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録卷十七

译阅读秘书省所藏典籍，将其载入史册。晋代左思撰写《三都赋》，自认为见闻不够广博，便请求担任秘书郎；南齐王俭升任秘书丞，依据《七略》编撰《七志》四千卷，永明三年在王俭宅第开设学士馆，将四部书籍全部充入王俭家中；梁代张缵担任秘书郎，秘书郎设有四员，自宋齐以来是世家大族出身入仕的首选，等待空缺后补任，在任上通常几十上百天就会升迁，张缵坚决请求不调动，想要遍阅阁内图籍。而柳世隆甚至借得二千卷书籍。南齐柳世隆生性喜爱博览群书，启奏太祖借阅秘阁书籍，皇上赐给他二千卷。唐代则魏征、虞世南、岑文本、褚遂良、颜师古都担任过秘书监，挑选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中擅长书法的人亲手抄写，收藏在内库。而皇帝命令文馆学士元行冲通撰古今书目，名为《群书四录》。像阳城那样好学，以至于请求担任集贤院吏，才得以阅读书籍。阳城好学，贫穷得无法得到书籍，请求担任集贤院吏，偷读院中书籍，六年间无所不通；窦威担任秘书郎，任期届满应当升迁，坚决留守不调任十余年，他的学业更加广博；段成式担任秘书省校书郎，秘阁书籍翻阅无遗。宋代有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称为三馆。太宗另外建立崇文院，中间设置秘阁，收藏三馆的真本典籍万余卷，设置直阁校理。仁宗又命令缮写校勘，由一位参知政事统领。书籍编成，收藏在太清楼，而范仲淹等人曾担任提举。况且求取书籍的诏令没有一代不颁布，所以民间的书籍能够呈献给天子，而天子的书籍也往往流传到士大夫手中。自从洪武年间平定元朝，所收集的多数是南宋以来的旧本，收藏在秘府，将近三百年，无人得见。而昔日取士的“一史”、“三史”科目，又都停废。天下的士人因此不知道这些。古代的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干宝《晋书》、柳芳《唐历》、吴兢《唐春秋》、李焘《宋长编》，都因为当时流传广泛，以至于连防要、日历之类的书籍都有。南渡以来，士大夫家中也多有收藏，未曾禁止。明代则实录进呈后，在太液池焚烧草稿，将真本藏在皇史宬。在朝的臣子，如果不是参与纂修，都不得阅览。而野史家因此得以独自流行于世。天下的士人因此不知道这些。如今即使是像孔子那样的圣人，兴起于当今时代，想学习夏、殷的礼制却没有途径，想学习周礼也没有途径。何况那些地位更低的人呢？这难道不是严密禁止史书而疏远著作之人，善于藏书而拙于教化民众吗？于是使得帷帐与囊袋一同毁灭，只空闻《七略》之名；坟墓墙壁都残破，看不见六经的文字。唉，多么令人痛惜啊！

译十三经注疏

自汉代以来，儒者相传，只提五经；而唐代将其设立为学官教材，则称为九经，这是因为三礼、三传分开学习，所以成为九部。刻在国子学的石碑上，则说是九经加上《孝经》《论语》《尔雅》。宋代程颐、朱熹等大儒出现，开始从《礼记》中选取《大学》《中庸》，并将《孟子》提升与《论语》相配，称为四书。本朝沿袭此制，十三经的名称才确立。前代儒者解释经书的著作，有的叫传，有的叫笺，有的叫解，有的叫学，现在统称为注。《尚书》是孔安国传，《诗经》是毛苌传，郑玄笺注《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是何休解诂；《孟子》是赵岐注，这些都是汉代人；《周易》是王弼注，是魏代人；《系辞》是韩康伯注，是晋代人；《论语》是何晏集解，是魏代人；《左传》是杜预注；《尔雅》是郭璞注；《谷梁传》是范甯集解，都是晋代人；《孝经》是唐玄宗御注。后世儒者辨析解释的著作，名叫正义，现在统称为疏。

《旧唐书·儒学传》记载：唐太宗认为经籍距离圣人时代久远，文字多有错误，下诏让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订五经，颁行天下。又因为儒学流派众多，章句繁杂，下诏让国子祭酒孔颖达与各位儒者撰定五经义疏，共一百七十卷，名叫《五经正义》，命令天下学习。高宗纪记载：永徽四年三月壬子初一，将孔颖达《五经正义》颁行天下，每年明经科考试令依照此标准。当时只有《易》《诗》《书》《礼记》《左氏春秋》五经。永徽年间，贾公彦才开始撰写《周礼仪礼义疏》。《宋史·李至传》记载：判国子监上言：“五经书籍已经雕版印行，只有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的疏未修撰，希望命令直讲崔颐正、孙奭、崔偓佺等人重新校勘，以备刊刻。”朝廷听从了【现在通行的，《谷梁传》是唐代杨士勋疏，《孝经》《论语》《尔雅》是宋代邢昺疏，《孟子》是孙奭疏，只有《公羊传》疏不著作者姓名，有人说唐代徐彦撰】现在的人只知道《五经正义》是孔颖达所作，不知道这不是一人所写。《新唐书·孔颖达本传》说：“起初，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受诏撰写五经义训百余篇，其中难免有错误冗杂之处。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误，下诏令再次裁定，尚未完成。永徽二年，下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加以增删，书才颁布。”

监本二十一史

宋代只有十七史，现在加上宋、辽、金、元四史成为二十一史。但辽、金二史向来没有刻本，南齐、北齐、梁、陈、周书，民间流传的也很少，所以前人引用书籍多用《南北史》及《通鉴》，而不涉及诸书，也不再采纳辽、金史，是因为流传世间的版本少。嘉靖初年，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等人请求校刻史书，想派遣官员购买搜求民间古本。礼部议论担心滋扰百姓，皇上命令将监中十七史旧版考对修补，仍取广东《宋史》版付国子监。辽、金二史没有版的，购买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完成，祭酒林文俊等人上表进献。到了万历年间，北监又刻《十三经》《二十一史》，其版刻比南监稍好，而士大夫于是家家有其书，历代的事迹清晰地流传于人间了。然而校勘不精，错误谬误更加严重，甚至有不懂而妄改的，偶尔举出一二：如《魏书·崔孝芬传》李彪对崔挺说：“比见贤子谒帝防谕殊优，今当为羣拜。”记载此事《三国志·陈群传》中有【陈群字长文，陈纪之子。当时鲁国孔融高才倨傲，年龄在陈纪、陈群之间，先与陈纪交友，后与陈群交往，更为陈纪拜见】。古人用此事的不止一人，《北史·陆卬传》邢邵向来与陆卬父子陆彰交往，等到见到陆卬机悟博学，乃对儿子陆彰说：“以卿老蜯，遂出明珠，意欲为羣拜纪】并非隐僻，现在所刻《北史》改为“今当为絶羣耳”，不知道“纪羣”是人名，而将“纪”改为“絶”，又颠倒其文，这已经可笑【南北版同】又如《晋书·华谭传》末说：“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学，与谭齐名。”今本在“始”字处断句，左边跳行添列一“袁甫”名题，而再以“淮”字起行【南北版同】齐王冏传末说：“郑方者，字子回。”此姓郑名方，即上文所说“南阳处士郑方露版极谏”，而另叙其人与书及冏答书于后耳，现在却跳行添列一“郑方者”三字名题【北板无“者”】《唐书·李敬元传》末附敬元弟元素，现在将敬元属上文，而弟元素跳行，这不适足以彰显太学无人，而贻笑后来之人吗【只有冯梦祯任南祭酒手校《三国志》，尚不免有误，终究胜过其他版本】十三经中

译《仪礼》中的脱漏错误仍然很多。《士昏礼》中脱漏了“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这一节共十四字【幸亏有长安石经，依据它补上了这一节，但它的注疏却已经亡佚】；《乡射礼》中脱漏了“士鹿中翿旌以获”七个字；《士虞礼》中脱漏了“哭止告事毕宾出”七个字；《特牲馈食礼》中脱漏了“举觯者祭卒觯拜长者答拜”十一个字；《少牢馈食礼》中脱漏了“以授尸坐取簟兴”七个字。这些是秦朝大火没有焚毁，却在官刻中亡佚的内容。至于历任官员任期届满，必定刻印一部书来充当馈赠礼品，这虽然也很风雅，但草率地交给工匠刻印，实在不堪阅读。陆文裕（陆深）在《金台纪闻》中说：元代州县都有学田，其收入称为学租，用来供给师生的粮食，剩余部分则用于刻书，工程大的由几处共同承担，所以校勘刻印颇有精良之作。洪武初年全部收归国学，如今南京国子监刻印的十七史等书，地理、岁月、工匠役使情况都保存着，可以辨识。现在学校既然没有学田，不再刻书，而官府偶尔刻印，也只是用来作为馈赠礼品之用，其不精良反而比坊间刻本还要差，精良的很少见到【过去入京朝见皇帝的官员，他们的馈赠只是一本书、一方手帕而已，称为书帕，自万历以后改为白银】。听说宋代和元代刻书都在书院，由山长主持，由通儒校订【主持书院的人称为山长，《宋史·理宗纪》记载何基任婺州教授兼丽泽书院山长，徐玑任建宁府教授兼建安书院山长】，学者们则互相交换并广泛传播，所以书院刻书有三点好处：山长没有杂事而勤于校勘，这是第一；不吝惜费用而工艺精良，这是第二；书版不存放在官府而容易印刷发行，这是第三。如果有崇尚文治的主持者出现，恢复这种做法并不难。但那些已经被劣等生刊改的书，就无法纠正了。因此，相信并喜爱古代典籍，那么旧本就不能不保存；见闻广博并对可疑之处存疑，那么各种书籍也应当一并校订。这如果不是后世君子的责任，又能由谁来承担呢？

译《旧唐书》的弊病在于史事有遗漏缺失，《新唐书》的弊病在于文辞晦涩难懂，应当将两书合刻，作为二十二史之一。就像宋、魏等各国，既然各自有国史，却又另有《南史》、《北史》，就是这样的先例。

张参《五经文字》

唐代用解说《文字林》来考核士人，当时距离古代尚不远，在开元以前尚未更改经文的日子，让学习篆书的儿童来研习它。现在西安府所存的唐睿宗所书景龙观钟，还带有篆书和隶书的遗法。至于宋人，他们距离古代更加遥远，而解说却日益穿凿附会。大历年间，张参撰写《五经文字》，依据《文字林》刊正谬误缺失，对学者很有功劳。开成年间，唐元度增补，又作《九经字样》，石刻在关中（今西安府学），向来没有刻本，偶尔有残缺之处，没有其他版本可以考证。近代有好事者刻印《九经补字》，并让诸生补全这本书的缺漏，凭主观臆断行事，却不知道这本书专门收录五经的文字，不属于经文的字不收录，却妄自添加经文之外的字，甚至包括字书中泛泛博杂的训释。我到达关中，清洗擦拭原石，其中有一两个字可以辨认的，明显与所补的不同，于是知道近日学者不肯存疑，而妄自作为竟至于此。

山东人刻印《金石录》，在李清照的后序中，绍兴二年，〇〇岁，壮月朔，不知道“壮月”出自《尔雅》（八月称为壮月），而改为“牡丹”。凡是万历以来所刻的书，多有像“牡丹”这样的错误。

别字

《后汉书·儒林传》说谶书不是圣人所作，其中多有近鄙的别字。近鄙，就是如今俗用的字；别字，就是本该是这个字却误写成了那个字。今人称之为白字，乃是别音的转写。

三朝要典

《宋史·蹇序辰传》记载，绍圣年间，蹇序辰任起居郎、中书舍人，同修国史，上疏说：“朝廷前日正司马光等人的奸恶，明确他们的罪罚，以告谕中外。只是变乱典章刑律，改废法度，诽谤宗庙，窥伺两宫，观察事实考察言论，实际情况显著。然而踪迹深秘，包藏祸心。相隔八年之间，大概已经无法究查质证。那些章疏案牍，散落在有关部门，如果不汇编保存，时间久了必然导致沦丧遗失。希望全部查考奸臣所言所行，选派官员编类，每人编成一卷，放在中书、枢密二府，以警示天下后世。”于是命令蹇序辰及徐铎编类。由此，士大夫的灾祸，没有一人能幸免。天启年间，纂辑《三朝要典》，正是沿用了蹇序辰的方法。

门户之党，他们立论的旨意，各自有所凭借。章奏的文章，互相有是非之分。作史的人两方都收录并存留，那么后来的君子就像拿着镜子照物，无处逃避其形迹。心胸狭隘的人谬加删改，对于这一方的党派就保留其正确的，去掉其错误的；对于那一方的党派就保留其错误的，去掉其正确的。于是言论者的实情被隐瞒，片面之辞得以取胜。况且像《三朝要典》这本书，其言论未必全错，但其用意别有目的。继此之后著书的人也是如此，这就是国论之所以未能平息，而百世之下难以相信史书的原因。崇祯帝批阅讲官李明睿的奏疏说：“纂修实录的方法，只在于据事直书，那么是非就互相显现。伟大的君王之言，大概是万世作史的准则吧！”

密疏

唐武宗会昌元年十一月，中书门下上奏：宰臣及公卿议论政事，实行或不实行，必须有明确的依据。如果奏请允当惬意，必定见到褒奖称颂；如果所论乖谬偏僻，因而受到惩戒责备。在藩镇的上表，必定有批答；居要职官员的启事，自有记录，都必须昭然在人耳目。或者取舍存在于堂案之中，或者与夺体现在诏敕之上。前代史书所载奏议，无不由此而来。近来见到实录多载密疏，言论不彰显于朝廷听闻，事情不显现在当时，从他们家中得到，不足以作为信史。今后实录所载章奏，都必须朝廷共同知晓的，方才得以记述，密疏一律请求不载。这样那么道理必定可以效法，人们都趋向公正，爱憎之心不行，褒贬之言必定信从。这虽然出于李德裕的私心，然而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自从万历末年，章疏一律留中不发，抄录只凭阁臣揭帖。天启以来，谗言邪恶之人增多，嘈杂之言更加严重。我曾亲眼见到大臣的儿子追改其父的疏草而刻印，以欺骗世人，想要使盖棺之后重新奋笔写作，逃避后人的非议，夸大先见之明于前事。其诬罔程度，甚于唐代，所以记载在书中，使作史的君子详细考察而严厉斥责。

贴黄

章奏的冗长泛滥，到万历、天启年间达到极点。以至于一疏推荐数十人，累积二三千字不止，都是枝蔓之辞。崇祯帝年轻登基，励精图治，省览勤勉，批答迅速，近朝未有。然而数月之后，颇也厌烦，命令内阁制定贴黄的格式（崇祯元年三月），即令本官自行摘录疏中的大要，不超过百字，黏附在牍尾，以便省览。这就是贴黄由来的原因。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说：“唐代制度，降下敕书有所更改，用纸贴在上面，称为贴黄。大概敕书用黄纸，那么贴的也是黄纸。现在奏状札子都用白纸，有意旨未尽之处，揭示其要点，用黄纸另写在后面。”

译于是称之为贴黄，这大概是弄错了。那些奏章中大致列举事务条目、日期、路程里程，且出现在前面以及封皮上的，又被称为引黄。

译记注

古代的君主，左史记录事情，右史记录言论，这是为了防止过失并给后世君王以警示。记注这一职事，由来已久了。唐太宗通晓古代典章，尤其重视这件事。苏冕说：贞观年间，每天退朝后，太宗与宰相参议政务，就命令一名起居郎拿着简册记录，因此贞观年间对政事的记录，被称为完备。到了高宗朝，高宗拱手沉默不言，有关部门只上奏辞别和觐见这两件事。后来许敬宗、李义甫掌权，多有妄言上奏，担心史官如实记载他们的短处，于是上奏请求让他们随仗退出，不能完备地听闻机密事务，从此成为惯例。

《旧唐书·姚璹传》：长寿二年，姚璹升任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自从永徽年间以后，左右史只能在朝堂上对着仪仗承接旨意，退朝后的谋议都不能参与听闻。姚璹认为帝王的谋略训诫，不能就此没有记载，如果不从宰相那里宣示，史官无从记载。于是上表请求，退朝后所说的军国政要，由一名宰相专门负责撰写记录，称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撰写时政记，是从姚璹开始的。

四书五经大全

自从朱熹作了《大学》《中庸》的章句或问、《论语》《孟子》的集注之后，黄榦（字直卿，号勉斋先生）有《论语通释》，而在朱子章句之下附采语录，则始于真德秀（字希元，号西山先生），名为《集义》。只有《大学》一书，祝洙（字宗道）于是模仿并补足它，写成《四书附录》。后来有蔡模（字仲觉，号觉轩先生）的《四书集疏》，赵顺孙（号格庵先生）的《四书纂疏》，吴真子（号克斋先生）的《四书集成》。过去的评论者批评这些书内容泛滥，于是陈栎（字寿翁，号定宇先生）作《四书发明》，胡炳文（字仲虎，号云峰先生）作《四书通》，而定宇的门人倪士毅（字仲宏，号道川先生）将两书合为一书，颇有删改订正，名为《四书辑释》（有汪克宽序，至正丙戌年）。自从永乐年间命令儒臣纂修《四书大全》，颁行给学官，而诸书都被废弃。倪氏的《辑释》现在见于刘用章（剡）所刻的《四书通义》中。永乐年间所纂的《四书大全》，只是小有增删，其详略之处，大多不如倪氏。《大学》《中庸》的或问则完全不同，而间有错误（《大学》格致章或问是亦不待七十子丧而大义已乖矣，《辑释》引《汉书》刘歆《移太常书》有曰：“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又《孔子家语》后序中也有这两句。《大全》则去掉其所引刘歆书，只说出自《家语》后序，就失去了本源了。《中庸》九经章或问引贾捐之对元帝语，《辑释》引《汉书》本文曰：“夫后宫色盛则贤者隐微，佞臣用事则诤臣杜口，而文帝不行。”这是捐之的话，是说文帝不听后宫幸臣的请求罢了。《大全》则改说“元帝不行”，既不懂古书，又不辨语气）。至于《春秋大全》则完全抄袭元人汪克宽的《胡氏纂疏》（字德辅，隐居不仕，用十年之功写成此书），只把其中的“愚按”二字改为“汪氏曰”，以及添加庐陵李氏等一二条而已。《诗经大全》则完全抄袭元人刘瑾的《诗传通释》（此书与《胡氏纂疏》我如今都有），而把其中的“愚按”二字改为“安成刘氏曰”。其他三经后人都不见旧书。也未必不是因袭前人。当日儒臣奉诏修《四书五经大全》，发给餐钱，供给笔墨纸张，书成之日，赐金升迁。耗费于国家的，不知有多少。以为此书既成，可以彰显一代教学之功，开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遍，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这种事吗？难道不是骨鲠之臣已在建文年间空无一人，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的实学，上下相蒙，以贪求禄利，而无人过问吗？唉！经学的废弛，实在从此开始。后世的君子想要扫除而更改它，也难于用力了。

书传会选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诏令征召儒臣定正宋儒蔡氏的《书传》。皇上认为蔡氏《书传》中关于日月五星运行与朱子《诗传》不同，以及其他注说与番阳邹季友所论，间有不安适之处，于是诏令征召天下儒臣定正它。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等总领此事。凡是蔡氏所得的保留，所失的订正，又采诸家之说，补足其未备之处。九月癸丑，书成，赐名《书传会选》，命礼部颁行天下。现在考察此书，如《尧典》谓“天左旋，日月五星违天而右转”（陈祥道），《高宗彤日》谓“祖庚绎于高宗之庙”（金履祥），《西伯戡黎》谓是武王（金氏），《洛诰》“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谓周公辅成王之七年（张阙，陈栎），都是不可改变的正确论断（又如

译《禹贡》中“厥赋贞”这一条，主从苏轼的说法，认为赋税与田亩正相当；“泾属渭汭”这一条，主从孔氏的说法，认为水北曰汭；《太甲》中“自周有终”这一条，主从金氏的说法，认为“周”字应当作“君”字；《多方》中“不克开于民之丽”这一条，主从叶氏、陈栎的说法，认为古人审理案件以附会罪名为“丽”，这些说法都可以采纳。然而所采用的材料既然广博，有时也不恰当。例如《金縢》中“周公居东”这一条，认为孔氏主张东征的说法不对，到了《洛诰》却又采纳东征的说法，自相矛盾。每一条之下，都系以经文及注音释义，对字音、字体、字义辨析得非常详细。其中引用古人姓名、古书名称，必定具备出处，同时也考证典故。大概宋元以来诸儒的学术规模尚存，而撰写此书的人，都是从幼年起就致力于根本之学，不是由八股文出身的人，所以他们所著的书虽然不及先儒，但对后学仍有功劳。到了永乐年间修撰《尚书大全》，不仅删去了异说，连注音释义也不保留了。我曾说，从宋末到明初，经学人才在此时最为兴盛。自从八股文盛行而古学被抛弃，《大全》出版而经说消亡，十族诛杀而臣节改变。洪武、永乐年间，也是世道升降的一个界限。

译内典

古代圣人用来教导人们的学说，其行为准则在于孝悌忠信，其日常职责在于洒扫应对进退，其文献典籍在于《诗》《书》《礼》《易》《春秋》，其应用于个人在于出仕隐居、去留取舍与人际交往，其施用于天下在于政令教化与刑罚。虽然《乐记》中提到“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也有体与用的分别，但并没有“用心于内”的说法。自从老庄之学在战国时期流行，告子主张“义外”，庄子主张“外天下、外物、外生”。于是高明的士人厌弃鄙薄《诗》《书》，认为这些是先王治理天下的糟粕，而佛教后来传入中国，它所宣扬的清净慈悲之说，恰好能打动世人向往之心。六朝的君子们因而喜好佛教，其风气逐渐兴盛。后来的学者于是称佛经为“内典”（“内典”一词见于《册府元龟》引唐《防要》：开成二年二月，王彦进奉命索取《内典目录》十二卷）。推究他们立言的宗旨，难道不是将佛教置于内而将儒家置于外吗？把佛教置于内而将儒家置于外，这自然是僧侣们的说法，难道士人也应当这样说吗？

黄氏《日抄》说：《论语》曾子三省章的集注中，记载尹氏说：“曾子守约，所以行动必定求诸自身，语意已经足够了。”又记载谢氏说：“诸子的学问，都出自圣人，后来越来越远离而失去其真义。只有曾子的学问，专门用心于内，所以没有弊端。心之所以具备众理而应对万事，端正心志，正是为了施用于治国平天下。孔子门下并没有专门用心于内的说法，用心于内，是近世禅学的说法罢了。”象山陆氏因此说：“曾子的学问，是从里面出来的，他的学问不像诸子那样，是从外面进去的。现在流行于世的，都是外入之学，不是孔子的真传。”于是他在《论语》之外，自称得到了不立文字的学问，这些都源于谢氏的说法。后来朱熹出现，应当在集注中删去这一条。

褚少孙补写《滑稽传》，以记载杂说为外家，因此以六经为内家。东汉儒者则以七纬为内学，六经为外学（见《后汉书·方术传》），从此习以为内学。注：内学指图谶之书。其事秘密，所以称为内。《逸民传》：博通内外图典。《魏志·管宁传》：张臶学兼内外。把图谶的文字，一概归入“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一类（见《后汉书·桓谭传》）。“天道性命”，是圣人难以言说的。自子贡以下不可得闻，是指谶记。而现在百世之后，人们都清楚地明白那是错误的。现在所谓的内学，又不在图谶之书，而是转移到了佛教了。

心学

黄氏《日抄》解释《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章说：这一章本是尧命令舜的话，舜重申以命令禹而更加详细罢了。尧命令舜说：“允执厥中。”现在舜在“允执厥中”之上加上“危微精一”的话，是为了让他审慎选择而能够执中。这是训导的话，都主要针对尧的“执中”一语而发。尧命令舜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现在舜在“敬修其可愿于天禄永终”之上加上“无稽之言勿听”等话，又是为了警诫切责，使之不至于困穷而永远终结。这是告诫的话，都主要针对尧的“永终”二语而发。“执中”的训导，是正面说；“永终”的告诫，是反面说。大概舜把从前从尧那里得到的训诫，以及他平日所曾用力而自得的东西，全部用来命令禹，让他知道如何执中而不至于永远终结，难道是为了谈论心而设的吗？近世喜欢谈论心学，舍弃全章的本旨而单独谈论人心道心，甚者只摘取“道心”二字而直接说即心是道，大概陷入禅学而不自知，其距离尧舜禹传授天下的本旨远矣。蔡九峯作《书传》，叙述朱熹的话说：“古代的圣人将要天下交给别人，未尝不把治理的方法一并传授给他。”可谓深得这一章的本旨。九峯虽然也以此阐明帝王之心，而心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其说法固然是正理。后来进献此《书传》于朝廷的人，于是以三圣传心为说，世上的学者遂指这十六字为传心的要诀，而禅学者借以为依据。我认为：心不需要传授，流行于天地间，贯彻古今而无不同者，是理。理具备于我的心而验证于事物，心是用来统摄此理而辨别其是非的，人的贤与不贤，事的得与失，天下的治与乱，都由此判定。这就是圣人之所以在危微精一之间致察的原因。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卷十八>而相传以执中之道，使无一事之不合于理，而无有过不及之偏的。禅学以理为障碍，而独指其心说“不立文字，单传心印”。圣贤的学问，从一心而达于天下国家之用，无非是至理的流行，明白洞达，人人所同。历经千载而无间隔的，何“传”之有？俗说浸淫，虽贤者或不能不袭用其语，所以僭越地写下我所见如此。

《中庸章句》引程子的话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亦是借用释氏之言，不无可酌。”

《论语》一书言心者三：曰“

译“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又说“颜回的心能三个月不违背仁德”；又说“整天吃饱了饭，不用心思考”。于是，“操持则存在，舍弃则消亡”的教诲，孔门弟子没有记载，唯独在孟子那里得以体现。如果还没有学习圣人如何用心，就突然谈论从心所欲，这就是所谓的“整天吃饱了饭，不用心思考”，而白天所做的事，就有使其本性丧失的东西了。

译唐仁卿（名伯元，澄海人，万历甲戌年进士，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在回复他人的书信中说：自从新学兴起，名家冒名顶替的现象就出现了，以此谋取名位的人不少。然而他们谈论学问，只谈心罢了。我听说古代有学习道的，没听说过学习心的；古代有喜好学习的，没听说过喜好心的。“心学”这两个字，是六经和孔子、孟子所不曾提及的。现在谈论学问的人，大概是认为心就是道，而我不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危险微妙的界限存在，即使是上圣也不敢这样说。现在的人多责怪我谈论学问却遗离心，这哪里比得上您指责我不学习来得容易了结呢？这样我也就可以对您无言以对。孔子说：“有谁能一天把力气用在仁上吗？”又说：“一天克制自己，回归礼。”又说：“整天勤奋努力，处理事务。”我没能做到。孔门弟子有时能达到（仁的境界），孔子尚且不允许他们算是好学，更何况连每天达到都做不到呢？说我不学习是可以的，只是不知道您所说的学习，究竟是仁呢？是礼呢？是事呢？还是指心呢？抛开仁、礼、事来谈论心，即使您也知道这是不可以的。您的意思，必定是说仁、礼、事就是心。用力于仁，就是用力于心；恢复礼，就是恢复心；处理事务，就是践行心。那么我的不理解，和昨天一样。说我不学习是可以的。又说：“勤勉行善的，是心；勤勉谋利的，也未必不是心。”心真是危险啊！判断吉凶，区分人与禽兽，即使是大圣也必定要防备再防备，还敢谈论心学吗？“心学”，就是把心当作学问。把心当作学问，就是把心当作性。心能够具备性，但不能使心等同于性。因此，求找回放失的心，就是求心；如果不求心，就不是求心；如果不是求于心，那就是我所担忧的了。“心学”者，是因为他们求心。心果真需要去求，必定不是与我同类的；心果真可以学习，那么“用礼来制约心，用仁来存养心”的话，岂不是成了心的障碍吗？（卫蒿说：从心所欲不越出规矩，孔子到七十岁时才敢以此自信，而现在的学者还未达到“立”的境界，却想谈论从心，率领天下人祸害仁义，必定是这种言论造成的。）

《论语》中“仁者安仁”的集注：谢氏说：“仁者，心中没有内外、远近、精粗的区别，不是刻意存留而自然不亡失，不是刻意整理而自然不乱，这些都是庄周、列子的言论，不是我们儒家的学问。”《太甲》说：“回顾那上天的明命。”孔子说：“颜回的为人，选择中庸之道，得到一种善就牢牢铭记在心中而不失掉。”所以说：“操持就存在，舍弃就亡失。”不等待存留而自然不亡失的，是什么人呢？

举业

林文恪（名材）《福州府志》说：“我喜欢询问长老前辈关于时事的情况，有人对我说，林尚默（名志，闽县人，永乐壬辰年进士，乡试、会试都是第一名，殿试一甲第二名）当时在乡学做学生时，就自负才华，认为应当冠绝海内士人。然而考察当时考试学生的，是杨文贞、金文靖两位先生。尚默当时所学习的，不过是举子业罢了，而杨、金两位学士都是文章的老宿，蔚然成为儒学宗师，尚默却能必定与这两位先生相合，如同符节相合，这是为什么呢？当时，学问出于一个源头，上面以此选拔，下面以此学习，譬如造车的人不出门就知道适合四方道路的轮辙。正德末年，异端学说兴起，用利益引诱后生，让他们跟随自己的学说，诋毁儒学先贤，攻击朱注，几乎不像人样了。因此学者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跟随谁，想跟随旧说，又担心有人主张新说；跟随新说，又不忍心立刻抛弃朱注。自己都不能确定，何况别人呢？唉！士人怀抱美玉，奔走效力却不被赏识的，哪里说得完呢？因此，射箭没有固定的靶子，后羿也不能显出技巧；学习没有固定的论断，子游、子夏也不能精通。想要道德统一，风俗相同，必定要从在位者不倡导游荡之言开始。”

又说：近日讲学的人，表面接近道理而实际上大乱真理。士人依附他们门下的，都借此获取荣名，一唱百和，就像伐木的人呼喊“邪许”一样。慢慢询问他们，不过是想在终南山走捷径，而其中实际上没有人能明白。

东乡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说：唉！在科举文章中开始引入禅宗说法的，是谁呢？追溯其起源，大概是由一两个聪明才辩的人，厌倦了先儒关于敬义诚明、穷理格物的学说，喜欢简便而畏惧约束。其开端始于南宋南渡末年，而慈湖杨氏的书最为显著。建国初期法令严密，不遵循程朱的言论是不行的。大概到了摘取良知学说的时候，士人稍微有了异端之学了。然而我看他们的书，不过是师友讲论、确立教化阐明宗旨罢了，不曾把它引入科举文章。他们的弟子龙谿（王畿）、绪山（钱德洪）阐明了老师的学说而又超过了老师，也不曾把它引入科举文章。龙谿的科举文章不怎么样，阳明、绪山的文章历历可考。衡量比较他们的文章，持重详实，好像未曾放肆地想要与朱氏之学相异。那么现在做这种事的，是谁开始的呢？我姑且隐去他的姓名，而又详细批注他的文章，让学者知道把宗门的糟粕作为科举文章开端的人，是从这个人开始的（万历丁丑科杨起元）。唉！降格为彼教的灯笼，起初说法深浅相差已经很远。何况那些依附旁门左道以援引儒学进入墨家之类的人，他们的鄙陋哪里说得完呢！现在他们的大概说法不过是说：耳目来自天

译聪明，眼睛自天明，就像告子说“生之谓性”那样罢了。等到他厌恶穷理格物的迂腐而离开它，就像告子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心”那样罢了。任凭自己想去哪里就行动，没有不流于小人那种肆无忌惮的。这就是《中庸》只谈性不谈心的原因，孟子谈心必定要追溯到性的原因，以及《大学》谈心必定说要正心的原因。我即将有所论述著述，而暂且大致这样说。学者可以灰心丧气地返回了。

译又说：嘉靖年间，姚江（王阳明）的学说虽然在世间盛行，但士子参加科举考试时，仍然谨守程朱理学，没有人敢用禅宗思想来窜改圣人之道。自从兴化、华亭两位执政者尊崇王学之后，隆庆戊辰年（1568年）的《论语程义》首开宗门风气【破题见下文，该年主考官李春芳是兴化县人】，此后这种风气浸染蔓延，没有止境，科举考试的文字大半剽窃王学门人的言论，暗中诋毁程朱理学。

坊间刻印的书中有伪托罗伦所作的《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题说：“良知者，廓于学者也。”查考罗文毅（罗伦）在成化二年考中进士，当时士人没有异端学说，如果真的有这篇文章，那么良知的学说就始于罗彝正，而不是始于王伯安（王阳明）了。况且前人作破题，也没有这种体例【旧时的文章，破题或两句，或三句，必须完全涵盖题意。嘉靖八年主考官改变体例，首创轻浮浅薄的格式。孔子是顺应时势的圣人，程文破题说：“圣人者，立大中者也。”试卷一出，士人议论哗然】，只是因为他是前朝名臣，所以借他的名义罢了。

破题使用《庄子》

“五经”中没有“真”字，这个字最早见于《老子》和《庄子》。《老子》说：“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庄子·渔父》篇说：“孔子愀然曰：‘敢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荀子》说真积力久，也是这个意思。《黄庭经》说：积精累气以为真】。”《大宗师》篇说：“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列子》说：“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归也，归其真宅。”《汉书》杨王孙说：“死者终身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说文解字》说：“真，僊人变形登天也。”徐锴《系传》说：“眞者，仙也，化也。从匕，匕即化也。反人为亡，从目从匕，入其所乗也【人老则近于死，故老字从匕；既死则反其真，故真字亦从匕】。”以生为寄，以死为归，于是有真人、真君、真宰的名称。秦始皇说：“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魏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而唐玄宗下诏将《老子》等四子之书称为真经，都是基于这个意思。后世相传，于是“真”就与“假”相对。李斯上书秦王说：“夫击瓮叩缻，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韩信请求做假王，高祖说：“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又改东垣为真定，窦融上书光武帝说：“岂可背真旧之主，事奸伪之人？”这与《老子》《庄子》所说的“真”，意思也略微不同了【现在说的真，古代叫实；现在说的假，古代叫伪。《左传》襄公十八年：“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斾先舆，曳柴而从之。”假王就像假君、假相国，唐人称之为借职。现在人所说的假，也不是这个意思】。宋代避讳，用“真”代替“玄”，所以庙号叫真宗。玄武七宿改为真武，玄防改为真防，玄枵改为真枵。《崇文总目》称《太玄经》为《太真》，还尚未脱离其本义。隆庆二年乡试，主考官厌恶五经而喜好《老子》《庄子》，摒弃旧闻而推崇新学，首题《论语》“子曰：由，诲汝知之乎”一节，其程文破题说：“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庄子·大宗师》篇：“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列子·仲尼》篇：“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开始明确地将《庄子》的话引入文章，从此五十年间，科举考试所用的无非是佛老之书，彗星扫过北斗、文昌星，而御河的冰变成了赤血。崇祯年间，才重申旧日的禁令，但士大夫们从小就读时文，习染已久，不经之字，挥笔就来。正如康昆仑所受邻舍女巫的邪声，如果不十年不碰乐器，是无法断绝的。虽然如此，以周元公（周敦颐）道学宗师的地位，他的书中还有所谓“无极之真”的说法，我又怎能责备现在的人呢【罗钦顺《困知记》说“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太极，与阴阳五行不是两样东西，不应当说“合”，又说《通书》未曾一语提及无极】。

孟子说“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确指的是爱亲敬长，至于因为严厉而教导敬，因为亲近而教导爱，那就必须通过学习才能知道了。现在的学者，表面上使用孟子的良知，暗地里使用庄子的真知。

科场禁约

万历三十一年【缺】月，礼部尚书冯琦上言：“近来皇上采纳都给事中张问达的建议，纠正李贽惑世诬民的罪行，全部焚毁他所著的书，这种崇尚正道、辟除邪说的举措，是非常盛大的。臣私下认为，国家以经术选拔士人，除了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性理》等书之外，不列入学官教材；而经书的注解，又以宋儒所订定的为准。这就是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防备。自从人文趋向繁盛，士风逐渐浇薄，起初厌恶平常，稍微趋向纤巧靡丽；纤巧靡丽不止，逐渐追求新奇；新奇不止，逐渐趋向诡僻。起初还依附诸子来树立旗帜，现在竟然尊崇佛老二氏来操戈相向。背弃孔孟，非毁

译朱熹、程颐，只尊崇南华（庄子）和西竺（佛教）的言论。他们竟然把实有的东西当作空无，把空无当作实有，把名教视为枷锁，把纲纪看作多余之物，把放荡的言论和高谈阔论视为神奇，把逾越规矩、抹杀是非、泯灭廉耻的行为当作宏大。他们选取佛书中谈论心性且与儒家略为相近的内容，掺入圣人的言论中；选取儒家经典中有“空”字、“无”字的地方，强行与禅宗等同。既然教化的话语和道理已经驳杂混乱，写的文章又不成篇章。世道在狂澜中溃败，经学防备如同荒野杂草丛生。臣请求将坊间一切新奇的学说和偏颇的议论，命令地方官混合焚烧。生员中引用佛书一句的，廪生停发廪膳一个月，增广生和附学生不允许补录；引用三句以上的，降级或罢黜。科举中式的试卷引用佛书一句的，勒令停考一科，不允许参加会试；引用多的，革除功名【二十八年礼科摘取湖广举人董以修四书义中有“无去无住”、“出世”、“住世”等语，处罚停考五科】。恳请皇上用圣旨申斥告诫，务必执行。自古以来，有仙佛盛行的时代，圣人的学问必定不昌明，国家的运势必定不兴盛。即使能真正达到其极致，也对国家没有益处。何况那些拾取佛家唾余，用来掩盖自己追求名利痕迹的人呢？道术的分野已经很久了。自西晋以来，在我们正道之外，另立了佛、道二家；自南宋以来，在我们正道之中，又分裂成两派。再后来，则汲取释家的精义，暗中依附于我们正道之内；再后来，则尊崇释家的名法和制度，明显地游离于我们正道之外。如果不是圣明的君主执守中道、建立准则，群臣同心同德、风气一致，世运的流向，不知会到达何处。”皇上说：“祖宗维系世道、确立教化，尊崇孔子，通过明经选拔士人，表彰宋代儒者。近日学者不仅非议诋毁宋儒，甚至逐渐诋毁讥讽孔子，抹杀是非，抛弃行为检点，又怎能得到节义忠孝之士为朝廷所用？阅览你们的奏章，对世道教化大有裨益。”开列条款奏报上来，仙佛原本是异端邪术，适宜在山林独自修习，有喜好的人任其辞官自便。从此稍微得以厘正，然而积习已深，不能彻底清除，又在位的人大多以爱惜士子的科名作为阴德，也不怎么揭发。到了末年，诡诈偏激更加严重。

译新学兴起，人们都将六经视为粪土，因此不再阅读〇注。崇祯三年，浙江乡试题目又采用明俊，民用章上文“岁月日时无易”。〇说：“不失其时也。”第三名龚广生的文章误将“时”理解为历法中一日十二时的“时”，却因此夺得本经科第一名，并被刊刻为范文。九年，应天乡试题目为“王请大之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内有以遏徂莒”。注解说：“莒，在《诗经》中作‘旅众’，指的是宻人侵犯阮、徂、共的民众。”第二十三名周天一的的文章误将“莒”理解为《春秋》中莒国的“莒”，也考中了。礼部、科道没有听闻进行磨勘，诏令的废弛竟到了这种地步。

朱子晚年定论

《宋史·陆九渊传》起初，陆九渊曾与朱熹在鹅湖相会辩论，两人的学问大多不合。等到朱熹任南康知军，陆九渊去拜访他，朱熹带他到白鹿洞书院，陆九渊讲解“君子喻义，小人喻利”这一章，听的人甚至有人感动得流泪。朱熹认为这切中了学者隐微深固的弊病。至于关于“无极而太极”的辩论，则通过书信往来争论不休。

王文成【守仁】所辑的《朱子晚年定论》，现在的学者大多相信它，不知道当时罗文庄【钦顺】已经写信与他辩论过了。他的信说：“仔细考察朱子定论的编选，大概是因为朱子中年以前所见未真，到了晚年才开始有所领悟，于是从他的论学书信几十卷之中，摘取这三十多条，其意思都主张向内求索，认为这是他在领悟之后所得，并断定这是定论，那么他的选择应该也很精当了。只是不知道所谓的晚年，以哪一年为定？偶然考得何叔京去世于淳熙乙未年，当时朱子年仅四十六岁，两年后的丁酉年，《论孟集注》和《或问》才完成。现在选取回复何叔京的四封信，作为晚年定论；至于《集注》和《或问》，却认为是中年未定之说。我私下担心考察不够详细，而立论过于武断。又选取回复黄直卿的一封信，监本只说‘这是向来差误’，并没有‘定本’二字。现在所编的增加了这两个字，而序文中又把‘定’字改为‘旧’字，却未详说本字所指。朱子有回复吕东莱的一封信，曾提到‘定本’的说法，但并非指《集注》或《或问》。所有这些，我都不能不怀疑，但这还不足以深入讨论。我私下认为您天资绝世，且日日精进不已，向来恍若有悟之后，自以为验证于五经四子，充沛如同决开江河流向大海，又认为精明的确凿，透彻再无可疑。我固然相信这不是虚言。但又认为唯独与朱子的说法相抵触，推究于理，难道会有这样的事吗？其他话我不敢请教。我曾读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都是与张南轩问答的书信，内中第四封信也自以为对于实体似乎更加精明，于是又取凡圣贤之书，以及近世各位老先生的遗言，阅读并验证，则没有一条不合。大概平日所怀疑而未明白的，现在都不待安排，往往自然显现出洒脱之处，与您序文中所说的没有一句话不相似。书中阐发他的见解，不能说不明白，而卷末的一封信提纲挈领，尤为详尽。我私下认为千圣相传的心学，大概没有超出这个的了。不知什么原因，唯独不被您所选取，难道也是偶然吗？如果认为这两封信是对的，那么《论孟集注》《学庸章句》和《或问》就不容许有另一套道理。如果认为它们不合，那么您精明的见解就与朱子截然不同了。这三十多条，不过是暂且选取来证明高论，而所谓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的，怎么知道没有毫厘的不同在其中作祟，从而造成抵触的大裂痕呢？又您在朱子之后，特别推崇草庐吴氏认为见解尤其真切，并选取他的一条附在三十多条之后。我私下认为草庐晚年所见是否真切，实在难以知晓。大概儒家所说的昭昭，佛教也常常这样说，毫厘之差正在于此。即使草庐所见确实符合我所说的昭昭，怎么知道不是他四十年间钻研文义的效果，大概是所谓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的呢？大概即使是明道先生那样高明纯粹，又早年亲自受业于濂溪，以激发他吟风弄月的趣味，也必须反求于六经而后得之。只是他所禀赋的接近生而知之，闻一知十，与他人极力于钻研的不同罢了。又怎么能以从前钻研文义为非，而以落入这种框格为悔呢？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出自《庄子》，“蹄”古“罤”字，通“兔罥”】是可以的。夸耀鱼兔的获得，反而追咎筌蹄以为多事，这可以吗？东筦陈建作《学蔀通辩》，选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与陆氏兄弟往来的书信，逐年编辑而为之辩说：朱陆早同晚异的实情，两家谱集记载得很清楚【黄氏日钞说：朱子回复陆子寿的信，反复论述丧祭之礼；回复陆子美的信，辩驳太极、西铭直到再次为止；回复陆子静的信，辩驳尤其急切，其条理有未明而不能尽人言的共七封，又随条注释，斥责其空疏杜撰，并且说：‘如果说不对，各自尊重所闻，各自实行所知，就可以了。’书信也在此停止】近世东山赵汸对江

译右边这六位君子所防备的，是说朱熹在答复项平父的信中有“去短集长”的话【这不过是朱熹谦抑自己、教诲别人的言辞，并没有教人去做陆九渊的学问】难道鹅湖之会的争论到此就契合了吗？假如他们晚年合并，那么他们精微的言辞和深奥的义理必定有契合之处，但陆九渊已经去世了。这就是朱陆“早异晚同”说法萌芽的地方。程敏政（篁墩）沿袭这种说法，于是著《道一编》，将朱陆的异同分为三个阶段：开始时像冰炭一样相反，中间时则怀疑与相信相反，最后像颊车与牙齿一样相互依存。朱陆“早异晚同”的说法由此确立。王阳明沿袭这种说法，于是有《朱子晚年定论》的辑录，专门选取朱熹议论中与陆九渊相合的内容，与《道一编》中“辅车相依”的说法，正好相互呼应。所有这些，都是颠倒早晚次序，来弥补陆学的不足，而不顾歪曲诬蔑朱熹，严重欺骗误导后学。所以现在按年代编排来辩明，两家早晚的实际情况，以及近儒颠倒的弊端，全都昭然若揭了。

又说：朱熹有朱熹的定论，陆九渊有陆九渊的定论，不能强行相同。专门追求虚静，保全涵养精神，这是陆九渊的定论。以主敬涵养来确立根本；通过读书穷理来推致知识；亲身实践来落实实际。这三者交互修养并尽，这是朱熹的定论。如果有时只讲涵养，有时只讲穷理，有时只讲力行，那是朱熹针对人的教育、针对病的药方。现在却把只讲涵养的当作定论，来附合陆九渊，这诬蔑朱熹太严重了。

又说：赵东山所说的，大概是寻求朱陆生前没有相同的实际，而死后却臆测他们后来的必定相同，本来想安排“早异晚同”，甚至说成“生异死同”，可笑可笑【按：陆九渊去世后，朱熹给詹元善的信中说，他的学说在江湖间颇为流行，损害贤者的志向，而增加愚者的过错，不知道这种祸害何时才能停止，大概已经预先知道后人尊崇陆氏之学的弊端，而赵东山等人不考察这封信，强行想要附会以为相同，为什么呢】这样，难道不是正好彰显朱陆平生未曾相同，正好自曝其牵强附会、欺骗人的弊端吗？为什么近世都相信它，而不能察觉呢。

从前裴延龄掩盖有当作无，指无当作有，来欺骗君主；陆宣公说他的愚弄朝廷比赵高指鹿为马还厉害。现在程篁墩等人分明掩盖有当作无，指无当作有，来欺骗玩弄后学，难道不是我们道统中的裴延龄吗？

又说：从前韩绛、吕惠卿代替王安石执政时，称韩绛为“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我认为近日继承陆学而兴起的，王阳明是“无法沙门”，程篁墩则是“护法善神”【这本书对朱陆两家的同异考察极为精详，而世人不知道，只知道他有《皇明通纪》，又不知道《通纪》是梁储（文康）的弟弟梁亿所作，而假托于程敏政（清澜）】宛平孙承泽说王阳明所编的，其意图是想借朱熹来攻击朱熹，况且我们的孔子以天纵之圣，不以生知自居，却说“好古敏求”，说“多闻多见”，说“博闻约礼”，直到年老删述不停，还想要借寿命来学《易》。朱熹一生效法孔子，进学必定在致知，涵养必定在主敬。德性在这里，问学也在这里。如果错误地认为朱熹支离、晚年后悔，那么孔子所说的“好古敏求，多闻多见，博文约礼”都是早年的支离，必定要像无言、无知、无能为晚年自悔的定论了。由此看来，那么《晚年定论》的刊刻，真是王阳明舞文弄墨的书了。

大概自从正德年间，天下的士人厌倦常规、喜欢新奇，风气的变化已有所由来，而王阳明以绝世的资质倡导新说，鼓动海内【王阳明与胡世宁（端敏）乡试同年，一天，对胡端敏公说：“您是人才，只是少讲学。”胡端敏回答说：“我怎么敢望及您，只是恨您多讲学罢了”】嘉靖以后，跟随王氏而诋毁朱熹的人开始在人间接踵而至。而王世贞（尚书）发出感慨，说现在的学者偶尔有所窥探，就想尽发先儒的说法而出其上位；不学习就借“一贯”的话来掩饰自己的浅陋，没有德行就逃到性命之学中去使人无法诘问。这三句话，完全概括了当时的情势。所以王门高弟是泰州（王艮）和龙溪（王畿）两人。泰州之学，一变而为颜山农（均），再变而为罗近溪（汝芳）、赵大洲（贞吉）；龙溪之学，一变而为何心隐（本名梁汝元），再传而为李卓吾（贽）、陶石篑（望龄）。从前范武子论王弼、何晏两人的罪过深于桀纣，认为一世的祸患轻，历代的危害重，自丧的恶小，迷众的罪大。而苏子瞻说李斯扰乱天下，以至于焚书坑儒，都出于他的老师荀卿，高谈异论而不顾后果。《困知记》、《学蔀编》，确实是今日中流的砥柱了。

译《姑苏志》记载，姚荣国（号广孝）著书一卷，名为《道余录》，专门诋毁程朱理学（《实录》本传记载，广孝撰写《道余录》，诋毁先代儒者，被君子所鄙夷）。少师去世后，他的朋友张洪对人说：“少师对我恩情深厚，如今他已去世，我无以为报。只是每次见到《道余录》，就把它焚烧丢弃。”少师的才华，不低于王阳明，而不能推行他的学说，是因为少师处于道德统一、风俗相同的时代，而王阳明则处于世道衰微、邪说又起的时代。

嘉靖二年乡试发榜（主考官为蒋冕、石珤），认为朱熹与陆九渊的学说终究不合，而现在的学者却想强行统一它们？难道是因为喜欢陆学的便捷，而想暗中诋毁朱子的学说吗？探究他们的用心，与何澹、陈贾等人难道相差很大吗？至于将这种观点写进书籍，公开私下诋毁，以推销他们的私见。礼官援引祖宗朝代的旧例，焚烧他们的书并禁止斥责他们，难道不可以吗（《成祖实录》记载：永乐二年，鄱阳人朱季友到朝廷献所著之书，诋毁宋儒，皇上大怒，派使者押送他到饶州府县，由府县官杖责他，并将其所著之书全部焚毁）。当时在朝的大臣中如果有能坚持这种论调的，细小的水流不堵塞，最终会汇成江河。那些对世道负有责任的人，难道可以没有履霜坚冰的忧虑吗？

凭一个人而改变天下，其流风余韵延续百余年之久，古代是有的。王夷甫的清谈，王介甫的新说（《宋史·林之奇》说：过去的人认为王衍、何晏清谈的罪过甚于夏桀商纣，本朝靖康之祸，考察其端倪，王氏确实负有王、何的责任），在当今，就是王伯安的良知说。孟子说：“天下生存已久，一治一乱，拨乱反正，难道不在于后世的贤人吗？”

**窃书**

汉代人喜欢将自己写的书托名为古人所作，张霸的《百二尚书》、卫宏的《诗序》之类就是如此。晋朝以后的人，则有将他人的书窃取作为自己作品的，郭象的《庄子》注、何法盛的《晋中兴书》之类就是如此。至于明朝一代的人，他们所著的书，无非都是窃取盗用罢了。

《世说新语》说：“起初注解《庄子》的有几十家，没有人能探究其精要。向秀在旧注之外作了解义，精妙地分析奇异的旨趣，极大地阐发了庄子的风采。只有《秋水》到《至乐》两篇没有完成，向秀就去世了。向秀的儿子年幼，义理于是散失，但还有别本。郭象这个人，品行轻薄，有出众的才华，见向秀的义理没有流传于世，就窃取作为自己的注，于是自己注解了《秋水》到《至乐》两篇，又改写了《马蹄》一篇，其余众篇只是订正了文字而已。后来向秀的义理别本出现，所以今天有向、郭两家《庄子》注。当今的人，只有轻薄的品行而没有出众的才华，不能通晓作者的本意，他们盗窃而成的书，一定不如原本，称为‘钝贼’，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旧唐书》记载，姚班曾因为他的曾祖父姚察所撰写的《汉书训纂》多被后来注解《汉书》的人隐没名字据为己说，姚班于是撰写《汉书绍训》四十卷，以阐明旧义，流行于世。我读明朝正德以后的经学解释之书，都是隐没古人的名字据为己说的。

**勘书**

凡是校勘书籍，一定要用能读书的人。偶然见到焦氏《易林》的旧刻本，有“环绪倚鉏”一句，这是“环堵”的误写。注解说：“绪”疑当作“佩”。井堙水刋，这是“木刋”的误写。注解说：“刋”疑当作“利”。这错误太远了。幸好这是前人做的，虽然不读书，但还能遵守原文，不敢擅自改动。如果像近世的人那样，凭主观臆断改动，那么文字更加晦涩，意义更加错乱，而到了后世，即使有善于读书的人，也茫然无所寻求了。那么现在书坊刻书，不选择合适的人而委托他们校勘，难道不是大害吗？

梁简文帝《长安道》诗：“金椎抵长乐，复道向宜春。”是引用《汉书·贾山传》“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三辅决录》：“长安十二门，三涂洞开，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为往来之径”（《水经注》相同）。现在误作“金槌”，而又改为“椎轮”。唐阎朝隐《送金城公主适西蕃》诗：“还将贵公主，嫁与傉檀王。”是引用《晋书·载记》“河西王秃发傉檀”，现在误作“耨檀”，而又改为“褥氊”。比起把“金根车”改为“金银”，更是严重了。《庄子》“婴儿生无石师而能言”，一本作“所师”，大概魏晋以后写书多有写草书的，所以把“所”讹误为“石”。

**改书**

《东坡志林》说：“近世人轻易凭主观意见改动书籍，鄙陋浅薄的人喜好厌恶大多相同，所以附和的人很多，于是使古书日益讹误错乱，深可愤恨。孔子说：‘我还能见到史官保留的阙文。’自从我年轻时见到前辈，都不敢轻易改动书籍，所以蜀本大字书都是善本。”

《汉书·艺文志》说：古代书籍必定文字统一，不知道的就空缺，询问故老。到了衰世，是非没有标准，人们使用私意，所以孔子说：‘我还能见到史官保留的阙文，现在没有了。’大概是哀伤其逐渐不正，可知穿凿附会的弊端，从汉代就已经存在，所以有行贿改动兰台漆书的事。

译这是为了迎合他们的私心罢了。

万历年间，很多人喜好篡改古书，人心的邪僻、风气的败坏，从此开始。比如骆宾王替徐敬业讨伐武氏的檄文，原本出自《旧唐书》，其中说“伪临朝武氏”，是因为徐敬业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只是临朝听政而尚未改朝换代。近代的刻本将古人文字改为“伪周武氏”，没有考察檄文中所说的“包藏祸心，睥睨神器”，乃是武氏尚未篡位之时，所以有这样的说法【过了六年，到天授元年九月才改国号为周】。当时废黜中宗为庐陵王，而立相王为皇帝，所以说“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也”。不了解那个人，不推究那个时代，就擅自改动文章，谬误的种子流传至今仍未停止。

又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其荒诞不经。魏文帝《短歌行》中“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是指他的父亲武帝，被改为“圣老”，评论说“圣老”二字奇特。《旧唐书》记载李泌对肃宗说：“武后有四个儿子，长子是太子，监国，而且仁明孝悌，武后正图谋称制，就毒杀了他，立雍王李贤为太子。李贤自知难免一死，与两个弟弟每天侍奉在父母身边，不敢明说，于是作了《黄台瓜辞》，让乐工歌唱，希望武后醒悟而哀怜。歌词说：‘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而太子李贤最终被武后驱逐，死在黔中。他说‘四摘’，是用来比喻四个儿子。认为‘四’不能穷尽，就改为‘摘绝’。”

这些都不考察古史而随意臆断的说法，难道不是小人而无畏无惧吗？

译《易林》大概是东汉以后的人撰写，却假托为焦延寿所作。焦延寿生活在汉昭帝、汉宣帝时期。《汉书·京房传》说：焦延寿因为好学而得到梁王的宠幸，梁王供给他资财，让他尽情学习，学成后担任郡史，被察举补任小黄令。这位梁王是梁敬王刘定国，他在汉昭帝始元二年继承王位，四十年后去世，正值汉元帝初元三年。那时《左传》尚未设立学官，《今本易林》中引用《左传》的话很多，又常常使用《汉书》中的史事。比如：“彭离济东，迁之上庸”，这件事发生在汉武帝元鼎元年；“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这件事发生在汉元帝竟宁元年；“火入井口，杨芒生角，犯历天门，窥见太微，登上玉床”，似乎采用了李寻的话；“新作初陵，逾陷难登”，似乎采用了汉成帝修建昌陵的事；又说：“刘季发怒，命灭子婴”；又说：“大蛇当路，使季畏惧”，这又不是汉代人应该说的话。

《日知录》卷十八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录》卷十九 昆山顾炎武撰 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章之所以不能断绝于天地之间，是因为它能阐明道义，记载政事，体察民间疾苦，乐于称道他人的善行。像这样的文章，对天下有益，对将来有益，多一篇，就多一篇的益处。至于那些宣扬怪力乱神的事情，没有根据的言论，抄袭剽窃的学说，阿谀奉承的文章。像这样的文章，对自己有害，对别人无益，多一篇，就多一篇的损害。

文章不贵在多

两汉文人著作极少，史书在他们的传记末尾常常说“所著凡若干篇”。只有董仲舒多达一百三十篇，其余的不过五六十篇，或者十几篇，或者三四篇。史书记录篇数，大概是称赞他们，并非嫌他们少。然而现在的人著书则以多为富，既然多就必然不能精工，即使精工也必然不能都对世有用，这是不适宜的。

西汉崇尚辞赋，所以《汉书·艺文志》所载只有诗赋两家。那些有名的文人，陆贾的赋只有三篇，贾谊的赋只有七篇，枚乘的赋只有九篇，司马相如的赋只有二十九篇，儿宽的赋只有两篇，司马迁的赋只有八篇，王褒的赋只有十六篇，扬雄的赋只有十二篇。而最多的是淮南王的赋八十二篇，枚皋的赋一百二十篇。而在枚皋传中说：枚皋写文章，接到诏令就立刻写成，所以赋作很多。司马相如善于写文章但速度慢，所以作品少。但枚皋不如司马相如，枚皋的赋辞中自己说写赋不如相如。他的文章委曲迁就事理，都能得其意旨，颇为诙谐，不太闲雅靡丽。凡是可以读的不超过二十篇，那些尤其轻慢戏谑不可读的还有几十篇。这说明辞赋多不一定好。东汉多碑诔、书序、论难之类的文章，又因为那时尊崇经术，又多训诂之学。凡是《后汉书》中记录篇数的有四十九人，其中多的如曹褒、应劭、刘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余篇，少的如卢植六篇，黄香五篇，刘騊駼、崔烈、曹众、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在郑玄传中说：郑玄依据《论语》作《郑志》八篇，所注释的诸经百余万言。通达的人颇讥讽他繁琐。这说明解经多不一定好。秦延君解说《尧典》篇目两字的话有十余万言，只解说“若稽古”三个字就有三万言。这是颜之推《家训》所说的：“邺下的谚语说：博士买驴，写契约三张纸，还没有驴字呢。”文章以少而兴盛，以多而衰败。以两汉来说，东汉的文章多于西汉，而文风衰败了。以三代来说，春秋以后的文章多于六经，而文风衰败了。比如惠施有载书五车，他的书最终没有一篇流传下来。《礼记》说：“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隋书·经籍志》载古人文集，西汉只有刘向六卷，扬雄、刘歆各五卷，是最多的了。其他不过一卷、两卷。而东晋南朝，梁简文帝多达八十五卷，元帝多达五十二卷，沈约多达一百零一卷。正所谓“虽然多又有什么用呢”。

著书的困难

诸子之书除了孟子、荀子之外，如老子、庄子、管子、商子、申子、韩非子，都自成一家之言。到了《吕氏春秋》、《淮南子》，就不能自成一家，所以采集诸子的言论，汇编成书，这是诸子之书的一次变化。现在人的书集，如果一一都出自自己之手，必然不能多，大概都像《吕览》、《淮南》之类罢了。一定要是古人所未曾涉及的，后世所不可缺少的，然后才去写，大概就可以成功了吧。

宋人的书如司马光《资治通鉴》、马端临《文献通考》，都是以一生的精力完成的，于是成为后世不可缺少的书；而其中稍有错漏，尚且不能避免。如果后人的书，越多越错漏，越快越不流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看待成书太容易，而急于求名罢了。

伊川先生晚年作《易传》完成，门人请求传授。先生说：“再等学问有所进步，你难道没说过吗？忘记自己身体的衰老，不知道年岁不够。俯首

译有勤勉不懈的人，直到死才停止。”

直言

译张载曾说：“百姓是我的同胞，今天的百姓，是我与那些显达而身居高位的人所共同拥有的。通过具体事务来救济百姓，这是显达而身居高位者的责任；通过言论来救济百姓，这也是困顿而身处下位者的责任。”

天下政治清明，百姓就不会议论政事，那么如果政治教化和社会风俗并非尽善尽美，就允许百姓议论了。所以《盘庚》告诫说：“不要有人敢隐瞒小人的规劝。”国家遇到重大疑难，就向百姓占卜征询顺逆意见。子产不毁乡校，汉文帝停车接受进言，都是因为这个道理。唐代中期，这种用意尚存。鲁山县令元德秀派遣几名乐工，手拉手在田间歌唱，唐宗因此感动。白居易任盩厔县尉时，创作乐府诗及诗歌百余篇，规劝讽喻时事，流传到宫中。唐宪宗召他进入翰林院，这也接近于陈列国家的风俗，听取百姓歌诵的做法了。

诗歌的教化作用，虽然主要在于温柔敦厚，但也有直接指责某人而不避讳的情况。比如：“显赫的太师尹氏，不公平该怎么办？”比如：“显赫的宗周，褒姒毁灭了它。”比如：“皇父是卿士，番是司徒，家伯是宰，仲允是膳夫，棸子是内史，蹶是趣马，楀是师氏，他们的妻子煽动他们占据职位。”比如：“跟随的是谁？是那些暴虐的人。”这些都是直接指责他们的官职、族姓和名氏，古人并不以此为嫌。《楚辞·离骚》：“我原本以为兰草可以依靠，却虚有其表而徒有美貌。”王逸的章句解释说：“怀王的小弟弟司马子兰。”“椒专权谄媚而傲慢懈怠”，章句解释说：“楚国大夫子椒。”洪兴祖补注：“《古今人表》中有令尹子椒。”又如杜甫《丽人行》：“赐名大国虢国与秦国，千万不要靠近，丞相会发怒。”这接近于《十月之交》诗人直斥权贵的义旨。

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明确指责周颙，刘孝标的《广绝交论》暗讽到溉；袁楚客规劝魏元忠指出其十大过失的书信，韩愈讽谏阳城撰写《争臣论》，这些都是古人风俗淳厚的表现。

立言不只为了一时

天下的事情，有的言论在当时提出，而其效果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才显现。《魏志》记载司马朗有恢复井田制的建议，认为过去因为百姓各自拥有累世继承的产业，难以从中夺取，现在承继大乱之后，百姓流散，土地产业没有主人，都成了公田，应当趁此时恢复井田制。当时并没有实行。等到拓跋氏占据中原，命令绝户人家的宅院、桑树、榆树全部作为公田，用来分配授田，而口分田、世业田的制度从此兴起，直到隋唐都沿袭这一制度。《魏书》记载武定初年，私铸钱币泛滥劣质，齐文襄王建议说：“一枚重五铢的钱允许入市使用。”天下州镇郡县的市场，各设两个秤，悬挂在城门，如果重量不足五铢，或者虽然重五铢但掺杂铅锡，都不允许使用。当时并没有实行。等到隋文帝统一天下，重新铸造新钱，上面铸有“五铢”字样，重量与文字相符，在关卡放置标准样钱，不符合样钱的没收销毁，而开通元宝的形制从此以此为准则，直到宋代还仿照这一做法。

《唐书》记载李叔明任剑南节度使，上疏陈述佛教的弊端，请求本道将寺庙定为三等，道观定为二等，上等寺庙留僧人二十一名，上等道观留道士十四名，每降低一等减少七人，都选择有修行的人，其余还俗为民。德宗认为很好，认为可以在天下推行，下诏让尚书省商议，不久又停止了。到了武宗会昌五年，合并裁减天下寺观，敕令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两座寺庙，每寺留僧人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座寺庙，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人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留五人。共毁坏寺庙四千六百多处，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大秦穆护祅僧两千余人。而在明代洪武年间，也稍微实行过他的方法。《元史》记载京城依赖从东南运输粮食，耗尽民力去航行于不可测的海上。泰定年间，虞集建议京东数千里，北至辽海，南滨青齐芦苇之地，海潮每天到达，淤积成肥沃的土地。采用浙江人的方法，筑堤挡水造田，允许富人想获得官职的，集合众人授予土地，能带领万人耕种的，授予万夫之田，担任万夫长，千夫长、百夫长也如此。三年后查看成效，根据土地高低确定征收额度。五年有积蓄，任命官员就地从积蓄中发放俸禄。十年后授予符印，可以传子孙，如同军官之法。这样可以减轻东南的运输负担，缓解民力，而游手好闲之徒都有归宿。事情最终没有实行。等到顺帝至正年间，海运不到，听从丞相托克托的建议，于是设立分司农司于江南，招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的人各一千名作为农师，当年就大丰收。至今水田遗留的利益尚存，而戚将军继光又在蓟镇修筑，这些都是提出建议的人所不及见到的。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下的道理本来不出于此。孔子主张实行夏历，固然不指望鲁国的定公、哀公，周朝的景王、敬王，而唯独告诉颜渊。等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已经过了三百多年，于是实行了。孔子告诉颜渊，其实是告诉汉武帝。孟子想任用齐国，说以齐国称霸如同反手一样容易，如果是滕国则不可用。而告诉文公的话，也未尝贬低齐梁，说有王者兴起，必定来取法，这就是王者的老师。唉！天下的事情

译有见识的人不一定能遇到合适的时机，而遇到合适时机的人或许又缺乏见识。既然如此，那么开创事物的功业，确立言论的作用，难道可以缺少吗？

译朱熹作诗，至于秦《黄鸟》这一篇，说它起初只是出于西戎的风俗，因为没有圣明的君王和贤能的诸侯去讨伐这种罪行，于是人们习以为常，即使是像秦穆公那样贤明，也不能避免。评论这件事的人，也只是哀怜三良的不幸，感叹秦国的衰败。至于王道政治纲纪废弛，诸侯专断命令，杀人毫不顾忌，到了这种地步，就没人知道这是错误的了。历代沿袭，直到明朝英宗才开始革除这千古以来的弊病。我曾读正统四年六月乙酉日的记载，英宗对祥符人王有爝说：“周王去世，我深切悲痛哀悼。他在世时曾上奏说安葬应选择近地，遵循节俭以节省民力，从妃子、夫人以下不必殉葬，年少且有父母的各自遣返回家【周宪王名有炖，著有《诚斋集》。宪王虽然有此遗命，但去世后，妃子巩氏竟然自缢殉葬，谥号贞烈，以一品礼制安葬】大概从英宗即位之初，就受到宪王奏章的感动，而朱熹的诗也启发了他的天资聪慧。唉，真是仁德啊！

文人太多

唐宋以后，为什么文人这么多呢？固然有不懂经学，不通晓古今，却自命为文人的人。韩愈《符读书城南》诗说：“文章难道不珍贵吗？经训才是根本，否则就像旱地、沼泽没有源头，早晨满溢晚上就干涸。人不通晓古今，就像穿着衣冠的马牛。行为陷入不义，何况还指望享有盛名美誉。”而宋朝刘挚训诫子孙，常说：“士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一旦被称为文人，就不值得观看了。”那么凭借文人名声显于世，哪里值得看重呢？这就是扬雄所说的“采摘我的花而不吃我的果实”啊。

黄鲁直言：几十年来，先生君子只用文章提拔奖赏后生，所以华而不实。明朝嘉靖以来，也有这种风气。而陆深所记载的刘文靖告诫吉士的话，李梦阳非常感到不平【见《停骖录》】《宋史》说：欧阳修与学者交谈，从未谈及文章，只谈论政务。认为文章只用于修饰自身，政事可以惠及他人。

巧言

《诗经》说：“巧言如簧，脸皮真厚。”而孔子也说：“巧言令色，仁德很少。”又说：“巧言败坏德行。”巧言不仅仅指言语，凡是今人所作的诗赋碑文状辞等足以取悦人的文章，都是巧言一类。不能写这些不足以成为通达之人，只有能写却不写，才是天下的大勇。所以孔子认为刚毅木讷接近仁德，学者用力的方向，在这里而不在那里。

天下不仁的人有两类：一类是好犯上、好作乱的人，一类是巧言令色的人。从自幼不孝顺悌敬，以至于弑父弑君，都是好犯上、好作乱的推演。从耸肩谄笑、意见不同就不说话，以至于苟且患得患失，无所不至，都是巧言令色的推演。然而这两类人，常常相互依赖而在世上立足。有王莽的篡位弑君，就一定有扬雄赞美新朝；有曹操的禅让代位，就一定有潘勗的九锡册命【《世说新语》说潘元茂作魏公册命文书，人说与训诂同风】所以祸乱产生的原因，犯上者做首领，巧言者做辅助。所以大禹称巧言令色为孔壬，与驩兜、有苗归为一类，真是可怕啊【周穆王作《冏命》说：不要用巧言令色、谄媚侧媚】那么学者应当怎么做呢？一定要先以孝悌来消除其悖逆陵暴之心；接着以忠信来去除其谄媚侧媚的习气，使一言一行都出于本心，而不让不仁加于自身。这样之后才可以修身治国了【记录者在《论语》开头列出有子、曾子的话，是为了补充孔子平日所未及说的，其中的次序也不是没有用意的】

世人说魏忠贤起初不识字，而口含天宪，就有一两个文人代他起草文书。《汉书》说梁冀只能写字算数，他诬告太尉李固时，扶风人马融为他起草奏章。《唐书》说李林甫自己没有学术，仅能握笔，而郭慎微、苑咸这些庸碌的文士，代他起草诏令。又说高骈上书肆意丑恶悖逆，胁迫天子，而吴人顾云用文辞润饰他的奸恶。《宋史》说章惇掌权时，曾说“元祐初年，司马光做宰相，任用苏轼掌管诏令，所以能鼓动四方，于是让林希典书起草诏命，对元祐诸臣逞施毒手”。唉！哪个朝代没有文人？有国家的人不可不深思华实之辨啊。

文辞欺人

古来用文辞欺骗人的，没有比谢灵运更甚的，其次是王维。谢灵运身为元勋之后，袭封国公。宋朝革命，不能与徐广、陶潜做林泉之友。既做了宋朝臣子，又与庐陵王刘义真关系亲密。到元嘉年间，多次升迁至侍中。自认为是名流，应当参与时政。文帝只以文学对待他，以致他心怀不满。又上书劝伐河北，以至于屡次获罪被弹劾，起兵抗拒逮捕，于是作诗说：“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等到临刑时，又作诗说：“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如果说想要效忠于晋朝，为什么前后矛盾呢？史官记载他为叛逆，不算苛刻了。王维任给事中，安禄山攻陷两都，他被拘禁在普施寺，被迫接受伪职。安禄山在凝碧池宴请他的党徒，王维作诗说：“万

译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叛贼平定后，他下狱受审，有人将他的诗呈报给皇帝所在的行在，他的弟弟刑部侍郎王缙请求削去自己的官职来赎兄长的罪，肃宗于是特别宽恕了他，责罚授予太子中允的官职。襄王僭越称帝，逼迫李拯担任翰林学士。李拯既然已玷污了伪朝的官署，内心便不安宁。当时朱玫掌握政权，百官秩序混乱。李拯曾退朝后在国门前勒马，作诗道：“紫宸朝罢缀鹓鸾，丹凤楼前立马看。惟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吟诵完毕，泪水落下。等到王行瑜杀了朱玫，襄王出逃，李拯被乱兵杀害。这两人的诗相同，一个死了，一个没死，而文人墨客交游之士大多加以防范。王维如同杜甫，被称为高人。王右丞，天下哪有身为高人却仕于叛贼的人呢？于是有人颠沛流离之后，投靠异姓，直到被排斥不容，才发出忠愤的言论，与那些名声玷污于伪朝名册却自我标榜忠心，比作康乐、右丞这类人相比，我看他们更加卑劣了。

译末世人情愈发巧诈，文饰而不感到羞耻，确实有早上吟咏《采薇》诗篇，晚上却因接到官职任命而欣喜的人。如果仅凭他们的言论来选拔人才，那么鲁仲连这样的人车载斗量，王蠋这样的人也多得不可胜数。有人说：不是这样的。世上若有懂得辨别言论的人出现，那么这些人的真假，就能通过他们的言论来辨别，最终无法逃脱。《黍离》中的大夫，起初心神不定，中间哽咽难言，后来如醉如痴，无可奈何只能托付给苍天，这是真情。汨罗江畔的宗臣屈原，言语沉重，辞藻反复，心烦意乱，言辞不能按顺序表达，这是真情。栗里的征士陶渊明，淡泊得似乎忘记了世俗，但感愤的情怀，有时不能自我抑制，从而微妙地显露出真情，这是真情。那些急切地自我表白而发表言论的，是虚伪。《易经》说：将要背叛的人，言辞惭愧；内心疑惑的人，言辞枝蔓；失去操守的人，言辞屈曲。《诗经》说：盗贼的话非常甜腻，祸乱因此蔓延。洞察真情与虚伪，摒弃盗贼般的巧言，这是君子的正道，也是兴盛王业之事，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

修辞

《典谟》、《爻象》，这是二帝三王的言论。《论语》、《孝经》，这是孔子的言论。文章在于此，人性与天道，也不超出这个范围。所以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游定夫的话说得好：“不能写文章却想通晓人性与天道，好比建造几仞高的墙，却用浮尘和泡沫作为基础，没有这样的道理。”后来的君子，在初学基础学问时，就谈论人性天道，却把文章当作小技，不必用力。然而孔子不是说：“防备要深远，言辞要文采吗？”不是说：“言辞没有文采，流传就不远吗？”曾子说：“注意言辞和语气，就能远离鄙陋和背理了。”曾见现在讲学的先生，从语录入门的，大多不善于修辞，有的甚至反过来引用子贡的话来讥讽说：“孔子的言论关于人性与天道可以听到，孔子的文章却听不到。”

杨用修说：“文，是道；诗，是言。语录出现，文与道就分离了；诗话出现，诗与言就分离了。”

自嘉靖以后，人们知道语录缺乏文采，于是王元美的札记，范介儒的肤语，上效扬雄，下法王通，虽然所得有深浅的不同，但可以说是懂得言论的人了。

文人摹仿的弊病

近代文章的弊病，全在于摹仿。即使逼真地像古人，也已经不是最高境界，何况那些遗落了神理而只得到皮毛的人呢？况且古人作文时，也有利钝之分。梁简文帝给湘东王的信中说：“现在有人效仿谢康乐、裴鸿胪的文章，学谢康乐就达不到他的精华，只得到他的冗长；师法裴鸿胪就蔑弃他的长处，只得到他的短处。”宋苏子瞻说：“现在的人学杜甫的诗，只得到他的粗俗而已【叶水心说：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开始贬低唐人的学问，称为江西宗派】金元裕之的诗说：“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文章这一道，还是儒者的末节之事，却想要像陆士衡所说的“谢去已披的朝华，开启未振的夕秀”那样，现在还没见到这样的人，进而窥探著述的领域，就更加困难了。

效仿《楚辞》的，一定不如《楚辞》；效仿《七发》的，一定不如《七发》。大概他们心中先有一个古人在前，既怕失去古人的风范，而笔力又不能自我施展，这就是寿陵余子学步邯郸的说法。

洪氏《容斋随笔》说：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辞藻华丽丰腴，上薄《楚辞》，所以令人喜爱。其后继者，如刘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毫无新意。傅元又收集它们，编为《七林》，使人读未完篇，往往弃之不顾。柳子厚的《晋问》，乃是用其体裁，而超然别立机杼，激越清壮，汉晋诸文士的弊病，于是洗刷干净了。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扬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至于崔骃《达旨》、班固《宾戏》、张衡《应间》，都是章摹句写，其弊病与《七林》相同。等到韩退之《进学解》，于是洗刷干净了。他的话很正确，这是从辞藻的工拙来论的。如果从立意来说，则总不能超出古人的范围之外。

如扬雄拟《易经》而作《太玄》，王莽依《周书》而作《大诰》，都是心劳而日拙的【《世说》王隐论扬雄《太玄》虽妙，无益；古人谓之屋下架屋】

《曲礼》的训诫，不要抄袭别人的言论，不要随声附和，这是古人立言的根本。

文章繁简

韩文公作樊宗师墓铭说：“自古对于言辞，一定要出自自己，如果不能，就是剽窃。后人都指向前人，互相沿袭，从汉到现在，用同一律例。这极中今人的弊病。如果像樊宗师的文章，则是惩时人之失，而又失之的【如《绛守居园池记》，以东西二字平常，而改为甲辛，几乎像吴人呼庚癸那样】作书须注，这自秦汉以前可以。如果今日作书而不注，不可解，则是求简而得繁，两失之矣。孔子说：“言辞达意就可以了【胡缵宗修安庆府志，书

译正德年间发生刘七叛乱之事，史书大字正文写道：“七年闰五月，贼七侵犯江境”，而在“贼七”二字之下用小字分注说明：“姓刘氏”。把这种写法拿给人看，没有不嘲笑它的。却不知道近来那些刻意模仿秦汉文风的学者，都跟这“贼七”一样荒唐可笑。

译言辞以表达清楚为主，不论其繁复还是简略。关于繁简的争论一旦兴起，文章就失去生命力了。《史记》中繁复的地方，一定胜过《汉书》中简略的地方【《容斋随笔》评论卫青封三校尉的话，《史记》胜过《汉书》的地方，正不仅仅在此】。《新唐书》的简略，不是简略于事理，而是简略于文辞，这正是它的弊病所在。

时子通过陈子把话告诉孟子。陈子把时子的话告诉孟子。这里不需要重复出现，意思已经明白。齐国有一个有一妻一妾的人，她的丈夫出去，必定吃饱酒肉后才回来，他的妻子问他和谁一起吃喝，他说都是富贵人家。他的妻子告诉妾说：“丈夫出去必定吃饱酒肉后才回来，问他和谁吃喝，都是富贵人家，却从未有显贵的人来过，我将窥探丈夫的去向。”有人送给郑国子产一条活鱼，子产让管理池塘的人把它养在池里，管理池塘的人把它煮了吃了，回报说：“刚放进水里时它还困倦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就游得欢快的样子，悠然自得地游走了。”子产说：“找到它合适的地方了，找到它合适的地方了。”管理池塘的人出来后说：“谁说子产聪明？我已经煮了吃了，他却说：‘找到它合适的地方了，找到它合适的地方了。’”这里必须重叠叙述，情事才能详尽。这是孟子文章的妙处。如果让《新唐书》来写齐人的事，一定会说“他的妻子怀疑并窥探他”；写子产的事，一定会说“管理池塘的人出来后嘲笑他”。两句话就完了。所以言辞以表达清楚为主，不以简略为主。

刘器之说：“《新唐书》叙事喜好简略其辞，所以事情多晦涩不明，这是作史的弊病。况且文章哪有繁简之分呢？从前的人议论，说像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如果不是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那就错了。当时进呈《新唐书》的表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新唐书》之所以不及古人，弊病正在这两句话上。”黄氏日钞说：“苏子由改写《史记》为《古史》，多有不当。比如樗里子，史记说：‘母亲是韩国女子。’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说：‘母亲是韩国女子，滑稽多智。’好像把母亲当作滑稽了。那么樗里子三个字，可以省略吗？甘茂，史记说：‘甘茂，是下蔡人，侍奉下蔡的史举学习百家学说。’《古史》说：‘下蔡史举学习百家学说。’好像史举自己学习百家了。那么‘侍奉’这一个字，可以省略吗？由此可知文章不可以省字为工，字如果可以省，太史公早就省了。”

文人求古的弊病

后周书·栁蚪，当时的人论文体有今古的不同，栁蚪认为时代有今古，不是文章有今古，这是最恰当的理论。现在的人不能写成二汉的风格，就像二汉不能写成《尚书》《左传》的风格，乃抄袭《史》《汉》中的文法以为古，更严重的猎取其中一二字句用在文章中，非常不协调【元阿噜图进《宋史》表说：况且辞的繁简因事而定，文的今古因时而定，大概是用栁蚪的话】。

以今天的地名以为不古，而借用古代地名；以今天的官名以为不古，而借用古代官名。舍弃今天常用的字，而借用古代通用的字，都是文人用来掩盖自己浅陋的方法。

《唐书》郑余庆奏议类，使用古语，如“仰给县官马万蹄”，有关部门不明白这是什么话，人们批评他不适应时宜。

宋陆务观跋前汉通用古字韵说：“古人读书多，所以作文时偶尔用一二古字，起初不以为工，自己也不知道哪个是古，哪个是今。近来却有人抄录史汉中的字入文辞中，自谓工妙，不知道有嘲笑他的人。偶然看到这本书，为之叹息，写下来作为后生的警戒。”元陶宗仪《辍耕录》说：“凡是书写官衔都应当从实，如廉访使、总管之类，如果改之为监司、太守，是扰乱官制，久远不可考。”

何孟春《余冬序录》说：现在的人称呼人的姓，必定改为世望；称呼官，必定用前代职名；称呼府州县，必定用前代郡邑名，想要显得与众不同，不知道文字间着此，对工拙有什么益处？这不仅于理无取，而且于事又有妨碍。姓李的人称陇西公，杜称京兆，王称琅邪，郑称荥阳，以一姓的世望而概括众人，可以吗？这种失误，自唐宋五季间孙光宪辈开始。《北梦琐言》称冯涓为长乐公，《冷斋夜话》称陶谷为五柳公，类以昔人的号而概括同姓，尤其可鄙。官职郡邑的建置，代有沿革，现在必定用前代名号而称呼，将来将何所考呢？这就是所谓于理无取，而于事又有妨碍的。于慎行《笔麈》说：《史》《汉》文字之佳，本自有在，不是说其官名地名之古。现在的人羡慕其文之佳，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于今，这应该被古人嘲笑。《史》《汉》之文，如欲复古，何不三代官名施于当日，而但记其实呢？文的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实，无以示远，大家不为也。我向来不工文辞，无所模拟，至于名义之微，则不敢苟且。寻常小作，或有迁就，金石之文，断不敢于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辈名家亦多如此。

古

译人的文集里没有冗余重复的内容。

古人的文章，不仅在一篇之内没有冗余重复，在一部文集中也没有冗余重复。

比如称赞别人的优点，如果出现在祭文中，就不会再出现在墓志铭里；如果出现在墓志铭里，就不会再出现在其他文章中。

后来的人阅读他的全集，可以通过互相参照来了解全貌。

还有互相见于他人文章的情况，比如欧阳修写《尹师鲁墓志铭》，不说“近代的古文从尹师鲁开始”，因为范仲淹的祭文中已经说过了，可以互相参照，不必重复出现。

大概欧阳修自信自己的文章可以和范仲淹的文章一起流传于后世，这也足以看出古人重视并爱惜自己的言辞。

译刘禹锡作《柳子厚文集序》说：“凡是柳子厚的姓名、官职、年龄，以及他立身处世的大节，都有韩愈的志向。如果祭文还在，又可见古人不一定要求文章出自自己之手。”

书籍不应当有两篇序言

乡试录，主考官在开头作序，副主考官在结尾作序，这是他们的职责。凡是书籍也与此类似。况且像明初时，府州县志书编成，必定推举当地年长且有文采的先生作序，否则就由在该府州县任职的官员作序。请求作序的人必定要适合其人，其人必定要自审无可推让而后才作。在该地任职的官员，如果文章优秀，且对这本书有功，就不推让给当地先生。当地先生，如果文章优秀，且对这本书有功，官员就不敢作序了。如果道理在于独断，那么就有自己作序而不推让给当地先生和官员的情况。凡此种种，都叫做职责。所以序言只有一篇，如果有别的阐发，就作为后序，也有只记载年月而没有序言的。现在却有两篇序言了，甚至有接连三四篇序言还不止的。两篇序言不符合体例，不适合其人就不符合职责。世上的君子不学习却喜欢多说话。

凡是书籍有所阐发，可以作序；无所阐发，只记载成书的年月就可以了。人的毛病，在于喜欢替别人作序。

唐代杜牧在回复庄克的信中说：“自古以来为文章作序的人，都是后世的宗师仰慕其人而为之。现在我和您同生在今世，想要为您尚未定稿的文章作序，本来就不可以。”读这番话，现在喜欢替别人作序的人可以停止了。

娄坚在重刻元稹《长庆集》的序中说：“序，是叙述著作的旨意。大概始于子夏为《诗经》作序，后来刘向以校书为职，每一编成，就有序言，最为典雅驯顺了。左思《三都赋》写成，自认为名声不显著，向皇甫谧求序，从此撰写文章的人多有托请别人作序的，都是急于求名，而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至于那些序言既久，刻本保存下来的有的模糊不可读，有人缮写并重新刻印，那么别人又作序，这适宜叙述重新刻印的意图就可以了。而现在的叙述者，不是追论前代贤人，妄加优劣的辨析，就是过分称颂好事，多设游说之辞，这些都是我所不取的。”读这番话，现在喜欢为古人文章作序的人可以停止了。

古人不替别人立传

列传之名始于太史公。大概是史书的体例。不应当作史书的职责。没有替别人立传的。所以有碑有志有状而没有传。梁代任昉《文章缘起》说传始于东方朔作《非有先生传》，是因为寓言而称之为传。韩愈文集中有三篇传：《太学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颖》【又有《下邳侯革华传》是伪作】。柳子厚文集中有六篇传：宋清、郭橐驼、童区寄、梓人、李赤、蝜蝂、何蕃。仅选取他们的一件事而称之为传。王承福之辈都是地位卑微的人而称之为传。毛颖、李赤、蝜蝂则是戏作而称之为传。大概相当于稗官之类。至于段太尉就不叫传，叫《逸事状》。柳子厚不敢为段太尉作传，是因为不应当承担史官的职责。自宋代以后才有替别人立传的，侵犯了史官的职责了。

《太平御览》书目列出古人别传数十种，称之为别传，用来区别于史家的传。

志状不可妄作

志状在文章家中属于史书的支流，上报给史官流传后世，人为史书的本源。史书以记事，也以载言。所以不读那个人一生所写的文章，不可以为他作传。生在公卿大臣之位的人，不熟悉一朝的大事，不可以为他作传。生在曹署之位的人，不熟悉一朝的掌故，不可以为他作传。生在监司守令之位的人，不熟悉一方的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为他作传。现在的人不通晓这些，却妄自替别人作志，史家又不考证而承用它们，所以抵牾不合。孔子说：“大概有不知而作的，说的就是这类人吧？”

名臣硕德的子孙，不一定都读父亲的书。读父亲的书的人，不一定能通晓有司的掌故。至于替别人作志的人，必定是一时的文苑名士，却不能详细考究，却说子孙的状文如此。我就依据它。大臣家，可以有不识字的子孙；而文章家，不可以有不通晓当今宗匠的人，却想让籍谈、伯鲁之流成为文人，任由他们犯错。唉！如果这样，那么天下就都是文人了。

作文润笔

蔡邕文集中为当时权贵作碑诔的作品很多，如胡广、陈寔各三碑，桥元、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仅十五，胡根年仅七岁，都为他们作碑。如果不是贪图润笔之利，不至于做到这样。史传因为他的名声重，隐而不说罢了。文人受贿，难道只有韩退之的谀墓金吗【李商隐记齐鲁二生说：刘叉拿着韩退之的金子数斤离去，说：‘这是谀墓中人所得到的，不如送给刘君祝寿。’韩愈不能阻止。’现在这件事记载在《唐书》中】

王楙《野客丛书》说：作文受谢，并非起于晋、宋。看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别居长门宫，听说司马相如天下工于为文，奉黄金百斤请他作文，君取酒，相如因此作文以感悟主上，皇后复得宠幸。这种风气在西汉已然【按：陈皇后无复幸之事，

译这篇文章大概是后人拟作的，但也是汉人所写。杜甫作《八哀诗》，其中李邕一篇写道：“求取碑铭的人挤满了他的门庭，碑文石刻的光辉照耀四方。华美的屋宇挂着珊瑚帘钩，麒麟图案的织锦铺陈其中。紫色的骏马跟随剑器，他自认为取利合乎道义，没有虚度一年。”【李邕原本擅长碑颂，人们奉送金帛请他撰文，前后所受的馈赠数以万计。】刘禹锡《祭韩愈文》说：“公卿的鼎铭、侯爵的碑记，墓志铭刻在隧道，墓碑树立在田间，一个字的价格，搬运黄金堆积如山。”这可以说是揭露了真实的赃物了。【《侯鲭录》记载：唐代王仲舒任郎中时，与马逢交好，常常责备马逢说：“贫穷得难以忍受，为什么不寻找撰写碑志的机会来救急？”马逢笑着说：“刚才看见有人家骑马呼喊医生，立刻就可以等到报酬了。”这虽然是戏言，但当时风俗可见一斑。】从前扬雄尚且不肯接受商人的钱财，并记载在《法言》中，而杜甫却称之为“合乎道义地取利”，这还不如唐寅直接将其视为利益。《戒庵漫笔》说：唐子畏有一本巨大的册子，自己记录所写文章的账簿，封面上题写着“利市”。【如今市井店铺的账簿多题写这两个字。】

译《新唐书·韦贯之传》记载：“裴均的儿子带着万匹绢请求撰写先人的墓志铭，韦贯之回答说：‘我宁愿饿死，怎么能做这种事！现在那些靠卖文为生的人，可以感到羞愧了。’”

司空图传记载他隐居在中条山，王重荣父子非常敬重他，多次赠送礼物他都不接受。曾经为他撰写碑文，赠送数千匹绢，司空图把绢放在虞乡的市场，让人随意取用。一天就取完了。既然不占有这份馈赠却又接受了，这是什么道理呢？是迫不得已，这又是次一等的做法。

文非其人

《元史》记载姚燧向许衡请教文章，许衡告诫他说：“弓箭这类物品，是用来防备盗贼的。如果让盗贼得到了，也会用来对付别人。文章固然是一代士子显扬名声的利器，然而如果没有能够名震一世的能力，将怎么应对那些要求你为他们写作的人呢？把文章给不适当的人，和不给不适当的人，都是罪过，这不是保全自身和顺应世道的办法。我看前代，马融因为受到邓氏的惩罚，不敢再违逆权贵，于是为梁冀起草奏章；李固又写了大将军西第颂，因此被正直的人所羞耻。徐广担任祠部郎时，防稽王世子元显录尚书事，想让百官向他致敬，台内让徐广提出建议，从此内外都执行下级官员的礼仪，徐广常常感到愧疚和怨恨。陆游晚年再次出仕，为韩侂胄撰写《南园阅古泉记》，被清议讥讽。朱文公曾经说他才能太高，行迹太近，恐怕被有权势的人牵挽，不能保全晚节。这些都是把文章给了不适当的人。祸患的到来，比耻辱更轻，如果迫不得已，与其给，不如拒绝。至于那些节俭美德、含蓄才华，其作用在此之前的，又贵在懂得细微之道的君子了。”

少年未达

少年尚未显达时，投奔知己、请求接见所写的文章，也不可轻易写作。韩昌黎集有《上京兆尹李实书》说：“我来到京师，到现在十五年，所见到的公卿大臣，数不胜数，都能守官奉职，没有过失罢了，没有见到像阁下这样赤心事上、忧国如家的人。今年以来，不下雨一百多天，种子不能入土，野外没有青草，而盗贼不敢兴起，谷价不敢昂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的人，都像阁下亲自临到他们家中。老奸巨猾、长期贪污的人，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如果不是阁下条理镇服，布宣天子的威德，怎么能达到这个地步？”等到他写《顺宗实录》，记载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就说：“李实谄媚李齐运，迅速升迁到京兆尹，依仗宠幸强横固执，不顾文法。当时春夏干旱，京畿缺乏粮食，李实一点也不介意，正致力于聚敛征求，来供给进奉。每次奏对，就说：‘今年虽然干旱，但谷物很好。’因此租税都不免除，人穷到毁坏房屋卖瓦木，借贷麦苗来应付官府，欺凌公卿以下，随喜怒诬奏迁黜。朝廷畏忌他，曾经有诏免京畿内拖欠的租税，李实不执行，用诏书征收如初。勇于杀害，人吏不聊生。以至于遣市里欢呼，都袖藏瓦砾，遮道伺之。李实从间道获免。”与前所上的书迥若天渊了【鹤林玉露摘此为疑】难道不是少年尚未显达，投知求见之文，而不自觉其失言吗？后来的君子，可以引以为戒。

假设之辞

古人写赋多用假设之辞，叙述往事作为点缀，不必一一符合事实。子虚、亡是公、乌有先生的文章，已经始于司马相如了。后来的作者，实际继承了这个意思。谢庄《月赋》：“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又说：“抽毫进牍，以命仲宣。”按王粲在建安二十一年跟随征吴，二十二年春在途中病死。徐、陈、应、刘同时去世，也是这一年。到明帝太和六年，曹植封陈王，怎么能摘取史实来议论这篇赋的不合呢？庾信《枯树赋》既说殷仲文出任东阳太守，又有桓大司马，也是同样的例子【殷仲文担任桓玄的侍中，桓大司马则是桓玄的父亲桓温，这是因殷仲文有树婆娑之言，桓元子有“木犹如此”之叹，于是将二事凑合成文】而《长门赋》所说的“陈皇后复得幸者”，本来就没有这回事，俳谐之文，不当与之庄论【《长门赋》是后人托名之作，司马相如在元狩五年去世，怎么能说孝武皇帝呢】

陈后复幸之。云正如马融《长笛赋》所谓：“屈平适乐国，介推还受禄”也。

古文未正之隐

《晋书》刘元海、石季龙作，史者自避唐讳，后之引书者多不知，而袭之。惟《通鉴》并改从本名。

日知録巻十九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録巻二十昆山顾炎武撰非三公不得称公。

《公羊传》说：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天子三公称公，周公、召公、毕公、毛公、苏公是也。王者之后称公，宋公是也。

杜氏《通典》说：周制，非二王之后列国诸侯，其爵无至公者。《春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之旧爵，或尝为天子之官，子孙因其号耳，非周之典制也。东迁而后，列国

译诸侯都僭越地自称“公”。孔子作《春秋》，将其记载在书中，则有的称“公”，有的不称。生前不称公而死后葬以公礼，则各国不称公；鲁国称公，则各国也称公。于是天子的事业与人臣的礼节，都记载在书中，天下的根本大法就彰明了。西汉有七位相国、五位公【《西都赋》李善注：“公”，是御史大夫和将军的通称。按《后汉书》记载，汉献帝对御史大夫郗虑说：“郗公，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呢？”可见御史大夫可以称公】，而东汉光武帝则设置三公【《后汉书·百官志》：太尉公一人，司徒公一人，司空公一人】。史书中的文字，如邓公禹、吴公汉、伏公湛、宋公宏、第五公伦、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陈公宠、桥公〇、刘公宠、崔公烈、胡公广、王公龚、杨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董公卓、曹公操，如果不是身居三公之位，就没有称“公”的。《三国志》中如汉的诸葛公亮、魏的司马公懿、吴的张公昭、顾公雍、陆公逊，《晋书》中如卫公瓘、张公华、王公导、庾公亮、陶公侃、谢公安、桓公温、刘公裕之类，如果不是身居三公之位，也没有称“公”的。史书到了唐代，称“公”就不一定都是高官了。等到今天，志状一类的文章，人人都可以称“公”了。唉！多么泛滥啊！多么虚伪啊【如郑端简的《名臣记》，甚至无人不称公，这就不符合史书的体例了】

译《大雅·古公亶父》的笺注说：“诸侯的臣下称呼君主为‘公’。”《白虎通》说：“臣子和子女在本国境内，都褒称他们的君主为‘公’。”《诗经》说：“于是任命鲁公，让他到东方去做诸侯。”‘公’是鲁国人的称呼；‘侯’是周王室所封的爵位。

《秦誓》中秦穆公说：“唉！我的将士们，听令不要喧哗。”《秦誓》这篇文献中称‘公’，与《春秋》中称‘秦伯’，难道不有很大差异吗？回答说：《春秋》旨在阐明名分，五等爵位由天子分封，不容许僭越差错。而《秦誓》是本国的文献，孔子只是沿用了原有的文字罢了。《诗经》中‘公之媚子，从公于狩’，也是秦国的诗歌。

周平王以后，诸侯普遍被称为‘公’，那么就不一定专指本国了。《硕人》这首诗说：“谭公是我的私亲。”《左传》中郑庄公的话说：“不如让许公重新掌管他的国家。”

周朝兴盛时期，也有‘群公’的称呼，见于《康王之诰》以及《诗经·云汉》，这如同五等爵位的君主，《春秋》记载时，通称为诸侯。

《左传》中除了王卿之外，没有称‘公’的，只有楚国如此。楚国的君主已经僭越称王，那么臣下也就僭越称公。宣公十一年所说的“诸侯的县公，都来庆贺我”就是这样。《汉书·沛公传》注中孟康说：“楚国旧例僭越称王，其县宰称为公。”《淮南子·鲁阳公》注说：“是楚国的县公。楚国僭越号称王，其守县大夫都称公。”中间如叶公、析公、申公、郧公、蔡公、息公、商公、期思公，都位于边境靠近中原地区；白公靠近吴国，大概是尊崇其名号以加重边邑的地位。《吕氏春秋》中楚国又有卑梁公，《战国策》中楚人有宛公、新城公。而秦国有麃公。《索隐》说：“大概是麃邑的公，史书遗失了他的姓名。”楚汉之际有滕公、戚公、柘公、薛公、郯公、萧公、陈公、魏公、留公、方与公。高祖起初称沛公，太上皇的父亲称丰公，都是楚国遗留的名号。《左传》中齐国也有邢公、棠公。这就是县公中的‘公’。御史监郡的也称监公，见《曹相国世家》。

有遗失其名而称公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侯公，《项羽本纪》中的枞公，《高祖本纪》中的单父人吕公、新城三老董公，《孝文本纪》中的太仓令淳于公，《天官书》中的甘公，《封禅书》中的申公，齐人丁公，《曹相国世家》中的胶西盖公，《留侯世家》中的东园公、夏黄公，《穰侯传》中的客宋公，《信陵君传》中的毛公、薛公，《贾生传》中的河南守吴公，《张敖传》中的中大夫泄公，《黥布传》中的故楚令尹薛公、季布、母弟丁公，《鼂错传》中的谒者仆射邓公，《郑当时传》中的下邽翟公，《酷吏传》中的河东守申屠公，《货殖传》中的朱公、任公，《汉书·高帝纪》中的终公，《艺文志》中的蔡公、毛公，乐人窦公、黄公、毛公、皇公，《张耳陈余传》中的范阳令徐公、甘公、刘歆，《鲁国传》中的桓公，《赵国传》中的贯公，《周昌传》中的赵人方与公、武五子，《瑕丘传》中的江公，《王褒传》中的九江被公，《于定国传》中的其父于公，《翟方进传》中的方进父翟公，《儒林传》中的免中徐公、博士江公、食子公、淄川任公、皓星公，《游侠传》中的故人吕公，《茂陵传》中的守令尹公，都是遗失其名而称公的。像郑君、卢生这类，明朝《太祖实录》中对于孝慈高皇后的父亲，也不知道他的名字，称之为马公。这是史书的缺文，不是正式的书写体例。《史记·高帝纪》吕公注中崔浩说：史书遗失了他的名字，只举姓而称公。《汉书·高帝纪》注中应邵说：枞公不知其名，所以称公。注家在此阐明了这个体例，其余都不再注释。

太史公，是司马迁称呼他的父亲司马谈，所以尊称他为公。

有尊崇老人而称公的，《战国策》中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人吗？”《史记》中文帝对冯唐说：“公为何这样？”众人侮辱我，就是这样。《汉书·沟洫志》中的赵中大夫白公，颜师古说：“大概是互相称呼尊老的称谓。”《项籍传》中的南公，服虔说：“南方的老人。”《眭弘传》中的东平嬴公，颜师古说：“长老的称号。”《元后传》中的元城建公，服虔说：“年老者。”《吴志·程普传》中程普最年长，当时的人都称程公。《方言》说：“凡是尊老，周、晋、秦、陇地区称之为公。”《晋书·乐志》中项伯对项庄说：“公莫。”古人互相称呼为‘公’。

《汉书·何武传》中号为烦碎，不称贤公。《后汉书·李固传》中京师都感叹说：“这又是李公了。”《宦者传》中种暠担任司徒，告诉宾客说：“如今身为公，是曹常侍的力量。”《魏志·王粲传》中蔡邕听说王粲在门外，倒穿着鞋出来迎接，说：“这是王公孙。”《晋书·陈骞传》中对父亲陈矫说：“君主英明神圣，大人是大臣，现在如果不合意，不过是不做公罢了。”《魏舒传》中夜里听到有人问寝的是谁，回答说：“魏公舒。”舒自己知道将要成为公了。《陆晔传》中堂兄陆机常常称赞他说：“我家世代不缺公了。”《王猛传》中父老说：“王公为何要拜见呢？”《北史·郑述祖传》中年轻时在乡间，独自骑马出行，忽然有几百个骑马的人，见到述祖都下马说：

译“公在此。”《陶渊明·孟长史》记载，陶渊明的从父陶防曾任太常，他曾问光禄大夫刘耽：“如果孟君还在，应当已经做到三公了吧？”刘耽回答说：“这原本就是三公的人才有的称呼。”由此可知，在南北朝以前，人们言语中，必定是三公才能被称为“公”。《周书·姚僧垣》记载，宣帝曾从容地对姚僧垣说：“曾经听说先帝称呼你为姚公，有这回事吗？”姚僧垣回答说：“我蒙受陛下特别的恩宠，确实如同圣旨所说。”宣帝说：“这是尊重年长的称呼，并非尊贵的爵位称号，我应当为你建立封国、开设家业，作为子孙的永久产业。”于是封他为长寿县公，食邑一千户。

译孔融向高密县请求为郑玄特别设立一个乡，称为“郑公乡”。他认为“公”是仁德的正称，不必限于三公或大夫。这是牵强的说法，根据他所引用的例子，都是史书失载其名的“公”，而太史公又是父子间的称呼。《战国策》记载，陈轸将要去魏国，他的儿子陈应劝阻他父亲出行。《史记·留侯世家》说：“我本来就知道竖子不足以派遣，于是父亲亲自前往。”这些都是把父亲称为“公”。《宋书·颜延之传》记载，何偃在路上远远地呼喊颜延之说：“颜公！”颜延之回答说：“我既不在三公之位，又不是乡野之公，也不是你家的祖父，为什么称呼我为公？”《北齐书·徐之才传》记载，郑道有曾经戏称徐之才为“师公”，徐之才说：“既然做了你的老师，又做了你的父亲，‘三纲’之义，一下子占了两条。”

陆云作《祖父诔》说：“吴丞相陆公诔曰：维赤乌八年二月，乙卯日，吴国故使持节郢州牧左都督丞相江陵郡侯陆公去世。”又说：“故散骑常侍陆府君诔曰：维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晋国故散骑常侍吴郡陆君去世。”王沈祭祀他的父亲说：“孝子沈敢昭告显考东郡君。”张说作其父赠丹州刺史先府君墓志，每次称呼必定说“君”。既然如此，即使是自己的祖先，也不一概称为“公”。可见古人在名分上非常谨慎。

《史记·晁错传》记载，晁错的父亲从颍川来，对晁错说：“皇上刚即位，你执政掌权，侵削诸侯，人们议论纷纷，怨恨你的人很多，所以父亲称呼儿子为公。”徐孚远说：“御史大夫属于三公，晁错的父亲称呼晁错为公，大概是以官职来称呼他。”

僧人也有被称为“公”的，必定是在名字前冠以“公”字。深公，即法深；林公，即道林；远公，即慧远；生公，即道生；猷公，即道猷；隆公，即慧隆；志公，即宝志；澄公，即佛图澄；安公，即道安；什公，即鸠摩罗什。当时的人忌讳直呼其名，所以加一个“公”字【古代僧人都称名，《世说新语》说：“安汰吐珠玉于前，斌亮振金声于后”，都是名字】。梁、陈以后，僧人才有了字，人们互相以字相称。以字相称就不再称“公”了。

《宋史》记载，丰稷驳斥宋用臣的谥议说：“凡是称为公的，必须是德高望重的大臣或乡里有德行的士人，那么明朝宦官被称为公，也不应该出自士大夫之口【孙升《谈圃》：‘有朝士在中书省称李宪字为荆公，厉声斥责他说：‘这是什么人？’随即被外放为监当官】。

古人不用干支来命名年份。

《尔雅》疏说：甲到癸是十日，日属阳；寅到丑是十二辰，辰属阴。这二十二个名称，古人用来纪日，不用于纪年。纪年自有阏逢到昭阳十个名称作为岁阳，摄提格到赤奋若十二个名称作为岁名【《周礼·磔氏》：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岁之号。注：日指从甲到癸，辰指从子到亥，月指从陬到荼，岁指从摄提格到赤奋若】。后人称为甲子年、癸亥年，不符合古法。自汉代以前，最初并不借用。《史记·历书》记载，太初元年，年名阏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辨析如此清晰。如果《吕氏春秋·序意篇》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贾谊《鵩鸟赋》说：单阏之年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服集予舍。许慎《说文解字》后叙说：粤在永元困顿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子，也都是使用岁阳岁名，不与日名相同的证据。《汉书·郊祀歌》说：天马徕，执徐时，指武帝太初四年岁在庚辰，出兵诛灭大宛【《资治通鉴·周纪》：一起着雍摄提格，尽黓困敦，也使用古法】。自从经学日渐衰微，人们趋向简便，于是用甲子到癸亥来代替。孔子说：觚不像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宋代刘恕《通鉴外纪目录序》说：伏羲前后，直到周厉王，年代模糊不清，借用日名甲子来纪年。那么，年称甲子，是借用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王莽开始。王莽下诏说：“始建国五年，岁在寿星，填在明堂，苍龙癸酉，德在中宫。”又说：“天凤七年，岁在大梁，苍龙庚辰。第二年，岁在实沈，苍龙辛巳。”《隋书·律历志》说：“王莽铜权铭文说：‘岁在大梁，龙集戊辰。’又说：‘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就是这样。”此后《后汉书·张纯传》说：“摄提之年，苍龙甲寅。”《朱穆传》说：“明年丁亥之年。”荀悦《汉纪》说：“汉元年实为乙未。”《曹娥碑》也说：“元嘉元年，青龙在辛卯。”蜀郡造桥碑说：“维延熹，龙在甲辰。”而张角散布谣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用白土书写京城寺庙门及州郡官府，都写甲子字了。

用甲子命名年份，虽然从东汉以后开始，但当时制诏、章奏、符檄等公文，都没有正式使用它。

译史书中称述年份必定说元年、二年，称述日期则使用甲子、乙丑，像己亥格、庚戌制、壬午兵这类，都是指日期【《宋书·武帝纪》中有癸卯梓材、庚子皮毛，也都是下诏的日期】只有《晋书》中王廙上疏说：“臣在壬申年被任用为鄱阳内史。”查怀帝在永嘉五年辛未年被刘聪俘虏，愍帝在建兴元年癸酉年即位，中间一年没有君主，所以说壬申年。后代的人没有重大变故却效仿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李暠上表也说：“臣在乙巳年离开。”李暠当时改元庚子，不使用晋朝年号。《晋书》中用干支命名年份的，只有这两处】

译自从三国鼎立，天象分曜，文人便多舍弃年号而称干支。魏国程晓赠傅休奕的诗说：“龙集甲子，四时成岁。”晋代张华的《感防赋》说：“方今岁在己巳，将次四仲。”陆机的《愍怀太子诔》说：“龙集庚戌，日月改度。”陶潜的《祭从弟敬远文》说：“岁在辛亥，月惟仲秋。”《自祭文》说：“岁维丁卯，律中无射。”后周庾信的《哀江南赋》说：“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而梁代陶隐居的《真诰》也书写“己卯岁”。至于杜预《左传集解》后序，则追述魏哀王二十年太岁在壬戌了【吴后主国山封禅文：“旃〇协洽之岁，月次陬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渊献。”日应当说辛亥，却冒用岁阳岁名，这就又错了】

晋惠帝时，庐江杜嵩作《壬子春秋》。壬子，是元康二年，贾后在金墉城弑杀杨太后的年份。

唐代人有预先书写而不称年号的。《旧唐书·礼仪志》说：“请以开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祫，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其中辛巳以下不说开元某年。”又《博古图》记载《唐鉴铭》说：“武德五年岁次壬午八月十五日甲子，扬州总管府造青铜镜一面，充癸未年元正朝贡。”那癸未也不说武德六年，是因为当时屡次改换年号的缘故。这一面镜子有正书、有预书的不同，也是变例。

史家的文章，必定以日连系月，以月连系年。钟鼎的文章，则不尽然，多有只有月而没有年，只有日而没有月的【六经中也有这种情况，如《诗经》“吉日庚午”就是】商母乙卣，其铭文说：“丙寅，王赐口贝朋，用作母乙彝丙寅者，日是也。《博古图》却说商建国始于庚戌，历经十七年而有丙寅，在仲壬即位的第三年，这就太牵强了。岂不是迷惑于后世以干支命名年份，而想要追加给古人吗？

春秋时代，各国都自己纪年，发之于言论，有时参差互异而不容易明白，就有举出该年的大事来说的，比如说“防于沙随之岁”，“叔仲惠伯防郤成子于承匡之岁”，“铸刑书之岁”，“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就是这样【如溴梁之明年也是】又有举岁星来说的，比如说“岁五及鹑火”，“岁及大梁”，“岁在娵訾之口”，从后人来说，为什么不说是甲子呢，癸亥呢？由此可知古人不用干支来纪年。

太祖实录自吴元年以前都书写干支，不符合古法。太祖当时实际上奉宋小明王的年号，所以有说应当纪龙凤年的。考察史记，高帝之初不称楚怀王元年，而称秦二年、三年。又太祖御制滁州龙潭碑文说：“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我私下认为那时天下还是元的天下，书写至正正符合史记书写秦的体例【今续纲目书写至正】又有兼写的，《汉书·功臣侯表序》汉兴，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陈之岁是也。”

史家追纪月日之法

有人说：“铸刑书之岁，是这样没错。下面说‘齐燕平之月’，又说‘其明月’，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说正月、二月呢？”回答说：“这正是史家文字缜密的地方。史家的文章，有正纪，有追纪。上面说‘春王正月，暨齐平’，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是正纪。这里说‘齐燕平之月’，壬寅，公孙段卒，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及良止以抚之，是追纪。追纪而再说正月、二月，就嫌一年之中有两个正月、二月了，所以变换文字来说。古人史法的严密啊。”

《左传》追纪的文章不止这些。如襄公六年，〇郑子国之来聘也。四月，晏弱城东阳，而遂围莱。甲寅，堙之环城，傅于堞。及〇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帅师及正舆子、棠人军齐师，齐师大败之。丁未，入莱。莱共公浮柔奔棠，正舆子、王湫奔莒。莒人杀之。四月，陈无宇献莱宗器于襄宫。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七年，传郑僖公之为太子也，于成之十六年，与子罕适晋，不礼焉。又与子丰适楚，亦不礼焉。及其元年，朝于晋，子丰欲愬诸晋而废之，子罕止之。十九年，〇于四月丁未，郑公孙虿卒，赴于晋大夫。二十五年，〇防于夷仪之岁，齐人城郏。其五月，秦、晋为成。二十六年，〇齐人城郏之岁，其夏，齐乌余以廪邱奔晋。三十一年，传公薨之月，子产相郑伯以如晋。昭公七年，〇齐师还自燕之月，罕朔杀罕魋。又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婤姶生子，名之曰元。都是追纪。又如《书

译《金縢》篇记载，在攻克商朝后的第二年，周武王生了病，身体很不舒服，这也是对往事的追记。

译史家记载月日不必按顺序排列。古人撰写史书，选取相互关联的事件，不讲究月日的先后，因此有追记前事，也有补记后事。《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鄢陵之战，先写甲午日晦，后写癸巳日。甲午是正序记载，而癸巳则是因后续事件而追记前事。《昭公十三年》记载平邱之盟，先写甲戌日，后写癸酉日。甲戌是正序记载，而癸酉则是因后续事件而追记前事。《昭公十三年》记载楚灵王被杀，先写五月癸亥日，后写乙夘日、丙辰日。乙夘、丙辰是正序记载，而五月癸亥则是因前事而补记。大概史家的文章，常担心被月日所拘束，导致事件不能连贯，所以古人设立这种变通的体例。

有先写日期以引出事件的，《通鉴》记载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先写本月戊辰日，王守澄葬于浐水，这是在壬戌、癸亥日之前，就是这种情况。

重复书写日期。《春秋》桓公十二年，记载丙戌日，鲁桓公在武父与郑伯结盟。丙戌日，卫国国君晋去世。重复书写日期，是因为两件事都应当系于日期。先写鲁公的事，是因为先内后外的原则【邵国贤说：一个丙戌，一个是即时记载，一个是追记。即时记载，是记录事务的职责；追记，是承接讣告的体例】。后人作史，凡是同一天记载两次，就说“是日”。

古人必定用日月来系于年份。自《春秋》以下，记载的文字，必定用日系于月，用月系于季节，用季节系于年份，这是史家的常规法则。《史记·伍子胥传》记载：“己夘日，楚昭王出奔；庚辰日，吴王进入郢都”，这里没有月份只有日期。《刺客列传》记载：“四月丙子日，荆轲在窟室中埋伏甲士”，这里没有年份只有月份，这是史家的变通体例。大概这两件事已经见于吴、楚两个世家，所以文字从简。

《楚辞》说：“摄提星正当孟陬月啊，庚寅日我降生。”摄提，是年份；孟陬，是月份；庚寅，是日期。屈原是在寅年、寅月、庚寅日出生的。王逸章句说：“太岁在寅，叫摄提格。孟，是开始；正月叫陬。意思是自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初春，庚寅之日降生于母体，这是正确的。”有人说摄提是星名。《天官书》所说的“正对北斗杓所指，用来建立时节”，是不对的。哪有自述世系生辰，却不提年份只提月日的呢【长洲文待诏文徵明在庚寅年出生，刻了一方印章说：“维庚寅吾以降”，意思是与屈原同年，这是不对的。屈原所说的庚寅，是日期。如果说是年份，且不说古人不用甲子纪年，况且如果屈原生于庚寅年，到楚怀王被秦国俘虏的壬戌年，年龄只有三十三岁，怎么能说“衰老渐渐就要到来呢”】

古代没有将一天分为十二时辰的说法。《洪范》讲岁、月、日，不讲时辰。《周礼》冯相氏掌管十二岁、十二月、十二辰、十日、二十八星宿的位置，不讲时辰。屈原自述出生的年月日，不涉及时辰。吕才的禄命书，也只讲年月日，不涉及时辰【李虚中根据人出生的年月日所对应的干支推算人的祸福生死，百不失一，起初并不使用时辰。从宋代以后，才把时辰也参合进去，称为八字。见谢肇淛《五杂俎》。后周苏绰作《大诰》说：君王考虑岁，卿士考虑月，众官考虑日，办事者考虑时】

古代没有所谓“时辰”的概念。凡是说“时”，如《尧典》的四时，《左氏传》的三时【桓公六年三时不害】，都是指春夏秋冬。所以士文伯回答晋侯关于岁、时、日、月、星辰，称为六物。荀子说：“积累细微，月不如日，时不如月，岁不如时。”也是指春夏秋冬。从汉代以后，历法逐渐精密，于是将一天分为十二时辰，大概不知道始于何人，但至今遵行不废。一天之中，用来分记时辰的，叫日中，叫尽日，叫日昃，见于《易经》；叫东方未明，叫防朝，叫日之方中，叫昏，叫夕，叫宵，见于《诗经》；叫昧爽，叫朝，叫日中，叫昃，见于《尚书》；叫朝时，叫日中，叫夕时，叫鸡初鸣，叫旦，叫质明，叫大昕，叫晏朝，叫昏，叫日出，叫日侧，叫见日，叫逮日，见于《礼记》【《尔雅疏》说日落后二刻半为昏】；叫鸡鸣，叫日中，叫昼，叫日下昃，叫日旰，叫日入，叫夜，叫夜中，见于《春秋》传；叫晁，叫薄暮，叫黄昏，见于《楚辞》。记载白天则用日，《史记·项羽本纪》：“项王于是向西从萧晨攻击汉军，向东到达彭城，日中大破汉军。”《吕后本纪》：“八月庚申日早晨，平阳侯曹窋见到相国审食其商议事情，日餔时于是攻击审食其。”《彭越列传》：“第二天，日出十余人后到的，到日中。”《淮南王安列传》：“早晨接受诏令，日食时上朝。”《汉书·五行志》：“日中时发生日食，从东北经过，半晡时复圆，晡时发生日食，从西北日下晡时复圆。”《武五子·昌邑王传》：“夜漏未尽一刻，用火照亮看书，日中祝贺，发晡时到达定陶。”《东方朔传》：“微服出行，夜漏下十刻

译于是出来，天亮时进入山下，就是这样。”记录夜间时间则依据星辰，《诗经》中所说“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戸”；《春秋》传中所说“降娄中而旦”就是这样【《周礼·司寤氏》以星辰划分夜间】如果不辨识星辰，就分别说明夜间的时间，说夜中，说夜半，说夜将尽天将明，就是这样。分别说明夜间时间但不详细，于是有将夜间分为五部分而言甲、乙、丙、丁、戊的，《周礼·司寤氏》掌管夜间时辰，注解说：“夜时指夜晚的早晚，如同现在的甲夜至戊夜【《颜氏家训》有人问：一夜为什么叫五更？回答说：汉魏以来称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叫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都以五为节度，之所以这样，假设正月建寅，斗柄傍晚指向寅，拂晓指向午，从寅到午共经历五个时辰，冬夏月份虽然长短参差不齐，但时辰间隔辽阔，多不超过六，少不少于四，进退常在五的范围内，更替经历，是常理，所以叫五更】《汉书·西域传》杜钦说：‘斥候士兵将夜间分为五部分击刁斗自守。’《天文志》：‘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节元年正月戊午乙夜，六月戊戌甲夜。’《三国志·曹爽传》：‘从甲夜到五鼓，曹爽才把刀扔在地上。’《晋书·赵王伦》：‘约定四月三日丙夜，以鼓声回应，就是这样。’将夜间分为五部分但不详细，于是有说漏壶上几刻的。《五行志》：‘晨漏未尽三刻，有两个月亮重叠出现。’又说：‘漏壶上四刻半才稍有光亮。’《礼仪志》：‘夜漏未尽七刻，钟鸣接受祝贺。’《东方朔传》：‘微服出行，等到夜漏上十刻才出来。’《王尊》：‘漏壶上十四刻，行临到达。’《外戚》：‘昼漏上十刻而崩。’又说：‘夜漏上五刻，抱着孩子与舜防东交掖门从南边。’《北史》以上都是这样，所以《素问》说：‘一天一夜分为五部分。’《隋书·律历志》说：‘白天有朝、禺、中、晡、夕，夜间有甲、乙、丙、丁、戊，而没有十二时辰的名称。’只有《历书》说：‘鸡叫三遍天完全亮，抚摸十二个节气结束于丑。’但下文却说：‘朔旦冬至正北，又说正北、正西、正南、正东，不直接说子、酉、午、卯。’《汉书·五行志》说：‘日加辰巳，又说时加未。’翼奉说：‘日加申，又说时加卯。’王莽说：‘天文郎在前按着栻盘，日时加某，王莽旋转席子随着斗柄而坐。’而《吴越春秋》也说：‘今日甲子时加于巳。’《周髀算经》也有加卯加酉的说法。如果记事的文章没有使用这些的【《南齐书·天文志》开始有子时、丑时、亥时，《北齐书·南阳王绰》有景时、午时，景时就是丙时】

译左氏传中，卜楚丘说：“日有十个数字，所以有十个时辰。”而杜元凯的注解则认为有十二个时辰。虽然当时没有设立十二地支的名称，但其中所说的“夜半”，就是现在所说的子时；“鸡鸣”，是丑时；“平旦”，是寅时；“日出”，是卯时；“食时”，是辰时；“禺中”，是巳时；“日中”，是午时；“日昳”，是未时；“晡时”，是申时；“日入”，是酉时；“黄昏”，是戌时；“人定”，是亥时。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是从这里开始出现的。考察《史记·天官书》说：“从旦到食时，从食时到日昳，从日昳到餔时，从餔时到下餔，从下餔到日入。”《素问·藏气法时论》中有说：“夜半，叫平旦，叫日出，叫日中，叫日昳，叫下晡【王冰注：以日昳为土王，下晡为金王。又有叫‘四季’的，注云：‘土王’，是现在人所说的丑、辰、未、戌四个时辰】《吴越春秋》中有说：“时辰加在日出，时辰加在鸡鸣，时辰加在日昳，时辰加在禺中。”那么这十二个名称，古代就有了。《史记·孝景纪》：“五月丙戌，地震，在早饭时又震动。”《汉书·武五子·广陵王胥传》：“奏酒到鸡鸣时，停止。”《王莽传》以鸡鸣为时辰。《后汉书·隗嚣传》：“到黄昏时，于是溃围而出。”《齐武王传》：“到早饭时，赐给陈溃。”《耿弇传》：“人定时，步果引兵离去。”《来歙传》：“臣在夜间人定后，被什么人杀害受伤。”《窦武传》：“从早晨到早饭时，士兵投降的几乎殆尽。”《皇甫嵩传》：“夜间统率军队，鸡鸣时驰赴敌阵，战斗到晡时，大破敌军。”《晋书·戴洋传》：“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时，有大风从东南刮起，折断树木。”《宋书·符瑞志》：“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黄昏时，月食，荧惑星经过，人定时，荧惑星出营室宿。”羽林军都使用这十二个时辰。《淮南子》：“太阳从旸谷出来，在咸池沐浴，拂过扶桑，这叫晨明；登上扶桑之上，开始将要行走，这叫朏明；到达曲阿，这叫朝明；临近曾泉，这叫早食；停留在桑野，这叫宴食；到达衡阳，这叫禺中；对着昆吾，这叫正中；靡于鸟次，这叫小迁；到达悲谷，这叫晡时；回到女纪，这叫大迁；经过泉隅，这叫高舂；顿于连石，这叫下舂；羲和停止，六螭休息，这叫悬车；迫近虞泉，这叫黄昏；流入防谷，这叫定昏。”按照这个说法，从晨明到定昏，是十五个时辰，而卜楚丘认为有十个时辰。不知道现在所说的十二个时辰，是由什么人确定的。

《素问》中有说：“岁甲子者”，有说“寅时者”，都是后人伪造加入的。

年月朔日子

现在的人把日期多说成日子。日，是指初一、初二之类；子，是指甲子、乙丑之类。《周礼·职内》注说：“如果说某月某日某甲，诏书有时说甲，有时说子，是一样的。”《文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李周翰注说：“子，是发布檄文的时候。”汉代人没有把夜半称为子时的，这是错误的。古人的文字，年月下面必定系以朔，必定说朔的第几天，而又系以干支，所以叫“朔日子”。比如《鲁相瑛孔子庙碑》说：“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又说：“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晨孔子庙碑》说：“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樊毅复华下民租碑》说：“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就是这样。这“日子”的称呼由此而起。如果是史家的文字，则有子而无日，《春秋》就是这样【《后汉书·隗嚣檄文》说：“汉复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不说廿一日】但在朔日说朔，在晦日说晦，而“旁死魄、哉生明”的文字见于《尚书》，那么就有兼写日期的了。《宋书·礼志》：“年月朔日甲子，尚书令某甲下。”这是古文移写的格式。陈琳的檄文只是省略了一个甲字罢了。

《南史》刘之遴与张缵等人参校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而现在的本子没有上述年月日子。《隋书》袁充上表称，宝历元年，改元仁寿年月日子，还共同诞生圣人的时候。

时辰有十二个，但只称子；就像干支有六十个，但只称甲子一样。汉代人的文字，有在朔日，必定重复书写一日的。广汉太守沈子琚《绵竹江堰碑》说：“熹平五年五月辛酉朔一日辛酉。”绥民校尉熊君碑说：“建安廿一年十【缺】月丙寅朔一日丙寅。”这就繁琐而无用，不如后人的简略了。

年号当从实书

正统之论始

译对于习凿齿而言，不过是尊奉汉朝为正统，而将魏、吴两国视为伪政权罢了。自从编年体史书出现，人们怀疑年号无所依据，于是议论纷纷。其实年号与正朔本来就不相关，所以周平王四十九年，孔子却记载为鲁隐公元年，为什么呢？因为《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依据鲁国人所称谓的年份来记载，所以称为元年。如果晋国的史书《乘》尚存，那么这一年必定被记为鄂侯二年。如果楚国的史书《梼杌》尚存，那么这一年必定被记为武王十九年。看《左传》文公十七年，郑国子家给晋国韩宣子的信中说：“我国国君即位三年”，而其下文又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这是自称本国的年份。襄公二十二年，少正公孙侨回答晋国的言辞说：“在晋国先君悼公九年，我国国君于是即位”，而其下文接着说“我国二年、我国四年”，这是双方都称本国的年份。所以像《三国志》，在汉人的传记中自然使用汉朝年号，在魏人的传记中自然使用魏朝年号，在吴人的传记中自然使用吴朝年号。推而广之，南北朝、五代、辽、金，也都各自使用自己的年号，这就叫做依据事实【如果嫌这样难以知晓，只需另外制作一卷年表即可】。况且王莽篡夺汉朝，而班固撰写《汉书》，对于始建国、天凤、地皇这些年号，一一用来纪年，大概是因为不得不用来纪年，并非尊奉他为正统。后人写史书，却把编年当作一件大事，这种论世的学问就浅陋了。

译《春秋传》也有使用他国年号的情况，如齐襄公二年，鄋瞒攻打齐国，注解说这是鲁桓公十六年；齐僖公四年，子然去世，齐简公元年，士子孔去世，注解说这是郑僖公四年；鲁襄公六年，郑简公元年；鲁襄公八年。汉代诸侯王可以自称元年，《汉书·诸侯王表》中楚王戊二十一年即孝景帝三年【楚元王〇也这么说】，楚王延寿三十二年即地节元年之类就是如此。《淮南子·天文训》提到“淮南元年”，冬天太一星在丙子位，指的是淮南王安刚即位的那一年。注释者不理解，竟说这是淮南王著书的元年，又说这是淮南王僭越称帝的年号，这显然是没有读过《史记》《汉书》的人才会有的说法【赵明诚《金石录》中有楚钟铭文“惟王五十六祀”的论述，与此相同】。

又考证汉代不仅王可以自称元年，即使列侯在其封国内，也可以自称元年。《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记载：高祖六年，平阳懿侯曹参元年；孝惠六年，靖侯曹窋元年；孝文帝后四年，简侯曹奇元年，就是证明。《吕氏考古图》记载：周阳侯甗鍑铭文说：“周阳侯家铜三习甗鍑，容量五斗，重十八斤六两。”侯治国五年五月，国铸第四【吕大临说：“侯治国五年，是从自己受封侯位继承爵位那年算起的年数】。《文选·魏都赋》刘良注：“文昌殿前有钟，其铭文说：‘惟魏四年，岁次丙申，龙次大火，五月丙寅制作防宾钟。’魏四年，是曹操作为魏公的第四年，即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

《元史·顺帝纪》至正二十八年，就是明朝洪武元年。直接书写至正二十八年，自此以后，书写为后一年、又一年。四月丙戌日，皇帝在应昌去世。当时，明太祖即位三年，却仍然称元朝君主为帝，并且不加上明朝的年号，深得史法精髓。怀疑这出自皇帝裁决，不仅仅是宋濂、王祎两位公能恪守古法【《宋史·马廷鸾传》：瀛国公即位，召他不出，他自行罢相归乡，又过了十七年才去世，非常得体。然而其他〇还有书写至元的】。

英宗命令儒臣修撰《续通鉴纲目》，也书写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不书写吴元年。

史书一年两个年号

古代君主改换年号，都是从下诏那天开始，不曾追改以前的月日。《魏志·三少帝纪》上写“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写“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吴志·三嗣主传》上写“太平三年十月己夘”，下写“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晋书·武帝纪》上写“魏咸熈三年十一月”，下写“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书·武帝纪》上写“晋元熈二年六月甲子”，下写“永初元年六月丁夘”；《文帝纪》上写“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写“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纪》上写“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写“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唐书·高宗纪》上写“显庆六年二月己未”，下写“龙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纪》上写“神龙三年九月庚子”，下写“景龙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纪》上写“景龙四年七月己巳”，下写“景云元年七月己巳”；《〇宗纪》上写“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写“开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韩文公顺宗实录》上写“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写“永贞元年八月辛丑”。像这类情况，都是据实书写。等到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嫌其杂乱，于是创立新例，必定取最后的年号冠于春正月之前，当时已有讥讽这种做法的人。

《春秋》定公元年不书写正月。杜氏说：“定公六月才即位。”所以正义说：“定公未即位，必定不改换年号；而在春夏即称元年，是因为未改换年号的日子，必定承袭前君主的年号。于是春夏应当称这一年为昭公三十三年，等到六月改换之后，才用元年来记事。等到史官定下策略，必须有一个统一，不能半年从前君算起，半年从后君算起。虽然是在年初，也统归这一年，所以进入新年就称元年。”汉代魏晋以来，虽然在秋冬改换年号，史家在春夏就用元年冠之，这是沿袭古法。按司马光《资治通鉴》是用这个例子，然而有不通之处。《春秋》在昭公三十三年之春即书写“定公元年”，是因为昭公已经在上一年十二月去世了。如果汉献帝延康元年十月才禅让给魏，而正月之初汉帝尚存，就加上魏文帝黄初的年号，那就违背了《春秋》的道义了。哪有旧君主尚在，当时的人都奉行他的正朔，而后来的史家却追夺他的年号呢？史家变乱年号，始于《隋书》：“大业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进入京师，辛酉，遥尊皇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下面即书写“义宁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作乱，皇上在

译温室。”查考此处“大业十三年”，隋炀帝身在江都，而宇文化及却以代王在长安所立的年号来纪年，这非常不合情理。撰写史书的唐朝臣子不得不如此处理，然而他们在炀帝本纪中记载为“十三年”，在恭帝本纪中记载为“二年”，两方面都依据事实，似乎也没有妨害史实的准确性。

译《明太宗实录》中，上记载“四年六月己巳”，下记载“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这正是史官如实记录，与前代体例相合，只是没有明确书写建文年号，后人因此称之为“革除”罢了。《英宗实录》中，上记载“景泰八年正月辛巳”，下记载“天顺元年正月壬午十六日”，而没有掩盖事实。况且如万历四十八年九月以后为泰昌元年，如果依照司马光的体例，将“泰昌”年号冠于万历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那么诏令文书，一一都应当追改，况且这就诬蔑先皇了。所以纪年的方法，遵循古制才是正确的，不以一年有两个或三个年号为嫌。

年号古今相同

《水经注》谷水下记载：“千金堰前说太和五年，是曹魏明帝的太和；后说朝廷太和中，是北魏孝文帝的太和。”

割并年号

唐朝一位皇帝改年号的有十多次，其在文中出现必定全称，没有割取一个字来使用的。到了宋代才开始有熙丰、政宣、建绍、干淳这样的说法，已经是不恭敬了，然而还是一位皇帝的年号自相连接，没有合并两位皇帝的年号来称呼的。又必定使用年号的第一个字，只有元丰因为“元”字与元祐没有区别，所以使用第二个字。明朝文人有称永宣、成嘉隆的，将两位皇帝的年号合并为一个称呼【天启六年部疏称正统、正德为二正，奉旨列举列圣年号，昭然若揭，怎么说二正】近来又有去掉第一个字而称庆历启祯的，更为不通了。

地名割用一字如登莱、温台则可以，如真顺、广大则不通了。然而汉人已有此用法，《史记·天官书》“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货殖列传》“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防也”注云“勃海碣石”；《汉书·王莽传》“成命于巴宕”注云“巴郡宕渠县”。魏晋以下才开始多此语，常璩《华阳国志》“分巴割蜀以成犍广”，是犍为、广汉二郡；左思《蜀都赋》“跨蹑犍牂”，是犍为、牂牁二郡；《魏都赋》“恒碣碪于青霄”，是恒山、碣石二山。

人名割用一字者，《左传》以太皥济水为皥济【僖二十一年】；《史记》以黄帝老子为黄老【曹相国世家、张释之、田叔、魏其、郑当时列传】，以王乔赤松子为乔松【蔡泽列传】，以伊尹管仲为伊管【邹阳传】，以绛侯灌婴为绛灌【贾生传】。

孙氏西斋录

唐人作史，无所回避。孙樵所作的《西斋录》，乃是私史。至于“起王氏已废之魂，上配天皇”一条，“高后擅政之年，下系中宗”大义凛然，看待孔子在昭公墓道不书，定正而抑制，且超过孔子了。

此说本于沈既济驳吴兢史议，谓当并天后于孝和纪，每年书“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则纪称孝和而事述太后，名、礼两得。至于姓氏名讳，入宫之由，历位之资，及才艺智略，年辰崩葬，别纂入皇后传，列于废后王庶人之下，题其篇曰《则天顺圣武皇后》云。事虽不行，而史氏称之【其后宋范祖禹作《唐鉴》，竟用此书法】

通鉴书改元

《晋书》载记，十六国时嗣位改元者，皆在本年，此史家取便序事，连属书之，其实皆改明年元也，不容十六国之中，数十王皆不逾年而改元者也。

《金石录》据赵横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岁在庚子，与载记合。若从帝纪，则建武六年当是己亥。今此碑与西门豹祠殿基记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纪之失，此是差一年之证。然载记亦不尽合，昔人作史，但存其年号而已，初不屑屑于岁月也。

《续纲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后为帝昺祥兴元年，非也。黄潜《番禺客语》，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盖亦是即位之初，改明年元耳。史家省文，即系于前年月日之下，曰改元祥兴。以此推，十六国事必当同此。

后元年

汉文帝后元年，景帝中元年、后元年，当时只是改为元年，后人追纪之为中为后耳。若武帝之后元元年，则自名之为后。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则自名之为中，不可一例论也。

元顺帝至元元年，重用世祖之号，后人追纪之，则曰后至元元年。

李茂贞称秦王用天祐年号

《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贞为秦王。比得薛昌序所撰《凤翔法门寺碑》，天祐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称秦王，则前乎同光之二年矣。盖必茂贞所自称。又史言茂贞奉天祐年号，此碑之末亦书天祐十九年，而篇中历述前事，则并以天复纪年，至天复二十年止，亦与史不合。

《五代史》李彦威传，是时昭宗改元天祐，迁于东都，为梁所

译紧迫。而晋人、蜀人认为“天祐”这个年号并非唐朝所建，不再称呼它，只称“天复”。前蜀的世家则说：王建与唐朝隔绝而不知道，所以仍然称呼“天复”，他们的说法不同。考察这块碑文，则岐人也称呼“天复”，史书失实了。又如今阳城县有后周显德二年徐纶撰写的《龙泉禅院记》，其中叙述了“天祐十九年”。考察此地原本属于后梁，这篇记述是追削后梁年号而改称“天祐”的。

译《资治通鉴》记载外国君主的葬礼，例如晋纪义熙六年九月下记载：“甲寅日，在盛乐金陵安葬魏主拓跋珪。”文中不说“魏国安葬”，而说“安葬魏主”，有人认为是模仿《春秋》的笔法。我认为不对。《春秋》记载“安葬宋穆公”、“安葬卫桓公”之类，都是因为鲁国派遣臣子前往助葬，所以采用这种写法【徐邈说：凡是记载安葬，都是根据本国立场而言安葬】。如果是南北朝时期本国自行安葬，就应当记载为“魏国安葬”，如《宋纪》景平元年十二月庚子日，“魏国在金陵安葬明元帝”；元嘉二十九年三月辛夘日，“魏国在金陵安葬太武皇帝”，这样才是正确的。

《资治通鉴》记载闰月却不注明是哪个月，说是模仿《春秋》的法则，这是不对的。《春秋》时代闰月没有不在年终的，自从太初历施行后，每个月都可能设置闰月，如果不注明是哪个月，或者上月没有大事，那么后来的读者必定会在追寻考证上耗费精力。《新唐书》也是如此，只有高宗显庆二年正月没有大事，才记载为“闰正月壬寅日，前往洛阳宫”。

史书记载君主尚未即位时的体例，《左传》中晋文公未回国时称公子，已回国后称公；《史记》中汉高帝未称帝时称汉王，未称王时称沛公。五年将要决战垓下时，却说“皇帝在后面”，“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面”；等到下文，才说“诸侯及将相共同请求尊汉王为皇帝”，这在言语上就不顺当了。

沈约撰写《宋书》，在本纪第十卷，顺帝升明三年四月壬申日，才开始记载进封齐公爵为齐王。而在前面的第八卷，明帝泰始四年七月庚申日，已经记载任命骁骑将军齐王为南兖州刺史。从此以后，齐王的称号屡次出现在篇章中，这在言语上是不顺当的【萧子显《南齐书》也与此例相同】。

史书记载一人先后担任不同官职，《汉书·沟洫志》先称博士许商，接着称将作大匠许商，后来称河隄都尉许商，这是记载一人而先后担任官职不同的方法。《尚书·君奭》说：“我听说在过去成汤接受天命时，当时有伊尹通达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保衡。”伊尹、保衡，是同一个人。汤时伊尹尚未担任保衡，到太甲时才担任此官，所以变换文字来称呼他。

汉代县有同名的，大致加上东、西、南、北、上、下等字来区别，这大概本于《春秋》的法则。燕国有两个，就一个称北燕；邾国有两个，就一个称小邾，这就是例子。如果郡国同名但地点不同，那么在该县名上必定加一个“小”字。沛郡不治理沛县，而治理相县，所以记载沛县为小沛；广阳国不治理广阳县，而治理蓟县，所以记载广阳县为小广阳；丹阳郡不治理丹阳县，而治理宛陵县，所以记载丹阳县为小丹阳【如今顺天府保定县称小保定，宁国府太平县称小太平】。后人作史，混同记载而没有区别了。

《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日，改舂陵乡为章陵县。十七年冬十月甲申日，驾临章陵，修缮园庙，祭祀旧宅。又说：‘于是为舂陵宗室全部建立祠堂。’上面说：‘章陵是现名。’下面说：‘舂陵是舂陵侯的宗室，不能因为县名而追改它。’这是史家用字的严密之处。”

《史记》说南越王尉佗是真定人。这不恰当，应当说他是东垣人。《卢绾传》说高帝十一年冬，改东垣为真定。《儒林传》说汉朝兴起，田何从齐地迁徙到杜陵。颜师古说：刚迁徙时还没有叫杜陵，大概是史家追述时的说法。

《汉书·夏侯胜传》：“夏侯胜字长公，起初，鲁共王分出鲁西、宁乡来封给儿子节侯，另外隶属于大河郡，大河郡后来改名为东平郡，所以夏侯胜是东平人。”《赵广汉传》：“赵广汉字子都，是涿郡蠡吾县人，原来隶属于河间国。”《后汉书·党锢传》：“刘祐，是中山安国人，安国后来另外隶属于博陵郡。”《夏侯湛·东方朔画像赞》：“大夫名朔，字曼倩，是平原厌次人。魏建安年间，分出厌次来设立乐陵郡，所以他又被称为乐陵郡人。”这是郡国改名的例子。

《史记》汉高帝时有两个韩信，就区别称为“韩王信”；《汉书》王莽时有两个刘歆，就区别称为“国师刘歆”。这种方法本于《春秋左氏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杀其君光，事件中有两个贾举，就区别称为“侍人贾举”。

《金史》有两个额尔克，叫草火额尔克、板子额尔克。有三个罗索，叫大罗索、中罗索、小罗索。

凡是叙述古人的言论，必须引用其立言之人。古人又叙述古人的言论，就两人都引用，不可袭用作为自己的说法。《诗经》说：“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正叔在《易·未济》中说三阳皆失位，而说：“这个义理，是听成都隐者说的。”这是当时人的言论，却也不敢埋没那个人，这是君子的谦逊。然后才可以进而求学。

凡是引用前人的

译说话，必须使用原文。《水经注》引用盛弘之的《荆州记》说：“江中有九十九个沙洲。楚地谚语说：‘沙洲不到一百，所以不出现帝王。’楚庄王有问鼎中原的志向，于是增加一个沙洲以凑足一百之数。他僭越称帝不过几十天，宗族灭绝，自身被杀。等到他败亡，沙洲也随之消毁。如今皇上在西边，忽然有一个沙洲自然生成，沙流回旋堆积，不长时间就形成了。此后不久，皇上便在江汉地区登基称帝了。”《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所作，而《荆州记》中所指的“今上”则是宋文帝以宜都王的身份即帝位之事，古人并不认为这是忌讳。

译引用书籍的用意

《尚书·泰誓》说：“商纣王拥有亿万民众，但他们离心离德。我有十个治国的臣子，同心同德。”《左传》引用这段话，则说：“《太誓》所说的‘商朝亿万民众离心，周朝十人同心’，指的是人心向背。”《淮南子》说：“舜在河边钓鱼，一年之后，打鱼的人争相处在急流险滩，把弯曲的水湾和深潭让给舜。”《尔雅》注引用这段话，则说：“打鱼的人不争抢水湾。”这些都是省略了原文而借用其意。

文章推崇佩服古人

韩愈的文章振兴了衰落的八代文风，对于骈偶声律的文章理应不屑一顾，但他在《滕王阁记》中却推崇王勃所作的序，并且说：“我私下高兴名字被记载在上面，词句排列在三王之后，感到荣耀。”李白《黄鹤楼》诗说：“眼前有美景却写不出来，因为崔颢的诗已经题在上面了。”这就是所说的自古以来的先民有创作的人。现在那些喜欢讥讽古人、反驳旧作的人，他们的居心就可以知道了。宋代洪迈的从孙洪倬任宣城丞，自己写了题名记，洪迈告诫他说：“其他文章还可以随能力高低来写，写这样的记，怎么可以冒犯不祥呢？”这是因为韩文公有《蓝田县丞厅壁记》的缘故。因为题目与韩文公相同，就认为冒犯了不祥，古人的谨慎厚道到了什么程度啊！

史书连用两个“曰”字

注疏家凡是引用书籍，下面用一个“曰”字；在引用的书中又引用书籍，则下面用一个“云”字。“云”和“曰”意义相同，变换文字，以便阅读。这出自《论语》“牢曰：子云”。如果是史家记载的言辞，可以连用两个“曰”字，《尚书·多方》中周公说：“王这样说”就是如此。《孟子》书中多有连用两个“曰”字的情况，如公都子说、告子说、公孙丑问说、高子说、公孙丑说、伊尹说、公孙丑说、《诗经》说。

书籍的凡例

古人著书，凡例就随着事情记载在书中。《左传》中说到“凡”的，都是凡例。《易经》乾坤二卦中的“用九”“用六”，也是凡例。

分题

古人写书，在一篇之中，如果有分题，就把篇题标在开头，而把分题列在下面。如《尔雅》释天一篇，下面列出四时、祥灾、岁阳、岁名、月阳、月名、风雨、星名、祭名、讲武、旌旗。《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下面列出正月、纪本、生重、已贵、公去私，就是这样。疏家称之为题上事，意思是标题上文的事情。像《周公践阼》以及《诗经》的篇章句，都在篇末题写，所以也是这样。现在考察《礼记·文王世子》篇有说“文王作为世子”的，有说“教导世子”的，有说“周公践阼”的；《乐记》篇有说“子贡问乐”的，也同此例。后人误将它们连入正文。又如《汉书·礼乐志》郊祀歌“练时日”一、“帝临”二，共十九首，都在本章末尾写上名字。“安世房中歌”“桂华”“美芳”两个题目，因传抄错误，于是冠在后面。

《尔雅·释亲》一篇，石经本“宗族”二字在“晜兄也”之后，“母党”二字在“从母姊妹”之后，“妻党”二字在“为姒妇”之后，“昏姻”二字在“吾谓之甥也”之后。现在国子监刻本都改动了。

日知录卷二十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录卷二十一 昆山顾炎武撰 作诗之防

舜说：“诗表达志向，这是诗的根本。”《王制》说：“命令太师陈列诗歌来观察民风，这是诗的用途。”荀子论述《小雅》说：“痛恨现在的政治，以思念过去，它的言辞有文采，它的声音有哀伤。”这是诗的情感。所以诗是王者的踪迹。建安以后，直到齐梁，所谓的辞人之赋，华丽而淫靡，在作诗的法则上，偏离得很远了。

唐白居易给元稹的信说：“年纪渐渐长大，经历的事情渐渐增多，每次与人交谈，多询问时务；每次读史书，多探求道理。才知道文章应该为时代而写，诗歌应该为事情而作。”又自己叙述他的诗关于美刺的，称为讽谕诗，自比于梁鸿五噫的创作，而说喜欢他诗的人邓鲂、唐衢都死了，我和你又困顿挫折，难道六义四始的风气天将要破坏，不可支持吗？又不知道天意不想让下人的病苦被上面听到吗？唉！可以说知道立言的法则了。

晋葛洪《抱朴子》说：“古诗讽刺过失，所以有益而珍贵；今诗纯粹虚誉，所以有损而卑贱。”

诗不必人人都作

古人君臣、朋友聚会，不必人人都作诗；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诗有什么害处？如果一人先倡导，而意思已经表达尽了，那么也没有必要再续作。所以在虞朝朝廷上，皋陶唱歌，而禹、益没有听说。古代的圣人，不肯做雷同的言辞、骈拇的作品。柏梁台的宴会、金谷园的集会，一定要人人都以诗鸣，而芜杂累赘的言辞才开始多于世了。

尧命令历法而没有歌，文王推演易经而不作诗，没有听说后世的人议论他们劣于舜和周公。孔子以斯文自任，上接文王的统绪，于是他的事业在六经，而他自己所作

译歌声止于〇山，那些妇女们劳作，为何如此稀少呢？她们无法与我相伴，我也无暇与她们相伴。

译宋代邵博在《闻见后录》中说：李习之与韩退之、孟东野交好，在文章方面，退之对习之十分敬重。退之与东野互相唱和，倾倒了一时文人，唯独习之没有诗作，退之也不非议他。【《石林诗话》说：人的才力是有限的，李翶、皇甫湜都是韩退之高明的弟子，但这两人唯独不流传诗作，不可能散失得连一篇都没剩下，估计是因为写诗不是他们的专长所以不写罢了。这两人因为不是专长而不写，比世上那些不能写却勉强去写的人要贤明得多。】尹师鲁与欧阳永叔、梅圣俞交好，在文章方面，永叔对师鲁十分敬重。永叔与圣俞互相唱和，倾倒了一时文人，唯独师鲁没有诗作，永叔也不非议他。《五子之歌》恰好有五章，就认为每人各写一章，这又是后人的见解罢了。《渭阳》是秦世子送舅舅的诗，而晋公子却没有一句诗。尹吉甫作《崧高》一诗赠给申伯，作《烝民》一诗赠给仲山甫，作《韩奕》一诗赠给韩侯，但这三人没听说有回赠的诗，由此可知古人的诗不以没有和答为嫌。

诗题

《诗经》三百篇中的诗，人大致是诗写成后，从中取一字、二字、三四字来命名篇目，所以十五国风中没有一篇有题目。《雅》《颂》中间偶尔有题目，如《常武》是赞美宣王的。像《勺》、《赉》、《般》，都是宗庙的乐歌。后来的人取这些来命名，一篇叫《巷伯》，除此之外就没有了。【《雨无正》篇，韩愈诗篇首有“雨无其极，伤我稼穑”两句】五言诗的兴起，始于汉魏，而《古诗十九首》并没有题目。《郊祀歌》、《铙歌曲》，各自以篇首的字作为题目。又如王粲、曹植都有《七哀》，但不一定情感相同；六子都有《杂诗》，但不一定意义相同。这也和《古诗十九首》一样。唐人用诗选拔士人，才开始有命题、分韵的方法，而诗学就衰落了。杜甫的诗多取篇中的字来命名，如“不见李生久”，就用“不见”命名；“近闻犬戎远遁逃”，就用“近闻”命名；“往在西京时”，就用“往在”命名；“历历开元事”，就用“历历”命名；“自平宫中吕太一”，就用“自平”命名；“客从南溟来”，就用“客从”命名。都是取首二字作为题目，全无意义，颇得古人的体例。

古人的诗，是先有诗而后有题目；今人的诗，是先有题目而后有诗。先有诗而后有题目的，其诗本于情感；先有题目而后有诗的，其诗迎合外物。

古人用韵不超过十字

《诗经》三百篇中的诗句，多则必然转韵。【古人只称为音不称为韵，现在暂且依俗称为韵罢了】魏晋以上也是这样，宋齐以下韵学逐渐兴起，文人追求巧饰，于是有强行用一韵到底的，终究不及古人的变化自然。

古人用韵不超过十字的，唯独《閟宫》第四章用了十二字。如果就这一韵引申扩展，并非不能成篇，但在意义上必定有不通达之处。所以最后四句转了韵。由此可知以韵顺从我的，是古人的诗；以我顺从韵的，是今人的诗。从杜甫、韩愈起难免有此弊病。叶少蕴《石林诗话》说：“长篇最难，魏晋以前的诗没有超过十韵的，大概是让人以意逆志，起初不以叙述事情详尽为工。至于老杜《述怀》《北征》等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的纪传，这固然是古今绝唱。但《八哀》八篇本不是集中的高作，而世人多尊崇称颂，不敢非议。如李邕、苏源明诗中极多累赘的句子，我曾痛下删削，仅各取其一半，才算是尽善。但这不可以对不懂的人说。”

诗以性情为主，不贵奇巧。唐以下的人，有强行用一韵中字几乎用尽的，有用险韵的，有次人韵的，都是立意以此显示巧饰，便不是诗的正格。

况且如孔子作《易》的彖、象、传，其用韵有多有少，不曾一律，也有无韵的，可知古人作文的方法，一韵无字则及他韵，他韵不协则竟单行，圣人没有必定，在文中已经体现了。

诗有无韵之句

诗以义为主，音顺从它，必须尽一韵，无可用之字，然后旁通他韵。又不得于他韵，则宁可不押韵。如果意义极其恰当，而不可以他字替换，那么无韵也无害。汉以上往往有这种情况。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杜甫《石壕吏》诗】两韵也，恰当不可替换。下句说“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则无韵了，也恰当不可替换。古辞《紫骝马》歌中有“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两句无韵；李太白《天马歌》中有“白云在青天，丘陵远崔嵬”两句无韵；《野田黄雀行》首两句“游莫逐炎洲翠，栖莫近吴宫燕”无韵；《行行且游猎篇》首两句“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无韵。

五经中多有用韵

古人的文化精工，自然而合于音，那么即使无韵之文，而往往有韵。如果不这样，那么即使有韵之文，而有时也不押韵。终究不以韵而害意。《三百

译《诗经》中的诗歌，是有韵脚的文章。然而在一章之中，有两三句不押韵的情况，比如“瞻彼洛矣，维水泱泱”这类句子就是如此。在一篇之中，有整章都不押韵的情况，比如《思齐》的第四章、第五章，《召旻》的第四章就是如此。还有整篇都不押韵的，《周颂》中的《清庙》《维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时迈》《武》等篇就是如此。解说者认为应当有额外的声音（余声），然而凭借额外的声音来协调却不列入正文，这就是所说的不因为韵脚而损害文意。孔子为《易经》所作的十篇赞辞，其中《彖传》《象传》《传》《杂卦》五篇使用韵脚，然而其中不押韵的也占十分之一。《文言》《系辞》《说卦》《序卦》五篇不使用韵脚，然而也偶尔有一两处，比如“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这叫做如自然造化般的文章，自然而然地合乎韵律，本来就没有刻意去使用韵脚的心思。《尚书》的体裁，本来不使用韵脚，然而《大禹谟》中“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伊训》中“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太誓》中“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洪范》中“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都使用了韵脚。又如《曲礼》中“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礼运》中“玄酒在室，醴盏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祜”，《乐记》中“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中庸》中“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中“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凡是这类情况，在秦汉以前的诸子书中都有存在。太史公作赞辞，也时常偶尔使用韵脚。而汉代的乐府诗反而有不使用韵脚的。

译《易经》的押韵，从文王开始。凡是卦辞繁复的，有时使用韵脚。《蒙》卦的“渎”，《解》卦的“复”，《震》卦的“虩”，《艮》卦的“身”、“人”，就是如此。到了周公，文辞更加繁复，而且更多地使用韵脚。推测古代的卜辞应当使用韵脚，就像《春秋左氏传》所记载的：懿氏的“锵”，姜氏、京氏、骊姬的“渝”、“羭”、“莸”、“臭”，伯姬的“贶”、“偿”、“相”、“姬”，旗师、丘、孤、弧、姑、逋、家、虚，鄢陵的“防”、“目”，孙文子的“陵”、“雄”，卫侯的“羊”、“亡”、“窦”、“逾”。又如《国语》所记载的：晋献公的“骨”、“猾”、“捽”，《史记》所记载的：汉文帝的“庚”、“王”、“光”，《汉书·元后传》所记载的：晋史的“雄”、“乘”、“崩”、“兴”，这些都是押韵的。所以孔子撰写《彖传》《象传》《文言传》时，使用韵脚，大概是因为经文有韵，传文也押韵，这体现了圣人阐述而不创作，以古人为师而不苟且的态度【郭璞注《尔雅·释训》篇：“本经有韵”，注疏也使用韵脚】。

《彖传》《象传》，就像现在的笺注，分析字句来进行训诂。《系辞》《文言》以下，就像现在的笺注在字句明白之后，选取一章、一篇、全书的意义而进行通论。所以它们的体例不同。

古诗押韵的方法，大致有三种：首句、次句连续押韵，隔开第三句而在第四句押韵的，《关雎》的首章就是如此。凡是汉代以后的诗以及唐代律诗首句押韵的，都源于此。一开始就隔句押韵的，《卷耳》的首章就是如此。凡是汉代以后的诗以及唐代律诗首句不押韵的，都源于此。从首句到末句，句句押韵的，如《考槃》《清人》《还着》《十亩之间》《月出》《素冠》等篇，又如《卷耳》的二章、三章、四章，《车攻》的一章、二章、三章、七章，《长发》的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就是如此。凡是汉代以后的诗，如魏文帝《燕歌行》之类，都源于此。由此变化，就是转韵了。转韵的开始，也有连续押韵、隔句押韵的区别，而错综变化，不能用一种体例来拘束。于是有上下各自押韵的，如《兔罝》及《采薇》的首章，《鱼丽》的前三章，《卷阿》的首章；有首尾自成一韵，中间自成一韵的，如《车攻》的五章；有隔开半章自押韵的，如《生民》的末章；有首句提起两个韵，下面分两节承接的，如《瞽》篇。这些都是诗的变格，也都出于自然，并非有意为之。

古人并不忌讳重复用韵。杜甫作《饮中八仙歌》，用了三个“前”、两个“船”、两个“眠”、两个“天”。宋人怀疑古代没有这种体例，于是想把它分为八章，认为必须分为八章之后，重复押韵才无害。不知道《柏梁台诗》中三个“三”、两个“哉”、两个“时”、两个“来”、两个“材”，已经先于它了。东川有杜鹘，西川无杜鹘，涪万无杜鹘，云安有杜鹘，寻求其说法而不得，就怀疑它是题下的注释。不知道古人未曾忌讳重复用韵，所以有四个韵脚成章而只用两个字的，如“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就是如此。有两个韵脚成章而只用一个字的，如《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就是如此。有三个韵脚成章而只用一个字的，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如此【汤濩说：“《仪礼》祭侯辞，‘惟若寜侯，母或若女不寜侯’。”《左传》虞叔引谚语：“匹夫无罪，懐璧其罪。”曹子臧引志：“圣逹节，次守节，下失节。”晏子引谚语：“非宅是卜，惟隣是卜。”《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史记·天官书》：“欲终日有雨，有云，有风，有日月，当其时者，深而多实；无云有风日，当其时，浅而多实；有云风无日，当其时，深而少实。”这些都是古人用本字自押韵的】。如《采薇》首章连续使用两个“玁狁”的故句，《正月》一章连续使用两个“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连续使用两个“而微”字，《车牵》三章连续使用两个“庶几”字，《文王有声》首章连续使用两个“有声”字，《召旻》末章连续使用两个“百里”字。又如《行露》首章起用“露”字，末用“露”字。又如《简兮》末章连续使用三个“人”字，那连续使用三个“声”字。重复使用一字的情况不可胜数。汉代以后也是如此，如《陌上桑》诗三个“头”字、两个“隅”字、两个“余”字、两个“夫”字、两个“须”字【“罗敷”字在下句末三次出现】，《焦仲卿妻》作三个“语”字、三个“言”字、两个“由”字、两个“母”字、两个“取”字、两个“子”字、两个“归”字、两个“之”字、两个“君”字、两个“门”字，又两个“言”字。苏武《骨肉缘枝叶》一首两个“人”字，《结发为夫妇》一首两个“时”字。陈思王《弃妇词》两个“庭”字、两个“灵”字。

译两个“鸣”字、两个“成”字、两个“宁”字。阮籍《咏怀诗》“灼灼西颓日”一首中有两个“归”字。张协《杂诗》“黑蜧跃重渊”一首中有两个“生”字。谢灵运《君子有所思行》中有两个“归”字。梁武帝撰写《孔子正言》完毕后，在述怀诗中有两个“反”字。任昉《哭范仆射》诗中有两个“生”字，三个“情”字。沈约《钟山诗》中有两个“足”字。那么，对于重复用韵的忌讳，大概是在隋唐时代才出现的吧？

译诸葛孔明《梁父吟》说：“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又说：“谁能为此谋，国相？”齐国晏子用了两个“子”字，古人只是追求文理清晰恰当罢了，起初并不避讳重复用字。现在的版本有的改作“田疆古冶氏”，这就错了。潘岳《秋兴赋》：“宵耿介而不寐兮，独展转于华省。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俯首而自省。”用了两个“省”字。

初唐诗歌最为严整，而卢照邻《长安古意》别有豪华之气，称颂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用了两个“相”字，今人认为必须字同而义异，才可以重复使用。如果像这首诗里的两个“相”，本来就没有不同的意义呢。况且《诗经》说：“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下文又说：“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呢？

李太白《高阳歌》两个“杯”字，《庐山谣》两个“长”字；杜子美《织女诗》两个“中”字，《奉先县咏怀》两个“卒”字，《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两个“白”字，《八哀诗》张九龄一首两个“省”字，两个“境”字；《园人送草》两个“草”字，《寄狄明府》两个“济”字，《宿凿石浦》两个“系”字；韩退之《此日足可惜诗》两个“光”字，两个“鸣”字，两个“更”字，两个“城”字，两个“狂”字，两个“江”字【王摩诘故太子太师徐公挽歌重复用了两个“名”字，用在律诗中则不合体制】

诗歌有因为意脉转折而韵脚必须重复的，如“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兮，犹求友声。”“有杕之杜，其叶萋萋。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于论鼓钟，于乐辟雍。于论鼓钟，于乐辟雍。”又如“公无渡河，公竟渡河。”这些都是承接上文而转折的，不容许另外换一个字。

七言之始

前人认为《招魂》、《大招》去掉“些”、“只”就是七言诗。我考察七言诗的兴起，在汉代以前本来就有许多。如《灵枢经·刺节真邪篇》：“凡刺小邪，日以大补其不足，乃无害。视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温徐往徐来，致其神门户已闭，气不分虚实，得调其气。”还有宋玉《神女赋》“罗纨绮绘盛文章，极服妙丝照万方”，这些都是七言诗的源头。

《素问·八正神明论》：“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杰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所以说：“神。”三部九候作为本源，九针的论述，不必保留其文字，极像荀子《成相篇》。

一言

《缁衣》三章，每章四句，这是不对的。“敝”字是一句，“还”字是一句。如果说“敝予还予”，那么语句就不顺了。况且为什么一句话就不能成为诗呢？《吴志》历阳山石文：“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楚”字是一句，“吴”字是一句，也是一言的诗。

古人未有之格

除了语助词之外，只用四个字成诗，而且四个字都押韵，古代没有这样的。开始见于《庄子》：“父邪？母邪？天乎？人乎？”就是这种。三章，每章各两句，而合为一个韵，古代没有这样的。开始见于《孟尝君传》：“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就是这种。

古人不用长句成篇

古诗有八言的，“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就是。有九言的，“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就是。然而没有用来作为全章的，不仅因为不便于歌唱，而且句子长则意思多，冗字多，使文气松懈，这也是困难的。由此可知古人的文章，可以停止就停止，不肯因为一个意思的冗长、一个字的松懈而拖累我作诗的本意【正义：引颜延之说：“诗体无九言者，将由声度阐缓不协金石”】懂得这个道理的，不仅在于句法，章法也可以知道了。七言排律之所以历来很少创作，创作了也不精妙，为什么呢？意思多而冗长，字多而松懈。写七言诗，一定要使其不可删减，然后才精妙。这就是汉代人认为它困难的原因。

诗用叠字

诗歌使用叠字最难。《卫风》“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连用六个叠字，可以说重复而不使人厌倦，深奥而不混乱。古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连用六个叠字，也极其自然。低于这个水平的就没有人可以继承了。

屈原《九章》：“悲回风纷容容之无经兮，防芒芒之无纪，轧洋洋之无从兮，驰逶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汜潏潏其前后兮，伴张弛之信期”，连用六个叠字。宋玉《九辩》：“乘精气之搏搏兮，骛诸神之湛湛，骖白霓之习

译习习啊，历经群灵的众多，左边是朱雀的翩翩，右边是苍龙的缓缓，伴随雷师的隆隆，贯通飞廉的阵阵，前面是轻辒的锵锵，后面是辎车的缓缓，载着云旗的蜿蜒，护卫着屯骑的从容，连续使用了十一个叠字。后世的辞赋，也很少有能达到这种程度的。

译次韵

今人作诗，动不动就要次韵，把次韵当作难事，把次韵当作巧事。我认为次韵容易而拙劣。且以律诗来说，平声韵通用，三十个韵部之中，任意选用一个韵部，就一定没有其他韵部可以替换。一个韵部数百个字之中，任意押五个字，就一定没有其他字可以替换。名义上是容易，实际上很难。先定下五个韵脚字，然后用上文去凑足它，文辞如果不通顺，就说这是被韵脚牵制；意思如果不圆满，就说这是被韵脚束缚。运用典故、遣词造句，稍微显现出新巧，就可以独占鳌头，名义上是难，实际上容易。那些善于次韵和诗的人，胸中本来没有诗；而拙于表达自我的人。所以，关于难易巧拙的议论一旦破除，次韵的风气就可以稍微衰落了。

严沧浪《诗话》说：“和韵最害人的诗。古人酬唱不和韵，这种风气开始盛行于元稹、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本朝各位贤人于是以此斗巧，以至于往复有八九次和诗的。”

查考唐代元稹给令狐相公的信说：“我与同门生白居易交好。白居易向来擅长作诗，其中尤其喜爱驾驭文字，穷尽声韵，有时写千言，有时写五百言的律诗，互相投寄。我自审不能超越他，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大概是想以难相挑逗罢了。”江湖间作诗的人，有的相互效仿，有的能力不足，以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脚，意思相同，与前篇无异，也目为元和诗体。而掌管文教的官员考察变雅的原因，往往归咎于元稹。由此可知元白作诗次韵之初，本自以为是戏作，而当时就已经被人讥讽。今人却乐此不疲，这又是元白所鄙视而不屑为之的了。

欧阳修《集古录》论唐代薛苹倡和诗说【《唐书》薛苹是河中宝鼎人，长于诗】，其间冯宿、冯定、李绅都是唐代显贵之人，灵澈以诗名后世，然而他们的诗都不如薛苹。大概倡导者得于自然，和诗者牵于强作，可谓知言。朱熹回复谢成之的信说：“陶渊明的诗之所以高，正在于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苏东坡却篇篇句句依韵而和，虽然他才高似乎不费力，然而已经失去了自然之趣了。”

凡是诗不被韵脚束缚，而能尽其意，胜过被韵脚束缚而意不尽，甚至没有意思而牵入其他意思以凑足韵脚的情况，千万倍也。所以韵律之道，疏密适中为上，不然则宁疏勿密，文能发意，则韵虽疏不害。

柏梁台诗

汉武帝柏梁台诗本出自《三秦记》，说是元封三年所作，而考之于史，则多不相符。查考《史记》及《汉书》《孝景纪》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后元年，其王买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刘胜嗣四十年薨。《文三王传》同。又查考《孝武纪》元鼎二年春起柏梁台，这是梁平王刘胜的二十二年，而梁孝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才为元封三年。又查考平王刘胜元朔年间，因与太母争樽，公卿请求废为庶人，天子说：“梁王刘胜没有良师益友，所以陷于不义，于是削去梁国八城，梁国剩余尚有十城【《汉书》说削去五县，仅有八城】。又查考平王刘胜的十年为元朔二年，来朝见，其三十六年为太初四年，来朝见，都不当在元封时。又查考《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治粟内史，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内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左冯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风。凡此六官，都是太初以后的名称，不应预先书写于元封之时。又查考《孝武纪》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台灾，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定官名，那么柏梁台既灾之后，又半年才改官名，而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则薨于元封五年，距此已二年了。反复考证，无一符合的，大概是后人拟作，剽取武帝以来的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舆驷马之事以凑合，而不悟时代之乖舛也。

查考《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表：孝景前七年】十月入朝，景帝派使者持节乘舆驷马在阙下迎接梁王。臣瓉说：“天子副车驾驷马，这是一时异数，平王怎能拥有这个？”

诗体代降

《诗经》三百篇不能不降为楚辞；楚辞不能不降为汉魏；汉魏不能不降为六朝；六朝不能不降为唐。这是势所必然。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现在且千数百年了，而还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

译如果把它当作诗，模仿得太像就会失去自我。李杜的诗之所以在唐代诗人中独树一帜、高出众人，是因为他们并非不模仿前人，却又并非真的像前人。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才可以和他谈论诗歌了。

译书法与诗格

南北朝以前，金石上的文字，没有不是八分书的，这说明现在的真书不足以称为真正的字。姚铉的《唐文粹》、吕祖谦的《皇朝文鉴》、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凡是近体诗，都不收录，这说明现在的律诗不足以称为真正的诗。现在的人想通过真书来窥探八分书，通过律诗来学习古体诗，这是从事于古人所轻视的东西，却想求得他们最精妙的地方，难道不困难吗！鄞县人薛千仞说：“自从唐人的近体诗兴起，诗歌发生了一次大变革，后学的士人可以兼习而不能专攻。近日的弊端，是没有人不写诗，没有诗不是律诗，没有律诗不是七言律诗。又说：七言律诗法度贵在严谨，对偶贵在工整，音节贵在响亮，不容易创作。现在初学的年轻人，没有不写七言律诗的，似乎反而把这当作入门的路径，他们终身不能窥见这道艺术的藩篱，也就不足为怪了。”

诗人改动古事

陈思王曹植上书，请求赦免断缨盗马的臣子，赦免楚国和赵国来救济他们的危难。注解说赦免盗马的是秦穆公的事。秦国也是赵姓，所以用互文来避开头上的“秦”字。赵至给嵇茂齐的信中说：“梁生适越，登岳长謡。”梁鸿本来是去吴国，却说是去越国，是因为吴国被越国所灭。谢灵运的诗：“〇高犒晋师，仲连郤秦军。”〇高犒劳的是秦军，却改成了晋军，是为了避开头下的“秦”字，这就错得粗陋了。李太白《行路难》诗：“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安足道。”杜子美《诸将》诗：“昨日玉鱼蒙塟地，早时金盌出人间。”把黄犬改成苍鹰，把玉碗改成金碗，也是同样的毛病。

自从汉朝以来，写文章的人就有回避和假借的方法。太史公《伯夷传》说：“伯夷、叔齐虽然贤德，得到孔夫子而名声更加彰显；颜渊虽然笃实好学，依附在千里马的尾巴上而德行更加显扬。”本应当是依附孔夫子，为了避开头上文雷同，改成了“骥尾”，如果是后来的人这样做，难道不会被人讥笑吗？

庾子山赋的错误

庾子山《枯树赋》说：“建章三月火。”查考《史记》，汉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台发生火灾；春天二月，建造建章宫。《西京赋》说：“柏梁已经受灾，越巫陈述方法，建章宫是依据，用来厌胜火灾的祥瑞。”可见受灾的是柏梁台而不是建章宫，而三月大火，又是秦朝的阿房宫，不是汉朝的。《哀江南赋》说：“栩阳亭有离别之赋。”《夜听捣衣曲》说：“栩阳离别赋。”查考《汉书·艺文志》“别栩阳赋五篇”，详细考察其上下文例，应当是人的姓名，姓别名栩阳。把它当作离别的“别”，也是错误的。

于仲文诗的错误

隋朝于仲文的诗：“景差方入楚，乐毅始游燕。”查考《汉书·高帝纪》：“迁徙齐、楚的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懐氏、齐田氏五姓到关中，给予他们田地住宅。”【景驹注：文頴说：“楚族景氏，驹名”】王逸《楚辞章句》：“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那么景差也是楚国的同姓。而于仲文认为他是进入楚国，难道不是梁、陈以后的人，只注重辞藻，而不详查典故的缘故吗？

梁武帝天监元年诏书说：“雉兎有刑，姜宣致贬，这是引用孟子‘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而不知道宣王乃是田氏，不是姜后，这与上面一类错误相同。”

李太白诗的错误

李太白诗：“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查考《史记》说，匈奴左方王将直上谷以东，右方王将直上郡以西，而单于的庭帐直代云中。《汉书》说，呼韩邪单于自己请求留在光禄塞下，又说天子派遣使者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现在在河套内】后来单于竟然北归庭帐，于是知道汉朝与匈奴往来的道路，大致是从云中、五原、朔方。明妃的出行，也一定出此。所以江淹赋李陵，只说“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而玉门关与西域相通，自然是公主嫁乌孙所经过的路，李太白错了。颜氏《家训》说文章地理必须恰当，他评论梁简文《雁门太守行》而说“日逐、康居、大宛、月氐”，萧子晖《陇头水》而说“北注黄龙，东流白马”，沈存中评论白乐天《长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说峨眉山在嘉州，不是幸蜀的路。文人的毛病，大概有相同的。

梁朝徐悱登琅邪城诗：“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楼兰。”上谷在居庸关以北，而楼兰是西域的国家，在玉门关外。就在这句之中，文理已经不通，它不符合琅邪城的情况，更不用说了。

郭璞赋的错误

郭璞《江赋》总括汉、泗，兼包淮、湘。淮河、泗水并不流入长江，难道是因为孟子而错了吗？

陆机文的错误

陆机《汉高帝功臣颂》：“侯公伏轼，皇媪来归，乃不考史书之误。”《汉仪注》：“高帝母亲在兵起时死在小黄，后来在小黄作陵庙。”本纪五年，〇皇帝位于汜水之阳，追尊先媪为昭灵夫人，那么她先亡故是可以知道的。

译而“十年有太上皇后崩”，乃是“太上皇崩”的笔误，因文字重复记载而未删去。侯公劝说项羽，项羽于是与汉军约定平分天下，在九月归还太公、吕后，并没有皇媪。

译字

春秋以前，只说“文”不说“字”。例如《左传》中“从文字结构看，止戈为武”，所以“文”反过来就是“乏”，“从文字结构看，皿中有虫为蛊”，以及《论语》中的“史官对缺失的文字予以补正”、《中庸》中的“统一文字”等说法，都不使用“字”这个概念。《易经》中“女子贞洁不生育”、“十年后才生育”；《诗经》中“牛羊庇护养育它们”；《左传》中“他的同僚没有儿子，让他抚养敬叔”，这些都将“字”解释为哺乳。《尚书·康诰》中“对于父亲不能养育他的儿子”，《左传》中“乐王鲋抚养他并尊敬他”，“小国侍奉大国，大国爱护小国”，也都取爱护养育的意思。只有《仪礼·士冠礼》中“宾客给他取字”，《礼记·郊特牲》中“行冠礼后给他取字，是表示尊重他的名”，与文字的意义稍微接近，但也从未将“文”称为“字”。将“文”称为“字”，始于《史记·秦始皇琅邪台石刻》所说的“统一书写文字”；《说文解字序》说“依据类别模拟形状称为文，形旁声旁相互补充称为字。文，是模拟事物的本源；字，是滋生繁衍而产生【《孝经援神契》也有此语】《周礼》中‘外史掌管向四方传达书名’，注解说‘古代叫名，现在叫字’；《仪礼·聘礼》注解说‘名是书写下来的文，现在称为字【《三国志注》记载孙亮时有山阴朱育依据形体类别造作异体字以博取名声】这说明‘字’这个名称是从秦代确立，从汉代显扬起来的。

许慎《说文解字序》：“这十四篇，五百四十部首，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解说共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将篆书称为文，将隶书称为字。张揖《上博雅表》：“共一万八千一百五十文。”唐代颜师古《九经字样序》：“共七十六部，四百二十一文。”则统称为文。

夏商周三代以前只说文不说字，李斯、程邈出现后，文降格为字了。两汉以前只说音不说韵，周颙、沈约出现后，音降格为韵了。

古文

古代文字不统一，例如汉代汾阴宫鼎，其盖上的铭文说：“汾阴供官铜鼎盖二十枚，二十字写成十。”十个鼎的铭文说：“汾阴供官铜鼎二十枚，二十字写成牛。”末尾说：“第二十三，二十字写成廿。”同一器物的铭文，出现三次却三种写法不同。自唐代以后，文字日益繁杂，不得不归于统一规范，而古书中不再通行的情况就多了。

说文

自从隶书以来，能够阐明六书宗旨，使三代的文章尚存于今日，从而得以认识古人制作本义的，许叔重《说文解字》的功劳最大。后来的学者，一撇一画，无不奉它为准则。但我认为也有不尽然的地方。就拿六经的文字，左氏、公羊、谷梁的传注，毛苌、孔安国、郑众、马融等儒者的训诂来说，未必都与之相合。何况许叔重生于东汉中期，当时所依据的不过是刘歆、贾逵、杜林、徐巡等十余人的说法【杨慎《六书索隐序》说：“《说文》中有孔子说、楚庄王说、左氏说、韩非说、淮南子说、司马相如说、董仲舒说、京房说、卫宏说、扬雄说、刘歆说、桑钦说、杜林说、贾逵说、傅毅说、官溥说、谭长说、王育说、户□说、张林说、黄颢说、周盛说、逯安说、欧阳侨说、扬严说、爰礼说、徐巡说、庄都说、张彻说”】而认为完全掌握了古人的本意，对与不对，是一回事。五经在遇到蔡邕等人正定之前，传抄的人人各异，现在《说文》所收录的大多是异体字，用现在的经文来校对，则《说文》显得短浅，这是一。同一书中引用两处而文字不同的【如在“汜”字下引用《诗经》“江有汜”，在“洍”字下引用《诗经》“江有洍”，在“逑”字下引用《尚书》“旁逑孱功僝”，在“救”字下引用《尚书》“旁救僝功〇”，在“掔”字下引用《诗经》“赤舄己巳掔”，在“掔”字下引用《诗经》“赤舄掔掔”】后来的读者将遵从哪一家？这是二【郑玄驳斥许慎《五经异义》，颜氏《家训》也说：“《说文》中援引经传与现在相违背的，不敢遵从”】。流传既久，岂无脱漏？即使徐巡也说篆书衰微日久，错乱遗脱，不可完全考究。现在认为这本书所缺少的，一定是古人所没有的，另外指定一个字来代替【如《说文》无“刘”字，后人用“镏”字代替；“无”由字用“甹”字代替；“无免”字用“絻”字代替】修改经典来迁就《说文》，支离破碎，迂回曲折。这是三。现在举出一二来评论：如秦、宋、薛都是国名。秦从禾，因为土地适宜种禾，也已经迂腐了。宋从木为居，薛从辛为罪，这是什么道理？《费誓》中的“费”改为“防”，解释为恶；“米”武王载斾中的“斾”改为“坺”，解释为臿；“土”威为“姑”也为“女”；“阴”殹为击声；“困”为故庐；“普”为日无色，这是什么道理？貉的意思是恶，看“犬”字如画，狗狗叩也，这难道是孔子的话吗？训有则说不宜有。春秋记载日有食之，训郭则说：齐国的郭氏，善善不能进，恶恶不能退，因此亡国。

译这难道不是近乎于生搬硬套解说而丢失了原本的宗旨吗？将“居”解释为法式，将“古”解释为用于占卜，将“中童”解释为男子，将“有辠防”解释为脱去衣服，将“耕吊”解释为人，将“持弓会”解释为驱赶禽兽，将“辱”解释为错过耕种时节，将“臾”解释为捆绑抓扯，将“罚”解释为手持刀棒辱骂，将“劳”解释为火烧门，将“宰”解释为罪人，将“在屋下执事防”解释为十六日，将“月始亏”解释为月亮开始亏损，将“刑”解释为刀守，这些难道不是近乎于牵强附会而远离情理吗？许慎根据这些来创制文字，王安石加以推广而写成著作，不能说不是滥觞于许慎的。至于将“参”训释为商星，这是与天文学不合的；将“亳”训释为京兆杜陵亭，这是与地理学不合的；书中引用的乐浪事迹有数十条，而其他经籍反而大多缺漏省略，这是采集资料不当的。现在的学者，如果能取其大而弃其小，择其是而违其非，才可以说是善于学习《说文解字》的人。【后周书黎景熙，他的从祖父黎广在太武帝时任尚书郎，擅长古学，曾跟随吏部尚书崔浩学习字义，又跟随司徒崔浩学习楷篆，从此家中世代传承这种方法，黎景熙也传习此法，与许慎的说法颇有不同，可见魏晋以来传授也各不相同】

译《王莽传》说：“‘刘’这个字，是‘卯金刀’的组合。正月刚卯，金刀之利，都不能施行。”《食货志》也这样说。又说：“接受天命的那天是丁卯日，丁属火，是汉朝的德运。卯，是刘姓用来构成字形的部分。”光武帝告天的祝文中引用《防记》说：“卯金修德，成为天子。”公孙述引用《援神契》说：“西太守乙卯金，意思是西方的太守而乙绝卯金。”由此可见，古代并非没有“刘”字。赵宧光说：“《说文解字》中没有‘刘’字，只写作‘镏’。现在查考《汉书》‘卯金刀之防’以及流传下来的古印，刘姓的印章不下数百面，都写作‘刘’，没有‘镏’字。”魏明帝太和初年，公〇上奏说：“歌曲用来歌颂德行，舞蹈用来模拟事物，从文字上看，‘文’和‘武’合起来就是‘斌’。臣等谨制乐舞，命名为‘章斌之舞’。”魏代距离许慎不远，可见古代并非没有“斌”字。徐〇校定《说文解字》，在前面列出“斌”字，说是俗体字。

《说文解字》原来的编排次序已不可见，现在按四声排列的，是徐〇等人确定的。反切注音，是徐〇等人添加的。赵古则在《六书本义》中说：“汉代以前没有反切，许慎的《说文解字》、郑玄的笺注，只说‘读若某’罢了。现在《说文解字》中的反切，是朱翺根据孙愐《唐韵》添加的。”旁边引用后世儒者的言论，如杜预、裴光远、李阳冰之类，也是徐铉等人添加的。又说各家不收，现在附在字韵末尾的（如“弥”字下），也是徐〇等人添加的。“眸”字下说：“《说文》直接写作‘牟’。”赵宧光说：“详细考察这一点，就知道这本书杂乱地出自众人之手，确实如此，怎么能不芜杂秽乱呢？凡是参订经传，一定要以本人的名字冠之，才不至于与前人混淆。”

“始”字，《说文解字》认为是“女之初”，这并不一定正确，而徐〇用“至哉坤元，万物资始”来解释，不知道经文实际上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如果用这个解释，必须从“男”才符合。

《说文长笺》

万历末年，吴中赵凡夫赵宧光作《说文长笺》，将自古相传的五经肆意刊改，卖弄小聪明，以求不同于先儒。竟然把“青青子衿”说成是淫奔的诗，并说“衿”就是“衾”字。诗中本来就有“衾”字，如“抱衾与裯”、“锦衾烂兮”。像这类错误不止一处。其实他连四书都还没有熟读，引用《论语》“虎兕出于柙”，却误作《孟子》“虎豹出亏□”。然而他对六书的宗旨，并非毫无见识，但恰好迎合了当时喜新尚异的风气，这本书于是盛行于世。到现在如果不辩明，恐怕日后习非胜是，对后学的危害不浅。所以列举其中特别荒谬的十余条来纠正。

《旧唐书·文宗纪》开成二年，宰臣判国子监祭酒郑覃进献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九经是指《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另外还有《孝经》、《论语》、《尔雅》，实际上乃是十二经。又有张参《五经文字》、唐〇度《九经字样》，都刻在石头上，现在保存在西安府学。赵凡夫却指这是蜀本石经。又说张参《五经文字》、唐〇升《九经字样》，也附在蜀本之后，只能作为蜀经的字法。现在这块石经末尾有一行年月，十行诸臣姓名，大字写着“开成二年丁巳岁”。赵凡夫难道没有见到，而妄指为孟蜀吗？

又说：“孙愐《唐韵》文、殷二韵，三声都分开。唯独上声合并，咸、严、洽、业二韵，平、入声分开，上、去声合并。查考现在《广韵》就是孙愐的遗存，文、殷上声合并是有的，咸、严、洽、业则是四声都分开，没有合并的。”

“切”的意思，是两个字相摩，以得到其音，取其切近，现在改为盗窃的“窃”，古代未曾听说，这难道是赵凡夫用来命名自己的学问的吗？

“〇分”字见于《史记·虞〇传》《汉书·贾谊传》。《战国策》注说：“分其地如破〇然。”《盐铁论》说：“隔绝羌胡〇分其地。”“灶突”字见于《汉书·霍光传》。现在说〇应当作〇，突应当作突然，那么鲍照《芜城赋》所说的“竟〇剖而豆分”，魏〇同防所说的“〇分瓦裂”，古人都不识字吗？查考张参《五经文字》说：“突，徒兀反。”写作“突”的是讹误。

顾野王是陈朝人，却把他当作晋朝的虎头将军（“飕”字下顾长康为虎头将军）。陆〇防是唐朝人，却把他当作宋朝的象山先生（“乙”字下陆九渊号象山先生）。王筠是梁朝人，却把他当作晋朝人（“蜺”字下《梁书·王筠传》，沈约把《郊居赋》给王筠看，读到“雌霓连踡”，沈约拍手欣喜，现在引用这件事说是晋朝王筠，沈约既然是梁朝人，怎么能和晋朝人说话呢）。王禹偁是宋朝人，却把他当作南朝人（“称”字下）。这真是所谓不学无术、面墙而立的人吗？

晋献帝醉酒，虞侍中命令扶他（“扶”字下）。查考《晋书·虞啸父传》：“被孝武帝所亲爱，侍饮大醉，拜不能起。皇帝回头看说：‘扶虞侍中。’虞啸父说：‘臣的职位还不到扶的地步，醉意也没有到失态的程度，非分的恩赐，不敢承受。’皇帝非常高兴。”传记开头明明有“孝武帝”字样，引用书的人没有通读全文，只看到中间有“贡献”的“献”，恰好与“帝”字相接，就以为是献帝，而不明白晋朝没有“献帝”。万历年间的人

译读书不看开头和结尾，只看中间两三行，即使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竟然也还是这样。

译刘恂字笺，汉宣帝避讳而不知，宣帝名询【荀悦说：询的字叫谋】并非恂。刘衍字笺，汉平帝避讳而不知，平帝名衎【荀悦说：衎的字叫乐，颜师古说：衎音口旱反】并非衍。

《后汉书·刘虞传》记载，故吏尾敦在路上劫取刘虞的首级并归葬他【注：尾是姓，敦是名】。引之说，《后汉书》中尾敦在路上劫取刘虞首级归葬之事，如果将“敦路”当作人名，而又将“葬”字当作“莽”，那么刘幽州的首级竟然归到了王莽那里。《左传·成公六年》韩献子说：“《易经》说‘觏’，则百姓忧愁；百姓忧愁，则困迫。”《说文解字》“〇”、“垫”二字，两处都引用了这句话，而一处作“阨”的，是因为古代“隘”、“阨”二字通用。笺注却说不知出处。在“野”字下引用《左传》“身横九野”，却不知道应当是“九亩”，而且这是《谷梁传》的文字，并非《左传》。

鹊防丑其飞也，防【防字下】这是《尔雅·释鸟》的文句。笺注却说：训释之辞不详，但并非后人的话。驠马白州也【驠字下】本于《尔雅·释畜》“白州驠”，注解说：“州窍也”，指的是马臀部白色的。笺注却说不详，怀疑有误。

中国称为夏已经很久了，现在认为起源于唐朝的夏州，这种说法荒唐谬误，令人发笑，暂且不必远征考证，仅就《尚书》的语言来说，它所称的夏，我不知道唐虞三代时已经有夏州了吗？又查考夏州本是朔方郡，赫连勃勃在此建都，自号为夏，后魏灭掉它，才设置夏州，也不始于唐朝。

有人说：唐代中晚期诗文才开始出现“簿”字，此前没有【谱字下】不知道孟子说孔子先簿正祭器，《史记·李广传》说急责李广在莫府对簿，《张汤传》说派使者八人簿责张汤，《孙寳传》说御史大夫张忠任命孙寳为主簿。《后汉书·舆服志》说每次出行太仆奉驾上卤簿，《冯异传》说光武帝任命冯异为主簿。而刘公干的诗已经说：“沈迷簿领书，回回自昬乱矣。”眊字，“云”字不见于经书，如果说五经，那么不记载的字多了，为何唯独眊字？如果说是传记史书，那么这个字也不隐僻。《晋语》“被羽先升”，注解说系在背上，就像现在将军背负眊一样。刘畧说刘备性好结眊，《吴志·甘宁传》说负眊带铃。梁代刘孝仪《和昭明太子诗》：“山风乱采眊，初景丽文辕。”

祢衡担任鼓吏作渔阳挝，掺掺乃是操字【操字下】查考《后汉书》，祢衡正作渔阳参挝，蹀〇而前。注引《文士传》作渔阳参捶。王僧孺诗说：“散度广陵音，参冩渔阳曲。”自注说：“参音七绀反，是曲奏的名称。后人添手作掺。”后周庾信诗：“玉堦风转急，长城云应闇。新绶始欲缝，细锦行湏篸。声烦广陵散，杵急渔阳掺。”隋炀帝诗：“今夜长城下，云昬月应暗。谁见倡楼前，心悲不成掺。”唐代李颀诗：“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正音七绀反。现在认为是操字，而又颠倒其文。不知道汉人书写操字，固然有借用作掺的，但并非此意。

叩京兆蓝田乡，笺注说：“地近京口，故从口【叩字下】蓝田乃是现在的西安府所属，而京口则是现在的镇江府，这就是所谓风马牛不相及的。凡是此书中随意臆测的解释，都是京口这一类的。

寸十分也。《汉书·律厯志》说“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本无可疑，却增加其文说：“析寸为分，当言十分尺之一【寸字下】古人的书，岂可随意增改呢？

五经古文

赵古则《六书本义序》说：魏晋及唐代，擅长书法的人辈出，但笔画波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而还依赖六经的篆书，未易至天宝年间，诏令以〇法书写六经，于是其道尽废。以我考之，这种说法大概不对。查考《汉书·艺文志》说：“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又说：“孝经古孔氏一篇，皆出孔氏壁中”，又说：“有中古文易经，而不言其所出【后传《儒林传》说：“东莱费直传易，授琅邪王横，本以古字”号“古文易”】又说：“礼古经五十六卷，春秋古经十二篇，论语古二十一篇，但言古不言文”，而赤眉之乱，则已焚烧无遗。《后汉书·杜林传》说：“杜林先前在西州得到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卫宏、徐巡，说：‘杜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而希望诸生无悔所学，卫宏、徐巡更加重视，于是古文遂行。这是东京古人之传，只有尚书而已。《晋书·卫恒传》说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后汉书《儒林传》误以三体书法为熹平所刋】未知所立防经。而唐初魏徵等作《隋书·

译《经籍志》中，仅有三字石经《尚书》五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注云：梁朝时有十二卷】，那么其他经书也就没有存世了。《册府元龟》记载：唐玄宗天宝三年下诏说：“我恭敬地思考典籍，研讨三坟五典，认为先王的典范，没有超过唐尧虞舜的；上古遗留的书籍，确实以训诰著称。虽然百篇深奥的含义，前代有的已经散佚，但六种书体的奇古文字，旧有的规范还在。只是因为古代先圣所制定的文字，与当今不同，传抄逐渐产生讹误，让后学者产生疑惑，长久考虑修订改革，必须顺应时宜。《尚书》应当是古体字，文字全部依照今字抄写施行，其旧本仍然收藏在官府。”这是玄宗所改的，也仅限于古文《尚书》，而没有听说有其他经书。各经的古文散佚，已经很久了，现在说五经都有古文，而玄宗将其改为今文，难道是这样吗？

译孔安国在《书序》中说：“科斗文字废弃已经很久了，当时的人没有能认识的。用所听到的伏生所传的《尚书》来考证文章的义理，确定那些可以理解的作为‘古定’【正义说：依照古文的体例来审定，所以称为‘古’。因为虽然经过审定，但依然保留古意】，再用竹简抄写下来。这就是西汉时期所说的古文，并不是指科斗文字接近古体，而是共王所得的科斗文字早已失传。刘歆所说的六体奇文，大概是正始时期的书法。

宋代晁公武《古文尚书序》说：“我抵达少城，在完成石经考异之余，因此在学宫得到了这部古文全编，于是延请士人张某仿照吕氏所刻的本子，用朱砂刻在石头上，正打算配合《孝经》《周易》经文中古体字的部分，附在石经的行列中【末尾写着乾道庚寅年】。现在那些石碑应当已经不存在了，而摹本也没有流传到人间。世上没有喜好古物的人，即使是金石又能保全吗？【现在有广信杨时乔所刻的《周易古文》，恐怕也是后人凭主观臆造，不一定有所依据】

急就篇

汉魏以后，儿童都读《史游急就篇》。晋代夏侯湛《抵疑》说：“乡间的普通人，一介之士，曾经诵读《急就》学习甲子。”《魏书·崔浩表》说：“太宗即位元年，命令我解说《急就章》。”刘芳撰写《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陆暐模仿《急就篇》写成《悟蒙章》。此外，书法家也多书写《急就篇》【晁氏《读书记》说：“自古以来擅长小学的人，多书写《急就章》，所以有钟繇、皇象、卫夫人、王羲之所写的，流传于世】。《魏书·崔浩传》说：“崔浩擅长书法，很多人委托他抄写《急就章》，从年轻到老，起初不嫌劳累，所写的大概数以百计。”《儒林传》说：“刘兰刚进入小学，书写《急就篇》，家人发觉他聪明敏捷。”《北齐书·李绘》说：“六岁没有入学，趁伯姐读书写字的间隙，就偷偷使用，于是通晓《急就章》。”李铉九岁入学，书写《急就篇》，一个多月就通晓了。从唐代以后，这种学问逐渐衰微【明初武官诰敕用二十八宿编号，永乐年间全部奉行，使用汉《急就章》的字】

千字文

千字文原本有两个版本。《梁书·周兴嗣传》说：高祖把三桥旧宅作为宅寺，命令周兴嗣与陆倕制作碑文。完成后，都上奏高祖。采用了周兴嗣所制的。从此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文，以及次韵王羲之书千字，都让周兴嗣来做。《萧子范传》说：萧子范任大司马南平王户曹属从事中郎，奉命制作千字文，他的文辞非常优美。命令记室蔡邕注释它。《旧唐书·经籍志》：千字文一卷，萧子范撰；又一卷，周兴嗣撰。这是周兴嗣所编次的，是一千字文；而萧子范所制的，是另一千字文【《陈书·沈众传》：当时梁武帝制作千字诗，沈众为之注解。这又不只是周兴嗣、萧子范两人了】。然而《隋书·经籍志》说：千字文一卷，梁给事郎周兴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国子祭酒萧子云注。《梁书》本传说是萧子范作的，而蔡邕为之注释。现在认为是萧子云注。萧子云是萧子范的弟弟，这就不同了。《宋史·李至传》说：千字文是梁武帝得到钟繇书写的破碑千余字，命令周兴嗣次韵而成【《山堂考索》相同】。本传认为是王羲之，而这里又认为是钟繇，这就又不同了。《隋书》、《旧唐书》志中又有《演千字文》五卷，没有注明是谁作的【《隋书·文苑传》：秦王俊命令潘徽作万字文】

《淳化帖》有汉章帝书百余字，都是《周兴嗣千字文》中的语句。《东观余论》说：“这书不是章帝写的，但也是前代人写的，只是录书的人集成千字中的语句罢了。”欧阳修怀疑是汉代学书法的人多写这些语句，而后村刘氏于是说《千字文》不是梁人作的，错了。黄鲁直说章草《千字文》说：“章草，是说可以通用于章奏罢了，不是章帝写的。”

草书

褚先生补《史记·三王世家》说：“至于次序断绝，文字的上下，简牍的参差长短，都有意旨，人们不能知道。我谨慎地论述编次其真草诏书编在左边。”这就是褚先生亲眼见到简牍的文章，而汉武帝时的诏书就已经使用草书了。《魏志·刘廙传》说：“转任五官将文学，文帝器重他，让刘廙通晓草书。”那么汉魏之间笺启的文章有用草书的了【《晋书·郄鉴传》：“皇帝因为郄鉴有器量声望，万机事务动静都问他，于是诏令特别用草书上表疏以从简易】。所以草书中可以通用于章奏的，称为章草。

赵彦卫《云麓漫钞》说：宣和年间，陕西人挖地得到木简，字都是章草。是永初二年征发夫役讨伐叛羌的檄文。米芾帖说：章草是章奏的章。现在考证，既然用于檄文，那么按理也可以概用于章奏。大概小学家流派，自古以来，日益趋向简便。所以大篆变小篆，小篆变隶书。时间久了，又以隶书为繁，那么章奏文移都用章草，也是自然的趋势【张怀瓘《书断》说：章草，是汉黄门令史游所作的。王愔说：汉元帝时史

译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此又一説】故虽曰草，而隶笔仍在，良繇去隶未远故也。右军作草，犹是其典刑，故不胜爲冗笔。逮张旭、懐素軰出，则此法扫地矣。

译北齐赵仲将学识广博，通晓各类书籍，擅长草书。即使是给弟弟写信，字迹也都端正楷正。他说草书不能不通晓，但如果对别人使用，似乎显得轻慢；如果给家中晚辈使用，又恐怕他们产生疑虑，因此必须使用楷笔。唐代席豫性情谨慎，即使是给子弟写信以及处理吏曹的文书簿籍，也从未使用草书。他对别人说：“不尊敬他人，就是自己不尊敬自己。”有人问：“这件事很细微，您为何在意？”席豫说：“细微的事情尚且不谨慎，何况大事呢？”柳仲郢亲手抄写九经和三史，下至魏晋南北朝各史，都是楷小精真，没有行书字体。宋代刘安世终身不写草字，书写书信从未让人代笔。张观平生写字必定是楷书，没有一行草书，这与他为人相似。古人的谨慎庄重就是这样。《旧唐书》记载王君廓担任幽州都督，李孝道担任长史。王君廓入朝，李孝道附信给他的外甥房彦龄。王君廓私自拆看，不认识草字，怀疑李孝道谋害自己，恐惧之下逃跑叛变。李孝道因此获罪被流放到嶲州。草书引发的祸患，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

《金石录》中有宋公防餗鼎铭文说：“按照《史记·世家》，宋公没有名字，防者不知道他是谁。现在考证《左传》，宋元公的太子栾继位成为景公。《汉书·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栾，而《史记·宋世家》元公去世，儿子景公头曼即位，这是兜栾的音讹变成了头曼，而宋公防就是景公。宗均误作宋，不必用碑文和《党锢传》来证明。即使《南蛮传》说：‘防援病卒，谒者宗均听悉受降，为置吏司群蛮，遂平。’事情与本传相符，而《南蛮传》作宗，《本传》作宋，其错误显然，注释未及纠正【《党锢传注》：宗资字叔都，南阳安众人，祖父均，自有传】”。

房彦谦高祖法寿，从宋归附魏，封壮武侯，子孙承袭。魏、隋、唐三书都相同，唯独碑文作庄武。按照汉胶东国有壮武县，文帝封宋昌为壮武侯。正义说：“《括地志》说，壮武故城在莱州即墨县西六十里。”后汉志：“壮武故夷国。”《左传·隐元年》：“纪人伐夷。”就是这个。贾复传：“封胶东侯，食郁秩、壮武等六县。”晋张轨也封壮武侯，字都作壮。唯独此碑与《左传》杜氏注作庄。

太原府徐沟县有同戈驿，其名本取洞涡水。此水出乐平县西四十里陡泉岭，经平定州、寿阳、榆次，至徐沟县入汾。今徐沟县北五里洞涡河，其阳有洞涡村，就是这个。水经：“洞涡水出沾县北山西麓，榆次县南，又西到晋阳县南西入于汾。”郦道元注：“刘琨担任并州刺史时，刘渊引兵邀击他，合战于洞涡，就是这条水。”旧唐书昭宗纪：“天复元年四月，氏叔琮营于洞涡驿【五代史唐本纪同】新唐书地理志：“太原郡有府十八，其一曰洞涡。”宋史曹彬传：“担任前军都监，战洞涡河。”北汉世家：“李继勋败继筠兵于洞涡河【唯《魏书·地形志》晋阳下云‘同涡水出木硖岭，一出沾岭，一出大亷山，一出原洞祠下，五水合道，故曰同涡，西南入汾’，则又作‘同涡’字异。又按上文止四水，或有脱漏】后人减笔借书‘同戈’字，而今铸印遂作‘同戈’，以减借之字登于印文。又不但马文渊所言‘成皋印防画之讹’而已。

现在驿站多用古地名者，洪武九年四月壬辰，因天下驿传之名多因俚俗，命翰林考古正之。如扬州府曰广陵驿，镇江府曰京口驿，凡改者二百三十二。徐沟无古地名，故以水名之。

古人图画皆指事为之，使观者可法可戒。上自三代之时，则周明堂之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有周公相成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孔子家语】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王逸楚辞章句】秦汉以下见于史者，如周公负成王图【霍光传】成庆画【景十三王传犹言成庆图，非成庆所画也】纣醉踞妲己图【叙传】屏风图画列女【宋均传】戴逵画南都赋图【世说】之类，未有无因而作。逮乎隋唐，尚沿其意。唐艺文志所列：汉王元昌画汉贤王图，阎立德画文成公主降蕃图，玉华宫图，斗鸡图，阎立本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范长寿画风俗图，醉道士图，王定画本草训戒图【贞观尚方令】檀智敏画游春戏艺图【振武校尉】殷仲韦无沗画皇朝九圣图，高祖及诸王图，太宗自定辇上图，开元十八学士图【开元人】董蕚画鞶车图【开元人字重照】曹元廓画

译后周、北齐、梁、陈、隋、武德、贞观、永徽年间朝臣图，高祖、太宗诸子图，秦府学士图，凌烟阁功臣图，武后左尚方令杨升画的望贤宫图，安禄山真容，张萱画的伎女图、乳母抱婴儿图、击羯鼓图、秋千图，以上均为开元年间画院供奉所画；谈皎画的武惠妃舞图、佳丽寒食图、佳丽伎女图，韩干画的龙朔功臣图、姚崇宋璟及安禄山图、相马图、玄宗试马图、宁王调马打球图，大梁人、大府寺丞陈宏画的安禄山图、玄宗马射图、上党十九瑞图，永王府长史王象画的卤簿图，田琦画的洪崖子橘木图，德平子、汝南太守窦师纶（字希言，太宗秦王府咨议、相国录事参军，封陵阳公）画的内库瑞锦对雉、闘羊、翔凤、游麟图，韦鶠（銮之子）画的天竺胡僧渡水放牧图，周昉（字景玄）画的扑蝶、按筝、杨真人降真、五星等图，各一卷。《唐文粹》中有王蔼记述的汉公卿祖二疏图，舒元舆记述的桃源图，《通鉴》记载蜀嘉州司马刘赞进献的陈后主三阁图，这些都是指事象物的作品。《王维传》记载：“有人得到一幅奏乐图，不知其名。王维看了说：‘这是《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好事者召集乐工按照此图演奏，毫无差错。”自从实体难以精工，空摹容易擅长，于是白描山水之画兴起，而古人的意趣便亡失了。

译宋代邵博在《闻见后录》中说：“观看汉代李翕、王稚、子高、贯方的墓碑，上面多刻有山林人物，由此可知顾恺之、陆探微所宗法的隐士一派，尚存其遗留的画法。到了吴道子，技艺绝妙入神，然而开始运用巧思，古意就稍减了。何况那些下乘之作，这只能对明白的人说罢了。”

宋徽宗崇宁三年，设立画学，考核画作的等级，以不模仿前人，而物象的情态、形色都如同自然，笔韵高古简练为工巧。这接近于空摹的格调，至今人们仍然崇尚它。

谢肇淛在《五杂组》中说：“自唐代以前，名画没有没有故事背景的。大概因为有故事，就需要立意结构，事事考证，人物的衣冠制度，宫室的规模大略，城郭山川的形势向背，都不能草率下笔。不像今人任意凭主观臆断，粗疏破坏，动不动就托辞说是写意就罢了。”我观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等人，都画神佛变相、星曜真形。至于像石勒、窦建德、安禄山，有什么值得画的，却都描绘他们的史实？其他如懿宗射虎、贵妃上马、后主幸晋阳、玄宗清宫避暑，不一而足。上至神农播种、尧民击壤、老子度关、孔子十哲；下至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达锁谏、葛洪移居。这样的题目，今人却不愿意画，而古人却画了，辗转沿袭模仿。大概因为所重视的在这里，习惯成自然，这也是相传的法度，容易遵循罢了。

古器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彝器从春秋以来流传，固然已经重视，像郜鼎、纪甗之类历历可数，不知道三代逸书的目录，商汤有典宝，周武王有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的职掌，祭祀时取出陈列，那么本来在此之前就存在了。所以夏后氏的璜、封父的繁弱弓、密须的鼓、阙巩的甲，分赐给鲁公、唐叔的国家，而赤刀、大璧、天球、河图等，陈列在成王的顾命中，又是天子的世代守护之物。然而来去不恒定，成毁有定数，所以宝珪出于黄河，《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记载；九鼎沉入泗水；武库的剑穿屋而飞，《越绝书》也记载湛卢剑离开吴国的事；殿前的钟感应山而响；铜人入梦，钟虡生毛，就知道历世久远，能产生神怪，也是情理上必然有的。《隋书》记载，文帝开皇九年四月，毁坏平定陈国所得的秦汉三大钟、越二大鼓；十一年正月丁酉日，因为平定陈国所得的古器多带来祸变，全部命令毁坏。而《大金国志》记载，海陵王正隆三年下诏毁坏平定辽宋所得的古器，也像隋文帝的说法，大概都是放纵暴虐不学无术的君主，古器的销亡真是可惜啊。

读李清照题《金石录》引用王涯、元载的事，认为有聚有散，是常理，人亡人得，又何必说呢？未曾不感叹她言论的通达。而元好问作《故物谱》，却独独认为不是这样。他的说法是：“三代的鼎钟，起初出于圣人的制作，现在它的款识还在，不说‘永远用来享用’，就说‘子子孙孙永远宝用’，难道圣人超然远览，而不能对一物忘情吗？”自从庄周、列御寇的说法出现，就把天地当作逆旅，形骸当作外物。即使是圣哲的能事，也不满一吷，何况外物之外呢？然而他们本来不能寒冷时忘记穿衣，饥饿时忘记吃饭。那么圣人之道，所谓‘备物以致用，守器以为智’，难道可以非议吗？以上概括元氏的文章。《春秋》对于宝玉、大弓，窃取它记录在书里，得到它记录在书里，知道这个就可以懂得圣人的心意了。

日知录卷二十一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录卷二十二「昆山顾炎武撰」四海

《尚书正义》说天地的形势四边有水，邹衍的书说九州之外有大瀛海环绕，所以九州在水内，因此以州为名【州是古洲字】。然而五经没有西海北海的文字，而所谓四海，也是泛指万国而言罢了【《礼记·祭义》说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也是泛指的海；至于《左传》齐桓公说寡人处北海，则直指齐地；而孟子说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唐代以潍州为北海郡，而乐昌县于是有伯夷庙】。《尔雅》九夷八蛮六戎五狄称为四海，《周礼》校人凡将有事于四海山川，注说四海犹四方也，那么海不是真正水的名字。《易经》卦兑为泽而不言海，《礼记·乡饮酒义》说祖天地之左海也，那么又可见右边没有海了【《史记·日者传》说地不满东南以海为池】。《虞书》禹说予决九川距四海，根据《禹贡》只有一海，而南海的名字犹之西河即此河尔。

《禹贡》所说的海，有两种：渐于海，是实指的海；声教讫于四海，是泛指的海。

宋代洪迈说海只有一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所谓东、南、北三海，其实是一个。北至于青沧，则叫北海；南至于交广，则叫南海；东渐吴越，则叫东海。没有所谓西海的。《诗》《书》《礼》经所称四海，大概是引类而言。至于《庄子》所说的穷发之北有北海，以及屈原所说的指西海以为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