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録卷四

译关于教官。注解说：夏历正月初一【凌人的注解与此相同】。州长既然在正月吉日宣读法律，又在岁首再次宣读法律，如同初次一样。注解说：因此趁着四季之正，重新申述这些法令】这就是古人三种正朔并用的证据。逸《周书》《周月解》说：还有我们周朝改正朔，以确立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祀，仍然沿用夏历。正说的就是这个【比如《左传》桓公五年传所说：凡是祭祀，惊蛰时祭天，龙星出现时求雨，初杀时尝新，闭蛰时冬祭之类就是如此】《豳诗》《七月》一篇之中，凡是说到月的都是夏正，凡是说到日的都是周正。一之日寒风呼啸，二之日寒气凛冽，三之日修理农具。传解说：一之日，是周历正月；二之日，是殷历正月；三之日，是夏历正月。

译《北史·李业兴传》记载：天平四年，李业兴出使南梁。梁武帝问他：“《尚书》中说‘正月元日，在文祖庙接受天命’，这个‘正月’指的是哪个历法的正月？”李业兴回答说：“这是夏历的正月。”梁武帝问：“凭什么知道是夏历？”李业兴说：“查考《尚书》中的《运衡》篇说：‘日月运行始于夏正’，所以知道是夏历。”梁武帝又问：“尧帝时代以前，以哪个月为正月？”李业兴回答说：“从尧帝往上，史书典籍没有记载，实在不知道。”梁武帝又说：“‘寅宾出日’，指的就是正月；‘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指的就是二月。这些出自《尧典》，怎么能说尧帝时代不知道使用哪个历法呢？”李业兴回答说：“虽然夏、商、周三代的正月不同，但谈论时节时，都依据夏历的正月。《周礼》中说仲春二月，要防止男女无夫家者私通。虽然这是《周书》中的月份，但也相当于夏历，尧帝时代的日月运行，也应当如此。（近来有人凭空捏造尧帝建子、舜帝建丑的说法，依据这些来驳斥他们，于是他们就无法再辩难了。）

木铎

金铎用来号令军中，木铎用来号令国中。这是先王仁义的应用。一件器物虽然微小，却区分了刚柔。这可以用来认识治理百姓的道理吗？鼓吹，是军中的音乐。不是统领军队的官员不使用。（陈蔡征担任吏部尚书时，启奏后主借用鼓吹。后主对有关部门说：“鼓吹是军乐，有功绩才授予。”）如今文官使用它，士人百姓使用它，僧侣道士也使用它。兵器甲胄之类的器物，遍布全国，而兵祸由此兴起。（《晋书》记载，司马恬担任御史中丞时，正值海西公被废，简文帝即位但尚未解除戒严，大司马桓温驻扎在中堂，吹起警角。司马恬上奏弹劾桓温大不敬，请求治罪。）现在的制度虽然授予兵权派遣将领，也不举炮奏鼓吹，而士人百姓的吉凶礼仪以及迎神赛会，反而使用鼓吹。景泰六年，华阳王修缮城墙，派遣千户带着奏章赴京，并购买了喇叭、号笛、铜锣等物品。皇帝下旨严厉斥责，认为这些是行军打仗的器具，对王爷有什么用？当时遵守祖训如此严格，后来法令禁令日益松弛，平民百姓都能使用了。

后魏孝武帝永熙年间，各州镇都配给鼓吹。不久高欢起兵，魏国分裂为二。唐朝自从安史之乱后，边防戍守的军队也都得以使用鼓吹。所以杜甫诗说：“万方声一槩，吾道竟何之？”粗厉的声音，表现为乱象。先王的制度，所以军容不进入国都。

《诗经》有《瞽》篇的注解说：“箫是用小竹管编成的，就像现在卖饴糖的人所吹的那样。（《周礼》小师的注解相同。）汉代卖饴糖，只是吹竹箫，现在则鸣响金属乐器。

稽其功绪

已经完成的叫做功，没有完成的叫做绪。《说文解字》：绪，是丝的头端。《礼记》说：武王继承太王、王季、文王的未竟事业。

六牲

古代举行礼仪，用于祭祀和宴饮，所以掌管六牲的职位特别重要。在牢圈中牵着猪，是称颂公刘。你的牲畜齐全，是赞美宣王。至于邻国互通往来，葛伯不祭祀，商汤派人送给他牛羊。而卫国戴公寄居在曹国，齐桓公送给他牛羊猪鸡狗各三百头。平时，国君没有缘故不杀牛，大夫没有缘故不杀羊，士人没有缘故不杀犬猪。而使用大型牺牲，则向神明占卜，以求吉利。所以《左传》记载齐国的制度，公室的膳食只限于两只鸡。而诗人说宾客的摆设，不过是兔头、炖鳖之类。古人重视六牲到了这种程度。自从齐灵公讨伐莱国，莱人派正舆子贿赂他，索要马牛各一百匹。而吴国向鲁国索要百牢，开始于贪婪索取，最终导致暴殄天物。于是范蠡利用他称霸越国的剩余谋略，来蓄养母畜，而沼泽中千只脚的猪得以比封君。繁殖牲畜的权力，不在国家而在民间了。

《易经》说：“东邻杀牛，不如西邻的薄祭。”秦德公在鄜畤用三百牢祭祀，而王莽末年，从天地六宗以下到各种小鬼神，共有一千七百处，使用三牲鸟兽三千多种，后来无法备齐，就用鸡代替鸭雁，用狗代替麋鹿。

邦飨耆老孤子

春天宴请孤子，以象征万物正在生长；秋天宴请老人，以象征万物已经成熟。然而国中的老人、孤子很多，不可能全都宴请。所以国老、庶老就宴请他们，而其他老人则在国都供养，在乡里供养罢了。（《王制》）为国事而死者的孤子就宴请他们，而其他孤儿则抚养幼小，保全孤儿罢了。（《月令》）一方面用来教导孝顺，一方面用来鼓励忠诚。先王做一件事，而天道人伦都具备了。这就是礼仪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吗？

医师

古代的时候，庸医杀人；现在的时候，庸医不杀人，也不救人，让人处于不死不活之间，病情日益加深，最终导致死亡。药物有君臣之分，人有强弱之别，有君臣之分则用量有少有多，有强弱之别则剂量有减半或加倍。用量多则专一，专一则见效快；剂量加倍则厚重，厚重则药力深入。现在用药的人，大多杂乱泛泛且平均分配，既看不明白病情，又治疗不果断，所以病不能痊愈。而世人只以不杀人为贤德，哪里知道古代的上等医生也不能没有失误？《周礼》中的医师，年终考核医生的事迹，以此决定他们的俸禄：十次治疗十次成功为上等，十次治疗一次失误为次一等；十次治疗两次失误为次一等；十次治疗三次失误为次一等；十次治疗四次失误为下等。这是说十次治疗失误三到四次，古人还任用他们，而淳于意回答孝

译文，尚说：“经常有失误，臣子的能力无法完全补救。”《易经》说：“宽缓地处理父辈留下的弊政，前往行事会见到困窘。”为什么偏偏选取那些宽缓处理弊政的人，认为那些人虽然死了，但祸患并非由我造成呢？唉！这就是张禹导致汉朝灭亡、李林甫导致唐朝灭亡的原因啊【朱文公在给刘子澄的信中讨论四君子汤，其用意也大致与此相似】

译《唐书》许宗说：“古代的高明医生，只是辨别脉象。脉象既然精确辨别，然后才能认识疾病。疾病与药物，有完全对应的，只需单独使用一味药，直接攻治那种病。药力既然纯粹，病立刻就会痊愈。现在的人不能辨别脉象，不认识病源，凭主观猜测，多配药味。这好比打猎，不知道猎物在哪里，多派出人马，在空旷的地方包围，希望有一个人能捕获，方法也太疏漏了。假使一种药偶然对症，其他药味相互制约，药力不能发挥，所以难以痊愈。大概原因就在于此。”《后汉书》记载华佗精通方药，开方不过几种。卦象中师卦的六五，任用九二则吉利，参杂三四则凶险。所以官员多就混乱，将领多就失败，天下的事情也是这样。

造言之刑

舜任命龙时说：“我厌恶谗言和灭绝人性的行为，震惊我的军队。”所以大司徒用乡八刑来约束万民，造言之刑仅次于不孝不悌，而禁暴氏掌管诛杀那些制造言语而不诚信的百姓，以至于讹言没有惩罚，宗周就灭亡了。

国子

世子在学校中按年龄排序，自从后防教导胄子以来就是这样。然而，师氏用三德教导国子，保氏掌管用道来养育国子，并教导他们六艺。而王世子不单独设置官员，这是世子与国子按年龄排序的原因。所以诸子掌管国子的副职。《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卷五》国家有大事，就率领国子到太子那里，任凭使用。如果不是平时相处深厚，怎么能得到他们的任用呢？后世却设置东宫的官员，并划分他们的职级，于是有了内外宫朝的隔阂，先王的意图就失去了。

死政之老

为国事而死的人的父亲，如《史记·平原君传》李同战死，封他的父亲为李侯；《后汉书·独行传》小吏所辅佐抵御贼人，代替县令而死，任命他的父亲奉为郎中；《蜀志·庞统传》庞统被流箭射中而死，任命他的父亲为议郎，升迁为谏议大夫，就是这样。如果父子都是王臣，而特别给予恩遇，如光武帝对待伏隆，先朝对待张五典【天启初年，张铨以御史死于辽东，加封他的父亲五典至兵部尚书】又不能用常规标准来衡量了。

凶礼

大宗伯用凶礼哀悼国家的忧患，其类别有五种：曰死亡，凶札，祸灾，围败，寇乱。所以古代所说的凶礼，不仅仅在于死亡，而在五服之外，有非丧事的丧事，由此而产生。《礼记》说：年成不好，天子穿素服，乘素车，吃饭没有音乐。又说：年成不好，君主穿布衣，佩带周书》说：大荒年，王穿麻衣上朝，朝中没有彩衣。这是凶札的服饰。司服：大札、大荒、大灾，穿素服。注说：大灾，水火为害，君臣穿素服，戴白帽。如果晋国伯宗哭梁山崩塌，《春秋》新宫火灾，哭三天，这是祸灾的服饰。《礼记》说：国家失去大县邑，公卿大夫士戴厌冠在太庙哭。又说：军队有忧患，就穿素服在库门外哭。大司马如果军队没有成功，就戴厌冠捧着主车。《春秋》传：秦穆公在殽山战败，穿素服在郊外驻扎，面向军队哭，这是围败的服饰【吕氏春秋·公孙龙对赵惠王说：现在蔺、离石落入秦国，而王穿白纱出迎，总之战国时还实行这种礼仪】至于《曲礼》说：大夫、士离开国家，穿素衣素裳，戴素冠，去掉边缘装饰的鞋，乘白马。孟子说：三个月没有君主，就吊唁。而季孙的会盟，荀跞戴练冠穿麻衣，这是君臣不幸而哀悼他们的。秦穆姬迎接晋侯，脱去丧服；卫侯思念子鲜，终身穿着丧服，这是兄弟不幸而哀悼他们的。楚国灭掉江国，而秦伯降低服饰出迎；越国包围吴国，而赵孟降低到丧食的规格，这是盟国不幸而哀悼他们的【汉书·高帝纪》：秦王子婴乘素车白马，应劭说：这是丧人的服饰】先王制定服饰的方法，本来就不是单一的。《礼记》有话说：没有丧服的丧事，用来安抚万邦【杜氏通典》：用来镇抚各州，水旱虫灾，慰问诸侯疾苦，编在凶礼之首】

不入兆域

冢人凡死于战争的人不入墓地。注：战败没有勇气，扔到墓地外面，以惩罚他们。左氏赵简子所说的桐棺三寸，不设棺饰，素车朴马，不入墓地。而《檀弓》死而不吊的三种情况，其中一种是畏，也是这类【庄子：战死的人，他的葬礼，不用翣资。崔本作翣锨，锨音坎，指先人的坟墓】如果敝无存，死了齐侯三次赠送丧服，给他犀轩和直盖，而亲自推他。三童汪踦死了，而仲尼说：“能拿起武器保卫社稷，可以不算未成年而死。”怎么能一概而论呢？隋文帝仁寿元年诏书说：“舍生取义，自古称难，为国事而死，礼仪加二等。而世俗之人不懂大义，死于军旅，不入墓地，损害孝子的心意，伤害臣子的心。想到这些，常常深深怜悯叹息。而且入庙祭祀，都不废除，为什么坟墓独自在外面？从今以后，战死的人，应该入墓地，可以说通达古人的意图。”又考察晋赵文子与叔誉在九原观看，而有阳处父的葬礼，那么得罪而被杀的人，也未尝不入墓地【左传襄公

译二十九年：齐国人将庄公安葬在北郊。注：因为庄公是被引兵所杀，所以不能进入宗庙的墓地范围。

译乐章

《诗经》三百篇，都可以配上音乐成为乐曲。自汉代以后，人们把其中所赋的五言等体裁称为徒诗，而那些能配合音律的，则称为乐府。宋代以后，所谓的乐府，也只是模仿其辞藻，与徒诗没有区别。于是，诗与乐，截然分为两途。不仅乐亡失了，诗也亡失了。

古人是以乐来配合诗，今人是以诗来配合乐。古人必定先有诗，然后用乐来调和它。舜命令夔教导贵族子弟，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歌是用来延长诗意的，声音要依据歌的延长，律吕要调和声音，因此登歌在上方演唱，而堂上堂下的乐器与之应和，这就叫做以乐从诗【宋国子丞王普说：古代作了诗，接着歌唱它，然后用声律调和而成曲。自历代直到本朝，雅乐都是先制定乐章，然后制成曲谱。崇宁以后，却是先制定曲谱，后填写歌词，于是歌词与曲律不相协调，而且与俗乐没有区别。】朱子说：诗的创作，本来只是为了表达志向罢了。当它是诗的时候，还没有歌。等到它成为歌的时候，还没有乐。用声音来依据歌的延长，用律吕来调和声音，那么乐是为了诗而作的，不是诗为了乐而作的。诗产生于志向，乐产生于诗。诗是根本，而乐是末节】古时的诗，大多出自中原各国，那里的人有先王的遗风，讽诵的教育，他们的心平和，言辞不浮夸，而在音节之间，往往符合自然的律吕。楚辞以下，就已经不必完全协调了【《文心雕龙》说：楚辞中讹误的韵脚实在很多】降及魏晋，羌戎杂处扰乱，方言逐渐变化，南北各不相同，所以文人的作品，大多不能配合音乐，而名为乐府，与徒诗没有区别了【元稹说：乐府等题目，除了铙吹、横吹、郊祀、清商等词在乐志中的，其余如木兰、仲卿、四愁、七哀之类，也未必都播于管弦】人心不纯，而五音、十二律从古传下来的，至今不变，于是不得不以五音来校正人声，而称之为以诗从乐。以诗从乐，不是古法，是后世的失误，不得已而为之的。

《汉书》记载武帝召集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创作诗赋，大致讨论律吕，以配合八音的调子，作十九章之歌。所谓“大致讨论律吕，以配合八音的调子”，这就是以诗从乐。后代的乐章，都是这样。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都是郊庙的正乐，如同《诗经》三百篇中的颂。其他各种诗，所谓赵、代、秦、楚的民歌，如同列国的风。

十九章，是司马相如等人所作，大致讨论律吕以配合八音的。赵、代、秦、楚的民歌，有的协调，有的不协调。任命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选取其中可以协调的来配上音乐。

乐府中如清商、清角之类，是用声调来命名诗的。如小垂手、大垂手之类，是用舞蹈来命名诗的。用声调命名的，必定符合声调；用舞蹈命名的，必定符合舞蹈。到了唐代舞蹈亡失了，到了宋代声调亡失了。于是文章的流传兴盛，而声音的作用微弱，然后徒诗兴起而乐废弛了。歌唱的是诗，敲击的、拍打的、吹奏的是乐器，合起来说，叫做乐。相对于诗来说，所谓的乐，是八音兴起于诗，确立于礼，完成于乐，这是对的。这是分开诗与乐来说的。专门举出乐，那么诗就在其中。我自卫国回到鲁国，然后校正乐，雅颂各得其所，这是对的。这是合诗与乐来说的。

乡饮酒礼，乐工四人，瑟两把。注：两把瑟，两人弹瑟，那么两人唱歌。古人琴瑟的使用，都与歌一起演奏，所以有一人唱歌，一人弹瑟的，汉文帝让慎夫人弹瑟，皇上自己靠着瑟唱歌，就是这样【颜师古说：倚瑟就是现在所说的以歌合曲】也有自己弹瑟自己唱歌的，孔子取瑟而歌，就是这样。至于卫灵公在濮水之上听新声，而让师延记录下来，那么只有曲调而没有歌，这是后世徒琴兴起的原因。

谈论诗的人，大多把声音当作末等技艺，不知道古人入学是从六艺开始的。孔子以游艺作为学问的完成，后人喜好高谈阔论，把这当作瞽师、乐工的事情，于是使三代的音乐不存于两京，两京的音乐不存于六代，而声音的学问于是成为当今的绝艺。

七月流火，是天文学。观察阴阳，是地理学。四矢反兮，是射箭。两骖如舞，是驾车。止戈为武，皿虫为蛊，是文字。千乘三去，亥有二首六身，是数学。古时候，人人都知道；而今天却成为绝学，而且说只是技艺罢了。不知道它也没有害处，这是近代儒生用来掩饰自己空疏的原因。

斗与辰合

《周礼·大司乐》注：“这是根据十二辰的斗建与日辰相配合，都以阳律为主，阴吕来配合，所以大师说：‘掌管六律六同，以配合阴阳之声。’黄钟，是子月之气，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纪；大吕，是丑月之气，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所以奏黄钟，歌大吕，以祭祀天神【现在五行家说，子与丑相合】大簇，是寅月之气，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应钟，是亥月之气，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所以奏大簇，歌应钟，

译用来祭祀地祇。【寅与亥相合，《南齐书·礼志》记载：太常丞何諲之议礼说：“孟春之月，选择吉日亲自耕种帝籍田。”郑玄注解说：“吉日大概是郊祀后的吉亥日。”五行学说认为十二时辰分为六合，寅与亥相合，在建寅之月向东耕种，是取月建与日辰相合之意。】姑洗，是辰位的气，三月建寅，而辰位在大梁；南吕，是酉位的气，八月建酉，而辰位在寿星。所以演奏姑洗，歌唱南吕，用来祭祀四望。【辰与酉相合】蕤宾，是午位的气，五月建午，而辰位在鹑首；林钟，是未位的气，六月建未，而辰位在鹑火。所以演奏蕤宾，歌唱南钟【即林钟】，用来祭祀山川。【午与未相合】仲吕，是巳位的气，四月建巳，而辰位在实沈；夷则，是申位的气，七月建申，而辰位在鹑尾。所以演奏夷则，歌唱小吕【即仲吕】，用来享祭先妣。【巳与申相合】夹钟，是卯位的气，二月建卯，而辰位在降娄；无射，是戌位的气，九月建戌，而辰位在大火。所以演奏无射，歌唱夹钟，用来享祭先祖。【卯与戌相合】《太玄经》所说的“北斗振动天体而推进太阳，违背天体则后退，先王制作音乐以象征天地，必定有相合的道理。”

译凶声

凡是建立国家，要禁止淫靡之声、过度之声、凶恶之声、怠慢之声。凶恶之声就像殷纣王喜好演奏的北鄙之音，所谓高亢严厉而细微末节，用来象征杀伐之气。注：这是指亡国的声音，如桑间濮上的乐曲，这已经被“淫声”这一类别所涵盖了。

八音

先王制定音乐时，具备五行之气。水火这两种元素无法直接用于制作乐器，所以将火气寄托于金，将水气寄托于石。鳬氏铸造的钟，是火气的极致；泗水边浮出的磬石，是水气的精华【石头生于土中，却获得了水火之气，火石多，水石少，泗水边的磬石得到了水气的精华，所以能浮起】。用天地的精华来制作乐器，因此五行完备而八音和谐。

土鼓是音乐的起源，陶制的匏（葫芦）是祭祀中最重要的器物。这两种乐器的声音，不是为了悦耳动听，而是为了保存其质朴的本性。《国语》中伶州鸠说：“匏和竹类乐器利于制作。”又说：“用匏来宣扬，用瓦来辅助。”如今的大雅之乐，长久以来没有匏和土这两种乐音【《旧唐书·音乐志》记载：“笙是女娲氏发明的，将竹管排列在匏上，内部装有簧片。现在的笙和竽，都用木头代替匏并涂上漆，没有匏的声音了。”《宋叶少蕴·避暑录话》记载：“大雅之乐旧时没有匏和土两种乐音，笙用木头雕刻其根部而不用匏，埙也是用木头做的。”《元史》记载：“匏是用斑竹做的”】，而八音只剩下六种了。熊氏说“匏音消亡，导致清廉忠敬的人不多见”，我对这句话深有感触【元熊朋来《五经説》说：“八音中的笙，本应以竹命名，却以匏命名，这是因为重在匏。古代制造笙，一定用曲沃的匏和汶阳的竹。汉代太学槐市，人们各自携带地方特产，陈列磬和悬挂匏。八音中的匏，在卦象中属艮，在风候中属融，在节气中属立春。匏音啾啾，确立清廉的准则，清廉的人就少了。匏音纯正，人们就会思敬；不正，忠敬的人就少了。担任礼乐官职的人，应当申请改正它”】

用火

有明火，有国火。明火是用阳燧从太阳中取来的【司烜氏负责此事】，因为接近天，所以占卜和祭祀使用它【菙氏、大祝、大司寇负责此事】。国火是从五行中的木中取来的【司爟负责此事】，因为接近人，所以烹饪使用它。

古人用火，一定从木中取来，并且有四季五行的变化。《素问》中黄帝说：“壮火耗散元气，少火滋生元气。”季春时节取出新火，贵在取其新鲜，这是少火的含义。现在的人一切用火都从石头中取来，其性质猛烈，不适合人用。疾病增多，寿命缩短，是有原因的【详见第二十五卷介子推条】。

邵氏《学史》说：古代有火正这个官职，俗话说：“钻木取火并更换新火，这是政治的大事。”所谓“光融天下”，就在于此【《史记·楚世家》记载：“重黎担任帝喾的火正，能使天下光明融合，被命名为祝融”】。《周礼》中司烜氏所掌管的，以及《春秋》中宋、卫、陈、郑所记载的，政治都体现在其中。现在管理水的官员，还和古代一样，唯独管理火的官员缺失了。饮水知道选择水源来烹煮，却不选择火来祭祀和供养，这能说是具备万物吗？有人说：“庭燎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虽然如此，这只是火的末节罢了。

涖戮于社

大司寇在重大军事行动中，在社坛前执行杀戮。注：社指的是军队中的社主。《尚书·甘誓》说：“服从命令的，在祖庙前赏赐；不服从命令的，在社坛前杀戮。”孔安国说：“天子亲自征伐，一定要载着迁庙的祖主和社主。行军有功，就在祖主前赏赐，表示不专断；不服从命令逃跑的，就在社主前杀戮。社主属阴，阴主杀伐，这是亲近祖主、严肃社主的意义。”《礼记》说：“社是用来神化地道。”意思是，古人认为社主属阴，如同掌管刑杀的权柄。所以祭祀战胜国的社，就由士师充当尸（代表鬼神受祭的人）。而王莽将要灭亡时，赦免城中的囚徒，授予兵器杀猪，喝其血说：“有不效忠新室的，社鬼会记下。”宋襄公、季平子都在社坛前用人祭祀而灭亡。曹国的梦也说：“站在社宫。”宰我战栗的回答，是有原因的。

邦朋

士师掌管士人的八种罪行，第七条是为邦朋（结党营私）。太公回答武王关于民有十大罪过时，说民众有百里内的赞誉、千里外的交往，这是第六大罪。又说：“一家危害一里，一里危害诸侯，诸侯危害天下。”唉，这就是太公诛杀华士的原因。世道衰微，王道松弛于上，私党植根于下，所以箕子陈述《洪范》，一定要确立最高的准则，然后百姓才不会结党营私、比附德行。

《易经》泰卦九二爻说：朋党消亡。涣卦六四爻说：涣散其群体，大吉。庄子记载文王将政事寄托给臧丈人，而列士毁坏私党、解散群体。

荀悦评论说：“发表言论的人，计较厚薄而吐露言辞；选拔推荐的人，衡量亲疏而举荐。贿赂充满门庭，聘问往来于道路；书信繁多于公文，私事众多于公事。这是世道的弊端，古今相同，令人叹息的就是这些。”

王公六职之一

坐着讨论治国大道，称为王公。王也是六职之一。没有无所事事而成为君主的，所以说：天子只有一个位置。

奠挚见于君

士行冠礼，是士的嫡子继承父亲。所以能够捧着贽礼，拜见君主【庶子不得拜见君主。《左传·昭公四年》记载：“仲与公御菜，书观于公，叔孙怒而逐之。”就是这种情况】

主人

主人穿着爵弁，穿着纁色下裳，

译袘。注：主人就是新郎。新郎是新娘的主持者。主人铺设席子在门的西侧。注：主人是女方的父亲。亲迎的礼仪，是从男方家开始进行的，所以新郎被称为主人。到了女方家，那么女方的父亲又应当作为主人，所以不忌讳使用相同的称呼。女方父亲作为主人，那么新郎就应当作为宾客，所以说“宾客面向东回答拜礼”。注：宾客，就是新郎，这是相对于女方父亲的称呼。等到宾客出门而新娘跟随，就改变措辞而直接称为“新郎”。新郎，这是相对于新娘的称呼。称“主人”，称“宾客”，称“新郎”，同一个人却有三种不同的称呼，由此可以看出礼仪以时势为最重，而礼义是从内在出发的。

译言辞没有不丰厚而不致受辱的。

归妹卦，是人伦的终始。先王在这里有崇尚质朴、简化仪节的意思。所以言辞没有不丰厚而不致受辱的【宾客不谦称，礼物不美好，主人不感谢对方的屈尊来访】，用直率诚信的话告诉对方说：“只是遵循先人的礼制罢了。”这是为了确立百姓生存的根本，作为子孙延续的基础。所以以内心的诚敬为主，而不崇尚华丽的辞藻。这不仅仅是用来教导妇德而已。

某子接受酬酒。

乡饮酒礼中，某子接受酬酒。注解说：某，是众宾的姓氏。乡射礼中，某酬某子。注解说：某子，是氏。古人男子不称姓，依照乡射礼的注解说，才是正确的，就像《左传》中叔孙穆子称叔仲子、子服子之类【士昏礼中称皇舅某子，这或者是谥号或者是字的称呼，与聘礼中称皇考某子相同。疏解说：如果是张子、李子，妇人嫁入夫家，哪有称其舅父为张子、李子的呢】

辩

乡饮酒礼、乡射礼，在旅酬时都说“辩”。注解说：辩，是指在下的众宾。这里的辩不是辨察的辨，古字中辩与徧相通。经文中说辩的地方，不止一处。《燕礼》注说今文“辩”都作“徧”，这是对的。《曲礼》说：主人延请客人，吃完肉酱然后遍尝菜肴。《内则》说：子师遍告诸妇、诸母的名讳，宰遍告诸舅的名讳。《玉藻》说：先吃饭遍尝美味，饮酒后等待。《乐记》说：其治理遍及的，其礼制完备【注：辩，遍也】。《左传》定公八年，子言遍舍爵于季氏之庙然后出来【注：辩犹周遍也】。《史记·礼书》说：瑞应遍至。

须臾

寡君有不丰盛的酒，请吾子与寡君须臾片刻。派某人来此请求。古时候音乐不越过一天，宴饮不移动漏刻，所以称须臾，表示不敢久留。《礼记》说：“饮酒的节制，早晨不耽误早朝，傍晚不耽误晚朝。”而《尚书·酒诰》篇说：“在过去殷商的先哲王，遵循天道显明，小民遵循德行秉持智慧。在外服的侯、甸、男、卫、邦伯；在内服的百官众尹，以及亚、服、宗工；还有百姓里居，没有敢沉湎于酒的。不仅是不敢，也是没有闲暇。”这难道是等到初筵的规劝、三爵的制度，然后才不得醉吗？

飱不致

《聘礼》中，管人为客人准备，三天备沐，五天备浴，晚饭不送达，宾客不拜谢，沐浴后吃饭。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粮仓的人接续供给粟米，厨师接续供给肉，不用君主的命令去送，是怕劳累宾客。”

三年之丧

现在人三年之丧有三件事超过古人。《礼记·三年问》说：“三年之丧，二十五个月结束【《荀子》同】。《檀弓》说：“祥祭后穿缟衣，这个月禫祭，下个月可以作乐。”王肃说：“在祥祭的当月进行禫祭，禫祭的次月可以作乐了。”又说：“鲁国有早晨祥祭而晚上唱歌的人，子路嘲笑他。孔子说：‘由，你责备别人终究没有止境。那三年之丧也已经很久了。’子路出去后，孔子说：‘又多了吗？超过一个月就是好的了。’”《丧服小记》说：“再期之丧，就是三年。”《春秋·闵公二年》《公羊传》说：“三年之丧，实际是二十五个月【《白虎通》说‘三年之丧，再期二十五个月’；《后汉书·陈忠疏》说：‘先圣依据人情而制定节度，服丧二十五个月。’《淮南子·饬丧》篇，高诱注：‘纪，数也。二十五个月的数目’】。孔安国《书传·太甲篇》说：“汤在元年十一月去世，到这里二十六个月，三年服丧结束。”郑玄认为二十四个月再期，其月余日不计入二十五个月，中月禫祭则空月为二十六个月，出月禫祭为二十七个月，与王肃不同【魏明帝在景初三年正月去世，到五年正月，累计二十五个月为大祥。太常孔羡、博士赵怡等认为禫祭在第二十七个月，那年四月祫祭；散骑常侍王肃、博士乐详等认为禫祭在祥祭当月，那年二月祫祭。晋武帝时，越骑校尉程猗赞成王肃，驳斥郑玄禫祭二十七个月的错误为六证三验；博士许猛支持郑玄的观点，作《释六证解三验》，以二十七个月为正确，都见于《魏书·礼志》】。按《三年问》说：“至亲以一年断绝，为什么呢？”回答说：“天地已经更替了，四时已经变化了，在天地之中的没有不重新开始的，以此来象征它。”那么为什么是三年呢？回答说：“增加隆重的程度罢了。使其加倍，所以是再期。”现在依照郑玄的说法，三年之丧必定是二十七个月【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卯，改晋所用王肃祥禫二十六个月的仪制，依照郑玄二十七个月而后除服】，这是超过古人的第一点。《仪礼·丧服篇》说：“疏衰裳齐，牡麻绖，冠布缨，削杖，布带，疏屦。期者，父在为母。”传曰：“为什么是一期呢？是屈从。至尊在，不敢伸展其私尊。”《礼记·杂记下篇》说：“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这是指父在为母。《丧大记》说：期终丧，不食肉，不饮酒。父在为母为妻。又说：期居庐，终丧不御于内者，父在为母为妻。《丧服四制》说：

译以侍奉父亲之心侍奉母亲，其爱心是相同的。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国家没有两个君主，家庭没有两个至尊，这是为了用统一的原则来治理。所以，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齐衰一年的丧服，是为了体现家中没有两个至尊的原则【《服问》说：三年的丧期已经练祭过了，有一年丧期的葬礼也办完了，那么佩戴原来的葛布腰带和绖带，以及一年丧期的绖带，穿着功衰。徐师曾集注说：三年的丧服，指的是父亲的丧；一年丧期的丧服，指的是母亲的丧。贾公彦《丧服疏》所说：父亲去世三年之内母亲也去世了，仍然只服一年丧，必须等到父亲的丧服除尽之后遭遇母亲去世，才能尽三年的丧礼】。《丧服传》说：禽兽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野人会说：父母有什么区别呢？都城中的士人则知道尊崇父亲。如今遵循武则天的制度，也为母亲服三年的丧服【唐代以前的礼制，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一年即除服，心中守丧三年。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天后上表请求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齐衰三年，朝廷听从了她的建议。〇玄宗开元五年，右补阙卢履冰进言：孝道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了，所以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齐衰一年，心中守丧三年，情感已经表达而礼制有所减杀。则天皇后改为服齐衰三年，请求恢复旧制，上下议论纷纷。左散骑常侍褚无量认为卢履冰的意见是对的，众人争论多年不能决断。七年八月辛夘，皇帝下诏说从今以后五服都依照《丧服传》的条文，然而士大夫的议论仍然不止，执行时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褚无量感叹说：圣人难道不知道母亲丧服的厚重吗？厌降的礼制，是用来明确尊卑有别、不同于戎狄的。世俗情感肤浅，不了解圣人的心意，一旦扰乱了制度，谁能纠正它呢？二十年，中书令萧嵩修订五礼，再次请求依照上元年的诏令，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齐衰三年，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按：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齐衰三年，始于《开元礼》，然而当时卢怀慎因母亲去世被起复担任兵部侍郎，张九龄因母亲去世被起复担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邠王守礼因母亲去世被起复担任左金吾卫将军，嗣鄂王邕因母亲去世被起复担任卫尉卿，而能够最终完成礼制的，只有张说、韩休两人，那么明皇固然已经崇尚其文饰而废弃其实质了。现在的制度是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斩衰三年。按《太祖实录》，洪武七年九月庚寅，贵妃孙氏去世，命令吴王橚为慈母服斩衰三年，以主持丧事，敕令皇太子、诸王都服一年丧，于是命令翰林学士宋濂等人编修《孝慈录》，确立为定制。儿子为父母，庶子为自己的母亲，都服斩衰三年。嫡子、众子为他们的庶母，都服齐衰杖期。十一月壬戌初一，书成。这是当时另有特殊用意，而不能作为万世常行的道理】。这比古人过分了。《丧服篇》又说：“不执杖、穿麻鞋的，是媳妇为公婆。”传文说：“为什么服一年呢？是从夫服。”《檀弓》上篇说：“南宫縚的妻子为婆婆服丧，孔子教导她结发髻说：‘你不要散乱，你不要粗野。’”大概是榛木做的笄，长一尺而总长八寸。正义认为因为这是一年的丧服，所以比斩衰的丧服要轻。《丧服小记》说：“媳妇为丈夫和长子稽颡，其余情况则不稽颡。”如今遵循后唐的制度，媳妇为公婆也服三年丧【《宋史》记载，干德三年，判大理寺尹拙说：“按照律法及《仪礼》丧服传、《开元礼》五礼精义、《三礼图》等书所载，媳妇为公婆服一年丧。近代时俗大多服重丧，希望加以裁定。”右仆射魏仁浦等人上奏说：“按照礼制《内则》说：‘媳妇侍奉公婆如同侍奉父母’，那么公婆与父母是一样的。而古礼有一年丧服的说法，直到后唐才确定三年的丧服。我认为三年之内几筵尚存，怎么能让丈夫住在苫块之中，而媳妇穿着绮丽的服饰呢？夫妇地位平等，哀乐不同，求之于人情，实在伤害了礼的根本。况且媳妇为丈夫有三年丧服，对公婆只服一年丧，这是尊崇丈夫而轻视公婆。孝明皇后为昭宪太后服丧三年，足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希望从今以后媳妇为公婆服丧，都依照后唐的制度，三年齐斩，完全跟随丈夫。”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何孟春《余冬序录》引用唐代李涪的议论说：‘《丧服传》规定媳妇为公婆服齐衰五升布，十一月练祭，十三月祥祭，十五月禫祭。禫祭之后门庭尚素，媳妇穿青缣衣，以等待丈夫丧期结束。习俗认为媳妇穿青缣衣，是说她还在丧制之中，所以因循也同丈夫的丧纪一样。再周之后才穿吉服。’贞元十一年，河中府仓曹参军萧据状称：‘堂兄至女嫁给李氏为婿，现在居丧。如今时俗媳妇为公婆服三年丧，恐怕是不合礼的，请礼院详定。’下详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岧议论说：‘《开元礼》五服制度，媳妇为公婆以及女子出嫁后为其父母，都服齐衰不杖期。大概是认为媳妇之道专一，不能自达，必须依附于人，所以女子出嫁后服丧。丈夫以斩衰而降，其父母丧服篇说：‘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传文说：‘为父为什么服一年呢？妇人不贰斩。’妇人不贰斩，是什么意思呢？‘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所以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所以父亲是儿子的天；丈夫是妻子的天。妇人不贰斩，就是说不能有两个天。’先圣的格言，历代不敢更改。”

译由此推论，父母的丧期尚且只定为一年，对公婆的服丧更不应长达三年。如今的学者不探究其中的义理，轻重颠倒混乱，逐渐形成习俗。《开元礼》由宗室所修，颁布给有关部门，推行于天下。恳请修正文书，以明确典章制度。李岧的议论，可以说是正确的。《宋朝诒谋录》记载：“干德三年，下诏规定公婆去世，妻子跟随丈夫服齐衰斩衰三年，从此成为定制。”宋人大概没有考究过服青缣的制度，所以如此。这三点超过古人的做法，都是后世儒者不敢议论的，不仅是因为沿袭国家制度，也是因为畏惧像宰我那样缩短丧期而受到的讥讽。如果虽然丧期很长，但哀痛之情却没有达到，那就不如古人深远了。

译古人把祥祭视为丧礼的终结，在中间那个月举行禫祭，这便是在除去丧服之后。所以《丧服四制》说，在祥祭那天，弹奏素琴，向百姓显示丧期有终了。《檀弓》说，孔子在大祥祭后第五天，弹琴却弹不出声音；十天后才能演奏笙歌。有子大概在大祥祭后穿着丝鞋、系着丝带。又说：“大祥祭后，外面没有哭泣的人；禫祭后，里面没有哭泣的人，音乐可以奏响了，这是常理。”自从鲁国有人在早晨举行大祥祭、傍晚就唱歌的人，子路嘲笑他。孔子说：“超过一个月（才唱歌），那是好的。”而孟献子在禫祭时悬挂乐器却不演奏音乐。孔子说：“献子比一般人高出一等了。”因此，从禫祭之后，才称为丧期结束。

王肃依据《三年问》中“二十五月而毕”、《檀弓》中“大祥祭穿白色熟绢，当月举行禫祭，下个月奏乐”的文字，认为丧期是二十五月。郑玄依据《服问》中“中间那个月举行禫祭”的文字，认为丧期是二十七月【注云：中月就是间隔一个月。《正义》引用《丧服小记》说：“妾祔祭于妾祖姑，如果祖姑已死，就间隔一个月以上再祔祭。”又《学记》说：“中年考校”，都是把‘中’解释为间隔】两种说法各有依据。古人祭祀应当占卜日期，小祥祭在第十三个月占卜日期，大祥祭在第二十五个月占卜日期，而禫祭则有时在大祥祭当月【是月】，有时在大祥祭后间隔一个月【中月】。自从《礼记》成书后实行这些制度，就已经不同了。

《孝经·援神契》说：丧期不超过三年，以一年为期加倍，五五二十五个月，义理断绝，仁爱终止，向百姓显示丧期有终了。所以汉代丧服的制度，称为五五。堂邑令费凤碑说：菲薄饮食二十五个月，持杖守丧。其未除【洪氏说：菲五五，就是居丧期间饮食菲薄二十五个月。这是取用《论语》中“菲饮食”的字义。《隋书·姚蔡传》所说的蔬菲】巴郡太守樊敏碑说：遭遇母亲去世，二十五个月断绝仁爱，就是这个意思。

为父亲服斩衰三年，为母亲服齐衰三年，这是遵循儿子的制度。父亲在世，为母亲服齐衰杖期，这是遵循丈夫的制度。家中没有两个至尊，儿子不能自作主张，这就是所谓的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审察这些，可以破除学者的疑惑，平息纷纭的议论了。

父亲在世，为母亲虽然降等为一年之丧，但心中守丧，实际上并没有不满三年【如后魏彭城王元勰因母丧毁损身体三年，不参加吉庆活动，这就叫心防】。《传》说：父亲必须守丧三年，然后才能娶妻，这是通达儿子的志向【《正义》说：《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天子一年内有两次三年之丧，这是根据太子与穆后，天子为皇后也服一年之丧而言的，说三年丧是根据通达儿子的志向而言的，所以都称为三年。唐太宗贞观元年诏书中有云：妻子丧期通达制度之后者，就是使用这条传文】。假如在三年之内娶妻，将使作为儿子的人穿什么丧服，以表现什么情感，以处于什么位置呢？道理上是不可行的。压抑儿子的丧服为一年，而延长父亲不娶妻的时间为三年，圣人用来增减损益百世不可更改的道理，精妙极了。

《檀弓》上篇：“伯鱼的母亲去世，服丧一年还在哭泣。孔子听说后说：‘是谁在哭？’门人说：‘是鲤。’孔子说：‘嘻，太过分了。’伯鱼听说后，于是停止了哭泣。这是父亲在世为母亲服丧的制度，当然如此，疏解认为是出母（被休弃的母亲）是错误的。”

《丧服小记》说：庶子在父亲的家中，就不为母亲举行禫祭。山阴陆氏说：在父亲的家中，是指尚未娶妻的人。并且禫祭不举行，是因为被压制。

唐代武、韦二后都凭借妇人凌驾于丈夫之上，想要废除三纲，改变五服，以伸张尊崇母亲的义理。所以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壬寅日，天后上表，请求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齐衰三年。中宗神龙元年五月丙申日，皇后上表请求天下士庶为出母服三年丧，他们的意图是一样的。她们尚且想要把二圣与天皇并列，陪同南郊祭天作为亚献，何况区区丧服制度呢【卢履冰上表说：推究上元初年，武则天已经暗中掌权，将要暗中篡位，预先自我尊崇，请求提升慈爱之丧，以对抗尊严之礼。虽然齐衰斩衰的仪节没有改变，但几筵的制度却相同了。几年之间尚未通用。天皇驾崩，中宗即位，垂拱末年，果然实行了圣母的伪制。符载初年，于是开启了改朝换代的深重祸患。孝和帝虽然仍然反正，韦氏又效仿晨鸣。孝和帝非正常暴毙，韦氏随即称制。《易经》说：‘臣子弑杀君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说的就是这个。’臣仔细寻究礼意，防备杜绝实在深远。如果不早图刊正，拿什么垂戒后人】玄宗开元七年八月癸丑日，敕令：“周公制定礼法，历代不刊。子夏作传，孔门所接受。格条之内，有父亲在世为母亲服齐衰三年【指天后所定】这是有所为而为之，不符合尊厌的义理。与其改作，不如师法古人。各种丧服纪宜一律依照丧服旧文，可以说是简当。为何信道不笃，朝令夕改？到了二十四年，又听从韦縚的话，增加舅母、堂姨、舅的丧服。天宝六载，又命令出母服满三年丧【详见《旧唐书·仪礼志》】。到了太和、开成年间，竟使驸马为公主服斩衰三年【见《文宗纪》、《杜悰传》】。礼教的沦丧，是有缘由的。”

自古以来，奸人想要蔑视先王的礼法而自行的，必定有其渐进的过程。天后父亲在世，为母亲服齐衰三年的请求，其意图在于临朝称制。所以中宗景龙二年二月庚寅日，大赦天下，

译内外五品及以上官员的母亲和妻子各加封邑号一等，没有妻子的允许授给其女儿。而安乐公主请求被立为皇太女，于是向中宗进献了毒酒。

译金世宗大定八年二月甲午初一，下诏：“儿子为改嫁的母亲服丧三年。”

洪武七年，虽然规定了为母亲服斩衰三年的制度，但在孝慈皇后的丧事中，次年的正月初一，皇太子、亲王、驸马都穿着浅色的常服，这说明尊卑相厌的礼制未曾不施行。只有那二十七个月之内，不听音乐，不婚嫁，不参加科举考试，不担任官职，这叫做心丧，确实是百代不可改变的。

《丧服小记》说：“祖父去世之后，为祖母的后嗣服丧三年。”郑玄说：“祖父在世，那么为祖母服丧就像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一样。”这是祖母的丧事，被祖父的尊位所压抑。

妇人侍奉公婆，如同侍奉父母，但服丧只到一年，不穿斩衰，因为不能有两个至尊。然而心丧却未曾不满三年。所以说：“如果共同经历了三年的丧期，就不能离开。”

吴防在《清服制考详序》中说：“凡是丧礼中规定穿斩衰、功缌等丧服的，是外在的仪文；不饮酒、不吃肉、不住内室的，是内在的实质。内心有实质，而外在用仪文来修饰，这才叫做情与文相称。只穿丧服而没有实质，那就与不穿丧服等同了。虽然不穿丧服而有实质，这叫做心丧。心丧的实质只有隆重而没有减杀，服制的仪文有减杀也有隆重，这是古人的道理。我曾经认为服制应当以周公的礼法为标准，后世有所增改的，都是沉迷于外在的仪文，蒙昧于内在的实质，而不探究古人制定礼法的本意。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齐衰三年，父亲去世时为母亲服杖期，难道是轻视母亲吗？大概是因为丈夫为妻子服丧的期限已经除去，那么儿子为母亲服丧的期限也除去，家中不能有两个至尊。儿子的丧服虽然除去，但居丧的实质如故，那么所减杀的只是三年的仪文罢了，实质固然是未曾减杀的。女子在娘家为父亲服斩衰，出嫁后则为丈夫服斩衰，而为父母服期。大概是因为儿子所尊奉的是父亲，妻子所尊奉的是丈夫，出嫁后把所尊奉的对象转移到丈夫身上，就降低了对父亲的服丧等级。妇人不穿两种斩衰，是因为不尊奉两个至尊。降低对自己父母的服丧等级为一年，为丈夫的父母也服一年。一年之后，丈夫尚未除去丧服，妇人已经除去丧服，但居丧的实质如同丈夫，所以为公婆服丧虽然名义上是一年，实质上是三年。难道一定要跟随丈夫服斩衰才算三年吗？丧服有因恩情而服的，有因道义而服的，有因名分而服的。恩情的，如儿子为父母服丧之类；道义的，如妇人为公婆服丧之类；名分的，如为堂兄弟、堂兄弟的妻子服丧之类。堂兄弟的妻子，名义上属于母亲的亲属而跟随服丧；儿子的妻子，名义上属于妻子的亲属而服丧；兄弟的妻子，不能名义上属于妻子的亲属，所以没有服丧等级，是推远他们。然而兄弟有妻子的服丧等级，自己的妻子有妯娌的服丧等级，一家老幼都有服丧等级，自己虽然没有服丧等级，不必在身上穿戴华丽，在室内宴饮作乐，像没有服丧等级的人一样。同灶共食且服缌麻（同灶共食服缌麻，是为从母的丈夫、舅舅的妻子与自己同灶共食的人，这里引用的似乎泛泛而谈），朋友去世尚且加麻，邻居丧事、邻里殡殓还没有互相击打巷歌的声音，为什么唯独对兄嫂弟妇的丧事冷漠对待，像路人一样呢？古人制定礼法的本意一定有所在，不容易用浅薄的见识去窥探。实质无所不隆重的，是仁的极致；仪文有所减杀的，是义的精髓。古人制定礼法的本意大概就是这样。后世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三年，妇人为公婆跟随丈夫服斩衰齐衰并三年，为嫂嫂有服丧等级，为弟媳也有服丧等级，意图比古人更厚重，却不知道古人，儿子为母亲，妇人为公婆，叔父对嫂嫂，未曾轻视。所以我所以说：这都是沉迷于外在的仪文，蒙昧于内在的实质，而不探究古人制定礼法的本意。古人所勉力的是丧事的实质，是自我尽心的；后世所增加的是丧事的仪文，是表现给他人看的。真诚与虚伪相差，怎么样呢！

继母如同母亲，是因为配享父亲。慈母如同母亲，是因为尊奉父亲的命令。然而对于她们的亲属则不同了。《服问》说：“生母被休弃，就为继母的亲属服丧；生母去世，就为生母的亲属服丧。为生母的亲属服丧，就不为继母的亲属服丧。”郑玄注说：“虽然是外亲，也没有两个统属。礼，是用来辨别嫌疑、明确细微之处的，不是圣人不能制定。这类就是如此。”（《丧服小记》：为慈母的父母没有服丧等级）

为所过继的祖父母、妻子、妻子的父母、兄弟、兄弟的儿子，如同对待自己的祖父母、父母、妻子、外祖父母、叔伯父、堂兄弟、堂兄弟的儿子一样。

这是因为过继而推论的，所过继的有七等亲属，都应当按照礼法为他们服丧。所过继的祖父，是我的曾祖父；父母，是我的祖父母；妻子，是我的母亲；妻子的父母，是我的外祖父母。因为妻子而牵连，所以连在一起说，是为了行文方便。兄弟，是我的叔伯父；兄弟的儿子，是我的堂兄弟；若子，是我的堂兄弟的儿子。《正义》认为妻子的兄弟、妻子的兄弟的儿子是错误的（郑玄把若子解释为如同亲子，但篇末又有兄弟之子若子的文字，应当同一解释）

女子在娘家为父亲服丧

郑玄注说在室，关乎已经许配，关乎包括。意思是许配而未出嫁，遭遇父亲的丧事，也应当为她戴布总、插箭笄、结髽髻，服丧三年。《内则》说：“有变故，二十三年才出嫁。”曾子问孔子说：“女子在路上，而女子的父母去世，那么女子返回，这是对的。”

慈母如同母亲

慈母，是什么呢？儿子年幼而母亲去世，由父亲的妾抚养。父亲去世，为她服丧三年，所以

译这是为了报答他养育的恩情。然而必须等待父亲的命令，这又是先王尊崇父亲，而不敢擅自决定如何报答的道理。父亲命令妾室说：“你把她当作儿子，是因为怜悯她没有母亲，把她当作儿子看待，抚养她成人，并不是确立她作为妾的继承人。”《丧服小记》认为这是为了作为慈母的继承人，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

译《礼记·曾子问》篇：子游问道：“为慈母服丧，是否像为母亲服丧一样？”孔子说：“这不符合礼制。古时候，男子外面有傅相教导，里面有慈母照料，都是国君指派来教育孩子的，有什么丧服可穿呢？从前，鲁昭公小时候失去了母亲，有一位慈母对他很好，等到慈母去世时，昭公不忍心，想要为她服丧。主管官员上报说：‘按照古礼，慈母没有丧服，现在国君为她服丧，这是违背古礼、扰乱国家法度的行为。如果坚持这样做，主管官员将会记录下来，留给后世，恐怕不行吧？’昭公说：‘古时候，天子在闲居时戴练冠，我不忍心不这样做。’于是戴着练冠为慈母服丧。为慈母服丧，是从鲁昭公开始的。然而他只是戴着练冠闲居，这就不同于像对待母亲那样了。所以孔子认为这不符合礼制。”

《南史·司马筠传》记载：梁天监七年，安成国太妃陈氏去世，皇帝下诏让礼官商议皇太子为慈母服丧的规格。司马筠引用郑玄的说法，认为丧服只适用于卿大夫，不应该施用于皇子。梁武帝认为不对，说：“礼书中关于慈母有三条规定：一是妾生的儿子没有母亲，让没有孩子的妾来抚养他，命她做孩子的母亲，按照《丧服·齐衰章》所说，慈母如同母亲，服三年丧。二是嫡妻生的儿子没有母亲，让妾来抚养他，虽然同样慈爱，但嫡妻的儿子与妾没有母子名分，只是恩情深厚事情重大，所以服小功丧。《丧服·小功章》之所以不直接说慈母，而说‘庶母慈己者’，是因为文中说‘庶母’，就知道这是嫡妻的儿子了，以此明确区别于服三年丧的慈母。三是儿子并非没有母亲，只是挑选地位低贱的人来照看他，名义上如同师保，但也不乏慈爱，所以也有慈母的名号。师保没有丧服，那么这种慈母也没有丧服了。《内则》说：‘从诸母和合适的人中挑选，让她们做孩子的老师，次一等做慈母，再次一等做保母。’这是明确的文字，说挑选诸母，是挑选人来担任这三种角色，并不是说挑选兄弟的母亲。子游所问的，自然是师保性质的慈母，不是服三年或小功丧的慈母。所以孔子才有这样的回答，这难道不是师保性质的慈母没有丧服的证据吗？郑玄不区分这三种慈母，混为一谈进行解释，引用那种没有丧服的情况来注释‘慈己’，后人产生谬误，实在是因为这个原因。”于是司马筠等人请求依照制度修改规定，嫡妻的儿子母亲去世后由父亲的妾抚养，服丧五个月，无论贵贱都相同，作为永久制度。

《丧服小记》说：“为慈母的父母没有丧服。”注释说：“因为恩情所不及，所以如此。”又说：“慈母和妾母不世代祭祀。”既然如此，虽然称慈母如同母亲，但也有不能完全等同于母亲的地方。

出妻之子为母

“出妻之子为母”，这是经文。传文说：“出妻之子为母亲服丧，为期年；为外祖父母，没有丧服。”这是子夏的传文。传文说：“断绝宗族关系的不改变丧服，亲近的人属于本族。”这是传文中引用传文，援引古人的话，来证明没有丧服，应当单独作为一条。出妻之子如果是父亲这一房的继承人，那么对于被休弃的母亲，没有丧服。这又是经文。传文说：“与尊长成为一体，不敢为私亲服丧。”这是子夏的传文，应当单独作为一条。现在的版本却错误地将它们连在一起。

父卒继母嫁

父亲去世，继母改嫁，根据“从”字的句意，是说年幼不能自立，跟随母亲改嫁。母亲的名分已经在父亲那里断绝（下一章说：妻子不敢参与丧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能服三年丧，但她对儿子的恩情还在，不可以不为她服丧（继母本来不是血缘至亲，因为配了父亲才像母亲一样服丧，所以王肃说：跟随继母而寄养成长的，就为她服丧；不跟随的，就不服丧）。报，是母亲回报儿子，双方互相服丧。

有适子者无适孙

嫡长子是身体的副手，家里没有两个主人，也没有两个副手。所以有嫡子的，就没有嫡孙。唐高宗有了太子又立太孙，是不对的。

为人后者为其父母

“为人后者，为其父母”，这是临文不得不如此。《隋书·刘子翊传》说：“‘其’字，是沿用别人的说法，是对的。”后来的儒生认为以所过继的家庭为父母，而亲生父母称为伯叔父母，在经书中没有依据，也是从尊长没有两个上级的道理推演出来的。宋代欧阳修根据这段文字，认为圣人从未抹去亲生父母的名分，辨析多达数千字，然而不如赵瞻所说的“辞穷直书”简洁恰当（《宋史·赵瞻传》中，中书省请求称濮安懿王为亲，赵瞻争辩说：“仁宗已经下明诏，您做他的儿子，议论的人却迷惑于礼律所规定的‘生母’‘养母’的名分，胡乱非议。他们明明知道礼法没有两个父亲、两个斩衰的道理，却敢分裂一字之辞来扰乱真相。况且文中有‘去妇’‘出母’的说法，‘去’了就不再是妇，‘出’了就不再是母。辞穷直书，难道足以援引来判断大义吗？我请求在朝廷上与他们辩论，以定邪正。”《石林燕语》记载，关于濮议，廷臣都想只称皇伯，欧阳修极力抨击认为不对，于是引用《仪礼》和五服敕令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意思是即使是过继的，对于亲生父母仍然称父母。当时没有人能驳倒他，司马光在谏院独自上疏说：‘为人后而称父母，这是根据丧服立文，舍弃父母就没有别的称呼了，并不是说他们真的可以称父母’）。按经文中说“其父母”“其昆弟”的，大抵都是私亲的说法。

黄氏日钞说：欧阳修被诬蔑为阴私，都是激于当时主持濮议的力量。他编集了濮议四卷，又设问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滔滔数万

译那些言论，都依据礼经中“为其父母”这一句话，认为并没有因为降等服丧而不称父母。然而既然明确说为所后之父服三年丧，而对亲生父母降等服丧，那么至尊无二，是很明显的。称亲生父母，大概是根据其最初的关系来称呼，并非有两个父母。在未为人后时，以生我者为父母；已为人后，则以命我者为父母。立论的人在既被命为后之后，追溯本生的称呼，自然应当沿袭旧称以父母相称，未必是那个人一时之间同时称两个父母。周公又何必苦苦极力辩驳，以至于陷入困境、受辱甚至危及自身呢？况且帝王正统的传承自有渊源，不是可以拿普通人来比拟的。

译考察先朝嘉靖年间的事情，直到进入太庙、尊称为宗，这才知道圣人制定礼法，在辨别嫌疑、彰明细微方面达到了极致。欧阳修是博闻强识的儒者，却未能触及这一点，这正是学者之所以贵在推究事理的原因。

作为继承人的人，为他的父母报丧，指的是为所生的父母报丧，也要为他们服一年的丧。因为重视他继承大宗的缘故，所以不因出嫁而降等服丧。

关于与继父同居的情况：

事物的参差不齐，是事物的常情。即使是三王时代，也不能使天下没有孤寡之人，也不能使天下没有改嫁的妇女。而且有前后家、东西家作为丧事主持人的情况。假如妇人年纪尚轻，丈夫死后有三五岁的儿子，那么他本宗的大功亲属自然应当收养抚恤他。如果没有大功亲属，又不允许他跟随改嫁的母亲，那他只能流落沟壑而死。于是，他母亲改嫁的丈夫，把他当作儿子看待，抚养他直到成年。这个孩子对于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不得不称为继父。如果长大后同居，就为他服齐衰一年的丧；如果先同居而后分开居住，就服齐衰三个月的丧。因为他的抚育之恩，仅次于生养我的父母。制定这种礼制，是为了寄托抚恤孤儿的仁爱之心，并劝勉天下人不只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孩子。如果说因为他的钱财为他建造宫庙，这是后世儒者找不到说法而找的借口。

宗子的母亲在世，就不为宗子的妻子服丧。

正义说母亲年纪未满七十岁还能参与祭祀，这是不对的。《祭统》说：“祭祀这件事，必须由夫妇亲自参与，因此舅父死后，姑母年老，”《内则》明确说明她不能参与祭祀了。【夫人亚祼，母亲不可以辅助儿子，所以年老后就把事务传下去】虽然年老，她固然是曾经主持祭祀的人，但礼仪不能有双重敬意，所以为宗子的母亲服丧，就不为宗子的妻子服丧。

杜佑的《通典》有一条“丈夫为祖父、曾祖父、高祖父母持重，妻子随从服丧”的议论，说：“孔瑚问虞喜说：‘假如曾孙作为继承人，曾孙的妻子随从服丧一年，曾孙的妻子还在世，才服缌麻，近轻远重，情理实在令人怀疑。’虞喜回答说：‘有嫡子的就没有嫡孙。又如为宗子的母亲服丧，就不为宗子的妻子服丧。由此推论，假如曾孙作为继承人，而他的母亲还在世，曾孙的妻子还是庶出，不能继承重丧。继承重丧的服制，按理应当在姑母身上。’”宋代的庾蔚之【《唐志》庾蔚之注《丧服要记》五卷】说：“舅父死后，姑母年老，是把祭祀事务交给儿子和儿媳。至于祖父的服制，自然以姑母为嫡。”这与这条议论的意思互相阐明。

关于君主的母亲和妻子：

与百姓相同的是，为君主服齐衰三个月。与百姓不同的是，君主的母亲和妻子，百姓不服丧，而曾经做过官的人，唯独为他们服丧。古代的卿大夫有拜见小君的礼节【如成公九年季文子到宋国送女，回来复命，国君宴请他，穆姜从房里出来，拜了两拜就是这样】，而妻子的爵位和服制，又是君夫人命定的，所以不能没有服丧。

齐衰三个月不提及曾祖以上

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说：“丧服只有曾祖、曾孙，而没有高祖、玄孙。有人说：经典没有提及的，就不服丧。这不对。曾表示重叠，从祖父往上都是曾祖，从孙子往下都是曾孙，即使百代也可以。如果有相及的，就必定要服丧三个月。所以即使是成王对于后稷，也称曾孙，而祭祀礼文的祝词无论远近都称曾孙。”

《礼记·祭法》说：“嫡子，嫡孙，嫡曾孙，嫡玄孙，嫡来孙。”《左传》王子虎与诸侯结盟，也说：“以及你的玄孙。”没有老幼【僖公二十八年】玄孙的文字见于记载传说的是这样【《史记·孟尝君传》：“孙的孙子叫什么？回答说叫玄孙”】然而宗庙之中并没有这个称呼。《诗经》：“维天之命，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郑氏笺说：“曾就是重叠的意思。从孙的儿子往下，侍奉先祖都称曾孙。”《礼记·郊特牲》称“曾孙某”，注解说诸侯侍奉五庙，对于曾祖以上称曾孙而已【《信南山》正义：“从曾祖直到无穷，都可以称曾孙”】《左传》哀公二年，卫国太子祷文王称“曾孙蒯瞆”。《晋书·钟雅传》：“元帝诏书说：‘礼仪侍奉宗庙，从曾孙以下都称曾孙，意义取于重叠的孙子，可以历世共用这个名字，没有什么更改的。’”

曾祖父母服齐衰三个月，而不提及曾祖父的父母【后人称之为高祖】，这不是经文的脱漏，大概是用这个来推论的。凡是祖孙相见，能到五世的很少。活到八九十岁，然后才能见到曾孙的儿子；活到一百多岁，曾孙的儿子的儿子也可以见到了。人的寿命以百年为限，所以服丧到五世就穷尽了。假如六世而相见，他的服丧与曾祖没有不同。经文在曾祖以上不提及，是用这个来推论的【晋代徐农人问殷仲堪，说假如玄孙持高祖重来，玄孙都没有服丧；以及贺循传说高祖以上五世六世无服的祖先，都不是这样】观察祭祀中称曾孙，不论世数，就知道曾祖这个名字是统括上世而言的了。

兄弟的妻子没有服丧

说弟弟的妻子叫妇，那么他的嫂子也可以叫母吗【《记大传》文字相同】大概是说兄弟的妻子，不可以用母子来类比。从名称来说，既有阻碍而不相通；从名分来说，又有嫌疑而不可以不疏远。《记》

译说：“嫂叔之间没有丧服，大概是为了推远他们。”那些同灶共食的外亲，尚且要穿缌麻丧服，唯独兄弟的妻子不为对方穿丧服，是因为她们与兄弟名分亲近且年龄相仿，所以圣人对此有所避嫌。因为避嫌所以推远，并为此设立严格的防范【《曲礼》说“嫂叔不通问”，不仅仅因为名分上的原因，这是传文中没有涉及到的。在妯娌之间保留恩情，而在兄弟之间断绝义理。圣人处理这件事，真是精妙【《大传》疏说：“有从服关系却无丧服，嫂叔就是这种情况；有从无服关系却有丧服，妯娌就是这种情况”】。叔嫂虽然不穿丧服，然而说没有丧服却设立哭位的，只有叔嫂【《奔丧》篇】。子思哭嫂时设立了哭位【《檀弓》篇】，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礼制所压抑，但情感上却不可缺少的。然而郑玄说：“正言嫂叔，是尊重嫂子的意思，如果是兄公与弟弟的妻子则不能这样【《正义》说：“兄公与弟妻不为对方设哭位，是因为地位卑下且关系疏远；弟妻不为兄公设哭位，是因为尊卑隔绝”】。这又足以补充《礼记》的不足【《檀弓》只说嫂叔无服，《杂记》说嫂不抚叔、叔不抚嫂，这是兼指兄公与弟妻的情况】

译先君余尊之所厌

尊尊亲亲，是周代的礼法。诸侯拥有一国之尊，作为宗庙社稷的主宰，死后余下的尊贵依然存在，所以公的庶子对于生母，不能伸展私人的恩情，只服大功之丧。大夫的尊贵不及诸侯，死后就没有余尊，所以他的庶子在父亲去世后，为私亲服丧，都依照原本的丧服等级，如同平民百姓一样。亲情不敌尊贵，所以被压抑；尊贵不敌亲情，所以不被压抑。这是诸侯与大夫的区别。后魏广陵侯元衍任徐州刺史，生母雷氏去世，上表请求解除州职。诏书说：“先君余尊所压抑，是礼制的明文规定。末世礼法衰微，这一典制有时被废弃。侯既是亲王的儿子，应当遵循余尊的原则，便可服大功之丧。”饶阳男元遥官任左卫将军，遭遇生母丧事，上表请求解除职务。诏书以余尊所压抑为由，不许。晋哀帝想为皇太妃服三年丧，仆射江虨启奏说按礼制应服缌麻，又想把丧服降为期年。江虨说：“压抑委屈私情，是为了尊崇祖考，所以服缌麻【胡三省说：因为皇帝入继大宗，那么太妃就是琅邪国的母亲，应当按服诸侯的丧服来服丧】。

贵臣贵妾

这是指大夫的丧服，贵臣指室老、士；贵妾指侄娣，她们都有相助的意义，所以为她们服缌麻。《谷梁传》说：“侄娣，是不让儿子孤立的道理。”古代大夫也有侄娣，《左传》记载臧宣叔娶铸地女子，生了贾和为后去世，继室用她的侄女生纥，就是这种情况。具备六礼的制度，结合两姓的友好，跟随女主人而归附，所以称为贵妾【雷次宗说：侄娣尊贵而大夫尊贵较轻，所以丧服达到余妾；出自凡俗的妾，所以不服丧】。士没有侄娣，所以《丧服小记》说：“士的妾有儿子就为她服缌麻。”那么大夫的妾即使有儿子，仍然不能服缌麻。只有丈夫死在宫中的，就为他三个月不举行祭祀，接近这种情况了。

唐代李晟夫人王氏没有儿子，妾杜氏生了儿子，请求下诏立为嫡子。等到杜氏去世，追赠郑国夫人，而李晟为她服缌麻。议论的人认为按照礼制，士的妾有儿子就为她服缌麻，开元新礼没有这种丧服了，而李晟擅自恢复，颇为当时人所讥讽【《册府元龟》】。现在的士大夫借修饰礼文而实行这种丧服的，比比皆是。

外亲之服皆缌

外亲的丧服都是缌麻。外祖父母因为尊贵而增加所以服小功，从母因为名分而增加所以服小功【《大传》丧服术有六，第三条是名。这是说母亲的兄弟异德异名，母亲的姊妹同德同名。庾蔚之说：男女不同长辈，母亲在娘家与其姊妹有同居共席的礼节，所以允许她因母亲的名分而增加丧服】。唐代玄宗开元二十三年，下诏命令礼官商议增加丧服制度。太常卿韦縚请求把外祖父母的丧服增加到九月的大功，舅舅的丧服增加到五月的小功，堂姨、堂舅、舅母的丧服增加到袒免。太子宾客崔沔议论说：礼教的设立，根本在于端正家庭。家庭端正而天下就安定了。端正家庭的道理，不可以有二心。总括一定的义理，归于本宗。所以父亲因为尊崇，母亲因为压抑而降低。内部有齐衰、斩衰，外部丧服都是缌麻。尊贵名分所增加的，不超过一等。这是先王不变的道理，由来已久了。从前辛有到伊州，看见披发在野外祭祀的人，说：“不到百年，这里就会变成戎狄吧？他们的礼制先灭亡了。”贞观年间修订礼制，特意更改旧章，逐渐扩大渭阳之恩，不遵循洙泗的典章。等到玄宗之后，唐元年间【韦氏杀害中宗，立温王重茂，改元唐隆。现在避玄宗御名“隆”字，所以称唐元】，国家命脉再次转移到外族手中。礼制灭亡的征兆，或许就显现在这里。开元初年，补阙卢履冰曾经上状议论丧服轻重，敕令大家共同议论。当时群议纷乱，各自安于积习。太常礼部奏请依旧确定。陛下运用稽古的思考，发出独断的明智，特别颁布别敕，完全依照古礼，事情符合典故，人们知道方向，巩固宗盟，是社稷的福气。再图谋异议，私下认为不妥。希望遵守八年的明防，作为万代的成法。职方郎中韦述议论说：天生万物，只有人最灵。所以尊尊亲亲，区别生类。活着就尽爱敬，死了就尽哀戚。根据情感而制定丧服，考察事情而确立言辞。往圣讨论，也已经很勤了。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以及自身，称为九族。由近及远，根据情感而确立文饰，区别轻重，于是成为五服。虽然有的因义而降低，有的因名而增加，数目有所遵循，道理不超过等级。百王不变，三代可知。如果以匹敌来说外祖，就是祖父；舅舅就是伯叔父的行列。父母的恩情没有不同，而唯独在外家减轻，是为了尊崇祖祢而区别于禽兽。况且家无二尊，丧无二斩。持重在大宗的，降低小宗；为人后嗣的，减少父母的丧服。女子出嫁，减轻本家的丧服。大概所保存的是远大的，所压抑的是私人的。现在如果外祖和舅舅，再增加丧服一等。堂舅和姨，列入服纪之内，那么内外制度相差多少？废弃礼制顺从私情，所追求的是末节。况且五服有上杀的道理，必须遵循根本，才及支流。伯叔父母本服九月的大功【现在伯叔父母期年是加服】，从父昆弟也是九月的大功，都因为上出于祖父，他们的丧服不能超过祖父。从祖祖父母，从祖父母，从

译同曾祖父的兄弟，都服小功五月，因为他们是出自曾祖父，丧服等级不能超过曾祖父。同高祖父的祖父母、父母、兄弟，都服缌麻三月，因为他们是出自高祖父，丧服等级不能超过高祖父。堂舅和堂姨既然出自外曾祖父，如果为他们制服，那么外曾祖父母以及外伯叔祖父母也应当制服了。外祖父母加至大功九月，那么外曾祖父母就应当服小功，外高祖就应当服缌麻。如果举此而舍彼，就不公平；舍弃亲近而记录疏远，道理就不顺。推而广之，就与本族没有区别了。况且丧服都有回报，那么堂外甥、外曾孙、侄女之子，都须制服了。圣人难道轻视骨肉，背离恩爱吗？大概是因为出于公义的薄于私情，存其大体而略其细节。道义有所决断，不得不这样。如果可以加等，也可以减等。过去的圣人可以被非议，那么礼经就可以被毁坏了。先王的制度，称为常理，奉行它周旋其间，还担心失坠。一旦扰乱其次序，怎么可以停止呢？礼部员外郎杨仲昌议论说：按照《仪礼》为舅服缌麻，郑文贞公魏征议论同从母一例，加至小功五月【详见下条】，虽然魏征贤明，但周公孔子是圣人，用贤人来改变圣人的规定，后学从何遵从？现在所请求的，正同魏征的议论。如果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难道不回报给外孙吗？外孙为回报服大功，那么本宗庶孙又用什么丧服呢？私下担心内外违背次序，亲疏颠倒伦理，情感所沿袭，哪里会不到达。从前子路有姐姐的丧事而不除服，孔子说：“先王制定礼制，路上行人都不忍心。”子路除服，这就是圣人援引事例抑制情感的明显例子。《礼记》不也说吗：“不要轻易议论礼制。”当时皇帝手敕再三，最终加舅的丧服为小功，舅母服缌麻，堂姨堂舅袒免。宣宗的舅父郑光去世，诏令罢朝三日。御史大夫李景让上言：“人情对于外族则深，对于宗庙则薄，所以先王制定礼制，割爱厚亲。士庶尚且如此，何况万乘亲王、公主宗属呢？舅氏是外族。现在郑光辍朝的天数，与亲王、公主相同，这不是用来区别亲疏、防止僭越的方法。”皇帝优诏回复，于是罢朝两日。从韦述、杨仲昌的话，可以探究根本而尊崇经典；从崔沔、李景让的话，可以察见细微而防止混乱。难道不是能言善辩之士，深识先王的礼制，而且亲眼见到武韦之祸，思考永远警戒将来的人吗？

译宗庙制度的变革，始于汉明帝；丧服制度的变革，始于唐太宗。他们都是顺应当时的私情，而更改了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后世不学无术的君主，沿袭并实行这些做法。

唐人增改丧服制度

唐人所议定的丧服制度，似乎想要超过圣人。嫂子与小叔子原本没有丧服，唐太宗下令服小功。曾祖父母旧制服丧三个月，增加为五个月。嫡长子之妻原本服大功，增加为期年。众子之妻原本服小功，增加为大功。舅父原本服缌麻，增加为小功【《新唐书》记载：起初，唐太宗曾认为同灶共食的人尚且服缌麻，而嫂子与小叔子却无丧服。舅父与从母亲疏相同，却服丧不同。于是下诏让侍中魏征、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商议：舅父属于母族，姨母则是外戚他姓。舅父服丧一个月，姨母却服丧五个月。这是古人没有通达的道理。于是将服曾祖父母齐衰三个月的，增加为齐衰五个月。嫡长子之妻服大功，增加为期年。众子之妻服小功，增加为大功。嫂子与小叔子服小功五个月，弟弟的妻子与丈夫的兄长相同。舅父服缌麻，增加为小功。然而律疏中舅父回报外甥的丧服仍是缌麻。显庆年间，长孙无忌认为外甥为舅父服丧如同为从母服丧，那么舅父回报外甥也应如同从母回报。况且古代庶母服缌麻，现在却没有丧服。而且庶母的儿子兄弟为庶母服杖期，这是同气连枝却在吉凶礼仪上不同。从此也将庶母的丧服改为缌麻】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期年，唐高宗增加为三年。妻子为丈夫的姨母、舅父原本无丧服，〇宗下令跟随丈夫的丧服，又增加舅母服缌麻。堂姨、堂舅仅袒免，而〇文馆直学士王元感竟然想要将三年的丧期增加为三十六个月【《旧唐书·张柬之传》记载：何休注解《公羊传》说鲁文公乱了礼制，圣人制定的丧期想要达到三十六个月】这些都是致力于修饰文辞，想要比圣王的制度更厚重，然而人心却更加浇薄，风俗教化更加淡薄。不探究根本，而妄自增加，也没有看到其名义上能超过三王的地方。因此，知道宗庙有两个主牌是不对的，那么叔孙通认为扩大宗庙是大孝的说法就被驳倒了。知道丧期不超过三年，是向百姓展示有终结的意义，那么王元感主张服丧三十六个月的说法就被驳倒了。知道亲疏有别是礼制产生的原因，那么唐太宗、魏征所增加的嫂子、小叔子等亲属的丧服就被驳倒了。《唐书·礼乐志》说礼制的失误，在于学者喜欢做曲折的解说，而君主一概临时申明自己的私意，认为增加繁多就是尽礼，却不知道烦琐频繁就是亵渎。孔子说：道之所以不明，是因为贤者做得过分。贤者顺从偏颇的情感，尚且违背礼制，何况想要以私意去超过三王呢【《礼记》说：刚死三天不懈怠，三个月不解哀，一年悲哀，三年忧愁。恩情逐渐减弱，圣人根据减弱来制定节制。这就是丧期三年的原因，贤者不能超过，不肖者不能不及。这是丧礼的中庸之道】

宋熙宁五年，中书门下商议不祧除僖祖。秘阁校理王介上奏议说：“事物有无穷尽的，而礼制有有限的。用有限的礼制来限制无穷尽的事物，这就是礼制产生的原因，也是天子只有七座宗庙的原因。现在从考（父亲）往上追溯，为什么？必定说是祖。从祖往上追溯，为什么？必定说是曾祖。从曾祖往上追溯，为什么？必定说是高祖。从高祖往上追溯，又为什么？必定说是无法见到，只是听闻而知晓的了。现在想要尊崇其祖而追远不止，祖之上还有祖，那么本来就有无穷尽的祖先了。圣人制定界限，这就是天子七座宗庙从考庙往上，到显祖之外必定祧除的原因。从显祖之外祧除，也如同九族到高祖就停止一样，都是以礼制作为界限。因为五世而斩的缘故。丧期三年，是为了报答无穷尽的恩情。如果认为无穷尽的恩情不足以报答，那么本来就有无穷尽的报答吗？这与上面有什么不同呢？所以丧期因恩情无穷而定为三年，族亲因久远而定为九族，宗庙因无穷而定为七庙，都是先王的制度，不敢超过的。”《礼记》说：“区分等级节制，这就叫做礼。”《易经》关于节卦的象辞说：“君子以此制定制度数目。”议论德行，唐、宋的君主，难道不是不明白节制文饰的意义吗？贞观年间的丧服，开元年间的庙谥，与秦始皇的狭隘，先主宫廷的狭小却建造阿房宫，是同一种心意。

回报给所后者的兄弟之子如同儿子

所后者，是指所继承的亲属【上文斩衰章所说所后者是正确的。郑玄注多了一个“为”字】所为后，是指出继而为后者的人。

作为他人后者，对于兄弟降低一等，从期年降为大功。兄弟的儿子回报他，也降低一等，也从期年降为大功。若子，是指兄弟的孙子回报他，也降低一等，从小功降为缌麻。

庶子作为他人后者，为其外祖父母、从母、舅父无丧服。

与尊长同为一体，不敢因为外亲的丧服而废黜对祖考的祭祀，所以降低其丧服等级。说到母党，那么妻子的父母也就可知了。

考降

考就是父，既然说了父，又说考，就像《易经》说“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一样。降，是指骨肉回归于土。《礼记》说：“体魄则降，人死后魂升于天，魄降于地。”《尚书》说：“礼，升配于天。陟，是说上升。”又说：“放〇乃徂落，落，是说下降。”然而为什么说“文王陟降”呢？因为神没有固定的方位，可以两处同在而兼而言之。

噫歆

《士虞礼》声三注。声，就是噫歆。将要开门时，警觉神灵。《曾子问》祝声三注，声噫歆，警觉神灵。大概是叹息着说，神灵会歆享我吗？就像《诗经》中顾予烝尝一样

译这是意志的体现。丧礼中“皋”、“某复”、祭祀中“噫”、“歆”，都是古人召唤鬼神的用语。【正义说：直接说是祝祷的声音，却不知道发出的是什么声音？查《论语》记载：颜渊死了，孔子说：“噫！天丧予。”《檀弓》记载：公肩假说：“噫！”这是古人发声大多用“噫”，所以知道这个声音也是指“噫”。凡是祭祀，神灵所享用称为“歆”，现在发出声音是想让神灵歆享，所以说“歆”，是警示神灵的意思】《既夕礼》注中“声三”条。旧说认为“噫”是兴起的意思。“噫兴”者，是叹息而希望神灵兴起。“噫歆”者，是叹息而希望神灵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