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録卷八

译如果只保留空名而教化消亡，于是权谋机变日益增加，而真正的才能日益减少。其中的君子擅长玩弄权术（如绝缨之戏），却不能斩获敌方的首级；其中的小人善于偷盗马匹，却不愿意解救君主的祸患。确实像墨子所说：“让他管理官府就会盗窃，让他守卫城池就会背叛；让他审理案件就会判决不公，让他分配财物就会不均。”又像《吕氏春秋》所说：“担任官职就会荒废混乱，面对财物就会贪婪索取；身处近臣之位就会固执进谏，率领军队就会疲弱怯懦。”又如刘蕡所说：“谋略不足以铲除奸恶凶徒，而欺诈足以压制、操控威福；勇气不足以镇守保卫国家，而暴行足以侵害乡里百姓。”唉！我由此看出，仅仅依靠法令是毫无用处的。

译实录记载：宣德五年八月丙戌日，皇上退朝后，驾临文华殿，学士杨溥等人侍奉在侧。皇上问：“对于众官员的选拔，用什么方法才能尽得人才？”杨溥回答说：“严格荐举制度，精细考核政绩，还担心得不到人才吗？”皇上说：“近代有连坐举主的法令，因为一句话的推荐，就要求担保被举者终身无过，这难道不难吗？我认为，只要教养得法，人才自然会出现。汉代董仲舒说：‘平时不培养士人，却想求得贤才，就像不雕琢玉石却想求得文采一样。’这是懂得根本的论断。如果只是遵循三年考核的条文，而不实行‘三物’教化百姓的典制，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成就治理得当的政治。”

保举

《宋史》记载：元祐初年，司马光担任宰相，上奏说：“为政得到合适的人才就能治理好国家，然而人的才能有的擅长于此而短于彼，即使是皋陶、后夔、后稷、契各自只担任一个官职，普通人哪里可以要求完备？所以孔子门下以四科选拔士人，汉朝以多种途径得到人才。如果因为一点瑕疵就掩盖优点，那么朝廷就没有可用之人；如果根据才能授予职务，那么世上就没有被抛弃的士人。我忝列宰相之位，职责是选拔官员，但见识短浅，士人中有淡泊退隐、长期沉滞的，或者出身孤寒、被遗漏的，我怎能全部知晓？如果只引荐自己认识的人，就有徇私的嫌疑；如果只按资历顺序提拔，未必都是人才。不如让在位的高官各自举荐所知之人，然后才能符合至公的原则，使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请求朝廷设立十科来选拔士人：一是品行道义纯粹坚定，可作师表科【有官无官的人都可以举荐】；二是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举荐有官职的人】；三是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举荐文武有官职的人】；四是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荐知州以上资历的人】；五是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官无官的人都可以举荐】；六是学问广博，可备顾问科【同上】；七是文章典雅华丽，可备著述科【同上】；八是善于审理狱讼，尽公求得实情科【举荐有官职的人】；九是善于治理财赋，公私都便利科【同上】；十是熟习法令，能断决疑难案件科【同上】。凡是职事官从尚书到给事中、谏议大夫，寄禄官从开府仪同三司到大中大夫，职官从观文殿学士到待诏，每年必须在十科中举荐三人，并具状担保，中书省设立名册记录。日后有事需要人才，就由执政大臣查阅名册，看其曾被举荐的科目，随事试用，有功劳再记录在名册上。内外官职空缺，选取曾经试用有效的人，按科目授予职务，所赐诰命仍要备录举荐官员的姓名。如果被举荐的人任职无状，就以谬误举荐的罪名治罪，贵在让人人慎重举荐，从而得到人才。司马光又说：“朝廷执政大臣只有八九人，如果不是交往旧识，无法了解他们的品行才能，不仅有徇私的嫌疑，而且选取的范围太窄，怎能尽得天下贤才？如果采访毁誉，那么真情假意千头万绪，与其听信游谈之人的话，何不让他们结罪保举？所以臣奏请设立十科来举荐士人。其中公正聪明、可备监司这一科，确实知道请托挟私是难免的，但只要不如所举荐的那样，谴责绝不宽恕，他们就不敢妄举了。”

英明的君主在求贤时辛劳，在任人时安逸。《韩非子》说：“王登担任中牟令，向魏襄王推荐中牟的士人中章、胥巳。襄王说：‘你见过他们，我将任命他们为中大夫。’他的相室说：‘中大夫是晋国重要的官职。现在他们没有功劳却接受君主的任命，您是只听耳闻而没有亲眼目睹吗？’襄王说：‘我任用王登，已经是耳闻且目睹了。王登所任用的人，我又耳闻且目睹，这样耳目他人就没有尽头了。’这是掌握要领的论断。”子夏告诫樊迟的话说得好：“舜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举用皋陶，不仁的人就远离了。汤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举用伊尹，不仁的人就远离了。”《唐书》记载崔祐甫担任宰相，荐举只看重其人，不自我怀疑畏惧，推行至公之道，每天任命十多人，不到一年任命官吏八百员，大多称职得当。皇帝曾对他说：“人们说你拟定的官职多亲近旧识，为什么呢？”崔祐甫回答说：“陛下命令臣进拟众官，进拟的人必须全面了解其才能品行，如果平时不知道听闻，从哪里得知实情？”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凭借德宗的猜忌多疑还能听从他，也是由于崔祐甫的至公无私【李绛传：德宗问‘多公亲旧何邪？’崔祐甫回答说：‘所问应当与不应当罢了，不是臣的亲旧谁了解他的才能？不了解的人怎敢授予官职？’当时认为是名言】

正统三年十一月乙未日，行在通政司左通政陈恭说：“古代选拔任用众官，都由选部负责，所以职任专一而事体统一。近来，命令朝臣各自举荐所知之人，恐怕打开私谒的门路，助长奔竞的风气，请求杜绝，统一归由铨部负责。”事情下达后，行在吏部尚书郭璡等人覆奏说：“过去朝廷担心掌管铨选的人不能全面了解人才，所以敕令廷臣各自举荐所知之人，这个法令是好的。假使有徇私的情况，国家法纪昭然，谁肯一同触犯？现在陈恭听信流言而阻挠良法，未见其恰当。”请求依旧实行，皇帝听从了。

关防

《隋书·酷吏传》记载：库狄士文担任贝州刺史，凡有出入，都封署其门，僮仆不敢外出。这是后来居官的通例，而史书视为异事，难道不是当日法制虽然严格，但关防不如后来严密吗？末世人们习于浇薄欺诈，防范日益严格，稍不禁饬，那么奸宄之徒就会投间抵隙，无所不至。长吏到任，以关防为第一

译这是一个义理。然而我认为，只是缺乏以公正无私之心来驾驭它罢了。《世说新语》记载：晋文王非常喜爱阮籍，阮籍从容地说，曾经游览东平，喜爱那里的风土人情，希望能担任东平太守。文王顺从了他的心意，阮籍骑着驴径直到达郡府，一到任就拆毁官署墙壁上的隔断，使内外互相望见，然后发布教令，全郡清明肃穆了十多天，他又骑着驴离开了。唐代姚合担任武功县尉时，他在县里作诗说：“天天门不关闭，长久像在深山之中一样。”连旷达之士尚且这样做，何况是大贤之人呢？

译《大唐新语》记载：姜晦担任吏部侍郎时，天性聪慧明悟，通晓事理体制。旧有制度规定，吏部办公场所周围都布满荆棘，以防止官吏与候选人员私下勾结。等到姜晦主持选拔事务时，将荆棘全部清除，大开选拔之门，表示没有任何禁令。如果有私下引荐安置的人，姜晦随即就会知晓，召来询问，这些人没有不坦白服罪的。起初，朝廷认为姜晦改变了以往的规矩，都以为不可行，但最终选拔任用得当，贿赂之风不行，满朝文武都赞叹信服。

《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日，皇上对刑部尚书唐铎、工部侍郎秦逵、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等人说：“我当初在文书档案上设立关防印记，本意是为了杜绝欺骗蒙蔽，防范奸邪伪诈，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罢了。如果是正直的君子，哪里需要用这些呢？从今以后，六科的关防印记，全部撤销。同时发文告知各衙门，让他们知道我的意思。”

封驳

君主所担忧的，没有比只听顺耳之言而没有人为自己纠正过失更大的了。齐景公在国内宴饮赏赐，获得万钟俸禄的有三千人，获得千钟俸禄的有五千人。命令下达了三次，负责计算的官员都不听从，景公发怒，命令罢免计算官。命令下达了三次，司法官都不听从。《晏子春秋》记载，这就是《畜君》这首诗产生的原因。汉哀帝封董贤为侯，丞相王嘉将诏书封还退下。胡三省说：后世给事中封驳诏书的制度源于此。东汉钟离意担任尚书仆射，多次封还诏书。从此以后，封驳之事在史书中多见，但并未将其作为专职。唐代制度，凡是诏敕都经过门下省，事情有不妥当的可以封还，而给事中有驳正违失的职责，记载于《六典》中。《唐书》记载：给事中，在汉代是加官，到唐代隶属于门下省，让他们驳正奏章、涂改删削诏敕中不妥当的地方。像袁高、崔植、韦景、狄兼謩、郑肃、韩佽、韦温、郑公舆等人，都因为封还敕书而在史传中留名。也有皇帝召见慰谕的，如德宗对待许孟容，派中使嘉奖慰劳；如宪宗对待薛存诚那样。而在元和年间，给事中李藩在门下省任职，制敕有不可行的，就在黄纸后面批注。吏员请求另外连缀白纸，李藩说：“另外用白纸，那是文书状子，怎么能叫批敕呢？”宣宗任命右金吾大将军李燧为岭南节度使，已经命令中使赐给他旌节，给事中萧仿封还制书。皇上正在奏乐，来不及另外召见中使，便让优伶去追回，旌节到达李燧门口又返回了。臣子执法的正直，君主听取意见的明智，可以由此同时看到。德宗时，卢杞被量移为饶州刺史，制书颁布，给事中袁高坚持不执行。提拔浙东观察判官齐总为衡州刺史，给事中许孟容封还诏书。宪宗末年，皇甫镈奏请减少内外官员俸禄以补助国家用度，给事中崔植封还敕书。穆宗时，任命李训为四门助教，给事中郑肃、韩佽封还制书。提拔刘士泾为太仆卿，给事中韦景封还诏书。文宗时，赦免犯赃罪的官吏，给事中狄兼謩封还敕书。宣宗时，赦免康季荣擅自使用官钱，给事中封还敕书。懿宗时，贬谪右补阙王谱，给事中郑公舆封还敕书。五代时期制度废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戊寅日，才恢复给事中的封驳职权，而司马池仍然认为门下省虽然有封驳的名义，但诏书一律从中书省以下发出，这并不是用来防止过举的办法。明代虽然废除了门下省的长官，但单独保留六科给事中，让他们掌管封驳的职责。旨意必须下发到各科，如果有不妥当的，给事中驳正后送到部院，称为科参。如果说是抄出驳斥、抄出搁置，就是这种情况。六部的官员，没有敢抗拒科参而自行其事的，所以给事中的品级低但权力特别重。万历年间，皇帝深居九重，沉默寡言；天启年间以后，国家议论纷纭，而维持禁止，往往依靠抄参的力量。天启六年，大理寺正许志吉因请求表彰母亲节烈之事，被礼科右给事中张惟一抄参，许志吉上疏申辩，奉旨参驳，这是科臣的职责，许志吉用险恶言辞掩饰辩解，被处罚俸禄三个月。这也是因为实行了古代的道理。

《元城语录》说：“王安石推荐李定，当时陈襄弹劾他，尚未执行，李定已被提拔为监察御史里行。宋次道封还词头，辞职。《清波杂志》记载：唐代制度，只有给事中可以封还诏书。富弼任知制诰时，封刘从愿的妻子为遂国夫人，富弼于是缴还词头。后人于是沿袭这种做法。中书舍人缴还词头，从此开始。罢免李定。接着吕大临再次封还，最后交给苏子容，又封还，重新上奏再次下达，多达七八次。苏子容与吕大临都被免除职务奉朝请，名誉显赫。这乃是祖宗的恩德，一百多年养成的风俗，与齐太史被杀三人而执笔如初的人，有什么不同？”

部刺史

汉武帝派遣刺史巡视郡国，考察治理状况，罢免或提升官员，断决冤狱，以六条问事：第一条，强宗豪右，田宅超过制度规定，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第二条，二千石官员不奉行诏书，背离公义趋向私利，阿谀奉承谋取利益，侵吞鱼肉百姓，聚敛为奸；第三条，二千石官员不体恤疑难案件，煽动逼迫杀人，愤怒时随意用刑，喜悦时随意赏赐，烦扰苛刻暴虐，剥削百姓，被百姓所痛恨，山崩石裂，妖祥讹言；第四条，二千石官员选拔任用不公，苟且迎合所喜爱的人，遮蔽贤才宠信顽劣之人；第五条，二千石官员子弟倚仗权势，请托所监管的人；第六条，二千石官员违背公义向下勾结，阿附豪强，通行贿赂，割

译削弱政令。又规定年终时允许乘坐传车奏报事务。职位低微而使命尊贵，官职小而权力重大，这是以小制大、以内维外的用意。【元城语録】汉元封五年开始设置十三州刺史部，秋季分行郡国，秩级为六百石，却能检举二千石官员的不法行为，其权力最为重大。秩级低微则其人激昂奋发，权力重大则能实现志向。这制度原本自秦朝派遣御史出监各郡时就有，《史记》记载秦始皇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中设置守、尉、监，大概是在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之初，就已经设立了这种制度。【汉书·百官表】监御史是秦朝的官职，掌管监察郡县；汉朝废除丞相后派遣史官分刺各州，并不常设。武帝元封五年开始设置部刺史，掌管奉诏条察州，秩级六百石，共十三人。成帝末年，翟方进、何武于是引用《春秋》大义，认为应当用尊贵者治理卑贱者，不应以卑贱者凌驾于尊贵者之上。刺史位比下大夫却临制二千石，轻重不相称，请求罢免刺史，改设州牧，秩级二千石。而朱博认为按照汉朝旧例，设置部刺史，秩级低微而赏赐丰厚，都能劝勉立功、乐于进取。州牧秩级实为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空缺时用高等第者补任，如果是中等才能的人就只是苟且自保罢了，恐怕功效衰退，奸邪不能制服，于是罢免州牧，恢复设置刺史。【后汉书·刘焉传】灵帝时期政治教化衰败缺失，四方兵寇四起，刘焉认为刺史威权轻弱，建议改为牧伯，请求选拔重臣担任此职，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州任之重从此开始。刘昭的议论认为刺史监纠非法，不过六条规定，传车周流各地，没有固定的治所，秩级仅六百，未产生凌犯之衅。成帝改为州牧，其弊端开始扩大。【唐戴叔伦抚州刺史防壁记云】汉朝设置十三部刺史，以察举天下非法之事，通籍殿中，乘坐传车奏事，居无定处，权不牧人。综合这两种说法来看，那么州牧的设置，中等才能的人仅循资历自保，强者甚至专权裂土。【新唐书·李景伯为太子右庶子，与太子舍人卢俌议今天下诸州分〇都督，专生杀刑赏，使授非其人，则权重衅生，非强干弱枝之谊。愿罢都督，留御史以时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奸宄。”便繇是停都督】然后才知道刺史六条，是百代不易的良法，而现在的监察御史巡按地方，是符合古人用意的。【唐书·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寮，廵按州县】又其好处，在于一年一任。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任；监临之任，不可以久任。久任则感情亲近而私弊产生，威望减轻而法律被玩忽。所以一年一任的制度，又是汉朝法律所不及的。而察吏安民的成效，已经在二三百年间显现了。【唐·李峤请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为限，使其亲至属县，或入闾里，督察奸讹，观采风俗。此法正明代所行】至于倚仗权势作威作福，受贿不法，这仅仅是其人不能称职罢了。不因守令的贪残而废除郡县，岂能因巡方的浊乱而停设御史呢？至于秩级止于七品，与汉朝六百石制度相同。《王制》说天子派遣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金华应氏说：“方伯是天子委任以总领外务的人，又有监官来临制他们。”大概方伯权力重大则容易专断，大夫地位低微则不敢放肆，这是大小相维、内外相统的防范之意。何必担心轻重不相称呢？如果不通达前人立法的用意，而轻易议论变更，没有不招致动乱而生事的。我在成帝、哀帝之际，看到了汉朝治理的无方了。

译唐朝自太宗贞观二十年，派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依据六条规定巡察四方，考核官吏的升降。皇帝亲自临朝决断，州郡长官以下，因贤能而被提拔的有二十人，因罪被处死的有七人，被流放以下以及被免职罢黜的有数百人。此后频繁派遣使者，有的称为按察，有的称为巡抚。到中宗天宝五载正月，任命礼部尚书席豫等人分道巡察天下风俗及考核官吏升降，这就是“巡按”这一名称的由来。

中宗开元二十三年二月辛亥日，设置十道采访处置使。诏书说：考虑到百姓，我的心必定遍及天下；自古以来的好地方官，其福泽还能滋润京城。所以历次选拔各城官员，寻求地方长官，岂止是刺探考察，还将委托他们安抚宁静。朝散大夫、检校御史中丞、关内宣谕赈给使、上柱国卢绚等人，受任寄托已深，声望与实绩兼备，都通晓治理之道，更加巩固了公正之心。有的虽白发苍苍但精神不衰，有的如白圭般毫无瑕疵，可以成为郡国的表率，使百姓安康。近年来，数个州郡歉收，导致流民增多，怎能不令人牵挂？而官吏有的不敬畏、不仁厚，不安分、不便民，确实需要纠正过失，关键在于任用贤能。希望消除疾苦的根源，以符合中正大义。如果政令在一道施行，利益就能惠及万人。我设置官职，以等待能者【唐开元年间，曾选择守令，停设采访使。姚崇奏称十道采访使尚未完全得人，天下三百多个州县，数量众多，怎能保证守令都称职】。文定《笔尘》说：元代风宪制度，在内诸司有不法者，由监察御史弹劾；在外诸司有不法者，由行台御史弹劾。这就是现在在内道长、在外按台的制度。只是所谓的行台御史，最终隶属于行台，每年八月出巡，四月回衙，是由长官差遣，而非朝廷直接任命，其体制较轻。明朝御史总属内台，奉命出巡，一年更换一次，与汉代派遣刺史的法度相同。唐宋以来，都不及此【唐中宗神龙二年，派遣十道巡察使，诏令每两年轮换一次。韦忠谦说：御史一出，应当动摇山岳，震慑州县。明朝多有这样的人】。

《金史·宗雄传》：自熙宗时，派遣使者考察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后，每隔几年就派遣一次考核官吏升降。所以大定年间，郡县官吏都奉行法度，百姓繁衍，号称小康。章宗即位，设置九路提刑使【这就是现在的按察使】。

六条之外不察

汉代部刺史的职权不过是用六条来考察郡国而已，不应干预守令的事务【《三国志·司马宣王报夏侯太初书》说：秦代没有刺史，只有郡守长吏；汉代虽然有刺史，只奉行六条而已。所以刺史乘坐传车，其属吏称为从事，居无定所，官吏不成其为臣属。后来逐渐演变为固定的官司罢了】。所以朱博任冀州刺史，告诫吏民：“想要控告县丞尉的，刺史不考察黄绶官，各自前往郡府。”鲍宣任豫州牧，因为审理诉讼超出了诏书规定的考察范围，被弹劾；而薛宣上疏说：“官吏多行苛政，政教烦琐细碎，大抵过错在于部刺史。有的不遵守条令职责，举措各凭己意，过多干预郡县事务。”翟方进传记载：“调任朔方刺史，在任不烦苛，所考察的符合条令，就举荐。”自从刺史职权向下侵夺，守令才开始难以做事，天下事务，就像治理丝线却越理越乱。

《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谕令按治江西的监察御史花纶等人：“从今以后，只有官吏贪赃枉法及事情重大的，依照律法逮捕审问，那些细微之事不得苛求。”

隋以后刺史

秦代设置御史以监察各郡，汉代废除丞相，派遣史官分刺各州，不常设。武帝元封五年，初设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晋以后，为刺史持节都督【《魏志》说：自汉末以来，刺史统管各郡，在地方施政，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司察之任。汉代只有十三州，到梁代南方偏安之地，就设置了一百七十州】。隋文帝开皇三年，废除郡，以州统县【杜氏《通典》说：以州治理百姓，职权同于郡守，不再有刺举之任】。从此刺史之名存在而职权废除，后来虽有刺史，都是太守的互称【有时改郡为州，就称为刺史；有时改州为郡，就称为太守，其实是一回事】，并非旧日刺史的职权，只是治理一郡而已。由此说来，汉代的刺史，犹如现在的巡按御史；魏晋以后的刺史，犹如现在的总督；隋以后的刺史，犹如现在的知府及直隶知州【《新唐书·地理志》说：唐朝兴起，高祖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

宋真宗咸平四年，左司谏知制诰杨亿上疏说：“从前自秦代开郡设置郡守，汉代将天下分为十三部，任命刺史统领。此后因郡改为州，以太守为刺史。降至唐代，也曾变更，没过几年，又恢复旧制。现在多任命省署官员出任知州，又设置通判作为副贰，这是权宜之计，岂可作为长久的法则？臣请求各州都设置刺史，根据户口多少设置俸禄，分中、下、上、紧、望、雄等级，品秩制度，大致如旧章，与常参官相比，视阶资出入更替，省去通判的名目，只设置从事之

译员，建立廉察之府，以统辖巡视舆地之图，从而进行区划处置。昔日太平兴国初年，诏令废除支郡，是出于一时的举措，十国连为一体，周代的制度在此道设置使职，唐代的制度尚可追寻。至于号令的施行，风教的发出，先到达府，府再到达州，州再到达县，县再到达乡里，自上而下，由近及远，譬如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提起纲领则众目张开，振起衣领则群毛理顺。由此说来，支郡不可废除，是显而易见的。臣请求恢复设置支郡，在大府之中，根据地理情况加以分割，如同漕运的统辖，名分有伦常，官职事务自然兴起。又见唐代制度，内外官员在俸钱之外，有禄米职田，又供给防阁、庶仆、亲事、帐内、执衣、白直、门夫，各依官品差定其数量，每年征收其课税，以资助家用。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钱，以供给公用。自唐末战乱，国家用度不足，百官俸钱全都减半，其余各项供给一律权且停止。如今郡官在半俸之中，已是扣除零头，又在半俸的三分之内，其中二分以其他物品供给，在市场上变卖，十成中仅得一二，尚且不足以糊口，岂能说是足以代耕？昔日汉宣帝下诏说：“官吏能勤于事务而俸禄微薄，想要他们不侵扰百姓，难矣。”于是增加官吏俸禄，著于律令。私下见如今那些刚成年就入朝，竭尽才力就任职位，他们的俸禄不能使九人吃饱，不及周代的上农；他们的禄米未曾有百石的收入，不及汉代的小吏。至于左右仆射，百官的师长，地位没有比这更尊贵的了，月俸收入，不及中军千夫之帅，这难道是稽考古制之意吗？请求今后百官俸禄杂给全都遵循旧制，既然丰富了他们的收入，可以要求他们廉洁方正，官职且限定常额，理应减少旧时的费用。”观此则明代所遵循的，大抵都是宋代的遗制了。

译知县

知县，并不是县令，而是派去管理县中事务的官员【知，就是管的意思】。杜佑《通典》所说的“检校、试摄、判、知”这类官职，就是这种情况。唐代姚合担任武功县尉时，写诗说：“今朝知县印，梦里百忧生。”唐代人也称知县为知印。这个名称始于贞元年间以后，起初还带有一个“权”字。白居易文集中有裴克谅权知华阴县令的制书说：“华阴县令去世，并非选补官员的时候【唐代制度，凡是选官始于孟冬，终于季春。唐晅传记载，贞观年间唐晅担任吏部侍郎，此前选官集结四季补拟没有期限，唐晅请求从冬初集结直到季春停止，后来就成为定法】。征收租税，勉励农政，不能空缺。前任镇国军判官、试大理评事裴克谅，长久辅佐本府，颇有勤勉政绩，属县的利弊，你必定周知，适宜暂借铜墨之权，试其才能治理，等到有所建树，再商议正式任命。”这是“权知”并非正式名称的意思。至于普遍设置知县，则起自宋朝初年。《宋朝事实》说：五代任用官员，凡是曹掾、簿、尉等卑贱无能，以至昏老不能驱使的人，才任命为县令，所以天下的县邑，大多治理不好，苛求剥削，恶劣行径万状，甚至优伶戏谑的话，也多以县令为笑柄【魏泰《东轩笔录》相同】。建隆三年，才开始任用朝官担任知县，其间又参用京官或幕职官担任。《宋史》说：“宋朝初年内外所授予的官职，大多不是本职，只以差遣作为资历。”建隆四年，诏令选拔朝臣分别治理繁剧的大县，大理正奚屿知馆陶县，监察御史王祐知魏县，杨应梦知永济县，屯田员外郎于继徽知临清县，常参官担任县令，从此开始。又说：“起初州郡多缺官，县令的选拔尤其卑下，多被清流所鄙薄，每当不得调任，就诏令吏部选拔幕职官担任知县，从此以后，就罢免县令而设置知县，沿袭这个名称至今。”

《云麓漫钞》说：唐代制度，县令空缺，佐官代理县令，称为知县事。李翺任工部志文说：“代理富平县尉，知县事”，就是这种情况。现在差遣京官称为知县，差遣选人称为县令，与唐代不同了。

宋朝时官衔说：“以某官知某府事，以某官知某州事，以某官知某县事”，因为他们本来不是此府、此州、此县的正官而担任其事，所以这样说【《山堂考索》：“太祖开国，召集各镇会于京师，赐宅第以留住他们，分别命令朝臣出守各郡，号称‘权知军州事’。军指兵，州指民。”于慎行《笔尘》说：“宋朝时大县四千户以上，选拔朝官知；小县三千户以下，选拔京官知。所以知县与县令不同，以京朝官的官衔知某县事，不是外吏。如建隆三年，冤句县令候陟以清廉干练闻名，提拔为左拾遗知县事，就是这种情况】。后来就直接说“某府知府，某州知州，某县知县”，文字重复而意义错误了。

北齐担任县令多用卑贱之人，以至于士人羞于担任百里之官【《北史·元文遥传》】。五代选拔县令，必定都是鄙陋猥贱之人。自古以来，把社稷百姓寄托给平庸无能的人，没有不失败事情的。

知州

宋朝叶适说：五代的祸患，专门在于藩镇。太祖思考安定天下，认为不削夺节度使，那么祸患就不会停止。于是开始设置通判，以监督统领刺史，而分割其权力。命令文臣权知州事，使名义好像不正式，任期好像不长久，以减轻其权力【宋敏求说：凡是节度州为三品，刺史州为五品。建国初年曹翰以观察使判颍州，是以四品临五品州。同品为知，隔品为判。此后只有辅臣、宣徽使、太子太保、仆射为判，其余都为知州】。监当、知州、税都监、总兵戎，而太守【即刺史】孤立，只管理空城，接受诉讼而已。各镇都束手听命，归老宿卫。昔日节度使的祸害全部去除，而四方万里之远，尊崇京城，文书朝下，期限晚上报告，伸缩缓急，都在朝廷了。这是宋朝初年本来有刺史，而另外设置知州以代替其权力，后来就罢免刺史，而专用知州以权宜设置，名义上成为经常的任用了。《新唐书》元和初年，李吉甫为相，忧虑方镇疆域恣意妄为。皇帝从容说：让属郡刺史得以自行施政，那么风化可以成就。皇帝认为对，派出郎吏十余人担任刺史。宋朝祖以京官临制州县，大概赵公开了先例了。

知府

唐代制度，京郡才称为府。到宋朝，则潜藩之地都升为府。宋朝初年，太宗、真宗都曾担任开封府尹，后来没有继任者，于是设置权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任【《皇朝政略》：凡是任命知府，必定带权字，以翰林担任。翰林学士及杂学士若待制，则权发遣而已。陆游《渭南集》：权知府自李符开始】。崇宁三年，蔡京请求罢免权知府，设置牧、尹各一员。牧以皇子统领，尹以文臣充任。这是权知府，所以避开京尹的名称。后来就直接任命为知府，不对。

守令

所谓天子，是执掌天下大权的人。他执掌大权怎么做？把天下的权力寄托给天下的人，而权力就归于天子。自

译公卿大夫直到百里之地的长官，哪怕是一命的小官，没有不分享天子权力的，各自治理自己的事务，而天子的权力反而更加尊崇。后世有治理不善的人出现，将天下所有的权力都收归中央，然而疆域如此广阔，本来就不是一个人所能掌控的。于是权力转移到了法律上，因此制定大量的法律来禁止和防范，虽然大奸大恶之人有所不能逾越，但贤能智慧的臣子也无法在法律之外发挥丝毫作用，只是相互谨慎地奉行法律以求没有过错罢了。于是天子的权力不寄托于大臣，而寄托于小吏。所以天下最紧急的，是守令这类亲近百姓的官员，而当今最没有权力的，莫过于守令。守令没有权力，百姓的疾苦无法上达，怎么能指望他们实现太平盛世并延续国运呢？《尚书》说：“君主琐碎烦杂，大臣懈怠懒惰，万事就会荒废。”大概到了守令日益被轻视，而胥吏日益被重视的地步，那么天子的权力已经被剥夺，国家就不再是原来的国家了，还谈什么政令呢？削减考核功绩的繁杂条例，遵循长期任职的成效，一定要选拔合适的人并给予他们权力，或许能使守令贤能而民事得以治理，这是政治的当务之急。

译元代吴渊颖在《欧阳氏急就章解》的后序中说：当今世道，每以三年作为郡守县令任期届满的标准，尚不足以刷新郡县的耳目，便已离任。更何况用人不能自主征辟，遇事不能自主商议，钱粮全部由官府掌控而不能专擅使用，军队不出自民间而不能参与知晓。大概古代治理郡县的人，自行征辟令、丞等属官，唐代的大藩镇也多自行征辟幕府僚属。因此郡守主管一郡事务，有的掌管财政，有的审理刑狱，各有分工，郡守不烦劳而政务自然治理。即使是县令主管一县事务，县丞则辅助治理并掌管农田水利，主簿掌管文书簿籍，县尉督捕盗贼，县令也不需独自劳神去议论政事的对错。如今从最低级的官员往上，都由吏部任命，遇到一件事，公堂上共同签署，甲说是乙说否，胥吏便借此作奸犯科，勾稽文书，修补漏洞，涂改日期，填补辞款，从而更无法完全了解百姓的真实情况。至于唐代的赋税，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额，军队则有郡县都试，只由郡守调遣。宋代盛世，每年有常规贡赋，官府所在之处，用度有盈余，过往客人往来，廪赐丰厚，所以士人都乐于任职而急于建功。军队虽不及唐代，但义勇民丁，编组什伍，衣装弓弩，坐作击刺，各自保卫乡里，敌人到来即出发，而郡县本来兼领军事。如今则官府以钱粮为重，不留盈余，常俸甚至不能自给，所以多有贪赃官吏。军队则从近戍到远戍，既成为客军，名册符信，各有统帅，只知道坐吃郡县的租税，然而已不再与郡守县令的事务相关了。征辟官员、治理政务、管理财政、治理军队，是郡县的四种权力，如今都不能专擅。因此上下体制虽然看似相互维系，但政令不统一；法令虽然看似可以遵守，但议论不统一。担任郡守县令的人既然不能胜任其职，想要议论法外之意，必定会玩弄常规、习于故套，避嫌碍例，从而都不能有所作为。又何况三时耕种，一时讲武，不恢复古法的便利，而兵农更加分离，遇到荒年，郡县的租税都不及定额，军队没有现存的粮食，东挪西借，仓廪空虚，而郡县不再有盈余积蓄以备使用。如果水旱灾害接连发生，乡里萧条，农民面有菜色，而郡县尚且不能赈救，只能坐视百姓流亡。因此说治理事务而事权不在郡县，说兴办利事而利权不在郡县，说治理军队而兵权不在郡县，还怎么能再谈论富国裕民的道理呢！一定要恢复这四种权力，统一归于郡县，那么郡守县令必定能胜任其职，国家可以富强，百姓可以富裕，而兵农各自得到他们的职业了。宋理宗淳祐八年，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上奏说：“今日补救弊端的措施，主要有四个方面，应当采纳夏侯玄并省州郡的建议，使县令能够直达朝廷；采用宋元嘉六年的断案之法，使县令能够尽心于安抚百姓；效法宋太祖派遣朝中士绅出任县令的典制，以加重其权力；遵循光武帝提拔卓茂为三公的意图，以激励其士气。然后为他们划定田界，明确户籍，节约妄费，裁减横征暴敛。这几句话，在当今也可以采纳实行。”

《旧唐书·乌重胤传》记载：元和十三年，乌重胤任横海节度使，上奏说：“我认为河朔地区能够抗拒朝廷命令的原因，大致可以看出。原来是刺史失去了职权，反而让镇将统领兵事。如果刺史各自得到职分，又有镇兵，那么节将即使有安禄山、史思明的奸诈，怎么能占据一州反叛呢？所以河朔六十年能够抗拒朝廷命令，只是因为剥夺了刺史、县令的职权，自作威福的缘故。我所管辖的德、棣、景三州，已经发出公文，各自归还刺史职权完毕。应在州的军队，一并命令刺史收管。”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从此法制修立，各自回归名分。此后，虽然幽、镇、魏三州，因河北旧习，自行更替袭职，但在沧州一道，唯独听从命令接受替代，这是因为乌重胤任制置使的缘故。

祖宗朝，凡是担任大府知府的人，多有赐予敕书，但没有固定惯例。成化四年七月，廉州府知府邢正将赴任，因为廉州靠近珠池，扼守交阯要害，近来被广西流贼攻陷城邑，百姓凋敝，特请赐予敕书，朝廷听从了。吉安府知府许聪将赴任，因为吉安多强宗豪右，诉讼繁多，也请赐予敕书，使其能够权宜处置，朝廷听从了。

刺史守相得召见

两汉兴盛时期，尤其重视太守。史书记载汉宣帝拜授刺史、郡守、国相，总是亲自接见询问，观察他们的来历，退下后考察他们的行为，以验证他们的言论。有名实不相符的，必定知道其中的原因。常称赞说：“百姓之所以安居乐业，没有叹息愁恨之心，是因为政治公平、诉讼合理。与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只有贤良的二千石官员吧？”当时太守常得召见，或赐予玺书。君臣之间，关系不甚疏远。汉文帝对季布说：“河东是我的股肱之郡，所以特别召见你。”汉武帝赐给严助书信说：“很久没有听到你的消息，请详细用春秋大义来回答。”不要以苏秦纵横捭阖为借口，赐给吾丘寿王书信说：“你在朕面前的时候，见识广博如车辐集中于车毂。等到担任十余座城池的太守，肩负四千石的重任，职事全部荒废，盗贼横行，很不称职于在前的时候，为什么呢？”光武帝

译劳郭伋说：“贤能的太守，距离京城并不遥远【郭伋担任颍州太守】，河水滋润九里，希望京城也能一同蒙受福泽。”天下虽然广大，不过几十个郡国，而二千石官员的品行才能，都能被皇帝亲自简选，因此官吏职守修明，民情得以通达。拿这与后世将耳目寄托于监司，在文书簿册上粉饰政绩的做法相比，存在着亲近与疏远、简单与繁杂的不同了。在唐代，还保留着这种用意。唐玄宗开元十三年，皇上亲自挑选各司长官中有声望的十一人担任刺史，命令宰相和诸王在洛水岸边为他们饯行，并亲笔书写十韵诗赐给他们。唐宣宗时，李行言从泾阳县令升任海州刺史，李君奭从醴泉县令升任怀州刺史，都是采纳民间舆论，由皇帝亲笔提拔。他们入朝谢恩时，皇上对州务的处理指示，即使相隔万里，也如同就在台阶前一样清楚。君主想要亲近百姓，一定要从亲近大吏开始。

译《册府元龟》记载：宪宗元和三年二月，下诏允许新授命的官员及刺史等在假日于宣政门外谢恩，随后在朝堂上递交辞呈以谢授官之礼，都不必等待假日结束。这是开国时的旧制，凡是任命都督、刺史，都要皇帝亲临殿前册封拜授，特意显示恩宠礼遇。近年虽然不再册封拜授，但地方长官接受任命后，都在便殿口头对答，赐予衣冠车盖以亲近百姓（唐代避讳“民”字，改称“人”）的官员，这种恩宠礼遇不可废除。当时宰相李吉甫的舅舅裴复，新授河南少尹，请求尽快赴任，恰逢寒食节假期，李吉甫特意奏请，于是兼任刺史一同有了这道诏命，这并非旧有的典制。到了后来，名义上称为陛辞，却连皇帝的面都见不到，朝堂内外界限分明，更加隔绝疏远。

汉代县令、县长

汉代县令、县长隶属于太守，虽然称为属吏，但往往能自行其是，不被上级长官所左右。比如萧育担任茂陵令，考核成绩排在第六，而漆县令郭舜垫底，被责问时，萧育为他求情。扶风太守愤怒地说：“你考核第六，才勉强脱身，哪有空替别人说话？”等到萧育退出后，太守传召茂陵令到后曹，准备就职务之事进行对质。萧育径直走出后曹，书佐跟随拉扯萧育，萧育按住佩刀说：“萧育是杜陵的男子汉，为什么要到后曹去？”于是快步走出，想要辞官。第二天早上，皇帝下诏召他入宫，任命为司隶校尉。萧育经过扶风府门时，下属官吏数百人在车下拜见。陶谦担任舒县县令，太守张磐是同郡的前辈，与陶谦的父亲是朋友，心里非常亲近他，但陶谦耻于向他屈服。曾经张磐在陶谦面前跳舞，陶谦不站起来，张磐坚持让他起立，陶谦才站起来，跳舞时又不转身。张磐说：“不该转身吗？”陶谦说：“不能转身，转身就会胜过别人。”像这样的事，在今天即使是同僚也难以忍受，而古人却能在上级长官面前这样做。汉代地方长官能够自立自强，由此可见一斑。

《宋史·司马池传》记载：“司马池被任命为永宁主簿，与县令关系恶劣，司马池因公事拜见县令，县令面向南傲慢地坐着不起身，司马池拉着县令面向西相对而坐，讨论事情毫不稍加屈服。”

京官必须任用地方守令

《通典》说：晋代制度，没有担任过县令、县长的，不得入朝担任台郎。魏肃宗时，吏部郎中辛雄上疏，认为郡县选举，历来被轻视，应该改变这种情况，将郡县分为三等，三年考核升降，有称职者才能补任京官。如果不曾担任过地方守令，不得担任内职，那么人们就会自我勉励。唐代张九龄对玄宗说：“古代刺史入朝担任三公，郎官出外治理百里之地，治理国家的根本，没有比重视地方守令更重要的了。凡是不曾担任过都督、刺史的，即使考第很高，也不能担任侍郎、列卿；不曾担任过县令的，即使政绩良好，也不能担任台郎、给事中、中书舍人。都督、刺史即使地处偏远，也不让他们在外任职超过十年，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诏令三省侍郎空缺时，选择曾经担任过刺史的人；郎官空缺时，选择曾经担任过县令的人。宣宗大中改元时诏令说：“古代郎官出外担任郡守，入朝担任宰相，所以重视亲近百姓的官员，急于抓住为政的根本。自从浮薄风气长期盛行，这种道理逐渐消失，争逐清要职位，便达到显贵。治理百姓的方法，未曾放在心上，想要让他们探究百姓的艰难危险，通晓天下的利弊，是不可能的。殿阶附近的近臣，大概是为了备顾问，如果不知道百姓的疾苦，怎么能承受我的眷顾和征求？今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未曾担任过刺史、县令的，宰相不得提名。”宋孝宗时，臣僚说：“行政事务必须经历后才能知晓，人才必须试用后才能显现。担任县令的必须做过丞、簿，担任郡守的必须做过通判，担任监司的必须做过郡守，都有等级差别。未曾亲近百姓，不应该骤然提拔。”于是规定知县以三年为一任，未经两任不得任命为监察御史。这就是开元、乾道时期的吏治，之所以独高于近代的原因。明代内阁之地，必须取词林名在丙科，才开始分发铜墨（指地方官），于是教化百姓的职位被轻视，而文书钱粮的事务一概归于俗吏了。汉代谚语说：“求官漫长，怨恨而死的人占一半。”而宋神宗曾经对宰相说：“我想到祖宗以百战得到天下，现在把州郡交给庸人，常常痛心疾首。后来的君主，应该把这句话写在座位右边吗？”贞观初年，马周上言：“古代郡守、县令，都精心选拔贤德之人，想要任用，必须先试用他们治理百姓。有的由二千石高官考第优异入朝担任宰相，现在只重视内官，县令、刺史的选拔颇被轻视。又刺史多是武夫勋臣，或者京官不称职才外补，折冲、果毅身体强壮的人入朝担任中郎将，其次才补任边州，而以德行才术提拔的，十中不到一个，所以百姓不安，大概由此而来。凭借太宗的政绩，马周还有这样的言论，就知道重视内官轻视外官，是自古以来的共同忧患。君主如果想要亲近百姓，必须先亲近治理百姓的官员，然后太平的功业才可以期望。

宗室

汉代、唐代的制度，都以宗亲和庶姓参用，入朝担任宰辅，出外担任地方长官的，没有一代没有。汉昭帝始元二年，因为宗室中没有在位的人，举荐茂才刘辟彊、刘长乐，都担任光禄大夫。刘辟彊守长乐卫尉。汉平帝元始元年，诏令宗室担任官吏，举荐廉洁的佐史补任四百石（师古说：说宗室担任官吏的，都让他们举荐廉洁者，各自从本秩而依照廉洁官吏升迁，担任佐史的例补四百石）。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五月辛丑，命令有关部门选拔宗室中有才能的人，宗正推荐四从叔前奉天令知正、四从叔前祁县令志远、五从

译弟弟、洛阳尉遇，第六代堂弟、酸枣丞良，第五代堂弟、武进尉朏，第五代堂侄、郑县尉瞻，第五代堂侄、前宋州参军承嗣，都被授予台省官职以及法官、京县官职。皇帝下诏说：“任用至公之人，本来就没有偏私和党羽，只要有善德所在，怎能因亲疏而有所隔阂？第四代堂叔知正等人，都有才学和名声，被公族所推崇，秉持清廉的操守，兼具远大的资质。我常担忧同宗之人不致力于德行，因此常悬置高官以勉励他们，先前委任宗正卿精心进行内部举荐，衡量才能、考核品行，历时已久，有名有数的人很多，但上报朝廷的却很少。能够承受这种选拔，确实在于得到合适的人选，固然可以提拔他们担任清要之职，迁升于台阁，将观察七子的志向，希望借助八人的名声。《尚书》不也说吗：‘九族和睦，就能协调百姓。’凡是当今的尊贵亲戚，能不谨慎吗？违背道义、漫不经心，在王法面前没有私情；修身效节，恩惠怎能比他人薄呢？期望他们率先垂范，激励我的风俗，应当深深自我勉励，以符合明确的言辞。”

天宝三年正月，下诏皇五等以下亲属及九庙子孙中有才学政理者，委托宗正寺拣选并上报推荐【唐宪宗元和二年的诏书大致相同】。唐德宗贞元二年八月，任命睦王府长史、嗣虢王则之为左金吾大将军，对宰相说：“我不愿单独任用外戚，所以选择宗室中有才能品行的人来奖赏和防范。”唐昭宗干宁二年六月丁亥初一，任命京兆尹、嗣薛王知柔兼任户部尚书，判度支，兼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制书说：“支度牢笼的事务，弛张经制的适宜，应当选择通才，使他继承功绩。”众人都说：“叔父承受我的简拔寻求，并非私心偏袒我的宗族，而是为了彰显王室。”所以终唐一世，有十一位宰相【郇王房有李林甫、李回；郑王房有李程、李石、李福；小郑王房有李勉、李夷简；李宗闵、恒山王房有李适之；吴王房有李岘；惠宣太子房有李知柔】。而旧史赞颂他们说：“我们宗室的英才，是皋【嗣曹王】和李勉。宋子京认为周、唐任用人才不怀疑，得到了亲近亲人、任用贤人的道理。只有明朝不设立这种制度，于是身为宗属的人，大抵都沉溺于富贵，妄自尊大，不知礼义。至于那些贫穷的，则游手好闲、追逐食物，什么事都干，名叫天枝，实为弃物【宋朝时凡宗室中不肖的人，俗称为泼撒太尉】。曹冏所说的：“现在的州牧郡守，是古代的方伯诸侯，有的比邻数人，有的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夹杂其间【《六代论》】，正是明朝当日的事情。崇祯时才开始实行换授之法，但平时没有教育，举荐没有方法，没有见到卓然树立一官政绩的人。三百年来，当国大臣都畏避而不敢言，直到天子独断行之而已，太晚了。然而亲贤并用，是古人拥有国家、长久传世的原因，后来的君王怎能不借鉴呢【正统十四年也先侵犯京师，下诏诸王率兵勤王，不久贼寇退去，下诏停止。大理寺丞薛瑄上奏：‘应当选择诸王中最贤能的二三人，召来参与重大议事，匡辅圣明。’皇帝说：‘不必召’】。

光武帝中兴，确实依靠刘氏诸人的力量，但即位以后，只有续封的典制，而没有举贤的诏令。明帝、章帝以下，恩泽教训，只先施于四姓小侯【《明帝纪》永平九年，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设置五经师。注：四姓指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其子弟号曰小侯】，而没有听说对宗属加以重视的。然而亲疏并用，还效法西汉，所以灵帝、献帝之时，荆州、表地、益州等地，各自专擅方镇，而昭烈帝借此在蜀称帝，如同倒下的树木生出新芽。这与宋朝两位王爷航海奔亡，一败而不振的，不可相提并论了。

译唐末屯田郎中李衢撰写《皇室维城录》，大概是对宗室子弟不振感到感慨吧【史书记载自某宗以后，诸王不出阁，不分封，大概是因为永王李璘起兵，君主开始疏远猜忌自己的兄弟了】。如果让他们能够自己树立功名，像曹王某某那样，让三五个宗室参差错落分布天下，担任州牧和节度使，又怎么会到大盗覆灭都城、强臣觊觎皇位，而十六宅的诸王都死在逆贼之手的地步呢？

明朝宗室自天启二年开科取士，只得到一个进士，朱慎防名列阉党案，成为宗室的耻辱，这是不教育、不学习的结果。崇祯年间得到十二个进士，只有朱统钸以庶吉士起家，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而在当初馆选时，还有人怀疑宗室子弟，吏部尚书王永光说：“既然可以考中翰林，就可以担任庶吉士”，于是录取了他。其他换授官职的很多，然而他们的才略都没有闻名。

张邦基《墨庄漫录》说：本朝宗室惯例授予环卫官职，裕陵开始让非袒免亲的宗室补任外官，后来有登科的人，然而没有担任侍从官的。宣和五年，才开始授予子崧徽猷阁待制，接着子淔也被授予。八年，又授予子栎。前明制度与宋朝大致相同。

从前后魏元志担任洛阳令，不避强权。孝文帝对邢峦说：“这孩子竟然可以说是王孙公子吗？自己雕琢自己。”邢峦说：“露竹霜条，本来多有劲节。不是鸾鸟就是凤凰，其根本在于本枝。”君主的宗族亲属，难道一定没有才能优于平民百姓的吗？

哀怜管叔、蔡叔失道，而作《棠棣》之诗，以亲近兄弟，这是周朝兴盛的原因；惩戒吴、楚七国之变，而抑制削弱诸侯，以至于内外都微弱，根本和枝末都衰弱，这是西汉灭亡的原因【宋朝沈怀文劝谏孝武帝说：“陛下既然明白管叔、蔡叔被诛杀的道理，希望推崇唐、卫的寄托。”深得富辰劝谏周王的旨意】。只有圣人，以至公之心处理亲疏关系，所以国家长久，而天下享受其福。

《金史·密国公完颜璹传》：完颜璹是世宗之子，越王永功之子。天兴初年，国事危急，曹王出质，完颜璹已卧病在床，请求入见。哀宗在隆德殿上问叔父想说什么。完颜璹上奏说：“听说讹可【曹王名】想要出使议和，讹可年轻，恐怕不能办成大事，臣请求作为副使，或者代替他前往。”皇上安慰他说：“南渡后【宣宗迁都汴京】国家比起承平时期有什么奉养？然而叔父也没有沾溉恩泽。无事时放在冷地，无所顾忌；有急时投之不测。叔父尽忠固然可以，天下人将怎么看我？叔父休息吧！”于是君臣相顾流泪。哀宗虽然是亡国之君，但他的言语有值得悲叹的地方。章宗防范刻削兄弟，而他的祸患最终到了这个地步，难道不是后世君王的永久鉴戒吗？

自古帝王治理之道，没有比亲近亲属更优先的。而明朝对待亲王及其宗属，则是地位越重而越疏远，俸禄越多而越贫困。确实像汉哀帝时，杜业上言宗室诸侯微弱，与囚犯没有区别。英宗实录记载景泰三年七月甲辰，陕西布政司说：秦愍王的儿子故庶人尚炌男女十人，都还没有成家，请求按照诏令在军民之家自行选择婚配。听从了。当时，他的长女四十岁，长子三十六岁了。这距离开国八九十年，太祖的曾孙而怨旷之感，不能上达天听已经如此，又何况数代之下的人呢？于是请求名字、请求婚配，无不有费用而不符合心意。即使部中为之，也搁置不办。

《宋史·赵希跃传》：宗姓多贫困，而始生有训，名为人后，有过礼吏受赇无艺，莫敢自陈。《云麓漫钞》说：宗籍凡免亲以上皆赐名，乃有寓不典之言，及取怪僻字样以为戏笑。明代的宗室同此。

前明宗室固然鲜少修饬，而朝臣视之若非其同类者。《唐书》说德宗初政，诸王有官者皆令出阁就班。岳阳等一十县主，在诸王院久而未适人者，悉命以礼出降。二百年来无有以建中故事为朝廷告者。崇祯中，唐王作书述阁老子文定之言曰：“唐宗十王宅、百孙院皆在京师，凡有所请，皆赂韩虢而后得。宪宗时诸王久不出阁，亦必厚赂宦官始得所请。彼以宗室近属，其聚居都邑，犹不免于夤缘，况以千里外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属，有不结纳左右以为倚托哉！”呜呼！文定之言，结纳左右而得请，犹未甚也。今之恳乞下僚、卑哀吏胥，不如是则终不得请，不愈甚乎？又曰：“汉臣之言曰：‘有白头老人教臣言’。呜呼！余继之矣。夫一夫吁嗟，王道为亏。今且穷阎蔀屋，犹得被云雨之施，而耳目之所不及、恩泽之所不周，未有甚于皇族者。枤杜作而晋微，角弓刺而周替。览唐王之言，为之慨然。”

藩镇

宋代的祸患在于没有藩镇。岳飞对张所说：“国家定都汴京，依靠河北作为坚固。如果凭借占据要冲，排列重镇，一城受围，则诸城或扰乱或救援，金人不敢窥视河南，而京师根本之地就坚固了。”文天祥说：

译本朝鉴于五代时期的混乱，削除了藩镇势力，一时之间虽然足以纠正尾大不掉的弊病，然而国家因此逐渐衰弱，所以敌人到达一个州，那个州就被攻破，到达一个县，那个县就遭残破。现在应当将境内划分为四个镇区，使它们地域广大、兵力众多，足以抵抗敌人，约定日期一齐奋起，只进不退。敌人防备众多而力量分散，疲于奔命，而我们民众中的豪杰又趁机从其中袭击，那么敌人就不难击退。」唉！世人说唐朝亡于藩镇，而从中叶以后，唐朝之所以没有最终被吐蕃、回纥吞并，没有被黄巢灭亡，未必不是藩镇的力量所致。宋朝直到靖康年间才设立四道，金朝直到兴元年号时才建立九公，不是太晚了吗？

译尹源在《唐说》中说：世人说唐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诸侯势力强大，这并没有穷尽事理。使唐朝衰弱的，是诸侯；唐朝既然已经衰弱，却长久没有灭亡，是因为诸侯维系着它。燕、赵、魏首先扰乱唐朝的法度，独占土地进行治理，就像古代建立的国家一样，这些诸侯中的强者都依仗唐朝作为权衡轻重的依据，为什么呢？假借皇帝的命令来互相制约，就容易且顺从。唐朝虽然对此感到忧虑，也无法将他们排除在外。所以河北顺从听命，那么天下作乱的人就不能遂行其乱；河北不顺从而生变，那么奸雄或许会依附而起。德宗时期，朱泚、李希烈开始遂行其僭越之举，但最终败亡，是因为田悦在前叛乱，王武俊在后顺从。宪宗讨伐蜀地，平定夏州，诛灭蔡州，夷灭郓州军队，四方接连动荡却没有生乱，最终成就中兴之功，是因为田氏禀承命令，王承宗归顺朝廷。武宗将要讨伐刘稹的叛乱，先整顿三镇，断绝他们联合抗衡的计谋，于是王师的讨伐得以成功。像这样两百年间，专断国命的奸臣逆子有，诛杀将相的有，却不敢觊觎皇位，不是力量不足，而是畏惧诸侯的势力。等到广明年间之后，关东不再属于唐朝，方镇互相侵伐，还以王室的名义。等到梁祖起兵河南，刘仁恭轻敌战败，罗氏内附，王镕请求结盟，于是河北的局势就改变了。梁人一举取代唐朝拥有天下，诸侯不能与他争锋，这是形势使然。假使凭借僖宗、昭宗的衰弱，趁着黄巢、蔡州之乱，而田承嗣镇守魏州，王武俊、朱滔占据赵、燕，势力相当，土地相连，其形势应当没有人敢先行动，何况不是正义之举呢？像这样，即使梁祖暴虐，也不过在一方称霸罢了，怎么能强行禅让天下？所以唐朝的衰弱，是因为河北的强大；唐朝的灭亡，是因为河北的衰弱。有人说：诸侯强大，就分割天子的势力，你的议论不是过分了吗？回答说：秦、隋的势力，没有分给诸侯，却比唐朝灭亡得快，怎么样呢？不仅如此，契丹攻入大梁却不能占有，也是因为藩镇的势力重大。

《宋史》记载：刘平担任鄜延路副总管，上书说：五代末年，中原多事，只有控制西戎是得当的。中原未曾派遣一骑、一卒远驻塞上，只是任用被众人信服的地方豪强，封给他们州邑，征收赋税的收入，足以供养士兵和士人。因此没有边境的忧患。太祖平定天下，惩戒唐末藩镇势力过盛，剥夺他们的兵权，收回他们的赋税收入，从节度使以下，只坐领俸禄。如果有方面警报，就统领军队出征讨伐，事情结束后士兵回归宿卫，将领返回本镇。那些边地世代承袭的，应该与此不同，却误将朔方的李彝、兴灵武的冯继业全都迁往内地。从此灵夏仰仗中原戍守，千里运送粮草，士兵和百姓都困苦了。宋初的事情，折氏承袭而府州得以保全，继捧入朝而夏州失守，一得一失，足以作为后人的鉴戒。贾昌朝担任御史中丞，请求陕西沿边各路守臣都带有安抚蕃部的名义，选择族大且有功劳的人为首帅，像河东折氏那样，或许可以成为坚固的藩篱。

《路史》封建后论说：天下的歪曲不足以危害道理，而矫正歪曲的歪曲常常更深；天下的缺失不足以危害事情，而补救缺失的缺失常常更大。正值至和二年，范蜀公在谏院建言：“恩州自从皇祐五年秋天到去年冬天，知州换了七次，河北各州大体如此。希望兵马训练熟练，怎么能够得到呢？”我看到雄州马怀德、恩州刘涣、冀州王德恭，都有材勇智虑可以责成治理，请求让他们长期任职。然而事势不同于往昔，现在不从大局着手，而只举三两个州这样做，用一筐土阻挡江河，还是没有益处。请拿从前河东的折氏、灵武的李氏，以及冯晖、杨重勋的事情来说：冯晖节度灵武，而杨重勋世代拥有新秦，作为西北的屏障。后来冯晖去世，太祖于是迁徙他的儿子冯翊，而把近镇交给杨重勋，于是这两方开始耗费朝廷的经营谋划。折、李两姓自从五代以来，世代拥有他们的土地，两寇畏惧他们。太祖于是让他们世代承袭，常说边境寇贼内侵，不是世代承袭不能守住；世代承袭那么他们的子孙长远，家产势必爱惜吝惜，分外防备。假使叛乱涣散，自然可以治理讨伐，纵然反噬，原陕一帅抵御也就足够了。况且朝廷恩信不违背，哪里会去别处呢？这是圣人的深谋，治国的极算，本来不是流俗浅近的人所能知道的。后来议臣突然认为世代承袭不便，折氏因为河东的功劳，暂且让他们仍然世代承袭；而李氏于是迁徙陕西，因此就失掉灵夏国和郡县，事情本来相差悬殊了。议论的人认为太祖惩戒五代而解除诸将兵权，是封建不能恢复，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太祖不实行封建，只是不推崇封建的名义，而封建的实质，本来已经暗中谋划而阴用之了。李汉超齐州防御，监管关南兵马共十七年，敌人不敢窥视边境；郭进以洺州防御守西山巡检，累计二十年；贺惟忠守易州，李谦溥刺隰州，姚内斌知庆州，都十余载；韩令坤镇常山，马仁珪守瀛州，王彦升居原州，赵赞处延州，董遵诲屯环武，守琦戍晋州，何继筠牧棣州，像张美守沧景，都累任其职。管理缺口的利益，贾易的权力，全都给予他们，又让他们自己诱募骁勇作为爪牙，军中的政令都根据情况自行决定。因此二十

译年间没有来自西北的忧患，这是因为深谋远虑、严密防范，大概是让百姓顺从地遵循而不知道其中的缘由罢了。为什么议论的人不探究其根本原因，竟然把军队当作（祸患的根源）呢？天子的军队，地方郡县不能据为己有，所以自从宝元、康定年间，凭借中原的势力却无法抵挡一方割据的元昊；靖康年间遭遇寇难，敌军长驱直入百里，直捣京师，完全没有了藩篱般的阻隔，最终导致崩溃溃败，没有人能够支撑。从今日的情况来看，这哪里只是冬天河水结冰那样脆弱，简直是牙齿（般易碎）！唉，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不是每代都有，而大臣们常常弊病在于不了解根本要务，这就是我为何每每责备征普，认为唐朝和我朝不实行封建制，都是郑公、韩王不知道用帝王的大道来要求并劝谏他们的君主，而采取了这种寻常苟且的治理方式。黄氏日抄说：“宋太祖时期不过是任用李汉超等人，让他们自行镇守，而边境的警报没有传到朝廷，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善于防御边境的，没有比得上我们太祖的。不让镇守边疆的人长期任职并世袭，却想要亲自控制万里之外如同近在眼前，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译藩镇既然被废除，而州县的职责安排，又未能找到恰当的方法。真宗咸平三年，濮州盗贼夜间攻入城中，劫掠了知州王守信和监军王昭度。于是知黄州王禹偁上书说：“《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自从五代战乱以来，各方各自占据城垒，天下分裂，长达七十多年。太祖、太宗削平僭越伪政权，使天下一统。当时的议论者竟然命令江淮各郡毁坏城墙，收缴兵器，撤除武备，由书生担任州长官。大郡只给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作为常随护卫，号称长吏，实际上如同旅客。名义上郡城平坦如平地，虽然这是尊崇京师而压制郡县，作为强干弱枝的策略，但也并非得其中道。大概太祖削弱诸侯防备护卫的势力，太宗杜绝僭越伪政权觊觎的念头，不得不如此。然而设立法度来救世，时间久了就会产生弊端，补救弊端的道理在于顺应时宜，迅速如同转动圆规，不可拘泥固执。如今江淮各州的大患有三：城池倒塌，这是其一；兵器不齐全，这是其二；军队不熟悉战阵，这是其三。希望陛下特别施展圣断，允许江淮各郡根据民户多少、城池大小，都设置守捉军，士兵多不超过五百人，操练弓剑，然后逐渐修缮城墙，完备甲胄，那么郡国就有抵御外侮的准备，长官也能免除被劫掠的担忧了。唉！人们只看见艺祖废除节度使为宋朝带来百年利益，却不知道剥夺州县的兵权与财权，其危害直到数百年仍未停止。陆士衡所说的‘一人纵横驰骋，城池自然夷平’，难道不是崇祯年间流寇的事情吗？”

辅郡

崇祯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懃上疏，请求将昌平、通州、易州、霸州四州作为四辅，驻扎重兵以保卫京师，皇帝下旨嘉奖采纳。交给有关部门商议覆奏，事情最终没有实行。《魏书》记载：灵太后时，四中郎将兵力寡弱，任城王元澄上奏说应当让东中郎将带管荥阳郡，南中郎将带管鲁阳郡，西中郎将带管恒农郡，北中郎将带管河内郡，选拔二品、三品的亲贤之人担任，配备强兵，这是深根固本的计策。灵太后将听从他的建议，因为议论者意见不同而作罢。等到尔朱荣到达河阴，竟然没有一兵一卒抵抗敌人。

金朝定都大梁，贞祐四年，元军攻取潼关，驻扎在嵩山、汝水之间。御史台进言：“敌军越过崤山、渑池，深入腹地，逼近西郊。他们知道京师屯驻重兵，不再攻城求战，只是用游骑截断道路，并分兵攻击州县。这也是包围京师的渐进步骤。如果专门以守城为事，中都的危机，又将在今天显现【《元史》太祖八年，分兵三道伐金，河北郡县全部防守，唯独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没有攻下】，这是臣等感到寒心的原因。不攻打京师而放任他们攻击州县，这就像火在腹心，却拨弄到手足之上，终究是同一个身体。希望陛下明察。契丹【后改为辽】太祖将要攻打幽州，他的皇后述律氏指着帐前的树说：‘这棵树如果没有树皮，可以存活吗？’太祖说：‘不可以。’皇后说：‘幽州有土地有百姓，也像这样。我用三千骑兵掠夺其四野，不过数年，他们困乏就会归顺我们了【赫连勃勃称帝，众将劝他先取关中，勃勃说：‘我大业初创，士兵不多，姚兴也是一时英雄，众将效命，关中暂不可图。我如今专固一城，他们必然合力对付我，众寡不敌，灭亡立等可待。不如用骁骑如风驰电掣，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后，救后则击前，使他们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如。不到十年，岭北、河东尽为我所有。等到姚兴死后，继位的儿子昏弱，慢慢夺取长安，都在我的计谋之中。古人用兵的智慧，多有出于此】。

边县

宋元祐八年，知定州苏轼进言：“汉代晁错与文帝谋划防备边防，不过两件事。其一曰迁徙远方之人以充实空虚之地，其二曰设置边县以防备敌国。如今河朔西路沿边的州军，自从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行组织结成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低，每户出一人，又互相推举，家资武艺众所信服的人担任社头、社副、录事，称为头目，带着弓去锄地，佩着剑去砍柴，出入山坂，饮食长技与北敌相同，私设的赏罚比官府更严，分番巡逻，铺屋相望。如果泄露北敌情报以及本土强盗，未能抓获，当番的人都有重罚。遇有警急，击鼓集合众人，顷刻间可聚集千人，器甲鞍马常像寇至一样完备。因为亲戚坟墓所在，人人自为而战，敌人非常畏惧他们。先朝名臣统帅定州的，如韩琦、庞籍，都如意地安抚这些人，作为爪牙耳目之用。而庞籍又增减其约束赏罚，如今虽然名目尚存，但责其实用不及往日。请求朝廷立法，稍微给予优待，明确设立赏罚，以示惩戒劝勉。”奏章共上了两次，都没有回复。这是宋朝弓箭社的法度，虽然承平时期废弛，但靖康之变，河北忠义之士多出于此。有国家者，能在闲暇之时，实行这种寓兵于农的计策，就不会在临时仓皇失措，责令有司纷纷修练储备了。

宦官

汉和熹邓皇后诏令中官近臣在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前秦苻坚选拔阉人及女官中有聪慧见识者，设置博士传授经书。如果

译巷伯能够作诗，被收录在《小雅》之中；史游的《急就章》，也著录于《艺文志》。古代本来就有这种情况，并不限制担任这类职务的人的身份。太祖深刻惩戒前代宦官的祸乱，命令宦官不许识字。永乐以后，这道命令不再执行。宣德年间，于是设立了内书堂【《实录》记载：宣德元年七月，任命刘翀为行在翰林院修撰，专门教导小宦官读书。四年十月，命礼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陈山，专门教导小宦官读书。《实录》说陈山为人学识浅薄、急功近利且不明大体，皇上轻视他。他退休回乡后，恩宠礼遇一概没有给予，那么他教导小宦官读书，也是低贱的事情】。从前隋朝蔡允恭担任起居舍人，皇帝派他教导宫女，蔡允恭以此为耻，多次称病。宋朝贾昌期担任侍讲，以编修资善堂书籍为名，实际上却教授宦官。讲官吴育上奏罢免了他。凭借宣宗皇帝纳谏求言的胸怀，而朝廷大臣却没有议论到这件事，逐渐导致执掌笔砚的宦官，其尊贵程度等同于内阁，而大权旁落，无法再收回。这难道不是内书堂造成的祸患吗【英宗驾崩，兴玺局局丞王纶因侍奉东宫，希图掌握权柄。而翰林侍读学士钱溥，因为曾经奉命在內书馆任教，王纶向马遂求学，内外勾结，图谋进入内阁。不久事情败露获罪，王纶到钱溥家，行弟子礼，坐在钱溥的上座，饮酒直到傍晚才离开】。《周礼》规定寺人，在王的正寝有五人，内竖的人数是寺人的两倍。当时侍奉君王的臣子，都是士人，而妇女和宦官的权势就衰落了。唐太宗下诏内侍省不设立三品官，以内侍作为长官，官阶第四，不让他们处理政务，只负责门阁守卫、宫廷扫除，领取俸禄而已。武则天时期稍微增加了他们的人数，到中宗时黄衣宦官达到二千员，玄宗时宫女和宦官多达四万，宦官中黄衣以上的有三千员【玄宗开始设置内侍省监二员，官秩三品，由高力士、袁思艺担任】。由此可知宦官的兴盛，是由于宫女众多，而君主想要不亲近受过刑的人，就应当以远离美色为根本。

译王世贞《笔记》说：高帝时期，宦官不得参与外朝事务，见到公侯大臣，只是恭敬地叩首而已。宋濂在《大明日历序》中说：后妃居于内宫，不干预丝毫政事，外戚也遵循法度、畏惧法律，不敢凭借恩宠来祸害百姓，宦官这类人，只负责洒扫等杂役，这是高帝家法严厉的五点之一。到了永乐初年，狗儿等宦官渐渐在军中立下战功，后来因为皇帝厌倦勤政，朝廷事务逐渐委托给宦官处理，久而久之，宦官便被称为皇帝的心腹了。太监郑和等人奉命率领水师出使海中的蛮夷之地，于是宦官有了出使外国的先例。西北的大将多是洪武旧臣，皇帝心中难免有所疑虑，想派心腹之人参与军事，于是宦官有了镇守边疆的职责。王振当权时，皇帝年轻，不每天接见大臣，于是宦官有了直接传达圣旨并执行的权力。

《明史》记载，永乐五年六月，内使李进前往山西采集天花，假传诏令，擅自役使军民，这就是宦官弄权的开端。仁宗即位后，凡是出差的内臣，限定十日内全部撤回京城。诏书中提到的有采集宝石、采集金珠香货、采集铁梨木等，而《太宗实录》大多忌讳而不记载。《实录》中有十九年十一月辛酉派遣内官杨宝，二十年十月癸巳派遣内官韦乔会同御史查勘两京及天下库藏出纳两件事。到了洪熙元年六月，宣宗即位，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尹崇高奏称：“朝廷近来派遣内官内使购买各种物品，每样物品都设立机构，有拘集人员的骚扰，有供应物资的烦扰。朝廷所需极少，民间耗费极大，应当全部召回，只让有关部门购买缴纳。”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然而仍有像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所记载的那样，管事袁琦假借公务之名，擅自派遣内官内使，欺凌虐待官吏军民，逼迫索取金银等物，以至于被车裂处死，他的党羽十余人也被斩首。唉！制定法律如果过于宽纵，其弊端还会导致贪婪。到了万历中年，矿税使四处奔走，借口祖宗成例，外朝大臣纷纷上章争辩，却无可奈何。因此武王告诫不要泄露近臣的机密。

宦官统领军队，也始于永乐年间。《仁宗实录》说：甘肃总兵官都督费瓛不能专断军政，完全听从宦官的指使，皇帝下诏责备他低眉顺眼，受制于人。《宣宗实录》说：交趾左参政冯贵，善于使用当地军队五百人，这些士兵勇猛善战，冯贵对他们抚恤很厚，每次率领他们讨伐贼寇，所向披靡，后来被宦官马骐夺走，冯贵与贼寇作战失利，于是战死。宣德元年三月己亥，皇帝下诏责备宦官山寿说：“叛贼黎利本来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小寇，如果早点用心捕捉，就像探取鸟巢中的雏鸟一样容易，你却固执己见，再三上奏，只从事招抚，以致养虎为患。等到方政等人进讨时，你拥有一千多官军，却坐守乂安，不往来策应，眼睁睁看着他们失败。这样看来，文阯的失守，实际上源于宦官，而仁宗、宣宗两位皇帝也只是加以责备罢了。王振的专权，土木堡之难，这不是它的开端吗？”

交趾一事，宦官的恶行，《实录》没有完全记载。景泰四年，吏科给事中卢祥说：“臣回想永乐年间平定交趾，设置郡县，蛮人服从。后来因为镇守的内臣贪婪暴虐，导致失去人心，竟然丢失了那块土地。天下至今非议不止。”仅凭这几句话，就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了。《易经》师卦上六爻辞说：“小人勿用，必乱邦也。”难道不是可信的吗！

成祖天威远播，没有不服从的，刚去世不久，就放弃了交趾。齐桓公首霸，而宦官貂开始在多鱼泄露军情，《春秋》已经记载了。所以《姤卦》初六爻，一阴始生，周公就加以告诫。

正统九年正月辛未，命令成国公朱勇、兴安伯徐亨、都督马亮、陈怀等统兵出境剿灭兀良哈三卫。朱勇同太监僧保出喜峰口；徐亨同太监曹吉祥出界岭口；马亮同太监刘永诚出刘家口；陈怀同太监但信出古北口。这时，王振专权，才有这样的派遣，后来便以此为惯例。到了十四年阳和口之战，太监郭敬监军，众将全被他控制，军队没有纪律，宋谦、朱冕全军覆没。

景泰元年闰正月乙卯，工部办事吏徐镇说：受过宫刑的人，不应侍奉在君主身边。太祖高皇帝惩戒汉唐的弊端，不让他们参与政事，不让他们统领军队，只让他们守门传命而已。近来奸宦王振趁机专政，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王爵天宪，全出自他的口，生杀予夺，任凭自己的爱憎。又大量引荐同类如郭敬等人，作为心腹，出外监军镇守边疆。皇上刚即位，请求纠正以前的过失，宦官有参与朝政及监军镇守的，全部召回宫内，各守本职。这样宦官就没有挑起祸端的借口，国运就有长久的征兆了。这件事被搁置没有实行。

六月乙酉，陕西蓝县举人段坚论述宦官监军的弊端。庚子，肃府仪卫司余丁聊让，请求抑制宦官。

三年九月辛卯，南京锦衣卫镇抚司军匠余丁萧敏陈述内官苦害军民十件事。

天顺八年十一月丙寅，两京六科给事中王徽等说：“正统末年，王振专权，使先帝流落远方，宗社危在旦夕。天顺年间，曹吉祥专权，起兵焚烧宫阙，想要危害宗社。今日牛玉专权，谋废皇后，欺侮陛下，这些都是让四方嘲笑，被万世议论的事情。”

译罢了。臣请求从今以后，第一，不允许宦官参与国家政务；第二，不允许外朝官员与宦官私下勾结；第三，不允许宦官的弟侄在外任职管事以及购置产业。自古以来，宦官中贤良的，一万个人中也找不到一个。在没有事情的时候，他们似乎谨慎小心，一旦听到国家政务，便作奸犯科、欺瞒蒙蔽。如果听说陛下将要任用某人，他们必定先出卖此人以作为自己的功劳；听说陛下将要施行某事，他们必定先泄露出去以张扬自己的权势。人们的声望日益归附于他们，威权日益加重，而宦官的祸患就由此产生了。这就是我们劝谏陛下不允许宦官参与国家政务的原因。

宦官侍奉陛下，早晚都在身边，那些不知廉耻的文武大臣，大多与他们交结，有人馈赠金银珠宝玉石，加上卑躬屈膝、奴颜婢膝的，宦官便认为他们是贤良的，早晚在陛下面前称赞他们；那些正直不阿、不行私事请托的，宦官便认为他们不贤良，早晚在陛下面前诋毁他们。陛下天资圣明，固然不会被迷惑，但日积月累的浸染，难免会产生疑虑。被称赞的人骤然超越显赫职位，被诋毁的人长久屈居下僚，怨恨归于朝廷，恩惠结于宦官，而宦官的祸患就由此产生了。这就是我们劝谏陛下不允许外朝官员与宦官交结的原因。

宦官的弟侄等人，被授予职位任职，倚仗权势为非作歹，聚集奸恶之人，家仆多达百数，资财数以万计，田地相连千顷，马匹拴系千匹。宦官因为拥有这些家产，所以贪婪没有满足的时候，奸诈邪恶的手段多种多样。身体虽然在宫内，心思却实在宫外，内外相通，而祸乱就由此产生了。这就是我们劝谏陛下不允许宦官弟侄在外任职管事以及购置家产的原因。

陛下如果真的能够借鉴那三个人的前车之鉴，在当今施行这三件事，那么祸乱自然就不会发生，灾害自然就不会产生。倘若不这样，那么祸患就会从内部兴起，变乱就会在身旁发生，日后的祸患有不可言说的。然而我们今天所说的，乃是举出朝廷所忌讳的事情。我们虽然愚笨，也知道躲避祸患，但蒙受朝廷恩德，无以为报，身居言官之位，不能苟且容身。如果陛下能够施行而不怀疑，那么我们即使死了也没有悔恨了。」

皇上责备杨徽等人妄言以博取名誉，命令吏部将他们全部调任为州判官【这份奏疏草稿是李钧写的】。中都的变故，是宦官败坏事端的前车之鉴。不到一年，监守的宦官就四处派遣，这是因为外朝没有人的缘故。平阴之战，夙沙卫断后，殖绰说：“你断后齐军，是国家的耻辱。”天子因此感到羞耻，天下的士大夫却不以为耻，并且群起攻击他。朝廷议论虽然喧哗，皇上心里却不相信。等到暂时撤换他们，而士大夫又果然不足以任用。于是再次任用宦官，而国事已经不可为。

从前唐德宗即位，疏远斥退宦官，亲自任用朝臣，而张涉凭借儒学入侍，薛邕凭借文雅登朝，接着都因贪污败露。所以宦官武将得以借口说：“南衙文臣贪污动辄达到巨万，却说我们浊乱天下，难道不是欺罔吗？”于是皇上心里开始怀疑，不知道依靠谁了。唉！我不知道今天攻击宦官的人，真的比宦官好吗？内廷既然不可用，外朝也就没有人了，而国事又将托付给谁呢？

直到昭王叹息，思念良将已经死亡；武帝咨嗟，忧虑名臣将要耗尽。而火势燎原无法扑灭，渡过河流最终灭亡，这真是令人痛哭流涕的。因此，人才不是一代所能成就的，古代先王在艰难多难的时候能够得到贤臣的帮助，是因为他们预先培养而广泛储备。《诗经》说：“为子孙谋划，以安翼子孙。”子桑有这种远见。拥有天下而为子孙考虑的人，必定在于人才啊。

译《金史·完颜额尔克传》中刘祁说：金人南渡之后，近侍的权力尤其重大。因为宣宗喜欢任用这些人，把他们当作耳目，来窥探监察百官。所以奉御们到民间搜集情况，号称“行路御史”。有时得知一两点事情，就立即入朝奏报皇上。因而责备台谏官员泄露机密，都治以死罪。又比如地方军政的大权，虽然委任给将帅，却又派遣一名奉御在军中，号称“监战”，每当面临战事需要随机应变时，往往被他们牵制。遇到敌人就率先逃跑，所以军队大多战败丧师。哀宗因此没有改变这种做法，最终导致亡国。评论说：用近侍来治理军队，既束缚了将帅的手脚，又听信他们的谗言来杀人，这是失去了政治和刑罚的准则。唐朝的灭亡，就是因为让近侍监军；金朝重蹈覆辙，真是可悲啊！（金朝时的近侍并非宦官，而是由世袭贵族或吏员担任。详见《锡默爱实传》）

崇祯十四年十二月戊午日，皇上谕令礼部以及宫内各监局等衙门的官员：“常理法度，内外应当分明，本职之外，哪里适宜侵越职权？我太祖高皇帝斟酌古制，顺应今情，唯独对亲近宠幸之人的防范极为严格，敕令内官不得干预外朝事务，当时朝政清明，法纪整肃，正本清源，用意非常深远。朕借鉴后事，追溯前事，凛然恪守祖训，从今以后，神宫等监及各司局库等衙门，无论是典礼缮写军务，还是招募工匠掌管钥匙，或是负责制作服饰，或是办理文书，都要勤勉谨慎小心，料理好本职事务，不允许违越祖制，干预外朝政事。违者就以扰乱政事参奏逮捕，处以斩刑，并详细考察旧有典章，开列职掌，上奏朝廷。”礼部右侍郎蒋德璟上疏说：“《周官》中宫内职官不满百人，纠察禁令王宫，由小宰掌管，古代圣人的法度向下警戒将来，大概是因为谨慎的缘故。（天启元年四月，御史张防上疏说：‘请让宦官在礼部接受考察，定为五年一次，如同京察的例子。’）太祖高皇帝实际上详细考察了往代而取其精华，他设置内官，监司局库各有定员，品级不超过四品，俸禄不超过一石，而且有纠劾的命令，禁止交通请托，禁止干预政事和统领军队，谨慎内外之防，杜绝假借窃取权力的苗头，甚至评论汉唐的旧事，多次强调这一点，深远的天训，亘古不变。虽然二十五年曾派遣太监聂庆童前往陕西河州等卫所安抚番族，命令他们进贡马匹以茶交换，但前往安抚番族与军民无关，而且不假借事权，也是暂时前往随即返回，整个洪武年间没有其他特别派遣，这就是导致清明整肃之治，而开创万世太平基业的原因。至于历代圣君继承宫府的大防，没有改变，但时事偶尔不同，中外任命的使者间或听闻，永乐年间开始有派遣使者出使外国以及前往甘肃巡视的，洪熙年间开始有守备南京的，正统年间开始有率领军队讨伐贼寇、防守边疆以及各省镇守的，景泰初年开始有分坐十营或称监枪的，但仍然听从尚书于谦等人的节制，到了正德年间边关才开始设置内监，并且让他们提督禁军内操，分坐勇士四卫军营，更加不是祖宗的旧制了。其他如监工、监造器物、会同审讯、苏杭织造、征税、开矿的派遣，都是利少害多，也是刚设置就停止，操纵在握，一时暂托权宜，而事任逐渐变迁，改朝换代时多有纠正，只有世宗肃皇帝毅然裁革，独断于先，我皇上剪除逆阉，媲美于后。总之，秉承太祖高皇帝的训谕：‘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外臣不得进行交结’，这两句话，足以概括千古治乱之源了。臣等拜读宝训，深深追溯遗策，不使有功之人没有窃取权力的祸患，曾经令他们畏惧法律，实在杜绝了扰乱政事的阶梯。所以委任腹心，则威福转移；寄托耳目，则罗织罪名开启；遵守典章，则职守自然恭敬；严格内外，则侵越不生。这实在是借鉴古制斟酌今情，可以没有弊端，而神孙圣祖在此是一致的。谨遵圣谕，详细考察旧章，将各监局的职掌著为法令，可以考见的罗列上呈，恭候圣明裁夺。得到旨意申斥。”

宦官拥有祠堂，从英宗赐给王振开始。到了魏忠贤，则活着就建立祠堂，而且遍布天下。所以圣人警戒制作俑人。

禁止自宫

《实录》成化元年七月丁巳日，直隶魏县百姓李堂等十一人自宫以求进身，命令逮捕送往锦衣卫监狱治罪，发配到南海子种菜。祖宗以来，凡是阉割的宦官，一定是俘虏来的奴隶，或者罪极当死的人，让他们免死而生，大概是因为重视断绝人的后代，不忍心让无罪百姓承受古代的肉刑。景泰以来，竟然有自宫以求进身的人，朝廷虽然暂时治罪，但最终收留任用，所以近畿的百姓畏惧逃避徭役，希冀富贵的人仿效成风，往往自宫其身及其子孙，每天到礼部投进。从此以后，日积月累，千百成群，他们成为国家的祸害非常严重。（史臣刘吉等人的话）《余冬序录》说：永乐二十二年，命令凡是自宫者以不孝论处，军犯及本管头目总小旗，民犯及有司里老。（《实录》永乐十九年七月丁夘日，严禁自宫，犯者都发配充军。）成化九年，命令私自净身者，本身处死，家属发配边远充军。正统十二年，天顺二年，成化九年多次申明，正德五年，自净身者本身及下手人都处死，全家充军，两邻及歇家不举报，有司里老容隐者一体治罪。禁止吗？未残者法律非常严格。永乐

译二十三年（仁宗即位），兴州左屯卫军徐翼有个儿子自行阉割进入皇宫担任内侍，徐翼上奏请求免除军籍，皇上说：“作为父亲应当教导儿子，作为儿子应当奉养双亲，你有儿子却不能教导，让他自残身体，背离亲恩，断绝人伦，败坏风俗教化，根源都在于你，还敢奢望免除军籍吗？”于是放出他的儿子让他代替父亲服军役。宣德二年，下令自行阉割的人，无论是军户还是民户，都恢复原来的户籍，不允许投靠王府以及有权势的官员家中藏匿躲避差役，如果违犯，本人以及藏匿他的家庭处死，管辖的总旗、小旗、里老、邻居一同治罪。正统元年闰六月，当时军民中很多人自行阉割希望进身，偶尔有因为赦免而获得免罪的，刑部请求依照旧制，不论赦免之前还是之后，都以不孝的重罪论处，皇帝听从了。成化十一年二月，顺天府永清县百姓徐义阉割自己的幼子以求进身，皇帝下诏将他发配充任广西南丹卫的军士，妻子和幼子都跟随前往。十五年，下令由巡城御史、锦衣卫督促将自行阉割的人遣返回原籍，〇治元年，下令由锦衣卫拘捕送往顺天府，转交原管辖的官司看守关押，知道情况的不允许包庇纵容。十三年，下令先前自行阉割的人曾经被发配，不等召回，私自来到京城图谋进身的，审问后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那些对于已经自残者的禁令，法律并非不严厉。然而宦官满朝，金玉塞路，到了明末反而更加兴盛。那么法律真的执行了吗？

译宋仁宗还没有继承人，太常博士吴及上书说：“古代英明的君王重视不绝人后嗣，如今宦官之家争相收养别人的孩子，断绝人伦，以图谋爵位官职，年幼的孩子有什么罪过，要遭受刀锯之刑？有因此早逝的，人生病而死，太平盛世尚且怜悯，何况没有病呢？有罪才施以宫刑，前代君王都不忍心，何况无罪呢？我听说汉明帝永平年间，中常侍只有四人，小黄门只有十人。唐太宗制定制度，不得超过一百人。现在拿祖宗时期来比较，当时宦官有多少人？现在有多少人？臣愚昧地认为，伤害胎卵，凤凰就不会来；继承人没有生育，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恳请陛下发出善意的诏令，详细制定禁令，暂时停止宦官进献养子，有擅自对年幼孩童施以宫刑的，处以重法。如果这样，那么天心一定会感应，继承人一定会增多，招来福祥，安定宗庙，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皇帝对他的言论感到惊奇，暂时停止了内臣进献养子。

日知录卷九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录卷十 昆山顾炎武撰 治地

古代圣王治理土地，没有废弃的土地，但也不把土地用尽。田间的路宽达九轨以上，道路畅通。留下山泽的界限，秋水大多有地方停蓄，有多余的水。因此功效容易建立而难以毁坏，一年计算不足而世代计算有余。后来的人一概用急切的心去行事，商鞅决裂阡陌，中原的疆界条理荡然无存。宋朝政和以后，围湖占江，东南的水利也被堵塞【《宋史·刘韐传》：鉴湖被百姓侵占耕种官田，收取租税每年二万斛。政和年间排干湖水改为农田，增加到六倍。《文献通考》：圩田、湖田大多兴起于政和以来，在浙江一带的，归应奉局；在江东一带的，蔡京、秦桧相继得到。大抵现在的田地，以前的湖泊，只知道湖中的水可以排干来开垦田地，而不知道湖外的田地将会一起变成水】于是十年之中，荒年常有六七成，而比较所得，反而不及前人。孔子说：“不要追求快速，不要贪图小利。”想要实行井田法，一定要从这两句话开始。

斗斛丈尺

古代帝王对于度量衡，对于天下，则是五年巡狩一次校正，《虞书》“统一律度量衡”就是这样；对于国都之内，则是每年两次校正，《礼记·月令》“昼夜平分则统一度量衡石角斗甬，校正权概”就是这样【明太祖洪武初年，命令每三天一次校验斛斗秤尺】所以关石和钧，大禹凭借它兴起夏朝，谨慎权量，审察法度，武王凭借它建立周朝。现在北方的量器，乡村不同而城镇也不同，甚至有以五斗为一斗的，一个集市，两种斗并行；至于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的，有以三百六十步为一亩的，有以七百二十步为一亩的【《大名府志》，有以一千二百步为一亩的】其步弓，有以五尺为一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为一步的，这就叫做“工匠不信任尺度”。法度不统一则百姓巧诈滋生，有王者兴起，统一权量而整顿疆界，这是首要的事务。《后汉书》：“建武十五年，诏令州郡核查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因丈量田地不实，下狱处死”；而《隋书》：“赵煚任冀州刺史，制作铜斗铁尺放置在集市，百姓觉得方便，皇上听说后，命令颁行天下，作为常法”。这些或许也可以行于今日吧？

地亩大小

以靠近城郭的为上等土地，远离的为中等土地，下等土地。大概自从金元末年，城邑成为废墟，人口稀少，先耕种的是靠近城郭的，靠近城郭的是洪武年间的册田。后开垦的是远离郊区的，远离郊区的是继任者的新科。所以轻重不同。

《广平府志》说：“土地有大小之分，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自古以来没有改变过。”由于建国初期有奉旨开垦、永远不起税的，有因为低洼盐碱薄而无粮的，现在一概量出作为数目。官吏担心亩数增多，取骇于皇上而贻害于百姓，于是用大亩折算小亩，取合原来的数额。从此上行造报则用大地以投黄册，下行征收则用小亩以取均平。因此各县大地有以小地一亩八分折一亩，递增到八亩以上折一亩。既因为土地的高低而制定差等，又都合并一县的丈地投一县的元额，以敷一县的粮科，而赋役由此而出。这是后人一时的权宜之计。考察其他郡县，如河南八府而怀庆地独小、粮独重；开封三十四州县而某地独小、粮独重。大概因为元末没有严重残破，所以独重于其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给，度田的命令、均丈的方法有所不及详【解缙《大庖西封事》说：“土地的高低不均，而起科的轻重无别，有的肥沃而税反轻，贫瘠而税反重。”这说明洪武之时就已经如此】而中原之地满眼荆棘，也无从按亩而图之。唐陆贽有言：“创制之始，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此则致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