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録卷二十四

译《日知录》卷二十四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日知录》>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录》卷二十五 昆山顾炎武撰 重黎

《左传》中蔡墨回答魏献子说：“少昊氏有四位叔父，名叫重、该、修、熙。让重担任句芒，该担任蓐收，修和熙担任玄冥。颛顼氏有个儿子叫犁，担任祝融。‘犁’就是‘黎’，只是字形不同。由此可见，重和黎是两个人，一个出自少昊，一个出自颛顼。然而《史记·楚世家》却说：‘帝颛顼高阳，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太史公自序》又说：‘重黎氏世代掌管天地秩序，到了周代，程伯休甫就是他们的后代。’《晋书·宣帝纪》说其祖先出自帝高阳的儿子重黎，担任夏官祝融。《宋书》记载晋代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实、司空张华等人上奏，竟然说：‘大晋的德行，始于重黎，他实际上辅佐颛顼，直到夏商，世代掌管天地秩序，到了周代，也没有失去这个传统。’这似乎把重黎看作一个人，不可能一个朝代有两个祖先，这也是前人沿袭的错误。【刘昭在《后汉书·天文志》中说：‘司马迁认为世黎氏的后代担任太史，现在人们已经察觉这是错误的了。’《史记索隐》引用刘氏的话说：‘少昊氏的后代叫重，颛顼氏的后代叫重黎。相对于那个重来说，单称黎；如果是自称本家，则称重黎。楚国和司马氏都是重黎的后代，与少昊的重无关，这是顺着错误而曲为之说。’】

巫咸

古代的圣人，有的在上位做君主，有的在下位做宰相，他们知识周遍万物，道德济助天下，本来就不是后人所能测度的。然而传述者却轻率地以一方面概括全部：黄帝是古代圣人，而后人却把他当作医师；伯益是古代贤臣，而世间有“百虫将军”的称号。那些事迹在经籍中明明记载的人，尚且如此。至于尧的臣子名叫羿，而有穷国的君主也叫羿；尧掌管音乐的官名叫夔，而木石之怪也叫夔；商汤居住在亳，而亳戎国也叫亳。如果因为名字相同就怀疑他们，那么道德的作用就会受到阻碍，而荒谬悠远的说法就会产生。像巫咸这样的人，就可以看出差异了。《尚书·君奭》篇说，在太戊时期，有伊陟、臣扈，他们感通上帝，巫咸治理王家；在祖乙时期，有巫贤。【孔安国传：贤，是咸的儿子。巫氏《史记·殷本纪》说帝祖乙即位，殷复兴，巫咸任职。咸应当是贤字的错误。】《书序》说：伊陟辅佐太戊，亳地有祥瑞，桑树和穀树一起生长在朝廷，伊陟向巫咸称赞，作了《咸乂》四篇。孔安国传说：巫咸，是臣子的名字。马融说：巫是男巫，名叫咸，是殷代的巫。孔颖达正义说：《君奭》传说：是巫氏，应当以巫为氏，名叫咸。郑玄说：巫咸称为巫官。按《君奭》中咸的儿子巫贤，父子都担任大臣，必定不会世代担任巫官，所以孔安国说巫氏是正确的。那么巫咸作为商朝的贤相，就很明白了。《史记》正义说巫咸及儿子贤的坟墓都在苏州常熟县西海隅山上，大概是这两个人本来是吴国人。《越绝书》说：虞山，是巫咸出生的地方，这还难以确定。然而后来谈论天官的人尊崇他，谈论卜筮的人尊崇他，谈论巫鬼的人尊崇他。谈论天官，就是《史记·天官书》所说的：“从前传述天数的人，高辛之前，是重黎；唐虞时期，是羲和；夏代，是昆吾；殷商，是巫咸。”谈论卜筮，就是《吕氏春秋》所说的：“巫彭发明医术，巫咸发明筮法。”【《周礼》筮人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参，九曰巫环。郑玄注：这九巫都应当读作筮字的错误。】谈论巫鬼，就是《庄子》所说的：“巫咸祒曰来。”《楚辞·离骚》所说的：“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史记·封禅书》所说的：“巫咸之兴，自此始。”【索隐说：孔安国《尚书》传说：‘巫咸，是臣子的名字。’现在说‘巫咸之兴，自此始’，就把巫咸当作巫觋。然而《楚辞》也把巫咸当作主神，大概太史公认为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奉太戊，使禳除桑穀之灾，所以这样说。】许慎《说文解字》所说巫咸最初制作巫术，又说他死后成为神，就是秦诅楚文所说的不显大神巫咸。【《封禅书》荆巫祀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类，索隐说巫先谓古巫之先有灵者，大概是巫咸的遗风。】而又有人把巫咸当作黄帝时的人，《归藏》说黄神将要作战，在巫咸那里占卜，就是如此；以为他是帝尧时的人，郭璞《巫咸山赋》序【《地理志》说巫咸山在安邑县东，《水经注》说盐水从东南薄山西北流经巫咸山北】说巫咸以鸿术为帝尧医，就是如此；以为他是春秋时的人，《庄子》说郑国有神巫叫季咸，《列子》说神巫季咸从齐国来到郑国居住，就是如此。【枚乘《七发》说扁鹊治内，巫咸治外，《文选》吕向注说扁鹊、巫咸都是郑人，按《列子》《庄子》都说郑国有神巫叫季咸，而扁鹊则是鄚人，字形相混，亦】

译认为这是郑国。到了《山海经·海外西经》说巫咸国在女丑的北面，左手拿着青蛇，右手拿着赤蛇，在登葆山，众巫师从这里上下【注：采集药物往来】。《大荒西经》说大荒之中有一座山名叫丰沮玉门，是太阳和月亮落下的地方，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这十位巫师从这里升降，各种药物都在这里【注：众巫师上下此山采集药物】。《淮南子·地形训》说轩辕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这就更加荒诞不可查考，从而知道古代贤人的名字被后人假托的很多。

译河伯

《竹书纪年》记载，帝芬十六年，洛水之神与河伯冯夷争斗。帝泄十六年，殷侯防（即上甲微）率领河伯的军队讨伐有易国，杀死了其君主绵臣。由此可见，“河伯”是指居住在黄河边上而被封为伯的人，就像周文王被称为西伯一样；而“冯夷”则是他的名字。《楚辞·九歌》将河伯排在东君之后，于是就把河伯当作神灵。《天问》中说：“为何后羿射杀河伯，却娶了洛水女神为妻？”王逸在《章句》中认为“射”是实事，“妻”是梦境。他在解释《远游》中“令海若舞冯夷”一句时，说冯夷是水中的仙人。这样看来，河伯和冯夷都是水神了。《穆天子传》记载，天子到达阳纡山，那是河伯无夷（注：无夷即冯夷。《山海经》称他为冰夷）居住的都城。《山海经》说，在极北的深渊，深三百仞，只有冰夷常居于此。冰夷人面，乘着两条龙。郭璞注解说：冰夷就是冯夷，也就是河伯（郭璞《江赋》中有“冰夷倚浪以傲睨”之句）。《庄子》说冯夷得道后遨游大河。司马喜注引《清冷传》说：冯夷是华阴潼乡堤首里人，服用八石成道，成为水仙，这就是河伯。因此说冯夷死后成神，这种说法很奇怪。《龙鱼河图》说：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把冯夷当作河伯的妻子，更加奇怪。《楚辞·九歌》中有河伯，而冯夷隶属于海若之下，似乎也认为他们是两个人。大抵传说各不相同，而说河神有妻子的，也是像秦人用君主妻子祭祀河神、邺地巫师为河伯娶媳妇这类情况罢了（《淮南子》说：冯夷、大丙驾车，注解说：这两人是古代得道能驾驭阴阳的人）。

《魏书》记载，高句丽先祖朱蒙的母亲是河伯的女儿，做了夫余王的妻子。朱蒙自称是河伯的外孙，那么河伯又有女儿，又有外孙了。

《真诰》记载，有一个人天天到河边拜祭河水，这样坚持了十年，河侯河伯于是与他相见。他赠送十块白璧，传授水行不溺的法术。注解说：河侯河伯，原本应当是两位神灵吧？

湘君

《楚辞》中的湘君、湘夫人，也是指湘水的神灵，有君主也有夫人。起初并没有说是舜的两个妃子（王逸《章句》才开始把湘君当作水神，湘夫人当作二妃）。《礼记》说：舜葬在苍梧之野，大概三个妃子都没有跟随。《山海经》说，洞庭山上，天帝的两个女儿居住在那里。郭璞注解说：天帝的两个女儿，处在江中成为神灵，就是《列仙传》中的江妃二女。《九歌》中所谓的湘夫人，被称为“帝子”的就是她们。而《河图玉版》说：湘夫人是天帝尧的女儿。秦始皇泛舟长江到达湘山，遇到大风，问博士：“湘君是什么神？”博士说：听说，是尧的两个女儿，舜的妃子，死后葬在这里。《列女传》说：两个女儿死在湘江之间，世俗称之为湘君。郑司农也把舜的妃子当作湘君。解说者都认为舜巡视四方而死，两个妃子跟随他，一起溺死在湘江，于是被称为湘夫人。查考《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本来就是两位神灵。湘江有夫人，就像黄河、洛水有宓妃一样。这些神灵，与天地并列，怎么能说是尧的女儿呢？况且既然说是尧的女儿，怎么又能统称为湘君呢？凭什么来考证呢？《礼记》说：舜葬在苍梧，两个妃子没有跟随。这说明两个妃子生前没有跟随出征，死后也没有跟随安葬。况且传说：生前为上公，死后为贵神。礼制中五岳比附三公，四渎比附诸侯。现在湘江不及四渎，没有列入正式祭祀的等级，而两个女子是天帝之后，配享神灵，无缘无故再降格到小水成为夫人。推究其错误的根源，是因为都以“帝女”为名，名实混淆，没有人纠正这个错误，习惯成自然，终究不能醒悟，可悲啊。这个辨析很正确。又查考《远游》的文字，上面说：“二女驾驭九招之歌”，下面说：“湘灵鼓瑟”。这说明二女与湘灵本来就是分开的，即使是屈原的作品，也可以证明她们不是舜的妃子。后来的文人附会这种说法，用来作为谐谑讽刺的素材，他们亵渎神灵、轻慢圣人的行为不也太严重了吗？大禹死在会稽，所以山上有禹庙，而《水经注》说庙里有圣姑。《礼乐纬》说：大禹治水完毕，上天赐给神女圣姑。舜的湘妃，就像禹的圣姑一样。

人们喜好谈论美色的风气太盛了！太白星是星宿，却有妻子甘氏。《星经》说：“太白上公，妻子叫女媊。女媊住在南斗，吞噬天下的厉气，祭祀她叫明星。”河伯是水神，却有妻子龙鱼。《河图》说：“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常仪是古代观测月亮的官职，而《淮南子》却认为是后羿的妻子，偷药奔月，名叫嫦娥。霜露是自然形成的，雪水是凝结而成的，而《淮南子》却说：“青女出来，降下霜雪”（高诱注：天神青女，玉女）。巫山神女，是宋玉的寓言，而《水经注》却认为是天帝的幼女，名叫瑶姬（李善《高唐赋》注引《襄阳耆旧传》说：“赤帝女儿姚姬，未出嫁就死了，葬在巫山之南”）。洛水宓妃，是曹植寄托情思的对象，而如淳却认为是伏羲氏的女儿（《汉书音义》：“伏羲氏的女儿，溺死洛水成为神灵”）。嵩山启母，是《天问》中的杂说，后人附会少姨，认为是启母的妹妹（现在少室山有阿姨神）。而武则天后来封她为玉京

译太后、金阙夫人。青溪小姑，是蒋子文的三妹，这在杨炯的碑文中有所记载【杨炯《少姨庙碑》说：“蒋侯的三妹，青溪的踪迹可以寻访”】；并州妒女，是介子推的妹妹，这在李諲的诗中有所记载【见下文】；小孤山被讹传为小姑山【欧阳修《归田录》】；杜拾遗被讹传为十姨【黄氏《日钞》】，这些都是湘君夫人的谬误，而《九歌》的篇章、《远游》的赋作，更是后世迷惑男女、亵渎神人的源头。有人说：“《易经》以坤卦象征妇道，而《汉书》中有媪神的记载【《郊祀歌》：“媪神蕃厘。”张晏说：“媪是老母的称呼，坤代表母亲，所以称为媪”】，因此山川的主神，必定用女性来象征，这并不足以弘扬国家典制而昭示百姓的敬意罢了。

译金元好问在《承天镇悬泉诗》的注中说：平定地方的民俗传说，介子推被焚死，他的妹妹介山氏以兄长胁迫君主为耻，堆积柴草自焚，被称为妬女祠【《唐书》记载：高宗调露元年九月，皇帝巡幸并州，路过妬女祠】。祠前的碑文是大历年间判官李諲撰写的，言辞荒谬，甚至有“百日积薪，一日烧之”的话，乡社至今仍在百五日堆积柴草焚烧，称之为祭妬女。他的诗中有句：“神祠在水边，仪仗护卫像官府一样盛大，颇怪祠前的碑文，考证粗疏失实。我听说允格、台骀，疏导汾水、洮水，阻挡大泽，从此生命有了来源，归宿有所依托。然而【而即如字】自经沟渎，就可以尸祝祭祀。祀典纷纷，究竟依据什么？伍子胥鼓浪怒气未泄，精卫衔薪心意独苦。楚臣屈原百问上天不酬答，难道要用荒诞虚幻惊动聋瞽之人吗？自有宇宙，就有这水，这水绵绵流淌万古。人们说主宰者是介山氏，且说在介山氏之前，又是谁主宰呢？山深地古，自然有神物，不假借灵真谁敢轻侮？稗官小说出自闾巷，社鼓村箫奔走翁妪。当时大历十才子争着让李諲刻下陋劣之语，这是千古正论。”杜佑《通典》记载：“汾阴后土祠为妇人塑造神像，武太后时将河西梁山神像移入祠中配享。”开元十一年，有关部门将梁山神像迁到祠外的别室。将山川之神人为配合，这种渎乱不经尤其严重【张南轩集说：“舜庙中有武后像，当天就投入江中”】。

泰山顶上的碧霞元君，是宋真宗所封。世人多认为是泰山之女。后来的文人知道这种说法不经，便编造黄帝派遣玉女之事，以附会泰山。不知道当日之所以褒封，原本真认为是泰山之女。现在考证封号虽自宋代开始，但泰山女的说法在晋代已有。张华《博物志》记载：“周文王任命太公为灌坛令，一年风不鸣条。文王梦见有一个妇人在路上哭，问其原因，说：‘我是东海泰山神女，嫁为西海妇，想东归，灌坛令挡在我的路上。太公有德，我不敢以暴风疾雨经过。’文王梦醒，第二天召见太公，三天三夜，果然有疾风骤雨从西边来。文王于是拜太公为大司马。”这是一件事。干宝《搜神记》记载：“后汉胡母班曾到泰山侧，被泰山府君召见，让他送信给女婿河伯。说：‘到河中央，敲船呼叫青衣，自然有取书的人。’果然送达，又替河伯回信给府君。”这是第二件事【《魏书·高句丽传》】：“朱蒙对水说：‘我是日子河伯外孙’”《列异传》记载蔡支事，又以天帝为泰山神之外孙。自汉代以来，不明天神、地祇、人鬼的区别，一概以人道对待。于是封岳神为王，就立寝殿为王夫人；有夫人就有女儿，而女儿有女婿，又有外孙了。唐宋之时，只要说灵验就加封号，不如今日的君子一定要寻求其人加以证实。又考证泰山不仅有女，也有儿子。《魏书·段承根传》记载：“父亲段晖师事欧阳汤，有一个童子与段晖志趣相同，两年后辞别归去，向段晖请求马匹。段晖戏作木马给他，童子很高兴，谢段晖说：‘我是泰山府君的儿子，奉敕游学，现在将归，损害你的厚赠，无以报答恩德。’儿子后来常伯封侯，说完骑马腾空而去。”《集异记》说贞元初年，李纳病重，派遣押衙王祐祈祷岱岳，远远看见山上有四五人，穿着碧色汗衫半臂，路人阻止王祐下车，说这是三郎子、七郎子。《文献通考》记载：“后唐长兴三年，诏令封泰山三郎为威雄将军。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禅完毕，亲自前往加封炳灵公。”既然封他的儿子为将军为公，那么封他的女儿为君，正是一时之事罢了。

又考证管子对桓公说：“东海之子〇于〇，不知何语？”而房〇龄注则认为这是海神之子。又元代刘遵鲁《漠岛记》说：“庙中神妃，相传为东海广德王第七女。既然海有女儿，那么山也有女儿，有什么奇怪的呢？”

共和

《史记·周本纪》记载：厉王出奔到彘。厉王太子静藏匿在召公家中。周公、召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二相于是共同拥立太子静为王，以二相为共和，这是不对的。《汲冢纪年》记载：厉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号曰共和【《汉书·古今人表》有共伯和，颜师古说：共国伯爵，和是他的名字】二十六年，王死于〇。周定公、召穆公拥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国。这就是左氏传中王子朝所说的“诸侯释位以间王政”。但他说共伯归国，并不符合事实。古代没有天子的时代，朝觐、诉讼必然有所归属。《吕氏春秋》说共伯和修养德行，喜好贤仁。周厉王之难，天子空缺，天下都来请求他。按照这个说法，天下朝拜共伯，并非共伯到周而摄行天子事。共伯不以拥有天下为心，而周

译周公、召公也没有曾经奉持周朝的社稷而托付给他人，所以周朝人没有改换姓氏的嫌疑，共伯也没有僭越称王的议论。《庄子》说：许由在颍阳自得其乐，而共伯在共首山得以保全【共首即现在的共山，也叫共头。《荀子》记载：武王讨伐商纣，到达共头山时山道塌陷。《吕氏春秋》记载：武王派召公到防子那里，在共头山下开凿道路，并与他结盟】大概是因为他秉持正道直到终老，掌握了保全精神、修养性命的方术吧【毕拱辰说：根据金履祥的《通鉴前编》：周厉王三十七年出逃到彘地，五十一年死在彘地，其纪年也与《竹书纪年》不符】

译《左传》记载，郑国的大叔逃奔到共国。注：共国，即现在的汲郡共县。《史记·春申君传》说：“打通韩国的上党到共甯的道路，让道路经过安成，并征收出入的赋税。”《田敬仲完世家》说：“王建投降秦国，秦国将他迁到共地，他饿死在那里。齐国人唱道：‘是松树呢？还是柏树呢？让王建住在共地的是客人呢？’”《汉书·功臣表》中有共庄侯卢罢师。《唐书·地理志》说：“卫州共城县，武德元年设置共州，即现在的卫辉府辉县。《诗序》说：‘《柏舟》，是共姜自我发誓的诗。卫国世子共伯早死，他的妻子坚守节义，父母想强迫她改嫁，她发誓不允许，所以作这首诗来断绝他们的念头。’这是另一个共伯，‘共’是谥号，不是共国的‘共’。现在辉县有共姜台，是后人附会造成的。

介子推的事迹见于《左传》，其中说：“晋侯寻找他没有找到，就把绵上作为他的田地，说：‘用来铭记我的过错，并且表彰善人。’”《吕氏春秋》则说：“背着锅和伞，终身不再出现。”这两本书距离当时不远，得到了事实真相。然而介子推也没有活多久就死了，所以是用田地俸禄给他的儿子罢了。《史记》的说法稍有不同，也不过是说：“派人召见他，他就逃走了，听说他进入绵上山中，于是环绕绵上山封土，作为介子推的田地，号称介山而已。”立枯的说法始于屈原，燔死的说法始于庄子【《容斋三笔》认为始于刘向《新序》，这是不对的】。《楚辞·九章·惜往日》说：“介子推忠诚而立枯啊，文公醒悟后去追寻；封介山并为之禁火啊，报答大德的优游；思念久别的亲人啊，穿着缟素为他哭泣。”《庄子》则说：“介子推非常忠诚，自己割下大腿肉给文公吃，文公后来背弃了他，子推愤怒离去，抱着树木被烧死【《盗跖篇》、《东方朔七谏》、《丙吉传》、《长安士伍尊书》、刘向《说苑》、《新序》沿袭此说，《水经注》引用王肃《丧服要记》‘桂树之间’也辩驳认为这是诬蔑】。”于是瑰奇的行为彰显，而廉静的心志却埋没了！现在应当以《左传》为依据，割股燔山，在情理上是不存在的，都不可信。

魏武帝下令说：“听说太原、上党、西湖、防门在冬至后一百零五天都断火寒食。说是为了介子推。况且北方寒冷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能承受的祸患。命令到达后，人们不得寒食。如果违犯，家长判处半年徒刑，主管官吏判处百日徒刑，县令县长剥夺一个月俸禄。”后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下诏：“介山所在的县邑，允许进行寒食；其余地方禁止断绝。”

《册府元龟》说：“龙星是木的精气，春天出现在东方，心宿是火最旺盛的时候，所以为之禁火。俗传介子推在这天被烧死，所以禁火。”

《路史·燧人改火论》说：“顺应天道的生存，违背天道的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前燧人氏兴起，观察天象，考察辰星和心宿，从而取火；制作钻燧，区别五种木材，来改火。这难道只是为了惠及百姓吗？是为了顺应天道【四季五次变化，榆柳青色，所以春天取用；枣杏红色，所以夏天取用；桑柘黄色，所以季夏取用；柞楢白色，所以秋天取用；槐檀黑色，所以冬天取用；都因其本性，所以可以救治时疾】。我曾经考证：‘心宿，是天上的大火；而辰戌，是火的两个墓穴。因此季春心宿黄昏时在辰位出现而取火，季秋心宿黄昏时在戌位出现而纳火。卯位是心宿的明堂，到这里火就大壮。因此仲春禁火，是警戒它的旺盛。’《周官》每年仲春命令司烜氏用木铎在国中修习火禁，因为季春将要取火；而司爟掌管行火的政令，四季变换国火，来救治时疾。季春取火，季秋纳火，百姓都顺从。这时施行火令，凡是国家失火，野外焚烧杂草，就随之施加刑罚。因此天地顺从而四季形成，气候不失常，国家没有灾病而百姓安宁。郑国在三月铸刑书，而士文伯认为必定在六月发生灾难，结果郑国发生火灾，大概是因为火未取而作火，难免灾祸。现在所谓的寒食一百零五天，熟食断烟，称为龙忌，大概源于此【司烜仲春用木铎修习火禁，因取火而警戒；仲秋纳火则不警戒。宫正春秋用木铎修习火禁，宫禁尚且严格】。而周举的书、魏武的命令以及《汝南先贤传》、陆翽《邺中记》等，都认为这是为了介子推，说子推在三月三日被烧死，而后世为之禁火。唉！多么荒谬啊！这跟说伍子胥溺死而海神为之朝夕涨潮有什么不同呢【我初次写赋关于潮水，知道这是妄记，而有人说古人言潮没有先于伍子胥的，因为举书朝宗之语，而齐景公曾想沿海观看朝潮。况且屈原说‘听潮水之相击’，而《易经》也有‘行险不失信’之言，自有天地即有此潮，岂必见纸上而后信哉？伍子胥漂于吴江，适有祠庙当潮头，不知丹徒、南恩等潮且复为谁潮邪】。我看《左氏》、史迁之书，何尝有子推被焚之事？况且清明、寒食初无定日，而琴操所记子推之死乃五月五，非三日也【古人以三月上巳祓禊，以清明前三日寒食，初无定日。后世既已统一，而又……】

译说寒食节在三月三日，这是错误的。《周举传》记载：“每逢冬中就要有一个月寒食，因为介子推被烧死，神灵不喜欢举火。”那么介子推又将在冬中去世了，这不可信。火是神物，它的功用也很大。过去隋朝的王劭曾因为先王有钻木取火、更换新火的义理，于是上表请求变更火种。他说：“古代周朝官员四季更换火种，用来救治时行的疾病。如果明火不更换，那么时疾必然兴起。圣人制定法度，难道是徒然的吗？”在晋朝时，有人把洛阳的火种渡过长江，世代供奉它，连续不断熄灭，火的颜色变成青色。过去师旷吃饭，说是用劳薪（陈旧的柴火）所煮，晋平公派人查看，果然如此。现在用车辋温酒烤肉，使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根火，气味各自不同。由此推论，新火和旧火，按理应该有差异。恳请陛下远遵先圣，在五个时节选取五种木材来更换火种，所用功夫很少，救治的益处却很大。大夫火恶，陈薪恶，劳。晋代荀朂进献饭食，也知道柴火陈旧劳累的问题，而隋文帝所见到的江宁寺晋代长明灯，也是青色而不发热。传记中有用巴豆木入药煮饭的，于是导致腹泻而粪便异常。用草炊煮的，大抵导致味道恶劣。那么火不更换，不生病的人是很少的。我因此更加知道圣人之所以更换火种、修整火种，正是顺应四季五行变化的原因，难道是故意制造繁琐的条文危害世俗，能停止却不停止吗？东晋初年有王离的妻子李氏，将河南的火种渡过长江，说是从祖母那里接受的。王离有遗书二十卷，临终告诫不要断火，于是常常种植（保存）。传承两百年，火的颜色如血，称为圣火。宋齐之间，李氏年过九十多岁，用火治病，大多痊愈。李氏死后，人们为她立碑，称为圣火冢。每逢阴雨天气见到火从冢门冒出，现在称那个地方为圣火巷。金陵旧事说：禅众寺前正南的小巷。经传不说过吗：“违背天道必然会有大灾祸。”先汉武帝还设置别火令丞来主管火种事务，后世竟然废除它吗？当石勒居住在邺城时，于是禁止寒食，而建德殿震毁并波及端门，襄国西门冰雹兴起，西河介山大如鸡蛋，平地积雪三尺，低洼处一丈多，人和禽畜死亡数以万计，千里内的秋庄稼摧折殆尽。五行的变化如此，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为了介子推。虽然如此，魏晋的风俗，尤其重视的是，辰星是商星，实际上祭祀大火，而汾晋地区是参星的地域，参星和辰星交错运行，不相协调所导致的。

译杞梁妻

《春秋》记载，齐侯偷袭莒国，杞梁死在那里。齐侯回国时，在郊外遇见杞梁的妻子，派人去慰问她，她推辞说：“如果殖有罪，怎敢承受您的慰问？如果免于罪责，家中还有先人留下的破旧房屋，我不便接受在郊外的吊唁。”齐侯便到她的家中去吊唁。《左传》的记载不过如此罢了。《檀弓》却说：“她的妻子在路边迎接灵柩，哭得十分哀痛。”《孟子》则说：“华周、杞梁的妻子，善于哭悼她们的丈夫，从而改变了国家的习俗。”关于哭悼的记载，是从这两本书开始的。《説苑》则说：“杞梁、华舟上前搏斗，杀死二十七人而死。他的妻子听到消息后痛哭，城墙因此坍塌，角落因此崩裂。”《列女传》则说：“杞梁的妻子没有儿子，内外都没有五服以内的亲属，既然无处可归，便枕着丈夫的尸体在城下哭泣。路过的人没有不为此流泪的，哭了十天，城墙因此崩塌。”关于城墙崩塌的记载，是从这两本书开始的。而《列女传》上文也记载了《左氏》的话，既然有先人留下的破旧房屋，怎么会枕着尸体在城下？况且庄公既然能派人去吊唁，怎么会让尸骨暴露在沟渠中？城墙崩塌的说法，不足以相信。而且崩塌的是城墙，并未说是长城。长城修筑于齐威王时期，距离齐庄公有一百多年【《竹书纪年》记载：梁惠成王二十年，齐闵王修筑堤防作为长城。按魏惠王二十年，是齐威王的二十七年，不是齐闵王】，而齐国的长城，又不是秦始皇所修筑的长城。后人相传，说是秦朝修筑长城，有范郎的妻子孟姜女送寒衣到城下，听说丈夫死了，一哭之下长城因此崩塌，这就又不是杞梁妻的事了。那范郎是谁呢？如果秦朝真有此事，为何如此相似？唐代僧人贯休便据此作诗说：“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竟然把杞梁当作秦朝修筑城墙的人，似乎连《左传》、《孟子》都没有读过。

古诗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崔豹《古今注》：乐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战死，妻曰：“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声长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按此，则又云杞之都城，春秋杞成公迁于缘陵，今昌乐县；文公又迁于淳于，今安丘县。其时杞地当已入齐，要之非秦之长城也。

古诗中谁能为此曲？莫非是杞梁的妻子？崔豹《古今注》说：乐府《杞梁妻》是杞殖妻子的妹妹朝日所作。杞殖战死，妻子说：“上面没有父亲，中间没有丈夫，下面没有儿子，人生的痛苦到了极点。”于是高声长哭，杞国的都城受感动而坍塌，于是投水而死。她的妹妹悲叹姐姐的贞操，于是作歌名叫《杞梁妻》。梁是杞殖的字。按照这个说法，又说杞国的都城，春秋时杞成公迁到缘陵，即现在的昌乐县；文公又迁到淳于，即现在的安丘县。那时杞地应当已经并入齐国，总之不是秦朝的长城。

池鱼

东魏杜弼檄梁文曰：「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后人每用此事。《清波杂志》云：「不知所出，以意推之，当是城门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鱼死也。」《广韵》：「古有池仲鱼者，城门失火，仲鱼烧死，故谚云『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据此，则池鱼是人姓名【风俗通已有此説】按《淮南子》云：「楚王亡其猿，而林木为之残；宋君亡其珠，池中鱼为之殚。」故「泽失火而林忧」，则失火与池鱼自是两事，后人误合为一耳。

东魏杜弼的檄梁文中说：“楚国丢失了猿猴，灾祸蔓延到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中的鱼。”后人常常引用这件事。《清波杂志》说：“不知道出处，凭意思推测，应当是城门失火，用池水去救火，池水枯竭而鱼死了。”《广韵》说：“古代有个叫池仲鱼的人，城门失火，仲鱼被烧死，所以谚语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根据这个说法，那么池鱼是人的姓名【《风俗通》已有此说】。按《淮南子》说：“楚王丢失了他的猿猴，林木因此残败；宋君丢失了他的宝珠，池中的鱼因此死尽。”所以“沼泽失火而树林担忧”，那么失火与池鱼本是两件事，后人错误地合为一件事罢了。

攷池鱼事，本于《吕氏春秋·必巳篇》曰：宋桓司马有宝珠，抵罪出亡，王使人问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于是竭池而求之，无得，鱼死焉。此言祸福之相及也。此后人用池鱼事之祖【祖君彦为李密檄文曰：「燕巢卫幕，鱼游宋池】

考察池鱼的事，本于《吕氏春秋·必巳篇》说：宋桓司马有宝珠，因犯罪逃亡，国王派人问宝珠在哪里，回答说：“投在池中了。”于是排干池水去寻找，没有找到，鱼死了。这是说祸福的相互牵连。这是后人使用池鱼典故的源头【祖君彦为李密写的檄文说：“燕巢卫幕，鱼游宋池”】。

庄安

汉书·五行志》严公二十年，师古曰：“严公谓庄公也，避明帝讳，改曰严。凡《汉书》载谥姓为严者，皆〇此，则是严姓本当作庄。”今攷《史记》有庄生、庄贾、庄豹【樗里子传】庄舄、庄忌、庄助、庄青翟、庄熊罴、庄参、庄蹻、庄芷【淮南王安传】而独有严君疾【樗里子传》：“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正义曰：“盖封蜀郡严道县，因号严君疾名也】严仲子、严安、邓伯羔，谓安自姓严【胡身之《通鉴》“严延年”注曰：“此严非庄助之严，自是一姓，战国时有濮阳严仲子】然《汉书·艺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荘安一篇。”是安本姓庄，非严也。严君平亦姓庄，《〇子法言》“蜀庄”、沈防是也。严尤亦姓庄，后汉书《光武纪》注引桓谭《新论》曰：“庄尤字伯石，避明帝讳改之。”又改庄周为严周。《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老子严周”叙传“贵老严之术”，改楚之庄生为“严先生”。《古今人表》“严先生”，师古曰：“即杀陶朱公儿者也。”王褒《洞箫赋》“师襄、严春，不敢窜其巧。”李善注《七畧》有“庄春言琴【王莽传》有“斄严春”，非此】汉书》之称“庄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记》之称“严安”，后人所追改也。

《汉书·五行志》严公二十年，颜师古说：“严公是指庄公，避明帝讳，改为严。凡是《汉书》记载谥号姓名为严的，都是这样，那么严姓本应写作庄。”现在考察《史记》有庄生、庄贾、庄豹【《樗里子传》】庄舄、庄忌、庄助、庄青翟、庄熊罴、庄参、庄蹻、庄芷【《淮南王安传》】而独有严君疾【《樗里子传》：“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正义说：“大概封蜀郡严道县，因此号严君，名疾”】严仲子、严安、邓伯羔，说安本姓严【胡身之《通鉴》“严延年”注说：“这个严不是庄助的严，自是一姓，战国时有濮阳严仲子”】然而《汉书·艺文志》说：“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荘安一篇。”这是安本姓庄，不是严。严君平也姓庄，《扬子法言》“蜀庄”、沈防是也。严尤也姓庄，后汉书《光武纪》注引桓谭《新论》说：“庄尤字伯石，避明帝讳改之。”又改庄周为严周。《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老子严周”叙传“贵老严之术”，改楚之庄生为“严先生”。《古今人表》“严先生”，颜师古说：“即杀陶朱公儿子的人。”王褒《洞箫赋》“师襄、严春，不敢窜其巧。”李善注《七畧》有“庄春言琴【《王莽传》有“斄严春”，不是这个】《汉书》所称“庄安”，是班氏未及改的。《史记》所称“严安”，是后人追改的。

译常侍郎庄悤竒赋十一篇，严助赋三十五篇。颜师古说：上文说庄悤竒，下文说严〇。史驳文【严〇传作严葱奇】

译李广射石

如今永平府卢龙县以南有李广射虎石，李广曾任右北平太守，而此地属于辽西郡的肥如县，其中的错误不辨自明。《水经注》说右北平西北一百三十里有无终城，这也是不对的。考证右北平郡，西汉时治所在平刚，东汉时治所在土垠。郦道元所引用的《魏氏土地记》说：“蓟城东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这是东汉治所土垠，而平刚则在卢龙塞东北三四百里处，是汉武帝时的郡治，李广所守卫的是如今的塞外，显然不在土垠。又考证《西京杂记》叙述此事，说“在防山南面打猎”，《庄子》说“向南走的人到了郢都，面向北却看不见防山”，司马彪注解说“防山，是北海的山名”，可见李广出猎是在防山，而不是靠近郡治的山。《新序》说：“楚国的熊渠子夜间行走，看见卧着的石头，以为是伏着的老虎，拉弓射去，箭镞没入石中，下来查看才知道是石头，退后再次射去，箭折断了也没有痕迹。”《韩诗外传》《张华博物志》也相同，可见射石的是熊渠而不是李广【《吕氏春秋》说是养由基，王充《论衡》同。黄震《日钞》说：“这件事每次记载都不同，大概都是乡野之人相传的妄言罢了”】即使两件事偶然相同，而太史公的记载本来就没有这个地方，如今一定要指着一块石头来对应，不是太糊涂了吗？

《周书·李逺传》曾记载李逺在莎栅校猎，在草丛灌木中看见石头，以为是伏着的兔子，射去，箭镞射入一寸多，走近查看，原来是石头。太祖听说后认为奇异，赐书说：“过去李将军亲身有过这样的事，您现在又如此，可以说是世代承袭其美德。即使是熊渠的名声，也不能独占这份美名。李广、熊渠两件事一并引用。”

大小山

王逸《楚辞章句》说：淮南王刘安博学高雅喜爱古事，招揽天下俊伟之士，撰写篇章，分派创作辞赋，以〇相从，所以有的称小山，有的称大山。其意义就像《诗经》有小雅、大雅一样。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启》却说：“桂花在小山上吐露花蕊，梨树在大谷中翻动叶片。”庾肩吾诗：“梨红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庾信《枯树赋》：“小山则丛桂留人，扶风则长松系马。”这是把山当作山谷的山，失去本意了。《梁书》：“何〇的两位兄长何求、何防，都隐居。何求先去世，于是何〇又隐居，世人称何防为大山，何〇为小山。”

丁外人

丁外人，不是名和字，大概是君主宠爱的外男，就像说齐悼惠王刘肥，是高帝外妇的儿子【《史记·齐悼惠王刘肥》，是高祖的长庶男，他的母亲是外妇，姓曹】服虔说：“外人，是君主所宠幸的人。”然而王子侯表中有山原孝侯外人，是齐孝王的五世孙；乘丘侯外人，是中山靖王的曾孙。那么是姓刘而名外人，不知取义何在。

毛延寿

《西京杂记》说：元帝后宫既多，不能常见，于是让画工画像，按照画像召幸。众宫人都贿赂画工，多的十万，少的也不少于五万。只有王嫱不肯，于是不能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做阏氏。于是皇上按照画像让昭君前往，等到召见，容貌为后宫第一，善于应对，举止闲雅。皇帝后悔，但名籍已定。皇帝重视对外的信用，所以不再更换人选，于是彻底查办此事。画工都被处死，抄没家产，都是巨万。画工中有杜陵毛延寿，为人画形貌丑恶，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寛，都擅长画牛马飞鸟各种姿态，画人形好丑不如延寿。下杜阳望，也善于画，尤其善于布色。樊育也善于布色。同日处死。京师画工于是渐渐稀少。据此，那么画工画后宫像，是平日而非匈奴求美人时。况且毛延寿只是众人中的一人，又其获罪是因为受贿，而不独因昭君。后来诗人说匈奴求美人，才让画工画像，而又只指毛延寿一人，并且隐去其受贿之事，失实了。

名以同事而晦

《吕氏春秋》说：秦穆公兴师袭击郑国，经过周地而向东。郑国商人〇髙、奚施将要在周地西市，急忙派奚施回去报告，于是假传郑伯的命令，用十二头牛慰劳军队。可见奚施是〇髙的朋友【《淮南子》作蹇他】而《左氏传》不记载。《淮南子》说：荆轲西行刺杀秦王，高渐离、宋意在易水之上击筑唱歌。宋玉《笛赋》也将荆卿、宋意并称【《水经注》：渐离击筑，宋如意和之】可见宋意是高渐离的伴侣，而《战国策》《史记》不记载。《战国策》：东孟之防，聂政、阳坚刺杀相兼君。注说：坚，是政的副手，如同秦武阳。按聂政告诉严仲子说：“形势不可以多人，未必有副手。”《淮南子》注：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长人出现在临洮，身高五丈，足迹六尺。仿照其形，铸造金人像之。翁仲，就是君何。今人只说翁仲，不说君何。

名以同事而章

孟子：“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

译却不肯进去。”查考古书说：“启哇哇地哭着，我不把他当儿子。”这是禹的事情，而稷也借此而获得名字。华、周、杞梁的妻子，善于哭悼她们的丈夫，从而改变了国家的习俗。查考《列女传》说：“在城下哭了七天，城墙因此崩塌。”这是杞梁妻的事情，而华、周的妻子也借此而获得名字【《左传》只说俘获了杞梁，没说俘获华周】

译人们因事物相似而弄错。

墨子说周文王从牢狱中提拔闳夭、泰颠，把政事交给他们，于是西土臣服。传记中没有记载这件事，一定是把姜太公的事弄错了。《吕氏春秋》说箕子在商朝穷困，范蠡流亡到江边。范蠡未曾流亡到江边，一定是把伍子胥的事弄错了。《史记》说孙叔敖三次担任宰相而不喜，三次被罢免而不悔。孙叔敖未曾听说被罢免宰相，一定是把令尹子文的事弄错了。《淮南子》说吴起、张仪被车裂肢解。张仪未曾被车裂，一定是把苏秦的事弄错了。《易林》说贞良得愿，微子解除囚禁。微子未曾被囚禁，一定是把箕子的事弄错了。晋代潘岳《太宰鲁武公诔》说：秦亡，蹇叔舂米，不相识。蹇叔逃亡不见于史书，一定是把百里奚的事弄错了。后魏穆子容《太公吕望碑文》说：大魏东边囊括碣石，西边跨越流沙，南边到达班超的柱子，北边穷尽窦宪的志向。班超未曾南征，一定是把马援的事弄错了。后周庾信《拟咏怀诗》说：麒麟困于季氏，猛虎振于周王圈。季氏未曾捕获麒麟，一定是把叔孙氏的事弄错了。《晋书·夏统传》说：“子路见到夏南，愤恨而慷慨激昂。”子路未曾见过夏南，大概是把卫国的南子弄错了。

传记不考证时代。

张衡说《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的事，见于战国，而非春秋时。又说另外有益州，益州的设置在汉代，以此证明图谶是后人伪作。现在考察传记中像这样的文章很多。《管子》称三晋的君主，那时还没有三晋。《轻重篇》称鲁、梁、秦、赵，那时还没有梁、赵。称代王，那时还没有代国。《国语》说句践称霸，陈、蔡的君主都入朝，那时只有蔡没有陈。又说句践聘问魏国，那时还没有魏国。又说仲尼见梁君，孟简子做梁的相，那时还没有梁，鲁国也没有孟简子。又说韩武子出猎，栾怀子制止他，韩氏没有武子。又说楚庄王以椒举为上客，椒举侍奉的是楚灵王，不是楚庄王。《吕氏春秋》说晋文公的军队有咎犯、随会，随会不与文公、咎犯同时。赵襄子攻打翟国，一天之内攻克两座城，却有忧色，孔子认为他贤德。赵襄子做晋卿时，孔子已经去世。颜阖见鲁庄公，颜阖是鲁穆公时的人，距离庄公十一代。《史记·孔子世家》说让随从做宁武子的臣子在卫国，孔子时宁氏已经灭亡。《扁鹊传》说虢君在中阙出来见扁鹊，那时虢国灭亡已久。《宋元王传》说宋元王，宋国有元公没有元王。《庄子》见鲁哀公，而书中有魏惠王、赵文王，鲁哀公距离赵文王一百七十年。《韩非子》说扁鹊见蔡桓侯，桓侯与鲁桓公同时，相距约二百年。《越绝书》说晋郑王，晋、郑未曾称王。又说孔子捧着雅琴见越王，越灭吴时，孔子已经去世。《列子》说晏平仲向管夷吾问养生，《盐铁论》说季桓子听政，柳下惠忽然不见。又说臧文仲治理鲁国胜过盗贼而自夸，子贡非议他。晏平仲距离管仲，季桓子距离柳下惠，子贡距离臧文仲各一百多年。《韩诗外传》说孟尝君向闵子请教学问，闵子与孟尝君相距约二百年。冉有对鲁哀公说，姚贾是看门人的儿子，姚贾是秦始皇时的人，相距二百年。

日知录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日知录卷二十六。昆山。顾炎武。撰。史记通鉴兵事。

秦楚之际，军队出入的道路，曲折变化，只有太史公叙述得如指掌般清楚。因为山川郡国不易明白，所以说东说西说南说北，一句话之下，形势就清楚了。以关塞江河为一方的界限，所以对于项羽就说“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说“羽乃悉引兵渡河”，说“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行略地至河南”，说“羽渡淮”，说“羽遂引东欲渡乌江”。对于高帝就说“出成皋，玉门北渡河”，说“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大概自古史书叙述兵事地形之详细，没有超过这个的。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不是后代书生所能防备的。司马温公《通鉴》继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是亡国之臣、盗贼之佐，只要有一点谋略，也全部记录。朱子《纲目》大半削去，似乎没有通达温公的意思。

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

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在叙述事情之中即见其旨意的，只有太史公能做到。《平准书》末载卜式的话，《王翦传》末载客的话，《荆轲传》末载鲁句践的话，《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的话，《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的话，都是史家在叙述事情中寓论断的方法。后人知道此法的很少，只有班孟坚偶尔有之。如《霍光传》载任宣与霍禹的话，看出霍光多作威福；《黄霸传》载张敞的奏章，看出祥瑞多不真实，全篇都是褒扬，唯独此处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了。

史记

《史记·秦始皇本纪》末云