿册来考察品行，法令的〇，由来已久。大概君子重视因循旧制而畏惧改革，如果有不得已的情况，也应当运用独到的见识，确立卓越的议论。如今选官部门所实行的，不是上古圣王的典章制度，而是近代的权宜之计，应当加以变革，确实是非常紧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丈尺的度量，所及的范围大概很短；钟庾的器具，所容纳的难道很多。何况天下如此广大，士人如此众多，怎么能托付给少数几个人手中呢？假使公平如同权衡，明察如同水镜，力量也有极限，照察也有穷尽。选拔综合的事务既然繁多，混乱失误就会广泛。又加上近来担任此职的人，有时并非合适人选，岂止是愧对那些清正通达的人，也将耗尽那些平庸妄为者的情分。所以一旦实行，什么坏事都会做出来，贪赃私利一起，乃至万端。以至于替别人选择官职，替自己选择利益，看亲疏关系而举荐，看权势要津而施情。再加上外表厚道内心深沉，险恶如同溪谷，选择言辞观察行为，还担心不周全。如今能将百行九能，在一次性面试中分析清楚，将众多僚属庶品，由一个部门专断决定，这也太难了。上天保佑大圣，比屋可封，都认为是有道的时代，以卑贱得时为荣，不怠慢各类入流的人，每年数以千计，各部门职位，不再增加，官有固定员额，人没有固定限额。选官集会开始时，像雾积云屯一样聚集，最终提拔叙用，十个人中收不到一个，淄水渑水混杂，玉石难以分辨，任用舍弃去留，得失各占一半。抚摸当前事务的〇，知道以后会更加失误。夏商以前，制度多有缺失，周朝借鉴夏商两代，辉煌可观。诸侯的臣属，不都由天子任命，朝廷的众多官员，也不专属于一个职位。所以周穆王任命伯冏为太仆正，命令他说：‘谨慎选择你的僚属，不要任用巧言令色、谄媚逢迎的人，只任用吉士。’这就是命令他自行选择下属官吏的文献。太仆正，只是中大夫罢了，尚且将僚属托付给他，那么三公九卿也必然如此。《周礼》中太宰、内史，都掌管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分别掌管兴贤诏事，应当分任给众多部门，而由几个职位统领，各自寻求小的方面，而君王命令大的方面。委任责成，是君主的体制。所委托的人得当，那么所用的人就精干。裴子野有话说：‘用人之难，先王早就说过了。在家看他的孝悌，乡里信服他的诚信，出入观察他的志义，忧喜中选取他的智谋，用事务烦扰他，以观察他的能力，用利益诱惑他，以观察他的廉洁。’《周礼》始于学校，在州里讨论，报告给六事，然后贡举到王庭。在汉朝，尚且如此。州郡积累其功能，然后由五府征辟。五府举荐其掾属，而升迁到朝廷。三公参与除署，尚书奏报天子。一个人的身体，所关联的人众多；一个士人的进用，其谋划也详细。所以官得其人，很少失败。魏晋相反，所失〇多。子野所论，大概是小小的宋朝罢了，尚且认为不胜其〇，何况当今呢？臣私下看到制书，每次命令三品、五品推荐士人，下到九品，也命令举荐人才，这是圣朝侧席旁求的意思。但是褒贬不明，不谨慎所举荐的人。况且只有贤人知道贤人，这是圣人的笃论。自身尚且滥进，鉴察岂能知人？如今想要务必得到实才，也应当选择举荐的主管，水流清澈因为源头洁净，影子端正因为表率正直。不详细考察举主的品行能力，而责备举人的平庸滥竽，是不可能的。《汉书》说：‘张耳、陈余的门客厮役，都是天下的俊杰。’他们那样微小，尚且能如此。何况以神皇的圣明，国家的德业，而不建立久长的防范，作为无穷的基业，尽得贤取士的方法，而只是顾念魏晋的遗风，留意周隋的弊事，臣私下感到疑惑。伏愿稍微回转圣虑，特别采纳刍荛之言，大致依据周汉的规矩，以分吏部的选官权，即望所用精详，很少差错失误。疏奏上后不被采纳。〇宗时，张九龄担任左拾遗，上言：‘吏部尚书、侍郎，是因为贤能而授予的。虽然知人之难，难道不能防十得五？如今拘泥于格条，依据资历匹配职位，没有得贤的实效。如果刺史、县令，必定在管内得到合适的人，每年应当选拔的人，让他们考核才行可以入流品，然后送交台省，再加选择。以所用多寡为州县〇最

译那么州县就会慎重推举人才，可以担任官职的人才就会很多。吏部顺着这种既成的局面办事，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繁杂的事务了。【《柳浑传》】唐德宗曾经亲自挑选官吏去治理京畿地区的县邑，取得了成效。他召见宰相谈论此事，众人都祝贺皇帝选到了合适的人选。只有柳浑不祝贺，说：“这仅仅是京兆尹的职责罢了。陛下应当挑选我们这些大臣来辅佐您的圣德，我们应当推举京兆尹来承接教化百姓的大任，京兆尹应当寻求县令、县长来处理琐碎的事务，代替京兆尹去挑选县令，这不是陛下所应该做的。”皇帝认为他说得对。

译都令史

《通典》记载：晋代设有尚书都令史八人，俸禄二百石，与左右丞共同掌管尚书台的事务。宋、齐两代也是八人，梁代是五人，称为五都令史。过去任用此职的人往往地位低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尚书令史十八人，俸禄二百石。然而《梁冀传》中说：学生桂阳人刘常，是当世著名的儒生，梁冀召他补任令史以羞辱他，由此可知此职并非士大夫阶层所担任的】。梁武帝下诏说：尚书五都令史，职位参与政事要害，不仅总理各部门事务，而且地位与左右丞相当。近来虽然寻求人才，但未达到精挑细选的标准，可以改革任用士大夫阶层，以尽用当时的英才。于是让都令史享有奉朝请的待遇，如此重视他们。那些所谓的都令史，虽然还是二百石的俸禄，但间或任用士大夫担任。然而南齐陆慧晓任吏部郎时，吏部都令史自历代以来，都参与咨询选拔官员的事宜。陆慧晓上任后独断专行，从未与都令史商议。皇帝派人告诉陆慧晓说：都令史熟悉旧例，可以共同参考。陆慧晓说：我年已六十，不再能咨询都令史来担任吏部郎了。所以当时担任吏部官员的人，大多能胜任用人之职。自隋代以来，令史负责文案，事务繁杂琐碎，逐渐变得卑微冗杂，不再参与官品评定【《金史》记载：皇统八年，任用进士担任尚书省令史。正隆二年，废止。世宗纪记载：大定二年二月甲寅，再次任用进士担任尚书省令史。二十三年闰月戊午，皇上对宰臣说：女真进士，可以依照汉人进士补任省令史。儒者操行廉洁，不合礼法的事不做。以吏员出身的人，自甘为吏，习染贪污，等到做官，本性不能改变。政治的兴衰，确实源于此。章宗纪记载：明昌二年五月戊辰，诏令御史台令史全部由终场举人充任。李完传记载：尚书省令史，正隆年间任用杂流。大定初年，因太师张浩奏请，才开始统一选取进士。天下人都认为当今，请求以三品官子孙及终场举人，委托台官征辟任用。皇上采纳了他的话。选举志记载：整个金代，科举选拔人才最为兴盛。诸宫防卫及省台部驿史令史通事等仕进，都列入正班。这是唐宋以来所没有的，难道不是因时制宜，而以汉法为依据的吗？以令史官职升至宰相执掌朝政的，有伊喇道、魏子平、孟浩、梁肃、张万公、纽赫伊特格勒、董师中、王蔚、马惠廸、马谋、杨伯通、贾〇、孙铎、孙即康、贾益谦，都有传记】。到了明代末年，则品级更加卑微，权力更加重大，八柄诏王（指赏罚等权力）竟然不在官员手中，而在吏员手中了。

《旧唐书》记载：许子儒任职选部，不注重选拔人才。有令史缑直【新旧《唐书》都写作句直，句音勾，是宋人的减笔字，现在根据《册府元龟》校正为缑直】是他的心腹，每次注拟官职多委托令史下笔。子儒只是高枕而卧，对缑直说：“平配（指公平分配）由此补授失序，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唉，不如后世以缑直为当官，以平配为着令（指法令）啊。

胥吏的权力，之所以日益加重而无法防止，是因为任用法令的弊端，使他们如此。开诚布公地任用大臣，用疏阔的纲目来治理众事，那么文法就会减少而私径就会清除，庸才就会退隐而奸邪就会消退了。

吏胥

天子所依靠来平治天下的，是百官。所以说：“臣子作为我的股肱耳目。”又说：“天工，人应当代替它。”如果剥夺百官的权力，而一切归于吏胥，这就是所谓的“百官是虚名，而执掌国家大权的是吏胥而已”。郭隗告诉燕昭王说：“亡国者与役人相处，唉，这多么可怕啊！”秦国因为任用刀笔吏而亡天下，这本来就是明验。

唐代郑余庆任宰相，有主书滑涣长期掌管中书簿籍，与内官典枢密刘光琦相互勾结作奸，每次宰相议事与刘光琦意见不同时，让滑涣前往请求，必定得到四方书币财物充满其门。滑涣的弟弟滑泳官至刺史。等到郑余庆再次进入中书省，与同僚集会商议，滑涣指陈是非，郑余庆愤怒地斥责他。不久郑余庆被罢免为太子宾客。那年八月，滑涣赃污事发，被赐死。宪宗听说郑余庆斥责滑涣的事，非常看重他。很久之后，又拜郑余庆为尚书左仆射【《唐书》本传】。韦处厚任宰相，有汤铢者担任中书小胥，他所掌管的称为孔目房。宰相遇休假，有内状发出，就召汤铢到延英门交付，送交知印。宰相因此稍微以机权自专，广纳财贿。韦处厚厌恶他，对他说：“这是半个装束的滑涣了。”于是借事驱逐了他【《册府元龟】。身为大臣，而有甘临之忧（指居高位而面临危险），系遯之疾（指因牵连而退隐），那么现在的君子比起唐代贤人多有愧色了。谢肇淛说：“从来仕宦法网之严密，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上自宰辅，下至驿递仓廪，无不以虚文相互应酬。而京官还可以，外吏则更加严重。大抵官员不留意政事，一切托付给胥曹，而胥曹所奉行的，不过是以往的旧档，历年来的成规，不敢分毫逾越。而上面的人既然以此责求下面，那么下面的人也不得不以故事虚文应付。一旦不应付，那么上面的胥曹又乘隙而绳之以法了。所以郡县的吏员，日夜奔波，惟恐时日不足，而吏治终究不振，原因就在于此。”

又说：本朝立法太严，如户部官不许苏、松、浙江人担任。

译因为那里赋税繁重，担心百姓通过虚报户口、隐匿田产等手段作弊。然而，那些钻营舞弊的漏洞，都源于吏胥和堂司官员频繁调动、任职不固定，（朝廷）又怎么能真正了解实情呢？如今户部十三司的胥吏，都是绍兴人，这可以说是能看清鸟兽秋天新长的细毛，却看不见自己睫毛的人啊。

译法制禁令，是君王所不能废除的，但并不是用来治理国家的根本。治理的根本在于端正人心，淳厚风俗罢了。所以说：内心恭敬而行为简约，以此来治理百姓。周公作《立政》一书说：“文王不兼听各种言论，不兼理各种案件，而是非常谨慎。”又说：“各种案件和谨慎之事，文王不敢独自决断。”他反复叮咛后人的用意，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秦始皇治理天下，无论事情大小，都由皇帝亲自决断。皇帝甚至用秤称量文书，日夜都有呈报，不完成定额不得休息，于是秦国因此灭亡。太史公说：“从前天下的法网曾经非常严密，然而奸诈虚伪之事却萌生兴起，到了极点，上下互相欺骗，以至于国家衰败不振。”那么，法令禁令的繁多，正是导致灭亡的工具，而愚昧昏暗的君主还以为不够。杜甫的诗说：“舜举用十六位贤相，自身尊贵道义高尚。秦朝任用商鞅，法令像牛毛一样多。”又说：“君主防备像点亮烛火，反而使飞蛾更加密集。”这难道不是切中近朝的事情吗？汉文帝下诏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的常设职位，让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引导百姓。三老地位卑微，却让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就是文景之治之所以能够达到移风易俗，百姓淳朴厚道，而上可媲美成康盛世的原因。

诸葛亮以诚心待人，推行公道，上下交往，人们没有闲话。凭借小小的蜀国，尚且能够达到小康。曹操、孙权，依靠法术来驾驭臣下，而篡位叛逆相继发生，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天下的事情，本来不是法律所能防范的。

叔向给子产的信中说：“国家将要灭亡，必定法令繁多。法制繁杂，那么狡猾奸诈之徒都能利用法律作为谋利的市场，即使有贤能的人也不能施展抱负，这就是国家事务日益败坏的原因。”杜预解释《左传》说得好：“法律施行，人们就服从法律；法律败坏，法律就顺从人。”

前人制定法律之初，不能详细探究事势，预先为变通留下余地。后人继承已经形成的局面，拘泥于旧章，不能改革，又设立新的法律来补救。于是法律越来越繁杂，弊端越来越多。天下的事情，日益琐碎杂乱。最终，昏暗不明而无法施行，上下互相防备，只是为了没有违背祖制罢了。这在明朝最为严重。比如勾军、行钞这两件事，用法律来补救法律，最终都没有办好。

宋代的叶适说：国家因为唐末五代的极端弊端，收敛藩镇的权力，全部归于皇帝。军队的名册，财物的来源，地方的守卫，都由君主亲自掌管。想要独占大利而不承受大害，于是废弃人才而使用法律，废弃官员而使用吏员，禁令防范细致琐碎，特别与古代不同，而权柄最为分散。虽然如此，难道有这种道理吗？所以人才衰微匮乏，外部削弱内部虚弱，以天下之大却畏惧他人，这一代的法度，又有促使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他又说：现在内外上下，小事的处置，小罪的防范，都事先有法律来应对。极尽一世人的智虑所能周遍，忽然得到一个智谋，自以为很奇特，而法律本来就已经完备了。这是法律的严密。然而人的才能不能充分发挥，人的志向不能伸展，昏沉地低头，一切听从法度，而事功日益败坏，风俗日益败坏，贫民更加无处申诉，奸人更加得志。这是上下共同担忧的，而臣不敢欺骗。他又说：万里之远，皱眉叹息、呼吸动静，皇帝都知道。虽然如此，没有寄托重任，天下泛泛而已。百年的忧虑，一朝的祸患，都由皇帝独自承担，而群臣不参与。万里之远，都由皇帝制命，那么皇帝确实有利。百年的忧虑，一朝的祸患，都由皇帝独自承担，而危害如何？这是外敌之所以侵犯而无法抵御，仇耻之所以最严重而无法报复的原因。

陈亮给孝宗的信中说：“五代之际，兵权财权倒持于下，太祖皇帝将其收束于上，以平定祸乱。后世不推究其本意，收束不止，所以郡县空虚，而本末都衰弱。”

洪武六年九月丁未，命令有关部门日常事务，将月报改为季报。将季报的数目归类为年报。凡是府州县轻重案件的囚犯，就依照法律决断，不必转发。如果有违法枉曲，由御史按察司纠劾。命令下达，天下都感到便利。

省官

光武帝中兴，海内人口可以数清，只剩下十二三。边塞破坏，亭燧灭绝，有的地方空置太守令长，招回流民。皇帝笑着说：“现在边境无人却设置长官，治理得像春秋时期的素王一样了。”因此省并郡国及官僚，屡次见于史书，而总之说：“战争停止，天下事少，文书调役务必简约，以至于十存其一。”由此可知省官的原因在于事少。现在文书日益繁多，诉讼日益增多，而居上位者主张裁减，那么天下的事情必将琐碎杂乱而无法胜任。无法胜任到了极点，必定再次增加官员，而事情就无法做好了。

晋代荀勖的议论，认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从前萧何辅佐汉朝，保持清静，百姓安宁统一，这就是所谓的清心。抑制浮夸的言论，简化文案，忽略细微苛细，宽恕小过失；有喜欢改变常规以谋取利益的人，必定执行惩罚。这就是所谓的省事。这是探求根本的言论，治理国家的人懂得这个，就可以不在职官多寡之间纷扰了。

选补

汉宣帝时，盗贼并起，征召张敞任命为胶东相，请求官吏追捕有

译所谓“尤异”，是指比一般辅佐官吏更为优异的人【如淳说：“壹切”，是权宜之计。赵广汉曾奏请让长安的游徼、狱吏秩级为百石，又在《循吏传》中记载左冯翊有秩级二百石的卒史，这就是所谓的“尤异”】。天子批准了他的请求，将名字上报尚书省，调任补缺为县令的有几十人。这是汉代县令大多从郡吏中选拔优异者，因此他们熟悉政务而没有不胜任的忧患。后来却一概将县令之职授予他人，那些刚脱下布衣的书生，其中通晓政务的十人中不过一二人，而软弱无能的却占了八九成。又不考察人的才能，而是用抽签投钩的方法作为选任的手段，因此将治理百里的重任托付给卑劣无能之人，既危害百姓，最终也导致自害。于是，事务繁杂的地区，就成了官员的陷阱，而年年更换，弊端日益加深而无法挽救了。然而汉代的官吏大多通晓经术，所以张敞能够举荐他们，宣帝能够任用他们。到了明朝末年，儒生不像儒生，官吏不像官吏，那么我就不知道任用他们从何着手了。

译于慎行在《笔麈》中说：太宰富平孙丕扬，担心宦官请托，难以顺从或拒绝。在大规模选拔外任官员时，他创立了抽签的方法。一时间宫中相传，认为这是极度的公正。下至街巷百姓，也都一致称赞颂扬，却不知道这不符合体制。古人看到任命官吏的条格，却拒绝不看，认为一个官吏足以胜任。为什么在衡量鉴察人才的地方，自己处于一个普通官吏的职位，而没有依据成法，这也太浅陋了。至于人才的长短，各自有适宜之处；资格的高低，各自有便利之处；地方的繁简，各自有相合之处；路程的远近，各自有标准。现在却一概交给抽签，这就像遮住镜子却想寻求光亮，折断秤杆却想坐着揣度轻重。

南方人选拔，北方人选拔北方人，这是以往的旧例。宋政和六年，诏令知县注选，即使再远，也不超过三十驿。三十驿就是九百里。现在的选人，动辄涉及数千里，不熟悉风土，听不懂语音，而且赴任和回家探亲的费用又不可估量，这是让天下人奔波劳苦。想要消除铨选政治的弊端，难道一定要这样才算是极度的公正吗？君主如果能够开诚布公，那么从大臣以下直到京朝官，没有不可信任的人，而铨选的地方，不一定非要在京师。唐贞观元年，京师粮食昂贵，开始在洛州分设选官。到开耀元年，因为关外道路遥远，河洛地区是天下中心，开始诏令东西两曹在两都分别简选留放，结束后一同赴京师，称为东选，这是东都掌选。黔中、岭南、闽中的官员，不由吏部委派，由都督选择当地人补授。上元三年八月壬寅，敕令从今以后每年派遣五品以上清明公正的官员充任南选使，并让御史一同前往注拟【杜甫有送魏同直充岭南掌选崔郎中判官诗说：“选曹分五岭，使者历三湘，儒学传仲子，陵蜀人典黔中选补乘传过家，西人以为荣”】。大历十四年十二月己亥，诏令专门委任南选使，停止派遣御史，这是黔中、岭南、闽下各自掌选【《新唐书》记载张九龄任桂州都督兼岭南按察选补使，而九龄又是岭南人】。《李岘传》说：代宗即位，征召李岘为荆南节度使、江陵尹，兼任江淮选补使。又说：罢相后任吏部尚书，负责江淮选举，在洪州设置铨选。《刘滋传》说：兴元元年，改任吏部侍郎前往洪州负责选事，当时京师经历寇盗之后，天下旱蝗，粮价飞涨，选人不能赴调，于是命令刘滋在江南典选，以方便江岭之人，这是江南掌选。宋神宗诏令川陕、福建、广南八路的官员，罢免任迎送劳苦，让转运司立格就地注选，免除他们赴选，这也是参用唐人的方法【建炎南渡后，开始诏令福建、两广的缺额都归吏部，只有四川依旧】。现在的议论者一定会说，这样会开启多请托的门路和受贿的途径，难道唐人全都清廉而今人都贪婪吗？孔子告诉仲弓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人。”现在取士，礼部用糊名的方法选取，这是举荐所不知道的人。吏部用抽签的方法注选，这是任用所不知道的人。这是让臣下拙于知人，而巧于避事。等到赴任之后，人与地不相适宜，那么吏治就会败坏。吏治败坏，那么百姓就会背离。百姓背离，那么战乱就会兴起。于是就在军前除授官吏，而并其所为，连尺寸的法度也不能遵守。哪里比得上廓然大公，让人得以举荐其所知，并明确试用以考核功绩，在其任职期间责求成效呢？唐太宗对侍臣说：“刺史，我应当亲自选拔。县令应诏令五品以上官员各举荐一人【宋开元九年敕令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举荐县令一人，视其政绩善恶作为举荐者的赏罚依据】。明正统元年十一月乙巳敕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各举荐廉洁公正、明达事体、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员及国子监、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员外郎，六科掌科给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举荐廉慎明敏、宽厚爱民、堪任知县者一人。吏部更加详察而提拔任用。”想要挽救后来的弊端，必须这样而后贤才可得，政治治理可兴。

自从南北互选之后，赴任的人动辄数千里，必须举债才能到任，而且不熟悉风土，语言难懂，政权所寄托的多在狡猾的胥吏。从前唐朝末世，曾在岭南暂时实行过。文宗开成五年十一月，岭南节度使卢钧上奏：伏以海隅选择官吏，与江淮不同，如果不熟悉当地风俗，就难以搜求百姓疾苦。况且岭中往日的弊端，是南选；现在的弊端，是北资。我管辖二十二州，只有韶、广二州的官僚，每年由吏部选授，如果不是下级衙门贫弱的令史，就是远处无能之流。等到到任，都有积债，十人中没有一个肯识廉耻的。我到任四年，备知情状，那潮州官吏，希望特别遵循往例，不让吏部注拟，暂且委任本道求才。如果摄官廉洁谨慎有闻，依前允许观察使奏请正事，堪为经久之法，可以施行。敕旨依奏【《册府元龟》、《唐书》韩佽，元和中任桂管观察使，部二十余州，自参军至县令大约三百员，吏部所补才十一】

译其余的都由观察使商才补任官职。欧阳詹是泉州晋江人，他的祖先都担任过本州的州佐和县令。闽越之地土地肥沃广阔，有山泉禽鱼，虽然能够通晓文书和吏治事务，却不愿北上做官。这本来就是前人认为弊政而加以废除的。

译在抽签之法尚未实行之前，选官部门尚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注拟官职，空缺虽然很多，有时是为了人而选择地方，也还能为了地方而选择合适的人。自从新法实行以来，全都听凭不可预知的命运，而在事务繁杂的州县，甚至有连续几任贤能的县令相继被罢免斥退的情况。君子的道义，在于极度的公正，如果存有一种避嫌的心理，以至于把用人当作尝试。从前唐皎担任吏部侍郎，当引入铨选时，有人说他的家在蜀地，于是就把他注拟到吴地；又有人说：“他的父母年老，先前在江南任职，那就把他唱名派往陇右吧。”史书对此加以讥笑，像这样用人，怎么能达到太平治世的道理呢？《实录》记载：“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南府知府徐麟因为母亲年老居住在蕲州的广济，请求终养母亲，皇帝下诏改任徐麟为蕲州府知府，让他就近奉养母亲。”圣明的君主兴起，胸怀坦荡地对待万物，他用来劝勉群臣的做法，可谓达到了极致。

万历末年，常熟人顾大韶写了《竹签传》，其文体模仿《毛颖传》写成。文中说签对皇上说，上至庶吉士、科道官员的选拔，下至乡试、会试取士，全都使用臣。臣才得以施展才能，这是愤世嫉俗的滑稽之言。然而用来晓谕世人，可以说是罕见而明白易懂的比喻了。从前楚王厌恶纽结，盆子探符，古代的人用来确立帝王，而今天仅仅把它施用于选拔人才吗？

唐代所说的铨选，有留任和放还两种【《唐书·选举志》：凡是取人的方法有四种，一是身体容貌丰伟，二是言辞辩正，三是书法楷法遒美，四是判文理优长。这四件事都可以取用，那么先考察德行，德行相同则考察才能，才能相同则考察劳绩，得中者留任，不得中者放还】。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开始设立长名榜。宋白说：“长名榜确定留任和放还，留任者入选，放还者不得入选【《长安志》说：尚书省的南面，另有吏部选院，称为吏部南院，是选人引见集合的地方，它的榜文列在院外。《杨国忠传》：旧例每年在南院张贴版榜作为选式，就是指的这个】。已经确定注拟，就经过门下侍中、给事中审阅，如果有不可罢黜的理由，放还的人多而留任的人少。景云年间，任命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他们都不畏惧强权，请托的门路断绝，集合的人有一万多人，留任的三铨不过两千人，人们佩服他们的公正。宋代时这种方法还存在。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乙亥，下诏未参加铨试的人不得由堂除授官，没有像前明那样一登科就受禄如同持有债券一样的情况。

世人谈论停年格，都说起源于后魏的崔亮，现在读了崔亮的本传，才知道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传记说：升任吏部尚书，当时羽林军刚杀害张彝之后，灵太后命令武官可以依照资历入选，官员既少，应选的人多，前尚书李韶按照常规提拔人，众人嗟叹怨恨。崔亮于是上奏制定格法，规定不问贤愚，只以停职解任的时间长短作为标准，即使官职需要这个人，停职时间晚的终究不得入选，庸才下品但年月久远的则先提拔任用，沉滞不得志的人都称赞他的能力。崔亮的外甥司空咨议刘景安写信规劝崔亮说：“殷周以乡塾贡士，两汉由州郡荐才，魏晋因循，又设置中正。仔细考察过去，没有不审慎举荐的，虽然未尽完美，大概应该能收到六七成的成效。而朝廷贡举秀才，只使用他们的文章，不取用他们的道理；考察孝廉，只论章句，不及治道；设立中正，只辨别氏族，不考察人才。至于取士的途径不广博，淘汰的道理不精密，而舅舅您掌管铨衡，应该改弦更张，怎么能反而制定停年格来限制他们？天下的士人，谁还会修养名节品行呢？”崔亮回信说：“你所说的很有深意，我乘时侥幸，得以担任吏部尚书，常想着举荐正直的人，以报答明主的恩德，这是我的本愿。昨天制定这个格法，是有原因的，现在已经被你责怪，千载之后，谁知道我呢？古今不同时代，应该有所差异，为什么呢？从前有中正品评他们的才第，上报尚书，尚书根据情况衡量人，授予职位，这是与天下群贤共同爵位。我认为在那个时候，没有遗漏的人才，没有滥举的人，而你却说只能收到六七成，何况天下的选拔专门归于尚书，以一个人的鉴察来观察天下，刘毅所说的‘一个吏部，两个郎中，却想要彻底了解人物’，这与用竹管窥天而要求广博有什么不同呢？现在功臣很多，又加上羽林军入选，武夫崛起，不懂书计，只能张弓前驱，指踪捕噬罢了，忽然让他们佩印乘车，责求治理的成效，这就是所说的未曾操刀却让他们专擅切割。又武人太多，官员太少，假使千人共一个官，还没有官可授，何况一人望一个官，怎么能不怨恨呢？我最近当面坚持不应该让武人入选，请求赐予他们爵位，厚待他们的俸禄，既然没有被采纳，所以权且制定这个格法，以停年限制罢了。从前子产铸刑书以救弊，叔向讥笑他以正法，这与你用古礼责难权宜有什么不同呢？仲尼有言：‘了解我的是《春秋》，怪罪我的也是《春秋》。’我的这个意图，大概也是这样。只希望将来的君子知道我的意思罢了。后来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徽相继担任吏部尚书，贪图它的便利，沿袭实行。从此贤愚同贯，泾渭不分。魏朝失去人才，从崔亮开始【辛琡担任吏部尚书，上言：‘黎民的命运，系于长吏。如果只取年劳，不简选贤否，义均行雁，次若

译像穿成串的鱼一样，拿着名册呼唤姓名，一个官吏就足够了。既然只需几个人就能完成，为什么还要称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呢？奏章呈上后没有得到回复。然而观察他回信的主旨，考察当时的时势，由于羽林军变乱之后，朝廷先前姑息纵容，武官的任命，后来又滥加开设，不得已才设立这样的成例。上面没有凌驾压迫的功臣，下面没有喧哗造反的叛党，有什么可疑虑、可畏惧的而不恢复前代的制度，却以停止按资历升迁作为定论呢？

译《魏书·辛雄传》上疏说：“自从神龟末年以來，专门以停止年限作为选拔标准，士人不论善恶，只要年头久了就先予叙用。职位不论繁简难易，一到任期就授予官职。掌管文书的官吏，把先后次序和日期当作功劳；主持铨选的人，把选用老资历的人当作公平正直。况且平庸低劣的人，没有不贪婪鄙陋的，把治理国家的大任托付给浅薄之人，把百里之地的性命寄托给庸碌之辈，他们都只求贿赂，放纵心意。禁令虽然繁多，却压制不住他们的欲望，导致徭役不均，征发调派违背常理，横征暴敛充斥家门，囚犯充斥道路。两位圣主的明诏，被搁置而不遵行；统一制定的法令，悬挂着而不使用。从此朝廷内外百姓，相继作乱，大概是因为官员任命不得其人，百姓无法忍受其命运的缘故啊。唉！这大概就是魏朝不能长久而灭亡的原因吧？”

《北齐书·文襄帝纪》记载：“代理吏部尚书。北魏自从崔亮以后，选拔人才常常以年限资历为制度。文襄帝于是改革旧制，选拔提拔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又淘汰尚书郎，精心选拔出身名门的人来充任。至于有才能名声的人，都被推荐提拔。”

《通典》记载：“唐朝自从高宗麟德年间以后，太平时间既久，人民安康风俗富足，谋求晋升的人众多，候选官员逐渐增多。总章二年，裴行俭担任司列少常伯，开始设立长名姓历榜，推行铨注之法。又确定州县官员资历高低升降作为惯例。此后没有人能改变它。到了玄宗开元十八年，裴行俭的儿子裴光庭担任侍中兼吏部尚书。在此之前，选官机构注授官职，只看人的能力与否，有的越级提拔，有的老死在下位，有出身二十多年得不到俸禄的人。又州县也没有等级，有的从大地方调到小地方，有的起初在近处后来去远处，都没有定制。裴光庭开始奏请采用循资格【《新唐书》本传记载：‘起初吏部选拔人才，不以资历考绩为限制，所奖赏的只是才能，往往得到俊才任用他们，士人也自我奋发。后来士人众多，专门致力于趋附竞争，铨选品评歪曲。裴光庭惩戒这种现象，于是沿用裴行俭的长名榜，制定了循资格’】凡是官员罢免期满，按若干选次集合，各有差等，官职高的选次少，官职低的选次多，不问能力与否，选次满了就注授，限定年限按级晋升，不得逾越。没有获罪的人，只有升迁没有降职。平庸愚笨沉滞的人都高兴，称它为圣书。虽然小有常规，但选拔人才的方针却失去了。那些有异才高行的，听任越级提拔，然而有这种制度却没有实际事例，有关部门只是遵守条文奉行格式，按资历惯例办事而已。从宋朝以后，年限资历的制度，大体上都源于裴光庭。

宋朝孙洙《资格论》说：“夏商周三代以后，选举的方法，其始终完全都失误的，大概是国家的资历制度吧？现在贤才埋没在下层的，是资历制度阻碍了他们；官职废弛在官府中的，是资历制度牵制了他们；士人缺乏廉耻的，是因为争夺资历；百姓困于虐政暴吏的，是因为资历出身的人众多。万事之所以败坏，百官之所以废弛，法制之所以颓败溃烂而不加挽救的，都是资历制度的失误。上天降生大贤大德的人，不是私下厚待他们，是要让他们辅佐治理百姓；人有大的才能智慧，不是独自享乐其身，是要用来拯救百姓的困苦。现在小人累积时日而获取高官厚禄，君子侧身而立却困于卑位，贤者顶着不贤者在上面，而愚者役使智者在下面，爵位不考察德行，俸禄不授予能力，所以说贤才埋没在下层的，是资历制度阻碍了他们。才能足以胜任其职位，却因拘泥于年限而防备他；力量不足以称职其地位，却因累积考级而得到它。所得到的不是所求的，所求的不是所任的，职位不衡量才能，功劳不考察实际，所以说官职废弛在官府中的，是资历制度牵制了他们。现在计算年限而争夺资历的，日夜互相争斗；有关部门越级一名差一级，就整理衣服而群起争讼了。严重的，有的怀揣黄敕放在丞相面前。他们的行为与市井商人相比，相差无几，所以说士人缺乏廉耻的，是因为争夺资历。来则虐待一邑，既然年限满了，又去虐待一州，如果不是因贪污败露至死也不罢免，虎吏磨牙而食于民，贤者郁死在山野，而百姓不能爱护其父母，所以说百姓困于虐政暴吏的，是因为资历出身的人众多。资历之法，起于后魏崔亮，又实行于唐朝裴光庭，这两个人，当时就已经被定罪，不待后人讥讽了。然而实行于前世，不过几十年罢了，后来得到称职的人纠正并改变它，所以祸患不大。现在资历的弊端，流漫根结，沿袭为常法，正将要世世代代遵行它了。过去的人不知道错误，后来的人不知道纠正，所以说万事败坏，百官废弛，法制颓败溃烂而不加挽救。虽然如此，不是没有小利，小便利。得利的是愚笨而废滞的人；得便利的是年老而庸昏的人。而对于天下国家来说，则是大失误，大祸害。然而主持选部的人，也认为这种法简便而易于遵守。百品千群，不再铨叙人物，而综合考察功绩实际。一个吏员在前面，核对簿册呼名而授予官职了。坐在庙堂的人，也认为这种法重要而易于实行。大官大职，列籍按姓氏，差第日月，顺次而登用他们了。上下互相蒙混，而贤才离去越来越远，令人叹息啊。当今的急务，确实应该大大废除资历之法，简拔异能，爵位以功劳为先后，任用以才能为序次。不要以积勤

译将勤勉辛劳者列为上等，将没有深厚资历和长期考核者列为优等。选拔人才时区分智愚，将善恶表现陈列于前，然而万事不能治理、众功不能兴盛的情况，我愚钝未曾听说过。

译金章宗对宰臣说：“如今用人过于拘泥资历，按资历升迁的制度始于唐代，像这样怎么能得到人才呢？”平章政事张汝霖回答说：“不拘泥于资历，是用来对待非凡之才的。”皇上说：“崔祐甫担任宰相不到一年，推荐了八百人，难道都是非凡之才吗？”

铨选制度的危害

宋代叶适论述铨选制度的危害说：甄别人才有秩序，升降官员不失误，这是朝廷最重要的事务。所以从最低级的官职以上，都想要任用天下贤能的人，而不让那些不贤的人钻空子。我奇怪君主制定法律，常常为不贤的人提供便利，而消耗贤才，使他们最终也落入不贤的境地。其中官职最重要、危害最严重的，就是铨选制度。吏部是朝廷的关键部门。尚书、侍郎是天子的近臣。让他们处于这样的地位，赋予他们这样的官职，把甄别升降天下士大夫的权力交给他们，却制定法律对他们说：“我一点也不信任你们，你们也一点也不自信。”至于人的贤与不贤，事情的罪与功，地方的远与近，资历的先与后，俸禄的厚与薄，空缺的多少，则说：“这一切都有法律规定了。”天下的法度极其详尽，曲折难解之处极多，士大夫连手脚都无法施展，没有比铨选之法更严重的了。唉！授予人官职，发给俸禄，百姓的性命，治理国家的根本，都由此产生。为什么把天下的大权，自己束缚蒙蔽起来，竟然成为天下大祸的根源呢？虽然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几百年了。继承这种制度的人，不是一个人的原因，学士大夫勤勉刻苦，诵读孔孟之道，传述先王的道理，未曾不知道所谓的治国之道，不像今天的法度这样。等到他们一旦任职，就闭口不言，拱手四处张望，向吏胥询问他们应当知道的法令，吏胥上下其手来观察他们，这些人也理直气壮地辩解道：“我是有司，本来应当遵守这个法律罢了。”唉！难道这些人本性就如此浅陋吗？陛下拥有名位和器物，作为激励众人的工具，通过授予或剥夺、晋升或降黜来安排天下，怎么忍心沿袭几百年的祸端，沉溺于琐碎破败的法律，来消耗天下的人才，而甘心让不贤的人获利如此呢？那么治国之道从哪里产生，治国的功绩从哪里显现呢？况且自从唐代中期以前，吏部用人的意图还有可考之处，现在所沿用的，不过是其衰乱之后的残余罢了。历代君王的常道，不容于陛下而不恢复吗？

杨万里作《选法论》的上篇说：“我听说选法的弊端在于信任吏胥而不信任官员，信任吏胥而不信任官员，所以吏部的权力不在官员而在吏胥。三尺法律，恰好成为吏胥谋取财富的源泉，而不能成为朝廷为官员选拔人才的工具。所谓的尚书、侍郎两个官职，只是坐在案前执笔，闭着眼睛在纸尾签字罢了。况且吏胥犯法的一定会受到惩处，而受贿的一定不会赦免。朝廷的意思，难道真的信任吏胥而不信任官员吗？这不是朝廷的本意，而是法律造成的。本意是信任官员，但法律未曾信任官员。朝廷也不自信。天子不自信，那么法律的可行与否由谁决定呢？由吏胥决定罢了。朝廷制定法律，本来是为了防止吏胥作奸犯科，而使用法律时，却由吏胥来决定，这样吏胥的话就胜过法律，而朝廷的权力就轻于吏胥了。他们的言论胜过法律，而他们的权力重于朝廷，那么吏部的长官和副长官怎么能不奉承吏胥呢？长官和副长官不是说奉承吏胥，而是说我们奉承法律。然而法律不由官员决定，而由吏胥决定，这不是奉承吏胥又是什么？这就是信任吏胥而不信任官员。现在有一件事，法律规定这样可行，那样不可行。士大夫有求于吏部，拿着文书请求说：‘我符合法律所允许的条件’，吏部的长官和副长官也说可以，理应可行，毫无疑问。退下后吏胥拿出一寸纸告知说：‘不可行’。既然说不可行，理应不可行，没有更改。不久又拿出一寸纸告知说：‘可行’。可行与不可行，有确定的法律，而使用可行与不可行法律的人，没有确定的说法，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吏胥。士大夫刚来时，依靠法律所允许的，也依靠吏部长官和副长官的贤能，而不拜见吏胥，所以与长官和副长官当面说可行。退下后问吏胥，吏胥说：‘法律不允许’。长官和副长官无话可说，也就说对。士大夫于是对未决定的法律，不向长官和副长官请示，而向吏胥行贿。吏胥说：‘可行’，但不要急，等待长官和副长官遗忘而画押同意。昨天剥夺今天给予，早晨这样晚上那样，长官和副长官不知道，朝廷不呵斥。吏部的权力不归吏胥，归谁呢？之所以达到这种地步，开始有端绪，积累有渐进，而成型后根深蒂固不可动摇。那么什么是端绪呢？弊病在于忽视大体、谨守小法罢了。吏胥从他们谨守的地方入手，并窃取他们忽视的地方，这就是不可破除的原因。况且朝廷为什么不思考？”说：“我们的铨选果真只在于谨守小法罢了，那么一个吏胥执笔就足够了，又何必选拔天下的贤者来担任尚书侍郎呢？那么我们任命尚书侍郎的目的，大概不止于谨守小法罢了。因此不如略去小法而责重大体，让他们知道小法的可行与否，起初并不关乎大体的利害，那么吏部长官和副长官得以发挥

译然而自行决断，关键是不违背铨选的大体原则，不损害立法的主要意图罢了。重视大体而忽略小法，那么就不会受制于胥吏，胥吏的权力就会逐渐减轻。胥吏的权力逐渐减轻，然后长官和副职中的贤能者才能有所作为，选官之法才可以逐渐改革。”其下篇说：“我听说吏部的权力，既不同于宰相，也不同于一个普通胥吏。宰相与一个普通胥吏之间的巨大差别，不用智者也能知道。既然说吏部的权力不同于宰相，又说也不同于一个普通胥吏，这是为什么呢？如今进退朝廷的百官，贤能者得以任用，不贤者得以罢黜，这是宰相的权力。拟定州县百官的职位，下至簿尉，上至知州和副职，这是吏部的权力。朝廷的百官，无论是大科异等还是进士甲科的首名，没有不经过吏部的，也没有不经过吏部而获得官职的。今天的簿尉，未必不是未来的宰相，况且今天宰相所进退的、台阁所布列的官员，都是从前在吏部升阶揖见侍郎的人。所以说吏部的权力不同于宰相。”虽然如此，吏部所说的“注拟”是什么呢？初入仕途的人，就得到簿尉的职位；从簿尉上来的人，就得到县令、县丞的职位；由此类推直到幕职，都是依照这个法则；再往上直到知州和副职，也是依照这个法则。那些应当得到官职的，就称为“符合资格”；那些不应当得到官职的，就称为“不符合资格”。既然称为符合资格，即使是贪婪者、疲弱懈怠者、年老昏聩者、乳臭未干者、愚笨无知者、平庸无能者，都能得到官职；得到官职的人不感到惭愧，授予官职的人也不感到为难。既然称为不符合资格，即使是真正贤能、廉洁守志的人士，也都得不到官职；得不到官职的人不怨恨，不授予官职的人也不怜悯。吏部的人说：“他们不惭愧也不怨恨，我的事情就完了。”这就像招募役夫一样，记录他们服役的高低而分甲乙等，按照服役的远近来分配劳逸，叫一个胥吏查阅簿册，就全部搞定了。这是县令用来制止小民争讼的方法。吏部拟定百官的职位，寄托着天下百姓的性命，却仅仅停留在制止争讼的水平罢了。所以说吏部的权力也不同于一个普通胥吏。如今吏部也有所谓的“铨量”了，拱手让人书写，以观察他能否写好字。召医生来查看，以探知他是否有疾病。赞礼让人跪拜，以测试他视听是否灵敏、筋力是否健壮。说：铨量就是这样罢了。那么贤与不贤、愚与智有什么区别呢？从前晋朝任用山涛为吏部尚书，朝廷内外的品官多由他推荐选拔。宋朝任用蔡廓为吏部尚书，蔡廓先派人告诉宰相徐羡之说：“如果让我行使吏部的职权，我就接受任命；否则就不接受。”徐羡之回答说：“黄门、散骑以下的官员都委托给你”，蔡廓仍认为失职，于是没有接受任命。大概古代的吏部，即使是黄门、散骑，都由吏部考核选拔。那么当时担任吏部尚书的人，难道也只是选取如今所谓符合资格的人来做黄门、散骑吗？还是只选取如今所谓经过铨量的人来做黄门、散骑呢？【《宋史·苏绅传》上言：“古代自黄门、散骑以下，以及隋朝的六品官、唐朝的五品官，吏部都可以专断去留。如今的审官院、流内铨，就是古代的吏部；三班院，就是古代的兵部。不问官职的清闲或繁忙，才能的长短，只以资历深浅决定先后，有关部门只主管簿籍罢了。想要贤与不贤有区别，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朝廷稍微加重尚书的权力，让他能够考察百官的才能与否，并决定授予或剥夺官职。至于丞、簿以下，官职小且责任轻的，固然不能每个人都去考察。但是县令寄托着百里百姓的性命；知州和副职寄托着一郡百姓的性命，难道不重要吗？况且天下有若干州，一州有若干县，一年之中，除了居住和等待的人之外，到吏部拟定县令职位的有若干人，知州和副职又有若干人，总共也不过三四百人罢了。用一年三四百人的知州、副职和县令，分散在三百六十天的时间里，那么一天拟定的职位极少，补授的人也很少，也没有多少麻烦。一年之间，如果不能考察三四百人的才能与否，那么担任尚书的人，也不过是木偶人罢了。按月计算而不粗略，按年计算而不精细，那么州县得到合适的人选，难道不是十之五六吗？即使不是十之五六，难道不是十之三四吗？以此比较彼，不是更好吗？有人说：“尚书的权力重，那么他将能够行私，怎么办？”这不是事实。从前陆贽请求让台省长官各自举荐下属，而德宗怀疑各部门所举荐的人都有私情，所以有的人接受贿赂。陆贽劝谏说：“陛下选择宰相，也不出在台省长官之中，难道担任长官就不能举荐一两个下属，担任宰相就可以选择千百个僚属吗？关键在于精心选择长官。”陆贽的话说尽了。如今朝廷百官，谁不是宰相进拟的，而不怀疑呢？至于吏部长官和副职的拟定，却唯独怀疑他们有私心吗？精心选择尚书，并赋予他授予或剥夺官职的权力，让他能够精心选择知州、副职和县令，而不专门拘泥于文书法令，或许天下无能的官吏可以被淘汰，天下的治理还可以重新兴起吧？

译绍兴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上言：国家设立铨选制度，是为了听取众官吏的治理情况，其职权由七个司掌管，规定在法令中，所遵守的是法度。如今官吏的升降操在胥吏手中，有所谓的成例。长官和副长官有调动，郎官有更换，新来的人不能再次知晓，离去的人不能全部告知。寻找成例而找不到，即使有强干明察、健敏之才，也不再加以议论；引用成例而不恰当，即使有极其公正、合乎情理的事情，也不能伸张。贿赂公然盛行，奸邪滋生更为严重。我曾看到汉朝的公府有辞讼比，尚书有决事比，“比”的意思，就像现在的成例。现在吏部七个司应当设置成例册，凡是经过申请，或者向堂上报备，或者取防的，每件事结束后，命令郎官依次拟定，而长官和副长官将其记录在册，永远作为成例。每半年上报给尚书省，仍然通报御史台。这样，狡诈的胥吏就无处施展，而铨叙就会公平允当了。淳熙元年，参知政事龚茂良上言：法度，是为天下公道而制定的；成例，是因人而设立，用来破坏天下公道的。过去的祸患在于使用成例破坏法度，现在的祸患在于依据成例制定法度。自从成例通行，法度就废弛了。所以谚语称吏部为成例部。这就是铨选政治的祸害，在宋朝时就已经担忧，而今天尤其严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法度可知而成例不可知，胥吏得以操纵这种模棱两可的权力，向下勒索，世代相传，即使凭借朝廷的力量，也不能防范和去除。成例的危害真是严重啊！又岂只是吏部如此呢【古代没有“例”字，只写作“列”。《礼记·间传》：“罪多而刑五，防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注：“列等比也。”释文：“徐邈音例，即后人的例字。”到《汉书·何武传》说：“想要任命官吏，先制定科例，以防备请托。”《杜钦传》说：“不为陛下广泛确立持平的成例。”《王莽传》说：“太傅平晏跟随官吏超过成例，开始加人作例”】寇莱公做宰相时，章圣曾对两府说：“想选择一个人做马步军指挥使，你正议论这件事，有官吏拿着文书进献，你问：‘什么书？’回答说：‘成例簿。’你说：‘朝廷想任用一位衙官，尚且需要查检成例吗？哪里用得着我们这些败坏国政的人？正是由此罢了。’”司马温公与吕惠卿在皇帝面前议论新法，温公说：“三司使掌管天下财政，没有才能就罢免他也可以，不可以让两府侵夺他的职权。现在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为什么呢？宰相以道义辅佐君主，哪里使用成例？如果使用成例，那么胥吏就足够了。现在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为什么呢？”惠卿不能回答。

员缺

员缺的名称从晋朝时就已经有了。《晋书·王蕴传》：“升任尚书吏部郎，每一个官职空缺，求取的人有十辈【《世说》注引山涛启事说：“吏部郎史曜出现空缺，处在当选”】《魏书·元脩义传》：“升任吏部尚书，当时上党郡缺少中散大夫，高居求取这个职位。”到唐朝赵憬审官六议，于是有人少缺、多人多缺少的说法。而崔湜以中书侍郎身份主持吏部选事，甚至预支三年的员缺。令狐咺在吏部，杨炎做侍郎，直到分配空缺，把不好的空缺给杨炎，它的名称流传至今没有改变。

《旧唐书·德宗纪》：御史大夫崔从上奏：“战争没有平息，求取仕进的人很多，近来每次到选集，不免根据空缺留住人。曾经感叹遗漏人才，仍然招致怨恨。这也像现在的截留选官。”

《大唐新语》刘思立做考功员外，儿子刘宪做河南尉。刘思立今天去世，明天选官的人有索取刘宪空缺的，载深叹息，认为这是名教所不容的，于是书写他没有品行，注名于籍。那个人等到走出选门，被众人目光注视，被众人言语诋毁，也趑趄而失步了。朝廷都认为载深能够整顿风俗，从今天的角度说，不过是索取一个丁忧的空缺，又何至于被清议排斥呢？不知道由此心推演，那么有他的亲人未死而设下陷阱，来谋夺他的位置，也是人情所必然到达的。孟子说：“人能够扩充不想害人的心，那么仁爱就不可胜用；人能够扩充不想穿墙钻洞的心，那么义就不可胜用。如果反过来扩充它，那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希望后来主持铨衡的人，常以端正风俗为心，那么国家必定有得到人才的喜庆。

日知录卷八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录卷九昆山顾炎武撰人材

宋叶适说：“法令日益繁多，治理器具日益严密，禁防束缚到不可动弹，而人的智虑自然不能超出绳约的范围，所以人才也因此不振。假使与人稍微谈及度外之事，就摇手而不敢做。汉朝能够尽用人才，陈汤尚且扼腕于文墨吏，何况后世呢？难怪豪杰之士没有自我奋发的途径，而一同归于庸懦。”

假使枚乘、相如学习晚近的经义，就一定不能发挥他们的文章；假使管仲、孙武阅读晚近的科条，就一定不能运用他们的权略。所以法令，是败坏人才的器具，用来防范奸宄而得到的只有十分之三，用来阻挠豪杰而失去的常常是十分之七。

自从万历以前，法令繁多而辅之以教化，所以其治理还算是小康。万历以后，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