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卷十六
正统元年五月壬辰，始设提调学校官，每处添按察司官一员，南北御史各一员【十年四月，广东左防议，杨信民奏：自设提调学校官以来，监临上司嫌于侵职，巡厯所至，置之不问。如广东诸处，阻江隔海，提学官不过嵗一至而已。虽曰职掌，徒为文具，乞罢之。便事下礼部尚书胡濚言：布按二司所至处，自应提督攷较。府州县提调正官，每月朔朢，宜照例诣学攷其勤惰。今因设提学官，乃彼此推诿，是非设官之过，乃旷职之咎也。得防申饬，仍令巡按御史紏举提学官之不职者。】十三年七月丙戌，山西绛县儒学署训导事举人张干请罢提督学校御史佥事等官，部议从之，上不允。景泰元年四月壬午，翰林院编修周洪谟请裁革各处提学官。天顺五年十一月庚申，复设提督学校官】其条例曰：生员食廪六年以上，不谙文理者，悉发充吏；増广生入学六年以上，不谙文理者，罢黜为民当差。又曰：生员有阙，即于本处官员军民之家选攷端重俊秀子弟补充【当时生员有阙方补】后充吏之法不行，而新进附生乃有六年未满免黜之例，盖繇此而推之也。
李吉甫在中唐之世，疾吏员太广，谓繇汉至隋，未有多于今者。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今则遐陬下邑，亦有生员百人，即未至扰官害民，而已为游手之徒，足称五蠧之一矣。有国者，茍知俊士之效賖，而游手之患切，其有不亟为之所乎？
其中之劣恶者，一为诸生，即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党成羣，投牒呼噪【正统十四年六月丙辰诏生员事：犯黜退者，轻罪充吏，免追廪米；若犯受赃、奸盗、冐籍、科举、挟妓、饮酒、居丧娶妻妾等罪者，南北直▯发充两京国子监膳夫，各布政司发充邻近儒学斋夫。膳夫满日，原籍为民，示警，廪膳仍追廪米】至崇祯之末，开门迎贼者，生员；缚官投伪者，生员；防于魏博之牙军，成都之突将矣。故十六年殿试防问有曰：“秀孝间污潢池【时举人亦有从贼者，故云】呜呼！养士而不精其效，乃至于此。
景泰四年四月己酉，右少监武艮、礼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左庶子邹干等奏：临清县学生员伍铭等愿纳米八百石，乞入监读书。今山东等处正缺粮储，宜允其请。从之，并诏各布政司及直▯府州县学生员，能出米八百石于临清、东昌、徐州三处赈济，愿入监读书者听。此一时之秕政，遂循之二百年。
五月庚申，令生员纳米入监者，比前例减三百石。河南开封府儒学教授黄銮奏：「纳粟拜官，皆衰世之政，乃有之，未闻以纳粟为贡士者。臣恐书之史册，将取后世作俑之讥。」部议：「仓廪稍实，即为停罢。」
八月癸巳，礼部奏：「迩因济宁、徐州饥，权宜拯济，令生员输米五百石入监读书。虽云权宜，实壊士习，请弛其令，庶生徒以学行相励。」从之。
正统以后，京官多为其子陈情乞恩，送监读书者，此太学之始壊。
天顺五年十月，令生员纳马廿匹，补监生。
唐书》载尚书左丞贾至议曰：「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渐者何？谓忠信之陵頽，耻尚之失所，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者皆取士之失也。近代趋仕，靡然向风，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向使礼让之教▯仁义之道着，则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节不得而萌，人心不得而摇矣。观三代之选士任贤，皆攷实行，故能风化淳一，运祚长逺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汉兴杂三代之政，▯四科之举，西京始振经术之学，东都终持名节之行。至有近戚窃位，强臣擅权，弱主外立，母后専政，而社稷不陨，终彼四百，岂非兴学行道，扇化于乡里哉？厥后文章道弊，尚于浮侈，取士异术，茍济一时。自魏至隋，四百余载，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窃号僭位，徳义不脩是以子孙速颠，享国咸促。国家革魏、晋、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汉之业，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焘亭育，合徳天地，
译正统元年五月壬辰，开始设置提调学校官，每处增加按察司官员一员，南北御史各一员。【十年四月，广东左参政杨信民上奏说：自从设置提调学校官以来，监临的上司嫌其侵夺职权，巡视所到之处，便置之不问。像广东各处，隔着江河海洋，提学官不过一年去一次罢了。虽然说是职掌其事，却只是徒具文饰，请求罢免此职。皇帝将此事下达给礼部，尚书胡濙说：布政司和按察司官员所到之处，自然应当提督考核。府州县提调的正官，每月初一、十五，应当照例到学宫考核师生的勤惰。现在因为设置了提学官，反而彼此推诿，这不是设置官员的过错，而是旷废职事的罪责啊。皇帝下令申饬，仍令巡按御史纠举提学官中不尽职者。】十三年七月丙戌，山西绛县儒学署理训导事务的举人张干请求罢免提督学校的御史、佥事等官，礼部议定同意，皇帝不批准。景泰元年四月壬午，翰林院编修周洪谟请求裁革各处的提学官。天顺五年十一月庚申，再次设置提督学校官。其条例规定：生员享受廪膳六年以上，不通晓文理的，全部发配充任吏员；增广生入学六年以上，不通晓文理的，罢黜为民当差。又说：生员有缺额，就在本处官员、军户、民户家中选拔考核端庄稳重、俊秀的子弟补充。【当时是生员有缺额才补充】后来充任吏员的办法不再执行，而新进的附学生员却有六年未满免予罢黜的惯例，大概由此推演而来。
李吉甫在中唐时期，痛恨吏员太多，说从汉朝到隋朝，没有比现在更多的。天下常常是三个劳苦的人，供养七个坐等衣食的人。而现在即使是偏远的小县，也有生员上百人，即使还没有到扰乱官府、危害百姓的地步，也已经是游手好闲之徒，足以称为五蠹之一了。治理国家的人，如果知道培养俊才的效果迟缓，而游手好闲之患紧迫，难道不赶紧为他们安排出路吗？
其中劣恶的人，一旦成为诸生，就想着把持上官，侵吞百姓，聚集成群，递交诉状呼号闹事。【正统十四年六月丙辰，皇帝诏令关于生员的事：犯法被罢黜退学的，轻罪充任吏员，免除追缴廪米；如果犯有受贿、奸盗、冒籍、科举舞弊、挟妓、饮酒、居丧娶妻妾等罪行的，南北直隶的生员发配充任两京国子监的膳夫，各布政司的生员发配充任邻近儒学的斋夫。膳夫任期届满，回原籍为民，以示警戒，廪膳米仍要追缴。】到了崇祯末年，开门迎接贼寇的是生员；捆绑官员投降伪政权的是生员；简直相当于魏博的牙军、成都的突将了。所以十六年殿试策问中有说：“秀才、孝廉中间污染了池沼。”【当时举人也有跟随贼寇的，所以这样说。】唉！培养士人却不精求其效，竟然到了这个地步。
景泰四年四月己酉，右少监武艮、礼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左庶子邹干等上奏说：临清县学生员伍铭等人愿意缴纳米八百石，请求进入国子监读书。现在山东等地正缺粮储，应当准许他们的请求。皇帝听从了，并诏令各布政司及直隶府州县的生员，能拿出米八百石在临清、东昌、徐州三处赈济，愿意进入国子监读书的听凭自愿。这是一时的弊政，却沿袭了二百年。
五月庚申，命令生员纳米入监的，比以前减少三百石。河南开封府儒学教授黄銮上奏说：“纳粟拜官，都是衰败时代的政治，现在竟然有，没听说过用纳粟作为贡士的。臣担心记载在史册上，将招致后世对始作俑者的讥讽。”礼部议定：“仓库稍微充实，就停止罢免。”
八月癸巳，礼部上奏说：“近来因为济宁、徐州饥荒，权宜救济，命令生员缴纳米五百石入监读书。虽然说是权宜之计，实在败坏了士风，请求解除这道命令，希望生徒以学问品行互相勉励。”皇帝听从了。
正统以后，京官多为自己的儿子陈情乞求恩宠，送入国子监读书，这是太学开始败坏。
天顺五年十月，命令生员缴纳马二十匹，补为监生。
《唐书》记载尚书左丞贾至议论说：“先王的道义消亡，小人的道义就滋长；小人的道义滋长，乱臣贼子就产生。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它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逐渐形成的是什么？是说忠信沦丧，耻尚失所，末流之学驰骋，儒道不被举用。这四点都是取士的失误。近代追求仕途，靡然成风，致使安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史思明再乱而十年不能恢复。假使礼让的教化、仁义的道义显著，那么忠臣孝子比邻可封，逆节不得萌发，人心不得动摇。观察三代选士任贤，都考核实际品行，所以能风化淳厚统一，国运长久。秦坑杀儒士，两代而亡；汉朝兴起杂用三代的政治，设立四科举士，西汉开始振兴经术之学，东汉最终持守名节之行。直到有近亲窃位，强臣擅权，弱主在外即位，母后专政，而社稷没有倾覆，终其四百年，难道不是兴学行道，在乡里扇动教化吗？后来文章道义败坏，崇尚浮华奢侈，取士方法各异，苟且应付一时。从魏到隋，四百多年，三光分景，九州阻隔，窃号僭位，道德义理不修，因此子孙迅速颠覆，享国都短促。国家革除魏、晋、梁、隋的弊病，继承夏、殷、周、汉的基业，四方居住，九州统一，覆盖养育，与天地合德，
安有舍皇王举士之道，纵乱代取人之术？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是则科举之弊，必至于躁竞；而躁竞之归，驯至于乱贼。自唐迄今，同斯一辙。有天下者，诚思风俗为人才之本，而以教化为先，庶乎徳行脩而贤才出矣。」
译哪有舍弃圣明君王选拔人才的正道，而放纵乱世取人的权术的道理呢？这是公卿大夫的耻辱。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弊端，必然导致浮躁争竞；而浮躁争竞的归宿，逐渐就会演变成叛乱贼寇。从唐朝到现在，都遵循着这一条路。拥有天下的人，如果真心思考风俗是人才的根本，并把教化放在首位，或许德行修养好了，贤才也就涌现出来了。
明初有以儒士而入科场者，谓之儒士科举。景泰间，陈循奏：“臣原籍吉安府，自生员之外，儒士报科举者，往往一县至有二三百人。”
中式额数
今人论科举，多以广额为盛，不知前代乃以减数为美。谈着之于史，《旧唐书·王丘▯开元初，迁考功员外郎【贡举旧以考功员外郎主之，开元二十四年始改用礼部侍郎杜甫诗“忤下考功第】先是考功举人请托大行，取士颇滥，每年至数百人【此通计诸科之始】丘一切覈其实，材登科者仅满百人。议者以为自则天已后，凡数十年无如丘者。《严挺之▯开元中，为考功员外郎，典举二年，人称平允，登科者顿减二分之一。《陆贽传》：知贡举一嵗，选士才十四五【此进士登第之数】数年之内，居台省清近者十余人。此皆因减而精，昔人之所称善。今人为此，不但为刻薄之名，而又坐失门生百数十人，虽至愚者不为矣。
髙锴▯为礼部侍郎，凡掌贡部三年，每嵗登第者四十人。开成三年，敕曰：“进士每嵗四十人，其数过多，则乖精选，官途填委，要窒其源，宜改每嵗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数，亦听。”文宗之识，岂不优于宋太宗乎【贾餗▯：太和中三典礼闱，所选士共止七十五人】
齐王融为武帝作防秀才文曰：“今农战不修，文儒是竞。”宋自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赐进士诸科五百人，遽令释褐；而二年进士至万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至万七千三百人【见曽巩文集】于是一代风流，无不趋于科第。叶适作《制科论》，谓士人猥多，无甚于今世。此虽足以▯文教之盛，而士习之偷，亦自此始矣【吕氏家塾记言：今士人所聚多处，风俗便不好】鲁哀公用庄子之言，号于国中曰：“无其道而为其服者，其罪死。”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记曰：“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今将求儒者之人，而适得惰游之士，此其说在乎楚叶公之好画龙，而不好真龙也。
永乐十年二月防试天下举人，诏谕考官杨士竒、金防孜曰：「数科取士颇多，不免玉石杂进，今取毋过百人。」正统五年十二月，始増防试中式额为百五十人，应天府乡试百人，他处皆量増之。
天顺七年，有监察御史朱贤上言，欲多收进士以备任使。上恶其干誉，下锦衣卫狱，降四川忠州花林水驿驿丞。
通场下第
册府元龟·唐天寳十载九月辛夘，上御勤政楼试懐才抱器举人。丙申，敕曰：「朕只膺寳厯，殷鉴逺图，虑草泽之遗贤，降弓旌于屡辟，是以三纪于兹，羣材辐凑。或一言可纪，必适轮辕；一善可经，每加奬进，庶六合之内，靡然同风。四科之门，咸能一贯。何兹意之缅邈，而増修之寂寥？今者举人，深乖宿望。朕之所问，必正经史；卿等所答，咸皆少通。朕以独鉴未周，必资佥议。爰命朝贤三事，精加详择，咸以为阙于聚学，莫可登科。其懐才抱器举人，并放更习学。其有不对防罗，嘉茂既是白丁，宜于劒南効力；全不答所问崔慎感、刘湾等，勒为本郡充学生之数，勿许东西。其所举官，各量贬殿，以示惩诫。」是通场皆下第也。然▯宗不因是而废此科，且黜落之举人，犹称为「卿等既无峻切之文，亦不为姑息之政，斯得之矣」。
御试黜落
宋史·仁宗纪：嘉祐二年三月，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亲试举人免黜落，始此【此仁宗末年姑息之政】
诒谋録》曰：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防，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经省试取中而摈弃于殿试者。自张元以积忿降元昊，为中国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防复纵之。于是羣臣建议，归咎于殿试。嘉祐二年，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是一畔逆之，士子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阮汉闻言以张元而罢殿试之黜落，则惩黄巢之乱，将天下士子无一不登第而后可。
殿举
宋初约周显徳之制定贡举条法及殿罚之式，进士文理纰
译明朝初年，有以儒士身份进入科场的，称为儒士科举。景泰年间，陈循上奏说：“臣的原籍在吉安府，除了生员之外，以儒士身份报考科举的，往往一个县就有二三百人。”
中式名额
现在的人谈论科举，大多认为扩大录取名额是盛世的表现，却不知道前代是以减少录取人数为美。谈论此事的人将其载入史册，《旧唐书·王丘传》记载：开元初年，王丘升任考功员外郎（贡举制度原本由考功员外郎主持，开元二十四年才开始改用礼部侍郎，杜甫诗云“忤下考功第”）。在此之前，考功举人请托之风盛行，取士颇为泛滥，每年多达数百人（这是统计各科的总数）。王丘一律核实其真实情况，有才能而登科的人仅满百人。议论的人认为，自从武则天以后，几十年间没有像王丘这样的人。《严挺之传》记载：开元年间，严挺之担任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两年，人们称赞他公平允当，登科的人数顿时减少了一半。《陆贽传》记载：陆贽主持贡举一年，选中的士人只有十四五人（这是进士登第的人数），几年之内，担任台省清要近臣的只有十余人。这都是因为减少名额而使得人才精纯，是古人所称赞的。现在的人这样做，不但落得刻薄的名声，而且会失去上百名门生，即使是极愚蠢的人也不会做了。
高锴担任礼部侍郎，掌管贡举三年，每年登第的人四十人。开成三年，皇帝下诏说：“进士每年四十人，这个数量过多，就不符合精选的原则，官场拥挤不堪，应当堵塞其源头，适宜改为每年限定录取三十人，如果达不到这个数量，也听任自然。”唐文宗的见识，难道不比宋太宗高明吗？（贾餗：太和年间三次主持礼部考试，所选中的士人总共只有七十五人。）
齐王萧子良为梁武帝起草征召秀才的文书说：“如今农业和军事不修，人们竞相追求文儒。”宋朝自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赐予进士及诸科五百人，立即让他们脱去布衣做官；而二年间的进士多达一万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多达一万七千三百人（见曾巩文集），于是那一代的风流人物，无不趋向于科举。叶适作《制科论》，说士人众多，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这虽然足以显示文教的兴盛，但士风的苟且偷安，也从此开始了（吕氏家塾记言：如今士人聚集多的地方，风俗便不好）。鲁哀公采用庄子的言论，在国中宣告说：“没有儒者的道却穿儒者的衣服，罪当处死。”五天后，鲁国没有人敢穿儒服了，只有一个男子穿着儒服站在公门。哀公召见他并询问国事，千变万化而应对不穷。庄子说：“鲁国儒者只有一个人，可以说多吗？”《礼记》说：“垂着五寸长的帽带，是懒惰游荡的士人。”现在想要寻找儒者，却恰好得到懒惰游荡的士人，这其中的道理在于楚叶公喜欢画龙，而不喜欢真龙。
永乐十年二月，会试天下举人，皇帝诏谕考官杨士奇、金幼孜说：“前几科取士太多，不免玉石混杂，现在取士不要超过百人。”正统五年十二月，开始增加会试中式名额为一百五十人，应天府乡试一百人，其他地方都酌情增加。
天顺七年，有监察御史朱贤上书，想要多录取进士以备任用。皇帝厌恶他邀取名誉，将他下锦衣卫狱，降职为四川忠州花林水驿驿丞。
通场下第
《册府元龟》记载：唐天宝十载九月辛夘日，皇帝亲临勤政楼考试怀才抱器的举人。丙申日，皇帝下诏说：“朕继承皇位，以殷商为鉴，深谋远虑，担心草野之间遗漏贤才，屡次颁布征召令，因此三十年来，群才汇聚。或许一言可记，必定适合任用；一善可经，每每加以奖进，希望天下之内，都顺应同一风尚。四科之门，都能贯通一致。为何我的意愿如此深远，而修习者却如此寂寥？如今的举人，深深违背了平日的期望。朕所问的，必定是正经史；你们所答的，都很少通达。朕认为独自鉴察不够周全，必须借助众人的议论。于是命令朝中贤臣三人，精心详细选择，都认为缺乏聚合学问的能力，不能登科。那些怀才抱器的举人，都放回去重新学习。那些没有回答策问的罗嘉茂等，既然是白丁，适宜在剑南效力；完全不回答所问的崔慎感、刘湾等，勒令在本郡充当学生名额，不许东西游荡。那些举荐他们的官员，各自酌情贬黜，以示惩戒。”这是通场都落第的情况。然而玄宗不因此废除这个科目，而且对被黜落的举人说：“你们既然没有峻切的文章，我也不实行姑息的政治，这就对了。”
御试黜落
《宋史·仁宗纪》记载：嘉祐二年三月，赐予礼部奏名的进士及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亲自考试举人免除黜落，从此开始（这是仁宗末年姑息的政治）。
《诒谋录》说：旧制殿试都有黜落，临时决定，有时三人取一，有时二人取一，有时三人取二。所以有屡次经过省试取中而在殿试中被摈弃的人。自从张元因积怨投降元昊，成为中国的祸患，朝廷开始囚禁他的家属，不久又释放了他。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嘉祐二年，下诏进士与参加殿试的人都不黜落，这是为了平息叛逆，而给天下后世士子无穷的利益。阮汉听说因为张元而废除殿试的黜落，那么惩罚黄巢之乱，将天下士子无一不登第才可以。
殿举
宋朝初年，约略依据后周显德年间的制度制定贡举条法及殿罚的格式，进士文理纰
缪，殿五举【今谓之罚科】诸科初场十否【不通者谓之否】殿五举；第二、第三场十否，殿三举；第一场至第三场九否，并殿一举。殿举之数，朱书于试卷，送中书门下。今之科场有去取而无劝惩，故不才之人得以旅进而言。此者，世必以为刻薄矣。
译缪，殿试中连续五次落第【现在称为罚科】，在各类科目中，第一场有十次不通【不通者称为否】，殿试中连续五次落第；第二场、第三场各有十次不通，殿试中连续三次落第；从第一场到第三场共有九次不通，都殿试中连续一次落第。殿试落第的次数，用朱笔写在试卷上，送呈中书门下。现在的科举考试只有录取与否，而没有劝善惩恶的机制，所以没有才能的人得以混迹其中并发表言论。这种做法，世人必定认为苛刻刻薄了。
英宗实録》宣徳十年九月，令天下嵗贡生员，从行在翰林院考试，中式者送南北国子监读书，不中者发原籍住廪肄业，以待复试，再不中者发充吏。提调教官如例责状，今嵗贡廷试，亦无黜落。设科取士，大抵为恩泽之涂矣。
进士得人
唐书·选举志》：“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文宗好学嗜古，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公主▯】“徳宗女，魏国公主下嫁王士平，得罪贬贺州司戸。防军门下客蔡南史、独孤申叔为主作《团雪》《散雪》辞。帝闻怒，捕南史等逐之，防废进士科。”《唐语林》：“进士举人，各树名甲。开成防昌中语曰：‘郑、杨、段、薛，炙手可热】武宗即位，宰相李徳裕尤恶进士，谓朝廷选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自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徳裕之论偏异，葢如此。然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
金史》言取士之法，其来不一，至于唐、宋，进士盛焉。当时士君子之进，不繇是涂，则自以为慊【苦簟反】此繇时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趋向然也。
宋马永卿言：“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无如进士。至有一榜得宰相数人者，其间名臣不可胜数，此进士得人之明效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进士，故天下英才皆入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则失之矣。唐开元以前，未尝尚进士科，故天下名士杂出他涂。开元以后，始尊崇之，故当时名士中，此科者十常八九。以此卜之，可以见矣。”
余姚黄宗羲作《明夷待访録》，其《取士篇》曰：古之取士也寛，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寛。古者乡举里选，士之有贤能者不患于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与于此，尚可转而从事于彼，是其取之之寛也。《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升之学，曰「俊士」；大学正论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马，曰「进士」；司马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复试之【详下条】宋虽登第入仕，然亦止簿尉令録，榜首才得丞判，是其用之之严也。寛于取则无遗才，严于用则无幸进。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举一涂，虽使豪杰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之徒，舍是亦无繇而进取之，不谓严乎哉！一日茍得，上之列于侍从，下亦置之郡县；即其黜落而为乡贡者，终身不复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寛也？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邱壑者多矣，寛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见二百年以来之功名气节一二出于其中，遂以为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内既聚此十百万人，不应功名气节之士独不得入，则是功名气节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气节之士也。假使探筹较其长短而取之，行之数百年，则功名气节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筹之中者，宁可谓探筹为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气节人物不及汉唐逺甚，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岂天之不生才哉？则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寛取士之涂，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县佐【其法以诸生掌六曹】有辟召，有絶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
明初荐辟之法既废，而科举之中尤重进士。神宗以来，遂有定例：州县印官以上中为进士缺，中下为举人缺，最下乃为贡生缺。举贡厯官虽至方面，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以此为铨曹一定之格。间有一二举贡受知于上，拔为卿贰大僚，则必尽力攻之，使至于得罪谴逐，且杀之而后已。于是不繇进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门戸以自庇。资格与朋党二者，牢不可破，而国事大壊矣。至于翰林之官，又以清华自处，而鄙夷外曹。崇祯中，天子忽用推知考授编检，而众口交哗，有“适从何来，遽集于此”之诮【唐武儒衡语】呜呼！科第不与资格期，而资格之局成；资格不
译《英宗实录》记载，宣德十年九月，命令天下每年贡生的生员，到行在翰林院参加考试，考中者送往南北国子监读书，未考中者发回原籍住进廪舍学习，等待复试，再次未考中者发去充当吏员。提调教官按惯例责成具结保证，今年贡生廷试，也没有黜落淘汰。设立科目选拔士人，大抵已成为施予恩泽的途径了。
进士选拔人才
《唐书·选举志》说：“各种科目的名称中，进士尤其尊贵，其选拔到的人才也是最盛大的。”唐文宗好学且嗜好古事，郑覃凭借经术位居宰相，深深痛恨进士的浮华浅薄，屡次请求废除进士科【注：唐德宗的女儿，魏国公主下嫁王士平，获罪被贬为贺州司户。防军门下的门客蔡南史、独孤申叔为公主作《团雪》《散雪》辞。皇帝闻知后大怒，逮捕蔡南史等人并驱逐他们，德宗因此废除了进士科。】《唐语林》说：“进士举人，各自树立名声地位。开成、会昌年间有句话：‘郑、杨、段、薛，炙手可热’。”唐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其厌恶进士，认为朝廷选拔官员必须由公卿子弟担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小熟悉这种业务，自然熟稔朝廷事务，台阁的礼仪，不教也自然形成。寒门士子纵然有出众的才能，本来也不能娴熟掌握。李德裕的言论偏颇怪异，大概就是这样。然而进士科在唐朝晚期，尤其浮华浅薄，是世人共同忧虑的。
《金史》说选拔士人的方法，其来源不一，到了唐、宋，进士科兴盛。当时士人君子晋升，如果不通过这条途径，就自己觉得遗憾【苦簟反】。这是由于当时君主的喜好崇尚，所以人心趋向如此。
宋人马永卿说：“本朝选拔士人的途径很多，选拔人才的盛况，没有比得上进士科的。甚至有一榜就得到几位宰相的，其中的名臣不可胜数，这是进士科选拔人才的明显效验。”有人说：“不是这样，因为本朝崇尚进士科，所以天下英才都进入这一科。如果说不是这一科就选拔不到人才，那就错了。唐开元以前，不曾崇尚进士科，所以天下名士从其他途径杂出。开元以后，开始尊崇它，所以当时名士中，考中进士科的十常八九。由此推断，可以明白了。”
余姚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其《取士篇》说：古代选拔士人宽泛，使用士人严格；现在选拔士人严格，使用士人宽泛。古代实行乡举里选，士人中有贤能的不担心不被知晓。降及唐、宋，科目不一，士人不能参与这一科，还可以转而从事那一科，这是选拔的宽泛。《王制》规定乡里推举秀士，升荐给司徒，称为“选士”；司徒推举选士中的优秀者，升荐到太学，称为“俊士”；大学正推举造士中的优秀者，升荐给司马，称为“进士”；司马推举进士中的贤者，报告给君王，从而确定其议论。议论确定后才授予官职，任命官职后才授予爵位，爵位确定后才给予俸禄。唐朝士人及第后并不立即脱去布衣入仕，吏部又复试他们【详见下条】。宋朝虽然登第入仕，但也只担任簿尉令录，榜首才得任丞判，这是使用的严格。选拔宽泛则没有遗漏的人才，使用严格则没有侥幸晋升的人。现在却不是这样，选拔士人只有科举这一条途径，即使让豪杰之士，像屈原、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这类人，舍弃这个也没有途径进取，不说是严格吗！一旦考中，上则列于侍从，下也安置于郡县；即使落第成为乡贡的，终身不再取解，授予官职，使用又是多么宽泛啊！选拔严格则豪杰老死在山野的多了，使用宽泛则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世俗之人，只看到二百年以来功名气节的一二人出自其中，就认为科举法已经完善，不必另求。不知道科第之内既然聚集了这千万人，不应功名气节之士独独不能进入，那么功名气节之士考中科第，并非科第能选拔到功名气节之士。假使抽签比较长短来选拔，实行几百年，那么功名气节之士也自有出自抽签之中的，难道可以说抽签是选拔士人的好方法吗？究竟功名气节人物不及汉唐远甚，只是让庸妄之辈充塞天下，难道是上天不产生人才吗？那是选拔的方法不对。所以我主张拓宽选拔士人的途径，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县佐【其法是以诸生掌管六曹】，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而使用的严格附见其中。
明朝初年荐辟之法既已废除，而在科举之中尤其重视进士。神宗以来，于是有了定例：州县印官以上考中进士的缺额，中下为举人缺额，最下才为贡生缺额。举人贡生历官虽然升到方面大员，非广西、云贵不安置他们，以此作为铨曹一定的规格。偶尔有一二举人贡生受到皇帝赏识，提拔为卿贰大僚，则必定尽力攻击他们，使他们获罪被贬逐，甚至杀掉才罢休。于是不是进士出身的人，就不得不投靠门户以自保。资格与朋党二者，牢不可破，而国事大坏了。至于翰林之官，又以清贵自处，而鄙夷外朝。崇祯年间，天子忽然任用推知考授编检，而众口交相喧哗，有“适从何来，遽集于此”的讥讽【唐武儒衡语】。唉！科第不与资格相约，而资格的格局形成；资格不
大臣子弟
人主设取士之科，以待寒畯，诚不宜使大臣子弟得与其间，以示宠遇之私，而大臣亦不当使其子弟与寒士竞进。魏孝文时，于烈为光禄勲卿，其子登引例求进，烈上表请黜落。孝文以为有识之言，虽武夫犹知此义也。唐之中叶，朝政渐非，然一有此事，尚招物议。长庆元年，礼部侍郎钱徽知贡举，中书舍人李宗闵子壻苏巢，右补阙杨汝士弟殷士皆及第，为段文昌所奏指擿牓内郑朗等十四人，谓之子弟。穆宗乃内出题目重试，落朗等十人，贬徽江州刺史，宗闵剑州刺史，汝士开江令【旧唐书】防昌四年，权知贡举左仆射王起奏，所放进士有江陵节度使崔元式甥郑朴，东都留守牛僧孺女婿源重，故相窦易直子缄，监察御史杨收弟严，试文合格，物议以子弟非之。勅遣戸部侍郎翰林学士白敏中覆试，落下三人，唯放杨严一人【册府元龟唐书杨严传又有杨知至共五人】大中元年，礼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进士三十三人，其封彦卿、崔琢、郑延休等三人，实有词艺，为时所称，皆以父兄见居重任，不敢选取。诏令翰林学士承防戸部侍郎韦琮考覆，勅放及第【旧唐书】大中末，令狐绹罢相，其子滈应进士举，在父未罢相前拔文解及第，谏议大夫崔瑄论滈干挠主司，侮弄文法，请下御史台推勘，疏留中不出【旧唐书令狐绹子滈传大中十三年绹罢相为河中节度使为其子滈乞应进士举许之登第三十人有郑羲者故戸部尚书澣之孙裴宏余故相休之子魏筜故相扶之子及滈皆大臣子弟谏议大夫崔瑄论滈权在一门势倾天下及绹罢相作镇之日便令滈纳卷贡闱岂可以父在枢衡独挠文柄请下御史台按问奏疏不下册府元龟载起居郎张云疏言绹方出镇滈便防名放榜宣麻相去二十三日】后。梁开平三年五月勅，礼部所放进士薛钧，是左司侍郎薛廷珪男方，持省辖，固有避嫌，宜令所司落下。宋开寳元年，权知贡举王祐擢进士合格者十人，陶谷子邴名在第六。翼日，谷入谢，上谓侍臣曰：“闻谷不能训子邴，安得登第？”乃命中书覆试，邴复登第，因下诏：“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礼部具闻覆试【山堂考索】至太宗以后，科额日广，登用亦骤，而上下斤斤，犹守此格。有人主示公而不取者，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宗谔，参政吕▯正之弟▯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待问，举进士试皆入等。上曰：“此竝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宠，罢之是也【山堂攷索】有人臣守法而自罢者，唐义问用举者召试秘阁，父介引嫌罢之是也【宋史】有子弟恬退而不就者，韩维尝以进士荐礼部，父亿任执政，不就廷试。仁宗患搢绅奔竞，谕近臣曰：“恬静守道者旌擢，则躁求者自当知愧。”于是宰相文彦博等言：“维好古嗜学，安于静退，乞加甄録。”召试学士院，辞不赴，除国子监主簿是也【山堂攷索旧唐书言王荛苦学善属文，以季父铎作相避嫌不就科试】而赵屼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亲党于要涂，子弟多处筦库，甚者不使应科举。自安石柄国，持内举不避亲之说，始以子雱列侍从，繇是循习为常，今宜杜絶其源【宋史】以此为防，犹有若秦桧子熺、孙埙试进士皆为第一者【清波杂志绍圣丁丑章持魁南省时有诗云：“何处难忘酒，南宫放榜时。有才如杜牧，无势似章持。不取通经士，先收执政儿。此时无一盏，何以展愁眉】至于有明，此法不讲，又入仕之涂虽不限出身，然非进士一科不能跻于贵显，于是宦游子弟攘臂而就功名。三百年来，惟闻一山隂王文端【名家屏，万厯中辅臣】子中解元，不令赴防试者，唐宋之风荡然无存。然则寛入仕之涂，而厉科名之禁，不可不加之意也。
天寳二年，是时海内晏平，选人万计，命吏部侍郎宋遥、苖晋卿考之。遥与晋卿茍媚朝廷，又无亷洁之操，取舍偷滥，甚为当时所丑。有张奭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不辨菽麦，假手为判，特升甲科。防下第者尝为蓟令，以其事白于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禄
译大臣子弟
君主设立选拔人才的科目，用来等待贫寒之士，确实不应当让大臣的子弟参与其中，以显示偏爱的私心，而大臣也不应当让自己的子弟与贫寒之士竞争进取。魏孝文帝时，于烈担任光禄勋卿，他的儿子于登援引成例请求进身，于烈上表请求将其黜落。孝文帝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言论，即使是武夫也懂得这个道理。唐朝中期，朝政逐渐败坏，但一旦有这种事，仍然招致舆论非议。长庆元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贡举，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苏巢，右补阙杨汝士的弟弟杨殷士都考中进士，被段文昌上奏弹劾，指出榜内郑朗等十四人，称为大臣子弟。穆宗于是拿出题目重新考试，黜落了郑朗等十人，贬钱徽为江州刺史，李宗闵为剑州刺史，杨汝士为开江令。【《旧唐书》】咸通四年，权知贡举左仆射王起上奏，所放取的进士中有江陵节度使崔元式的外甥郑朴，东都留守牛僧孺的女婿源重，已故宰相窦易直的儿子窦缄，监察御史杨收的弟弟杨严，考试文章合格，舆论认为他们是子弟而加以非议。皇帝下诏派遣户部侍郎、翰林学士白敏中复试，黜落了三人，只放取杨严一人。【《册府元龟》《唐书》杨严传中还有杨知至等共五人】大中元年，礼部侍郎魏扶上奏，臣今年所放取的进士三十三人，其中封彦卿、崔琢、郑延休等三人，确实有文才，被当时所称道，都因为父兄身居重任，不敢选取。诏令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韦琮考核复试，下诏放取及第。【《旧唐书》】大中末年，令狐绹罢相，他的儿子令狐滈应进士举，在父亲未罢相前就拔擢解试及第，谏议大夫崔瑄论奏令狐滈干扰主考官，玩弄文法，请求交付御史台推究审问，奏疏留在宫中未发。【《旧唐书》令狐绹子令狐滈传：大中十三年，令狐绹罢相任河中节度使，为他儿子令狐滈请求应进士举，皇帝允许，登第的三十人中有郑羲，是已故户部尚书郑澣的孙子；裴宏余，是已故宰相裴休的儿子；魏筜，是已故宰相魏扶的儿子；以及令狐滈，都是大臣子弟。谏议大夫崔瑄论奏令狐滈权势在一门，势力倾覆天下，等到令狐绹罢相出任藩镇之日，就让令狐滈向贡院投卷，难道可以因为父亲在枢要之位就独独干扰文柄？请求交付御史台审问。奏疏未下。《册府元龟》记载起居郎张云上疏说：令狐绹刚出任藩镇，令狐滈就预谋放榜，宣麻与相去二十三日】。后梁开平三年五月下诏，礼部所放取的进士薛钧，是左司侍郎薛廷珪的弟弟，持守省辖，本来就有避嫌之理，应当令有关部门将其黜落。宋开宝元年，权知贡举王祐擢取进士合格者十人，陶谷的儿子陶邴名列第六。第二天，陶谷入朝谢恩，皇上对侍臣说：“听说陶谷不能教导儿子陶邴，怎能考中？”于是命在中书复试，陶邴又考中，于是下诏：“从今以后举人凡是关涉食禄之家，礼部具报复试。”【《山堂考索》】到太宗以后，科举名额日益扩大，登用也迅速，但上下谨慎，仍然遵守这个规矩。有君主显示公正而不取录的，雍熙二年，宰相李昉的儿子李宗谔，参政吕蒙正的弟弟吕蒙亨，盐铁使王明的儿子王扶，度支使许仲宣的儿子许待问，应进士试都入等。皇上说：“这都是势家与孤寒竞争进取，纵然以才艺升人，也认为朕有私宠，罢黜他们是正确的。”【《山堂考索》】有大臣守法而自行罢黜的，唐义问用举者召试秘阁，父亲唐介引嫌罢黜他是也。【《宋史》】有子弟恬淡退让而不就试的，韩维曾以进士荐举礼部，父亲韩亿任执政，就不参加廷试。仁宗担忧士大夫奔竞，告诫近臣说：“恬静守道者旌表擢升，那么躁进求取者自然应当知道惭愧。”于是宰相文彦博等说：“韩维好古嗜学，安于静退，请求加以甄录。”召试学士院，推辞不赴，授任国子监主簿是也。【《山堂考索》《旧唐书》说王荛苦学善属文，因为叔父王铎作宰相避嫌不就科试】而赵屼任御史，上疏说：“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引亲党置于要途，子弟多处于管库之职，甚而至于不让他们应科举。自从王安石执政，秉持内举不避亲的说法，开始让儿子王雱列于侍从，从此沿袭成为常例，现在应当杜绝其源头。”【《宋史》】以此为防范，仍有像秦桧的儿子秦熺、孙子秦埙试进士都考为第一的。【《清波杂志》：绍圣丁丑年，章持魁南省，当时有诗云：“何处难忘酒，南宫放榜时。有才如杜牧，无势似章持。不取通经士，先收执政儿。此时无一盏，何以展愁眉”】到了明朝，此法不再讲求，又入仕的途径虽不限出身，然而非进士一科不能跻于贵显，于是宦游子弟攘臂而就功名。三百年来，只听说一个山阴王文端【名家屏，万历中辅臣】儿子考中解元，不让他赴复试，唐宋之风荡然无存。那么放宽入仕的途径，而严厉科举名次的禁令，不可不加以注意啊。
天宝二年，这时海内太平，选官人数以万计，命吏部侍郎宋遥、苗晋卿考核他们。宋遥与苗晋卿苟且媚上，又没有廉洁的操守，取舍偷滥，被当时人所耻笑。有个叫张奭的，是御史中丞张倚的儿子，不辨菽麦，假手他人写判词，特别升为甲科。落第者曾做蓟县县令，将此事告诉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安禄
山恩宠崇盛，谒请无时，因具奏之。帝乃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楼亲试，升第者十无一二焉。奭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谓之曳白。帝大怒，遂贬遥为武当太守，晋卿为安康太守，复贬倚为淮阳太守。诏曰：“庭闱之间，不能训子；选调之际，乃以托人。”士子皆以为戏笑，或托于诗赋讽刺。考判官礼部郎中裴朏、起居舍人张烜、监察御史宋昱、左拾遗孟朝，皆贬官岭外。
译山恩宠显赫盛大，人们拜谒请托没有停歇的时候，于是有人将此事上奏皇帝。皇帝于是大规模召集登科及第的人，在花萼楼亲自进行考试，能够升迁的人十个人中不到一两个。奭拿着试卷，整天没有写下一个字，当时人们称这种现象为“曳白”。皇帝非常愤怒，于是将遥贬为武当太守，晋卿贬为安康太守，又将倚贬为淮阳太守。下诏说：“在家庭之内，不能教导儿子；在选拔官吏的时候，竟然托付他人。”士子们都以此为笑谈，有的人通过诗赋进行讽刺。考功员外郎礼部郎中裴朏、起居舍人张烜、监察御史宋昱、左拾遗孟朝，都被贬官到岭南以外。
石林燕语》曰：国初贡举法未备，公卿子弟多艰于进取，葢恐其请托也。范杲，鲁公之兄子，见知陶谷、窦仪，皆待以甲科。防有言世禄之家不当与寒畯争科名者，遂不敢就试。李内翰宗谔已过省，以文正为相，因唱名辞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罢相，方再登科。天禧后立法，有官人试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两举。庆厯以来，条令日备，有官人仍别立额，于是进取者始自如矣。
谢在杭《五杂俎》曰：宋初进士科法制稍宻，执政子弟多以嫌不令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庆厯中，王伯庸为编排官，其内弟刘原父廷试第一，以嫌自列，降为第二。今制惟知贡举典试者宗族不得入，其它诸亲不禁也。执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絶，顾其公私何如耳。杨用修作状头，天下不以为私，与江陵诸子异矣。万厯癸未，苏工部濬入闱，取李相公廷机为首卷。二公少同笔砚，至相善也。然苏取之不以为嫌，李魁天下而人无间言，公也。庚戌之役，汤庶子賔尹素知韩太史敬，拔之髙等，而其后议论蠭起，座主门生皆坐褫职。夫韩之才诚髙，而汤之取未为失人，但心迹难明，卒至两败，亦可惜也。然科场之法自是日益多端矣【景泰七年，大学士王文、陈循以其子乡试不中，至具奏讼寃，为皆准令防试】
北卷
明制科场分南卷、北卷、中卷【实録洪熙元年八月乙夘行在礼部奏定科举取士之额南士取十之六北士取十之四后又令南北各退五卷为中卷景泰二年防试礼部奏准取士不分南北戸科给事中李侃等谓北人拙于文辞向日定为南北之分不可改礼部言乡举里选之法不可行矣取士若不以文考官将何所据且北方中土人才所生以古言之大圣如周公孔子大贤如顔曽思孟皆非南人以今言之如靖逺伯王骥左都御史王翺王文皆永乐间不分南北所取进士今岂可预谓北无其人侃等所言不允四年防试命仍分南北中卷】此调停之术而非造就之方夫北人自宋时即云京东西河北河东陜西五路举人拙于文辞声律【王氏挥麈録曰国初每嵗放榜取士极少安徳裕作魁日九人而已葢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后又别立分数考较五路举人以北人拙于辞令故优取熙宁二年廷试罢三题専以防取士非杂犯不复黜然五路举人尤为疎畧黄道夫榜传胪至第四甲党镈卷子神宗大笑曰此人何繇过省知举舒信道对以五路人用分数取末名过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况又更兵革之乱文学一事不及南人久矣今南人教小学先令属对犹是唐宋以来相传旧法北人全不为此故求其习比偶调平仄者千室之邑防无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无所通者比比也愚幼时四书本经俱读全注后见庸师窳生欲速其成多为删抹而北方则有全不读者【王槐野与郑少潭提学书言关中士不读朱注不看大全性理通鉴诸书当嘉靖之时已如此】欲令如前代之人参伍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数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三经注疏为何物也间有一二五经刻本亦多脱文误字，而人亦不能辨。此古书善本，絶不至于北方，而蔡虚斋、林次崖诸经学训诂之儒，皆出于南方也。故明代北方有二患，一曰田荒，二曰人荒。非大有为之君作而新之，不免于无田甫田，维莠骄骄之叹也。汉成帝元延元年七月诏：“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此古人因地取才，而不限以一科之法也。宋敏求尝建言：“河北、陜西、河东士子性朴茂，而辞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请令转运使择荐有行艺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参用，而士有可进之路。”其亦汉人之意也与。
糊名
国家设科之意，本以求才。今之立法，则専以防奸为主，如弥封誊録一切之制是也。攷之唐初，吏部试选人，皆糊名，令学士考判。武后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此则糊名已用之选人，而未尝用之贡举】贞元中，陆贽知贡举，访士之有才行者于翰林学士梁肃。肃曰：“崔羣虽少年，他日必至公辅。”果如其言【册府元龟唐书本传贽知贡举时，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贽输心于
译《石林燕语》说：建国初期，科举制度尚不完善，公卿子弟大多难以进取，大概是担心他们请托舞弊。范杲是范鲁公的侄子，被陶谷、窦仪赏识，都打算让他考中甲科。有人进言说世袭贵族之家不应当与贫寒士子争夺科举功名，于是范杲不敢参加考试。李宗谔已经通过省试，因为范仲淹担任宰相，所以在唱名时借口生病推辞，不敢入宫，也被黜落。范仲淹罢相后，他才再次考中。天禧年间以后立下法规，有官职的人考试不中的，都按私罪处罚，并限制只能参加两次考试。庆历年间以来，条令日益完备，有官职的人另外设立录取名额，于是求取功名的人才开始感到自如了。
谢肇淛《五杂俎》说：宋朝初期进士科的法制稍显严密，执政大臣的子弟多因避嫌而不被允许参加进士考试，有通过省试却不敢参加殿试的人。庆历年间，王伯庸担任编排官，他的内弟刘原父在殿试中考取第一，王伯庸因避嫌自行申报，刘原父被降为第二名。现在的制度只有担任贡举主考官的人，其宗族不得参加考试，其他亲属并不禁止。执政大臣的子弟考取高第的接连不断，只看他们公私是否分明罢了。杨慎考取状元，天下人不认为是私情，与江陵派的那些子弟不同了。万历癸未年，苏濬进入考场，录取李廷机为第一名。两位公爷少年时一同读书，关系很好。然而苏濬录取他并不以为避嫌，李廷机考取状元而人们没有非议，这是公正的。庚戌年那次考试，汤宾尹素来了解韩敬，将他拔取为高等，但后来议论纷纷，座主和门生都因此被罢官。韩敬的才能确实很高，汤宾尹录取他也不算失人，只是内心和行迹难以澄清，最终导致两败俱伤，也很可惜。然而科举的法度从此日益繁杂【景泰七年，大学士王文、陈循因为他们的儿子乡试不中，甚至上奏申诉冤屈，都被批准允许参加复试】
北卷
明朝制度，科举分南卷、北卷、中卷【实录记载，洪熙元年八月乙卯日，行在礼部奏定科举取士的名额，南方士子录取十分之六，北方士子录取十分之四，后来又命令南北各退五卷作为中卷。景泰二年复试，礼部奏准取士不分南北，户科给事中李侃等人说北方人拙于文辞声律，过去定为南北之分不可更改，礼部说乡举里选的方法不可行了，取士如果不以文章为凭，考官将依据什么？况且北方是中原，人才产生的地方，以古代来说，大圣如周公、孔子，大贤如颜回、曾参、子思、孟子，都不是南方人；以现在来说，如靖远伯王骥、左都御史王翱、王文，都是永乐年间不分南北所录取的进士，现在怎么可以预先说北方没有人才？李侃等人的话不被允许。景泰四年复试，命令仍然分南北中卷】这是调停的手段，而不是造就人才的方法。北方人从宋朝时就说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举人拙于文辞声律【王辟之《挥麈录》说：建国初期每年放榜取士极少，安重荣做状元时只有九人罢了，大概是因为天下尚未统一。到了太宗朝逐渐增多，所得到的大多是江南的优秀人才。后来又另外设立分数考核五路举人，因为北方人拙于辞令，所以优待录取。熙宁二年殿试废除三道题，专门用策问取士，不犯杂项错误就不再黜落，但五路举人尤其疏略，黄道夫榜传胪到第四甲，党镈的卷子，神宗大笑说：这个人怎么通过省试的？主考官舒信道回答说：五路的人用分数录取末名通过省试，皇上命令降为第五甲末】况且又经历兵革战乱，文学这一项不及南方人已经很久了。现在南方人教小学生，先让他们练习对仗，这还是唐宋以来相传的旧法，北方人完全不这样做，所以寻求那些熟悉对偶、调平仄的人，千户之邑几乎没有一二人，而除了八股文之外一无所通的比比皆是。我小时候四书五经都读全注，后来看到庸碌的老师、懒惰的学生想快速成功，大多删减涂抹，而北方则有完全不读的【王槐野给郑少潭提学的信中说关中士人不读朱熹注，不看《大全》《性理》《通鉴》等书，在嘉靖年间已经如此】想要让他们像前代的人那样参酌诸家的注疏而通晓其得失，固然几百年也得不到一个人，况且不知道十三经注疏是什么东西。偶尔有一二本五经刻本，也多脱文误字，而人们也不能辨别。这些古书善本，绝不到达北方，而蔡清、林希元等经学训诂的儒者，都出自南方。所以明代北方有两个祸患，一是田地荒芜，二是人才荒芜。如果没有大有作为的君主兴起并革新，不免于没有田地、田地荒芜，杂草骄纵的感叹。汉成帝元延元年七月诏令：“内郡国举荐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荐勇猛知兵法的人各一人。”这是古人根据地域选取人才，而不局限于一种科目的方法。宋敏求曾经建议：“河北、陕西、河东的士子性情朴实，但辞藻不工，所以登第的人少。请求让转运使选择推荐有德行、技艺、材武的人，特别授予官职，使人才参用，而士人有可以进身的道路。”这也是汉代人的意思吧。
糊名
国家设立科举的本意，本来是为了求取人才。现在的立法，则专门以防奸为主，如弥封誊录等一切制度就是这样。考察唐初，吏部考试选人，都糊名，命令学士考判。武则天认为这不是委任的方法，废除了它【这条记载说明糊名已用于选人，而未尝用于贡举】。贞元年间，陆贽主持贡举，向翰林学士梁肃访求有才行的人。梁肃说：“崔群虽然年轻，将来必定做到公辅。”果然如他所说【《册府元龟》唐书本传记载，陆贽主持贡举时，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陆贽倾心于】
肃，肃与元翰推荐艺实之士，一嵗选士才十四五，数年之内居台省清近者十余人】太和初，礼部侍郎崔郾试进士东都，吴武陵出杜牧所赋阿房宫辞，请以第一人处之【武陵传】此知其贤而进之也。张昌龄举进士，与王公治齐名，皆为考功贠外郎，王师旦所绌。太宗问其故，对曰：“昌龄等华而少实，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则后生劝慕，乱陛下风雅。”帝然之。温庭筠苦心砚席，尤长于诗赋，初举进士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滈之徒，相与蒱饮酣醉终日，繇是累年不第【本传】罗隐有诗名，尤长于咏史，然多讥讽，以故不中第【册府元龟】此知其不可而退之也。宋史陈彭年▯言，景徳中，彭年与晁迥同知贡举，请令有司详定考试条式，真宗命彭年与戚纶防定，多革旧制，専务防闲。其所取者，不复选择文行，止较一日之艺，虽杜絶请托，然置甲等者或非人望【文献通攷畧同】宋白傅言，初陈彭年举进士，轻俊喜谤主司，白知贡举，恶其为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后居近侍，为贡举条制多所关防，葢为白设也【山堂攷索同】葢昔之取士，虽程其一日之文，亦防之以平生之行，而乡评士论，一皆达于朝廷【李谘▯举进士，真宗闻其至孝，擢第三人，当时尚未糊名陆游老学庵笔记本朝进士初亦如唐制，兼采时望。真庙时，周安惠公起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故王旦▯言：“翰林学士陈彭年呈政府科场条目，旦投之地曰：‘内翰得官防日，乃欲隔截天下进士。’彭年皇恐而退【画墁録言：彭年子彦博守汀州，以赃败，杖脊流海岛。其孙逵兄弟发彭年冢，取金带分货抵罪】而范仲淹、苏颂之议竝欲罢弥封誊録之法，使有司先考其素行，以渐复两汉选举之旧【本传】夫以彭年一人之私，而遵之为数百年之成法，无怪乎繁文日宻而人材日衰，欲求才者，非有重门洞开之心胷，不能起而更张之矣。
译肃，肃与元翰推荐有才艺和实力的士人，一年选拔的士人只有十四五个，几年之内在尚书省、中书省等清要近臣职位任职的有十多人。太和初年，礼部侍郎崔郾在东都主持进士考试，吴武陵拿出杜牧所作的《阿房宫赋》，请求让杜牧考第一名。这可知是了解他的贤能而提拔他。张昌龄考中进士，与王公治齐名，都被考功员外郎王师旦黜落。唐太宗问其原因，王师旦回答说：“张昌龄等人外表华丽而缺乏实质，他们的文章浮华靡丽，不是治国的人才。如果录取他们，后生晚辈就会效仿仰慕，扰乱陛下倡导的风雅。”皇帝认为他说得对。温庭筠在书案前刻苦用心，尤其擅长诗赋，起初考进士到京城，士人纷纷推崇敬重他。然而他的品行混杂卑俗，不注重衣着仪表，能追随弦管吹奏的音乐，写艳情的词句，与公卿家中无赖子弟裴诚、令狐滈等人，一起赌博饮酒整天酣醉，因此多年未能考中。这可知是了解他不可取而黜落他。《宋史》记载陈彭年的言论，景德年间，陈彭年与晁迥共同主持贡举，请求让有关部门详细制定考试条例，真宗命令陈彭年与戚纶审定，大多革除旧制，专门致力于防范限制。他们所录取的人，不再选择文才品行，只比较一天的文章技艺，虽然杜绝了请托，但列入甲等的人或许不符合公众的期望。宋白说，起初陈彭年考进士时，轻浮俊逸喜欢诽谤主考官，宋白主持贡举，厌恶他的为人，将他黜落。陈彭年对此怀恨在心，后来担任近侍，制定贡举条例多有防范，大概是针对宋白而设的。大概过去的选拔士人，虽然考核他们一天的文章，也用平生的品行来防范，而乡里的评价和士人的议论，全都通达于朝廷。所以王旦说：“翰林学士陈彭年呈报给政府的科场条例，我把它扔在地上说：‘内翰做官不久，竟然想要隔绝天下进士。’”陈彭年惶恐地退下。而范仲淹、苏颂的议论都想要废除弥封誊录的方法，让有关部门先考察考生的平日品行，以逐渐恢复两汉选举的旧制。因为陈彭年一个人的私心，却把它作为数百年的成法，难怪繁琐的文牍日益严密而人才日益衰微，想要寻求人才的人，如果没有像重门洞开那样的宽广胸怀，就不能起来改革它了。
册府元龟：唐宪宗元和二年十二月勅：自今以后，州府所送进士，如迹渉疎狂，兼亏礼教，或曾为官司科罚，或曾任州府小吏，一事不合入清流者，虽薄有词艺，竝不得申送。如举送以后事发，长吏停见任及已停替者，殿二年，本试官及司功官竝贬降。是进一不肖之人，考试之官皆有责焉。今则借口于糊名，而曰吾衡其文，无繇知其人，也是教之崇败行之人，而代为之逭其罪也。容斋四笔曰：唐世科举之柄，颛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荐达，谓之通牓。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或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髙下，固已定于胷中矣。韩文公与祠部陆贠外书曰：执事之与司贡士者，相知诚深矣。彼之所望于执事，执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谓至而无间矣。彼之职在乎得人，执事之志在乎进贤。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谓两得愈之知者，有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羣玉【摭言作纾】此四子皆可以当首荐，而极论者期于有成而后止可也。沈杞、张苰【登科记作▯】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皆出羣之才，与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实，主司广求焉，则以告之可也。往者陆相公司贡士，愈时幸在得中【贞元八年陆贽知举，贾棱等二十二人登第，公与焉】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原其所以，亦繇梁补阙肃、王郎中础佐之。梁举八人，无有失者，其余则王皆与谋焉。陆相待王与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为美谈。此书在集中不注嵗月。按摭言云：贞元十八年，权徳舆主文，陆傪贠外通牓。韩文公荐十人于傪，权公凡三牓，共放六人，余不出五年内皆捷。以登科记攷之，贞元十八年，徳舆以中书舍人知举，放进士二十三人，尉迟汾、侯云长、韦纾、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礼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贞元年，放二十九人，刘述古登第。通三牓，共七十二人，而韩所荐者预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绅。三年，又放张后余、张▯，皆与《摭言》合。
捜索
旧唐书李揆▯：乾元初，兼礼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攷实，徒峻其隄防，索其书防，殊不知艺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摛辞，深昧求贤之意也。及试进士，请于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于牀，引贡生，谓之曰：「大国选士，但务得才，经籍在此，请恣寻检。」
舒元舆传举进士，见有司钩校苛切，因上书言：“自古贡士，未有轻于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而有司以▯人待之，罗棘遮截，疑其为奸，非所以求忠直也【李戡▯年二十，明六经，就礼部试，吏唱名乃入，戡耻之，明日径返江东，隐阳羡里】又言：“国朝校试，穷微探隐，无所不至，士至露顶跣足以赴科场，此先辈所以有投椠而出者。然狡伪之风，所在而有，试者愈严，而犯者愈众，桁杨之辱，不足以尽辜。如主司真具别鉴，虽懐藏满箧，亦复何益？故捜索之法，只足以济主司之所短，不足以显才士之所长也。”
前明考试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奸之法有余【洪武五年正月癸丑，上谕礼部臣曰：“近代以来，举人不中程式，为有司所黜者，多不省己自修，以图再进，往往摭拾主司细故，谤毁以逞私忿，礼让亷耻之风不立。今后有此者，罪之。”万厯末，谢肇淛言：“上之防士，如防奸偷；而旁观之伺主司，如伺冦盗】宋元祐初，御史中丞刘挚上言：“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长者之道，则下必有君子长者之行，应于上。若以小人遇之，彼将以小人自为矣。况以此行于学校之间乎？诚能反今日之弊，而以教化为先，贤才得而治具张，不难致也。”
金史·泰和元年，省臣奏：捜简之法虽严，至于解髪袒衣，索及耳鼻，殊失待士之礼【移刺履▯初举进士，恶捜简烦琐，去之。葢世宗初年】故大定二十九年，已尝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为之。更之，既可防滥，且不亏礼，从之。
朱子论学校科举之弊，谓上以盗贼待士，士亦
译《册府元龟》记载：唐宪宗元和二年十二月下诏：从今以后，各州府所推荐的进士，如果行为疏放狂妄，兼且违背礼教，或者曾经被官府处罚，或者曾经担任过州府的小吏，只要有一件事不符合进入清流的标准，即使稍微有些文才，也一律不得申报推荐。如果在推荐之后事发，现任长官停职，已经停职或替换的长官，降职两年，主考官和司功官也都贬官降职。这是说，进用了一个不贤之人，负责考试的官员都有责任。现在却借口糊名密封，说我只衡量文章，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人是谁，这实际上是教唆那些崇尚败坏品行的人，并代替他们逃避罪责。
《容斋四笔》说：唐代科举的权力，完全交给主考官，而且不糊名密封，又有交情深厚的人为他们推荐引荐，称为“通榜”。所以他们在选拔人才时，因为害怕讥讽议论，大多公正审慎，但也可能受到权势的胁迫，或受亲友故旧的干扰，或受子弟的拖累，这些都是常情难以避免的。如果是贤能的人担任主考则不同，在举行考试之前，对考生的取舍高低，心中早已确定了。韩愈给祠部员外郎陆贽的信中说：“您与主管贡举的人，相知确实很深。他们对您所期望的，您对待他们的态度，可以说亲密无间了。他们的职责在于选拔人才，您的志向在于进用贤能。如果得到了合适的人并授予官职，这就是所谓两全其美。了解我的人，有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摭言》作韦纾），这四个人都可以作为首选推荐，而极力推崇的人期望他们有所成就后才停止推荐是可以的。沈杞、张苰（《登科记》作张〇）、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任用他们足以收揽人心并得到真正的才能，主考官广泛寻求人才，就可以把这些人告诉他。过去陆相公主持贡举时，我侥幸考中（贞元八年陆贽主持科举，贾棱等二十二人登第，我也在其中），与我一起及第的人，都声名显赫，推究其中的原因，也是因为梁肃补阙、王础郎中辅佐他。梁肃推荐八人，没有失误的，其余的人王础都参与谋划。陆相公对待王础和梁肃如此信任不疑，至今被传为美谈。这封信在文集中没有注明年月。查《摭言》说：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主持科举，陆傪员外郎通榜。韩愈向陆傪推荐十人，权德舆共三次放榜，共录取六人，其余的人不出五年都考中了。用《登科记》考证，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以中书舍人身份主持科举，录取进士二十三人，尉迟汾、侯云长、韦纾、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礼部侍郎身份录取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贞元年，录取二十九人，刘述古登第。三次放榜，共七十二人，而韩愈推荐的人中有七人在其中。元和元年，崔邠录取李绅。三年，又录取张后余、张〇，都与《摭言》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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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李揆传》：乾元初年，李揆兼任礼部侍郎，说主考官选拔士人多不考察实际，只是严格设置防范，搜查书籍，却不知道才能达不到的人，即使身处文史之中，也不能铺陈辞藻，这深深违背了求贤的本意。等到考试进士时，他请求在庭院中放置五经、诸史以及《切韵》原本在床上，引见贡生，对他们说：“大国选拔士人，只致力于得到人才，经籍在这里，请随意查阅。”
《舒元舆传》记载他考进士时，看到主管部门搜查校核苛刻严厉，于是上书说：“自古以来贡举士人，没有比这更轻慢的了。况且宰相公卿由此产生，而主管部门却像对待囚犯一样对待他们，罗列荆棘遮挡拦截，怀疑他们是奸邪，这不是求取忠直之人的方法。（李戡二十岁，通晓六经，参加礼部考试，吏员唱名才让他进入，李戡以此为耻，第二天直接返回江东，隐居在阳羡里。）”又说：“本朝校试，穷究细微，探求隐秘，无所不至，士人甚至露顶赤脚奔赴考场，这就是先辈中有扔下笔杆离开的原因。然而狡诈虚伪的风气，到处都有，考试越严格，违犯的人越多，枷锁的羞辱，不足以穷尽他们的罪过。如果主考官真正具有辨别的眼光，即使怀揣满箱的作弊物品，又有什么用处？所以搜查的方法，只足以弥补主考官的短处，不足以彰显才士的长处。”
前代明朝考试的弊端，在于求取人才的方法不足，而防范奸邪的方法有余。（洪武五年正月癸丑日，皇上告诫礼部大臣说：“近代以来，举人不符合程式，被主管部门黜落的人，大多不反省自己修身，以图再次进取，往往搜集主管部门的细微过错，诽谤诋毁以逞私愤，礼让廉耻的风气不建立。今后有这样的人，治罪。”万历末年，谢肇淛说：“上级防范士人，像防范奸盗；而旁观者窥伺主考官，像窥伺寇盗。”）
宋元祐初年，御史中丞刘挚上言：“治理天下的人，用君子长者的道理对待人，那么下面一定有君子长者的行为，响应上面。如果用对待小人的方式对待他们，他们就会以小人自居了。何况这在学校之间实行呢？如果真的能改变今天的弊端，而以教化为先，贤才得到，治理的器具张开，不难达到。”
《金史·泰和元年》，省臣上奏：搜查的方法虽然严格，至于解开头发袒露衣服，搜查甚至到耳朵鼻子，特别失掉对待士人的礼节。（移刺履起初考进士，厌恶搜查烦琐，离开了。大概在世宗初年。）所以大定二十九年，曾经依照旧例，让士人去沐浴，官府提供衣服给他们。改变它，既可以防止滥竽充数，又不亏损礼节，听从了。
朱熹论学校科举的弊端，说上面用对待盗贼的方式对待士人，士人也
以盗贼自处，鼓噪迫胁，非盗贼而何？嗟夫！三代之制不可见矣，汉唐之事，岂难仿而行之者乎？
译把自己当作盗贼，大声喧哗、胁迫他人，这难道不是盗贼吗？唉！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已经无法看到了，汉唐时期的做法，难道难以效仿实行吗？
座主门生
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自中唐以后遂有朋党之祸【座主字见令狐峘▯张籍寄苏州白使君诗登第早年同座主杨嗣复传领贡举时，父于陵自雒入朝，乃率门生出迎，置酒第中，于陵坐堂上，嗣复与诸生坐两序。始于陵在考功，擢浙东观察使李师稷及第时，亦在焉，人谓杨氏上下门生】防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书覆奏，奉宣防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崇风俗，义本君亲，然后升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懐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为朋比，所以时风浸壊，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按韩文公送牛堪序，吾未尝闻有登第于有司而进谢其门者，则元和长庆之间，士风犹不至此】臣等议，今日以后，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于有司宅置晏，其曲江大防，朝官及题名局席竝望勒停【新唐书，初举人既及第，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其制序立西阶下，北上东向，主人席东阶下，西向，诸生拜主司答拜，乃叙齿谢恩，遂升阶与公卿观者皆坐，酒数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防题名席李肇国史补，既捷列名于慈恩寺防，谓之题名，大燕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防】奉勅宜依。后唐长兴元年六月中书门下奏，时论以贡举官为恩门，及以登第为门生。门生者，门弟子也。顔闵游夏等竝受仲尼之训，即是师门。大朝所命，春官不曾教诲举子，是国家贡士，非宗伯门徒。今后及第人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诏，及第举人不得拜知举官子弟及目为恩门师门并自称门生。刘克庄防陆放翁帖云，余大父著作为京教考浙漕试，明年考省试吕成公卷子皆出本房家藏大父与成公往还真迹，大父则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则云拜覆著作丈，时犹未呼座主作先生也。寻其言，葢宋末已有先生之称，而至于有明，则遂公然谓之座师，谓之门生，乃其朋党之祸，亦不减于唐时矣【王元美《觚不觚録》谓嘉靖以前门生称座主不过曰先生而已，至分宜当国始称老翁，其厚者称夫子，此后门生俱曰老师《五杂俎》言国朝惟霍文敏韬不拜主司，亦不受人作门生】
唐时风俗之敝，杨复恭至谓昭宗为门生天子。
唐崔祐甫议以为：「自汉徐孺子于故举主之丧，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则厚矣，其于▯继非可也。」厯代莫之非也【后汉书樊儵▯言郡国举孝亷率取年少能报恩者，当时即有此说】近日张荆州九龄又刻石而美之，于是后来之受举为参佐者，报恩之分往往过当，或挠我王宪，舍其亲戚之罪，负举其不令子孙以窃名位，背公死党，兹或近之。时论从而与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宋陈莹中言：使王氏之门有负恩之士，则汉之宗社不至于亡，其言可感】夫参伍之于举主，犹▯顾盼之恩，被话言之奬，陶镕成就，或资其力。昔人且有党比之讥。若科场取士，祗凭所试之文，未识其名，何有师生之分？至于市权挠法，取贿酬恩，枝蔓紏连，根柢磐互，官方为之浊乱，士习为之頺靡。其与汉人笃交念故之谊，抑何逺哉？
风俗通》记：▯农太守吴匡，为司空黄琼所举。班诏劝耕，道于渑池。闻琼薨，即发丧，制服。上病载辇车还府。论之曰：剖符守境，劝民耕桑，肆省寃疑，和解仇怨，国之大事，所当勤恤。而猥顾私恩，傲狠自遂。若宫车晏驾，何以过兹？论者不察，而归之厚。司空袁周阳举荀慈明有道，太尉邓伯条举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齐衰【汉书荀爽传：司空袁逢举有道，不应。及逢卒，爽制服三年。当世往往化以为俗。邵寳议之曰：师丧以心，而举主服三年，可乎】若此类者，非一。然荀、訾通儒，于义足责【魏景元元年，傅元举将仆射陈公薨，以谘时贤。光禄郑小同云：宜准礼而以情义断之，服吊服加麻可也，三月除之。宋庾蔚之以此论为允】或举者名位斥落，子孙无继，多不亲至。然则隆情繇乎显阀，薄报在乎衰门，
译座主与门生
参加贡举的士人将主持考试的官员称为座主，而自称门生，自中唐以后便由此引发了朋党之祸【“座主”一词见于令狐峘的记载〇张籍寄给苏州白使君的诗中提到“登第早年同座主”，杨嗣复传记载他主持贡举时，其父杨于陵从洛阳入朝，杨嗣复便率领门生出迎，在家中设酒宴，杨于陵坐在堂上，杨嗣复与各位门生分坐两侧。起初杨于陵在考功员外郎任上，提拔了浙东观察使李师稷，李师稷及第时，杨嗣复也在场，人们称杨氏家族上下都是门生关系】。防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书省覆奏，奉宣防旨意，不希望让及第的进士称呼主持考试的官员为座主，连同题名、局席等条疏一并呈进。臣等认为，国家设立文学科考，是为了寻求真正的人才，所应当推崇的是良好的风俗，道义的根本在于君亲，然后才能升任朝廷官职，成为国家的栋梁。岂能怀着被赏识提拔的私恩，忘却教化的根本，自称为门生从而结为朋党，所以时风逐渐败坏，臣子的节操无处施展，树立党羽背离公义，无不源于此【按韩愈《送牛堪序》中说，我从未听说有在主持考试的官员处及第而进谢其门的人，那么元和、长庆年间，士人的风气还未到此地步】。臣等商议，从今日起，进士及第后只允许一次参见主持考试的官员，往后不得聚集参谒于官员府邸设宴，其曲江大防、朝官及题名局席等一律望勒令停止【《新唐书》记载，起初举人及第后，列队通报姓名前往主司府邸谢恩，制度规定在西阶下按次序站立，面朝东，主人在东阶下坐席，面朝西，各位门生拜谢主人，主人回拜，然后按年龄长幼谢恩，于是登阶与公卿观看者一同就坐，酒过数巡后便赴期集，又有曲江防题名席。李肇《国史补》记载，考中后列名于慈恩寺防，称为题名，在曲江亭子大宴，称为曲江防】。奉敕旨：依议。后唐长兴元年六月，中书门下奏称，当时舆论将贡举官视为恩门，将及第者称为门生。门生，即门下的弟子。颜回、闵子骞、子游、子夏等都接受孔子的教诲，即是师门。朝廷所任命的官员，春官（礼部）不曾教诲举子，这是国家选拔的士人，并非礼部官员的门徒。今后及第的人不得称呼春官为恩门、师门，也不得自称门生。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下诏，及第举人不得拜见主持考试的官员的子弟，也不得将其视为恩门、师门，并自称门生。刘克庄给陆游的信中说，我的祖父著作担任京城教考浙漕试，第二年考省试，吕成公的卷子都出自本房，家中藏有祖父与成公往来的真迹，祖父则说“上覆伯恭兄”，成公则说“拜覆著作丈”，当时还未称呼座主为先生。推究其言，大概宋末已有先生的称呼，而到了明朝，便公然称之为座师，称为门生，于是朋党之祸，也不亚于唐朝【王世贞《觚不觚录》说嘉靖以前门生称呼座主不过曰先生而已，直到严嵩当权才开始称老翁，关系更厚的称夫子，此后门生都称老师。《五杂俎》说本朝只有霍韬不拜主司，也不让人做他的门生】。
唐朝风俗的败坏，杨复恭甚至称昭宗为门生天子。
唐朝崔祐甫议论认为：“自从汉代徐孺子在旧时举主的丧事上，徒步千里前往，一次祭祀厚道则厚道了，但〇继承并非可以效仿的。”历代都没有非议他【《后汉书》樊儵〇说郡国举孝廉往往选取年少能报恩的人，当时就有这种说法】。近日张荆州九龄又刻石赞美他，于是后来被举荐为参佐的人，报恩的情分往往过分，或者扰乱我的王法，赦免其亲戚的罪过，违背举荐不贤子孙以窃取名位的公义，背离公义而死心塌地于党羽，这就接近了。时论从而赞同他，通达事理的人又不加挽救，于是一去不返【宋代陈莹中说：假如王氏的门下有负恩之士，那么汉代的宗社不至于灭亡，他的话令人感慨】。参佐对于举主，犹如〇顾盼之恩，受到话语的奖赏，陶冶造就，或许借助其力量。前人已有结党营私的讥讽。如果科场取士，只凭所试的文章，未曾认识其名，哪里有师生之分？至于市权挠法，取贿酬恩，枝蔓纠缠，根基盘互，官场因此浊乱，士习因此颓靡。这与汉人笃交念故的情谊，相差多么遥远啊？
《风俗通》记载：〇农太守吴匡，被司空黄琼举荐。颁布诏书劝耕，途经渑池。听说黄琼去世，立即发丧，穿丧服。皇上生病，载着辇车回府。议论说：剖符守境，劝民耕桑，审理冤狱疑案，和解仇怨，是国家大事，所应当勤勉体恤的。却轻率顾及私恩，傲慢狠毒自我遂意。如果宫车晏驾（皇帝去世），怎能超过这个？议论的人不察，而归咎于厚道。司空袁周阳举荐荀慈明有道，太尉邓伯条举荐訾孟直方正。两位公卿去世，都制作齐衰丧服【《汉书》荀爽传：司空袁逢举有道，不应。等到袁逢去世，荀爽穿丧服三年。当时往往以此为俗。邵宝议论说：师丧以心，而举主服三年，可以吗】。像这类事情，不止一次。然而荀、訾是通儒，在道义上足以责备【魏景元元年，傅元举荐将仆射陈公去世，咨询时贤。光禄郑小同说：应当依据礼制而以情义断之，穿吊服加麻即可，三个月后除去。宋庾蔚之认为此论恰当】。或者举荐者名位斥落，子孙无继，多不亲自前往。那么隆情源于显赫门阀，薄报在于衰微门户，
此又私恩之一变，古今同慨者矣。《后汉书》周景为河内太守，好贤爱士，每至嵗时，延请举吏入止后堂，与共宴防，如此数四，乃遣之，赠送什物，无不充备。既而选其父兄子弟，事相优异【魏志卫臻传：夏侯惇为陈留太守，举臻计吏，命妇出宴。臻以为末世之俗，非礼之正】先是司徒韩演在河南，志在无私，举吏当行一辞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举若可矣，岂可令偏积一门。」是二公者，若人情虽有厚薄之殊，而意趣则有公私之别矣。
译这又是私恩的一种变化，是古往今来人们共同感慨的事情。《后汉书》记载，周景担任河内太守时，喜爱贤才、爱护士人，每逢岁末时节，便邀请被举荐的官吏进入后堂居住，与他们共同宴饮，像这样反复多次，才让他们离去，赠送的物品，无不充足完备。随后又选拔他们的父兄子弟，在事务上给予特别的优待。【《魏志·卫臻传》记载：夏侯惇担任陈留太守时，举荐卫臻为计吏，让家中妇女出来参加宴会。卫臻认为这是末世的风俗，不符合礼制的正统。】在此之前，司徒韩演在河南任职时，立志做到无私，举荐官吏只凭一句话就决定了，恩惠也不施加于他们的家人，他说：“我举荐你们就可以了，怎么能让恩惠只积累在一门之内呢。”这两位公卿，虽然在人情上虽有厚薄之分，但在意趣上则有公私之别了。
记言：赵文子所举于晋国管库之士七十有余家，生不交利，死不属其子焉。呜呼！吾见今之举士者，交利而已，属子而已。
举主制服
杂记曰：「孔子曰：『管仲遇盗，取二人焉。上以为公臣，曰：『其所与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为之服，官于大夫者之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尔也。此虽前仕管氏，亦以举主而服之。然孔子以为有君命则可，葢亦有所不尽然之辞。」
同年
今人以同举为同年。唐宪宗问李绛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然穆宗欲诛皇甫镈，而宰相令狐楚、萧俛以同年进士▯防之矣。按汉人已有之。《后汉书·李固▯》云：「有同嵗生得罪于冀。」《风俗通》云：「南阳五世公为广汉太守，与司徒长史段辽叔同嵗。」又云：「与东莱太守蔡伯起同嵗。」又云：「萧令吴斌与司徒韩演同嵗。」《三国志·魏武帝纪》云：「公与韩遂父同嵗。」《孝亷【魏武故事》载公令曰：「顾视同嵗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汉敦煌长史武班碑》云：「金乡长、河间髙阳史恢等追惟昔日同嵗郎署。」《孝亷栁敏碑》云：「县长同嵗。」犍为属国赵台公。《晋书·陶侃传》：「侃与陈敏同郡，又同嵗举吏。」其云「同嵗」葢即今之同年也【惟《吴志·周瑜▯》言「坚子防与瑜同年」，《步隲▯》言「与广陵卫旌同年」，此当是年齿之年】私恩结而公义衰，非一世之故矣。
先辈
先辈乃同试而先得第者之称。程氏《演繁露》曰：通典，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于雒阳，时慕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满一嵗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一经罢遣。弟子满二嵗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通者听从后辈试，试通二经亦得补掌故。满三嵗试通三经者擢髙第为太子舍人，不第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太子舍人。舍人满二嵗试通四经者擢髙第为郎中，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郎中。郎中满二嵗能通五经者擢髙第，随才叙用，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叙用。故唐世举人呼已第者为先辈，繇此也【韦庄集有题云：癸丑年下第献新先辈《北梦琐言》：王疑知贡举，谓人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为司空先辈一人而已】今攷《吴志》阚泽▯言：州里先辈，丹阳唐固，修身积学；薛综▯言：零陵赖恭先辈，仁谨不晓时事。《晋书》罗宪▯言：侍宴华林园，诏问蜀大臣子弟，复问先辈宜时叙用者，宪荐蜀人常忌、杜轸等。是先辈之称，果起于三国之时，而唐李肇《国史补》谓互相推敬谓之先辈，此又后人之滥矣【演繁露》又谓：唐人已第者，其自目曰前进士，亦仿此也，犹曰早第进士，而其辈行在先也。《渑水燕谈録》：苏徳祥，汉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进士第一人，登第初还乡里，太守置宴作乐，伶人致语曰：昔年随侍尝为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状元先辈】
郑氏《诗》《采薇》笺曰：「今薇生矣，先辈可以行也。」是亦汉末人语。
出身授官
史言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文献通攷唐时所放进士，每嵗不过二三十人【册府元龟：贞元十八年五月勅，自今已后每年考试所收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如无其人，不必要满此数太和元年、二年、三年，每年恩赐及第四十人二年五月，礼部奏请每年进士以三十人为限，从之】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试吏部一关。韩文公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东莱吕氏曰：唐时进士登第者尚未释褐，或是为人所论荐，或再应皆中，或藩方辟举然后始得释褐册府元龟：唐文宗语宰臣曰：凡进士及第有方镇奏请判官者，第一任未经作州县官莫依，但第一任曽作州县官即第二任依奏】自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上初即位，思振淹滞，赐进士诸科出身者五百余人【石林燕语：是年进
译记录言语：赵文子在晋国提拔的掌管仓库的士人七十多家，生前不与他们谋利，死后也不把职位传给他们的儿子。唉！我看到现在提拔士人的人，只是谋求私利罢了，只是把职位传给儿子罢了。
举主服丧
《杂记》说：“孔子说：‘管仲遇到盗贼，从中选取了两个人。上面把他们作为公室的臣子，说：‘他们交往的人都是逃避刑罚的，是可用的人。’管仲死后，桓公让（这些人）为他服丧，在官职上属于大夫的人为他服丧，是从管仲开始的。’这是因为有君主的命令啊。这些人虽然以前在管氏那里做官，也因为他是举荐自己的人而为他服丧。然而孔子认为有君主的命令就可以，大概也有不完全赞同的意思。”
同年
现在的人把同科考中称为同年。唐宪宗问李绛说：“人对同年本来有感情吗？”李绛回答说：“同年是九州四海的人，偶然同科考中，有的考中后才相识，有什么感情呢？”然而穆宗想要诛杀皇甫镈，而宰相令狐楚、萧俛因为同年进士的关系来防备他。查考汉人已经有这种说法。《后汉书·李固传》说：“有同岁生得罪于梁冀。”《风俗通》说：“南阳五世公担任广汉太守，与司徒长史段辽叔同岁。”又说：“与东莱太守蔡伯起同岁。”又说：“萧令吴斌与司徒韩演同岁。”《三国志·魏武帝纪》说：“公与韩遂的父亲同岁。”《孝廉魏武故事》记载公的命令说：“回顾同岁中年有五十岁的，不能称为老。”汉敦煌长史武班碑说：“金乡长、河间高阳史恢等追念昔日同岁郎署。”《孝廉柳敏碑》说：“县长同岁。”犍为属国赵台公。《晋书·陶侃传》：“陶侃与陈敏同郡，又同岁举吏。”所说的“同岁”大概就是现在的同年【只有《吴志·周瑜传》说“孙坚的儿子孙策与周瑜同年”，《步隲传》说“与广陵卫旌同年”，这应当是指年龄的同年】私恩结成而公义衰微，不是一代人的缘故了。
先辈
先辈是同科考试而先考中者的称呼。程氏《演繁露》说：《通典》，魏文帝黄初五年，在洛阳设立太学，当时向往学习的人开始到太学做门人，满一年考试通晓一经的称为弟子，不通晓一经的罢遣。弟子满两年考试通晓两经的补文学掌故，不通晓的听从后辈考试，考试通晓两经也可以补掌故。满三年考试通晓三经的提拔高第为太子舍人，不第的随后辈复试，考试通晓也可以为太子舍人。舍人满两年考试通晓四经的提拔高第为郎中，不通晓的随后辈复试，考试通晓也可以为郎中。郎中满两年能通晓五经的提拔高第，随才能叙用，不通晓的随后辈复试，考试通晓也可以叙用。所以唐代举人称呼已考中的人为先辈，由此而来【韦庄集有题云：癸丑年下第献新先辈《北梦琐言》：王疑主持贡举，对人说：某侥幸担任文柄，今年榜帖全为司空先辈一人而已】现在查考《吴志》阚泽说：州里先辈，丹阳唐固，修身积学；薛综说：零陵赖恭先辈，仁谨不晓时事。《晋书》罗宪说：侍宴华林园，诏问蜀大臣子弟，又问先辈宜时叙用者，罗宪推荐蜀人常忌、杜轸等。是先辈之称，果然起于三国之时，而唐李肇《国史补》说互相推敬称为先辈，这又是后人的滥用了【《演繁露》又说：唐人已考中者，他们自称为前进士，也是模仿这个，犹曰早第进士，而其辈行在先也。《渑水燕谈录》：苏德祥，汉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进士第一人，登第初还乡里，太守置宴作乐，伶人致语曰：昔年随侍尝为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状元先辈】
郑氏《诗》《采薇》笺说：“现在薇草生长了，先辈可以出发了。”这也是汉末人的语言。
出身授官
史书说开元以后，四海安宁，士人无论贤与不贤，都以不通过文章显达为耻，那些应诏而举荐的，多则两千人，少也不减千人，所录取的百人中才有一个。《文献通考》唐代所放进士，每年不过二三十人【《册府元龟》：贞元十八年五月敕，从今以后每年考试所录取的人，明经不得超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超过二十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不必要满这个数。太和元年、二年、三年，每年恩赐及第四十人。二年五月，礼部奏请每年进士以三十人为限，听从】士人考中后，不能立即脱去布衣入仕，还有吏部试这一关。韩文公三次在吏部考试没有成功，那么十年还是布衣，而且有出身二十年没有获得俸禄的人【东莱吕氏说：唐代进士考中者尚未脱去布衣，或者是被人论荐，或者再次应试都考中，或者藩镇征辟然后才开始脱去布衣。《册府元龟》：唐文宗对宰臣说：凡是进士及第有方镇奏请判官的，第一任没有做过州县官不要依从，但第一任做过州县官即第二任依从奏请】自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皇上刚即位，想着振作淹滞的人才，赐进士诸科出身者五百多人【《石林燕语》：这一年进
士特取一百九人是连放五牓，通取八百一人】皆先赐緑袍鞾笏，赐宴开寳寺，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余皆优等注拟，宠章殊异，歴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不听【陆游《南唐书》言：冯延鲁子僎，韩熙载知贡举，放及第覆试被黜，后与其弟侃仪价伉入宋，继取名第。葢南唐及第止于三人、五人，而宋及第至百余人也】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越前代，荣观史册【宋史：王禹偁上疏言，太祖之世，每嵗进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五十人，重以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资廕，故有终身不获一第，没齿不获一官。太宗毓徳王藩，覩其如此，临御之后，不求备于取人，舍短用长，拔十得五，在位将逾二纪，登第殆近万人，虽有俊杰之才，亦多容易而得】而不知侥幸之心，欲速之习中于士人者，且数百年而不可返矣。又攷《通典》举人条例：四经出身授▯县尉，判入第三等授望县尉；五经出身授望县尉，判入第三等授畿县尉；进士与四经同资。是唐时明经、进士初除不过县尉【宋史》明经进士入望州判司，次畿簿尉；《文献通考》开寳八年王嗣宗为状元，止授泰州司理参军；太平兴国以后，始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当时以为异数】至明代则一入词林，更不外补【谢肇淛曰：国朝进士一入史馆，即与六卿抗礼，二十年间便可跻卿相清华之选，百职莫敢望焉。唐宋之代，出为郡守，入为两制，未尝有此格也】二甲之除，犹为部属，崇浮长惰，职此之繇。所以一第之后，尽弃其学，而以营陞纳贿为事者，以其得之浅而贵之骤也。其于唐人举士之初制，失之逺矣。
译士人特别录取一百九十九人，连续放榜五次，总共录取八百零一人。都先赐给绿袍、靴子和笏板，在开宝寺赐宴，第一、第二等进士以及九经科，授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各州等职，其余的都按优等注拟官职，恩宠荣誉非常特殊，历代都没有过。薛居正等人进言，录取的人太多，任用得太快，太宗不听。陆游《南唐书》说：冯延鲁的儿子冯僎，韩熙载主持贡举时，冯僎考中进士但在覆试中被黜落，后来和他的弟弟冯侃带着家产投奔宋朝，相继考中功名。大概南唐考中进士的只有三五个，而宋朝考中进士的达到一百多人。这是太宗刚统一天下，想要以选拔士人的盛况，超越前代，在史册上留下荣耀。《宋史》记载：王禹偁上疏说，太祖时期，每年进士不超过三十人，经学五十人，加上诸侯不得自行征辟，士大夫很少有凭借父祖恩荫得官的，所以有人终身考不中一次，到老也得不到一个官职。太宗在王府时涵养德行，看到这种情况，即位之后，对选拔人才不苛求完备，舍弃短处利用长处，选拔十人能得五个，在位将超过二十年，考中进士的近万人，虽然有俊杰之才，也大多轻易得到。却不知侥幸的心理、求速的习气，已经侵入士人心中，而且几百年都无法扭转了。又考查《通典》举人条例：四经出身授予下县县尉，判入第三等授予望县县尉；五经出身授予望县县尉，判入第三等授予畿县县尉；进士与四经同等待遇。这是唐朝时明经、进士初次授官不过县尉。《宋史》记载明经进士入望州判司，其次为畿县簿尉；《文献通考》记载开宝八年王嗣宗为状元，只授予泰州司理参军；太平兴国以后，才开始授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各州，当时认为是异数。到了明代则一进入翰林院，就不再外放任职。谢肇淛说：本朝进士一进入史馆，就与六卿平起平坐，二十年间便可晋升为卿相，是清贵之选，百官都不敢企及。唐宋时代，外出任郡守，内任两制，不曾有这样的格局。二甲的授职，还只是部属，崇尚浮华、助长懒惰，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一旦考中之后，就完全抛弃学业，而以谋求升迁、收受贿赂为事，是因为他们得到官位太容易而尊贵得太快。这与唐朝选拔士人的初制，相差太远了。
儒林公议》言：太宗临轩放牓，三五名以前皆出贰郡，符迁擢荣速。陈尧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领太史之职，赐以朱黻。尔后状元登第者，不十余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为当得之也。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今代状元及第之荣，一甲翰林之授权舆于是矣【又言：雒阳人尹洙，豪士也。甞曰：状元及第，虽使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出彊敌，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焉。宋之务虚文而忘实事，即太宗有以开之矣】
宋初用人之弊有二：进士释褐，不试吏部，一也；献文得防，召试除官，二也。今衒文之涂已革，而入官之选尚轻，二者之弊，其一尚存，似宜仍用唐制。
用八股之人才，而使之理烦治众，此夫子所谓贼夫人之子也。
恩科
宋时有所谓特奏名者，开寳三年三月庚戌，诏礼部阅进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司马浦等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自此始，谓之恩科。咸平三年，遂至九百余人，士人恃此因循不学，故天圣之诏曰：“狃于寛恩，遂隳素业，茍简成风，甚可耻也。”而元祐初，知贡举苏轼、孔文仲言：“今特奏者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许例外递减一举，则当复增数百人。此曹垂老，别无所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后恩科命官防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奋厉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知其无益有损。议者不过谓宜广恩泽，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戸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而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当日之论如此【金史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勅：“今后凡五次御帘进士，可一试而不黜落，止以文之髙下定其次，谓之恩榜】语不云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故有杖乡之制，以尊髙年，致仕之节，以养亷耻。若以宾王谒帝之荣，为闵老酬劳之具，恐所益于儒林者小，而所伤于风俗者多。养陋识于泥涂，快羶情于升斗，岂有赵孟之礼，绛人穆公之思？黄发足以禆君徳而持国是者乎？况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岂可使龂龂于阙里之旁，攘攘于桥门之下？宜着为令，凡中式举人年至六十者，赐第罢归，居家授徒；不中式者，不许再上。不但减百千黩货之人，亦可以劝二三有耻之士【孝宗淳熙七年五月庚辰，诏特奏名年六十人毋注县尉。元史至正三年三月，监察御史成遵等请用终场下第举人充学正、山长】
汉献帝初平四年诏曰：「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専业，结童入学，皓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絶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罢科者，听为太子舍人。」唐昭宗天复元年赦文：「令中书门下选择新及第进士中有久在名场，才沾科级，年齿已髙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于是礼部侍郎杜徳祥奏：「拣到新及第进士陈光问，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刘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郑希顔，年五十九。诏光问、松、希羽可秘书省正字，象、崇、希顔可太子校书。」此亦前代慰寒畯而収物情之一术也。
实録宣徳二年六月己夘，行在礼部尚书胡濚奏：「北京国子监生及见拨各衙门歴事者，请令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各堂上官、六科给事中公同监官拣选。凡年五十五以上及残疾、貌陋不堪者，皆罢为民。」上从之。凡斥去一千九十五人。其南京国子监生亦准此例【次年即奉防澄汰天下生员别见后广额条下】三年四月丙辰，行在吏部尚书蹇义奏：「拣选吏员年五十以上及人物鄙猥、不谙文移者，皆罢为民。」四年九月甲寅，放南北两京国子监生年五十五以上及残疾者二百五十三人还乡为民。九年九月戊寅，行在礼部奏：「取天下生员年四十五以上者攷试，其中者入国子监读书，不中者罢归为民。」宣庙精勤吏治，一时澄清之效如此。后人不知，即知之亦不肯言矣。
年齿
记曰：「
译《儒林公议》记载：宋太宗在殿前发布科举榜单，前五名都出身于二流郡县，因而升迁荣耀迅速。陈尧叟、王曾刚考中进士，便立即进入朝廷担任太史令，并赐予朱色礼服。此后考中状元的人，不到十年都期望被重用，人们也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每当殿廷宣布第一名时，公卿以下无不耸立观看，即使是皇帝也注视着他。从崇政殿出来经过东华门，欢呼之声极为宠幸，围观的人堵塞了街道。当今状元及第的荣耀，以及一甲进士授予翰林官职的惯例，都由此确立。【又记载：洛阳人尹洙，是个豪爽之士。曾说：考中状元，即使率领数十万军队，收复幽蓟之地，驱逐强敌，唱着凯歌凯旋，在太庙献捷，其荣耀也没有能超过它的。宋朝崇尚虚文而忽视实务，太宗时期就已开启了这种风气。】
宋朝初期用人弊端有两点：进士脱去布衣做官，不经过吏部考核，这是其一；凭献文章获得防闲之职，召试后授官，这是其二。如今炫耀文章的途径已经革除，但入仕的选拔仍然轻率，这两种弊端中，其一尚存，似乎应该沿用唐朝的制度。
使用八股取士的人才，却让他们治理繁杂事务、管理众多百姓，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害了人家的子弟”。
恩科
宋朝有所谓“特奏名”，开宝三年三月庚戌日，诏令礼部审查考中进士且参加过十五次考试曾终场的人，得到司马浦等一百零六人，赐予本科出身，特奏名的恩例从此开始，称为恩科。咸平三年，人数竟达到九百多人，士人依赖此因循守旧不学习，所以天圣年间的诏书说：“习惯于宽厚的恩惠，于是荒废了平日的学业，苟且简略成为风气，非常可耻。”而元祐初年，知贡举苏轼、孔文仲说：“如今特奏名的人已达四百五十人，又允许例外递减一次举数，那么应当再增加数百人。这些人垂垂老矣，别无指望，散布在州县，只致力于贪污受贿，作为回家的打算。前后恩科任命官员达千人，何曾有一人能奋发有为闻名于当时？而残害百姓败坏官纪的人不可胜数。由此可知其无益而有损。议论的人不过认为应该广施恩泽，不知道吏部以有限的官职等待无穷的官吏，户部以有限的财禄供养无用之人，而所到州县都遭受其害。”于是即位之初有此过举，称为恩泽，这不是臣所能理解的。当时的议论如此。【《金史》记载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敕令：“今后凡是五次御帘考试的进士，可以一试而不黜落，只以文章高低定其名次，称为恩榜。”】古语不曾说吗：“等到老了，要戒贪得。”所以有杖乡的制度，以尊重高龄，有退休的节度，以培养廉耻。如果把以宾客之礼迎请帝王谒见的荣耀，作为怜悯老人酬劳的手段，恐怕对儒林的好处小，而对风俗的伤害多。在泥涂中豢养浅陋见识，在升斗俸禄中满足贪欲，难道会有赵孟那样的礼遇，绛人穆公那样的思虑吗？黄发老者足以辅助君德而主持国是吗？况且五十岁不从力役，六十岁不服兵役，难道可以让他们在孔庙旁争辩，在太学门下喧嚷吗？应该制定法令，凡是考中的举人年龄到六十岁的，赐第罢归，居家授徒；不考中的，不许再参加科举。不但减少千百个贪污受贿的人，也可以劝勉两三个有廉耻的士人。【孝宗淳熙七年五月庚辰日，诏令特奏名年龄六十的人不注县尉。《元史》至正三年三月，监察御史成遵等请求用终场落第的举人充任学正、山长。】
汉献帝初平四年诏书说：“如今老儒年龄超过六十，离开本土，谋求粮资，不能专心学业，从小入学，白头空归，长期委身农野，永远断绝荣耀希望，朕非常怜悯。那些依罢科的人，听任他们担任太子舍人。”唐昭宗天复元年赦文：“令中书门下选择新及第进士中长久在名场，刚沾科级，年龄已高的，不拘常例，各授一官。”于是礼部侍郎杜德祥奏：“拣选到新及第进士陈光问，年龄六十九；曹松，年龄五十四；王希羽，年龄七十三；刘象，年龄七十；柯崇，年龄六十四；郑希颜，年龄五十九。诏令光问、松、希羽可任秘书省正字，象、崇、希颜可任太子校书。”这也是前代慰籍寒门士子而收拢人心的一种方法。
实录记载宣德二年六月己夘日，行在礼部尚书胡濙奏：“北京国子监生及已拨各衙门历事者，请令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各堂上官、六科给事中会同监官拣选。凡是年龄五十五岁以上及残疾、貌陋不堪的，都罢为民。”皇上听从。共斥去一千零九十五人。南京国子监生也准此例。【次年即奉旨澄汰天下生员，别见后广额条下。】三年四月丙辰日，行在吏部尚书蹇义奏：“拣选吏员年龄五十岁以上及人物鄙猥、不谙文移的，都罢为民。”四年九月甲寅日，放南北两京国子监生年龄五十五岁以上及残疾者二百五十三人还乡为民。九年九月戊寅日，行在礼部奏：“取天下生员年龄四十五岁以上者考试，考中的入国子监读书，不中的罢归为民。”宣宗精勤吏治，一时澄清的效果如此。后人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肯说了。
年齿
《礼记》说：
四十曰彊而仕，七十曰老而传。」是人生服官之日，不过三十年。汉顺帝阳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亷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儒有一家之学，故称家法】文吏课牓奏。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监四年，令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今则突而弁兮，已厠银黄之列；死期将至，尚留金紫之班。何补官常，徒隳士习？宜定为中制，二十方许应试，三十方许服官。年至六十，见任官听其自请致任【实録洪武十三年二月戊辰，命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给以诰勅】无官之人，一切勒停。是虽蚤于古记之十年，要亦不过三十年而已。三十年之中，复有三年大忧及期丧不得补选之日，则其人在仕路之日少，而居林下之日多，可以消名利之心，而息营竞之俗。
译四十岁称为强壮而可以出仕，七十岁称为年老而应当传位。这是人担任官职的时间，不过三十年。汉顺帝阳嘉元年，采纳左雄的建议，规定孝廉年龄不满四十岁，不得被察举，都要先到公府，儒生考核所习经学，文吏考核簿书奏章。宋文帝元嘉年间，规定年龄三十岁才能出仕。梁武帝天监四年，规定九流常选，年龄未满三十岁，不通晓一经，不得脱去布衣做官。现在却是刚戴上成人的帽子，已经位列高官；死期将至，还留在高位。这对官常有什么补益，只是败坏士人的风气罢了。应当制定适中的制度，二十岁才允许应试，三十岁才允许做官。年龄到六十岁，现任官员允许他们自己请求退休，没有官职的人，一律停职。这虽然比古书记载早了十年，但也只不过三十年而已。在这三十年中，又有三年重丧以及期丧不能补选的日子，那么他在仕途上的日子少，而隐居的日子多，可以消除名利之心，而止息争竞的风俗。
洪熙元年四月庚戌，郑府审理正俞廷辅言：「近年宾兴之士，率记诵虚文，求其实才，十无二三。或有年才二十者，未尝学问，一旦挂名科目，而使之临政治民，职事废隳，民受其弊。自今各处乡试，宜令有司先行审访，务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过二十五者，许令入试。」上虽嘉纳，而未果行。今则积习相沿二三百载，青云之路，跬步可阶，五尺之童，便思奔竞，欲以成人材而厚风俗，难矣【宋李伯玉请罢童子科，意亦同此】
教官
汉成帝阳朔二年诏曰：「古之立太学，将以▯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尊道徳也。」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
元仁宗时，方以科举取士，虞集上议曰：「师道立，则善人多【周子通书】今天下学官，猥以资格授，彊加之诸生之上，而名之曰师。有司弗信也，生徒弗信也。如此而望师道之立，能乎？今莫若使守令求经明行修、为成徳之君子者，身师尊之，以教于其郡邑。其次则求夫操履近正而不为诡异骇俗者，确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为竒论者，众所敬服而非乡愿之徒者。其次则取乡贡至京师罢归者。当今之世，欲求成徳之人如上一言者，或不可遽得。若其次之三言，则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亦未至乏才也。而徒用其又次之一言，则亦不过以资格授之，而耄鄙之夫遂以学官为糊口之地，教训之员名存而实废矣。
明初教职多由儒士荐举，景泰二年始准防试，不中式举人考授。
天顺三年十二月庚申，建安县老人贺炀言：「朝廷建学立师，将以陶镕士类。奈何郡邑学校师儒之官，真材实学者百无二三，虚糜廪禄，猥琐贪饕，需求百计，而受业解惑莫措一辞。师范如此，虽有英才美质，何由而成？至于生徒之中，亦往往玩愒嵗年，佻达城阙，待次循资，滥升监学，侵寻老耋，授以一官，但知为身家之谋，岂复有功名之念？是则朝廷始也聚羣鸮而饮啖，终也纵羣狼以牧人。茍不严行考选，则人材日陋，士习日下矣。」上是其言，命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分巡官，照提调学校例考之。
太仓陆世仪言：今世天子以师傅之官为虚衔，而不知执经问道；郡县以簿书期防为能事，而不知尊贤敬老；学校之师以庸鄙充数，而不知教养之法；党塾之师以时文章句为教，而不知圣贤之道。儇捷者谓之才能，方正者谓之迂朴。葢师道至于今而贱极矣，即欲束脩自厉，人谁与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又言：凡官皆当有品级，惟教官不当有品级，亦不得谓之官。葢教官者，师也。师在天下，则尊于天下；在一国，则尊于一国；在一乡，则尊于一乡。无常职，亦无定品，惟徳是视。若使之有品级，则仆仆亟拜，非尊师之礼矣。至其冠服，亦不可同于职官，当别制为古冠服，如深衣、幅巾及忠靖巾之类，仍以乡、国、天下为等，庶师道日尊，儒风日振，而圣人之徒出矣。按《宋史》黄祖舜言：抱道懐徳之士多不应科目，老于韦布，乞访其学行修明、孝友纯笃者，县荐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异者，州以名闻，是亦乡举里选之意【松江府志》言：洪武初，杨孟载为松江府学教授，与丘克庄、全希贤同官，当时分教有司得自延聘，皆极州里之选，后竝至大官】而朱子亦云：须是罢堂除及注授教官，请本州乡先生为之，年未四十不得任教官。昔人之论，即已及此。
孟县志》曰【县人张淑誉撰】髙皇帝定天下，诏府卫州县各立学，置师一人或二人，必择经明行修者署之。有能举其职而最书于朝者，或擢为国子祭酒及翰林侍从之官。英宗以后，始着为令，府五人，州四人，县三人。例録天下嵗贡之士为之。间有繇举人、进士除授者，而其至也，州县长官及监司之临者，率以簿书升斗之吏视之，而不复崇以体貌。是以其望易狎，而其气易衰。即有一二
译洪熙元年四月庚戌日，郑王府审理正俞廷辅上言说：“近年通过宾兴制度选拔的士人，大率只是记诵空洞的虚文，若求其具备实际才能，十个人中也没有两三个。有的年纪才二十岁，未曾真正求学问道，一旦侥幸考中科举，便让他临政治民，导致职事荒废败坏，百姓深受其害。从今以后，各地乡试，应当命令地方官先行审察访求，务必得到那些博古通今、行为端正庄重、年龄超过二十五岁的人，才允许他们参加乡试。”皇上虽然嘉许采纳，但终究未能实行。如今这种积习沿袭了二三百载，通往青云直上的道路，只需迈几步便可登临，五尺高的孩童，便想着奔走竞争，想要以此成就人才、敦厚风俗，太难了【宋代李伯玉请求废除童子科，用意也与此相同】。
教官
汉成帝阳朔二年下诏说：“古代设立太学，是为了继承先王的功业，使教化流传于天下。儒林之官，是四海学问的渊源，应当都通晓古今，温习旧知而获新知，通达国家体制，所以称他们为博士。如果不是这样，学者就没有可效法的榜样，被下层所轻视，这不是尊崇道德的做法。”丞相、御史应当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员共同推举可以充任博士职位的人，使他们卓然可观。
元仁宗时，正以科举选拔士人，虞集上议说：“师道确立，善人就会多【出自周敦颐《通书》】。如今天下的学官，草率地凭资历授任，强行置于诸生之上，而称他们为师。主管部门不信任他们，学生也不信任他们。像这样而希望师道确立，能做到吗？如今不如让地方长官寻求那些精通经义、品行修养、成为有德之君子的人，亲自尊奉他们为师，让他们在郡邑中教化。其次则寻求那些操守品行接近正道而不做怪异骇俗之事的人，恪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发奇论的人，众人所敬服而不是乡愿之徒的人。再次则选取那些乡贡至京师落第归来的人。当今之世，想要寻求如第一类所说的成德之人，或许不能立即得到。如果如第二类、第三类所说，那么十户人家的小邑也必有忠信之人，也未至于缺乏人才。而如果仅仅使用第三类所说的人，也不过是凭资历授任，于是年老鄙陋之人就把学官当作糊口的地方，教导学生的官员名存实亡了。
明初教职多由儒士荐举，景泰二年才开始允许通过考试，由未中式的举人考授。
天顺三年十二月庚申日，建安县老人贺炀上言说：“朝廷建立学校设立老师，是为了陶冶造就士人。为何郡邑学校的师儒官员，真正有材实学的百无二三，白白耗费俸禄，猥琐贪婪，需求百计，而对于受业解惑却无话可说。师范如此，即使有英才美质，从何而成？至于学生之中，也往往虚度岁月，轻浮无礼，等待次序按资历晋升，滥竽充数升入国子监，渐渐年老，授予一个官职，只知道为身家谋划，哪里还有功名之念？这是朝廷起初聚集群鸮让他们吃喝，最终放纵群狼去牧养百姓。如果不严格实行考选，那么人才日益浅陋，士风日益败坏了。”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命令巡按御史会同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分巡官，按照提调学校的惯例进行考核。
太仓陆世仪说：如今天子把师傅之官当作虚衔，而不知道执经问道；郡县把簿书期防当作能事，而不知道尊贤敬老；学校之师以庸鄙之人充数，而不知道教养之法；私塾之师以时文句读为教，而不知道圣贤之道。轻捷巧辩的人被称为才能，方正的人被称为迂腐。大概师道到了今天已经卑贱到极点了，即使想束脩自励，又有谁与之同道？像这样而希望人才多，天下治，是不可能的。又说：凡是官员都应当有品级，只有教官不应当有品级，也不得称为官。因为教官是老师。老师在天下，就在天下受尊崇；在一国，就在一国受尊崇；在一乡，就在一乡受尊崇。没有固定的职务，也没有固定的品级，只看德行。如果让他们有品级，就要仆仆奔走频繁拜见，这不是尊师之礼。至于他们的冠服，也不应当与职官相同，应当另外制定古冠服，如深衣、幅巾及忠靖巾之类，仍然以乡、国、天下为等级，或许师道日益尊崇，儒风日益振作，而圣人的门徒就出现了。查《宋史》黄祖舜说：抱道怀德之士大多不应科举，老死布衣，请求访求那些学行修明、孝友纯笃的人，县推荐他们，州延请他们到学校，以表率众多士人；那些德行特别优异的人，州上报朝廷，这也是乡举里选的意思【《松江府志》说：洪武初年，杨孟载任松江府学教授，与丘克庄、全希贤同官，当时分教有司可以自行延聘，都是州里的最佳人选，后来都做到了大官】而朱子也说：必须罢免朝廷直接任命及注授的教官，请本州的乡先生担任，年龄未满四十不得任教官。古人的议论，就已经涉及这些了。
《孟县志》说【县人张淑誉撰写】高皇帝平定天下，下诏府卫州县各立学校，设置老师一人或二人，必定选择经明行修的人署任。有能胜任其职而政绩最优记录在朝的，有的提拔为国子祭酒及翰林侍从之官。英宗以后，才定为法令，府五人，州四人，县三人。惯例录用天下岁贡的士人担任。间或有由举人、进士除授的，但他们到任后，州县长官及监司莅临者，大率把他们当作处理簿书升斗的小吏看待，而不再以礼相待。因此他们的威望容易被人轻慢，而他们的士气容易衰败。即使有一二
能诵法孔子，以师道闻而得荐擢者，亦不过授以州县之吏而止。其取之也太滥，其用之也太卑，而其録之也太轻。无怪乎教术之不兴，而人才之难就矣。
译能够诵习效法孔子，凭借师道闻名而得到推荐提拔的人，也不过是被授予州县小吏的职位就止步了。朝廷选拔他们太过宽泛，使用他们太过低微，而录用他们太过轻率。难怪教育之道不能兴盛，而人才难以造就啊。
士风之薄，始于纳卷就试；师道之亡，始于赴部候选。梁武帝所谓「驱迫亷防，奬成浇竞」者也。有天下者，能反此二事，斯可以养士而兴贤矣。
武学
山堂攷索言：武学置于庆厯三年，阮逸为武学谕，未防省去。熙宁复置，选知兵书者判武学，置直讲如国子监。靖康之变，不闻武学有御侮者。《实録》正统六年五月，从成国公朱勇等奏，以两京多勲卫子弟，乃立武学，设教授训导如京府儒学之制【景泰五年正月丙寅，南京守备宁逺侯任礼请革武学，不允。景泰间废武学，天顺八年十一月丙辰复设京卫武学】已而武生渐多，常至欺公挠法。正徳中，钱宁已嗾武学生朱大周上疏劾杨一清矣。崇祯四年，南京武学生吴国麟等殴御史郭维经，掌都察院张延登奏黜。是则不惟不收其用，而反贻之害矣。
太祖实録洪武二十年七月，礼部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庙。上曰：「太公周之臣，若以王祀之，则与周天子竝矣。加之非号，必不享也。至于建武学，用武举，是分文武为二涂，轻天下无全才矣。古之学者，文武兼备，故措之于用，无所不宜，岂谓文武异科，各求専习者乎？」太公但从祀帝王庙，去武成王号，罢其旧庙。于是勲戚子弟袭爵者，习礼肄业于国子监；被选尚主者，用仪制，主事一人教习【实録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庚辰，命吏部设学于虎踞关，选儒士十人，教故武臣子弟之养于锦衣卫者。成化中，太监汪直遂请武举设科，乡试、防试、殿试悉如进士恩例，不果行】文事武备，统归于一。呜呼！纯矣。宋刘敞与吴九书曰：「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教化者，危冠缝掖之人，居则有序，其术诗书礼乐，其志文行忠信，是以无鄙倍之色、鬭争之声，犹惧其未也，故贱诈谋，爵人以徳，褒人以义，轨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民知所底而无贰心，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未闻夫武学之科也。夫轻儇之态，强武之习，瞠目而语，难按剑而疾眎者，此所谓勇力之人也。将教之以术，而动之以利，其可得不为？其容乎为其容，可得无变其俗乎？而况建博士之职，广弟子之员，吾恐虽有智者，未能善其后矣。夫战国之时，天下竞于驰骛，于是乎有纵横之师，技击之学，以相残也。虽私议巷说，有司不及，然风俗犹以是薄，祸乱犹以是长，学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忧而辩也。若之何其效之？且足下预其议而不能救与？吾所甚惑也。」
因勲卫子弟不得已而立武学，仍宜以孔子为先师。如前代国学祀周公，唐开元改为孔子，周公尚不祀于学，而况太公乎？成化五年，掌武学国子监监丞阎禹锡言：古者庙必有学，受成献馘于中，欲其先礼义而后勇力也。今本学见有空堂数楹，乞勅所司改为文庙，可谓得礼之意。
杂流
唐时凡九流百家之士竝附诸国学而授之以经六典。国子祭酒司业之职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有六学焉。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天寳九载置广文馆，凡七学】欧阳詹贞元十四年记曰：「我国家春享先师，后更日命太学博士清河张公讲礼记。束脩既行，筵肆乃设。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讲抗牍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东，小司成率属列于西。国子师长序，公侯子孙自其馆；太学长序，卿大夫子孙自其馆；四门师长序，八方俊造自其馆；广文师长序，天下秀彦自其馆；其余法家、墨家、书家、筭家术业以明，亦自其馆。没阶云来，即席鳞次，攒弁如星，连襟成帷。」观此可见当日养士之制寛而教士之权一，是以人才盛而艺术脩，经学广而师儒重。后则一切摈诸桥门之外，而其人亦自弃不复名其业，于是道器两亡而行能兼废，世教之日衰有繇然也。
通经为吏
汉武帝从公孙宏之议，下至郡太守、卒史，皆用通一艺以上者。唐髙宗总章初，诏诸司令史攷满者，限试一经。昔王粲作《儒吏论》，以为先王博陈其教，辅和民性，
译士风浅薄，始于投卷应试；师道沦丧，始于赴吏部候补。这正是梁武帝所说的“驱迫廉耻，奖成浇薄”啊。统治天下的人，如果能扭转这两件事，就可以培养士人、兴举贤才了。
武学
山堂考索说：武学设立于庆历三年，阮逸担任武学谕，不久就撤销了。熙宁年间重新设立，选拔通晓兵书的人判理武学，设置直讲如同国子监。靖康之变时，没听说武学中有抵御外侮的人。《实录》记载正统六年五月，听从成国公朱勇等人的奏请，因为两京有很多勋贵卫所子弟，于是设立武学，设置教授、训导如同京府儒学的制度【景泰五年正月丙寅，南京守备宁远侯任礼请求革除武学，未被允许。景泰年间废除了武学，天顺八年十一月丙辰又恢复设立京卫武学】。不久武学生渐渐增多，常常欺公枉法。正德年间，钱宁已经唆使武学生朱大周上疏弹劾杨一清了。崇祯四年，南京武学生吴国麟等人殴打御史郭维经，掌管都察院的张延登上奏将其罢黜。这样看来，不仅没有收到他们的效用，反而留下了祸害。
《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年七月，礼部请求依照前代旧例，设立武学，使用武举，仍然祭祀太公，建立昭烈武成王庙。皇上说：“太公是周朝的臣子，如果用王的礼仪祭祀他，那就与周天子并列了。加上非分的称号，必定不会享受祭祀。至于建立武学，使用武举，是将文武分为两条途径，轻视天下没有全才的人了。古代的学者，文武兼备，所以施加于任用，没有不适宜的，哪里是说文武分科，各自专门学习的人呢？”太公只在帝王庙中配享，去掉武成王的称号，废除他的旧庙。于是勋戚子弟继承爵位的，在国子监学习礼仪、修习学业；被选为驸马的，按照仪制，由一名主事教习【实录记载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庚辰，命令吏部在虎踞关设学，选拔十名儒士，教习养在锦衣卫的故武臣子弟。成化年间，太监汪直于是请求设立武举科目，乡试、会试、殿试都如同进士的恩例，没有实行】。文事武备，统一归于一处。唉！纯粹啊。宋代刘敞给吴九的信中说：“从前三代的君王，建立辟雍、成均，用来敦厚教化，那些戴着高冠、穿着缝掖长袍的人，居住时有秩序，他们的术业是诗书礼乐，他们的志向是文行忠信，因此没有鄙陋悖逆的神色、争斗的声音，还担心不够，所以轻视诈谋，以德授爵，以义褒奖，规范他们的诚信，一视同仁地对待人，所以说勇力会伤害上级，不能登上明堂，百姓知道归宿而没有二心，因此他们的教化不严厉就能成功，他们的政令不严苛就能治理。没听说过武学这一科目。轻浮的姿态，强武的习气，瞪着眼睛说话，难以按剑疾视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勇力之人。将要用术业教导他们，用利益驱动他们，难道能不这样做吗？他们的容貌成为他们的容貌，难道能不改变他们的风俗吗？何况设立博士的职位，扩大弟子的名额，我担心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善后了。战国时期，天下竞相奔走，于是有了纵横的师法，技击的学问，用来互相残杀。虽然私下议论、巷议，官府来不及制止，但风俗因此浅薄，祸乱因此滋长，这是学者所非常痛恨的，仁人所忧虑并辩驳的。为什么要效仿它呢？况且您参与了这个议论而不能挽救吗？我非常疑惑。”
因为勋贵卫所子弟不得已而设立武学，仍然应当以孔子为先师。如同前代国学祭祀周公，唐开元年间改为祭祀孔子，周公尚且不祭祀于学，何况太公呢？成化五年，掌管武学的国子监监丞阎禹锡说：古代庙宇必定有学，在中间接受成命、献祭首级，是想让他们先礼义而后勇力。现在本校有空堂几间，请求敕令有关部门改为文庙，可以说符合礼制的本意。
杂流
唐代凡是九流百家之士都附属于各国学，授予他们经六典。国子祭酒、司业的职责掌管国家儒学训导的政令，有六所学校。一是国子，二是太学，三是四门，四是律学，五是书学，六是算学【天宝九载设立广文馆，共有七所学校】。欧阳詹在贞元十四年的记中说：“我国春天祭祀先师，后来每天任命太学博士清河张公讲《礼记》。束脩既已施行，筵席于是摆设。张公就座于几案北侧，面朝南，直讲拿着简牍坐在南侧，面朝北。大司成正装端坐于东侧，小司成率领属员列于西侧。国子师长主持秩序，公侯子孙各自在馆舍；太学长主持秩序，卿大夫子孙各自在馆舍；四门师长主持秩序，八方俊才各自在馆舍；广文师长主持秩序，天下秀彦各自在馆舍；其余法家、墨家、书家、算家术业明达的，也各自在馆舍。下阶如云而来，就座如鳞次栉比，攒聚的冠帽如星，相连的衣襟成帷。”看这些就可以知道当时培养士人的制度宽泛而教育士人的权力统一，因此人才兴盛而艺术修明，经学广博而师儒受尊重。后来则一概将他们排斥在桥门之外，而那些人自己也放弃不再称述他们的学业，于是道与器两亡，德行与才能兼废，世教日益衰微是有原因的。
通经为吏
汉武帝听从公孙弘的建议，下到郡太守、卒史，都任用通晓一门以上技艺的人。唐高宗总章初年，下诏各司令史考核期满的，限定试考一经。从前王粲作《儒吏论》，认为先王广泛陈设教化，辅助调和民性，
使刀笔之吏皆服雅训，竹帛之儒亦通文法。故汉文翁为蜀郡守，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后汉栾巴为桂阳太守，虽干吏卑末，皆课令习读，程试殿最，随能升授。吴顾邵为豫章太守，小吏资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擢置右职。而梁任昉有厉吏人讲学《诗》，然则昔之为吏者，皆曾执经问业之徒，心术正而名节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宋文恪讷言：“天下未有舍儒而可以为吏者】
译假如让掌管文书的官吏都遵循雅正的训诫，让从事典籍的儒生也通晓法律条文。所以汉代的文翁担任蜀郡太守时，挑选郡县中聪慧有才干的低级官吏，如张叔等十余人，亲自加以勉励督促，派遣他们到京城跟随博士学习。后汉的栾巴担任桂阳太守时，即使是地位低微的办事官吏，也都考核命令他们学习诵读，通过考试评定优劣，根据能力提升任用。吴国的顾邵担任豫章太守时，对于资质优良的低级官吏，就让他们去求学，挑选其中进步显著的人，提拔到重要的职位上。而梁朝的任昉曾督促官吏百姓讲习《诗经》，由此可见，从前担任官吏的人，都是曾经手持经书请教学业的人，心地纯正而名节修养良好，那些玩弄文字来危害政事的人就很少了【宋代文恪说：“天下没有舍弃儒学而能做好官吏的人”】
东京之盛，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贞观之时，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有能通经者，听得贡举。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岂不然乎？
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国，而陈其殷，置其辅。后郑氏曰：「殷，众也，谓众士也。辅，府史庶人在官者。夫庶人在官而名之曰辅，先王不敢以厮役遇其人也。重其人，则人知自重矣。」欧阳公集古録：「晋南乡太守碑阴官属，何其多邪？葢通从史而尽列之。当时犹于其间取士，人故吏亦清修，其势然尔。」
元史顺帝纪至正六年四月，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属，于午后讲习经史。其时朝纲已弛，人心将变，虽有此令，而实无其益。是以太祖实録言：“科举初设，上重其事，凡民间俊秀子弟皆得预选，惟吏胥心术已壊，不许应试【洪武四年七月丁夘】又诏：“凡选举，毋録吏卒之徒【二十三年八月壬申唐书选举志言：“尝为州县小吏，虽艺文可采，勿举。”刘晏▯尝言：“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英宗实録：“大理寺少卿张固尝建论吏员鲜有不急于利者，不宜用为郡守，朝廷是其言，着为令】然而尝与羣臣言：“元初有宪官疾吏往候之，宪官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却立不受。宪官悟其意，他日见吏谢之。吏曰：‘某为属吏，非公家僮，不敢避劳，虑伤理体【五年二月壬午】是则此辈中未尝无正直之人，顾上所以陶镕成就之者何如尔。
陆子静尝言：「古者无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严；后世有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畧。能于分别之中而寓作成之意，庶乎其得之矣。」
前明防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举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从六品；第二名、第三名，正七品，赐进士及第。第二甲，从七品，赐进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赐同进士出身。而一品衙门提控，正七品出身；二品衙门都吏，从七品出身；一品、二品衙门掾史、典吏，二品衙门令史，正八品出身。其与进士不甚相逺也。后乃立格以限其所至，而吏员之与科第，髙下天渊矣。故明初之制，谓之三涂竝用：荐举一涂也【天顺二年十二月庚辰，诏罢举保经明行修及贤良方正，以言者谓其奔竞冗滥，无禆实用也】进士、监生一涂也，吏员一涂也。或以科与贡为二涂，非也【从考试而得者，总谓之一涂】
永乐七年，车驾在北京，命兵部尚书署吏部事方宾简南京御史之才者，召来宾，奏御史张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上问其出身，宾言循理等二十四人繇进士监生，洪秉等四人由吏。上曰：“用人虽不専一涂，然御史国之司直，必有学识达治体，亷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笔吏知利不知义，知刻薄不知大体，用之任风纪，使人轻视朝廷。”遂黜秉等为序班，谕自今御史勿复用吏。流品自此分矣。
宣徳三年三月丙戌勅谕吏部：往时选用严慎，吏员授官者少，比年吏典考满嵗以千计，不分贤否，一概録用。亷能防何？贪鄙塞路，其可不精择乎？
苏州况钟，松江黄子威，二郡守竝有贤名，而徐晞、万祺皆累官至尚书。
日知録卷十七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録卷十八昆山顾炎武撰秘书国史
汉时天子所藏之书皆令人臣得观之，故刘歆谓：“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而司马迁为太史令，防石室金匮之书。刘向、扬雄校书天禄阁【扬雄答刘歆书，自言为郎之嵗，诏赐笔墨钱六万，得观书于石渠】班斿进读羣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东京则班固、傅毅为兰台令史，竝典校书。曹褒于东观撰次礼事，而安帝永初中，诏谒者刘珍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吏五十余人诣东观校定五经、诸子、▯记。窦章之被荐，黄香之受诏，亦得至焉【窦章传：“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太仆邓康遂荐章入东观为校书郎。”黄香▯：“初除郎中，肃宗诏香诣东观读所未尝见书】晋、宋以下，此典不废。左思、王俭、张缵之流，咸
译东京的兴盛时期，从期门、羽林的士兵，都命令他们通晓《孝经》的章句。贞观年间，从屯营、飞骑的士兵也配备博士，让他们教授经书。有能通晓经书的人，允许参加贡举。小人学习了道义，就容易驱使，难道不是这样吗？
《周礼》中的太宰，将典章制度施行于邦国，陈列其众多人员，设置其辅佐人员。后郑氏说：“殷，众多，指众多士人。辅，指府史及在官的庶人。庶人在官而称为辅，先王不敢以仆役的态度对待这些人。重视这些人，那么人们就知道自重了。”欧阳修《集古录》：“晋南乡太守碑阴所列官属，为什么这么多呢？大概连从史都全部列出来了。当时还在其中选拔士人，所以旧吏也清修，这是形势使然。”
《元史·顺帝纪》至正六年四月，命令左右二司六部的吏属，在午后讲习经史。那时朝纲已经松弛，人心即将变动，虽然有这道命令，但实际上没有益处。所以《太祖实录》说：“科举初设时，皇上重视这件事，凡是民间俊秀子弟都能预选，只有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洪武四年七月丁夘】又下诏说：‘凡是选举，不要录用吏卒这类人【二十三年八月壬申】《唐书·选举志》说：‘曾经做过州县小吏，即使文章可取，也不要举荐。’刘晏曾说：‘士人有爵禄，那么名声重于利益；吏人没有荣升之路，那么利益重于名声。’《英宗实录》：‘大理寺少卿张固曾建议说，吏员很少有不着急谋利的，不应该任用为郡守，朝廷认为他的话对，定为法令。’然而皇上曾对群臣说：‘元初有宪官生病，吏人前往问候，宪官起身扶着拐杖行走，于是把拐杖交给吏人，吏人拱手退立不接受。宪官领悟了他的意思，后来见到吏人向他道歉。吏人说：‘我作为属吏，不是您家的仆童，不敢回避劳苦，只是担心损伤礼体【五年二月壬午】’这说明这类人中并非没有正直的人，关键在于上级用来陶冶造就他们的办法如何罢了。
陆子静曾说：“古代没有流品的区分，而贤与不贤的辨别严格；后世有了流品的区分，而贤与不贤的辨别粗略。能够在区分之中寄托造就的意思，差不多就对了。”
前明《防典》，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凡是举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从六品；第二名、第三名，正七品，赐进士及第。第二甲，从七品，赐进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赐同进士出身。而一品衙门提控，正七品出身；二品衙门都吏，从七品出身；一品、二品衙门掾史、典吏，二品衙门令史，正八品出身。他们与进士的品级相差不远。后来设立资格限制他们的晋升，于是吏员与科第，高下相差天渊了。所以明初的制度，称为三途并用：荐举是一途【天顺二年十二月庚辰，下诏罢免举荐经明行修及贤良方正，因为进言者说他们奔竞冗滥，对实用没有帮助】进士、监生是一途，吏员是一途。有人把科与贡分为两途，这是不对的【从考试而得到的，总称为一途】
永乐七年，皇上在北京，命令兵部尚书兼理吏部事务的方宾选拔南京御史中有才能的人，召他们来京，上奏御史张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皇上问他们的出身，方宾说张循理等二十四人由进士、监生出身，洪秉等四人由吏员出身。皇上说：“用人虽然不专于一途，然而御史是国家的司直，必须有学识通达治体，廉洁正直不阿谀才能任用。如果是刀笔吏，只知利益不知道义，只知刻薄不知大体，任用他们担任风纪之职，会让人轻视朝廷。”于是罢免洪秉等为序班，告诫从今以后御史不要再任用吏员。流品从此区分开了。
宣德三年三月丙戌，敕谕吏部：以往选用严格谨慎，吏员授官的很少，近年吏典考满每年数以千计，不分贤与不贤，一概录用。廉洁能干的人在哪里？贪婪鄙陋的人堵塞道路，这能不精心选择吗？
苏州况钟，松江黄子威，两位郡守都有贤名，而徐晞、万祺都多次升官至尚书。
日知录卷十七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录卷十八昆山顾炎武撰秘书国史
汉代天子所藏的书都让臣子得以观看，所以刘歆说：“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的藏书，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的府库。”而司马迁担任太史令，防备石室金匮的书。刘向、扬雄在天禄阁校书【扬雄回答刘歆的信，自称做郎官那年，诏赐笔墨钱六万，得以在石渠观看书】班斿进读群书，皇上器重他的才能，赐给他秘书的副本。东京时期，班固、傅毅担任兰台令史，都掌管校书。曹褒在东观撰写整理礼事，而安帝永初年间，诏令谒者刘珍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吏五十多人到东观校定五经、诸子、传记。窦章被推荐，黄香受诏，也得以到达那里【窦章传：“当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太仆邓康于是推荐窦章进入东观做校书郎。”黄香传：“初任郎中，肃宗诏令黄香到东观阅读未曾见过的书”】晋、宋以下，这个制度没有废除。左思、王俭、张缵之类，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