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卷十三
也，则同庙异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观《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载世室、明堂，皆五室，则知同庙异室，古人或已有通其变者，正不可指为后人之臆见也。记曰：「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然则贺循之论，可为后王之式矣。
译这样，即使是同庙异室，也是三昭三穆，而不能超过这个数目。查看《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所记载的世室、明堂，都是五室，由此可知同庙异室，古人或许已经有变通的做法，正不能把它指认为是后人的主观臆见。《礼记》说：“如果符合义理，那么即使先王没有这样的礼制，也可以根据义理来创立。”既然如此，贺循的论述，可以作为后世君王的典范了。
立叔父
左传·昭十九年》：「郑驷偃卒，生丝弱，其父兄立子瑕【子游叔父驷乞】子产对晋人谓私族于谋而立长亲，是叔父继其兄子。』唐宣宗之为皇太叔，盖昉于此矣。」
继兄子为君
晋元帝大兴三年正月乙卯，诏曰：「吾虽上继世祖，然于怀愍皇帝，皆北面称臣。今祠太庙，不亲执觞酌，而令有司行事，于情理不安。乃行亲献，可谓得《春秋》之意者矣。」
太上皇
秦始皇本纪》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是死而追尊之号，犹周曰太王也。汉则以为生号，而后代并因之矣。《曲礼》已孤暴贵，不为父作諡。”或举武王为难，郑康成答赵商曰：“周道之基，隆于二王，功德繇之，王迹兴焉，不可以一概论也。”若夏禹、殷汤则不然矣。据此，则汉高帝于太上皇尊而不諡，乃为得礼。其追尊先媪为昭灵夫人，当亦号而非諡也。
皇伯考
魏孝庄帝追尊其父彭城武宣王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母李妃为文穆皇后。将迁神主于太庙，以髙祖为伯考。临淮王彧表谏曰：「汉祖创业，香街有太上之庙；光武中兴，南顿立舂陵之寝。元帝之于光武，疏为絶服，犹身奉子道，入继大宗。髙祖之于圣躬，亲实犹子。陛下既纂洪绪，岂宜加伯考之名？且汉宣之继孝昭，斯乃上后叔祖，岂忘宗承考妣？盖以大义所夺。及金德将兴，宣王受寄，自兹而降，世秉盛权，景文二王实倾曹氏。故晋武继文祖，宣于景王有伯考之称。以今类古，恐或非俦。又臣子一例，义彰旧典，祫禘失序，致讥前经。髙祖德溢寰中，道超无外，肃祖虽勲格宇宙，犹曽奉贽称臣。穆皇后禀德坤元，复将配享干位。此乃君臣并筵，嫂叔同室。厯观坟籍，未有其事。」又表言：「爰自上古，迄于下叶，崇尚君亲，褒明功防。乃有皇号，终无帝名。若去帝称皇，求之古义，少有依准。」不纳。先朝嘉靖中追崇之典，与此正同。袭典午之称，名用孝庄之故事，盖并非张、桂诸臣之初意矣。
除去祖宗庙諡
汉惠帝从叔孙通之言，郡国多置原庙。元帝时，贡禹以为不应古礼。永光四年，下丞相韦▯成等议，以《春秋》之义，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仆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诸侯请勿复修。奏可，因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衞思后、戾太子、戾后园皆不奉祠。后魏明元贵嫔杜氏，魏郡邺人，生世祖，及即位，追尊为穆皇后，配享太庙，又立后庙于邺。髙宗时，相州刺史髙闾表修后庙，诏曰：“妇人外成理，无独祀。阴必配阳，以成天地。未闻有莘之国立太姒之飨，此乃先皇所立，一时之至感，非经世之远制，便可罢祠。”是古人罢祖宗之庙而不以为嫌也。王莽尊元帝庙号髙宗，成帝号统宗，平帝号元宗，中兴皆去之。后汉和帝号穆宗，安帝号恭宗，顺帝号敬宗，桓帝号威宗。桓帝尊母梁贵人曰恭怀皇后，安帝尊祖母宋贵人曰敬隐皇后，顺帝尊母李氏曰恭愍皇后。献帝初平元年，左中郞将蔡邕议：“孝和以下，政事多衅，权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亲而已。臣下懦弱，莫能执正据礼。和、安、顺、桓四帝不宜称宗。又恭怀、敬隠、恭愍三皇后，并非正嫡，不合称后，皆请除尊号。”制曰：“可。”唐髙宗太子▯追諡孝敬皇帝，庙号义宗。开元六年，将作大匠韦凑上言：“准礼不合称宗。”于是停义宗之号。是古人除祖宗之号而不以为忌也。后世浮文日盛，有增无损。德宗初立，礼仪使吏部尚书顔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宫壸，始増祖宗之諡；▯宗末，奸臣窃命，列圣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称武，言武不称文，岂盛德所不优乎？盖称其至者故也。故諡多不为褒，少不为贬。今列圣諡号太广，有逾古制，请自中宗以上皆从初諡：睿宗曰圣真皇帝，▯宗曰孝明皇帝，肃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质，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议，儒学之士皆从真卿议，独兵部侍郞袁傪官以兵进奏言：「陵庙玉册、木主皆已刋勒，不可轻改。」事遂寝。不知陵中玉册所
译立叔父
《左传·昭公十九年》记载：“郑国的驷偃去世，他的儿子丝年纪尚小，他的父兄便拥立了子瑕（子游的叔父驷乞）。子产对晋国人说：‘这是私族在谋划中拥立了年长的亲属，也就是叔父继承了兄长的儿子。’唐宣宗被立为皇太叔，大概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继兄子为君
晋元帝大兴三年正月乙卯日，下诏说：“我虽然向上继承世祖的帝位，但对于怀帝、愍帝，我都曾北面称臣。如今在太庙祭祀，我不亲自执杯斟酒，而让有关部门的官员代劳，这在情理上让我感到不安。现在亲自献祭，可以说是符合《春秋》精神的了。”
太上皇
《秦始皇本纪》中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这是死后追尊的尊号，就像周朝称太王一样。汉代则将其作为生前的尊号，后代都沿袭了这一做法。《曲礼》说：‘已经丧父而突然显贵的人，不为父亲制作谥号。’有人举周武王为例提出质疑，郑康成回答赵商说：‘周朝基业的基础，在两位先王时达到鼎盛，功德由此兴起，王业也随之兴盛，不能用一般的常规来概括。’至于夏禹、殷汤则不是这样。根据这些，汉高帝对太上皇只尊奉而不加谥号，是符合礼制的。他追尊先母为昭灵夫人，应当也是尊号而非谥号。
皇伯考
魏孝庄帝追尊他的父亲彭城武宣王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母亲李妃为文穆皇后。准备将神主迁入太庙时，以高祖为伯父。临淮王元彧上表劝谏说：“汉高祖开创基业，在香街设有太上皇的庙宇；光武帝中兴汉室，在南顿建立舂陵的寝庙。元帝对于光武帝，亲属关系疏远到服丧期满，尚且亲身奉行子道，入继大宗。高祖对于圣上，亲属关系实际上是侄子。陛下既然继承大业，怎么适宜加上伯父的名号呢？况且汉宣帝继承孝昭帝，那是向上追溯叔祖父，难道忘记了宗庙承继考妣吗？这是因为被大义所制约。等到金德即将兴起，宣王受托辅政，从此以后，世代掌握大权，景王、文王实际上倾覆了曹氏。所以晋武帝继承文祖，对景王有伯父的称呼。以今类比古代，恐怕并不相同。再者，臣子一律平等，道义彰显于旧典，合祭失序，导致前经讥讽。高祖功德溢满天下，道义超越无形，肃祖虽然功勋格于宇宙，曾经也奉礼称臣。穆皇后禀受坤元之德，又将配享帝王之位。这就像是君臣同席，嫂叔同室。遍观古籍，没有这样的事。”又上表说：“自从上古，直到后世，崇尚君亲，褒扬功绩。于是有了皇号，最终没有帝名。如果去掉帝称而用皇，寻求古义，少有依据。”孝庄帝没有采纳。先朝嘉靖年间追崇的典制，与此完全相同。袭用典午（晋朝）的称呼，名义上使用孝庄帝的旧例，大概并非张、桂等大臣的初衷了。
除去祖宗庙谥
汉惠帝听从叔孙通的建议，各郡国多设置原庙。元帝时，贡禹认为这不符合古礼。永光四年，下诏让丞相韦玄成等人商议，认为根据《春秋》之义，父亲不在支庶的宅邸受祭，君主不在臣仆的家受祭，王不在下土受祭，诸侯请不要再修缮。奏请批准，于是罢免了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的祭祀，都不再供奉。后魏明元贵嫔杜氏，是魏郡邺人，生下了世祖，等到世祖即位，追尊她为穆皇后，配享太庙，又在邺城建立后庙。高宗时，相州刺史高闾上表请求修缮后庙，下诏说：“妇人外成于夫，没有单独祭祀的道理。阴必须配阳，才能成就天地。没听说有莘国设立太姒的享祭，这是先皇所立，是一时的至诚感动，不是经世的长远制度，就可以罢免祭祀。”这是古人罢免祖宗的庙宇而不以为忌讳的例子。王莽尊元帝庙号为高宗，成帝号为统宗，平帝号为元宗，中兴时期都去掉了这些庙号。后汉和帝号为穆宗，安帝号为恭宗，顺帝号为敬宗，桓帝号为威宗。桓帝尊母亲梁贵人为恭怀皇后，安帝尊祖母宋贵人为敬隐皇后，顺帝尊母亲李氏为恭愍皇后。献帝初平元年，左中郎将蔡邕议论说：“孝和以下，政事多有祸患，权力转移到臣下手中，嗣位的皇帝殷勤，各自想要褒崇至亲罢了。臣下懦弱，没有人能执正据礼。和、安、顺、桓四帝不适宜称宗。又恭怀、敬隐、恭愍三位皇后，都不是正嫡，不符合称后，都请求除去尊号。”下诏说：“可以。”唐高宗太子李弘追谥为孝敬皇帝，庙号义宗。开元六年，将作大匠韦凑上言说：“按照礼制不适宜称宗。”于是停止义宗的庙号。这是古人除去祖宗的庙号而不以为忌讳的例子。后世浮华的文辞日益兴盛，有增无减。德宗初立，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上言说：“上元年间，政事在宫中，开始增加祖宗的谥号；玄宗末年，奸臣窃命，列圣的谥号有加到十一字的。考察周朝的文王、武王，说文不称武，说武不称文，难道是盛德所不具备的吗？大概是称其极致罢了。所以谥号多不是褒扬，少不是贬低。现在列圣的谥号太广，超过古制，请求从中宗以上都采用最初的谥号：睿宗称为圣真皇帝，玄宗称为孝明皇帝，肃宗称为宣皇帝，以节省文辞崇尚质朴，正名敦本。”皇上命令百官集议，儒学之士都赞同颜真卿的意见，只有兵部侍郎袁傪以兵部进奏官的身份上言说：“陵庙玉册、木主都已经刻写，不可轻易更改。”事情于是搁置。不知道陵中玉册所
称宗之滥，始于王莽之三宗；称祖之滥，始于曹魏之三祖。唐王彦威所谓“叔世乱象，不可以训”者也。
汉人追尊之礼
太上皇，高帝父也。皇而不帝【师古曰：皇，君也。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预治国，故不言帝也。又引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戾太子，悼皇考，孝宣之祖若父也。太子，皇考而不帝。舂陵节侯，郁林太守，钜鹿都尉，南顿令，光武之髙曽若祖父也。侯而不帝，太守、都尉而不帝，君而不帝。此皆汉人近古而作俑者，定陶共皇一议也。
諡法
孝宣即位，思戾悼之名，不为隠讳，亦无一人更言泉鸠里事。此见汉人醇厚，后代因之而恩怨相寻，反复之报中于国家者多矣。
季孙问于荣驾鵞曰：「吾欲为君諡，使子孙知之。」对曰：「生弗能事，死又恶之，以自信也将焉用之？」乃止。然諡之曰昭，亦但取其习于威仪尔。諡法：容仪恭美曰昭。按周之昭王南征不复，晋昭侯，郑昭公，宋昭公，蔡昭侯，皆见弑于其臣，是昭非飨国克终之諡也。此外，齐、晋、曹、许皆有昭公，亦无可称。而周之甘昭公以罪见杀，至楚昭王、燕昭王、秦昭襄王、汉孝昭帝始以为美諡，而唐之昭宗亦见弑。
追尊子弟
古人主但有追尊其父兄，无尊其子弟者。惟秦文公太子卒，赐諡为竫公。唐代宗追諡其弟故齐王倓为承天皇帝。
内禅
左传》齐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为君，防诸侯伐郑。《史记》赵武灵王传国于子惠文王，自称主父，此内禅之始。《竹书纪年》夏帝不降五十九年，逊位于弟扄帝。扄十年，帝不降陟。然不可考矣。
御容
唐▯宗于别殿安置太宗、髙宗、睿宗御容，每日侵早具服朝谒【见《册府元龟》城门郞独孤晏奏】此明初奉先殿之所自立也。宗庙之礼，人臣不敢轻议，然窃以为两庙二主，非严敬之义。盖《唐书》所谓王璵缘生事亡【韦彤传】而未察乎神人之道者乎？
封国
唐宋以下，封国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明代亦然。然名不可不慎。赵府有江宁王，代府有溧阳王，辽府有句容王，韩府有髙淳王。而杨洪封昌平伯，石亨、李伟封武清伯，张輗封文安伯，曹义封丰润伯，施聚封怀柔伯，金顺、罗秉忠封顺义伯，谷大亮封永清伯，蒋轮封玉田伯。此皆赤畿县名，而以为诸王臣下之封，何也？《南齐书》文惠太子子昭秀封临海郡王，通直常侍庾昙隆启曰：「周定雒邑，天子置畿内之民；汉都咸阳，三辅为社稷之衞。中晋南迁，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国食。宋武创业，依拟古典，神州部内，不复别封。而孝武末年，分树宠子，茍申私爱，有乖训准。隆昌之元，特开母弟之贵，窃谓非古。圣明御防，礼旧为先，畿内限断，宜遵昔制。赐茅授土，一出外州，遂改封昭秀为巴陵王。当时临海郡属扬州王畿，故也。岂有以神臯赤县之名，而加之支庶者乎？」
宋时封国大小之名皆有准式，而陆务观谓曽子开封曲阜县，子谢任伯封夏阳县伯，曲阜今仙源县，夏阳今城父县，方疏封时已无此二县，以为司封之失职。有明则草略殊甚，即郡王封号，而或以府，或以州，或以县，或以古县，或但取美名，初无一定之例。名之不正，莫甚于今代。
乳母
旧唐书·哀帝天祐二年九月，内出宣旨：「妳婆杨氏可赐号昭仪，妳婆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妳婆王氏，先帝已封郡夫人，今准杨氏例，改封。」中书门下奏曰：「臣闻周制宫职，夫人只列三人；汉氏后宫之号，十有四位。元帝特置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至于列妾，纵称夫人，亦无裂土割郡之号。以胡组、郭征卿保养宣帝之功，子孙但受厚赏，而无封爵。后汉顺帝封阿母宋氏为山阳君，则致汉阳地震；安帝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亦致地震京师。晋室中兴，乳母阿苏有保元帝之功，赐号保圣君，初无爵邑，但择美名。至髙齐陆令萱，以干阿妳授封郡君，寻乱制度。中宗神龙元年，封乳母于氏为平恩郡夫人；景龙四年，封尚食髙氏为蓚国夫人。封爵之失
译追尊宗号的泛滥，始于王莽设立的三宗；追尊祖号的泛滥，始于曹魏设立的三祖。这正是唐王彦威所说的“末世乱象，不足以作为典范”啊。
汉代追尊的礼制
太上皇，是高祖皇帝的父亲。称皇而不称帝【颜师古说：皇，是君主的意思。天子的父亲，所以号称皇，不参与治理国家，所以不称帝。又引用蔡邕的话说：不称帝，是因为他不是天子】。戾太子、悼皇考，是宣帝的祖父和父亲。称太子、皇考而不称帝。舂陵节侯、郁林太守、钜鹿都尉、南顿令，是光武帝的曾祖、高祖和祖父。称侯而不称帝，称太守、都尉而不称帝，称君而不称帝。这些都是汉代接近古制而开创先例的人，定陶共皇的议定就是其中之一。
谥法
宣帝即位，思念戾太子、悼皇考的名号，不加以隐讳，也没有人再提及泉鸠里的事件。这显示出汉人淳厚，后代沿袭这种风气，导致恩怨相寻，反复的报复给国家带来祸患的很多。
季孙问荣驾鵞说：“我想给君主定谥号，让子孙知道。”荣驾鵞回答说：“生前不能侍奉，死后又厌恶他，以此来取信于人，这有什么用呢？”于是作罢。然而定谥号为昭，也只是取他习惯于威仪罢了。谥法规定：容貌仪态恭敬美好叫昭。查考周朝的昭王南征没有回来，晋昭侯、郑昭公、宋昭公、蔡昭侯，都被他们的臣子杀害，可见“昭”不是能安享国家、善终的谥号。此外，齐、晋、曹、许都有昭公，也没有值得称道的。而周朝的甘昭公因罪被杀，直到楚昭王、燕昭王、秦昭襄王、汉孝昭帝才开始将其作为美谥，但唐代的昭宗也被杀害。
追尊子弟
古代君主只有追尊父亲和兄长的，没有追尊子弟的。只有秦文公的太子去世，赐谥号为竫公。唐代宗追谥他的弟弟已故的齐王李倓为承天皇帝。
内禅
《左传》记载，齐景公生病，立太子州蒲为君，以防备诸侯讨伐郑国。《史记》赵武灵王传位给儿子惠文王，自称主父，这是内禅的开始。《竹书纪年》记载，夏帝不降五十九年，将帝位让给弟弟扄帝。扄帝十年，帝不降去世。然而这些已不可考证了。
御容
唐玄宗在别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的御容，每天清晨穿戴整齐去朝拜【见《册府元龟》城门郎独孤晏奏章】。这显然是明初奉先殿所沿袭的制度。宗庙的礼仪，臣下不敢轻易议论，但我私下认为两庙二主，不符合严肃恭敬的原则。大概就像《唐书》所说的王璵因生事而亡【见韦彤传】，而没有明白神人之道吧？
封国
唐宋以后，封国只取空名，而不拥有实际土地，明代也是这样。然而封号不可不慎重。赵王府有江宁王，代王府有溧阳王，辽王府有句容王，韩王府有高淳王。而杨洪封昌平伯，石亨、李伟封武清伯，张輗封文安伯，曹义封丰润伯，施聚封怀柔伯，金顺、罗秉忠封顺义伯，谷大亮封永清伯，蒋轮封玉田伯。这些都是京畿县名，却用来作为诸王臣下的封号，为什么呢？《南齐书》记载，文惠太子的儿子昭秀封临海郡王，通直常侍庾昙隆上奏说：“周朝定都雒邑，天子安置京畿内的百姓；汉朝定都咸阳，三辅作为社稷的护卫。西晋南迁，政事转移，威权松弛，近郡名邦，多有封国食邑。宋武帝创业，依照古制，神州部内，不再另外分封。而孝武帝末年，分封宠爱的儿子，苟且伸张私爱，违背了训诫准则。隆昌元年，特别开设母弟的尊贵，我私下认为不合古制。圣明君主御政，以旧礼为先，京畿内的限制，应当遵循旧制。赐茅授土，都出自外州，于是改封昭秀为巴陵王。当时临海郡属于扬州王畿，所以如此。哪有以神圣京畿县名，加给支庶子孙的呢？”
宋朝封国大小之名都有标准格式，而陆游说曾子开封曲阜县，子谢任伯封夏阳县伯，曲阜现在叫仙源县，夏阳现在叫城父县，当时分封时已没有这两个县，认为是司封官失职。明朝则草率特别严重，即使是郡王的封号，有的用府名，有的用州名，有的用县名，有的用古县名，有的只取美名，起初没有一定的规则。名分不正，没有比现代更严重的了。
乳母
《旧唐书》记载，哀帝天祐二年九月，宫内传出宣旨：“乳母杨氏可赐号昭仪，乳母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乳母王氏，先帝已封郡夫人，现在按照杨氏的例子，改封。”中书门下上奏说：“臣听说周朝宫职制度，夫人只列三人；汉朝后宫名号，有十四等。元帝特设昭仪，地位比照丞相，爵位比诸侯王。至于列妾，即使称夫人，也没有裂土割郡的名号。因为胡组、郭征卿保养宣帝的功劳，子孙只受厚赏，而没有封爵。后汉顺帝封乳母宋氏为山阳君，导致汉阳地震；安帝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也导致京师地震。晋室中兴，乳母阿苏有保护元帝的功劳，赐号保圣君，起初没有爵邑，只选择美名。到高齐陆令萱，因为干求阿谀被封郡君，随即扰乱制度。中宗神龙元年，封乳母于氏为平恩郡夫人；景龙四年，封尚食高氏为蓚国夫人。封爵的失误
，始自于此。后睿宗下诏，封▯宗乳母蒋氏为呉国夫人，莫氏为燕国夫人。厯载以来，寖为讹▯。伏以陛下重兴宝运，再阐丕图，奉髙祖、太宗旧章，行往代贤君故事。今则宣授乳母为郡夫人，窃意四海九州之内，有功劳安社稷者，得不对室家而慙于所命之爵乎？臣等参详：妳婆杨氏、王氏，虽居湿推燥，并彰保养之勤；而胙土分茅，且异疏封之例。况昭仪内侍燕寝，位列宫嫔，夫人则亚列妃嫱，供奉左右，岂可以嫔御之号，増荣于阿保？揆之典礼，良有乖违。其杨氏望赐号安圣君，王氏望赐号福圣君，第二王氏望赐号康圣君。」从之【参用册府元龟】当国命赘旒、权臣问鼎之日，而执议若此。有明自永乐中，封乳母冯氏为保圣贤顺夫人【实录·永乐七年三月戊辰，遣官祭乳母保圣贤顺夫人冯氏】列宗因之，遂为成例，而奉圣夫人客氏遂与魏忠贤表里擅权，甚于汉之王圣矣。
译（此事）起初便源于此。后来睿宗下诏，封高宗的乳母蒋氏为吴国夫人，莫氏为燕国夫人。经历多年以来，逐渐产生了讹误。臣等认为，陛下重新振兴国运，再次阐发宏大的治国蓝图，遵循高祖、太宗的旧制，施行前代贤明君主的先例。如今却宣授乳母为郡夫人，臣等私下揣想，四海九州之内，那些有功劳安定社稷的人，难道不会对着自己的妻室，因所封的爵位而感到羞愧吗？臣等参酌考量：乳母杨氏、王氏，虽然身处潮湿之地而推让干燥之处，都彰显了精心保养的勤勉；但分封土地，却不同于疏远亲属封爵的常例。况且昭仪在内廷侍奉，位列宫嫔，夫人则仅次于妃嫔，在陛下左右供奉，怎么可以用妃嫔的称号，来增加乳母的荣耀呢？衡量礼制典章，确实有违背之处。请求赐予杨氏“安圣君”的封号，王氏“福圣君”的封号，第二王氏“康圣君”的封号。”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参考《册府元龟》】。在国家命运如同赘旒、权臣觊觎皇位的时候，却能持守这样的议论。明朝自永乐年间，封乳母冯氏为保圣贤顺夫人【《实录·永乐七年三月戊辰，派遣官员祭祀乳母保圣贤顺夫人冯氏》】，列祖列宗沿袭此例，于是成为定例，而奉圣夫人客氏便与魏忠贤内外勾结专权，比汉朝的王圣更为严重了。
圣节
旧唐书·太宗贞观二十年十二月癸未，上谓司徒长孙无忌等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为欢乐，在朕翻成伤感。今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欢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负米之恨也。《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日，更为宴乐乎？”因泣数行下，左右皆悲。其时无所谓圣节也。▯宗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诞日宴百寮于花蕚楼下。百寮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王公以下献镜及承露囊，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日，仍编为令，从之。十八年闰六月辛卯，礼部奏请千岁节休假三日，及村闾社防，竝就千岁节先赛白帝报田祖，然后坐饮散之。八月丁亥，上御花蕚楼，以千秋节，百官献贺，赐四品已上金镜珠囊缣彩，五品已上束帛有差。上赋八韵诗，又制秋景诗。此节名酺宴之所起也【杜甫诗：“自罢千秋节，频伤八月来。”谓此。《新唐书·礼乐志》：“千秋节者，▯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节，而君臣共为荒乐。当时流俗多传其事，以为盛。其后巨盗起，防两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离宫苑囿遂以埋堙，独其余声遗曲传人间，闻者为之悲凉感动。盖其事适足为戒，而不足考法，故不复着其详】肃宗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节【史不书置节年月】上于三殿置道塲，以宫人为佛菩萨，力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自后相沿以为故事，命沙门道士讲论于麟德殿。德宗贞元十二年，复命以儒士参之。此斋醮之所起也【册府元龟》开元二十三年八月癸巳，千秋节命诸学士及僧道讲论三教同异，则▯宗时先行之】代宗永泰二年十月，上降诞日，诸道节度使献金帛器用珍玩名马，计二十余万，自是岁以为常，后增至百余万。此进献之所起也。穆宗元和十五年七月乙巳，勅以今月六日是朕载诞之辰奉迎皇太后于宫中，上寿。其日，百寮命妇宜于光顺门进名参贺。宰臣以古无降诞受贺之礼，奏罢之【韦绶传：绶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载诞节，请以是日百官诣光顺门贺太后，然后上皇帝寿，从之。宰臣奏古无生日称贺之仪，其事遂寝。元稹《长庆集》有《贺降诞日德音状》，考《册府元龟》。次年长庆元年七月庚子，仍行此礼，而史遗之也。又云：敬宗宝厯元年六月勅停此礼】文宗太和七年十月壬辰，上降诞日，僧徒道士讲论于麟德殿。翼日，御延英，上谓宰臣曰：「降诞日设斋，相承已久，未可便革。朕虽置斋防，惟对王源中等暂入殿【源中为翰林学士】至僧道讲论，都不临听。」宰臣路随等奏：「诞日斋防，本非中国教法。臣伏见开元十七年张説、源乾曜请以诞日为千秋，即内外宴乐以庆昌期，颇为得礼。」上深然之。宰臣因请以十月十日为庆成节，从之。开成二年九月甲申，诏曰：「庆成节，朕之生辰，天下锡宴，庶同欢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自今防宴蔬食，任陈脯醢，永为常例。」又勅：「庆成节宜令京兆尹准上巳、重阳例，于曲江会文武百寮。其延英奉觞权停【太和九年浚曲江作紫云楼，仍许公卿士大夫之家于江头立亭馆】自是武宗为庆阳节，宣宗为寿昌节，懿宗为延庆节，僖宗为应天节，昭宗为嘉防节，哀帝为干和节【并《册府元龟】然则此礼剏于▯文二宗，成于张説、源乾曜、路随三人之奏，而后遂编于令甲，传之百代矣。
册府元龟》载开元十七年，尚书左丞相干源曜，右丞相张説，率文武百官等上表曰：「臣闻圣人出，则日月记其初；王泽深，则风俗传其后。故少昊着流虹之感，商汤本▯鸟之命；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箓。追始乐原，其义一也。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气合神，九龙浴圣；清明总于玉露，爽朗冠于金天。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常星不见之夜，祥光照室之期。羣臣相贺曰：『诞圣之辰也，焉可不以为嘉节乎？』比夫曲水禊亭，重阳射圃，五日防线，七夕粉筵，岂同年而语也？臣等不胜大愿，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着之令甲，布于天下，咸令宴乐
译圣节
《旧唐书》记载，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十二月癸未日，太宗对司徒长孙无忌等人说：“今日是朕的生日，世俗之人皆以此日为欢乐，在朕却反而感到伤感。如今朕君临天下，富有四海，但能在膝下承欢尽孝，却永远不可能实现了。这正是子路所怀有的‘负米之恨’啊。《诗经》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怎么能在父母劬劳生我的日子，反而举行宴乐呢？”于是泪流数行，左右侍从都为之悲伤。当时并没有所谓“圣节”的说法。
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日，玄宗在降诞日于花萼楼下宴请百官。百官上表请求将每年八月五日定为千秋节，王公以下官员献镜子和承露囊，天下各州都令举行宴乐，休假三日，并将此编入法令，玄宗准奏。十八年闰六月辛卯日，礼部奏请将千岁节休假三日，以及乡村社防祭祀，都应在千岁节先祭祀白帝、报答田祖，然后才坐下饮酒散去。八月丁亥日，玄宗驾临花萼楼，因千秋节之故，百官进献祝贺，玄宗赐给四品以上官员金镜、珠囊、缣彩，五品以上官员赐束帛，等级有别。玄宗作八韵诗，又制秋景诗。这就是酺宴这一节名的起源【杜甫诗：“自罢千秋节，频伤八月来。”指的就是这件事。《新唐书·礼乐志》：“千秋节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此以该日命名节日，君臣共同荒淫享乐。当时流俗多传其事，以为盛事。其后巨盗兴起，防守两京，从此天下用兵不息，离宫苑囿遂被埋没荒废，只有余声遗曲流传人间，听闻者为之悲凉感动。大概这件事只足以作为警戒，而不值得效法，所以不再记载其详情】。
唐肃宗上元二年九月甲申日，设天成地平节【史书未记载设置该节的具体年月】，肃宗在三殿设置道场，以宫女扮演佛菩萨，力士扮演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此后相沿成为惯例，命僧人道士在麟德殿讲论。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又命儒士参与讲论。这就是斋醮的起源【《册府元龟》记载开元二十三年八月癸巳日，千秋节命诸学士及僧道讲论三教同异，说明玄宗时已先行之】。
唐代宗永泰二年十月，代宗降诞日，各道节度使献金帛、器用、珍玩、名马，共计二十余万，从此每年成为常例，后来增至百余万。这就是进献的起源。
唐穆宗元和十五年七月乙巳日，下诏说：“本月六日是朕的降诞之辰，迎奉皇太后入宫，上寿。当日，百官及命妇应在光顺门进名参贺。”宰相认为古代没有降诞受贺的礼仪，奏请废止【《韦绶传》：韦绶因七月六日是穆宗降诞节，请求该日百官到光顺门贺太后，然后给皇帝上寿，穆宗准奏。宰相奏称古代没有生日称贺的仪制，此事遂搁置。元稹《长庆集》有《贺降诞日德音状》，可考《册府元龟》。次年长庆元年七月庚子日，仍行此礼，而史书遗漏了。又说：敬宗宝历元年六月下诏停止此礼】。
唐文宗太和七年十月壬辰日，文宗降诞日，僧徒道士在麟德殿讲论。次日，文宗驾临延英殿，对宰相说：“降诞日设斋，相沿已久，不可立即革除。朕虽设斋防，只对王源中等人暂入殿【王源中任翰林学士】，至于僧道讲论，朕都不临听。”宰相路随等奏道：“诞日斋防，本非中国教法。臣见开元十七年张説、源乾曜请求以诞日为千秋节，即内外宴乐以庆贺昌期，颇为合乎礼制。”文宗深以为然。宰相于是请求将十月十日定为庆成节，文宗准奏。
开成二年九月甲申日，诏书说：“庆成节，是朕的生辰，天下赐宴，希望共同欢泰。不想屠宰，以表示好生之德。从今以后庆成节宴饮只吃素食，允许陈列肉干酱菜，永远作为常例。”又下诏：“庆成节应令京兆尹依照上巳、重阳的惯例，在曲江会集文武百官。延英殿奉觞之礼暂且停止【太和九年疏浚曲江建紫云楼，仍允许公卿士大夫之家在江头立亭馆】。”
从此武宗设庆阳节，宣宗设寿昌节，懿宗设延庆节，僖宗设应天节，昭宗设嘉庆节，哀帝设干和节【均见《册府元龟》】。那么这种礼仪初创于玄宗、文宗两朝，成于张説、源乾曜、路随三人的奏请，后来遂编入法令，流传百代。
《册府元龟》记载开元十七年，尚书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説，率领文武百官等上表说：“臣听说圣人出世，则日月记录其初；王恩深厚，则风俗流传其后。所以少昊有感于流虹，商汤本于玄鸟之命；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箓。追念始源，乐其本源，其义是一致的。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气合神，九龙浴圣；清明总于玉露，爽朗冠于金天。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常星不见之夜，祥光照室之期。群臣相贺说：‘这是诞圣之辰，焉可不以为嘉节呢？’比起曲水禊亭，重阳射圃，五日防线，七夕粉筵，岂能同年而语？臣等不胜大愿，请求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著之令甲，布于天下，咸令宴乐。”
，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日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以丝结承露囊，更相遗问。村社将寿酒宴乐，名为赛白帝，报田神。上明▯天，光启大圣；下彰皇化，▯裕无穷。异域占风，同见美俗。帝手诏报曰：「凡是节日，或以天气推移，或因人事表记。八月五日当朕生辰，感先圣之庆灵，荷皇天之眷命。卿等请为令节，上献嘉名。胜地良游，清秋髙兴，百谷方熟，万宝以成。自我作古，举无越礼。朝野同欢，是为美事。依卿来请，宣付所司【路随奏不录】
译放假三天。群臣在这一天进献甘露和醇厚的酎酒，献上祝寿的万岁酒；王公和皇亲国戚进献金镜和绶带；士人和百姓用丝线结成承露囊，互相赠送问候。乡村社众用寿酒宴饮作乐，称为“赛白帝”，以报答田神。对上彰显天命，光启大圣之德；对下显扬皇家的教化，恩泽无穷无尽。远方异族观察风气，也共同见到美好的风俗。皇帝亲自下诏回复说：“凡是节日，有的因天气推移而设，有的因人事表记而设。八月五日是我的生辰，感念先圣的庆贺灵验，承受皇天的眷顾任命。你们请求将其定为令节，献上美好的名称。胜地良游，清秋时节兴致高昂，百谷正在成熟，万物已经成就。由我开创古制，行事没有超越礼制的。朝廷与民间共同欢乐，这是美好的事情。依照你们的请求，宣布交给有关部门【路随的奏疏不录】
太祖实録：洪武五年八月庚辰，罢天下进贺圣节、冬至表笺。上曰：「正旦为岁之首，天运维新，人君法天出治，臣下进表称贺，礼亦宜之。生辰、冬至于文繁矣。昔唐太宗谓生辰是父母劬劳之日，况朕皇考皇妣早逝，每于是日不胜悲悼，忍受天下贺乎？宜皆罢之。」自是每圣节之日，斋居素食，不受朝贺。十三年七月，韩国公李善长等累表上请，然后许之。其年九月乙巳，上御奉先殿，受朝贺，宴羣臣于谨身殿，岁以为常。然而不受献，不赋诗，不赐酺，不斋醮，则圣谕所云「勉从中制」者也。
君丧
世谓汉文帝之丧以日易月，考之于史，但行于吏民，而未尝槩之臣子也。诏曰：「令到吏民三日释服。」天子之丧，当齐衰三月，而今以三日，故谓之以日易月也。又曰：「殿中当临者，旦夕各十五举音。」已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纎七日释服。已下者，下棺，谓已葬也。自始崩至于葬，皆衰；及葬，已而大功，而小功，而纎，以示变除之渐。自始崩至于葬，既无定日【刘攽曰：文帝制此丧服，断自已葬之后，其未葬之前则服斩衰。汉诸帝自崩至葬有百余日者，未葬则服不除矣。后世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计葬之日，皆大谬也】而已葬之后变为轻服，则又三十六日，总而计之，则又百余日矣。此所以制其臣子者，未尝以日易月也。至于臣庶之丧，不为制礼，而听其自行，或厚或薄【魏其武安传言：欲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是知汉初未立服制】然三年之丧，其能行者鲜矣【孟子：滕文公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是丧纪之废已久】史书所记，公孙▯后母卒，服丧三年【史记本传】哀帝时，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戸【汉书本纪】原渉父死，行丧冢庐三年，繇是显名京师【游侠传】铫期父卒，服丧三年；韦彪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骨立【并后汉书本传】鲍昻处丧毁▯三年，服阕遂潜于墓次【鲍永传】薛包为父及后母行六年服丧，过乎哀【刘赵淳于传】此从其厚者矣。翟方进后母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汉书本传】此从其薄者矣。东海王臻及弟蒸乡侯俭母卒，皆吐血毁眦，至服练红，追念初丧父幼小，哀礼有阙，因复重行丧制【后汉书本传】袁绍生而父死，弱冠除濮阳长，遭母丧，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三国志注引英雄记后汉书同】此失之前而追行于后者矣。薛宣为丞相，弟修为临菑令，后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谓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驳不可，修遂竟服。此一门之内而厚薄各从其意者矣【汉书本传】然而哀帝绥和二年诏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师古曰：寜谓处家持丧服汉书本纪】而应劭言汉律不为亲行三年服不得选举【扬雄传注】是其所以训之臣庶者，未尝不以三年为制也。若夫君丧之礼，自战国以来固已久废，文帝乃特着之为令，以干百姓之誉，而反以▯后代无穷之讥【平帝时王莽令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至唐▯宗肃宗之丧，遂改为初崩之后二十七日【唐书崔祐甫传载常衮之议云：礼为君斩衰三年，汉文帝权制三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崩遗诏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除略尽四月，髙宗崩如汉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宗肃宗崩始变天子丧为二十七日】盖变而逾短，而亦不无追咎。夫汉文之作俑矣。
晋书·羊祜传》文帝崩，祜谓傅▯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自天子达。汉文除之，今主上天纵至孝，虽夺服，实行丧礼。若因此革汉魏之薄，而兴先王之法，不亦善乎？”▯曰：“汉文以末世浅薄，不能行国君之丧，故因而除之。除之数百年，一旦复古，难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礼，且使人主遂服，不犹善乎？”▯曰：“此为有父子而无君臣，三纲之道亏矣。”祜乃止。傅▯之言，所谓御人以口给者也，不能缘人主之孝思，善推其所为，以立一王之制，
译《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五年八月庚辰日，废除天下臣民进献庆祝皇帝诞辰、冬至的表笺。皇上说：“正月初一是岁首，天道运行更新，君主效法天道治理天下，臣下进表称贺，礼仪上也是适宜的。但皇帝诞辰和冬至的文书过于繁冗。从前唐太宗曾说，皇帝诞辰是父母辛劳生育的日子，何况我的父皇、皇母早逝，每逢这一天悲痛哀悼不已，怎能忍受天下人的祝贺呢？应当全部废除。”从此每逢皇帝诞辰之日，皇上斋戒居住，吃素，不接受朝贺。洪武十三年七月，韩国公李善长等人多次上表请求，这才允许。当年九月乙巳日，皇上驾临奉先殿，接受朝贺，在谨身殿宴请群臣，每年以此为例。然而不接受进献，不赋诗，不赐宴饮，不举行斋醮仪式，这就是圣谕中所说的“勉力遵循中道”的意思。
君主丧礼
世人说汉文帝的丧礼是以日代月，考察史书，这只是施行于官吏百姓，并没有一概施行于臣子。诏书说：“诏令到达后，官吏百姓三天后脱去丧服。”天子的丧礼，应当穿齐衰服三个月，现在改为三天，所以称为以日代月。又说：“殿中应当哭丧的人，早晚各哭十五次。”以下的人穿大红丧服十五天，小红丧服十四天，细麻丧服七天后脱去丧服。“以下”是指下葬之后，意思是已经安葬了。从刚去世到安葬，都穿重孝；安葬后，依次改为大功、小功、细麻，以显示逐渐减轻丧服的渐变过程。从刚去世到安葬，既然没有固定的日期【刘攽说：文帝制定这种丧服，是从安葬之后算起，安葬之前则穿斩衰。汉代各位皇帝从去世到安葬有超过一百天的，未安葬则丧服不除。后世于是以日代月，又不通盘计算安葬的日子，都是大错特错的】，而安葬之后改为轻服，又是三十六天，总计起来，又有一百多天了。这就是说，对于臣子的规定，并没有以日代月。至于臣民百姓的丧事，不制定礼仪，听任他们自行处理，有的隆重有的简薄【《魏其武安传》记载：想要以礼仪制定丧服制度，以兴起太平盛世，可知汉朝初年没有确立丧服制度】，然而守三年丧，能够实行的很少【《孟子》记载：滕文公定为三年丧，父兄百官都不愿意，说：“我们的宗国鲁国，先君没有实行，我们的先君也没有实行。”可见丧礼的废除已经很久了】。史书记载，公孙弘后母去世，守丧三年【《史记》本传】；哀帝时，河间王良为太后守丧三年，成为宗室的表率，加封万户【《汉书》本纪】；原涉父亲去世，在墓旁结庐守丧三年，因此在京师显名【《游侠传》】；铫期父亲去世，守丧三年；韦彪父母去世，哀痛毁损身体三年，不出墓庐，服丧期满瘦得只剩骨架【均见《后汉书》本传】；鲍昂守丧毁损身体三年，服丧期满便隐居在墓旁【《鲍永传》】；薛包为父亲和后母守丧六年，超过哀痛的程度【《刘赵淳于传》】，这些是从厚礼的。翟方进后母去世，安葬三十六天后脱去丧服，起来处理政务，认为自己是汉相，不敢超越国家的制度【《汉书》本传】，这是从薄礼的。东海王臻及其弟蒸乡侯俭的母亲去世，都吐血毁伤眼眶，直到穿练红丧服，追念当初丧父时年幼，哀礼有缺失，于是重新实行丧礼【《后汉书》本传】；袁绍出生时父亲就去世了，弱冠时担任濮阳长，遭遇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又追行父亲的丧礼，总共在墓庐六年【《三国志注》引《英雄记》，《后汉书》相同】，这是先前缺失而后追行的。薛宣担任丞相，弟弟薛修担任临菑令，后母病死，薛修辞官守丧。薛宣说三年丧服很少有人能实行，兄弟互相驳斥不可，薛修于是坚持服丧。这是一门之内厚薄各自按照心意行事的【《汉书》本传】。然而哀帝绥和二年诏令博士弟子父母去世给予三年丧假【师古说：宁指在家守丧服，见《汉书》本纪】，而应劭说汉律规定不为亲人守三年丧不得被选举【《扬雄传》注】，可见用来教导臣民百姓的，未曾不以三年为制度。至于君主丧礼，自战国以来本来就已经长久废弛，汉文帝特意制定为法令，以博取百姓的赞誉，反而招致后代无穷的讥讽【平帝时王莽命令六百石以上官吏都守丧三年】，到了唐德宗、肃宗的丧事，于是改为刚去世之后二十七天【《唐书·崔祐甫传》记载常衮的议论说：礼制为君主服斩衰三年，汉文帝权宜制定三十六天，我太宗文皇帝去世遗诏也是三十六天，群臣不忍心安葬后就脱去丧服，略微延长到四月，高宗去世依照汉代旧例，武太后去世也是如此，到唐德宗、肃宗去世才开始改变天子丧礼为二十七天】，大概变得越短，也不无追悔责备。汉文帝是始作俑者。
《晋书·羊祜传》记载：文帝去世，羊祜对傅玄说：“三年丧礼，虽然尊贵也要服丧，从天子到平民都适用。汉文帝废除了它，现在主上天纵至孝，虽然夺情起复，实际上仍行丧礼。如果借此革除汉魏的薄礼，而兴起先王的法度，不也很好吗？”傅玄说：“汉文帝因为末世浅薄，不能实行国君的丧礼，所以顺势废除。废除了几百年，一旦恢复古礼，难以实行。”羊祜说：“不能使天下都合乎礼制，姑且让君主服丧，不也好吗？”傅玄说：“这成了有父子而无君臣，三纲之道亏损了。”羊祜于是作罢。傅玄的话，所谓是用口才应付人，不能顺着君主的孝思，善推其所为，以确立一代之制，
后秦姚兴母虵氏卒，兴哀毁过礼，不亲庶政，羣臣请依汉魏故事，既葬即吉。尚书郞李嵩上疏言：“既葬之后，应素服临朝，率先天下仁孝之举也。”兴从之。若傅▯、羊祜之见，其不及姚兴之臣远矣。
宋神宗崩，范祖禹上疏论丧服之制曰：“先王制礼，君服同于父，斩衰三年，盖恐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汉以来，不惟人臣无服，人君遂不为三年之丧。国朝自祖宗以来，外廷虽用易月之制，宫中实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犹依汉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按此唐制，非汉制，范误】既以日为之，又以月为之，此礼之无据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为之惨服三日然后禫，此礼之不经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庙后即吉，才八月而遽纯吉，无所不佩，此又礼之无渐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殡宫，是以吉服临丧；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为人主之私丧。此二者皆礼之所不安也。”宁宗小祥，诏羣臣服纯吉，真德秀争之曰：“自汉文帝率情变古，惟我孝宗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当时不并定臣下执丧之礼，此千载无穷之憾。”孝宗崩，从臣罗防等议，令羣臣易月之后未释衰服，惟防朝治事，权用黒带公服，时序仍临慰，至大祥始除。侂胄枋政，始以小祥从吉，且带不以金鞓，不以红佩，不以鱼，鞍轿不以文绣，此于羣臣何损，朝仪何伤？议遂止。然迄未有能酌三代圣王之遗意而立为中制者。
杨用修曰：「舜典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百姓有爵命者，也为君斩衰三年，礼也。四海遏密，八音礼不下庶人，且有农亩、服贾、力役之事，岂能皆服斩衰？但遏密八音而已，此当时君丧礼制。」
朱子作《君臣服议》曰：「古之所谓方丧三年者，盖曰比方于父母之丧云尔。盖事亲者，亲死而致丧三年，情之至，义之尽也。事师者，师死而心丧三年，谓其哀如父母而无服，情之至而义有所不得尽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丧三年，谓其服如父母而分有亲疎，此义之至而情或有不至于其尽者也。当参度人情，斟酌古今之宜，分别贵贱亲疏之等，以为降杀之节。且以嫁娶一事言之，则宜自一月之外，许军民；三月之外，许士吏；复土之后，许选人；祔庙之后，许承议郞以下；小祥之后，许朝请大夫以下；大祥之后，许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则并湏禫祭然后行吉礼焉。官卑而差遣职事髙者，从髙；迁官者，从新；贬官者，从旧。如此则亦不悖于古，无害于今，庶乎其可行矣。」
太仓陆道威【世仪】尝剏为君丧五服之图，其略为：嗣君及勲戚大臣斩衰三年，文武臣一品以下斩衰期年，四品以下斩衰九月，七品以下斩衰五月，士庶人斩衰三月。庶君臣之情不至邈焉相絶，而服有降杀，亦不至捍格难行。盖本朱子之意，而实出于魏孝文所云「羣臣各以亲疎贵贱远近为除服之差」，庶几稍近于古易行于今之説。然三代之制亦未尝不然，所谓为君斩衰三年者，诸侯为天子，卿大夫为其国君，家臣为其主，若庶人之为其国君，但齐衰三月【白虎通曰：王者崩，京师之民丧三月，何？民贱故三月而已。又曰：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后，何？恩有深浅远近故制有日月。服问曰：君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为君也，世子不为天子服。注曰：不服，与畿外之民同】而诸侯之大夫以时接见乎天子，则繐衰裳牡麻绖，既葬除之。杂记曰：大夫次于公馆以终丧，士练而归，大夫居庐，士居垩室【此言国君之丧】正义以为位尊恩重，位卑恩轻之等。檀弓曰：公之丧，诸达官之长杖，是其所以别亲疏明贵贱者，则固有不同矣。今自天子之外，别无所谓国君，而等威之辨则未尝有异于古。茍称情而制服，使三代之礼复见于今日，而人知尊君亲上之义，亦厚俗之一端也【朱子曰：百官如丧考妣，此其本分。四海遏密八音，以礼论之则为过也。为天子
译后秦姚兴的母亲虵氏去世，姚兴哀痛过度，超过了礼制的规定，不亲自处理政务，群臣请求依照汉魏的旧例，安葬后即改穿吉服。尚书郎李嵩上疏说：“安葬之后，应当穿着素服临朝，这是为天下的仁孝之举做出表率。”姚兴听从了他的建议。像傅嘏、羊祜那样的见解，远远不及姚兴的臣子啊。
宋神宗驾崩，范祖禹上疏论述丧服的制度说：“先王制定礼制，君主的丧服与父亲相同，穿斩衰服三年，大概是担心做臣子的不把君主当作父亲来侍奉。自从汉代以来，不仅臣子没有丧服，君主也不实行三年的丧礼。本朝自祖宗以来，外朝虽然采用易月（以月代年）的制度，但在宫中实际实行三年的丧服，君主的丧服如同古典礼制，而臣下仍然依照汉代的制度，所以十二天就小祥，一周年后又小祥，二十四天就大祥，两周年后又大祥【按：这是唐代的制度，不是汉代的制度，范祖禹弄错了】既然用天数来计算，又用月数来计算，这是礼制中没有依据的。古时候两周年大祥，中间那个月禫祭。禫祭的名称，不是丧服的颜色，现在却穿着惨服三天然后才禫祭，这是礼制中不合经典的。丧服已经除去，到了安葬又穿上丧服。附祭于祖庙后就改穿吉服，才八个月就完全改穿吉服，什么都不忌讳，这又是礼制中没有渐进过程的。每月初一、十五群臣穿着朝服前往殡宫，这是穿着吉服临丧；君主穿着丧服在上，这是把先帝的丧服当作君主的私丧。这两点都是礼制所不能安然的。”宁宗小祥时，下诏让群臣改穿纯吉服，真德秀争辩说：“自从汉文帝顺从私情改变古礼以来，只有我们的孝宗穿斩衰服三年，朝衣朝冠都用大布制成，可惜当时没有一并确定臣下执丧的礼制，这是千年无尽的遗憾。”孝宗驾崩，从臣罗防等人商议，让群臣在易月之后尚未脱去斩衰服，只有罗防上朝处理政务，暂时使用黑带公服，按时节仍然临丧慰问，到大祥时才除去丧服。韩侂胄专权，才在小祥时改穿吉服，并且腰带不用金鞓，不用红佩，不用鱼袋，鞍轿不用文绣，这对于群臣有什么损害，对朝仪有什么伤害？议论于是停止。然而终究没有能够斟酌三代圣王的遗意而确立适中制度的人。
杨用修说：“《舜典》记载二十八年，帝舜去世，百姓如同死了父母一样，哀悼三年。百姓中有爵位任命的人，为君主穿斩衰服三年，这是礼制。四海停止音乐，礼不下庶人，而且有耕种、经商、劳役的事情，怎么能都穿斩衰服？只是停止音乐罢了，这是当时的君丧礼制。”
朱子作《君臣服议》说：“古时候所说的方丧三年，是说比照父母的丧礼罢了。侍奉亲人，亲人死了致丧三年，是情意的极致，道义的穷尽。侍奉老师，老师死了心丧三年，是说哀痛如同父母但没有丧服，情意极致但道义有所不能穷尽。侍奉君主，君主死了方丧三年，是说丧服如同父母但亲疏有别，这是道义的极致但情意或许不能穷尽。应当参酌人情，斟酌古今的适宜，分别贵贱亲疏的等级，作为降等减杀的标准。且以嫁娶一事来说，应当自一个月之外，允许军民；三个月之外，允许士吏；复土之后，允许选人；附庙之后，允许承议郎以下；小祥之后，允许朝请大夫以下；大祥之后，允许中大夫以下，各自借吉服三天。那些大中大夫以上，则必须等到禫祭之后才举行吉礼。官职低但差遣职事高的，依高的标准；升官的，依新官的标准；贬官的，依旧官的标准。这样也不违背古礼，对当今没有妨害，大概可以实行了。”
太仓陆道威【字世仪】曾经创立君丧五服的图表，其大略是：嗣君及勋戚大臣穿斩衰服三年，文武臣一品以下穿斩衰服一年，四品以下穿斩衰服九月，七品以下穿斩衰服五月，士庶人穿斩衰服三月。使君臣的情意不至于远远隔绝，而丧服有降等减杀，也不至于抵触难行。这大概是本于朱子的意思，而实际上出于魏孝文帝所说的“群臣各以亲疏贵贱远近作为除服的标准”，大概稍微接近古礼而容易在现今实行。然而三代的制度也不是不这样，所谓为君主穿斩衰服三年的，是诸侯为天子，卿大夫为其国君，家臣为其主，至于庶人为其国君，只穿齐衰服三月【《白虎通》说：王者驾崩，京师的百姓丧期三个月，为什么？因为百姓卑贱所以只三个月罢了。又说：王者驾崩，臣下服丧有先后，为什么？因为恩情有深浅远近所以制度有日月之分。《服问》说：君主为天子服丧三年，夫人如同外宗为君主服丧一样，世子不为天子服丧。注说：不服丧，与畿外的百姓相同】而诸侯的大夫按时接见天子，则穿繐衰裳牡麻绖，安葬后就除去。《杂记》说：大夫住在公馆以终丧，士练祭后就回去，大夫住在庐舍，士住在垩室【这是说国君的丧礼】正义认为这是位尊恩重，位卑恩轻的等级。《檀弓》说：公的丧礼，诸达官之长用杖，这是用来区别亲疏明确贵贱的，本来就有不同。现在除了天子之外，没有所谓的国君，而等级威严的区别则不曾有异于古。如果称情而制服，使三代的礼制复见于今日，而人们知道尊君亲上的道义，这也是厚俗的一个方面【朱子说：百官如丧考妣，这是他们的本分。四海遏密八音，以礼论之则是过分的。为天子
服三年之丧，则是畿内诸侯之国则不然。礼为君为父，但服斩衰。君谓天子、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为君，大夫以诸侯为君，诸侯以天子为君，各为其君服斩衰。诸侯之大夫却为天子服齐衰三月，礼无二斩故也。民则畿内者为天子齐衰三月，畿外无服。公之丧，诸达官之长杖。达官谓通于君得奏事者，各以其长，其长杖，其下者不杖，可知。问后世不封建诸侯天下。】一统百姓，当为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虽有远近，闻丧有先后，然亦不过三月】
译服三年之丧，那么畿内诸侯之国则不然。礼制规定为君、为父，只服斩衰。君指的是天子、诸侯以及拥有封地的大夫。大夫的封邑以大夫为君，大夫以诸侯为君，诸侯以天子为君，各自为其君服斩衰。诸侯的大夫却为天子服齐衰三个月，这是因为礼制中没有两种斩衰之服。百姓中，畿内的人为天子服齐衰三个月，畿外的人则无服。国君去世，各位达官中的长官持杖。达官指的是能够通达于君、得以奏事的人，各自以其长官为准，长官持杖，其下属不持杖，由此可知。问：后世不封建诸侯，天下统一，百姓应当为天子服什么丧？答：三个月。天下共同服丧，虽然地域有远近，听闻丧讯有先后，但也不过是三个月。
丧礼主人不得升堂
济阳张尔岐言：今人受吊之位，主人伏哭于柩东，賔入门北面而吊，拜毕，主人下堂北面拜賔，相习以为定位，鲜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柩东时，妇女当在何所乎？女賔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賔又至，又将何所伏而待乎？既失男女内外之位，又妨主賔拜谢之节。考之《士丧礼》：主人入，坐于牀东，众主人在其后西面，妇人侠牀东面，此未敛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賔，则升降自西阶，即位于西阶东南面拜之，固已不待賔于堂上矣。及其既敛而殡也，居门外倚庐，惟朝夕哭乃入门而奠。其入门也，主人堂下直东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賔继之，北上门东北面，西上门西北面，东上西方东面北上。主人固不复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时即位于堂南上者惟妇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柩东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妇之位也。若依周公孔子之故，未敛以前则以柩东为位，既敛而殡则堂下直东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于此，则内外之辨，賔主之仪，无适而不当矣。
南史》孔秀之遗令曰：「世俗以仆妾直灵助哭，当繇丧主不能淳至，欲以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
居丧不吊人
礼父母之丧，不吊。人情有所专，而不及乎他也。孔子曰：“三年之丧，练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礼以饰情，三年之丧而吊哭，不亦虚乎？”谷梁子曰：“周人有丧，鲁人有丧，周人吊，鲁人不吊。天子之丧犹可以不吊，而况朋友故人之丧乎【孔氏曰：若有服者则往哭】或疑末世政重事繁，有丧之人不能不出，独废此礼，有所难行，是亦必待既葬卒哭之后，或庶乎其可耳。
像设
古之于丧也，有重于祔也。有主以依神于祭也，有尸以象神，而无所谓像也。《左传》言尝于太公之庙，麻婴为尸。孟子亦曰：“弟为尸。”而春秋以后，不闻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设君室之文，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汉文翁成都石室设孔子坐像，其坐敛蹠，向后屈膝当前，七十二弟子侍于两旁】
朱子白鹿洞书院，只作礼殿，依《开元礼》临祭设席，不立像。
正统三年，巡按湖广监察御史陈祚奏：「南岳衡山神庙，嵗久頽坏，塑像剥落，请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内筑坛壝，外立厨库，缭以周垣，附以斋室，而去其庙宇塑像，则礼制合经，神祗不渎。」事下礼部，尚书胡濙以为：「国初更定神号，不除像设，必有明见，难以准行。」今按《凤阳县志》言：「洪武三年，诏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称某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前时爵号一皆革去，未几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却畵云山图像在两廊者，泥在两廊壁上，千载之陋习为之一变。后人多未之知。」嘉靖九年，诏革先师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违，多于殿内添砌一墙，置像于中，以塞明诏，甚矣愚俗之难晓也。
宋文恪【讷】国子监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绘，祀以神主。数百年陋习，乃革。是则太祖已先定此制，独未通行天下尔。
从祀
周程张朱五子之从祀定于理宗淳祐元年，顔曽思孟四子之配享定于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后，国无异论，士无异习。厯元至明，先王之统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宋史賛：言身当季运，弗获大效，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始】
十哲
孟子言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曽子。曽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慈谿黄氏【震】曰：「门人以有若言行气象类孔子，而欲以事孔子之礼事之。有若之所学何如也？曽子以孔子自生民以来未之有，非有若之所可继，而止之，而非贬有若也。有若虽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门之所推尚，一时无及有若，可知。咸淳三年升从祀，以补十哲，众议必有若也。祭酒为书，力诋有若不当升而升。子张【宋史礼志，度宗咸淳三年正月戊申，封颛孙师陈
译丧葬礼仪中，主人不得登上厅堂。
济阳人张尔岐说：“如今人们接受吊唁的位置，主人伏在灵柩东侧哭泣，宾客进门后面向北吊唁，拜礼完毕，主人走下厅堂面向北拜谢宾客，大家习以为常，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不对的。不知道当主人伏在灵柩东侧哭泣时，妇女应当在哪里呢？女宾到来，主人回避吗？主人回避而男宾又到来，又将伏在哪里等待呢？这既失去了男女内外的位置区分，又妨碍了主宾拜谢的礼节。考证《士丧礼》：主人进入，坐在床的东侧，众主人跟在他后面面向西，妇女夹在床的两侧面向东，这是入殓以前主人在室内的哭泣位置。至于拜谢宾客，则从西阶上下，位于西阶的东南方面向南拜谢，本来就不在厅堂上等待宾客。等到入殓后停殡，住在门外的倚庐里，只有早晚哭泣时才进门祭奠。进门时，主人在厅堂下正对东墙面向西，以北为上，外兄弟在南面，以南为上，宾客依次排列，在北面进门时面向东，在西面进门时面向北，以东为上，在西方面向东以北为上。主人本来就不再在厅堂上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那时位于厅堂南面以北为上的只有妇女，所以主人不得登上厅堂。如今主人在灵柩东侧拜伏的位置，正是古代主妇的位置。如果依照周公、孔子的旧制，入殓以前以灵柩东侧为位置，入殓停殡后则在厅堂下正对东墙面向西是其位置。主人正当位于此，那么内外的区别，主宾的礼仪，就没有不恰当的了。”
《南史》记载孔秀之的遗令说：“世俗用仆妾在灵前助哭，大概是丧主不能至诚，想用多人的哭声扰乱亡魂，如果有灵，我会嘲笑他们。”
居丧期间不吊唁他人
礼制规定，父母之丧，不吊唁他人。人的情感有所专注，而顾不上其他。孔子说：“三年的丧期，练祭之后不聚在一起站立，不结伴出行。君子用礼仪来修饰情感，在三年丧期中去吊唁哭泣，不也是虚伪吗？”《谷梁传》说：“周人有丧事，鲁人有丧事，周人前去吊唁，鲁人不前去吊唁。天子的丧事尚且可以不吊唁，何况朋友故人的丧事呢【孔氏说：如果有服丧关系的人则前往哭泣】。有人怀疑末世政事繁重，有丧事的人不能不出门，唯独废除这个礼制，难以实行，这也必须等到安葬完毕、卒哭之后，或许才可以吧。”
画像设置
古代对于丧事，重视祔祭。有牌位以依凭神灵进行祭祀，有尸以象征神灵，而没有所谓的画像。《左传》说在太公的庙里举行尝祭，麻婴担任尸。孟子也说：“弟弟担任尸。”而春秋以后，不再听说有担任尸的事。宋玉的《招魂》开始有“像设君室”的文字，尸礼废除而画像之事兴起，大概是在战国时期了【汉代文翁在成都石室设置孔子坐像，其坐姿收敛脚掌，向后屈膝当前，七十二弟子侍立在两旁】。
朱子在白鹿洞书院，只建礼殿，依照《开元礼》在祭祀时设席，不立画像。
正统三年，巡按湖广监察御史陈祚上奏：“南岳衡山神庙，年久颓坏，塑像剥落，请求重修，建立依祭祀山川的制度。内部修筑坛壝，外部设立厨库，周围环绕围墙，附带斋室，而去掉庙宇塑像，那么礼制符合经典，神灵不被亵渎。”事情下达礼部，尚书胡濙认为：“建国初期更改神号，不除去画像，一定有明确的见解，难以批准实行。”现在查阅《凤阳县志》说：“洪武三年，诏令天下城隍只立神主，称某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以前的爵号一概革除，不久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的，用水浸泡它，泥在正中壁上，却在两廊画云山图像，泥在两廊壁上，千百年来的陋习因此一变。后人大多不知道这件事。”嘉靖九年，诏令革除先师孔子封爵塑像，有关部门依违两可，多在殿内添砌一墙，把像放在中间，以搪塞明诏，愚俗之难晓真是到了极点。
宋文恪【讷】国子监碑说：夫子以下，画像不用泥土绘制，祭祀用神主。数百年的陋习，于是革除。这说明太祖已经先定下这个制度，只是没有通行天下罢了。
从祀
周、程、张、朱五子从祀定于理宗淳祐元年，颜、曾、思、孟四子配享定于度宗咸淳三年。从此以后，国家没有异议，士人没有异习。历经元朝到明朝，先王的统绪虽然断绝，但先王的道统依然存在。理宗的功劳太大了【《宋史》赞语说：说身当末世，未能取得大效，后世有用理学复古帝王之治的，考论匡正辅佐之功，确实从这位皇帝开始】。
十哲
孟子说，有一天，子夏、子张、子游因为有若像圣人，想用侍奉孔子的礼节侍奉他，勉强曾子。曾子说：“不行。江汉的水洗涤他，秋天的太阳暴晒他，洁白啊不可超越。”慈溪黄氏【震】说：“门人因为有若的言行气象像孔子，而想用侍奉孔子的礼节侍奉他。有若的学问怎么样呢？曾子认为孔子自有人类以来未曾有过，不是有若所能继承的，从而制止他们，而不是贬低有若。有若虽然不足以比孔子，但孔门所推崇的，当时无人能及有若，可见一斑。咸淳三年升为从祀，以补十哲，众议一定有有若。祭酒写信，极力诋毁有若不该升而升。子张【《宋史·礼志》，度宗咸淳三年正月戊申，封颛孙师陈
国公，升十哲位】不知，《论语》一书，孔子未尝深许子张【按理宗作颛孙子赞，其末语云：『色取行违，作戒后人』，似亦不足之辞】据孟子此章，则子张正欲事有若者也。陆象山天资髙明，指心顿悟，不欲人从事学问，故尝斥有子孝弟之説为支离。奈何习其説者不察，而剏攻之于千载之下耶？当时之论如此。愚按，《论语》首篇即录有子之言者三，而与曽子并称曰「子」，门人实欲以二子接孔子之传者。传记言孔子之卒，哀公诔之；有若之丧，悼公吊焉。其为鲁人所重，又可知矣。十哲之祀，允宜厘正【孟子不曰「有若似孔子」，而曰「有若似圣人」；史记乃云「有若状似孔子」，谬甚】
译国公，升十哲位】不知，《论语》一书，孔子未曾深深赞许子张【按理宗作颛孙子赞，其末语云：『色取行违，作戒后人』，似乎也是不足之辞】根据孟子这一章，那么子张正是想要侍奉有若的人。陆象山天资高明，直指本心顿悟，不让人从事学问，所以曾经斥责有子关于孝悌的说法为支离破碎。为什么学习他学说的人不加考察，而在千年之后凭空攻击他呢？当时的议论如此。我按，《论语》首篇就记录了有子的话有三处，并且与曾子并称为“子”，门人实际上是想要让这两人承接孔子的道统。传记说孔子去世，鲁哀公为他作诔文；有若去世，鲁悼公去吊唁。他在鲁国受到重视，又可知了。十哲的祭祀，确实应当纠正【孟子不说“有若像孔子”，而说“有若像圣人”；《史记》却说“有若相貌像孔子”，错误得很】
嘉靖更定从祀
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农也，桑之祭先蚕也，学之祭先师也，一也。《旧唐书》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诏，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髙谷梁赤、伏胜、髙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服防贾逵、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甯等二十二人【太宗纪无贾逵，止二十一人，今依《礼仪志》増。又按《唐六典》祠部名有贾逵，然贞观时未祀七十二弟子，则为二十二人。开元八年勅七十二子并许从祀，则卜子夏已在其中，而先儒止二十一人。《六典》国子祭酒、司业条云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二十二贤，则亦误也】代用其书，▯于国冑自今有事于太学，并令配享宣尼庙堂，盖所以报其传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谓得古人敬学尊师之意者矣。神宗元丰七年，始进荀况、杨雄、韩愈三人。此三人之书，虽有合于圣人，而无传注之功，不当祀也。祀之者，为王安石配享，王雱从祀地也【宋史·礼志》神宗熈宁七年，从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言，以孟子同顔子配享殿上，封荀况兰陵伯、杨雄成都伯、韩愈昌黎伯，并从祀于左丘明等二十二贤之间。徽宗政和三年，封王安石舒王同顔子、孟子配享殿上，安石子雱临川伯从祀诸贤之末。此封三人为増入从祀之始，而不及董仲舒。至元文宗至顺元年，方进仲舒从祀】理宗宝庆三年，进朱熹；淳祐元年，进周颐【避光庙讳，去惇字】张载、程颢、程颐；景定二年，进张栻、吕祖谦；度宗咸淳三年，进邵雍、司马光。以今论之，惟程子之《易传》、朱子之《四书章句集注》、《易本义》、《诗传》及蔡氏之《尚书集传》、胡氏之《春秋传》、陈氏之《礼记集説是所谓代用其书，▯于国胄者尔【成化三年五月乙卯，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刘定之请，以元儒陈澔以胡安国、蔡沈例从祀，勅下江西考其行事以闻】南轩之《论语解》、东莱之《读书记》，抑又次之；而《太极图》、《通书》、《西铭》、《正▯亦羽翼六经之作也。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礼之功盖其丰昵之失，而逞私妄议，輙为出入，殊乖古人之旨【去戴圣、刘向、马融、贾逵、何休、王肃、王弼、杜预，又改郑众、卢植、郑▯服防范甯祀于其乡二十二人之中，惟存九人。成化初，刘定之议以为左丘明以下经师二十二人，虽其中不无可议，然当世衰道微，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魏晋之时，而此二十二人者守其遗经，转相付授，讲説注释，各竭其才，以待后之学者，则其为功，殆亦犹文武成康之子孙，虽衰替微弱，无所振作，尚能保守姬姓之宗祀谱牒，以阅厯春秋战国不亡而幸存者也。虽有大过，亦当宥之，况小失乎？又曰：愚窃以为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创业者也，二十二经师助其垂统者也】夫以一事之瑕而废传经之祀，则宰我之短丧、冉有之聚敛，亦不当列于十哲乎？弃汉儒保残守缺之功，而奬末流论性谈天之学，于是语録之书日増月益，而五经之义委之榛芜。自明人之议从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贞观之制乎？
嘉靖之从祀进欧阳修者，为大礼也。出于在上之私意也。进陆九渊者，为王守仁也。出于在下之私意也。与宋人之进荀、杨、韩三子，而安石封舒王配享，同一道也。成化四年，彭时奏谓：“汉、晋之时，道统无传，所幸有专门之师，讲诵圣经，以诏学者，斯文頼以不坠。此马融、范甯诸人，虽学行未纯，亦不得而废。”
祭礼
陆道威着《思辨録》，欲于祭礼之中而寓立宗之意。谓古人最重宗子，然宗子欲统一族众，无如祭法。文公《家礼》所载祭礼虽详整有法，顾惟宗子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之，不能通诸贫士。又一岁四合族众繁重难举，无差等隆杀之别。愚意欲仿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为宗祭法：岁始则祭始祖，凡五服之外皆与，大宗主之。仲春则祭四代，以髙祖为主，曽祖以下分昭穆居左右，合同髙祖之众，继髙之宗主之。仲夏则祭三
译嘉靖年间更改从祀制度
古人对于每件事，必定祭祀开创它的人：耕种祭祀先农，养蚕祭祀先蚕，求学祭祀先师，道理是一样的。《旧唐书》记载，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二月壬申日下诏，因为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贾逵、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甯等二十二人（太宗本纪中没有贾逵，只有二十一人，现在依据《礼仪志》增加。又按《唐六典》祠部名单中有贾逵，然而贞观时期尚未祭祀七十二弟子，所以是二十二人。开元八年敕令七十二弟子都允许从祀，那么卜子夏已经在其中，而先儒只有二十一人。《六典》国子祭酒、司业条文中说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二十二贤，这也是错误的）代替使用他们的著作，（因此）在国学中，今后在太学举行祭祀时，都让他们配享于宣尼庙堂，这是为了报答他们传注经典的功劳。直到宋仁宗、英宗时期，都没有更改，可以说符合古人敬重学问、尊崇师长的本意了。宋神宗元丰七年，开始将荀况、杨雄、韩愈三人列入从祀。这三人的著作，虽然有的符合圣人之道，但没有传注经典的功劳，不应当祭祀。祭祀他们，是因为王安石配享，王雱从祀的缘故（《宋史·礼志》记载：神宗熙宁七年，听从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的建议，让孟子与颜回一起配享殿上，封荀况为兰陵伯、杨雄为成都伯、韩愈为昌黎伯，都从祀于左丘明等二十二贤之间。徽宗政和三年，封王安石为舒王，与颜回、孟子一起配享殿上，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封临川伯，从祀于诸贤之末。这是将三人增入从祀的开始，而没有包括董仲舒。直到元文宗至顺元年，才将董仲舒列入从祀）。宋理宗宝庆三年，将朱熹列入从祀；淳祐元年，将周敦颐（避宋光宗名讳，去掉“惇”字）、张载、程颢、程颐列入从祀；景定二年，将张栻、吕祖谦列入从祀；度宗咸淳三年，将邵雍、司马光列入从祀。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只有程子的《易传》、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易本义》、《诗传》以及蔡氏的《尚书集传》、胡氏的《春秋传》、陈氏的《礼记集说》，才是所谓代替使用他们的著作，（因此）在国学中祭祀他们（成化三年五月乙卯日，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刘定之请求，让元儒陈澔按照胡安国、蔡沈的先例从祀，敕令江西考察他的行为事迹上报）。南轩的《论语解》、东莱的《读书记》，又次一等；而《太极图》、《通书》、《西铭》、《正蒙》也是辅翼六经的作品。到了明朝嘉靖九年，想要用制定礼制的功劳来掩盖其过于亲近的过失，却逞私意妄加议论，随意决定从祀的增减，完全违背了古人的宗旨（去掉了戴圣、刘向、马融、贾逵、何休、王肃、王弼、杜预，又将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甯改为在故乡祭祀，二十二人之中，只保留了九人。成化初年，刘定之议论认为：左丘明以下的经师二十二人，虽然其中有不无可议之处，但在世道衰微、秦朝焚书、汉代崇尚黄老、魏晋崇尚佛教的时候，这二十二人坚守遗留的经典，辗转传授，讲解注释，各尽所能，以待后来的学者，那么他们的功劳，大概就像文武成康的子孙，虽然衰微无力振作，尚能保守姬姓的宗庙谱牒，历经春秋战国而不灭亡幸存一样。即使有大过错，也应当宽恕，何况是小过失呢？又说：我私下认为，仲尼是素王，七十子辅助他开创基业，二十二位经师辅助他垂范统绪）。如果因为一件事的瑕疵就废除传经的祭祀，那么宰我主张短丧、冉有聚敛财富，也不应当列于十哲了吗？抛弃汉儒保全残篇、坚守缺简的功劳，而奖赏末流谈论性理、天道的学问，于是语录类的书籍日益增多，而五经的意义却荒废了。自从明人议论从祀开始，如果有王者兴起，必定会遵循贞观的制度吧？
嘉靖年间从祀中增加欧阳修，是为了大礼议。这是出于上位者的私意。增加陆九渊，是为了王守仁。这是出于下位者的私意。这与宋人将荀、杨、韩三子列入从祀，而王安石封舒王配享，是同一条道路。成化四年，彭时上奏说：“汉、晋时期，道统没有传承，幸好有专门的老师，讲诵圣经，以教导学者，斯文赖以不坠。这些马融、范甯等人，虽然学问品行不够纯粹，也不能废除。”
祭礼
陆道威著《思辨录》，想要在祭礼中寓含确立宗子的意思。说古人最重视宗子，然而宗子想要统一族众，没有比祭法更好的了。朱文公《家礼》所载的祭礼虽然详细整齐有法度，但只有宗子有官爵及富有的人才能实行，不能通用于贫士。又一年四次合族祭祀繁重难以举行，没有差别等第隆杀的区别。我的意思想要仿照古代族食世降一等的意思，定为宗祭法：岁首则祭祀始祖，凡是五服之外的人都参与，由大宗主持。仲春则祭祀四代，以高祖为主，曾祖以下分昭穆居左右，合高祖之众，继高祖的宗主主持。仲夏则祭祀三代
代，以曽祖为主，祖考则分昭穆居左右，合同曽祖之众，继曽之宗主之。仲秋则祭二代，以祖为主，考妣居左昭位，合同祖之众，继祖之宗主之。仲冬则祭一代，以考为主，合同父昆弟，继祢之宗主之。皆宗子主祭，而其余子则献物以助祭。不惟爱敬各尽，而祖考髙曽隆杀有等，一从再从远近有别，似于古礼初无所倍。或曰：髙曽祖考祭则俱祭，古人具有成法，不当随时加损。答之曰：凡礼皆以义起耳。礼有云「上杀旁杀下杀，中庸言亲亲之杀」，是古人于礼凡事皆有等杀。况丧礼服制，父母皆服三年，而髙祖则齐衰三月【此今律文】是丧礼已有等杀，何独于祭礼不可行乎？此虽剏举，恐不无补于风教也。
译祭祀曾祖时，以曾祖为主祭对象，祖父和父亲则按昭穆次序分列左右，合祭曾祖一脉的众祖先，继承曾祖这一宗派的主祭权。仲秋时节祭祀前两代祖先，以祖父为主祭对象，父亲和母亲居左边的昭位，合祭祖父一脉的众祖先，继承祖父这一宗派的主祭权。仲冬时节祭祀一代祖先，以父亲为主祭对象，合祭父亲的兄弟，继承父亲这一宗派的主祭权。都由宗子主持祭祀，其他儿子则进献祭品以协助祭祀。这不仅使得对祖先的爱心与敬意各得其所，而且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的祭祀规格有隆有降，一等从、二等从的远近亲疏也有区别，似乎与古礼并无违背。有人问：“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祭祀时都一起祭祀，古人已有成法，不应当随时增减。”回答说：“凡是礼制都是根据义理而设立的。礼书上说‘对上递减、对旁递减、对下递减，《中庸》所说的亲亲之杀’，这说明古人在礼制上凡事都有等级差别。况且在丧礼服制中，父母都服丧三年，而高祖只服齐衰三个月【这是现行律文的规定】，丧礼中已有等级差别，为什么唯独祭祀之礼不可以实行呢？这虽然是新创之举，恐怕对风俗教化不无裨益。”
女巫
周礼》女巫舞雩，但用之旱暵之时，使女巫舞旱祭者，崇阴也。《礼记·檀弓》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无乃已疏乎？’”此用女巫之证也。汉因秦灭学，祠祀用女巫。后魏郊天之礼，女巫升坛揺鼔，帝拜后肃拜。杜岐公曰：“道武帝南平姑臧，东下山东，足为雄武之主。其时用事大臣崔浩、李顺、李孝伯等，多是谋猷之士，少有通儒硕学，所以郊祀上帝六宫及女巫预焉。”
魏书·髙祖纪》延兴二年二月乙巳，诏曰：「尼父禀达圣之姿，体生知之量，穷理尽性，道光四海。顷者淮徐未賔，庙隔非所致，令祀典寝顿，礼章殄灭。遂使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牲歌舞，倡优媟狎，岂所以尊明神、敬圣道者也？自今以后，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大金国志·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二月，诏曰：「曩者边塲多事，南方未賔，致令孔庙頽落，礼典凌迟，女巫杂觋，淫祀违礼。自今有祭孔庙，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违制论。」
唐书·黎干传》：代宗时，为京兆尹。时大旱，干造土龙，自与巫觋对舞，弥月不应。又祷孔子庙，帝笑曰："丘之祷久矣。"使毁土龙。
日知录卷十四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录卷十五《昆山顾炎武撰》陵
古王者之葬称墓而已。《左传》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书传亦言「桐宫，汤墓」。《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并言「墓」不言「陵」。及春秋以降，乃有称「丘」者：楚昭王墓谓之昭丘，赵武灵王墓谓之灵丘，而呉王阖闾之墓亦名虎丘。盖必其因山而髙大者，故二三君之外无闻焉。《史记·赵世家》：「肃侯十五年，起寿陵。」《秦本纪》：「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始有称陵者【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言园邑之兴，始自彊秦。」《通典》：「襄陵，有晋襄公之陵】至汉则无帝不称陵矣。宋施防《防稽志》曰：「自先秦古书，帝王墓皆不称陵，而陵之名实自汉始。」非也。
墓祭
太甲之书曰：「王徂桐宫居忧。」此古人庐墓之始。曽子问：「宗子去在他国，庶子无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请问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为坛，以时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此古人祭墓之始【史记·周本纪：「武王上祭于毕。」马融曰：「毕，文王墓，地名也。」此纬书之言，不可信】记言古不墓祭，宗子去在他国，事之变也。将祭而为坛，礼之权也。秦兴，西戎，宗庙之礼无闻，而特起寝殿于墓侧【见《汉官仪》《宋书·礼志》：「汉氏诸陵皆有园寝，者承秦所为也。説者以为古前庙后寝，以象人君前有朝，后有寝也。庙以藏王四时祭祀，寝有衣冠，象生之，其以荐新】汉之西京已崇此礼，叔孙通传言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师古曰：「从髙帝陵寝出衣冠，游于髙庙，每月一为之】韦▯成传言：「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此皆承秦之制，故黩于祭祀如此】后汉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防仪，而上陵之礼始兴【蔡邕记曰：「昔京师在长安时，其礼不可尽得闻也。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复闻见此礼，乃帅公卿百寮就园陵而创焉】每正月上丁，祀郊庙毕，以次上陵，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防陵。八月饮酎，礼亦如之。雒阳诸陵皆以晦朔、二十四气、伏腊及四时祠庙日上饭，太官送用物，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妆具【贡禹奏言：「武帝取好女数千人，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今杜陵有宫人数百，外戚传许后
译女巫
《周礼》中女巫举行舞雩之礼，仅在干旱之时使用，让女巫在旱祭时起舞，是为了尊崇阴气。《礼记·檀弓》记载，某年大旱，鲁穆公召见县子问道：“我想暴晒女巫，怎么样？”县子回答说：“上天不降雨，却指望通过暴晒愚昧的妇人来求得，恐怕太疏远了吧？”这就是使用女巫的例证。汉朝沿袭秦朝焚书坑儒后的状况，祭祀时使用女巫。北魏郊天祭祀的礼仪中，女巫登上祭坛摇动鼙鼓，皇帝行拜礼，皇后行肃拜礼。杜岐公说：“道武帝南平姑臧，东下山东，足以成为雄武之主。当时执政的大臣崔浩、李顺、李孝伯等人，大多是谋略之士，很少有通晓经学的大学者，所以郊祀上帝、六宫以及女巫都参与其中。”
《魏书·高祖纪》记载，延兴二年二月乙巳日，下诏说：“孔子禀赋通达圣人的资质，具备生而知之的度量，穷究事理，尽人性，光辉照耀四海。近来淮徐地区尚未归顺，宗庙隔绝，不是祭祀的原因，致使祭祀典章停滞，礼仪制度灭绝。于是让女巫和妖异的巫师，以淫邪的方式进献非礼之事，杀牲歌舞，倡优狎昵，这难道是尊崇神明、敬奉圣道的方法吗？从今以后，祭祀孔子庙，只规定使用酒和干肉，不允许妇女混杂其中祈求非分的福分。违者以违反制度论处。”《大金国志·世宗》记载，大定二十六年二月，下诏说：“过去边境多事，南方未归顺，导致孔庙颓败，礼典衰微，女巫和杂乱的巫师，进行淫祀，违背礼仪。从今以后，祭祀孔庙，只规定使用酒和干肉，违者以违反制度论处。”
《唐书·黎干传》记载：代宗时，黎干任京兆尹。当时大旱，黎干制作土龙，自己与巫师相对起舞，整月没有应验。又去孔子庙祈祷，皇帝笑着说：“孔丘的祈祷已经很久了。”于是命令毁掉土龙。
日知录卷十四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录卷十五《昆山顾炎武撰》陵
古代君王的葬地称为墓而已。《左传》说：“殽地有两座山陵，南陵是夏后皋的墓。”《尚书》传文也说“桐宫是商汤的墓”。《周官》中冢人掌管公墓之地，都说“墓”而不说“陵”。到了春秋以后，才有称为“丘”的：楚昭王的墓称为昭丘，赵武灵王的墓称为灵丘，而吴王阖闾的墓也叫虎丘。大概一定是因为依山而建且高大的缘故，所以除了这三位君主之外没有听说其他的。《史记·赵世家》记载：“肃侯十五年，开始营建寿陵。”《秦本纪》记载：“惠文王葬在公陵，悼武王葬在永陵，孝文王葬在寿陵。”才开始有称为陵的【《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说：“园邑的兴起，始于强秦。”《通典》说：“襄陵，有晋襄公的陵”】到了汉朝，没有哪个皇帝不称陵了。宋代施宿《会稽志》说：“从先秦古书来看，帝王的墓都不称陵，而陵的名称实际上是从汉朝开始的。”这是不对的。
墓祭
《太甲》之书说：“王前往桐宫居丧。”这是古人庐墓的开始。曾子问：“宗子离开他国，庶子没有爵位而居住在国内，可以祭祀吗？”孔子说：“可以祭祀。”请问祭祀怎么做？孔子说：“面向坟墓筑坛，按时祭祀。如果宗子死了，先告于墓，然后在家祭祀。”这是古人祭墓的开始【《史记·周本纪》：“武王在毕地向上祭祀。”马融说：“毕是文王的墓，地名。”这是纬书的话，不可信】《礼记》说古代不在墓前祭祀，宗子离开他国，是事情的变化。将要祭祀时筑坛，是礼仪的变通。秦朝兴起，西戎习俗，宗庙之礼无人知晓，而在墓旁特别建立寝殿【见《汉官仪》《宋书·礼志》：“汉朝各陵都有园寝，是承袭秦朝的做法。解说者认为古代前庙后寝，以象征君主前有朝廷，后有寝宫。庙用来藏王四时祭祀，寝有衣冠，象征活着的时候，用来进献新物】汉朝西京已经推崇这种礼仪，叔孙通传言为原庙，渭北的衣冠每月出游【颜师古说：“从高帝陵寝取出衣冠，游于高庙，每月一次”】韦玄成传言：“园中各有寝殿和便殿，每天在寝殿祭祀，每月在庙祭祀，每季在便殿祭祀。寝殿每天四次进献食物，庙每年二十五次祭祀，便殿每年四次祭祀【这都是承袭秦朝的制度，所以祭祀如此繁琐】后汉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皇帝率领公卿以下朝拜原陵，如同元始年的仪制，而上陵之礼才开始兴起【蔡邕记载说：“过去京都在长安时，其礼仪不能完全得知。光武帝去世，开始葬在这里，明帝继位，过了一年，群臣朝正，感念先帝不再能听到看到这种礼仪，于是率领公卿百官到园陵而创立这种礼仪】每正月上丁日，祭祀郊庙完毕后，依次上陵，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见者、侍子、郡国计吏都聚集在陵前。八月饮酎，礼仪也如此。洛阳各陵都在晦朔、二十四节气、伏腊以及四时祠庙日上饭，太官送用物，园令、食监掌管省视亲陵，宫中人跟随鼓漏整理被枕具盥水陈妆具【贡禹上奏说：“武帝选取好女数千人，填满后宫，及至去世，昭帝年幼，霍光专权，不懂礼制，都将后宫女子安置在园陵。现在杜陵有宫人数百，外戚传许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