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録卷十一

译这些数字，即成都、重庆等府都不下二十万，顺庆也有十万。因为四川没有起运到京的粮食，而专门预备西南用兵，所以两浙的赋税居天下第一。我丁亥年北上时，滕师少松对我说：癸酉年他督学浙江时，藩司储备八十万，后来做方伯时只剩四十万，如今做中丞，藩司说不到二十万了。十年之间，积蓄一空到了这种地步。等到我己丑年任广西参政，顾臬使从浙江粮储任上来，询问他说：浙江藩司现在已不到十万了。广西老库储备银十五万，不启用，每年以收入作为支出罢了。我甲午年任山东参政，藩司也不到二十万的储备。庚辰年进入云南，云南藩司也不满十万，与浙江相同，每年取用矿税五六万。现在太仓所积蓄的也止是老库四百余万，有事则从太仆寺取用。我乙未年任太仆寺少卿时，也止是老库四百万，每年马价不够用，就从草料银中取用。因为十年间，东边倭寇、西边哱拜所消耗在两个国库中的超过二百万的缘故。他所记载的万历时事就是这样。到了天启年间，采用操江范济世的奏议，一切外地储备都命令解送京城，而搜括的命令从此开始了。现在将上谕全文记录在这里，使后世考察世道变迁的人得以阅览。天启六年四月七日皇上谕令工部都察院：朕考虑宫殿工程开始兴建，所费巨大，现在虽然不久就能完工，但所欠各项价银已将近二十万。况且辽东尚未收复，军饷浩繁，如果不尽力查核，多方清查，那么大工程必定会缺乏耽误，而边疆何时能安宁？这既不符合朕仰承三朝未竟之业的胸怀，也不符合臣下像子女侍奉父母那样侍奉君上的道义。朕阅览南京操江宪臣范济世两疏所陈述的，确凿有据。他所管辖的应天、扬州府等处库藏银两，先前已有旨意，全部起运解到京城之日，按数目查收，凭借这种急公好义、顺从君上的诚心，足以作为大小臣工的模范，使天下有司都同心同德，朕还担忧什么营建的繁杂、军饷的难筹呢？范济世所奏奉旨已久，那些银两为何尚未解到？你们工部都察院立即行文催促，以应急需。况且上天所生之财，只有这个数目，既然上面不在官府，下面不在百姓，怎能目睹时局艰难，忍心把它放在无用的地方？朕听说盐运司每年募兵银六千两，实际收在库里的有二十余万两。又盐院康丕扬在任时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银一万，约有二十余万两。又已故太监鲁保遗留的每年余银四万两，约有四十余万两。连同前院除去支销费用后的余银约有八十余万两，查卷核查账目可以确证。又南太仆寺解过的马价余银二十六万两，现在寄存在应天等府库中。又户科库藏余银约有七万两，寄存在应天府。又操江寄存的十四府余银约有一万两。又操江寄存在扬州、镇江、安庆三府备倭的余银约有三十余万两，北道查卷御史可以确证。以上七项都应当遵照范济世所奏的事例，彻底清查。就着南京守备内臣刘敬、扬国瑞立即委派廉洁干练的官员胡良辅、刘文耀会同该部院抚按官员，责令经管衙门核查确切，迅速起运解送。有敢推诿避嫌、隐匿拖延、怀私抗阻的，必定罪有所归。如果起运解送不完，那么抚按等官都不许考核期满升迁，刘敬等人也不许包庇隐瞒、枉法徇私，必须竭尽全力急于建功，尽心搜括，这样大工程和边务都有所依靠，国家有用的财物不至于被贪吏侵吞，彰显朕富裕国家、体恤百姓的德意。又听说南京内库祖宗所藏的金银珍宝，都被魏忠贤假传圣旨取走进宫，先帝谕旨中所说：“将我祖宗库藏传国的奇珍异宝，盗窃得几乎一空，不知它们归到了哪里。”从此搜括不止，以至于加派不止，以至于捐助，直到灭亡。由此说来，那么搜括的命令始于范济世，成于魏忠贤，而外库的空虚、民力的匮乏，就是由此而来的。崇祯元年六月奉旨：范济世阿谀逢迎逆阉，妄报操江银两，贻害地方，着戴枷示众。以英明的君主继承大统，却仍然不免与乱臣贼子同流合污。那么懂得上下如同一身、中外如同一体的，除了圣王没有人能做到了。《传》说：“治理国家而致力于财用的人，一定是小人。”难道不确实吗！

译开设科举选拔士人，那么天下的人就一天比一天愚昧；设立限额征收赋税，那么天下的财力就一天比一天困窘。我没有见过没有人和财力却能治理好国家的。既然如此，该怎么办呢？必定要有造就人才的方法，然后科举制度才可以设立；必定要有增加财富的途径，然后赋税才可以征收。

**言利之臣**

孟子说：“没有政事，财物用度就会不足。”古代的君主，从不忌讳谈论财利。他们厌恶兴办利端，是因为那必然会导致害民。从前我们太祖曾经罢免了主张言利的御史，并对侍臣说：“君子得到职位，想要推行他的道义；小人得到职位，想要成全他的私欲。想要推行道义的人，心里想着天下和国家；想要成全私欲的人，心里想着伤害人和物。”这就是唐太宗责备权万纪的遗意。又广平府官吏王允道说：“磁州临水镇出产铁，请求设置炉冶。”皇上说：“我听说治世，天下没有遗漏的贤才；没听说过天下有遗漏的利源。况且利不在官府，就在百姓。百姓得到利，财源就通畅而对官府有益；官府独占利，利源就阻塞而必然损害百姓。现在各冶铁所数量很多，军需不缺，而百姓的生计已经安定。如果再设置这个，必定会严重扰民。”于是杖责他并流放到海外。圣祖不崇尚贪财的意思，可以说非常深切了。自从万历中期矿税以来，求利的方法纷纷出现，而且几十年间百姓生活越来越贫困，国家财政也越来越窘迫。那么治乱兴衰的规律，就可以知道了。作为统治者，可以只求利而不把百姓放在心上吗？

《新唐书·宇文韦杨王列传》赞曰：“开元年间，宇文融开始因为言利得到宠幸。当时，天子看到海内太平，安然有排斥四方少数民族的心思。宇文融揣度皇帝正在调集兵粮，所以建议征收隐户和剩田，以迎合君主的心意。利说一旦开启，天子恨得到他太晚。不到十年就让他做了宰相，虽然后来获罪，但追悔宇文融的才能，还觉得未尽其用。天宝以来，对外供给军兴，对内蛊惑艳妃，所费不可计量。于是，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各自凭借搜刮刻薄进身，剥削下级以增益上级，每年进献羡余钱帛百亿万，作为天子的私藏，用来供给横赐，而天下的经费依然如常。皇帝认为他们有能力，所以授予重官，屡次派遣，尊显显赫。天下流亡的人比以前更多，有关部门只是备位充数不再做事，而韦坚等人欲望已经满足，还使用权术嫉妒互相残杀。四族都覆灭，成为天下的笑柄。孟子所说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难道不可信吗！唉！芮良夫讽刺厉王时说：‘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三代末期的君主，没有不是这样的。前车覆，后车不知，确实是人臣因此丧命，人主因此亡国，可悲啊！读孔孟的书，却进用管商之术，这是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做的，而现在却滔滔皆是。有一个人，可以说话却不说话，那么大家就推崇他以为是有耻之士了。上行则下效，于是钱谷的职务，度支的部门，过去人们避而不居，现在却捋起袖子争相担任。礼义沦亡，盗窃竞相发生，如果后义而先利，不抢夺就不满足。后来的兴王，应该着重以此为惩戒，来改变天下的贪邪，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

**俸禄**

前明贪婪索取的风气之所以胶固在人心而不可去除，是因为俸禄微薄而无法赡养家庭。从前武王攻克殷商，众士的俸禄加倍。《王制》规定诸侯的下士俸禄相当于上等农夫，中士是下士的两倍，上士是中士的两倍，下大夫是上士的两倍。汉宣帝神爵三年下诏说：官吏不廉洁公平，那么治道就会衰败。现在小官吏都勤于事务而俸禄微薄，想要他们不侵吞百姓，很难啊。增加百石以下官吏的俸禄十五【如淳说：律规定百石俸禄每月六百；韦昭说：如果吃一斛，就增加五斗】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下诏有关部门增加百官俸禄，其中千石以上减少于西京旧制，六百石以下增加于旧秩。晋武帝泰始三年下诏说：古代以德授予爵位，以功制定俸禄，即使是下士也吃上等农夫的俸禄，对外足以奉公防私，对内足以养亲施惠【指分禄以赡养宗族姻亲故人】现在在位者俸禄不够代耕，这不是用来崇尚教化根本的方法。商议增加官吏俸禄。唐代俸钱，上州刺史八万，中下州七万，赤县令四万五千，畿县上县令四万，赤县丞三万五千，上县丞三万，赤县簿尉三万，畿县上县簿尉二万。玄宗天宝十四载制曰：衣食既足，廉耻乃知。至于资用不充足，或许贪求不已，败名犯法，实在由此而来。京城之下，尤其难以取给。在西京，文武九品以上正员官【唐代官多有员外设置的，所以分别说明】今后每月给俸食杂用防阁庶仆等，应当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员官加一分，仍为常式。而白居易任盩厔尉诗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他的江州司马记曰：唐兴，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现在的俸禄制度不过唐人的十分之二三，他们无法自赡，能不取之于民吗？从前杨绾为相，承元载汰侈之后，想要用节俭来改变

译（皇帝）却首先增加了百官的俸禄。皇甫镈以宰相身份兼任度支使，请求削减内外官员的俸禄，给事中崔植将诏书封还退回，这可以说是通达教化治理根本的人啊。

译《汉书》记载，王莽时期，天下的官吏因为不能得到俸禄，各自凭借官职做坏事，收受贿赂来供给自己。《五代史》记载，北汉国小民贫，宰相每月俸禄只有百缗，节度使只有三十缗，其余的仅有微薄的供给而已，所以该国中很少有廉洁的官吏。《穆王书》说：“爵位重而俸禄轻，群臣就会勾结作乱，百姓就会像程氏那样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前代的官吏都有职田【《晋书》、《魏书》、《隋书》、《唐书》都记载了从第一品到第九品官职对应的职田数量】，所以他们的俸禄丰厚。俸禄丰厚，官吏就多能勉励自己做到廉洁，像陶潜种植高粱【见《晋书·本传》】、阮长之在芒种前一天辞官【见《宋书·本传》】，都是公田制度的证明。《元史》记载，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巳日，下诏确定官吏员额，区分正从官职【正职如正一品、正二品，从职如从一品、从二品】，发放俸禄，赐予公田。《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年十月辛酉日，制定赐予百官公田，用公田的租税收入充作俸禄数额，这说明明朝初年这一制度尚未废除。不知是哪一年收回职田归公，而只将俸禄折算成钞币【《实录》、《防典》都没有记载】，其数额又比前代轻，这才无法要求官吏廉洁了。

《宣宗实录》记载，宣德八年三月庚辰日，兼管行在户部事务的礼部尚书胡濙上奏，请求文武官员七年的俸钞，每石减少旧数折算成十五贯钞，以十分为比例，七分折算成官绢，每匹折合钞四百贯，三分折算成官绵布，每匹折合钞二百贯。皇帝批准了。胡濙最初建议与少师蹇义等人谋划，蹇义等人极力表示不可，说：“仁宗皇帝在太子东宫时间很久，深知官员折俸数额微薄，所以即位后特意增加了几倍，这是仁政，怎么可以违背呢【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庚申日，增加供给在京文武官员及锦衣卫将军、总旗、小旗米各五斗，杂职及吏员并各卫总旗、小旗、军力士、校尉等有家属的米各四斗，无家属的各五升，都折算成俸粮支取的钞币】。胡濙最初想每石减作十贯，听到蹇义等人的话，才定为十五贯【按洪熙元年闰七月，尹松说官员俸禄用钞折算米，各地米价贵贱不同，每石四五十贯的有，六七十贯的也有，这说明当时折钞还符合米价】，然后公布实行，而小官俸禄不足的很多了【以上为《实录》原文】。

前明《防典》官员俸给条规定：每俸一石，折合钞二十贯。每钞二百贯，折算布一匹。后来又规定布一匹，折算银三钱。这样十石米，折算银仅三钱【正统六年十一月丙辰日，增加供给在外文武官吏军士俸粮，原定粮一石给钞十五贯，现在增加十贯为二十五贯。十二年四月丙辰日，又减为十五贯。景泰七年二月甲辰日，命令折俸钞每七百贯给白金一两。天顺元年正月壬辰日，下诏京官景泰七年折俸钞都准给银，听从户部奏请，因为官库钞币少的缘故。成化二年三月辛亥日，减少在京文武官员折俸钞，先前米一石折钞二十五贯，后来因户部裁省定为十五贯。至此，尚书马昂又奏请每石再省五贯，皇帝批准了。当时钞法久已不行，新钞一贯时价不过十钱，旧钞仅一二钱，甚至堆积在市肆，路人都不顾。用十贯钞折俸一石，那就是斗米一钱。小吏俸禄微薄，无法养廉，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成化七年十月丁丑日，户部请求用布一匹准折文武官员俸粮二十石。旧例两京文武官折色俸粮，上半年给钞，下半年给苏木胡椒。至此，户部尚书杨鼎奏称京库胡椒苏木不足，甲字库多积绵布，按当时估计，阔白布一匹可准钞二百贯，请求用布折米，仍参照折钞惯例，每十贯一石。先前折俸钞米一石钞二十五贯，逐渐减至十贯。当时钞法不行，钞一贯值二三钱，这样米一石仅值钱二三十文。至此又用布折算，布一匹时价不过二三百钱，而折米二十石，这样米一石仅值十四五钱。自古百官俸禄之微薄，没有像这样的，后来遂成为常例】。大概明朝初年民间所纳官粮都是米麦，有时折算成钞布。百官所受俸禄也是米，有时折算成钞。后来钞币不行而用银代替，于是粮食的折算越来越重【崇祯年间粮一石至折银二两】，而俸禄的折算越来越轻。其弊端在于用钞折米，用布折钞，用银折布，而世人没有防备其源流。

正统六年二月戊辰日，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曹泰上奏：“我听说《尚书》说：‘凡是正直的人，先富裕然后才能做善事。’现在在外各衙门的文臣，远离家乡任职，妻子儿女随行，俸禄厚的每月给米不过三石，薄的仅一石、二石，又多折算成钞。九年任期内，奉养父母、养育子女的费用，道路往来的花费，亲友问遗的需求，任期届满闲居的开销。如果俸禄不足以供给，就不免失去操守，而陷入罪过的人很多了。请求敕令廷臣商议，酌情增加，使足以养廉。像这样仍然有贪污的，惩罚他们绝不赦免。”事情下达给行在户部，户部以定制为由搁置，没有实行。

《北梦琐言》记载，唐代宰相毕諴家原本寒微，他的舅舅是太湖县伍伯【伍伯

译随即命令那些号称为杂职并执行杖刑的人，相国对此感到羞耻，让他们停止这项差役，并削去一个官职，多次派人传达心意，他们最终不肯接受命令。特地任命选人杨载担任这个县的县令，杨载在辞别之日，相国在私宅中延请他坐下交谈，打算为他注销籍贯并派人护送进京。杨令到任后，详细禀报了台防的情况，伍伯说：“我身份低贱，哪里会有外甥当宰相呢？”杨令坚决勉励他，他才说：“我每年的公税收入有六十缗，事例钱（大概就像现在的工钱）只要没有过失，终身都能优厚富足。不知相公想为我谋求什么官职？”杨令将这一切详细禀报，相国赞叹赏识，也认同他的说法，最终没有改变他的志向。凭借伍伯这样的差役，每年却有六十缗的收入，难怪台皂这样地位卑微的人，都知道自重。这才相信《汉书》上的话：“赵广汉奏请让长安的游徼和狱吏享有百石的俸禄，此后百石俸禄的官吏都稍微懂得自重，不敢枉法妄自拘禁扣留人。”这确实是清廉官吏的根本职责，那些认为贪婪浇薄的积习不可改变，而廉洁安静的人真正不懂治理体制的说法，是错误的。

译助饷

君主治理天下的原则，在于不贪图群臣和百姓的财富。君主能够不贪图群臣和百姓的财富，那么群臣和百姓也就不会贪图君主的财富，这样府库中的财物就可以长久保全了。《旧唐书·柳浑传》记载：柳浑担任宰相时，上奏说故尚书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是先朝的名臣，他的祖父都因孝行被表彰门第，京城中隋朝的旧宅第，只有田季羔一家保留着。如今被堂侄田伯强上状，请求变卖宅第招募人马，用来讨伐吐蕃。一旦开了这个先例，恐怕会助长那些心怀不满之人的气焰。讨伐贼寇自有国家的财政计划，哪里需要依靠侥幸求宠之人？况且毁坏废弃义门，损害风化教化，希望稍加责罚，也可以起到惩戒和劝勉的作用。皇上批准了他的奏议。唐德宗本是喜好财货的君主，却还能听从宰相的话，不接受田伯强的献纳。后来的君主，可以深思了。《王明清记》记载：宋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百姓王永从献钱五十万缗，皇上认为国家用度稍微充足，推辞不接受，并下诏今后富民不允许陈献财物。唉，这大概就是宋朝之所以能在南渡后得以存续的原因吧？

汉武帝尊崇卜式来教化天下，起初还是用爵位来劝勉他，后来竟然用威势来胁迫他。外戚之家，常常惊恐不安，无法自保，甚至在门上挂牌说：“这房子确实要卖。”京城之中，十户人家就有五户如此，这还有什么比这更不祥的呢？《南唐书》记载后主时期，用六枚铁钱兑换四枚铜钱流通，到了末年，一枚铜钱兑换十枚铁钱。国家灭亡时，各郡所积蓄的铜钱有六十七万缗。唉，这就是所说的府库中的财物并非真正属于君主啊！崇祯年间，史可法担任南京兵部尚书，军饷短缺，于是传布檄文招募富人出财助国，檄文的大意说：“亲郊祭祀本是雍容华贵之事，唐宗尚且还有周崇韬；出塞征战本是侥幸求胜之图，汉武帝尚且遇到卜式。”这是桐城诸生姚士晋的言辞。然而百姓最终没有人肯输出资财帮助官府，最终导致国家沦丧，大概就像孟子所说的“百姓抛弃君主而离去”那样，即使拥有再多财富又有什么益处呢？

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百姓有人挖出黄金，当地官府将其进献给朝廷。皇上说：“百姓得到黄金而我占有它，这很不恰当。”命令将黄金归还给百姓【实录】天启初年，辽东战事紧急，有人提议捐助，朝廷舆论认为这是教猴子爬树（意指诱导百姓做坏事）。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晋上疏请求将灵鹫废寺所存的田亩变卖，以资助工程。皇上批示：“詹以晋垂涎低价，图谋夺取寺产，可以削去官籍为民，仍令他自行修理寺宇。”田地有变卖佃种为民业的，责令赎还本寺，以此作为贪图微利的小小惩戒。在权阉当道的时代，下面有这样的议论，上面有这样的防范，这也是三代直道的遗存啊。

馆舍

读孙樵《书褒城驿壁》，才知道那里有水池、有鱼、有船。读杜甫《秦州杂诗》，又知道驿站有池塘、有树林、有竹子。现在的驿舍，几乎像囚禁人的围墙一样了。我见到天下作为唐代旧治所的州县，其城墙必定都宽阔宏大，街道必定都笔直平坦。作为唐代旧建的官舍，其地基必定都宏伟宽敞。宋代以后所设置的，年代越近的，形制越简陋。这又是孙樵记中所说的州县都像驿站一样，而人们敷衍塞责的心态比前代要严重百倍千倍了。

前朝之所以百事荒废，正是因为国家将州县的财物，一丝一毫都收归上级，导致官吏和百姓都陷入困境，于是没有资金来修缮举办公事。延陵季子游历晋国，说：“我进入他们的都城，新房子破旧而旧房子美观，新墙低矮而旧墙高大，我因此知道他们的民力已经枯竭了【说苑】”这不仅仅是人们敷衍塞责的原因。

汉代的制度，官署、乡亭的屋漏墙坏、颓圮不修的，视为不胜任，先自行弹劾。古人之所以百废俱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街道

古代的王者，对于国都内的道路，有条狼氏打扫清除道路上的杂草荆棘，使之洁净；对于郊外的道路，有野庐氏通达，四畿合方氏通达天下，使之桥梁相接，不至于陷落断绝；又有遂师巡视道路，修候人掌管各方的道路治理。至于司险，掌管九州的地图，以周知山林川泽的险阻，从而通达道路，那么舟车所到之处，人力所通之地，没有不平坦宽阔的了。晋文公称霸时，也说司空按时平整道路；而道路如果像堵塞的河流没有舟桥，单子据此占卜陈灵公的灭亡，从天街不正，王路倾危，泥泞遍布郊关，污秽聚集于车驾周围。《诗经》说：“周朝的道路像磨刀石一样平，像箭一样直。君子行走其上，小人观看。回头顾盼，不禁流泪。”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说苑》记载楚庄王讨伐陈国，驻扎在有萧氏，对路室的人说：“巷子难道不好吗？为什么沟渠不疏通呢？”以庄王的霸业，却留意于一条巷子的沟渠，这也知道他勤于民事了。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请禁止车牛，不允许在天津桥往来。明代制度，两京有街道官车牛，不允许入城。

官树

《周礼》野庐氏统计国郊及野外道路上的宿息井树。《国语》中单襄公叙述周制告诉周王说：“排列树木以标志道路，设立鄙食以守卫道路。”《释名》说：“古代排列树木以标志道路，道路两旁有沟渠以通排水。古人在官道旁边，必定都种树以标记里程，以此来防止行旅迷失。”因此南方的棠树，是召伯休憩之处；道路周围的杜树，君子前来游览。这本来就已经宣扬美好的风俗歌谣，流传恩德

译后嗣。子路治理蒲地，树木非常茂盛；子产辅佐郑国，桃李垂挂于街道两旁。下至隋唐时代，官槐官柳也随处可见。诗篇中记载的，正是人存政举的效果。近代政治废弛，法度松弛，任由人们砍伐，原本平坦如磨刀石的道路，变得光秃秃的，而官员没有不剪伐树木的念想，百姓也很少得到如《诗经》中“侯旬”那样的庇护了。《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将作大匠掌管修建宗庙、路寝、宫室、陵园的土木工程，并在道路两侧种植桐树、梓树等。”由此可见，古人本来就有专门的职掌【《三辅黄图》记载：“长安的御沟被称为杨沟，是因为在上面种植高大的杨树”】。《周书·韦孝宽传》记载：“韦孝宽任雍州刺史时，先前道路旁每里设置一个土制标志，经雨水冲刷倒塌毁坏，每次都需要修缮。自从韦孝宽到任后，便命令辖区内应在设置标志的地方种植槐树来代替，既免去了修缮的麻烦，又能为行旅提供荫蔽。”周文帝后来问起得知此事，说：“难道只有一州这样吗，应当让天下都效仿。”于是命令各州在道路两旁每里种一棵树，十里种三棵树，百里种五棵树【唐代王维诗云：“槐阴阴到潼关”】。《册府元龟》记载：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正月，在两京道路及城中苑囿内种植果树【郑审有《奉使巡简两京路种果树事毕入奏》诗】。代宗永泰二年正月，在城内六街种植树木【《中朝故事》说：“天街两旁种植槐树，俗称为槐衙；曲江池畔多柳树，也称为柳衙，因为它们成行排列。”韦应物诗云：“垂杨十二衢，隐映金张室”】。《旧唐书·吴凑传》记载：“官街树木缺失，主管部门种植榆树来补种。吴凑说：‘榆树不是九衢大街的观赏树种，命令换成槐树。’等到槐树成荫时吴凑去世，人们指着树木怀念他。”《周礼·朝士》注解说：“槐，意思是怀，怀念来人于此【《淮南子》注相同】”。既然如此，那么前朝官员，恐怕早就没有令人怀念的政事了。

译桥梁

《唐六典》规定：天下用船连接的浮桥有四座【黄河有蒲津、太阳、河阳，洛水有孝义】；石柱桥有四座【洛水有天津、永济、中桥，灞水有灞桥】；木柱桥有三座【都是渭水上的便桥、中渭桥、东渭桥】；大型桥梁有十一座，都由国家工匠修缮【这些都是京都的交通要道】。其余的桥梁都由所属州县随时营建修缮。那些重要渡口没有桥梁的，都配备船只，根据渡口的大小和难易程度来确定等级。如今京畿地区荒芜，桥梁废弃毁坏，雄县与莫州之间，每当秋水到来，年年被淹没阻断，那些拖拽车轮、招揽船只的无赖之徒借此牟利，潞河渡口的船夫勒索旅客钱财，以至于烦扰到朝廷弹劾。司空不修缮，长官不过问，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成化八年九月丙申日，顺天府府尹李裕上言：本府津渡之处，每年水涨或天气严寒时，官府修造渡船以便往来。近来无赖之徒冒充贵戚名号，私自建造渡船，勒索过往行人财物，严重危害百姓，请求敕令巡按御史严加禁止。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何况边疆偏远之地，怎能期望像赵充国治理湟水以西，修建七十座道桥，使得军队可以像从枕席上经过一样顺利呢？《五代史》记载，王周担任义武节度使时，定州的桥毁坏，压坏了百姓租用的车辆，王周说：“桥梁不修，是刺史的过错。”于是赔偿百姓粮食，并修缮了桥梁。这又是当今官吏所感到惭愧的。

人聚

太史公说：“汉文帝时，人民安居乐业，顺应他们的意愿，不加以扰乱，所以百姓得以安定。即使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也未曾去过集市【《史记·律书》】。”刘宠担任会稽太守时，狗不在夜里吠叫，百姓不见官吏，白发苍苍的老人，未曾认识郡守【《后汉书·循吏传》】。史书所称道的，其遗风尚可想见。唐朝自开元全盛时期，姚崇、宋璟担任宰相，海内太平，元稹诗云：“戍烟生不见，村竖老犹纯。”这就是唐朝兴盛的原因。到了大历年以后，四方多事，赋税徭役繁多，小民奔走于官府，终日不得闲暇，元结作《时化》篇，说人民被征赋所伤害，州里变成了祸害之地，这就是唐朝衰败的原因【宋熙宁年间实行新法，苏轼在杭州作诗说：“赢得儿童音语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衰败的政令，自古都是一样的】。我年轻时见到山野的百姓，有白头到老也不见官吏，安于田间耕作，不去城中的。等到末世，徭役繁多，诉讼众多，终年的劳作，一半耗费在官府，小民中有“家有二顷田，头枕衙门眠”的谚语【见《曹县志》】。不久，山中有负隅顽抗者，林中有潜伏的盗匪，于是他们舍弃田园，迁徙到城郭，又是一次变化，而求取功名之士、申诉冤屈之人，全都来到京师，京城附近，比郊野道路还要容易通行。

访恶

尹翁归担任右扶风时，各县逮捕狡猾的官吏和豪强百姓，查究其罪行，重至死刑。逮捕人一定在秋冬考核官吏大会中，以及出行巡视各县时，不在无事之时。他有所逮捕，是为了以儆效尤，官吏百姓都服从恐惧，改过自新。所谓逮捕人，就是明代巡按御史访察恶人的意思。武断乡里的豪强，舞文弄法的官吏，主持诉讼的讼师，都能被访察。到了浊乱之时，于是借此作为防范百姓的手段，而前代刺奸纠恶的美意，荡然无存了。

《传》说：“子产向然明问政，然明回答说：‘看待百姓像子女一样，见到不仁的人就诛杀他，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所以诛杀不仁之人，是为了爱护百姓。《说苑》记载：董安于治理晋阳，向蹇老问政。蹇老说：“忠、信、敢。”董安于说：“什么是忠？”回答说：“忠于君主。”说：“什么是信？”回答说：“信守法令。”说：“什么是敢？”回答说：“敢于惩治不善之人。”董安于说：“这三者足够了。”

《盐铁论》说：“水有泛滥，池鱼劳国；有强御齐民，消”。

盗贼课

《史记·酷吏传》记载，汉武帝制定沈命法说：“群盗兴起而不发觉，发觉而捕获不满定额的，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管者都处死。”小吏害怕被诛杀，即使有盗贼也不敢上报，恐怕不能捕获，因考核连累上级官府，官府也让他们不要上报，所以盗贼逐渐增多，上下互相包庇，用文书规避法律。这就是汉代所谓的“盗贼课”，而法律的弊端，在这几句话中已经说尽了。《汉书》记载张敞担任山阳太守时，勃海、胶东盗贼并起，他上书自请治理，说山阳郡户九万三千，人口五十万以上，最终统计未捕获的盗贼有七十七人【《汉纪》作十七人】，其他考核事务也大致如此。他长期在闲散郡县任职，希望调任治理剧县。未捕获的盗贼还有七十七人，却认为郡内清静治理【《纪》云张敞为太守，郡内清治】，难道不是宣帝用法比武帝宽缓吗？然而武帝末年，大盗群起，派遣绣衣使者持斧在郡国断斩，才能战胜；而宣帝时期，那些戴牛佩犊的盗贼都被驱赶回归南亩，最终官吏称职，百姓安业。这就是治理天下的道理，有不依赖严法而行的，不能与刀笔筐箧之徒商议。

《后汉书·光武纪》记载，建武十六年，郡国群盗处处并起，攻劫所在，杀害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离去又集结。青、徐、幽、冀四州尤其严重。皇上于是派遣使者下到郡国，允许群盗互相揭发。五人共斩一人者，免除其罪。官吏

译即使是逗留回避、故意放纵盗贼的人，都不予追究，只以擒获盗贼的成效作为考核标准。那些因辖区内发生盗贼而不进行抓捕的州郡长官，以及因胆小怯懦而放弃城池、丢下防务的官员，都不算作失职，只以抓获盗贼的多少来评定优劣。只有包庇隐藏盗贼的人，才予以治罪。于是官吏们互相追捕盗贼，盗贼团伙全都解散。将盗贼的首领迁徙到其他郡县，分配田地、供给口粮，让他们安居乐业。从此牛马可以自由放牧，城门不必关闭。光武帝精通政务，所以他治理盗贼的方法就是这样。天下的事情，往往在宽松时得以成功，在严密时反而失败，大体都是如此，又岂止是考核捕盗这一件事呢？

译禁止兵器

王莽始建国二年，禁止百姓携带弩机和铠甲，违者迁徙至西海。隋炀帝大业五年，规定民间的铁叉、搭钩、刀刃之类器物，一律禁止。不久全国战乱兴起，隋炀帝身死国亡。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乙亥日，敕令朝廷内外，凡汉人持有铁尺、手挝以及带刃的杖具，全部上缴官府。六月戊申日，清查各路马匹，凡色目人拥有马匹的，征收三分之二，汉人的马匹全部收归官府。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日，清查天下马匹，一品、二品官员允许乘坐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陈天祥传》记载：兴国军因登记兵器导致动乱，行省任命陈天祥暂代兴国军军政事务。陈天祥命令以十家为一甲，十甲为一长，放宽兵器禁令以顺应百姓便利，境内于是平定。后来继任者致力于更改旧政，对隐匿兵器的人查办得非常紧急。陈天祥离任不久，兴国再次发生变乱，邻近郡县以及大江南北许多城邑，大多趁机杀害守将响应变乱】。顺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日，禁止汉人、南人、高丽人执持军器，凡有马匹的全部拘禁入官。不久群盗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夘日，命令山东分省团结义兵，每州增设判官一员，每县增设主簿一员，专门率领义兵从事守御。所以刘基（刘文成）有诗说：“他时重禁藏矛防，今日呼令习皷鞞。”唉，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妇，一旦能够胜过我，古代的圣王已经说过了。

汉武帝时，公孙弘上奏说：“禁止百姓携带弓弩。”吾丘寿王驳斥他，认为：“圣王致力于教化而减少禁令防范，如今陛下彰显明德，建立太平，天下日渐教化，远方归附，然而盗贼仍然存在，这是郡国二千石官员的罪过，不是百姓携带弓弩的过错。如果真能阐明教化的本源，并引导百姓行善以保全家庭，那么即使家中有鹤膝弩，户户有犀渠剑，也正好足以夸耀国家风俗的强盛【《旧唐书·郑惟忠传》引用《吴都赋》】，而不至于引导百姓使用不祥的兵器。”

水利

欧阳修撰写《唐书·地理志》，凡是开凿一条水渠，建立一座堰坝，没有不记载的。在各县条目之下，实际上兼有河渠志的内容，也可以说是详尽而有体例了。大概唐代担任县令的人，还能够利用一地的财力，在短期内兴修工程，而志书所记载的，大部分是天宝年以前的，约占十分之七。难道不是太平盛世，吏治修明而百姓疾苦得以通达，所以常常凭借百里之官而开创千年之利吗？至于河朔用兵之后，则以催缴赋税为急务，而对于农事水道就没有闲暇去讲求了吗？然而自大历年间直到咸通年间，仍然都记载不绝于册，而现在做官的人，却几十年没有闻讯。于是水日益干涸，而土日益堆积，山泽之气不通，又怎么能没有水旱灾害呢？崇祯年间，有辅臣徐光启著书，特别详细地论述水利之学，而给事中魏呈润也说：“传曰：雨，是水气所化，修治水利，也是致雨的方法。”孔子称赞大禹，说“尽力于沟洫”，而大禹自己也说“疏通田间小沟直到大河”。古代圣人有天下的大事，却不遗漏这些小事，就像这样。自从干时记载于齐人，枯济征引于王莽，古代的交通要道和大河，现在大多成为细流，而中原的田地，夏旱秋涝，年年受灾。

龙门县就是现在的河津，北三十里有〇谷山堰，贞观十年修筑；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贞观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开凿，灌溉田地肥沃，每亩收获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马鞍坞渠，也是长孙恕开凿。设有龙门仓，开元二年设置，用来储存渠田的收成，转运至京城，以节省关东的漕运。这就是汉代河东太守番系的策略，《史记·河渠书》所说的“河流改道，水渠不利于农田，不能偿还种子”，而唐代实行它竟然获利，由此可知天下没有难以兴办的功业，关键在于用人罢了。说后人的事一定不能超过前人，不也是诬蔑吗？

唐代姜师度担任同州刺史。开元八年十月诏书说：“从前史起灌溉漳水的堤防，郑国、白渠开凿泾水的利益，从此以后，名声断绝。同州刺史姜师度，见识洞察细微，智慧显现于征兆未形之时，不徇私情的节操所怀抱的必定竭尽，奉公之道，知无不为。近来担任大司农，首先开凿沟洫，年成尚不明朗，物议纷纷。因为他的忠诚可嘉，委任依旧，暂停九列的重任，假以六条的监察。秋收过半，政绩众多，粮食乃人的天，农业是政事的根本。朕因此巡视，不畏惧严寒，将要申明劝农防旱的情怀，特意冒着风霜。现在原野田地满眼望去，田间小沟相连，由来榛棘丛生的地方，遍布成为种植秔稻的河流，仓库有堆积如山的丰饶，关辅地区获得每亩如金的滋润。本来经营此地，想要利于平民，因为百姓尚未开化，恐怕农事虚弃，所以官府代为开发，希望让他们互相教授。功业既成，想着与他们共享。那些屯田内先前有百姓注籍的土地，近来召人作主，也量准顷亩割还。那些官屯熟田，如同同州有贫下欠地的农户，自己办理功力能营种者，按数给付。余地暂且依照前官收取。”姜师度因功加封金紫光禄大夫，赐帛三百匹【《册府元龟》本传：“师度既好沟

译沟渠，凡是所在之处必定发动众人开凿，虽然有时遇到不利情况，但成功的也很多。阅读这道诏书，然后才知道没有

译想要快速成功，就不要贪图小利，这两句话，是建功立业的根本。孙叔敖决开期思之水，灌溉雩娄的田野，楚庄王因此知道他可以担任令尹。魏襄王与群臣饮酒，王为群臣祝酒说：“希望我的臣子都像西门豹那样做臣子。”史起进言说：“魏国实行井田制，以百亩为单位，唯独邺地是二百亩，这是因为田地贫瘠。漳水就在旁边，西门豹不知道利用它，这是不智；知道而不兴修水利，这是不仁。仁与智，西门豹都没有做到极致，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于是任命史起为邺令，引漳水灌溉邺地，使魏国的河内地区变得富裕。作为君主，有督促兴办事业的勤勉，有授予方略、任用人才的谋略，就不必担心没有像孙叔敖、史起那样的臣子了。

《汉书》记载，召信臣担任南阳太守，为百姓制定用水的规则，刻石立在田边，以防止纷争。《晋书》记载，杜预都督荆州诸军，修缮召信臣留下的遗迹，划分疆界并刻石，使各方有确定的份额，公私共同受益。这就是今天分水制度的起源。

洪武末年，派遣国子监的生员和人才，分赴天下各郡县，召集官吏和百姓，趁着农闲修缮治理水利。洪武二十八年，奏报开修天下各郡县的塘堰共四千零九百八十七处，河道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池、渠道、堤岸五千零四十八处。这是圣祖勤勉为民的成效。

雨泽

洪武年间，命令天下各州县的长官每月奏报雨水情况。这大概是古代龙星出现时举行祈雨仪式，以及《春秋》三次记载“不雨”的用意。太平日子久了，往往被视为不急之务。永乐二十二年十月，通政司请求将各地关于雨水的奏章分类送交，由给事中收藏保管。皇上说：“祖宗之所以命令天下奏报雨水情况，是想预先知道水旱灾害，以便施行体恤百姓的政策，这是良法美意。现在州县关于雨水的奏章堆积在通政司，上面的人怎么知道？又想要送给给事中收藏，这是想让上面的人始终不知道。这样只是白白劳累州县，做什么呢？从今以后，各地奏报的雨水情况一到，立即封送进宫，我亲自阅览。”唉！太祖出身卑微，登上天子之位，他看待广阔的四海，就像自己的庄田；众多的百姓，就像自己的佃户。所以他如此留心民事。当时的地方长官得以陈述百姓的疾苦，而乡里的老人也能到朝廷亲自陈述。后世上报雨水的制度于是逐渐废弃，天灾隔绝而朝廷不知，百姓的隐情被堵塞而无法上达。然后才知道圣主的用意，不仅仅在于祈求丰收，百姓亲近而国家治理得好，是有原因的。

河渠

黄河在《禹贡》中记载：“向东经过洛水入黄河处，到达大伾；向北经过浲水，到达大陆。又向北分流为九条河道，汇合为逆河，流入大海，这是它的旧河道。”汉元光年间，黄河在瓠子决口，向东南注入钜野泽，连通淮河和泗水。汉武帝亲自前往，发动数万士兵堵塞决口，在上面修筑宫殿，命名为宣防宫。引导黄河向北流，恢复大禹的旧迹，梁、楚地区再次安宁，没有水灾。从汉朝到唐朝，黄河没有造成灾害，将近一千年。《五代史》记载，晋开运元年五月丙辰日，滑州黄河决口，淹没汴、曹、濮、单、郓五州的境界，环绕梁山，汇入汶水，与南旺、蜀山湖相连，弥漫数百里。黄河于是从北流向东。《宋史》记载，熙宁八年七月乙丑日，黄河在澶州曹村大决口，北流断绝，河道南移，向东汇聚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支：一支汇入南清河，流入淮河；一支汇入北清河，流入大海。黄河又从东流向南了。元丰以后，又决口向北。议论的人想要恢复大禹的旧迹，而大臣坚持主张让黄河回向东流的意见。降至金、元时期，黄河的趋势日益向南而不可挽回，所以今天的黄河不是古代的黄河了。从中牟以下夺取了汴水，徐州以下夺取了泗水，清口以下夺取了淮河，总共三次夺取后才流入大海。现在年代久远，河床日益增高，淮河和泗水又不能容纳了。朝廷的议论，既把这种夺取视为常态；主管水利的官员，又趁着决口谋取私利。这不仅危害民生、妨碍国家大计，而且对于天地的气运未必没有关联。

丘仲深在《大学衍义补》中论礼说：“四条大河比照诸侯，称为‘渎’，是因为‘独’，因为它们独自流入大海，所以江、河、淮、济称为四渎。现在用一条淮河来承受黄河的全部水流，大概是合并了两条渎成为一条。从宋朝以前，黄河独自流入大海，尚且能造成沿河州郡的灾害，何况现在黄河与淮河合流，而清口又汇合了汴、泗、沂三条水，一同归于淮河呢？过去河水还有所蓄积，如钜野、梁山等处；还有所分流，如屯氏、赤河之类，虽然元人排导黄河入淮，但东北方向的河道还略微存在，现在却用一条淮河来承受众水的归流，而没有丝毫的渗漏了。”邵国贤作《治河论》，认为大禹治水，直到地平

译大禹治水，六府三事得以治理，他的功绩可以说是非常盛大的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大禹所留出的空地非常广阔，所处的地势非常平易，所追求的功效非常微小。现在的治水者，距离大禹的时代已经很远，然而所留出的空地却比大禹时狭窄，所处的地势却比大禹时艰难，所追求的功效却比大禹时宏大。大禹疏导黄河，自大伾山以下，分流汇聚，顺着水流的方向加以疏通，不与水争利，所以水得以保持其本性，而没有冲决堤岸的祸患。现在一杯水，举起倒在地上，必须有一尺见方的地方才能容纳它，这是形势使然。黄河自大伾山以上，水就像在杯子里一样；大伾山以下，水就像在地上一样。用在地上的水，却想要像水在杯子里时那样加以拘束周旋，大禹尚且不能做到，何况其他人呢？现在河南、山东的郡县像棋子一样散布，像星星一样罗列，官署亭舍和百姓房屋紧密相邻，凡是当年大禹留出来给水的地方，现在都被我们占有了，大概是我们没有容纳水的土地，而不是水占据了我们的土地，所以理所当然会有冲决堤岸的祸患。所以说：“所留出的空地比大禹时狭窄。”大禹治水，随地势施功，没有任何拘束阻碍。现在北有临清，中有济宁，南有徐州，都是转运漕粮的要道，而大梁在西南，又是宗室藩王的所在地，左顾右盼，动辄掣肘，即使水有知觉，尚且不能让它一定顺从我们的意愿，何况水是无情之物，它怎么能蜿蜒曲折来成就我们的事情呢？所以说：“所处的地势比大禹时艰难。”况且大禹治水，只是去除水淹溺害罢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追求。现在却依赖它来漕运，水没到汴州，又担心毁坏临清；没到临清，又担心毁坏济宁；没到济宁，又担心毁坏徐州。即使都不毁坏，又担心漕渠水量不足以运输。把这些都做到了，才叫做治理。所以说：“所追求的功效比大禹时宏大。”从二文庄的话来看，河水向南奔流的趋势已经极盛，而一代之臣不过是在修补漏洞，以应付眼前的责任罢了，怎么能指望他们为百姓谋划百世的长远利益呢？到了今天，决堤溢水的灾害没有一年不报告。唉，这确实不是人力所能治理的了！

译《禹贡》中谈论治水，说“播”（疏导分流），说“潴”（蓄水）。水的本性，汇聚则冲击力强，骤涨则容易溢出，所以分开疏导，是用来减弱其冲击力的。又向北分流为九条河道，就是这种做法。在旁边蓄水，是用来节制其溢出的。大野泽已经蓄水，就是这种做法。一定要让水有所容纳，而不造成暴虐，然后汇聚美好可以丰盛物资，排除恶劣可以造福百姓，而百姓的利益由此兴起了。现在却不是这样，筑堤、设障、逼迫、束缚，使水没有地方容纳其水流，而不得不发泄其怒气，那么它不从地下流过而横溢在原野沼泽之间，本来也不奇怪了。丘仲深说用一条淮河承受黄河的全部水流，然而考察前朝，徐有贞治理黄河，还在濮水、泛水之间疏通分水的渠道，不使它们一起趋向一条道路。自从〇治六年修筑黄陵冈，以断绝其北来的道路，而黄河水流总汇于曹州、单州之间，尚且在兰阳、仪封各开一个口子而向南排泄。现在又堵塞了这些口子，所以黄河在今天，想向北不能，想向南也不能，只以一条河道流入淮河。淮河狭窄而不能容纳，又地势高而不利于向下流，于是每年在邳州、宿州以下决口，以危害百姓而妨碍漕运。而邳州、宿州以下左右都有湖泊沼泽，黄河必然流入其中。我见到刘贡父所说的“另外开凿一个梁山泺”，将在今天的淮河、泗水之间，而百姓沦为鱼鳖的忧患，恐怕还没有止境。

河政的败坏，起于沿河百姓，贪图水退后的利益，而占据河旁低洼沼泽之地，无能的官吏因而将这些土地登记入官，然后水没有地方容纳，而横溢决口造成灾害。贾让说：“古代建立国家安置居民，规划土地，必定留出河流沼泽的界限，估量水势所达不到的地方。大河不设堤防，小水得以流入，在低洼处筑堤障作为沼泽，使秋水多得有所停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紧迫。”所以说：“善于治理河流的人，决口使其有正道。”又说：“内黄县界中有沼泽，方圆几十里，周围有堤，过去十几年，太守将其赋给百姓，百姓现在在其中建造房屋。”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元史·河渠志》说：“黄河退涸的时候，旧的水泊污池多被权贵之家占据，忽然遇到泛溢，水没有归处，于是导致灾害。”由此看来，不是黄河侵犯人，是人自己侵犯它。我经过山东钜野、寿张等县，古代蓄水之地，没有一寸一尺不耕种的，而〇其昔日作为河流浸没的地方了。近来有一个寿张县令修撰县志，却说：“梁山泺仅仅十里，那虚说的八百里，是小说迷惑人的话罢了。”这是连五代、宋、金的历史都没有见过【《五代史》记载：后晋开运元年五月丙辰，滑州黄河决口，浸没汴、曹、濮、单、郓五州的境地，环绕梁山汇入汶水，与南旺、蜀山河相连，弥漫数百里。《宋史·宦者传》：“梁山泺，古钜野泽，绵延数百里，济、郓几州依赖其蒲鱼之利。”《金史·食货志》：“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泺水退地甚广，派遣使者安置屯田。”沙湾未筑以前，徐有贞的奏疏也说：“外有八百里梁山泺可以作为排泄”】书生的言论，岂不可笑吗！

陆文裕《续停骖录》说：“黄河的灾害有两种，叫决口，叫泛溢。决口的灾害偶尔出现，而泛溢的灾害每年都有。假使贾鲁的三种方法得以成功，也只是小补罢了。况且应当每年这样做，其劳苦其费用哪里说得完呢！现在想要治理它，非大片放弃数百里的土地不可。先修筑湖泊沼泽以蓄积漫溢的波涛，其次则在沿河的地方，仿效江南圩田的方法，多开沟渠，足以容纳水。然后疏浚其淤沙，由地下流过而润下的本性、必向东的趋势就得到了。”

按陆文裕的意思，就是贾让的上策和中策，而不敢明说。贾让说：“现在实行上策，迁徙冀州处于水冲之地的百姓，决开黎阳遮害亭，放黄河使向北流入海，黄河西靠大山，东靠金堤，势力不能远及，泛滥经过一个月自然安定。反对的人将会说：‘如果这样，毁坏城郭、田庐、〇墓数以万计，百姓怨恨。’现在沿河十个郡，治理堤防每年费用将近万万，等到它大决口，所残害的无数。如果拿出几年治理黄河的费用，来安置所迁徙的百姓，遵循古代圣人的方法，确定山川的位置。况且大汉正统治万里疆土，难道要与水争夺咫尺之地吗？这功业一旦建立，黄河安定百姓安宁，千年没有祸患，所以称为上策。如果多开漕渠于冀州地，使百姓得以灌溉田地，分散削弱水怒，虽然不是圣人的方法，然而也是补救败局的办法。”唉！没有武帝的雄才大略，谁能排除众多人的非议，而创立非常的方法呢！

平当奉命统领河堤，上奏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没有堤防壅塞的文字。宋开宝年的诏书，也说：“朕每次阅读前代书籍，详细防备经渎。至于夏后所记载的，只说导河至海，随山浚川，没有听说用力制约湍流，广泛修筑高岸。”现在谈论治水的人，计策不出于堤塞两件事。箕子回答武王的询问，首先说鲧堵塞洪水，扰乱五行，帝于是震怒。后世治理黄河的臣子，都是鲧，不是他们愿意做鲧，是国家教导他们做鲧。因此水不治理，而伦理败坏【崔谖《河堤谒者箴》：疏导不是正确的疏导，堵塞不是正确的堵塞，进入原野填塞淤泥，水高于民居】

依靠黄河作为漕运的，是禹。壅塞黄河作为漕运的，是明

译这是人的缘故。所以古代称为河渠，现在称为河防。

译听前辈学者说：“天启年间以前，没有人能从黄河决口中得到不利。侵吞克扣钱财，那么从总河官到闸官，没有谁不获利；支领工钱口粮，那么从办事人员到游手好闲、没有饭吃的人，没有谁不获利。那些不获利的，只有业主罢了。而在今年决口、明年退滩填淤的过程中，业主常常能获得数倍的收益。而淹死的人，不过是百分之一二罢了。于是年年修治，年年冲决，从而导致了今天的祸害，这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国家的法令使得这样，那些见识短浅的人，哪里值得责备呢！”

不只是这样，那些都市里的人，替人做一件事，置办一件东西，没有不索取报酬的。百官有司，接受朝廷的一项职务、一次差遣，没有不计算其收获的。从府史胥徒往上，一直到公卿大夫，真可以说是同心同德了。如果不使天下人的心回归正道，使他们先义后利，终究不能达到太平。所以我以为，当今的急务，端正人心，比抑制洪水更为紧迫。

《日知录》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录》卷十三 昆山顾炎武撰。周末风俗。

《春秋》终于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这一年，西狩获麟。又过了十四年，是周贞定王元年癸酉这一年，鲁哀公出逃，第二年死在有山氏。《左传》以此结束。又过了六十五年，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这一年，初次任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过了十七年，是周安王十六年乙未这一年，初次任命齐国大夫田和为诸侯。又过了五十二年，是周显王三十五年丁亥这一年，六国依次称王，苏秦担任合纵长。从此以后，事情才可以记载。从《左传》结束到这时，总共一百三十三年，史书缺漏，考据古事的人对此感到茫然。比如春秋时还尊重礼制、重视信用，而七国则绝口不提礼与信了。春秋时还尊崇周天子，而七国则绝口不提天子了【《史记·秦本纪》：秦孝公派公子少官率领军队在逢泽防备诸侯以朝见天子，大概是显王时候的事】春秋时还严肃祭祀，重视聘问享宴，而七国则没有这些事了。春秋时还议论宗族姓氏，而七国则没有一句话提及了。春秋时还宴饮赋诗，而七国则没听说有这事了。春秋时还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没有了。国家没有固定的交好，士人没有固定的主人，这些都在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发生了变化。史书的缺漏，而后人可以意会推知。不必等到秦始皇统一天下，文武之道就已经穷尽了【李康《运命论》说：文簿的弊病渐起于周灵王、周景王，辨诈的伪饰形成于七国】逐渐到了西汉，这种风气没有改变，所以刘向说他们承接千年衰败的周朝，继承暴秦的残余，贪婪奸诈，不熟悉义理。看史书记录的，无非是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舌之辈，而像董仲舒所说的，正谊明道的人，不一二见。大概从春秋之后到东汉，风俗才稍微恢复古制，我因此知道光武帝、明帝、章帝果然有移风易俗的功绩，而可惜他们没有完全合乎道义。从这以后，那么宋代庆历、元祐年间算是优等了。唉！论世而不考察风俗，无法明白君主的功绩。我之所以斥责周末而推崇东汉，也是《春秋》的意思。

秦纪 会稽山刻石

秦始皇刻石共六处，都铺张他消灭六王、统一天下的事。他谈到百姓风俗，在泰山说：“男女礼顺，谨慎遵守职事，内外分明，没有不清净的。”在碣石门说：“男乐于其田畴，女修其职业，如此而已。”只有会稽一处，其辞说：“修饰省察宣扬道义，有儿子而改嫁，违背死者是不贞。隔绝内外，禁止淫乱，男女纯洁真诚。丈夫做寄豭【正义说：豭，公猪。《左传》定公十四年传：‘既定尔娄猪，盍归我艾豭。’寄豭者，谓淫于他室】杀之无罪。男子秉持义理法度，妻子逃跑改嫁，儿子不得以母亲为母【邵氏说：母云者，母之也】全都教化会稽清静，为何繁琐而不简略？”考察《国语》，自从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后，只怕国人不多，所以命令壮年人不娶老妇，老人不娶壮妻，女子十七岁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岁不娶，其父母有罪；生男孩，给两壶酒一只犬；生女孩，给两壶酒一只豚；生三个，公家给乳母；生两个，公家给食物。《内传》伍子胥的话也说：“越十年生聚。”《吴越春秋》甚至说勾践把寡妇淫乱过犯的都送到山上，士人有忧思的，令其游山以使其心情愉悦。当时，大概是想要人多而不禁止淫乱。传到六国末年，这种风气还在，所以秦始皇为此厉行禁令，而特别写在刻石文中。以此与消灭六王、统一天下的事并提而论，且不写在燕齐而独写在越。那么秦的任刑虽然过分，而其防民正俗的意思，本来与三王没有不同。汉朝兴起以来，承用秦法直到今天的很多。世上的儒者谈到秦，就认为是亡国之法，也没有深入考察啊。

两汉风俗

汉朝自从汉武帝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