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卷十四

译上疏中有杜陵梁美人，又说成帝驾崩，班倢伃充任奉守园陵之职，去世后便葬在园中，而张敞的书信中说昌邑哀王的歌舞艺人张脩等十人，没有子嗣，又非〇，都是良人，没有官名。哀王驾崩应当遣散归家，太傅豹等人擅自留下他们，作为哀王园陵中的人，不应当遣散。翼奉也说：诸侯王的园陵应当裁减那些超过制度的人，这说明诸侯王的园陵也有这样的人。因此安帝尊奉母亲孝德皇元妃耿氏为甘陵大贵人，桓帝尊奉母亲匽氏为博园贵人，灵帝尊奉母亲董氏为慎园贵人，都是以陵园来命名。程氏《演繁露》说：魏武帝安置宫人在铜雀台，命令每月初一和十五，都要对着帷帐表演歌舞。陆机写文章讥讽他，却不知道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而十七年正月，明帝应当去原陵谒祭，夜里梦见先帝和太后像生前一样欢乐，醒来后悲伤得无法入睡，随即查阅历法，第二天早上日子吉利，于是率领百官和旧日宾客上陵谒祭。那天，甘露降在陵树之上，皇帝命令百官采集用来进献，祭祀完毕后，皇帝从席前伏在御床上，观看太后镜奁中的物品，感动得悲泣流泪，命令更换脂粉妆具，左右的人都哭泣，没有人能抬头看。这不过是士人和百姓的孝行，而史书传记却把它记载为盛大的节操，所以陵墓的崇高，宗庙的减杀，礼制的亵渎，敬意的衰微，【明帝遗诏不起建寝庙，将神主藏在光烈皇后更衣的别室，于是七庙的制度就废除了】蔡邕认为天子对待亡者如同对待生者一样，礼制中有繁琐而不能省略的地方，大概是曲意为之辩解罢了。魏武帝葬在高陵，有关部门依照汉朝的制度在陵上建立祭殿，到文帝黄初三年，才下诏说：先帝亲身践行节俭，遗诏要求省约，儿子以继承父亲为孝，臣子以继续侍奉为忠，古代不在墓前祭祀，都在宗庙中设立，高陵上的殿屋都毁坏，车马归还马厩，衣服收藏在府库，以遵从先帝节俭的志向。等到文帝自己制定终制，又说：寿陵不建立寝殿，不建造园邑。晋宣王遗令子弟和群臣都不得谒陵，这还比较接近古制【《宋书·礼志》：晋宣帝遗诏子弟和群臣都不得谒陵，于是景帝、文帝遵旨，到武帝时还两次谒崇阳陵，一次谒峻平陵，然而从此不敢谒高原陵，到惠帝时又停止了。等到东晋初年，元帝驾崩后，诸公才开始有谒陵辞陵的事，大概是因为眷顾如同布衣之交，率情而行，不是洛阳旧有的制度。成帝时中宫也年年拜陵，议论的人认为不合礼制，于是停止，作为永远的法度。《晋书·王导传》：自汉魏以来，群臣不拜山陵，王导因为元帝眷顾如同布衣，不仅仅是君臣关系，每次晋升，都去拜谒，不胜哀戚，由此诏令百官拜陵从王导开始】梁武帝、后周明帝开始都谒陵，唐太宗、〇宗也一并实行【《唐书·彭景直传》】景龙末年任太常博士，当时献、昭、乾三陵都每日祭祀，彭景直请求停止，没有被听从】开元二十年敕令，寒食上墓应当编入五礼，永远作为常法【胡三省说：唐开元敕令，寒食上墓在礼经中没有记载，近代相传逐渐形成习俗，应当允许上墓如同拜扫之礼，大概只是允许士庶之家实行，而君主没有这种礼。《五代会要》说，后唐庄宗每年寒食出祭，称为破散，其后沿袭实行。欧阳修《五代史》所说的寒食野祭而焚烧纸钱，就是指这个】而陵寝也有衣冠嫔御的制度【杜甫《桥陵诗》：宫女晚知曙，祠官朝见星】韩愈《丰陵行》说：臣听说神道崇尚清静，三代旧制保存在书中，墓藏庙祭不可混乱，想说不属于我的职责，知道如何是好？大概是深深非议这种做法。如果明代的制度，没有车马，没有宫人，不起居，不进奉，也差不多符合礼制的中道了吧

译古人关于墓地的礼仪，只有奔丧和离开祖国这两件事。《礼记》说：奔丧的人，如果没赶上安葬，就先到墓地，面朝北坐下哭泣，尽情表达哀伤。主人接待他，就在墓的左边就位，妇人在墓的右边就位，完成踊礼，尽情表达哀伤。又说：如果除丧之后才回来，就到墓地哭泣，完成踊礼，束发，袒露左臂，系上丧带，拜谢宾客，完成踊礼，送宾客返回原位，又哭泣尽情表达哀伤，然后回家除丧，不再哭泣。又说：奔兄弟的丧事，先到墓地，然后到家，设位哭泣。所认识的人的丧事，就在宫室哭泣，然后去墓地。又说：离开祖国，就在墓地哭泣，然后出发；回到祖国，就不哭泣，巡视墓地后进入。鲁昭公出逃到齐国，和臧孙到墓地，谋划后随即出发。吴国延州来的季子对于王僚，复命后在墓地哭泣。这就是古人的到墓地，都有哭泣哀伤的事情。而祭祀是吉礼，没有舍弃宗庙而去墓地的。

孟子说“孔子去世，子贡在墓旁筑室，独自居住三年，然后回到曲沃。卫国万说：古人建宗庙以依凭神灵，没有庐墓的事情。门人既然不能奉持宗庙祭祀，却只在坟墓上结庐，以尽他们的情意，这是不合礼制的礼。”从汉朝以来才有父母去世而庐墓的，不知道他们把神主放在哪里，供奉在墓旁吗？这是野祭；空放在祠堂里吗？这是认为体魄反而超过神灵。而质朴的人因此违背先王的礼制，虚伪的人因此博取孝子的名声。直到今天这种风气还没有停止。况且像曾子那样孝顺，不曾庐墓；孔子封防回来，而弟子后到，古人哪有庐墓的事情呢？

《史记·孔子世家》鲁国世代相传按时节奉祀孔子坟墓【史书上说上坟墓的从孔子留侯二世家开始】而诸儒也在孔子坟墓讲礼、乡饮、大射。孔子坟墓大一顷，所以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此建庙收藏孔子衣冠琴车书。夫礼教出于圣人之门，哪有到坟墓祭祀的？至于乡饮大射，尤其不可在坟墓上进行。大概孔子在洙泗之间教学，所葬的坟墓在讲堂之后。孔子去世，弟子就在讲堂祭祀他，并且举行饮射之礼。太史公不明白，以为在坟墓祭祀。

汉人把宗庙的礼仪移到陵墓，有人臣向陵墓报告事情的，苏武从匈奴回来，诏令奉一太牢谒见武帝园庙，就是这样。有上坟墓而邀请宗族故人及郡邑官员的，楼护任谏大夫，出使郡国，经过齐国，上书请求上先人坟墓，因此邀请宗族故人。班伯上书，愿意经过故乡上父祖坟墓，有诏令太守都尉以下参加，就是这样。有上坟墓而太官为他供具的，董贤任侍中驸马都尉，上坟墓有邀请，辄太官供具，就是这样。有赠谥而赐于墓的，阴兴夫人去世，肃宗派五官中郎将持节到墓地赐谥追谥兴曰翼侯，就是这样。有君主亲临人臣坟墓的，光武帝到湖阳，幸临樊重墓，霍峻葬在成都，先主率领群臣临吊祭，因此留宿墓上，就是这样。有庶民祭祀古贤人坟墓的，曹昭《东征赋》蘧氏在城之东南兮，民亦飨其丘坟【文选作尚，水经注引此作飨】就是这样。人情所趋，遂成习俗，其流之弊，有如杨伦行丧于恭陵的。有如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的【陈蕃传】甚至市贾小民相聚为宣陵孝子的数十人，皆除太子舍人，而礼教于此大坏了。

招魂之葬，于古未闻。《三辅黄图》言汉太上皇陵在栎阳北原，在东者太上皇，在西者昭灵后【高帝母，起兵时死于小黄】则疑其始于此矣。晋东海王越柩为石勒所焚，妃裴氏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诏有司详议，博士傅纯曰：“圣人制礼，以事缘情，设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庙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还，此墓庙之大分，形神之异制也。至于室庙、寝庙、祊祭，非一处，所以广求神之道，而独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处也。今乱形神之别，错庙墓之宜，违礼失义，莫大于此。”于是下诏不许。

唐高宗显庆三年十一月，伊丽道行军副总管萧嗣业擒阿史那贺鲁至京师。甲午，献于昭陵。总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丽，俘高藏男建、男产等至京师，献于昭陵。许敬宗言：“古者军凯旋，则饮至于庙，未闻献馘于陵者。然陛下奉园寝与宗庙等，可行不疑。此亦所谓自我作古者矣。”

唐时陵寝尝有鹰犬之奉。玄宗开元二年四月辛未诏曰：“园陵之地，衣冠所游，凡厥有司，罔不祗事。顷者别致鹰狗，供奉山陵，至于料度极多，费损昔戒禽荒，既非寻常所用，远惟龙驭，每以仁爱为心。彼耕象而耘鸟，且增哀慕，岂飞苍而走黄，更备畋猎，有乖仪式，无益崇严。诸陵所有供奉鹰狗等，并宜即停。”

天宝二年八月制曰

译禋祀，是用来表达诚敬之心的；进献新物，是用来抒发对霜露时节思念之情的。自从流火时节到来，商风改变音律，我追念深远，因外物而增添怀想。况且《诗经》中记载了授衣之事，政令中保留了休浣的规定，对于臣子来说，尚且能感受到皇恩私惠。恭敬地侍奉园陵，却没有确立典章法式。从今以后，每到九月一日，在寝陵进献衣物，留下典范以传千载，或许能表达我的孝思。再说仲夏端午，这件事没有典籍依据，流传于浅俗之间，于是导致风俗变迁。何况是以孝道教化世人，因亲情而设立教化，感念汉纪中游衣之事，成就献报之礼文。向众臣宣示，让他们知道我的意思。现在关中地区的习俗，有所谓送寒衣的，这是遗留的教化【现在俗例是用十月一日】。

译厚葬

《晋书·索綝传》记载：“建兴年间，盗贼发掘了汉文帝的霸陵和汉宣帝的杜陵，获得了大量珍宝。皇帝问索綝说：‘汉陵中的财物，为什么这么多呢？’索綝回答说：‘汉天子即位一年就开始修筑陵墓，天下的贡赋三分之一供给宗庙，三分之一供给宾客，三分之一充作陵墓之用。武帝在位时间长久，等到他去世时，茂陵已经装不下东西了，那里的树木都已经合抱那么粗了。赤眉军取走陵中的财物，没能减少一半，到现在还有腐烂的布帛堆积，珠玉也没有耗尽。这两座陵墓（指霸陵、杜陵）算是节俭的了，也是百世的警戒。《汉书·王莽传》记载：‘赤眉军发掘园陵，只有霸陵、杜陵完好。’查考《史记·孝文纪》说修治霸陵，都用瓦器，不能用金银铜锡装饰；而刘向谏阻昌陵的奏疏，也以孝文帝的薄葬足以作为后世君王的准则。然而查考《张汤传》，则武帝时代已经有盗贼发掘孝文帝陵墓中埋藏的钱币了。大概自从春秋列国以来，厚葬的风俗，即使是像孝文帝那样明达俭约，尚且不能完全杜绝，而史官所记载的不一定都是实录。”

《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八月，宋文公去世。开始实行厚葬，使用蛤壳炭，增加车马，开始使用人殉，加重器物，备齐外椁。有四角屋顶的棺，有彩绘的桧木棺。君子评论华元、乐举说：“在这件事上，他们不像臣子。臣子的职责是治理烦乱、消除疑惑。因此，臣子应当伏尸力争。现在这两个人，国君活着时放纵他的惑乱，死后又增加他的奢侈，这是把国君抛弃在恶行中。还做什么臣子呢？”

《吕氏春秋·节丧篇》说：“深知生，是圣人的关键；深知死，是圣人的极致。知道生的人，不危害生命，这就叫养生；知道死的人，不危害死者，这就叫安死。这两点，是圣人独自决断的。凡是生于天地之间，必定有死，这是不可避免的。孝子看重他的父母，慈爱的父母疼爱他们的子女，痛在肌肤骨髓，这是天性。所看重所疼爱的，死后抛弃在沟壑中，人的感情，是不忍心这样做的。所以有安葬死者的义理。安葬，就是藏匿。这是慈爱的父母和孝子所谨慎对待的。谨慎对待的原因，是用活人的心去考虑，用活人的心为死者考虑。没有比不触动更好的，没有比不发掘更好的。不发掘不触动，没有比没有财物更好的。如果有利益，这就叫重重封闭。古人有把死者藏在广阔荒野深山中而安定的，这不是指珠玉国宝。安葬不能不藏匿。安葬太浅，狐狸就会挖掘；太深，就会触及水泉。所以凡是安葬一定要在高陵之上，以避开狐狸的祸患和水泉的潮湿，这就好了。却忘记了奸邪盗贼寇乱的灾难，难道不糊涂吗？这就像盲人乐师避开柱子，避开了柱子却快速撞到木桩。狐狸、水泉、奸邪、盗贼、寇乱的祸患，这就是最大的木桩。慈爱的父母和孝子避开这些，就得到了安葬的真意了。好的棺椁，是用来避开蝼蚁蛇虫的。现在世俗大乱的君主，越发奢侈他们的安葬，心里并不是为死者考虑，而是活人用来互相夸耀。奢侈浪费的人认为光荣，节俭的人认为简陋。不以便利死者为目的，而只以活人的诽谤和赞扬为务，这不是慈爱的父母和孝子的心。民众对于利益，冒着流矢，踏着白刃，涉水抽肝以求取。乡野无知的人，忍心抛弃亲戚兄弟知交以求取利益。现在没有这样的危险，没有这样的丑恶，获得的利益非常丰厚，乘车食肉，恩泽及于子孙，即使是圣人尚且不能禁止，何况国家越大，家庭越富，安葬越厚，口中含珠，身上佩戴玉饰如鱼鳞，玩好珍宝，钟鼎壶滥，车马衣被戈剑不可胜数，各种养生器具无不跟随，题凑之室，棺椁多层，堆积石头和炭来环绕外面。奸人听到这些，互相转告，上面虽然用严威重罪禁止，还是不能停止。而且死者时间越久，活人关系越疏远，活人关系越疏远，看守的人就越懈怠，看守的人越懈怠而安葬的器物还像原来一样，这种形势本来就不安定。《安死篇》说：世人修筑坟冢，它的高大像山，种植的树木像树林，设置阙庭，建造宫室，营造宾客之位，像都城。以此观察世人，显示富有是可以的，以此对待死者，是不可以的。对于死者，看万万年就像一眨眼。人的寿命，长久的不过百岁，中等的不过六十岁。用百岁和六十岁作为无穷者的考虑，这种情况一定不相称。用无穷作为死者的考虑，就对了。现在有个人在这里，刻石铭，放在坟上，说：这里面有珠玉玩好，财物宝器很多，不能不挖掘。挖掘必定大富，世世代代乘车食肉。人们必定互相嘲笑他，认为他大糊涂。世上的厚葬，与此类似。自古及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国家，就没有不挖掘的坟墓。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曾经灭亡了，宋、中山已经灭亡了，赵、魏、韩都灭亡了。这些都是故国。在此之前的，灭亡的国家不可胜数。所以大墓没有不挖掘的，而世人都争着这样做，难道不悲哀吗！君主不贤，父亲不慈，儿子不孝，兄长不悌，弟弟不弟，都是乡里所驱逐的。”

译同，《史记·蔡泽传》中记载：“进入韩、魏之地，在路上遭遇抢夺锅盆。”（这些人）害怕耕种收割、砍柴的辛劳，不肯为官府做事，却祈求穿着华美、饮食奢侈的快乐。然而智谋技巧穷尽，无法实现这些愿望。于是聚集众多党徒，在深山大泽、丛林沼泽中埋伏袭击、拦路抢劫，又观察那些坟墓高大、陪葬丰厚的名山大冢，寻找便利的地方居住以防范盗墓者，日夜不停，一定要得到利益，然后互相瓜分。对于所珍视、所看重的事物，却让奸邪盗贼、寇乱之人最终必定侮辱它，这是孝子忠臣、父亲朋友所应当极力防范的大事。尧葬在谷林，只是种上树木；舜葬在纪市，不改变那里的集市；禹葬在会稽，不改变百姓的劳作（变动，指兴造工程，意思是说没有兴造工程，不扰民）。因此先王用节俭的原则安葬死者，并不是吝惜费用，也不是厌恶劳苦，而是为死者考虑。先王所厌恶的，只是死者受辱。一旦厚葬就必定受辱，节俭就不会被盗。所以先王的葬礼，一定节俭、一定与自然环境相合、一定与自然环境相同。什么叫“合”？什么叫“同”？葬在山林，就与山林相合；葬在高地低湿之处，就与高地低湿之处相同。这就叫做爱人。爱人的众多，懂得爱人的稀少。所以宋国尚未灭亡，东冢就被盗掘（东冢，是宋文公的坟墓，因为文公厚葬所以坟墓被发掘。坟墓在城东，因此称为东冢）；齐国尚未灭亡，庄公的坟墓就被盗掘（庄公名叫购，是齐僖公的父亲，在位六十四年）。国家安宁时，尚且如此，又何况百世之后，国家已经灭亡了呢？所以孝子忠臣、父亲朋友，不可不在此事上明察。爱护他反而使他陷入危险，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鲁国季孙家有丧事，孔子前往吊唁。进门后走在左边，跟随宾客行列。主人用宝玉收敛尸体（这是季平子意如的丧事，主人是桓子斯，收敛指整理遗体）。孔子穿过庭院快步走，登阶而上，说：“用宝玉收敛尸体，好比将尸骨暴露在中原大地上（意思是说必定会被盗掘）。”穿过庭院、登阶而上，不符合礼仪。虽然如此，是为了补救过错。

译前代陵墓

汉高帝十二年十二月下诏说：秦皇帝、楚隐王【师古说：即陈胜】、魏安厘王、齐愍王、赵悼襄王，都断绝了后代，让他们与秦皇帝守墓的二十户人家，楚、魏、齐各十户，赵及魏公子无忌【师古说：即信陵君】各五户，令他们看守这些陵墓，免除他们的赋税，不让他们从事其他事务。魏明帝景初二年五月戊子下诏说：从前汉高祖开创基业，光武帝中兴汉室，谋划铲除残暴，功绩昭示四海，然而他们的坟陵崩塌毁坏，儿童牧童践踏其上，这不符合大魏尊崇继承前代的意思，应在高祖、光武陵四面各百步范围内设立标记，不许百姓耕种、放牧、砍柴。宋武帝永初元年闰月壬午初一的下诏说：晋朝皇帝皇后及藩王诸陵的守卫，应当方便地设置规制，那些名贤先哲被前代优待，有的树立德行彰显节操，有的平定祸乱庇护百姓，坟墓尚新，都应洒扫清洁，主管官员详细条列上报。南齐明帝建武二年十二月丁酉下诏说：旧国的都城，望之令人怅然，何况是亲身经历过南面称尊、背负屏风居于宸极的人，有的功业济助当时，德行彰显一世，然而墓穴杂乱污秽，封土树木不加修葺，难道只是感叹牧童践踏之深、悲叹信陵君之甚而已吗？从前京城沦陷，鼎器玉器东迁，晋元帝建立基业之初，简文帝的遗诗仍在民间传诵，然而松门被夷平废弃，墓道杂草丛生，虽然年代久远，抚事兴怀，晋帝诸陵都加以修理，并增加守卫。梁武帝天监六年下诏说：命世兴王，继承贤人传续基业，声名不朽，人代变迁，二宾以位，三恪之义在于时事，时间渐渐久远，防止杂草丛生，望古兴怀，念及此情感到悲伤，晋宋齐三代诸陵，有关部门勤奋守护，不要让小民侵毁，作兵稍有补充，使充足前无守视，并可酌情供给【《文选》载任昉为卞彬谢修卞忠贞墓启】。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下诏：汉魏晋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许砍柴做饭、践踏借用。孝明帝熹平元年七月下诏说：先贤列圣，道德冠绝生民，仁风盛德，光辉照耀图史，等到历数终结，踪迹随物变迁，陵隧幽深昏暗，长满茂草，古帝诸陵多见践踏借用，可明确命令所在地的帝王坟陵，四面各五十步，不许砍柴放牧。隋炀帝大业二年十二月庚寅下诏说：前代帝王，因时创业，君临百姓建立国家，礼尊南面，然而历运推移，年世永久，丘垄残毁，砍柴放牧的人争相前往，墓兆堙没荒芜，封土树木无法辨认，想到沦灭之事心中悲伤，自古以来，帝王陵墓可给予附近十户人家，免除他们的杂役以供看守【唐太宗诏见下】。唐玄宗天宝三年十二月下诏：自古圣帝明王陵墓有颓毁的，应令管内酌情修理，并明确设立标记，禁止砍柴。古人对于异代山陵，必定如此修护【《陈书·淳于量传》：淳于量因向江阴王萧季卿购买梁陵中的树木，萧季卿因此获罪免官，淳于量被免去侍中】。

宋熙宁年间，兴利之臣建议，前代帝王陵寝，允许百姓请射耕种，而唐代的诸陵都被砍伐削平，昭陵的乔木被砍伐殆尽【《宋史·邓润甫传》】。小民懂得什么？从上引导，没有爱护树木的心思，只追逐砍柴的利益，唉，这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了。

金太宗天会二年二月，下诏有盗掘辽诸陵者，罪死。七年二月甲戌，下诏禁止在医巫闾山辽代山陵砍柴【《金史·斡鲁古孛堇传》：干州后为闾阳县，辽诸陵多在此，禁止无所犯】。唯独元朝世祖，放纵杨琏真伽发掘宋会稽攒宫，不加过问，这是自古所无的大变【《元史》：杨琏真伽任江南释教总统，发掘故宋赵氏诸陵在钱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共一百一所】。

实录《洪武九年八月己酉》派遣国子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分别巡视历代帝王陵寝，命令百步内禁止人砍柴放牧，设置陵户二人看守。有经过兵火而崩塌的，有关部门督促近陵的百姓按时封土培修。每三年派遣使者致祭。其后每次登基诏书，都有此文，而有关部门能留意的很少了。

魏高祖太和十九年九月丁亥下诏说：所有旧墓铭记尚存、昭然为时人所知的，三公及位从公者，去墓三十步；尚书令仆九列，十五步；黄门五校，十步；各不许耕种。陈文帝天嘉六年八月丁丑下诏说：梁室多故，祸乱相寻，兵甲纷纭，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气；无赖之属，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所居，金行水位之主，木运火德之君，时更四代，岁逾二百。若其经纶王业，搢绅民望，忠臣孝子，何世无之？而零落山丘，变移陵谷，咸皆剪伐，莫不侵残。玉杯得于民间，漆简传于世载，无复五株之树，罕见千年之表。自天祚光启，恭惟揖让，爰暨朕躬，聿修祖武。虽复旗帜服色，犹行前宋之封。每车驾巡游，眇瞻河洛之地。故桥山之祀，苹藻弗亏；骊山之坟，松柏恒守。惟戚藩旧垄，士子故茔，掩殣未周，樵牧犹众。或亲属流离，负土

译没有期限；子孙断绝灭亡，亲手种植的树木寄托给谁呢？汉高祖对周勃的忠诚念念不忘，宋太祖对张良的功业深感惆怅。陵墓引发哀思，性情与灵魂共同悲恻。我因此整日感叹，思念以安慰九泉之下的亡灵。凡是前代侯王自古以来忠贞刚烈，坟墓荒废且没有后嗣继承的，可以选派人员加以修缮整治，墓中的树木不得砍伐，或许这样阴阳两界都能舒畅，以符合我的心意。

译唐太宗贞观四年九月壬午日，下诏说：“恭敬地考察古制，遥想往昔典籍。英明的声望与丰盛的实绩，我内心深切地推崇崇尚。如今我巡视省察，在半途中眺望。汉代分封的诸侯，在北方的山丘上安葬。沉寂寥落千载，遥远而无人祭祀。历代选任的君主，遗迹尚可观览。贤良的宰辅与名臣，清高的风范不灭。应当命令有关部门，普遍加以探访。从上古开始，直到隋朝，凡是有明王圣帝，拥有盛德与宠功，平定动乱、消除灾祸，安定百姓、救济万物，以及贤臣烈士，确立言论、彰显行为，兼具文治武功，辅佐君主、利于风俗，坟墓可以辨认，墓穴尚存留的，各自根据所在地，逐条记录并上奏。每次加以巡视检查，禁止放牧割草。春秋两季，为他们举行祭祀。如果有毁坏，就应当修补，务必周全详尽，以符合我的心意。这样不仅前代的陵墓，就连士大夫的坟墓，都一并封禁，这也是兴王的一项举措，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

停丧

停丧这件事，自古以来所没有的。自从建安年间天下分裂，永嘉之乱百姓流离，于是有了不得已而停丧的情况。常炜说：“魏晋的制度，祖父未葬的，不允许担任官职。而御史中丞刘隗上奏说：‘军队战败死亡失去父母，不知吉凶的，不得做官宴饮作乐，都让他们心中守丧，有犯法的君子罢免，小人处死。’活人尚且如此，何况已经去世的？因此兖州刺史滕恬被丁零翟所杀，尸体未能运回，滕恬的儿子羡做官不被废黜，议论的人对此感到嫌恶。齐高帝时，乌程令顾昌因为父亲顾法秀在宋泰始年间北征，尸骸未能运回，而顾昌宴饮游乐，与常人无异，有关部门请求加以清议。振武将军丘冠先被休留茂所杀，尸体丧失在绝远的异域，无法再寻找，世祖特别敕令他的儿子丘雄，这才敢入仕。正当江左偏安的时候，尚且申明此禁令，哪有死非战场，棺非异域，却停丧很久不葬，自同平民，像现在人所做的那样呢？《晋书·贺循传》记载，贺循任武康令，当地风俗多厚葬，以及有拘忌回避，岁月停丧不葬的，贺循都加以禁止。《旧唐书·颜真卿传》记载，当时有个叫郑延祚的人，母亲去世二十九年，停灵在僧舍墙地，颜真卿弹劾上奏，兄弟终身不被齿列，天下震动。《册府元龟》记载，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十一月丙午日敕令说：‘古代设立封树制度，确定丧葬期限，记载在经典中，这是名教。等到世俗衰薄，风化陵迟，亲人去世多欠缺送终，身后便成为无主，有的被仕宦羁束，有的被阴阳拘忌，灵柩不归，遗骸寄托何处？但先王的训诫，孝子因心，不是以厚葬为贤，只以称家为礼。扫地而祭，尚可以告慰；负土成坟，所贵在尽力。应当颁布条令，用来警戒因循，希望使九泉之下断绝抱恨之魂，千古没有不归之骨。’士大夫们，应当体会此心意，应当内外文武臣僚、幕职、州县官、选人等，今后有父母、祖父母亡殁未经迁葬的，其主家之长不得辄求仕进，所属官府也不得申举解送。而宋史记载王子韶因不葬父母被贬官，刘昺兄弟因不葬父母被夺职。后来的王者，以礼治人，那么周祖的诏令，鲁公的弹劾，不可不著之甲令。只要使未葬其亲之子或孙，士大夫不许入官，士人不许赴举，那么天下就没有不葬之丧了。”

张稷若尔岐采皇甫谧之名作《笃终论》，其下篇说：葬的习俗在于奢侈，于是有久而不能葬的。这是只知道备物丰仪为厚待其亲，而不知道久而不葬是大悖于礼的。先王制定丧礼，始死而袭，袭而敛，三日而殡，殡而治葬具。其葬也，贵贱有时：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先时而葬者谓之得葬，后时而葬者谓之怠丧。其自袭而敛，自敛而殡，自殡而葬，中间皆不治他事，各视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为所以计安亲体者，必至乎葬而始毕也。袭也，敛也，殡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殡则不可不葬，犹之袭则不可不敛，敛则不可不殡，相待而为始终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间也。今有人亲死，逾日而不袭，逾旬而不敛，逾月而不殡，茍非狂易丧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于累年而不葬，则相与安之，何也？殡者必于客位，所以賔之也。父母而賔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为之者，以将葬故賔之也，所以渐即乎远也。殡而不葬，是使其亲退而不得反于寝，进而不得即于墓，不犹之客而未得归，归而未得至者与？非人事之至难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与。《晏子春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忧；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丧服小记》曰：久而不葬者，惟主丧者不除，其余以麻终月数者除丧则已。

译孔氏说：如果因为有事阻碍而不能按月份安葬，那么三年内冠冕服饰都不得除丧。主丧的人，指儿子为父亲、妻子为丈夫、臣子为君主、孙子为祖父（父亲去世时持重守丧），都作为丧主，不得除丧。其余指期年以下的亲属直到缌麻亲（刘世明说：众子虽然不是丧主，也不得除丧；张凭认为已出嫁的女儿也不得除丧，天性难以完全剥夺，有疑问时从重处理）。《孔丛子》记载：司徒文子问子思说：“丧服已经除去，然后才安葬，那么穿什么丧服？”子思说：“三年之丧未安葬，丧服不变，有什么可除的呢？”（司马光《葬论》也这样说。）由此可知，古人中有不幸因故不能安葬亲人的，即使超过三年也不除丧服，他们心中悲痛，在于未安葬，认为这与未满三个月的情况实质相同。与未满三个月的情况实质相同，这就不能按时间计算而立即恢复吉礼了。为什么呢？丧礼恢复吉礼，始于虞祭，而成于禫祭。虞祭作为礼仪，始于安葬之后，送形体而去，迎精神而返，所以举行虞祭来安抚亡灵。未安葬就没有理由举行虞祭，不举行虞祭，那么卒哭祭和祔祭，都没有理由举行。卒哭祭和祔祭不能举行，又凭什么可以举行练祭？凭什么可以举行祥祭？况且禫祭呢？所以即使超过三年，也与未满三个月的情况实质相同。未满三个月就想举行祥祭和禫祭的礼仪，路人都不忍心看到。（《丧服小记》说：三年后才安葬的，必须再祭。注解说：指练祭和祥祭。安葬当月举行虞祭，下个月举行练祭，再下个月举行祥祭。刘世明说：礼仪规定虞祭时柱梋翦屏，练祭时毁庐居垩室，祥祭时设席，禫祭时设床。现在这里虞祭及练祭、祥祭，虽然局促，还是追补这些事。如果在不同月份，因为本来不同年。练祭、祥祭的丧服变化除去，应当符合其节度。）这就是为什么可以除丧而不除丧的原因吗？这就是为什么宁愿收敛形体回来安葬，悬挂棺木而封土，而一定不敢为了过分的奢望而长久不安葬的原因吗？由此说来，那么儿子未安葬亲人的，不能举行虞祭，不能举行卒哭祭。不能举行虞祭，不能举行卒哭祭，却可以担任官职吗？要扭转末代的浮薄风气，举起百代坠落的制度，一定有圣人兴起而推行它。

译陈可大说：“那些因丧期未满而穿着麻服直到丧期结束的人，是指服丧一年以下的亲属直到服丧三个月的亲属。因为主人尚未安葬，不能改穿葛服，所以穿着麻服直到丧期届满才除去，不等待主人安葬后才除去。然而他们的丧服仍然必须收藏起来，以等待送葬。那些尚未安葬的丧事，服丧一年以下的亲属直到服丧三个月的亲属，尚且不能改穿葛服，而作为儿子的人，却遵循安葬完毕后的制度进行练祭、祥祭和禫祭，这说明现在的人没有父母已经很久了。”魏国的刘仲武娶了毌丘氏，生了儿子正舒、正则。等到毌丘俭兵败，仲武休掉了妻子【司马师诛杀毌丘俭三族，所以仲武休妻】，改娶王氏，生了陶仲武。为毌丘氏另立住所但不宣布断绝关系。等到毌丘氏去世，正舒请求合葬，陶仲武不允许，正舒不脱去丧服，在上下官府诉讼，哭得泣血露骨，丧服破烂不堪，几十年未能安葬直到死亡。宋国海虞令何子平，母亲去世辞官，哀痛毁伤超过礼制。恰逢大明末年，东方饥荒，接着又有战争，八年不能安葬，昼夜号哭，常常像刚给尸体穿衣入殓那天一样，冬天不穿棉絮，夏天不找清凉之处。一天用几合米煮粥，不吃盐菜，所住的房屋破败，遮不住风雨日晒。侄子伯兴想为他修缮，子平不肯，说：“我的情事未能伸张，是天地间的罪人，房屋何必覆盖。”蔡兴宗任防稽太守，非常怜悯重视，为他营建墓穴【朱子采入《小学·善行篇》】。梁国殷不佞任武康令，防守江陵时母亲去世，道路隔绝，不能奔赴，四年之中，昼夜号泣。等到陈高祖受禅，起用为戒昭将军，任娄令。至此，四兄不齐才迎接丧柩归葬，不佞居处礼节如同刚听到丧事，像这样又过了三年。唐国欧阳通任中书舍人，遭母丧，因年成凶荒未安葬，四年住在庐舍，不脱丧服，冬天家人秘密把毡絮放在他睡觉的席子下，通发觉大怒，立刻命令撤掉。元国孙瑾父亲去世停柩四年，衣不解带。这几件事可以作为不得已而停丧者的法则。

近年也有个别懂礼的人，未能安葬而不改变丧服的，却有人讥讽他们说：饮酒吃肉，在内室与妇人间的交际往来，一切都像平常人，唯独不改变衣冠，那么形式存在而实质丧失了。形式存在而实质丧失，接近于追求名声，那么一定要连形式也去掉，才不接近名声吗？子贡想去掉告朔祭礼中的活羊，孔子说：“赐啊，你爱惜那只羊，我爱惜那个礼。”唉，习惯难以改变已经很久了，如果不是大贤人，中等人的情感，很少不被外物所动的。圣人制作帽子、衣裳、佩玉来教导恭敬，制作丧服来教导孝顺，制作铠甲头盔来教导武勇。所以君子以穿着某种服饰却没有相应的仪容为耻，如果让他未安葬而不脱去丧服，那么他的悲哀之心、痛苦之意，必定有触目而常存的，这就是子游所说的借旧物兴起情感，作为孝子仁人的一种辅助。为什么一定要去掉它呢【现在吴人丧期结束除去丧服，就取帽子、丧服、鞋、杖烧掉；丧服期满而未安葬，就藏在棺材旁，等待安葬时穿着，安葬后穿着来答谢吊客，然后除去，并且烧掉。这也是活羊尚存的例子】。《诗经》说：“庶见素韠兮，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一兮。”哀公问：“绅委章甫对仁德有益吗？”孔子严肃地回答说：“您为什么这样说？穿着丧服、拿着苴杖的人，心中没有欢乐，不是耳朵听不到，是丧服使他这样的【《家语》】。后来议论礼制的人，必定能在这里做出选择。又考证实录，永乐七年七月甲戌，仁孝皇后丧期再期，皇太子因母亲丧事未安葬，禫祭后仍穿素服处理政务，到几筵前仍穿丧服。八年七月乙巳，仁孝皇后忌日，因未安葬礼同大祥【十一年二月葬长陵】。天子的儿子尚且这样做，难道说不能通用于士庶人吗？在殡埋装饰上奢侈，百姓以至于不埋葬亲人；在资送仪式上丰厚，百姓以至于不嫁女儿。于是有返本尚质的思考，而老子的书说礼是忠信淡薄而混乱的开始，这也太过分了。哪里知道《召南》的女子，等到她们被称作【《周礼·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而夫子告诉子路说：“收敛首足成形，返回安葬而没有外棺，符合财力，这就叫礼。”何至于像《盐铁论》所说：“送死耗尽家产，嫁女装满车子，齐武帝诏书所说：头发花白不婚配，棺材露天多年者呢？”马融有话说：“嫁娶的礼节节俭，那么结婚的就按时了；丧祭的礼节简约，那么终了。”林放问礼的根本，孔子说：“礼，与其奢侈，宁可节俭。”这是端正风俗的首要任务【《宋史·孙觉传》】知福州，闽地风俗婚丧厚重，费用无度，孙觉裁定为中法，使嫁妆不得超过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数，葬埋的费用也大概减少十分之五。【《元史·干文传》】传任婺源知州，婺源风俗，男女婚聘后，富有的就违背约定，有养育女儿到老死不嫁的；亲人去世贫穷的就不能安葬，有停柩几代不葬的。干文传上任，就召集长老，让他们以礼训告，过了三个月婚丧都完毕了】

假葬

晋武帝太康年间，前太子洗马郄诜寄住在卫国文学讲堂十多年，母亲去世不能把丧事办回家，就在堂北墙外下棺，称之为假

译安葬【《魏志·曹共传》记载：曹共十多岁时父亲去世，当时天下大乱，宗族各自离散回到乡里，他独自与一名门客担着父亲的灵柩暂时安葬，并带着年迈的母亲渡过长江。“假葬”一词在此处首次出现】三年后便除去丧服，朝廷下诏任命他为征东参军。评论的人认为这不符合礼制。《郑志》记载：赵商提问，主持丧事的人不除去丧服，如今有人背离故土和宗族，在他国暂时安葬，礼仪无法完备，但终究也有返回故土安葬的意思。三年丧期已满，可以除去丧服吗？回答说：安葬是送别亲人的最终仪式，暂时安葬是后世人为的权宜之计，反而可以用它来质疑礼制吗？

译改殡

古人的改殡礼仪，必定将灵柩迎回宫室寝殿，不拘泥于灵柩停放在远处的制度。齐庄公在襄公二十五年被崔杼杀害，安葬在士孙之里。二十八年，崔杼和庆封死后，十二月乙亥日初一，齐国人将庄公的灵柩迁到大寝，并带着庄公的棺木在集市上示众崔杼。二十九年二月癸夘日，齐国人将庄公安葬在北郭。从郭外的安葬，历经三年之久，将灵柩迁出到路寝，为他举行改殡仪式，不忌讳宫廷，也不嫌弃他是死于兵祸。古人送别逝者、慎重终礼的礼仪就是这样【景公是庄公的弟弟】。汉和帝因为梁贵人惨死，收敛安葬的礼仪有所缺失，于是将灵柩改殡于承光宫，追补服丧的制度。大概是因为附着在身体和棺木上的物品，是人子应当尽力完备的。如果像宋高宗那样，在梓宫进入国境时，立即用椁木承接，对上欺骗祖先，对下欺骗百官，确实是千古罪人。

《册府元龟》记载，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八月，派遣宗正少卿李琼前往曹州，勘察哀帝的陵寝。三年正月丙申日，下诏说：“朕自顾德行浅薄，得以继承大业，奉行祖先之道，常常勤勉于送别逝者的诚意，毫不懈怠。自从重新振兴宗庙社稷，再次举行郊祀，随即涤荡瑕疵，又沐浴在恩泽之中。大概是因为忧虑劳苦以安定国家，长期荒废了继承宗庙的职责，驾驭朽木如同惊恐，渡河如同畏惧。因此岁月推移，情怀郁结。恭敬地思念昭宗驾崩之时，少帝升遐之日，都遭受毒蛇般的毒害，迅速陨落了帝王之尊，将冠剑委弃给仇敌，将山陵托付给豺狼。静心思考规制，哪里符合法度，心中的悲怆更加深沉，起居坐卧更加警惕。考虑到重新选择墓地，以安慰允怀，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另外选择园陵，备办礼仪迁葬，以洗雪阴阳两界的怨恨，以表达追慕之心。所有臣僚，体察朕的哀痛感慨，虽然有这个命令，但因为年成饥荒、财力不足而停止。”

火葬

火葬的风俗在江南盛行，从宋朝时就已经有了。《宋史》记载，绍兴二十七年，监登闻鼓院范同进言：“如今民间风俗有所谓火化的，活着时奉养的器具唯恐不周全，死后却焚烧抛弃。国家早年的法令，贫穷没有葬地的人允许用官地安葬。河东地区地狭人众，即使是至亲的丧事，全都焚烧抛弃。韩琦镇守并州，用官钱购买田地数顷，供给百姓安葬，至今成为美谈。那么，承袭教化，使百姓不背离礼法，正是守臣的职责。此事关乎风化，理应禁止，仍然命令守臣处置荒闲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景定二年，黄震担任吴县尉，请求免除再次建造化人亭，上状说：“查对本司长久以来的惯例，有行香寺叫通济，在城外西南一里处。本寺长久以来作为焚烧人的场所，空亭约十间，以此谋取利益。全城愚昧的百姓都被其所诱骗，亲人死后就抬起来付之一炬，剩余的骸骨没有烧尽就再抬起来投入深渊。悲哀啊这些人，有什么罪过而遭受这死后的大戮呢？我长久以来深切痛心，因为自己职位低下想说话却没有发出。于是五月六日夜，风雷骤至，唯独完全拆除了那所谓焚烧人的亭子而去。我的意思是，秽气彰闻，冤魂共诉，皇天震怒，断绝这个根源。过了明天，根据寺僧发觉陈状，为此详细申报使府，大概也是庆幸这亭子毁坏罢了。案吏是什么人，敢接受寺僧的嘱托，行文下达本司勒令监造？我私下认为这亭子是为焚烧亲人设置的。人焚烧自己的亲人，是不孝的大罪。这亭子怎么可以再次建造呢？谨按古时候小敛大敛以至殡葬，都是捶胸顿足为迁移亲人的尸体而动作的，何况可以焚烧呢？抬起亲人的尸体交给火，惨虐到了极点，不再有人道。即使蚩尤制定五虐之法，商纣实行炮烙之刑，都是施加于生前，没有到死后才杀戮的。展禽说夏父弗忌必有灾殃，已经安葬却焚烧烟彻于上，或许是上天真的降下灾难。那么称为灾殃，凶险就可以知道了。楚子期想要焚烧麇国的军队，子西告诫不可以，即使是敌人的尸体，尚且有所不忍。卫侯挖掘褚师定子的墓，在平庄之上焚烧，大概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事。田单守卫即墨的孤城，积五年思考出万死一生的计策以激励他的百姓，所以袭用这种毒计，误让燕人挖掘齐国坟墓烧死人，齐国人望着哭泣，愤怒十倍而齐国打败燕国了。那么焚烧先人的尸体，作为子孙的人所痛愤，而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所以田单思考，五年想出这个诡计，以误导敌人。尉佗在粤地，听说汉朝挖掘焚烧他的先人坟墓，陆贾说明这不是真的，与他约定，也说：‘反叛就挖掘焚烧王先人的坟墓罢了。’举出最不可听闻的事，来互相恐吓，不是忍心做的。尹齐担任淮扬都尉，所诛杀的人很多，等到死了，仇家想要烧他的尸体，尸体逃走，归葬。解说的人说他的尸体飞走了。想要烧他的尸体，仇恨之深啊。想要烧他而尸体逃走，这是死而有灵，还知道焚烧的可畏啊。汉广川王刘去，淫虐无道，他的姬妾昭信共同杀害幸姬王昭平、王地余以及随从婢女三人。后来昭信生病，梦见昭平等人，于是挖掘她们的尸体，都烧成灰。刘去和昭信随即也被诛杀。王莽实行焚如之刑，烧陈良等人，也随即被诛灭【魏文帝终制略说：‘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以至于烧取玉柙金镂，骸骨并尽，这是焚如之刑啊。岂不重痛哉’】东海王司马越扰乱晋朝，石勒剖开他的棺

译（有人）焚烧他的尸体，说：“扰乱天下的人，就是这个人，我为天下人报仇。”越人的恶行，固然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但石勒残酷到这种地步，也实在令人不忍。王敦叛逆，有关部门将他埋葬的尸体挖出，焚烧他的衣冠，斩首示众。所焚烧的不过是衣冠罢了。只有苏峻因谋反被杀，焚烧了他的骨头。杨玄感反隋，也挖掘他父亲杨素的坟墓，焚烧他的骸骨。残酷暴虐的风气一旦打开，就施加于极恶之人【《周礼·秋官·掌戮》说：“凡是杀害自己父母的人，焚烧他。”】但这不是太平盛世的法则。隋朝修建仁寿宫，役夫死在路上，杨素焚烧他们的尸体。皇上听说后很不高兴。像隋文帝这样滥用刑罚的人，尚且不忍心焚烧人，那么痛苦没有比焚烧人更严重的了。蒋元晖淫乱宫闱，朱全忠杀了他并焚烧了他的尸体。一死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行。然而杀人者应当受刑，焚烧者则不合法律。不合法律的暴虐，尚且不能施加于被判处死刑的罪人，何况能施加于父母骨肉亲人呢？世上对父母骨肉亲人施行这种刑罚的人，又往往拾起他们残留的灰烬丢弃到水中，这就是宋朝诛杀太子刘劭逆党王鹦鹉、严道育，既焚烧又扬灰于河中的旧例。残酷更加严重了。而有的人竟然认为焚烧人是佛法，然而听说佛的说法，是戒止自焚的。现在的焚烧，是戒火吗？是人火吗？是自焚吗？是焚烧他们的子孙吗？佛是外国的法律，现在我们所处的，是中国呢？还是外国呢？有见识的人对此感到痛惜已经很久了。现在通济寺的僧人焚烧人的亲人以谋取利益，伤风败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上天有幸废除了它，怎么能再兴起呢？希望台慈怜悯百姓的无知，想到死者有什么罪？在通济寺张贴告示，风雷已经毁坏的焚人亭，不允许再重新建立。这对于哀悼死者、慎重终礼，实在不是小补。然而自从宋朝以来，这种风气日益盛行，国家虽然设有漏泽园，但地窄人多，不能全部安葬，于是相继焚烧，名叫火葬，习以为常。认为应当每里给予空地若干，作为义冢以等待贫民安葬，免除他们的租税，并且更加严禁焚烧亲人的人，以不孝罪论处，或许礼教可以兴起，民俗可以淳厚了。唉！古人在微小的服器上，尚且不敢投入火中，所以对于重的东西埋藏它，对于杖则折断丢弃它，何况敢焚烧尸体棺木呢？茶毗的教义始于沙门，塞外的风俗波及华夏。辛有到伊川，大概也预见到了这一点。以礼治国，后来的君王要记住啊【《列子》说：秦的西边有仪渠国，他们的亲戚死了，聚集柴草堆积焚烧，熏则烟上升，称为登遐，然后成为孝子。《荀子》说：氏羌的百姓，他们的俘虏不担忧被捆绑，而担忧死后不被焚烧。大概西羌的习俗就是这样】

译宋朝以礼教立国，却无法革除火葬的习俗；在其灭亡时，竟发生了杨琏真伽盗掘陵墓之事。

漏泽园的设立，始于蔡京，不能因为这个人而废除这项制度。

期功丧去官

古人在遭遇期功之丧时，都会弃官持服。《通典》记载：安帝初年，许多地方长官多借故弃官，于是下令除非是父母之丧，不得离职。考证书籍，如韦义因兄长韦顺去世而弃官，杨仁因兄长去世而弃官，谯〇因弟弟去世而弃官，戴封因伯父去世而弃官，马融遭遇侄子去世，自劾归乡，陈实因期丧弃官，贾逵因祖父去世而弃官。又《风俗通》说：范滂的父亲字叔矩，被征召为博士，因兄长去世（忧）而未赴任。《刘衡碑》说：任勃海王郎中令，因兄长琅邪相去世（忧），当天便轻装离去。《圉令赵君碑》说：司徒杨公征辟，因兄长去世（忧）而未到。那么兄长的丧事也称为“忧”。《曹全碑》说：调任右扶风槐里令，遭遇同胞弟弟去世（忧），弃官。那么弟弟的丧事也称为“忧”。《度尚碑》说：任命为上虞长，因堂父去世（忧）而弃官。《杨着碑》说：调任高阳令，遭遇堂兄沛相去世（忧），坚守道义忘记宠禄，飘然离去。那么堂父、堂兄的丧事也称为“忧”。《陈重传》说：被举荐为尤异，当升任防稽太守，遭遇姐姐去世（忧）而弃官。那么姐姐的丧事也称为“忧”【古人凡丧事都称为“忧”，其中父母之丧称为“丁大忧”，见《北史·李彪传》】。《王纯碑》说：任命为郎，失去妹妹，宁愿归乡，于是解下印绶。晋代陶渊明作《归去来辞》，自序说：不久程氏妹妹在武林去世，心情急切想要奔丧，自行免去职务。那么已出嫁的妹妹，也弃官去奔丧。晋《嵇绍传》：任命为徐州刺史，因长子去世而离职。那么儿子的丧事也可以弃官。后汉末年，时人多不行妻子之丧，荀爽引据大义，以经典正之，虽未完全改变，也有不少人改正。晋泰始年间，杨旌有伯母之丧未除，却应孝廉举，博士韩光议论认为应当贬斥。又说：天水太守王孔硕举荐杨少仲为孝廉，杨少仲有期丧却出行，引起清议非议。而潘岳《悼亡诗》说：期月之丧已满，悲伤更加深切。又说：投心遵循朝廷命令，挥泪勉强上车。这就是期丧满一年后，才去任职的证据。现在的人，急于得官，轻视持服，让晋代人看见，尚且会耻于与他们为伍，何况三代圣贤之列呢？《晋书·傅咸传》：惠帝时，司〇荀恺遭遇堂兄之丧，自己上表奔赴哀悼，诏书允许但未下达，荀恺便去拜见太傅杨骏，傅咸上奏说：死丧之威，兄弟情深，同堂兄弟去世，尚在灵柩旁守丧。圣恩怜悯，允许临丧，诏旨未下，就擅自去拜谒，急于谄媚之敬，没有友爱之情，应当公开贬斥以弘扬风教。《张辅传》：梁州刺史杨欣有姐姐之丧，未满十天，车骑长史韩预强行聘娶其女为妻，张辅任中正，贬斥韩预以澄清风俗。《刘隗传》：世子文学王籍之在叔母丧期结婚，东阁祭酒颜含在叔父丧期嫁女，刘隗一并上奏。庐江太守梁龛第二天才除妇丧，今天却请客奏乐，丞相长史周顗等三十多人同去赴宴。刘隗上奏说：嫡妻长子都持杖居庐，所以周景王有三年之丧，刚除丧就宴乐，《春秋》尚且讥讽，何况梁龛是匹夫，傍晚宴乐早晨除丧，怠慢丧服的过错，应当严肃丧纪之礼，请求免除梁龛官职削去侯爵。周顗等人知道梁龛在丧期宴乐不合礼，应当各夺俸一月，听从了。《谢安传》：期丧不废音乐，王坦之写信劝谏他不听从，士大夫效仿，遂成习俗，世人颇以此讥讽他。当时期功之丧，朝廷尚且重视，所以上受弹劾，下受乡议【《史记·魏其武安传》：丞相对灌夫说：“我想和仲孺去魏其侯家赴宴，仲孺有服。”索〇说：“服谓期功之服。”这就是汉代有服不预宴饮的证据】。《旧唐书·王方庆传》：上奏说：法令规定杖期、大功丧未葬不预朝贺，未终丧不预宴饮。近来朝官不遵礼法，身有哀容，陪预朝宴，手舞足蹈，公然违背宪章，名教既亏，实玷皇化。伏望申明令式，禁断。唐时格令未坠前经，现在却有说法：穿着齐衰进入大夫之门，停殡宫而召亲朋赴宴者，甚至髽踊方闻，衿鞶已饰，败礼伤教，日异岁深。呜呼！有人心者，则宜于此焉变矣。

裴庭裕《东观奏记》：大中朝，有前乡贡进士杨仁赡，妹妹出嫁，前进士于瓌，纳函之日，有期丧，仁赡不改期日，宪司纠论，贬康州参军，驰驿发遣。《册府元龟》：后唐明宗天成二年九月，敕原州司马聂屿，擢从班列，委佐亲贤，不守条章，强买店宅，细询行止，颇骇听闻。丧妻未及于半年，别成姻媾，弃母动逾于千里，不奉晨昏，令本处赐死。唐季五代之时，其法犹重。

《册府元龟》唐薛膺为左补阙，弟齐临阵为飞矢所中卒，膺闻难，不及请告，驰马以赴，与弟褒、庠处丧如礼。膺去左补阙，庠

译他离开河南县尉的职位，在〇文馆任职，与褒都隐居在郊外，戴着布巾守完丧期，那些遵循名教的人推崇他。

译《宋史》记载，王岩叟担任泾州推官时，听说弟弟去世，便弃官回家守孝。吕祖俭监管明州粮仓，即将上任，兄长吕祖谦去世，按部法规定，半年不上任者视为违年。吕祖俭坚持要服满一年的丧期，朝廷听从了他的请求。下诏规定违年者以一年为限，从吕祖俭开始。然而史书所记载的这类事情，也寥寥无几了。

汉代有人因老师去世而辞官，如延笃、孔昱（见《后汉书》）、刘焉（见《蜀志》）都见于史册。而荀淑去世时，李膺时任尚书，自行上表说明因老师去世而离职，朝廷本来就已经准许了。这大概也是子贡在场上筑室，其他弟子群居时为他戴孝的遗意吧？

缌麻之丧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宋天禧三年正月乙亥日，各路贡举人郭稹等四千三百人在崇政殿觐见。当时郭稹冒着缌麻之丧参加科举，被同辈人控告。皇上命令典谒官审问他，他引咎服罪，交给御史台弹劾审问。殿试落第三次的同保人一并赎金。殿试落第一次的，现在的制度规定，除了三年之丧外都可以参加科举，所以士人更加浮躁进取，风俗的淳厚远不如古人了。

丧期娶妻

《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到齐国纳币。《公羊传》说：纳币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讥讽什么？讥讽在丧期娶妻。如果娶妻在三年丧期之外，那么为什么讥讽在丧期娶妻呢？因为三年之内不图谋婚姻。何休注说：僖公在十二月去世，到这里未满二十五个月。又按礼制，先纳采、问名、纳吉，然后纳币，这四者都在三年之内，所以这样说。那么连纳币都受到讥讽，何况是正式婚嫁呢？唐高宗永徽年间，衡山公主将要嫁给长孙氏，议论的人认为当时已经除服，应当行吉礼。于志宁上疏说：《礼记》说：女子十五岁加笄，二十岁出嫁，有缘故二十三岁出嫁。郑玄说：有缘故是指遭遇丧事。《春秋》记载鲁庄公到齐国纳币，杜预说：母亲丧期未满两年就图谋婚姻，《左传》《公羊传》不讥讽失礼，这是明显的缘故。这些史书防备都记载了，是非历然分明，决断在于圣上之情，不必向臣下询问。那些议论的人说：按照制度，公除之后，都必须从吉（汉文帝诏书说：天下吏民不要禁止娶妇嫁女，祭祀饮酒吃肉）。这是汉文帝创制的仪节，为了天下百姓。至于公主服的是斩衰，即使服制随例除去，也不应当情随例改，在心丧之内就恢复成婚，不仅违背礼经，也是人情所不可接受的。伏惟陛下继承宝位，统领万方，理应继承羲轩的美德，与汤禹齐芳，在奖赏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伏愿遵循高宗的良轨，略去孝文的权制，国家于法无亏，公主情礼得毕。于是下诏公主等到三年服阕然后成礼。这难道不是有国的典章，本于天经地义？所以守礼的臣子还能引经据典而争辩呢。

《晋书》载记说石勒下书禁止国人不听在丧嫁娶（当时石勒称所部为国人）。《金史》章宗纪：承安五年三月戊辰，定下妻子去世服期内婚娶听离的法令；七月癸亥，定下祖父母丧期内婚娶听离的法令。现在的人大多不讲究这些。

《实录》正统十三年四月，楚王季埱上奏：弟弟大冶王季堧选择武昌护卫指挥同知翟政的妹妹为妃，婚期临近。没想到叔父崇阳王孟炜去世，季堧应该持服，不敢成婚。皇上命令礼部商议，礼部说王对崇阳王应当服期年之丧，因为崇阳王未去世之前，君命已经下达，节册到达之日，应当让妃翟氏拜受，等到服满再成婚。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正月乙未，派遣永肃侯徐安等人持节册封王妃）。

天顺三年十月庚戌，沈王佶焞上奏：“父亲康王在世时，选择潞州百姓李刚的女儿为弟弟永年王妃，李磐为妹妹长平郡主的仪宾，已经受封册，未及成婚，父亲王就去世了。现在父亲丧期已经过了大祥，阴阳书说明年为弟妹婚不利，乞求允许在今年择日嫁娶。”礼部侍郎邹干说：“三年之丧，是礼的大节，服期内成亲，法律有明确禁止。现在沈王与郡王、郡主都父丧未终，却惑于阴阳之说，想要废除这丧制，乞求行长史司启奏王，让他等到服阕再成礼。”皇上说：“这是长史不能辅导的罪过。”命令巡按御史依法执问。

十月癸丑，广灵王逊熿去世。癸酉，敕令灵丘王逊烇说：“所奏第四子、第五子都是镇国将军，以及女儿临城县主，都已经奏报，想要在本年九月后成婚。况且你兄长刚去世，正是哀戚不暇之时，却想要为男女成婚，以废大礼，这难道是你忍心做的吗？不允所奏。”宪庙大婚在天顺八年七月，虽然托之遗诏，而士大夫多以为非，所以南京礼部右侍郎章纶有请求待来春的奏章。

衫帽入见

《唐书·李训传》：文宗召见李训，因为衰麄难入禁中，命令穿戎服，号称王山人。《宋史·蔡挺传》：仁宗想要知道契丹的事，召对便殿，蔡挺当时有父丧，听任他以衫帽入见。那么唐宋有丧事的人不敢假借公服。现在的人干谒官长，就换穿青黑衣服，与常人无异，这又是比不上李训了吗？

奔丧守制

《礼记》说：“奔丧的人，从齐衰以下，是古人对于期功之丧，没有不奔丧的。”《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甲戌，废除期年奔丧之

译皇帝下诏。在此之前，百官听闻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去世，都允许奔赴家乡奔丧。到了这时，吏部上言：“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都服一年之丧，如果都让他们奔丧守制，有的人接连遭遇几场丧事，或者路途相隔几千里，那么任职的时间就少了，官员更替频繁，导致官职空缺、政务荒废。”今后除了父母以及祖父母中承担主丧责任的人丁忧外，其余服一年丧的人不许奔丧。皇帝下诏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这原本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沿袭以来，长达三百年，于是将不奔丧守制视为礼法的理所当然，而加倍地压抑对死者的哀痛，在士大夫阶层中屡见不鲜了。

译《实录》又记载：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代理北平按察司事务的监察御史陈德文上奏说：“继母刘氏去世，请求奔丧，获准。”陈德文四岁时父亲去世，家境贫寒，跟随母亲改嫁陈氏，后来年长后回归本宗。等到他母亲去世时，当时已经废除了奔丧的制度，陈德文恳切请求到了极点，皇上特别怜悯而准许了他。由此可见，太祖虽然依照吏部的奏议，但仍然通达人子之情，本来就没有固执一端。

三代圣王教化的事情，如今仅存的，只有丧服制度罢了。自丧乱以来，逐渐废弛坠坏。我私下认为，父母的丧事，除非是战争军务，不得起复任职，这已载入国家典章，人人皆知。至于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的丧事，都依照洪武初年的制度，允许解官奔赴，服丧期满后再补任职务；其他虽然持重丧但不去官的，以及大功以下丧事的，京官允许穿素服上朝参拜，不参与庆贺活动；在外各衙门穿素服处理政务，祭祀宴饮等事，由副职代理。未任职的官员不得谒见选拔，生员只参加岁考，不赴科举，平民百姓不许嫁娶，十五个月除丧后恢复原状。那些在期功丧期间宴饮作乐的，官员罢免职务，士子黜退，并记录在申明亭，以显示清议。这样或许能使民风归于淳厚，至于攀附请托的风气，也不用禁止就会衰止了。

洪武十一年二月，广西布政使臧哲因母亲丧事离职，皇上思念他，特意派人赐米六十石，钞二十五锭。从此以后，凡是官员因父母丧事离职而居家守丧的，都有赏赐。十七年正月，命令吏部：凡是官员丁忧，已在职五年，廉洁勤勉没有赃私过犯的，按照品级给予半俸直至服丧期满；在职三年的，给予三个月的全俸。

**丁忧交接**

过去看到有官员因父母丧事，听到讣告就奔丧，不出半个月，近来的议论却一定要让他交接完毕才允许离任，甚至有库款亏空未补，服丧期满还不能回家的人。这就是把钱粮看得重，把伦理纲常看得轻，既违背了治理事物的方法，又失去了对待臣下的礼节。这种弊端的由来，始于苛敛太过。大概从前钱粮由县丞掌管，文书由主簿掌管，税课由大使掌管，县令只稽查要点，而不参与其中，而且俸禄足以供给使用，不从库藏中取用，所以听到讣告就迅速出发，没有滞留，也没有挪用侵欠的事情。现在州县之中，细微的利益，上面都全部索取，而大吏的诛求尤其痛苦，库藏不足，用虚文报告匮乏。到了近年，天下没有完整的库藏了，即使勒令交接，也不过用虚文应付，徒然滋长不孝的官员，而对国家财政的盈亏没有益处。唉，君主难道知道养廉是致孝的源泉吗？

陶侃对王贡说：“杜弢任益州刺史，盗用库钱，父亲去世不奔丧。你本是好人，为什么要跟随他呢？天下哪有白头发的贼寇呢？”王贡于是来投降。杜弢失败逃走。今天居官的人，大半都像杜弢一样。像这样的人，做贼也不能成功。

史书记载梁高祖丁文皇帝（高祖父丹阳尹顺之）丧事时，任齐随王镇西谘议参军，在荆州镇守时仿佛奉命问候，便投剑星夜奔驰，不再寝食，加倍赶路前行，狂风惊浪，不停止片刻。等到登上帝位，建立七庙，每月两次拜祭，每次展拜，常常涕泗滂沱，哀痛感动左右。那么明王以孝治天下，而不遗漏小国的臣子，必定有使他们各尽其情的办法。

洪武八年八月戊辰日，诏令百官听到父母丧事的，不等待批复，允许立即离职。当时北平按察司佥事吕本说：“近来的制度，士大夫出仕在外，听到父母丧事，必须等待移文原籍审核，等到回复，然后奔丧。我私下认为，中外官吏离开家乡，有的是一二千里，有的是万里，等到文书往复，近的超过一个月，远的半年，使为人子的含着悲哀等待批复，等到回家，殡葬已经结束，岂止是看不到父母的形体，连棺柩也有不及见的。推究人子之情，深可怜悯。我请求从今以后官吏如果遇到亲丧，允许其家属向官府陈述，移文任职所在，让他奔赴，然后核实，这样人子得以尽送终之礼，而朝廷孝理之道就彰显了。”皇上认为对，所以有这道命令。

**武官丁忧**

《晋书》记载姚兴下书，将帅遭遇大丧，不在边疆险要之地的，都允许奔赴，服丧期满才从事王事。宋岳飞请求终了母亲丧事，由张宪代理军事，步行回到庐山。《元史》记载成宗诏令军官，除了边远出征的，其余遇到祖父母、父母丧事，依照民官例立限奔赴。那么明制武官不丁忧，不符合道同伦常之义。《国史》记载洪武二十八年，兰州

译卫指挥佥事徐遵等人，因为父亲和祖母病故，上奏请求护送灵柩回乡安葬，朝廷商议不准许，皇上特别批准了。这难道不是“寻求忠臣必定从孝子之门中选拔”的道理吗？

译居丧期间宴饮饮酒

唐宪宗元和九年四月癸未日，京兆府上奏：已故法曹陆赓的儿子慎余与兄长博文，在守丧期间穿着华丽的服饰，经过街市时饮酒吃肉。皇帝下诏各杖责四十，慎余流放至循州，博文遣返回原籍。《册府元龟》记载：元和十二年四月辛丑日，驸马都尉于季友因在嫡母丧期与进士刘师服宴饮，于季友被削去官爵，杖责四十，安置于忠州；刘师服杖责四十，流放连州。于頔因未能管教好儿子，被削去官阶。《旧唐书·本纪》记载：礼法施行于平民，法律也执行于权贵，这就是唐朝得以复兴的原因。

姚兴时期，有位给事黄门侍郎古成诜，常把天下的是非对错当作自己的责任。京兆人韦高仰慕阮籍的为人，在母亲丧期弹琴饮酒。古成诜听说后哭泣说：“我应当私下用刀刃斩了他，以推崇风俗教化。”于是拿着剑去寻找韦高，韦高害怕而逃匿，终身不敢再见他。即使是僭越混乱的国家，还有这样的人。

匿丧

后唐明宗天成三年闰八月，滑州掌书记孟升隐瞒母亲去世的丧事，大理寺判处他流放，奉皇帝敕令。朕认为顺应人心期望，继承帝业，政事务必探究教化的本源，道理每每以道德为根本。重视持守国法以端正人伦，孟升身为儒生，担任幕僚职务，本应凭借谋略辅佐朝廷，却完全昧于操守修养，只贪图荣华俸禄，隐瞒母亲丧事而不举哀。作为儿子，哪里配得上？亵渎污染时风，败坏伤害名教。五刑中这是重罪，十恶中难以宽恕，本想将他流放荒远之地，不如让他自尽，可赐他自杀。其观察使、判官、录事参军失于纠察，各自受到降职处罚。

国恤宴饮

《春秋传》记载，吴国公子札从卫国前往晋国，将要在戚地防守，听到钟声，说：“奇怪啊！夫子获罪于国君，所以留在这里，恐惧还不足够，又怎么快乐？夫子留在这里，就像燕子在帐幕上筑巢，国君又在殡宫（献公去世未葬），可以快乐吗？”于是离开。孙文子听说后，终身不听琴瑟。汉魏以后，有山陵未建成而宴饮的，《汉书·元后传》记载，司隶校尉解光上奏曲阳侯王根，作为骨肉至亲、社稷大臣，先帝山陵未成，却聘娶已故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人，置酒歌舞，无人臣之礼，大不敬，不道，因为王根曾建立社稷之策，遣送他回封国，他的侄子成都侯王况免为庶人，返回原郡。《魏书·甄楷传》记载，任命为秘书郎，世宗去世未葬，甄楷与河南尹丞张普惠等人饮酒嬉戏，被免官。就是这种情况。有国丧未满一年而宴饮的，《晋书·钟雅传》记载，任命为尚书左丞，上奏说肃祖明皇帝离开万国，尚未满一年，圣主穿素服，百官悲伤，尚书梅陶没有大臣忠慕的节操，家庭奢侈靡费，声伎纷繁华丽，丝竹之音流传到街巷，应当加以放逐罢黜以整顿王法。就是这种情况（当时穆后临朝特别宽恕不问，但百官畏惧他）。有国忌日而宴饮的，《旧唐书·德宗纪》记载，贞元十二年五月丁巳日，驸马都尉郭暧、王士平以及郭暧的弟弟郭煦、郭暄因在代宗忌日宴饮，被贬官回家。就是这种情况。这些都是应当推行的旧例，礼是君主的大权柄，可以听任其颓废松弛而不问吗？

宋朝家法

宋朝的典章制度不确立，政事琐碎杂乱，一代的制度，实在不足称道。然而超过前人的有几件事：如君主在宫中自行守三年之丧，第一；外言不传入宫门，第二；未及临终遗命，就立族子为皇嗣，第三；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第四。这些都是汉、唐所不及的，所以能够继世享国达三百余年。至于职官、军旅、食货的制度，冗杂无纪，后来治国的人，都应当引以为戒。

日知录卷十五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录卷十六《昆山顾炎武撰》明经

现在的人只把贡生当作明经，这是不对的。唐朝制度有六科，一是秀才，二是明经，三是进士，四是明法，五是书，六是算（《大唐新语》：隋炀帝设置明经、进士二科，国家沿袭隋制，增设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加上前面的共为六科）。当时以诗赋取士的称为进士（《金史·移刺履传》：进士之科，隋大业年间开始试策，唐初沿袭，高宗时夹杂箴铭赋诗，到文宗时才专用赋）。以经义取士的称为明经（叶石林《避暑录话》：唐朝制度取士用进士、明经二科，本朝初年只用进士，废除明经不知从何时开始，仁宗担心进士诗赋浮浅，不本于经术，嘉祐三年才恢复明经科）。现在废除诗赋而用经义，那么现在的进士就是唐朝的明经。

唐朝时入仕的人数，明经最多。考试的方法，让他们全写注疏，称为帖括。议论的人认为他们不能通经权变。朱文公说注疏还可以作为验证。不然的话，倘若有关部门随意上下其手，既失去了末节，又得不到根本，那就荡然无存了。现在的学者，连注疏都不看，几乎本末俱丧。那么现在的进士，又不如唐朝的明经吗？

秀才

《旧唐书·杜正伦传》记载，杜正伦在隋仁寿年间，与兄长杜正〇、杜正藏都以秀才擢第。唐代举秀才只有十余人，杜正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