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録卷三

译《日知录》卷三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录》卷四，昆山顾炎武撰。

鲁国的《春秋》。

《春秋》并非始于隐公。晋国韩宣子出使鲁国，在太史氏那里观览典籍，看到了《易象》和鲁国的《春秋》，说：“周代的礼制全在鲁国了！”我这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和周朝之所以能称王天下的原因【《左传·昭公二年》】。大概《春秋》必定起始于伯禽受封之时，直到周朝中期，当周朝兴盛时，朝觐、会同、征伐等大事都记载其中，所以称为周礼，而完成这部书的是古代的良史【孟子虽然说过“《诗》亡然后《春秋》作”，但不应伯禽到孝公三百五十年间完全没有记载】。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官失职，于是孔子担忧而加以修订。自惠公以上的文字，孔子没有改动，这就是所谓的“述而不作”。自隐公以下，则是孔子根据自己的心意加以修订，这就是所谓的“作《春秋》”。那么，自惠公以上的《春秋》，本来就是孔子所赞许并沿用的，可惜那部书没有保存下来。

《春秋》是一部存疑阙疑的书

孔子说：“我还来得及见到史官记载中阙略的文字。史官记载中阙略的文字，圣人也不敢随意增补。”《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发生日食。《左传》说：“不记载日期，是史官弄错了。”僖公十五年夏五月，发生日食。《传》说：“不记载朔日和日期，是史官弄错了。”以圣人的明智，千年后的冬至，可以坐着推算出来，难道难以考证历法、排布算数以补全其阙略，而夫子不敢这样做吗？何况是史文有误，无从校正的情况呢？何况是列国之事，得之于传闻，没有登上史官简册的情况呢？《左氏传》这部书，写成它的不止一人，记录它的不止一个时代，可以说内容丰富了，但夫子当时未必见过。史官所不记载的，即使是圣人也有不知道的地方。况且《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即使孔子在历次聘问之余，必定听闻各国的政事，难道就可以把一百二十个国家的珍贵典籍，增入本国的记录中吗【《公羊传》成公十三年记载诸侯伐秦，下正义说：“经文依据史官的简册，简册所没有的，所以经文就阙略了。传文采录于简牍，简牍先前已有，所以传文独自留存”】。至于改葬惠公之类不记载的，是旧史所没有的。曹大夫、宋大夫、司马、司城不称名的，是阙略【齐崔氏出奔卫国，去掉名字而称氏族；宋国杀其大夫山，去掉氏族而称字，怀疑都是前代史官的阙略】。郑伯髡顽、楚子麇、齐侯阳生实际是被弑杀却记载为“卒”的，是因为传闻不如简册可靠，所以沿袭旧史的文字【邵氏说：“赴告说是卒，就记卒；赴告说是弑，就记弑。被弑杀却赴告说是卒，那弑杀之事只是传闻罢了。传闻不如简册可靠，所以记卒以等待查察，这好比疑难案件”】。《左氏传》成书于获麟之后，网罗浩博，确实是夫子所未见的，但后来的儒者，似乎认为已有此书，夫子依据它进行笔削。即使《左氏传》解释经文，对于不合之处，也多曲意为之解说，而经学家的议论，于是把圣人不知道的事当作忌讳，因此新说越多，是非越不能确定，所以现在人谈论《春秋》的话，都是郢书燕说，是夫子所不能预料的。孔子不说过吗：“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难道只是告诉子张的吗？修订《春秋》的方法，也不过如此。《春秋》是依据鲁史修订的，《左氏传》是采录列国史书而作的，所以所记载的晋国之事，自文公主盟、夏盟政事交往于中国，则以列国史书参证，而一律采用周正；自惠公以前，则间或采用夏正，其不出于一人是很明显的。那些说仲子为子氏未薨，平王崩为赴告以庚戌【先壬戌十二日】，陈侯鲍卒为再赴告，似乎都是揣摩而为之说。

三正

三正的名称见于《甘誓》。苏氏认为自舜以前必定有以建子、建丑为正月的，其由来尚早。《微子之命》说：“统承先王，修其礼物”，则知道周用夏正，宋用殷正，如果朝觐会同则用周的正朔，其在本国则自用其先王的正朔。唯独晋是姬姓之国却用夏正，则不可理解【三正之所以不同，怀疑古代分封各国各有所受，所以公刘当夏后之世而一之日、二之日已用建子为纪，晋之用寅，其也是承袭唐人的旧制吗？《舜典》协时月正日，即协调此不齐之时月】。杜预《春秋后序》说：“晋太康中，汲县人发掘其界内旧冢，得到古书，都是简编科斗文字。记载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十一年十一月，是鲁隐公元年正月，都采用夏正，以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现在考证《春秋》僖公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经文记春，而传文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经文记正月，而传文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晋杀其大夫阳处父，经文记春，而传文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经文记十有一月壬戌，而传文则为九月壬戌。经传之文或从夏正，或从周正，所以错互如此【罗泌认为传据晋

译史书，若以《周历》为经，则与《史记》所载“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实为秋七月之误）的校正情况完全相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丑逃往京师，而卜偃对晋献公的回答却说是九月与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绛县老人说：“我出生的那年，正月甲子朔”，用长历推算，那是鲁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这又是晋人使用夏正而在传文中得以体现的例子。

译僖公二十四年冬天，晋侯夷吾去世。杜预注解说：文公确定即位后然后才来报告，如果不报告，文公进入晋国【《传》说：秦伯接纳了他，没有记载，是因为没有报告他入国】却报告惠公的去世，把上年的事当作今年的事，新君入国的日子，反而成为旧君去世的年份，这不符合人之常情。怀疑这段经文是错简，应当放在二十三年的冬天。《传》说：九月，晋惠公去世，晋国的九月，就是周历的冬天【大概是怀公派人来报告】。隐公六年冬天，宋国人夺取长葛。《传》记载为秋天。刘原父说：左氏记载的日月与经文不同的地方，是因为丘明作书，杂取当时诸侯史官的文字，所用三正参差不一，往往令人迷惑，所以经文所说的冬天，《传》却称为秋天。考察宋国使用殷正，那么建酉之月，周历认为是冬天，宋历却认为是秋天了。

桓公七年夏天，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传》记载为春天，刘原父说：“《传》所依据的，是以夏正来纪时的。”

文公十六年，齐公子商人弑杀他的国君舍。经文在九月，《传》记载为七月。隐公三年，夏四月，郑国祭足率领军队夺取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夺取成周的禾稼。如果认为是周正，那么麦子、禾稼都还没有成熟。四年秋天，诸侯的军队打败郑国的步兵，夺取他们的禾稼然后返回，也在九月之前。这是夏正六月，禾稼也没有成熟。注解说：“夺取大概是指芟除践踏，终究还是可疑的。”按《传》中杂取三正，多有错误。左氏虽然在隐公元年发其条例说：“春王周正月”，但间或也有失于改定的地方，文多事繁，固然是著书的君子所不能避免的。

闰月

《左氏传》文公元年，于是闰三月，是不合礼的。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发生日食，辰在申，是司历的过错，再次失闰了。哀公十二年冬天十二月，出现螽虫。仲尼说：“现在大火星还在西流，是司历的过错。”这些都是鲁历，春秋时各国的历法也自有不同的，经文特别依据鲁历来记载【《史记》：秦宣公在位十二年，开始记载闰月，这是各国历法不同的一个证据】。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晋国杀其大夫胥童，《传》记载在上年的闰月【上面有十二月】。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卫世子蒯瞆从戚进入卫国，卫侯辄来投奔，《传》记载在上年的闰月【上面有冬天】，这都是鲁国失闰的证据，杜预认为是听从报告，是不对的。

《史记》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议它，这是因为以鲁历为周历，是不对的。平王东迁以后，周历的朔日很久不再颁布了，所以《汉书·律历志》六历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对于左氏所说的“失闰”，都说是鲁历，大概是本于刘歆的说法【《五行志》：“周朝衰微，天子不颁布朔日，鲁历不正，置闰不得其月，月的大小不得其度”】

王正月

《广川书跋》记载晋安鼎铭文说：“惟王十月乙亥【《集古录》《博古图》记载此鼎并作王九月】”并论述说：“圣人作《春秋》，在岁首则书王，解说者说这是谨慎开始以端正开端。现在晋人作鼎却说‘王十月’，这是当时诸侯都以尊王正为法，不只是鲁国如此。”李梦阳说：“现在人往往有得到秦权的，也有‘王正月’字样，由此看来，《春秋》‘王正月’一定是鲁史本文。说王，是用来区别于夏、殷，并没有其他含义。”刘原父以“王”这一字为圣人的新意，是不对的。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也在这里可以看出【《博古图》记载周仲偁父鼎铭文说：“维王五月初吉丁亥。”齐侯镈钟铭文说：“维王五月辰在戊寅。”敔敦铭文说：“维王十月”】

赵伯循说：“天子常在当年冬天颁布明年的正朔给诸侯，诸侯接受它。每月奉月朔甲子来报告于宗庙，这就是所谓禀受正朔。所以说‘王正月’。”

《左氏传》说：“元年春王周正月。”这是古人解经的善处，后人辨析它，累数百千言没有明白的，《传》用一字就尽说了。

没有成为天子，那么即使建子也不敢称为正。《武成》篇“惟一月壬辰”就是这样【《传》：一月，是周的正月，就像《豳诗》说的一之日】。已经成为天子，就称为正，又加上王，以区别于夏、殷。《春秋》王正月就是这样。

春秋时月并书

春秋时月并书，在古代没有见过。考察《尚书》，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未获”，说时就不说月。《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召诰》“三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乙亥”，《顾命》“惟四月哉生魄”，《毕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说月就不说时【朱文公回答林择之，也有古文例不书时的说法】。其他钟鼎古文大多如此。《春秋》独独并举时月的，是因为它是编年之

译史书中，有时、有月、有日，大多是因为义例的要求，不容许缺漏其中任何一项【有人怀疑这是孔子的特笔，其实不然。旧史既然以《春秋》为名，自然应当记载时。比如隐公二年“春，公防戎于潜”，不可能二年记载了春，元年反而不记载春，由此可知，认为以时冠月是出于孔子的说法是不对的】

译建子之月而书春，这是周人称之为春。《后汉书·陈宠传》说：“天正建子，周以为春。”《元态朋来五经説》说：“阳生于子，即为春；隂生于午，即为秋。”这就是所谓的天统。

谓一为元

杨龟山回复胡康侯的信中说：“〇您录示《春秋》第一段义理，所谓元就是仁，仁是人心。《春秋》深明其用，应当从尊贵者开始，所以治国先正其心。这种说法似乎太支离破碎了，恐怕改元之初并无此意【这源自《汉书·董仲舒传》：‘臣谨按《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三代的正朔，如同忠、质、文的崇尚，循环无端，不可增损。斗纲的端点，连贯营室，织女的纪，指向牵牛的初，以纪日月，所以叫星纪。五星起于其初，日月起于其中，其时为冬至，其辰为丑。三代各据一统，表明三统常合而轮流为首，是周环五行的道理。周据天统，以时而言；商据地统，以辰而言；夏据人统，以人事而言。所以三代之时，只有夏为正，说《春秋》以周正纪事是对的。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怕圣人不会做。如果说以夏时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若以夏时言之，则十月陨霜乃其时也，不足为异。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时冠月，当曰秋十月也【熊朋来也说：‘若依夏时周月之説，则正月二月须书冬，而三月乃可书春尔’】。

《五代史·汉本纪》论曰：“人君即位称元年，是常事。孔子未脩《春秋》，其前固已如此。虽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记事先后逺近，莫不以嵗月一二数之，乃理之自然也【元吴莱本此作改元论】。其谓一为元，葢古人之语尔。及后世曲学之士，始谓孔子书元年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为重事。徐无党注曰：‘古谓嵗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国语言六吕曰元，间大吕。《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数，多不言一，不独谓年为元也。’吕伯恭《春秋讲义》曰：‘命日以元，虞典也【书月正元日】；命祀以元，商训也【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年纪日辰之首，其谓之元，葢已久矣。岂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説《春秋》者乃言《春秋》谓一为元，殆欲深求经防，而反浅之也。”

改月

三代改月的证据见于《白虎通》所引《尚书大传》之言甚明，其言曰：“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正即正月】。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不以二月后为正者，万物不齐，莫适所统，故必以三微之月也。周以十一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矣；殷以十二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矣；夏以十三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三月矣【洪迈曰：‘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也’】。胡氏引《伊训》‘太甲十有二月’之文，以为啇人不改月之证，与孔传不合，亦未有明据【《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传曰：‘汤崩逾月，太甲即位，奠殡而告。’《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传曰：‘汤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阕，未尝以十二月为嵗首’】。

胡氏又引秦人，以亥为正，不改时月为证，则不然。《汉书·髙帝纪》春正月注：“师古曰：凡此诸月号，皆太初正厯之后，记事者追改之，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嵗首，即谓十月为正月，今此真正月，当时谓之四月耳。他皆类此。”《叔孙通传》诸侯羣臣朝十月，师古曰：“汉时尚以十月为正月，故行朝嵗之礼。”史家追书十月【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东井，当是建申之月。刘攽曰：“按厯，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过一两次，今十月而从嵗星于东井，无是理也。然则五星以秦之十月聚东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当在鹑尾，故太白、辰星得从嵗星也。”按此足明记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于追改，遂以秦之十月为汉之十月耳。夫以七月误为十月，正足以为秦人改月之证，胡氏失之】。

天王

《尚书》之文但称王，《春秋》则曰天王，以当时楚、吴、徐、越皆僭称王，故加「天」以别之也。赵子曰：“称

译天子因为天下没有两个至尊，这是正确的。」

译邾仪父

称邾仪父的字，是因为附庸国的国君没有爵位可供称呼，如果直接书写他的名字，又不是对待邻国国君的礼节，所以称他的字。《诗经·车邻》的序言说：“赞美秦仲。”孔子说：“秦仲以字配合国号，是因为附庸国尚未得到爵位任命，没有谥号可供称呼。”邾国地位低于子爵和男爵，但比那些改变习俗的夷狄国家（如郳犂来、介葛卢直书其名）要高，这与萧叔朝见周公（杜预解释：叔是名字，这是错误的）属于同一类情况。《左传》说这是表示尊重；《公羊传》说这是表示褒扬，这都是不对的。这也是史官的常规做法，并不是旧史书写作“邾克”，而孔子将其改为“仪父”。

邾仪父称字，表明他是附庸国的国君。郳犂来朝见，称其名，地位较低。介葛卢来，不说是朝见，地位更低。白狄来侵扰，其国君称名，地位更低。

仲子

隐公元年秋七月，周天子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助丧财物。所谓惠公仲子，是指惠公的母亲仲子。文公九年冬，秦国人来送僖公成风的助丧衣物。所谓僖公成风，是指僖公的母亲成风。这就像晋简文帝的母亲、会稽王太妃郑氏被称为简文宣太后一样，是国学明教臧焘所说的“以儿子来称呼母亲，同时彰显尊贵的来源”。《谷梁传》说：母亲以儿子的姓氏为氏。注解说：妾不能正当地匹配国君，所以以儿子为氏。按《仪礼》传文，妾不能正当地匹配国君。仲子是谁？是惠公的母亲，孝公的妾室。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左传》认为是桓公的母亲，桓公尚未即位就用夫人的礼仪尊崇其母，而且人还没死就送来助丧财物，都违背人情，不可信。《公羊传》也认为是桓公的母亲，惠公的妾室，将妾系于国君之下，与将母亲系于儿子之下相比，在义理上就短浅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鲁国有两个仲子，孝公的妾室有一个仲子，惠公的妾室又有一个仲子。而隐公的夫人又是子氏，两传所听到的不同，所以有种种纷杂的说法。

这也是鲁国史书的原文。因为鲁国有两个仲子，不得不称她为惠公仲子。在《考仲子之宫》篇中，不提及惠公，是因为承接上文而省略了措辞。《释例》说：妇女在礼制上没有外部的行为，应当系于丈夫的谥号以明确归属，比如郑武公娶申国女子，称为武姜；卫国庄公娶齐国东宫得臣的妹妹，称为庄姜。妾不能正当地匹配国君，不得已而系于儿子。仲子系于惠公而不能系于孝公，成风系于僖公而不能系于庄公。这就是所谓名分不正则言语不顺的道理。

春秋十二位国君的夫人出现在经书中的有：桓公夫人文姜；庄公夫人哀姜；僖公夫人声姜；宣公夫人穆姜；成公夫人齐姜；都记载了薨逝和安葬。文公夫人出姜；没有记载薨逝和安葬。隐公夫人子氏；记载了薨逝，没有记载安葬。昭公夫人孟子；将薨改为卒，没有记载安葬，不称夫人。那些作为妾母出现在经书中的有：僖公母亲成风；宣公母亲敬嬴；襄公母亲定姒；昭公母亲齐归；都记载了薨逝和安葬，称夫人、小君。只有哀公母亲定姒，将薨改为卒，不称夫人、小君。其他的如隐公母亲声子；桓公母亲仲子；闵公母亲叔姜；都没有出现在经书中。定公的母亲，经传都缺失。而所谓惠公仲子，是惠公的母亲。

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谷梁传》说：“夫人，是隐公的妻子。去世而不记载安葬，是因为夫人的义理是跟随国君的。春秋的体例，安葬国君则记载，安葬国君的母亲则记载，安葬妻子则不记载，以此来区别礼仪的轻重。隐公还在世而夫人去世，所以不记载安葬。注解说因为隐公弑君的贼人未被讨伐，所以不记载，这是不对的。”

成风敬嬴

成风、敬嬴、定姒（襄公四年）、齐归记载为夫人、小君，为什么呢？因为邦国人这样称呼，旧史书这样记载，孔子怎么能贬低她们呢？在后世就像秦国的芊氏、汉代的薄氏被称为太后一样，直接书写而过失自然显现。定姒（定公十五年，鲁国有两个定姒）记载安葬而不记载夫人、小君，是因为哀公尚未成为国君。刘原父说：姒氏是哀公的母亲，定公的妾室，哀公尚未成为国君，所以也不敢称其母为夫人。孟子则连安葬都不记载，是因为没有完成丧礼。

君氏卒

君氏卒，参照定公十五年姒氏卒的例子，以《左传》的说法为是。不说子氏，是因为子氏不止一个，所以系于国君以作区别，就像仲子系于惠公一样。如果是天子的卿，就应当举出名字，不仅仅说姓氏。《公羊传》、《谷梁传》两传写作尹氏。有人怀疑君氏的名字别处没有见到，《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左师见到夫人步行的车马，询问，回答说：“是君夫人氏。”大概当时有这样的称呼，那么去掉“夫人”二字，就是君氏了。战国时期齐国有君王后。

夫人子氏，是隐公的妻子，嫡妻，所以记载为薨。君氏，是隐公的母亲，惠公的继室，妾室，所以记载为卒。

不记载安葬是为什么呢？《春秋》初期，距离西周不远，嫡妾的区分还很严格，所以仲子有单独的宫室并献六羽，这就是所谓的还秉持周礼。僖公以后，日益僭越违背经义，由此可见。

滕子薛伯杞伯

滕侯降等为子，薛侯降

译至于“伯”这个称呼，是杞侯由伯爵降为子爵，又由子爵降为伯爵，这是贬低他吗？【《春秋》记载“滕子来朝”，张九成、胡安国认为这是贬低他朝见桓公】所谓贬低，在言辞上可以，在名分上也可以，但到了名分上已经穷尽了。降低他的爵位，并不符合实情。古代的天下和现在一样，崔呈秀、魏广微，天下人没有称他们字的人，提到他们就直接称名，称名是因为厌恶他们，厌恶他们就称其名，这就已经穷尽了。如果降低少师的职位为太子少师，降低尚书的职位为侍郎、郎中、员外郎，即使是小孩也知道这是不可以的。那么三国降低爵位又是为什么呢？程大昌认为，这三国都是被诸侯的政治所困迫，从而自我贬低【孙复已有此说，程颐《春秋传》大致相同。《春秋》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子产争辩说：“郑国是男爵，却要求它承担公侯的贡赋，担心它供给不起。”哀公十三年黄池之会，子服景伯】

译伯说：鲁国向吴国缴纳八百辆兵车的赋税，如果按照子爵、男爵的等级，那么将会把邾国的一半领土归属吴国，而像邾国侍奉晋国那样侍奉吴国，这些都是证据。在春秋时代，卫国已经称公了，到了它的末期，被贬称为侯，又被贬称为君。《史记·卫世家》记载：昭公时三晋强大，卫国如同小侯，依附于他们。成侯十六年，卫国改贬称号为侯。嗣君五年，又改贬称号为君。这些记载在《史记》中，但后人还有不知道的。高诱解释《吕氏春秋·卫嗣君》说：秦国贬低卫国的称号为君。滕国、薛国、郳国也是如此。襄公二十七年，宋国的盟会，齐国人请求让邾国参加，宋国人请求让滕国参加，都没有被允许参加盟会。定公元年，修筑成周城墙，宋国的仲孙蔑说：滕国、薛国、郳国，是我们役使的国家，那么它们不仅自我贬低，而且是大国的私属了。所以鲁国史官因此这样记载。

小国贫穷，那么滕国、薛国、郳国就降格称伯称子；大国强大，那么齐国的世子光就列在莒国、邾国、滕国、薛国、杞国、小邾国之上。齐国世子光八次会合诸侯，其中五次都排在诸侯之下，到了襄公十年伐郑的会合，排在滕国、薛国、郳国、小邾国之上，十一年再次会合，又进排在莒国、邾国之上。这是时势造成的。左氏说因为先到而进位，这也是托辞罢了。

阙文

桓公四年、七年缺失秋冬两季，定公十四年缺失冬季一季。《公羊传》成公十年缺失冬十月。昭公十年十二月没有冬季，僖公二十八年冬季没有月份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没有月份，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日而没有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没有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甲戌有日期而没有事件，这些都是《春秋》的阙文和后人的脱漏。庄公二十二年夏五月没有事件而不书写首月，杜预的《释例》认为这是阙误。《谷梁传》有桓公无王的说法，我私下认为孔子在继承隐公之后书写“公即位”，那么桓公的志向就显现了，哪里需要去掉“王”字来贬低他呢？

周王派荣叔来赐给桓公命令，不书写“天”，是阙文。文公五年，周王派荣叔归还含玉和赗礼，情况相同。如果说因为赐给桓公而贬低他，那么桓公的即位，《春秋》本来就已经以公礼对待他了。商臣而书写楚子，商人而书写齐侯，五等爵位，没有什么可以贬低的，哪有贬低到天王的地步呢？

僖公元年，夫人氏的灵柩从齐国回来。不称姜，宣公元年，于是以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不称氏，这与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称仲，定公六年仲孙忌不称何相同，都是阙文。圣人的经典，平易正大。

邵国贤说：夏五，是鲁国史官的阙文呢？还是《春秋》的阙文呢？如果说鲁国史官的阙文，那么该记录的记录，该删削的删削，为什么唯独缺失那些不必怀疑的地方来展示给后世呢？缺失那些不必怀疑的地方来展示给后世，推想不诚实的伯高之心，这是对后世不诚实。圣人怎么会这样做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甲戌、己丑，叔彭生、仲孙忌，又是什么呢？所以，夏五，是《春秋》的阙文，不是鲁国史官的阙文。范介儒说：纪子伯、郭公、夏五之类，是传经者的脱文罢了。说是孔子阙疑，我不相信。按：甲戌、己丑似乎是鲁国史官的文字，所以《左传》已有再赴的说法。

夫人孙于齐

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是断绝关系。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在禚地会合齐侯。再次称姜氏，显示鲁国人再次以小君对待她。忘记父亲而与仇敌交通。先孙后防，其间又回到鲁国，而《春秋》不记载，是为国家避讳。这是孔子删削的。

刘原父说：“左氏说：‘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断绝不为亲礼。’说鲁国人断绝文姜，不把她当作亲人，这才符合礼。杜预认为文姜的道义应当与齐国断绝，而又逃奔齐国，这是曲解。《魏书·窦瑗传》引注说：‘夫人有参与杀害桓公的罪行，断绝不为亲，符合尊崇父亲的道义。赞扬庄公思大义断绝有罪之人，所以说符合礼。’大概先儒都主张这个说法。然而母亲可以断绝吗？宋襄公的母亲获罪于君主，回到父母之国，等到襄公即位，想见一面而道义上不可得，作《河广》之诗来自悲。然而宋国也不迎接她回来。因为曾经获罪于先君，不可以私情废掉命令。孔子评论她的诗而记载下来，认为宋姬不算不慈，襄公不算不孝。现在文姜的罪过大，断绝不为亲，对道义有什么损害呢？”

《诗序》说《猗嗟》讽刺鲁庄公不能防范他的母亲，赵氏因此有哀痛思念父亲，诚敬侍奉母亲，威严刑罚驾驭下属的说法。这些都是禁止在末节，而不推究其根源。文姜返回鲁国，必定是与庄公的丧事一起到达，她孙于齐是因为国家舆论不容忍，才离开的。内部避讳奔逃称为“孙”，文姜对于齐国，是父母之国，何至于书写“孙”？这直接书写而意义自见。在这里就断绝关系，那么臣子的道义就伸张了，而日后的丑行就不会登上史册了。庄公年少，当国的臣子不能坚持大义，让她回到鲁国，凭借君母的尊贵，挟持齐国的强大，而恣意淫佚，终于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易经》说：“君子做事谋始。”左氏断绝不为亲，

译一句话深刻契合了圣人的本意。然而鲁国人既然不能践行，后来的儒者又蒙昧其义理，所谓身为臣子却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遭遇变故时便不知变通权衡，这难道不是确实可信的吗！

译庄公与齐国人到禚地打猎。

庄公四年二月，夫人姜氏在祝丘宴请齐侯。冬天，庄公与齐国人到禚地打猎。夫人宴请齐侯，还可以记载。庄公与齐侯打猎，是不可以记载的。所以改变措辞而说“齐人”，称“人”，是表示敌视。杜氏认为这是指地位低微的人，这是错误的。

春秋对于吴、楚两国，小心翼翼地不愿意把国君的名号给予他们。楚国出现在经文中，始于庄公十年，只称“荆”。二十三年，因为楚国来聘问，而称“楚人”。二十八年，又改称“荆”，而不称“楚人”。僖公元年，才开始称“楚人”。四年，在召陵结盟，才开始出现楚国大夫【《公羊传》说文公九年派椒来聘问才开始有大夫，这是疏漏的；又说夷狄不称氏，这也是错误的，屈完就已经称氏了】。二十一年，在盂地会盟，才开始记载“楚子”。然而派遣宜申来献捷的，是楚子【二十一年】，却不记载国君。围攻宋国的，是子玉【二十七年】；救援卫国的，是子玉；在城濮作战的，也是子玉【二十八年】，却不记载统帅。圣人的用意，是不让他们立刻等同于中原诸夏。吴国出现在经文中，始于成公七年，只称“吴”。襄公五年，在戚地会盟，因为吴国来参与诸侯的友好活动，而称“吴人”。十年、十四年，又改称“吴”单独会盟，而不称“吴人”。二十五年，在巢地战死，才开始记载“吴子”【吴原本伯爵，春秋因为它僭越称王，降低按照四方蛮夷的体例而记载为子】。二十九年，派札来聘问，才开始有大夫。然而灭州来【昭公十三年】、战长岸【十七年】、败鸡父【二十三年】、灭巢【二十四年】、灭徐【三十年】、伐越【三十二年】、入郢【定公四年】、败檇李【十四年】、伐陈【哀公六年】、会柤【同上】、防鄫【七年】、伐我【八年】、伐齐【十年、十一年】、救陈【十年】、战艾陵【十一年】、防橐皋【十二年】，都只称“吴”，而不称“吴人”。在黄池会盟【十三年】，记载“晋侯及吴子”，而区分他们的会盟。整个春秋的记载中没有记载统帅的，是使得蛮夷的国君不能主持盟约。由此可知，记载国君和大夫，是春秋变化的文法。因为政治交往已经涉及中原了。用后世的事情来说，像刘、石十六国之类，略去不记罢了。到了魏、齐、周则不得不承认它们为国家而列入史书，辽、金也是如此。这就是孔子记录楚、吴的原因。圣人记录它们，而后人一定认为这是排斥它们，似乎不符合春秋的深意了。

纪国已经灭亡却记载葬礼，是因为纪叔姬保存了纪国的宗祀；陈国已经灭亡却记载葬礼，是因为陈哀公保存了陈国的宗祀。这是圣人的情感，体现在行事中的。

许男新臣去世。《左氏传》说：“许穆公死在军中，用侯礼安葬他。”而经文不说死在军中，这是旧史书的缺漏，孔子不敢增补。《谷梁子》不明白这个道理，而认为是因为桓公的军队在内。刘原父认为是离开军队回国，死在国内，这是穿凿附会。

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迎致夫人。夫人，是哀姜。哀姜去世七年了，鲁国人对此有疑问，所以没有让她附祭于婆婆。等到这时因为禘祭而迎致她。不称姜氏，是承接元年夫人姜氏死在夷地的文辞。哀姜参与弑杀两位国君，却还让她配享庄公，这是扰乱礼制了。明白郊社的礼仪，禘尝的意义，治理国家就像展示在手掌上一样清楚吗？迎致夫人，提升僖公，都是鲁国道统衰微的表现，也是孔子所哀伤的事情。胡氏认为夫人是成风，成风还活着，为什么说迎致？这也是说不通的。

用成风称小君，是扰乱嫡妾的名分。虽然如此，还是比哀姜好。道理在于汉光武帝废黜吕后，而让薄氏配享高庙。

以及大夫荀息。晋献公立奚齐，用王法来说，是更换太子；用臣子的角度来说，则有君父的命令存在【古人重视父命，伯夷因为父命的原因不即位而逃跑，叔齐就是这样】。所以荀息的忠诚，等同于孔父、仇牧。

邢国人、狄国人攻打卫国。春秋的文辞有跟随相同的情况，僖公十八年，邢国人、狄国人攻打卫国。二十年，齐国人、狄国人在邢地结盟，并举出两国而狄也称“人”，这是面对文辞不得不如此【庄公二十三年，荆人来聘。赵氏鹏飞说：称人，不是提升他们。如果只写荆来聘，就好像举国都来了，文辞不顺，所以写“人”字以完成文辞。不然，二十八年荆伐郑，为什么不写“人”呢】。如果只是狄国，就不称“人”。十八年，狄救援齐国；二十一年，狄侵犯卫国，就是这样。《谷梁传》说狄称“人”，是提升他们。为什么不在救援齐国时提升他们，而在攻打卫国时提升他们呢？于是又解释说：因为善行积累然后才提升他们。攻打卫国，有什么善行呢？

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攻打吴国，不称“于越”，而称“越人”，也是同样的例子【陆氏《纂例》说：凡是夷狄与诸侯并列排序，都称“人”，以便文辞，只是君臣同辞】。

周襄王进入王城不记载。襄王复位，《左氏传》记载夏四月丁巳王进入王城，而经文不记载，它的文辞是史官的。史官没有记载的，孔子不能增加。《路史》认为襄王未曾复位而王子虎为他留守，这是凭空捏造的话【它的说法

译说《春秋》开始记载“天王出居”，后四年五月记载“公朝于王所”，冬天记载“天王狩于河阳”，公朝于王所，文公八年记载“天王崩”，未曾记载“入”。王猛居皇，敬王居狄泉，这是京畿内地，而他们的“入”尚且被记载，因为他们是天下之主；郑国是他国，也已经疏远并警戒了，哪有“入”却不记载的呢？迎立天子，安定王室，这是人臣的极大功勋，如果不记载在经文中，又何必有《春秋》呢？因此襄王未曾“入”。况且惠王曾经到郑国而住在栎邑【襄公二十年】，他的“出”不记载，“入”也不记载，用路史的话来类推，那就是未曾“出”未曾“入”了；庄王、僖王、顷王崩逝都不记载，用路史的话来类推，那就是未曾崩逝了，这可以吗？【赵氏说：《春秋》中天王崩有三处不记载，是因为王室没有告知鲁国，鲁国也没有赴告。我认为这只是沿袭旧史的不记载，而两者的意义自然显现。】邵氏说：襄王出奔时，曾经向诸侯告难，所以孔子依据会盟的记载而书写；他的“入”与惠王的“出”“入”，都未曾告知诸侯，会盟的记载中没有，孔子即使从传闻中得知，怎么能随意增补呢？至于敬王的即位，则是孔子所见的时代，子朝逃奔楚国，而且有使者告知诸侯，何况天王呢？会盟的记载中详尽明白，所以狄泉被记载，成周也被记载。

译没有比周天子入京更重大的事了，但《春秋》却没有记载。所以孔子自己说：“我只传述而不创作。”

**星孛**

《春秋》记载星孛，有的说出它出现的方位，有的说出它进入的方位。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进入北斗，不说它从何处出现，是因为重点在北斗。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出现在大辰，向西到达银河，不说它到达银河，是因为重点不在银河。

**子卒**

叔仲惠伯跟随国君而死，这是合乎道义的，但国史没有记载。孔子平时不曾阐发幽微的道理来提及这件事，大概是因为这属于普通男女的狭隘信义，像自缢于沟渠之中而无人知晓一样。

**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

孔宁、仪行父跟随灵公在国内宣淫，杀害了忠直劝谏的泄冶，国君被弑他们不能殉死，反而跟随楚子进入陈国，是《春秋》所谴责的罪人。所以《春秋》记载说：“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杜预却说这两个人借楚国之力来报君仇，灵公的丧事得以完成，讨伐了贼人，国家得以恢复，功劳足以弥补过错。唉！如果没有申叔时的话，陈国就要成为楚国的县邑了。这两个人不过是楚国的臣仆罢了，还有什么功劳可言，能让楚子重新封立成公回国呢？这两个人没有丝毫力量，而杜氏为他们曲解，使得后世欺诈不忠的臣子得以援引来自我辩解。唉！这难道比那些已经沦为他人郡县却还说要报仇的人更好吗？

肯定楚子保存陈国，不肯定楚子接纳这两个臣子。《公羊传》早就说过：“保存陈国是悖谬的。”

**三国来媵**

十二公的时代，鲁国女子嫁给诸侯的很多，唯独宋伯姬被记载，且有三国送陪嫁女子。大概是因为宣公原配夫人所生的【宣公元年，夫人从齐国回来，就是穆姜】庶出的儿子不记载，因为生故子同生，特别记载庶出的女儿不记载，导致不记载陪嫁，所以伯姬嫁给宋国，特别记载。

《卫硕人》的诗说：“东宫的妹妹。”《正义》说：“东宫，是太子居住的地方。”联系太子来说，说明与太子同母，显示夫人所生的尊贵。由此可知古人嫡庶的区分，不仅儿子如此，女儿也是如此。

**杀或不称大夫**

凡是记载杀其大夫的，道义关联于国君，而责备其专断杀戮。盗贼杀害郑国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辄，文辞上不能说“盗贼杀大夫”，所以不称大夫【杜氏说：因为以盗贼为文辞主体，所以不能称他们为大夫】其道义不关联于国君，就像盟会中的卿，只写名字罢了。胡氏认为这是定罪而削去大夫称号，是不对的。

守门人弑杀吴子余祭。说吴子，那么国君就可知了。文辞上不能说吴国守门人弑杀其国君【盗贼杀蔡侯申，与此相同。《春秋》中凡是这样的，都是赵子所说的避免不成文辞】《谷梁传》说：不称其国君，守门人不能称其国君。这是不对的。

**邾子来会公**

定公十四年，在比蒲举行大搜。邾子来会见国君。《春秋》没有记载来防备国君的情况。来会见，不是朝见。是在大搜的地方相会。喜庆的事不在野外完成，所以第二年正月，又再来朝见。

**葬用柔日**

《春秋》记载的葬礼都用柔日。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安葬我国小君敬嬴，下雨没能安葬。庚寅，日中时得以安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安葬我国国君定公，下雨没能安葬。戊午，日偏西时得以安葬。己丑、丁巳，是占卜选定的日子。推迟到第二天，是事情的变化，不是用刚日【经文所记载安葬列国国君，没有不是柔日的，只有成公十五年秋八月庚辰，安葬宋共公，是刚日，那也是下雨没能安葬，推迟到第二天的情况】汉人不知道这个道理，长陵【高帝】用丙寅，茂陵【武帝】用甲申，平陵【昭帝】用壬申，渭陵【元帝】用丙戌，义陵【哀帝】用壬寅，都用了刚日。

《穆天子传》记载盛姬的葬礼，用壬戌，怀疑这本书是后人伪作。

**诸侯在丧称子**

凡是继位的国君，过了年正月才记载即位，然后才正式成为国君。没过年则称子，没过年又没安葬先君则称名。先君刚去世，为人子的心不忍心忘记父亲，在父亲面前儿子称名，所以称名。庄公三十二年，子般去世；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去世，就是这种情况。已经安葬则子道结束，而君道开始了。称子而不称名，文公十八年，子去世；僖公二十五年，卫子【成公】二十八年，陈子【共公】定公三年，邾子【隐公】就是这种情况【《杂记》说：国君去世，太子号称子，等待如同国君一样。郑氏注说：是指没过年】过了年就改元，国家不能多年没有国君【《白虎通》说：过年称公，是因为臣民的心不能一天没有国君，因为终始的道理，一年不能有两个国君】所以有不等待安葬就即位的，那么就已经正式成为国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桓公十三年卫侯【惠公】宣公十一年陈侯【成公】成公三年宋公【共公】卫侯【定公】就是这种情况。这是为了恭敬地守护并重视社稷【杜氏《左传》注：卫宣公没安葬，惠公称侯以接待邻国，不合礼，大概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些都是周公的制度，鲁国史书的文辞，而孔子遵循的。《公羊传》说：国君在世称世子【世子下仍

译在系连名字时，像陈世子款、郑世子华这类情况。国君去世，称“子某”；安葬后，称“子”；过了一年，称“公”，这是合乎礼制的。未安葬而称名，也有不称名的情况，僖公九年的宋子【襄公】、定公四年的陈子【怀公】就是如此。这是为了遵循盟会文书中统一书写的惯例，不能独自不同，如同昭公二十二年刘子、单子带着周王猛居住在皇邑，刘蚠也处于丧期一样。已安葬而不称名，也有称名的情况，昭公二十二年的王子猛就是如此。这是为了显示区别，因为担心与敬王、王子朝混淆。

译郑伯突出奔蔡，是因为他已经是即位的国君。郑世子忽复归于郑，是因为他是先君已葬但尚未过一年的太子。这是撰写史书时不得不如此的笔法，并非圣人贬低忽而推崇突。【忽、突都是名字，为了避免混淆而特意区分。杜氏注解说：“贬低他并不是因为……”】

里克杀死了国君的儿子奚齐，是因为奚齐是先君未葬、处于丧期的太子。里克弑杀了国君卓，是因为卓是已过一年且已经即位的国君。这也是撰写史书时不得不如此的笔法。《谷梁传》说：“称‘其君之子’，是因为国人不再把他当作太子。”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未过一年而书爵位**

即位的礼仪必定在过了一年之后的正月举行，即位之后，国人才称他为君。春秋时期，有先君已经下葬，不等到过一年就提前即位的情况。宣公十年，齐侯派国佐来聘问【这是齐顷公】；成公四年，郑伯讨伐许国【这是郑悼公】。称爵位是依照该国的通报，同时也为了彰显他们不孝于父亲的罪过。

**姒氏卒**

定公十五年，姒氏去世。史书不写“薨”，不称“夫人”，下葬时也不称“小君”。大概《春秋》自鲁成风以下，虽然把妾母当作夫人对待，但必须等到国君即位之后才这样称呼。这位姒氏之所以不这样称呼，是因为本来就没有这样的事【左氏认为不成防的说法是错误的】。后世的君主大多在灵柩前即位，于是先君尚未下葬就尊奉其母为皇太后【《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三公奏请尚书顾命，太子当天就在灵柩前即天子位，请太子即皇帝位，皇后成为皇太后。奏请获准，群臣都换上吉服进入灵堂，按照礼仪行事”】。等到自己的生母，也依照惯例加封。妾室与君子并列，疑似父亲，于是先王的礼制就丧失了。

**卿不书族**

春秋的史文中，不书写族氏的情况有两种：义无骇卒，挟卒，柔防，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结盟；溺会齐师伐卫，是因为还没有赐氏，于是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归父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于是逃奔到齐国；侨如带着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回来；豹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意如从晋国回来；婼从晋国回来。同一件事再次出现，就依据上文而省略其辞【《公羊传》宣公元年传：为什么“遂”后面不称公子？同一件事再次出现的，只写名字。注：卒，是竟的意思。竟只举名字，是省略文字，如同后人作史，一条记载中再次出现的，不再写姓氏。左氏不理解其中的含义，对于溺防齐师伐卫，说是厌恶他；对于归父还自晋，说是赞许他。哪有厌恶他就去掉族氏，赞许他又去掉族氏的道理呢】。春秋隐公、桓公时期，卿大夫被赐氏的还很少，所以无骇去世，羽父为他请求族氏，像挟、柔、溺这样的人，都没有氏族【《谷梁传》：不爵大夫的说法，接近但没得到实情】。庄公、闵公以后，就不再见于经书，那个时期没有不被赐氏的了。

刘原父说：“诸侯大国三位卿，都由天子任命；次国三位卿中的两位，由天子任命；小国三位卿中的一位，由天子任命。大国的卿是三次任命，次国的卿是两次任命，小国的卿是一次任命。他们在周王朝都是士【韩宣子称晋士起】。三次任命的以名氏通称，两次任命的以名通称，一次任命的略称为人。周朝衰微礼制废弃，强弱兼并，卿大夫的制度虽然不能完全像古代那样，但见于经书的也都是当时的实录。所以隐公、桓公之间，距离西周不久，制度还有保存的，因此鲁国有无骇、柔、挟，郑国有宛、詹，秦、楚多称为人。到了后期，没有不名氏通称的了。而邾、莒、滕、薛的国君，日益削弱，转而遵循小国的惯例，只称人。解说的人不知道其中的缘故，于是说曹、秦以下都没有大夫，担心当时有见到的，妨害他们的臆说，于是又凭空构架，来掩饰他们的虚伪。他们本来不知道王者、诸侯的制度是班爵这样的。”

有人说：“翚不称公子，是为什么呢？”杜氏说：“公子，是当时的宠号【宣元年注】。翚称公子，是桓公赐给他的。他在隐公篇终了时不称公子，是因为还没有赐【刘原父说：“公子虽然亲近，但天下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所以任命为大夫则名氏可以两通，未任命为大夫则只能称名，不能称公子”】。如果是专命的罪过，那么直接书写就自然显现了。

齐公子商人弑杀其君，是因为舍已经赐氏。卫州吁弑杀其君，是因为完还没有赐氏。胡氏认为，以国为氏的连累到上面，称公子的诛杀及其自身。这是寻求说法而不得，所以立此论罢了。

**大夫称子**

周制公、侯、伯、子、男为五等爵位，而大夫虽然尊贵不敢称子。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都以伯、仲、叔、季为称【《诗经》说：伯兮叔兮，这是大夫的称呼。春秋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庙，杜氏注：夷是谥号，伯是字，大夫死后书字】。三桓的祖先叫共仲，叫僖叔，叫成季。孟孙氏称子，是从蔑开始的【文公十五年】。叔孙氏称子，是从豹开始的【襄公七年】。季孙氏称子，是从行父开始的【文公十三年闵公元年书季子，二年书髙子，都是春秋的特笔】。晋国的诸卿在文公以前没有称子的，魏氏称子，是从犨开始的【僖公二十三年】。栾氏称子，是从枝开始的【僖公二十八年】。赵氏称子，是从衰开始的【文公二年】。中行氏称子，是从林父开始的

译郤氏被称为“子”，是从郤缺开始的；知氏被称为“子”，是从知首开始的；范氏被称为“子”，是从范会开始的；韩氏被称为“子”，是从韩厥开始的。晋、齐、鲁、卫四国执政卿大夫被称为“子”，其他国家只有郑国偶尔有这种情况，其余国家都没有，是不敢与大国并列。鲁国的三家大夫被称为“子”，其他如臧氏、子服氏、叔仲氏等都只用伯、叔来称呼，是不敢与三家并列。他们生前，有的用伯、仲来称呼，比如赵孟、知伯，死后则先定谥号，然后才称“子”，这就像国君死后定谥号而称“公”一样。从这里可以看出世道的升降变化，研读《春秋》的人，难道可以忽视这一点吗？

译春秋时期，大夫虽然僭越自称“子”，但不敢在国君面前如此称呼，这就像诸侯僭越自称“公”，却不敢在天子面前那样称呼一样。怎么知道的呢？从卫国孔悝鼎的铭文可以得知。铭文说：“献公于是命令成叔继承他祖先的职事，说：‘你的父亲文叔振兴了旧日的愿望。’”成叔就是孔成子圉，文叔就是孔文子圉。称呼为“叔”而不称“子”，这就是在国君面前不敢称“子”【《左传》中韩厥对晋侯说话，也称成季为宣孟】，可见先王的制度尚存【陆淳说：侯、伯、子、男的爵位，都可以称他们的国君为“公”，他们的子孙也称“公子”，但谥号不能称“公”，因为谥号是天子赐予的。大夫的臣下可以称他们的主人为“子”，但谥号不能称“子”，因为谥号是国君赐予的】。到了战国时期，“子”这个称呼又不够用了，于是封他们为“君”。《洛诰》中“予旦以多子越御事多子”的“多子”，还相当于《春秋》传文中所说的“群子”【宣公十二年】。唐代孔颖达认为大夫都称“子”，这是不对的。

春秋自僖公、文公以后，执政的卿大夫才开始称“子”。后来，即使是平民百姓，如果是学者所尊崇的，也可以称“子”，老子、孔子就是这样【孔子的弟子中只有子夏、曾子二人称“子”，闵子、冉子仅出现一次】。再后来，门人弟子也可以称“子”，乐正子、公都子这一类人就是这样【《孟子·乐正子》注：子为通称】。所以《论语》中称“子”的，都是弟子对老师【如“非不说子之道”、“卫君待子而为政”之类】；《孟子》中称“子”的，都是老师对弟子【如“子诚齐人也”、“子亦来见我乎”之类】。这也是时代变迁所带来的结果。

《论语》称孔子为“子”，大概是“夫子”省略了文字，是门人的称呼。也有称“夫子”的，如“夫子矢之”、“夫子喟然叹曰”、“夫子不答”、“夫子莞尔而笑”、“夫子怃然曰”等。不直接说“子”，而加上“夫”字，是为了避免不成句【由此可以领悟《春秋》的书法，凡是对国君、卿、大夫都称孔子，又《季氏》一篇都称孔子，这是记录者的不同】。

有谥号就不称字

《春秋传》中，凡是大夫有谥号的就不书写他的字，外国的大夫如宋、郑、陈、蔡、楚、秦，没有谥号，然后才称他们的字。本国的大夫如羽父、众仲、子家，没有谥号，然后才称他们的字。公子也是这样【《玉藻》：士在国君面前说话，大夫去世了，就称谥号或字】。楚共王的五个儿子，那些成为国君的都有谥号：康王、灵王、平王就是这样。那些没有成为国君的，没有谥号，然后才称他们的字：子干、子皙就是这样。其他国家也是这样：陈国的五父，郑国的子亹、子仪就是这样。卫国的州吁，齐国的无知，是乱臣贼子，就称他们的名。作《传》的人对于称名的法则，可以说是严格而周密的。

国君称大夫的字

古代国君对于本国的卿大夫都称“伯父”【郑厉公称原繁】、“叔父”【鲁隐公称臧僖伯】，称“子”，大夫称“二三子”。不只是诸侯这样。《曲礼》说列国的大夫进入天子的国家，称“某士”，自称“陪臣某”。然而天子接待他们，仍然称他们的字。宣公十六年，晋侯派士匄平定王室，周王说：“季氏难道没有听说吗？”成公三年，晋侯派巩朔向周王室进献齐国的俘虏，周王说：“巩伯确实来了。”昭公十五年，晋国的荀跞到周王室参加穆后的葬礼，籍谈作为副使，周王说：“伯氏，诸侯都有人来镇抚王室”【伯氏指荀跞】，又说：“叔氏，你忘记了吗？”【注：叔指籍谈的字】。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微，言辞却不失旧制，这称字的做法是先王的制度【《春秋》凡任命卿大夫都书写字，都源于此】。周公作《立政》一书，像侯国的司徒、司马、司空、亚旅，都排列在王官之后。大概古代国君恭敬地对待下属，不敢遗漏小国的臣子，所以平平常常的左右近臣，也是顺从而形成上下之间的交往。

王贰于虢

名分不正则言语不顺，言语不顺则事情办不成。而《左氏传》记载周朝的事情说：“王贰于虢。”王叛，王孙苏以天子的尊贵，却说“贰”、说“叛”，像是敌对者的言辞，他不懂得《春秋》的意义太严重了。

星陨如雨

星陨如雨，是说星星多【啖氏说：奔流者众多，像雨一样多】。《汉书·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过中，星陨如雨，长一二丈，绎绎未至地灭，至鸡鸣止。谷永回答说：《春秋》记载怪异，星陨最大，自鲁庄公以来到现在再次出现，这是符合的。而后代的史书，有的说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有的说星流如织；有的说四方星流，大小纵横百余，都是这一类【《唐书·天文志》：太和七年六月戊午，日暮及曙，四方流星，大小纵横百余；正统四年八月癸夘日夜，达旦有流星，大小二百六十余；我在甲申年闰六月丙申望，见月食既，星流竟夕，始悟古时有此异】。不说石陨，是因为没有落到地上。《传》说：与雨偕也。那么没有雨而陨落，难道不是怪异吗？秋天没有麦苗，不说嘉谷。据隐公元年《传》说：有蜚不为灾，不书，使不害嘉谷焉，用书之于经乎？

筑〇

筑都

译这不是都城。大凡城邑中有宗庙和先君神主的称为都，没有的称为邑。邑的修筑称为筑，都的修筑称为城。《旧唐书·礼仪志》记载：太常博士顾德章在议论时，引用此说认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总共修筑了二十四座邑，只有“〇”这一座邑记载为筑，其余二十三座邑都记载为城，难道它们都有宗庙和先君的神主吗？又如定公十五年，修筑漆邑，漆邑是邾国的邑。孔颖达知道这种说法讲不通，却勉强为之辩解。

译城小谷

筑小谷城是为了管仲。根据《春秋》经文，小谷并不隶属于齐国，怀疑是《左传》记载有误。范甯解释《谷梁传》说：小谷，是鲁国的城邑。《春秋发微》说：曲阜西北有旧小谷城。查考《史记》，汉高帝用鲁公的礼仪安葬项羽，谷城大概就是这个地方。杜预认为这个小谷是齐国的城邑，济北谷城县城中有管仲井。刘昭的《郡国志》、郦道元的《水经注》都与此相同。查考《春秋》有只称“谷”而不称“小谷”的记载：庄公二十三年，鲁庄公与齐侯在谷地相遇；僖公二十六年，鲁僖公率领楚国军队攻打齐国，夺取了谷地；文公十七年，鲁文公与齐侯在谷地结盟；成公五年，公孙侨如在谷地拦截晋国的荀首。四次记载称“谷”，而一次记载称“小谷”，是为了区别于那个“谷”。又昭公十一年传文说：齐桓公修筑谷城并安置管仲在那里，直到今天人们还依赖它。由此可知《春秋》四次记载的“谷”以及管仲受封的地方，在济北谷城，而这个“小谷”，自然是鲁国的城邑了。况且当时齐桓公刚刚称霸，管仲的功劳尚未显扬于天下，难道会立刻劳烦诸侯去修筑他的私邑吗？

齐人杀哀姜

哀姜与庆父私通并弑杀闵公，为各国舆论所不容，她逃到邾国，齐国人把她抓来杀死，这是合乎道义的。而《左传》认为这样做太过分了，是不对的。

微子啓

蔡穆侯带着许僖公去武城拜见楚子，许国国君面朝前被捆绑着，嘴里含着玉璧，大夫们穿着丧服，士人们抬着棺材。楚子询问逢伯，逢伯回答说：“从前周武王攻克殷商，微子啓就是这样做的。武王亲自解开他的捆绑，接受他的玉璧并为他除灾祈福，烧掉他的棺材，以礼相待并命令他，让他回到原来的封地。”楚子听从了他的建议。何孟春说：“查考《尚书》，殷纣王无道，微子离开他，这是在武王攻克殷商之前。怎么会在当天就有这样的事？既然已经离开，就没有再回来的道理。而且牧野之战，他也一定不会跟随别人去攻打自己的宗国。推测这大概不是微子的事，而逢伯的话，只是借古人之口来暗示楚子罢了？”

徐孚逺说：“《史记》记载微子拿着祭器来到军门，武王于是释放了微子，恢复他原来的地位。武王既然已经立武庚为王，又恢复微子的地位，那么微子与武庚就同在旧都了。后来武庚叛乱，微子为什么起初没有表示赞同或反对的迹象？那么武王攻克商朝时，微子并没有来归顺。”

襄仲如齐纳币

经文记载僖公去世，在十二月公子遂去齐国纳币，那么只记载“冬”。即使按照杜预的解释，把僖公去世移到十一月，仍然在二十五个月之内，怎么能说是合乎礼制呢？

子叔姬卒

根据传文，桓公在位七十年，他二十二年，即鲁文公十二年，遣返了一位叔姬；他五十年，即鲁成公四年，又遣返了一位叔姬。两次从鲁国娶妻又两次遣返，必定没有这种道理。大概是一件事，而《左传》错误地重复记载了【成公九年，杞伯来迎接叔姬的灵柩回国，这就是这件事的本事】。况且文公十二年经文记载说：“二月庚子，子叔姬去世。”怎么知道她是桓公的夫人呢？赵子曰：“记载‘卒’的含义，与僖公九年伯姬相同，因为她是在位国君的女儿，所以称‘子’，用来区别她不是先君的女儿。”

齐昭公

文公十四年，齐侯潘去世。《左传》认为他是昭公。查考僖公二十七年经文记载“齐侯昭卒【孝公】”，现在这个昭公就是孝公的弟弟，不应该用先君的名字作为谥号，怀疑是《左传》有误【经文没有记载葬礼】。然而僖公十七年传文说：“葛嬴生了昭公”，前后文一致【《史记》相同】，先前的儒者没有提出疑问的。

赵盾弑其君

太史记载说：“赵盾弑杀了他的国君。”这是董狐的直笔。赵盾身为正卿，逃亡没有越过国境，返回后不讨伐贼人，这是董狐的含蓄之辞。传述者不体察他的用意，而妄自叙述孔子的话，认为越过国境就可以免罪，这是错误的。穿弑杀赵盾，是赵盾主使的。讨伐穿尚且不能免罪。君臣的道义，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难道可以逃到境外吗？

临于周庙

襄公十二年，吴子寿梦去世，在周庙致哀。杜预认为这是文王庙。昭公十八年，郑国子产派祝史把主神牌位移到周庙，杜预认为这是厉王庙。传文说：郑国以厉王为祖【宣公十二年，郑伯迎接楚子的辞令说：向厉、宣、桓、武祈求福佑】，而哀公二年，蒯聩祈祷也说：“敢昭告于皇祖文王。”诸侯不能以天子为祖而建立宗庙，为什么说这是宗庙呢？这不是祖庙。始封的君主称为祖，虽然如此，伯禽是文王的孙子，郑桓公是厉王的儿子，他们前往封地建国时，将祭祀谁呢？天下有没有祖先的人吗？何况是有封地的人呢？推测大概是特别建立一座庙来祭祀文王、厉王而称之为周庙吧？汉代有郡国庙，那也是模仿古代而设立的吗【汉高帝命令诸侯王都城都建立太上皇庙，大概也是因为天下不能有没庙的诸侯王。薄昭给淮南厉王的信说：“我所看到的，高皇帝的神灵必定不会在您的手中享受庙食。”非常明白】

《竹书纪年》记载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鲁国在周公庙举行大禘。查考二十一年，周文公在丰地去世，周公尚未去世，怎么会有庙呢？大概是周庙【“公”字是衍文】。由此可知始封的君主有庙，也可以据此了解禘祭的说法。

栾懐子

晋人杀

译栾盈，怎么会有谥号呢？传言说“栾怀子喜好施舍，士人多归附他”，难道是他的家臣为他定了谥号，然后竟然流传到史官那里去了吗？

译子太叔的庙宇

昭公十二年，郑简公去世。将要为葬礼清理道路，到了防氏的庙宇，准备拆毁它。子太叔让清理道路的工人拿着工具站立着，不要拆毁，说：“子产经过这里，问你们为什么不拆毁？”于是回答说：“不忍心拆毁庙宇。”子太叔说：“好吧，将要拆毁了。”既然这样，子产就派人避开它。十八年，简阅军队进行大搜检，将要为搜检清理道路。子太叔的庙宇在道路南边，他的寝宫在道路北边，庭院狭小。过了期限两天，派清理道路的工人在道路南边、庙宇北边列队，说：“子产经过这里，命令你们赶快清理。”于是向南面拆毁。子产上朝经过时发怒，清理的人向南拆毁。子产到了冲地，派随从的人纠正说：“向北面拆毁。”这是同一件事，记录的人有的认为是为了葬礼，有的认为是为了搜检，传文中两存其说，而失误在于没有删去其中一个。

修筑成周

昭公三十二年传记载，冬季十一月，晋国的魏舒、韩不信前往京师，在狄泉会合诸侯的大夫，重温盟约，并且命令修筑成周。魏子面朝南坐，卫国的彪傒说：“魏子一定会有大祸，僭越本位来号令大事，这不是他的职责。《诗经》说：‘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嬉戏安乐；敬畏上天的变化，不敢纵马奔驰。’何况敢僭越本位来做大事呢？”定公元年传记载，春季周历正月辛巳日，晋国的魏舒在狄泉会合诸侯的大夫，将要修筑成周。魏子主持政务，卫国的彪傒说：“将要建立天子却改变位次来号令，不符合道义。大事违背道义，一定会有大祸。晋国不会失去诸侯的拥戴，魏子恐怕不能免祸吧？”这是同一件事，左氏两收其说而失误在于没有删去其中一个。周历的正月，就是晋历的十一月。其下文说：“己丑日，士弥牟规划成周，计算丈尺数量，揣测高低，度量厚薄，测量沟渠，分类土质，商议远近，估量工期，计算人工费用，考虑财用，记录干粮，以此向诸侯征发劳役。”又说：“庚寅日，栽种树木，宋国的仲几不接受功劳。”庚寅就是己丑的第二天，而传文却分为两年。哪有拖延两个月才开始栽种，宋仲几才不接受功劳的呢？况且这次劳役不过三十天就结束了。

五伯

五伯的称号有两种，有三代的五伯，有春秋的五伯。左氏成公二年，齐国的国佐说：“五伯称霸，勤勉地安抚诸侯，以奉行王命。”杜元凯说：“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诗正义》引服虔说：‘五伯指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与此相同。应劭《风俗通》也主张此说】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赵台卿注：‘齐桓、晋文、秦缪、宋襄、楚庄。’两种说法不同【颜师古注《汉书·异姓诸侯王表》：‘五伯则认为是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同姓诸侯王表》‘五伯’则认为是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白虎通》并存两种说法。其后一种说法认为齐桓、晋文、秦缪、楚庄、吴阖闾】根据国佐对晋国人说的话，当时楚庄王去世刚两年，不应当就列为五伯，也不应当在此之后没有霸主而确定只有五个。其通指三代无疑。《国语》：‘祝融能彰显天地的光明，他的后代有八姓，昆吾为夏伯，大彭、豕韦为商伯。’《庄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〇注：‘彭祖名铿，尧的臣子，封于彭城，历经虞、夏至商，年龄七百岁。’是所谓五伯者，也是商代的时候【《淮南子》：‘至于昆吾，夏后之世。’高诱注：‘昆吾，夏之伯，夏后桀世也】是知道在国佐以前，五伯之名已经存在很久了【据此，周代只有二伯。《谷梁传》‘交质子’不及二伯。《左传》昭公四年，椒举对楚子言‘六王二公’，也只指齐桓、晋文】若孟子所称五伯，而以桓公为盛，则只就东周以后而言。如严安所谓‘周之衰，三百余岁，而五霸更起’者也。然而赵氏以宋襄并列，也未为允当。宋襄求霸不成，伤于泓水，以卒未尝霸也。《史记》言：‘越王句践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伯。’子长在台卿之前，所闻异辞【《越世家》言：‘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又言：‘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淮南子》亦言：‘越王句践胜夫差于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诸侯皆朝之’】然则言三代之五伯，当如杜氏之说；言春秋之五伯，当列句践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庄、阖闾、句践为五伯【江都易王问越王句践，董仲舒对：‘以五伯是当时以句践为五伯之数’】斯得之矣。

占法之多

以日占事者，《史记·天官书》：‘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巳，中州河济；庚辛，华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是也。以时占事者，《越绝书》：‘公孙圣今日壬午时加南方。’《史记·贾谊传》：‘

译庚子日傍晚，服集来到我的住所。”就是这种说法。又有以月亮运行所在的星宿来占卜的，《史记·〇防传》说：“今天壬子日，月亮宿在牵牛星。”《汉书·翼奉言》说：“白鹤馆因为月亮宿在亢星而遭灾。”《后汉书·苏竟言》说：“白虹出现时，月亮进入毕宿。”就是这种说法。《周礼》中关于占梦的记载：“掌管每年的时节，观察天地的征兆，辨别阴阳之气，用日月星辰来占卜六类梦境的吉凶。”那么古人的方法就可以知道了。汉代以后，这方面的学说越来越多，占卜的方法越来越繁琐，再加上结合日时、风角、云气、迟疾、变动等各种因素，情况不一，所以同一件事，可能符合这种占卜，却违背那种占卜，这难道不就是所说的“大道因为岔路太多而丢失了羊”吗？所以士文伯回答晋侯说六物不同，民心不一，而太史公也说“皋唐、甘石的书籍杂乱琐碎，关键在于人们要在象数占卜之外自行领悟罢了”。

译干宝解释《易经》：“六爻相互杂糅，只在于当时的时势和事物。”他说：“一卦有六爻，都混杂着八卦的气。比如初九是震爻，九二是坎爻。或者看到辰、戌说这是艮，看到巳、亥说这是兑。或者把甲、壬命名为乾，把乙、癸命名为坤。或者把午位命名为离，把子位命名为坎。或者认为得位为恶，物王相为兴，休废为衰。解释爻辞有等级，所以称为‘物’。又说‘爻中的含义，万物交集，五星四气，六亲九族，福徳刑杀，众形万类，都从爻中显现’，所以总称为‘物’。”像这样解释《易经》，小术数详尽而大道隐没了。用这种方法占卜，也一定不灵验。天文学也是这样。

褚先生补《史记·日者列传》：“孝武帝时，聚集各种占卜家询问：‘某日可以娶妻吗？’五行家说：‘可以。’堪舆家说：‘不可以。’建除家说：‘不吉利。’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乙家说：‘大吉。’争论诉讼不能决断，将情况上报。皇帝下诏说：‘避开各种死忌，以五行为主。’”

以日同为占

裨灶因为逢公死于戊子日，就说今年七月戊子日，晋君将死。苌弘因为昆吾在乙卯日灭亡，就说毛得杀毛伯而取代他，这是用乙卯日占卜其灭亡。这是以日期与古人相同来进行占卜，又是另一种方法。

天道远

春秋时郑国的裨灶，鲁国的梓慎，最精通天文。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卫、陈、郑发生火灾。裨灶说：“如果不听我的话，郑国又将发生火灾。”子产不听从，郑国也没有再发生火灾。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发生日食。梓慎说：“将要发大水。”叔孙昭子说：“是旱灾。”秋八月举行大雩祭。即使是这两人的精诚，也有失误的时候【昭公七年，鲁昭公将去楚国，梦见鲁襄公为他送行。梓慎说：“国君不会成行。”子服惠伯说：“会成行。”三月，鲁昭公去了楚国】。所以张衡《思玄赋》说：“梓慎、裨灶显赫地谈论天道啊，占卜水火却胡乱询问。”

一事两占

襄公二十八年春，没有结冰。梓慎说：“宋、郑两国将要饥荒吗？岁星在星纪，而过度侵入玄枵，因此有时灾。阴不能承受阳，蛇乘龙。龙，是宋、郑的星宿。宋、郑必然饥荒。玄枵，是虚宿的中部。枵，是耗损的名号。土虚而民耗，不饥荒做什么？”裨灶说：“今年周王和楚子都将死。岁星抛弃它的位次，而旅居在明年的位次，以伤害鸟帑。周、楚厌恶它。”十一月癸巳，周天王崩。十二月，楚康王去世。宋、郑都发生饥荒。同一件事两种占卜，都灵验。

春秋言天之学

天文五行之学，越疏略则越容易应验，越精密则越容易不灵验。春秋时谈论天道的人，不过依据分星，结合五行，验证日食、星孛之类罢了。五纬之中，只谈论岁星，而其他四星占卜不涉及，多么简略啊【邵雍说：五星之说，从甘公、石公开始】。而他们所详尽的，往往在于君、卿、大夫的言语动作、威仪之间，以及人事的治乱、敬怠。所以他们的学说容易理解，而他们的验证也不差。扬雄《法言》说：史官以天占卜人，圣人以人占卜天。

左氏不必尽信

古人所说的兴亡祸福的原因，不一定都灵验。《左传》只是记载那些可信且有证据的罢了，但也并不完全可信。三良殉死，君子因此知道秦国不再东征。到了孝公，天子授予霸权，诸侯都来祝贺。其后秦始皇于是统一天下。季札听到齐国的风，认为国家不可限量，结果不久就被陈氏篡位。听到郑国的风，认为它最先灭亡，而郑国直到三家分晋之后，才被韩国灭亡。浑罕说姬姓在列的诸侯，蔡及曹、滕，最先灭亡吗，而滕国被宋国灭亡。王偃在姬姓诸侯中最后。僖公三十一年，狄人围卫国，卫国迁到帝丘，占卜说三百年后卫国才到，秦二世元年才开始废除，历时四百二十一年。这是《左传》所记载的话，也不完全可信。

列国官名

春秋时列国官名，如晋国的中行，宋国的门尹，郑国的马师，秦国的不更、庶长，都是其他国家没有的，而楚国尤其多：莫敖、令尹、司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领、左尹、右尹、连尹、箴尹【宣公四年有箴尹克黄，哀公十六年有箴尹固，怀疑就是缄尹】、寝尹、工尹、卜尹、芋尹【陈国有芋尹，大概】、蓝尹、沈尹、清尹、莠尹、嚻尹、陵尹、郊尹、乐尹、宫厩尹、监马尹、豕豚尹、武城尹，其官名大体不同于其他国家【宋国有褚师，而郑国也有，昭公一年，子晳请求让印担任褚师】

地名

《左传》成公元年，在鞌作战，从丘舆进入。注说：齐国的邑。三年，郑国军队抵御晋国，在丘舆打败他们。注说：郑国的地。哀公十四年，阬氏葬在丘舆。注说：阬氏，是鲁国人。泰山南城县西北有舆城，又是鲁国的地。这是三个丘舆为三国地。文公七年，穆伯去莒国，主持盟会到达鄢陵。注说：莒国的邑。成公十六年，在鄢陵作战。

译注释说：郑国之地，现在属于颍川郡。这说明两个鄢陵分别是两个国家的地域。襄公十四年，讨伐秦国到达棫林。注释说：秦国之地。襄公十六年，驻扎在棫林。注释说：许国之地。这说明两个棫林分别是两个国家的地域。襄公十七年，卫国孙蒯在曹隧打猎，在重丘饮马。注释说：曹国邑地。襄公二十五年，在重丘结盟。注释说：齐国之地。这说明两个重丘分别是两个国家的地域。定公十二年，费人和北国人追赶他，在姑蔑大败他们。注释应当是说鲁国之地。哀公十三年，弥庸看见姑蔑的旗帜。注释说：越国之地，即现在的东阳大末县。这说明两个姑蔑分别是两个国家的地域。

译地名叫做“盂”的有五个：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盂地会盟，这是宋国的盂地。定公八年，单子攻打简城，刘子攻打盂地，以安定王室，这是周朝的盂地。十四年，卫国太子蒯聩把盂地献给齐国，这是卫国的盂地。而晋国有两个盂地：昭公二十八年，孟丙担任盂地的大夫，即今天的太原盂县。哀公四年，齐国的国夏攻打晋国，夺取了邢、任、栾、鄗、逆畤、隂人、盂、壶口，这个盂地应当在邢地和洺水之间。

州国有两个：桓公五年，州公前往曹国。注解说：州国在城阳淳于县。十一年，郧人将要联合随、绞、州、蓼攻打楚军。注解说：州国在南郡华容县东南。

昌〇

僖公三十年，周王派遣周公阅来聘问。宴享时有昌〇、白黑形盐。注解说：昌歜，是昌蒲做的腌菜。而《释文》说：歜音在感反。《正义》说：齐国有邴歜，鲁国有公父歜【文公十七年，周甘歜在邥垂打败戎人】，他们的读音为触。《说文解字》说：歜，是盛怒的样子。从欠，蜀声。这昌歜的读音，相传为在感反，不知道与那个读音是相同还是不同。现在考证顾氏《玉篇》有〇字，徂敢切，是昌蒲做的腌菜。那么传文中的昌〇，正符合这个字，而唐人已经误写为歜【《广韵》也误写为歜】，由此可知南北的学问，陆德明、孔颖达等儒者，还有不能全面通晓的地方。哀公二十五年：“若见之君，将嗀之。”今本作“防”。《广韵》注解说：《说文解字》从口，大概是经典的错误，文字的错误并非从天宝、开成年间才开始。

襄公二十四年，发生日食。《正义》说：这与二十一年连续两个月发生日食，情理上必定不可能。但是文字由古文变为篆书，改篆书为〇书，那么缣帛代替竹简，纸张代替缣帛，经历多个世代，辗转抄写产生谬误，失去原本的真面目，后来的儒者因循旧说，不能改正。这是通达之人的至理名言。考证《魏书·江式》说：鲁共王毁坏孔子住宅，得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进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氏相似，世人称之为古文。从古文到现在，其传抄不知有几千百次了，怎能没有错误？后来的学者，对于他们不能通晓的地方，必定穿凿附会而曲为之说，这对经典的危害太大了。古代教导人，必定先学小学，小学的书，就是声音文字。《颜氏家训》说：文字是典籍的根本。世间的学徒，大多不懂文字，读五经的人，推崇徐邈而轻视许慎；习赋诵诗的人，相信褚诠而忽略吕忱；明史记者，专攻皮、邹而废弃篆籀；学《汉书》的人，喜欢应、苏而略去《苍颉》《尔雅》。不知道书音是枝叶，小学才是宗系。我赞同他的话。

文字不同

五经中的文字不同很多。有一部经书中自己就不同的，如桑葚见于《卫诗》，而鲁地则称为黮鬯；弓见于《郑风》，而秦地则称为韔。《左氏传》一书，其记录楚国时，防氏有时写作蒍氏，箴尹有时写作鍼尹。何况钟鼎上的文字呢？《礼记》说：“书同文”，也只是说大概罢了。

所见异辞【以下出自《公羊传》】

孔子生于昭公、定公、哀公的时代，文公、宣公、成公、襄公则是他所听说的，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则是他所传闻的。国史所记载的，防书的文字，有时不够完备。孔子得以根据他所见到的来补充，至于所听说的就远了，所传闻的又更远了。虽然从听说中获得，必定要参互考证以求其可信，可信就记载，可疑就空缺，这就是异辞的原因。公子益师去世，鲁史不记载日期，因为年代久远而没有考证【无骇去世、挟去世不记载日期，与此义相同】。用这个来解释经文，难道不是很容易而且确实吗？何休看到桓公二年会稷的传文，以恩情的浅深来解释讳与目言的差异，而以书日、不书日的详略分为与此相同的例子，那就很难而且确实不对了。我怀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三句话，必定有所本，而齐鲁诸儒叙述它。然而其义有三：阙文是一，讳恶是二，言语谦逊是三【孔子说：“国家无道，行为正直，言语谦逊”】。从前一种说法，则对远古略写而对近代详写；从后两种说法，则对近代隐晦而对远古显明。读《春秋》的人可以从中领悟了。《汉书》说孔子作《春秋》，有所褒扬讳饰、贬损，不可写在书上，口授弟子，弟子退下后说法不同，等到口说流行，所以有公羊、谷梁、邹、夹之学【邹氏、夹氏没有传下来】。丧事希望迅速贫穷，死后希望迅速腐朽，曾子尚且听到而未通达，如果不是子游举出事实来证实，又怎能明白呢？所以说：“《春秋》的失误在于混乱。”

纪履緰来逆女

为什么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宋公派遣公孙寿来纳币，那么他称主人为什么呢？因为辞穷。辞穷是什么意思？没有母亲。那么纪国有母亲吗？回答说有。有母亲为什么不称母？因为母亲不通婚。富平李因笃说：“这是说经文之所以不记载纪侯，是为了表明母亲虽然不通婚，但纪侯有母亲，就不能自称主人，以区别于宋公没有母亲。”

母弟称弟

齐侯派遣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译《公羊传》中称“弟”是什么意思呢？同母的弟弟称为弟，同母的哥哥称为兄。《左传》宣公十七年也说：“凡是称弟的都是同母的弟弟。”何休认为《春秋》改变了周代的文饰，遵循殷代的质朴，质朴的家风重视亲情，表明应当亲近厚待，这与其他的公子不同。然而，同一个父亲的孩子，却以同母、不同母来区分亲疏，这是当时人极其浅陋的看法。《春秋》之后，骨肉亲情淡薄，祸乱的产生大多源于此。诗人赞美鸤鸠对七个孩子一视同仁，难道对父母期望他们公平，对兄弟却教导他们疏远排斥吗？把这种观点当作质朴，这就是所谓的放纵情感而直接行事，不符合亲近亲人的道理。郭氏说：“如果按照《公羊传》的说法，那么异母的兄弟就不称为兄弟了吗？”程子说：“礼制中有确立嫡子、同母弟的说法，所说的同母弟，大概是指嫡子而言，并不是因为同母弟就格外亲近。如果因为同母弟就格外亲近，那就是只知有母亲而不知有父亲，这是禽兽的行为。”

译子沈子

《公羊传》隐公十一年，子沈子说：“注解说：子沈子，是后来的老师阐明此意的人。沈子称子，把子冠在姓氏之上，是为了彰显他是老师。不只说子曰，是为了避讳孔子。那些不冠以子的，是其他的老师。”查考传文中，有子公羊子说【桓公六年，宣公五年】，又有子沈子说【隐公十一年，庄公十年，定公元年】，子司马子说【庄公三十年】，子女子说【女音汝，闵公元年】，子北宫子说【哀公四年】，为什么后来的老师这么多呢【又有鲁子说，庄公三年，二十三年，僖公五年，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有高子说，文公四年，都不冠以子。《谷梁传》有谷梁子说，隐公五年，桓公八年；尸子说，隐公五年，桓公八年；沈子说，定公元年，都不冠以子】。既然如此，那么这部传文不全出于公羊子，是显而易见的。

谷伯邓侯书名

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传文说：“为什么都称名？他们是失去国土的国君【谷、邓距离鲁国很远，如果不是因为失地，不可能都来朝见鲁国】。为什么称‘侯朝’？尊贵者没有后代，用最初的礼节对待他们。其义理非常明白，而何休却有去掉二时的说法。桓公用火攻人，君主的说法又有不记月的，失地国君朝见，厌恶人的说法。胡安国沿袭此说，于是把朝见桓公的贬斥归咎于天道了。”

郑忽书名

郑忽出逃到卫国。传文说：“忽为什么称名？”《春秋》中“伯、子、男”是一等的，措辞没有贬义。传文简略而难以理解。李因笃说：“《春秋》的法度，天子三公称公，王者的后代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见《初献六羽传》】。这就是公侯为一等，伯、子、男为一等。所以子产说：‘郑伯，是男爵。遭遇丧事未满一年的国君，公侯都称子，如宋子、卫子、陈子之类就是这样。’因为他们的等级原本高于伯、子、男，所以降称为子。现在郑伯是伯爵，伯与子、男为一等，再往下就没有可降的了，不得不降而称名了。称名不是贬斥忽的措辞，所以说‘措辞没有贬义’。”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

桓公八年，祭公来，于是从纪国迎娶王后。九年春，纪季姜回到京师。从迎娶者来说，称为王后；从归宁者来说，称为季姜。这是自然的文辞。就像《诗经》所说“为韩姞相攸”；就像左氏所说“息妫将归，过蔡”。都是未嫁而冠以夫国的称号，这是行文不得不如此的。而《公羊传》认为王者无外，其辞藻已完备；又认为父母对于子女，即使做了天王之后，仍说“我的季姜”。这是其解经虽然巧妙，却不符合圣人的本意。现在如果说“从纪国迎娶季姜”，那么初学之士也知道这不通；又如果说“王后回到京师”，那么“王后”是谁的女儿？言辞穷尽了。《公羊》子大概拘泥于在国称女的条例【隐公二年传：女在其国称女，在途中称妇，入国称夫人】，而不知道文辞本来有倒置而通顺的情况。

传文则有不同之处，左氏庄公十八年，陈妫回到京师，实际是惠后。

争门

《公羊传》闵公二年：桓公派高子率领南阳的军队，拥立僖公并修筑鲁城。有人说：是从鹿门到争门。有人说：是从争门到吏门。注解说：鹿门，是鲁城南门的东门。根据左传：臧纥斩断鹿门的关隘，出逃到邾国，就是这样。争门、吏门都缺失。查考《说文》：净，鲁北城门池也。从水，争声。士耕切。所以争门就是以这水名省文作争罢了【《广韵》作埩】。后人把瀞字省作净，音才性切，而梵书使用它。自南北朝史以下，都作才性之争门，不再知道了【《礼记》洁静精微，只作静字】。

仲婴齐卒

鲁国有两个婴齐，都是公孙。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婴齐去世，他是仲遂的后代【杜氏注说：襄仲的儿子公孙归父的弟弟】。成公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孙婴齐死在貍脤，那就是子叔声伯。季防、仲遂都是活着时被赐氏，所以他们的儿子就用父亲的字作为氏【刘炫说：仲遂受赐为仲氏，所以他的子孙称仲氏。孔氏说：死后赐族，才是正法。春秋时代，有非礼活着赐族的，华督就是这样。季防、仲遂也同此例。中唐以后赐功臣之号，也是这个意思】。活着赐氏，不合礼制。用父亲的字作为氏，也不合礼制。《春秋》遵循其本称，而不抹杀其变化。对于他们活着的时候，记载公子遂；他们死后，记载仲遂卒于垂。对于他们的儿子，活着的时候，记载公孙归父；死后，记载仲婴齐卒【公子季防去世，也同此义。只有季防的儿子不见于经】。

《公羊传》：仲婴齐是谁？是公孙婴齐。这里说仲婴齐，也是公孙婴齐，不是指子叔声伯。所以注解说：“未见于经为公孙婴齐，现在作为大夫去世，见于经为仲婴齐。”这是汉人解经的善处。如果是子叔声伯，那么战鞌【成公二年】如晋【

译鲁宣公六年，如莒；鲁宣公八年，已经屡次在经文中出现了。“为人后者为之子”这句话，必定是有所依据的。然而婴齐作为继承人，是继承仲遂，而不是继承归父（这就好比叔孙侨如出奔而立豹为后）；如果认为他是为兄长继承宗祧，那就是错误的。《左传》拘泥于“孙子以祖父的字为氏”的说法，从而认为婴齐是继承归父，这就成了弟弟继承兄长，扰乱了昭穆的伦常次序，也是错误的。况且三桓家族又怎么会爱惜归父，而为他立继承人呢？

译隐公十年没有“正”字【以下出自《谷梁传》】

隐公十年没有“正”字，是因为没有按月记事而省略不写，并非有意删削。《谷梁传》认为隐公自身不正，这是穿凿附会。赵氏说：“宣公、成公以前，人名和干支大多不全，这是旧史缺失的缘故，他（赵氏）说得对。”

戎菽

庄公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菽。《传》说：“戎菽就是戎菽。”这似乎是依据《管子》中桓公北伐山戎，得到冬葱和戎菽，推广到天下，从而做出的解释。桓公以戎菽夸示诸侯，难道仅仅是一味戎菽吗？况且《诗经·生民》说：“种植那戎菽，戎菽茂盛。”《传》说：“戎菽就是戎菽。”《尔雅》说：“戎菽叫做戎菽【也作茙菽，《列子》中北宫子回家后，献上他的茙菽，有稻粱的味道】那么自从后稷出生时就已经种植了，并不等待桓公才开始推广。

陨石于宋五

《公羊传》和《谷梁传》，相传都受业于子夏，其宏大的纲领和主旨，能领悟圣人深意的，共有几十条。然而在齐鲁之间，人们各自为师，偏僻乡野多有异说，偏狭的学问多有辩驳，那些穿凿附会而误导后人的，也不少。比如“陨石于宋五”，“六鶂【左氏、公羊作鹢】退飞过宋都”，这是行文时不得不如此，并非史官写“五石”而孔子改为“石五”，史官写“鶂六”而孔子改为“六鶂”。《谷梁子》说：“陨石于宋五，是后数散辞；六鶂退飞过宋都，是先数聚辞。”天下的达道有五种，用来实行的有三种，这是散辞吗？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常道，这是聚辞吗？初九，潜龙；是后九。九二，见龙；是先九。世上没有人为此做过解释。

石头没有知觉，所以按日记载，那么梁山崩塌不按日记载，为什么呢？鶂是微有知觉的生物，所以按月记载，那么鸜鹆来筑巢不按月记载，为什么呢？日月的有无，其文辞是由史官决定的。所以刘敞说：“说‘是月’，是因为宋国没有报告日期，担心与陨石同日，所以书‘是月’以区别之。”

王子虎卒

文公四年夏五月，王子虎去世。左氏认为他是王叔文公，这是对的，而《谷梁传》认为是叔服。查考此后文公十四年，有彗星进入北斗，周内史叔服说：“不出七年，宋、齐、晋的君主都将死于动乱。”成公元年，刘康公伐戎，叔服说：“背弃盟约而欺骗大国，这必定失败。”明显叔服是另一个人，不是王子虎【胡氏沿袭《谷梁传》的错误】

《谷梁传》“日”误作“曰”

《谷梁传》宣公十五年，中国谨慎地记载日期，卑贱的国家记载月份，夷狄不记载日期。其中说“潞子婴儿贤也”，疏解非常迂腐。查考传文应为“字误当作‘其日’”，潞子婴儿贤也【《尚书·皋陶谟》“思曰赞赞襄哉”，《吕刑》“今尔罔不由慰曰勤”，《易经·大畜》九三曰“闲舆衞”，都应当作“日”。古人“日”“曰”二字写法相同，只有“曰”字的上面一画不满，与“日”字不同。所以陆德明《经典释文》在九经中遇到二字可疑的地方就加音切。又有一字两读的，如《诗经》“岂不曰戒”，“曰”音越，又人栗反，“曰”为改岁，“曰”杀羔羊，也是如此。自古经师所传，有的认为是“日月”的“日”，有的认为是“曰若”的“曰”，陆德明两存其说而用音切区别。毛晃认为一字两音而驳斥其失误了。】《史记·秦始皇本纪》赞“而以责一日之孤”，正义说：“日音驲”

《日知录》卷四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录》卷五 昆山顾炎武撰。阍人寺人。

阍人、寺人属于冢宰，那么内廷就没有扰乱政事的人；九嫔、世妇属于冢宰，那么后宫就没有盛宠之事。太宰对于君王，不仅辅佐他治理国家，而且教诲他整顿家庭。自汉代以来，只有诸葛孔明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上表后主，说宫中、府中都是一个整体，而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咨询攸之、袆、允三人。于是后主想要采择女子充实后宫，最终坚持不听。宦官黄皓，在董允在世时职位不过黄门丞【《蜀志·董允传》】可以看作是实行周礼的效果了。后来的君主，认为这是自家的事，而为臣的大臣，也认为这是天子的家事，人臣不敢执意过问。家庭不正，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魏国杨阜任少府，上疏想要裁减宫女，于是召来御府吏询问后宫人数，吏说：“这是禁密，不得泄露。”杨阜大怒，杖打吏一百下，斥责他说：“国家不与九卿保密，反而与小吏保密吗？”然后才知道阍寺、嫔御隶属于天官，周公为后世考虑得深远极了。

汉代承袭秦制，设有少府之官，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八官，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都隶属于少府。那么奄寺之官，仍然属于外廷。

正月之吉

大司徒在正月之吉，开始和布教化于邦国都鄙。注说：周正月朔日【大宰注相同】正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