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卷十二

译六经之后，虽然师儒兴盛，但大义尚未阐明，所以新莽居摄时，颂扬功德、献纳符瑞的人遍布天下。光武帝鉴于此，所以尊崇节操道义，敦促勉励名实相符，所举荐任用的人，没有不是精通经术、品行端正的，因此风俗为之一变。到了东汉末年，朝政昏暗浑浊，国事日益败坏，而党锢之祸中的清流、独行其是的人士，依循仁德、践行道义，舍生取义而矢志不渝，正如风雨交加天色昏暗，但鸡鸣声却从未停止。夏商周三代以后，风俗之美，没有比得上东汉的，所以范晔的评论认为，桓帝、灵帝年间，君主之道荒废邪僻，朝廷纲纪日益衰败，国家裂痕屡次开启，从中等智力以下的人，没有不看清国家即将崩解离析的，而有权势的强臣停止了窥伺盗窃的阴谋，豪杰俊才屈服于鄙陋之士的议论【《儒林传论》】，所以国家倾覆而未彻底崩溃，决堤而未完全溃散，这都是仁人君子心力所致的结果【《左雄传论》】，这可以说是懂得事理的话了。假使后世的君主遵循而不改变，那么这种流风至今，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然而曹操占据冀州后，推崇奖赏放荡不羁之士，看他再三下达命令，以至于寻求那些背负污辱之名、被人嘲笑之行，不仁不孝，却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思都相同】，于是权谋欺诈相继进用，奸邪叛逆萌生，所以董昭在太和年间的奏疏中，已经说当今的年轻人，不再以学问为根本，专门以结交钻营为职业，国家的士人不以孝悌清修为首要，反而以趋附权势、谋求利益为先。到了正始年间，一两个浮夸虚诞之徒，施展他们的智识，蔑视周公、孔子的书籍，习行老子、庄子的教义，风俗又为之一变。凭着经术的治理，节义的防范，光武帝、明帝、章帝几代人为之，还不足以毁坏败坏常道的风俗，曹操一人改变它，却绰绰有余。后世的君主，将要树立良好的风气，纳入规范法度，以改善风俗、教化百姓，不能不仔细考察这些啊。

译光武帝亲身实行节俭，以此教化臣下。他讲论经书义理，常常直到深夜。当时的功臣如邓禹，有十三个儿子，让每个人各专修一门技艺；家门整肃严谨，可以作为世人的楷模。权贵如樊重，三代人共同拥有财产，子孙早晚行礼致敬，常常像对待公家一样恭敬。因此，东汉时期，虽然人才的豪放洒脱不及西汉，但士人的风气和家规似乎超过了前代。

东汉末年，节操道义衰微而文章兴盛，从蔡邕开始。他出仕董卓，没有操守；董卓死后，他惊叹于董卓的无知。看他的文集中大量撰写碑文颂词，就可以知道他平日为人了【宋人袁淑《吊古文》说：蔡伯喈炫耀文采以求入仕】。因为他的文采丰富且交游广泛，所以后人为他立下了美好的传记。唉！士人君子处在衰败的朝代，常常凭借负有一世的声名来扭转天下的风气，看看蔡伯喈的为人，应当引以为戒啊！

正始

魏明帝去世，少帝【史称齐王】即位，改年号为正始，共九年。第十年，太傅司马师杀了大将军曹爽，魏国的重大权力就此转移了。三国鼎立至此，约三十年，当时的名士风流盛行于洛阳，但他们抛弃经典而崇尚老庄，蔑视礼法而推崇放达，视君主国家的危亡如同路人一般，正是这些贤人倡导的。从此以后，人们竞相效法，如《晋书》所说：王敦见到卫玠，对长史谢鲲说：“没想到永嘉末年，又能听到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在当时著名，没有人不崇敬他，认为他探究精微的功夫，足以与正始年间相比。《宋书》说：羊忱的两个儿子，太祖赐名曰咸、曰粲，对羊忱说：“想让你的两个儿子有林下正始的余风。”王微给何偃的信中说：“你年少时受正始风气熏陶，淹雅修畅，自然是正始年间的人物。”《南齐书》说：袁粲对皇帝说：“我看张绪有正始的遗风。”《南史》说：何尚之称赞王球“正始的风尚”，在他身上体现，让后人如此仰慕。然而《晋书·儒林传序》说：“摒弃孔子的经典，学习正始的余论，把礼法视为流俗，把放纵虚诞看作清高。”这说明虚名虽然被当时的人所推崇，但严谨的议论并未被学者遗忘，因此讲明六艺，郑玄、王肃是汉代学术的终结，演说老庄，王弼、何晏是开启晋代风气的开端【于宝《晋纪》论曰：“风俗淫邪怪僻，耻辱与崇尚失去准则，学者以老庄为宗而废弃六经，谈论者以虚浮浅薄为辩才而轻视名节简略，立身处世者以放纵污浊为通达而狭隘节操诚信，求取官职者以苟且得逞为尊贵而鄙视居守正道，当官者以空谈为高尚而嘲笑勤勉恪尽职守”】以至于国家在上灭亡，教化在下沦丧，干戈日日争战，君臣屡次更替，不是林下那些贤人的过错，又是谁的过错呢？

有亡国的，有亡天下的。亡国与亡天下，怎么区别？回答说：改朝换代，改换国号，叫做亡国；仁义道义被堵塞，以至于率领野兽吃人，人将互相残杀，叫做亡天下。魏晋人的清谈，为什么导致亡天下？这是孟子所说的杨朱、墨翟的言论，以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陷入禽兽之境。从前嵇康被晋文王杀害，到晋武帝革命之时，山涛推荐嵇绍入仕。嵇绍当时隐居私门，想推辞不去。山涛对他说：“为你考虑很久了，天地四时还有消长变化，何况是人呢！”当时人们传诵，认为这是名言，却不知道它败坏道义伤害教化，以至于率领天下人而无父。嵇绍对于晋朝，不是他的君主，忘记父亲而侍奉非正统的君主。在他死前三十多年之间，作为无父之人，也已经很久了。而他在荡阴之死的壮烈，哪里足以赎清他的罪过呢？况且他入仕之初，哪里知道一定有皇帝战败的事情，而可以树立忠名来掩盖晚节呢？

君主驾驭事物的方法，没有比抑制浮华、制止争竞更大的了。宋朝自从仁宗在位四十多年，虽然所用的人或许不是合适的人选，但风俗醇厚，喜好崇尚端正方正，评论世事的人称之为君子之道兴盛。到了神宗朝，王安石执政，突然奖赏趋炎附势之徒，深深铲除异己之辈，邓绾、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等奸臣，一时被提拔任用，而士大夫有了“十钻”的名目【钻，取必定进入的意思。班固《答宾戏》：“商鞅挟持三术以钻营孝公。”邓绾传颂王安石得官，对他的同乡说：“笑骂随你，好官必须由我来做”】。干求进身的流辈，乘机钻营，逐渐发展到绍圣、崇宁年间，党祸大起，国事日益败坏，膏肓之疾，于是不可救治。后来的人只说他的农田、水利、青苗、保甲等法为百姓带来祸害，却不知道他改变人心、变革士习为朝廷带来祸害。他对百姓的危害，可以一旦更改；而他对朝廷的危害，历经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去而不可返。李应中说：“自从王安石用事，浸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这可以说是知言了。《诗经》说：“不要教猴子爬树，就像泥涂附着一样。”使庆历的士风一变而为崇宁的，难道不是王安石教猱的效果吗？苏轼传：“熙宁初年，王安石创行新法，苏轼上书说：‘国家之所以存亡，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在于风俗的厚薄’”

译薄，不在乎富与贫。臣希望陛下务必崇尚道德而敦厚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建立功业而贪图富强。”仁宗执法极为宽厚，用人有次序，专门致力于掩盖臣下的过失，未曾轻易更改旧有的典章制度。考察他的成就，则说尚未达到理想境界；谈到用兵，则是十次出征有九次失败；谈到国库，则是仅仅够用而没有盈余。只是因为他的恩德润泽留在百姓心中，风俗懂得道义，所以在他驾崩之日，天下人都归心于他的仁德。议论的人看到他晚年官吏大多因循守旧，事务不振作，于是想要用苛刻明察来矫正，用智巧来统一，招揽新进勇锐的人，以谋求一时速成的效果。还没有享受到好处，浮薄的风气已经形成，多开了快速晋升的门路，使人得到意外的收获，公卿侍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图谋得到，使得按常规升迁的人都产生了非分的期望。想要让风俗变得敦厚，怎么可能做到呢？近年来朴实拙厚的人越来越少，巧于钻营的人越来越多，希望陛下怜悯并救济他们。当时议论新法的人很多，没有像这样切中根本的言论，这是君主应当独自观看并反复诵读的。

译《东轩笔录》记载：王安石主持朝政时，革新天下的政务，但德高望重的旧臣议论与他不合。王安石于是选拔新进之士，给予破格任用，因此当时的政事不久便都得以施行，而两禁、台阁以及内外的关键权位，没有不是新进之士占据的。【《石林燕语》记载：按照旧例，在京任职的官员极少任用选人。熙宁初年，朝廷稍想革除资历制度的弊端，开始下诏让选举到可以试用的人，都令崇文院校书，以备咨询和差遣。等待两年后听取旨意，或者授予馆职，或者提升资任，或者只给予合乎规定的差遣。当时邢恕以河南府永城县主簿的身份首先担任崇文院校书，胡愈任谏院知谏院，还认为这太急促，于是请求即使是被选举的选人而没有在外任官的经历，以及虽然有任职经历但不满年限的人，都不得被选举。于是特别下诏让邢恕与堂除近地试衔知县。近年不再沿用这个例子，自从开始登第就直接成为禁从官员了】等到王安石出任江宁府知府，吕惠卿骤然掌握政柄，有射杀后羿那样的野心。而当时的一些士人见他得到君王的信任，认为可以倾覆夺取王安石的地位，于是更加结党依附他，以兴起大狱。不久王安石再次被召入朝，邓绾反过来攻击吕惠卿。吕惠卿自知处境不安，于是列举王安石兄弟的几项过失，当面奏报皇上，并将吕惠卿所说的话封好，出示给王安石看。所以王安石的表文中说：“忠诚不足以取信，所以事事想要自己辩白；道义不足以战胜奸邪，所以人人都与他为敌。”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随后吕惠卿出任亳州知州，王安石再次拜相，承接党人之后的局面，平日身边的亲信都已离去，而留在身边的人已经不可信任，可信任的人又才能不足以担当大事。当时只有与他的儿子王雱谋划，而王雱又死了，知道大道难以施行。于是感慨地再次请求罢免，于是以使相的身份再次镇守金陵，不到一年就交还节钺。过了很久，得到防灵观，让他阐发王安石的情状，非常切中要害。孔子说：“君子容易侍奉，却难以取悦。”而《大戴礼记》说：“有这样的人，容貌辞气，让人进入他的圈子非常愉快；进退周旋，与人交往非常巧妙；他接近人非常快，背叛人也很容易。”考察王安石昔日所信用的人，不仅改变了士人的习气，损害了百姓的生计，而且也没有享受到他们的利益。【苏辙疏：吕惠卿比作吕布、刘牢之】《尚书》说：“后来的嗣王不能善终，辅相也不能善终。”身为大臣的人，能不重视人心风俗吗？

《东轩笔录》又说：王安石在中书省时，撰写新经义传授给学者，所以太学中的学生几乎达到三千人。又命令判监直讲考核学生的学业，分为上、中、下三舍。而民间传说考中上舍的人，朝廷将破格提拔。于是轻薄的书生矫饰言行，坐着制造虚名，奔走于公卿门下的像集市一样热闹。

苏轼《易传》兑卦解说：“六三、上六都是兑卦中的小人，以取悦为事的，是一样的。六三处于非其位，而处于两个阳爻之间，以求取悦为兑，所以说‘来兑’。意思是初爻和二爻没有招唤而它自来，它的心容易知晓，它的危害浅，所以两个阳爻都吉利，而六三凶险。上六超然于外，不被外物牵累，这是小人寄托于无求来取悦的，所以说‘引兑’。意思是九五爻牵引它而后才到，它的心难以知晓，它的危害深，所以九五爻信任剥落。虽然如此，它的心大概是不了解而认为它贤能，并非取悦小人的实质。如果知道它的实质，就会远离它，所以有危险而不凶险。那么上六之所以不光明，为什么呢？回答说：难以进取是君子的事。如果上六被牵引而不取悦，那么它的道就光明了。”这个议论大概是为神宗任用王安石而发的。孟子说：“好名的人，能让出千乘之国；如果不是那样的人，一筐饭一碗汤，就会表现在脸色上。”王安石当时处于卑官，极力辞去那些不必辞的职位，既然显贵了应该辞去，却不再辞去，矫情求取声誉的私心，本来有见识的人就知道了。孔子论观察人，说：“考察他所安于什么。”又说：“表面装出仁的样子而行为违背，居处不疑，在邦国必闻名，在家必闻名。”这就是欺世盗名之徒，古今是一样的，君主能不考察吗！

陆游《岁暮感怀》诗：“在昔祖宗时，风俗极粹美，人材兼南北，议论忘彼此。谁令各植党，更仆而迭起？中更兵革祸，此风犹未巳。倘筑太平基，请自厚俗始。”

清议

古代圣明的君王用来端正百官的，既然已经制定官刑来警戒在位的人了，又为他们设立闾师，设置乡校，在州里保存清议，以辅助刑罚的穷尽，移到郊遂，记载在礼经中，划分井田疆界，称颂于《毕命》。两汉以来，还遵循这个制度，乡举里选，必须先考察其生平，一旦玷污清议，终身不被齿列。君子有畏惧刑罚的恐惧，小人存有耻于犯禁的风气，教化在下层形成而上层不严厉，舆论在乡里确定而百姓不犯法。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的设立，虽然多有失实，遗意未亡。凡是被纠弹交付清议的，就终身废弃，等同于禁锢。【《晋书·卞壶传》】到宋武帝篡位，于是下诏有触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的，一概荡涤洗除，与他们重新开始。从此以后凡是遇到非常之恩，赦文都有此语。【齐梁陈诏都称洗除先注，当日乡论清议必有记注之目】《小雅》废弛而中国衰微，风俗衰败而叛乱兴起。然而乡论的污点，以至于烦劳诏书为之洗刷，难道不是三代的直道尚存于这百姓之中，而畏惧

译人们议论纷纷，难道不是在《变风》时代就已经显现了吗？我听说在下位有鳏夫，因此被举用，以类比三凶；无才之人因此被抛弃，即使是二帝的举措，也未尝不向割草打柴的人咨询。既然如此，推崇月旦评来辅助秋官，推进乡评来扶持国家政事，这或许也是广开四聪所优先考虑的，而且是王道治理中不可缺少的。

译陈寿在为父亲守丧期间，生了病，让婢女搓药丸，有客人去探望他，同乡的人因此对他有贬低的议论，他因此多年仕途沉滞。阮简在为父亲守丧期间出行，遭遇大雪，受寒冻，于是去拜访浚仪县令，县令为他和其他宾客准备了黍米肉羹，阮简吃了，因此招致清议的批评，被废黜闲置近三十年。温峤作为刘司空的特使，去劝进（劝皇帝登基），他的母亲崔氏坚决挽留他，温峤扯断衣襟离去，直到后来地位崇高显贵，乡里的品评仍然不超过他。每次晋升爵位都需发布诏书。谢惠连先前喜爱会稽郡吏杜德灵，等到为父亲守丧时，赠送给他十余首五言诗，文章流传于世，因此被废黜，不能参与荣耀的行列。张率因父亲去世离职，他父亲有几十个侍妾，其中擅长歌唱的容貌美丽，同乡人仪曹郎顾玩之请求聘娶，侍妾不愿意，于是出家做了尼姑，曾经趁着斋戒防备时，张率宅中顾玩之写匿名信，说张率与侍妾通奸，南司将此事奏报朝廷，高祖爱惜他的才能，压下奏章，但仍然招致世人的议论。守丧期满后，很长时间不做官，官职的升降，本来取决于乡里品评的肯定或否定，这还近乎古代的风气吧？

天下风俗败坏最严重的地方，清议尚且存在，还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消亡，战乱就随之而来了。

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日，礼部商议：凡是犯有十恶、奸盗、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以及犯赃罪至徒刑的人，将他们的名字写在申明亭上，以示惩戒。有私自毁坏亭舍、涂抹姓名的人，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员按时巡视，按法律治罪。皇帝批准。十八年四月辛丑日，命令刑部记录内外各衙门官员犯法罪状明显的人，写在申明亭上。这是前代乡里评议的遗意。后来的人把它视为形式上的文书，负责风纪的官员只以刑法名目为事，而对于辅助教化、更新民心的意图似乎不相关。难怪江河之水日益下流了。

名教

司马迁作《史记·货殖传》，说自从朝廷庙堂、岩穴隐士，无不归于富厚。等而下之，至于官吏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的，沉溺于贿赂馈赠。而仲长敖《覈性赋》说三百种裸虫，人最为劣，爪牙皮毛不足以自卫，只依靠诈伪，互相咬噬。等而下之，至于台隶僮仆，只知盗窃。以现在来看，则没有官员不贿赂馈赠，而人人都像官吏那样行事。没有太守不盗窃，而人人都像僮仆那样行事。自从他们束发读书之时，用来劝勉他们的，不过是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做官，就追求他们最大的欲望，君臣上下怀着私利互相交往，于是形成风气不可复制。后来治理国家的人，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回答说：只有名可以战胜它。名所在的地方，是上面所任用的，而忠信廉洁的人显荣于世。名所去的地方，是上面所排斥的，而依仗奢侈贪得的人废锢在家。即使没有一两个矫伪之徒，也胜过公然追求私利的人。《南史》有云：汉代士人致力于修身，所以忠孝成为风俗，至于乘坐轩车、穿戴冕服，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气衰败，道义缺失。所以前人说道：名教、名节、功名，不能使天下的人以义为利，而还能使他们以名为利。虽然不是纯王的风气，也可以挽救积弊的习俗了。《旧唐书》薛谦光任左补阙，上疏说：“臣私下观察古代取士，确实不同于现在。先观察名行的本源，考察乡邑的赞誉，崇尚礼让以激励自己，显扬节义以标榜诚信，以敦朴为先，最以雕虫小技为后。所以古人崇尚劝让之风，士人去除轻浮之行。希望做官的人必定修养贞确不拔的操行，难进易退的规矩。众议已定其高下，郡将难以诬蔑其曲直。所以计贡的贤愚，就是州的荣辱。假使秽行彰露，也是乡人的厚颜。所以李陵投降而陇西惭愧，干木隐居而西河赞美。所以名胜于利，则小人之道消；利胜于名，则贪暴之风扇。”自七国之末，虽然夹杂纵横之术，而汉代求才，还征召百行。所以礼节之士，敏德自修，闾里推高，然后被府寺辟召。现在的举人，违背事实，乡议决于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防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者明制【避武后嫌名诏改为制】才出试遣搜〇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所以俗号举人，皆称“觅举”。“觅”者，自求之称也。夫徇己之心切，则至公之理乖；贪仕之性彰，则廉洁之风薄。是知府命虽高，异叔度勤勤之让；黄门已贵，无秦嘉耿耿之辞。纵不能挹己推贤，亦不肯待于三命。故选司补置，喧然于礼闱；州贡宾王，争讼于阶闼。谤议纷合，渐以成风。夫竞荣者，必有争利之心；谦逊者，亦无贪贿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于中人，理由习俗。若重谨厚之士，则怀禄者必崇德以修名；若开趋竞之门，则徼幸者皆戚施而附防。附防则百姓罹其〇，修名则兆庶〇其福。风化之渐，靡不由兹。嗟乎，此言可谓切中当时之〇矣。

汉人以名为治，故人才盛；今人以法为治

译所以人才衰微。宋代范文正公给晏元献公写信说：“如果名教不被尊崇，那么作为君主的人，就会认为尧舜不值得效法，桀纣不值得畏惧；作为臣子的人，就会认为八元不值得推崇，四凶不值得羞耻。天下难道还会有好人吗？人们不珍惜名誉，那么圣人的权柄就丧失了。”

译今天用来改变人心、洗刷污浊风俗的，没有比劝勉学习、奖赏廉洁这两件事更紧迫的了。天下的士人，如果有能够笃信好学，到老也不厌倦，卓越出众足以担当方正有道举荐的，就授予他翰林院或国子监的官阶，并听任他出仕或隐居，那么人们就知道崇尚学习而不会在科举功名上竞争了。各衙门的官员，如果有能够洁身自好、爱护百姓，依礼告老还乡，而家中没有一石粮食储备的，就赐给他五顷或十顷田地，作为子孙世代继承的产业，并免除他的租税，恢复他的徭役豁免权，那么人们就知道自我约束而不会贪图贿赂了。哪里需要等到菑川再次派遣使者，才去收罗放猪的儒生【公孙弘】；优孟陈述意见，才开始录用背柴的樵夫【孙叔敖】；扶风郡的孝子特别赏赐黄金【尹翁归】；涿郡的贤人经常颁发羊和酒【韩福】；从而使得名声高远的隐士，道德成为同僚榜样的官员，在当时怀抱着崇尚古道的荣耀，死后仰慕遗留的清高恩泽，这不比用科举功名和爵位俸禄来劝勉人们，使他们争着进取和贪婪求利更好吗？把名声作为诱饵，必定是从这条途径开始的。

汉平帝元始年间下诏说：“汉朝建立以来，辅佐朝廷的大臣在位，自身践行节俭，轻视钱财重视道义，没有像公孙弘这样的人。他位居宰相，封为列侯，却盖着布被，吃着糙米饭，把俸禄用来供给老朋友和宾客，没有剩余，可以说是减损于礼制规格【应劭说：礼制贵在恒定，尊贵的衣服有等级】而引导下属、敦厚风俗的人。这与内心富有而外表装作简朴以骗取虚名的人完全不同。赐给公孙弘后代子孙中现任嫡系爵位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魏国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廉有节操的士人，下诏赐给已故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尉田豫家粮食二千斛，丝帛三十束，向天下宣告。后魏宣武帝延昌四年，下诏说：“已故隐士李谧，屡次推辞征召和任命，志向坚守淡泊朴素，儒者隐居的操守，非常值得嘉奖赞美。可以远效惠康，近准李晏，谥号为贞静处士，并表彰他的门第，以彰显高洁的节操。”《唐六典》中有“在乡野修养品德，名声和实际都很显著，虽然没有官爵，也赐谥号为先生【活着的人赐给先生的称号，去世的人则加上谥号，如杨播隐居不做官，至德年间赐号杨靖先生就是如此，《宋史》相同】”。据我所见，崇祯年间曾采纳巡按御史祁彪佳的建议，赠举人归子慕、朱陛宣为翰林院待诏。

《唐书》记载牛僧孺，是隋朝仆射奇章公牛弘的后代，幼年丧父，在下杜樊乡有几顷赐田，依靠它生活。由此可知隋朝的赐田，到了唐朝二百年后，仍然由其子孙守护。如果是金银布帛的赏赐，粮饷俸禄的恩惠，那么早就化为尘土了。明朝正统年间，把武进田赐给礼部尚书胡濙，他的子孙也至今守护着。所以我私下认为，奖赏廉洁的制度，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廉耻

《五代史·冯道传》评论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四个支柱不树立，国家就会灭亡。管仲的话说得好啊。礼仪，是治理百姓的大法；廉耻，是立身的大节。大概不廉洁就会什么都索取，不知耻就会什么都做。人如果这样，那么灾祸失败混乱灭亡，也就没有达不到的地步。何况身为大臣而什么都索取、什么都做，那么天下难道有不混乱、国家难道有不灭亡的吗？然而这四者之中，耻尤其重要。所以孔子论士人说：‘行为要有羞耻心。’孟子说：‘人不可以没有羞耻，没有羞耻的羞耻，真是无耻啊。’又说：‘羞耻对于人，太重要了。’善于机变巧诈的人，没有地方用得上羞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不廉洁而到了违背礼仪触犯道义的地步，其根源都产生于没有羞耻。所以士大夫没有羞耻，这就叫做国家的耻辱。我观察夏商周三代以后，世道衰微，抛弃礼义，丢弃廉耻，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然而松柏在岁寒之后才凋零，鸡鸣在风雨中不停止。那些昏暗的日子，本来不曾没有独自清醒的人。近来读《颜氏家训》，有这样的话：‘齐朝一个士大夫曾对我说：我有一个儿子，已经十七岁，很懂书信公文，教他《塞上曲》和弹琵琶，稍微想要通晓理解，凭借这些侍奉公卿，没有不被宠爱的。’我当时低头不回答。’奇怪啊，这个人教育儿子的方法！如果通过这种行业自己做到卿相，我也不愿意你们这样做。唉，颜之推不得已而在乱世做官，还说这样的话，还存有《小宛》诗人的心意。那些随波逐流混迹于世的人，能不感到羞愧吗？

罗仲素说：“教化，是朝廷的首要任务；廉耻，是士人的美好节操；风俗，是天下的重大事情。朝廷有教化，那么士人就有廉耻；士人有廉耻，那么天下就有好的风俗。”

古人治理军队的方法，没有不基于廉耻的。《吴子》说：“凡是治理国家治理军队，一定要用礼仪教导他们，用道义激励他们，使他们有羞耻心。人有了羞耻心，在大处足以作战，在小处足以防守。”《尉缭子》说：“国家一定要有慈孝廉耻的风俗，就可以让人舍生取义。”而姜太公回答周武王：“将领有三种优势，一是礼将，二是力将，三是止欲将。”所以礼仪，是用来排列朝堂治理军队的，而勇猛的武夫，都本源于文王后妃的教化。哪里有淫乱草野、偷窃牛马而对百姓施暴的人呢？

《后汉书》记载张奂担任安定属国都尉，羌族豪帅感念张奂的恩德，送上马二十匹；先零族酋长又赠送金鐻八枚。张奂都接受了，然后召来主簿，在众羌人面前，把酒洒在地上说：“使马

译就像羊一样，不把它牵进马厩；即使金子像谷子一样多，也不把它揣进怀里。”于是把金马全部退还给羌人。羌人性情贪婪，却敬重清廉的官吏。此前有八位都尉，大多贪恋财物，被羌人视为祸患而深受其苦。等到张奂端正自身、保持廉洁，威严与教化大为推行。唉！自古以来，边疆事务的败坏，有不从贪婪索取开始的吗？我在张奂这件事上，深有感触。

译杜甫诗云：“安得廉颇，三军同晏眠”，另一版本作“廉耻”，诗人的本意未必涉及这个层面。然而我读《唐书》记载王佖担任武灵节度使一事，在此之前吐蕃想要修筑乌兰桥，每次在河边预先储备木材，都被节度使派人暗中运走，抛入河中，最终没能建成。吐蕃人知道王佖贪婪而无谋略，先厚赠贿赂给他，然后集中人力建成桥梁，并修筑月城加以防守。从此朔方地区抵御寇盗尚且来不及，至今成为祸患，这都是因为王佖贪财所致。所以贪婪的人担任将领，边城就会迟迟不能安宁。能领悟此意的人，即使是郢书燕说般的误解，或许也能用来治理国家吧？

流品

自晋宋以来，特别看重门第品级，所以即使只是极小的一方之地，也能建立国家。《宋书·蔡兴宗传》记载：兴宗担任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常侍职务照旧。被征召回京城时，当时右军将军王道隆参与国家政事，权重一时，他穿着鞋走到兴宗面前，不敢入座，过了很久才离开，竟然没有请他坐下。元嘉初年，中书舍人狄当去拜访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在他后面。中书舍人王𫖮受太祖喜爱，皇上对他说：“你想做个士人，只有坐在王球那里才算数。”殷景仁、刘湛等人并没有特别的益处，如果去拜访王球，可以称旨入座。等到王𫖮到了，王球举起扇子说：“如果不这样，就不行。”王𫖮回去依事禀报，皇上说：“我就没有这样的规矩，为什么五十年间会有这三件事。”《张敷传》记载：张敷升任江夏王义恭的抚军记室参军，当时义恭向文帝请求一位通晓经义的僧人跟随张敷，张敷休假回江陵，入宫辞别文帝，文帝命令用后面的船载着僧人跟随张敷，张敷不遵从诏令说：“我本性不耐混杂。”张敷升任正员郎，中书舍人狄当、周赳都掌管重要事务，因为张敷是同省的名门望族，想去拜访他。周赳说：“他如果不接纳我们，还不如不去。”狄当说：“我们都已经是员外郎了，何必担心不能一起坐下。”张敷事先摆设两张床，离墙壁三四尺远，两位客人入座，酬答接待非常愉快。随后张敷叫左右说：“把我的床移远些，远离客人。”周赳等人失色而退。旧时说：纪僧真得到齐世祖的宠幸，曾请求说：“我出身于本县的武吏，遭遇圣明时代，荣幸至此，无所需求，只向陛下请求做个士大夫。”皇上说：“这由江斆、谢瀹决定，我不能置喙，你可以自己去拜访他们。”僧真奉旨去拜访江斆，登上床榻坐定，江斆回头命令左右说：“把我的床移远些，远离客人。”僧真丧气而退，告诉世祖，世祖说：“士大夫本来就不是天子所能任命的。”《梁书·羊侃传》记载：有个宦官张僧胤去拜访羊侃，羊侃竟然不让他上前，说：“我的床不是阉人所坐的。”自从万历末年，士大夫不知道用礼仪来约束自己，而声气波及宵小之人（如汪文言一人成为东林诸公的大瑕疵），诗文颁行于仆役之间，以至于公卿上寿，宰相称儿，神州陆沉，中原涂炭，是有原因的。

重厚

世道衰微，人才不振。王伾的吴语，郑綮的歇后语，薛昭纬的《浣溪沙》，李邦彦的俚语，辞曲无不登上朝廷，被任用为辅弼之臣。致使在下的人羡慕他们的风流，认为这是通脱，而栋梁折断，屋瓦崩塌，天下将无处庇护了。等到政局动荡之后，才怀念老成之人；流离迁徙之余，才思念贤俊之士，哪里还来得及呢？有国家的人推崇重厚之臣，抑制轻浮之士，这是移风易俗的大要。

侯景列举梁武帝的十大过失，说皇太子说话只限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张说评论阎朝隐的文章，如同华丽的服饰、精致的妆容，燕歌赵舞，观看者忘记疲劳。如果这类文章符合风雅，那就是罪人了。现在的词人，大多有这种毛病，淫靡的辞曲，传播于国门。如同北齐阳俊所作的六言歌辞，名为《阳五伴侣》，抄写出售，在市场上不绝，诱惑后生，败坏风化。应当与非圣之书同类而焚烧，或许可以端正人心术。

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邓飏行步舒纵，坐立倾倚。谢灵运每次出入，自己扶持的人常有好几个。后来都被诛杀。而魏文帝体貌不庄重，风尚通脱，所以享国不永，后祚短促。史书都附在五行志中，认为是貌之不恭。从前子贡在礼容俯仰之间，就知道两君的疾与乱。这是有所继承的。孔子说：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就不牢固。扬子法言说：言语轻浮则招致忧愁，行为轻浮则招致罪过，貌态轻浮则招致侮辱，喜好轻浮则招致淫乱。

四明薛冈说士大夫子弟不宜让他们读《世说新语》，没有得到其隽永之处，先习得其简傲之态，推而言之，可以说是善于教育了。防止其逸乐、谚语之萌芽，而引导他们进入有物有恒的境界，这是以正道养育的方法。南齐陈显达对他的儿子们说：“麈尾蝇拂，是王谢家的物品，你们不需要拿这些。”随即从前面取来烧掉。

耿介

读《屈子》《离骚》的篇章，才知道尧舜之所以能行，出乎人者，是因为他们的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就不能进入尧舜之道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叫做耿介。反之，叫做昌披。道如同大路一样，尧桀的区别，必定在于此。

译乡原

老子的学说，之所以与孔子不同，在于它和光同尘，这就是所谓的似是而非。《卜居》和《渔父》这两篇文章把这种情形说尽了。屈原的过失，并非不知道那些话可以听从，而是道义上有所不当为。扬雄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改写《离骚》了，那么《反离骚》也就不会写成了。探求它的大意，就是生于这个时代，就为这个时代服务，只要善良就可以了。这大概就是扬雄成为王莽朝大夫的原因吧？

译《卜居》《渔父》是规劝告诫的言辞，《离骚》《九歌》则是抒发愤懑的言论。

【俭约】

国家奢侈，就向它展示节俭。这是君子的行为，也是宰相的职责。汉代汝南人许劭担任郡功曹，同郡的袁绍出身公族，豪侠仗义，从濮阳令任上卸任回家，车马随从非常盛大，刚进入郡境就道歉说：“我的车马服饰怎么能让许子将看见呢。”于是只乘一辆车回家。晋代蔡充好学且有高雅的志趣，仪态尊严，被人敬畏。髙平人刘整车马服饰奢华艳丽，曾对人说：“纱縠是我日常的服饰。”遇到蔡子尼在座，他整天都感到不安。北齐李德林父亲去世时正值严冬，他穿着单薄的丧服，赤脚行走，亲自驾驶灵车返回。博陵人崔谌休假回乡，准备去吊唁，随从有几十名骑兵，逐渐减少留下，等到到达李德林家门前，只剩下五名骑兵。他说：“不能让李先生怪罪我炫耀权势。”李僧伽修身养性，专心学业，不应征召，尚书袁叔德来探望李僧伽，先减少仆从然后进门，说：“见到这位贤人，让我羞愧于面对高官厚禄。”只有君子能够以身作则来引导他人，因此居官能教化一方，在朝廷能教化天下。魏武帝时毛玠担任东曹掾，主管选拔官员，以节俭引导众人，天下的士人没有不以廉洁节操自我勉励的，即使是受宠信的大臣，车马服饰也不敢过度。唐代大厯末年元载被诛杀，任命杨绾为宰相，杨绾本性贞正廉洁，车马服饰俭朴，在朝廷任职没几天，人心自然感化。御史中丞崔寛，是剑南西川节度使宁的弟弟，家中富有，在皇城之南有别墅，池馆台榭在当时是第一。崔寛当天就暗中派人拆毁。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听说杨绾拜相，席间的音乐减少了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每次出入随从有一百多人，当天也减少，只留下十名骑兵。李师古专横跋扈，忌惮杜黄裳为宰相，命令一名小吏寄钱数千缗，毡车一辆，使者到门前不敢送，等候多日，看见一辆绿车从家中出来，随从两个婢女，穿着破烂的青衣，说是相公夫人，使者急忙回去告诉李师古，李师古打消了念头，终身不敢改变节操。这样看来，禁止郑人的过度奢侈，何必等到三年改变雒邑的矜夸，无需花费三纪的时间修身齐家，示于乡党而已，道理难道遥远吗？

【大臣】

《礼记》说：大臣守法，小臣廉洁，官职有序，君臣相互纠正，这是国家的福祉。所以想要纠正君主并理顺百官，必须从大臣开始。然而王阳关于黄金的言论，当时的人已经觉得他奢侈；公孙弘布被的名声，正直的人又讥讽他虚伪。那么考察他的生平并确定他的实际行为，只有观察他的最终结果，才能得知真相。季文子去世，大夫入内收敛，国君在位，宰官准备家器作为丧葬用品，没有穿丝绸的妾室，没有吃精粮的马匹，没有收藏金玉，没有厚重的器物。君子因此知道季文子忠于公室。他辅佐了三位国君，却没有私人积蓄，这难道不叫忠诚吗？诸葛亮上表后主说：“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的衣食全靠这些，自有富余。至于我在外任职，没有别的调度，随身衣食全靠官府供给，不另外经营产业来增加财富。如果我死的时候，不让家里有多余的丝绸，外面有多余的财产，以辜负陛下。”等到他去世，正如他所说。廉洁不过是人臣的一个节操，而《左传》称之为忠，诸葛亮认为这样才不负君主，实在是因为人臣欺骗君主、误国害民，一定始于贪图财货。身居高位，享受丰厚待遇，润饰居室，美化自身，这也是人的常情，难道不知道高祖降下不祥，百姓产生怨恨，诅咒其最终结局，于是与国家一同败亡吗？确实知道大臣家事的丰俭，关系到政治教化的兴衰，就可以审慎选择宰相的方法，也能得到审慎治理百姓的道理。

杜黄裳，是元和年间的著名宰相，却因富有而被讥讽；卢怀慎，是开元年间的平庸大臣，却因清贫受到褒奖。因此，贫穷时观察他不取什么，这是选拔宰相的关键言论。

【除贪】

汉代赃罪被弹劾，有的死在狱中，有的在途中自杀。唐代赃罪多在朝堂处决，特别宽恕的才长期流放到岭南。睿宗太极元年四月，诏令官典主司枉法赃一匹以上，都先杖打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次都说：“死刑以下，已发觉，未发觉，已判决，未判决，系囚见徒罪无论轻重，都赦免。”官典犯赃不在此限。然而仍有被贬到远方、谪官到蛮荒边界的，而卢怀慎非常重视这一点，认为屈从法律宽恕奸恶，不是正本清源的方法。可知扰乱政事同位，商汤制定严刑，贪婪败坏官职，《夏书》训诫必须处死。三代的君王，没有不遵循这条道的。

宋初郡县官吏承袭五代习俗，贪财害民，所以特别严惩贪墨之罪。开宝三年，董元吉镇守英州，收受赃款七十余万。皇帝认为岭南刚平定，想要惩治贪婪的官吏，特别下诏处死。而南郊大赦，十恶、故意抢劫杀人及官吏受赃者不赦免。史书说宋法有三点可以得到循吏，而不赦免犯赃，是其中之一。天圣以后，士大夫都知道修饰礼器并砥砺廉节，大概是因为上面有鼓励的缘故【《石林燕语》记载：熙宁年间，苏子容判审刑院，知金州，张仲宣因枉法赃罪，论罪当死。旧例，命官因赃罪论死，都宽恕性命，杖打脊背，刺字发配海岛。子容说：“古代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可杀则杀

译“陈仲宣身为五品官员，如今对他施以杖刑并刺面，恐怕会羞辱众多士人吧？”于是皇帝下诏免去刺面之刑，杖刑改为流放岭南。从此便成为惯例，然而惩治贪官的法律也逐渐宽松了。于慎行说，本朝姑息纵容的政治比宋朝更严重，战败的将领可以不处死，贪污巨万的官吏仅仅被罢免官职，而一些轻微的罪名反而处罚得极其严苛，这是轻重都失当啊。大概从永乐年间开始，贪官被贬谪戍守边疆，宣德年间改为运砖纳粮赎罪，逐渐发展到宽纵而不再追究前朝的法律。宣德年间，都御史刘观因收受数千金赃款被判斩首。皇上说：“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刘观虽然不好，我终究不忍心对他用刑，命令将他发配戍守辽东。正统初年便多有特别旨意曲意宽恕。唉，法律不确立，诛杀不必然，却想要求官吏不贪污，是不可能的。君主既然委托了掌握生杀大权的柄柄，而那些所谓的大臣，都是只会舞文弄墨、斤斤计较的小人，罗列细枝末节来应付天下的政务，吏治怎么能好呢？

译《北梦琐言》记载：后唐明宗尤其痛恨贪官污吏。邓州留后陶玘任内乡县令时，因成归仁弹劾他额外征收赋税，被贬为岚州司马；掌书记王惟吉被剥夺历任官职的任命文书，流放绥州；亳州刺史李邺因贪污受贿被赐死；汴州仓库官吏犯赃，其中史彦珣是旧将之子，又是驸马石敬瑭的亲戚，王建立上奏请求免其死罪，皇上说：“王法无私，岂能因私情而枉法？”供奉官于延徽善于巴结权贵，监管仓库时犯赃，侍卫使张从贵趁机救他，皇上说：“吃着国家丰厚的俸禄，却盗窃国家的仓库物资，即使苏秦复活，也说服不了我，一并处死。”因此，后唐在五代中被称为小康之世。

《册府元龟》记载：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县令李商，因百姓控告他处事不公，大理寺判决仅赎铜抵罪。皇帝下旨说：“李商招认的罪过，都在案卷中确认；大理寺定罪，也完备地引用了法律条文。然而事情仍有未考虑周全之处，道理仍有未尽之处。古代立法，意在爱惜人才。况且自历代圣君相继，天下太平无事，人们都知道刑罚从轻。自战乱以来，廉耻之人稀少。我一旦统治天下，历经四年，常宣扬无私的风气，每每革除以前的弊端。只期望不滥施刑罚，都坚守无私。李商不致力于养育百姓，专门谋求滋润自己。起初听说他因不公事件被判决，那状纸头又强夺有主的庄田，鞭打原住户。国家给州县颁发官印，只为处理公文，他却拿着官印下乡，向百姓索取财物，依据这些行为，还做什么官？应当剥夺他历任官职，杖杀。”读这篇敕文，明宗可谓掌握了轻重权衡之道。

《金史》记载：大定十二年，咸平尹舒穆噜阿穆尔因贪污在狱中死。皇上说他不被陈尸示众，已是厚幸。贫穷而做盗贼，大概是不得已。三品职官因贪污至死，愚蠢也太过分了。他的儿子们都可以除名。因贪官而禁锢其子，似乎不符合“恶行只止其身”的原则。然而贪官败坏门风，其子必定没有廉正，那么世宗的诏令也不算过分。《汉书》说李固、杜乔同心合力，使君主达到文、宣之治，而孝、桓即位之诏有说：“贪官污吏的子孙不得详举。”难道不是汉人已经实行的事吗？

《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令中外官吏赃罪，轻者杖责，重者处死。

有庸吏之贪，有才吏之贪。《唐书·牛僧孺传》记载：穆宗初年，牛僧孺任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因贪污当死，宦官为他申理。皇帝说：“李直臣有才能，我想宽贷而用他。”牛僧孺说：“那些无才的人，只是持禄取容罢了。天子制定法律，正是为了束缚有才能的人。安禄山、朱泚因才能过人，所以扰乱天下。”皇帝认为他的话对，于是停止宽贷。现在的贪纵者，大抵都是有才的官吏。如果使他们畏惧法律，而以正道使用他们的才能，未必不是治世的能臣。

《后汉书》称袁安任河南尹，政令严明，但未曾以赃罪审讯人。这是近日主张宽厚论者所持，作为口实。但我所见，数十年来姑息之政，以至于纲纪松弛，都是此言造成的弊端。唉！范仲淹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朱熹说近世流俗惑于阴德之论，多以纵舍有罪为仁，这如同君主以行赦为仁。孙叔敖断两头蛇而位至楚相，难道不是阴德的报应吗？

唐代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贷赃吏。这是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宋代包拯告诫子孙：有犯赃者，不得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这是今日士大夫教子孙者之法。

贵廉

汉元帝时，贡禹上言：“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汚；商贾赘婿及官吏因赃罪者，皆被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偏袒亲戚。罪明确者伏其诛，疑者从轻，没有赎罪之法，所以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断狱四百，与刑罚不用无异。武帝初临天下，尊贤重士，开拓疆土，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因此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所以无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所以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所以黥劓而髠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所以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杰，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败坏，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

译赎免罪责。寻求士人却得不到真正的贤才，诸侯的相和郡县的地方官崇尚财利，这是诛罚不执行所导致的后果。现在想要兴起极致的治理，达到太平盛世，应当废除赎罪的法令，地方长官选拔举荐人才如果不符合实情，以及有贪污赃款行为的，就立即执行诛罚，不要仅仅免除官职了事。这样，人们就会争相尽力行善，崇尚孝顺悌敬，轻视商人，进用真正的贤才，举荐真正廉洁的人，天下就能治理好了。唉！如今的变故，比这还要严重。自从神宗以来，贪财之风一天比一天厉害，国家的纲纪不能振作，而人心大大败坏，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几十年了。《尚书》说：“不任用贪财的人，敢于恭敬地维持生计，安抚众人、谋划众人的保全，安居有序、恭敬谨慎。”一定要像这样，然后才可以确立太平的根本。

译大禹又想要让近臣中，从诸曹侍中以上，家中不得私自贩卖货物，与百姓争夺利益，违犯的人立即免官削爵，不得再担任官职。这个建议现在也可以实行。自从万历以后，天下的水利、碾磨场、渡口集市，没有不属于豪绅的，沿袭下来成为常事了。

禁锢奸臣子孙

唐太宗下诏禁锢宇文化及、司马德戡、裴防通等人的子孙，不让他们列入官籍【贞观七年正月戊子日的诏书见于《旧唐书》】。武则天命令杨素的子孙不得担任京官及侍卫【《新唐书》】。至德年间，两京平定，大赦天下，只有安禄山的党羽以及李林甫、杨国忠、王鉷的子孙不予赦免【《新唐书》】。宋高宗即位，下诏说蔡京、童贯、王黼、朱勔、李彦、梁师成、谭稹都是误国害民的人，他们的子孙一律不再录用【《清波杂志》】。而章惇的子孙也不得在朝廷做官【《宋史·章惇传》】。明太祖取得天下，下诏说宋末蒲寿庚、黄万石的子孙不得做官。饕餮的形象，周鼎上梼杌的名字，楚国的书籍，古人大概已经有了这样的记载。我私下认为应当命令按察司各自选择当地的一两个奸臣，是王法尚未施加，或者施加了但未彻底的人，将他们的名字刻在监狱门前的石头上，作为世代的警戒，并且禁止他们的后代入仕。九种刑罚不可遗忘，百代难以改变，这也是先王树立风声教化的意思吧？

《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二年六月辛卯，下诏说：“天地确定了位置，君臣的道义因此彰显；尊卑既已陈列，人伦的道理于是确立。这是用来敦厚风俗，教化天下的。虽然时代经历治乱，君主有的昏庸有的英明，但在疾风劲草中，芬芳不会断绝。剖心焚体，赴死如归。他们难道不爱惜七尺之躯，看重百年的生命吗？实在是因为君臣之义重大，名教所推崇，所以能在当时明大节，在身后立清风。至于像赵高导致秦二世灭亡，董卓毒死汉少帝，是人神所痛恨，不同时代同样愤慨的。何况平庸的小人，怀有凶恶悖逆之心，远观典籍，没有不诛灭的。辰州刺史长蛇县男裴防通，过去在隋代，委身于晋王杨广，炀帝因为旧日王府的情分，特别喜爱宠幸他，于是他就忘却轻蔑君亲，暗中图谋弑逆，秘密窥伺间隙，招结群丑，长蛇流矢，一朝发动。天下的罪恶，谁说可以容忍？应当夷灭宗族焚烧首级，以彰显大刑。只是年代不同，屡次遇到赦令，可以特别免除极刑，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除名削爵，迁配到驩州【裴防通归国后，授滁州总管，常自称自己除掉了隋室，开启了大唐，有不满的神色，等到获罪怨恨愤怒，一年多后死去。《唐书·太宗纪》贞观二年七月戊申，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长史唐奉义，虎牙郎将高元礼，因为宇文化及的党羽，都除名流放到边疆】。《册府元龟》记载，权万纪担任治书侍御史，贞观四年正月上奏说：“宇文智及承受隋朝厚恩，却轻蔑抛弃君亲，首先进行弑逆，是人臣所共同痛恨，万代所不原谅的。现在他的儿子竟然担任千牛侍卫左右，请求将他屏除黜退，作为惩戒。”皇帝批准【《大唐新语》记载，杨昉担任左丞时，宇文化及的子孙申诉资历荫庇，朝廷因为事情跨越两朝，而且他们家亲族也多，下达给有关部门处理。杨昉判决说：“父亲弑杀隋主，儿子申诉隋朝的资历，活着的人尚且配流远方，死去的人不适宜再录用。”当时的人深深赞赏他】。《杨元禧传》记载武则天制书说：“隋尚书令杨素，过去在本朝，早蒙特殊恩遇，秉承凶邪的德行，怀着谄媚奸佞的才能，惑乱君主，离间骨肉，动摇嫡长子，何止是掘蛊之祸，诱导煽动后主，最终造成请蹯之衅。生前是不忠之人，死后是不义之鬼，自身虽然侥幸免死，儿子最终被族诛。这就是奸逆的阴谋，是他的庭训；险薄的行为，于是成为门风。刑戮虽然施加，枝蔓仍然存在，哪里可以让他再肩随近侍，列入朝班？我继承统绪……”百王恭敬地统治四海，上嘉奖贤能的辅佐，下厌恶贼臣，常想在万机之余从容行事，在千载之外褒贬人物，何况年代未远，耳目所记得的呢？那杨素及其兄弟子孙，都不得让他们担任京官及侍卫【史书说杨元禧违逆张易之，密奏请求左贬，然而这道制书自是当时的公论】

宋末，蒲寿庚叛逆的事情，都出于他哥哥蒲寿宬的谋划。当时，蒲寿宬假装穿着黄冠野服，归隐山中，自称处士，以显示不臣服于两个姓氏，却暗中为蒲寿庚撰写降表，让人从水门秘密送出，向唆都投降。后来，蒲寿庚因功被授予平章，富贵冠绝一时，而蒲寿宬也居住在甲第。有投诗的人说：“剑戟纷纭扶主日，山林寂寞闭门时。水声禽语皆时事，莫道山翁总不知【《泉州府志》】。唉！现在身为戎首而外表寄托高名的人，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想要掩盖却更加彰明，那就逃不过三叛的笔诛了。

家事

孔子说：“居家治理得好，所以治家的道理可以移用到官职上。”子木向赵孟询问范武子的德行，赵孟回答说：“范武子家事治理得好，在晋国说话没有隐瞒，他的祝史向鬼神陈述诚信没有惭愧的话。”子木回国后告诉国王，国王说：“他适宜光耀辅佐五位君主成为盟主啊。凭借一个人家事的治理，而达到晋国的霸业，士大夫的居家，难道是细微的行为吗？”

《史记》记载宣曲任

译氏说：“富人争相奢侈，而任氏却降低身份崇尚节俭，努力耕种和畜牧。耕种畜牧所得，别人争相低价出售，任氏却独自高价收购。善于致富的人能延续几代。然而任公家中有条约：不是耕种畜牧所产出的东西，就不用来做衣服和食物。公家的事情没有做完，自己就不能喝酒吃肉。以此作为乡里的表率，所以富有且被君主看重。”《汉书》记载张安世说：“安世尊贵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而自身穿着粗厚的黑色丝绸，夫人亲自纺纱织布。家中奴仆七百人，都有手艺做事。内部治理产业，积累细微的防备，因此能够增殖货物，比大将军霍光更富有。”《后汉书》记载樊宏的父亲樊重说：“世代擅长农耕，喜好货殖，性情温和宽厚且有法度。三代共同拥有财产，子孙早晚行礼致敬，常常像对待公家一样。他经营治理产业，东西没有废弃的，督促役使奴仆，各得其宜。所以能够上下齐心协力，财利每年成倍增长。现在的士大夫懂得这一点的很少，所以富贵不能传到三四代就衰落了。”两家奴仆争道，霍家的奴仆闯入御史府，想要踢开大夫的门，这是霍家灭亡的原因。奴仆跟随宾客，把酒当水喝，把肉当菜吃，这是董贤败落的原因。那么，今天的官员，难道要评价他们先父的《僮约》吗？

译以端正的品行在朝廷立足的孔父，却因妻子在路旁与人私通，灾祸波及他的君主；以小心谨慎著称的霍光，却因宠信妻子参与阴谋，以至于全族被灭。可见，能够确立纲常的，太少了。戎王听信女乐，导致牛马死了一半；楚国的铁剑锋利，而优伶拙劣，秦王对此感到畏惧。汉成帝宠幸黄门名倡丙彊、景武等人，汉朝的基业因此衰败。唐玄宗创作霓裳羽衣曲，唐室于是大乱。如今的士大夫，才担任一个官职，就把教戏唱曲当作正事，对于政务和民间疾苦，置之不理，国家怎么能不灭亡，自身怎么能不败坏。

奴仆

《颜氏家训》记载：邺下有一位领军，贪婪积聚已经非常严重，家中僮仆八百人，发誓要凑满一千人。唐朝李义府多收别人的奴婢，等到他败落时，奴婢各自散去回到原主家。当时的人写露布说：“混杂奴婢随意放归，各自认得家门竞相进入。”（潘岳《西征赋》说：“混杂鸡犬随意放归，各自认得家门竞相进入。”）太祖列举凉国公蓝玉的罪状，也说：“家中奴仆多达数百人。”如今江南士大夫多有这种风气，一旦进入仕途，这些人竞相来到门下，称为投靠，多的也达到上千人。而那些掌权的人，主人的起居饮食，以至于出处言行，没有一样不受他们的节制。有人甘愿毁损名声丧失节操而不顾，奴仆成了主人，主人成了奴仆。唉！这就是六逆产生的根源了。

《汉书·霍光传》任宣言说：大将军时期，百官以下只侍奉冯子都、王子方等人。（这些人都是老奴）又说：“起初，霍光宠爱监奴冯子都，常与他谋划事情。”（师古说：监奴，是奴仆中的监工，掌管家务的人。）等到霍显（霍光的妻子）寡居，与冯子都私通。凭着出入殿门、进退不失分寸的人，却沉溺于女子和小人，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如今士大夫的仆从，多因美色而得势，因娶妻而受宠。上面有贪恋美色的君主，下面就一定有淫乱弑君的臣子。水清就洗帽带，水浊就洗脚，这是自找的。所以想要使内室清明，必须从精简童仆开始。

严嵩的仆人永年号叫鹤坡，张居正的仆人游守礼号叫楚滨。（古诗说：从前有霍家的奴仆，姓冯名子都，而晋灼引用《汉语》认为冯毁，那么子都也是字。）他们不仅揽权受贿，而且朝中人多赠送他们诗文，俨然与士大夫互为宾主，名号的轻贱，文章的耻辱，到了这里就达到极点了。后来魏阉建立祠堂，难道不是由此开端的吗？奴仆之多，吴地最为严重。（史书记载：吕不韦家僮万人，嫪毐家僮数千人，如今吴地做官的人家有的多达一二千人。）他们的专横暴戾，也只有吴地最为严重。如果有王者兴起，应当全部免除他们的奴籍成为良民，并迁徙他们去充实远方空虚的土地。士大夫家所用的仆役，都命令出资雇佣，像江北那样。（郑康成《周礼·司厉》注说：现在的奴婢，是古代的罪人。《风俗通》说：古代制度本来没有奴婢，奴婢都是犯事的人。如今吴地也避讳这个名称，称为家人。）那么豪强横暴之气一旦清除，四乡百姓得以安枕无忧。身为士大夫的人，也不受制于人，可以勉励自己行善，诉讼减少风气淳朴，必定从这里开始。

阍人

《颜氏家训》说：从前周公洗一次头要握发三次，吃一顿饭要吐哺三次，用来接待平民出身的士人，一天接见七十多人，门庭不停留宾客，这是古人所看重的。缺乏教化的家庭，守门人没有礼貌，有时因为主人睡觉、吃饭、生气，拒绝客人通报，江南人深以为耻。黄门侍郎裴之礼号称善于对待士人，对于这类守门人，当面对宾客杖责他们。他的门生僮仆接待外人，进退周旋，言辞神色应对无不严肃恭敬，与主人没有区别。《史记》记载郑当时告诫门下客，无论贵贱不留人在门外。《后汉书》记载皇甫嵩屈尊结交士人，门庭不留客。而《大戴礼》武王的门铭说：“恭敬接待宾客，贵贱没有差别。”那么古人已经说过了。看那后汉赵壹对待皇甫规，高彪对待马融，一次拜见都不见面，终身不见，身为士大夫的人，能不引以为戒吗！

《后汉书·梁冀传》：梁冀和寿共同乘坐辇车，在府第内游览观赏，敲钟吹管，有时连续日夜不停。客人到了门口不能通报，都要向守门人请谢。守门人积累千金，如今所说的门包，大概起源于此。

田宅

《旧唐书》记载：张嘉贞在定州时，亲近的人有劝他置办田产的，张嘉贞说：“我侥幸历任官职荣耀，曾任国相，在没死之前，难道会担心饥饿吗？如果受到谴责，即使富有田庄，有什么用？近来看到朝中士人广泛占有良田，等到死后，都成为无赖子弟酒色享乐的资本，非常没有意义。”听到的人感叹佩服。这可以说是领会了二疏遗意的人。至于世道变化日新月异，人情更加险恶，有因为富有厚实的名声反而使后辈没有立锥之地的，也不可不予以考虑。书中又说：马燧的资财居天下第一，死后，儿子马畅继承旧业，屡次被豪强幸臣索取。贞元末年，中尉曹志廉暗示马畅献出田园宅第。顺宗又赐给马畅，中贵人逼迫索取，仍然指使施舍给佛寺。马畅不敢违抗，晚年财产全部耗尽，死后，几个儿子没有房子可住，以至于受冻挨饿。如今的奉诚园亭馆，就是马畅的旧宅。（白居易诗：“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元稹诗：“萧相深诚奉至尊，旧居求作奉诚园。秋来古巷无人扫，树满空墙”）

译关闭防御门。”】《资治通鉴》记载为奉成园，又认为是马璘的宅第，这两处都错了。查考《马璘传》：天宝年间，贵族权臣和功臣之家已经追求奢侈靡费，但房屋建筑仍遵守制度，然而卫国公李靖的家庙竟被宠臣杨氏改为马厩了。等到安史之乱爆发，法度败坏松弛，宦官和武将竞相追求奢华豪富，亭台馆舍直到财力穷尽才停止修建。马璘的宅第刚建好中堂，就花费了二十万贯钱。唐德宗即位后，逐条列举法令，规定宅第不得超越制度，于是下诏拆毁马璘的中堂以及宦官刘忠翼的宅第。马璘的家产园林被收归官府。此后，公卿大臣赐宴多在马璘的山池举行，他的子弟行为不端，家财耗尽。《册府元龟》记载，贞元十八年二月初一，在延康里原马璘的池亭赐宴群臣。此后每逢节日都是如此，那么两位姓马的人身后遭遇大致相同，但称为“故马璘池亭”，而不叫“奉诚园”。《雍录》说：“奉诚园在安邑坊，本是马燧的宅第，马燧的儿子马畅将它献出。”王锷的家财比国库还富有，等到他去世，有两个奴仆控告他的儿子王稷篡改父亲的遗表，隐匿所献的家财。唐宪宗想派宦官到东都清点搜括，因裴度劝谏而作罢。王稷后来担任德州刺史，携带大量金银珠宝、仆从姬妾出行。节度使李全略贪图他的财物而图谋他，教唆本州军队作乱，杀死王稷，将他的妻女当作歌姬侍妾安置。我看到如今的大户人家，因酒色挥霍而败家的占三分之一，因争斗内讧而破家的占三分之一，因意外的侵夺而败家的又占三分之一，于是三桓的子孙就衰微了。

译三反

当今人情有三种悖逆常理的现象：越是谦恭越是虚伪，越是亲近越是疏泛，越是奢侈越是吝啬。

召杀

巧诈招致杀身，嫉妒招致杀身，吝啬招致杀身。

南北风化的败坏

江南的士人，轻薄奢侈淫乱，这是梁、陈诸帝遗留的风气；河北的人，好斗狠戾劫杀，这是安禄山、史思明等凶徒残余的教化。

南北学者的弊病

整天吃饱了饭，不用心思考，这很难啊！当今北方的学者就是这样。整天聚在一起，说话不涉及正经道理，喜欢卖弄小聪明，这很难啊！当今南方的学者就是这样。

范文正公

史书记载范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文正公自己为鄠郊友人王君写墓表说：“如今这地方宾客坐满厅堂，钟鼓在庭院中鸣响，白发苍苍地担忧边事，对着酒席很少欢乐。哪里比得上圭峰月下，倚靠着高松，听着长笛，欣然忘却天下之事呢？”马文渊年轻时就有大志向，到了晚年，仍然想着在边疆建功立业。而在浪泊西里，看见飞鸢缓缓落入水中，最终想起了少游的话，古今都是同一个轨迹【王荆公诗“岂羡京师传谷口，但知乡里胜壶头”】阮嗣宗咏怀诗所说：“宁愿与燕雀飞翔，不跟随黄鹄高飞。黄鹄游遍四海之中，路将归向何处？”就是这个意思。至于那些洞察先机的神明，处于亢极之位的正道，圣人面对这种情况，也一定有他的道理。

辛幼安

辛幼安的词，小草过去曾被称为远志，故人现在有寄当归，这并不是用姜伯约（姜维）的事情。《吴志》记载，太史慈，是东莱黄人，后来在孙策手下立功。曹操听到他的名字，写信给太史慈，用箱子封存，打开查看没有什么话，只存放了当归。辛幼安长期在南朝做官，没有得到重用，晚年多有沦落之感，这也是廉颇希望被赵国重用的意思罢了。看他与陈同甫酒后所说的话，难道不能知道他的心事吗？

士大夫晚年的学问

南方士大夫晚年大多喜好学习佛学，北方士大夫晚年大多喜好学习仙道。一生做官，到老得闲，正应该增进德行修习学业，来弥补从前的缺失，却因智慧达不到，流于异端。他们与那些求田问舍的人，行事虽然不同，但孜孜以求私利的心却是一样的。《宋史·吕大临传》：富弼退休在家，研习佛氏之学【《梦溪笔谈》：富郑公年轻时喜好道教，自称精通吐纳长生之术，相信得很坚定，有时也做烧炼丹炉的事。任亳州知州时，迎接颍州僧正颙，安置在书房，亲自以弟子礼节接待】吕大临给他写信说：古时候三公没有具体的职事，只有有德行的人担任。在内则在朝廷议论大道，在外则在乡里主持教化。古时的大人担任这种职位，必定要用这种大道来唤醒百姓，成就自己来成就万物，哪里会因为职位的进退、年岁的盛衰而改变呢？现在大道没有阐明，人们趋向异端之学，不陷入庄子之学就陷入释家之学。怀疑圣人没有尽善，轻视礼义认为不值得学习，人伦不明，万物憔悴，这是老成大人恻隐之心存在的时候，应当以大道为己任，振起败坏的风俗。至于那些转移精神改变气息，务求长寿的，这是山谷中避世之士，独善其身的人所持有的，哪里是世人所期望于您的呢？富弼感谢他，以尊贵年老的身份，而接受后生的规劝，实在不容易得到啊。

唐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铣，虢州朱阳县丞郭仙舟，向匦使进献诗歌。皇帝下诏说：“看他们的文章义理，是推崇道教法术；至于当时的实用，不切合实际情况。可以各自按照喜好，都罢免官职度为道士。”

士大夫家容纳僧尼

《册府元龟·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戊申》，皇帝下制说：“听说百姓家中大多以僧尼道士为门徒，往来妻子之间没有避忌【现在江南还有门徒的称呼】或者诡称托于禅观，妄言祸福，争相涉足邪道，严重败坏大道。从今以后，百官不得随意容纳僧尼道士等到家中，因为吉凶事情需要设斋，都要在州县呈递文书到寺观，然后按数允许他们去。仍然命令御史、金吾严密查禁。”

唐制，百官斋戒之日虽然在寺中，不得越过僧人。张籍《寺宿斋》诗说：“晚到金光门外寺，寺中新竹隔帘多。斋居禁与僧相见，院院开门不得过。”

《金史·海陵纪》贞元三年，因为右丞相张浩、平章政事张晖每次见到僧人法宝，必定坐在他下面，有失大臣体统，各杖责二十；僧人法宝妄自尊大，杖责二百。

贫者侍奉人

贫穷的人不靠财物侍奉人，然而未曾没有自我致力的方法。江上的贫女，常常先到打扫房间、铺设席子；陈平侍奉乡里的丧事，因为先到后走，被罢免作为助手。古人的风范，我们这一党人应该勉励啊。

分居

宋孝建年间，中军府录事参军周殷启说：“现在士大夫父母在世而兄弟分家居住，计算十家有七家；庶人父子财产不同，八家有五家。严重的，甚至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忌妒谗害在其中，不可胜数。应该明确禁令，来改变这种风气。”当时江左的风气，就已经这样了。《魏书·裴植传》说：“裴植虽然从州里送俸禄奉养母亲，以及赡养各位弟弟，但各自拥有财产，同居却不同灶，一门数灶。”大概也是沾染了江南的习俗。隋卢思道《聘陈嘲南人》诗说：“共甑分炊饭，同铛各煮鱼。”而《地理志》

译说：“蜀地人灵敏聪慧但轻浮急躁，尤其擅长赌博之类的游戏。”小人轻视情义礼法，父子大多分家居住。《册府元龟》记载：唐肃宗乾元元年四月下诏：“百姓中侍奉父母不孝、另立户籍分割家产，玷污风俗、败坏名教的，先杖打六十，发配到碛西，有官品者禁锢其身，上报朝廷。”《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开宝元年六月癸亥下诏：“荆蜀地区百姓，祖父母、父母在世的，子孙不得分割家产、分家居住。”二年八月丁亥下诏：“川、岐等州考察百姓，凡父母在世而另立户籍分割家产的，判处死刑。”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巳禁止川峡地区百姓父母在世而出嫁为赘婿。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下诏：“引诱子弟分割家产的，命令当地官府擒拿逮捕并流放发配。”他们在教化百姓、淳厚风俗方面的用意，可以说是深切而笃实的了。【《辽史·圣宗本纪》记载：统和元年十一月下诏：“百姓有父母在世而另立户籍分家居住的，治罪。”】如果像刘安世弹劾章惇那样，父亲在世却另立户籍分割家产，断绝义理礼法，那么史书传记记载它作为正统言论。马亮担任御史中丞，上奏说：“父亲祖父未安葬，不得分割家产、分家居住。”【李元纲《厚德录》】如今江南仍然多有这种风俗，人家儿子娶了媳妇，就要求分家。而老成持重的人说“两个女人同住，容易产生猜忌争竞”，维持和睦的方法，没有比分灶吃饭更好的了，这难道是君子的话吗？《史记》说商鞅治理秦国，命令百姓有两个以上男子不分家的加倍征收赋税。又说秦国人家富裕儿子成年就分家，家贫儿子成年就出赘，认为这是国家风俗的弊病。而陆贾定居在好畤，有五个儿子，拿出出使南越所得的财物卖掉得到千金，分给每个儿子二百金，让他们从事生产。陆生常坐着四匹马拉的车，带着歌舞琴瑟的侍者十人，佩带价值百金的宝剑，对他的儿子们说：“与你约定，经过你家，你供给我的人马酒食，尽情享乐十日，然后更换到下一家，得到宝剑车骑。”侍从的人落后了，有人称他为通达。到了唐代姚崇留下遗令，因为达官贵人死后子孙失去荫庇，多至贫困，在方寸之间争得不可开交。想要仿效陆生的意思，预先分定家产，用来杜绝后来的争夺。唉，这是衰世的想法啊。

译汉桓帝在位时，官吏互相滥举人才，当时的人为此编了谚语说：“推举秀才，却不通晓经书；考察孝廉，却与父亲分居。”（《抱朴子》记载）当时的社会风俗，仍然以分居为耻。比如吴国的陈表，世代担任将领，兄长陈修去世后，陈表的母亲不肯侍奉陈修的母亲。陈表对母亲说：“兄长不幸早逝，我主持家事，应当奉养嫡母。母亲如果能为了我委屈自己，顺从侍奉嫡母，那是我最希望的；母亲如果不能，就应当直接搬出去另住。”因此两位母亲感动醒悟，和睦相处，由此可以看出东汉遗留的风气。

陈氏的礼书说：周朝兴盛时，宗族制度得以施行，所以能以此维系百姓，使百姓不离散。等到秦国采用商鞅的法令，富裕人家有儿子就分家，贫穷人家有儿子就出赘。由此风气上行，即使是王公大人，也不知道有敬奉宗族的方法。逐渐浸染后世，习以为常，而当时的君主用来统御百姓的，只有丧服等级的法律罢了。偶尔有能团结宗族，传了一两代还不离散的，人们就认为奇异，称之为“义门”。这难道不是因为名声产生于不足吗？

应劭《风俗通》说：“凡是兄弟同居，是上等；互通有无，是次等；谦让下属，再次等。这难道不是中庸的德行，而现代人却认为难以做到吗？”

《五杂俎》说：张公艺九代同堂居住，唐高宗问他原因，他写了一百多个“忍”字进献。他的用意是美好的，但并不完善。治理家庭、驾驭众人，应当让纲纪法度严明有章，才能长久实行。如果姑嫂争吵，奴仆放纵，而家长仅仅沉默隐忍，这连一天都住不下去，何况九代呢？浦江郑氏对宋太祖说的话好啊：“臣家同居没有别的，只是不听妇人的话罢了。”这是确切的论断，即使百代也可以。

唐玄宗天宝元年正月诏书：听说百姓中有人户等高、丁口多，为了规避赋役，父母健在，却另立户籍、分开居住，应当命令州县稽查防范。一家之中，有十个丁口以上的，免除两个丁口的征发赋役；五个丁口以上的，免除一个丁口，就让他们同籍共居，以敦厚风俗教化。那些应赋役的丁口，遇到父母去世则免除差役，称为孝假。（按：这是后周太祖所制定的制度，如果遭遇凶丧，就不征发他们的赋役。）这可以说是掌握了教化百姓的方法了。

父子分属不同派系

《三国志》说冀州的风俗，父子分属不同派系，互相诋毁赞誉。现在江浙一带，多有这种风气。一旦进入门户，父子兄弟各自树立党羽，互不相让。万历以后，这种现象多次见到。这是行为道义上尤其恶劣的，所谓“哀叹那些不从我政令的人，得罪上天只与我百姓的常理，大大混乱”的情况了。

生日

生日的礼仪，古人所没有。（我往年流寓蓟门，生日时有人赠送礼物，回信说：“《小弁》中被逐的儿子，才开始诉说我的生辰；《哀郢》中被放的臣子，才说初度。”）《颜氏家训》说：“江南风俗，孩子满一岁时，为他制作新衣，沐浴装饰，男孩就用弓箭纸笔，女孩就用刀尺针线，加上饮食物品以及珍宝玩具，放在孩子面前，观察他首先拿取什么，来检验贪婪廉洁、聪明愚笨，称之为试儿。亲戚聚集，因此形成宴席。”从此以后，父母如果在世，每到这一天，常有饮食之事。没有教养的人，即使已经父母双亡（魏晋间人把父亲去世称为孤露，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少加孤露。”赵彦深见母亲，自陈幼小孤露，也称为偏露。唐孟浩然《送莫氏甥》诗：“平生早偏露”），这一天都大摆酒席酣畅饮酒，奏乐不知有所感伤。梁孝元帝年轻时，每到八月六日生日，曾经设斋讲经。自从阮修容（元帝生母）去世后，这件事也就停止了。可见这种礼仪兴起于齐梁之间，到了唐宋以后，从天子到平民，无不崇饰这一天，开筵召客，赋诗祝寿，而与古人反本乐生的心意，相差甚远了。

陈思王曹植

陈思王曹植初封临淄侯，听说魏氏取代汉朝，穿着丧服悲哭，魏文帝恨他。（《魏志·苏则传》）司马顺（字子忠），宣王的第五个弟弟，司马通的儿子，初封习阳亭侯。（《魏志·杜恕传注》引《晋书》作龙阳）等到武帝受禅，感叹说：“事情违背了唐虞禅让，却假借禅让的名义。”于是悲泣，因此被废黜，迁徙到武威姑臧县。虽然受罪流放，坚守志向不变，最终去世。滕王宇文瓒，是隋高祖的母舅，周宣帝去世，高祖进入禁中，将要总揽朝政，宇文瓒听说召见不去，说：“做随国公，恐怕不能保全，怎么还要做灭族的事呢？”广王朱全昱，是朱全忠的哥哥，朱全忠称帝，与宗室亲戚在宫中饮酒赌博，酒酣时，朱全昱突然用投琼击打盆中，散开，斜视皇帝说：“朱三，你本是砀山一个平民，跟随黄巢做盗贼，天子任用你为四镇节度使，富贵到了极点，为什么一旦灭亡唐朝三百年的社稷，自称帝王，将要灭族，还赌博做什么？”皇帝不高兴而罢休。天人革命，而心中不愿意的，在于兴代之防，亲近贤于裸将之士，劝进之臣，远矣。

降臣

《礼记》记载孔子在矍相之圃射箭，贻误军队的将领，亡国的大夫不进入。《说苑》说楚国攻打陈国，陈国西门烧毁，让投降的百姓修缮。孔子经过那里，不轼礼。《战国策》安陵君说

译先父亲手接受太府制定的法典，法典的上篇说：“国家即使再大，对于因投降而失去城池的人以及逃亡者的儿子，也不让他们参与（国家事务）。”下及汉魏时期，像马日磾、于禁这类人，以至于呕血而死，不敢厚颜面对世人。当时的风尚，由此可以知道了。后世的人不明白这个义理，而擅长文章的人大多为李陵辩护，善于谋略的人有时称赞谯周。这种说法一旦流行，那么国家就没有坚守节操的臣子，个人也没有树立气节，反而变脸侍奉仇敌，行为像猪狗一样却不觉羞愧。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五代时期的冯道在《长乐老序》中，把平生经历当作荣耀，灭绝廉耻而不顾。《春秋》僖公十七年记载，齐人在遂地被歼灭。《谷梁传》说：“没有遂地，为什么提到遂地？这是为了保留遂地（的存在）。”所以王蠋死了而田单收复了齐国，〇演死了而桓公救援了卫国。这就足以树立人臣的榜样，让那些投降城池和逃亡者的儿子不被人类所接纳了。

译楚汉相争之际，有一位郑君（见于《史记·郑当时传》，名字失传），曾经侍奉项籍。项籍死后，郑君归属汉高祖，高祖命令所有项籍的臣属直呼项籍的名字（即不称项王而斥称其名）。唯独郑君不遵奉诏令，于是高祖将那些直呼项籍名字的人全部封为大夫，而驱逐了郑君。金哀宗亡国时，参政张天纲被宋朝俘获，有官员命令他写供状，要求将金国君主写为“虏主”。张天纲说：“杀就杀，何必用供状？”官员不能使他屈服，听任他随意书写，张天纲只写了“故主”而已。

唐肃宗至德三年正月，大赦诏书说：“自开元以来，宰相家没有被逆贼玷污的，给予子孙一人官职。”

本朝

古人将所侍奉的国家称为本朝。魏国文钦投降东吴时上表说：“世代承受魏国的恩德，不能辅佐本朝，内心惭愧，无处安放自己。”又如东吴灭亡之后，蔡洪给刺史周俊的信中说：“吴朝举荐贤良是对的。”《颜氏家训》说：“先父先母都未能归葬建业旧山，暂葬于江陵东郭（颜之推的父亲颜协，任梁湘东王府记室参军）。承圣末年上疏请求迁葬至扬州，打算营建坟墓，诏书赐银百两，已在扬州小郊占卜墓地烧制砖瓦，恰逢本朝沦没，流离至此。”颜之推历任齐、周、隋三朝官职，却仍称梁朝为本朝，这是臣子的言辞，不可更改，而当时上下也不以此为嫌了。

《旧唐书》由刘昫撰写。刘昫是石晋的宰相，而书中的职官志称唐朝为皇朝、皇家、国家；经籍志称唐朝为我朝。这是后唐时所编纂的。宋朝胡三省注释《资治通鉴》，书成于元至元年间。注中凡是称宋朝都曰本朝、我宋。他解释地理都使用宋朝的州县名。唯独在一百九十七卷盖牟城下注说：大元辽阳府路。辽东城下注说：今大元辽阳府。二百六十八卷顺州下说：大元顺州领怀柔、密云二县。二百八十六卷锦州下说：陈元靓说：大元在锦州设置临海节度，领永乐、安昌、兴城、神水四县，属大定府路。二百八十八卷建州下说：陈元靓说：大元建州领建平、永霸二县，属大定府路。称宋朝为我宋，称元朝为大元，两者都恰当。

书写前代官职

陶渊明在宋元嘉四年去世，而颜延之身为宋朝臣子，却在他的诔文中直接称陶渊明为有晋处士。真定府龙藏寺碑，立于隋开皇六年。碑末说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撰。齐朝灭亡后进入周朝，周朝灭亡后进入隋朝，却仍然书写齐朝的官职。韩偓自书裴郡君祭文，甲戌年书写前翰林学士承旨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昌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韩偓。这一年朱温篡唐已经八年，却仍然书写唐朝官职而不使用梁朝年号。

《宋史·刘豫传》：“刘豫改元阜昌，朝奉郎赵俊书写‘甲子’而不书写僭越的年号，刘豫也无可奈何。”

日知录卷十三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录卷十四昆山顾炎武撰兄弟不相为后。

商朝时期，兄终弟及，所以十六世而有二十八位君王。如仲丁、外壬、河亶甲兄弟三位君王，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兄弟四位君王，不知道他们的庙制如何。《商书》说七世之庙，贺循认为殷朝有二祖三宗，如果拘泥于七室，则应当只祭祀父祖而已（徐邈也说：如果是兄弟昭穆，假设兄弟六人为君，到他们的后世应当祭祀不及祖祢）。《唐书·礼乐志》：自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附庙，睿宗、玄宗、肃宗、代宗依次迁出，到武宗去世，德宗依次应当迁出，而在世次上是高祖，礼官才开始觉得不对，认为兄弟不相为后，不得为昭穆，于是商议恢复代宗附庙。而议论者说已经迁出的神主不得再入太庙，礼官（旧史也只说礼仪使，不记载其名）说：过去晋元帝、明帝时期已经迁出豫章、颍川（豫章府君，是宣帝的曾祖；颍川府君，是宣帝的祖。惠帝去世迁出豫章，元帝即位江左，升怀帝又迁出颍川，位置虽为七室，其实只有五世，大概是跟随刁协以兄弟为世数的缘故）后来都恢复附庙（元帝时已迁出豫章、颍川，不久听从温峤建议恢复原状，明帝去世又迁出颍川，简文帝即位又恢复原状），这是旧例。议论者又说庙室有定数，而无后的神主应当安置在别庙（开元初年供奉中宗别庙，升睿宗为第七室），礼官说：晋武帝时景帝、文帝同庙，庙虽六代，其实七位君王；到元帝、明帝庙都是十室，所以贺循说：庙以容纳神主为限，而没有常数。于是恢复代宗附庙，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为一代。

何休解释《公羊传》文公二年“跻僖公”，认为惠公与庄公应当同南面西上，隐公、桓公与闵公、僖公应当同北面西上。根据大祫祭，这样则庙中昭穆的顺序也跟随它而不改变了。

鄞县万斯大立论，认为庙制应当完全依据《王制》的话。太祖以下，如果是父死子继的常规，则一庙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减少；如果是兄弟相继的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